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环境整治十篇

土壤环境整治篇1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危机。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影响了经济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基于土壤污染的急剧恶化，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刻不容缓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预防和对已经污染的土壤进行整治两个部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到底是采用单一的土壤整治立法模式还是采用既包括预防，又包括整治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模式是其在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以整治为主，防治结合”的立法模式。这是因为土壤污染防治中，预防和整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是过于强调整治而忽略了对没有污染或面临污染的土壤污染的预防，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土壤污染环境将永远无法消停。而我国土壤污染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土壤污染的预防问题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兼顾土壤污染的预防与整治。

3-3土壤污染整治应注重效益

土壤污染的整治工作的晟终目的在于中心发挥土壤和土地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使得土壤和土地能够重新被利用。在土壤污染整治中存在着环境主导型与效益主导型两种模式。环境主导型模式主要是以”环境”为主，更加的注重把环境恢复到污染前的状态：效益主导型模式则将污染整治与环境再利用结合起来，更多的考虑社会整体性。笔者认为环境主导型模式耗资巨大，缺乏灵活性，与我国的土壤污染的现状并不适用。我国应采用效益主导型模式，将士壤污染的整治和土地的开发结合起来，根据土地的未来用途来确定土壤整治的目标，建立不同类型的土壤污染修复标准，有效地降低土壤整治费用。

4．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指导思想

4．1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土壤污染不仅破坏了环境，更重要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过多的重视了经济的硬性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通过新中国的两次土壤普查及近年来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以看出国家越来越重视土壤污染防治问题，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也正在进行中。我们国家现在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促进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要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使其始终贯穿其中。

4．2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达到人与土壤相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土壤资源的永续、合理和健康的使用。因此，我们面对土壤污染的现状，我们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进行创新和完善，使得人们在面对土壤污染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认识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真正意义所在。

5．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法的衔接

面对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非空白，在我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涉及到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所以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过程中要注意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首先，《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基本法中，已经规定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应当遵守这些基本法律，在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化、系统化，不能与之相违背。

土壤环境整治篇2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环境整治篇3

一、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基础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土壤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意义重大。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上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统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

二、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目标，以农用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管为重点，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土壤环境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保障。

（五）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因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实行防治结合。

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法规、监管能力、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和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要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分步实施。重点开展农用土壤和污染场地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土壤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农村地区要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城市地区要根据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以规划调整为非工业用途的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为监管重点。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土壤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资源，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健康。防治土壤污染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环保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职责，积极协调国土、规划、建设、农业和财政等部门，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土壤污染防治。

（六）主要目标。

到20*年，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初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编制完成国家和地方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初步构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有所提高。

到20*年，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土壤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显著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深入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三、突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

（七）农用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开展农用土壤环境监测、评估与安全性划分。加强影响土壤环境的重点污染源监管，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强化对农药、化肥及其废弃包装物，以及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难以修复的耕地提出调整用途的意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引导和推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规范有机食品发展，组织开展有机食品生产示范县建设，预防和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环境的污染。

（八）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修复制度。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厂址和其他可能受到污染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环保部门应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明确修复和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技术要求，监督污染场地土壤治理和修复，降低土地再利用特别是改为居住用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对遗留污染物造成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加强对化工、电镀、油料存储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区域性或集中式工业用地拟规划改变其用途的，所在地环保部门要督促有关单位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的结论作为规划环评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程序组织审查规划环评文件；对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区域，环保部门依法不得批准该区域内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造成污染的单位因改制或者合并、分立而发生变更的，其所承担的修复和治理责任，依法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承担。变更前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造成污染的单位已经终止，或者由于历史等原因确实不能确定造成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有关人民政府依法负责修复和治理；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负责修复和治理。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四、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措施

（九）搞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加强沟通协调，有效整合资源，强化质量管理，落实配套资金，确保调查的进度和质量；在搞好调查成果集成的基础上，组织对调查成果的开发利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做好数据、文件、资料、报告的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十）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制定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好实施。组织制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方法等标准，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十一）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把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纳入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计划并组织落实。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专门人才。制定土壤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规划应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十二）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筛选污染土壤修复实用技术，加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集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污灌区农田和污染场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重点支持一批部级重点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为在更大范围内修复土壤污染提供示范、积累经验。

（十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投入机制。地方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保证投入每年有所增长。中央集中的排污费等专项资金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土壤污染防治，保证资金逐年增加并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地方也应在本级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土壤污染防治。我部将协调中央财政部门视情况对地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资金补助。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土壤环境监测、污染场地调查与评估、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环境整治篇4

【正文】

一、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及危害

(一)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土壤污染大致可分为: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多种类型。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污水灌溉等废弃物对农田已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如沈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2500多公顷,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稻田含镉5-7mg/kg.天津近郊因污水灌溉导致2.3万公顷农田受到污染物。广州近郊因为污水灌溉而污染农田2700公顷,因施用含污染物的底泥造成1333公顷的土壤被污染,污染面积占郊区耕地面积的46%.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除耕地污染之外,我国的工矿区、城市也还存在土壤(或土地)污染问题。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 1.土壤污染导致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于各种土壤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调查资料。仅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例,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t,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t,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对于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他类型的土壤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目前尚难以估计。 2.土壤污染导致食物品质不断下降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许多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 3.土壤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作)物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 4.土壤污染导致其他环境问题土地受到污染后,含重金属浓度较高的污染表土容易在风力和水力的作用下分别进入到大气和水体中,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生态问题。

