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论文十篇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转基因；伦理；辩护；限度

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其在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和医药制造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商业利润，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众多企业的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已经或正在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与此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自身的特点及其难以准确预测的后果，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伦理上的否定和伦理上的肯定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同时存在。这说明，如果不能从伦理道德上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寻求恰当的理由，那么，这一新科技将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力图在本文中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寻求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图探讨这种支持的限度。

一、福音与忧虑：转基因技术及其特点

基因一词是英语“gene”的音译，它源于印欧语系，是“开始”、“生育”的意思。很久以来，人们并不明白遗传的奥秘。19世纪的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德尔从豌豆实验中推导出存在着专门承担遗传作用“种质”的遗传因子，从而演绎出孟德尔遗传规律。1909年，丹麦学者约翰逊提出用基因来指称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遗传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10年，摩尔根通过果蝇白眼突变研究，确证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随后创立了基因论。1953年Waston和Crick创立了DNA双螺旋结构，首次揭示了DNA分子的结构、组成及功能，开创了从分子水平揭示生命现象本质的新纪元，揭开了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序幕。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PaulBerg和Jackson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得到了第一个体外重组的DNA分子，开启了重组DNA技术的先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基因重组的成功尝试。运用重组DNA技术将外源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或组织，改变其遗传组成后产生物质及其后代，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把任何外源的基因包括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动物、微生物细胞中，使其具有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性状。可见，转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一种改变生物遗传性状、创造新物种的能力。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人类跨入了基因工程时代：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生物体最基础的遗传物质——DNA水平上来改造生物体，进而改造整个自然界。正因为如此，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工业、医疗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包括：(1)种植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植物育种，产生转基因作物，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不仅可获得抵御各种害虫和病毒、以及除草能力的作物，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培育各种奇花异草等园艺品种。(2)养殖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动物育种，产生转基因动物，即人工改变基因，使之具有优质、速生、高抗性等人类需要的优良特性的家畜家禽新品种。(3)医药业。利用转基因细胞进行细胞培养，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发酵培养或利用转基因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来生产胰岛素、干扰素等珍稀药物，利用动植物生产疫苗等。(4)食品加工业。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曲霉、酵母等微生物品种，发酵生产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酱油、奶制品等，达到提高产量或改善风味等目的。此外，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学领域的成果，正通过大量边缘学科和相关行业的转化、吸收，迅速渗透到电子、信息、乃至机电、环保等其他行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些领域里的生产、管理、组织模式。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内动力。总之，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代表着最有前途的技术方向，是本世纪最具有影响的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带，是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增长链，是未来前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群”。

当然，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生物育种技术的新技术，它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例如，在自然进化中似乎不可能突破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界限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出现而变成了现实；其次，也因为转基因技术突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从而也使人类可以人为地改变自然物种的进化方向与进化速度，它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自然进化状态下也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可能出现的新物种，在转基因技术条件下短时间就可以出现；由此，它引发出转基因技术的第三个特点，即它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更加难以预测。转基因技术和其他技术不同，它是一种生物技术即它是按照人的目的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改造，创造出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性状的生物新品种，它不像无机物的合成那样，如果说无机物的合成品仍然是无机物，那么转基因技术的“作品”却是有生命的，它能够再生，而且其性状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些也许是“提前”到来的新物种会给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测，这也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例如，人们已经忧虑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减少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增加某些疾病的人畜共患几率，等等。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使得人们围绕它所进行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所有围绕转基因技术进行的伦理论争，都是基于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而展开的。

二、道德还是不道德：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及评析

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表现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这里限于篇幅，主要分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伦理上的反对与伦理上的支持。

先来看看对转基因技术在伦理上持反对立场的观点。从转基因技术诞生的那天起，认为转基因技术违反伦理的观点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持这一立场。大致说来，这种反对立场又可以相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从根本上否定转基因技术本身，有人把这一立场概括为“本质方面”反对；另一种是从转基因技术的后果即其安全性和风险方面反对转基因技术，这一立场则通常被概括为“非本质方面”反对。实质上，“非本质方面”的反对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伦理上的判断，它潜藏的结论是：假如人类有足够能力来规避转基因技术应用中所导致的不安全性后果，那么，是可以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因此，对于非本质方面的反对立场，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作分析。

从本质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最激烈的观点，来自于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有如下几个基本论点：首先，它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伦理学的理论基石，认为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凡是有生命的存在都应当得到道德上的同等尊重。泰勒指出：“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就是把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是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作为整体的生物共同体，承认构成共同体的每种动植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的、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就是因为生命本身自成目的。对于人和其他动植物生命个体来说，由于各自都具有一种内在目的性，并且其他生命的内在目的性勿需人的内在目的性来确证，所以人不具有高于其他生命的特质。因此，第三，应把保持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对人对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的伦理责任中应包含不干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不作恶、保持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并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出补偿等内容。

基于以上理由，自然主义的伦理观认为跨越杂交屏障的基因转移是非自然的，是对自然不合理的干涉，因而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改造自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贴近自然或模仿自然的方式，另一种则是远离自然或非自然的方式。虽然不能说转基因是反自然的方式，但与传统的更符合自然的方式相比，当然是更为远离自然，是非自然的。第一，它是快速的，只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或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外来物种的基因片断(遗传物质)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中，并表达这个外来基因的产物——蛋白质。第二，转基因技术是激进的和大跨度的，可以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的基因结合在一起。比如，将土壤微生物毒蛋白基因转移到水稻身上，使后者抗虫；把北极鱼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身上，使其抗寒。而在自然的进化方式中，当然也存在基因交流和融合，但一是不会产生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基因转移，二是不会产生这种大跨越式的遗传物质融合。一种物质的某一性状和特征需要适应环境若干年才会形成和巩固，它在进化上是缓慢的，也是非常安全的。迅速的基因转移既可能让一个物种内部难以适应外来基因全面而有机的融入，也会使得这一物种由于特殊外来基因表达后产生新的特性(如抗虫)而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关系难以迅速磨合，造成一系列问题。因此，转基因的方式违背了自然的内在规律，是非自然、反进化的。

与自然中心主义立场相接近的是宗教神学的立场，它认为自然界是上帝按照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因此，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完美最和谐的存在，转基因技术以人为的方式打破了自然完美与和谐，是对上帝的蔑视和玩弄，因而是不道德的。

以上是从伦理道德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从伦理道德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这种立场主要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者。

人类中心主义也有几个基本观点：首先，它认为，人道原则应该成为伦理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应该成为人们行为的终极目的，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其次，人类实践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自然规律，合乎自然的结果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抛开人类利益，人类就没有实现外部自然规律的义务和责任。再次，在自然界，基因的突变和交流是广泛存在的，这是进化的动因，也是进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很多的野生物种之间基因的交流就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多种多样的世界。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上并无实质差别。它只不过是传统的生物技术的延伸而已，是自然的。最后，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我们应该发展转基因技术。

应该说，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自然中心主义者看到了自然界非人类生命存在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并不需要人类来加以确证，因此，人类应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价值这个范畴，即不再把价值仅仅理解为物对人的关系，而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之间的意义关系，那么，在自然的演化系统中，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确定的价值与意义的，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确不需要人类来确证。因此，人类并没有比其他生命存在更为优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人类应尊重自然界中非人类生命存在的权利是有道理的。从实践上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了人类对于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优越地位，把自然中的非人类存在仅仅当作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性价值，才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导致了生态危机，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转化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思维模式。否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实现与自然界中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但是，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根本不考虑人类在自然中是一种特殊存在，即人类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中惟一可以认识自然必然性、利用自然必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的、科学的事实，力图把人的活动降低为动物活动的水平，则是错误的。在漫长的自然演化过程中，人类从生物世界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超出其他生命存在的智慧，使人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人可以以自己的需要、目的与愿望为尺度，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自然进行否定性的实践活动，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这种对自然的否定性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类文化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可以说，人类在自然中的大多数活动都带有否定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自然的“不尊重”。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这一点，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说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而力图把人类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水平的话，那么人类中心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了人类和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肯定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地重复自然必然性的活动，而是从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出发，力图把自己从自然必然性中提升出来的活动，因此，人类不可能不干预自然。要求人类的活动还原为其他生命存在的本能地适应自然的活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一立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的特殊性无限放大了，把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当作衡量其他生命存在的惟一尺度，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只有在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面前去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因此，只要有需要，人类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任意去操纵自然。从理论上说，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上述立场，是对“价值”这一范畴作了非常狭义的理解，即只把价值看作是物对人的需要满足的关系，而不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的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这是典型的人类的“狂妄”。从实践上看，上述思维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还应该指出，尽管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冲突与对立的一面，但是两者又有共同的局限，即它们都坚持一种自然与人类两分的立场，把自然的演化过程和人类的活动对立起来，从而使得他们无论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支持还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否定，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就是要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去考察转基因技术存在的伦理理由及其限度。

