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十篇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1

关键词：区域保险；区域差异；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8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3-0035-05

一、问题的提出及区域保险差异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文献资料有很多，但对保险市场区域差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从理论上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多民族大国，不同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不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必然存在差异，作为现代金融三大支柱之一的保险业，在诸要素的影响下，也必然存在区域间的差异。自1980～2007年，我国保险市场在整体上以年均33.1％的速度增长，但发展并不均衡。2007年，保费收入、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最高的5个省份的指标均值分别为最低的5个省份均值的26.95倍、13.03倍和2.55倍。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保险差异的分析，揭示区域保险协同发展路径。

区域保险差异是指在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保险发展条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在某时点和空间上区域保险发展水平、保险发展进程、保险结构、保险经营管理、保险法律制度及保险监管等方面的差距和差别。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可以采用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保险发展进程指标、保险结构性指标等来分析区域保险差异情况。其中，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公司数量及分布密度等；保险发展进程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保险结构性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产、寿险比例，区域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构成比例、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结构等。

我国保险市场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区域差异性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通过保险市场的一些重要量化指标来说明我国保险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呈东、中、西梯度分布结构和特点。楚天骄、田霖、张伟等根据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这三个指标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表现为东西梯度，东部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落后。另外，黄薇指出保险市场主体、保险产品的种类等指标也都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较低的规律。朱俊生分析了保险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对我国保险市场区域差异问题的现状、原因、解决途径进行了论述。陈华指出环境因素、市场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是影响我国区域保险业发展的三大因素，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国民生产总值、社会保障福利费与保费收入具有因果关系。总之，我国区域保险发展中存在差异，以下主要从内部相关衡量指标对区域保险差异作实证分析。

二、区域保险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的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各项指标值见表1～表3。从表中可看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保险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性差异，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2007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2853.5亿元和3151.6亿元，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2.92倍和3.65倍；从保险密度来看，东部地区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446.2元和449.1元；在保险深度上，东部地区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0.09和0.04个百分点。

(二)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进程差异分析

1　保费增长数量及增长速度。表4列举了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增长数量及增长速度的各项指标值。2007年东、中、西部保费增长数量分别是819.6亿元、284.6亿元、272.7亿元，保费增长数量是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其中东部地区保费增长量占全国保费增长总额的59.53％，分别是中、西地区保费增长量的2.87倍和3.01倍。在保费增长速度上，东、中、西部分别是23.3％、23.7％和29.8％，西部地区保费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和西部，分别高出6.5和6.1个百分点。

2 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表5列举了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指标值。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分别为0.75、1.20、1.48，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普遍不高。中、西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大，且都大于1，说明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和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潜在保险规模之间的差距小。该区域内保险增长速度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该区域在

全国的保险地位高于其经济地位；东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小，说明该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和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潜在保险规模之间的差距大，应进一步开发潜在保险资源。

3 潜在保源转化率。表6列举了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指标值。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保源转化率分别为1.57％、2.12％和1.91％。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均处于较低水平回。三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中部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中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高于东、西部地区，说明其潜在保源转化为现实保险需要的程度高于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低，则说明该地区保险发展实际水平与自身潜在保险需求程度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进一步将潜在保源转化为现实保险需求。

(三)东、中、西部地区保险结构差异分析

1 区域产寿险结构。2006～2007年东、中、西部产、寿险结构情况见表7。从表中可看出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产、寿险保费的比例分别为28，72：71.18、23.74：76.26、22.98：70.02，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出一种寿险业务比例过高的产、寿业务结构不协调状态。而且，东、中、西部地区产、寿险业务结构相似，各地区没有呈现出应有的与本地区保险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区域产、寿险业务结构特征，东、中、西部产寿险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共性。

2 区域保险产品结构。在三区域产险产品市场上，机动车辆保险的保费收入比例最高，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67.06％、73.74％、72.61％；同

期企业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比例分别为12.79％、12.14％、12.81％，责任、信用、农业保险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4.58％、3.08％、4.80％，货物运输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07％、2.98％、3.35％。可见，东、中、西部地区产险的险种结构比例大体一致。在寿险产品市场上，新型寿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53.88％、60.52％、48.08％；传统寿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26.43％、24.52％、30.67％，健康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7.93％、5.40％、8.77％，意外伤害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3.41％、3.14％、5.56％，三地区寿险险种的结构比例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从保险产品结构看，东、中、西部区域保险呈现出保险产品结构的相似性。

3　区域保险公司组织结构。从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公司基本是以股份制形式为主，总体而言各区域保险经营主体组织结构单一，东、中、西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及其结构模式没有多大差别。

4　区域保险市场结构。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保险市场集中度(CR4)分别为72.85％、86.84％和84.59％，按照美国产业组织学家贝恩依据市场集中度进行划分的市场结构类型来看，三地区均属于寡头垄断市场。保险市场结构具有趋同性。

(四)东、中、西部区域保险其它方面差异分析

区域保险差异除了保险发展水平差异、保险发展进程差异和保险结构差异外，还包括东、中、西部区域间在保险经营管理、保险营销、保险法律制度和保险监管等方面的差异。但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主要险种的开发、汇率的制订、资金的运用都由总公司集中统一管理，因此，各区域保险经营主体在保险经营管理、保险营销模式上没有多大差别。同时，保险法律法规由国家统一制订，保险业经营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管，东、中、西部保险监管模式基本相同，因此，保险法律制度和保险监管具有同质性，三大区域保险没有差异性。

三、区域保险差异原因及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区域保险差异原因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区域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中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等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东、中、西部区域间在保险结构、保险经营、保险法律、保险监管等方面呈现出同质性，没有与各自保险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区域保险特色。这是因为区域间保险发展实践的趋同性与各区域保险客观需求的差别性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区域保险差异内在的和根本的原因。区域间保险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在长期的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由影响区域保险的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素质不高、社会家庭观念强及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淡薄等现实限制了区域保险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保险发展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比较之下，东部地区在经济、人口、社会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其保险发展水平必然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现有的区域保险外部条件及东、中、西部之间保险发展外部条件的差异性构成了现行区域保险发展水平低及区域保险差距大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保险协同发展对策

1　充分发挥东部保险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推动中、西部保险发展。在东、中、西部地区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东部地区可以将先进的保险技术、经营理念和市场经验等传递给中、西部地区，带动其保险的发展；可以效仿政府倡导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对口扶贫做法，指定沿海地区保险公司对口支援西部保险发展，直接对西部地区的保险发展给予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以推动西部保险发展。在东部地区的带动下，将中、西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和地区营造成保险增长极，通过内外部增长极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快中、西部保险发展，使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等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2

2000年以来，在保持融资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的融资结构也呈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中，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较2002年下降36.3个百分点；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融资占比分别较2002年上升6.8和1.1个百分点。在关注全国融资总量变化趋势和规律的同时，研究区域融资结构的运行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4年以来《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供的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为基础数据，研究2000年至2010年11年间东中西三大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

一、十年来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变化态势

（一）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不断上升

2010年东中西部直接融资量 分别为19555.18亿元、4225.23亿元和2503.58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15.2倍、10.9倍和14.4倍。直接融资量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十五”期间，东部地区年均融资量为1304.37亿元，中西部地区年均融资量分别为244.60亿元和139.76亿元；“十一五”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年平均融资量分别为12637.00亿元、2237.85亿元和1220.05亿元，分别是“十五”期间的9.7倍、9.1倍和8.7倍。

（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发展迅猛

债券融资量在“十一五”期间大幅上涨，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东部地区在2000年到2004年间股票融资额一直高于债券，从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上升，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趋势类似，2010年，中西部地区债券融资量比股票融资量分别高827.93亿元和523.75亿元。

（三）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直接融资比重不断调整和优化

从直接融资结构看，2001年至2006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比例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7年至2010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比逐渐下降，股票融资占比不断上升，到2010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中债券和股票占比逐渐接近，债券约占六成，股票约占四成。

二、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间接融资占主导的地位仍然显著

2000年至2004年，东中西三大区域贷款占融资总量比重总体上升，比重在90%至95%左右，从2005年起贷款比重开始下降，东部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2004年至2010年，贷款占融资量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西部、中部和东部，2010年该项比重西部地区为84.2%，中部地区82.4%，东部地区为77.6%。

（二）区域间直接融资量差距明显

十年来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基本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在2005年之前三大区域之间差距不大，从2005年开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量是中西部地区之和的2.30倍，在2005年达到十年间最高水平为6.56倍，2007年至2009年该数值一直维持在4倍以上，直到2010年才降为2.91倍。

（三）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比重在2004年以后明显上升。2000年至2004年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之比差异均在10%上下波动，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并不占优。从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直接融资优势显现，到201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重分别高于中西部4.8和6.6个百分点。

三、进一步完善区域融资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壮大企业规模和实力

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以达到在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政府应大力优化企业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企业应不断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壮大自身实力。

（二）充分发挥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功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面向中小企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区域，可以实现将规模较小的企业联合起来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资的目的，各地应通过第三方担保、信用增级等方式帮助当地企业获得发行资格。

（三）制定提高中西部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推动中西部地区融资结构改善

应制定更为行之有效的区域发展规划，尤其要明确支持中西部地区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成立专门立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筹资主体，授权其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集合票据或集合债券，并且建立透明化的运作机制以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何起东. 关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几个问题的研究[J]. 浙江金融,2011 （7）.