二、土壤污染的特点土壤污染具有明显的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则需要很长的治理周期和较高的投资成本,造成的危害也比其他污染更难消除。 土地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它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很长的时间。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容易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土壤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土壤污染很难治理,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三、我国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针对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权属问题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我国现有的土壤保护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一)《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罗列的污染种类的滞后性,该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该法于1989年颁布,但是对于所处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以上的罗列已经基本概括了所可能发生的污染种类,而这不发放置今日,就存在着些许的滞后性,无法穷尽污染种类,致使污染发生之时,无追究污染着责任的法律依据,其应当包括有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的污染、乱堆放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以及包括生物性污染在内的污染及其他可能造成土地退化的不良(有害)影响;

(二)《土地管理法》 1.调整对象的局限性《土地管理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对于防治土壤污染,该法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第35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这条规定是在《土地管理法》第4章,耕地保护当中提出的,而并非在总

则当中对此问题加以表述,这就导致了这部法在调整土壤污染问题时,调整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2.土壤污染防治意识的缺乏性该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字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该法第36条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可以看出的是,该法对于基本农田的用途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其他耕地的利用范围则放宽限制,而兴建乡镇企业则又放宽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条件,而乡镇企业产生排放的“三废”物质,则是导致农村土壤污染的最大元凶,而对于乡镇企业和基本农田土地布局和使用规划的缺失,又是导致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耕地污染严重的原因。

(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在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分别对土壤污染防治作了详细规定。第十九条:国家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和培肥地力。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基本农田地力与施肥效益长期定位监测网点,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基本农田地力变化状况报告以及相应的地力保护措施,并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第二十五条:向基本农田保护区提供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第二十六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基本农田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该法是针对于特定问题所指定的,所以同样面对着调整对象的局限性的问题。

土壤环境整治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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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整治篇6

摘要 我国目前土壤形势不容乐观。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等特征、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威胁，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了发达国家治理土壤污染的经验，并提出了深化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 土壤污染；污染防治；国际经验

有土斯有民，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开发、利用、保护好土壤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的数据，全国16%的土壤环境超标，其中，一些地方土壤污染严重，工矿业废弃地和农业耕地土壤污染问题突出，重点区域八大类土地（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地、采油区、采矿区、污水灌溉区和干线公路两侧）均有相当程度的污染，“毒土”“毒地”等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威胁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我国土壤环境污染预防、控制和修复，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本文旨在分析国内土壤污染成因，借鉴国际经验，探求国内土壤污染防治途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土壤环境也迅速恶化，污染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六大特征，表现出由点到片，由城到乡，由单一到复合等发展态势。造成我国土壤环境恶化的原因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土地资源禀赋低。我国土地资源具有绝对数量多、相对数量少且质量不高、环境压力大等特点。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水平的43%，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平原与汉江平原、成都平原外，耕地质量不高，无法耕种的中度、重度污染耕地有5000万亩，全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干旱地区，后备资源开发存在生态难题。

二是土地污染源多面广量大。土壤是各类污染物的最终归属。我国30多年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土地成为了一个“大垃圾箱”。工业“三废”排放，使污染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并积累于土壤。全国有11. 23万座矿山，1.2万座尾矿库，每年60万吨石油跑冒滴漏，固体废物堆放占地面积达200多万亩，有害废水污灌污染耕地3250多万亩，有害废气随雨水沉降到土壤中。农业生产存在“农药、化肥依赖症”，化肥产量和使用量占世界1/3以上，非降解农膜残留量达12万吨． “白色污染”严重，导致土质下降，危害人体健康。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尚无针对土壤污染的专门法。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虽对土壤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仍缺乏细则。虽然不少地方专门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的规范性文件，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法律体系，约束力和系统性不够。

四是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不完善。我国有60类共3246种土壤，不同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降雨量、地下水埋深等影响基准推导的重要参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截至目前，我国已及正在修订的土壤质量标准有60多个，在数量上比较少，管理也不明晰，分属于10多个不同部门。此外，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于1995年实施，2009年开始修订，至今仍在修订过程中，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标准等级全国采用统一的标准值，没有区分土壤背景值的差异。此外，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环境质量，从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够；主要针对农业用地，对工业、商业和居住用地考虑不够。

五是土壤环境监测能力不足。我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起步晚，技术落后，尚未形成全面的监测体系，部分地方能力有限，难以精准掌握各地区土壤污染的状况。

六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薄弱。由于污染土壤面积大，污染程度深浅不一，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对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国内市场上现有的修复技术往往手段单一，科技含量低且修复成本非常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依赖进口。

七是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缺口大。国外的绿地建设中，土壤费占总投入的50%。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中仅有30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用于修复污染土壤，且主要是对城市投入，对农业生态环保投入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需求。

八是土壤管理体制不顺。我国长期以来多部门分散治土，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和权力横向分割的弊端。虽然2013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中提出： “建立由环境保护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参加的部际协调机制，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但仅靠部际协调机制难以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常常会因部门利益影响工作效率。

九是土壤保护意识淡薄。由于土壤污染更具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公众土壤污染防治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往往将土地利用的功利性和经济性摆在第一位，忽略土地本身的生命支撑价值、生态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历史价值。大部分农村居民对环境污染表现淡漠，也缺乏依法维权意识，只要环境污染没有直接影响到自身的生产生活，大多采取漠视的态度，增加了土壤环境保护的成本。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

建立综合防治的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将土壤作为一个独立的环境要素来进行立法保护，形成了从基本法到综合性法律再到专项立法的三层法律体系，用以调整和规范各类生产、生活活动。

