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新自由主义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入我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最为主要的思潮之一，但由于其自身存在内在矛盾，加上不符合我国国情，并不适合在我国推广，然而可悲的是，它已经对部分群众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本文在客观分析新自由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解决对策，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树立正确自由观。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观；马克思；青年

新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于二战以后，曾一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社会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步以学术交流、社团活动等形式涌入我国，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自由主义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部分思想信念不够坚定的群体，在片面的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前提下，错误地认识“自由主义”，盲目崇拜，致使价值观扭曲。特别是对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群体来说，影响巨大。因此，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地自由观十分必要。

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发现，其思想的基本主张中对个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自由状态。新自由主义极端推崇“个人至上”的观点，认为个人权利应当被无限扩大，应当取缔任何对个人自由的约束。第二，崇尚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不应当受到集体或他人的干扰和阻碍，甚至认同极端个人主义。第三，追求平等。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机会均等，至于过程中实质上，以及结果是否公正平等并不重要。换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平等实质上是其竞争意识的一种体现。

是我国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实践，所谓的真理必须要放到实践中进行检验，才能验证其是否真正可行，因此我们在探讨自由观的同时，必须要结合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文化背景，并在马克思自由主义观的引导下，理性的分析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提出科学的自由主义观点，规避新自由主义产生的不良影响，引导群众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树立正确地自由观，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基本主张，我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

（一）自由应当是相对状态，而非绝对自由

认为，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形成的，它应当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我们所推崇的自由，应当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约束和道德标准之上的，自由的第一定义应当是担负自己的责任。责任具有道德强制力，只有在这种强制力的约束下，公德心才不会被磨灭，才不会丧失个人修养。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个人修养都没有了，那么他追求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鼓励追求自由，但是个人自由的追求不应当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应当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在我们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我们应当时刻警戒自己，自由只是一个相对状态，责任感当与自由同行。

（二）树立新集体主义观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抛之脑后，全盘否定集体主义的价值。虽然我们鼓励人们塑造个性、凸显个人价值，但是人与社会这个大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我们不能一味的要求社会和集体能为我们做什么，而自己却不为集体和社会做出任何付出。在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结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个人主义”，积极倡导新集体主义，既提倡个性的发展，又保证集体的发展壮大。

（三）追求平等应当更注重实质平等，而不只是“程序公正”。

随着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曝光率的不断上升，以及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使得青年群体对于社会现状产生了焦虑。在这样的环境下，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以保护个人主义和提倡自由为前提的公平公正原则，貌似合情合理，极具煽动力，对青年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在这种思想的刺激下，使得我国部分青年群体的公平公正观念已经发生了扭曲，他们过分看重结果，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实质。哲学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正义观，追求不仅仅是程序公正，还包括机会均等，更看重的是实质正义。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所提倡的公平公正也是为了最大化的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面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采取冷漠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认为任何机构都不应当干预其发展。然而，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差距越来越突出，阶级鸿沟不断拉大，社会也就越来越不稳定，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本质，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特殊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产物，它的某些理论虽然极具渲染力和诱惑力，但是我国有自己特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新自由主义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必须要正确地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马克思自由理论的指导下，树立正确地自由观，避免误入歧途。（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吴易风.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2）

篇2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

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篇3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篇4

《资本论》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

·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实质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这就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扩大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的产物。虚拟资本的积极影响主要是能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促进资本集中、加速资本周转。消极影响主要有使有价证券买卖成为投机的工具，造成虚假繁荣，容易引发经济危机。当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随之而来。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扩大，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伴随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经济危机随之进入全面的爆发。

浅谈本次美国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大力倡导放松对金融的监管，他们认为只要靠市场机制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从“次贷”危机引起的。“次贷”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形式，银行给予那些收入少、信用差的客户贷款，叫“次级贷款”。许多金融机构为了繁荣住房市场，争夺客户，纷纷降低次贷门槛。这样，开发商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盖的住房越来越多，购房者所需支付的货币仅靠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购买力的、不能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最终由债务清偿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启示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迹象。由于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我国企业引进外资难度加大，引进资金、技术等受到限制。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企业投资削减逐渐显现。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

首先，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较快地提升。从战略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才能取得与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因此，我国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增大中国的发言权。

其次，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来自欧美的订单大幅减少，这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小企业必须升级技术、开拓新兴市场。

最后，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加快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事实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行不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场自由发展。

篇5

关键词：殷海光；逻辑经验主义；移植；理性

殷海光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构建还不尽完善，但与同时代的(或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而言，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学者张斌峰就指出：“在五四思想的重建上，殷海光在有意识地继承五四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又努力汲取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试图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脉络下，构建较为完善的自由主义论述。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以下特色：即视自由主义为一套具有强烈当下‘针对性的反意识形态’，又视自由主义为一种文化运动，其接受自由主义的主要动力所追求的是某种素朴浓烈人本主义情愫；缺乏自由主义传统又须仰仗国家力量来建立”。

这一评断可以说是合乎实际的。殷海光一生秉承五四精神，继承英美经验主义自由的传统，指出以往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自由的忽略与伦理自由的缺失。直追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期望在当下的中国。找到一条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但自由主义同样也有着其自身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线。它植根于西方近代文化土壤，于中国而言是外在的。那么，在中国何以有其道路?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移植，二是传统的重新发明，三是创造。关于中西文化问题，在近现代中国主要表现为：移植和传统的重新发明。前者以殷海光为代表，后者主要表现为以牟中三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笔者比较赞同林毓生的“传统的创制性转化”的观点。所以，在自由的路径上，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从专制政制也可以实现自由主义。民主政制只是一种政治方式。可是，自由主义根本是一个价值系统。自由主义是全人类最基层的价值系统。一个国邦能否实行自由主义，主要决定于它的社会文化内容。

