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心理学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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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论文篇1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斯普朗格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对人格问题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人的生命形式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人的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一方面发展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从认识论研究的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从而使文化哲学的研究落到了实践的层面上，进入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研究。这些都使他在文化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对生活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揭示、对生活形式对于人的社会行为、人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的作用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斯普朗格；狄尔泰；文化哲学；人的个性；人格；文化心理学；伦理学；文化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20－07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狄尔泰的学生，曾先后任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哲学教授，以教育学家、哲学家享誉德国。他的教育学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又是狄尔泰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与狄尔泰一样，斯普朗格也强调研究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展开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路向上，斯普朗格又不同于狄尔泰。狄尔泰以“历史理性批判”反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通过建立表达生命存在的范畴体系来完成人的文化心灵的形而上建构。这就使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认识论特征。斯普朗格在发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时，并不是沿着狄尔泰的认识论路向前行，他不是努力扩展、完善狄尔泰的范畴体系，而是把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形式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个性的培养、人格的塑造。文化哲学就是要从人的生活形式入手探讨人的个性和人格问题。可以说，斯普朗格正是借助于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他也由此而成为贯通哲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简短地介绍斯普朗格的生平和他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斯普朗格虽是狄尔泰的学生，但对狄尔泰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斯普朗格的研究。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他独特的风格，应在文化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就他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而言，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格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启示。鉴于此，本文将以他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nlichkeit）为文本根据，系统地论述他的生命形式的学说。

一、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心理学所面对的人总是个体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辩，也无可讨论的问题。但是，心理学与哪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或者说，心理学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规定人、理解人和说明人，则是一个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就从这一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开始。

斯普朗格反对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个体的存在预设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主张从精神科学、或称之为精神哲学（Geistesphilosophie）的思维方式来规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心理学的问题。

从精神科学的层面研究心理学，斯普朗格首先对心理学的对象作了说明。斯普朗格承认，心理学“是从个体主体开始的科学”[1]，但是，在他看来，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处于客观联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客观联系既有个体主体自身的联系，又有与客体的联系。斯普朗格所说的个体主体自身的客观联系，指的是个体以一定的生活形式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历史的相互关联；他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指的是主体与客体通过记忆形成的关联。从斯普朗格对个体主体的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普朗格虽然强调个体主体的地位和意义，但并不把个体主体封闭在主观性之中，而是努力发现个体主体存在的客观基础，努力从个体主体走向集体的、历史的、整体的主体。

斯普朗格在确定了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的性质后，就以此规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既然在精神科学的层面上，个体主体总是处于客观的联系之中，那么，精神科学就不能单纯从主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它还必须从客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于是，斯普朗格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所处的客观联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个体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关联，个体如何在历史生活中形成一种可转换的主体和集体的主体。对于这一客观性，斯普朗格亦称之为“历史的叙述”[1]；二是研究“批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规则，亦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形成于个体主体进行批判的感性活动中，或想象的理解之中。主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的经历。与客观方面的研究内容相应，精神科学研究主体的经历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源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经历（die Erlebnisse）；二是来自于批判的客观的标准的行为和经历。

事实上，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的客观内容的说明是比对主观内容的规定更有意义的方面。斯普朗格正是通过对精神科学客观内容的说明，彻底地改造了心理学，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因为，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要追溯主体的客观性，都要认定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可以说，对主体的客观性和对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的说明，是整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人们怎样规定主体的客观性及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就会怎样去提出心理学的研究问题，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在斯普朗格看来，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所说的主体的客观性是个体肉体的客观存在，与之相应地，心理学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为基础，主要研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运用原子式的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的精神现象和神经活动，把精神活动看作是一种反映活动。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要素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r Elemente）。斯普朗格把客观性规定为“历史的叙述”和“批判的标准”，就使主体的客观性超越了个体肉体的限制，成为文化的存在。①这时，心理学不再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是以历史、以生活形式为基础，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心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个体的体验问题，受这一研究问题主导，精神科学不强调主体的反映活动，而是探讨和说明主体的理解、经历和体验如何可能。在这里，不论是客观基础，还是主体的活动都不是以单个要素呈现出来，而是呈现为一种结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功能性的方法。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结构心理学”（Strukturpsychologie）。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表明，这两种心理学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自然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心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或人的历史的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心理。

强调从历史文化层面研究人的心理，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客观联系中的个体，是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文化与文化科学

斯普朗格主张从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提出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是一致的，所以，斯普朗格和狄尔泰一样，都以价值、意义等范畴来表达和说明心理学问题。但是，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又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有所不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而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用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人的文化生活。

斯普朗格提出研究人的精神生活①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现实的文化生活，它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性，同时，它又因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差别和民族、国家、个体的差别，而充满个性，变得丰富多彩。斯普朗格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他所关心的不再是狄尔泰所研究的人的文化生命创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文化的历史现实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如何看待文化与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文化，斯普朗格从他坚持心理学研究的个体总是处在客观联系之中这一观点出发，强调文化的客观性。他强调的文化的客观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客观精神的结构，这是文化的价值现实；二是相对于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这是文化的历史现实。这两种文化的客观性都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个体性和差别性之上的，所以，斯普朗格在提出文化的客观性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文化科学的研究发现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这就使文化的研究指向了文化科学。

在斯普朗格看来，文化科学是由不同文化学科组成的结构系统。文化科学存在于一系列的文化领域：科学、经济、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社会团体、国家、法律、教育等等，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人们设立一定的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并用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意识来表达这些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从而形成一些特殊的文化类型，构成不同的文化学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文化学科。但是，这些文化学科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结构整体，即一定的价值体系。据此，斯普朗格把文化科学称之为客观的文化体系。

斯普朗格认为，文化科学作为客观的文化体系，体现着文化的共性。斯普朗格从文化本身和人两个方面说明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的产生和人的形成的意义。（1）从文化本身看，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必须在文化的共性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根据，而文化的共性又因此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不同文化学科之间不是在空间上相互并列的存在，它们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些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文化整体的实质和特征。在论述文化共性时，斯普朗格特别强调时代文化。他认为，时代的文化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或文化的共性，体现着时代的价值取向，经济、法律、科学、技术、道德、宗教等文化学科都只是作为一些文化要素参与其中，体现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门具体的文化学科中发现不同文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形式、经济、道德和教育的观点，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时代，而文化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这些文化学科的时代内容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时代根据。（2）从文化对人形成的意义看，文化的共性是产生不同类型的人的根据。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类型的人产生于不同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即是客观的文化系统，它制约着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体的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不同的类型。人的科学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审美的本能是生活形式塑造的，人的道德、宗教本能、人的国家的、法的和社会的本质也都是生活形式的产物。斯普朗格所说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不只是指时代文化，也包括不同形式的文化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当他以文化的共性作为不同类型的人形成的根据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探讨人格形成的问题。这样，斯普朗格就由探讨文化和文化科学的问题进到了探讨人格的形成问题。

事实上，斯普朗格强调的文化共性的两个方面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产生的意义体现着社会的精神活动，而文化共性对于人形成的意义体现着个体的精神活动，两者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构造起来的。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不论是谈文化也好，谈人的精神也好，谈人的行为方式也好，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形式。斯普朗格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即是人的文化活动，而人的文化活动是从生活形式开始的。[1]因此，生活形式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精神生活的根基和人的行为的根基。斯普朗格就以对生活形式的研究阐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

三、生活形式的基本含义

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即是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具体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斯普朗格所说的生活形式尽管是指人的文化生活，但他不是就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而是就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他强调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强调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实际生活、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所以，生活形式首先是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活动，是人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现实。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脑中产生的，是人的观念的活动，这种活动当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是，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强调生活形式与人的行为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这是斯普朗格对于生活形式的最基本规定。

第二，生活形式具有文化的客观性。斯普朗格在研究生活形式时，反复使用“精神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来说明生活形式。斯普朗格使用“精神历史世界”是把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物质的存在相对立，说明生活形式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人的物理世界，人的生活形式的客观性亦指文化的客观性，而不是指物理的客观性。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精神的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具有同等的意义，即都是指与物理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性即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客观性，人的精神历史世界的发展规律亦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发展规律。

