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范文10篇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1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无奈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特征与定义，很多学者都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福斯特，1999；杨帆，2003；何秉孟，刘迎秋等，2003，2004；常云昆，2004等），同时对于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等之间利害关系的研究也颇为全面（伍装，2005；韩莉，2005；张昱，2005等）。本文在此方面不再进行赘述和讨论，而是先考察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举步维艰的现状，引申出其本质原因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误解与歪曲，其次主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行反思和辨别。

概括来说，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现，应该批判和排斥。“相当一批私有者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局面，从而获得最大个人利益，”“完全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等而进行批判”。（约翰•福斯特，1999；杨帆，2003；）。另一种相反的态度，则是以张五常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传播者，积极宣示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益处。认为“不健全的私有产权产生寻租和腐败，因此要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同时，学术界还存在一部分态度暧昧的观点：就是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来个“但是”之类转折，或者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也来个“有一定借鉴意义”等态度的转折语气。笔者依据其主调将其归为上述两种态度即否定或赞同的一种。当然，上述在肯定之中包含否定（或者相反）的态度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但分析这种暧昧的是非态度对于辨析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有更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之所以要来个“但是”或“借鉴意义”的附加，就是因为简单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完整阐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涵，一定程度上说此处应用是非判断标准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同时，一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经济学事实上是一门处理两难冲突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年，1998年，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在作用方向不同的力量中寻找平衡，最优的决策在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也必然遵循这一普遍规律。同时我们将发现，现实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类似于中国人所说“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种“极端”状态。因此，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不可能走向极端。同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这一至理名言不可能不对新自由主义传播者产生影响，我们则在此套用一句“绝对的自由导致绝对的毁灭”，自由从来不是无限制的自由。目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在理论上被总结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强调和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等”，这种自取灭亡的武断判断形式及与常理极不符合的推论，笔者以为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连这最基本的常识都忽视。而中国翻译过来的新自由主义方面的著作及其评判，似乎都是无原则的自由主义。

在一个像当代中国这样没有建立起普遍自由的信仰和稳定的宪政制度的国家，追求个人自由与限制专断的权力，绝对紧要于表面的吁求市场化、全球化，反对集体主义等。同时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西方的各种文化潮流似乎天生就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敏感和警剔作用，倘若再以这种绝对化的极端形式来宣扬自由与私有理念，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与误解则是必然的和勿庸置疑的。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思想

理解和判断某个思想，某种主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纵向的继承性和关联性，而仅凭借一些学者或著作（观点）进行武断的评价。同时一种更有迷惑性的倾向就是以某个思想的名义来反对这种思想，表面是从思想母体孕育出来看似合理的观点，实际上与这种思想背道而驰。这在新自由主义的评价与认识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如“新自由主义是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2003；），“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建立上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诺姆•乔姆斯基，2002；）等。这些观点似乎是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精粹，但笔者以为这些观点恰恰忽略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与灵魂。

纵观这些观点，似乎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应理解为新体系、新价值、新主张，而忽视了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复兴。进一步来说，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传播采取一种极端化完全私有自由的形式，但其核心与灵魂仍是自由，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在新时期、新阶段，用了一种极端化的语言形式（倘若果真属实的话）来表达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比较其理论动机和传播结果，我们可以体会到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无奈的尴尬的处境。

理解真正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而在诸多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中，只要我们深刻地理解和体会了穆勒的“自由”和“哈耶克”的“私有”两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也就把握了新自由主义的灵魂和本质，就可以对现今理论界所宣扬“新自由主义”有个更透彻的洞悉和辨析。

穆勒在其“论自由”的巨著中指出：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大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他不必对社会负责，他人也无权加以干涉，至多在道义范围内进行忠劝。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穆勒认为：自由的意义在于人类为个人划定一个私域，一个国家与社会不容侵犯的领域，一个自治的领域，在这领域，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他对于他的身和心，有绝对支配甚至放纵的权利，他可以按照他喜欢的方式行动。社会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在无害或无损于他人的边界以内，“确保一切人的行为完全独立和自由”。因此，依他之见，个人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个人应被看作一个人而仅仅被看作一个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价值。如他所言，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源，也是“人类福祉的一个因素”。

哈耶克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很经典，但我们以为他的见解并未出穆勒之右，倒是他的关于私有制的认识颇为深刻。哈耶克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同时写了一系列著作为其观点佐证，对私有制与“自由”之间关系深入剖析，有效弥补了自由之挂空的内在缺陷。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了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如洛克所言，为了不可剥夺的生存权，每个人都天然有理由占有一定的资源。

在对两位巨擘的关于“自由”与“私有制”概念深入了解和体会之后，再反观当今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的评语：“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三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这干预）；鼓吹全球一体化等，不过是得其形而忘其意。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其私有也不是纯粹的私有，而是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内在契合。同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与精神，不过是两位大家的思想在新时代的不同表述（表现）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表述（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歪曲和抹煞了新自由主义的灵魂与本质。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启示与价值

