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非遗文化方案十篇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1

很久以前，云南阿着底地方有个彝族姑娘名叫阿诗玛，她聪颖美丽，与青年阿黑相爱。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支，心存歹念，强行劫走了她。为救阿诗玛，阿黑历尽千辛万苦，两人终于团圆。但归途中遭阿支暗算，洪水滔滔，淹没了阿诗玛。尽管阿黑声嘶力竭地呼唤她的名字，但她已化作一座巍峨的石像，千百年来，翘首以待，等待阿黑哥的到来。

这就是撒尼人民口头传唱至今的《阿诗玛》的故事。不久前，当本刊记者来到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小石林，见到矗立在那里的阿诗玛石。正值夕阳西下，她矗立如斯，悠长的身影倒映湖中，平添几许落寞。

2006年5月20日，阿诗玛传说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名录。然而，对于它的保护目前面临困境。

《阿诗玛》是唱出来的，以往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尽管现在《阿诗玛》有了许多整理文本，但代替不了民间艺人的撒尼月琴弹唱，随着会唱《阿诗玛》的民间艺人的衰老和去世，《阿诗玛》面临后继乏人的境地。

“现在能完整唱出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只能唱几句。”在石林做导游的罗支司帕告诉本刊记者。

不仅是《阿诗玛》，云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面临着“非遗”保护的多重挑战。

视角一

失落中的“非遗”

西双版纳一个展示傣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寨。几个傣族“老咪陶”（大妈）正在织布机上织着一种锦。她们手脚并用，动作颇为协调。在她们的面前及身后，挂着已经织好的五彩织锦。

这种锦名为傣锦，即傣族织锦，是傣族人民原始的劳动产物，是傣族造型艺术最早的表达方式之一。丰富多彩的傣锦编织图案，在傣族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位置。2008年傣族织锦技术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部级“非遗”保护名录。

傣锦图案设计是通过熟练的纺织技巧创造出来的，多是单色面，用纬线起花，对花纹的组织非常严谨，织造时傣族妇女将花纹组织用一根根细绳系在“纹板”（花本）上，用手挡脚蹬的动作使经线形成上下两层后开始投纬，如此反复循环便可织成漂亮的傣锦。设计一幅傣锦，需几百乃至上千根细绳在“纹板”上表现出来，倘若结错一根细线，就会使整幅傣锦图案错乱，可见工艺要求极严。

然而，在现代纺织业的冲击之下，有着悠久历史的、全手工制作的傣锦面临着失传的压力。

“我12岁开始学织锦，我们村现在只有很少的人会织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因为太难了。”正在织锦的“老咪陶”咪罕付告诉本刊记者。

而在她附近，一个乐队正在唱着—支歌。乐队有4人，两位“老咪陶”主唱，两位“老波陶”（大叔）则负责拉乐器。抑扬顿挫的演唱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虽然演唱的语言听不懂，但游客认为那里面一定有着很多故事。

她们演唱的正是“章哈”，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这是傣族传统的曲艺唱曲形式。章哈既是歌手称谓，也是作为曲艺表演形式的曲种名称。在西双版纳，傣族群众每逢民间的重大活动，如贺新房、结婚、庆丰收、小孩满月、节庆等都要请章哈歌手演唱。

“老咪陶”玉用每天从家里来到这个展示区工作，她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然而，据了解，随着老一辈“章哈”歌手相继离世，加之傣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各种外来的艺术和娱乐形式涌入傣族地区，傣族民间听“章哈”的风俗已远不及以往。

乐队旁边的一位“老咪陶”正在制作一种陶器。生产一个陶器，要经过春土、筛土、拌沙、渗水、安装转盘、制坯、打坯、干燥等若干环节。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是，这种手工制陶技术由妇女世代相承。

这就是慢轮制陶术，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慢轮陶品的表面均用有纹的木拍拍打出印纹，这与南方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器相一致。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多次对傣族制陶进行专门调查，认为傣族传统制陶是我国原始陶艺的代表，是解开中国新石器时代烧陶之谜的钥匙。

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习和从事这种制陶技艺的人越来越少。据悉，在西双版纳，只有少数村寨的几户人家还会制作陶器，原始制陶术已处于即将消亡的状态。

视角二

“非遗”保护在路上

在昆明，高级工艺美术师金永才面对着辛苦制作的“乌铜走银”作品，满怀感慨。“‘乌铜走银’技艺的传承走过了一段颇为曲折的道路。”

在中国工艺美术界，云南“乌铜走银”曾与北京景泰蓝齐名，并称“天下铜艺双绝”。2011年6月，“乌铜走银”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乌铜走银是云南一种独特的铜制纯手工工艺，始创于清雍正年间的云南石屏县，距今已有280多年历史，它以乌铜为胎，在胎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然后籽纯银（或金）熔化后走入花纹图案的刻痕中，利用高温和化学处理使银（或金）与铜融为一体，再经过冷却、打磨、抛光、捂黑等技术处理后，底铜自然变为乌黑，透出银（或金）纹图案，呈现出黑白（或黑黄）分明的装饰效果，其制作出来的花瓶、香炉、文房四宝、酒器、茶器等色彩古色古香、典雅别致。因一般多以走银为主，故称“乌铜走银”。

据昆明乌铜走银传习馆馆长助理张忆介绍，“乌铜走银”工艺源于清雍正年间（1722-1735年）云南石屏县一名匠师岳富的偶然灵感。然而，此后命运多舛。它既有高在云端的巅峰时刻，亦有步入没落的辛酸历史。这种“传男不传女”的技艺，历经风雨，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竟然只剩下一位传承人——李加汝。1982年，金永才正式拜师于李加汝门下学习乌铜走银制作工艺。就这样，绝技才得以传承。

近年来，随着政府保护“非遗”的力度增强，“乌铜走银”焕发了新的生机，多次摘取省级和部级工艺美术精品评选大奖。

为了让这一技艺发扬光大，2010年8月18日，金永才创办了乌铜走银工艺馆和乌铜走银传习馆，并打破了传统的传承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学员传授乌铜走银制作工艺，培养后备人才。

“乌铜走银”是幸运的，它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春。然而，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在翘首期盼更多的关注。

评说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此前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讲座”上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创造并与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传承为主要形式，是活的遗产。它既是前辈留下的文化财富，又鲜活地扎根、活跃于民众之中，它不仅是过去，更是现在和未来，在当前社会中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2