既然自由主义与否，在于社会文化内容，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应是什么样的?“就中国既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建制而言，中国只宜像英国那样和平渐进。而不宜激剧聚变”。

或许在今人看来，殷先生所做的其实就是：把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理论运用于中国。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自由化的进程中，他不是自由思想家，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自由主义启蒙者。不过，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体认：“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却是非常中肯的。

一、“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形容的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在理论渊源上底气不足及自由主义发展。在中国的困境。殷先生曾指出：“依作者的观察。自由人之不足以餍人望而服众心，除某些人之误解，偏见与自私自利以外，他们本身到了现今之不够健全，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自由人们在这一个最后时机应该反省的地方”。一个一生为自由主义而努力的“斗士”，必定会积极主动地去承担其历史责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是经罗素，而波普尔，直追哈耶克。其实，其自由主义理论具有强烈时下针对性及鲜明的个性，而不是把其作为一个价值系统来看待。为了针对当时的专制，他就力倡古典自由主义——以的“镇制”，而不是当时已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当时自由主义学说并架的，还有社会主义学说(战后在西方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之路是通向奴役之路，将会带来个体人性的灾难。因而，一个自由人之所以为自由人的条件是：“自主自动的精神，是人类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在行为方面的主动力。

只有具备充分自主和自动力的人，才有克服目前世界阴暗的希望”。并告诉自由人：“希望不在别处，就在你自己的自主与自动”。所以。无论从其理论的切人点，还是其自由理论的着眼点而言：其理论有“个体本位”的品质。他的“个体本位”是与传统个人主义相吻合的。自由的内在要求是什么?“这是自由主义的根本要素。自由主义的这种根本要素，与其说是被动地产生于经济动因，不如说是主动地产生于人类本性的深处。你把婴儿的两手捏紧，他立刻会挣扎反抗。一直到他的两手能够自由活动为止。这样看来。自由主义并非一种教条，无疑是一种能动的精神，一种反抗权威的态度和生命本身的发展动因”。

在此，他把自由的根本要素理解为：不受外界的强制，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因为，这是生命内在能动性的要求。充分尊熏了生命的个体性，还能关照到生命的共性吗?否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他一直在努力把这种内在价值体系外在制度化。他认为：自由之表象与本质；自由主义精神是建立在责任之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殷先生指出：“诚然，如果自由人具备思想的能力和独立精神，常常在事实上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只是自由人的表象，并不是自由的本质。思想各殊与自由人之所以为自由人并无必然的关联。自由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思想与信仰互异，但不能在任何方面与在一切情形之下思想与信仰互异。在许多情形之下，自由人的思想也会一致的。不单如此，过去西方历史证实，自由人如果各自分离，便没力量，因而也无从形成一个新力量；自由人如果聚合起来，便产生新力量，因而也就形成一个新时代”。

并且，把自由主义与其它伪自由主义作了一番比较：“自由主义不等于放任主义，更不等于纵肆主义。它含有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真实的价值。本此，自由主义爱护个别差异，并且让各人的潜能作最大限度的发展”。在这里，是否可以把殷先生的“个体本位”理解为：不是个性的完善。而是人性的完善或人性的自觉?

二、以逻辑支撑信念

在上文。我们简单梳理了殷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一个人的思想与他在此过程中所秉持的思维或研究方法是不无关系的。而一个人的思维方法是与他的学识素养是分不开的。在此。笔者愿作一个大胆的假设：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最终际遇。是否是其思维之花开出的必然之果?不管怎么说，这一假设肯定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南开大学的张春林曾有专文进行了分析。她指出：“一方面，他主张以经验为本。进行致知活动和独立思想，坚持‘科际整合’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关注人文主义，在方法论上，努力纠正传统的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截然而分的倾向，力图将两者统一起来。而且，他还以逻辑经验论为‘奥康剃刀’，反传统文化，并以此为方法论基础。推行其自由主义理想”。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出发，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学者张斌峰指出：“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峡两岸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确，他曾自称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要超越新儒家和一百年。这绝非虚言！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在于其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具有的超越性立场和先进的学术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思维方法是与他的学识素养是分不开的。那么，为了了解其思维方法，有必要对殷海光求学过程做一简单的介绍。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人武昌中学念书。在这之前，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而当时他的家庭，是日益衰落的旧式家庭。16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意志自由问题的检讨》。是年，通过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同学，接触到金岳霖刚刚付印的《逻辑》，并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l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并有《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文刊于《文哲月刊》。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人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但在联大期问，他热心政治，好辩论，表现偏激。1944年，他投身抗战，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中断学业。

从上文的介绍里，我们可以说：殷海光早年深受理学家庭氛围的影响。他说道：“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年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中学时期，虽酷爱逻辑，但求学之路曲折。并且学习偏科严重——数理知识常常不及格。大学时，虽求学于金岳霖，但由于大的环境及经济上的拮据，加之于狂飚的个性，并没有为其学术打下应有的根基。研究生时期，则未完成学业。所以。殷先生并未接受严格而完善的学术训练，尤其是逻辑方面。

他的这种求学经历，加之于后来个人生活的际遇，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他思想与思维的方方面面。他的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当时专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现实越是禁锢他，他就越是坚定他的自由信念。“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每个人都可抬起头走路；只要是社会文化许可的，任何人都不必看别人的颜色来做他能够做的是；只要不妨碍他人，任何人可以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生活并求发展”。

从逻辑上讲，殷先生的话不无道理。但社会人伦规范呢?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属性才是其根本属性。并且作者在前面也指出自由的实现需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什么，就说什么。在思想方面，集权者用的是辩证法。这个东西，说“甲是甲又是非甲”，说“对立物可以统一”，别别扭扭”。这是作者的思维逻辑。这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但社会问题远比这要复杂。这也是他的困境之一。