[2]盛松成. 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J]. 中国金融,2011 （8）.

[3]尹继志. 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 上海金融,2011 （9）.

[4]岑树田. 广西区域融资结构问题研究[J]. 当代广西,2008 （22）.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3

关键词：文化产业；联动式；培养模式

1 东西部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发展环境差异分析

国际间高等学校的合作办学被视为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作为引导。但是对于文化艺术这种土著性比较强的产业来说，其人才的培养主要还是基于国内高校。由于东西部地区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导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地域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直接影响了东西部高校的社会环境。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

1.市场形成机制不同，导致高校定位不同

东部地区地处中国沿海一带，基础设施和条件较好，经济发达，信息便利，人均收入较高，文化市场也相对成熟。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较快，尤其是表现在文化体制和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的转换方面总体上要比西部地区完善和健全，城市对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中国西部主要包括12个省，大部分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多数属于少数民族省份，长期以来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资金、人才和科技实力等条件的限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上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要缓慢一些。

东部地区人均GDP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对比例分别是47.3%；40.4%和68.2%。东部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与市场经济结合得较为紧密，市场化程度较高；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则更注重依靠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来加速发展，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而，东部高校的文化产业主要定位于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人才培养。而西部则主要定位于为政府或国有企业开发的文化创意企业或文化创意项目进行人才培养。

2.文化资源不同，导致人才培养环境不同

从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来看，西部地区主要是利用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 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来发展文化产业，形成资源型文化产业的特点。东部地区的发展则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条件，侧重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产业价值的提升上，是一种以创意型为主的文化产业模式，产业发展重在与个人创造所形成的知识成果对社会的贡献率和影响力。例如上海近年来先后举办了大量的与文化艺术有关的各种艺术活动，如上海艺术节、上海电影节、上海国际旅游节等；邀请如俄罗斯马林斯基芭蕾舞团、日本宝琢歌舞剧团等一些世界著名艺术团体来沪演出等。这些重大文化活动不仅使上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极大地提升，而且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约达1940亿，比上年增长15.8%，占全市GDP约达10%。2012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占全市GDP达到10.6%左右。

3.教育投资偏向性差异，导致文化产业人才就业趋向不同

教育投资的差异，导致西部文化产业人才匮乏。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不仅人口数量，而且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也具有重大影响。政府和民间资本对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投入不均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从各地区高等学校学生人数来看，2000年东部地区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占全国的48.02%，西部地区仅占21.27%；招生数东部地区占全国的46.19%，而西部地区仅占21.82%，比全国总人口的28.5%要低近7个百分点。近年来这一情况虽有改善，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短时间内难以改善，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情况很难变化，甚至有差距加大的趋势。

从以上可知，东部的优势恰好是西部的劣势，西部的优势恰好是东部优势发挥作用的基础。同时，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又是促进、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东西部互相支援、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培养体系的良性循环。

2 联动发展模式对西部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

1.弥补人才培养体系的短板

从目前的文化产业教育层次结构情况看，西部地区尚未形成高职 （ 高专） ――本科――研究生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才层次结构，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企业人才需求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大量的操作型文化产业人才和综合素质强的高级管理型人才。而目前西部的人才培养体系里缺乏的正是高职和研究生这两部分稀缺人才。从2004年开始我国先后有近百所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其中包括211工程大学4所和985工程大学8所。从开设本专业的数量分布来开，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并非绝对明显。但是从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来看，特别的研究生级别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学生的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与东部。同时东部地区的民办教育相对发达，社会力量的融入使得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能够准确对接社会需求。联动式培养模式的建立，可以使人才的培养层次更加全面与系统，进而弥补西部在此方面的短板。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4

Abstract: CAFTA has been initially built in 2010, Guangxi linking China with ASEAN as an important "bridgehead" in CAFTA will face a new situ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CAFTA, which will have some impact on "Twelfth Five-Year" development in Guangxi.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e of SWOT analysis, explore Guangxi's development strengths and shortcomings on the procession of building the CAFTA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Guangxi after the building of CAFTA.Then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of an open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xi and ASEAN after the founding of CAFTA,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als of "Twelfth Five-Year" development in Guangxi after the founding of CAFTA.

关键词:CAFTA;广西;东盟;SWOT分析;对策

Key words: CAFTA;Guangxi;ASEAN;SWOT analysis;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0-0049-02

0引言

于2010年1月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广西地处CAFTA的中心地带,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在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新的形势,系统、全面的分析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优、劣势及机遇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应对策略,对于CAFTA建成后的广西“十二五”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发展的优势

自CAFTA启动以来,广西借助CAFTA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1年至今,东盟已连续10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09年前三季度,广西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1.05亿美元,占广西整体贸易的33.9%。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取得的发展与自身的五大优势紧密相关。①区位地理优势。广西位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西南端,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隔海相望的省区。广西也是中国唯一具有沿海、沿江和沿边优势的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更是CAFTA的重要推动力。②合作平台优势。从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也将于2010年在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合作的“南宁渠道”逐步形成,广西作为中国―东盟交流与合作的枢纽和前沿地位更加显现。③产业互补优势。广西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东盟的新成员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四国)地域相近,气候相似,但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两地在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④边境贸易优势。广西凭借沿边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边境小额贸易,拓展与东盟各国特别是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市场。⑤文化传统优势。广西地处中国大陆与东盟中南半岛的结合部,与东盟国家路相连、河流相通、历史文化渊源相近,民族亲缘关系密切,习俗相似,需求偏好类同,两地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民间人际关系密切广泛。

2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发展的劣势

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开放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广西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区位优势未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广西与东盟各国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区位优势未充分体现。2008年,广西对东盟的贸易额仅占全国对东盟贸易额的1.72%。②贸易发展不均衡。长期以来,广西对越南的贸易依存度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而广西在与其他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则普遍偏低,呈现国别差距较大、贸易极不均衡现象。2008年,广西对越南贸易总额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78.2%。③贸易结构不合理。目前,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仍处于低级贸易阶段。广西与东盟的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型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在进出口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处于次要地位。④部分产业受冲击。由于东盟国家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生产和出口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为主,与广西具有相近的自然条件,但其热作条件又明显优于广西,自2004年1月1日实施CAFTA早期收获计划以来,东盟对广西的部分产业特别是农业产生了较大冲击。⑤企业参与不充分。据中国社科院和广西社科院的相关调查,涉及CAFTA的企业政策利用率最高只有10%,广西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的也不多,企业参与相当不充分。

3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的机遇

CAFTA建成后,广西作为CAFTA的前沿阵地,将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多抢占先机的机会,其建成对广西来说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标志着广西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将给广西带来广泛、巨大、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①有利于扩大经贸投资。随着CAFTA的建成,关税减让以及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实现,将为广西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②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CAFTA建成后,广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一些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欠发达的东盟国家,在满足这些国家需要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③有利于企业进军东盟。CAFTA建成后,将有利于广西企业“走出去”,开拓东盟市场,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CAFTA建成后,东盟国家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规范和透明,有利于“走出去”的我国企业与东盟国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④有利于多区域的协作。广西作为CAFTA的前沿阵地,以其优越的区位地理优势以及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众多平台等优势,必将吸引更多的国家以及国内兄弟省市的来广西参与开放合作,广西也将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热土。⑤有利于多领域的合作。CAFTA建成后,将有利于广西加强与东盟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生态、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多领域的开放合作,使广西与东盟的合作进入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新时期。

4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的挑战

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面对着CAFTA建成带来的种种机遇,我们也应看到伴随CAFTA建成,广西所面临的挑战。①来自基础设施合作的困难。CAFTA建成后,首先需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问题,其中建设南新走廊是关键。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均需要改建或新建,这些项目的建设,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协调合作,要想顺利建成,还是有很大难度。②来自东盟优势产业的冲击。由于东盟各国的热带水果、谷物等与广西的许多农产品具有同质性,广西的热带水果、蔗糖、橡胶等农产品受到较大影响。这一状况在CAFTA建成后,由于关税的继续减免,将进一步持续。③来自双向投资方面的隐忧。随着其他省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东盟国家对于投资中国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无疑会直接分流广西吸引外资的来源。另一方面,由于东盟局势和南海问题仍有许多不确定性,这无疑增加了广西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和困难。④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威胁。CAFTA建成后,广西对东盟出口的工业产品也面临其他省份特别是发达省份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无疑都会对广西与东盟的合作构成一定的威胁。⑤来自协议具体落实的挑战。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三大协议,但是这些协议的具体落实还要接受进一步的考验。