三、支持与限度：新自然观视野中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维度

如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时，既不能坚持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不能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那么，转基因技术还能获得伦理上的支持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它是可以获得伦理上的支持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这种伦理上的支持并不是至上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我们的观点是，在对待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立场上，必须要考虑两个伦理维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自然的权利，尊重自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人类的利益，尊重人类活动的目的。一句话，要把自然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使自然和人类实现和谐共生。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自然中心主义对人类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导致人类无所作为的后果的判断。我们认为，要给转基因技术一种恰当的伦理理由，有必要突破传统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基础上来重新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自然观，以作为我们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这种新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从人的现实存在的特点出发，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总体进程来加以考察，以此来进一步思考人类在自然演化进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以此来透视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

把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进程来思考，无论是从客观事实存在上看还是从思想史上看，都是有依据的。从客观事实存在上看，人类本身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既是自然界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同时，人类也就成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参与自然的总体的演化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尽管有不少的思想家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演化对立起来，或者强调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演化的优先地位(如人类中心主义者)，或者把自然的演化看作是既定完美与和谐的，人类的活动只会对这种完美与和谐的破坏(如自然中心主义者)，但是把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过程进行思考的思想学说却仍然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智慧中的儒家学说。儒家的主流思想是认为天人合一，人性与天地万物之性相通，因此，人只要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天地万物之本性，因而能够参与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虽然，这里强调“能尽人之性”是“能尽物之性”的前提，但是，这决不是以人为尺度来辅量裁成万物。因为，依儒家的立场，天地之性恰恰在于它能促成万物自由地生长发育，即所谓“生生之德”，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德。所以，尽人之性以参与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不是以牺牲非人类的生物存在的利益为前提的，从而它不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但既然是人参与其中的演化过程，它也就必然地带上人类的价值目的与追求，因此，它又不可能表现为对自然地消极服从，因而，它和自然中心主义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从儒家的仁者情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儒家认为，天地有自己演化的规律，但必然之中有偶然，在自然界中，经常会产生“离经叛道”的情形，使生命存在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来伸张、发育自己，改变这种现状的责任就落到了通天地之道的人的身上，所谓“儒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假使一物不得其所，便是吾仁未有尽处”。另外，儒家还认为，自然只是提供了万物演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也需要通过人的活动，即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易传·系辞上》)。当然，“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的过程，同样不是人的主观随意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人的生命理想和非人类存在的本性的过程，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人的活动目的和自然界中其他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过程。总之，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确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既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的演化过程，同时又充分注意到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而在自然演化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我们今天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即使从宗教神学的立场上看，我们也同样可以把作为人的活动的具体形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看作是自然演化的重要环节。因为，作为造物主，上帝既然赋予了人类以智慧，那就意味着人类必然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从事自己的活动，这正是顺从了造物主的意愿。相反，如果人类不运用自己的智慧，反倒是对上帝的不尊重，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

以上述立场来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反自然的，是对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的生命的不尊重。

更进一步，当我们考虑自然存在及其演化方式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到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自然本性。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生物和无机物之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化，人类和自然的其他存在之间同样存在着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这种转化是自然存在和演化的方式，没有它，就无所谓自然，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从人类的视角来看的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老虎吃羊或其他比自己弱小的动物，我们并不会对之进行道德评价，因为这是自然的演化方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同样可以看作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进行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化方式。既如此，我们又怎能简单地对其进行伦理上的“是”或“否”的判断呢?

上面的分析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所有的针对自然的活动，都不需要进行伦理道德上的考虑?是不是都不需要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在上面反复提到，不能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简单的”伦理上的“是”或“否”的判断，恰好意味着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性：人类虽然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却是自然中最为特殊的成员——人是一种有智慧的、自由的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使人类的活动不同于非人类的其他生命存在的活动。如果说，非人类的生命存在的活动完全受着自然这个整体的必然性的制约，只能是一种被动地适应自然的活动，那么，人类则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智慧认识、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种必然性。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超越，意味着自然的演化过程带有了更多的“人类性”因素——人类总是力图以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为尺度，使自然的演化朝着自己所欲求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活动的自主自为性与非人类生命存在活动的被动适应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提供了我们对人类活动进行伦理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2

（内蒙古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 要：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利益的增长，生活的便利，社会的完善，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拿当下人们热议的转基因技术来说，社会各界都从自己的立场对这一技术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由于我国跟印度有着极其相似的国情，因此本文试图借鉴印度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范达娜·席瓦的观点，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分析转基因技术及其引发的争论，为研究该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争论；范达娜·席瓦；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26-02

一、转基因技术及其推广的历史回顾

在生物学的书籍中转基因技术是这样定义的：它是将某种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目标基因），按照人的意愿经过体外重组后再转入移植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生物内复制、转录、翻译、表达，从而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产物或达到某种目的。这项技术在1983年，为人类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到了1996年，转基因作物被第一次商业化，这时世界上有6个发展中国家开始种植这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170万公顷，6年后的2002年，转基因作物已在全球13个国家，5867万公顷的土地上得到种植。

与传统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耕作时，由于喷洒的杀虫剂较少，因此，在某些方面，其食用的安全性较好；而且转基因作物外观漂亮，具有高抗寒抗旱性，能更好的抵御病虫害的威胁，所以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大面积种植能缓解人口与食品之间的矛盾；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更富有营养，口感也相比较好。所以，个别公司和国家大力宣扬转基因作物，告诉我们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会带给我们“更加幸福，更加健康的生活”。

但是所有的技术都像一把双刃剑，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会相应产生很多问题。现在已经有实验表明，转基因作物在进行基因重组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比传统作物要多的过敏原。另外，转基因作物在种植时，很有可能跟野生的亲缘植物在自然环境中发生杂交，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耕地里可能就只剩下一种或个别几种植物；再加上一些公司推崇的除草剂的使用，这些都会对物种的多样性产生严重的威胁。

二、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争论

我国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较早的国家之一，针对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如何发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领域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但主要都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的。首先，就转基因食品是不是安全，健康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声音。饶毅公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针对转基因作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这种新技术我们应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生物学发展的技术发明，由这项技术产生的转基因作物虽然是新兴产品，但它是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的，因此可以放心使用。但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并不同意饶毅的观点，他说“人民不是小白鼠”，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依据的时候，我们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或是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主粮的生产必须“要慎重”。

其次，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会不会带来环境和生态问题。持乐观态度的研究者认为，转基因技术先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经过反复试验，实验成熟结果稳定以后，才会拿到含有隔离带的试验田做进一步研究，试验田与其它农田都是相互隔离的，因此不会产生“污染。”但一些国外研究人员表示，试验田中转基因作物的花粉有可能会因为风力的作用被带到别的农田里；到了雨季，这些花粉有可能会夹杂在雨水中，污染土壤；为了能更好的抵御病虫害的威胁，研究人员将一种名为BT毒蛋白的物质植入转基因水稻和棉花之中，虫子一旦食用了这种物质就会被毒死，当这些虫子被毒死后，食物链中的另一侧，它们的天敌将靠什么生存？这难道不会干扰昆虫之间的生态平衡吗？

再者，转基因技术会不会危及我国农业产业链也成为争论的焦点。包括饶毅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认为，我国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三的大豆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水稻则多从东南亚地区进口，只有不断提高我国自身转基因技术，推广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生产，才能保证我国的产业链安全，不然不久的将来我们只能依赖他国。但我国蒋高明认为，由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价格便宜，而我国转基因技术无法在短时间内赶超一些发达国家，如果大量进口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将会对本国非转基因农业造成极大冲击。

在讨论中，除了一些科学家以外，还有社会各界学者以及名人都参与其中，很多科学家认为反对者多为社会学科的人，他们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因此，不应该肆意评论或是发表意见。但是当一个实验结果从实验室走入社会后，就不应该再用单纯的一种知识去看待它，而是应该从多角度，多方面去检测，这种检测不仅仅是数据实验，还应该包括文化背景，社会风俗，伦理道德等标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发展这个问题呢，我想也许这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印度的女性学者——范达娜·席瓦会给我们另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三、范达娜·席瓦关于转基因的观点

范达娜·席瓦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她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学者的地方在于，她始终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出发，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让人们看到，女性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也是争取权利的斗争手段。在她看来，人类和自然之间不应该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应是相互协作的平等关系。她反对“全盘西化”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单一基因文化，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她认为自然界中的生命（包括人类）都是通过合作、相互照料和爱来维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所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其文化的表达，作为我们康乐和幸福的真正源泉。而西方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要控制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种发展模式最终只会破坏环境，摧毁我们的生活。眼下在基因工程中发展最快的转基因技术，在她看来正是一些大国或者个别跨国公司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环境进行暴力掠夺的另一种手段。

正如范达娜·席瓦在《失窃的收成》一书中讲到，不同的土壤，气候以及植被构成了世界粮食文化的多种多样性。粮食安全不单是指人们拥有充足的食物，更重要的是它能与当地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相匹配。在印度，农作物的品种有很多，饮食文化由于地域的差异也各具特点。在印度东部，北部一带，人们多用芥子油，西部地区多用花生油，德干高原一带多用芝麻油，喀拉拉邦用的则是可可油。

但是当某些公司和国家将转基因大豆作为油料作物引进印度后，大豆油代替了原本多样的油料品种，小规模分散的加工作坊也被无情的替代。很多当地妇女因买不起这种昂贵的油料，她们的孩子被饿死。但这并没有阻止大豆产品在印度的大肆推广，也没有引起某些公司或国家的注意，他们依旧打着“农业科学化”的旗帜进行掠夺。

