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观察十篇

宏观经济观察篇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很多相关学者都纷纷展开了研究，但从已有的研究中看，并没有对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的异动现象以及机理有清楚的解释。站在投资选择以及寻租理论的角度上看，能够将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异动的内在机理解释为：当股市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宽松的时候，租息率就会较高，此时资金也会大量的流入到股市当中，共同推动股市的不断走高，但在这之中，流向产业领域之内的资金比例会逐渐地减少，最终导致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使得宏观经济进入到缓慢增长状态。本文针对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的观察与机理进行一定的分析，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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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中国股市；走势；机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38

实践表明，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该现象的存在，给相应的股市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能够掌控股市，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纷纷采用宏观经济控制的手段，应用寻租等办法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调整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确保在股市以及宏观经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下，投资者以及公司都能够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

1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现实情况分析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相关的解释，在该解释当中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股票市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大的环境当中，股票市场在其中不断地发展运行，同时，它也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在中国股市运行中，应该注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基本上保持一致。股市实践表明，宏观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衰退、萧条等，都会给市场的周期性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在“牛熊”周期变化方面，其影响更大，这也是周期变化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众所周知，股市的周期由经济周期决定，在股市波动情况当中，能够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状况真正的反映出来，为此，在国民经济当中，股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但事实上，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的走势现实情况并不与传统理论中的结论相一致，如果将近些年的股票指数和GDP走势情况结合起来看，自股市设立直至当前，中国的股票指数和GDP从总体上看，一直都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如果单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事实上，从199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开始下降，这种下降的现象直到2000年才有回升的趋势，但是股票市场却从1994年开始经历了大牛市，这种状况持续了7年的时间，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当中创造出新的高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走势方面，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相反的状况。

在国内，针对中国的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异动之间存在的关系、成因等，有相关学者已经展开了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发现，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两者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异动态势。有相关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股市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双重的体制两者都能够正常的运行，并认为影响股市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部门的思路、意图以及相关的要求。也有相关的研究人员经过调查得出，1991—1996年，中国股市以及经济周期运行情况很平稳，两者之间基本上都保持一致的发展态势。在此之后，针对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我国政策逐渐放松，政策的放松推动了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

2对投资选择和寻租理论的相应解释分析

2.1对投资选择以及资产配置方面的解释分析

证券市场主要是以股市为代表，在融资当中，它属于一个较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同时，该渠道在投资方面也有着较大的作用，被称为投资渠道。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当中，投资者展开证券投资以及产业投资等，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同的元素，对于投资者而言，它们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资产配置的方式，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并应用相应的投资方式，预期投资风险，从而对投资资产进行一定的配置。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不同资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形势。我们也可以说，当增加证券投资分配资源的时候，产业投资以及储蓄分配资源便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为此，投资者在不同的投资领域当中展开不同程度的投资，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利润，并展开资产配置，在这之中，很多资产都会流入到预期资金收益率较高的一方。如果资金流入到股市之内，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股市不断上升，相反，就会导致股价不断地下降，给投资者造成一定的损失。

2.2寻租理论以及中国股市寻租特性分析

现阶段，作为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分支学说，寻租理论已经在很多领域当中被广泛地应用。近年来，对“寻租”的解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理论中，既包含了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寻租活动的实施状况，也包含了一些寻求政府干预活动。如今，寻租关系以及制度变迁已经成为经济学探讨的较新的领域。有相关学者认为，由于寻租生产存在着一定的条件，那么在该条件之下，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进入以及市场竞争的制度等。一般情况下这都与政府干预的特权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实际上，在政治活动中寻租表现最为明显，如果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有所扩大，那么就会不断地推动寻租的可能性，同时，寻租的规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寻租活动自身具备着一定的非生产性质，使得社会资源出现无限浪费的现象，为此，如果要确保寻租限制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需要对政府的经济活动以及范围进行相应的限制。也有人认为，寻租之所以能够和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关键在于政府在供给或者是制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2.3股市租源和寻租活动、寻租风险等分析

事实上，寻租的展开，无法创造出新的价值，它主要能够对价值进行再分配，这就决定了租源将会来源于生产、生活中，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可被寻租的租源是有限的。在不同制度环境影响之下，租源也会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点。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盈利不断下降，所对应的分红派息就会减少，那么此时，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就会极为有限，为此，股市租源具备一定的特殊性质：它的主要并且直接的渠道是投资者所用于循序的购股资金。以下为寻租活动主要的体现：①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借助新股、投机两种方法实现收益。②于二级市场中开展投机活动，当然这些活动中势必会存在借助虚假信息获取利润的问题。③当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后，很多小股东的债权也会被一定程度侵占，其利益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股市寻租会出现负数以及博弈性质的再分配情况，这样一来，其中一部分人必将能够获得相关的收益，而其他的人需要承担着寻租所带来的损失。事实上，寻租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主要的原因在于与规定的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风险规定不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其规定，与此同时，制度的不完善，漏洞的不断出现，寻租风险就会有所降低。

2.4对股市和宏观经济异动分析

对股市以及宏观经济异动的分析，主要是依据投资选择情况作为研究的基础。就中国目前的证券发展情况来看，股市不但是其构成部分，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主体，市场经济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租息率，而与投资经济形成对应关系的则为收益率，与前两点相比，和储蓄形成对应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利率。以上三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国投资的代表性渠道。而我们从以上渠道中也不难发现，对于一个投资人员而言，其可以根据对于收益率以及利率等方面的选择来进行资产的配置调整，一旦租息率超出了收益率，那么预期未来走势不断的提高，此时投资者就会加大证券市场的投资力度，提升投资比重，从而有效的缩减其他方面的投资比重。如果与之相反，租息率较低的时候，预期未来将逐渐的走低，那么投资者便会更多的转向产业投资以及储蓄方面。

从上述我们已经得知，影响租息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便是制度不够完善、缺失，因此，我国股市有关政策如果发生变动，对租息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寻租风险相应降低，租息率相应提高，进而对投资者形成吸引，融入更多的资金，另外，此方法还可以扩充新的租源，使股价更快速的提高。随着股价的增高，寻租的规模也相应有所扩大，从而引发投机情况。如果相关政策变得严格起来，不但可以降低股市资金的流入量，同时也能够使租息率有所降低。

3结论

从分析中得出，当前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并且我国当前对该异动现象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充分的解释。仅仅凭借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不断地发展我国国内的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某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实践表明，我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在某一时间段里同时处于上升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市公司的发展，但是，在此之后，随着风险的不断出现，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为此，相关学者在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方面还需要不断地研究，确保能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何问陶，黄建欢，段西军，等.对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的观察与机理解释［J］.广西社会科学，2006（7）.