“内心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这是作者的观点。内心自由一道德意义的：道德主义意志克服了人的意念(“存天理去人欲”)；开放心灵的自由一心灵的牢房：一是未经批评地崇拜，二是时代的虐政。外部自由是指人的行为、言论、组合等自由。

其实，晚年的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经验逻辑的不足。在1966年致克里神父的信中就写道：“现在。我应该忏悔，我反对玄学的论点与其说是对玄学的一种谨慎而公平的评论，不如说是一种打倒偶像的举动。如果没有在至低限度上默认玄学，那末即使建构知识论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的逻辑经验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笔者认为他的逻辑是指西方的现代数理逻辑，而非传统逻辑。他的经验是以西方(英美)的价值体系为经验，并不是指中国自身的。这是我们在把握其思想时，必须加以关注的。

三、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

在《自由主义的趋向》一文中，殷海光指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征为：(1)批孔；(2)提倡科学；(3)追求民主；(4)好尚自由；(5)倾向进步；(6)用白话文。也就是说，在近现代中国，只要能满足这六个要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欧克肖特指出：理性主义政治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功利政治。欧克肖特称之为“所感知的需要政治”，即运用理性解决现实的需要、问题或危机。其次，理性主义的政治是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这种政治认为“任何问题的‘理性’解决，在其本质上都是完美的解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理性主义者除了“理性”的权威是唯一的权威；理性主义者没有经验积累感，不要传统，总是想白手起家；理性主义者怀疑时间，渴望永恒，对一切局部和短暂的东西烦躁不安：迷信技术的霸权。对照殷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发现有诸多的共性，或说是一种家族相似。如他在《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一文说到：“我们自由人应该守的是常道。支持这个世界的，维系人类的正常关系的，启导人类向前进步的，是些常道。自由人的大责，就是发掘。谨守，并发扬这些常道”。

其反传统的一面，勿须再多言。不过他追求科学，并不是一定完全为了“迷信技术的霸权”。他多次表明，对现代工业文明，尤其是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反感。“就我感觉所及，许许多多留学生一到美国就被机器卷走了，忘却了自我。哎！没了自我，就算一天到晚吃牛奶面包，也不过跟猪差不多。

综合上文所述，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因质。学者张峰斌就指出：“而且他还开始由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知识立场，推进到‘演进的(或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论的新层面，而最终成就为一个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自由主义与西方政治话语下的理性主义是有区别的。就拿反传统来说，西方的武器是反中世纪的理性主义；而他的武器是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经验和其所依存的价值体系。但同时他也知道，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应有的文化基线。所以，一生中，他翻译大量的英美自由主义著作，以传播自由主义思想。想籍此为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可能创设一定的必要的文化基线。可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为了自由主义本身，而是像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自由主义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一个有效的工具。他说：“自由而以理性为本。它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巅扑不破的；同时，它所导向的世界是向上的”。他很天真地以为：只要自由主义化了，中国社会就会必然随之上升。

篇6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公平与正义；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06-02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在人类思想史上，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平与正义就开始倍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并逐渐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议题。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在一起，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他认为，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天性忠厚，天真单纯，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认为正义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还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可以是均等的，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恢复业已被扰动的平衡。古希腊这种以人的行为和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冬眠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近代启蒙思想家又从自然法的角度开始对公平和正义进行诉求，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前人这些正义思想的基础上，以新契约论观点形成对正义的判断，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从而创立了制度正义论。正如他所说，“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 [4]

此外，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即“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了满足后，其他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但是对自由坚持的同时，罗尔斯新自由主义通过“词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心转为了“平等”。 “在实质结论方面，我们看到，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5]。由此可见，两者在理论前提、哲学基础，方法论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6]。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批判吸收前人正义思想的基础上，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公平正义问题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统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包括：

1.“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他认为，“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 [4]原初状态的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理论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于争议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它们将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无知之幕”是指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他们完全是在“无知”的条件下运用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规则”进行选择的。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无知之幕的设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就避免了根据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进行选择所造成的对一部分人（特别是少数弱势群体）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

2.两个正义原则。在假定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后，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4]。第二个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 “社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即基本的自由的一个集合。它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 等权利；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 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或更严重些，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3.新契约理论。罗尔斯正义理论不仅仅简单地回归古典契约论，而是将古典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新契约理论。他明确指出，契约论实质上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其核心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在没有正义标准的情况下，需要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某些正义的原则，用来支配其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我们面对着许多原则，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则是正义的，按照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我们在正义程序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因此，关键不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而在于“如何选择”，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那么，我们从中所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通过程序正义，条件的公平能转变成为结果的公平。在新契约论中，程序比结果重要，正义的结果是由正义的程序建立的，而“原初状态”的设计则保证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观照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现实的一种批判，也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反思。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对当前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要重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正义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例，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4]可见，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这种利益调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则社会将和谐稳定，否则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在制度的安排上，我们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形成一个能包括所有阶层、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 “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而“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4]。

篇7

关键词：普遍服务 电信业 媒介融合

普遍服务：从国家保障到市场定义的“类公共服务”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电信业的国家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79年，在那年全英第一家电话局在伦敦开办。1912年，作为政府部门的邮政局接管了全英电话业务，也就是说在1969年邮政局转变为公营公司（public corporation）之前，英国的电信业是完全国有的。在此之后邮电就开始酝酿“分家”了，直到1981年，英国电信法案（the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Act）颁布，邮电正式被拆分为皇家邮政公司（Royal Mail）和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下文简称BT），电信业由此独立出来。

