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益贫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的益贫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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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地区 保本收益 理财产品 市场调研

（本文为北京联合大学“启明星”科技创新大赛资助项目，项目成员包括郭航，罗敏，高冉，张赛，匡虹桥，王斯婷，指导教师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杨宜教授）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通过对回收的400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发现：

性别比例：有178位男性，占样本的45%；有222位女性，占样本的55%。

年龄分布比例：有47人在21―30岁之间，占样本的11.75%；有153人在31―40岁之间，占样本的38.25%；有169人在41―50岁之间，占样本的42.25%；有31人在51―60岁之间，占样本的7.75%。

收入分布比例：有11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样本的2.86%；有80人月收入在2000―5000元之间，占样本的20.00%；有165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占样本的41.43%；有144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占样本的35.71%。

受教育情况分布：初中及初中以下有22人，占样本的5.5%；高中或中专有38人，占样本的9.56%；本科或大专有225人，占样本的56.3%；本科以上有115人，占样本的28.64%。

以上比例基本符合样本控制要求。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产品现状评价结果统计

从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来看，有79.5%的人认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在收益、风险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认为很满意，有7.25%的人次之，认为不太满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觉非常不满意。

（二）受调查人群对北京地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投资预期

43%的被调查者对于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年收益率的预期为3%-4%，42%的被调查者预期在4%-5%，而预期收益在5%-8%，8%以上，或者对预期收益没概念的分别不超过总人数的5%。被调查者中，16%的人对银行理财产品能否获得预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没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还有5%的人不在乎。

被调查者在投资中对于风险，有23%的人偏好低风险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风险高收益，但是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等风险中等收益，比例为55%。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的顾虑因子，程度由小到大为政策变化、不保本、投资风险大、起始金额高、自身对产品认知程度低、预期收益率低、流动性差。银行理财消费者的这些顾虑因素给银行设置理财产品和推广理财产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被调查者在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时的困扰，程度由高到低为：银行理财产品设计复杂，难以理解；对银行及其产品市场的相关信息了解不及时，难做决策；购买时，不知买入多少合适；缺乏专业常识，不知如何选择；无法判断产品的可靠性；其他。

被调查者对理财产品的发行方关于理财产品标的物的关注情况为，20%的人从不关注，27%的人不怎么关注，21%的人关注度很高，32%的人仅在购买理财产品是稍做了解但之后并不会十分在意。

被调查者对不同特征的理财产品的倾向程度由高到低为信用风险小、起始金额低、收益率高、存期短、附加增值服务、购买人数多、新增产品服务，其中后三者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小。因此，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产品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信用，提高信用等级，减小信用风险，让顾客对投资理财提升安全感。

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其中1个月以内的占19%，1-6个月的占50%，6个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仅占6%，2年以上的仅占1%。因此，为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倾向，银行应多投入期限为1-6个月的理财产品。

（三）其它相关因素的分析

被调查者在认购理财产品时，28%的人对宏观形势的关注度比较高，45%的人偶尔关注宏观形势，27%的人从不关注宏观形势。

被调查者中，52%的人倾向购买四大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17%的人倾向购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产品，12%的人倾向购买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9%的人倾向购买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剩余10%的人倾向购买其他类银行的理财产品。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3%的被调查者主要通过手机购买，22%的人通过网上银行购买，占绝大多数的购买方式还是柜台认购，高达75%。

被调查者了解银行理财产品的渠道有广到窄为：银行营业厅宣传，理财人员介绍，户外广告，报刊杂志，亲朋好友介绍，手机广告宣传，电视广告，其他。

三、北京地区银行保本收益理财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及结论

（一）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相对其他品种理财产品所存在的问题

1、同质化现象较严重

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由于其保本的特征，需要较强的风险控制水平和较稳定的收益水平。同时，客户也会关注于该类产品的稳定收益水平。但是，这也带来了该类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首先，为了保证收益的稳定性，商业银行往往会侧重于选择风险性较小、收益性较稳定的投资产品作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标的物。但这也带来了理财产品标的物较为单一的现象。北京地区保本理财产品的标的多集中于债券、信贷资产、外汇汇率上，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理财产品较为单一。

其次，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保本理财产品的客户群体更倾向于1年之内的短期理财产品，对于期限大于1年的产品基本没有购买欲望。这一方面导致了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期限结构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商业银行选择更多标的物，商业银行会更加倾向于期限较短的标的物，加剧同质化现象。

最后，我国的保本类理财产品的客户对四大商业银行的认同度很高。而目前四大行的理财产品种类并不是很多，标的物、期限结构等较一致。而客户对于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较为丰富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认同度不高，也使得同质化现象趋于严重。

2、存在营销问题

商业银行为了增加客户对于本行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会在理财产品营销过程中用带有诱惑性、误导性的言语渲染预期收益率，刻意淡化产品设计上的固有缺陷和投资存在的市场、利率、汇率、操作、流动性等风险。这使得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认知出现偏差，风险增大，对风险与收益缺乏正确认识，增大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营销风险。

（二）对北京地区银行保本收益理财产品市场的结论

1、客户满意度较低

从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来看，有79.5%的人认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在收益、风险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认为很满意，有7.25%的人次之，认为不太满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觉非常不满意。认为很满意的比重不到10%，而认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人群多于调查总数的10%。

从客户对于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看，16%的人对银行理财产品能否获得预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没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还有5%的人不在乎。

这显示出北京地区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状况较为不满，而对于银行承诺的预期收益，仅有不到两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很有信心，七成的被调查者半信半疑，反映出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总体满意度较不甚理想。

2、短期与中等风险产品更受青睐

根据本次调查，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其中1个月以内的占19%，1-6个月的占50%，6个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仅占6%，2年以上的仅占1%。大部分客户倾向于期限为1-6个月的理财产品。