一、总体工作目标

到12月底，全市14个传承基地全部达到《*市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创建标准》，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对列入*市第一批、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逐步建立相应的传承基地。

二、具体工作步骤

1、制订实施计划（9月20日前完成）。各传承基地根据各自特色，制订详细、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包括落实组织机构，指定专人负责；组建传承队伍，落实辅导老师；建设传承阵地，添置活动器具；制订活动计划，丰富传承载体，明确近期和长远的传承活动形式；将“非遗”传承（教学）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和每周课程安排等。

2、组建传承队伍（9月底前完成）。根据创建标准，帮助确定一名以上辅导培训教师。可视各校特色，以组建学生社团的形式落实传承队伍，形成一支人数不少于20人、活动经常的“非遗”传承队伍，在队伍的学生配备上应考虑延续性。

3、建设传承阵地（9月底前完成）。根据创建标准，帮助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阵地，各校可视传承基地的特色，分三块内容布置：图片或文字资料的展示（主要指静态的如白马湖文化、民间故事、梁祝传说等），实物器具的展示（主要指动态的如高跷、*吹打、狴犴龙舞、五香干制作技艺等），作品的展示（主要指动静态结合的如根雕技艺、玉雕技艺、*剪纸、倪元璐书法艺术、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等）。有条件的要设立民俗馆（厅、室、廊），以进一步丰富传承阵地的内容。

4、组织展示活动（12月底前）。各校在制订计划、组建队伍的基础上，设计一定的活动载体，经常性组织、开展活动，展示传承基地的特色。

5、编写校本教材（12月底前）。各校组织教师或聘请校外文艺骨干编写具有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

6、后续传承活动。

（1）下半年要开展“老少牵手守护精神家园”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主要包括民间老艺人走进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讲、辅导培训活动；中小学生走近民间老艺人、服务老艺人的志愿者行动，向老艺人拜师学艺活动。

（2）下半年开展全市中小学生讲*民间故事比赛；开展传承基地学生民间技艺大比武等活动。

（3）在其它文化活动中创设各种载体，鼓励学校开展多种“非遗”成果展示。

7、注重档案建设。各校要将活动计划、人员队伍名单、活动资料、校本教材等进行收集归档，建立完整的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档案。

三、主要工作措施

1、建立工作联系制度。由市文化馆指定一定的人员分片负责，通过下基层进学校指导帮助学校开展传承基地的创建工作。“非遗进校园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具体分工：

陈明负责小越镇中（倪元璐书法艺术传承基地）、小越镇小（民间剪纸传承基地）、春晖中学（白马湖文化传承基地）、驿亭镇小（白马湖文化传承基地）、谢塘镇中（五香干制作技艺传承基地）；

柯妮赛负责实验中学（民间故事传承基地）、丰惠镇小（梁祝传说传承基地）、东关小学（玉雕技艺传承基地）、清潭小学（根雕技艺传承基地）、下管镇小（高跷传承基地）；

陈四海负责上浦镇中(狴犴龙舞、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基地)、华维文澜小学（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基地）、滨江中学（*吹打传承基地）、崧厦镇小（*吹打传承基地）。

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普教科要与文广新局相关职能科室保持经常的联系与沟通，共同指导学校开展传承基地创建及传承活动。

3、实施一定的经济激励政策。在传承基地创建过程中，对设立民俗馆（厅、室、廊）、编写校本教材、传承活动丰富的学校，将采取一定的经济奖励政策，鼓励学校以多种形式开展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具体考核奖励如下：

（1）申报“非遗”传承基地成功的学校必须建有“非遗”活动室，设立民俗馆（厅、室、廊），“非遗”陈列实物丰富，布置合理科学，资料齐全，面积在30㎡——50㎡的奖5000元；51㎡—100㎡的奖8000元；100㎡以上的奖10000元。

（2）鼓励学校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在08年12月底前编写完成，列入学校正常教学计划并实施的学校，视编写质量给予每项目3000－10000元的奖励。

（3）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先进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学校，视情给予1—3万元奖励（每年评定一次，在每年的“非遗日”予以奖励）。标准如下：

①组织年度“非遗”传承（教学）大型活动2次以上，并具有较大影响。

②有详细的教育培训计划，每月至少开展教育培训活动2次以上。

③创新传承方法与载体，其做法被省“非遗办”肯定并推广。

④设立民俗馆（厅、室、廊），面积在200㎡以上，形式多样，陈列品丰富，*市级及以上领导莅临视察或经由市文广局推荐市外单位参观取经的。

⑤传承队伍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非遗”展示活动并获奖。

⑥建有一支人数不少于20人，活动经常的“非遗”传承队伍。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3

（一）“活态化”豫剧博物馆介绍

博物馆是一个地区文化底蕴的体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与人民文化意识的提高，博物馆产业也在不断发展。豫剧是河南省影响深远的剧种，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发展，大量外来元素渗入我国，这意味着我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一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建立“豫剧博物馆”来传承非物质文化。“活态化”豫剧博物馆不同于传统的博物馆，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是一种静态的方式来展现。而豫剧作为一种动态的艺术，它需要借助行动来展示。因此，对豫剧更好的传承，需要建立“活态化”豫剧博物馆来展示。

（二）建设非遗“活态化”豫剧博物馆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多元化的加快，目前，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逐渐淡忘传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剧种知之甚少。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然而，据调查，青少年对豫剧艺术，甚至对本土文化极其不了解。当前是互联网信息时代，很多青少年宁愿将自己的大把时间放在手机、电脑、互联网等虚拟世界中，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程度不够普及。面临这一趋势，非物质文化豫剧博物馆作为集收藏、教育、科研三大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机构，有义务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工作，保护好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增加民族自豪感，得以将豫剧艺术发扬光大。

二、非遗豫剧博物馆教育传承初探

（一）河南大学入选国家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基地

2016年11月，河南大?W申报的“豫剧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基地”项目成功获批。河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学府，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据资料记载，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誉为“现代豫剧之父”的校友樊粹庭就致力于豫剧改革，他主张“破除陈桂，改良语句”，带动了豫剧的发展。由此为河南大学豫剧教育赔偿奠定了基础。