按照原监管机构电信办公室（OFTEL）的说法，“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的概念对于英国电信业来说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准则，它可以追溯至1984年BT开始私有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①”然而，它的含义在这之前与之后却并不完全一样。在BT私有化之前，普遍服务被认为是“为全体英国人民（people）提供一个合理使用电信网络的保障”。（OFTEL，1997）而国家便是这种全民承诺的保障。然而，1984年私有化以后，它便被定义为“为所有需求合理的用户（customers）提供能够负担的基础电话业务或者为残疾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②”这个定义成了日后最为广泛接受的一个定义。然而，首要的问题是，该定义中所谓的“合理”与“能够负担”究竟应该如何度量?国家的角色随着私有化的进行而日渐式微，那么谁来度量?其次，虽然这个定义仍不失公共服务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表述将服务对象以“用户（customers）”代替了“人民（people）”，前者是一个针对“市场”而言的概念，而后者则是一个更具“公共”意味的概念，换言之，电信私有化之后的“普遍服务”实际上是试图以市场解决的方式达成对于公众的承诺。这就与英国广电业的“公共服务”有所不同。

“公共服务”非市场的实质性含义是真实地存在过英国广电业的历史之中的，它从一开始就由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具体措施来保障对全民的公共承诺。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商业电视台ITV就曾因将“公众所需即我们所要提供”的商业理念代替了“公共服务”的理念而遭到当时皮金顿委员会（Pilkington Committee）的调查与批驳，从而被后来出台的政府法案要求强化公共服务的职责。因而，即便伴随着后来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去除国家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一方面，原有非市场定义的“公共服务”理念不断地被质疑被挑战，也被不断地进行着市场化定义的改造，另一方面，直到今天“公共服务”与市场之间的张力也始终存在，并最终被承认无法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被提供（OFCOM，2003）。

而相比之下，英国电信业普遍服务理念的推行要顺利得多，市场以无可争议的姿态借助电信业所有权的变更同步完成了对它的再定义过程，从而使得其含义中“类公共服务”的特征所带来的内部矛盾性（指需要不断地超越自身利益的要求）只能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因此，说普遍服务具有类公共服务的特征是因为它毕竟带有针对全民（people）的抽象承诺，而它并不能实质性地完全等同于“公共服务”则源于两者与市场的不同关系。

新自由主义与电信私有化运营中的普遍服务

英国电信业的私有化是一个由部分私有化到全面私有化逐步实行的过程，电信业与邮政业于1981年“分家”以后，电信业当年就以组建英国电信公司（BT）这样一个公营公司的形式开始了独立运营，但同时绝大部分用户端设备的提供、安装和维护都自由化了（liberalised）。后来在1984年4月出台的电信法案里，政府明确表示要对BT进行私有化改造，但却将其以有限公司（limited company）的形式为国家所有。不过很快，当年的11月，政府就出售了BT50.2%的股份，从而将其实质性地私有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正好发生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撒切尔政府上台执政的初始阶段，而这一切并非只是巧合。撒切尔与她的支持者主张去除国家监管，提倡自由市场竞争，这样的执政理念反映在原来完全国有的电信业上便是推行私有化，即将BT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并以引入竞争者（引入Mercury公司形成双寡头竞争的局面）的方式促进电信市场的发展。因而，学者Morgan认为英国电信私有化是具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动机的（Morgan，1989）。

然而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政治动机本身，而在于它是如何寻求并获得合法性的，以及这样的合法性究竟带来了什么。“普遍服务”――这个英国电信业长久以来的准则便是其借以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只有具体落实对于“普遍服务”的承诺才是对电信业所有权的变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最有力的支持。然而与广电业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对于英国电信业“普遍服务”准则的定义是基本没有“历史包袱”的，因为按照OFTEL的说法，电信私有化之前“普遍服务”的含义并不清晰，这多少导致其后来几乎无可争议地就被直接赋予了市场化的内涵。

具体来看，在1984年-1991年BT与Mercury双寡头竞争的阶段，检验“普遍服务”的具体实践首先依赖于“价格”指标，即是否提供了全国范围内（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均一价格的服务。最初这个要求只针对BT而言（毕竟虽然Mercury是为了引入竞争以政府保护的形式进入市场的，但“它的商务市场直到1991年仍仅占10%左右，家庭固定电话市场更是仅占1%――总共大约4%的份额③”，也就是说，竞争格局并未真正形成，BT始终占据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不过这种增加该运营商成本的要求后来被认为并不合理，从而被修正为“自1997年起（笔者注：那时已结束双寡头竞争而进入多运营商竞争的阶段），为提供普遍服务而付出的费用按照不同运营商的收入来分配。④”（笔者注：即多收多付，少收少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年中，OFTEL作为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机构，明确要求BT“提供诸如999报警电话，为残疾人提供特殊服务、海事服务等不追求利润的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并且要求BT能够证明它近乎垄断的地位是无害于消费者或者竞争者的。⑤”这里无疑表露出“公共服务”区别于市场定义的本质，表明了“普遍服务”的定义中理应包含的公共服务内容，同时也表露了“消费者”并不等同于“全体公众/人民”的事实。

然而如前所述，这个双寡头竞争的局面只存在了7年，到了1991年，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政府决定引入更多的竞争者，从而将电信市场全面自由化，包括服务与基础设施（DTI，1991），同时也将其对于BT所持有的剩余股份全部出售。而此时政策调整的理由已经直接被表述为“要给消费者（consumers）更多的选择”了（OFTEL，1996）。

到了1997年，OFTEL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了对于“普遍服务”的定义（见前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给出定义之前，文件中明确写道：“OFTEL对于普遍服务的定义是针对所有英国消费者（consumers）的⑥”，这等于正式取代了过去作为类公共服务的普遍服务对于全体公众（people）的承诺（即便是抽象的承诺），也等于正式确认了“消费者”才是所谓“普遍服务”所针对的真正对象。当然，“消费者”并非是对立于“公共”的概念，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也并非就是损害公共利益，实际上从该文件的表述来看，其所定义的普遍服务是包含相当的公共考量的。但毕竟“消费者”是针对“市场”而言的概念，当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公共利益如何能够实质性地得以维护？这便是媒介融合的今天无法回避的问题。

