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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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0402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现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1]A.Rosenberg,If Economic Isn't Science,What Is It[M].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米塞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3]卡尔•波普尔箸,周熙良,周昌中译.科学:猜想和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谭华海译.物理学家质疑随机性假设目前的物理学地位[EB/OL].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20060214.

[5]卡尔•波普尔箸,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叙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6]乔治•荷曼斯箸,杨念祖译.社会科学的本质[M].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

篇2

关键词：社会科学；定性；定量；融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25-05

一、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

所谓定性就是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理论思辨研究，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所以有所区别，就在于他们内在的本质不同，“质”所表征的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中，通过身临其境的亲身体验，建基于对原始研究资料的收集，对研究对象进行“情景化”、“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社会科学之中的定性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自然主义式的探究

从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来看，定性研究应当在一种自然情景之下进行，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个人及其行动都是包含动机、包含意义的，对社会中的个人及其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要想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需要与之进行接触、交往，对各种社会事件、社会事实进行观察和描述，与研究对象进行交谈，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在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背景”之下，对其“本来面目”进行研究，从而才能对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对象的思想、行为、动机、意义形成准确的理解。“自然探究的传统还要求研究者注重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整体的、关联的考察。在对一个事件进行考察时，不仅要了解该事件本身，而且要了解该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1]在定性研究之中，对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开其所处的环境，定性研究之中的理解要涉及构成社会整体之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对“意义”的理解

社会整体是由充满个体性、主观意识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要想把握社会现实、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注重对社会个体的行动及其主观意识、个人经验和意义等进行理解、领会。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之中，他就十分强调“理解”在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社会学指的就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2]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对那些富于个性色彩的主观意识、个人经验和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会发现，难于找到一个像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种普遍适用的统一研究模式对复杂多变，充满个性化、特殊性的社会生活世界进行研究，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采用亲身体验的研究方法进行观察、描述，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通过这种理解来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意义。在对研究对象的“意义”进行理解的时候，必须要刨除研究者自身的先见、偏见，以免使理解产生偏差。这种抛弃先见、偏见的主张，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当中也是有所体现的。

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本质直观”，主张人类要面向事实本身，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所在，现象学所要研究的现象，已经不再是那种感官知觉意义之上的现象，不是那种实证主义中所指的经验层面之上的现象。“现象学所反对的是‘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式的假说，即在习惯上相信实在的本质先于研究之前的假说。基于这种原则，现象学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中止判断’。其含义是，研究者在研究现象时，不要以任何假设或信仰为前提，而要‘中止’一切有关‘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3]45所有的先见、偏见等都要被刨除出去，再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对其进行准确定性，从而发现人类生活世界之中的本质所在。定性研究方法，强调对质的规定性方面的考察，强调对事物整体性质方面的断定、把握，要想达到对研究对象真实本质含义的领会，单靠个人的感觉经验是不行的。受现象学的理论影响，我们会发现，人类要面向生活世界，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就必须要注重考查现实生活世界中那些意义层面的东西，对这种意义的定性研究，要靠动态的描述和理解，比如想象的方法、移情的方法等。

（三）不断发展演化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本身，都处在发展、变化、演变之中，“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都可能会变，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会变，建构研究结果和理论的方式也会变。”[4]社会科学的研究所面对的是形态各异、且呈现复杂性、突现性特征的社会实体，对这种复杂实体的定性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过程，“这种观点决定了定性研究不是静态地而是动态地来对待和分析社会实在，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僵死的象征。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实在是一个变化过程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突出了社会实在的本质而不是现象，注重了社会实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个体性，表明了社会实在的连续性和层次性而不是间断性和孤立性，从而强化了定性研究方法的理性的约定而不是经验的描述。”[5]

正因为定性研究是一种动态演化的发展变动过程，也赋予了定性研究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定性研究之中，无法逻辑地预设研究步骤，也无法预设研究结果，没有预设的约束和限制，也就使研究者能够在定性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受既定研究框架的约束，进行不断地发现和创新。

（四）归纳法的使用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中，研究者要亲身体验、深入实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俗，也就是说站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收集研究资料、分析资料，在对资料的归纳、分析中，提出理论假设，进而还要在实践的过程之中，对理论进行检验。也可以说，在定性研究中，运用归纳法收集资料、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实践检验理论这些都是相互交叉，在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得以协调的。

二、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

与定性研究方法不同，定量研究方法则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等量化分析方法、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从社会现象、事件的数量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以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那种量化关系，由此得出科学性、客观性的研究结果。