由前文分析可知，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绝对自由化，全球资本化（倘若如此的话）等自由思想，注定了其在中国步履维艰的历史命运。这种表面形式荒谬的无原则自由虽受众多学者批评，但仍是有很大传播市场与宣传空间。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透过其模糊的绝对自由主义形式而感觉到其真正的“自由”理念和“私有”理念。而这些理念恰恰是当代中国亟需接受和消化的。如某城市因节约水的原因而关掉已经经营多年的桑拿浴室，而不顾这些浴室是依法注册的，一个城市因为一场大火而关掉所有网吧，而这些网吧也是合法注册的，再如中国的宪政、国企改革等等事项几乎都可在“自由”与“私有”的内涵中挖到原因、病根。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新自由主义嫁接到中国来，来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来增加中国人的个人“精神福祉”与“物质财富”。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家的思考方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认知方式，再结合上述分析必须对新自由主义存在的，即古典自由主义价值必然具有的底线，本质价值加以认定和肯定，即自由和私有。只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赞同或否定的思考，才具有健全思考问题的思想前提条件。新时期自由主义者苦心孤诣所推崇的形式自由，而完全否定政府任何干预，是我们应当理解，而不应当全盘排斥的。当然，这并不表示笔者认同这种观点或形式，而是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审慎的通过这种形式自由化而发掘其内在包含的深刻精神与理念。这对于中国人合适传递真正的自由价值观、科学的宪政制度安排和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将具有重大而独特的价值意义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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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淑梅.新自由主义评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2

今天中国人听到保8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唯速度理论习以为常了。中国人直观地接受了一个错误的经济学逻辑：国家富强=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福利=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如此拙劣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无论是国家富强，还是国民福利，都来源于财富的增长。财富是净资产概念。净资产的积累与经济发展速度并非正比例关系。国家和国民的财富，根本来源于科技、管理、文化的长足进步。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却是多元的。三大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同时，转让财富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例如，贱卖资源、贱卖劳动力就可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所有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先自由的国家），都不会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他们更关注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增长。与GDP的速度逻辑相对立，ROA逻辑是的生产力逻辑。这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请注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的ROA是中国的10倍。我们在唯速度理论的误导下，自动进入原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角色，野蛮地开发资源，残酷的压榨劳动力，和平实现国民福利跨国转移。我们光荣地保8之后，面对负数的西方GDP，已经无法计算我们的伟大了；但是，我们的ROA极有可能也出现负数，一个流尽了鲜血的“烈士”是否堪称“伟大”！

唯速度理论，是毁灭追求现代化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一个用百米速度开始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值得喝彩吗！那些鼓励运动员用百米速度开始跑马拉松的主流经济学家，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区别，他们可以在西方获得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但是，他们亲手毁灭了他们的祖国。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第二，唯美元理论。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政府购买美国债券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综合国力与外汇储备挂钩的邪门逻辑。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成功灌输了一个崭新的财富概念：美元就是财富。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到不值得一驳的经济学判断。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层的潜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硬道理。当年，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他们生产一切，但他们只要黄金与白银，他们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后来，美国成为世界工厂，他们仍然是只要黄金，也是不断地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现在，轮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了，他们却不让中国囤积黄金，他们限制中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他们拼命鼓励中国购买美国债券。这里面有两个极其阴险的动机：一是，财富放在了别人家里，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抵押物；二是，债券是极其脆弱的纸上富贵，这是丧失实际意义的数字国力。我们用短短的三十年，却不战而被屈人之兵！

唯美元理论，是控制现代经济殖民地的最有效工具。一个将儿子送去作人质的人，是没有资格讨论反抗的。请注意，当听到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不要太兴奋。至少，美国人就不会当真。因为，一个没有多少黄金，也没有多少FDI的国家，并不具备建立国际货币的信用基础。我甚至不敢想象，一旦风吹草动，极度依赖国际贸易而无法控制硬通货的中国如何自持。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第三，唯投资理论。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招商引资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将投资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善管理等等相挂钩的奇怪逻辑。我们确实看到了投资的好处。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投资背后的问题呢？特别是外国FDI的历史意义呢？当我们将宝贵的资源和核心资产拱手相让的时候，我们自觉进入了价值链的末端，我们被压在全球财富再分配金字塔的最底层。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金融超市的特卖场。招商引资成为一个时代的硬道理。出卖国有资源与国有资产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硬道理。唯投资理论在中国是单边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卖而没有买的硬道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怕卖得不够快，竟然发明了冰棍理论，这种同样出自北京大学的新殖民理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于是，类似于劫掠圆明园的悲剧竟然以喜剧的方式上演了。那些反对再卖的人士，倒颇有一些义和团的味道。早晚会有一天，会有一个明白人来盘点中国的总资产净值。那时候，中国人终将知道唯投资理论的历史意义！