媒介融合背景下作为消费者的公众

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走上了“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的发展道路，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初才对此有所回应的英国要晚得多。这使得“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英国对于“信息社会”的构建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因而，对于“媒介融合”的理解也需要放置于对整个“信息社会”的理解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信息社会”的建构最初在英国经历了民众质疑和抵制的过程，其依据在于他们并不认为“信息社会”是一个能够保证所有公民（citizens）都有效地参与其中的构想。正如Maria Michalis指出的那样：“仅仅提供更先进的基础设施对于全民参与‘信息社会’来说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⑦”Tracey则更直接地认为新媒体更加强化了“个人化”的观念而非“共享的”、“公共的”以及“一致”的观念，由此使得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的公民（citizens）角色与消费者（consumers）这个角色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这才是真正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Tracey，1998）。

然而，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今，当基本的人类需求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这样一种想法都遭到挑战，何况是获取信息的要求呢。⑧”“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后现代的潮流中找到一个很好的依据即不认为对共同利益或者可控利益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表征是可能的。⑨”这种境况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与“公民”相连的普遍服务原则越来越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为不断建构消费者与重新定义的所谓普遍服务之间的对应关系做足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当然，就英国电信业的具体实践来看，似乎还没有走到最为极端的境地，公民的角色在今天还是会以各种方式被时不时地唤起，而它也是我们反思媒介融合的依据之所在。

2000年，英国通信办公室OFCOM（Office of Communication）作为新的监管机构于当年出台的传播白皮书（The Communications White Paper）中提出成立，它综合了过去彼此分立的五个部门的职能：Oftel，the Indepen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the Radio Authority， 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 以及the Radiocommunications Agency。监管机构的如此调整是对媒介融合的直接反应。实际上，早在1998年出台的关于媒介融合的绿皮书中，英国政府就试图考察建立一种新型传播监管模式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有关“内容”和“经济事务”之间的关系却很难协调好（Seamus Simpson，2003）。OFCOM是后来从很多方案中因其能符合“灵活性”与“一致性”的监管要求而被选择的。

OFCOM的职责在2000年的传播白皮书和2003年的传播法案中都有详细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其对于“公民”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在心态上始终是很矛盾的。在2000年的传播白皮书中，先是开篇明确提出“未来针对公民（citizens）的公共服务应该作为此领域（指传播领域）公共政策的中心任务。⑩”紧接着后文便说，“我们希望新的监管机构（指OFCOM）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目标是保护消费者（consumers）的利益和促进市场的开放与竞争。”然而在2003年的传播法案里，相关表述又发生了变化。该法案明确写到OFCOM的基本职责有两点：“进一步维护公民（citizens）在与传播相关事宜中的利益和以提高竞争的方式进一步维护消费者（consumers）在相关市场中的利益。”同时该法案还对公民（citizens）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英国的全体公众（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the United Kingdom）”。这等于承认了the public是与citizens而非consumers等同的概念。然而该法案却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如何维护公民（citizens/the public）的利益，倒是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特别要在选择、价格、服务质量以及价值观上尊重他们。”如今在OFCOM的官方主页上，“消费者”作为一个独立的栏目与其他栏目并立，此栏目的说明中倒是宣称要为公民和消费者服务，然而却没有任何相关解释。至此，“公民”成为一个被不断征用却被不断抽象化的概念，没有任何人宣布对它负责。

而关于普遍服务，2000年的传播白皮书只是抽象地有所涉及，其具体准则及操作办法到了2003年的传播法案中才有所呈现。然而，这个阶段对于普遍服务的理解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传统传播格局中，广电业经营的是“内容”，电信业经营的是“基础设施”。而媒介融合却在一定程度上地消解了两者之间的壁垒，这使得双方所持有的行业理念都可能面临一个重新的检验，对于过去仅仅针对network的普遍服务来说，当电信业面对content的时候，它该如何被诠释？而笔者以为，在这样的交会点上，“公民”的角色可能会再次被唤起，因为它是传统意义上“公共服务”与“普遍服务”唯一的交集。

Lan与Rosenbloom曾经指出，诚然，公民（citizens）也希望所得到的服务是经济的、有效的以及有效率的，但同时，他们也希望能有更多基于社会价值的考虑。但事实上，当社会价值威胁到获取利润的时候，基于市场所提供的服务就会对其有所敌意。（Lan&Rosenbloom，1992）这便是追问普遍服务的缘由――如果“消费者”的角色不断地挤占“公民”角色的空间（尤其是以政策的形式明确下来），那么基于“公民”角色考虑的诸多社会价值就有被基于“消费者”角色考虑的市场价值不断挤占的可能。从历史上看，英国电信业对全体公民有过类似于“公共服务”的承诺，但它后来却走到了远比广电业更加市场化的境地，因而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OFCOM一边大篇幅地不断强调坚持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达成的“公共服务”广播，一边却强化了电信业普遍服务的市场化内涵。对此，英国学界已经发出了大量反思的声音，而这一切也值得同样走进了媒介融合的我们去反思。

注释：

①②“Univers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Consultative Document on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UK from 1997”，p5，11.

③Martin Cave，Peter Williamson，”Entry，competition，and regulation in UK telecommunication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licy，1996，Vol.12，No.4，p102.

④Martin Cave，“The evolu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in the UK”，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p696-697.

⑤Robert F.Durant，Jerome S.Legge，Jr，Antony Moussios，“People，profits，and service delivery：lessons from the privatization of British Telecom”，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8，Vol.42，No.1，p124.

⑥“Univers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Consultative Document on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UK from 1997”，p10.

⑦Maria Michalis，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Convergence，2002，8，p81.