［2］郑冲.中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因素交互效应的视角［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3］王烜.中国股市波动特性、政策成因与政府有效干预机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5.

宏观经济观察篇2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著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经济观察篇3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理论，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将国民收入作为了最基本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出发点，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对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主要依靠国民收入来进行衡量。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理论的建构，就是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以及总需求出发，对国民收入如何变动和决定的规律进行分析。所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贯穿宏观经济学理论始末，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研究的立论支柱。

二、以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为立论目的

微观经济学是在以经济资源已经被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使单个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而与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学是在社会经济资源已经实现最优配置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进行研究。有三个理论研究与宏观经济学如何解决和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有关。第一个是怎么去最大限度利用经济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使失业率降低，第二个是如何对通货膨胀进行预防、解决，第三个是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要真正的解决上诉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法则进行着重的分析、研究，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使国民经济能稳步、持续发展。

三、以实现经济的稳步、持续运行为立论出发点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视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所以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实现国民经济能够稳步、持续发展，就成为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有意识的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与干预，阻止商业周期中的失业增长以及经济下降，对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预防、控制，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实现经济均衡、稳步提升，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对宏观经济稳步、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四、以总量分析为立论方法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要考察的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支出、银行信贷总额、货币发行量以及物价总水平等国民经济中总量的变动情况，所以，我们通常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分析方法称为“总量分析”。总量分析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将国民经济运行中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问题。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又被部分人称为“总量经济学”。在总量分析上，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总物价水平、国民收入、总就业量、社会总供给和总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总货币供求量、总储蓄、总投资、总消费是如何决定的。

五、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微观”与“宏观”看似相互无所关系，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确实相互依存的，甚至是相互为前提的。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时，通常都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对经济资源进行了一番优化配置的假设。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总量分析与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也是相互结合的，其原由是因为经济个量相加才能得到经济总量。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总量分析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了目标与方向，而宏观总量研究又以微观个量分析为基础。再如，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就业问题时，主要所关注的是社会总产量、总投资以及总需求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并假设人工成本开支、生产成本开支以及利润是既定的，这些既定的内容是如何假设决定的又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同理，微观经济学在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所关注的是单个厂商所使用的土地、劳动、资本的价格和数量是怎样决定的，以及厂商的利润、成本与就业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假设社会总就业量以及总需求量是不变的，而这些假设的内容又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主要依靠还是多个微观经济单体的合理决策，也就是说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相关问题，要以对微观经济决策的考察为基础。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为辅助，必须要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六、结论

宏观经济观察篇4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著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应当分制造、商品流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适当的权数，将各个“样本”的财务比率相加，得到行业平均财务比率，再选定一个行业平均财务比率的基期数，将以后各期的行业平均财务比率与基期数相比，计算出百分数，便可得到以后各期按行业的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建立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等等。分类财务经济指数除采用基期数表现形式外，还可采用当期数表现形式。

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种是在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理的权数，将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相加，从而得到综合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另一种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直接建立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样本的确定。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了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需要从为数众多的企业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这些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因此，样本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

2、权数的选择。无论是建立分类财务经济指数还是综合财务经济指数，都存在着一个权数选择的问题；权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指数的科学性。可供选择的权数有财务比率的重要性程度（计分确定）、被选取样本的资产规模等等。

3、综合评价。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财务比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度，这就使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综合评价变得比较复杂，不过，这一计量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我们要建立的这一系统考虑，似乎最佳的选择是，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其思路是：把各种不同量度的宏观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

现实地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有计划地逐步进行，首先可考虑建立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比较规范、完整，且容易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可以先建立“1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简称“财务100指数”），据以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经济运行态势。当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完整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三）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1、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和时间。分类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共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共同。的时间应当按月至少按季定时进行。

2、财务经济指数的运行轨迹和合理界限。财务经济指数在长期的运行中客观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这一界限是判断财务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指数的运行轨迹一旦偏离这一界限，就发出了财务经济的预警信号。

3、财务经济指数的失真、误判及其修正。财务经济指数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由于“权数垫高指数”的现象而出现失真或者误判，这需要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指数能够如实地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三、系统有效性的假设与检验途径

财务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选择适当的财务经济指数来反映财务经济运行动态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我国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有效性。

（一）财务经济指数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与一般统计信息系统相比，这一特性是十分明显的。用统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状态或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残差”（Residualerrors），当引入财务经济指数后，更易于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对这一部分残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制作财务经济指数的先行宏观财务比率是在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实际上是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干扰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财务经济指数的精确性，增强财务经济指数的解释能力。

（二）财务经济指数不会出现高频波动

财务经济指数的方差发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高频波动的现象。当我们取若干连续季度或月度的财务数据，计算出财务经济指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对这一假设作出经验检验。

（三）财务比率的宏观“加总”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可以提供前面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理论基础，即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把各种不同量度的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而且，在合理选择宏观财务比率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证明财务经济指数与其说明的财务经济现象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财务经济指数的效力可能在于解释长期趋势，因为它不像价格指数那样具有短期的敏感性。

四、对现存理念的挑战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赖以建立的信息基础主要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为此，有必要对现存财务理念和会计理念进行更新。

（一）对现存财务理念的挑战

人们一般把财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微观范畴，这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现有财务理论研究注重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忽视宏观财务问题。事实上，财务是具有层次性的，微观财务和宏观财务就是财务的层次性在范围上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们对宏观财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国家对财务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有的将其理解为宏观财务主体的财务问题，但无论如何，宏观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从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出发，也是从财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财务的范围问题，确立“财务不仅具有微观属性，而且具有宏观属性”的观点。确立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既要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又要研究宏观财务问题，这对于拓展财务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就是宏观财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微观财务向宏观领域扩展的一种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观察篇5

Gaggl和Steindl(2007)、Steindl和Tichy(2009)、Priesmeier和Sthler(2011)，以及卢二坡(2008)对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曹永福(2007)则综述了美国经济“大缓和”及其成因的相关文献，以下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分别进行概述。

