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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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内涵及特点

1.1财政政策内涵及特点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它是国家制定各种财政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财政政策主要是由三种构成工具组成。其一，政府支出。政府的购买支出直接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大小，更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情况。政府支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由两种途径组成:一是政府购买政策;二是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指当前的各种政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民生政策。其二，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影响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借助税收政策来影响社会的物品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对社会各行业起到激励作用。

1.2经济增长内涵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可以说经济增长率高低直接反映出该国家或该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直接因素有投资量、劳动量以及生产率水平。根据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经济增长率可以用公式:G=Yt/Yt－1来表示。其中，Y为本年度经济总量的增量，Yt－1是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由此可知，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投资量、劳动量的方式，优化配置各种科技技术等来提高生产率水平，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2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2.1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上述可知，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行为、转移支付政策等都能够起到进一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作用。根据我国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可知，政府支出一般是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当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比较大，则该阶段中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水平则较高，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公共基础设施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起到促进作用，也间接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社会文教方面，社会民生活动、教育活动都是重要内容。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支出总量提升，则可以明显的提升我国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2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节。例如，制定适宜的税收政策可以重新分配收入情况，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起到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税收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府组织并且开展相关税收收取，为政府财政筹集到资金，再将这些资金应用到政府的各种支出中。简单来说，良好的税收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二，税收政策还会对个人开展税收行为，这一举动推动经济收入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或是储蓄管理，从而起到活跃市场经济的效果。

总而言之，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且财政支出和财政税收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影响经济增长。财政预算政策正是表达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相互关系的概念。它主要是由财政赤字、财政盈余以及财政收支平衡三种形式组成。它们对国家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影响较为隐晦间接，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国家财政出现明显赤字，则表示财政收入不能够满足支出需求，各种政府的支出行为受到限制，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消极的作用。财政赤字还会带来排挤效应，从而促进政府对现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重新配置社会的各种资源，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效果。

3发挥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手段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策以及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发挥贡献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想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需要合理制定财政政策。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要想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需要厘清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情况，才能够对症下药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

3.1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特点制定财政政策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至今，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一共经历了5个主要的经济增长周期，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时长在35～40个月。在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经济增长趋势开始走弱，但是之后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因此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增长动能。此时就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式来达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经济结构发展势头的下行，这些数据特征都显示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放缓的趋势。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全面解析，从而制定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才可以有效地获得经济发展增率。如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投资和生产率三个动能都处于疲态。以投资为例，我国现有的投资结构效率正在下降，在未来投资总量的增长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持续提升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的方式来有效地激发投资潜力。因此在未来，我国需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持续不断的增长。

3.2提升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将呈现出稳定且缓慢的发展趋势，当下仍旧可以通过各种相关政策的制定，辅助财政政策来提升经济增长率。

其一，通过积极的针对性较强的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经济只有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够让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求能够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经济体系，转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其二，通过精细化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作为动能所在，国家财政政策也是倾向于如何提高投资总量、提升出口量为重点。而当下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探索新的增长动能成为核心所在。当下根据全球社会的发展趋势，可以增强消费增长的动能，逐步提升消费占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当前需要通过出台各种精细的、多样的财政政策措施，促进消费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由此来反作用于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如在财政支出政策上，可以提升其在社会文教层面上的支出水平，让更多的文化消费、绿色低碳消费成为消费重点。其三，实现各项政策的统筹规划，加快打造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下更是要求国家的相关政策都能够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目标，在此要求下制定各种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制度。如财政政策的制定中，要能出台相应的政策，提升我国国际性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财政支出上加大对各大高校的科学研究基地的支出水平，为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提供一个实践实验基地，提供一个科技孵化基地。其四，实现财政政策优化完善，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基于调查数据可知，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处于0.46以上，这一状态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其达到合理水平。对此则可以通过我国财政政策中的详细内容，如通过完善按劳分配的机制体系方式，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还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的方式，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行为。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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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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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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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向量自回归模型;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22-04