⑧⑨Grandy，Oscar H，“Chapter26-The digital divide：citizens vs consumers”，in Lievrouw，Leah A.，Livingstone，Sonia(ed)，Handbook of New Media：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London，UK：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p449.

⑩“The Communications White Paper”，p1，2.

“Communications Act 2003(chapter21)”，p3，5，4.

篇8

关键词 罗尔斯 正义论 写作背景 理论架构 社会贡献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1写作背景

罗尔斯写作《正义论》的年代，正是美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接连暴露的社会问题，无处不在的动荡和危机，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信仰，严重质疑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他们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信仰。

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伦理学乃至整个哲学一直是由实证和分析传统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学家们大都专注于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陈述及命令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而不太关心紧迫的现实道德问题，自然也不耻于构筑那种形而上的、绝对的伦理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学实际上变成了道德方面的逻辑学和认识论，以致被人讥为“冷冰冰的伦理学”。这种现象在哲学的其他一些领域内也同样存在。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罗尔斯认为出现社会危机以及贫富分布不均现象的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秩序安排出了问题。于是他以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提出了足以替代功利主义的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即《正义论》。罗尔斯在书中重点关注如何解决理论问题，他认为需要重新确立一个规则，为现代社会划出一条底线，并且强调道德在此之中的重要作用，以控制权力的滥用，保证人们享有最基本的权益，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指导，让社会合作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2文本阅读

周保松先生认为《正义论》是自洛克以来，最重要、最系统的、最强的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自由主义是订立过去几百年整个现代世界的基础，、民主、权利、法治这些概念基本都是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官方哲学，政治世界的基础。而《正义论》是这个传统中最重要的著作，所以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1理论框架

因为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没有哪一种理论能提供与之抗衡的正义观和道德观。但是功利主义把一部分人当成制度的手段，这样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产生不人道的现象，进而导致社会合作无法持续。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基础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尤其是功利主义并不能够对作为自由与平等的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这对一种民主制度的诠解来说是绝对首要的要求。

罗尔斯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并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论”。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人们在达成其他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选择的结果，它是互相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契约目标是选择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

本书的逻辑推衍如下：第一编讨论正义是什么，是对本体论的证明；第二编讨论正义的可行性，是对功用性的证明；第三编讨论正义的可欲性，是对道德论的论述，只有在正义制度下的善才是符合人性的善。

2.2完美的论证

2.2.1论证步骤

如果在解决某一问题时需要重新建构一个原则，那么，该理论就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罗尔斯为社会基本结构建立的正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就是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理性和道德。为了使原则具有稳固性、可持续性。罗尔斯着重从先验论、本体论和构成论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这一论证主要在最重要的第一编当中。先验论主要从无知之幕和人们之间相互冷淡进行论述，构成论主要在第三章，体现在构建正义论如果只是反对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只是部分原则的基础。

通过第一编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罗尔斯所呈现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优先性的内容。但这些原则说到底只是纸上谈兵，甚至罗尔斯提出的原初状态都是不存在的。罗尔斯紧接着就论证其可行性，通过四个阶段的序列阐明关于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证明他所构建的制度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制度是相一致的，并且是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具有可行性的制度理论，说明罗尔斯的论证是成功的，但是罗尔斯在最后对该制度的可欲性进行论证，这一部分乍看与前两部分似乎没有多大的联系，但如果忽略这一部分的内容最终会误读罗尔斯的思想。因橛行У闹贫炔灰欢就是可欲的，需要有道德基础，不能与人性相逆，而且可欲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可行的，雷锋同志只为他人不为自己在整个社会是不具有可行性的。因为理性是人的本性，人们的自然需求需要与本性一致，但我们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又都是自私的。

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为了生活需要展示人的能力，因为对幸福有了一定的标准，所以人人都想过上幸福的更好的生活。而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激发人的潜能，让人能更好的发挥并获得更多的幸福。罗尔斯及时讨论可欲性问题是要告诉我们可行性不能与道德诉求相冲突，只有合理的生活安排才能使正义原则得以实现，才能按照正义原则去实现善、拓展善。至此，罗尔斯的论证才得以完整呈现。

2.2.2反思的平衡

在罗尔斯论证的过程中使用了“反思的平衡”这一方法。反思的平衡指提出和论证道德哲学时所作出的审慎思考，它研究的是那些通过自我考察形成的行为指导原则。一个人在作出有关正义和道德的判断时，有可能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和曲解，因而有可能修改自己的判断。所以，从道德哲学来看，对一个人接受某种正义感的解释，往往不是在他考察各种正义观之前便持有的道德观念或判断，而是在他对各种正义观作反思的平衡中得出的结论。反思的平衡使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判断作出更加合理的修正。

简单来说就是被选择的原则是否适合于我们深思熟虑的正义信念，是否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扩展？通过对原初状态的一种解释所提出的原则是否符合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并能否提供必要的指导来进行检查。从中能否强到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原则？如果不能，就要经过反复来回的修改，直至最后达到这样一种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深思熟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

2.2.3完美论证

文本中有两个完美的论证：一个是在第二编当中关于四个阶段的序列，从立宪到立法，再到司法适用。罗尔斯根据美国宪法的构想来谈道德原则与宪法、立法及执法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约者在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建立起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处在这个阶段中的立约者，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可以作为他们的指引，因为他们所要探寻及制度的正是这样一组规范，这组规范就是正x原则以及有关个人行为的公平原则。在获得这组原则后，他们就可以召开一个制宪会议，在这个会议中，立约者所要制定的是一部宪法。在制宪过程中，他们已经有规范可以遵循，这个规范就是上述的正义原则，而他们所制定的宪法也不能与这组基本规范相违背。再下一步就是立法工作，这个工作是制定成文法，他们必须满足正义原则及宪法。最后是法官及有关公职人员执法及制定政策的工作。

