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十篇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 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中图分类号F091.3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24－05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

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 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 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参考文献]

[1] 常汝娟.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其借鉴意义[J].经济学动态，1995（5）：56-59.

[2] 陆昂.浅议经济自由主义[J].学术论坛，2006（7）：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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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J].经济学家，2004（2）：66-74.

[5] 左大培.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个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4（1）：31-3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高鸿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Trend

――Based o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LinKe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 “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 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 = 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 = 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救市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1、正统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在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 %，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3、后凯恩斯主义

同时，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仅仅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微小的影响。

（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的假说，只是拒绝了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第二，新古典主义认为 ，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带给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连西方大国舆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价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宣称要把社会主义扔进垃圾堆，认为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两种舆论反差中，国际社会不断地搜寻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所周知，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相当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一高双低的良好态势，即实际GDP增长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

要对这种相互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一）格林斯潘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说，为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调刺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新经济）。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从而最终给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从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常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二）里根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经济自由化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与实质

（一）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

1、美国救市方案

为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9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 美国国会众院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现救市方案总额增至8500亿，10月3日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 ，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2、欧元区国家救市方案

欧元区15国首脑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欧元区首次峰会并推出联合救市计划，以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此项计划的要点是：债务担保，欧元区成员国2009年年底前为银行5年期以下的新债务提供担保，以帮助增强投资者对收回投资及其回报的信心，降低银行借贷难度；银行资本重组，欧元区国家政府承诺以资本重组和其他“相应手段”救助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会计规则，政府将寻求改变“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防止银行因金融危机冲击而标价过低，从而加剧市场恐慌气氛。

3、中国救市方案

国务院总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二）救市方案的新凯恩斯主义本质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 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各国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

四、基本结论

（一）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不同。同时，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二）各经济体救市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主流媒体中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 国有化政策。这其实是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会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而会在危机过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不会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但具体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是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而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处理繁荣时期所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容易使经济体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因此，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信条的政策执行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态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因此，凯恩斯主义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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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3] [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张秀娈，陈新岗.试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史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5）.

[6] 番薯.金融危机与政府救市[J].时代周刊，2008，（7）.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5

" ——以俄罗斯转型前10 年的结果为例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经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其转型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日益广泛的探讨，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及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俄罗斯的实践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 年的经济转型做一定的分析与评述。 一 新自由主义转型政策的出台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逐渐盛行，并在西方理论思想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逊指出，许多国家对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已达成共识。①这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借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认为它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讨论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因为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转轨战略，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并得到国际著名学者和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转型实践，并且对转型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在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俄罗斯推行的背景是：由于俄罗斯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几经失败，俄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政治等方面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一方面，“休”式的激进政策与俄激进民现普遍的滞涨和经济危机，经济自由主义再次形成为一种主流派别，其理论和政策与古典自由主义大同小异，故称新自由主义。 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对于西方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当时迫于国内经济恶化、面临危机的社会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其接受西方价值观），俄顺从了西方国家和组织提出的转轨政策以及其他要求，接受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对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过程和市场运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二 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俄罗斯的推行及论争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也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诸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另一派是以一些著名学者为代表的学院派，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一）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精髓”：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政策核心在苏联解体后，独立后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还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 （二）“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纷争：西方经济学说对俄罗斯转型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②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只要上述经济转轨政策得以实现，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实现经济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 第一，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某些理论学说。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私有化，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认识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必要的规则。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了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关联。 在俄罗斯等国家的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家，执政的民主派主张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来实现经济调节，替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这一理论导出了自由化经济政策，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对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非货币交易盛行，这种长期货币紧缩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这导致俄政府在20 世纪90 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其实质是一种“政府危机”。 第三，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第四，“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改革“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因此“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例如，俄曾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 （三）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 第一，掠夺性。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经营，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俄罗斯转轨的10年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利用政权势力掠夺和控制经济。 第二，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头”（oligarch）垄断，也被称为“亲权性”，即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近。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都具有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可以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府、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俄在私有化后形成的各种官僚垄断集团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经济寡头直接渗透到政界内，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 第三，强制性。俄罗斯上述转轨政策严重脱离俄国国情，缺乏经济社会基础，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群体。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做“强力阶级或集团”。因此，“休克疗法”的转轨政策，既不符合市场经济演进的逻辑，也不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而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 第四，政治性。俄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俄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做一种意识形态。 当然，这里还应看到，俄罗斯前10 年转型的失败，是受多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结果。其中，来自叶利钦个人因素及政府频繁易人、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与干扰所导致的政局动荡等，也是造成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经济萧条和长期停滞的要因。俄罗斯前期转型的实践，使普京政府认识到，创建市场经济制度比当年所想像的要艰巨得多，时间要长得多，因此，普京政府逐渐摆脱叶利钦时代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转而实施务实而有效的经济政策。