一、文献回顾

财政的主要职能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到近期的理性预期学派,再到新古典经济学派都对其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自由经济本身可以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并且达到帕累托最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政府财政政策能起到促进经济良好运行的目的,较代表性的人物有:哈罗德(Harrod,1939)、多玛(Domar,1946)、索洛(Solow)、罗默(Romer)以及卢卡斯(Lucas,1983),而在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方面也存在分歧。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分歧也不断(李真男2009),(王春元2009),(孙立、刘穷志2008),(齐福全2007)[1,2,3,4]。对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安体富2007),(王椿元2007),(靳卫东, 高波2007),(蔡跃洲2008)[5,6,7,8]。上述分歧表明,忽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孤立地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或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很片面的,只有在研究中加入收入分配问题才具有根本的意义,研究结论才是可靠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学者考虑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如:(李绍荣、耿莹2005,蔡明超等2009)[9,10],但其也只是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以上研究大都是关注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财政的三大职能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而财政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有力工具就是税收和公共支出,其二,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对政府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影响关系给出新的证据,也研究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综合影响,同时也关注政府不同财政支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以及不同的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同以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关注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作用,同时也关注收入分配问题。

二、方法论及数据说明

(一)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11]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特别适合估计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的广泛应用。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是:

yt=A1yt-1+K+Apyt-p+Bxt+?着t t=12,2,?撰,T(1)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撰和Ap维矩阵k×d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阶正定矩阵。式(1)可以展开表示为:

y1ty2tMykt=Aty1t-1y2t-1Mykt-1+Apy1t-py2t-pMykt-p+?撰+Bx1tx2tMxkt+?着1t?着2tM?着kt,

t=1,2,K,T(2)

在式(2)中,如果?着1t发生变化,不仅当前的y1t值立刻发生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的y1t值影响到变量y1t和其他的yit今后的取值。因此,一般地,由yi的脉冲引起的yi的响应函数可以求出如下:

c(0)i j,c(1)i j,c(2)i j,c(3)i j,c(4)i j,?撰(3)

即Cq的第i行、第j列元素等于时期t的第j个变量的扰动项增加一个单位,而其他时期的扰动为常数时,对时期t+q的第i个变量值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以前的研究大多把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然而这两个变量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考虑数据收集的难度和相关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1985-2007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衡量方式有很多,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Y来反映各年的总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

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学术界对财政支出的分类依据较多,方法也较多,本文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并参考相关文献,文章仅考虑公共消费支出(货物支出、服务支出等)CG和公共投资支出IG。

税收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且种类繁多,为了使问题分析简单化,我们只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包括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DT和间接税(如:关税、消费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等)IT两种。

收入分配不均的测算指标很多,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量也沿用此指标,文中基尼系数为笔者自己计算所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k为基尼系数,xi为按各地区人均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yi为各地区的人均收入,n是地区数量,该公式来自魏后凯所著《现代区域经济》。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文章对以上数据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三、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经济数据都是非平稳的,用其进行分析建模会造成伪回归的问题,因此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文献中一般使用ADF检验法,形式如下:

在实际操作中,式子中的参数P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选择能保证?着t是白噪声的最小的P值。对滞后项的选择和模型优劣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AIC和SC信息准则,经过反复实验,使AIC和SC的值同时相对较小,则所选的模型最恰当,结果见表1。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Y、LNG、LNCG、LNIG、LNT、LNIT、LNDT、LNI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

(二)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

本文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而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本文首先给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见表2。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揭示了不同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对产出有不同的影响,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总支出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在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并不存在,可见“李嘉图等价原理”在我国不成立。从模型3和模型4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相差不多,由此可见,我国还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在税收方面: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居民的可消费支出,进而影响了总的经济发展,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不尽相同,直接税对经济有正效应,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且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大于直接税的弹性,这其中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直接税作为一种不可以转嫁的税收项目,其对收入具有一定的直接调节效果,可以提高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率,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间接税由于其转嫁性,对其征税会导致税收转嫁给收入相对较少的居民,这样使其整体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这样不仅减少了居民的消费,继而抑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三)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如上所述,本文不仅关注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而且也关注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在我们估计的VAR模型中加入经济增长变量来考虑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对基尼系数有正的影响,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同样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同样也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和转移支出制度不完善[12]。而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负,即税收的增加减小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其政府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尽相同,直接税的增长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税收违法的收益远高于其依法纳税的收益,违法现象严重,首先由于我国所得税收入规模较小,在取得收入方面缺乏税种间的相互补充机制。其次,税收调控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的功能较弱,个人所得税由于征收面过窄,征收机制欠科学,收入规模较小,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明显,对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缺乏应有的调控力度。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政策的不同结构对经济产出的质(收入分配)和量(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的促进效作用,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不大,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为正,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相同;相反,政府支出却拉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政府税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税收的增加减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直接税却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各方面(财政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正好相反,即扩大经济产出的政策都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所以政府在做相应决策时,应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水平,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水平,国家应该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的整体公平性,国家也相应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号召,十七大也提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原则,所以根据当今的经济社会状况,政府应该采取效应的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负担、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李真男.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J].财经研究,2009,(9).