在范达娜·席瓦看来，发达国家总是利用先进的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上的统治和资源上的掠夺，他们像男性一样对如同女性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一味强调男性的指导精神，否定相互促进、友爱平等的女性原则，他们试图用“全球化”、“最大利益”取代生物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生存方式的多样性。这种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地位之上的。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就应该采用妇女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女性自身就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她们尊重生命、关怀弱者、包容万物、所以更加贴近自然。只有依靠这种发展原则，男性和女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类和自然才能实现共生存，友好互爱的生态发展模式。由于印度跟我国的国情极其相似，因此范达娜·席瓦对先进技术和发展模式的反思及批判对于我们看待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

四、用范达娜·席瓦的观点分析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从1994年我国首次种植商品化转基因烟草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仅带给我们新的产品，同样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扰。如：转基因棉花在我国的大规模推广，就产生了相应的问题，从跨国公司购买转基因棉种后，还要购买去除杂草的农药，支付相应的技术费用等，使得农民们种植成本升高，一旦作物歉收，便会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再者，转基因种子的研发一般都在发达国家，他们常常以发展中国家人口和粮食的矛盾作为借口，向第三世界国家倾销他们的产品，他们大肆鼓吹转基因作物会有较高的收益，能缓解粮食不足的问题。但是对种植转基因作物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却只字不提，当土地里种植了转基因种子后，这片土地将不能再被传统作物使用，只能依靠他国提供的这类种子，这无疑是把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因此，对待转基因技术，我国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转基因技术下的产品或者食品到底安不安全；转基因农作物是不是会带来“基因污染”，影响物种的多样性；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中，真正受益者是不是底层的农民们，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在1998年的威斯康星洲拉辛的所谓翼展会议这样说过：“当某种活动给人体健康或环境带来危害兆头时，就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即使此时对某些因果关系尚未科学地充分肯定”。

范达娜·席瓦曾说过：“传统的农业知识，耕作技术已经形成四五千年，而有一小撮白人男性科学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将它世界性的摧毁了，他们不承认女性在自然界中那种传统的耕作模式，而是用单一机械化的生产代替多样化发展，追求最大利润”。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会不会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只剩下大豆；只剩下那些对健康毫无保障可言的转基因作物；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用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的和谐平衡去为某些企业或者国家换取利益？在自由和奴役之间，民主和专制之间，多样性和产业化之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只是想用自由民主的、互爱协作的发展方式去替代父权制制度下的等级制的发展模式，追求人和万物之间的平等，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曾北危.转基因生物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4.

（2）闫新甫.转基因植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5.

（3）刘兵.在激进的理论中寻求启示—读Mies与Shiva的《生态女性主义》[J].妇女研究论从，1999.62.

（4）（印）范达娜·席瓦.失窃的收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5-26.

（5）DAVID APPELL.新的不确定性原理[J].科学,2001（4)：5.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3

关 键 词: 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远德玉教授是我国较早开展技术论研究的学者，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生涯中，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中，同陈昌曙教授一起全面阐述了技术的动态过程论思想。在同日本学者进行比较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并结合国内技术创新实践，拓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开辟了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今天，比较全面地回顾和评述远德玉教授技术过程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贡献和理论特色，对于我们将来能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从事技术论或技术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编辑。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文化大革命”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四人帮”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 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 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

三、 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 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参考文献:

［1］远德玉，吴明泰. 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 1982－02－10(3).

［2］远德玉. 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 方法， 1983(试刊):69－75.

［3］远德玉. 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6):391－393.

［4］远德玉，陈昌曙. 论技术［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5］陈昌曙，远德玉. 技术选择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107－108.

［6］远德玉. 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 自然信息， 1992(增刊):3－6.

［7］远德玉，丁云龙，马强. 产业技术论［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5.

［8］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 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1994.

［9］森谷正规. 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M］. 吴永顺，陶建明，译.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4:2.

［10］远德玉. 产业技术界说［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2(1):22－25.

［11］远德玉. 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J］. 求是， 2002(6):50－52.

［12］远德玉.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11(9):31－34.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4

1 转基因食品技术恐惧的成因

1.1 技术发展的阶段性 转基因食品技术的发展由于技术的不成熟会产生一些无法预料的结果,但是当这些结果一次一次的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就会在问题积累的过程中积淀对该技术的恐惧与敏感心理,会担心该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可能会给自身或者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1.2 社会意识的滞后与防范 由于社会大众的认知能力与经验范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当转基因食品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迅速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人们会因为技术的发展与自己的认知以及经验不符,而感到生疏和不安,对其产生一定的怀疑和警惕。并且当发现该技术会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环境产生消极的影响时,就加剧了对其怀疑和警惕,最终发展到对其恐惧的心理状态。

1.3 食品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使人们对于与食品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会比较敏感和警惕。而转基因食品技术恰好与食品有很大的关联,而且由于技术的高端性,一般人对其了解非常有限,很容易在一些人的偏见影响之下对其产生误解,进而不相信转基因食品技术。

1.4 社会舆论与媒体的影响 随着媒体力量不断增强,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人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存在不真实的情况或者所使用的语句诱导性过强,例如“黄金大米”事件,从而影响人们的判断。

2 转基因食品技术恐惧的弱化措施

2.1 提升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技术发展历程的认识 技术研发人员、食品监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为公众进行转基因食品技术发展历程的宣传与讲解,让公众在理解该技术的同时逐渐的去接受、认同该技术。

2.2 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 政府部门应该对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引导,以免其病态发展,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同时,对社会舆论中所涉及的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言论要加强管理与监督,避免出现虚假性的舆论传播,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技术及其产品的质疑,更不能放任社会舆论对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极端、缺乏科学依据的攻击,增加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恐惧,而应该多给科研工作者机会让其在公众平台上为转基因食品技术多做正面的宣传和讲解。

2.3 提高技术研发中公众的参与度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受到极大的重视,转基因食品技术的研发工作在让公众了解熟悉发展历程以及研发进展的同时,要给予公众一定的机会与空间让其参与到研发当中来,为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好的建议,促进技术发展。

2.4 建立转基因食品技术研发及其产品生产的风险责任 科研工作者以及生物技术研发企业在转基因食品技术的研发过程中要弱化自身的利益追求,以人民大众的需求为重,使研发的转基因食品技术能够更大程度的为人民群众带来益处。建立转基因食品技术研发及其产品生产的风险责任,有利于科研工作者以及生育技术研发企业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端正工作态度,增强工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督促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及时准确地预测所研发的技术在运用过程中会产生的结果,进而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问题式；场域变换；未来道德哲学形态；“不自然”伦理形态

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其次，《基》文作者探索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在探索的过程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进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问：“如果没有家庭，伦理将会怎样?”一方面，因为基因技术的作用，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开始消解，既有文明尤其是既有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就会因基石的动摇而坍塌。尽管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停止过对自己的生物本性及其家庭的本能冲动的忧思、反省与改造，从伦理道德到政治法律制度，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对这种“自然”本性的现实批判，但是，这种反省与批判的本质，是对“自然”价值的提升和超越，而不是对它的否定与颠覆。正如黑格尔所说：“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 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而家庭一旦彻底解体，无论是人最初的实体性，还是神圣性、义务感的渊源，都会由此丧失，现有意义上的伦理也随之“丧失”。另一方面，如不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及时转换和前瞻性准备，新形态的伦理必将因缺乏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指导而陷于混乱，并导致某些先天性甚至获得性文化遗传方面的缺憾。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6

那么，转基因到底是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还是福泽人类的天使？

2013全国两会期间，转基因成为热议话题之一。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全国政协新闻会上公开披露，去年中国进口了5838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同时他明确表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一定的转基因农产品不可避免。

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也就“转基因”话题发表看法，转基因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和解读，逐步形成社会共识。与此同时，科学界也有声音传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出席两会时说：“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需要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虽然目前对某些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还存有争议，但他认为，任何新技术都有潜在风险，这也是国家为什么要制定法规来规范转基因技术，政府部门要实施安全管理，还有一批科研人员要专门对它进行安全性评价研究的原因。因此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人们争论的“转基因”，其实包含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即“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

转基因技术是对所有能将人工克隆的基因放进受体生物的基因组内，并使其在受体生物体内正常表达的一系列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总称。这种人工克隆的基因，可以是受体生物本身的基因，可以是另一物种的基因，可以是克隆自某一生物体后再经人工改造过的基因，也可是一个完全经人工设计合成的全新基因。用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就叫转基因生物。而用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做成的产品就称为转基因生物制品。

由此可见，对于转基因技术，争议本应不大。它其实只是一类普通的分子生物技术。值得注意的本应该是“转的是什么基因”，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的用途”。但是，近年来，大多数积极参与争论的双方，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笼统地称为“转基因”。其立足点，都是转基因安全。

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一种转基因玉米、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其中最核心、最被舆论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教授认为，转基因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是否安全，这属于食品安全的范畴；二是对环境是否安全。