第三，生活形式是系统化的结构整体。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现实，又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从总体上看，生活形式是由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构成的，而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又都具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就主体的文化行为而言，有个体的文化行为和集体的文化行为，个体的文化行为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来确定的，集体的文化行为则受到共同的价值规则的制约；就客观的文化世界而言，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从斯普朗格对生活形式的整个论述看，斯普朗格从来就不把主体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的结构分开，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从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中发现生活形式的整体构造。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造就出理论的人；人的宗教行为与宗教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产生出宗教的人；人的艺术行为与审美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形成审美的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的结构也是人的内在的文化结构，或人的文化行为的结构，人的文化行为、生活形式和文化的人是这一结构的三个方面或三个要素。考察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是斯普朗格研究生活形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

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是立足于前两个特征研究文化形式的结构。由于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着重于人的文化行为，所以，他对文化形式结构的研究也主要按照人的文化行为结构来展开。

斯普朗格对人的文化行为结构的论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个体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分这两个层面探讨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思想。

四、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

关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斯普朗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从生活形式的定义出发，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现实的问题，一个实践的问题。斯普朗格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人的生活实际、人的文化现实出发说明个体的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行为总是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人的实际生活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性来自于生活形式。人的实际生活也就是人的文化活动。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解决个体行为的客观现实性问题，就建立起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个体的行为总是要受到客观的文化活动的制约，而客观的文化活动又以生活形式为前提和基础，因此，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斯普朗格那里，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文化类型是生活形式的凝结，又通过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个体行为与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个体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之中，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个体的行为区分为认识行为、审美行为、经济行为和宗教行为等等；与之相应地，生活形式也区分为理论的生活形式、经济的生活形式、审美的生活形式、社会的生活形式，政治的生活形式、宗教的生活形式等等。这些不同的生活形式也是一些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型。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相结合，就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人。于是，人们就获得了理论的人、经济的人、审美的人、社会的人、权力的人和宗教的人等等。理论的人即是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是哲学家；经济的人是企业家、商人；审美的人是艺术家；社会的人、权力的人是政治家；宗教的人则是进行宗教认识的人和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斯普朗格在研究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时，反对先前的哲学家们把人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看作是一些彼此孤立的文化领域，主张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文化的整体。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都有其特殊性，都有一种为主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可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除了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外，还可以兼有其他的结构和功能。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相一致，是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在斯普朗格看来，揭示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主体而言，指认识的成就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是通用的、普遍有效的；二是对客体而言，指认识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世界的一般与普遍。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所具有的这两层意义的普遍性、一般性，表明了它们与人的智力的联系，是人的智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最初产生于神话中的理智因素，以后又与科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科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所以，人们通常仅仅从科学活动的特点出发理解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即是关于世界的图像和精神的符号。斯普朗格并不反对把科学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甚至还认为，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认识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反对把科学与认识画等号，视科学为认识的唯一形式。斯普朗格认为，人的认识除了与科学相联系以外，还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形式、审美生活形式以及宗教生活形式等等相结合，是对这些领域的生活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体现着这些领域生活现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正是从这种整体的联系出发，斯普朗格才肯定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具有上述两层含义。

同时，斯普朗格还从这种联系出发，说明人的认识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相联系，产生出多重功能：当认识与科学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具有理智的功能；当认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就具有了效用性功能；当认识与艺术活动相联系时，产生出直觉的认识形式；当认识与政治相结合时，知识就有意志和权力的意义；当认识与伦理学相联系的时，认识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功能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西方哲学的理论差别、体系各异，就在于哲学家们探讨认识功能的着重点不同。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对认识的审美功能的发挥；苏格拉底、普罗达戈拉的哲学是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西方哲学与认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认识功能的揭示和研究也最为充分。其实，从文化整体的发展看，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与认识行为和理论的生活形式具有同样的存在方式。经济行为与经济的生活形式相一致，以效用为其主要功能，但同时，又与理论的、审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审美行为与审美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主要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同时，它又与科学、政治、伦理的文化类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具有多种功能；宗教行为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信仰体系，但它同样也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多种功能。

斯普朗格在说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式：其一，斯普朗格以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改变了近代哲学仅仅以认识论的方式说明存在问题的研究方式。在对认识行为与理论生活形式的说明中，斯普朗格也谈到了认识论对于哲学建构的意义，但是，在他那里，认识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形式，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文化活动。把人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加以考察，是斯普朗格的认识论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第二，斯普朗格以对文化整体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哲学肢解整体的研究方式。近代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形式对于哲学的意义，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把不同的文化形式分离开来，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种文化形式。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把真、善、美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在它们之间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限。康德的论证是典型的近代哲学的论证方式。与近代哲学不同，斯普朗格在肯定不同文化形式特殊性的同时，更强调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正是这样，斯普朗格虽然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但他所研究、所揭示的依然是文化的普遍性和整体性。斯普朗格所说的客观性不是概念的客观性，而是文化的客观性。我认为，斯普朗格只是由于改变了近代哲学的上述两种研究方式，才能说明个体的行为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他所说的个体行为的客观性其实就是文化的客观性。

五、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

社会行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是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存在即是人的价值行为。人的价值实现是社会行为的最高目标，也是生活形式的本质内容。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问题的研究展开的。在这一层面上，生活形式的文化系统也就是价值系统。

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是人的本质，亦是人的文化活动。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价值分为不同的种类：经济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定的生活方式，经济价值来源于经济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来源于道德的生活方式、宗教价值来源于宗教的生活方式、理论价值来源于理论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来源于审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价值根源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的发展规律即是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价值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即是价值与生活形式的联系。

但是，斯普朗格并不认为，不同种类的价值仅仅与产生于它的生活形式对应。在他看来，不同的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创造的价值规范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生活形式。价值与生活形式处于多重的复杂的联系之中。斯普朗格主要从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生活形式，把生活形式看作是一种伦理学体系，于是，他也就从伦理学体系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生活形式创造的价值规范对于构造伦理学原则的意义，比如，经济的生活形式适合于效用的伦理学体系，理论的生活形式产生伦理学的实际的、理性的原则，审美的生活形式构造了伦理的内在体验原则，宗教的生活形式适合笃信宗教的伦理学。这就是说，伦理学的原则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生活形式创造的，而是多种生活形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中，斯普朗格用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表明他研究的社会行为着重指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伦理学的规范是约束整个社会行为的，它所塑造的是社会的人的文化心理。

斯普朗格在研究价值与生活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还研究了价值的内在构造以及价值实现的途径。斯普朗格把价值分为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客观价值是道德行为的赋予，主观价值是人的自我确定，价值的形成是在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中实现的，而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又来源于道德生活本身。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及其相互冲突就是价值的内在构造。与价值的内在构造相一致，价值创造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价值的对象物或价值客体的形式实现；二是通过价值主体或通过价值主体的体验确定人的价值。在这两种实现途径中，斯普朗格尤其重视后者，认为，正是价值体验形成了对精神结构的理解，从而构造了精神结构的复杂类型和多种精神形态的历史，同时价值体验也塑造了人的理想和人格。斯普朗格强调主观价值对于人的价值实现的意义，并不妨碍他对客观价值的重视和研究，只是突出了生活形式中的活生生的内容。这表明，他所说的生活形式不是一些死的文化形式的组合，而是以人的行为为核心展开的价值体系，是活生生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系统。

在斯普朗格对价值问题的论述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斯普朗格以生活形式为价值的根基，力图在生活经验的层面上研究价值问题，视价值为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的存在。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化哲学心理主义学派重视生活经验的思想，厘清了价值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即生活经验是价值的根基，价值只有植根于生活经验之中，才能成为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离开了生活经验，价值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空洞而无内容。第二，斯普朗格肯定了价值的社会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是一种社会的伦理规范，它是社会的创造物，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价值对个体的作用和个体对价值的体验是个体的社会化、客观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个体行为的客观化和社会化恰恰是以个体的价值化表现出来的。这就厘清了价值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研究人的价值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六、结语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的特色

斯普朗格在学派上承袭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派，又有自身的特色。与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体系相比，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强调人的文化行为对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由人的文化行为、文化类型和文化的人构成的，其中人的文化行为居于生活形式的中心地位。文化类型是由人的文化行为创造的，并通过人的文化行为表现出来，文化行为在创造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同时，也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的人，塑造出个体的或社会文化心理，形成人的理想和人格。通过这些研究，人的文化心理从认识论层面落到了实践层面，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于人的文化发展来说，也不只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是具有了实际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两点上，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别于狄尔泰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越了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体系。斯普朗格以对人的文化行为的研究突破了狄尔泰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开辟了文化哲学的实践思维的研究路向。这正是斯普朗格对于文化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2