(一)国外有关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通过将“技术创新”和“干中学”等内生经济增长因素纳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拓展模型，可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的关系，但既有研究并无定论。主要包括:(1)标准封闭式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但宏观波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波动及不确定性一方面会加大家庭预防性储蓄和投资，且更高的风险规避度和跨期替代弹性予以强化(Jones等，2005a、2005b;Wang和Wen，2011);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也会导致经风险调整的预期回报率下降并减少投资(Kebs，2003)［10］。(2)考虑“创造性破坏”机制的模型认为，企业在衰退期会因机会成本更低而加大研发投资，且优胜劣汰提升生产率，宏观波动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该结论要求金融市场完备，但融资约束使企业在衰退期面临更大流动性风险，会削减投资，经济增长与波动可能负相关(Aghion等，2010)［11］。该理论认为创新投资有逆周期性也受到质疑(Barlevy，2007)［12］。(3)考虑“干中学”机制的模型强调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衰退期，雇佣率下降，宏观波动和经济增长负相关(Martin和Rogers，1997)［13］。但考虑知识积累函数呈边际收益递增时，经济增长与波动可能正相关(Canton，2002)［14］。(4)其他更复杂的研究认为，理论模型选择、参数设定、冲击的不同类型等均影响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相关性(如，Annicchiarico等，2011;Annicchiarico和Pelloni，2014)。

(二)国外有关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少数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利用行业或地区面板数据(如，Imbs，2007)，大量研究则基于跨国宏观面板数据和国别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但同样没有一致性结论:(1)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多数研究认为，宏观波动对应的不确定性导致资源错配，并阻碍经济增长(Ramey和Ramey，1995;Norrbin和PinarYigit，2005)。也有研究认为，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表现为与“风险－收益”类似的正相关(Grier和Tullock，1989)［20］。(2)基于国别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各种GARCH-M模型进行，有研究认为，在美国、英国、日本等G7国家，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Fountas和Karanasos，2007)［21］;但Bredin等(2009)、Bredin和Founta(2009)却发现，在部分亚洲和欧盟国家，宏观波动和经济增长负相关;还有研究认为，在美国、日本及其他OECD国家，产出波动和经济增长无显著相关性(Grier和Perry，2000;Wil-son，2006)［。(3)部分研究认为，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少数研究关注经济发展阶段对“宏观波动－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如Kose等(2006)认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显著弱化了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6］;Koren和Tenreyro(2007，2013)认为［27］－［28］，随着一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将转向波动更小产业，且投入趋于多元化，运用熟练技能和技术的广度趋于深化，冲击引致的波动更低，经济增长与波动因此负相关。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有非对称性，如:Neanidis等(2013)发现G7国家的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主要存在于低增长状态，但Henry和Olekalns(2002)、Kim和Kim(2010)却发现美国宏观波动在繁荣和衰退期分别对经济增长有正、负效应［30］－［31］。研究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考虑二者的非线性特征，如:Fang和Miller(2008、2009)采用带结构突变点的GARCH-M模型［32］－［33］，证实了在日本和美国，经济增长与其波动无显著相关性。但这一结论并不稳健，如:采用类似方法，Fang和Miller(2014)发现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显著［34］728;Fang等(2008)选取美国、日本等6国为研究对象，却发现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仅在日本存在，且为负相关。

(三)中国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利用各种GARCH-M模型和宏观数据的研究:基于月度数据，刘金全、张鹤(2003)证实了产出波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36］32，Laurenceson和Rodgers(2010)也认为二者正相关或不相关，但不存在负相关。基于年度数据，刘金全等(2005)认为产出波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38］5，徐伟(2013)、李永友(2006)则分别认为二者有显著或不显著的负相关性［39］54，［40］8;卢二坡、吕介民(2012)还证实了产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衰退期为负、繁荣期为正。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杜两省等(2011)认为产出波动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42］;卢二坡、王泽填(2007)证实了二者在改革开放前负相关，而后在多数省份表现为正相关。卢二坡、曾五一(2008)，陈昆亭等(2012)则分别将改革开放前后产出波动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差异归因于市场化进程加快，以及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此外，邵军、徐康宁(2011)发现，经济向下波动反而促进技术进步，支持“创造性破坏”的观点。

(四)国内外宏观波动“大缓和”的相关研究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于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进入“大缓和”时期，究其成因，大致包括外部冲击减弱、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经济结构转向波动更小的产业、货币政策的成功运用、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完善、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下降等多个方面(曹永福，2007)。此外，次贷危机尽管导致工业化国家宏观波动快速而短暂攀升，但仍于2010年初回落，“大缓和”仍将持续(Clark，2009;Charles等，2014)［47］－［48］。就中国而言，刘树成(2000)较早认为经济波动将从大起大落转向微波化［49］，并认为从21世纪开始，经济波动将表现为适度高位平滑化特征(刘树成等，2005)［50］。刘金全、刘志刚(2005)发现，产出波动于1997年前后表现为“凸型”特征，并伴随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波动降低［51］。张成思(2010)发现，经济增长、通胀、货币供给、有效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均发生显著结构性转变［52］。林建浩、王美今(2013)证实了“大缓和”在次贷危机前中断，且于2010年初重返“低波动、高增长”状态。大量研究还认为，结构性冲击减弱、货币政策更为完善、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市场化进程等因素均有助于解释中国宏观波动“大缓和”(如:雎国余、蓝一，2005;殷剑锋，2010;万晓莉，2011;洪占卿、郭峰，2012;He等，2013;He，2014)。