（二）“非遗” 教育传承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河南大学又被作为豫剧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基地，因此，在河南大学建立非遗“活态化”豫剧博物馆，是一种传承保护传统文化重要的教育途径。大学肩负着培养人才、保护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大学具有丰厚先进的教育资源，因此，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三）健全非遗课程设置与科学研究

利用河南大学的地理优势与教育优势，立足河南，可在河南大学开设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豫剧传承”等相关课程。学校可大力聘请相关领域人才，对课程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方面进行提高，让学生不仅了解掌握理论知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更多的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豫剧传承”相关领域的科研能力，提高教师队伍建设，建立专门的平台供师生学习研究，提高大学生对非遗与豫剧艺术的兴趣。另外，针对这一非遗“活态化”豫剧保护传承，可适当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考核制度与教育方式等，将理论实践相结合，加大校企联合，上手打造合理的教育平台。

三、非遗“活态化”豫剧博物馆的实现

豫剧文化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的精髓，是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建立非遗“活态化”豫剧博物馆，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实现：

（一）筹建河南豫剧遗产展演

豫剧的存在方式是动态的，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保护上，还应该灵活应用，突出豫剧遗产的活态型。豫剧作为一种动态文化，不像名人字画那样，可以通过收藏来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动态文化，豫剧遗产需要依赖现代科技、艺术等手段来传承保护。例如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内设室内、室外粤剧演出空间，不仅可以专业演出，同时也提高世俗生活。

（二）建立豫剧历史档案馆

豫剧虽然是一种“活态化”文化，有些地方也需要建立档案来保护。豫剧有很丰厚的历史，从豫剧的起源追溯到现代，一系列豫剧文化都需要进行资料的系统整理、归类、保存。建立还豫剧历史档案馆，展示不同时期的生命文化形态，能有力地证明豫剧文化血脉的连续性，甚至证明中华民族文化可以超越时代的变迁，抵御时间的消蚀力，是彰显豫剧史实的重要载体。

（三）非遗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博物馆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集中地，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优质资源。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近年来对河南大学文创衍生品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再加上我国对文博事业、非遗保护的日益重视，建立豫剧博物馆，以豫剧艺术文化为元素，可以很好的开发文创衍生品的优秀设计。文化创意产业是支柱我国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可以拉近博物馆和参观者之间的距离，提高参观者对豫剧艺术文化的兴趣。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博物馆文创产品应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豫剧文创产品的开发，需要讲究豫剧文化的趣味性与地域性，使文创产品符合大众，共同打造非遗“活态化”豫剧博物馆与文创产品的完美融合，使豫剧文化更好的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4

世界文化遗产通常分为两大类：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公布的《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中提出“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由于这一概念的定义本身有一定的缺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决定在《公约》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替代“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具体的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包括节庆、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工艺技能。作为无形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民族文化活化石”。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的开幕式上，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由此，我们可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做是“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的情结”。

二、高校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高校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应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工作，能够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能力、关注程度和保护意识，而高校档案馆也可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档案馆的社会职能之一就是积累和管理国家档案财富的职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文化活化石”，也就是我国重要的档案资源。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存、保护、传承与振兴都离不开档案管理，这些都需要高级别的档案馆的人力支持，如：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申遗档案的建立、申遗档案的妥善保存与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当地高校档案馆都可以为此做出技术和场地支持。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音乐类和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民间美术的知识通常是经过口传心授来传承的，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它们正在逐步消失，抢救、保护它们已经成为保护遗产的当务之急。

近几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承担，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惟一的选择。众多的高校都设有艺术系科。通过高校档案馆推动艺术系科师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可以提高师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同时也壮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量。所以，高校档案馆应当勇于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让高校档案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中的重要成员。高校档案馆可以通过主动收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对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手工工艺进行记录，建立声像档案，以此形成高校的特色馆藏，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高校档案馆可以带领高校的艺术师生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民族文化的形成环境、民族民间音乐的曲谱、民族民间工艺的制作方法进行传统的纸质档案记录和保存，同时可以采取数码相机对民族民间音乐表演、工艺制作等进行现场采集和记录，既便于备份、复制，又便于传播和利用。

三、高校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

高校档案馆是重要的原始资料保存机构，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它所保存的原始资料能够为高校这一文化机构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作为高校档案馆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存作为自己的特色档案馆藏，将当地相关一些文化资料集中起来，以便管理和更好地为高校师生研究、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5

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正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办。消费季集纳了工艺美术、动漫、影视、图书、当代艺术等众多门类的文化产品，是北京乃至全国规模最大、主题最明确的文化消费盛会。“工美非遗嘉年华”活动力求为消费者打造种类最全、涵盖范围最广的工美非遗消费盛宴，有多种工美非遗项目参展，其中既有传统的紫砂、陶瓷、珐琅、宫绣、字画、篆刻，也有时尚创新的珠宝首饰、紫檀、沉香、木刻、旅游纪念品和家居用品。整个展会期间，主办方还引入无底价拍卖活动，将部分热门工艺美术品进行无底价拍卖销售，让更多消费者感受到工美非遗产品的文化魅力。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不少消费者看上心仪产品而短时间无法筹集足够资金的问题，主办方还引入“文化消费贷”，邀请金融公司和银行驻场，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方便消费者购物消费。

故宫青铜馆闭门修整8年重开

已经闭门修整8年的故宫青铜馆最近悄然开放，布置一新的展厅里，白色宣纸背板衬托出青铜器物的庄严，游客可以通过对比背板上面的文字和纹饰图案，更加深入地了解青铜器物上承载的信息。此次展览共展出馆藏青铜器129件套，整个陈列分为四大主题：青铜器与礼制、青铜器与军事、青铜器与音乐、青铜器与生产生活。这些藏品绝大部分是清宫旧藏的传世品，只有少部分是近年陆续收购的，以及私人捐献和近年考古发现的，与其他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是“出土”的不同，这些清宫藏青铜器是“传世品”。

福建“校企合作”培养非遗人才

近日，福建省首个“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基地落户莆田。福建省文化厅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签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基地协议，并授予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基地”牌匾、华昌珠宝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被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基地”牌匾。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莆田艺校与5家企业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在社会文化艺术专业设立珠宝制作、木雕等工艺美术方向，实行免收学费及代办费、免费提供食宿和发放就学生活补助的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培养模式，首批招生200名。