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精选范文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作为一名教师，普通话是一门必修课。为了进一步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我参加了普通话提高培训班，感觉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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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培训班上市语言文字办公室张主任为我们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的讲述了普通话的概念及其有关的理论知识，她的课亲切自然、耐人寻味，她的学识及成长经历更是让我佩服，所以在学习时我学的非常专心，通过学习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普通话专业知识，找到了自己学习和发音中的不足，而且对普通话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说好普通话的信心。

  第二、我感觉要想说好普通话首先要端正态度，通过多种方式培养良好的说话习惯。

  第三、要想说好普通话，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即多学、多记、多读、多听、常总结、多练习。多学就是要多学普通话中汉语拼音的基本理论知识;多记就是多用心记拼音字母的发音规律，掌握发音部位。多读就是多出声阅读些带拼音的文章或现代汉语词典等，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或者看到一个字后，就暗暗地朗诵其标准音，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应关系，争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多听就是多听电视节目主持人专业的播音;常总结就是把遇到的好方法和难把握的声调及时整理下来，以便在日常的练习中灵活运用。多练就是多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交流，争取发好难发音的字、词、句。

  总之，这次活动的举办开阔了视野，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良好机会。我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为创建文明和谐的校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大家一齐。

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精选范文   随着社会的进步，交流的不断广泛，学说普通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为了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近期参加了普通话的培训班，通过学习，使我感受深刻。

  首先，我认识到由于自己小时侯在接受教育的时候，由于地处乡村，启蒙老师发音不准，使我从小没有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

  其次，在上师范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学说普通话的重要性，但我只是在表面上进行了改变，至于平舌音和翘舌音、前鼻音和后鼻音基本不当回事，到了二十世纪，电脑和收集的普及，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参加了普通话的考试，可连续三次考试都没有合格，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加强学习，参加了普通话的强化班，通过学习，使我纠正了许多不到位的发音，说话时的流畅性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我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只要坚持说普通话，我的习惯一定会有所改变。

  通过这次学习，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幼儿教师，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要当好一名教师不但要掌握专业知识，同时随着知识的更新，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要给孩子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从各个方面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能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活到老穴道老，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努力，以知识来武装自己，争取做一个新时期合格的幼儿教师。

  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精选范文

  为期三天的**县普通话培训班学习结束了，这是**县第四期普通话培训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虽然短短的几天，但我却觉得受益匪浅。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教师 普通话学习 教学策略

一、教师普通话学习的特点

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又是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造就高质量的教育。教育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也呼唤教育与时俱进。教育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必然要求教师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特殊性使得教师教育无法一次性完成，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成长。普通话的学习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自国家三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等文件后，全国各省市加大推普力度，加快推普进度，举办推普培训班，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尤其是对在职教师，由此而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通过测试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学历与水平倒挂的现象：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中师生；大学教师不如中学教师，中学教师不如小学教师，小学教师不如幼儿教师。为什么学历高的不如学历低的，学得多的不如学得少的，难道是他们的学习条件差，语音天赋低吗?调查发现，这与各地各级学校重视的程度和个人的心理状态有直接关系。

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语言环境、社会背景、学习者的性格特征、认知方式、语言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与动机、学习策略等个人差异；教学大纲、教学条件、测试机制以及教师的语言水平与认知能力、教学态度与方法等客观因素。但近年来人们对非智力因素――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缺乏学习动机、自信心或过于焦虑会阻碍语言输入到达学习者的内部学习机制，从而影响语言的习得。

就普通话学习而言，影响教师学习的情感主要是对普通话学习所持态度的主观体验，主要表现为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动机是影响学习的直接动因，它从整体上决定着学习的“意义”；兴趣是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精神体验，从微观上决定着学习的“意义构建”。笔者从事普通话教学近10年，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较深入的了解。就教师来说，学习普通话的动机分为三类：一是生存需要：国家语委有关文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教学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普通话教师和语音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一级乙等水平。普通话等级证直接关系着教师的上岗、教师资格证的办理、职称评定等等。为了过级而学习，是教师中的多数。他们把普通话学习当作一种负担，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年纪大的教师)甚至感到是一种痛苦。但为了“生存”，负担也得承担，痛苦也得忍受。虽然在普通话的学习中也有乐趣，但面对浓重的方音、别扭的发音方法，乐趣总是断断续续，稍纵即逝。为了“生存”冲力十足，“生存”问题一旦得以解决，学习普通话的动力就较快衰退。二是发展需要：这类教师以普通话基础较好的教师为多，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更多的发展机会。负担感、痛苦感减轻。学习中的乐趣增多，学习动力比较持久。三是成就需要：这类教师把普通话作为增进人际交流和提高自身素养的工具。他们对普通话学习没有了负担感，更多的是一种乐趣。他们积极利用一切机会来主动学习普通话，主动与他人交流，自觉地担负起普通话宣传推广的责任。

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学习普通话的目的，可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这样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

二、普通话教学的策略

1.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1)立足于教师的发展。普通话教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学习者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口语使用问题的一门应用语言学科。这门学科看似只是解决学习者的语言使用问题，实质上却是学识与修养的综合培养。根据教师的特点，我们可以将普通话训练的目标定位在――立足于教师的发展，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具体包括：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处理好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培养用普通话交际的能力，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注重培养学习者的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语言素质等综合素质。

(2)理论、实践、方法三者结合。教师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要不断探究训练方法，将理论、实践、方法结合起来。普通话理论知识系统是通过传授自学获得的，要求掌握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规范。普通话技能是指应用操作的一种能力，需要通过大量语料的实践才可能得到巩固。巩固技能需要有切实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有了理论指导，还需要总结一套理论和实践能紧密联系的方法，有了有效的方法才能避免盲目随意、低效无序的实践。

(3)语音、词汇、语法三位一体。长期以来，很多教师对普通话的认识似乎存在着某种误区：认为语音标准了，就等于学好了普通话。其实不然，因为普通话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只有这三方面都合乎规范，才是纯正、标准的普通话。诚然，把方言和普通话作一下比较，不难发现分歧最大的是语音。所以学习普通话，语音是重点。但是纠正方音不应成为学习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把夹杂方言词汇、方言句式的语句用标准音发出来，仍然不是纯正的普通话。只关注语音，忽视词汇、语法训练会严重影响学习者的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作为教师，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优劣。

语言进入交际包括五个环节：首先说者根据要表达的思想内容选择适当的词语组成话，用信息论的说法即“编码”。话语组织好后用发音器官说出，是“发码”。发音器官把话说出后，通过声波向听话人输送，是“传码”。听者用听觉器官接收对方发出的言语声波，是“收码”。听者根据特定的语境把接收到的信号经大脑思考辨识还原为思想内容，是“解码”。因为口语表达具有即时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即要现想现说，来不及仔细思考，要随时根据听者的反应，调节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内容。这就要求说话者词汇量丰富，用词准确，句子合乎语法规范，而缺乏语汇、语法的训练，会直接影响口语交际。因此，学习普通话不仅要抓语音，而且还要抓词汇、语法的训练，要做到语音、词汇、语法三位一体。

(4)听、说、读三项并举。教师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中过分依赖于书面语，依赖于朗读。注重对普通话书面语的摄入与输出，忽视听说能力的训练，这是不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规律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起源于发音，而后才有文字。从人们习得母语的过程看，也是先听说后读写的。当然，普通话教学不一定照搬习得母语的模式，但必须意识到听说训练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普通话的教学就是通过具体的音形的刺激，在学习者的大脑皮层形成兴奋中心与兴奋中心的相互联结，构成一个普通话知识的体系。语言的内化需要有一个过程，感知不等于已充分理解，更不等于完全掌握。没有内化为思维工具的语言不属于个体自己的第二号系统，因此，也不可具有交际工具的全部职能。所以，语言的输出远远滞后于并小于摄入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摄入在时间上要先于输出，在数量上要大于输出。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听说领先，读写随后的原则。心理语言学也证明这点，而我们的教法却本末倒置。因此要真正提高教师的普通话表达水平要做到听说领先，听说读三项并举。