唯投资理论，是劫掠后发达国家财富的最有效方式。南美洲国家六十年来的悲惨经历，正是以投资方式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的经典案例。今天的南美洲开始了新的国有化，他们在默默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调侃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时候，难道就不想一想六十年后吗？或许，根本不用再等六十年了。我们已经看到比南美当年更疯狂的移民潮。精英走了，资源走了，资本也会走的。留下的将是污染、贫困、仇恨和堕落。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一个人卖国不容易，一个人将卖国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不容易，一人卖国而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尊敬和爱戴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奥地利的经济学人开辟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后发达国家效仿者从此络绎不绝。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确实了不起，他们是西方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东方传人，他们成功实现了西方人用枪炮无法完成的殖民理想。当然，一种学说成为显学，仅仅靠学者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同盟者。这一点，在饱受贫困蹂躏的国家并不困难。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名词概括这一类人：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真正的思想家还是有的，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不过，在新自由主义成为显学之后，至少北京大学不再需要非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了。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巧妙地屏蔽了。诺大的中国，已经很难发表一篇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了。你能想象一下，哈佛大学或者剑桥大学全部是社会主义者的景象吗？但是，北京大学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天堂。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幽默！当然，中国的管理层是中国精英当中的精英，他们有时候比北京大学还要幽默！设想一下，有谁敢于聘请华尔街流氓来自己的家里办学，并请他们培训未来的行政精英和商业精英。设想一下，有谁敢于将新殖民理论写进自己的计划和报告，而绝不介意千古留名！

孙子曰：上兵伐谋。我以为，上上兵伐哲学。一个国家，对真善美的追求一旦被扼杀，人们就会毫无顾忌的比赛假恶丑。当假恶丑超越审美，进入制度、法律和行政领域的时候，物质文明已经毫无意义。我们无法接受精神文明的崩塌。我们流血牺牲追求的并非一个植物国家。

自由，这是一个多麽美妙的词汇！遍读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竟然找不到这个词汇！中国人天生不爱自由吗？求仁，求道，何故不求自由？在读到公孙龙的白马论和坚白论之后，我明白了中国古代哲人的高贵之处。他们是相对论者，他们不愿意让主体的自由，演化成为对客体的奴役。他们甚至不允许中国的帝王获得绝对自由。不强调自由的中国人，是真正明白自由深刻内涵的大智慧者。在阅读康德和黑格尔时，才发现他们有着与中国古代哲人几近相同的认识。他们的相对论，成为德国历史学派反对奴役的有力思想武器。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并不刻意强调自由，何以偏偏一些经济学家竟然敢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呢？因为，自由，在我执之下，是一种卑劣的自我之私，那是人性邪恶的张扬，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一切理论的源泉。事实上，自我的自由，意味着其他人的不自由，意味着大自然的不自由。这就如同斑马线意味着红绿灯一样。所以，资本主义的人文结果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就是环境毁灭。自由，在你这美丽的伪装之下，多少邪恶得以横行！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拉美经济危机

2006年11月26日，94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一时间，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见诸报端。一代自由市场经济宗师的辞世，引起学者们对其学问、思想的梳理和对其人格的怀念，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怀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歌颂和吹捧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有些人借缅怀弗里德曼的名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其作用夸张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其实，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发展中国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作为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吸取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和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滞胀”局面的出现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政策上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东山再起。参加这场新自由主义大合唱的，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学派。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认为国家的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滞胀”的发生就是推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是最主要的代表。对新自由主义作过系统研究的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评价弗里德曼时指出，弗里德曼不仅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中。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该书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十分完整。主要阐明了两个思想：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第二，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选择》。该书是对第一本书中的基本原理的发展和补充，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与社会政治安定的联系。该书重点揭示了凯恩斯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种种弊端，要求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措施，强调自由竞争的国内外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涉足的领域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货币理论之外，关于永久性收人理论、价格理论、时滞性理论以及汇率理论等方面都有建树，当然，新自由主义是其贯穿始终的经济思想。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改革方案

1973年，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些其他人员(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弟子”)被邀请到智利，共同制定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以此为开端，新自由主义的触角逐步在拉美地区蔓延开来，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将拉美地区确定为自己“施展才华”的主要阵地。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们认为，拉美地区之所以在80年代陷入危机，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实行内向发展模式，保护主义色彩严重，对外资缺少鼓励，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私营部门过于弱小等。为此，他们为拉美设计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方案。

(一)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施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是贸易领域的自由化。尽管拉美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不同，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选择以贸易领域作为自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过降低关税、简化税则、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逐步开放国内市场。自1985－1990年的5年内，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从40％降低到15％，最高关税从83．7％降低到41％。拉美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不仅幅度大，而且速度快。许多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拉美国家居然在2－3年内就迅速完成了。智利由过去的高保护转向10％左右的平均关税，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而墨西哥原定5年完成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方案也只用了18个月便宣告完成。如此迅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导致国内企业在外来商品的激烈竞争面前无力适应，在生产和经营上陷入困境，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宣告破产。