三" “后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际上和俄罗斯的学者，都在反思来自转型的教训，特别是对俄罗斯前10 年的经济转轨的经验进行总结。美国和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国际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前10 年经济转轨的政策是失败的。在他们看来，导致俄转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从西方“引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渊源的激进转轨政策。最先抨击“华盛顿共识”弊端的美国学者是斯蒂格利茨。他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对转型国家的误导进行了批评，也对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标准的西方建议”的简单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些失败的更深层原因，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研究转型经济问题最著名的国际学者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国际学术界对于来自俄罗斯等国转型的共识可以概括为“超越华盛顿共识”，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重新思考和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现在，由于中国转型的成功和俄罗斯前10 年转型的失败，俄罗斯等国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增长的滞后性等问题，促使各国和经济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学说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观点，以斯蒂格利茨等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出，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充分和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失灵是一种常态，所以，国家干预必然会存在。转型可以被看做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完美合作的持续的寻求(其实永无止境)。而且，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干预的问题不在于干预的多还是少，而在于干预是否得当。第二，提出市场经济的制度支撑（institution underpinning）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转型结果所带来的教训之一就是，缺乏以适宜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就不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俄罗斯等国转型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产生过多经济社会混乱的前提下平稳地实现制度变迁。更为复杂的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必须保持人们对转型的政治支持，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恰恰与制度变迁的这种不确定性发生悖论，从而产生社会动荡。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及变革特点，不仅强化了人们对制度经济学观点以及完善“转型制度”的思考，强调了政治经济相互作用如何作用于制度转型，并构建更为成功的制度，而且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各种组织结构与制度的互动互补的兴趣以及对比较经济学的新探索。第三，充分肯定渐进-制度（或称演进制度）观点。国际上一些学者批评了“华盛顿共识”所造成的错误，使得俄罗斯在一些领域出现重大意外，例如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国有资产被侵吞、利益集团的强大、黑手党和普遍的犯罪等等。一个得到多数学者肯定的观点强调，“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不是经济转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激进的“休克疗法”政策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方式，只能造成过渡时期经济控制的制度真空，经济大幅度衰退。这一点，正是苏联和中东欧市场化转轨起步时的最大政策失误。为了说明和对比“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后果，美国和国际上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并肯定了中国称为“循序渐进开展的渐进-制度观”的改革路径。这些看法应该视为与“华盛顿共识”所不同的“新共识”。认识“新共识”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国际学界和更多的人对于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转型”及其政策，有了更为深刻的来自于实践的理论认识，为今后各国的转型提出可以汲取的经验与教训。与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前10年相比，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获得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因此，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等国在转型政策及其失误、甚至导致转型前10年失败的沉痛教训，对于“新自由主义”及其负面影响应该予以警惕，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6

摘 要：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周期性规律的特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随时调整其经济思想来适应现实的需求。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初衷也只是作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理论依据而上台的，在它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理论本应完成其使命，但纵观世界，新自由主义已经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在全球肆意妄为，为此对其本质的探析尤为重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本质

一、 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的初衷

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生产周期性的特点，需要随时调整经济思想来适应现实需求。纵观资本主义产生历程，两大经济理论一直交替处于主导地位。