5CAFTA背景下广西发展的SWOT矩阵及对策分析

面对机遇和挑战,广西要增加战略意识、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按照务实合作、全面推进的原则,采取更新的举措、更新的服务、更新的务实合作方式,全面提高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机制化、常态化水平。综合上述分析,得出表1。

基于上述对CAFTA建设进程中,广西优劣势的分析和CAFTA建成后,广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得出上表所示的SWOT矩阵,分别得到SO、ST、WO、WT战略思路。SO战略:巩固已有区域、平台及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多区域、多领域的合作;ST战略:积极拓展自身优势,加快建设北部湾,积极应对来自东盟及国内其他省份的挑战;WO战略:加强中越的贸易同时,积极推进广西与东盟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 WT 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宣传力度,企业积极应对。具体而言,得出如下几点CAFTA区域国际开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5.1 加快建设北部湾,积极推进“两廊一圈”2008年初,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所处的地理区位、资源优势和目前的发展现状是很不相称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CAFTA建成后需继续加快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扩大自身优势。同时北部湾又是“两廊一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涉及“两廊一圈”中的“一廊一圈”,与越南海陆相通,越南对广西的贸易比重占到了近八成,积极推进“两廊一圈”在中越合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2 基础配套服务便利,以起航“一轴两翼”对于与“两廊一圈” 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轴两翼”在广西对接东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想“一轴两翼”能顺利起航,首要解决的就是基础配套服务的问题,其中,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都是其中的重大项目。广西可牵头联合南新走廊相关国家组成合作小组,协商建立合作机制,早日协调完善配套设施服务,打通南新走廊,使之成为中国―广西对接东盟市场的最便捷的陆路通道。

5.3 巩固提升创新平台,为进军东盟打招牌CAFTA建成后,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更加突出。众多平台落户广西,为广西企业进军东盟提供了相较其他省份的抢占先机的优势,政府大力宣传的同时,广西企业也要及时、认真的学习掌握CAFTA的各项政策法规,充分利用众多平台,与东盟多签订项目,多达成机制。

5.4 重视提升文化旅游,增强合作领域交流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广西旅游业共签约了约200亿元的投资项目,其中,在签订的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旅游业签约占总签约金额的35%,旅游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第六届东盟博览会的最大亮点。不仅是文化、旅游产业,CAFTA建成后,广西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科技、教育、卫生、生态、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的开放合作。如东盟各国在南宁建设中国―东盟商务办事处基地,这也为广西与东盟在多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交流合作平台。

5.5 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打造沿海的新一极广西与东盟的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西与东盟贸易在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拓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当前,我国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广西可以有选择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发展。同时,广西也可以较低成本将一些低层次而一些东盟国家又需要的产业转移出去,在国际区域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广西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力。

可以说,广西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多种重大机遇叠加的交汇点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越来越多地聚焦着国内外参与开放开发的热情目光,从未像今天这样可以赢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CAFTA的建成,广西必将成为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

参考文献: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知识手册[M].商务部国际司.2007.09 .

[2]卢光盛.云南、广西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比较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1):81.

[3]佘伯明.推进广西与东盟贸易向广度与深度发展的对策[J].东南亚纵横,2009,(4):76.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5

关键词：能源消耗强度；地区差异；影响因素

一、引言

1978-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3.82％)不到gdp平均增长率(9.52％)的一半，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而自2001年后，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大幅度增加，2003-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平均增速达到13.31％，经济增长表现为以较高的资源消耗为代价，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不断增加。今后几十年将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即使未来若干年内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有7％，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也在3％以上，如何以较低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目前及未来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的热点。hua liao(廖华，2007)等研究了1997--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认为高耗能工业的大量投资所引致的工业结构转换是能源强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孙鹏(2005)等分析了中国1978-2003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对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认为中国的能源生产率在提高，但2001-2003年能源生产效率体现了一定的下降。周鸿、林凌(2005)对1993-2002年能源使用效率变化的研究认为，我国的能耗效率在1993年以后有一定的提高，但能源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从能耗高的产业向能耗低的产业流动。吴巧生(2005)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高振宇、王益(2006)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能源高效、中效和低效区，从总体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能源生产率的因素。齐绍洲和罗威(2007)将全国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发现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各区域的能源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

以上研究均以国家总体能源强度变化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能源消耗的地区差异问题。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问题不容忽视，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工业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从国家总体角度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与地区实际相吻合。如果不分条件、不考虑地区差异，全部照搬一个模式，势必会影响中国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

本文主要以：(1)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西藏能源数据不全，故排除在样本分析范围之外)能源消耗强度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2)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兼顾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中国经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特别添加制度因素和政府影响力两个指标，以体现政策性因素对区域能源消耗的影响。

二、能源消耗强度的区域差异

(一)地区划分方法的选择

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按东、中、西划归为三大类；二是在东、中、西的划分基础上再进行细分，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区域。本文分别计算了1995-2006年按照两种划分方法的能源消耗强度。如图1、图2所示。

从图1、图2可以看出，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明显，分别为2.0285、3.0422、3.8273；而按六大区域划分的计算结果，华东和中南几乎相等，华北和西南几乎相等。因此按第二种划分方法计算的平均能源强度，由于分类过细而使不同区域之间能源强度的差别不甚明显，并不适合对能源强度差别情况进行判别分析，而按东、中、西三大地区计算的能源强度则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现象，东、中、西三大地区平均能源强度(以东部地区为100)之比为1：1.50：1.89。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别对待，有利于考核体制因素和政府干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最后，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方法实证考核能源强度变化的研究几乎没有。故本文选取第一种划分方法进行分析，以弥补这一方面研究的欠缺。

(二)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 

1、省际能源强度的差异比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6年能源消耗强度平均值(以1990=100)见图3、图4、图5。

从12年间的平均值来看，能源强度最高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7.14t标准煤／万元)、贵州(7.08t标准煤／万元)、山西(6.60t标准煤／万元)、青海(6.41t标准煤／万元)、甘肃(5.12t标准煤／万元)，这五个省区万元gdp能耗均超过5t标准煤。能源强度最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1.23t标准煤／万元)、福建(2.04t标准煤／万元)、海南(1.65t标准煤／万元)、浙江(1.67t标准煤／万元)、江苏(1.78t标准煤／万元)，这五个省区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万元gdp能耗均没有超过2t标准煤／万元。

从各省、市、自治区所归属的地域范围看，西部11省、市、自治区万元产值能耗几乎都在3t标准煤以上；中部8省区万元产值能耗均在2t标准煤以上；东部11省市中除辽宁和河北外。其余省市能耗强度均在2t标准煤以下，三大地区能耗指标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

2、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1995--2006年东、中、西三大地区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指标(1990=100)见图6、图7。

(1)从图6可知，东、中、西三大地区能源强度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但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明显并呈逐步扩大趋势。1995年三大地区能源消耗强度(以东部地区为100)之比为3.15：4.80：5.16(1：1.52：1.64)，到2006年这一比例扩大为1.75：2.73：3.37(1：1.56：1.93)，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扩大的趋势比较明显。

(2)从图7可以看出，三大地区平均能源效率(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随时间推移呈明显的倒“u”型变化。从时间段上划分，1995-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三大地区能源效率提高的趋势比较明显；2003-2005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各地区能源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6年情况有所好转。从倒“u”型变化的拐点来看，其变化过程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同步。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我国能源强度出现恶化，能源效率下降。

三、计量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9年的样本资料，样本观察值共270个。基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各变量表示方式如下：

1、能源消耗强度(eli,t)。定义ei为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则；eli,t=engi,t／gdri,t，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以下同)。全国能源消耗强度就是30个省区能源消费总量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之比。

2、经济发展水平(pergdpi,t)。以地区人均gdp表示，i省份t时期的人均gdp可以表示为：pergdpi,t=gdri,t／popi，t。popi，t为i地区t时期的年末人口总数。

3、工业化水平(indi,t)。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即：indi,t=indi,t／gdri,tincr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工业增加值。预期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耗强度同向变动，但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能源消费的需求有可能不同。

4、产业结构(cyi,t)。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即：cyi,t=inci,t／gdpi,t,inc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产业增加值。预期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与能源消耗强度成反比，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与能源消耗强度成正比。

5、制度因素(sysi,t)。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表示，即：sysi,t=gyi,t／gdi,t，gy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可以假定：国有工业比重大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消耗强度大，这一假定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计量检验。

6、政府影响力(govi,t)。用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即：govi,t=finai,t／gdpi,t，fini,t表示i省份t时期财政支出总额。理论上推测政府干预对提高能源效率存在负向影响。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设定