2.教学方法的选择

(1)比较法。比较法学习普通话，就是运用汉语演变规律，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学习普通话的一种好方法，也是一门将语言学概论，普通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比较语言学、方言学和教学法等有关理论联系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用比较法学习普通话，对于教师，尤其是了解语言学、语音学、音韵学等有关理论的语文教师来说，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好方法。对于教师来说，加强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加强学习的针对性，节约学时，提高实效。教师要先了解普通话的结构系统，然后通过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了解自己所说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能够举一反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互动法。互动，是指在口语交际中交际双方的积极参与和相互作用。听说的互动形式是构成口语交际活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口语交际必须具备至少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听话人，即当一个人说出一段话的同时存在另一个人在听。听说的互动存在于口语交际的各个环节和话语理解的各个层面。教师普通话学习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应使教与学之间、学与学之间保持有效的互动。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学习中通过意义的共享和协调，才能理解得更加准确、丰富和全面。语言学习本身偏于理性思维，容易令人枯燥，如果在教学中以生活、职场中的口语话题为主线多采用听说互动的训练方式，将会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

(3)情感法。教学过程是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有机统一。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在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以完善教学目标，增强教学效果。这是作为教育者的人对受教育的人进行教育所应实施的完整的教学。普通话教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复杂的、受诸多因素影响的过程。就普通话本身来说，作为一种语言，它的使命就在于交流，而在交流过程中，情感因素就显得极为重要。充分发挥情感因素在教与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不仅对学习者行为及个性方面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而且能促进教学关系的协调发展，为教学营造一个愉快的环境从而推动教学效果。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应选择那些贴近现实生活，并对目标文化肯定态度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意义性、趣味性会使学习者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在授课中应多使用现代化的媒体教学手段，增加课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唤起学习者的求知欲和参与欲，融普通话教学于情景之中，刺激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增强普通话教学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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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才佳.方言区普通话教学低效的成因初探[J].广西教育，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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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方民.普通话训练应全方位进行[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4

>> 论普通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对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作用 中外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比较研究 浅析规范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途径 关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几点思考 加强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几点思考 普通高校大学生对国防教育关注情况调查及对策 通识教育视角下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的研究 关于普通高校在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思考 基于金融战争的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改革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四重四轻”问题 普通高校提高国防教育实效性的研究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实效性调查与探索 论国内外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差异 浅谈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国防教育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课程编制理论研究 试论我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内容的缺失 论红色资源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关于我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思考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与培育民族精神关系的探究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中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汪信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J].新华文摘，2009，（18）：38.

[3]冯石岗，等.把握人文学科特质，提高思政课实效性[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

[4]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钟志贤.深呼吸：素质教育进行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普通话 教学

1.前言

我校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来源于新疆的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通话教学起点低， 难度大， 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全面展开的今天， 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教学的研究尤为重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学对象， 研究教学测试中出现的新问题，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教学水平， 适应推普新形式。本文试对少数民族学生语言状况、学习困难、普通话教学三个方面做一些探讨。

2.结果与分析

教育部在《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中指出：“在教学中， 正确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凡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要搞好双语教学， 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教师要大力宣传党的语言文字政策， 教育引导， 使少数民族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掌握族际共同语的愿望， 为普通话学习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在实践中， 我们感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干扰， 不只是来源于语言本身， 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态度直接影响到普通话教学效果。

学习态度与动机是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情感因素。态度端正， 动机强烈被视为外语学习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 教师在进行普通话教学和训练的同时， 要注意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语言国情教育和民族学生使命感教育。

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通话教学是学校推普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成败是同学校推普大环境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当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 营造“以讲普通话为荣”的言语环境， 各级领导和教师必须对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方言地区、民族地区的高校普通话教学不应陷入应付检查、对付测试的实用主义泥淖。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我们的制度不应只是针对学生普通话培训、测试等方面管理的制度， 而应包括对各级领导和教师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知识教育、普通话培训、测试及推普业绩考核的制度， 形成一个科学的、有章可循的管理约束机制。

严格的全方位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将促进良好的言语环境的形成， 促进普通话的普及， 提高普通话教学的质量。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普通话涉及语言与思维的问题。他们的学习一般是循这样的思维转化模式： 母语――汉语中介语――普通话。

加强第二课堂管理， 开展朗诵、演讲、论辩、话剧表演等多种形式的普通话活动，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继续学习和训练的机会， 使普通话语音教学、口语交际训练后续课和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形成一个配置合理、功能齐全的普通话学习、实践体系。少数民族学生自身也要克服畏难情绪， 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在实践中， 消除转换障碍， 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和口语交际能力。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通话教学， 既不同于汉族学生的普通话教学， 也不同于一般的对外汉语教学， 它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这一特殊性对教育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事这一教学工作的教师应加强语言理论学习， 提高自身在民族语言、应用心理语言、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理论水平。拓宽语言研究领域， 除了汉语方言的研究， 还应研究当地民族语言、汉语中介语， 探寻民族语与当地汉语方言的关系、汉语中介语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 改进教学方法，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学习的重点、难点进行训练， 转变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习惯，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标准程度和普通话合格率， 培养出更多的适应时代需要的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

3.影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普通话教学的制约因素

（1）年龄对高校普通话教学的影响。在学习者个体各因素中，年龄作为一项生理因素，对高校普通话教学的影响最大。所谓语言习得关键期，就是指在青春期（12岁）以前，由于大脑语言功能侧化尚未完成，左脑和右脑都能参与语言习得的这段时期。此时大脑灵活，可塑性大，因而比较容易习得语言，是语言习得的最佳时期。过了关键期，大脑侧化已经完成，学习起来就会有一定困难。

（2）是性格的影响。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外向型的学习者喜欢说话，喜爱交际，不怕犯错误，有利于提高快速反应的说话能力；内向型的学习者由于不爱说话，在口语方面提高较慢，但能对语言输入进行细致的形式分析，在听、读、写的能力方面提高较容易。另外，还应关注的是自我中心因素。自尊心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表现判断，在语言学习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

4.结论

（1）该校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教学开展形式多样，但教学内容单一、教材针对性差，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在普通话教学上要打破以往旧有的模式，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设置上来，使少数民族学生真正学到自己想要学的内容，从而养成终身使用普通话的习惯。

（2）该校普通话教学“重教学、轻实践”现象严重，应加强系统普通话教学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过普通话教学把民族融合真正落到实处。

（3）明确普通话的学习目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和态度。教师应经常宣传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引导学生将易变、不稳定的应试等表层动机，转化为持久、稳定的交际和职业等深层动机，使学生从消极的“要我学”，转化为积极的“我要学”。

【参考文献】

[1]刘王旬.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5：208.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普职沟通；高中阶段；核心素养；学校课程

作者简介：刘茂祥（1975-），男，湖南邵阳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上海中学教科研高级教师，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行政与管理。

基金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示范性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沟通机制研究――基于高阶技术技能型人才早期培育视角”（编号：DJA140248），主持人：刘茂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2-0074-07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简称“普职沟通”），既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维度。高中阶段作为各类人才成长的重要分水岭，需要将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中与中职校，中职校为中等职业学校的简称，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在普职沟通的视阈下探讨此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重点，进而分析高中阶段的学校课程改革，有利于夯实不同类型人才（根据人才的社会功能，国际上通常把人才分为四种类型：学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立交桥”式成长的基石。立足普职沟通的视角，探讨高中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要点，进而推进高中阶段的学校课程改革，是高水平、高质量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应当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普职沟通是指立足于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架设，注重不同类型学生全面素养与优势潜能领域的多元开发，在尊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各自育人规律、价值等值的前提下，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阶段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的沟通、衔接与平台创设，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要素的互通与优势的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在此，主要探讨普职沟通视阈下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改革。

一、普职沟通视阈下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分析

无论是未来成为学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还是成为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作为高中阶段的学生需要夯实怎样的核心素养？高中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指高中阶段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自身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文化素养和关键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学生的核心素养问题。我国学者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讨论，也成为当前教育讨论最为热点的话题之一。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对学生素养研究的过程中，我认为不同阶段学生核心素养要求与培育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不仅要把握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且也要认识同一阶段不同类型学生应当培养的核心素养要点。当前对我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以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引领的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研究团队遴选与界定的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影响最大，《中国教育学刊》中刊载了其团队形成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专题”7篇论文[1]。2016年9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正式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本文尝试从当前对普遍的“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过渡到不同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要点培养思考，从普职沟通的视阈进行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学生核心素养要点的实证研究。