美国从危险废物管理着手开展立法，颁布《土壤保护法》《资源保护回收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超级基金法”）和《小企业责任免除和棕地复兴法案》（“棕色地块法”）等法律法规，在建立土壤环境保护区、农田保护、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利用、污染场地修复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加强对水、化学品等污染的控制和立法。德国制定《联邦土壤保护法》《区域规划法案》《建设条例》等，对土壤污染清除和修复、土地开发、限制绿色地带开发作出规定。日本通过《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为农用地以及“城市型”土壤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专门法律保障，而《大气污染防治法》《二?英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法则从不同途径为土壤切断了污染源。法国虽没有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工业法、废物法和民法，规定土壤污染者的相关责任，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目的。

强化土壤污染风险预防

发达国家将土壤环境风险评估贯穿土壤环境管理全过程，指导污染土壤的环境调查与监测，确定土壤污染风险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值得关注。英国认为预防土壤风险与修复污染土壤同等重要，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率先提出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管理框架。德国一方面重点排查了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土壤并进行了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了重点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基于风险评估，划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并制定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美国颁布旨在保护生态受体安全的《土壤生态筛选导则》以及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筛选导则》，此外还制定污染土壤初始修复目标值，许多州据此制订各自的土壤质量标准。英国在考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原则制定土壤指标值。加拿大则以其保护生态土壤质量指导值和保护人体健康土壤质量指导值两者中的最低值作为最终土壤质量指导值。荷兰在《荷兰土壤质量法令》中设立了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干预值及部分污染物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指示值。日本在制订土壤环境标准时，特别设立浸出液标准。

全面准确开展土壤监测

西方国家普遍深入开展土壤调查，尤其是利用高光谱遥感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新技术进行土壤监测与评价，摸清底数，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欧盟实施土壤环境评价监测项目，设计欧盟范围内可比的监测标准和指标体系，建立评价土壤现状的资料参考中心，对部级土壤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统一管理。德国根据土地用途对全国土壤实施监测，了解土壤特性变化，以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共设立监测点800多个，并建立污染土壤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法国建立污染土地的数据库，信息包含现存的污染地和已被修复的污染地。美国相关部门向用户免费提供很多土壤基础信息，例如分辨率低于30米的遥感资料，从而为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分类治理的防治措施

根据土壤的不同功能，西方国家坚持区别对待，积极推动土壤污染分类整治和管理。美国防治土壤污染关注范围从农业用地逐渐扩大到工业用地，通过一系列法律及修正案对“棕色地块”进行有效治理。建立危害分级系统，根据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和土壤4种污染迁移途径来评估场地的污染状况，有针对性地治理。德国通过一套颜色指标体系明确土壤治理要求，分别用绿线、黄线和红线表示应采取预防恶化、发出警告或必须清理的措施。日本和韩国在土壤污染调查、整治责任承担、费用负担、管制方式等具体制度中，对“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镇工矿型”土壤污染区别对待。俄罗斯在《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针对农业生产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制剂的控制与监督管理做出详细规定。

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

国外土壤修复主要采用两大方法（原位及异位）和五类技术（工程措施、物理修复、化学／物化修复、农业生态修复和生物修复）。1982-2005年，美国超级基金一共进行了997个土壤修复项目，采用异位修复的项目约占53%，固化／稳定化及焚烧占异位修复项目的69%，土壤蒸汽抽提占原位修复项目的53%。欧洲各国因工业历史和污染类型不同，污染场地特征不同，土壤修复技术也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采用原位及异位修复技术的比例相当。目前，绿色修复技术既可降低修复行动的环境足迹及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又使修复行为的净环境收益最大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污染者付费”基础上的市场运作

在政府提供专项治理资金的同时，激励社会资本加大土壤治理投入。美国通过征收专业税，建立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由其兜底全国范围内污染场地的修复。英国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最初向土地排污的企业、个人或知情并容许排污发生的人为第一级；当前土地所有者、业主为第二级；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由第一级承担，但无法找出原始污染者时由第二级承担。日本采用“原因者负担”和“受益者分担”双原则并设立专项基金治理污染土地。具体方式是：先对污染土地展开调查并制定治理方案，然后对该土地进行收购和治理，在治理完成后将土地卖给企业，最后按基金出资比例对获利的5%进行分配。对于无主土地的治理，德国采取政府先垫钱修复，后调查确定最终谁付费的治理方式；而对历史遗留的污染场地治理，政府给予补贴。

综合防治土壤污染的建议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土壤环境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的成本可以发现，三项成本的基本比例为1：10：100。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必须重视预防，并坚持防、控、治一体化，分类施策、分区防控，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路子。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联合机制

土壤污染情况复杂，涉及部门多，治理和协调难度大，需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中央部门的责任及中央相关部门的职责。环保部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牵头部门，应加强综合协调，完善法规标准，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与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耕地面源和农村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农业部承担；与工信部、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城镇和工业用地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住建部、环保部共同承担。协调跨区域水土协同治理，统筹土壤、重金属和化学品、固废、危废污染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法规和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加快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修订、完善与土壤污染相关的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关于土壤保护的内容，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严格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涉重金属企业废水、废气、废渣等处理情况的监督检查，规范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和处理处置活动，严控农药、化肥、农膜的乱用滥用问题，加大对造成污染后果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源头控制

坚持绿色化发展，大力推进清洁生产。严格项目准人，关闭、淘汰和搬迁小冶炼、小化工等企业。健全排污许可制度，改造环保设施，严格控制排污量和浓度。打击非法采矿，促进矿山集约化开采和废水、废渣集中排放和处理。划定生态红线，严格监管农田和重要农产品基地，严格控制污水灌溉，加强对农药、化肥及其包装物以及农膜的环境管理，提高农业补贴标准。实行保护性耕作和轮休耕作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土壤环保考核指标。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制，明确地方党委及其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加强土壤监测