（一）定量研究的实证主义思想来源

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严密性、概括性等客观性的特点，定量研究方法注重以数据资料、统计分析为基础，主张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进行量化研究，得出具有数量关系特征的研究成果、结论。虽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历史中，始终伴随着和另一种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的比较，但至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这种带有实证主义特点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仍然在被普遍使用着。在遵循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中，认为唯有进行像自然科学中所普遍使用的那种数量化的分析、统计计算，所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才够“硬朗”，才够“科学”，才具有强说服力，而那些非定量化的分析都应当被排斥在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的特点表现在，对数据统计、量化分析的依赖性，研究结果的精确性，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等。

定量研究方法的创始时期，应当从17世纪的下半世纪开始，从那时起，便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要注意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应当补充以实证定量研究。

英国学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年），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这一学派是于17世纪在英国开始兴起的。配第在16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政治算术》的书，光从这本书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很浓重的定量研究色彩，将社会科学学科——“政治”，与“算术”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其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视。威廉·配第在书中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使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等能够量化的词汇来进行表达并加以比较，运用统计分组、推算、图表法等定量方法和平均数、相对数等统计指标来分析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6]由配第所开创的政治算术学派，其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要对社会经济现象、事件背后的规律以一种数量化的方式来给予显现，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算术学派强调采用数字、重量、尺度等表现与比较的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推算，配第本人甚至被称为是将经济学数学化的鼻祖。

在注重定量研究的潮流趋势之下，随着统计学学科本身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之中，便开始大量使用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统计研究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1754-1835年）的统计社会调查。1791年至1799年，辛克莱发动宗教界人士为调查人员，对881个教区进行了统计性社会调查，他编制了116个项目的调查表，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期间他编写出版了21卷本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年）。辛克莱的统计性社会调查在欧洲许多国家影响很大，尤其对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影响更深。英国自1801年起，便开始经常性的人口普查，并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辛克莱的工作是早期社会现象定量研究的一个范例。”[7]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除了应用在对人口的数量调查研究之中，还被大量应用到其他研究之中。例如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社会生活之中的各种现象：自杀、犯罪等等进行研究，经过统计学上的测量、分析，在对大量类似的社会现象进行实证量化处理过程之后，得出包含某种规律性的社会科学结论。

实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便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经典。此书是迪尔凯姆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他以社会生活之中的大量自杀现象为研究对象，对各种自杀现象、事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传统树立了典范。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定量研究是以特殊的形式化语言为主导方式，以自然科学的推理和证明模式为基础，以实证性求解难题为趋向的研究方法。这意味着定量研究方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以自然科学的逻辑和程序为范式的认识论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对任何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讲，都被认为是先验地有效的和预设地真的。换句话说，先验的预设条件与经验的数学描述的统一构成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实质。”[8]社会科学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具备一些鲜明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特征，诸如客观性、精确性、数量化等。在以数学、统计学为研究方法基础的定量研究之中，总是首先强调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够被量化的数据资料，要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研究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全都变成可供量化处理的数据，力图通过对这些数据资料的分析，揭示各种社会现象、事件背后那种靠数量关系维系的特征，经过定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结论通常也都会以一种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计算公式、图表等形式来进行表现。从这一点上来讲，定量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会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靠近自然科学，带有实证主义的特点。定量研究的明显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数量级别上的精确描述，能够采用量化分析模式，以一种自然科学的量化指标，通过直观的数据来显现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中的特征和差异。以数学语言、逻辑语言或是今天的计算机语言为基础进行的定量研究，会使研究结果更加具备严密性和精确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于计算机的辅助计算，可以加速研究工作者对资料数据的统计分析，迅速得出精确度较高的计算结果，也大大便利了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程序。

无论人们采用哪种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之中进行定量研究，从定量研究之中得出的结论都是为了便于人们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找到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规律，人们可以利用通过定量研究获得的这些对社会的规律性知识，确定性结论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定量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客观性等实证特点，在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之时，就会显现出鲜明的优势。经过量化分析得出的那些数据、信息、资料，也便于人们在短时间之内对事物获得直观简便了解，而不必在各种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之中浪费时间，直接就可以在经过定量研究得出的数量分析结论之上进行预测。但是，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预测并不都是数量方面的定量预测，在社会预测之中也要包含定性研究的内容，而精确的定量分析预测可以为定性研究、定性预测提供更加精准的参考数据、资料，从而使社会科学中的预测更加具备精确性、科学性、客观性，而不是仅凭主观经验、直觉判断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妄下结论。