（一）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认识的信息收集

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式收集信息：其一，在2015年2月至2016年7月间，对专家（含部分院士、大学理工科以及人文科教授、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与高级技工）、高中阶段的学校校长、教师合计40余人进行访谈，向他们询问“无论是培养优秀学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还是高层次的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高中阶段应夯实这方面有潜质学生的哪些核心素养”，对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归类。其二，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的沟通机理”问卷设计中，提出了三个开放式问题，每个开放式问题要求写出3-5个核心素养：（1）您认为高中阶段推进优秀学术型、工程型人才早期培育，应注重培育这方面有潜质学生的哪些核心素养？（2）您认为高中阶段推进高层次的技术型、技能型人才早期培育，应注重培育这方面有潜质学生的哪些核心素养？（3）您认为无论是优秀学术型、工程型人才早期培育，还是高层次的技术型、技能型人才早期培育，高中阶段教育应夯实这方面有潜质学生的哪些核心素养？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间，共有上海市徐汇区、闵行区、普陀区、崇明区的6所高中阶段学校（包括三所上海市示范性普通高中与三所中职示范校的590多名学生、190多名老师；包括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高级技工等30多名专家；包括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校友、各行各业人员等60多名其他人员）提供了上述三个问题的问答，共获得8500余条关于高中阶段核心素养的信息。

（二）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的调研资料归类维度

实证资料与信息收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访谈与调研资料的有效信息筛选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当其冲的是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归类。高中阶段的学生，无论是普通高中学生，还是中职校学生，尽管两类学校育人的目标与方式不同，但他们同属于高中阶段学生，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求应当是互通的。对于高中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分析，既要考虑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整体要求，又要考量高中阶段教育作为承接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特殊阶段以及不同类型人才早期培育的分水岭阶段的重要性，进行符合学校实践与社会需求的思考。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研究团队通过对国内外学生核心素养研究，均涉及社会参与、文化修养、自主发展等三个维度[2]，因此对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研究的访谈与调研中获得的信息，既要考虑这三个大的归类维度，同时又考虑高中阶段学校发展的特点与来自高中阶段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声音，进行归类维度的探寻。

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原上海市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先生通过其50多年的普通高中教育与管理实践，提出了未来高中教育发展的定位是促进学生的志、趣、能匹配[3]。这一观念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普通高中改革的导向之一。在“志”方面包括正确价值观、远大志向、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视野、思想境界等；在“趣”方面包括全面而有个性的知识基础与基本技能，职业生涯规划与专业领域发展取向，对感兴趣领域的好奇、发现、坚韧、自信等；在“能”方面包括创新能力、动手实践、沟通合作、探究钻研、自主学习、思维能力、语言运用、执行反思等方面的能力。在访谈上海市第三届教育功臣、原上海市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先生的过程中，其在30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职校的发展应促进学生的道、术、能合一：在“道”方面含有道德品质、对术的诠释之道，良好人格等；在“术”上包括专业或专门技能，职业技能或专业素养，语言（母语与外语）运用、信息素养等；在“能”上应当包括职业能力、知识迁移能力、应变能力等。在访谈另一位上海市示范性普通高中校长XJP的过程中，他强调决定高中生未来发展高度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志、趣、能，更在于他所积淀的文化素养与各类能力，能够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进行灵活应对与处置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种有效进行问题处置、决策的综合素养体现”。这种“慧”应当包括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公民素养、法律素养、身心素养、安全素养、艺术素养等方面。

基于教育实践智慧与高中阶段教育未来发展定位，可以从“志・道”“趣・术”“能・慧”三个方面以及志、道、趣、术、能、慧六个视角进行收集信息的归类维度剖析，并将国际上学生核心素养分析的“社会参与、自主发展、文化修养”三大维度整合其中，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关系。

（三）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的选择步骤与诠释

依据“志、道，趣、术，能、慧”的归类维度，将上述方式收集的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信息，按照相近词语整合以及出现的频次，选出高中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信息，共分为两个步骤，这个过程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间。

第一步，先将专家、社会各界人士、教师、中职校学生、普通高中学生五方面的高中生核心素养认识，按照“志・道”“趣・术”“能・慧”三个维度归类中出现频次相对较高的进行初选。基本方式是为促进高中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一素质教育追求，“志、道”与“趣、术”各取出现频次前3名的素养；考虑到“能、慧”收集的有效素养信息内容多，“能”取出现频次前5-6名的素养，“慧”取出现频次前2-3名的素养，进行列表（见表1）。

第二步，对第一步收集的不同人群对高中生核心素养的认识度较高的内容，结合高中生的身心特点以及世界各国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认识，从“志・道”“趣・术”“能・慧”三大方面进行归类筛选。考虑到我们探究的是高中生的核心素养，而不是全体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不必面面俱到，需要抓住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进行分析。正如我们在调研与访谈中，许多人士指出高中生的核心素养不宜太多，否则仍然又会变成多而无法实施的情况。为此，选取了9项内容作为高中生的核心素养，其中有些内容是对上述一些素养的归并处理，从而形成了普职沟通视阈下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每个核心素养的入选理由、内涵诠释以及归属于“社会参与、自主发展、文化修养”中的哪一维度，列表分析如下（表2）。

二、核心素养引领下高中阶段学校课程突破口

将高中阶段的学生核心素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为不同类型人才早期培育的根基夯实提供生长土壤，也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这两类学校课程改革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普职沟通视阈下两类学校如何围绕“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进行课程改革突破口，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文章。

（一）围绕高中阶段学生的“志・道”进行课程互通

普通高中与中职校的课程建设，有各自的特殊性，如普通高中的学校课程，更注重全面的普通文化知识基础夯实，中职校更注重某一领域的技术或技能培养。然而，两类学校面对的都是高中阶段学生，都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而在许多课程上可以互通，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志向、责任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道德修养，围绕高中生共同强调的“志・道”进行课程互通。两类学校的课程互通，遵循的是学校课程建设的相互适应（mutual adaptation approach）取向。学校课程建设的“相互适应”取向是：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事先将课程完全确定，并规定精确的课程实施程序；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学校或班级实际情境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课程实施的过程是设计者与实施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对方的意图从而相互适应的过程[4]。也就是说，两类学校的课程建设，可以根据阶段学生发展的特点，进行相互适应。

在推进两类学校“志・道”教育的课程互通上，对于普通高中集聚的有学术型、工程型人才发展潜质的学生来说，可以认识到自身的发展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或专业领域休戚相关，将自身的志与社会责任担当、感兴趣的领域探索结合起来；对于中职校集聚的有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发展牵制的学生来说，有利于他们在注重自身技术、技能发展的同时，也树立起对社会的责任，将自身发展的志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让自己在“术”的提升中更好地悟“道”。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围绕“志・道”教育进行课程互通，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引领，保持对高中阶段学生的一致要求。当前，我国中职校的学生道德修养需要加以强化，普通高中学生的“立志”需要与自身感兴趣的领域以及这方面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因此，两类学校围绕学生的“志・道”教育进行课程互通，能够更好地促进这一阶段学生的志向确立与社会责任；爱国、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统一要求，以及道德修养培育上的实效性。

对于普通高中集聚的有学术型、工程型人才发展潜质的学生来说，在“志・道”教育上的学校课程互通，能促进这部分学生将自身发展的志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更紧密地结合，与自身所追求的兴趣领域紧密结合，并且在自身发展意识上更愿意与中职校学生合作共进。对于中职校集聚的有一部分“精品学生”（中职校喜欢把集聚的具有良好文化知识基础、由有技术学习的浓厚兴趣的这部分学生称为“精品”学生，在占比上不到中职校的10%，但却不能忽视这部分学生的针对性教育与引导，他们当中本身普通文化知识基础不弱，从中职校招入的分数来看，有一批是超过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这些学生一般集聚在中高贯通、中本贯通招收的学生群体中，也不排除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按照当前的政策没有所在地户籍或父母不具备引进人才居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只能报考所在地的中职校，不能报考普通高中――中存在有优秀的学生）来说，围绕“志・道”教育进行课程互通，也有利于他们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志向、责任与肩负的使命。