18世纪末到19世纪，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赋予个人以极大的自由，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同时，为了寻求国外市场的英国也极力倡导他方排除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当时摆脱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障碍，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独立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全球霸主地位的确定，也需要排除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开辟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尤其是爆发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只能被迫退出了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为挽救资本主义于空前的危机之中，主张把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与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走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主义道路，以罗斯福“新政”为典型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脱颖而出，担任了主流经济学的主角。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导下，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黄金发展”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程度地提高。

但是好景不长，资本主义由于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凯恩斯无法根除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频发以经济发展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发为特征的“滞胀”型的经济危机。几个发达国家全部陷于经济衰退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凯恩斯主义理论显得束手无策，只能退出舞台让位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领衔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它们认为，要消除危机，就要消弱工会的力量，节省财政、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以成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依据为标志，该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盛极一时，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没有使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反而产生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动荡不安等消极后果。

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和主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和问题，反而造成了许多新的不平等，在这种背景下，适应资产阶级的实际需求，他们找到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以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经济学面目而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①来应对国内的这些问题。

由此观之，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为统治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而变化的。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初衷也只是作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依据而上台的，在它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充当了而且应当只是充当了匆匆过客的角色而已。

二、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

现实的情形却并非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在全球肆意妄为。究其原因，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由原来的学术上的理论发生了质变，演化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已经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②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逐利扩张本性急需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也就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就必须要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为其开放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使这些国家沦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资本投资场所和危害环境的生产地。由于新自由主义消除各民族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开放国内市场，实现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新自由主义上升到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陈岱孙教授尖锐地指出：“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③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其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采用的却是双重标准：在本国，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结构霸权”，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则要求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对自己国家的保护措施，实行放任式的自由主义改革。同时，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极力弱化民族国家的界限，鼓吹“市场万能论”，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专业化决策只能在市场指令下进行，面对资本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和国家趋于灭亡。推行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政治不稳定性的加剧，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俄罗斯制定的“休克疗法”，使一个原本面对希特勒的虎狼之师而岿然不动的并在相当长时间里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在西方国家不动一枪一炮的情势下顷刻土崩瓦解。

“原苏联由强到弱的剧变大体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苏共、苏联国家解体，紧接其后的是大国解体后的俄罗斯等原苏联共和国的灾难性改革。”④苏联抛弃社会主义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共和国的改革向哪里去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这时西方国家通过威逼和利诱的手段适时送上了自己蓄意已久的改革良方，也即“休克疗法”。其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原苏联各共和国的具体实践。“主要内容有：第一，市场自由化：全面放开对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第三，经济稳定化，减少补贴，增加税收，紧缩财政和信贷。实践是检验真理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行该政策10多年来，人们发现“休克疗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富裕、自由和幸福的天堂，反而造成了一个物价飞涨、失业剧增、收入下降、犯罪猖獗、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崩溃的“悲惨世界”。原本期盼只要借助“休克疗法”这个根本的、彻底的改革良方，经受短暂的阵痛，走上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就能跻身繁荣国家行列，没成想，短期阵痛变成了无限期的长痛，甚至成为不可愈治的灾难性疾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均出现了全面性的休克。由此，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非但没有“疗好”俄罗斯原本恶化的经济形势，反而加剧了各方面的崩溃，直到今天，俄罗斯也不能完全摆脱其造成的一系列恶果。

同时，在世界其他范围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初，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为拉美转型国家制定的以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方案”令拉美成为经济重灾区，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债务危机以至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引起了政治动荡。90年代以后，“华盛顿共识”的推广更使亚洲困境雪上加霜。

不难发现，《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作者弗朗索瓦·沙奈提出的结论：“90年达国家的繁荣似乎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为代价的”值得我们借鉴。

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恶果足以让我们看清，新自由主义在最初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同现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它已经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其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个侵略更加隐蔽，且面临更少有组织的反抗的新的殖民时代