(五)文献简评综上所述，融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尽管认同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其相互关系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理论研究并无定论。由此，从客观数据出发，探究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尤为重要。然而，实证研究同样无法给出一致性答案，特别的，与本文研究对应，既有基于国别宏观数据的研究在以下方面有待完善:(1)国内研究在经济增长指标和数据频率的选取方面并不恰当。Statsny和Zagler(2007)指出［59］2，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广为采用的GARCH-M模型需注意:其一，与其在金融市场运用一致，应采用高频数据“捕捉”波动集聚性;其二，样本区间应足够长，以避免待估参数较多导致的结论不稳健。从国内研究来看，少数学者采用年度和季度GDP数据度量经济增长，数据频率相对较低，样本区间也相对较短;还有研究将季度GDP增长率分解为月度数据，尽管满足“高频”需求，但并没有增加有效信息量。(2)Statsny和Zagler(2007)认为［59］3，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考虑序列结构突变，但国内研究并未加以关注，由此导致波动平稳性和持续性的误判。如:刘金全、张鹤(2003)选取GARCH(1，1)模型描述经济增长条件方差［36］34，α1和α2分别为0．8150和0．4489，波动持续性参数(α1+α2)＞1;刘金全等(2005)采用ARMA(1，2)-ARCH(1)-M模型描述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关系［38］7，α1=1．6380＞1，条件波动均不平稳。又如:李永友(2006)用GARCH(1，1)模型刻画经济增长波动［40］12，(α1+α2)高达0．99和0．97(分别以GDP和人均GDP度量经济增长)，选用TGARCH(1，1)模型时(α1+α2)则为0．92和0．95;徐伟(2013)选取ARMA(1，2)-GARCH(1，1)和ARMA(1，2)-GARCH(1，1)-M模型刻画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39］56，(α1+α2)的估计值也分别高达0．99和0．95，即宏观波动均表现为高持续性。(3)既有国内外研究均未关注到“宏观波动－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次贷危机对此的影响，因而无助于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少数国内外研究关注到经济发展阶段、高低增长状态，以及改革开放、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等对“宏观波动－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但均未界定经济周期并分阶段予以考察。Fang和Miller等学者在结构突变点分析基础上考察了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结论并不稳健甚至前后矛盾，可能的原因是:尽管区分了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各自的阶段性特征，但并未考虑到二者关系也会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即二者不存在全样本区间内、一致性的正相关或负相关。(4)如何结合高频数据判定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结构突变与阶段性特征，国内学者也未予以关注。既有国内外研究均认同宏观波动“大缓和”的存在，且次贷危机仅造成短暂冲击而未改变波动平稳化趋势。就检验数据来看，相关研究多基于季度GDP增长率进行，但国内数据样本量相对偏少，选取月度增长率指标不但能极大拓展样本容量，且能对比检验既有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也能为考察“宏观波动－经济增长”阶段性关系提供有力支撑。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1993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同比增长率高频数据，结合结构突变分析考察经济增长、宏观波动，以及二者关系的阶段性特征。论文创新性如下:(1)内生结构突变点判别发现，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分别有2个和3个突变点，经济增长呈现“降－升－降”的分段趋势，宏观波动可分为“高－低－高－低”4个时段，这一结论和既有基于季度数据的研究有别，且与直观图示和经济趋势更为相符。(2)在AR(p)-GARCH(1，1)模型中纳入上述均值和条件波动突变哑变量，可“捕捉”经济增长序列的高自相关、非正态性，与国内研究不同，宏观波动的高持续性不复存在。(3)与国内外研究不同，含均值、条件波动双突变的AR(p)-GARCH(1，1)-M模型检验表明，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阶段性影响，在经济增长趋缓时二者正相关、经济增长向好时负相关，具体为:宏观波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负效应;结合经济增长的分段趋势，宏观波动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二阶段分别对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在第三阶段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考虑次贷危机影响后，宏观波动在经济增长的第三阶段对其有较显著的正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本文将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含结构突变的AR(p)-GARCH(1，1)-M模型研究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如下:

(一)数据来源与预处理既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是影响中国宏观波动“大缓和”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因素，鉴于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选取1993年1月至2014年12月为实证样本区间。同时考虑到滞后项影响，在数据预处理时还纳入了1992年7月－12月数据，所用数据源于Wind咨询。选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同比增长率(IPt)作为经济增长变量，原因如下:有部分研究采用了这一做法;满足高频数据要求;有相对较长的样本区间;符合样本区间内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事实;通过图示发现样本区间内该指标与GDP增长率表现为相同趋势。数据预处理:(1)因春节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IPt}的部分1、2月数据值缺失，在此采用三次样条函数插值予以补全。(2)由于异常点会影响研究结论稳健性，借鉴Fang和Miller(2014)的方法［34］733，对{IPt}序列，利用|IPt－mean|＞k．SD来识别异常值(其中mean和SD分别为均值和标准差)，一般取k=3，这也符合一般的3σ原则，能基本保证识别出的异常值数量适度。(3)异常点的修正:估计AR(p)-GARCH(1，1)模型，其滞后项阶数p由“t-sig”准则确定(选择最大滞后期为6，显著性水平为5%，从最大滞后阶数开始检验，直到满足显著性水平终止，以确定对应滞后项阶数)，再用模型所得预测值替代异常值。后继研究均基于经异常值修正后的{IPt}序列进行，且主要采用SAS9．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研究设计1．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序列的结构突变点判别选取Bai和Perron(1998，2003，2000)等提出的方法［60］49－52，［62］，并借鉴其提供的GAUSS程序检验经济增长变量及其波动的内生结构突变点。该方法由Bai和Perron(1998)提出［60］49－52，通过全局最小化残差平方和得到可能的多个突变点，然后据以下统计量加以检验:F统计量的上确界检验(SupF)、双极大值检验(UDmax和WDmax)、序贯检验(SupF(l+1|l))等。Bai和Perron(1998，2003)还考察了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问题［60］56－65，［61］，并认为:当样本容量不大时，截断参数(trimmingparameter)选取较小会导致规模扭曲(sizedistortion);序贯统计量SupF(l+1|l)的检验势最高，但存在多个突变点时，对SupF(1|0)的检验往往难以拒绝原假设。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可考虑如下策略:先用UDmax或WDmax检验是否至少存在1个突变点，若是，再用SupF(l+1|l)依次检验是否存在2个以上突变点。

三、实证检验

(一)经济增长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分析数据预处理:首先对{IPt}序列进行插值，1992年7月至2014年12月共涉及27个样本;然后结合3σ原则和AR(p)-GARCH(1，1)模型，判别并修正了5个异常值点。表1列示了经上述修正后的{IPt}序列的初步考察结果(1993年1月～2014年12月)。据表1数据，对{IPt}序列而言:JB统计量表明，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正态性假设;无论是检验自相关的广义DW统计量，还是检验异方差的LM和LBQ2统计量，均表明序列具有非常强而显著的自相关和ARCH效应;采用ADF检验平稳性，基于AIC准则判别滞后阶数(最大滞后阶数设定为6)，发现序列基本满足平稳性条件。以上分析表明，{IPt}序列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异方差和非正态特征，且满足平稳性要求。可考虑纳入序列的结构突变点，运用AR-GARCH类模型进行后继研究。