另外，被调查者在投资中对于风险的偏好，有23%的人偏好低风险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风险高收益，但是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等风险中等收益，比例为55%。一半的被调查者的预期收益率为3-5%左右。同时，被调查者对不同特征的理财产品的倾向程度最高的是信用风险小。由此可见，客户很关心产品本身的风险状况，但是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倾向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收益较低的产品和高风险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相对不受欢迎。

3、传统营销方式仍占主要地位

从调查数据中可知，传统的宣传方式（如营业厅宣传，理财人员介绍）对于客户的影响依然处于重要的地位，基于新媒体的方式影响较小。另外，传统的柜台认购方式是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显示出该客户群体对于柜台认购的习惯性，但这也与银行关于其他方式的宣传力度不够、操作较为繁琐有关。

4、客户群体的理财知识欠佳

从对于标的物的关注情况、宏观经济的关注度、购买倾向三项数据中可以分析出，客户群体的理财知识总体欠佳，虽然对风险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理财产品风险的标的物，有将近一半的客户对其不关注。此外，很关注经济形势的被调查者也不足三成，绝大多数客户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意识淡漠。而对于理财产品的选择上，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倾向于四大行发行的保本收益理财产品，这之中有客户认为四大行信用等级相对较高的原因，但也显示出被调查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缺少详细的比对，选择的从众性和随意性较大。

四、对个人投资者及商业银行的建议

（一）对个人投资者的建议

1、在投资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理智决策

相比于风险较高的股票、期货投资以及较为普遍的基金、保险理财方式，保本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越来越受客户青睐，但是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就可以忽视产品背后的风险。在选择理财产品时，消费者仍然要关注相关信息，综合对比考量不同商业银行或是同一商业银行中不同种类的理财产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决策，降低本金受损或者是收益率降低的风险。

2、充实自我理财知识和技能，尝试多样化投资

消费者要在日常中注重理财知识的学习，避免盲目投资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在理财知识学习的基础之上，尝试多样化组合投资，将理财的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合理控制，在较好的风控水平上获得较大收益。

（二）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1、加强市场调研，培养专业理财人员

高素质、专业性强的理财人员是商业银行开发理财产品、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及时发掘市场需求的保障，制定系统的理财人员培训计划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可以精心挑选具备一定金融专业知识、懂得营销技巧、通晓客户心理的优秀员工作为理财候选人才，并在招聘新员工时注重相关的素质和专业性。其次，加强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系统建立横向联合培训机制，培养出一批专业性强、跨专业素养高的理财人员。

2、加强理财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同质性很强，且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理财产品不多。因此，银行要充分考虑目标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分析业务的发展前景，确定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定位，主动求变，通过增加产品差异性，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开展业务。

商业银行可以实行的差异化途径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产品设计基础资产的差异化，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将基础资产由原来的金融债、央行票据拓展到企业短期融资券、一般性金融债等，利用目前境外代客理财的政策放宽契机将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延伸到境外股票和结构性产品等等；二是期限多样化，合理配比收益率，实现多样化的流动性选择基础上的期限收益最佳搭配；三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结合，引入外币理财产品，实现本外币产品联动。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上打破固定收益的管理，实现收益浮动化和产品系列化。

3、跟踪客户的投资动向，提出合理化建议

商业银行应建立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位员工的行为，最终使得在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实行分层化服务，按照资产总额、偏好和生命周期等变量对客户进行细分的同时也应该对理财经理进行分层，不同层次的客户指定不同级别的理财经理提供服务，实现以不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建军，[美]Sara Hsu. 中国影子金融体系研究报告[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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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如何，总有一部分人处于收入相对较低的状态。低收入群体一般是指在一定地域和时段范围内，平均收入水平处于低端的一定区间的人群。本文所研究的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是指当今中国城镇中，在投资和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只能获得较低报酬或无报酬，因此导致生活质量、社会地位、主观感受低下的社会成员（较低报酬是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经济社会转型期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出现及其范围的扩大，既有制度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低收入者个人的主观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宏观原因，也有企业经营方面的微观原因。

一、分配制度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逐步形成。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必须看到，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这是低收入群体形成与扩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第一，分配秩序混乱。当前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很多制度不完善，监督调控收入分配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换而言之，现阶段的分配秩序是比较混乱的。这是现阶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紧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垄断充斥市场，排斥竞争。有些部门和单位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而获得垄断利润，为其职工发放额外收入，基本分配失去控制。二是劳动报酬尚未完全工资化、货币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项目还没有完全独立于企业之外而实现社会化，因而造成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错位。三是有的行政机关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商品化”，强行向服务对象收费或摊派，有些行政事业单位凭借行政权力获得创收收入，有些地方和部门把预算内收入转到预算外，造成预算外的分配失去控制。

第二，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偏低。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劳动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离开了劳动，其它任何生产要素都不可能自行生产出产品。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指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而其他生产要素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其他要素的所有者是分享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广大劳动者工作在生产岗位的第一线，以自己的劳动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活动，直接创造价值和产品，企业中的初次分配和广大劳动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劳动者既要获得必要劳动创造的成果，同时要获得按劳动要素分配的成果。我国多数企业中的劳动者工资偏低，不仅没有能分享剩余价值，而且还不能完全实现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劳动要素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逐步被忽视。

第三，再分配中低收入群体得到的转移支付偏少。我国政府在1997年正式开始实施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陆续出台了“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等重要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是相对落后的，再分配中低收入群体得到的转移支付偏少，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执行不利。二是社会保障补助资金分配仍然不规范。

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同世界上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是利弊共存的。市场的长处在于可以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经济活动，有效地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同时，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也容易造成经济失衡，导致资源浪费；市场规律的作用也会引起贫富差距扩大和出现两极分化等现象。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利大于弊，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也是一种利大于弊的正确选择，但我们也必须客观对待“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危害，这也是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

第一，市场机制作用导致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在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自发地使一部分人成为强势群体，另一部分人沦为弱势群体。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享赋差异，造成竞争的初始条件优劣各异。市场竞争的初始条件可包括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竞争环境、个人天赋等，其差异势必引起东西部地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善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必然会越拉越大。