三、积极应对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可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尤其是科技在全球性的交流，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垄断资本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再加上它们操纵着各种世界经济组织和国际组织，拥有政治经济行为标准和规则制度的制定权， 其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竭力倡导的取消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使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出入，其实质是企图彻底摧毁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和本国市场的保护屏障，而由西方发达国家独霸管理世界经济的权力，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扫清道路。为此，我们在抓住全球化浪潮机遇的同时又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国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定，尤其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值得高度警惕，我们的路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当前我国又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各种社会思潮有可能趁虚而入，因此我们要吸取国外的深刻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我们就要全盘否定，而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其积极“扬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其中新自由主义的关于一般市场机制的研究，关于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观点，关于加强法制、社会保障制度等的观点等等，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可供批判性参考和借鉴的成分。当然我们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在经济政策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相结合。

资本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创造财富，但是分配财富还得靠政府的干预。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掀起了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浪潮，而且我们相信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改良手段也终将难逃衰亡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梅荣政， 张晓红. 新自由主义思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何秉孟. 新自由主义评析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 现代科技革命 国家干预 自由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对随后开始的现代科技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一度受到自由主义的冲击，但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客观要求使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典型的成功更是使当今资本主义各国无不重视国家干预政策的运用。本文试图分析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说明国家干预政策存在的必然性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其的依赖性。

一、现代科技革命前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

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这两种主要思潮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都能找到其根源。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重商主义提倡国家干预，随着英法等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自由主义思想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新主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本西方经济学开山之作中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即在充分自由竞争条件下，追求个人最大限度利益的当事人各行其是的理性经济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使社会经济生活处于最好的有序状态，国家被要求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需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这种信念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具体化为“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原则，它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居于主导地位。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使局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场危机之前，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完成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同时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连为一体。工业化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由此带来产品过剩，商品市场严重饱和。在大危机爆发初期，尽管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工资下跌，大量工人失业，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相信，工资、价格、利率的自动伸缩机制可以消除劳动力、生产和资本的过剩，政府应继续信守自由放任原则。从1929年开始，在随后的5年中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干预主义使危机愈演愈烈。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经济危机一筹莫展相比，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这使相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资本主义各国处于窘境。对这种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经济危机，国家干预主义作为调和矛盾的工具终于被资产阶级接受。凯恩斯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理论代表，他反对经济“自由放任”，不相信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1933年，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行，国家干预主义付诸于实践。

二、国家干预主义在与自由主义之争中兴盛

在二战后近五十年时间里，国家干预主义作为主流经济思想的兴盛―衰落―兴盛的循环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现代科技革命。现代科技革命主要标志是电子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空间、海洋开发等六大领域高新科技的开发和应用。这些领域革命性的突破都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起点的，而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却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所不愿意承担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在科研投资上居于主体地位。二战后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推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时期，国家干预主义思想支持对科技研发，尽管这个时期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并不源于单一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受军备竞赛的影响，但客观上国家财政不断增加的投入还是促进了科技革命的发展。以美国为例，1950年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强基础研究，当时研发投入占到GDP的1%，到1964年研发投入增加到占GDP的2.87%；1953年美国政府投入在研发投入构成中占到53%，1964年提高到67%。在国家干预政策帮助下，美国对科技的高投入得了了丰厚的回报，据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的《为了国家利益的技术》估计,美国过去50年中经济的增长有一半(49%)是依靠技术取得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凯恩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弊端显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即失业增加与通货膨胀并存。按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对付高失业率用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用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不会并存。凯恩斯主义者对滞胀的矛盾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蔓延，其中有代表性观点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反对当局有意识的运用货币政策来克服经济的不稳定，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主张浮动汇率制替代国定汇率制；供给学派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鼓励储蓄、投资，要求减少政府赤字，放宽或取消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的规章和条例；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人们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并做出明智的行为，即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在伦敦学派的代表哈耶克眼里，市场经济活动中完会没有国家干预的地位，个人的经济“平等”和自由是比个人的经济保障更为重要的事。在实践中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新自由主义政策在80年代初期虽然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但换来的确是80年代后期经济上的衰退。在实行自由义的拉美地区贫穷出现在扩大化趋势，从1980年到1994年，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净增7340万。于是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国家干预。正如罗奈・勒努阿所指出的：“没有国家管理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它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而且会使市场成为万恶之源，还会使自由遭到毁灭。”随后，批判、继承、发展了原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为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新凯恩斯主义承认国家干预主经济的有效性，他们采取相对温和的说法：没有紧缩政策，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1992年克林顿政府启用大批凯恩斯主义者担任政府要职，同期日本政府为挽救泡沫经济的崩溃投入45万亿日元巨资干预经济，都是国家干预主义再次兴起的表现。