本文建立的模型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pool date)。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有三种：聚合最小二乘回归(pool 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对于截面单位较多而时期较短的样本数据，本文假定在同一地区内所分析各因素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大体相同，地区能耗强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截面单元的不同个体之间，因此对各地区建立面板数据的不变参数模型。在具体模型的选择上，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特点及具体数据特征来判断。如果用样本推断总体的个体差异，则采用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如果分析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则可以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所设定模型为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基本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ei=f(pergdp，ind，cy，sys,gov)+μ　(1)

(1)式中，ei和pergdp取自然对数，其余变量均采取原始形式，则模型(1)可变化为：

lneij,it=α0+αj1lnpergdpj,it+αj2ind+αj3cy(2)indj,it+αj4cy(3)j,it+αj5sysj,it+αj6govj,it+μj,it　(2)

(2)式中，j=1，2，3分别代表东、中、西三大地区，i代表各地区所含省份，t表示时期。α0是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以控制地区内各省份的固定效应，μj,it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用以解释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和时间有关的效应。αj1为三个地区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反映地区能耗强度变化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度，αj2、αj3、αj4、αj5、αj6分别表示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cy(2)j,it)、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cy(3)j,it)、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各自变动一个单位，地区能源强度随之变动αj2、αj3、αj4、αj5、αj6个单位，反映各地区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制度因素以及政府影响力对地区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

(三)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经济含义

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是多变量的截面回归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影响，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ur)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

表1拟合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均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可决系数r2较高，dw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此可以进行统计分析。

1、能源消耗强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但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能源强度降低的影响明显超过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节能设备会被逐渐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从而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另一方面，由于“学习效应”的产生，我国万元产值能耗随人均gdp增长呈幂指数衰减，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高振宇，王益，2006；韩亚芬，孙根年，2008)，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都会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产生积极的作用。

2、工业化水平对地区能源消耗强度影响方向不同，影响差别显著。东部地区能源强度与工业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与工业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的结果基本一致。目前，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进人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些地区随着经济结构转换和结构优化，能耗强度也会相应下降；而中、西部大部分省区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能源消耗量大且能源强度难以降低；基于中、西部地区独有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一些高耗能产业(如电解铝、化工、水泥等)逐渐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转移，这对中、西部地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形成巨大的压力，使其能耗强度不降反升。

3、产业结构对地区能源强度影响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抑制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根据能源效率的分解方法，总能源效率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东部地区由于能源利用的高效和结构优化配置，使得由于产量增加而增加的能源消耗总量被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效应所抵消，能源消耗强度随之降低。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提高能源强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方面得到解释，即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结构调整缓慢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产生阻碍作用。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三大地区能源消耗强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东、中、西部的影响力度由东向西依次减弱。第三产业主要以附加值高、低能耗的服务业为主，从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角度分析，第三产业结构效应总为正，总是能促进能源强度的降低。但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较为缓慢，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较低，因而其能源强度降低的幅度总是小于东部地区。

4、制度因素对三个地区能源强度影响方向相同，影响差异显著，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直观推测相反。表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国有工业并不一定会对能源强度降低形成阻碍。目前，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虽不同步，但市场化进程的步伐在不断加快，经济活动的透明度也越来越高，从而显示出更优的制度质量。而良好的制度质量，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提高能源效率。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国有、非国有之分，而在于一个地区优越的制度环境。事实上，很多规模较小的非国有企业由于资本、资金匮乏，技术设备以及技术改造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其能源利用效率也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这一点和董利(2008)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猜想：在考虑资本、劳动投入的同时，如果考虑能源投入品的产出效率，国有经济成分并不一定无效。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5、政府影响力一以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政府干预力由西向东依次减弱，即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能源利用效率越低。政府干预在能源领域的主要表现是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一是产出效应，二是替代效应。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二者都会使能源强度下降。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虽然我国政府对能源问题的改革已初见成效，但能源市场体系仍不健全，能源价格无法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经济增长以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成本为代价，能源浪费现象严重，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尤其在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1995年以来能耗强度最高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贵州、山西、青海、甘肃，万元gdp能耗均超过5t标准煤。能耗强度最低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分别是广东、福建、海南、浙江、江苏，万元gdp能耗在2t标准煤以下。三大地区能耗强度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2)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因素都对东部地区降低能源强度起积极的作用。(2)对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降低起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制度因素。(3)政府干预对三个地区降低能耗强度起反向作用，而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影响方向、程度都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除了积极发展本地区经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模式。我国各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应该从过去主要以资源耗费为代价的粗放型向主要以技术支持的集约型转变。针对不同产业能源消耗及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大小，合理安排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中、西部地区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升级，将会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2)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尽量减少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目前，虽然我国在能源市场改革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电力、天然气价格仍以政府定价为主，石油价格虽已和国际市场接轨，但定价机制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煤炭价格政府管制虽然较少，但受电力市场影响较大，通过深化能源市场改革，打破地区分割界限，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则会使能源资源配置达到最优。(3)目前，东部地区由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利用成本的降低，特别是技术进步的取代作用，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地位正在逐步丧失。中、西部地区应该借鉴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努力提高能源利用和转化效率，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对中、西部地区积极宣传和传授东部先进的节能方法和管理经验，促进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向中西部地区输出，这不仅有利于区域之间的协作发展，也会为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节能目标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孙鹏，顾晓薇，刘敬智，王青，中国能源消费的分解分析[j]资源科学，2005，(5)：15—19。

[2]周鸿，林凌中国工业能耗变动因素分析：1993～2002[j]产业经济研究，2005，(5)：13—18。

[3]顺巧生，成金华，王华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变动[j]，中国工业经济，2005。(4)：30—37。

[4]高振宇，王益，我国能源生产率的地区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46—57。

[5]齐绍洲，罗威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07，(7)：74—81。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6

关键词：台前方言 方音概况 语音特点

台前地处豫鲁交界之地，南、东、北三面分别与山东省的郓城县、梁山县、阳谷县接壤，呈犀牛角状插入山东境内。1964年前，其境域为山东省所辖，属寿张县一部分。1964年并入范县，划归河南省。1974年又与范县分治，成立台前工委，1978年正式建县。从行政区划的沿革及现有的语音实际看，台前方言带有过渡地带的性质，属中原官话的兖菏片。①

台前县辖区面积虽不甚广大，然而随黄河岸势东西延伸，地形狭长，加之其复杂的历史地理境况，使它受外埠语音的影响有所不同，内部也便产生了些许差异，大体可分为东西两区。②东区有吴坝乡、夹河乡和打渔陈乡东部；西区有清水河乡、侯庙镇、后方乡、马楼乡、孙口乡、城关镇和打渔陈乡西部。两区在语音方面的主要不同点是：东区没有舌尖后音[t?、t??、?]，而西区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分明。③

笔者系土生土长的台前人，家住方言西区的农村，读大学前几未离开过台前县域，故能说接近纯正的台前方言。此外还有两位合作发音的村民：王春东，男，1962年生，高中文化程度，务农，居方言西区；姜传生，男，1958年生，初中文化程度，务农，居方言东区。

一、语音概况

（一）声母27个（含零声母）④

p玻 p?破 m摸 f佛刷 v晚

t道 t?特 n那 l里

ts子 ts?此 s斯 z热 ?儿

t?知 t??吃 ?师

t?九遵抓 t??求村踹 ?鸟 ?休孙

k哥 k?开 x喝 ?袄 ?容

Φ 啊鱼闰

（注：1.方言东区只有24个声母，没有舌尖后音[t?、t??、?]。2.[?]发音时摩擦较轻。3.[?]发音时卷舌明显，末尾自然带出央元音[?]。）

（二）韵母41个（不含儿化韵）⑤

?资吃师 i衣西低 u布入书 y女

yu猪粗塑

a啊妈发 ia呀家虾 ua蛙瓜华 ya抓爪髽

?哥波说 i?耶铁列 u?窝国桌 y?药锁学

?哀海帅 i?矮街鞋 u?歪帅怪 y?拽踹搋

?袄饱烧 i?腰条消

ei累塞麦水隔笔墨勒摘 uei对会威 yei最脆碎

ou欧丑走 iou忧流秋

?安难栓 i?烟莲田 u?端关船 y?全远蒜

?恩真顺 i?因林新 u?温魂顿 y?晕均孙

a?昂方双 ia?央江良 ua?汪光荒 ya?庄窗壮

??亨耕争 i?英平令 u? 翁中东 y?拥穷雄

（注：1.方言西区有韵母36个，方言东区有韵母40个，东区较西区多了[ya、y?、yei、yu、ya?]5个撮口呼韵母，而少了韵母[?]。2.[yu]韵母来自精组普通话读合口单韵母[u]的字，收尾时舌位后移，[y]更像是一个介音，读音比较含糊不清，读如[you]。⑥3.普通话e组韵和o组韵中的主要元音在台前方言中都读作央元音[?]。）