联合多部门共同建立长效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机制，开放监测市场。制定统一的监测规范，构建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预警监测、应急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建立全国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库系统，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可靠数据。

实施分类防治

对工业、农业和住宅用地分类施策；划定优先保护区域进行分区防控；按照受污染程度开展分级防治。启动“土壤环境保护工程”，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完善“以奖促治”“以奖促保”政策。建立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

加强科技支撑

搭建土壤环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搭建土壤污染治理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平台，自主研发关键技术、设备。

健全资金投入机制

借鉴重庆污染土壤治理模式，加快以土地经营、批租为支撑的财税、金融模式改革。继续探索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污染责任险等经济措施。对严重污染的耕地，要调整种植结构，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并进行生态补偿；定点收购被污染粮食并补偿费用。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基金。对积极开展土壤污染保护和治理的地区，加大资金奖励支持力度。发展土壤修复相关产业，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开展PPP模式，推进第三方监测、治理。

加强土壤保护宣传教育

提高企业和公众土壤环境安全意识和土壤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课堂宣传土壤环境保护知识，并为一线生产者提供专业培训。

国际合作和履约工作

土壤环境整治篇7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工作部署，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风险管控、系统治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负责、部门有责”，全面加强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村污染治理工作，持续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切实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这一突出短板；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保护优先，源头治理。加强空间布局管控，严格环境准入管理，切断污染物进入土壤、地下水环境的途径。强化农村环境整治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推进农业生产清洁化、产业模式生态化。

2.坚持预防为主，分类管控。强化源头防控，防止新增土壤污染。巩固提升耕地分类管理成效，严格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原则，坚持分类施策，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同农村厕所改造的衔接，大力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能力，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加快推进县城污水处理厂、慈峪镇污水处理厂邻近村庄生活污水网管铺设工作，大力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3.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围绕重点问题、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污染物，聚焦突出环境问题，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土壤、地下水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分类施策、分阶段整治。加大执法监管和督导检查力度，防止新增污染。

4.坚持属地治理，协同防控。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负责、部门有责”，建立政府主导、市场驱动、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的污染防治体系。打通地上和地下、城市和农村，协同水、气、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系统实施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三、主要目标

2021年，落实保护优先措施，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严格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巩固提升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成果，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持续实现安全利用，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坚决杜绝违规再开发利用。建立健全危险废物智能监控体系。完成5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突出具备条件乡镇实行管网归集和终端无害化处理，注重中水再利用，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能力，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实现动态清零。

四、重点任务

（一）加强土壤环境调查监测

1.配合省市开展非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省市工作安排，配合调查单位做好我县相关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进一步摸清相关非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状况及分布，为非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提供依据。（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改局配合）

2.强化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配合开展国控、省控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和省控耕地土壤监测。按照年度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和有关文件要求，组织对全县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园区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周边土壤开展监督性监测，并按时上报监测结果。对监测发现的土壤超标情况，组织开展溯源排查，查明原因并及时阻断污染源。（县生态环境分局、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强重点区域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建立并完善省市县三级耕地土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制度，及时掌握受污染耕地农作物种植和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动态变化情况，根据县区内受污染耕地面积、污染类型和程度，设立监测点位，为安全利用和治理修复效果评价提供依据。加强超标农产品收购、收回等环节监管，禁止超标农产品进入市场。继续开展农田灌溉水质监测，加强监督检查，防止未经处理或达不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废（污）水进入农田灌溉系统。（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改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配合）

（二）严防新增土壤污染

4.加强耕地污染源头防控。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继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制定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方案，全县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7%以上，农膜回收率达到90%以上，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持续开展耕地周边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污染源排查整治，强化耕地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5.强化重点监管单位监管。监督全县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严格按照《土壤法》落实相关责任义务，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对企业自行监测、隐患排查以及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督促企业制定整改方案和台账，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污染隐患。加强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现场检查，督促企业落实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措施。（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发改局、应急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6.统筹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工业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加强塑料污染防控，开展专项治理，强化对生产、使用、销售塑料制品单位的监督检查，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活、销售、使用，稳中有序治理塑料污染。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提高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效率和水平，加快补齐危险废物处理短板。（县发改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7.强化危险废物监管。积极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智能监控体系建设，提升危险废物智能化监管水平，督导企业主动在河北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管理平台申报危险废物相关信息，确保全县涉危险废物工业企业应纳尽纳，实现有效监管。组织开展危险废物环境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全面查清涉危单位生产经营重点环节、重点场所环境风险隐患。强化“一长三员”网格管理机制，统筹区域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排放、倾倒和处理处置等违法犯罪行为。（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卫健委、公安局、交通局等配合）

（三）巩固提升耕地分类管理

8.加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清单管理。加强部门信息共享，根据土地用途变更、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深度调查、加密调查等成果以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效果，结合实际，进一步精准识别受污染耕地面积、分布等。不鼓励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耕地；确需复垦为耕地的，应确保农用地管控标准之外的特征污染物不超过所在地土壤环境背景值，并依法进行分类管理。（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9.持续强化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结合当地主要农产品品种和种植习惯，在安全利用类耕地采取农艺调控、低积累品种替代、轮作间作等措施，保证每季作物都得到管控。巩固严格管控类耕地治理成果，落实种植结构调整、休耕、退耕还林等措施。加强特定农产品严格管控区管理，严禁种植特定食用农产品和饲草。建立完善特定农产品严格管控区动态管理制度，为动态更新提供依据。（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