两类学校围绕“志・道”教育进行学校课程互通，首先，需要在教育政策制定上，明确在“志・道”教育上形成两类学校互通的课程要求。其次，在实施的过程中两类学校共同组成专家组，汇集各自优势编写课程实施纲要、标准或操作指南，两类学校共同使用。例如普通高中在培养学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处理认知上有其经验与特点，可以精选出相应的课程内容，编写成教材，两类学校共同使用；中职示范校在“人与技术、人与环境”处理认知上有自身特点，可以在这方面的课程建设上整合力量，精选内容编成适合高中生学习的通识教材。第三，注重两类学校学生在学习互通课程中的交流、研讨，形成两类学生相互尊重的氛围。这为今后不同类型人才在一起沟通、协作奠定早期认识基础，明确各自发展的志向确立、责任心树立，都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都建立在良好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两类学校通过互通课程的共同学习或相互交流，促进相互理解，获得有利于社会发展需要的共通知识储备。

（二）立足高中阶段学生的“趣・术”进行课程统整

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围绕高中阶段学生的“趣・术”进行课程统整，具有现实价值。普通高中无论是推进学术型人才早期培育，还是工程型人才早期培育，在“趣”的引领与“术”的教育上存在着很大缺陷，比较多地关注学生全面的普通文化知识基础夯实，忽视了对学生感兴趣领域的激活与引导；对学生通过高中阶段学习应当形成或树立的合适阶段专业发展取向缺乏应有的引领，造成许多学生到了高中毕业升大学的时候，却只知道考哪一所大学，却对自己心仪的、有潜能就读的感兴趣专业领域选择表选出茫然，这一点是与国外同类学生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的设置几乎是空白的。中职校学生在“趣”的基础与“术”的领悟上有待突破，比较多地关注让学生及早进入与职业相对应的技术领域，形成功利性的“趣”，却对学生这方面“趣”的发展应当夯实的普通文化知识基础夯实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术”的培养上太多关注实践操作标准、规范的训练，对“术”中隐含的“道”与基本原理缺乏必要的诠释与教育。立足于高中阶段学生完整而有个性的“趣・术”进行课程统整，有利于两类学校集聚学生素养得到更好的发展。

普通高中与中职校的课程统整，注重两类学生共通的普通文化知识基础教育，通过课程选择来聚焦自身发展的兴趣与发现自身的潜能匹配，明确“道”与“术”的结合，以及大力推进职业生涯教育，成为高中阶段教育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课程统整地问题是现代课程改革运动的根本问题之一。实际上可以说，现代课程改革运动就是围绕着课程统整地问题展开的。”[5]两类学校的课程统整，并非是将所有的课程进行全面整合，而是对有利于两类学生更好地发展“趣”“术”做出应有的探索，包括引导普通高中生通过多样的课程选择聚焦对某一领域的兴趣与认识自身的潜能是否与之匹配；促进中职校学生应有的普通文化知识积淀，“依据与普通教育沟通的需要设置普通文化课程，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提供了衔接点”[6]。两类学校的课程统整，将促进普通高中学生通过课程统整树立基本理性的、合适阶段专业发展取向选择，定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或职业素养；引导中职校在强化“术”的教育同时，进一步悟“道”以及激“趣”。

两类学校的课程统整涉及领域，主要是在两类课程发展课程的互选以及深化延伸上。对于普通高中学生，可从中职校的有关“术”的课程选学中进一步认识自己的“趣”，可从中职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认识有利于普通高中开展职业生涯教育的经验；对于中职校的精品学生来说，可以从普通高中里选一些有利于自身从“术”中悟道的发展课程。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围绕高中阶段学生的“趣・术”进行课程统整思考与行动，让不同类型学生在专门课程以及感兴趣领域的课程学习上，获得基于现存课程优势上的最大限度地选择，是基于未来创新人才是分领域的，不同潜质的学生应该在适合自己的平台上发展，让学生获得基于感兴趣领域专门知识学习基础上的创新思维提升。

当前一些普通高中为推进有工程型人才发展潜质学生的识别与早期培育，在课程改革上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与高层次理工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专业学院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形成了有效的衔接。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转型，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看，普通高中也将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与教育[7]。中职校也在推进高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个重要的导向是强化这方面学生的文化素养、外语能力、科技素养上下功夫。中职示范校在普通文化课程内容教育上要尽可能做到广泛性，为高阶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应对未来现代社会生活与专业学习提供必要准备。“因为现代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复杂多样，普通文化课程只有做到知识面广，才能为学生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就需要普通文化课程要尽可能突破原来的语文、数学、外语、政治这种框架，重生涯教育、心理教育、人际沟通、环境教育、两性教育、各地文化教育等内容”[8]。

（三）沉思高中阶段学生的“能・慧”进行课程创生

普通高中与中职校的沟通，不仅仅需要创设学校课程互通、统整的平台，更需要创设学校课程创生的空间。高中阶段学生的“能・慧”教育，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是一种学术与职业共生的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学生长远发展的教育，在当前两类学校缺乏沟通的状况下，这种有利于高中生核心素养夯实的“能・慧”教育，更需要两类学校课程之间的创生。正因为社会在不断变化，学生的发展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普通高中与中职示范校沟通的课程建设，没有诸多先例可循，需要把握课程创生取向（Curriculum Enactment），让学生与教师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创造性教育体验。

两类学校沟通的课程创生，可以立足于学生的学习与创新素养提升，互相借鉴优势内容进行新课程体系的建构。立足于学习与创新素养，普通高中需要明确创新是基于一定领域，用于推进实践应用，尽管也有理论创新，但最终是推进应用的，因而把握中职校的应用平台，思考学生在感兴趣领域里的主动学习与问题解决，更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与创新素养；中职校为推进学校集聚的“精品学生”获得创新素养提升，需要让学生在技术学习的过程中，把握普通高中对某一技术的理论要点阐述，进行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能更深入地推进创新思维与更主动地学习。如普通高中进行工程技术专门课程建构时，应善于把握中职校关于技术应用的方略进行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的思考；对于中职校来说，可以在专业技术课程与普通文化课程之间协调中创设新型的专门课程，提升学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通过某一领域的普通文化知识准备课程的开设来促进专业能力的提升，普通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并列开设；任务中心课程与综合专业实践课程交替开设；学科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融合开设[9]。从高中阶段开始给予课程基础保障，为学生的职业性与学术性互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毕竟高中阶段学生未来是往学术型人才方向走还是往应用型人才方向走还不能最终定型，因而在学习与创新素养培育上更多地应关注共通性，促进学生发展的可塑性。

为促进高中阶段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与动手、实践能力，在推进两类学校课程创生时，需要注重两共通点的夯实：一是加强对所有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奠定人文情怀；二是促进动手、实践操作过程中，要让学生学会尊重与团结不同类型的学生，提升人际沟通、合作交流与灵活应变能力。在人文素养教育方面，普通高中与中职校都应当应认识到对于高层次的工程型、技术型人才早期培育来说，对于他们的人文素养教育与技术技能素养提升是需要协同发展，两者不可偏废。普通高中在为工程型人才早期培育奠基上，优势在于奠定这面有志趣的学生良好的学科基础知识、外语基础，能够使他们在今后技术技能发展的深度与视野方面进一步开阔；然而对这批孩子的技术技能素养培育又可能被忽视甚至扼杀。无可否认，中职校在培养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技能素养上有其特点，但在普通文化知识的夯实与人文素养奠基上与普通高中尚有差距。加强两类学校的课程创生，有利于促进学术型、工程型人才早期培育中所需要的动手实践能力与人文素养协同发展。

在动手实践能力提升方面，对于普通高中集聚的、文化素养厚实的、有工程型人才发展潜质的学生，需要加强工程技术、职业生活、生涯指导、技术技能等方面的课程引导，可以在某些点上深入，甚至让部分学生走出校园，走入中职示范校进行相应的部分课程学习或进入相关企业进行考察课程，都应逐步成为常态，不断丰富学校课程的选择性。中职示范校为促进集聚的精品学生人文素养夯实与有工程型、技术型发展潜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让专业志趣与职业能力培养建立在宽广的文化根基上，需要在专业技术课程与普通文化课程之间寻求某种创生体系，无论是采用顺三角形课程（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还是倒三角课程（专业课专业基础文化基础课）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普通文化课程应当与专业课程并列开设并贯穿始终，并且不断深化两类学校之间的课程选择学习。