第二，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在收入分配领域，如果任由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这是因为：《马太福音》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此话在控制理论中被称为“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首先，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因为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越可能购买更多的质量更好的教育服务，从而越可能具有更高的劳动力素质，这样其寻找有利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就越强，越可能找到和占领可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其次，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收入水平越高，投资能力越强，投资途径越多，选择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马太效应的存在进一步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具有滞后性。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短期性，必须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的效果看，宏观调控对稳定我国经济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宏观调控政策所具有的滞后性。这种政策滞后性所导致的问题被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前期政策的滞后性影响了后续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城镇低收入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并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这其中也不乏宏观政策滞后的原因。目前，对于城镇低收入群体我国政府已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三、企业发展状况方面

目前，在我国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职工所在企业的发展状况就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很多企业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落后等原因陷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这是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金融业、信息业以及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市场萎缩、资源枯竭、产品过时等原因而难以维系，因而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下岗。1996年至1999年全国在职职工人数大幅度下降的主体来自于传统的建筑业、采掘业和制造业三大产业。

第二，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社会有机构成的提高，致使失业人数增加。以煤炭行业为例，近几年，加快了技术素质的升级，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2001年已达到73.5%，而技术升级与进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百万富余人员下岗的过程。

第三，经营管理状况的影响。中国企业市场竞争力弱，有技术和设备落后、资金短缺等原因，但企业管理的落后是主要原因。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企业管理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管理方式和手段落后，管理思想和管理机制的落后，粗放管理，缺乏连续性、系统性。相当一部分企业正是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管理跟不上形势的快速变化，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在竞争中失败，使职工失业下岗并陷入生活困境。

四、低收入者个人情况方面

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形成除以上客观原因外，与低收入者个人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等主观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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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篇4

【关键词】飙涨;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存在问题;对策

近半年来,我国房市、股市飙涨:房屋销售面积迅速增长,房价快速飙升;全球股市亦在美股带动下一路盘升,衰退所造成的阴霾一扫而空,经济前景也俨然光明起来。但这只是虚象不能算真的复苏,而可能是新泡沫的到来。美元金融泡沫后各国印钞纾困的庞大金钱造成通胀预期而出现的投机潮。当前经济体系、生产与消费不振,失业及低度就业普遍,但另方面则是国际热钱更加泛滥,具有资产意义的股市房市、具有投机意义的期市汇市也变动幅度扩大。究其原因应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1.实体经济

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如农业、工业、商业与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对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非常重要,是财富的真正来源。

2.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的持有和运动,既包括股票、债券、外汇等传统金融资产又包括由金融创新所派生和组合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 这时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虚拟经济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高风险性。可分为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客观风险指从过去数据中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主观风险来自于人们对预期收益主观估计错误。此外,内部交易、庄家操纵、信息披露不真实等违法行为的存在,也会造成虚拟经济的高风险。二是寄生性。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它的寄生性表现在其运行周期大体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周期,但短期的背离是可能发生的。由于虚拟与实体两种经济系统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等,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在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已不可能脱离虚拟经济系统而运行。三是周期性。虚拟经济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出周期性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股票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和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向前推进的。虚拟经济总是处于膨胀、泡沫生成、泡沫破灭、紧缩或者崩溃这样一种循环运动中。

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3.1 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3.2 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无论是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其能够能够得到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

3.3 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一是均衡发展原则。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规模形成上、比例确定上、计划安排上,都应统一谋划相互兼顾。二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后者是主要现象,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

4.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4.1 虚拟经济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

虚火上升的表现: 第一,企业利润增长很快,但是企业的利润并不直接来自于主营业务或者说在利润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竞争力在下降。第二,资产价格膨胀速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目前的重要指标在于股票指数与房地产的价格指数增速远高于工业企业生产增速。深沪两地市盈率平均高达50倍以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国际贸易年增长率在5%左右,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增长率在25%左右,全球股票总价增加了2.5倍。北京房屋的租售比在200-300之间,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构成与国外相比,存在自有资金不足、过分依靠银行贷款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风险系在金融机构身上。目前全国房地产银行贷款依赖水平在50%左右,而部分大型城市开发商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已高于80%。银行风险同房价上涨成正比例增加,一旦房价较大幅度下降,地产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同时高房价成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障碍。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继续膨胀。

实体经济衰退的表现:一是就业减少,失业增加。二是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消费信心严重受挫,消费支出增长停滞,实际所得倒退,通缩日益严重。三是企业投资信心低沉,产业活动趋弱。

虚拟经济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会导致:一是社会两极化,也是富者越富,股市房市投机日盛;至于贫者越贫,所得倒退,就业情况恶化,通缩日益严重。二是企业会放弃实体,走向投机。热钱流入,虚拟经济持续升温,最后实体经济因缺乏技术创新而失去竞争力,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人民币贬值。三是实体经济在利用金融资本深化来追求规模效益的同时,开始放弃或者忽视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对收益的贡献。

4.2 税收政策:目前的税收制度对于实体经济的激励是负效应的,而对于虚拟经济则是正效应

中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2007年1-9月,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占整体税收比重的达到51%。流转税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特别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对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起到了抵消的作用。

对于虚拟经济来讲,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是鼓励的。没有对资产增值征税,物业税没有出台,就不能对房产增值征税。对于股票转让所得,虽然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对此所得要征收20%的所得税,但是没有开征。

5.存在问题的对策

5.1 平衡虚实

国家推出防范风险新规控制房市股市泡沫,使其温和回升而非大幅波动,增强大家的信心,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复苏:增加信贷用于基础建设产业换代升级并购,刺激旅游餐饮汽车房产等消费。