（二）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

1.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毕达哥拉斯学派断言“万物皆数”，伽利略也曾说过“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数学研究方法具备一种实证主义的鲜明特征，它具备逻辑上的严密性，经过数学方法推论出来的结论又具备可靠性，能够被广泛使用到其他学科当中，数学中的公式、定理都是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证明的，这可能也是数学能够得到比其他学科更多的尊重、重视的原因所在，经典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立离不开数学工具的可靠分析、证明，自然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那种严谨、缜密、精确的形象，都是有赖于数学工具的辅助的。

数学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本身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它能够从量的角度来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各种研究对象背后的规律，虽然不能武断地说，所有自然科学中的所有研究都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解决，但是历史事实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从伽利略时代开始，数学被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确实取得了很显著的研究成效。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们通过对自然事件、自然现象的数学化研究、处理、建模等，对之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推理，从而获得关于因果性规律的知识，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确定性结论，甚至能够进行精准的控制和预言。这种数学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也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社会科学也想借助这种定量化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使自身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于是人们除了使用数学工具来从事对自然的研究和认识工作以外，也将数学方法引用到对社会经济的研究当中。

有人把经济学称作为是社会科学中的“王冠”，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经济学中大量应用了可定量化研究的数学模型，以这种定量研究的实证方式来对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现象、经济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说明，并从中引发出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这也是自然科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成功运用。比如说，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中，他就特别青睐于使用这种具有实证主义特色的数学分析方法，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以论证他的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如果离开了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定量分析研究，那么今日之经济学的现状将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学本身作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离不开数量分析、量化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地引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计算、评估，有的时候还要使用线性代数、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知识。数学与经济学的交融渗透，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的涌现，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在经济学当中，也涌现出了很多与数学紧密相关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例如经济计量学，经济预测技术等，而且数学建模的定量研究方式，在经济学领域当中也在被大量地使用。

2.统计学的方法在人口学中的运用

人口学是一门专门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人口变迁等，以及影响人口变迁的各种要素进行研究的学科。人口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在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之中，而往往是与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甚至是人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人口学的研究，能够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各种与“人口”有关的事件，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等，都变成一种在科学研究之中能够被观察和度量的事件。这就使人口学较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能够呈现出一种更为“精准”量化研究的学科特征。

在人口学之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一是形式人口学，二是人口研究。形式人口学较为关注对人口的生育、死亡、年龄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人口研究则更多地会从社会、经济、生物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对人口构成和人口的变迁进行考察[9]214。可以说，人口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一门重要实证学科，因为它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之中的人口，通过人口学的研究，能够为社会科学之中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本人口信息事实。此外，在人口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利用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还能够统计出关于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数据，从而为社会未来的人口发展规模、社会保障需求等提供一种预测依据。“人口学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不仅类型多而且变化快，包括路径分析（pathanalysis）、结构方程、对数线性模型、计量模型以及事件史模型。人口学中的大量研究通常都是有抽样数据（相对于总体数据）的多元框架下的统计分析，有时，一些学者应用统计模型检验来自个体行为模型的假设。”[9]215可以说，统计学在人口学的研究之中，是一种典型而又重要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正是因为借助了统计学的定量研究优势，人口学家才能够利用由统计学提供的各种抽样数据、模型来对社会生活中人口的变化、变迁进行研究，借助于统计学方法在人口学研究之中的运用，也使人口学能够成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现在，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人口发生巨大变革的发展时期，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公共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且这个全球性的人口问题，对于政治、经济等的稳定发展都要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人口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学的研究结果还预测了人类在未来社会发展之中所要遭遇的一个重要转变：全球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如果持续恶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类金字塔结构就会发生倒转，原先占据“金字塔”结构底端的是大量的年轻人口，而位于顶端的则是人口数量较少的老年人口，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充斥金字塔结构的底层，而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在金字塔中所占据的比重则会越来越少。这种从人口学的研究之中得出的预测，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引发了各国政府的重视，使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度的时候，要对由人口学研究领域所提出的预测给予必要的重视。