无论是普通高中学生，还是中职校学生，都需要加强“能・慧”教育内涵中的信息、科技与媒体素养，立足于共通要求，创设有利于两类学生共同学习的共通课程，提升学生这一必备的综合素养。普通高中在推进学术型、工程型人才早期培育过程中，需要关注他们的信息、媒介与科技素养的夯实。从普通高中的课程资源上看，最为缺乏的就是通用技术课程的有效开展。尽管排有这方面的课程，但大多由于缺乏师资与技术实训平台而搁浅甚至被挪用，这方面与中职校的课程创生要求最为迫切。中职校在引领“精品学生”朝向学术型、工程型人才方向发展过程中，在信息、科技与媒体素养教育课程上，最缺乏的就是科学原理与技术原理方面的课程，需要与普通高中就这方面的课程进行创生。两类学校就“信息、科技与媒体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创生，可以朝向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联合开发有利于不同类型高中生通用能力提升的课程。二是对普通高中有工程型或技术型人才发展潜质学生通用能力培养，可将三年学习分成灵活的“2+1”或“2.5+0.5”的学制，建立一个由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教师构成的小组，对相关学生进行半年到1年的通用能力课程的教学，在两类学校之间提供大量的课程创生机会。

总而言之，从普职沟通的视阈思考高中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改革，有利于不同类型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育，将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作为整体进行思考，减少条块分割、系统割裂带来的资源浪费与消耗，更好地发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各自育人的优势进行协同育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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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四林，等.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的国际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6（6）：11.

[3]唐盛昌.高中改革方向：促进高中生志趣能的匹配[N].中国教育报，2012-0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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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启泉，张华.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课程改革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3.

[6]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02.

[7]Vail， Kathleen. Technology Drive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Reform[J]. Education Digest， 2007，72（8）：4-11.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7

一、*地区理论普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理论普及工作，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着眼于振奋精神、激发热情、坚定信心，基层理论宣传做到了基调鲜明、方向正确、效果明显、富有成效。

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相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热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广大农牧民中传播。

二是在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围绕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十六大以来历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从地区到各县(市)，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三下乡、面对面宣讲、特约宣讲员等形式多样、深入持久的宣讲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三是党的基层理论普及的阵地更加巩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争取“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东风工程”、“新西工程”、“电视进万家工程”、“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全地区54个乡（镇），已建文化站36个；502个行政村中80%的村已建成水准较高的文化室，党的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是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近年来，各县(市)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主题教育活动等，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进行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基层理论工作依然是理论普及的“软肋”。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固有差异、人才队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广大农牧民接触党的最新理论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地滞后于城市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党对“三农”工作不断的重视程度的与日俱增，基层理论普及与其它社会事业诸如卫生、教育、科技等一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为基层理论普及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资源整合成为理论普及的“重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着力加强农牧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地区基层农牧区的宣传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国家、自治区、地区、各县(市)对基层阵地“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基层群众读书看报难、看电视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基层文化阵地管理相对滞动，需要有效地进行整合。如文化资源条块管理、各负其职、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中央、自治区配发下来的各类书籍往往被“束之高阁”，借阅使用率低；一部分农牧村喇叭、宣传橱窗成为摆设；村文化活动室还需在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是基层理论工作的“焊点”。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关键在干部，在队伍。据我们调研了解，目前各县(市)乡(镇)一级的宣传文化干事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在编不在岗等情况。村级专兼职宣传员情况不一，近年来地区招录的大学生充实到村后，状况有所好转，但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

四是打造乡村文化成为理论普及工作的“终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党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的倡导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思想碰撞、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归结到“先进文化”上来，更加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等。从理论的层次上讲，基层理论普及当属乡村文化范畴。先进的乡村文化是理论普及的生存发展“土壤”，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乡村文化，使其朝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加强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的对策

从20*年3月起，地委宣传部理论宣教科开始着手加大基层理论的普及力度，我们先后在福海县的解特阿热勒乡、*市切木尔切克乡等地开展调研，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充分借鉴昌吉州的做法，草拟了《*地区基层理论普及示范点的创建管理办法》，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推进基层理论普及的试点工作。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基层理论普及关键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乡(镇)党委中心组学习。现在每个农牧业村都有一名乡(镇)领导挂钩，乡(镇)党委中心组的良好学习风气，必将带动农牧村理论普及。第二个重点：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党的基层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搞好农牧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和重要阵地。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搞好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以适应广大群众就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培训、文化活动的需要。

二是着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农牧村文化队伍。县、乡、村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每一个乡镇要有一支专兼职的文化演出队伍，在农牧村中组建起戏曲队、腰鼓队、秧歌队、阿肯阿依特斯弹唱队等群众性自娱自乐的文化队伍。县文化局通过分流、返聘等多种措施，保证创建乡镇有一名文艺辅导员。乡(镇)文化站按照至少“一人一编”的标准配备好专职人员，行政村有一名村干部负责兼管文化室。村办公室大喇叭、宣传橱窗要充分运用，及时给农民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和致富信息。

三是着力用好管好现有各类文化教育资源。发挥地、县、乡三级宣讲力度，以乡（镇）或中心村为单位，按照农牧民的实际需求实施“点菜式”宣讲，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知识、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按照“东风工程”、“农家书屋”等国家、自治区出版物管理办法，使《人民日报》等免费赠阅的书刊切实发挥作用。积极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开展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8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9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我国通用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 当前，语言文字的应用现状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某些滞后现象，有些地区方言盛行，还没有真正形成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的风气。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促进民族间的交流、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程，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学院招生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毕业生供需招聘会上，大家逐渐认识到良好的语言面貌对面试成功，顺利就业起着重要作用。而提高普通话水平和语言运用能力是改善学生语言面貌的关键，所以在普通话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学生的语言训练。我校开设普通话口语课有十余年了，但课时很少，最多36课时，最少只有16课时。怎样在有限的课时里训练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是我在教学中不断探索的问题。普通话口语课不是普通话知识介绍课，也不是教学生说普通话的课程，普通话课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会说普通话，还在于让学生在掌握普通话知识的基础上，语言能力有一定的提高。 基于此，我在教学中以训练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为教学目的，探索教法，提高普通话的教学效果。 一、示范与模仿 普通话语音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声母、韵母、声调、音节、语流音变、语调几个部分，课堂上不能只重视语音知识的传授，总结学生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寻找两者之间的对应规律，这种课堂教学，不仅让学生感到枯燥，而且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很被动。 普通话教学是一种技能训练的教学，技能的掌握不能仅靠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需要能指导提高语言操作能力的理论以及在实践练习中揣摩理论的正确性，寻找解决实际应用难点的方法。 示范和模仿是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学习语言，听辨能力很重要。课堂上，教师要示范规范的读音来训练学生听普通话的能力。从教学实践看，练耳（听）———练口（读、说）———练脑（记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训练过程是十分有效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讲解发音要领，反复示范练习，让学生观察模仿，掌握要领，形成技能。学生模仿的过程，是与标准的普通话进行对比的过程，模仿者能够较容易地发现自身语言存在的问题，对自己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有意识地纠正和改进，这会大大提高学生口语发音的标准程度和口语表达技巧。 长期的模仿还会自动地将正确的语言信息储存于大脑中，在需要表达时脱口而出。 为了训练学生发音准确，吐字清晰，还可以学说绕口令，并进行比赛，看谁说得快说得准，激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 二、从朗读到朗诵 因为受到课时限制，常会使任课教师在训练学生的语流音变、朗读技巧时，注重普通话水平测试60篇规定篇目的反复练习，而忽略了60篇作品以外更广阔的优秀文学作品。 我在普通话教学中，有意地选取一些朗朗上口的诗歌作品，选择一些报纸杂志上的美文小品作为朗读技巧训练的补充材料，教师首先示范朗读或听录音，让学生反复练习，纠正不纯正的发音，先做到朗读音准流畅，这是朗诵的基本要求。学生在反复朗读中思考作品内涵，体会作品意境，教师再指导学生划朗读符号，学习停连、轻重、快慢、高低的处理以及轻声、儿化、音变等方面的语音技巧，有感情地朗诵。学生在声情并茂的朗诵中，不仅训练了朗读技巧，还体会了作品的美，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精深内涵，培养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从而激发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人文情怀。最后进行朗诵比赛，激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热情。 三、听说训练结合，创设开放的练习语境 在普通话测试中，有些学生读单音节字词、多音节词语和作品朗读能做到音准流畅，但在说话测试中，却表现得磕磕巴巴、词不达意、语意混乱，甚至出现比较严重的语法失误。这种普通话语音较为规范，但语言表达却很糟糕的情况，反映出普通话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只重视语音的训练而忽视了语言运用能力的训练。普通话教学应该以普通话测试为检测手段，以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为终极目的。因而，普通话不仅要通过字、词、句、文章等书面材料来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要大力加强学生使用尽可能标准的普通话进行口语表达和交际训练，只有这样，普通话课程才能有效地实现其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对于语言的学习而言，语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普通话课堂上，采用听说结合的训练方法，创设开放的练习语境。请一位或几位学生就此语境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叙事、议论、说明或抒情，而其他同学用心听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并指出发言人在说话时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问题的解剖分析，找出正确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选用准确词语、修正语法错误。练习语境的设置可以是学生关心的热点话题，如爱情、友情、诚信、金钱、考试、就业等，也可以是学生个人生活经历的片断、感触。这样的开放式语境说话练习可以在普通话教学过程中阶段性进行，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学生们轮流循环进行口语训练，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锻炼学生们的心理承受力，还可以增强学生们使用普通话的信心。当然，开放式语境设置练习对普通话任课教师的要求除了具备相当的语言专业知识外，还应当能够对学生说话内容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引导能力。让学生们在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无形中提升了其道德文化修养，端正其看待世界的方法、态度。 四、激发说话潜能的配音练习许多教育家都倡导 “以学生、活动和任务为中心，采取启发、研讨、辩论等开放型的教学方法，如交际教学法、活动教学法、自主学习教学法、任务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学习性研究教学法等，激发兴趣、开发潜能、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的教学本来是很枯燥的，在课堂中，练习方式的多样性可以很好地避免课堂气氛冷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采取新颖、生动又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教学方法，不仅符合新时期语言教学发展的趋势，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教师的教学起到补充作用。如给影视片进行配音活动，就是一个集趣味性、教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有效的教学方法。选择那些能满足学生需要和兴趣的影视片，充分调动学生主体情感，使学生在轻松自然环境中学习普通话。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会使学习者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另外，为影视片进行配音活动也是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全面训练。学生首先要理解人物的对话内容，为了配音流畅，学生要在理解和掌握了语言的基础上，反复熟读乃至背诵，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他们的语感。经历了充分准备、精心表演的过程，学生在视觉上听觉上得到了美的享受，口头表达能力上得到了实践性锻炼。从而使学习形式不再只是过去的“听讲”，而是多方面能力的训练，使他们对学习的内容印象深刻，从而更易于记忆和消化。#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这种练习活动为学生们展现自我提供了舞台，学生也利用这样的机会锻炼了胆量，提高心理素质，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实际证明，在普通话教学中，采取以上的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当众说话的胆量，使他们在毕业招聘的面试和以后的工作中都有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10