5.2 调整税收结构

考虑开征房产物业税、资产增值税,提高股票印花税、烟酒税等。

5.3 “危”“机”并存

如果不是此次金融危机,人们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虚拟经济不切实际发展带来的危险,更会迷信美国的金融体系、产品和美圆。而实体经济此时也可以冷静地进行反思调整。第一,并非所有行业都遇困,有些行业反而收益,如经济节能类市场:大娘水饺快餐、大润发超市、节能汽车电器、自助旅游省内旅游、淘宝网上消费等;第二,加快结构调整产业转型:这点深圳十年前就进行了,主动放弃污染大、附加值低的玩具制造、制衣行业,定位高端服务+现代制造+高新技术+深港一体化,拥有了华为、比亚迪、腾迅、深交所创业板等效益斐然的领先企业;第三,金融、汽车、石油等企业利用业内世界领先企业的困境,趁机并购,做大做强;第四,减持美元多元化外汇储备,探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立亚元、人民币自由流通等新方案。

总之,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的情况下,股市房价如此高涨,让人担忧,必须有所警惕。

参考文献

[1]笔锋.《全球两层经济暗藏新泡沫》.《亚洲周刊》,2009-8-9.

[2]潘妍妍.《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经济师》,2008年第01期.

[3]解琳英,杨彦臣.《试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今日科苑》,2008年16期.

篇5

论文摘要：“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属于完全货币化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却相当困难。中央政府的大力货币资助只是一种外部力量，未能通过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户本身的内因调动、激励其充分发挥自我力量，从而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工作。因此，结合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具体特点，探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困县为例，一方面，这些地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生存环境恶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大多为这种情况。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总量的25％左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特点，要在这些地区推行货币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货币化的以实物合作为主的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点，从而使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可能的发展路径有：

1．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为保障手段对穷人尤其重要。我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海拔高，自然环境复杂，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与利用效度，从而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户的保障作用失灵。在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土地资源丰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2．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劳务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部分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很低。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饮水不卫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部分农民的身体素质差方面；还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这样的“贫困——人口多+素质低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地区，现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仅起着外因作用，难以通过内因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流动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裕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因此，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担当起自己的服务角色，加强对国际劳务市场的调研，建立境外劳务信息网络，抢占先机，对外承包劳务市场，对内给予一定支持，建立劳务综合培训基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挑选出一批劳动力进行对口的职业技能强化培训。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劳务输出，就可以为国家赚得外汇，政府按其赚回外汇的多少，给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医疗支付补偿金，其标准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流^地政府也可依据合理的标准，对其家人进行—定的医疗支付补偿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解决“民工荒”的困境。这样，政府的外部力量不仅有利于通过内因长效激励流出地劳动力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素质和技术层次，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脱贫，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只能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外援方式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国外来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国家中有相当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社会资源也不丰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外部援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肯尼亚妇女的总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个降至1993年的514个。赞比亚利用外部援助，解决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仅1985—1993年，由援助而兴建的水井高达108眼，使2115万人从中受益。从国内来看，宁夏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相对贫乏的省区，但宁夏是在全国较早利用外援的省区之一，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1．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多样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时应遵循多样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认识建立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走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工程量很大。同时，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2．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又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还能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以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号召发展合作经济，容易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许这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3．政府应把发展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列为非营利性组织，利用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给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国国情，卫生资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应该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非营利性医疗组织的发展，政府应通过引导、调控和支持等方式，为其发展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标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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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农村信用社完善产权结构有巨大促进作用。

农村信用社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普遍建立了以私人企业股权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解决了长期以来产权不明、责权不清的问题。同时，鼓励员工持有股权，使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员工关注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普遍增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肯定，对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完善混合所有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将是巨大的促进。

（二）国家对普惠制金融发展的重视，为农村信用社发展提供巨大机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展普惠制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的层次和产品，这既对农村信用社加快发展、改善服务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江西省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支持中小微企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为特色，率先在全国力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下岗再就业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林权抵押贷款，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信用共同体，解决弱势群体授信中的抵质押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多年来，江西农村信用社以占全省金融系统18%左右的资金来源，发放了2/3左右的涉农贷款、再就业贷款和1/3以上的小微企业贷款，成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服务县域经济的主力银行。我们深切体会到，发展普惠制金融、服务弱势群体，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着力于解决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着力于为农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增长机会，这些都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利好和大有作为的方向。

（三）国家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的大思路，有利于全面提升农村信用社市场竞争力。

持续改革创新是农村信用社竞争力的源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建立存款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这些都揭示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有实施金融开放，让市场决定货币的价格和汇率，才能真正发挥好金融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应有作用。在市场经济中，货币运动的本质是商品和要素的运动，只有让市场决定利率，才能把资金引向效益好、效率高的方向；只有实行在开放条件下的浮动汇率，才能真正表达一国货币的购买力并使外币的供求与开放型经济的贸易和投资需求一致，资源配置就不会扭曲。应对金融改革的新形势，农村信用社应加快转型步伐，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客户服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从机制、体制、产品、服务和业务手段等方面，加快迈向现代银行的步伐。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四）国家重视政府职能转换，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构建良性政银企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十分强调解决政府的错位和不到位问题，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下新型的政银企关系。建立政银企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农村信用社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这些年，江西农村信用社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成为实现县域发展战略的重要金融手段，日益感受到政府职能转换对金融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角色应弥补市场的不足，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资源的配置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和优良环境的维护者，使金融企业处于更有效的发展环境之中。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诚信经济，金融产品和服务都是跨时空的价值转移，需要法制和诚信来保证。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企业自主竞争。政府致力于打造统一的资产登记制度，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将改善金融生存的环境。

（五）国家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农村信用社优化资产结构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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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价格低廉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一是在消费方面，我们知道，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收入是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购买力较低，消费率就较低，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消费率偏低，会使快速增长的投资最终失去需求支撑，以至造成经济火衡。一般地，投资增加会带来生产能力增加，但如果最终消费没有相应提高，必然导致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卜降、银行呆坏账增多等经济失衡现象。