香港政府拨5000万港元收藏当地艺术品

香港最近财政预算案建议，额外拨款5000万港元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简称康文署），购藏香港本地视觉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并委约他们为公共艺术计划创作，作公开展览，藉此提高本地艺术家的知名度，把他们的作品带到艺术市场。去年，康文署用于购藏本地艺术品的开支约为170万元，获得政府新增拨款后，将以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为首要购藏目标，并扩展至与香港文化有深厚渊源的华南地区，例如购藏岭南画派的作品。借以全面反映香港艺术的发展，配以整理和研究，从而有系统地反映香港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特质和成就。

国家《网络拍卖规程》正在起草中

2013年，国家标准委正式立项《网络拍卖规程》国家标准。对规则的呼唤已成为拍卖行业和互联网拍卖平台的共识。但是，网拍国家标准起草之初，需要明确两个焦点问题。首要问题在于标准的约束范围，是严格延续《拍卖法》范围还是有所突破，需要明确。另一个核心问题则涉及拍卖师职业的走向。因为现实中的拍卖师不仅是优秀的喊价者，更是拍卖业务的专家，他熟悉拍品，了解市场，谙熟拍场心理。因此，只有解决好以上两点问题，网拍规程起草才能真正铺开。

“潮宏基·中国珠宝设计与制作大赛优秀作品巡展”启航

在历史悠久的六朝古都南京，迎来了一场中国原创珠宝盛宴，“潮宏基·中国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技能大赛作品巡回展”在此启动。本次巡展精选历届“中国珠宝首饰设计大奖赛”的获奖优秀作品，为广大珠宝爱好者带来中国原创珠宝设计的魅力演绎，旨在让当代优秀珠宝首饰设计走近民众，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珠宝设计；另一方面，也能借机让更多优秀设计师走上公众舞台，鼓励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走进珠宝设计的领域。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出版

9月，以抢救工艺美术历史、弘扬工艺美术文化为目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出版。自2007年9月编撰工作启动以来，已编撰出版了近20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该书定位为“学术经典性、文献性、系统性”，力图以各分卷独立出版的形式串联起一部大型学术文库，以各大师个人的成长史和成就串联起一部以人为本的当代史书。每卷内容包括大师口述史、大师艺术成就评述、大师作品和大师艺术年表等部分。其中，由大师口述从艺历程和艺术追求，极具文献价值，可读性亦强。

日本拓展传统工艺品海外销路

近日，日本决定将在所有驻外使领馆开设传统工艺品展厅，帮助日本工艺品扩大海外销路。此举为“魅力日本”文化输出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加强日本文化对外传播，促进日本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日本传统工艺品难以融入现代生活，导致国内需求逐年下滑，销售额仅为30年前鼎盛时期的1/5，从业人员也减至1/4，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势在必行，政府已在今年年度预算中列入3.6亿日元补助金，用于支持企业开发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商品。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6

公园主角高架铁路，属于曼哈顿西区铁路一部分，废弃多年，是美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众多工业遗产之一。

这条高架铁路1934年通车，但到了1950?1960年代，公路运输业急速发展，铁路运输量不断下滑，当1980年最后一趟列车载着冰冻火鸡驶过后，这条铁路也划上句号。

1980年代中后期，铁路南侧部分建筑在居民的呼吁中逐渐拆除，剩余铁路设施在1990年代也彻底闲置，野草丛生。直至1999年，在当地居民成立的非营利组织“高架铁路之友”呼吁下，“高架铁路公园”创意开始出现。2006年，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亲自主持“高架铁路公园”动工仪式，这片工业遗址再次重生。

如今，这座公园归属纽约市政府，具体维护及运营工作由“高架铁路之友”负责。“高架铁路公园”成为美国对工业遗产保护及再利用的成功案例，也是近年来美国工业遗址保护由民间推动的新尝试。

从19世纪对费城独立宫、总统华盛顿故居弗农山庄的保护起，美国社会便萌发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宣告成立，之后陆续推出《历史古迹法案》等一系列立法和计划，从联邦立法及行政层面开启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路。特别是1966年通过并签署生效的《国家历史保护法案》，为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立法基础。

在此过程中，美国人逐渐意识到，这个国家丰富而独特的工业遗产也亟须保护。1969年“历史工程记录”计划（HAER）启动，对桥梁、水坝、铁路、工厂等历史工程和工业遗址进行测绘、记录、存档。这项计划与1933年的“历史建筑测绘”计划（HABS）联系紧密，形成一整套HABS/HARE标准，便于对历史遗迹测量和统一管理。

多项计划的协助，让废弃的高架铁路变身城市“空中纽带”。无论城中“土著”还是外地过客，都可找个闲暇时间漫步于铁轨边绿草茵茵、鲜花盛开的公共步道上。当年高喊“拆除”的人们或许未能料到，这条重生的景观也“盘活”了周边社区。

在2009年6月“高架铁路”公园一期开放之际，布隆伯格说，公园为周边社区吸引了20亿美元私人投资，两侧拥有“园景”的楼宇也吸引不少画廊、餐厅、精品店，整体商业回报超出纽约市对为公园所投入的1.15亿美元开支，同时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此前恐怕没人料到这项计划能产生如此规模的经济影响力。”布隆伯格说。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7

〔关键词〕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分类号〕G250

Measures for Cultural Organizations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ng Yunq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250100

〔Abstract〕Facing the preci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needs to be pressing protected, cultural establishments organizations such as libraryi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re are much work which the people can do, such as building files for special heritage, insuring related files integrated, supporting and confirming the files, taking part in research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ducting propaganda and so on.