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

社会科学中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用来对任何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进行量化分析，也不是社会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律和关联都能够使用量化分析的数量关系、统计数字、图表表征出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微观层面，个体性事件、状态之中，还有很多具备特殊性，独特性的、不能被量化的研究现象、社会事件，不适宜使用这种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或仅靠定量研究方法难以取得满意、准确而可靠的研究结果。以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研究方法为例，所谓抽样就要选取合适的样本，选取哪些研究对象作为样本，选取多少，为什么选取这些样本，不选取哪些样本进行调查分析，都需要进行均衡的考量。既然是抽样调查就不可能采用完全归纳法对全体研究对象进行逐一取样分析，在不能完全归纳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抽样调查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最后可能会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真实状态之间存在差异，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也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决定性依据，要想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确定性，除了定量研究之外，还要对研究对象中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等进行关注。有时候，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配合辅助，才能够在定量研究分析中，得出准确的结论，对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仅使用一种定量研究方法，是不够的，“人类的知识活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自然科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如果无论什么都想以数量解析方法来解决，那可是相当无聊了。”[10]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虽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结合使用，互为辅助。有人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定量研究，“它的具体研究对象是符合统计规律的数量较大的随机样本；它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统计科学意义的封闭式问卷、统计表、控制性实验和结构式观察方法；它的具体研究程序是符合逻辑的实证科学程序；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各种实用的数理科学方法；它的运算结果、推论估计都有相当大的精确度和可信度。无论在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中，它都有助于保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11]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想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所有社会现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强求使用唯一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在于，借助于数学工具、统计工具等，找出隐藏在社会现象、事件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找寻社会事件之间的那种规律性，但是这种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对社会现象、事件的内在本质的揭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规律、本质也不尽然都能在数量关系上有所体现。量化分析的手段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宏观层面上，在对能够体现较强普遍规律的研究中，确实能够起到很强的说明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微观层次面上的研究，对于那些注重个体独特性等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适用了。可见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是存在着局限性的。

如果遵循哲学原理中质与量之间的对立统一原理来说，任何一个客观事物，它都是质与量的有机统一整体，对一个事物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查量的方面的规定性，又要注重考查它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只有经过定量与定性两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对一个事物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揭示，所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在哲学原理之上也是有根据可寻的。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它们的宗旨都是同一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研究侧面切入，最后都要实现对研究对象“质”、“性”方面的揭示。

“从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定量研究和有些种类的定性研究的互补性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定性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无偏见地发现问题，包括问题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的形态，而定量研究则能帮助研究者去明了、确认问题的客观性内容以及检验业已出现的理论之信度。如此观之，两种研究的对立就研究实践而言是不存在的。”[3]47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定性研究分析方法与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二者孰优孰劣，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着眼点，只要是能够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之目的的方法，都可以被拿来使用，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之中，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他们在研究对象上是统一的，都要以社会实在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都是要从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分析过程中，找到现象、事件背后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因果机制。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是一种系统研究方法的体现，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开放系统，那么在对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应当使用一种系统的方法，而不是片面使用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的融合统一，能够突破社会科学中的单一研究结构，使各自的方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研究呈现出更加真实、更加准确的结论。

在社会科学之中，不管是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在这些方法的背后都有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存在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的揭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承认这种本质性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本质的揭示，我们究竟是采用“定量”计算，还是“定性”规定，这只是方法选择上的问题，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融合统一，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之中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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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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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篇4

[关键词]发展； 终极价值；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05 ― 03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但发展的本质或者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一既古老又现实的伦理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的发展实践。如果发展研究不涉及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就不可能实现真实的发展。

一、发展研究的幸福根基及其迷失

人类发展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关于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的探讨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及其他哲学学派，如伊鸠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或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eudaimonia）。他说，“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1〕〔18〕 显然，幸福应当被看作人们在他们的活动中所追求的各种善事物所指向的那种最好的生活，因为“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19） 继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之后，古希腊哲学关于幸福的观点出现了“快乐即幸福”和“有德即幸福”的争论。伊鸠学派认为，快乐是那个被我们当作最后目的的善，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斯多葛学派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至善应该是追求美德，而不是追求快乐，唯有美德才是幸福才是至善。可见，伊鸠学派和斯多亚学派都主张对金钱财富的拥有和享乐不是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应是心灵上的宁静、无纷扰（mental tranquillity）。

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幸福”、“快乐”、“美德”等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的经典述说，本应该对其后的人类发展实践具有建构性意义。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对现代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除了一些经典哲学著作之外，这些概念几乎被人们遗忘。社会科学家对古代哲学中的幸福和人类昌盛（human flourishing）亦很少表述。特别是经济学，他们不仅对伦理问题缺乏兴趣，而且试图通过把经济学作为“科学”从政治学和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以回避主观价值判断。在发展研究队伍中，作为主力的发展经济学家大多转向了对一些更实际问题的研究，如经济增长、竞争、贸易等等。“发展”的现代含义被等同于GDP增长、资本积累、技术变迁、经济结构转型等等。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关于发展的终极目的的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发展研究影响甚微，以致在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学者们对作为发展中的价值观难题关注较少，“只是由一小批经济学家从外表加以应付”。〔2〕（3）