关键词：普通高校 舞蹈专业 舞蹈表现力 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也在快速发展。舞蹈属于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其在我们的心路历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舞蹈艺术的广泛普及，不管是专业艺术院校、综合性大学、普通职校和普通高中，亦或者是社会群体、投资商业教学等，促使我国舞蹈行业的不断发展扩大。许多人喜欢舞蹈优美的舞姿，然后把舞蹈当做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用生命去演绎不同的舞蹈人生。梦想的道路总是充满荆棘，除了高超的艺术技能外，还需要感染人的舞台表现能力。而现在许多院校并不注重学生的舞蹈表现力，而仅仅将重心放在学生的舞蹈技能上，缺乏对学生表现力的培养，导致许多学生并不能真正领悟舞蹈的魅力。

1.舞蹈的意义

舞蹈的意义是利用肢体语言传达各种情感或者事物。舞蹈并不是浅义的认为仅仅是动作的拼接和罗列，更不是专属于舞台的高超技艺的炫耀。舞蹈是人们从生产生活发展至今的历史活动，其不仅是美的化身，更是舞者的情感纽带，通过肢体语言的展示，表达人的情感和内心，代表着一个个艺术品的内涵和精神。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道：“艺术应该通过什么来感染人呢？一般来说，感动就是在感情上的共鸣。”舞者需将自己带入到所演绎的角色之中，经过自己去理解和领悟其中的乐趣，然后进行创造性的去刻画形象，然后利用准确的肢体语言传达，进而去影响观众的内心[1]。

2.舞蹈表现力

舞蹈表现力是考核一个舞者综合能力的表现，其并不仅仅为一个单纯的动作和表情，汇聚了人内心的情感和艺术的升华。其涵盖着舞蹈者自身的经历和感受音乐的能力，针对舞蹈创作者的意图和理解，然后进行二次创作，演绎更加丰富的舞蹈精神。

3.提升学生舞蹈表现力的措施

3.1有效的课堂指导

教师于学生的求学生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为学生的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应该为学生人生道路的支持者。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针对性的训练学生的舞蹈表现力，指导学生的个人舞蹈技巧的同时，讲述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联系，告知学生肢体语言的内涵和意义，通过动作的指导和内心世界的讲述，促使学生能否理解和明白其中的意境。有效的课堂指导，能够帮助教师完成教学目的的同时，更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2]。

3.2培养学生的自我领悟能力

根据调查发现，许多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只会一味的追求与老师教师相像，缺乏自我开动脑筋研究其动作的意义，忽视了自身的创造性，导致舞蹈表现仅是机械的、苍白的和无感染力的动作表现。学生缺少对舞蹈动作的理解和剖析；缺乏细微的揣摩；缺少内心世界的感情；缺少体味音乐的能力，从而忽略了舞蹈真正的内在美，该为学生“会跳舞不会表演”的主要因素。所以培养学生的自我领悟能力非常重要，只有独立自主的去想象和创造，才能感知人物的内心，锻炼个性语言。每一个舞蹈者都是带着枷锁的灵魂，由于外界因素的束缚，而内心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教师于课堂教学时，注意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实施针对性的个人辅导，向学生抛出一个个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其自我探索和发现答案[3]。

3.3加强舞蹈理论的教导

舞蹈相关理论于舞蹈的学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论作为实践的基础，其帮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和提升自我的高度。许多普通高校针对学生的舞蹈知识理论并不重视，认为理论只会影响学生学习的时间，只注重舞蹈的表演，忽略了舞蹈表演为理论点作为强大的支撑。于常理而言，理论属于现实生活中实践的结果，反过来同时指导着实践的进行，没有理论作为舞蹈实践，学生同样于舞蹈中找不到感觉或者方向。舞蹈历史和文学知识对舞蹈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学理论能陶冶一个人的情操，减少忧愁和解除顿悟，净化人的心灵，促使人的内心世界更加多姿多彩，舞蹈艺术属于一个人动作的诠释和内心的表达。倘若舞者的内心无法领会理论上的内容，缺乏内心的感受而舞蹈，那势必是没有灵魂的舞蹈，更加没有意义。

著名舞蹈家张平曾说：“舞蹈演员的心中应当有一个意象的仓库，无论是生活的情景，还是大自然的景色，或是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形象……有了这个意象的仓库，我的内心就会酝酿成最大的激情和冲动，可以自由的索取、创作。”该意象即为舞蹈表演的内在中心点，所以加强舞蹈的理论指导非常重要。

3.4丰富面部表情

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道出了眼睛作为人的一个视角的同时，也是人表达情感的所在点，所以于舞蹈表演中，面部表情非常重要。正所谓“眉目传情”，人的内心想法均有面部表情展示出现，舞蹈表演中的喜、怒、哀、乐，均由人的面部表情传达，是感情传达最直接与最重要的窗口[4]。

本文针对普通高校舞蹈专业舞蹈表现力不足提出几点建议，希望给予舞蹈专业的学生一些参考，然后将舞蹈专业的舞蹈表现力重视起来，进而从各方面充实自我。细心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体味生活，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感怀这个世界，然后将这些感受和经历融入到舞蹈当中，针对新作品和旧作品均勇敢的去尝试创新的表达，去体会其中的要领。

参考文献：

[1]李美虹.谈普通高校舞蹈专业学生的舞蹈表现力[J].大众文艺，2010（03）：163.

[2]李菁.普通高校复合型舞蹈专业人才培养[J].艺术教Art，2012（09）：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