〔Keywords〕library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measures

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文化活化石”之称，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基因”，也是“我们今天与过去的沟通渠道”。正如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展览开幕式上所说的:“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

本文将首先讨论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然后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力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现代文化事业机构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解读

人类的文化遗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一类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中就提出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但由于此概念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2003年10月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决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替代它，并在《公约》中作了具体表述，即: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可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按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①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表述，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侧重各不相同。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特征中，对于文化事业机构工作影响最显著对于文化事业机构工作影响最显著的特征有三点:

其一，非物质性或无形性。这一基本特征对于文化事业机构的工作来说是一项挑战，为了更好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单位必须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物质化”，通过收集其所依附的载体或其成品等来完成保存，而不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为对象。

其二，活态性或动态性。首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的人是活的，具有能动性;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变性，它会随着其所依附的时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其三，传承性或延续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传承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科学认识价值、社会和谐价值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因此各级文化事业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为重要事项来落实。

2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

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科学技术与全球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人类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屡屡遭遇严重的危机，有的甚至濒临消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文化遗产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正在慢慢消失。100多年来，中国民间文化流失情况也非常严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面对这样的形势，以现代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为主的文化事业机构当然不能漠不关心，应当积极地结合本机构的职能和特色，采取适当的方式措施发挥其作用,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1]。

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系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其中多数环节都需要当地或更高级别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的协助和配合，积极发挥文化机构的重要作用。例如确认的过程需要参考一些图书馆保存的有关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以确保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真实，传承悠久;立档的过程是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保存是利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等多媒体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的过程，与当地档案馆密切相关，同时需要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配合;保护环节是指用各种具体的办法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等等，离不开各文化事业机构的技术和场所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传更是需要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通过对相关的民间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和开发，开放实物展览，使之更大范围地向社会各界传播，提高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保护意识。

由此可以看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离不开各文化事业机构的支持和配合，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灭绝或濒于灭绝，如何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它是人类知识的一种类型及组成部分，作为保存人类记忆的图书馆也应有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

3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目前，各文化事业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有一些成功的尝试和举措，但仍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与研究，力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和无形性等特点，将各文化事业机构的保护职责规范化。笔者以图书馆为主进行探讨，初步建议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3.1为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资料以便建档保存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2006年5月25日的新闻会上指出:文化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包括制定保护规划,建立保护档案，采取多种形式把这些档案建立起来，用文字、图像、多媒体等多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档案。同时要收集实物进行保存和展示，鼓励各地建设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博物馆和资料文献的收集中心。

图书馆只有收集了大量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献资料，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近些年来，我国各地文化部门与部分图书馆、档案馆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或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传统工艺进行保护性记录，建立声像档案;或上门收集口述史，建立口述资料;或向社会和到国外收集散失的历史文献;或在老城区改造过程中，对老城区进行拍照，为城市留下记忆等等。江苏省作为文化大省，已率先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建立并公布“遗产档案”，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分级保护制度。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建筑物、场所、遗迹及附属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做出标志说明，建立专门档案，并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图书馆是社会最重要的资料保存与服务机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凭据。因此图书馆应当为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资料，将相关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制定适宜的保存策略，以便管理和更好地为研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2]。

3.2确保有关档案和文献的完整与安全并促进利用

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要求，为确保各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弘扬和展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是应采取的多种措施之一[3]。利用的前提是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各地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有义务开展保管和提供利用等业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保存体系，将完整安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文献适当地提供利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口相传、记载不多或不适宜推广的民间技艺，要对症下药，用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将珍贵遗产记录下来，保存好实物，保留历史的原貌，让这笔文化财富沉淀下来，避免“人在艺在，艺随人走，人亡艺绝”的类似情况发生，可以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开放方案，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地主动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展示与利用的服务，实现保存的目的――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能够使用资料，也让后人了解其祖先的生活状态。

3.3提供馆藏档案、资料和实物为申遗和遗产鉴定工作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体现着我国几千年来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底蕴，保护这些珍贵的遗产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财富，也正因为这一特点，它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所指的对象是具体、静止的，档案资料也相对完整和有针对性。因此，图书馆、档案馆应当从多角度查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材料用以佐证，例如从民间生活的相关记录中查找对某一项民俗的侧面记载，从图书文献的成果中挖掘民间文化的影子，用丰富的馆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鉴定工作提供服务。

3.4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档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譬如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随着一批艺人的相继辞世，已经到了差不多人亡歌息的地步。文化部也曾明确要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各级政府也要制定保护办法，使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工艺美术大师很好地传承他的技艺，以便后继有人。

在这个方面，图书馆可以为某一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立传承档案资料。以民间故事的传承为例，其传承档案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点:①传承人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身份证号码、使用方言、讲述地点、讲述环境;②搜集者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身份证号码;③作品信息:体裁、内容提要、主人公姓名、故事类型、故事流传地、搜集时间、与作品有关的人文知识、自然知识等背景资料;④传承计划:在未来的十年中，将采取何种方式确保对上述作品进行有效的活态传承等等。这些档案资料的建立和保存将为未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极大方便。

也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如同日本的“人间国宝”，经过专家严格的评议与审批，对列入传承人名录者建立个人档案，以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存录其全部资料。传承人名录可采用我国文物法中“多级保护”的制度，除国家一级的杰出传承人，还要确定有省级、市级、县级的传承人，调动各级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以全面和整体地保护非物质文化的生态[4]。

3.5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调查工作

研究与调查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以及进一步的传承与振兴等许多方面。尽管图书馆不属于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图书馆从事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系统地了解遗产项目[5]。在一些县市级文化机构中，往往有一些对本地区民间文化比较熟悉的馆员，完全可以组织他们与其它有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确认、立档、记录、整理，等等。这样做既可以壮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力量，还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的学术研究能力。

3.6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普查工作，摸清“家底”

大普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由之路。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人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其中，或给予资料、文献支持，可以利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能够长期保存的媒介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收集、记录和分类、编目，建立全面系统的资料。通过普查不仅能确定一个地区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蕴藏情况、传承脉络等,还能发现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而又独具天才的讲述者、传承者、表演者，记录或录制流传了千百年、影响着民众生活和群体社会的民俗事项。在普查过程中可以建立博物馆、展示中心等公益性机构，或者在现有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资料和实物进行收藏、保管、维护、展示，并开展向社会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信息等服务[6]。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摸底的工作2005年已经开始，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摸清家底，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档案和数据库，从而加强对其进行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3.7弘扬、宣传与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书馆等现代文化事业机构作为社会的信息中心，积极开展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对提高社会公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关注程度和保护意识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和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鼓励和支持各类宣传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机构除了向公众提供基础的信息服务以外，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举办展览、参观、培训，广泛为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提供场所、设施或组织的服务。这种服务形式不仅可以借助文化机构的公众影响力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播，而且反过来也可以为图书馆或博物馆文化意蕴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近国家已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主要安排给文化部门的群艺馆(文化馆)去承担，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佳选择。过去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往往是“文艺”行为，由各级群艺馆(文化馆)唱主角，他们在调查中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抢救出大量民间文艺作品，但这种文艺抢救属于“临时作战”、“阶段性工程”，加之后续保存管理跟不上，缺乏专门维护，已使文献化了的档案资料面临老化快、损坏速度难以控制的局面[7]。如用钢丝录音机录制的阿炳原作《二泉映月》，由于缺乏回放设备现在已经无法进行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位专家谈到本院的藏品时说:“如果不尽快对2万小时音响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抢救保护，我们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就只是一堆无用的碎片，全国各省市的许多珍贵音响资料也只是形同垃圾![8]”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现代图书馆应当积极地参与其中，发挥图书馆的优势力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图书馆应与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协调合作，通过网络、数字化等新技术，共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把它纳入公共文化信息资源以实现最大范围的资源共享[9]。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一两个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