（四）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10.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排查。组织开展关闭、搬迁、腾退工业企业用地全面梳理排查，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动态更新疑似污染地块名单、污染地块名录。对列入疑似污染地块名单的地块，督促土地使用权人6个月内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确定的污染地块，督促指导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及时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县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改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1.组织开展建设用地风险调查评估。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现场检查等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督促土地使用权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对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中，查明的高风险地块开展调查和风险评估。严格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治理修复的监督管理。（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发改局、审批局等配合）

12.严格污染地块准入管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优化主体功能布局，明确用途分区，合理安排城市产业用地。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不得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事项。依法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风险评估而未开展或尚未完成调查评估的土壤污染风险不明地块，不得进入用地程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生态环境分局、行政审批局等配合）

13.抓好建设用地风险管控。认真落实产业政策，严把项目准入关，严格控制涉重金属企业新、改、扩建。在涉疑似污染地块或污染地块的土地征收、收回、收购环节，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及时查询相关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涉及疑似污染地块或污染地块的，要记录查询日期和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结果，并征求生态环境部门意见，取得生态环境部门书面回复。对涉及疑似污染地块、污染地块以及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在土地规划、土地收回收购、供地、改变用途、开工建设等环节，实行严格的准入管理，防止未按要求进行调查评估、风险管控不到位、治理修复不符合相关要求的污染地块被开发利用，切实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分局、发改局、行政审批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强化监管和保障能力建设

14.提升土壤执法监管能力。提升土壤环境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进一步强化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各个环节的监管，实现实时监管、动态监管、智慧化监管，全面提升土壤环境执法能力。（县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深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工程及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15.加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对乡镇所在地、中心村等规模较大、人口集中、具备完整上下水管道的村庄，实施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统筹建设，实现厕所粪污与生活灰水一体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邻近村庄可采用联合共建方式建设污水处理站，实现生活污水相对集中无害化处理。鼓励污水处理达标后用于绿化、街道冲洗、农田灌溉和景观用水。相关部门和乡镇加强对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县生态环境分局、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6.统筹厕所粪污无害化集中处理和生活灰水有效管控。对规模较小、实行单坑或其他形式卫生厕所改造的村庄，或不具备管网收集条件的村庄，统一实施厕所粪污无害化集中处理和生活灰水有效管控。根据人口规模和实际产生粪污量、处理覆盖范围等情况，统筹建立区域性厕所粪污无害化集中处理站,或利用已有沼气工程进行集中处理，集中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出水达到农田灌溉标准后可直接用于农田灌溉。制定农村生活灰水收集回用等有效管控措施，通过冲厕、庭院绿化等原位消纳方式，或联户建立集中生态化处理设施处理后中水回用，实现生活污水源头减量、无害化处理。（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7.推进山区村庄生活污水分散治理。对居住分散、粪污不易集中处理的山区边远村,可采取户用化粪池、沼气池等进行分散治理，建设污水储存罐用于冬季储存，结合农业化肥减量增效、水肥一体化等,引导林果种植、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将治理后的污水作为有机肥水使用,实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8.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及管控。组织对行政村内村民主要聚集区向外延伸1000米范围内、乡级以上公路两侧200米范围内的河、塘、沟渠(不含城乡结合部或县城建成区)，其他行政村区域范围内的河、坑、塘、沟渠等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划分排查责任区，建立排查责任清单，逐条纳入黑臭水体清单台帐。对排查发现的农村黑臭水体要查明污染来源，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体净化等综合措施逐条明确治理方法和途径，完成治理。（县生态环境分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各乡镇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稳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

19.配合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分。按照工作安排配合省市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分工作，提出分区防治建议，确保分区划分工作圆满完成。（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

五、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属地治理。各乡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省、市、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部署，切实担负起保护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按照职责严格落实主体管理责任，确保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二是强化协调联动。县生态环境分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打通沟通渠道，完善各级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通、联动监管机制。成立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会商会议，建立协调机制。县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指导、考核检查及日常工作；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指导和考核检查等工作。

土壤环境整治篇8

产业发展空间巨大，而实情并不乐观。记者在调查和走访中，发现所面临的政策法规和标准的缺失、有效技术手段的缺乏、治理修复资金难以保障等成为阻碍修复产业发展的瓶颈。

法律是个大瓶颈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依据，仅靠部分政策法规文件进行约束，都难以达到依法治理的效果，成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一个大瓶颈，类似的北京焦化厂场地修复事件的发生也暴露了这一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或许对土壤污染的防治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李蕾对此深有感触：工业场地的污染防治对我国环境保护来说是全新的领域，相关工作都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没有针对性很强的法律法规，同时缺少系统专业的标准规划和有操作性的技术导则，使得工业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和环境监管都没有依据，突出表现为工业企业搬迁、土地规划、流转等环节涉及相关的环境监管部门的职责还没有在法律上予以清晰的界定，部门联合监管的效果不顺畅，无法有效地对污染场的开发利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

因此，尽快出台土壤修复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十分迫切，“政策一定要接地气，易于执行和操作，如果制订得虚高，则无法形成有效约束力。”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清向记者表示。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经中央批准，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经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牵头起草，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他介绍说，全国人大环资委已经为此成立了法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制定了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为推进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位副委员长陈昌智、沈跃跃分别带队，全国人大环资委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罗清泉副主任委员等环资委多位组成人员分别陪同，组织环保部、发改委、农业部、国土部等有关部门对山东、辽宁、湖南、河南等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理念正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社会各界都在为土壤立法建言献策。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采取维护环境正义和保证经济利益并重的立法原则。