二是在产业结构方面，一般地，在产业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工资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资水平及其在分配上的差异，及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不同，使需求结构呈现山多样性，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在适应需求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升级。显然，工资水平低，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

二是在收入差距方面，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距一般以基尼系数为指标，基尼系数越人，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由于低收入者一般是普通劳工，他们以低报：资作为其唯一收入来源，而高收入者特别是企业主却可以从持续的低―卜资中不断积累财富，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局面。毫无疑问，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这就不仅是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四是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竞争力方面，一般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因此，要谋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廉价这一要素禀赋基础之上。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一种现象，即如果一个国家是以劳力的超低价来刺激出口，那么出口越多，出口国的生产者得到的收益反而越少，这个山口国也就会越贫穷。这就是所谓“贫困化的贸易增长”理论所告诫我们的。

五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与工资水平偏低有着密切的联系。工资水平偏低，会给社会保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和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二个层面上：首先，厂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未来财政负担的压力：其次，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个人保障的压力；另外，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全社会压力。六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方面，一般地，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主要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且一般工资水平达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十地迁移到城市中谋求新职业。但根据刘易斯的估计，外山农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高出人约30％以上，农民才会迁移城市，而当工资水平较低时，处于消极保护自己权利和理性考虑，农民工会返回农村，这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会受到影响。

上述这些影响，我们已从2004年发生的“民工荒”现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工不仅工资水平低，生活水平低：而且，他们还难以融入当地朴会，难以融入工业化进程之中，跟城里人仍然是“两张皮”的关系，被市场所分割。这止是中国劳动力廉价之危。

二、劳动力价格低廉产生的原冈

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或工资水平较低有其客观原因，首先，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水平很低，这种情况客观上使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其次，中国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等各种矛盾十分突出。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当传统行业卜岗失业人员急剧增加后，许多人再就业困难。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对城镇低收入家庭普遍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地还实行了最低工资制。这种状况也使得工资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成为可能。另外，劳动力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投入低，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不足。这也使得卜资水平只能处于较低水平上。

除上述客观原冈外，中国工资水平较低还有着其他原冈。

首先，高积累政策是导致工资水平长期偏低的主要原闪。五十年代，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考虑，政府实行优先发展重：卜业的战略。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丁业所需资金，一方面，在城市，政府实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低物价、低工资、低消费政策以加大积累；另一方面，在农村，国家通过建立城乡分割体制，严格控制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工业品利农业品的巨人“剪刀差”，以从巨大的农业人口获得的剩余来发展工业。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国工资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低工资政策仍然没有多人改变。

其次，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是导致工资水平偏低的义一个主要原冈。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受二元经济结构以及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和社会性冈素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呈现山断裂和分割的状态。一方面，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看，市场在决定：工资水平方面的作用还受到限制，以至全社会不能形成均衡的工资：另一方面，在普通劳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里，劳动力供求双方权利和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使得普通劳工的工资受到歧视和压制，以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三、解决现阶段我国工资水平偏低的几点建议

显然，改革目前的低工资制度，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当前的必然的选择。那么，我国的工资应如何改革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呢?

首先，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应由劳动力市场来确定。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劳动力价格真正得以体现。为此，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契合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满足各层次人员的需求，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止常合理流动。通过市场作用，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价格真止得到体现，并以此推动就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就业增长，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分配必须与生产相联系，适应生产的要求，反映生产的规模。这里，一方面，从宏观看，我国工资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另一方面，从微观看，企业资本通过低：厂资已快速积累起来，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社会分配上应相应地提高工资水平。况且，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商品范围还比较小，市场发育不全。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冈之一，就是低：工资制。因此，为促进我国市场的发育，应提高居民的下资水平。

篇8

[关键词] 绝对地租 土地所有权 房价

在房地产业中,由于建筑产品是与土地紧密依存的,它的利润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建筑产品的一般利润,二是作为对土地投资所获得的地租收入。同时投入不同地块的等量资本具有不同生产率所产生的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是级差地租的一种形式。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超额利润其原因有二:一是土地的肥力差别,二是土地位置的差别。因此,拉动房价日高的,并不是房屋造价而是地价――土地使用的价格,即地租。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绝对地租主要以土地使用金的方式出现。据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的土地市场在争议中完美收官,“地王”频现、国企拿地、房企囤地等成为争议的焦点,开发企业、地方政府、银行成为土地市场“铁三角”。土地出让金是这一现象最直接的反应。杭州、上海、北京等7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同比大幅增加。“地王”频现、价格上涨成为土地出让金最大的推手。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同比08年增加140%,同比“疯狂”的07年增加49%。其中,杭州(包括余杭、萧山)土地出让金高达1054亿元,位居全国第一,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政府的收入在土地财政的带动下增长迅速,但如此高额的土地转让金却被转嫁到房产消费者的身上,是购房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枷锁,也加深了银行的财务风险,若任由其发展下去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绝对地租

城市土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城市地租则是调节城市土地合理使用的经济杠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绝对地租的产生进行了论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绝对地租时,科学地揭示了绝对地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使土地所有者能够以土地所有者资格要求地租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恰当表现,是绝对地租”。土地所有权本身就包含了产生绝对地租的可能性,绝对地租的存在必须以土地所有权作前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于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地租,都是以土地所有权存在为前提的,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或土地所有者产权,使用土地就不能不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绝对地租,而“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单纯结果来说,地租是垄断价格”,凡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地租作为它的“单纯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绝对地租的产生除了必须有土地所有权外,还要有土地所有权同使用权的分离。如果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结合在一起,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使用者,那么他就可以把资本投在土地上而不付地租。“在地租全然消灭的场合,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对他来说,土地所有权不会构成对他的投资的限制”,也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取消、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所以也就不存在绝对地租这一经济范畴了。因此,绝对地租的产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以“执行职能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作为前提”。在分离的状态下,土地使用者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必须向土地所在者支付一定的经济代价,也就是说,土地所有者手中便享有特权,使其“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