2012年3月，农业部首次在官网上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审批情况”，公布了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口的各类转基因农产品，种类涉及大豆、玉米、棉花以及油菜等多类农作物。其中共有79批产品获得安全证书，有37批产品的证书在有效期内。同时，该审批情况显示，我国目前所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用途皆为“加工原料”。

其中，“加工原料”指的是这些进口转基因作物将被用于油料加工、动物饲料、食品制造等领域，而其中以作为动物饲料的比例最大。

对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饲料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已有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又极有可能通过食物链最终传递到人类自身。

他透露，中国科学院某课题组曾做过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实验。课题组选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实验鸡，分3组，分别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机玉米，自由散养于同等环境条件的露天养鸡场内。每组14只，其中母鸡13只、公鸡1只。

实验历时263天后发现，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的鸡群共产蛋121个，喂食常规玉米的鸡产蛋349个，喂食有机玉米的鸡产蛋449个。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每只鸡的产蛋量，分别仅为喂养常规玉米和有机玉米的34%和27%。“实验结果说明，转基因饲料对动物的生殖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

该课题组成员解释，之所以选择“疑似转基因玉米”，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从转基因作物公司获得需要的产品。“一听说是做转基因安全性的实验，许多公司都拒绝卖给我们样品，我们只好在出现动物异常的地区自行购买。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实验结果最终证明该转基因作物不适合作为饲料，这些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的。”

在转基因的争论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也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来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结果证明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虑，但他也坦言：“没有亲自实验过，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物的大量生产，即使能够提高粮食产量，但必然会对环境以及原有生态平衡产生危害，创造出更多对人体有害的病毒，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已经开始改变帝王蝶的基因；在澳大利亚，一种转基因油菜已经成为了超级杂草，普通除草剂根本拿它没有办法，而超级除草剂又会杀死本来种植的粮食。

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官方网站宣称：“转基因作物与食物的生产将会变成一场灾难，科学家们将一种生物体的基因注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将会对生物多样性及人类自身的健康带来影响。”

在全国政协新闻会上，针对公众关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陈锡文指出：“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过谁由于食用了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安全问题。”他解释说，转基因物质本身是蛋白质，而植物油或油是纯脂肪，里面不含蛋白质，也不含转基因物质。“但作为饲料的饼粕中肯定含有转基因物质，经动物食用之后再转变为动物蛋白供人食用。”

不少科学家也为转基因的阶段安全性提供了证据。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梅曾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青岛市科技发展计划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转基因作物监测及安全性评价方法的研究”的项目。在该项目中，刘梅团队利用进口转基因和国产非转基因豆粕制作饲料，喂养吉富罗非鱼。然后分别饲喂4周、7周以后称量体重，取其血液，检测其血液常规生理生化指标，用以评价转基因豆粕对罗非鱼生长和生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食用含有转基因大豆饲料的罗非鱼在一些生化指标方面，如白细胞数量、血小板体积与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同时，在罗非鱼的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原先并非属于罗非鱼的基因片段。结果说明，转基因大豆对罗非鱼的一些生理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未对其生长造成可见的影响，而且这种异常是否表明对罗非鱼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刘梅特别强调，因为这个结论还只是初步结果，实验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以此得出转基因饲料有害的结论。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则认为，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与研究流程的转基因作物以及饲料，其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

他解释说，研究人员在决定将一段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时，会对这一基因的作用与安全进行严格评估，并根据有关转基因法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种风险评估，这一过程往往长达七八年。“因此，只要是严格遵照程序，转基因产品作为饲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赖的。”

另外，不少专家认为，只要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不仅不会危及人类健康，还可能因为其生长过程中不用杀虫剂等而对健康有利。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22.2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左右，比1996年增加了近8倍。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则更是明确表示，未来要想满足全球粮食供给，唯有作物基因工程技术。

我国也有相当多的科学家认为，要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突破耕地、水等资源约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和应用，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如果没有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我国面临的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将非常严重。是选择饿着肚子无休止地讨论安全与不安全，还是选择用这个已经普遍应用的技术填饱肚子？显而易见。

“转基因技术就好比汽车或飞机，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但不能因噎废食。”在日前由中国科协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以“转基因技术安全管理”为主题的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的观点非常鲜明，并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科学家们的想法。在科学家们的眼中，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说安全或者不安全。

中国农大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云波指出，转基因作物从表面来说与普通作物没有区别，因为转基因作物在我们能够消费之前，每一例都要进行实质性等同性的科学实验，就是把转基因改造过的作物跟过去的作物进行严格的对比，不能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含有任何对人体不利的东西。也就是说国家批准的能够商品化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食品。

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以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进行严格的全程管理。我国完全有能力控制与监管转基因产品的合理应用与生产。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产业转移；企业内外部成本；公共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3－0034－04

引言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产业转移现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的论述也逐渐丰富。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产业转移发展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产业转移虽然较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其概念的界定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目前，比较认同的是，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质就是企业跨国或跨区域投资和迁移。产业转移是一个国家间或区域间贸易投资活动各相关要素流动的过程，是一个具有空间纬度的动态过程，是缩小区际发展不平衡、优化地区产业结构的一个有效举措。

由于导致产业空间迁移的机制、模式和效果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实证从不同的角度着手进行解释。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空间转移现象的理论、模型和实证进行分类综述。具体而言主要分为，在理论上，重点从驱动力影响因素视角、国际产业转移模式视角和区域产业分工升级视角对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文献进行论述；在实证上，重点综述使用不同方法、不同地域层面数据、选取不同变量进行的产业转移实证研究。文章对产业转移各类理论、模型和实证的研究进展和基本框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反映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对产业转移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产业转移相关理论研究

首先，本文从企业内外部成本影响因素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企业投入要素和企业迁移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企业内部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Lewis 1984年就提出二战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几乎为零，而工业的增长速度又前所未有引致劳动力不足，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所需要的这些产业的产品则从发展中国家进口。Luger和Shetty(1985)在研究外国制造业时发现企业偏爱向具有相对低工资和高制造业密度的区域扩张。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内用数学模型来分析产业区域转移，为产业区域转移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Dunning(1988)用0－L－I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认为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赋存结构决定的区域优势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是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Krugman和Ven，ables(1995)用模拟动态方法分析了以两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模型，模拟了中心－模式的出现和消失的变化影响驱动因素。Puga和Venables(1996)发展了他们的模型，假设研究对象为三个国家，并分析了工业化从一国扩展到另一国的途径。Fujita，Krugman和Venables(1999)提出更为一般性的多国多产业的产业扩散模型。大山道广(2004)用数学模型运用一国企业进入另一国获取正利润的条件，得出该国企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另一国的企业，证明了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产业区域转移的必要条件是绝对优势，即竞争优势。陈建军(2002)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证明了对特定产业的支出倾向的减少、总劳动投入量的减少以及特定产业的劳动力(要素成本)成本上升是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且产业区域转移常常首先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张孝锋(2006)以两区域总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自给自足、区域专业分工和产业空心化三种分工模式，证明在特定条件下产业区域转移带来的两区域总效用的提高。邹璇(2009)在D－s(1977)框架下发展了系列包容新古典和新经济地理学特征的两地区四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单要素劳动力迁移、多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同时迁移以及产业空间转移对宏观变量的冲击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技术要素的转移是产业转移的又一重要内容。Wells(1977)的小规模技术理论、Cantwell和Tolentino(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Sanjayalall(2004)的技术地方化理论都分别从技术转移的角度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现象。Krugman(1987)的技术转让模型指出，发达国家也只有当一项技术所产生的产品达到成熟期时，该项技术才会转让，因此技术移出国和技术移入国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日本学者关满博(1997)从技术群体结构的角度考察东亚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何钟秀(1982)研究了产业转移中技术梯度转移的现象。王一夫(1995)对中国技术导向发展战略进行了具体分析。夏华龙(1998)认为，东亚地区60年代以来梯形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存在对外部技术的依附性，需要利用自身的力量推动技术进步，并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在更高的层次创造比较优势。柳卸林等(2001)重点分析了我国技术贸易的特点。冯梅(2007)通过对外商投资效应的案例分析发现，由于引进的技术等级不同，与外商的合作形式不同，以及对外商投资主体选择的不同，对我国技术进步与扩散的效应亦不相同。虞晓平(2009)在张孝锋(2006)的产业区域转移的数学模型基础之上，建立产业区域转移和承接的控制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围内分析了技术与技术转移、能源对产业区域转移的重要作用，并从转移和承接联合机制出发，研究转移发生前后转移和承接双方区域总效用的变化。

企业外部成本影响因素包括有公共基础设施、市场容量、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是产业转移的另一类影响因素。Help-man和Krugman(1985)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了关税、运输成本、投资壁垒是影响产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Wheeler和Mody(1992)将集聚经济表示为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等的函数，并发现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是美国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的主要决定因素。Dicken(1992)从汽车行业随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效益增加，认为规模经济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Smith、Donald和Florida(1994)发现空间集群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区域选择的重要特征。石奇(2004)用集成经济的原理解释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封闭经济的公共基础设