(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同贸易领域的改革一样，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金融领域改革的宗旨仍然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市场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预。其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减少存款准备金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通过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外国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在拉美资本市场中的自由度和流动性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从而增强了拉美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90年代拉美最大的500家企业中，跨国公司所占的企业由初期的149家增加到后期的230家，其销售额所占的比重也由27％增加到43％。

外资进入拉美的目的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其投资形式以并购现存资产为主，新增就业和生产能力并不多，在改善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方面也难有作为。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吸收外资最多的三个国家，但其实际平均工资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阿根廷2002年的实际平均工资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盲目引进外资的结果是进口急剧扩张和经常账户的赤字剧增。出于弥补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需要，拉美多数国家的外债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9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的外债总额都翻了一番。1991年底，拉美的外债余额为4610亿美元，2000年年底，增加到了7405亿美元。巨大的债务不仅成为拉美经济发展

本文原文的沉重负担，而且使拉美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受制于外部因素。

除了引进外资的数量激增之外，90年代拉美利用外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外资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利用外资的风险意识淡薄，拉美政府在外资的引进上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引进的外资中不仅有用于投资的长期外资，而且有大量用于投机的短期资本，从而增加了外资在拉美市场上的流动性和风险性。一旦外资流入形势逆转，就会给拉美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中先后出现的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

(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有企业改革的宗旨是私有化。国家通过直接出售、股市出售、企业内部出售、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从80年代末在拉美国家蓬勃兴起，90年代初达到顶峰。与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样，拉美的私有化改革同样表现出改革过程短、涉及领域广、改革幅度大的特点。以阿根廷为例，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1990－1995年期间，阿根廷共对123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私有化领域不仅包括了整个国有企业系统，还包括了一大部分社会服务部门，如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电力、军工等等行业。私有化使阿根廷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阿政府的一部分领导人却从削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中中饱私囊，捞取回扣。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政府从相关领域退出后，传统的各种支持政策也被取消，原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部门呈现出了真空状态。

除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外，拉美地区还对价格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政府放松对价格的控制，减少定价的范围和对价格补贴的幅度，逐步实现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加以调节。

三、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点及其危害

从上面对拉美地区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点是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即改革目标是极端的，改革内容是片面的，而改革过程是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排除一切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把反对国家干预推到了某种极端，而把自由市场的功能无限地加以夸大，被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极端性决定了其改革政策的片面性和改革过程的激进性。新自由主义要求拉美国家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且往往不顾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强调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改革进程又往往是极其激进的，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国家干预的经济基础，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对这一改革带来的代价却讳莫如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到来的越早。正如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本身变成了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什么都可以牺牲。”[2]

在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弗里德曼培养出来的“芝加哥弟子”们首当其冲。1989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上台后，任命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多明戈·卡瓦里为经济部长。卡瓦里按照“华盛顿共识”和“布雷迪计划”的要求，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智利以及其他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主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他们把拉美国家当作自己“真正的舞台，开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试验”。这场新自由主义试验的结果如何?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从经济增长率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的经济增速开始逐年递减，1999年和2001年出现了零增长，2002年为负增长。以阿根廷为例，从1999年到2002年，其经济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4％、-0．8％、-4．4％和-11．0％。除了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之外，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社会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激增、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等方面。正像美洲开发银行所说的，“拉美国家不甚充分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其经济政策发生的变化之大形成了反差。”

四、几点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短载的繁荣之后，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的灾难；而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弟子们，也由自由市场经济的宗师变成了“婴儿杀手”，他们把拉美这个应该有着光明前途的地区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在短暂而狂热的崇拜之后，拉美人民逐渐清醒，而弗里德曼们赢得的却是长久的骂名。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弗里德曼这个名字同样炙手可热，我们在缅怀逝者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是惨痛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保持独立自主地发展方向，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一)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新的形式下的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兴，它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主张减少或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和手段。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以，发达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对不同国家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洞开国内市场，体现了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目前，一些学者在祭奠和缅怀弗里德曼的同时，大肆歌颂和散布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功能。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用负所得税代替贫困补贴的政策体现了对穷人的关怀，是用市场机制让穷人脱贫的典范；有的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哲学暗合了我们今天建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因此应该作为我们今天法律改进的根本目标；还有的学者“祈祷”弗里德曼“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的预言能够落空，弦外之音是集权和计划是万恶之源，而新自由主义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福音。这些言辞置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于不顾，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决不能成为我们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关系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如果我们完全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全盘接受作为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就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必须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性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导致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加深，从而增加了经济体系的易变性和脆弱性，多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往往随着外资的撤出而付之东流。拉美地区的经济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把握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又要避免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必须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对外资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实现引进外资和增强民族产业竞争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西方国家在拉美债务危机深重、陷入经济衰退不能自拔的时候，作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换句话说，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形式，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改革。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对拉美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要求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抛弃自己独立的经济政策，在面临外部经济动荡和内部经济衰退时，只能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作为经济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树立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决不能屈服于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这一点已经逐渐被拉美国家和人民所认识。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莱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先后当选玻利维亚和智利总统，这二者都是左翼领导人，有关部门预测这意味着整个拉美局势的“左转”。这一变化是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密切相关的，左翼政党由于经济上采取更为务实的措施，更加关注社会生活而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