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的存在需要四个前提:(1)土地所有权的存在;(2)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3)土地使用权商品化;(4)市场经济。我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国城市土地具备产生绝对地租的所有权前提。我国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不仅与使用权可以依法分离,而且土地使用权可依法出让,因此,我国城市土地具备产生绝对地租的第二个必要条件。199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为我国城市土地使用权商品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绝对地租存在的客观经济前提。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城市土地完全具备绝对地租存在的四个前提,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土地存在绝对地租。

二、马克思绝对地租理论的实践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和利益主体争夺的焦点,房价已经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大问题。因此,要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为指导,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调整好各类士地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土地利益分配问题,以合理调控房价,建立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防止由于富者、强者在土地使用权层面过分集中从而导致的土地私人垄断;防止房地产过分投机从而导致的地价、房价暴涨,剥夺人民群众的“生命维持和发展权利”。以实现群众的购房愿望,以保障贫者、弱者也可以享有基本的居住权利。为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应按照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明确土地资本及其收益的真正主体,有效控制地方政府附着于国有土地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的非理。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国有土地出让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按照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明确各级政府只是在代表全民占有土地,具体行使土地转让过程中的相关权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不能够再享有了独立于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不能违法控制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因此,必须规范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的职责和权限,建立科学的土地开发建设规划和公开、透明的土地出让管理制度,公开收支,切断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谋取的私利渠道,并由法定机关和人民群众对其予以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国家获得合理的土地收益,防止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非理。

第二、实现城乡土地经营的集约化和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深化土地产权改革,促进土地产权市场化。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外皆归集体所有。”表面上似乎确定了土地的产权主体,但由于实际上产权主体不明晰,因此,在土地所有权实现形式――地租的征收上还普遍存在权利和责任不明确问题。并且长期以来,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认识不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要求。由于土地产权的缺失以及人们土地权利意识淡薄,因此导致了对土地经营者的监督缺位,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经营权侵占所有权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如土地无偿使用、低付费使用、随意出租、恶意使用等行为。因此,在土地资源管理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绝对地租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土地资源的产权改革,避免因为产权所有者不到位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应该积极促进城乡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构建和完善促进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为土地所有权的顺利实现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操作平台。

第三,建立合理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制度.使归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收益真正惠及每一个公民。依照理论,无论土地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市政基础没施建设和城市公益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都是城市建筑地基产生高昂地租的重要原因。而市民对市政幕础设施和城市公益设施的分享,便构成了政府或以土地出让金的主要使用形式。因此,政府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除开成本后的纯收入,一方面应用于满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没施建设,另一方面应从土地出让收益中固定提取相应比例用于廉租房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由政府承担起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存权利的责任,使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达15000亿元,杭州居全国第一”.搜房网(fdc.省略/news/2010-01-07/3013338.htm).2010年9月30日访问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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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权利金;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

Abstract: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current tax system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China. That have affect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ate’s ownership of resources thorough economy, and Weakened the regulative action of grading income and th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Moreover have hinder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Oil-gas field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Foreign majo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have carried out the royalty system for the oil gas resources universally,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Enhanc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oil-gas field enterprise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tax system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we Suggest using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for reference and uniting oil and gas resources taxes, uniformly collecting the royalty.

Keywords: royalty; resource rent tax; mineral resource compensation

油气资源不同于其他矿产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重要元素,我国实行的是矿产资源税费并存的制度,凭借所有权向开采海上石油和中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征收矿区使用费,其他油气田企业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凭借政治权利向油气田企业征收资源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油气资源与国际的逐渐接轨,现行的油气资源税费政策与国外的权利金制度有一定的差距,建议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为权利金,建立油气资源权利金制度。

1 国外权利金制度

权利金(Royalty)是矿业权人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矿产资源而支付的赔偿[1],它是一种财产性收费,即不论赢利与否,均需向资源所有者缴纳权利金,是资源所有者经济权利的体现,其反应的是绝对地租的概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权利金制度,也有称之为 “矿业税”、“采矿税”、“采掘税”、“地下资源利用付费”、“采矿特许权税”等,但其含义大体相同。它最早产生于二战前和殖民地时期,经过长期的改革和调整,权利金制度不断完善,在一些国家,为了鼓励尽最大数量地开采油气资源,防止油气田企业采富弃贫,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级差地租的概念,即根据油气区块内在质量差异而按不同的比率征收权利金。权利金制度已成为油气资源勘查开发过程中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惯例。权利金的收入,在许多矿业大国中,构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1权利金的征收方式

大多数国家石油、天然气采用从价计征或从量计征的方式征收权利金,从价权利金是指按照生产或采出的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征收一定比例的费用;从量权利金是指按照生产或采出的石油、天然气的数量征收。也有国家的权利金与利润挂钩,与投资收益挂钩,征收方式趋于多样化[2]。例如,加拿大部分省所规定缴纳的采矿税,实质上是按利润征收的权利金。

1.2权利金费率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矿业政策以及国际通行的惯例不同,各国权利金费率各不相同,大多数国家的石油、天然气权利金费率在10%-20%之间。许多国家在调整矿业权制度时充分考虑了不同资源地的生产条件、品位、质量、规模等因素,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如美国1996年2月8日宣布调整重油权利金征收比例的条例以及减少边际天然气的权利金的提案。规定对于加权平均API度为6的重油仅征收 0.6%的权利金 ,而对于API度为20的轻质原油征收12.5%的权利金。同时,对边际天然气田的权利金实行减免。

部分国家油气权利金费率[3]

国家 美国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法国 挪威 沙特阿拉伯 委内瑞拉

内陆 外海

权利金

费率 12.5% 16.7% 10% 12.5% 8%-20% 8%-20% 20% 1%-16.7%

1.3权利金的征管

由于权利金专业性强,由税务部门征收成本比较高,因此大多数国家的权利金由矿政管理部门征收。但征收级别各不相同:例如,美国分别按土地隶属关系归由联邦、州政府征收;加拿大、澳大利亚由联邦政府征收;巴西由联邦政府征收;印度由联邦征收。这些权利金进入国家财政,在财政专立账户建立鼓励油气资源勘察、开发和保护环境的基金以及作为一般用途。