施模型，如Arrow、Kurz(1970)和Barro(1990)都专注于在生产函数中强调区域一体化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私有资本间的可替代性研究。Christaller(1933)、Losch(1940)、Isard(1956)、Biehl(1986)、Vickerman(1989，1990)，以及经济历史学家，如Chinitz(1960)都致力于区域发展和产业集聚中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研究。此外，Krugman(1991)、Krugman和Venables(1990)和Bertola(1992)还研究了公共基础设施与其他产业转移决定性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方式。Kjetil Bjorvatn(2001)采用一个二元技术模型，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差异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改进将会削弱其区位优势，其国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促使产业转移到那些具有较低质量基础设施的国家中，因为相对发达国家改进基础设施将会增强毗邻的欠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Egger和Falkinger(2005)从公共基础设施和补贴的角度分析了企业迁移的产出变化。正如Break和、George F(1967)指出美国政府间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的税收竞争通常削弱了州和地方的税收努力，也使得州和地方税收结构带有强烈的累退因素。任太增(2001)认为决定地区比较优势的因素除了各地区的要素禀赋外，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别对地区比较优势有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从国际产业转移模式视角分析，美国经济学家Vernon(1960)、Thompson(1960)和日本学者赤松要(1960)是较早开始研究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理论的，他们分别提出产品生命周期论、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和雁行形态理论。随后，从国际宏观转移模式视角分析产业转移的理论还有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1978)根据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工业的投资要按照比较成本及其变动依次进行，并从技术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按次序进行转移”。牛文元等(1999)认为产业发展的雁行状态和产业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但其实质是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与此相关的产业转移。朴光姬(1999)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之间的工业互补与合作。这方面国内研究较早的有卢根鑫(1997)提出重合产业论，认为产业转移是基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技术构成类似的同类产品生产部门，而发达国家由于比较优势弱化而造成成本较高，最终为摆脱不利地位而将某些重合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个过程。汪斌(2002)则提出了一种基于全球视角的整体主义系统研究方法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研究体系，着重对以日本为首的东亚雁行模式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第三，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视角的相关分析更偏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模式、动力机制及对策研究方面。从区域内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角度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梯级转移理论(夏禹农、冯之浚，1982；何钟秀，1983)，认为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决定与该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势，且后者又取决于区域主导部门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具体说来，发达国家或地区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石东平、夏华龙，1998)。从不同区域维度视角分析，蒋文军(1999)等认为欠发达地区在吸纳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选择更贴近实际的产业转移样式。朱坚真(2007)对我国东中西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阐述了南部出海与西部出边通道的关系、沿海、沿江、沿边、沿线之间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以及“大通道”建设与对外开放重点区位选择的关系等。王小敏(2001)通过对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方式与障碍的分析发现，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在延续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确立新型主导产业优势。王兴化、陈建军(2002)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向西部地区转移生产加工能力，向东部地区进行市场扩张的“东扩西进”的产业转移战略。刘辉煌等(1999)、何立胜等人(2001)也从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从不同行业国际转移承接动力机制和特点及对策角度分析，于治贤(2000)认为我国在航天工业、数字电视、机器人制造业的一部分和部分生物技术行业(如生物制药)等领域，有可能同发达国家处于水平分工或亚水平分工状态，但多数行业由于附加价值低，处于亚垂直分工的状态。兰岚等(2002)着重研究了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动向，并对今后日本制造业转移的产业动向及地域动向进行了预测。贺俊等(2002)以家用电器业为例研究了国际间产业转移对产业组织的影响，认为产业发展的国际转移性质是分析我国家电产业发展经验的起点，这种性质和外部获得技术的特征内在地决定了我国家电企业的技术特征和企业行为，从而最终决定了市场结构和产业绩效。

二、产业转移相关实证研究

(一)国外研究

经典的与产业转移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研究产业转移的驱动力因素。Charney(1982)通过对大都市内部的制造业企业迁移因素的研究，认为主要影响因素是财产税率，而收入税的不同对大都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影响不大。Dijk和Pellenbarg(1999)基于Cordijn和Wissen(1992)，Geenhuizen(1995)和Wissen(1996)的企业迁移研究方法，使用超过l300个包含个体、企业和迁移特征样本数据分析了荷兰企业迁移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是企业内部因素。Leitham、McQuaid和Nelson(1999)通过企业问卷调点考察了公路交通和其他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Holl(2001)研究了1980－1994年问西班牙自治市的道路基础设施对新建制造业的区位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的制造业工厂区位选择系统地受到公路基础设施影响，其新的高速公路系统影响了西班牙新制造业基地的空间分配。但是其他研究表明(Berechman，1994；Button，1994；Viekerman，1991)，新的或交通设施的改善和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确定性。Escriba(2009)使用欧拉方程模型为实证框架，采用1980－2000年西班牙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公共政策对私人产业投资的影响，认为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较为敏感，同时人力资本效应也影响了整个时间区间。Lee(2008)分析了1972－1992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数据，分析指出产业转移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影响较小，且这段时

期激励企业迁移的政策收效甚微。

另一类是基于产业转移空间优化的视角分析，Burns(1977)指出产业垂直移动(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空间转移)主要是由于更低的生产成本导致的，而水平空间移动(城市间的转移)则更多体现为集聚经济的效力。Eriekson和Wasylenko(1980)发现在Milwaukee和它的郊区之间迁移的企业决定因素主要在于劳动力和其他集聚经济要素的可获得性。Sehmenner(1980，1982)对于英国500强企业迁移动因的研究发现空间的拓展和更易于管理是主要考虑因素。Blanchard(1992)，Crandall(1993)，Newman(1983)和Topel(1986)利用产业集聚方面的数据资源清晰地描述出了经济活动从The Rust Belt到Sun Belt州的迁移空间轨迹。产业转移将引起企业和相关职位的空间重新布局，应出台相应的空间政策做支撑(Kemper和Pellenbarg，1997)。

(二)国内研究

国内相关的研究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驱动力因素角度。陈建军(2002)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浙江省内制造业为主的105家规模以上企业进行问卷分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浙江企业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对外投资的原因、方式、区域选择等作出直接的回答，然后建立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模型，研究了中国现阶段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以对外投资等为主要载体的产业区域转移的发展状况。而林衡博(2005)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第二产业进行了分析，认为决定一个区域第二产业产业梯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综合梯度因子、区位因子和梯度因子，由于其指标选择较为全面，能够比较真实的反应一个地区的产业梯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对于产业梯度转移量化研究的不足。杜宇玮(2006)为了验证产业转移或外资是否促成转入国相应产业的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从产业生产率和产业贸易竞争力角度分别选择纺织工业和计算机工业代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行业差异性分析，揭示了各制约因素的实际影响程度。陈蕊(2007)提取了产业转移的六个关键因素：产业梯度系数、产业集群发展程度、产品在转入地预计的市场占有率、转入地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较系数、转入地对转出地的相对距离优势以及政府推拉力，构建了区域产业转移模型，并提出产业转移可行性分析的简单判断方法。高毅(2007)在国际钢铁产业转移实证模型中，采用运输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研究市场需求、知识转移、政府管制、跨国公司与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翟相如(2008)以2001－2006年中国工业数据为例，对所构建地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评价体系进行承接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对近几年来各地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及影响因素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

另一类是从产业空间优化角度分析。戴宏伟等(2003)创新性地构造并应用了“产业梯度系数”等量化指标，提出“大北京”经济圈内三方协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产业梯度转移和生产要素流动上，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共同优化与升级。其后有陈蕊(2007)在戴宏伟产业梯度系数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引入了资本因素，并用改进的梯度系数对我国31个省市的26个工业行业进行了梯度分析。从阶段特征、区域特征和产业定位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总体特征。江霈(2009)在线性城市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东西布局，进而分析存在国际需求情况下的线性城市模型与区域产业转移关系。朱乔丰(2008)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和图的比较揭示全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征以及10年来制造业转移的总体路线(即制造业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同时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一体化和同构现象，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来展示了浙江省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背景。虞晓平(2009)基于产业区域转移和承接的控制模型，选取承接浙江省纺织产业区域转移的样本，运用计量回归分析浙江省纺织产业区域转移和承接情况，得出新疆、安徽、河南、江西和湖南为与浙江省纺织产业区域转移和承接空间优化可行的地区。

三、总结、述评和展望

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为产业转移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基础。在实证分析上，从数据来源来看，产业转移的相关数据以问卷调查、企业数据和统计数据为主。总体来讲，各类研究为中国产业转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支持，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转移的理论构建主要从国家层面研究较多，对一国之内的区域层次产业转移研究比较少，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多，而针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少。(2)对影响产业转移的经济因素研究比较多，而其他因素考虑相对少。产业转移是一种经济现象，人们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比较优势、综合成本、经济政策等因素研究较多，而从制度创新、行为决策、企业行为、体制、社会网络、社会文化、决策主体偏好等因素研究的成果不多见。(3)大量的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由于缺乏准确有效的数据，都主要集中于利用集聚数据和产业转移宏观发展模式研究上，而缺乏从微观角度去关注单个企业迁移决策，也缺乏一些新兴领域的研究数据支撑，诸如研发和服务领域的转移数据。(4)现有的产业转移研究尤其缺乏对其空间演变布局数据和发展规律趋势的系统研究。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对产业转移理论和实证的发展进行简要的展望：一是在大量研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现象后，随着产业空间演变发展，将会侧重于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向欠发达区域或欠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现象。二是将会深入到研究产业转移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如社会文化、决策主体偏好等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一些新兴领域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三是随着各类统计数据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后，各类实证数据(如大量抽样调查和具体案例跟踪调查数据的获得)的有效可得，将使得企业迁移更有理有据，也能更精准地演化出产业空间分布的规律，进而更好指导区域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7&ZD010)。