三、国家干预是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现代科技革命社会化大生产特点决定了一些体现国家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项目开发是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难以完成的，需要国家整体上协调，例如 “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动员120所大学、2万家企业、400万人参加。除上前面谈到的资金支持外，从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外部条件看，至少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国家干预。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与规划需要国家干预。科技革命必然引起新兴产业的出现，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深化科技革命，对于新兴产业各资本主义强国几乎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各国对全球经济利益的争夺主要通过产业比较优势取得，赢得优势的关键在于如何迅速形成产业整体的竞争优势。国家的产业政策显然比市场自发的调整产业结构更有效率。以日本为例：在战后重建阶段，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使煤炭、钢铁、电力、造船等支柱产业迅速恢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确定贸易立国战略；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80年代以后又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现在日本在所有新兴产业有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国家干预政策的成功使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第二，科研机构的建立和人才储备需要国家干预。科研机构的建立和人才储备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这种职能只能由资本主义国家来承担。例如，1956年日本成立科学技术厅领导全国的科研工作，到1973年其下属的六个中央科研单位工作人员达1600多人，各省也建立众多科研机构，如：邮政省设电波研究所、通产省下设工业技术研究院，到1980年日本共有972个科研机构，其中688个是国立的。

第三，占领世界市场需要国家干预。现代科技革命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而全球化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原材料的供应地和成品倾销地。现代科技革命在研发上的高投入决定了国内市场不足以满足规模经济的要求，进而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将科技优势转化为利润。显然，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在贸易谈判中为需要为资本的利益服务，这时的国家干预已经跨出了国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科技革命具有强烈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今天资本主义凭借现代科技革命成果创造了发达的生产力，但是社会化大生产越是发展，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就越突出，这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国家干预对缓解矛盾的作用。虽然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在反对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当今世界没有那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单一推行全面的自由主义，在经济生活仍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见国家干预的影子。国家作为资本利益的人在国内利用干预政策组织经济的有效运行，在国际贸易谈判中鼓吹自由主义，号召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放松政府管制，政府担当的早已不是斯密所描绘的那个“守夜人”角色，而是国内国际垄断资本的总人，动用整个国家力量为垄断资本谋利。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决定了国家干预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固有问题，现代科技革命越是深入资本主义矛盾就越是突出，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家干预的依赖性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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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2～93．143～145

[6]曹建海: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理由及与其竞争力的关系[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5～15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 金融危机 历史回顾 启示

经济学发展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论的核心问题。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受此双重打击，世界范围内多国经济陷入持久性衰退，我国虽未受危机严重冲击，但如今也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提振经济、加快复苏纷纷伸出“看得见的手”来救助市场。因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温市场与政府关系话题，对深入剖析金融危机成因、深度解读各国救市政策都具有特殊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需要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盛行的市场自由谈起，回顾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的兴起，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在二者之间的争执交替。概括起来，市场与政府关系经历了自由主义盛行，政府干预和市场与政府争执交替三个阶段。

（一）自由主义盛行阶段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代表，崇尚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后来，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运用“均衡价格”理论从微观上证明了市场竞争机制下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自由主义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历经辉煌。

（二）政府干预阶段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持续恶化，失业日益增多，衰退持久而复苏无望，“看不见的手”束手无策，政府干预理论即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当时面对全球大危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深入分析了经济衰退的原因，开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药方，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动，实现充分就业。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一书，集中阐述了国家干预的理论，由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全面推行了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干预理念，大大强化了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开创了国家强力干预社会经济之先河，结束了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此，美国经济复苏，失业下降，劳资冲突趋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逐步走出危机的阴影，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充分显示了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巨大作用，随使政府干预理论备受推崇。