各地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成立保护领导组织机构时，应当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机构考虑进去。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应当积极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社会职能中来，本着“关照历史，着眼未来”的原则，发挥各自的优势力量，从以上几个方面或以其他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在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具体保护措施的同时，也要抓紧收集、抢救和研究整理正在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0):13-15.

[2]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2):241-242.

[3]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7-05-20]. 省略/culture/ich/index.php?pg=00006.

[4]于海广.传统的回归与守护:无形文化遗产研究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5.

[5]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2):100-106.

[6]康延兴.论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能.图书馆建设,2005(6):25-27.

[7]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8-79.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8

2020年，对于故宫来说将是个特殊的年份，为期18年的“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工程”和为期8年的“平安故宫”工程，都将在2020年竣工，故宫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处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作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未来故宫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自身的价值及其所承担的民族文化振兴责任上更是任重道远。为此，《小康》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要让久经沧桑的紫禁城永葆生机

《小康》：长久以来，故宫面临古建筑、文物保护，及每年1500万人次接待量两大世界级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故宫编制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据悉，此规划近期得到了批复，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没有将此规划作为今年两会的提案重点？能否具体解读一下？

单霁翔：作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0余年间，我先后提交了212件提案，每年有10余件，全部是关于城市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方面的提案。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还准备提交包括：《关于保护故宫文物南迁史迹的提案》、《关于加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缓冲区管理的提案》、《关于严格执行景区最大承载量的提案》、《关于加快实现故宫文化遗产完整保护的提案》、《关于保护和利用好816工程遗存的提案》等在内的10余件提案。

如何让久经沧桑的紫禁城永葆生机，如何让安全重于一切的故宫博物院根除各类隐患，更好地履行现代博物馆的社会职能，这是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来一直思索的问题。今年的提案重点――《关于加快实现故宫文化遗产完整保护的提案》，将主要围绕近期获得批复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实施问题提出建议。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前身是故宫博物院2003年10月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合作编制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2012年2月，故宫博物院再次组织合作编制《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17年初《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正式获得批复并向社会公布。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是故宫博物院迄今为止，第一份以文化遗产价值整体保护为目标的专项保护管理规划。在传承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完整性的立场上，系统梳理了文化遗产的价值，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故宫价值的三大主题，即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典范、明清宫廷文化的见证、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品；第一次经由宫廷文化价值主题，将故宫不可移动的庞大建筑群体与可移动的珍贵馆藏文物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主题下，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利用、管理与研究诸方面，充分体现出当代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理念。它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管理和研究，全面展开了10年工作回顾与评估，归纳出主要问题。然后在重点研究故宫的遗产价值、分析其特征、辨认其载体的基础上，采用了问题导向的务实态度，针对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突出问题，逐一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级、分类、分区、分批、分期规划措施，由此走向“遗产价值的整体保护”规划目标。

为了实现《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目标，一方面，依据故宫文化遗产价值整体保护的原则，采取以开放促保护的文物建筑保护策略，调整故宫博物院开放区与内部管理区的比例与分布范围，尽可能扩大开放区范围，逐步实现开放区占地面积74.51公顷，占故宫博物院用地面积的85.02%，形成更加完整、集中、颇具规模的开放区域。另一方面，依据紫禁城历史上辅助用房的位置，将办公管理用房沿故宫城墙内侧进行布局，从空间组织关系上理顺保护展示与办公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时按照部门业务与文化遗产的关联密切程度，决定相关部门位置。故宫宫墙以内除保留必要的安全保卫和有关业务部门之外，逐步外迁其他职能部门和研究部门。

同时，建议抓紧制定并公布专项法规《故宫保护条例》，对跨部门、跨地区的主要保护管理，以统筹协调管理方式予以整合，为实施《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保障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小康》：您曾说过，要用8年的时间，即在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从“平安故宫”建设、“故宫整体修缮”工程和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工作的全面开展和实施，实现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态，与全国同步完成全面小康建设。现今这几项工作进展得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

单霁翔：国务院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中长期目标，在2020年，即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基本实现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态，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为此故宫博物院正在实施两项工程，一是从2002年开始为时18年的“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二是2013年4月16日被国务院批准立项，成为重大文化建设工程的“平安故宫”工程。

开展“平安故宫”工程的目的，是彻底解决故宫存在的火灾隐患、盗窃隐患、震灾隐患、藏品自然损坏隐患、文物库房隐患、基础设施隐患、观众安全隐患七大安全问题，旨在全面提升故宫博物院的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传播和观众服务能力，实现对故宫的完整保护和故宫博物院的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建设、地下文物库房改造、基础设施改造、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故宫安全防范新系统、院藏文物防震、院藏文物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等七个子项目，这些项目目前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平安故宫”工程正在向2020年的中长期目标迈进。

“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是自1911年以淼囊话儆嗄昙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修缮。为了更好地传承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保证工程质量，故宫博物院已将修缮工程提升成“研究性保护项目”，使古建筑修缮脱离一般建筑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将科学研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实施进度服从保护质量；合理制定文物修复专家的退休返聘制度，留住经验丰富、技艺超群的老师傅，同时抓紧推动建立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新人以传承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目前乾隆花园、大高玄殿、养心殿、故宫城墙这4项“研究性保护项目”都在稳步推进中。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小康》：2013年4月，国务院在批准“平安故宫”工程时，强调要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目前故宫在国际博物馆界处于怎样的地位？故宫将如何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在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大国内外交流互动方面您有何思考和具体措施？