我国已有大气、水和固体废物等单项法的防治措施，但并未遏止土壤污染的不断产生。这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经历过严重土壤污染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其他单项法对土壤污染防治作用甚微的情况下，出台严厉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来应对危机。高胜达认为，土壤是90%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土壤环境保护法侧重于治理，就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污染，体现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让潜在污染者不想污染、不能污染、不敢污染。

同时高胜达也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在继续的这一国情，使得我国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要用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待土壤环境保护，土壤开发利用同保护改善的有机结合非常重要。”他建议，采取维护环境正义和保证经济利益并重的立法原则，水源地污染、严重土壤污染的治理首先考虑环境利益，而一般或不太严重土壤污染的治理以经济利益主导。这样，既体现法律的环境公平理念，又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修复标准难产

我国土壤污染修复研究相对较晚，在土壤污染修复领域，耕地土壤污染修复应当列为首选。而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的草拟过程中，争议较多的是关于土壤环境标准问题，这同时也是影响土壤修复行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所长、研究员李玉浸表示，关于耕地土壤修复，首要问题是对污染的判断。目前以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的做法，显然有诸多不足。就农业来讲，首先必须保证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而判断耕地土壤是否安全，首先应当与污染是否造成农产品超标来考虑，这也是修复标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遗憾的是，以我国目前《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判断的结果是，超标不等于危害，不超标也不等于没有危害。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目前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仍是产业成长的起步阶段，人员、技术和装备仍处在初期阶段，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或应用还处在试验阶段。

参与《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起草工作的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丽介绍，这部法律非常重视土壤环境的保护，在基本原则里也规定了保护优先，并制定了专章“土壤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主要根据土地类型做出不同的保护措施，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预防性的规定，为避免工业活动中对土壤环境的破坏制定了一些条款，对土地的风险管控进行了明确规定。

当前土壤修复企业已达3000余家，虽然有部分企业在技术上已有一定积累，但从整体角度来说，核心技术和设备，仍多依靠国外引进，这不但拉高了治理成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更限制了土壤修复行业的快速有序发展。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锁指出，我国的土壤技术并不少，论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不逊色，但大多只停留在抽屉技术、实验室技术，现场修复技术与工程实践经验十分匮乏，无法真正有效地保证实施效果。

污染土壤修复表现为一个技术问题，但中国环境科学院总工程师李发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修复工程的总体设计需要人文美学支撑。李发生指出，“场地修复中的人文问题目前在国内极少被关注。比如修复公司应以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去工作，这样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甚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去考虑场地修复工作的美学建设、景观恢复问题，采取措施降低能耗等。”让和谐的人文之美与先进的修复技术相结合，恢复土壤的生态原貌。“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令整个事态出现乱象。处理好各利益相关方关系是污染场地修复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大的智慧。”

钱是个大问题

土壤污染的整治和管理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单靠国家财政拨款远远不够，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治理污染的土壤。而如果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这一环保领域的通行准则去执行，在国内又不太现实。由于大量的污染基本是二三十年以前遗留下来的，有些已经无法找到责任者，即使找到，企业破产或无力承担高额的污染治理项目，治理污染又缺乏良好的收益机制，资金不足的问题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瓶颈。

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金融中心蓝虹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按最低成本技术估算，我国耕地污染土壤修复需求约3.4万亿元，上限可达25万亿元;重金属矿山土壤修复资金需求下限最低0.54万亿元，上限达3.46万亿元;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需求最低1.06万亿元，上限达9.5万亿元。从估算结果可见，即使选择适合各类污染土壤的最低成本技术，也能最高达38万亿元的资金需求。而2013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2.9万亿元。

2013年环保产业产值约8000多亿元，土壤修复目前市场规模不到40亿元，尚未达到环保产业的1%。仅达到估算最高资金需求的万分之一，供需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十二五”规划承诺为防治土壤污染投入只有300亿元（48亿美元），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资金却数以万亿计。

如此巨额修复资金需求，靠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完成付费。但污染者无疑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当污染者不明确的污染场地，突发污染场地事故处理中，企业倒闭之后，修复救济费用谁付？

为此，蓝虹教授提出广义的污染者付费理论，主张将污染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例如对污染企业进行投资的银行、金融机构、与污染事故发生相关的运输企业、消费者等，该污染责任企业所从属的相关行业，以及政府主体都纳入其中，共同承担污染责任。

有专家建议，国外土壤修复已有较为成熟的模式。譬如，美国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专业税的征收，建立了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由其兜底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场地的修复。

除此之外，金融手段也可以参与其中。银行可以提供项目贷款。“保险公司可以扮演资金提供方的角色，以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来发放专项贷款，或者投资于项目收益权信托产品等形式支持土壤修复工程，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项目股权中去，既提供资金，又分享收益与风险。同时还可以为污染企业提供环保责任险服务，帮助企业在面临巨额罚款时减轻经营压力。”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总经理郝联峰向记者表示。

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考验着我们在治理污染方面的决心，而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又在测试着我们的智慧。

链接：

微生物技术将成生态修复发展方向

除了传统的化学、植物等修复路径之外，相关土肥专家建议，可以通过农艺手段如增加土壤有机质、施用土壤调理剂、采用生物吸收法等能够钝化、减轻甚至修复大多数的超标土壤。微生物肥料修复土壤的基本原理是在适当的条件（水分、温度、pH值等）下，肥料中的微生物菌群与土壤中原有的有益微生物共同形成优势菌群，促进土壤生态系统中碳、氮、氧等元素的良性循环，从而修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使生态系统达到新的稳定的平衡。