另一个是第三编中关于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从权威道德到社团道德，再到原则道德。罗尔斯从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中得到启发，对负罪情感的发展阶段做了论述：（1）不服从双亲或长于自己的“权威”就感到是有罪；（2）认为背叛与伙伴的友情，相互之间不守信誉，以及脱离“集体”的行为是有罪的；经过以上阶段，达到了“原理犯罪”这样一个阶段，即（3）在伙伴的意识中，对于没有与之结伙的他人，自己一方的行为给他人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也会感到是“犯罪”。

3社会贡献

一是现实贡献，即是否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二是学术贡献，即是否拓展、回应本学术领域的问题，对古典功利主义是否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3.1现实贡献

当时美国最突出的现实问题就是不公平问题，具体来看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体现在制度层面，亦即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不公正，社会的合作无法持续；另一个原因是思想层面，体现在价值观的危机、个人自我认同与统一性之间的危机，而这都是功利主义所无法解决的。要想解决社会的不公平需要在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修正，可以把罗尔斯对现实的贡献归结如下：

（1）想要解决社会问题，在制度方面需要有稳定的价值原则。首先，社会上的人都必须拥有充分的自由，这也是罗尔斯论证自由优先性的原因。自由需要在清单中列明，包括但不限于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同时还需要有法治的存在，作为保护自由的机制。其次，社会差别的存在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差别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但是差别不能过大，需要有缩小的方法。罗尔斯认为，如果机会向社会所有人开放，那些想要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现状的人就可以获得上升的渠道，使他们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最后，自由与自由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社会的差别还必须依赖有效的公共手段进行护航，在这里，罗尔斯为福利制度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2）思想方面就必须提供稳定的价值基础来替代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等。这里需要的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基础。

（3）除了有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基础外，还需要为自我提供原则，达到个人实现自我善的一致性。

后两点可以总结为个人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社会由个人组成，如果仅以个人作为原则，那么难以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所以公共精神或公共原则必不可少。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理性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以社群主义作为标准，那么必然会忽视个人的情感而制造出冷冰冰的个人。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作为公共生活的准则和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二者达到有机的统一，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要求个人的权利、自由、尊严和良心得到完满的提升和认同。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有机统一。

3.2学术贡献

罗尔斯对学术的贡献集中在自由主义领域的突破。古典自由主义有其内在的矛盾，即自由与公平的矛盾。罗尔斯对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构建了一个基本框架（价值基础、行动准则）：社会需要自由，但差别不要太大，要保证公平，使社会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1）首先解决的是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呓语。所以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冷淡来加以说明，正义的两个原则是符合人的本然和当然的选择的。因此，罗尔斯为自由主义重新奠定了基础，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2）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最终目标，这里暂不涉及个人自由。社会自由需要有公共的伦理准则，因此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但是现代社会出现了个人与公共性的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异化原因是生产资料的不公正。罗尔斯则提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中第二原则可以解决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而第一原则可以克服异化，进而达到个人与自我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何怀宏.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成[EB/OL].http：///fzl/web/content.asp.cid=853937070&id=860085083，2015-3-26.

[2] 胡彬.正义的求索――评约翰・罗尔斯《正义论》[J].法制与社会，2010（15）.

[3] 白羽.当代两种伦理学理论范型的探究[J].学术论坛，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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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序言）[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

[6] 周飞.《正义论》读书笔记[J].华人时刊（下旬刊），2012（4）.

[7] 王涛.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正文理论转向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8] 王雅琦.从“反思”到“平衡”――试论罗尔斯《正义论》的法哲学方法[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4）.

篇9

关键词：正义；原初状态；平等原则；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61-02

约翰·罗尔斯：美国当代著名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1971年发表其传世之作《正义论》，此书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正义问题的大辩论，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被大多数社会和政治哲学家视为最有代表性的、系统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

社会正义观是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正义既是人们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又是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基本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的方式。”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1]。

一

关于原初状态的假设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理论起点。“原初状态当然不可以看做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这一状态的一些基本特征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1]可以看出原初状态是一种介于先验和经验之间的理想处境，主要包括三种因素。（1）客观环境或自然条件，其中包括在一定范围的地理区域内存在着的众多个人。（2）主观环境或心理条件，其中包括个人的利益、需要和生活计划等。（3）更重要的是“无知之幕”。无知之幕保证把所有能够影响人们进行公正选择的关于他个人及其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任何特殊事实、知识、信息都过滤过去。这些被过滤出去的东西包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理智能力等；每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善的观念、合理的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等；每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之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这个社会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等。

既然每个人都被无知之幕遮掩而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那么，他们一致同意的分配权利义务的原则便一定是正义的、公平的，“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1]。一句话，“正义原则得到证明，是因为它们将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1]

因为无知之幕的遮掩使每个人都不知道地位和能力等实际情形如何。这样，每个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便都会万分谨慎而必定从自己可能处于的最坏情形来做出决定，即按“最大最小值”做出选择。“‘最大最小值’意味着‘最大的最小值’。这一规则使我们注意那种在任何计划的行动中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形，并依此做出决定。”[1]这就是说，原初状态中的每个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必将根据自己可能是地位和能力最低下的人来做出决定。

二

罗尔斯提出：“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将选择两个相当不同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1]

第一个原则可概括为平等原则，它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在罗尔斯看来，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基本内容，大致“有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而且，按照“平等原则”，“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1]

第二个原则可以概括为差别原则，它“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那些利用权力、责任的不相等或权力链条上的差距的组织机构的设计”[1]。这一原则就是要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因为社会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会因为社会、自然等因素而无法做到绝对平等；这就需要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使它合乎每个人的利益，特别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同时，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必须向所有人开放，以便所有人都有可能进入权力地位和担当领导性职务。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两个原则不是等量齐观而是按照“词典式”先后次序安排的，即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只有在充分满足了前一个原则的情况下才考虑后一原则。