(四)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任何一种改革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必须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和问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推行的改革恰恰反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它们不顾拉美国家的具体国情，强制性地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最后造成了改革的失败。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改革面临的内外环境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改革的道路也是十分漫长的，我们必须要立足于自己的具体国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改革的规律，照搬照抄他国的方案只可能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4

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在国际上多种多样。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基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体系，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简单地来讲就是：私有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贸易经济自由化。美国学者罗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①。法国学者科恩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上百多年的发展,其各个分支学派的主要观点虽然有所差异，但他们本质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自由的名义来抵抗国家干预市场和宏观调控，目的则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新自由主义较好地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崛起并日渐兴盛，在一定条件下说明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作用,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较强地自我调节能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大力主张“贸易经济自由化、消除通货膨胀、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来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新自由主义逐渐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表面看是实现社会繁荣发展的灵丹妙药，实质上却是损害着世界各国的长期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本质

从经济方面来讲，新自由主义高度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万能的，大力主张进行“三化”。主张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高效率的出发点是自由。主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具有较好地内在稳定性，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个人的自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认为市场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②。新自由主义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反对国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主张进一步开放全球市场，实行利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将各国的经济纳入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大力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扩张、获取利益的工具。英国和美国，是两个被看作是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达到经济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过去在使用保护和补贴方面却是最“积极”的。而且，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过去都曾通过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反对国家宏观调控来干预市场，但对于有利于缓解资本主义矛盾、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利益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则不断加强。从政治方面来讲，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公有制经济没有私有制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二是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③。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是金融垄断和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念，它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来“规范”世界，动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妄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哈耶克，不仅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移植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强调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一同移植到这些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个新的经济流派，更重要的把它作为一种满足其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用来控制其他国家的价值取向。美国学者詹姆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生活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使之服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

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后果

第一，推行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恶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据统计，1975年全世界用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外汇交易额为外汇交易总额的80%，投机性外汇只是少数。20年后，这一格局发生了巨变。全球97.5%的外汇交易都是有投机目的的④。世界各国的自由化改革，为金融资本跨国流动扫清了障碍；信息通讯工具的发展，使金融交易须臾间完成于无形。金融因此被称作“虚拟经济部门”，也正是因此而十分难以有效监管。金融资本其规模之大、能力之强，足以颠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和经济，使之陷入危机。金融寡头们逐步实现了控制实体经济，成为全球化世界的真正主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原用于避险的金融工具被操纵滥用，成了金融投机的武器。投机行为层层叠叠，金融泡沫随之大量产生。信用链条中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泡沫便会随之爆裂，巨大的金融资产也会瞬间化为乌有。价格暴跌、投资萎靡、消费低迷，实体经济也会因此衰退。美国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中心，新自由主义在其经济上的失败十分“壮观”。据估计，美国房地产部门有总量3万亿美元的金融泡沫，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美国社会问题恶化更为严重。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国民储存率只有16%左右，还不及90年代的而1/3，甚至不及上世纪60~70年代的1/6⑤。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进行彻底的私有制，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新自由主义主张进行彻底的私有制，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他们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谋划策”，实质上企图渗透、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和平演变，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减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国民族工业和市场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其控制本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能力，弱化其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控制、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扫清了障碍。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规范”世界，侵袭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严重威胁其意识形态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灌输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就其意识形态层面来讲，实际上代表的是超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适应超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操纵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人权观、民主观，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实质上旨在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社会动荡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各国失业率一路飙升，对世界各国更是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峻，大大加深了社会矛盾。而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进行彻底的私有化，并且大大削减社会福利和各项税收，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进而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04年，美国实际最低工资同比1970年下降了30%。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05年，美国失业率同比2001年翻了一番。

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约3600万，2009年则增至4240多万。据国际劳工组织评估，世界失业人口从2007年的1.9亿增加到2009年底的2.1亿。据调查，目前全世界人口约为70多亿，而全球饥饿人口上升了11％。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以及其思想理论即新自由主义的致命缺点。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内在矛盾不可克服的外部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就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矛盾，其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200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中显示，23%的被调查者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目前，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已陷入国家财政危机。法国、英国、德国的前任首相也高呼终结自由主义，并提出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缓解国内的两极分化。一些西方的金融学者都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连曾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也公开承认：自由市场体系的理念和做法存在缺陷。

四、警惕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侵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我们对新自由主义要持科学态度。不能把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美国政府为适应其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需要，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规范化的“华盛顿共识”等同起来。对于新自由主义所讲的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关于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观点，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观点值得我国经济学借鉴⑥。同时，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侵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和旗帜，是我们甄别各种错误思潮的指南。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反对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使其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观念，尤其是当今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鉴别各种错误思潮，增强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丑化，提高抵御和平演变策略的能力。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竞争机制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给中国带来了蓬勃生机。三是坚持改革开放，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弊端无法根除；同时显现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无可比拟，被誉为“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已开始影响全球。我们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保证经济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改革的干扰，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规模经济、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6