(二)经济增长变量及其波动的结构突变点检验主要依据序贯检验判别{IPt}序列突变点个数与位置:鉴于样本观测数为264，且检验式中含有自回归项，选取截断参数为0．15并设置最大突变点数为5。判别{IPt}波动序列的突变点时，鉴于检验式中无自回归项，选取截断参数为0．2，最大突变点数为3。按照t-sig准则，可判别{IPt}序列的最大自相关滞后阶数为3(见表1);据此结合前述Step2方法检验序列的内生结构突变点，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5%的显著性水平下，纯结构突变模型、部分结构突变模型均可检测出{IPt}序列存在2个突变点。这两种模型检测到的第一个突变点较为一致，但第二个突变点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纯结构突变模型的设置更为灵活，以其所得突变点为准，进行后继研究。对纯结构突变模型而言，所得2个突变点将样本区间划分为3个时期，即:1993年初至1998年中，经济在过热之后趋于下行(软着陆);1998年7月至2009年中，经济增长在筑底反弹之后趋于上升，且因次贷危机冲击而出现短暂的深度下调与快速的回升;2009年7月至2014年底，经济增长在后危机时代回落并进入“新常态”。据前述Step3的方法得到{IPt}序列的条件波动，并依据Step4的方法对其进行结构突变点判别，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3个突变点，如表3所示。据表3，尽管SupF(3|2)未通过检验，但按照信息准则，BIC和LWZ检验均判别为3个突变点，对应统计量值分别为1．10和1．25，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且序贯检验总体上判断{IPt}序列的条件波动有3个突变点，分别为1997年底4月、2006年4月和2010年8月。这3个突变点将条件波动分为4个时段，期间条件方差均值分别为4．87、1．12、2．90和0．81。结合突变点位置，由图1可知: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经济增长呈现三阶段特征。此外，宏观波动也呈现阶段性“大缓和”特征:从1993年初到1997年中期，伴随经济过热及其治理，宏观波动处于高位;随后经济软着陆，宏观波动处于较低水平;受经济过热及次贷危机影响，宏观波动于2006年中之后再次攀升至高位，并于2010下半年开始重新回归平稳化。由此可见，经济过热、外在冲击等因素增加不确定性，宏观波动趋高，反之则趋于缓和。从宏观波动“高”或“低”的4个时段来看:第一、三阶段，即波动维持高位的时间不到4．5年;对波动平稳化时期，第二阶段为9年，第四阶段截止2014年底将近4．5年且预期仍可持续。

(三)宏观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检验首先检验考虑{IPt}序列及其条件波动结构突变的AR(p)-GARCH(1，1)模型，并结合残差分析表明其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估计均值、波动双突变的AR(p)-GARCH(1，1)-M模型，验证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最后基于次贷危机视角，再次考察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证明次贷危机前后“宏观波动－经济增长”关系发生了改变。1．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含结构突点的AR(p)-GARCH(1，1)模型估计结合前述检验所得{IPt}序列及其条件波动的结构突变点，估计含均值、条件波动双突变哑变量的AR(p)-GARCH(1，1)模型。同时选取2组AR(p)-GARCH(1，1)模型进行对照:未考虑均值或条件波动结构突变的一般形式的AR(p)-GARCH(1，1)模型，以及仅考虑均值结构突变的AR(p)-GARCH(1，1)模型。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Model3为主要的检验模型，Model1和Model2为对照模型，Model4在Model3基础上剔除了部分不显著变量。由表4中的参数估计结果，可得如下结论:(1)由Model2～Model4可知，与{IPt}序列结构突变点对应的趋势参数b、b1和b2均很显著，且分别为“负－正－负”，很好刻画了经济增长“降－升－降”的三阶段特征。(2)由Model3～Model4可知，刻画条件波动结构突变的参数λ1、λ2和λ3较显著，特别是在Model4中，λ2和λ3在10%水平下显著。λ1～λ3的符号分别为“负－正－负”，也与{IPt}序列条件波动的四阶段特征对应，即:条件波动分别在第一个突变点之后下降;在第二个突变点之后上升;在第三个突变点之后重新趋于下降。此外，b2和λ3的符号表明，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双降”，二者可能因此正相关。(3)JB统计量表明，Model1即一般AR(p)-GARCH(1，1)模型不能保证残差的正态性，Model2～Model4表明，在均值方程或同时在波动方程中纳入结构突变哑变量，可保证残差正态性。(4)对比Model1～Model4，考察纳入条件波动突变哑变量的必要性:对GARCH(1，1)的波动方程σ2t=α0+α1ε2t－1+α2σ2t－1而言，参数(α1+α2)1表明波动持续性高，一般选用IGARCH模型。但也有研究表明，持续性参数(α1+α2)很多时候被高估。特别的，忽略时间序列及其波动的结构突变，也将导致其波动的高持续性，由此误用IGARCH模型是不可取的(Mikosch和Stric，2004;Hillebrand，2005;Krmer和Azamo，2007)。由表4数据可知，Model1和Model2的持续性参数分别为0．99和0．98，说明在一般的AR(p)-GARCH(1，1)模型中，即便在均值方程中考虑结构突变，也无法改变波动高持续性现象(IGARCH效应)。一旦在波动方程中纳入结构突变参数，Model3和Model4的持续性参数下降为0．65和0．68，说明条件波动的结构突变是导致其高持续性的主因。2．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含结构突变点的AR(p)-GARCH(1，1)-M模型估计接下来考虑{IPt}序列及其条件波动双突变，估计以下AR(p)-GARCH(1，1)-M模型，以检验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5的部分结果与表4类似: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波动的阶段性特征明显，考虑均值与波动双突变可消除波动高持续性。此外，λ1～λ3的系数之绝对值有所提升，显著性均有所加强。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我们所关注的系数δ而言，尽管在4个模型中均为负值(在Model5中绝对值很小)，但在10%的水平下无一显著。说明即便考虑均值和条件波动双突变(Model7和Model8)，也无法检测到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结合图1中{IPt}序列及其条件波动的阶段性趋势，导致表5中系数δ不显著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具有阶段性特征。相对于表5中的Model8，表6中的参数估计效果有明显改进:一方面，δ、δ1和δ2的符号分别为“正－负－正”，且δ和δ1非常显著，说明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在第一、二阶段有显著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在第三阶段即2009年7月以后，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不显著。另一方面，其他均值方程的变量系数仍在5%水平下显著，b、b1和b2的符号同样符合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与Model4、Model8相比，波动方程参数的系数也全部显著;此外，持续性参数λ1～λ3的估计效果良好且符合预期，表征拟合效果的R2也略有改善。3．宏观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考虑次贷危机的影响结合图1可知，源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6月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急转直下，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也迅速转向，并于2008年底相继推出四万亿计划等宏观举措，经济增长也从2009年底开始逐步回归正常轨道。为考虑上述次贷危机对宏观波动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当t在2008年6月至2009年12月之间时，定义哑变量Crisis=1(否则为0)。由表7中数据可见:在考虑均值、条件波动双突变的AR(p)-GARCH(1，1)模型(Model9)中加入Crisis哑变量后，发现次贷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显著下降(φ)，均值方程中的其他参数仍显著，且b、b1和b2的符号符合预期;就波动方程而言，次贷危机对宏观波动有微弱且很不显著的正效应(φ)，但除GARCH参数外，其他变量系数(包括λ1～λ3)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表4中的Model4存在很大差别。Crisis哑变量对含双突变点的AR(p)-GARCH(1，1)-M模型(Model11)的影响:波动方程、均值方程的检验结果与Model9基本一致，但参数φ的显著性趋于下降，条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δ)仍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与表5中的Model8)一致。Model9和Model11中，Crisis哑变量的加入导致波动方程参数估计效果显著变差，可能的原因是Crisis哑变量与VDk(k=1～3)不相容，为此在波动方程中仅保留Crisis哑变量，并重新估计Model9与Model11，所得结果见表7的Model10和Model12。结果发现:相对Model9而言，Model10中对应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有明显上升，特别的，α0～α2的显著性大为上升，参数的估计值也由0．08上升到0．51，但仍不显著(P值由0．90下降到0．26)。Model12相对Model11的比较也存在类似规律，且δ仍为不显著的负值。进一步结合表6的检验模型，基于Model12，考察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是否会因Crisis哑变量的加入而有所不同，由此估计如下AR(p)-GARCH(1，1)-M模型。由表8中数据可知:与表6类似，在考虑“宏观波动－经济增长”阶段性关系之后，主要参数的估计效果大为改善。φ和的估计值及显著性表明，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经济下滑(期间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平均约降低1．58%)，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涨了宏观波动上升。与表6相比:δ、δ1和δ2符号并未改变，δ和δ1仍显著;特别的，δ2的数值与显著性大幅改善(估计值由0．15升至7．93，P值由0．76降为0．12)，表明后危机时代宏观波动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效应。此外，其他波动方程变量、绝大部分均值方程变量的系数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宏观经济观察篇6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在《宏调的逻辑》一书中，对处于改革、转型、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以及新世纪15年来宏观调控进行观察思考，以期“对未来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卢锋教授看来，当代经济史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史，基本可用三句话描述：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宏观政策运用“治冷难治热”；宏调工具选择“偏于宽泛化”。过去十年中国的房价乱象，以及实际汇率升值、货币过度扩张、宏调政策托市、供地垄断体制影响等房价增长的四大动因，只不过是中国转型环境下宏观经济调控矛盾与问题的剪影之一。