（三）市场与政府争执交替阶段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问题，这一反常现象使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陷入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经济自由主义重新抬头，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又握紧拳头打了回来，发起对凯恩斯主义的阵阵讨伐。以英国奥地利裔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美国犹太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凯恩斯主义才是导致“滞涨”恶果的罪魁祸首，证实由于国家干预政策阻碍了市场带来的高效率，导致了失业增加；而为减少失业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高额赤字，又加剧了通货膨胀。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要制止这种恶性循环，就要抛弃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重拾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还市场以自由和秩序。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和1980年执政的美国总统里根秉承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号进行了一系列跨度深远的改革，核心就是重回市场导向，用企业精神改造公营部门，从而达到“提高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支，提高服务质量”之目的。改革卓有成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悄然回归。

二、市场与政府关系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体现

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彻底摧毁凯恩斯主义的根基。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性经济衰退，特别是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人们重新认识单纯“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各国政府又开始频频高举“看得见的手”来化解这场危机。

美国当局在危机爆发后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借联邦政府之手救助金融市场；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即于当年签署政府主导下的全面医疗改革法案，结束了美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次年又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此法案被称为“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重塑了政府监管框架；美国联邦储备局则连续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延长所持国债期限，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这在市场上也引起了激烈争论。纵观欧盟诸国，在本轮欧债危机中以受害最深的希腊为代表，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内各国政府财政紧缩措施频出，甚至英、法、德等传统的经济强国也不例外。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的普遍担忧。欧盟诸国与美国在应对本轮危机中的相同之处是都相应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再次风光重现。

然而，市场自由在人们心目中仍有相当空间。在本次欧债危机中，政府惹的祸却又要靠“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因此，市场与政府之争是场永无结局的战争，彼此交替，交织持续。

三、市场与政府关系在我国的体现

我国在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也是历经反复。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帮助国家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基础的经济积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后历经十年，行政手段充斥到一切领域，计划弊端逐渐暴露无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之路的尝试。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由此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最终确立并不断深化。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我国政府及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干预成效极其显著。此后，我国经济领域政府干预身影频现。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及时推出了两年内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确保了我国经济在危机重压之下的快速增长，但如今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有鉴于此，2012年5月国务院启动了一批重大项目，再加上此前的证监会新政和铁道部2万亿银行授信，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呼之欲出；而最近一些地方政府为保增长更是出台了累计高达17万亿的投资规划，引爆了新一轮投资竞赛热潮，导致我国市场化之路在本轮危机中加速向政府干预方向倾斜。

耐人寻味的是1998年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了我国近十年的快速发展，而2008年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年内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却仅确保了才四年不到的持续增长。由此可见，政府经济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长期运用必然难以持久，甚至会问题不断，这可能也是近几年我国经济周期加速缩短以及经济在通胀通缩、过热过冷中快速切换的原因所在[3] P17。对此，我国政府应予以高度警惕，应在危机过后快速启用市场重新适度取代政府，这对经济良性运行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四、启示

通过对市场与政府关系演变的历史回顾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分析可知：

第一，合理确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协作关系已成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早已不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 计划和市场都是国家经济发展中长剑的选择，当今社会一个政府与另一个政府的最大区别或许仅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不同，而如何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合理确定二者之间的平衡协作关系已成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第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同时并存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市场缺陷危及经济良性运行时，又需要国家干预主义；当政府干预阻碍市场效率实现时，就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需要政府干预毋容置疑，但也决不能因此否定市场机制。那种政府能依变化主动干预的体制的确比只能被动适应环境的市场机制操作应对性更强，但实践中能否顺利实行则考验着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

第三，市场与政府都并非完美缺，需相互补充。毋容置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主要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一定审视自身缺陷、慎重行事，其无法弥补市场缺陷时要学会并善于容忍，不能做的更好时要勇于退出，这可视为享受市场巨大收益时所需付出的一定代价和成本。当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陷时，既要注意由于干预不足致使市场无法正常运作的问题，从而产生诸如由于政府金融监管不力所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也要警惕干预过度造成市场进一步失灵的问题，从而产生诸如由于政府长期负债福利所致的欧洲债务危机；还要避免由于干预不当而产生的新问题，使政府干预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而又招致“政府失败”问题，这对我国政府来说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竺乾威.公共行政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苏雪串.新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理论与政策实践的演变――金融危机后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再思考[J].学习与实践，2010（5）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10