（三）声调4个

阴平 13 天山风

阳平 42 白杨晴

上声 55 品雨我

去声 312 秀燕梦

（注：1.去声结尾的曲折不到3，与2的距离更近。2.方言东区的阴平调稍带曲折，起始位置接近2，可以记作213。）

二、语音特点

（一）声母特点

1.方言东区，古知、庄、章三组（除合口擦音外）与古精组开口洪音合流，今音均读作[ts、ts?、s]，如“知识”作[ts?13 s?42]。古精组合口多读撮口，今声母作[t?、t??、?]，如“遵”读作[t?y?13]，“村”作[t??y?13]，“孙”作[?y?13]。古知、庄、章三组合口塞擦音字也大多读作撮口，今声母作[t?、t?? ]，如“抓”读作[t?ya13]，“踹”作[t??y?312]。

2.方言西区，古知、庄、章三组（除合口擦音外）今音作[t?、t??、?]，而古精组字无论开口还是合口，今音都作[ts、ts?、s]。这与北京话的古今声母演变规律一致。

3.方言东、西两区，古知、庄、章三组的合口擦音字声母都读作[f]。如“书、双”分别读作[fu13][fɑ?13]。

4.止摄日母字（除开口三等外）今声母读作[z]。如“日”读作[zi312]。而止摄开口三等的日母字声母读作舌尖后边音[?]，如“耳”读作[??55]。

5.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的今声母读舌根浊擦音[?]，如“袄”读作[??55]，“安”读作[??13]。

6.古喻母通摄合口四等字的今声母读半元音[?]。如“容”读作[?u?42]。

7.台前方言中保留了古娘母字和古泥母字的分化状况，今音分别作[?]和[n]。[?]拼细音，[n]拼洪音，互为补充。如“鸟”读作[?iao55]。

8.台前方言中，古合口微母字不同于普通话读零声母，而作唇齿音[v]。如“晚”读作[va? 55]。

（二）韵母特点

1.古止蟹摄合口三等非组如“飞非废”等字韵母均作[i]，如“飞”读作[fi13]。

2.古梗摄开口入声二等帮见系字和古曾摄开口入声一等端系字韵母都作[ei]，如“拍”读作[p?ei13]，“隔”读作[kei13]，“德”读作[tei42]，“墨”读作[mei312]。

3.台前方言东区，由于古精组合口多读撮口韵和古知、庄、章三组合口塞擦音字也大多读作撮口韵，所以撮口韵要比普通话的多。一般地，只要有合口呼韵母就有相应的撮口呼韵母的存在。

（三）声调特点

古入声清声母和大部分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这与中原官话的古入声分化规律是一致的。

本文初稿曾得导师周志锋教授指正，谨致谢忱。

注 释：

①关于台前方言区的归属，存有争议。李荣《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把它归入带有北方官话性质的中原官话（Zb）。《台前县志·方言志》未明确其归属，只是说“台前方言颇接近鲁西南西菏片方言，同属北方话中的中原官话”。《河南省志·方言志》则把它归入中原官话下的郑汴片。钱曾怡等《山东方言的分区》，他们根据古知庄章今声母的读音把台前与郓城、菏泽等地区一并归入山东方言的西鲁片。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基础上把中原官话独立出来，并重新划分片属，把台前方言放在了山东方言区较为集中的兖菏片里面，我们以为这很符合台前方言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本文暂采用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中的观点。

②具体来说，夹河乡、吴坝乡和打渔陈乡东部与阳谷县张秋镇、阿

城镇及东阿县刘集镇、关山乡语音相似；马楼、清水河两乡大部分与郓城县北部语音相仿；侯庙镇西部、清水河乡甘草堌堆一带与范县东部语音接近；城关镇、孙口乡、后方乡、侯庙镇东部、打渔陈乡西部与阳谷县寿张镇语音大致相同。然而随着东西交往的密切，东、西区语音之间的差异正趋于模糊。

③关于东、西区的不同点，《台前县志·方言志》还说明一点：

“东区不分尖团音，西区分尖团音。”但我们根据台前方言的现实状况认为，老派东区方言存在分尖团的现象，到现在除个别词语外已经不再区分尖团。

④《台前县志·方言志》记录了声母24个。

⑤《台前县志·方言志》记录了韵母42个。

⑥《台前县志·方言志》将[yu]韵记作[you]，看成和[ou]相配的撮

口韵。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M].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1987.

[2]邵文杰.河南省志·方言志[M].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3]贾传棠.台前县志[M].台前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4]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王彦.梁山方言音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2005.

[6]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J].方言，2005，（2）.

[7]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4）.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7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1]杨军，张乃和.东亚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2]杨军，张乃和.东亚史.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3]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4]杨军.文化人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8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刺 激农村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于内需有相当强的拉动作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 在总量上短缺,而且结构上失衡,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党的十七大提 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 这就要求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应当为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 务。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对于整个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区差距的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卫 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供水、供电、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综合整治, 行政、法律和社区服务等内容。由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只调查了与农村公共产品有关的农 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本文着重对各区域间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进行比较 。

对地区的划分也是按照农业普查的划分方法,全国分为四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 东省、海南省共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6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 州省、云南省、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12个省(市或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3个省。

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不仅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在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普查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体上是 优于中、西部地区,仅有个别反映西部特色的指标高于东部。东、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 的差距又反过来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从而更加拉大地区间的差距。

(一) 交通设施方面的差距

经过几十年的基本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农村不同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存在较大差距。从拥有交通设施的乡镇比重来看,2006年,东部地区拥有码头的乡镇比 重、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的乡镇比重、能在一小时内到达县政府的乡镇比重等四个指标均高 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见表1)。

(二) 电力、通讯设施方面的差距

在电力设施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比较大,东部地区96.8%的乡镇已经完成农村电网 改造,而西部地区只有67.2%。在通讯设施方面,东部地区86.2%的乡镇有邮电所,西部地 区 只有71.7%。在通电、通电话方面,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指标微微高于西部地区,但四个 地区间的差距不明显。(见表2)。

(三) 文化教育设施方面的差距

村内有小学、中学的村的比重,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而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比重 , 东部地区是14.3%,西部地区是7.8%,相差6.5个百分点。在文化设施方面,西部地区则 与东 部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西部地区有公园的乡镇比重、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比重、有图书 室、文化站的村比重、安装了有线电视的自然村比重等指标均低于东部地区。另外,这次统 计还发现,从全国来看,农村文化设施比1996年有所减少,例如,有影剧院的乡镇比重从19 96年的32.8%下降到2006年的16.7%,有广播、电视站的乡镇比重从1996年的82.1%下降到 2006年的71.3%,东部发达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笔者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文化产业化的 结果。(见表3)

(四) 卫生设施方面的差距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环保意识强,卫生处理设施比中、西部完善。东部地区生活污水经过集 中 处理的镇比重为25.7%,有垃圾处理站的镇比重为48.9%,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的村比 重为47.4%,实施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比重为29.9%,西部地区相应指标分别是16.7%、30. 0%、11.7%、6.2%,与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见表4)

(五) 社会福利设施方面的差距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医疗卫生 和社会福利方面。东、中、西部地区有医院、卫生院的乡镇比重相差不大,东部地区每千农 业人口拥有的医生人数是1.8,病床数是2.2,中部地区分别为2.1和2.5,西部地区分别 为1 .8和2.4。但医生的素质存在差距,东部地区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的村的比重为75.9% ,西部 地区为68.9%。东、中、西部地区有敬老院的乡镇比重相差较大,东部地区高达81.8%,而 西部地区仅有49.5%。(见表5)

表1―表5数据均来源:《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5月。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区差距的原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区差距较大的根源在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有缺陷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此外,城乡间、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差异也有影响。

(一)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引起的财力差异

公共服务供给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密切关系。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较 大,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财政收入规模小,可能连最基本的公共 服务都难以提供。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就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工业基础的主要部分, 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制造业比较落后,国民经济的主体 部 分以农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给予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了东部地 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在全国GDP中的比重 从1980年的50.2%,增加到2005年的64.4%,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 重相应 下降。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4年高54%,中部地区从相 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下降到77%,西部地区从70%下降到60%,相应地,东、中、西部地区 人均 GDP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80年至2004年西部和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由1∶1.92扩大为 1 ∶2.60, 中部和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由1∶1.53扩大为1∶2.10。从地方财政收入来 看, 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98年开始,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就占了全国 的60%以上,2005年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64.7%,2001年东、中、西部 地区财政收入差距达到最大,比例为5.07∶1.57∶1.00①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财源相对充沛,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较多的公共服务。中、西部 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财力薄弱,约有50%―60%的乡镇入不敷出,地方政府负 债 累累,有些地方连保障行政运行的经费都不够,更谈不上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东西部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财力的差异,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异,东部地区对 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要比中、西部地区高。2006年,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人均额是296 元,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额分别为356元、235元和337元。② 因此,东部地区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