按照卢锋教授的说法，中国参与宏观调控的部门有十多个，堪称“九龙治水”。

宏调工具和手段多达30多种，在设计原理、目标对象、使用频率上多有差异，可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总量参数型工具”，货币信贷数量扩张的“银根”管理、城市建设用地供地的“地根”控制、对特定行业投资进行准入限制等“准入数量型工具”，主要针对通胀背景下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采取的“产业调控型工具”，以及直接诉诸国家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行政干预型工具”等四类。

可以说，30多年改革实践持续探索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宏观金融改革，建立新的以总量和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宏调政策架构。而在上述“宏调目标过宽、宏调工具过泛、宏调部门过多”的模式下，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限制，导致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不同程度带来“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宏调宽泛化、产业化、微观化延续时间过长，固化甚至强化转型期体制内残存的非市场性因素，反转制约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实现程度。

限制公权力早应成为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但改革调整深化带来的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寻租空间收窄以及利益之间的角力博弈。

“一些行政部门干预之手反倒越伸越长”，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并逐步蚕食微观产权与市场领域，这难免会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由此产生体制转型不进则退的效应，会对市场主体的长期稳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造成宏观调控本身的混乱。

仍具较强集中性的转型期行政体制，存在正反馈效应的政策信号，再加上干部选用体制与地方竞争机制、城乡分割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等中国体制转型环境下某些特有的扭曲因素，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容易过度扩张，在改革开放前期20余年就至少三次发生。另一方面，识别判断经济形势和调控效果需要一定时间，还受到各类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微妙作用，对政策传导的途径和机理也尚未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事实上，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国情制约下，观察2001年至2011年间统计部门初始与随后修正的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据，可以发现历年都是最初数据被低估，随后的确定值与普查数据调整数通常会提升调高，误差简单加总值达11.1个百分点。这种关键宏观统计数据“最初低估、后来调高”的“系统”误差，无疑会对识别与研判宏观形势引入系统偏差。

宏观经济观察篇7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中图分类号：F015；F0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7-02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花球.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宏观经济观察篇8

今年4月份以来，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投资过热的政策，提出了八项调整措施，中央各部委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抑制投资发展的措施和办法。这些政策和措施，给非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很好的机遇。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宏观调控对非公经济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宏观调控有利于非公经济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非公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内在的弊病、缺陷和不足，这些弊病和不足体现在发展战略迷失、家族制障碍、人才缺乏、国际化难题等等方面，宏观调控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定“风暴”，对非公企业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洗礼，非公企业在宏观调控中若能冷静应对，及时清理和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策略，矫正发展轨道，力争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相一致，进行自我革命和改造，修补缺陷，才能轻松上阵，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其二，宏观调控有利于非公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非公经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低技术、高能耗，重数量、轻环境，循环往复进行低层次竞争是其显著特点，宏观调整客观上遏制了落后产业的发展，有利于非公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渡过了生存危机、完成原始积累后，在继续发展、壮大企业的过程中，陷入了升级的困境，停滞不前，在竞争中逐渐步入劣势。非公企业创业时强调的是突出企业的强项，而升级时需要的则是祛除企业的弱项，发展企业的全面能力。借助宏观调控的外力，民营企业应全面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或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突破升级瓶颈，进入全新发展境界。

其三，宏观调控有利于非公经济重新洗牌、优胜劣汰、走向联合发展的道路。宏观调控对非公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但具体到每个企业而言，影响的内容和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企业有实力、资金充裕，但发展用地限制；有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厂房闲置，生产力不能很好发挥；有的企业产品被市场看好，但苦于缺乏资金融资难、贷款难等等，在市场经济强调资源合理配置的条件下，宏观调控给民营企业创造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促使民营企业尽快开展合作，取长补短，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各自面临的困难，有条件的逐渐走向联合，通过联合，壮大企业的实力，增强竞争能力。非公经济在全局上继续保持数量加速扩张的同时，一大批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将进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整体素质的阶段，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所有企业都要面对技术、人才、质量、品牌、文化、信用等全面竞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借助于宏观调控，民营企业优胜劣汰，重新洗牌，加快重组和联合，资源重新合理配置，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宏观经济观察篇9

关键词：中部地区；宏观税负；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72―05

一、文献回顾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各地税收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96年以来，税收的增长速度就一直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导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4年的11.16％提高到了2004年的19.28％。与此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同省区之间的宏观税负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2003年为例，宏观税负最高的上海市达到24.14％，是最低的河南省(除以外)的3倍强。