参考文献：

[1]夏禹龙，冯之浚，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J]，研究与建议，1982，(08)

[2]张孝锋，蒋寒迪，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华龄出版社，2006

[3]陈建军，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2，(06)

[4]朱乔丰，浙江省制造业产业转移实证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8

[5]贺俊，毛科君，国际问产业转移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以家用电器业为例[J]经济纵横，2002，(06)

[6]G.L克拉克，M.P.费尔德曼和M.s.格特勒，牛津区域经济学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D.M.smith，"Industrial Eocation:An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John Wiley&Sons，1971

[8]F.Javier Escriba，Ma.Jose Murgui，"Government policy and industrial investment determinanls in Spanish regions"，Regional Scienee and Urban Economics，39(2009)479－488

[9]MichaelP.Devereux，Rachel Griffith，Helen Simpson," Firm location decisions，regional grants and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1(2007)413－435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 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 转化路径

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的轨道上来，早日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除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外，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科技创新与生产过程的融合程度，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众所周知，与欧美等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成果总量相对较少，其中一部分无转化价值或转化“夭折”，最终能够并入生产过程，引领经济发展的成果占科技成果总量的比例明显偏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具有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缺少足够的历史经验积淀，又极具中国特色，为此，迫切需要多方努力探索，建设适应我国国情，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管理体系，包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多年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认识愈加清晰，但尚未形成具有更大权威性的系统理论，深化对科技创新成果界定与分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内涵与转化路径、转化标志等最基础问题的研究，仍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科技创新成果的界定与分类

1.科技创新成果的界定

科技创新也是人类的一项生产活动。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开展科技创新意在建立一种新的科技研发活动函数，把新发现的知识，新研制出的技术、工艺、方法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进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从而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是指科技领域内不断取得突破与发展的过程，是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活动，即基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等系列活动而求取新“收获”的过程，是一个从新知识的产生、新技术的开发到新产品的生产、新产业的形成直至新价值的实现的复杂的系统动态过程,而科技创新成果即为通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所获得的新收获，这种新收获可能是新知识，也可能是实验室产品或新技术，也可能是新思想。

2.科技创新成果的分类

科技创新成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第一，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会产生不同的成果，即使都属技术创新成果，也会有产品成果和工艺成果之分，体现形式各异；第二，科技创新成果均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各有侧重。有些成果直接作用于劳动力，则其更多体现社会价值，有些成果直接作用于劳动工具或劳动对象，其更多体现经济价值。但根据其主要体现形式科技创新成果基本可划分为三种类型：(1)基础理论性成果，即科学原理和技术原理，是指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取得的新发现、新学说，其主要体现形式为科学论文、科学著作、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等，基本属知识型成果。(2)应用技术性成果，即以科学原理或技术原理为基础，通过开展技术发明活动而取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农业、生物新品种、矿产新品种和计算机软件等实验室产品，基本属技术型成果；(3)管理理念性成果，即软科学研究成果，它涉及管理方式及管理手段等的新观点、新思想，主要体现形式为研究报告，基本属于思想型成果。具体归纳如下：

科技创新成果分类

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内涵及转化路径

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内涵

人类开展科技创新这项生产活动的本意就在于并入经济生产和社会进步过程，使人类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加可持续，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换句话说，人类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就是为转化成生产力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按照最为公认的说法，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科技创新成果无论转化为哪一项要素的提升动力，都会促进生产力发展，且任何一项要素的提升都会连带其他两项要素的提升。为此，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从全要素生产力角度衡量。

1996年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这一概念表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指研究成果从形成到转化为有形产品，直至产生经济效益的完整过程，主要适用于应用技术性成果，应属狭义概念，因为只有应用技术性成果能转化为产品，能进行产业化，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基础理论性、管理理念性成果转化都不能按此标准衡量。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理论界与实业界均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内涵也给出了多种界定。文兴吾等学者提出，广义的成果转化包括：(1)科学研究成果向技术成果的转化，即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发展；(2)技术成果通过开发向生产领域的转化，即设计到试制再到中间试验最后到工业性试验等；(3)新技术在小范围应用成熟后向更大范围的推广扩散。刘洪等学者坚持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倡广义科技成果转化观念，认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要素，通常是应用性研究成果通过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形成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广义上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从各类科技成果的创造形成、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既包括自然科学成果的转化，也包括社会科学成果,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科技成果的转化。他认为狭义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内容。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分析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理论观点，不难看出，大家都赞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目的不仅为经济发展需要，也为社会管理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为此应从广义内涵加以研究，且从生产力全要素角度看，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除包含着对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影响而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外，还包含着对劳动力---人的知识的丰富和技能的提升等影响，这说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还具有阶段性特点。总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指上述各类成果从创造性形成并得以扩散的过程，这种扩散可以使使用地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或知识得到增加，或劳动工具得到改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或对劳动对象的认识、改造、控制能力得到进一步深化等等。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接力赛跑, “跑完全程”，依次完成各环节增值是科技成果转化，而每次接力棒传递也相当于完成了一次转化，因为每次接力棒传递对生产力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即已转化为生产力，如基础理论性成果，基本属知识型成果，其转化为应用技术性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而借助科学普及与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知识，提升了文化素养和技术能力，即使未转化成应用技术性成果，也是科技成果转化。

2.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路径

科技成果转化似源流，既有路径，也有流向。按线性逻辑，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该是一个闭环线性过程，通过科学创新到技术创新，同时连带工艺、管理创新，实现从基础理论性成果到应用技术性成果和管理理念性成果的循环往复，即具有整体性又具有阶段性特点，转化路径也具有多样性。根据远德玉教授的“田字型”转化模式，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可分为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从技术原理到技术发明，从技术发明到生产技术的阶段性转化，多阶段转化路径构成螺旋上升式封闭系统，属正向转化路径。此外，也存在“反裘工程”，即产业发展需求诱发技术创新，从而直接产生应用技术性成果，而由应用技术性成果可以转化为技术发明，同时也可能诱发科学革命，产生科学原理，促进原始创新，这一种转化是以应用技术性成果为原点，向基础理论性成果和生产技术两个方向流动，形成两个环流。正如科技创新系统一样，存在正向，也存在逆向和正向逆向混合型的转化路径。而管理理念性成果转化路径较为单一，即在成果与组织决策间形成弹塑性转化路径。总之，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不是单一路径，更不是线性流动，而是一个由多段、不同向路径构成的一个链接结构。

三、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标志

如上所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从研发到生产应用的一站式过程，而是一点到多点的多阶段性目标体系，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转化标志。基础理论性成果中科学论文与著作属知识性成果，而知识对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影响，即丰富劳动者的知识，提升劳动者技能，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程度、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是其转化的重要标志；原理性模型和发明专利属理论设计与构思，需转向中试环节，进行孵化，通过培育和孵化向应用技术性成果演变，其转化标志在于入孵和成功孵化产品的数量；应用技术性研究成果中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的转化标志为通过企业或现场测试，实现劳动工具的改进或替代品的出现，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与对劳动对象认识的深化等；计算机软件转化标志为通过测试，进行注册，直接应用于生产，这一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更多具有经济效益显示度。管理理念性成果研究报告转化的标志是为组织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中的观点吸纳到决策中，形成组织政策、管理制度或激发相关活动等。由此可见，基础理论性成果、管理理念性成果转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更多具有社会价值，只有应用技术性成果转化可以直接带来经济价值，且每一阶段成果转化标志各不相同。

四、结论

科技创新成果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和价值特点。应对其予以合理分类，才能科学界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内涵，准确选取转化路径，构建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本文关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内涵及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标志等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研究理论观点，并为国家、地方积极采取有利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举措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文兴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辨析与范式转变[J].中国科技论坛, 2004,(3):111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转基因；伦理；辩护；限度

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其在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和医药制造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商业利润，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众多 企业 的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已经或正在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与此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自身的特点及其难以准确预测的后果，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伦理上的否定和伦理上的肯定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同时存在。这说明，如果不能从伦理道德上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寻求恰当的理由，那么，这一新科技将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力图在本文中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寻求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图探讨这种支持的限度。