[2]王春元.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6).

[3]孙立,刘穷志.财政购买性支出激励与经济持续增长――兼论确立服务型政府的合理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9).

[4]齐福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科学,2007,(3).

[5]安体富.基于财政视角的公共福利分配地区间公平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3).

[6]王椿元.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制度构建财[J].经问题研究,2007,(10).

[7]靳卫东,高波.收入差距与公共财政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形成与演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1).

[8]蔡跃洲.转型社会中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实证[J].财经研究,2008,(11).

[9]李绍荣,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2005,(5).

[10]蔡明超,费方域,朱保华.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J].经济研究,2009,(3).

[11]孔涛,王丽霞,张峁.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兼论索洛增长模型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12]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The Long-term Effects Analysis of Fiscal Polic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Zhang Mao, Wang Qing, Qiao Dongyan

(College of Economy,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篇6

应对金融危机，实行新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与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特点为：一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广，经济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要复杂、严峻，而且经济形势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二是从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换速度之快、之明显，是历年来我国宏观调控中少有的现象。三是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也以结构性减税相配合，如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为此将减收1200亿元。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总的财政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因此，此次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四是在扩大支出方面，除了以投资拉动来扩大内需的惯常做法外，也强调向民生领域倾斜。在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至少五项措施都与民生有着密切关系。五是我国近些年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持续增长，财政收入更是连年攀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上述五个特点，说明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新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要找准定位

从宏观经济总需求构成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国民经济核算构成看，这“三大需求”具体表现为最终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对各具体需求的界定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是消费与投资，外需则表现为净出口。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近些年“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有如下特点：一是消费率与投资率在“三大需求”中占主导。二是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消费率趋降；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即投资率高时，消费率低，反之亦然。三是净出口率在经过几年的低位徘徊后近几年上升趋势明显。再从“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看，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基本上低于投资，消费与投资的贡献及拉动呈现此降彼升的趋势，净出口的贡献及拉动与前两者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尽管近几年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增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三大需求”中，投资与消费占主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作用明显，净出口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显然不及投资与消费的作用大。投资与消费构成了我国的内需，由此看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投资与消费，即内需，而投资的作用有大于消费的趋势。

当前各地出台的一些措施，投资占了相当的比重。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方式虽然见效快，但也往往易于导致投资边际效率下降、投资过热、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等消极后果，不仅延迟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可能埋下下一阶段经济过热的隐患，造成经济运行出现很大的波动性。在过去“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下，扭转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下滑的趋势，对于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扩大内需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扩大内需，国民收入分配应向居民倾斜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短期内确实达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从长期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消费不振，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后顾之忧，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在这些方面意想不到的大额支出，这也是我国为何近几年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是大额支出，造成广大消费者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没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从政府和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整体上呈现政府上升、居民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收入近些年的高速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

篇7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中，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可进行储蓄的资本与不能储蓄的劳动两大部分。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中，把劳动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约束条件，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无视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认为再生产的可能要素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其结论是：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认为，资本密集经济体比资本经常匮乏的经济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差距大小的问题，而Romer模型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来描述经济增长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为了弥补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资源”的要素概念，这样，在受一定经济条件约束的经济主体中，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

资源(Resource)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博士李昌宇认为：“资源是可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选择，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质及其功能。”这是从资源所具有的生产性、稀缺性和选择性等三个基本属性来定义资源概念的。从日本战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源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资金四大部分。资本资源是指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总和，如土地、河流、山脉、滩涂、矿藏、厂房、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劳动资源是指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亦可称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工艺技能、生产的工艺过程、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等；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资源价值的表现形式。