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按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就宏观税收负担而言，东部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而就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东部最好，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企业效益较好，可以承担的税负水平较高。然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位置，而实际承担的宏观税负水平却是最低的。

我国对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始于21世纪，例如马拴友根据我国1979～1999年统计资料，进行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税收收入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2300元，宏观税负总水平过高，会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岳树民、安体富对1994～2000年中国大、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进行了计量经济学检验，证实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较高。刘建民、宋建军对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进行的相关性分析说明：宏观税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对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统计分析表明，二者仅存在较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仅为0.262。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不同地区的宏观税负差异并作出了理论解释，主要是研究不同地区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马拴友利用我国的跨省数据，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张伦俊、陆建华研究认为，从平均意义上说，西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为0.73％；东、中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分别为0.40％和0.43％。这种研究结论表明，西部经济所承受的税收负担率是东、中部的1.83倍和1.70倍，反差尤为明显。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两类指标的变动趋势还体现出“高税负低增长，低税负高增长”的态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负高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张阳、雷良海通过设置评价地区税负程度的指标――地区税收负担率对不同地区的税负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经济增长东高西低，宏观税负西高东低。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认为，这种不均衡性在1994年税改后表现得更加突出。郭庆旺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影响的个体差异，认为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平均税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以上研究都只是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没有着重研究某个地区内部的各省份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相关性。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单根实证检验来研究中部地区六省的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特点及相关性，同时通过横截面数据模型方法，根据中部地区的产业特点，分析产业结构对宏观税负是否具有较大的影响。

二、数据的简单统计说明

在进行实证分析以前，先做一些初步的经验观察，以便了解中部地区六省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

图1和图2描述了1996～2005年中部地区各省宏观税负水平和人均GDP增长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就税负水平而言，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山西省最高，江西省和河南省都处于较低水平，1996年的最高比最低分别高出4.7和4.5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差距不断扩大，到2002年分别高出近8个和9个百分点，湖北和湖南位于中间，与中部平均水平相当。这显然与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企业效益较好，可以承担的税负水平较高”相悖。税负水平最高的山西省，其人均GDP增长水平在2001之前几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只有1998年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不过，与税负水平变化特征不同的是，人均GDP增长水平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差异存在阶段性的特征。从1996N2001年，各地区人均GDP均处于下降阶段，各地区的差异较小，除了1998年山西省人均GDP大幅度波动，比其他各省高出近50个百分点，其余年份几乎一直维持在7个百分点左右；然而2001～2003年间差异有所扩大，2002年又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最高的山西省比湖北省竟高出近40个百分点，比其他各省高出20～30个百分点，而湖北省处于负增长状态；到2004～2005年，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又逐渐减小，呈现出一种趋势收敛的特征。如果把两幅图放在一起比较，还能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管是哪个地区，虽然整体平均税负水平在不断增长，但各地区的人均GDP增长水平在1998年之前几乎一直保持下降状态，但到1998年之后，却大都处于上升状态。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中，税收负担水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三、中部地区宏观税负序列和人均GDP真实增长率序列的平稳性分析和协整性分析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为了研究中部地区各省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1996～2005年的中部地区各省宏观税负序列和人均GDP增长序列，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两个序列的平稳性。

其中X表示人均GDP增长水平，Y表示宏观税负，对中部地区各省两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山西省GDP增长水平(X-SX)为例，见表1。

从表1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分别为-4.803492、-3.403313、-2.841819，t检验统计量值0.861724，大于相应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H0，表明山西省GDP增长水平(X-SX)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

为了得到山西省GDP增长水平(X-SX)序列

的单整阶数，下面对其一阶差分序列作单位根检验，见表2。

从表2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分别为-4.582648、-3.403313、-2.841819，t检验统计量值为一5.961203，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山西省GDP增长水平(X-SX)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序列X-SX是一阶单整的，X-SX～I(1)。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检验到中部地区各省宏观税负水平和人均GDP增长水平，见表3。

根据格兰(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I(1)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ECM)，这说明平稳性不同的序列不能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同时也说明两个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而这意味着两变量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和GDP人均增长水平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也可以从这三个省的发展状况得到验证。

为了分析中部地区其他三省和GDP增长水平(x)和宏观税负水平(Y)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先作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以安徽省的GDP增长水平(X-AH)和宏观税负水平(Y-AH)为例，Y-AH对X-AH的OLS回归残差的单位根检验如表4所示。

t检验统计量值为-1.720042，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安徽省GDP增长水平(X-AH)和宏观税负水平(Y-AH)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知道河南省和江西省的GDP增长水平和宏观税负水平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即在中部地区，山西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GDP增长水平和宏观税负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只有安徽省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中部地区各省宏观税负差异与经济差异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设立与数据的说明

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最常用的有三种方法分别是随机效应(randome fect)模型、固定效应(fixed erect)模型和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都考虑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与前两者都不同，这种方法假定所有的地区都是同质的，完全不考虑他们之间的差异。正如不同省区之间的差异往往不能通过少数控制变量来完全刻画，所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前者采用LSDV(带虚拟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后者则采用GLS(广义最小二乘)方法估计。尽管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有效性更强，但是该模型对数据性质的要求也更高一些，需要假定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服从某一随机分布，从回归结果上来说就是保证个体效应项与其他变量之间线性无关；而固定效应模型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因此，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更贴切。

本文研究选用中部地区六个省(地区)1996～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的样本点共60个，横截性样本是根据目前的行政划分方法获得。

(1)考察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地消除物价因素后人均真实GDP，利用人均真实产出可以避免各省价格差异和人口数量差异给模型估计带来的影响，物价水平以2000年为基期。其中各省的人均GDP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税收负担是指特定年份特定地区全部GDP承担的全部税收负担。在衡量各地区的税负时，一般采用3个指标：一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不考虑中央政府从各地区征收的税收)，考虑到中央税收在全国大致相同，它又是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中的不可控变量，地方税占地方GDP的比重基本能反映各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二是各地区承担的预算收入，它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比地方税更为全面反映地方经济承担的税收；三是政府财政收入口径，即在预算收入基础上，加上地区本级预算外资金收入、地区本级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1997年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反映地方税负的最全面指标。本文采取第二种指标研究地方的宏观税收负担。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3)从目前来看，中部地区仍然保持一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结构，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水平要低，第三产业的比重虽然比全国略高一些，却是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为主。因此，针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本文认为中部地区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即产业结构是影响宏观税负的重要因素。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建立关于地区宏观税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简单方程：