一、福音与忧虑：转基因技术及其特点

基因一词是 英语 “gene”的音译，它源于印欧语系，是“开始”、“生育”的意思。很久以来，人们并不明白遗传的奥秘。19世纪的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德尔从豌豆实验中推导出存在着专门承担遗传作用“种质”的遗传因子，从而演绎出孟德尔遗传 规律 。1909年，丹麦学者约翰逊提出用基因来指称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遗传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10年，摩尔根通过果蝇白眼突变研究，确证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随后创立了基因论。1953年waston和crick创立了dna双螺旋结构，首次揭示了dna分子的结构、组成及功能，开创了从分子水平揭示生命现象本质的新纪元，揭开了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序幕。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paul berg和jackson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得到了第一个体外重组的dna分子，开启了重组dna技术的先河，这是人类 历史 上第一次有目的的基因重组的成功尝试。运用重组dna技术将外源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或组织，改变其遗传组成后产生物质及其后代，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把任何外源的基因包括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动物、微生物细胞中，使其具有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性状。可见，转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一种改变生物遗传性状、创造新物种的能力。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人类跨入了基因工程时代：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生物体最基础的遗传物质——dna水平上来改造生物体，进而改造整个自然界。正因为如此，转基因技术在农业、 工业 、医疗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包括：(1)种植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植物育种，产生转基因作物，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不仅可获得抵御各种害虫和病毒、以及除草能力的作物，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培育各种奇花异草等园艺品种。(2)养殖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动物育种，产生转基因动物，即人工改变基因，使之具有优质、速生、高抗性等人类需要的优良特性的家畜家禽新品种。(3)医药业。利用转基因细胞进行细胞培养，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发酵培养或利用转基因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来生产胰岛素、干扰素等珍稀药物，利用动植物生产疫苗等。(4)食品加工业。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曲霉、酵母等微生物品种，发酵生产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酱油、奶制品等，达到提高产量或改善风味等目的。此外，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学领域的成果，正通过大量边缘学科和相关行业的转化、吸收，迅速渗透到 电子 、信息、乃至机电、环保等其他行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些领域里的生产、管理、组织模式。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内动力。总之，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代表着最有前途的技术方向，是本世纪最具有影响的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带，是最有生命力的 经济 增长链，是未来前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群”。

当然，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生物育种技术的新技术，它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例如，在自然进化中似乎不可能突破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界限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出现而变成了现实；其次，也因为转基因技术突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从而也使人类可以人为地改变自然物种的进化方向与进化速度，它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自然进化状态下也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可能出现的新物种，在转基因技术条件下短时间就可以出现；由此，它引发出转基因技术的第三个特点，即它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更加难以预测。转基因技术和其他技术不同，它是一种生物技术即它是按照人的目的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改造，创造出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性状的生物新品种，它不像无机物的合成那样，如果说无机物的合成品仍然是无机物，那么转基因技术的“作品”却是有生命的，它能够再生，而且其性状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些也许是“提前”到来的新物种会给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测，这也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例如，人们已经忧虑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减少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增加某些疾病的人畜共患几率，等等。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使得人们围绕它所进行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所有围绕转基因技术进行的伦理论争，都是基于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而展开的。

二、道德还是不道德：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及评析

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表现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这里限于篇幅，主要分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伦理上的反对与伦理上的支持。

先来看看对转基因技术在伦理上持反对立场的观点。从转基因技术诞生的那天起，认为转基因技术违反伦理的观点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持这一立场。大致说来，这种反对立场又可以相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从根本上否定转基因技术本身，有人把这一立场概括为“本质方面”反对；另一种是从转基因技术的后果即其安全性和风险方面反对转基因技术，这一立场则通常被概括为“非本质方面”反对。实质上，“非本质方面”的反对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伦理上的判断，它潜藏的结论是：假如人类有足够能力来规避转基因技术应用中所导致的不安全性后果，那么，是可以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因此，对于非本质方面的反对立场，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作分析。

从本质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最激烈的观点，来自于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有如下几个基本论点：首先，它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伦 理学 的理论基石，认为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凡是有生命的存在都应当得到道德上的同等尊重。泰勒指出：“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就是把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是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作为整体的生物共同体，承认构成共同体的每种动植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的、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就是因为生命本身自成目的。对于人和其他动植物生命个体来说，由于各自都具有一种内在目的性，并且其他生命的内在目的性勿需人的内在目的性来确证，所以人不具有高于其他生命的特质。因此，第三，应把保持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对人对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的伦理责任中应包含不干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不作恶、保持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并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出补偿等内容。

基于以上理由，自然主义的伦理观认为跨越杂交屏障的基因转移是非自然的，是对自然不合理的干涉，因而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改造自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贴近自然或模仿自然的方式，另一种则是远离自然或非自然的方式。虽然不能说转基因是反自然的方式，但与传统的更符合自然的方式相比，当然是更为远离自然，是非自然的。第一，它是快速的，只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或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外来物种的基因片断(遗传物质)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中，并表达这个外来基因的产物——蛋白质。第二，转基因技术是激进的和大跨度的，可以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的基因结合在一起。比如，将土壤微生物毒蛋白基因转移到水稻身上，使后者抗虫；把北极鱼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身上，使其抗寒。而在自然的进化方式中，当然也存在基因交流和融合，但一是不会产生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基因转移，二是不会产生这种大跨越式的遗传物质融合。一种物质的某一性状和特征需要适应环境若干年才会形成和巩固，它在进化上是缓慢的，也是非常安全的。迅速的基因转移既可能让一个物种内部难以适应外来基因全面而有机的融入，也会使得这一物种由于特殊外来基因表达后产生新的特性(如抗虫)而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关系难以迅速磨合，造成一系列问题。因此，转基因的方式违背了自然的内在规律，是非自然、反进化的。

与自然中心主义立场相接近的是宗教神学的立场，它认为自然界是上帝按照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因此，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完美最和谐的存在，转基因技术以人为的方式打破了自然完美与和谐，是对上帝的蔑视和玩弄，因而是不道德的。

以上是从伦理道德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从伦理道德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这种立场主要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者。

人类中心主义也有几个基本观点：首先，它认为，人道原则应该成为伦理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应该成为人们行为的终极目的，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其次，人类实践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自然规律，合乎自然的结果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抛开人类利益，人类就没有实现外部自然规律的义务和责任。再次，在自然界，基因的突变和交流是广泛存在的，这是进化的动因，也是进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很多的野生物种之间基因的交流就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多种多样的世界。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上并无实质差别。它只不过是传统的生物技术的延伸而已，是自然的。最后，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我们应该发展转基因技术。

应该说，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自然中心主义者看到了自然界非人类生命存在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并不需要人类来加以确证，因此，人类应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价值这个范畴，即不再把价值仅仅理解为物对人的关系，而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之间的意义关系，那么，在自然的演化系统中，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确定的价值与意义的，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确不需要人类来确证。因此，人类并没有比其他生命存在更为优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人类应尊重自然界中非人类生命存在的权利是有道理的。从实践上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了人类对于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优越地位，把自然中的非人类存在仅仅当作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性价值，才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导致了生态危机，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转化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思维模式。否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实现与自然界中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但是，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根本不考虑人类在自然中是一种特殊存在，即人类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中惟一可以认识自然必然性、利用自然必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的、科学的事实，力图把人的活动降低为动物活动的水平，则是错误的。在漫长的自然演化过程中，人类从生物世界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超出其他生命存在的智慧，使人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人可以以自己的需要、目的与愿望为尺度，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自然进行否定性的实践活动，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这种对自然的否定性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类文化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可以说，人类在自然中的大多数活动都带有否定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自然的“不尊重”。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这一点，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果说 自然 中心主义者无视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而力图把人类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水平的话，那么人类中心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了人类和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肯定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地重复自然必然性的活动，而是从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出发，力图把自己从自然必然性中提升出来的活动，因此，人类不可能不干预自然。要求人类的活动还原为其他生命存在的本能地适应自然的活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一立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的特殊性无限放大了，把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当作衡量其他生命存在的惟一尺度，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只有在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面前去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因此，只要有需要，人类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任意去操纵自然。从理论上说，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上述立场，是对“价值”这一范畴作了非常狭义的理解，即只把价值看作是物对人的需要满足的关系，而不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的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这是典型的人类的“狂妄”。从实践上看，上述思维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 现代 社会中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还应该指出，尽管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冲突与对立的一面，但是两者又有共同的局限，即它们都坚持一种自然与人类两分的立场，把自然的演化过程和人类的活动对立起来，从而使得他们无论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支持还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否定，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就是要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去考察转基因技术存在的伦理理由及其限度。

三、支持与限度：新自然观视野中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维度

如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时，既不能坚持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不能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那么，转基因技术还能获得伦理上的支持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它是可以获得伦理上的支持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这种伦理上的支持并不是至上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我们的观点是，在对待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立场上，必须要考虑两个伦理维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自然的权利，尊重自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人类的利益，尊重人类活动的目的。一句话，要把自然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使自然和人类实现和谐共生。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自然中心主义对人类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导致人类无所作为的后果的判断。我们认为，要给转基因技术一种恰当的伦理理由，有必要突破传统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基础上来重新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自然观，以作为我们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这种新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从人的现实存在的特点出发，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总体进程来加以考察，以此来进一步思考人类在自然演化进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以此来透视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翻转课堂；细胞生物学；实验；自主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4-0241-03