2 油气田企业资源税费存在的问题

2.1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资源税是以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解资源的级差收入,按照“普遍征收,级差调解”的原则而征收的一种税。现行资源税是1994年开始施行的第二代资源税,与第一代资源税相比,改革后的资源税不再按超额利润征税,而是按照销售量征税,考虑到资源条件优劣的差别,对各个矿区实行一矿一率。然而现行的资源税制在施行中暴露出与油气田企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

(1)资源税定义为财产性收益不够准确。我国现行资源税的定义是国家财产收益,《矿产资源法》第5条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这种定义混淆了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混淆了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征税,凭借所有权征费的界限。既然资源税属于财产性收益,理应归中央所有,但却划为地方税,这与资源国家所有相矛盾。

(2) 对油气资源的差别性考虑不够[4]。考虑到不同油气田资源条件优劣的差别,对油气田企 业资源税设置了原油8-30元/吨,天然气2-15元/千立方米的税率区间。鉴于近年来油气价格的不断上涨,国家税务局于2005年7月1日初次调整了油气资源税费率,原油调整至14-30元/吨,天然气提高到7-15元/立方千米。由于油气田开采不同时期其地质条件、开采难度、资源丰度不同,油气田产量有一个由递增到递减的过程,而资源税费率一成不变,导致油气田企业在稳产期获得超额利润,在开发后期,随着所获收益的降低,提前废弃油田,导致资源的浪费。资源税率应该按照油田开采不同时期设立不同的标准,保证油田企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现行资源税没有按油田区块划分税率。即使同一油田也有资源丰度高的区块,有资源丰度低的区块,相互之间级差收入相当悬殊,不同油田之间地质构造、资源丰度相似的区块在征收资源税方面却相当悬殊,从而导致对资源丰度不均进行级差调节作用失效。

(3)资源税从量计征不够合理。资源税征收理论上应该体现公平的原则,由于不同的油气田因储量、井深、原油性质等资源条件的不同,经济效益存在差异。第二代资源税采用从量计征,即不论盈利与否,盈利多少,都按照矿产品销售(自用)原矿产量的一定标准固定征收,与资源是否存在级差收益无关。而且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过低的资源税率使级差收益基本流入到企业,显示不出资源税调节级差收益的职能。资源税从量征收,容易造成采富弃贫,不利于油气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而且反映不出资源市场价格的变化,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矿业税收向递增税制发展的趋势。

2.2矿产资源补偿费存在的问题

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是我国矿产资源有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开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并以此保证国家资源性资产权益的实现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油气田企业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存在的问题如下:

(1)补偿费费率过低。矿产资源补偿费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高低反映的是资源供求的平衡关系,资源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也要遵循供求平衡决定市场价格的基本规则。对于石油资源来说,我国资源补偿费费率低,不足以反映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性质上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相对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权利金,而且起步费率较低,仅为1%,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低。

(2)矿产资源补偿费名不副实。石油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它的消耗要得到相应的补偿,矿产资源补偿费起初的征收目的是为了补充地质勘探经费的不足,保证矿业经济及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继续运行。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实质上是在矿产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前提下,国家凭借矿产资源所有权地位向开发使用矿产资源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相应费用的行为,从而保证其所有者权益的实现。我国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形成并初步发展起来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其收入应上缴国家,归全民所有,但《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10条却表明资源补偿费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3)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有关规定油气资源不适用。首先,《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中有关减免税的情况都是涉及固体矿,在开采油气资源时,由于存在低丰度、低渗透、低产能的油气区块,导致石油企业开采利润的减少,油气开采企业无法依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申请减免。其次,补偿费的计算公式不适合油气资源。矿产资源补偿费计算公式为:矿产资源补偿费金额=矿产品销售收入×补偿费率×开采回采系数。其中,“开采回采系数”适用于固体矿藏,而石油、天然气属于流体矿藏,开采时是利用地层压力将其从孔隙中抽出,每一个油气开发单元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开发到废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样,在这段期间内是无法准确算出其开采回采系数的[4]。

(4)矿产资源补偿费管理体制不合理。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当是国家凭借所有人的身份向资源的使用者征收的,理应由代表所有者利益的政府矿业主管部门征收。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有一批市(地)、县(市)级地矿行政机构没有进入政府序列,经费没有进入地方财政,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靠自收自支解决,有的地矿行政机构过度膨胀,经费过高,存在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截留挪用的现象。

3 实施权利金制度的必要性

鉴于油气资源税费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统一实行权利金制度。其必要性表现为:

(1)实行权利金制度是维护国家资源性资产权益的需要。权利金属于财产性收益,国家作为所有者让渡了油气资源的使用权,作为资源的开采者,无论盈利与否,只要开采了国家的油气资源,均须向国家付费。另外,随着国内石油大企业的海外上市,油气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超额收益越来越多的流入到国外投资者手中。摒弃旧的资源税制,建立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利益的权利金制度刻不容缓。

(2)实行权利金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国外主要产油国或地区对矿产资源实行权利金制度,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参与竞争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实行权利金制度容易被国外石油公司所接受,促进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市场的对外开放。

(3)实行权利金制度是规范资源税费制度的需要。我国现行的资源税费体系不仅很难适应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需要,而且税费并存导致税费之间调节作用和效力不协调,还有重复征税的嫌疑。不合理的税制加大处于开采后期的油气田企业负担,影响企业的发展。

(4)实行权利金制度是有效调节油气资源合理开发的需要。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是对油气资源的实际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课税,这样就客观的鼓励了资源的过度开采,致使滥采富矿和采富弃贫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合理的权利金制度,使企业尽量充分开发油气资源,提高油气田企业的总收益。