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在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调节地区差 距,增强经济落后地区财力的主要财政政策工具。然而,由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 ,在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 税收返还、体制补助、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等方式。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的制度 设计不具有财力均等化的功能。中央财政对地方上划的税收以1993年为基期年如数返还,并 逐年递增,税收额多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多,其财力充裕;税收额少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少 ,财力依然不足。由于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2002年税收返还占到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41%,进而固化了财政包干体制下形成的财力不均衡的格局。专 项转移支付着眼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和解决地区间具有外溢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重点 项目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但其核定并不规范,分配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 而 且往往被层层截留和被挤占、挪用,向中、西部倾斜的效果并不理想,其性质属于非均等化 转 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按照均等化的原则设计的,但规模过小,200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 只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对地区间的财力均等化的作用甚微。

为考察转移支付均等化的效果,我们以人均财政收入相对差异系数来衡量转移支付之前的 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以人均财政支出相对差异系数来衡量转移支付后的地区间财政能力差 异,通过计算转移支付前后人均财力的离散程度来分析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变异系数的 值越大,则全国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差距越大;反之,则全国各地区人均财政收 入(或支出)差距越小。改革开放后,变异系数逐渐变小。1994年后,变异系数又开始变大 。1980年,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变异系数是2.01,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是0. 59 ,1994年则分别下降到0.93和0.63。2005年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变异系数是1.18,人 均预 算内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是0.73。这说明在包干制财政体制下,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距呈 缩 小趋势;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本文 还用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的比值来反映中央对地方补助横向平衡效应的大 小。比值越接近于0,均等化效果越好;越接近于1,表明转移支付没有起到财力均等化效 果;当比值大于1,表明转移支付拉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从1991年到1999年,变异系数 的比值基本上呈增大的趋势,2003年以后逐渐缩小。

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03年,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后,全国各地 区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不仅没有呈现缩小的趋势,反而在拉大。从2003年以后,各地区人均 财政支出的差距在缩小,这是因为从2000年起,相继实行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转 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同时用于缩小 地 区财政能力差距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获得的 转移支付数额大幅增加,地区间的财力差距有所缩小。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影响

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区域的二元体制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 别。城市公共产品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安排的,城市居民不用支付费用或 支付很少的费用;而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是农民自己提供,要支付相当比例的费用。改革开放 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都是由集体统一组织和安排,农民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 动者。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镇)政府和村主要是通过“三提五统”的收费制 度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乡(镇)政府辖区内的计划生育、义务教育、优抚、民兵训练、交 通等五项社会事业所需费用在全乡“统筹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实际是当地农民, 一些本该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却由农民来承担。后农业税时代不能选择村提留、乡统筹的 方式解决村内公共产品供给,唯一的选择就是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 品。

东部地区经济繁荣、市场发育程度高、地方政府财源丰裕,地方政府或村集体组织有财政能 力提供比较多的农村公共产品,尤其是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迅猛,农村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市场发育程 度低、地方政府财政拮据,由于缺乏建设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少,基础教育和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产品则呈现出短缺的态势。

三、缩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区差距的对策

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从 短期看,缩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区差距要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要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制度,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从长期看,要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 ,增加其自身的财力。因此,我们要抓住这次扩大内需的契机,将财政投资重点放在中西部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逐步改善中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状况。

(一)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首先要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路,实行供给主体多元化。应由政府来提 供农村纯公共产品,如大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与 国民素质相关的义务教育以及农村电网新建及改造等投资巨大、外部效应较为明显的公共产 品,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提供。对于地区性的交通、通讯、文化设施以及农业技术研究与推 广等受益范围区域性较为明显的准公共产品,应主要由县乡两级财政供给。对于村级道路建 设、公共农用固定资产、村集体福利、村办集体企业等更小范围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可由村 委会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供给。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中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不高的公共 产品或服务,可以按照市场原则由私人、企业作为提供主体。

供给方式多样化。一是政府或农村社区的直接供给方式,即由政府或农村社区作为供给主体 之一,直接提供属于本级职责范围的农村公共产品。二是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给方式,政府通 过承包、租赁、托管等方式与私人或企业签订合同,私人或企业按照政府的意图或合同来提 供公共产品。三是政府补贴私人或企业的供给方式,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的方式, 鼓励私人或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在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大的西部农村地区,应建立一个能够广泛吸引民 间投资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平台,为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筹集更多的资金。开放公共产品生产 领域,打破垄断行业非国有制成分不能进入的界线,允许不同经济成分进入和投资。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近几年来,在东部地区,达到一定生产水平、经营 规模和商品率的农民已经联合起来,组成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在组织农民 进行农业生产方面提供了大量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产品与服务。因此,也要大力发展西部地 区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保护农民利益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能有效地调节地区间客观存在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使全国各地的居 民均可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对于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存在制度性的 缺陷,应进行彻底的改革。建议尽快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整合为一 项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个全面的转移支付计算公式,确定中央对地 方的转移支付数额。实行纵向转移和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我国东部发达省区支援不发达 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的对口支援,实质上建立起了横向转移 支付,应形成制度。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标准,控制准入条件和规模。要加快完善省以下 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增加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

(三)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其自身的财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基础设施明显增强 ;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都得到了不断提高。尤其是农村建设得到了高度重 视,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 重大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但是,相比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地方财力比较薄弱,现有农村 贫困人口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东西发展的差距。

为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下决心调整 区 域发展战略,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切实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政策环境。 在确保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尽快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中央应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国家 在今后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各类资金,包括财政拨款、政策性金融贷款等,注重向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地区倾斜, 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的政策等。必须加大国家扶持西部 地区经济的开发力度,这种扶持的重点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的开发。扶持的重点应 是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能源及原材料开发、农业资源的开发。完善教育与培训力度, 促进西部的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差距的缩小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善自身的创新机制,消 除人文贫困,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注 释:

① 张秀生,陈慧女:《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成因、影响与对策》,《经济评 论》, 2008年第2期。

②李 婕,刘心寰,高源骏:《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地区差异因素分析》,《社会科学家》, 2008年第7期。

主要参考文献:

[1]章泽武.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与政策选择[J]. 当代经济,2007(5) .[2]冯 岚.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制度选择[J]. 农村经济,2007(4) .

[3]胡洪曙.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与改革路径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 5.

[4] 卢洪友,丁晓安.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退出与意愿表达机制研究[J]. 财经问题 研究,2008(6).

An Empirical Study on Regional Gap of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Deng Juqiu

Abstract: This study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gional ga p of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mong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by utilizing the data

of the secon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of re gional gap of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posals about

reducing the gap by reforming the institutions of rur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9

考古资料表明，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

关键词 史前时代 欧亚草原 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路线被通称为“丝绸之路”，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条：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或称“草原通道”）；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及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1]。总的说来，绿洲之路的研究做得最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兴起，对其它两条交通路线的研究则比较薄弱[2]。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与新资料，对迄于公元前2千年代的草原之路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

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就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而言，要进行东西方向的交往，是极其不易的。在北亚[3]，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很难适合人类的生存；在中亚，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和荒芜干燥的戈壁沙漠，构成了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碍了人们的来往。只有欧亚大陆大约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比较有利于东西向的交通。这是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地带，它起自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平原和中亚北部地区，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到喀尔巴阡山脉为止。在这一大片延绵不绝的狭长草原上，除了阿尔泰山脉及哈萨克丘陵地带外，地势都比较平坦，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也基本相同。所以，这是一条联接东西方的天然通道，它的西端与中亚及东欧相联接，它的东南端则可通往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中原地区。东西方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实现的。

现代人类学表明，大概在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这就是能人。大约距今将近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的起源地很可能还是在非洲，但他们出现不久，就逐渐走出非洲，向欧亚等地扩散[4]。

直立人带着相同的石器文化从非洲来到欧洲与亚洲，因此欧亚大陆的早期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后来，东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五种技术模式。第一种技术模式又称奥杜韦技术，以石核制品（如砍砸器）为特征。此技术发源于非洲，并且随着直立人的扩散传播到欧洲与亚洲，它是东西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大约15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第二种技术模式，又称阿舍利技术，其特征是大型两面器，特别是手斧。此种技术约于60万年前传到欧洲。大约15万年前，欧洲出现了第三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中期59技术，或者称作莫斯特工业，其特征是比较先进的石核修整技术，特别是一种被称作“勒瓦娄哇方法”的石核预制技术。大约距今3万5千年前，欧洲出现了第四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它以石叶为特征。第五种技术模式则是中石器时代的技术模式，以细石器为特征，出现在一、二万年前。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经过了从第一种技术模式到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全部发展过程。与此相反，在东亚的旧石器文化中，一直以砍砸器为主，第一种技术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种技术模式与第三种技术模式并不存在，特别是缺乏像手斧这样两面加工的石器。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些类似于西方第四种技术模式和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因素。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根据东西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差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以手斧为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手斧文化圈”；东方则没有手斧，而是以砍砸器为特征，可称之为“砍砸器文化圈”。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传统，莫维斯的这种理论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5]。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进行活动了。蒙古最早的旧石器遗存，可以上溯到距今13万年到10万年前，相当于欧洲的里斯-维尔姆间冰期[6]。草原通道上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一样，最初都属于第一种技术模式，以砍砸器为主。如前所述，在非洲与欧洲，继第一种技术模式而起的是阿舍利技术，此种技术还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西亚和南亚。而在东亚地区，依然以第一种技术为特色。但是在蒙古的亚赫山，却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这也是目前所能肯定的、整个远东地区唯一发现阿舍利技术的地点。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就存在着两种技术传统，一种以砍砸器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7]。出现在蒙古的这种阿舍利技术，很可能来自中亚，是沿草原通道传入的。