FCC新规定的出台

2002年9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它将复审一系列有关传媒所有权的法规。有些被复审的规定可以追溯到20年代40年代；还有许多被复审的规定是在因特网成为普及的传播媒介之前制定的，或是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进入美国大多数家庭之前制定的。这一宣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响，还出现了紧张的院外游说活动，围绕该不该进一步放松有关的限制规定，持不同意见者唇枪舌剑，争辩激烈。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2003年第二期上的有关文章介绍，从2002年9月23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宣布复审这些传媒所有权规定并邀请美国公众就这一问题提出看法起至提交意见截止日2003年2月3日，由美国各种协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团体、智囊分子、学术界等提交的意见书纷至沓来涌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者既有群体，又有个人，数量达13,000左右，其中包括美国传媒业界组织如美国报协、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协会、美国报纸同行公会、美国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美国全国拉丁美洲裔新闻工作者协会等，也包括公民群体组织如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等，还包括学术性团体如美国心理学协会，宗教机构如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商业机构如跨国公司索尼。①尽管对美国传媒所有权规定是否需要放松的看法不一，但提交问题者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此次复审传媒所有权规定并再行作出决议的重要性却有共识，即：这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史以来对传媒所有权规定的最大规模的复审，其结果将对美国人如何获得新闻和信息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②

在议论纷纷、争辩纷纷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于2003年6月2日投票表决，（以3比2）通过了对于传媒所有制的有关限制规定的大幅度放松。该委员会此次通过的议案，涉及到对在1941年－1975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有关规定的改动。根据根据美国媒体，包括美联社、《编辑和发行者》杂志等的有关文章，FCC的媒体所有权新规定同以往相比的变动主要可概括如下：

以往，依据1941年通过的《美国全国电视所有权规定》（NationalTVOwnershipRule）的修订版，美国任何一家传媒公司的电视受众覆盖率不得超过全国电视受众总数的35%。2003年6月2日通过的新规定将上限提高到45%。

新规定将1970年通过的《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限制令》（Radio/TVCross-OwnershipRestriction）和1975年通过的《报纸／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禁令》（Newspaper/BroadcastCross-OwnershipProhibition）这两条原有的限制跨媒体所有权的规定合二为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原先设立的限制。这两条原有的规定不允许一家媒体公司在同一城市中同时拥有广电媒体和报刊，并对同时拥有广播电视媒体的范围做了限制。新通过的规定条文取消了对一家媒体公司在（有9家或9家以上电视台的）中、大型市场的所有权限制，允许其同时拥有电子媒体和报刊。跨媒体所有权在电视台数较少的市场则仍面临某些限制，而在电视台数为3家或3家以下的小型市场中，跨媒体所有权仍将受禁止。

原先，根据1964年通过的《地方电视多家电视台所有权规定》（LocalTVMultipleOwnershipRule），一家传媒公司在同一市场拥有所有权的电视台不得超过两家。FCC通过的新规定允许一家传媒公司在像纽约、洛杉矶等具有18家或18家以上电视台的大城市中，拥有三家电视台的所有权。

原先，根据1941年通过的《地方广播台所有权规定》（LocalRadioOwnershipRule），一家传媒公司在一个市场中可以拥有所有权、运营或控制的商业广播台的数量受到限制，具体数量取决于该市场共有多少家商业广播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此次更改了对于地方广播台市场的界定，以便纠正允许传媒公司在某些地区超过所有权上限数的问题。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Powell）介绍说，在关于传媒所有权的投票表决之后，该委员会下一步将考虑诸如有线电视系统所有权的限制、电视网络同其分支机构的关系以及电视向数码电视过渡之类的问题。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放松传媒所有权规定的议案的出台，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辩。内部、外部都是如此。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内部，党派分歧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委员会的两位人委员（JonathanAdelstein和MichaelCopps）投了反对票，3名共和党人委员则投了赞成票。外部的反响也见仁见智，争辩激烈。例如，根据美国“编辑和发行者在线”网站上提供的有关信息，（由美国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JohnGardner于1970年建立的基层遊说组织）CommonCause的主席ChelliePengree批评说，“这对美国民主来说是黑暗的一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无视日益增多的公众压力，给一小撮传媒巨头大开绿灯，允许其控制美国公众所观看、所收听、所阅读的内容。这样做的前景是可怕的”。地方性的小型传媒公司为地方性媒体和地方性新闻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而一些财大气粗的媒介大公司则纷纷表示赞赏。例如，已经拥有数家报纸－电视联合体的论坛报集团公司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的表决反映了已经变迁的市场。论坛报集团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DennisFitzSimmons说，“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今天是真正的赢家——随着我们探索更多的方法丰富我们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的内容，他们将从中获益。”ABC的业主迪斯尼公司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称它“强烈支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的决定，该决定反映了当今市场的现实”。③