土壤环境整治篇9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在经过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后，日本的土壤污染情况一度非常严重。日本在 1970～1980 年间进行的专项调查发现，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染农业用地的区域有 124 个，面积达到6350 公顷。而到了 1986 年，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 128 个，面积达到 7030 公顷。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地区频繁出现了大量土壤污染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 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 1995 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 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有着立法和执法丰富经验的国家。目前，德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联邦土壤保护法》和《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其中，《联邦土壤保护法》于 1998 年 2 月 6 日通过，该法的最后条款于1999 年3月1日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土壤变质回避义务、净化主体及其义务、污染土壤调查义务和情报公开制度等。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 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类污染问题：水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矿物质污染、农药和化肥残留物污染……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必须采用不同类别的方法和手段，方能有针对性地取得明显效果。以德国以例，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 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 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 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 15 cm 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以美国为例。美国环保局（EPA）在 1995 至 1996 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 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于 1997 年 8 月通过了《纳税人减税法》，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四是美国 2001 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对有关免除中小企业有关 1980 年《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目的等进行了规定。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题，该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任信托基金。该法还规定了治理费用承担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保，并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物质违法者的人规定可给予最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2.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7.5万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超级基金的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来源有两个：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亿美元来自联邦财政。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来自联邦普通税;3亿来自基金利息;3亿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 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

土壤环境整治篇10

江苏常州化工企业旧址土壤修复，引发“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目前仍在发酵。环保部、国家卫计委和江苏省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2016年4月25日，调查组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区域大气环境，与常州其他区域无明显差异，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还在开展中；学校卫生、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卫生符合要求，未发生传染病等疾病的流行和暴发。

该校学生家长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多名环保领域专家，包括参与涉事地块修复工程验收的专家质疑的是，该地块修复方案与工程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社会舆论则表示担忧身边是否存在类似的土地。

环保业内人士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数量在50万块以上，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有不同程度污染，有的污染深度多达十几米。这些土地将要或者已经变成了住房、商业区、城市绿地等。

据悉，《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土十条”），已经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审核，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将逐渐明朗。 学校邻地休而不复

60多岁的胥建伟，几乎是常州环境事件中最繁忙的人，一天要接听几十通电话，应付多达上万条的微博回复，前后接受过几十家媒体采访。家对面的肯德基，成为了他的固定会客场所。

高中毕业后，胥建伟在常隆化工公司的农药厂工作30多年，于2013年退休。“我本来负责生产调度，却常常被厂里派去偷排污水。”胥建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在管道封堵前，常隆农药厂每年偷排的污水高达数十万吨。

还在工作期间，胥建伟便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农药厂偷排污水，后者要求其提供详细的举报资料，他未能提供，举报屡屡不了了之。后来，他便在微博上举报。

直到2016年4月17日，央视曝光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事件，称该校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

胥建伟工作过的工厂旧址，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与原华达化工厂、常宇化工公司毗邻。2011年6月，三家工厂完成搬迁，26.2公顷的遗留场地，成为当地污染状况调查、修复工程实施与验收、规划开发的对象。几十年高污染作业，再加上企业常年“跑、冒、滴、漏”，这块土地已成“毒地”。

常隆地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萘、茚并芘等多环芳烃以及汞、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普遍超标严重。

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在地下水中浓度超标9万多倍，土壤中超标7万多倍。这些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和麻醉作用；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可引发急性中毒。

与常隆地块一路之隔、不足百米处，便是常外新校区北门。2015年9月，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此时，对面常隆地块正进行土壤修复。

根据常州市的规划，常隆地块原计划在修复后用于商业开发。2011年3月至5月，常州市新北区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对地块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要求“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两年后，常隆地块的修复方案制定。2014年3月，修复工程立项，整个工程投资预算近4亿元，修复工程方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方案的设计指导单位为常州市环境科学院。

该地块是常州市第二个（农药类污染）实施土壤和地下水一体化修复的项目。据常州市环保局官网介绍，该项目还于2014年入选环保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备选项目。按照2013年国务院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于当年开展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多数为城市搬迁厂区的场地治理，入选者将获得一定的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常隆地块最早的修复方案是，将污染场地地下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经处置后，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地下6米以下，未达到修复目标的污染土壤采取隔离的措施；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将化学氧化剂通过注入井，引入地下水含水层的技术路线。按此方案，修复工作应在2015年6月完成。

但公开资料显示，该地下水修复工程招标工作于2015年8月才结束，至事发，地下水修复工程还未开展。

2015年12月，修复方仅对三个重点污染区域土地进行了试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暂存在堆场未运走。当月中旬后，常外的家长们相继发现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的学生不断增加，家长们怀疑问题出在路对面的修复工程上。

学生家长陈美（化名）告诉《财经》记者，“且不论他们在挖土时是否操作规范，数十万立方米有毒的土，就堆在离孩子们不足百米的地方，而且还不让知情，让人怎么接受？”

常州市环境科学院院长徐圃青的解释是，由于承接污染土壤的水泥厂产能受限，无法正常接收常隆场地的土方。

之后，常州市政府将该地块土地利用性质拟变更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今年1月，常州环境科学研究院建议，修复采用整体覆土封盖。

《财经》记者向常州环科院询问修复方案调整的原因，并询问原修复方案的内容与制定依据，对方未给予答复。而对于修复方案的评价，联合调查组与常州市政府均尚未发表结论。 “救火式”修复受质疑