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制约。因此，摆脱资源制约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资源配置实际上是有两种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场经济决策中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的，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手段进行配置的。日本在战后初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倾斜配置特点。战后初期的资源倾斜配置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因为战争对原有资源（资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自不待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产业活动是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劳务的转换器。资源的属性和产业的功能已经表明了二者的基本关系：产业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资源供给是否充足；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取决于产业的发展程序。只有资源优势而没有产业优势，则不能形成经济优势。相反，只有产业优势而没有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也是不能形成的。资源和产业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战后日本要想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然而，资源短缺问题，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极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

1.日本战后资本资源相当匮乏。在资本资源中，自然资源匮乏的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自然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更为缺乏。日本国土在狭长的列岛中拥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仅存在着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资源。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几种重要矿藏资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原料，据勘测，日本煤的储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条件，开采成本极高，竞争不过进口煤炭。所以，日本战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进口。另外，5/6的铜、2/3的铅和锌需要进口。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矿物资源（锡、水银、磷、锂、钾、石墨、镁等），包括铁矿石在内全部都要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极其缺乏。这样，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就更大。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使日本在获得一定矿产资源时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水力资源丰富，但是已经开发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资源开发因国土狭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虽说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战败时所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190。但是，其中30%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140。”[1](P22-23)但是，战争毕竟给整个行业造成30%-58%的破坏。在被保留下来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原材料和原料的供应不足，生产设备难以实现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2.劳动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性”国家，在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欧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劳动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劳动资源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战争中，日本损失了近300万人，而在损失的人数中，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应该说，重要的劳动人口的减少，给日本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人口数量的损失，对于战后日本国内产业在劳动资源的吸纳量方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是有利的”[2](P6)。这是从战败遣返回国的劳动资源角度进行分析的。问题在于，遣返的人员中是否具备一支适应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队伍，而这一劳动资源队伍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短缺的。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中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各种条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来的人才难以在极短的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产业方面的人才。

3.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明治维新的“洗礼”，使本来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召引下，开始在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和国民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由于采取了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战争，使日本的一些技术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30年时间。正如1956年《经济白皮书》所强调，日本经济发展要摆脱“数量繁荣”的成果，要不断地跟上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今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必须是旨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现代化投资”。这种认识，是基于战后日本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而提出来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而战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官方第一次发表的《技术白皮书》（通产省工业技术厅1949年12月发表），对于日本技术资源的落后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评价。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工艺制做方法、工艺技能和工艺过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约10年。而且，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日本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技术资源的落后性和滞后性是资源贫乏中的现实问题。

4.资金资源严重不足。资金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战后日本是极度短缺的。由于战争的破坏，使日本原有资金（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加上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支出急剧增加，从日本国内来看，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大量的临时军事费，包括支付复员军人津贴和解雇军贴，以及向军需公司发放补偿金，这笔费用的支付是极其庞大的。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过了194亿日元。战后日本又面临着战争的赔款问题，这样，就进一步地加深了财政资金的紧张程度。从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重建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做保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资金资源的需求是客观而又必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有限资源制约：日本财政政策绩效的特殊性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一切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可以称做有限资源。战后日本，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去衡量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面临着有限资源制约的问题。日本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有限资源”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借助政府行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而政府行为在资源分配中是通过“强人财政”体制实现的。这种“体制”集中地表现在资源的倾斜配置方面。而进行资源的倾斜的目的就是保证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政策所执行路径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都凝聚着“强人财政”体制的效率。

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已所示昭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去谋求日本经济重建，日本经济必然要面临着两难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物质资源短缺和部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业在经济重建中必然出现“强夺占资源”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否实现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帕累托最优”将成为一个问题。众所皆知，“帕累托最优”状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而已，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种状态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及资源的偏好条件下，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这一状态来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显而易见，用这一效率基准去评判战后日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为战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以，“帕累托最优”对于日本来说只能在理论上谈谈而已。两难的境地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会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领域。