论文摘要:列宁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夹肚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取代余旅收集。这一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青、足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公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国情，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关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这里，邓小平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之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探索出一条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而，“研究和探讨‘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发展路向和改革出路的时代需要，是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提出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要求苏俄与德国谈判，缔结和约，退出战争。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人会通过了与德国签订利约决议案.英德之间不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俄退出了战争。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正是在这以后，苏维埃政权获得了一个和平喘息时机，党和国家政权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展开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途径的最初尝试’心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被1918年夏季开始的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中断。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形势，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国有化.消灭资本主义，实行计划调拨制和分配制，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这一政策，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使苏俄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千涉，战胜了国内的白匪叛乱。但是这一政策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利文化建设则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1921年春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新经济政策”，列宁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他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方法，这里，列宁指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以及不足，正是这种政策的不足造成了1921年春的严峻的局面。

“战时共产主义”所引起的政治危机表现为苏俄国内政局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为:一是农村的许多地方，如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农村，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杀害农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毁坏农村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不稳定，一部分工人离开城市和脱离工人阶级队伍，到农村去寻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数量锐减，另一部分工人则在工厂里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以表达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即苏维埃俄国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上述情况说明，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将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战争及在这一背景下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影响，苏俄生产力水平倒退了几十年。有资料显示:1920年煤炭开采量为870万吨，只比1899年稍多一点，生铁冶炼量为11. 6万吨，比186。年减少1/2，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水平。1920年国内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减少6/7。许多铁路和桥梁被破坏，大部分机车和约占1/4的车厢不能使用，导致运输业陷于困境.1920年的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到2/3，仅如此，金属、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面包、肉类、鞋类、衣服等日用品也极为曦乏。这种情况要求苏俄采取新的政策加以改变.

俄国的国情是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俄当时的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俄国的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些均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列宁指出，这种国情决定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他还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为“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直接下命令的方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由此不难看出，正确认识国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实践，列宁和俄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即改变了国家的粮食政策，由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改变了禁止买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允许自由贸易，改变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发展，并且实行租让制，即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等等。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由当时苏俄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其国情所决定的唯一可以采用的正确可行的举措。其实质不仅仅在于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探寻了在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力，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一次伟大的探索、实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一)粮食税制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

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以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这一政策的转变开始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出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分析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原因。

列宁认为这“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间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大家知道，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国家采取余粮收集制，本打算以工业品交换农民的余粮，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拿不出那么多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余粮，于是就无偿地从农民手中将其全部余粮拿了过来用于战争所需.不仅仅是余粮，有时甚至拿来了农民生活必需的一部分粮食，从而导致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这样还破坏了个体农民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生产者占有自己的产品并且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由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关系极为紧张，能否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不仅是一个经济间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间题.如同列宁所说，“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面对农民政治上的动摇，列宁认为必须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改善农民生活。而解决这些间题关键在于“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方法.nClz〕针对俄国是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列宁指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拥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动因.而粮食税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俄共(布)决定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粮食税制开始取代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制，农民在耕种时就可以知道自己承担的纳税数额.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即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用来提高个人的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还可以通过合作社或自由贸易的途径进行商品交换.粮食税的实行，国家所收取的粮食数额人人少于余粮收集制所收取的粮食数额。1921---1922年度，国家通过实物税收取的粮食数额为2. 4亿普特，比以往余粮收集制收取的粮食数额少2亿普特.这样，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他们的生活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同时，由于实行粮食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25年，俄国农业的规模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因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改善.