4月25日，常州市政府消息称，初步调查发现：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要求落实防护措施，新北区监管部门对地块修复的监管工作不到位。

两个月前，常隆地块的修复工程刚通过专家组的验收。一名参与修复工程验收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工程验收是按照《调整方案》，经勘察工程现场，听取验收单位的汇报后通过的，“从验收材料看，修复结果完成了调整方案的任务，但是具体工程实施中是否违规操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2013年9月下发的建设报告表审批意见显示，修复工程要建设一座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密闭大棚用作堆场及分选场地，大棚内会配备换风设备，废气经收集，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但在修复过程中，这座钢结构密闭大棚并未建设。徐圃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常隆地块在修复的过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本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封闭操作，结果却露天作业，相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按照正常步骤严格作业，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如覆土方案能否奏效，要看有没有按计划覆土一米并多层压实，“常隆地块的修复工作中肯定出了问题”。

由常州市环保局、新北区环保局、黑牡丹建设投资公司、江苏上田环境修复公司、常州环科院等参与的验收会上，专家组三名成员签字通过验收。专家验收意见显示：工程实施程序规范，完成了既定修复任务，达到了土壤修复技术方案调整报告的相关要求，专家组建议通过验收。“从目前出现的情况看，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肯定是出现了问题，施工没按要求操作，工程监理也未尽其职。”上述与会专家称，至于验收过程，专家组是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的，究竟这块地还是否具有污染性，要看调查组的最终调查结果，才能定论，“如果严格按照修复方案来执行，常隆地块肯定是会得到很好地修复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看法不同。他认为，常隆地块修复，采用异位修复法，容易导致集于地下的有毒污染物在修复时，会完全暴露出来。

这块土壤修复场地的位置和施工也受到质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冬季刮北风，学校却建在修复场地的南边；施工方案提到“覆土施工采取分区延伸方式，逐步铺开”，他指着学生家长提供的航拍视频截图说，按照方案应该是挖一块，治好了，再挖下一块。从截图看并未按照这样的方案执行。

常隆地块整个修复工程，在不到两年内完成，而前期的污染场地调查，两个月就完成，着实有些赶时间，被喻为“救火式”的土壤修复。

陈同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修复）？如果全部焚烧，65万方污染土壤在几个月内肯定烧不完。对于污染土壤来说，水泥窑虽然能够处理污染土，但是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

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采用转移后，置换新土的方式。置换下来的土壤有的并未真正修复，去向也鲜为人知。工程承包商可以在短工期、低投入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土壤修复。

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9月，土壤修复项目工期多于500天的仅占12.6%，200天以下的项目占比达到66.7%，普遍呈现“短工期”的特点。

各方都希望土壤修复工程能立竿见影，事实上，对于规模较大的土壤修复工程，无论采用何种修复技术和工程方案，都不可能很快。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曾公开表示，污染严重的“毒地”修复往往需要五年到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其中，对场地的调查至关重要，占修复时间很大一部分。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宋昕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称，他所参与的美国一块污染场地的治理，仅前期调查就花了16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土质、水文地质、关键污染物数据为不同治理方案的可行性分析提供充足、可靠的支持。

可见，前期调查的数据准确性与调查的方法比后期治理、样品分析的影响都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晓明曾表示，中国的治理方与开发方往往不重视前期的调查，“今天把污染场地交给你，让你调查，恨不得明天就拿出结果来，后天就要盖房了”。

对于一个有上百万方污染土壤的污染场地，即便是采用最简单的异位填埋（将污染土壤挖走填埋）方法，用30吨的大卡车运走就得拉四五万趟，仅运输这些土壤也许就得花一年时间。如果采用其他修复技术，更不可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土壤修复是很花时间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陈同斌称。

因为救急，高技术含量的土壤修复几成“土方工程”，将土一换了之，而治本的生物修复技术很少被采用。多位受访专家透露，国内已实施的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案例，多以异位修复为主，主要采用焚烧、危废填埋等处理处置技术，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场地污染问题，但修复工程能耗高、资源消耗量大、产生二次污染、土壤资源功能丧失，而且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隐患。 “毒地”知多少？

“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让公众直观感受到，污染场地“毒性很猛”。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毒地潜伏”？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详细家底。可能也没有机构能给出污染场地的数量信息。

业内专家只能根据工业总量和发展阶段、重污染企业数量来预测。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研究员张俊丽曾表示，五分之一的企业搬迁场地都有污染，呈现出污染范围广、面积大、成分深的情况，有的场地污染深度甚至多达十几米。据张俊丽保守估计，中国污染场地的数量在50万块以上。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在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此次，并未公布更具体的污染地块数据。

此次事发地江苏，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已经关闭化工企业6000余家，未来大部分将用作居住和商业，急需有效修复。

现在，环保部门仍不能掌握江苏到底有多少处污染场地，江苏环保厅摸排发现400多处大型污染场地，具体准确的数字、这些场地有多大、分别是什么类型的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因为各地信息公开政策不同、行业技术标准不同，现在还是未知数。

土壤修复的上层设计也未搭建完成――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2012年，由环保部牵头，九个部门共同起草，当时的草案叫“土壤环境保护法”。2014年12月份，正式移交给全国人大环资委，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相应的起草小组来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于今年内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明年将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完成审议。“目前土壤修复的相关法规不健全，现有的环境评价方案也不适合土壤修复领域。”高胜达说。现有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在新建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较少考虑现有环境对新建项目的影响。比如，常州外国语学校建设的环境评价报告，重点就放在了学校建成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土壤修复场地对学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