财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战后日本政府把“赶超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战略”作为最大的公共利益，围绕这种“公共利益”，一切行为均纳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范畴，所有的政策都被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长。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函数，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函数关系符合“增长中心主义”的理念。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时，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其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财政政策角度，诺斯教授还发现，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某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很多社会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损害社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冲突本身[3]。诺斯悖论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在利益协调上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则表现为“宏观—微观”经济协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则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经济学家尚未就解决这一难题获得根本性突破。面对诺斯悖论，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在组织、动员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进行扶持先导产业，以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协调机制。而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结果，超越了诺斯悖论的理论假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探寻“诺斯悖论”的解决方案。

战后日本，作为财政干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石桥湛山的“积极财政论”开始的。众所周知，石桥湛山是战后日本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来分析日本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国家有失业者、存在着闲置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动员这些闲置生产要素，使之重新参加生产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财政上发生赤字和增发货币亦无不可；而且这才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财政[4](P108)。为了贯彻他的财政经济思想，石桥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提出了五项“积极政策”。五项积极政策加速了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增长的步伐。该政策的中心目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并把生产置于经济增长中心位置。石桥推行的促进中心产业增产的政策，不久由东京大学有泽广教授正式提出为“倾斜生产方式”，并由经济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内阁推行全国，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倾斜生产方式”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倾斜金融方式”保证了有限资源的有效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桥湛山的凯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内阁作为“经济增长主义”而继承了，构成了现在“经济大国日本”的指导理念。毋庸讳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因素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干预一方面使战后日本有限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财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为它为高投资率创造了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弥补了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单一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三、内生增长：政府规制?资本?资源关系的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模型分析方式来研究政府、资本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在生产函数中作为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资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一人的生产函数则有[6]：

其中，k(t)相当于t期一人资本量，e(t)相当于t期一人资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产中对资源报酬额的比率（0＜a＜1常数）。φ表示收益递增程度的一个参数。K(t)是经济中的全部资本量。模型的基本含义在于，若以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量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那么，企业可作为相当于一人的资本量k(t)和相当于一人资源的使用量e(t)来操作经济运行，而经济全部资本量作为一种不可操作变量来使用。

然而，在commandoptimum描述中把生产函数变化为以下类型：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这个变换的式子中，企业完全可能操纵资本来增加对生产的影响。另外，政府通过控制、管理企业以达到统治经济的可能。(1)式和(2)式的区别则在于对经济影响效果上的差异（后一问题将另行研究）。采用这个模型，将推论出以下内容。

变量c(t)表示t期消费者一人的消费量。在参数中的E、K[,0]，相当于各个0期消费者一人资源储蓄量和消费者一人初期资本赋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递增程度的参量，两者都是正数。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这个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维持稳定状态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本模型中的资源投入相当于公共支出，其总量被一定值所制约这一点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决定e(t)流量式下规制居民户消费一储蓄计划。为此，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费量c(t)和资本量k(t)两个变量实现，资源消费量e(t)和资源储藏量E不能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7]。

根据经济增长定义，我们设定最大化的一个条件：

k(0)=k[,0]λ(t)为拉格朗日乘数。并且，由式(8)和式(9)可导出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

γ(t)=MPK(φ,t)-ρ(11)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我们认为，过去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产生内生增长。

四、几点启示

中国在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生增长中的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在：第一，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机制。就中国目前而言，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国目前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将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中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要加大“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的投资和税收的刺激。这样在促进技术过程中增加了就业量。第三，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中国在实现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脱困后，企业在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日本经济企划厅.昭和31年度经济白皮书[M].日本经济出版社，1966.

[2]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增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石桥湛山全集，第13卷[M].东洋经济报社，1974.

[5]ARROW.K.J.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ingbyDoing.Reviewof

EconomicStudies,1962.

[6]CASS.D.OptimalGrowthinanAggreatatemodalofCapitalAccumulation.