篇10

1、你要注意每个经济学家是哪国人，他的立场就站在哪个国家。现在美国提倡新自由主义，我看这是侵略性的经济。那些着作都是强盗思想。我经常讲，你不要看入了世贸，入了后，美国来收购了，美国来参股了，美国来合并了，那是好事吗？你们有没想过啊？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了

2、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3、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管天下。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别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那就不是为个人，是为整个国家社会做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

4、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5、这个世界政治学的大目标，十二个字就讲完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但如果要问，世界啥时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呢？我说，人类也许永远不会实现。假使人类真有这么个社会出来，就是宇宙毁灭的时候。社会很怪，就是要乱七八糟，有正有反，才有味道。平安固然好，但平安就不好玩了！

6、作一个中国人，我常常问，你发财为了什么？以中国文化来讲，任何一个人发了财，要注意一件事：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你发了财，很多老百姓会怨恨的，眼睛歪着看，格老子怎么会发？读书出来做官，做了几十年的官，也同时造就了不少恶业。我老祖母就不让我去做官，一代做官九代牛啊

7、我还有个主张，希望大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研究经济政治问题，要多读历史才好。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小时候读历史是最重要的课。要了解现在时代的趋势，必须要懂得自己古代的历史。观察个人事业的成功失败，要拿古代做镜子，古代每个时代，怎么失败的？怎么成功的？没过去就没现在。

8、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顶好天天打仗。所以你看，美国到处挑动打仗，这是最大的消费刺激生产了。现在，美国又提倡走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你们去研究下这个新自由主义，完全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拿经济武器统治全世界，用钱来控制全世界的人，变成经际经济军阀。这是什么文化？我们要深思

9、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10、我们都常听说“得意忘形”，但是，据我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还要再加上一句话 “失意忘形”。有人本来蛮好的，当他发财、得意的时候，事情都处理得很得当，见人也彬彬有礼；但是一旦失意之后，就连人也不愿见，一副讨厌相，自卑感，种种的烦恼都来了，人完全变了。

11、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学问，我都实实在在告诉人家，这都是我十三岁以前熟背这些古书的效果。

12、十九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疾病是肺炎，二十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二十一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病。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了，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精神都有问题了，归结起来是教育的问题。一个国家、社会的兴衰成败，重点在文化，在教育。

13、政治、军事、外交都是没有善恶是非的，只有利害关系。怎么临时处理，要懂得应变。但是要注意，虽然没有善恶是非，都还是有因果的。

14、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15、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作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老师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力量、财富力量以外，还要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16、我们祖先晓得语言三十年一变，所以把语、文分开，把语言变成独立文字，因此中国五千年文化，用古文保留下来，两年功夫，只要学通中国字，就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都懂了。中国方块字，康熙字典里大约五万个，一个中国人，如果认得2500个，哦哟！这个学问是非常大喽！国文教授还认不到1500。

17、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管天下。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别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那就不是为个人，是为整个国家社会做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

18、中国文化，什么叫做事业呢？孔子《易经系传》叫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的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

19、我常常感到，国家亡掉了不可怕，还可以复活，要是国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远不会翻身了。

20、我讲一个故事，是唐人的两句诗，也是对现代状况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所谓举子就是读书人，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事情，知识分子一点都没用，读书没用！读了一辈子，不过归到泥巴里打滚。这宇宙，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属于小偷、土匪之类的，才会做出来。

21、这个世界政治学的大目标，十二个字就讲完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但如果要问，世界啥时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呢？我说，人类也许永远不会实现。假使人类真有这么个社会出来，就是宇宙毁灭的时候。社会很怪，就是要乱七八糟，有正有反，才有味道。平安固然好，但平安就不好玩了

22、一个均贫的社会，如果稳定下来，先求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我们今天还没办法。你到美国看看，人家的农庄，一望无际，看不到头。把农业基础打稳，工业发展，再谈商业，再谈国际贸易，那就不同了。结果，我们由均贫的社会，一下开放了，先盖高楼大厦，土地公有嘛，老板是政府，他能随便卖。

23、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怕一辈子太享福，太顺利，太平安了。没有忧患意识，象吃了毒药一样，把自己毒死了。

24、佛学像百货店，有钱有闲，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根本不逛也可，但社会需要它；道家像药店，它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店，是天天要吃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将来怎么办，就要研究四书。

25、我认为今天的文化，主要在四个东西上面转。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一个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第四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这四样转了一百多年了，空前未有。现在的整个人类世界，思想文化困惑很多，这一点你们要注意。其实，消费刺激生产，是最坏的经济思想观点。

26、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发达，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人是莫名其妙的生下来，无可奈何的活着，最后是不知所以然的死掉。

27、以前的官做得越大，书房越大，下班以后是先进书房。你们看京戏就知道了，那个做大官的回家，太太在门口，老爷请，夫人请，然后送到书房里了。现在呢？有些公务员一天两餐应酬，光吃饭，五六个钟头去掉了，哪有时间办公？回来以后，再卡拉OK一搞，完全是OK卡拉了！问题很严重，讲不完。

28、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老师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力量、财富力量以外，还要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29、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30、现在人碰到事情就骂政府，我说你们错了，政府没有罪过。所谓政府，是文字上的一个符号，政府机构是水泥木头建的房子，政府里头的内容是官员。官员哪里来的？不是政府生的，是我们老百姓生的子女，培养出来送去做官的。他们做得不好，就是政府做得不好，所以应该骂我们自己，没有把子女教育好

31、我们中国文化的财产太大了，古文不懂，繁体字不懂等于丢了钥匙，这个财库的门打不开了。

32、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全世界的皇帝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没有精神支柱，一旦失业，就像天塌下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