蒙古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表现出许多类似于欧洲及中亚的特征，而与东亚地区不同，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存在着一种以勒瓦娄哇和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 [8]，而东亚则缺乏勒瓦娄哇和莫斯特技术。蒙古的莫斯特技术，应当是从中亚经草原通道传入的[9]。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文化中，与中国一样，存在着第一种技术模式，而且这种技术模式的长期延续，还反映了与中国北方的联系[10]。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蒙古正处于草原通道之内，所以这里不断地出现大量的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正如前苏联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旧石器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 [11]。在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中，勒瓦娄哇技术同样十分明显[12]。阿尔泰地区的这种技术无疑是从西方经草原通道传来的。

位于草原通道之内的还有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有人曾认为，人类进入西伯利亚活动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大约70万年前[13]。但这一过早的年代并不可靠，无法使人接受。实际上，在西伯利亚还找不到确切无疑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西伯利亚最早的遗址属于卡尔金（Kargin）间冰期（3万3千年到3万年前）和萨尔顿（Sartan）间冰期（2万2千年到1万1千年前），早期的人们可能来自中亚，也可能来自蒙古，还有可能来自欧洲[14]。所以，这里的旧石器文化，既有与蒙古及中国相同的因素，也有来自中亚与东欧的因素。东西方不同文化因素的混合，使得学者们很难澄清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线索[15]。在西伯利亚的旧石器遗址中，最能反映文化传播的是安加拉河畔的马尔它（Malta）及其附近的布莱特（Buret）遗址，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万5千年前。这里发现的石器与乌克兰及德国北部的奥瑞纳文化石器相同，是一种独特的石叶工具。此外，这两个遗址中的其它一些文化现象，也与欧洲的相类似。例如，这两个遗址都发现了一些用兽骨雕成的女性雕像，有裸体的，也有穿衣服的。这种女性雕像，特别是裸体雕像，在东欧的奥瑞纳文化中很著名，在西欧一直到比利牛斯山都有[16]。据研究，这种女性雕像很可能起源于东欧，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 [17]。女性雕像在西伯利亚的发现，说明了这个地区与东欧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草原通道而得以实现的。

二

大约一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了全新世。随后，出现了以农业与畜牧业为标志的新石器革命，人类从采集天然食物发展到生产经济阶段。在西亚，公元前9000—公元前7000年之间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小麦并饲养绵羊、山羊等。在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主要农作物是粟、稻，主要饲养的动物有猪、狗和鸡等[18]。新石器革命导致人类历史产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在西亚，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如下：公元前6千年代，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开始产生国家；公元前3千年代末，青铜器开始流行[19]。在中国，大约在距今4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突然出现”了铜器。相对西亚而言，中国的铜器出现得较晚。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20]。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应当是指草原通道，因为由新疆通往中亚的绿洲之路在距今3000年前并不存在[21]。

农牧业出现后，逐渐向其它地区扩散，最后传播到草原地带，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例如，在草原通道西端的南俄草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到4500年或4000年前）则是农业、牧业、渔猎和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后来，由于不断干燥的气候难以适合农业经济，导致农业村落数量减少，规模缩小，而游牧经济却日益重要起来。到了距今4500年至4000年左右，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带获得了主导地位[22]。在蒙古，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至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23]。近来有学者在探索我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北方游牧业是从中原的家畜饲养发展而来的，至青铜时代才形成完整独立的游牧经济形态[24]。

这样，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开始，游牧经济逐渐成为草原通道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条游牧经济带的北面是狩猎经济，南面则是农业经济。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纵横驰骋，由于它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地的不同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开来。于是，东西方文化就在草原通道中汇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位于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其周邻地区为例。

米奴辛斯克盆地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称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2500年）。这时的人们尽管还不知冶铜，但已用天然的红铜打制一些饰物及生活用具，并开始制陶。畜牧业已经产生，主要饲养牛、马及绵羊等。农业可能也已出现，但渔猎及采集还占有重要的地位，石器依然大量地被使用。其居民在人种上属古欧罗巴人种，与东欧的居民相似[25]。阿凡纳谢沃文化与中亚的扎曼巴巴文化（Zamanbabin Culture）以及黑海北部草原地带的竖穴墓文化（Pit Grave Culture）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这里出土的一种斜纹图案陶器，实际上是南俄草原的典型陶器；还有狭颈平底罐等陶器，也与南俄草原的有关联[26]。所以有人甚至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俄草原文化的东支[27]。

到了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及其东西两端周邻地区都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时代。在东端的中国，公元前17世纪商王朝兴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在草原通道的西部，在乌拉尔南部地区主要有图尔宾诺文化（Turbin Culture），在黑海北岸则是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 Culture）[28]。在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一带，阿凡纳谢沃文化被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替，而且还包括居民成份的变换，因为奥库涅夫文化的居民属蒙古人种。在奥库涅夫文化中，青铜器已相当常见了。大约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逐渐代替了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没有多少联系，它的居民是操印度-伊朗语的欧罗巴人种。继安德罗诺沃文化而起的是卡拉苏文化（Karasuk Culture），它一般被分为早晚二期：卡拉苏期（公元前13—11世纪）和石峡期（公元前10—8世纪）[29]。

在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的青铜文化中，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不仅表明整个草原通道的游牧文化具有很高的统一性，而且还表明草原通61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欧亚草原上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是青铜器、马具和野兽纹，现在看来，除了这三项特征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鹿石与石人。马具问题比较复杂，当另文专论，这里不展开讨论。

1．鹿石与石人

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因上面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的造型呈格式化，鹿嘴尖长如鸟喙；也有的鹿石上刻着其它动物，如马、羊或猫科动物等；还有的鹿石上没有动物图案，而是刻着圆环、刀剑、腰带等纹饰。鹿石一般竖立在墓地中，面向东方。鹿石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意识，特别是萨满教信仰。鹿石流行于青铜时代，有人认为其上限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则可定在公元前7-6世纪。鹿石广泛地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蒙古、我国新疆、高加索地区、南西伯利亚以及南俄草原都有分布，尤以蒙古为多。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不同地区的鹿石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全亚欧类型（非动物类型）；萨彦-阿尔泰类型（接近自然的写实性动物图案）；蒙古-外贝加尔类型（带有图案化了的鹿纹样）。

石人，或称草原石人，是用石头刻成的人像，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发现于死者的墓室之中，一般比较小，有的上面还钻有小孔，利于系绳佩挂。随葬石人是死者个人所用的物品，置于墓内可能具有护身避邪、保佑死者与生者的意义。墓地石人则是竖立于墓地地面上的大型石人，一般面向东方，平常所说的草原石人多指此类石人。墓地石人主要有祖先崇拜的意义。石人在草原通道上相当普遍，从蒙古到新疆、南西伯利亚、中亚及南俄草原都有。石人存在的时间也延续了很久，公元前2千年代初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其中随葬石人产生的时间可能要略早于墓地石人。草原通道上石人存在的下限则可晚至公元11世纪[30]。

关于草原通道上鹿石与石人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笔者认为，鹿石与石人很可能源自欧洲，因为欧洲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就出现了一些碑状石刻，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俄草原[31]。鹿石与石人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分布，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

2．青铜器[32]与野兽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有人曾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统称为“斯基泰艺术”。这种含糊的统称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青铜器在年代上都要早于斯基泰人；而且，这些青铜器也并非斯基泰人所独有。实际上，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在流行的时代、分布的区域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中国北方，这类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青铜器过去曾被称作“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33]。

在公元前2千年代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34]；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

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35]。

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这样，就产生了殷墟文化与草原通道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青铜技术来到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并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创造出了克拉苏文化。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在进入60年代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是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通过草原通道向东传播，最终影响了中国殷墟文化[36]。我们在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还可以常常看到这类说法[37]。

那种认为塞伊马类型青铜器影响中国的观点，其基本前提是将塞伊马青铜器的时代定在公元前16-13世纪。现在看来，这个年代过早了。塞伊马青铜器实际上是与克拉苏文化并行发展的，有人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11-8世纪。所以，从年代学上看，塞伊马青铜器不可能影响中国的商文化。同样，中国商文化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塞伊马青铜器，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此外，克拉苏文化也不是由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克拉苏文化居民不是大陆蒙古人种，而是中亚类型的欧罗巴人种，很可能说原始伊朗语[38]。因此，中国中原地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往来。“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末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 [39]。我们知道，在外贝加尔地区，考古学家曾发现了中国所特有的陶鬲[40]。