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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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成果；存在的问题；预测

中图分类号：F8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303-01

一、积极财政政策取得的成果

我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力有着很大的联系。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很好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损失，稳固了经济运行的目标，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手段。总之，积极财政政策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策略目标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一) 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发展，减少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的下跌，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排名中处于较高的位置。针对以上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1.在扩大投资方面：增加国债的发放量，扩大政府投资，并带动民间投资。2.在刺激消费方面：运行财政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收入。3.在鼓励出口方面：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将自主品牌打入国外市场。

(二)提高了经济的内增长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及时地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多种矛盾和难题，使得经济衰退现象得以抑制。除此之外，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以提高经济的内增长能力。同时还加大结构调整措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大了科教投入，来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总之，积极财政政策在满足人们总需求的同时还扩大了人们的各种需求，协调了国家和人民之间供需关系。

(三)协调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就是一直强调的内容。协调三者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保证了社会稳定，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能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保持社会稳定，在改革进程中就必须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当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

二、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无可厚非，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仓促的出台政策措施，可能会对经济稳定运行有着潜在的危险。其缺乏的关乎各项经济建设的法律和法规，可能会使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漏洞。其财政支出的不合理的结构，可能会出现贪污行为，使财政支出不能全部用到民生上等。纵使这样，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意义远超过它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肯定其多我国经济发展的价值。

三、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展望

展望即将到来的2012年，我国的经济运行政策在总体上继续应用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策略，以保持经济的稳固增长、内增长力与改革、稳定和发展协调力。但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财政政策不能一成不变，要进行改革，同时短期调控要与长期的发展要协调起来。对明年财政政策的具体展望如下：

2012年财政预算安排与货币政策契合，大量增发国债使政府收入增加，最终实现财政赤字的扩张。近两年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财政困难初步显现，财政资金较紧。这就要求政府在足够的安全空间内，跟进市场主题的发展。

运用财政支出来调和经济建设、社会薄弱部分和社会供给的关系，对它们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基础经济建设，如“三农”的基础条件和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基本民生事业建设要确保稳固无漏洞。对于各项重点建设，如区域的发展战略方面、国家科技的创新与开发及灾后的重建方面，要加大投入进行整改。以上的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内增长力，恢复社会各行各业的不景气，协调了社会供给问题。经济建设、社会薄弱部分和社会供给的调和符合科学发展观，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对税收制度进行适当的动态调整，对有些群体进行税收的减免。具体措施如下：对房产税的征收适当减少，以减少人民的买房压力：对出口税可以适当减免，特别是电器类和电子产品，是国内的出口量增加，增加企业在国外的竞争力；对大力进行公益事业的企业进行税前扣除，使其更加积极投入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彭清秀.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与政府投资走向[J].经济研究参考,2010(29).

[2]王宗涛.财政公平原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下公共财政价值与制度转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02).

[3]梁冰.我国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短期和长期作用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2008.

篇9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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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危机中,我国经济的复苏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退出已成为现实时,决策层势必面临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退出协调的策略选择问题。在宏观经济复苏态势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同时退出不可能。那么,就存在着一个两种政策退出的次序选择问题。显然,从当前的宏观政策走势来看,我们选择了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策略。

对决策层而言,在经济复苏阶段实施退出政策面临着保经济增长和压通货膨胀预期的两难选择。一般而言,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政策有利于实现保增长和压通胀的平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投资,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趋紧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吸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避免社会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问题在于,在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下,单纯的货币政策退出能否实现真正的退出?我看不然。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货币政策退出,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宏观政策退出。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这种退出策略将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银行信贷的超配为前提的。财政预算资金往往以政府项目铺底资金的形式投入,项目后续资金的跟进则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财政与信贷捆绑运营构成了中国财政政策出动的典型特征,其结果则造成了财政政策对信贷政策的绑架,导致时至今日,欲退不能。

另一方面,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央行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也颇受限制。与其他国家仅通过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不同,本次危机中,中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央行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天量的信贷资金投放这两个渠道来完成的。央行能够动用常规性的工具来控制部分基础货币的投放,但对于因对冲外汇盈余增加而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央行和银监会也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比率、重启信贷规模控制和窗口指导等措施对银行信贷加以控制,但在银行存差较大、流动性充裕、银行信贷行为的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面对盈利和股东回报的压力,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动力机制不会减弱。央行也可以选择加息来控制信贷资金的需求,但加息只会进一步压制民间的信贷资金需求,而对于资金需求缺乏利率弹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相反,加息之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差扩大,商业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信贷扩张动力会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