长期以来，普通高校饱受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影响，过度关注教师课堂主体作用的发挥，忽略学生的学，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效率偏低。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以课堂讲授、课外练习和解决问题为主要教学方法而言，更强调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模式。翻转课堂具有许多优点：高度自主的学习环境；更加关注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以及课堂探究和交流活动的组织；学生的学习情绪能被很好地调动起来，更益于对知识的内化，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知识目标。按照《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目标要求与PBL教学模式在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植物细胞DNA制备与显示技术”实验为研究课例，以问题导向为切入点，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实验设计为学习目标，实施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探索基于PBL的自主学习过程与效果评价方式。

一、基于PBL法的“植物细胞DNA制备与显示技术”教学设计

1.教学目标分析。一般而言，实验教学目标：①传承实验知识，实践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验证；②提高实践理性，就是指与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有关的理性；③实践策略：为什么要这么做？培养学生反思、设计实验的能力；④生成实践智慧，即以实践为目的的能够指导实践行动的理性能力。《细胞生物学实验》课程目标包括三个层次：①知识目标层次，主要是细胞生物学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实验原理的学习与掌握。②能力目标层次，主要是实验设计、细胞生物学实验常用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学会并应用细胞生物学主要实验技术，如细胞化学组分的分离与鉴别、细胞结构组分的显示与定位、细胞融合等。③文化素质目标层次，主要阐释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的作用，关注科学、社会、人类发展问题的意识。根据课程目标，“植物细胞DNA制备与显示技术”实验项目的教学目标分为：掌握孚尔根反应、Brachet反应和SDS碱变性法和CTAB法提取植物DNA原理的知识目标；学会运用孚尔根反应和Brachet反应原理完成植物细胞内DNA定位显示技术、DNA提取技术、实验方案设计、论文撰写的能力目标；关注转基因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科学、技术、社会协调发展理性思考的文化素质目标。

2.实验改革方案设计与实施。PBL以问题为导向，以主动学习为主，设置问题情景，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与合作来解决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达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而翻转课堂并不只是“视屏录制”，而是一种“有效的课堂管理”，且更适用于有学习自觉性、能够做好课前功课的大学生。本课例的实验改革方案设计与实施植入了PBL法的“问题设置”、“问题解决”、“能力拓展”翻转课堂模式，形成学习资源搜集、课前自主学习与合作实验探究、课堂讨论与答疑、课后能力拓展和反馈与评价的“五段学习法”。（1）学习资源搜集。主要是教师提供给学生的课前学习资料，如微课程、视频、文本材料、PPT等。同时，引导学生查阅各类研究课题的最新进展，及时补充更新网络学习资源。（2）以“问题设置”为前提的课前自主学习与合作实验探究。植物细胞DNA的细胞化学显示方法有哪些？如何设计实验方案并实施？如何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植物细胞DNA？通过“问题设置”，将学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完成课前自主学习与合作实验探究。①自主学习先行。充分利用课程学习资源，通过观看视频、阅读资料等方式完成课前自主学习，通过网络平台提交作业，达到知识的内化。②小组合作学习。由教师提出实验方案设计任务书，明确小组合作学习的任务，让学生自主进行实验方案设计。③实验方案设计。学生利用开放实验室分小组自主完成实验方案设计。④实验方案的实施。各小组按照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案，利用实验室资源，分工协作，在课余时间自主完成实验。利用Feulgen染色技术、Brachet染色技术、琼脂糖凝胶电泳等技术显示DNA的存在。有实验实施过程的详细记录的实施步骤与结果分析，并撰写实验论文。学生提出新的需要答疑的问题。（3）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课堂讨论与答疑”。①小组课堂讨论完善实验方案。根据课前小组完成实验方案的具体情况组织讨论。②利用翻转课堂讨论、交流，解决新的问题。学生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如洋葱根尖临时装片，中期分裂相细胞偏少，染色体分散度差，难以计数，进而影响核型分析；基因组DNA降解严重，电泳呈弥散状等，教师组织大家讨论。③课堂答疑。解决实验过程中存在的小组内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在实验课上协作完成。如根尖制片的中期分裂相细胞偏少是因为根尖取材时间把握不好；染色体分散度不高是因为压片的力度把握不好；DNA提取过程中的基因组DNA降解严重，电泳呈弥散状是因为提取过程中低温研磨、离心上清液或沉淀的取用等操作不规范所致。④教师根据学生讲解和讨论内容进行点评和个别指导，使学生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在这一环节，实验教师扮演主导的角色，学生则是学习的主体，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相互协作完成实验项目，参与课堂讨论。（4）以“三拓展”为目标的能力培养。①思维能力。通过开展转基因技术的辩论，激发学生对“转基因技术利弊”的思考，实现思维能力拓展。②设计能力。通过考核“植物细胞DNA制备与显示技术”实验方案的设计与实施效果，引导学生修改完善实验方案，实现实验方案设计能力拓展。③自主学习能力。教师收集、上传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拓展学习资料，结合自主学习考核，实现学生对知识（技能）的巩固和自主学习能力拓展。（5）反馈与评价。①基于自主学习考核的翻转课堂过程性评价。根据学生在“学习资源搜集”、“课前自主学习与合作实验探究”、“课堂讨论与答疑”、“课后能力拓展”阶段中的表现进行考核评价。如网络评价时，针对文献阅读回答问题，如果回答不正确无法进行下一步；小组讨论记录；课堂小组PPT展示。小组实验方案设计及实施标准包括：实验目的、原理；用品、步骤，如洋葱根尖培养、取材固定、稀酸解离、黑暗环境染色、压片、观察；注意事项；实验记录；结果分析。过程性评价成绩占总成绩30%。②基于论文写作考核的翻转课堂评价。论文内容包括摘要、前言、材料与方法、实验结果、讨论、参考文献等几部分。论文成绩按评分标准执行。论文成绩占总成绩20%。③基于实验操作技能考核的终结性评价。实验技能考核成绩采用综合评定方法确定，主要考核实验基本操作、仪器使用，考核要点主要包括仪器操作、实验方案、实验操作步骤、关键操作点、实验记录、实验数据分析等。实验考核成绩占总成绩50%。考核评价方法采取自我评价（占技能考核成绩的20%）、小组成员互评（占技能考核成绩的30%）、教师评价（占技能考核成绩的50%）相结合。

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取得的效果

1.学生层面。（1）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课前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灵活，目的性强。通过翻转课堂高效地完成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实现了生生、师生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内化与吸收，兼顾了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通过学习资源搜集及课前自主学习，学生的资料查阅能力提高、知识面扩大、协作意识和能力增强。课堂答疑及讨论阶段，几乎每个同学都参与问题的解答、讨论、交流、互动，极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2）课外科技大赛取得可喜成果。生物技术专业有3名同学获得河北省2015年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大赛一等奖；6名同学获得大赛二等奖；7名同学获得大赛三等奖。（3）技能考核评价采取自我评价、小组成员互评及教师评价三个环节，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实验操作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师层面。（1）教学改革成果明显。完成河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系统论视域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生物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2012GJJG206），邯郸学院综合改革与转型发展四级项目3项（1412010，15sjf162，15sjt1012）。（2）《细胞生物学实验》网络课程建设并得以实践。利用邯郸学院网络课程平台，建设了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两个专业的《细胞生物学实验》网络课程，教师负责完成网络学习资源的上传，如自主学习资源、“N+2”考核及标准、学习论坛、问卷调查等。学生上传自主学习作业。（3）通过实施《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要求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具备相关的知识、实践经验、组织能力等，促进了教师业务素质的提升。

三、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反思

1.反思。（1）翻转课堂模式中，学生需要花费更多的准备时间，部分学生对新的教学模式的接受度不高。翻转课堂可以尝试，但不能常试。（2）在小组活动中，有的小组分工不太合理，个别学生的实验方案设计及实验操作能力也有待提高，学生对实验任务完成的贡献度有差异。（3）教师指导实践活动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2.对策。（1）提高学生参与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精心选择实验项目，借鉴“慕课”教学模式在传授知识、互动交流、自主学习等方面的优势，选择学生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的提炼升华。（2）对学生进行实验方案设计及实验仪器操作技术等方面的训练，完善实验方案，开展实验动手能力的过程性考核。（3）引导教师积极参加企业实践锻炼，提升实践创新能力，成为“双师双能型”教师。

参考文献：

[1]张锋，唐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J].福建教育，2015，（4）：55-57.

[2]Fulton K.Upside down and inside out：Flip your classroom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J].Learning & Leading with Technology，2012，39（8）：12-17.

[3]赖晓芳，沈善瑞.PBL模式在生物技术专业细胞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2013，（1）：80-81.

[4]田男，余超超，张婷.PBL教学模式在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细胞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6，（3）：80-81.

[5]容梅，彭雪红.翻转课堂的历史、现状及实践策略探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5，（7）：108-115.

[6]徐妲，钟绍春，马相春.基于翻转课堂的化学实验教学模式及支撑系统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3，（5）：107-112.

[7]李中文，吴涛，汤必奎.“慕课”应用于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改革探讨[J].继续教育，2015，（2）：43-44.

[8]唐文武，吴秀兰.“翻转课堂”在MOOC中的教学实践――以“生物信息学”课程为例[J].肇庆学院学报，2015，36（2）：63-66.

The Reflectio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Cell Bi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LI Zhi-liang，XING Hao-chun，YE Jia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Handan College，Handan，Hebei 05600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