(二)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即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和市场都不复存在。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不允许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商品和市场，禁止自由贸易，利用苏维埃政权通过行政命令实行计划经济，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取消商品、市场和货币是不现实的。他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而实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正如列宁所说:“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阵地上去，从‘冲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来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也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退却”到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交换，而不仅仅是“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提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还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利用市场，同农民经济建立联系。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列宁认识到了自由贸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当时又叫流转自由。自由贸易对农民和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是联系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对小农来说，实行流转自由，可以改善小农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从而发展小农经济。小农作为小生产者，需要有自由贸易。只有通过自由贸易，他们才能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回自己生活所需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即工业产品.可见，实行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小农的生活和生产水平。因此，列宁在谈到必须实行自由流转时说:“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G57而国家则可以通过贸易，用工业品换取所稿的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从而加强了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新经济政策伊始，商品交换必须在地方范围内进行，主要是通过消费合作社来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还只是物物交换，货币不参与商品流通。但是，实践的发展使列宁认识到这种交换的不足与缺点。于是，就打破了商品交换受地方流转范围限制的作法，改用货币交换的形式，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还主张发展商业，认为发展商业是党和国家面临的特殊任务。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要真正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发挥商业。他指出:“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己提上日程.不管我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列宁之所以说发展商业是一项特殊任务，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市场，不存在商业。但是，当时的苏俄必须解决发展商业这一任务。因为只有发展商业，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此，他提出，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要紧紧围绕发展商业的任务进行，特别是那些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应该参与组织商业活动.他还提出苏维埃国家要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并且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地学习经商。

(三)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在小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优势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采取迁回措施。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列宁在《论粮食税》这一著作中提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这里，列宁指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必然性。因为当时的俄国存在大量的小生产、存在商品交换，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图人为地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是必然会遭到失败的”.同时，列宁还提出，资本主义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正如列宁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因此，列宁甚至认为私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帮手。 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列宁认为，当时苏俄经济结构中存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5种经济成分。这5种经济成份可分为两种类型，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在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中，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的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所播要的.列宁提出，“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就是说，作为人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极为落后的面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条正确途径。在他看来，如果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正如他说:“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所以，列宁认为，应当提倡国家资本主义，把私人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资本主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他提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这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中间环节。列宁还探索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问题.总的来说，有四种形式，即租让制、合作社、代销制和租赁制.列宁认为，租让制是重要的形式。所谓租让制，就是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定合同，将自己暂时无力经营的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实行租让制会使苏俄付出一定的代价，即要把生产的一大批产品交给外国资本家.但对苏俄来说，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经济上，苏俄既可以引进大量资金，最新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一部分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从而带动态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义可以在增加苏俄产品的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这就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政治上，由于实行租让制，可以制约国际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封锁、侵略的阴谋。所以，列宁反复强调要大力培植与发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它在苏维埃政权下已经是3/4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的过渡.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合作社.就是小生产者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列宁认为，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合作社，从国家利益来看有许多好处。一是便于国家对商业进行统计、监督和管理，便子国家同商人订立合同。而是便于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代销制。所谓代销制，就是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有利于城乡商品流转，又有利于国家对商业的管理和监督。国家资本主义的第四种形式是租货制。即“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十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和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种形式同租让制的区别仅在于合作对象不同.租货制的对象是国内资本家，而租让制的对象是外国资本家。

上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了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的关系.有资料显示，1924年农民消费的粮食、肉类和油脂数最大大超过战前1913年的水平1926年第四季度，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22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倍，工人的物质生活也大大优于战前的水平。

三、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也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是因为列宁和俄共能够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现新间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间题。从而创造性地提出适合苏俄国情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突破了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是多方面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战时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余粮收集制要求将农民的全部余粮无偿地收归苏维埃政权，致使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乃至出现农民骚乱和暴动。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农民交税后的余粮可以自由支配，既可以用于个人消费，与可以用于交换.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完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政策的制定应放在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的基点上。在新世纪，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所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又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同时，我们还肩负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竟争压力.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显得更好实现。

—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这段时间里，列宁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两次实践。第一次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第二次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政治局面稳定。出现这前后不同的两种结果告诉人们，社会主义也要不断进行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改革的社会.这是说，社会主义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我国20多年改革实践说明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由于改革，我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温饱达到小康进向全面小康迈进，由于改革，我国实现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油于改革，我国政治的、文化的等方面的体制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