单霁翔：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不断加强，以文化为纽带开展外交和对外宣传越来越重要。故宫博物院配合国家总体发展和外交大局，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故宫博物院的对外交流从过去以外方出资的赴外商业展览为主，向全方位合作转变。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和全球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故宫博物院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赴外展览方面，对于主题的选择、策展理念以及展品挑选方面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展览水平日益提高，题材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在当地的影响力持续加强。随着午门国际化展厅的落成，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博物馆精品展览，加强了展览国际合作的力度，丰富了观众的参观体验。对外展览不再是一个平面的简单文物展示，而是从策划阶段开始，就融合了其它各种宣传和服务手段的综合、立体的文化活动，包括与展览相关的图书出版、学术研讨、数字化应用、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服务，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综合内容，使得展览的影响更为深远。

此外，故宫博物院与国际上重要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签署合作意向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展览、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考古、教育、培训、数字化、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广泛合作，对故宫博物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培训中心先后落户故宫博物院。

2016年10月，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召集来自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3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墨西哥等8个文明古国的50余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博物馆学者和政府官员，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携手寻求人类文明可持续传承的有效途径。

《小康》：如今，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每年国家投入建成的就有200座以上，您觉得未来博物馆行业的竞争除了对现代化的馆舍、藏品增加、观众的数量、经费上的追求等方面，更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力？

单霁翔：我国博物馆事业起步相对较晚，自1905年，中国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南通创建南通博物苑以来，历经坎坷，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博物馆建设热潮持续高涨。进入21世纪后，每年新建、改扩建的大中型博物馆均在70座左右。截至2015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4692座，其中，国有博物馆3582座、非国有博物馆1110座。中国博物馆形成了门类众多、特色化专业化博物馆成为发展主流、覆盖全国大中小城市并逐步向农村拓展、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兼顾的蓬勃发展态势。

从数量上看，中国已经逐渐跻身博物馆大国行列，但是从博物馆功能的发挥和博物馆职能的履行上看，中国博物馆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必须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的转变，要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全体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博物馆不仅从最初的收藏保护发展为开放展示，而且逐步从“以藏品为中心”向同时“以人为中心”转变，建立起更加融入社会的发展理念。

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博物馆虽处于不同地域，但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面临着如何解释我们本质上从哪里来和处于什么地位这一问题，并试着探究我们是谁和我们将如何发展一个共同的未来。2015年金秋时节，故宫博物院主办了“紫禁城论坛”，33位国内外著名博物馆馆长及来宾相聚紫禁城，共同关注“博物馆的传统职能及未来使命”这一命题，以解答当下博物馆发展中的难题，寻求繁荣发展之道。

“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

《小康》：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活化”载体，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中，未来将发挥什么作用？您希望后人如何评价您这一代故宫人？

单霁翔：故宫是特殊的文化遗存，浓缩和代表着国家的文化精华，因而故宫文化题材的纪录片很容易被上升到建构国家形象的高度。尤其是在中国纪录片进入全球化运营的今天，国家文化的自信是片中的含义。从《故宫》到《故宫100》，再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视觉语言对国家形象的传播起到更加积极的效果。《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文物修复团队精心、专注的表现，既体现出对文化遗产保护职业的自信，更体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故宫文化题材纪录片通过精致的视觉形式，以及主人公价值观念的阐释，向更为广泛的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表现出敞开胸襟、拥抱世界的文化姿态，更多的人因此重新认识了故宫的魅力。故宫博物院与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海洋赞礼号”上实现了首次合作。在该游轮上，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专题讲座、文化创意产品展示等活动，让故宫文化走出紫禁城、走向海上丝绸之路，以一种全新的渠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讲故事是文化传播的有效方式，生动精彩地讲述中国故事，润物无声地展示中国形象，关键在于找准世界需求，把想讲的和想听的结合起来。要把握国际社会的研究兴趣点，让世界了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回答好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要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利益交汇点，让世界知道中国已经为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还要作出什么贡献。要把握国际舆论议题聚焦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关切，自信地讲成绩，从容地讲不足。要把握中国民众与各国民众的情感共鸣点，展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使之成为增进友谊的桥梁。

《小康》：您担任故宫“掌门人”以来，故宫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五年来，您觉得其间最困难的是什么？对于故宫的未来，您的中国梦是什么？

单霁翔：从1925年建院到现在，故宫博物院已经走过了91个春秋，悠久的历史留下的是经过千锤百炼而沉淀的弥足珍贵的经验和精神，这些经验和精神锤炼了久经考验的管理体系、管理手段和管理队伍。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担任院长，实在是我的荣幸。我把我自己定位是故宫的“看门人”，绝不是什么“掌门人”。看护好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品、看护好故宫的古建筑群、看护好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故宫精神”，这是我们每一代“故宫人”的职责所在，也是永恒的使命。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9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基本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是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为基本视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为主线，在相关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总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既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档案关系，也是一种派生的社会文化关系。

从宏观上讲，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前提，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无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档案工作；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归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真实记录和历史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变传承的状况。二是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从属于社会档案事业全局，必须遵循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体现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技术与思路等，不仅能现实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真正得到活态存续，更将深层次地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目标的实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日益推进，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

二、亟待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几对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应有的紧密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是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中有将档案工作边缘化的倾向，档案工作缺乏走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心的正常机制；另一方面是档案工作系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档案事业全局，档案行政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维护国家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1、要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虽然属于非法定意义上的弹性协调机制，但整体上是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管理原则相适应的。其不足之处在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牵头下的联席会议制度并非决策平台，不能有效地改变事实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存在的条块分割格局，相关部门的积极性难以切实调动、工作职责难以具体落实。科学的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察机制等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协调机制占主导地位、相关机制建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就要打破部门壁垒，广泛吸纳更多的相关部门(包括档案部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使其在协调机制的整体框架之内较好地发挥其专业优势和职能作用。

2、要促进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内的相关档案工作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自在状态，单纯服务于遗产项目申报的成分居多，主动为遗产和遗产保护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和数据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普遍存在“欲有所为而不知何为”的心理状态，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动因更多的在于责任感的驱使。因此，我们认为在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机制、搭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平台之后，各级档案行政部门就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相应的行政执法和业务指导机制，促使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支持其档案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转化为档案人的自觉意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的关系