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它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等等[41]。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奴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42]。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确定每一种青铜器的真正源头，要确定不同青铜文化互相影响的实际过程，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三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欧亚草原成了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生息，并通过草原通道往来迁徙。旧石器时代草原通道的基本特点是：1．整个草原通道本身特有的文化特征不明显，相反，草原通道上的文化大多与周邻地区相似。总的说来，“俄罗斯平原上的遗址，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点；高加索及中亚的材料，显示了与中东的联系；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材料则使人们得以追溯与日本、中国及新大陆文化序列之间的密切关系” [43]。就草原通道西端而言，与中亚的联系要超过与东欧的联系。2．草原通道是东西方诸多文化的交汇点。而且，蒙古与阿尔泰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草原通道中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要多于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3．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其微弱。东西方文化汇聚到草原通道后，很少向草原通道以外的地区传播。具体地说，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最远可能影响到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一般也传播到蒙古高原，只有极少数西方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北方地区。例如，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些第四种与第五种技术模式因素，就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而来的[44]。还有人认为，草原通道在人类抵达日本的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45]。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整个草原通道具有明显的共同文化特征。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草原通道逐渐成了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介于游猎经济带与农业经济带之间。草原通道在地理条件与经济形态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在文化形态上也具有强烈的共性。2．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东西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广泛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其次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千年代，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可能已经远达乌拉尔南部地区，殷墟青铜器与塞伊马类型青铜器的一些共同之处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另据报道，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说，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之间[46]。如果这个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这些丝绸应当是经草原通道输入到中亚地区的，因为此时绿洲之路尚未开通。总之，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交往，而是间接的影响，即都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

对于草原通道的研究目前还做得不多，许多问题尚不清楚。特别是由于草原通道横贯好几个国家，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本文只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初步考察了草原通道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而要彻底弄清，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不同国家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各个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注释：

[1]周菁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

[2]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参阅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3]本文根据我国学术界的习惯，将亚洲分为6个大区，即北亚、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南亚。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4]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戴尔俭：《旧大陆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三卷。

[6] [10]M. Shackley， Palaeolithic Archaerology in the Monglian People’s Republic ，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 vol. 50， 1984， pp.23-34.

[7] A. P. Oklandnikov， The Paleolithic of Mongolia，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F，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197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3页。

[9] D. Sinor， The Cambri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54-5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考古学参考资料》（1），1978年，第101页。

[12] [45]关矢晃：《近年来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状况》，《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13] A. P. Okladnikov et al，Ulalinka， the Oldest Palaeolithic Sitein Siber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3， No， 6， pp710-712， 1982.

[14] A. B. Dolitsky， Siberian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26， No．3，pp.361-378， 1985.

[15] S. A. Vasil’es，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4， No， 1， pp.82-92， 1993.

[16] E. M. Shimkin，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North-Central Eurasia， Viewx of the Past， Edtited by L. G. Freeman， pp.193-315， Mouton Publishers， 1978.

[17] 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7、701、704-706、712-720页。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9-401、494-495、533-534页。《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还可参阅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1]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陈良伟：《试论北亚诸文化圈与晚古草原通道》，《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2]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nd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 and Caucasua，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Edited by F. Wendorfetal， Vol. 1， Academic Press， 1982， pp.323-358; A. Sherratte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pp.252-2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见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3-35页。

[24] 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25] 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考古学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3页；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79-80.

[26]M. Gimbutas，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art I， pp.67， 84， 92， Published by the Peabody Museum， 1956.

[27] [31] [38] J. P. Malloryetal，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4， 544， 326，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28] 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24-26， Mouton & Co， 1965.

[29]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5-16、23、248-249页。

[30]以上关于鹿石与石人的内容主要参见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在公元前2千年代，代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共同特征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进入公元前1千年代，又有青铜鍑等器物。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止于公元前2千年代，所以对其它器物不予讨论。关于青铜鍑的综合研究，可参阅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附章”。

[33]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4]秦建明：《商周“弓形器”为“旂铃“说》，《考古》1995年第3期。

[35]乌恩：《中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6]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105-112.

[37]例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14页；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一带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见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 S. A. Vasil’ev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篇10

内容摘要：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索洛增长方程，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受资本、劳动、制度和要素集聚四个因素影响的差异情况，特别是研究要素集聚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性，以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要素集聚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影响差异

研究理论框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从而认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设来分析经济增长。但是对于制度转型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生产要素，而区域生产要素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不断流动的生产要素总会在某个地区汇集形成要素集聚，或者说集聚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集中。要素集聚就是各生产要素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从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集聚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更是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战略工具。由此看来，区域要素集聚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概括为资本、劳动、制度和综合要素集聚水平。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方法一般采用索洛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即：

Y = A (t) Kα LβIγG δ （1）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指数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L 代表劳动投入，指数β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I代表制度要素主成分，γ代表制度要素的产出弹性；G代表综合要素集聚水平，δ代表要素集聚的产出弹性；A代表技术进步，也称效率系数，衡量现有技术的生产率，是一个大于0 的参数。

对（1）式取对数，转化成多元线性回归形式来求解，见下式：

如果指数α+β=1，则上式可简化为以下形式：

将相应数据代入，可得到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再利用索洛剩余法进行因素分析，从各个变量的相对变化来观察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制度要素和要素集聚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1）式中各项指标的内涵与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Y为总产出，即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K为资本存量，即将各省资本形成总额按照其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进行价格换算（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然后将其按区域加总；L为劳动投入，即历年从业人员数。

I为制度要素。本文以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指标的主成分作为制度要素。其中非国有化率主要体现在工业领域，即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的比值；市场化程度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反映经济利益分配市场化份额的大小；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度量。这些制度要素指标的原始数据取自全国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然后根据各指标的含义分别计算出各地区的数值，再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分别求出各地区四个要素指标的主成分，并将其作为各地区的制度要素。

G为综合要素集聚水平，是在分别计算各地区资本要素集聚度、劳动要素集聚度、技术要素集聚度和制度要素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将各地区四个要素集聚度指标换算为各地区的综合要素集聚指标。其中资本要素集聚度是根据资本存量指标的业绩指数（业绩指数是某地区单位GDP所需要使用的资本量）、人均资本、地均资本三项指标计算的主成分指标；劳动要素集聚度就是就业人口密度；技术要素集聚度是在将各地区科技活动人员数、R&D经费支出、专利授权（公开）数三项指标作为技术要素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先分别计算三项指标人均数的主成分和地均数的主成分，再用两个主成分的几何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技术要素集聚指标；制度要素集聚度是在计算出各地区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四个要素的人均主成分和地均主成分的基础上，再用两个主成分的几何平均数作为该地区的制度要素集聚指标。

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以“七五”计划报告对中国大陆国土所作的战略性划分为根据，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陕西、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三个地区的划分，文章采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各地区资本存量、劳动力变化、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对GDP增长的影响，特别对要素集聚对GDP的影响程度和贡献度在地区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解析。

在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中，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LnK、LnL、LnI、LnG为解释变量，首先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说明各变量与GDP之间的可解释性，然后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以得到各地区的回归方程。

各地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检验结果可看出，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要素集聚都是GDP的解释变量。

利用Eviews 3.1对回归方程（3）进行回归计算，分别得到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回归方程。

东部地区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的计算结果可看出，要素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首先从产出弹性来看：东部地区最大，达到0.1864；而西部地区最小，只有0.0568，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3倍，表明东、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和集聚能力差距很大。其次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各区域要素集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情况，见表2。

从表2中的数据可直观判断，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

第一，三个地区的要素集聚贡献度都呈不断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2.8%，中部年均增长3.2%，西部年均增长4.5%。西部地区的增长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生产要素投入迅速增加，要素集聚水平快速提高，从而使近年的要素集聚贡献度迅速增长，说明要素集聚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第二，东部地区要素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1990-1999年间，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3.82个百分点和7.45个百分点；从2000-2009年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4.95个百分点和6.39个百分点。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集聚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而且与中部地区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与西部地区要素集聚水平的差距有缩小趋势。

第三，中部地区要素集聚贡献度大于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要素集聚贡献度的增长速度快于中部地区。在1990-1999年，中部地区的贡献度高于西部3.63个百分点；但在2000-2009年，中部地区的贡献度只略高于西部地区1.44个百分点。说明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其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不断提高。

结论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索洛增长方程，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受资本、劳动、制度和要素集聚四个因素影响的差异情况，特别是研究要素集聚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性。从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要素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都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明显，要素集聚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20%。即便是在中、西部地区，要素集聚的贡献程度也已达到15%左右，这充分说明要素集聚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各地区的要素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来看，东部地区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集聚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东部地区获得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黄晖等.技术要素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J].经济地理，2011（8）

2.章元等.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08（3）

3.米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性与要素集聚[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