宏观税负it=α+β1×(人均GDP)it+β2×(第一产业比重)it+β2×(第二产业比重)it+β3×(第三产业比重)it+Dt　(1)

同时，为检验截距在不同截面样本点上不同，还设定以下模型：

宏观税负it=αi+β1×(人均GDP)it+β2×(第一产业比重)it+β2×(第二产业比重)it+β3×(第三产业比重)it+Dt　(2)

其中变量下标i代表不同地区，下标t代表不同的年份。αi代表了不同地区的个体效应项，这一效应不随时间的改变变化。Dt为时变误差项且遵循一阶自回归过程。

根据方程(1)和方程(2)得到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

从经济意义方面检验参数估计量，可以看出：人均真实GDP越大，宏观税负水平越高，人均真实GDP提高1倍，宏观税负水平大约提高7个百分点，宏观税负水平随第一产业的比重的增加而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宏观税负水平。

从统计检验来看，R2=0.5499，调整后的R2=0.5258，方程拟合优度不是很高，总体显著性一般；至于变量的显著性，K=4、N=60，当显著水平a=0.1、a=0.05时，t分布临界值分别为t0.05(60)=1.671、t0.025(60)=2.000，F0.05(4，60)=2.52，DW值序列无关的范围是1.48～1.69。可见在显

著水平为0.1下，变量FI?，SI?，TI?均显著，IG-DP?的显著性很差。由于DW值在盲区，无法从DW判断序列相关性。

从经济意义方面检验参数估计量，可以得到和式(1)相似的结果：人均真实GDP越大，宏观税负水平越高，人均真实GDP提高1倍，宏观税负水平大约提高4个百分点，宏观税负水平随第一产业的比重的增加而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宏观税负水平。 从统计检验来看，R2=0.804653，调整后的R2=0.769490，方程拟合优度较高，总体显著性较好；至于变量的显著性，K=4、N=60，当显著水平a=0.1、a=0.05时，t分布临界值分别为t0.05(60)=1.671、t0.025(60)=2.000，F0.05(4，60)=2.52，DW值序列无关的范围是1.48-1.69。可见在显著水平为0.1下，变量IGDP?，FI?，SI?，TI?均显著。

三、结果分析

(1)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式(1)和式(2)的回归结果比较类似，但式(2)拟合优度更高，总体显著性更好，这说明不同的地区具有很强的个体效应。各地区的a不同，表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宏观税负的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山西省a为4.297，表明它的宏观税负起点在4.297％；而以第一产业(农业)比重较高的江西省和湖南省a分别为-2.049039和-2.011116，其宏观税负起点均为负，大约在-2％左右，大大低于山西。从回归结果来看，中部地区经济内部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就整个中部地区内部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影响宏观税负的主要因素，说明宏观税负与产业结构关系密切，它的高低受第一产业比重的高低影响很大。

(2)宏观税负与第一产业比重负相关，与第二、三产业正相关。第一产业比重越高，第二、三产业比重越低，其宏观税负越低；反之，第一产业比重越低，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其宏观税负越高。证明中部地区各省仍是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工业发展相对全国还处于落后水平，产业结构是影响该地区宏观税负高低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本地区的宏观税负，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尽快实现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变。同时可以看到第三产业也是提高宏观税负的重要因素，鉴于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大多倾向于传统流通和服务业，应该加大发展金融等新型服务行业，从而提高本地的宏观税负。

宏观经济观察篇10

论文关键词：宏观税负;大中小三种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09年，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推出了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这一榜单一经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认为《福布斯》计算所采用的方法不合理，中国的税负远不如其他一些国家高。他们认为尽管近几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仍相对较低，2008年仅为18％。（朱青）;也有的学者认为《福布斯》的计算方法虽有片面性，但中国税负较高也是一个事实（安体富，2005）。

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考察，本文将简要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目前的税收负担水平。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总水平,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判断一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有不同的标准，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本文将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四个角度简要考察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现状。

1 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目前我国宏观税负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统计口径。通常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宏观税负，这里的财政收入是指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大口径宏观税负，其中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000000000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由于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也就是我国的政府资金成分复杂，政府收入除税收以外,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也占很大比重，常常出现“税小费大”的现象，造成我国税收的大、中、小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差距很大。实际上，中、小口径反映的是名义宏观税负，说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财政真正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水平；大口径才全面反映了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是我国的实际宏观税负。因此，通过大口径计算判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更加客观有效，也与西方国家的宏观税负最为接近，便于比较，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口径是一致的,主要由税收构成。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的观点,我国2000年的大口径税负就已经达到34.43%,是小口径税负的2.43倍。200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通过分析得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大口径税负达到35%的水平，是小口径宏观税负的2.33倍。如果按这一比例计算,当前我国的大口径税负应该在50%以上,不仅远远高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的税负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不少高收入国家。

2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世界银行按人均GDP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下等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98/l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有关数据，人均GDP在785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13%左右;人均GDP在786-3125美元左右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19%左右;人均GDP在3126-9655美元以上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22%左右;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29%左右。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人均GDP水平也不断提升。继2002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达到1100美元后,在短短的4年内于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对应这个标准,我国的最佳宏观税负在19%左右将在满足政府财政能力的同时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仅以2004年为例，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就已达到24.12%，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5.53个百分点，也超过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2.53个百分点;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18%，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仅较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49%，也接近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由此看来，我国的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宏观税负明显偏高。

3 从公共产品供给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收可以看做是“公共品的价格”。按照利益交换原则,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性的判断必须结合本国公共品的供给状况,仅仅从收入的角度加以评判无疑是片面的。应当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认定的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高于40%,而不少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更是超过了50%。但同样应当看到,这些国家财政对公共品的支出规模和质量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然而，对于我国公共品的供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体富指出,财政对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不仅投入总量严重不足,而且财政投入责任主体不合理,存在财政支出责任的下移问题,使得我国公共品提供规模和质量都难以保证。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品的提供更是严重不足。财政部农业司《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带有特别明显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很低。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但是必须看到,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的缺失、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错位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因此,从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加以考虑,我国宏观税负依然偏高。

4 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美国供应学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弗以“拉弗曲线”形象地表明,高税率不一定取得高税收,过高的税率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抑制生产和工作的热情,诱发逃避税收的行为,最终导致低收入。

1983年世界银行专家基思•马斯顿选取21个国家的数据,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证明了较低的宏观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税负在10.3%-30.9%的区域内,税负与GDP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税负每增加1%,GDP增长速度下降0.36%。10个低税负国家的GDP增长率为7.3%,10个高税负国家增长率仅为1.6%。税收负担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