对遴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管理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对项目、项目关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成果。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及其代码编制，直接目的在于“统一和规范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对普查对象进行规范化记录与收集，并使普查中所获资料(文字、图片、音像等)和实物得到标准化和序列化的登记、存档、保管”。仔细分析该分类表后不难发现，遗产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遗产项目的计算机管理和信息检索需要，即项目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但无法满足遗产项目档案和档案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更何况该分类法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疏漏，特别是对文化空间的忽视。《中国档案分类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档案信息分类，适应的是档案分类检索和分类检索体系建设的需要，虽然在基本类目下各级类目设置赋有较大包容性，但档案“层累制”的编码原则与遗产项目“全数字标识代码”原则之间的突出矛盾，使其无法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检索需要。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积累，建立起既适应遗产分类检索又适应遗产档案信息检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方法就越显重要。建议有三：

一是以《中国档案分类法》为基础，在“文化”类目(ga)之下单列“文化遗产”基本类目，再于其下细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次级类目，以适应遗产档案信息的相对集中。

二是建立全宗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实体分类法，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相对独立的分类整理和排架，科学组织馆藏。这样既可以较好地保留遗产分类信息的完整准确(具体体现于案卷编目环节)，又可以集中体现档案信息分布和馆藏结构状况。

三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克服遗产项目分类和遗产档案分类的矛盾，都应该坚持上述“信息集中”和“馆藏独立”原则。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实存在的活性文化现象，并非以单个项目形式孤立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往往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是共生互动的。这也是笔者不赞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整为零、穿插编排进入现有档案分类体系、馆藏和数据库的重要原因。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是针对遗产名录而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项目本身活态承续历程与现状的档案集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二者具有紧密关系。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最可宝贵的载体，传承人的存在与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关键在于落实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篇10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深入人心。2005年12月，国务院为设立“文化遗产日”而下发通知，指出“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以增强全国人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下面向读者介绍近些年相关单位及个人在堵截和追索祖国文物方面所作的努力。

宁波海关向文物部门

移交查没走私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扭转了中国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随之上升。在公安、海关和文物等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文物犯罪活动猖獗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尽管如此，中国的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文物走私是当今文物流失海外的主要渠道，一旦文物流出境外，再去追索收回困难重重。因此，打击文物走私，重点是在境内。

2008年6月3日，在宁波天一阁书画馆的几间上锁的房间里，宁波海关向宁波博物馆移交的历年缉私没收文物400余件，正静静等待着鉴定专家的到来。这些文物创下了宁波海关单次向文物部门移交没收文物的数量之最。其中最早的一批是2003年被查没的。陶酒缸、水缸、石窗、竹木篮桶、石臼、花板……移交文物的清单上，不乏我们熟悉的昔日日常器物的名字。难道它们也是文物?

没错，我国自2007年6月5日起实行新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以1949年为主要标准线。凡在1949年以前(含1949年)生产、制作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原则上禁止出境，其中1911年以前(含1911年)生产、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

2008年6月14日，“2008宁波海关移交文物特展”在天一阁昼锦堂推出。海关和文物部门联手办展，是希望借此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而宁波海关这次向文物部门移交查没走私文物，仅仅是我国打击文物方面犯罪活动的一个缩影，沿海地区如厦门、烟台、大连等地海关都曾向文物部门移交过查没走私文物，其中深圳l海关2001年10月23日就向广东省文化厅无偿移交18011件文物，有汉至六朝时期的陶器，还有唐至民国时期的铁器、字画等。

依法多渠道追索

流失境外中国文物

2008年10月，法国佳土得公司宣布，将于2009年2月在法国巴黎拍卖中国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青铜像。消息传出后，中国近百名律师组团追索，几经波折，2月24日法国法院最终仍批准该场拍卖。此事件再一次让人们把目光聚集到我国流失文物的追索问题上来。

文物流失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国势衰微，西方列强和日寇伺机大肆入侵，对我国的文物进行疯狂破坏、盗窃和劫掠，他们勾结当时国内的反动军阀和奸商，狼狈为奸，使我国大批文物流失海外。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萬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流失海外的，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其数量远不止于此，甚至有些是孤品，唯有去国外的博物馆才能看到。

对于那些流失在海外的珍贵文物的追索和征集，国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02年，财政部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每年拨款5000萬元，用于征集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此后又成立了由文化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型基金会——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文博界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倡议组建的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致力于促进流失海外文物多渠道地回归祖国。

同时，我国也在努力依法追索流失文物。到目前为止，文化财产领域的国际公约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和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几个公约都从不同的方面对文化财产的保护、返还等问题作出了规定，为解决国际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途径。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一些国家通过国际合作追索非法流失的文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如意大利政府从美国盖蒂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功追索被盗文物，德国向津巴布韦归还大津巴布韦遗址的“皂石鸟”，都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文物返还已成为一种有效途径。

中国政府为追索流失海外文物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我国履行相关国际公约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寻求多种渠道、多种模式，推动流失文物的返还，表明了我国追索流失境外文物的坚定立场，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于1989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1997年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公约，与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等国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通过国际合作多次成功追索了非法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

2002年，国家文物局获悉香港某拍卖公司拟拍卖的一批文物很可能是中国国有博物馆的藏品，立即派员调查此事，并向公安部门及时通报了情况。公安部门根据此线索破获了河北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物被盗窃、走私的重大案件，并从香港成功追回了被盗文物49件。

2008年4月，我国从丹麦索回156件中国文物。在历时两年多的追索过程中，我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力以赴，紧密配合，始终坚持按照国际公约追索非法流失文物，在丹麦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协助下，最终促成了这批文物重回祖国。此次追索工作的成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促进文物追索领域的国际合作，唤起更多民众对文物追索的关注和支持，国家文物局和外交部、公安部、文化部在2008年“文化遗产日”前夕，联合举办了“成功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专题展览，展出了5批共195件文物，其中既有中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从丹麦追索的156件中国文物和从美国追索的6件汉代陶俑，也有海外华人购买并捐赠回国的31件汉阳陵陶俑，还有瑞典东亚博物馆主动归还的1件汉代陶马俑和日本美秀博物馆经协商归还的1件北朝石刻菩萨造像，集中反映了中国近年来争取文物返还的主要成果和多种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