4 实施权利金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1)权利金费率的确定。鉴于目前油气资源税费过低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权利金费率应高于现行资源税费之和,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费率的制定应具有灵活性,能够反应油气价格的变动,同时为了起到级差调节的作用,建议采用滑动税率。适当的权利金费率可促使油气田企业合理充分的开发资源,避免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造成资源浪费,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2)权利金的征管部门。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分别由矿业主管管部门和税政部门征收,实行权利金制度后,将由代表所有者国家利益的政府矿业主管部门征收,上缴财政。由于权利金征收的专业性强,这就要求,矿政部门的征收工作与矿业权管理相结合,提高效率,税政部门放权后,做好善后工作。

(3)权利金的使用方向。建议权利金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平衡中央与地方在油气资源收益上的利益关系。考虑到国家具有资源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国家财政应把部分权利金用于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以及资源保护,保证油气田企业可持续发展。划归地方的权利金主要应用于补偿油气资源开发对地方环境的破坏,另外地方政府可用来发展本地经济,促进资源地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4)权利金的优惠措施。为了鼓励资源条件差、处于开发中后期的油气田、边际油田等低收益或高风险油田的勘探开发活动,促进油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权利金的设计上要给予一定的优惠,对上述油气田企业权利金的征收上采取减征或免征。

参考文献:

[1] 马伟. 国外矿业税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税务研究, 2006 年第7 期.

[2] 宋 梅,王立杰,张彦平.我国矿业税费制度改革的国际比较及建议.中国矿业, 2006.2,第15卷第2期.

篇10

关键词：公平；效率；国有企业改革

一、国有企业概述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经历了将近30年，自90年代中期开始飞速进行，国有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框架下不断的深化改革，国有企业退出通道开始打通、职工流动机制初步形成、"企业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融资渠道逐渐转向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国有经济和企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啊，但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例如国有资产的流失，在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公司董事长顾雏军以七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在这次演讲和随后的文章中，郎咸平教授把国企产权改革称为"国退民进"的行动，对国有企业产权改，特别是MBO( 管理层收购，这里指国有企业经营者收购本企业)提出强烈批评,还有就是大批国有企业工人在改革中下岗以及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行为，导致效率下降等问题。因此国内学者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其基本目标首先是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同时市场机制也能够大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从共同体原则向市场规则转变时还有一个"起点公平"的问题[1]。

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十分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争论不一，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只有效率优先，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兼顾公平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

第二、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效率与公平不是简单替代或对立。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坚持效率优先，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才能为公平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总体上体现了公平。效率与公平之间根本是统一、一致的。

第三、公平与效率并重。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强调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内在地要求在追求效率、追求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公平。

第四、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论。从分配公平的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首先要体现公平。只有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公平的基础上，通过激发群众积极性，提高效率。

第五、效率优先，增进公平。认为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既宣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取向，又鲜明地以因果关系把"效率优先"和"增进公平"二者联系在一起，不仅看到市场经济的缺陷，承认经济发展中会有差距，而且表明要靠提高效率来"增进公平"，缩小差距。没有效率优先，不用市场竞争机制来发展经济，不把"蛋糕"做大，则"增进公平就成为无源之水，增进公平应是效率优先的目的和归宿。

三、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在国有经济与企业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导致了效率与公平无法很好的达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顾此失彼现象时有发生。

第一、职工持股制： 关注公平而非流失

国企产权改革中的确存在"压低产权价格、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但是对这类现象的广泛关注和抗议实质不在于国有资产在改制中的流失，而在于国有资产的分配不公。尽管所谓国有资产的"贱卖"被普遍归人国有资产流失的范畴， 但它与国有经济部门中因所有者缺位而无处不在的资产滥用和浪费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资产的滥用和浪费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净损失，而国有资产在转让中的" 贱卖"并未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和浪费，只是改变了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 不患贫而患不均"。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国企改革目前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国有资产在改制中是否发生了流失， 而是这种改制过程中所发生的财富再分配是否公平。认清这一本质，我们就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改制过程的公平上。只有公平得以实现，企业的效益才会与社会效益一致，才能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才能保证企业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在几家成功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考察，也映证了这一观点[3]。

第二、国企治理中的效率问题

在职工参与度不高的情况下，或者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在改制之初， 职工持股无疑是一种较为适合的改制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和最理想的。很多国有企业在改制后面临决策权分散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并股的方式把原来分散的股权相对集中，从而很好的解决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明晰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建立健全公司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成为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

对于改革中碰到的效率不高，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现象，要公平与效率并重，让市场来选择，以市场为主导，兼顾公平与效率。

MBO过程中要兼顾各方面利益。首先，国有股的收购价格一般由代表国有资产的地方政府与管理层双方谈判形成，定价透明度很低，就难保其中不发生串谋行为。所以必须提高透明度，让定价过程受公众的监督。其次，由于作为收购者的管理者和作为出让者的股东各自所处的地位及专业程度的限制，很难确定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因此就需要聘请具有专业水准及资格的中介评估机构。要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合法、公正的评估。这样形成的价格才更有说服力[4]。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更应该遵循效率原则，改革的方向要与市场经济的总体改革方向相一致，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激活传统体制内被束缚的生产力，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首先要释放的社会生产力 而不能当成包袱放在社会保险机构中去，改革的方案要能够激励一切有劳动能力者自立并积极枣与竞争。首先要区别国企职工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两重身份，对于解除国家与国企职工的劳动关系，国家所要给予的补偿是付清所有社会保险费和给予一次性辞退费；而国家对于国企职工所有者身份变化的补偿可以是社会保障形式的补偿，也可以是现金或房产产权、股权权益形式的补偿。这样使原国企职工既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也可以达到国家控股企业的效率原则。

参考文献：

[1]沈晓梅.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J].经济师,2001(12)

[2]张艺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宏观背景分析.[J].兰州学刊,2008(11)

[3]郑卒，钟穗丽.公平与效率：从股份合作制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J].世界经济文汇，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