FCC通过新规定后，围绕其新议案的斗争迄今一直在继续。根据美国“编辑和发行者在线”等网站最近陆续提供的有关报道、信息，论辩双方的拥护者曾都预言失败方将把新规定提交法庭裁决。这意味着一场长期的法律斗争。美国参议院中一些议员对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的新规定持反对态度，并试图通过立法程序手段改变局面。有的议员发起了议案，建议重新把一家传媒公司拥有电视台的上限改回到不得超过覆盖35%的美国电视用户家庭。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围绕此次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的新议案召开了专家意见听取会，尤其聚焦于有关无线电广播的所有权限制问题。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JohnMcCain提出了修正条款，其主旨是迫使那些在市场上拥有的广播台的数量超过上限规定的公司出售超量的广播台。6月19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SenateCommerceCommittee)通过了一项议案，在很大程度上驳回联邦通讯委员会放松媒体所有权限制规定的修改方案，提出恢复限制全国性电视台所有权的条例并恢复不准媒体公司同时拥有报纸和广电媒体的禁令。8月上旬，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宣布该委员会将在秋天检查传媒所有权集中的影响问题。此举被看作是对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新规定的批评作出的反响。9月上旬，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庭宣布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新规定延缓生效。9月中旬，美国参议院以55比4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驳回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的方案。FCC新规定的批评者们认为，这些新规定将掀起新的兼并浪潮并最终扼杀新闻和娱乐中的多样化和地方上的观点。④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及市场逻辑VS.公共利益之争

围绕FCC新规定的这场斗争的最终结局会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这场斗争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既有党派分歧在推波助澜，又有传媒业界的经济利益之争在刺激（有关电视受众覆盖率上限以及跨媒体所有权的限制一旦放松，必然导致美国传媒市场的重新瓜分，这一过程中哪些公司经济利益受损、哪些公司的经济利益会扩张，这才是美国各类传媒公司业主关心的焦点所在）。而从思想、理念的方面来看，透过FCC通过新规定及围绕这一事件的斗争，我们不难看出在美国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经济政策的对其传媒业的社会管理决策的影响，也不难看出尽管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崇尚竞争、相信市场逻辑、崇尚观点的自由市场和传媒多样化等在美国根深蒂固，但其相互之间及其同另一些基本价值观如强调公共利益至上等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之处，而对待市场逻辑VS.公众利益、效率VS.社会公平问题，不同的强调点之间的交锋在此次有关FCC新规定的分歧中可说清楚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抬头及逐渐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社会思潮近期变迁中重要现象。美国传播学者、《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丹·席勒指出（DanSchiller），“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学说在20年代80年代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进入90年代后又在全世界受到重视。⑤这段时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其中包括电讯和传媒业发展政策。当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强调市场逻辑、反对国家干预方面，可以说是向传统自由主义的回归。美国电讯和传媒领域的所谓的放松管制管制（deregulation）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经济政策背景在传播领域的放映。FCC此次通过放松传媒所有权限定的新规定，只是该领域中一连串放松管制事件中最新近的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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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丹·席勒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即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讯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讯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是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虽然最初这一措施只是作为有选择的例外对某些公司适用，但很快就被推而广之。⑦1982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修改了广播电视台买卖事项的规则。此前的原有规则规定广播和电视台在取得许可后3年以内不得买卖，而新的规则取消了这一禁止买卖年限，规定只要获得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批准，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卖。1985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一家公司在全国可以拥有的广播台、电视台的数量上限，由7家提高到12家。1992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又放宽了对一家公司在同一城市所能拥有的广播台数量的限制。⑧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该法案对《1934年电讯法》作了大幅度修改，明显地显示了进一步放松管制的特点。修改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讯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的相互渗透。大幅度放宽广播电视公司在广播台电视台拥有数量方面的限制，是该法律对以往电讯法修改的又一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撤销对一家公司在全美所能拥有的广播台数的上限；将一家公司在全美的电视受众覆盖率上限从原有的25%提高到35%；大幅度放宽一家公司在同一城市所能拥有的广播台数的限制。……⑨2001年，美国政府放宽了针对美国四家主要的电视网络（即ABC，CBS，NBC和Fox公司）的有关规定：原先1946年通过的《二元电视网络规定》（DualTelevisionNetworkRule）禁止这四家主要的电视网络之间的兼并，2001年放宽规定后，允许它们同较新的电视网络如WB公司和UPN公司联合。

此次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的大幅度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的新规定就指导思想上来说，同上述这些电讯业、传媒业放松管制的举措是一脉相承的，都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国电讯业、传媒业发展决策的影响。而围绕此次FCC新规定的论辩、斗争，则体现了在对待市场逻辑VS.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效率VS.公平问题上，不同的强调点带来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涉及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观点的自由市场等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基本理念，但并不挑战这些基本理念。

赞同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新规定的人士和群体提出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1）由于信息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电视频道已增至几百个，加上网络传播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发展，新闻渠道大量增多，过去对传媒所有权的限制规定已经过时，不符合传媒市场的当前现实；（2）放松管制有利于传媒公司提高运作效率、改进其新闻内容和提高其服务质量；（3）放松管制可以使广播电视业主在争夺受众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捆住手脚。可以看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重视市场逻辑和强调传媒运作效率。抨击FCC的新规定的人士和群体，则纷纷提出反对少数传媒巨头垄断观点的市场，防止观点的多样化消失，FCC在制定传媒所有权规定中的使命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等作为理由。例如，南加州大学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书指出，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管理媒介的授权来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众的权利而不是传媒业主的权利”；保护公众的这些权利的需要允许该委员会限制传媒业界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企求所有权集中的惯常追求。又如，美国报纸同人公会的意见书指出，“媒介业主声称放松所有权规定将使他们得以实现‘协同作用产生的增效’，但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责任是保护和增强传媒多样化、竞争和地方特性，而不是效率。”⑩针对赞同FCC新规定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新闻渠道大量增多使过去为防止少数传媒业主垄断传媒市场而制定的限制规定过时，新规定的反对者还指出大多数重要的新闻网站均为大型媒介公司拥有，其新闻内容与这些公司的广电节目或印刷版的新闻内容趋同。也就是说，新闻渠道的增多并未使传媒垄断的危险减少。透过反对FCC新规定者所使用的关键词，不难发现其强调点是公众利益而不是市场逻辑或效率。

在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新自由主义思潮又在近期盛行的美国，信奉市场逻辑、崇尚效益是不足为怪的。但与此同时，崇尚传媒和观点的多样化同样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以此为着眼点可能导致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观点。此次围绕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的规定的分歧就反映出这一点。

对于传媒业发展来说，市场逻辑确实可以起到通过竞争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市场逻辑本身孕育着走向妨碍竞争的反面的危机——完全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兼并和垄断，从而导致多样化和竞争的削弱，并且难以全面充当保障公平、保护公众利益的角色。而处理好市场逻辑同保护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效益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决策中永恒的难点。随着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的方案的出台，美国的传媒管理社会决策正在经历这一难点带来的挑战。

注:

①Hickey,Neil.(2003)PowerShift.InColumbiaJournalismReview,No.2,2003.

②Hickey,Neil.(2003)PowerShift.InColumbiaJournalismReview,No.2,2003.

③.

④

⑤Schiller,Dan.(2000MITPressPaperbackEdition).DigitalCapitalism.（p.1.）Massachusetts:TheMITPress.

⑥【美】丹·席勒著《数字资本主义》，（中译本，杨立本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⑦Schiller,Dan.(2000).DigitalCapitalism.（p.6.）（FirstMITPresspaperbackedition.）Massachusetts:TheMITPress.

⑧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六期，第5－8页和第18页。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7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8

在新自由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若干经济流派。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学术界有的学者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也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学派。弗莱堡学派又称社会市场经济学派。这是在西德成长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该学派主张“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万变不离其宗，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的政策主张也大体相同或近似，如对政府的活动进行限制，资产私有化，解除对金融和企业的管制，减少公共支出和投资，削减社会福利，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排斥工会，声称要反对“妨碍经济自由的垄断力量”的工会，限制工会的作用；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大量裁员，增加失业；实行国际自由贸易；实行金融自由化，实现国际货币自由流动等。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商品和服务化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的自由化。由这些理论出发，在政策实践方面，美国发达国家还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控制和影响，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利用别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强迫那些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作为给予国际救援的先决条件，已经使相当多的国家吃尽了苦头。

二、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在拉美，接连爆发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在实行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局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著名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2000年写了一本书《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专门谈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新经济自由主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说，“公正地说，赞成市场不受限制的观点很少表现得如此粗糙”。许多正直的经济学家也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推行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和两面性：对自己国家，自由主义有利时，就实行自由主义，保护有利时，就实行保护主义；对别国，一律要求它们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它要别人开放市场，却设置各种条款限制别国商品的大规模进入。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真实目的是使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投资更安全，使钱能更快地转移，而将投资风险转嫁到穷国人民身上。

三、正确地区分把握新自由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但是应当注意到，有些论者在批驳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往往具有对经济自由主张全盘否定的倾向，应该说这是不够妥当的。实事求是地讲，从本原上看，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同当前作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是有所区别的。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经济自由学说与国家干预学说的争论，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两大学派势力此消彼涨，分别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占据主流地位，到现在还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之争。经济自由学说，并非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专有。经济放任和国家干预都是不同的经济调节手段，至于某一国家在何时强调二者之中的哪一方面，主要是由它当时所处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有所侧重。正如邓小平早在1992年的南行讲话中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事实正是如此，自人类社会告别小农式的自然经济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前提本身就不完全适用了，这正是现代国家干预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实际上，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就是计划方法和市场方法的结合，而西方国家在不同届政府的任内，也会有时掀起私有化浪潮，有时掀起国有化浪潮。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还是关于通过适度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某些论者应当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做法，只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损失。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9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新自由主义范文篇10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