事实确实如此，经济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发展”含义的本质讲得很少。大多数文献只是对已有概念的批评（评论），而没有提出新的观点，也没有对发展给出一个直接的定义。仅有的一点讨论主要局限在一些基础性教材和学术论文中，并没有专门和系统的阐述“发展”概念的著作。西尔斯（D. Seers）指出，“在讨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一词周围的迷雾，并更准确地界定它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设计出富有意义的目标或指标，从而有助于改进国内或国际政策”。〔3〕（ 47） 然而，围绕在发展概念周围的“迷雾”依旧没有被驱散。虽然德尼・古莱（Denis Goulet）在其著作《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中，对发展的含义进行了阐释。但是，古莱在其著作中只用了少数篇幅来构建发展伦理框架。而且，古莱的发展观念（维持生命、自尊和免于奴役的自由）与亚里士多德人类繁荣的思想相比显得相当单薄，包含的新内容也比较少。继古莱之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学界所使用的发展概念主要局限于基本需求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罗列与堆积。很少有社会科学家从总体上系统关注和研究发展问题，“除了少数单干的哲学家之外”。〔2〕（4）

二、发展研究的伦理回归

阿马蒂亚・森（A. Sen）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哲学家，他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研究思路和方法。从1980年代起，森在其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尝试构建一个更加综合的关于人类福利和发展的新框架。根据森的观点，发展是关于人类可行能力（human capabilities）扩展的过程。可行能力方法的基本特点是：聚焦于那些发展的最终受益者的需求。森强调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工具的必要性。森指出，人类既是发展的行为主体、受益者和判断者，但也是生产的基本工具。人类的这种双重角色导致了计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目的和手段的混淆。确实如此，生产和繁荣常常被看做社会进步的本质，而把人看做从事生产的工具。〔4〕（41-58） 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森的观点扎根于社会科学，其哲学已经对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在看待发展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聚焦目的而非手段（或工具），森彻底变革了社会科学对“发展”观念的理解。到90年代，可行能力方法已经成为传统福利概念的重要替代概念。森的概念性框架促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的问世，该报告从1990年起每年发表一份。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针对森的可行能力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召开了有很多重要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出席的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从此，一个全新的术语进入到了社会科学和发展文献之中。“发展伦理”、“好的生活”（good living）、“福利”（well-being）等概念开始同“生活标准”、“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等名词共同使用。与此同时，一些现代哲学家也对美好的人类生活这个终极目标进行了思考。詹姆斯・格里芬（1986，James Griffin）在其著作《福利》（Well-Being）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清单。

尽管如此，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论。哲学家们严格在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对纯粹实证工作缺乏兴趣，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伦理学问题仍抱有偏见。由于不能在公共领域检验他们宏伟图景或者构建基于普通人价值观和态度的人类福利观的可能性，一些哲学家把这种努力看作是多余的工作，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多数人认为这些工作偏离了哲学范畴，应该把他们留给那些能更好地胜任具体调查工作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森的可行能力方法变革和拓展了人们对人类发展目的的认识，但进一步的研究仍然很必要。在大量的发展研究文献中，仍然没有一个通过科学调查后提出的关于可行能力或需求的解释，没有被称作“实证哲学”（empirical philosophy）的显而易见的案例。发展研究必须通过对人类价值的实证研究来阐释人类福利和发展的目的。仅有关于人类福利和发展的抽象概念和理论假设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真实的发展研究应该与普通人民的希望、期待和强烈的愿望紧密联系。这一观点在由发展中国家学者编写的《对南方的挑战》的报告中被强调。“真正的发展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应该以提高人民的经济社会福利和开发人类潜能为指导；应该以保护人民的经济社会利益为宗旨”。

充分考虑普通人民利益的发展视角为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认识人类发展目的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实际上，在森之前，德尼・古莱就提出需要认识贫困与人类发展问题。“不发达是令人震惊的：肮脏、疾病、暴毙以及种种的绝望！如果人们仅仅将不发达看作是反映收入低下、住房恶劣、婴儿死亡或就业不足的统计数据，那是无法理解不发达的。最有力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身或代替他人经历了‘不发达的震撼’以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这种独特的文化震撼是人们开始接触到‘贫困文化’所具有的情感而感受到的。……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仅仅看一眼贫困的现象是无法了解其残酷性的。如果观察者不进入这些情感的内部并亲身感受，他是无法了解他要设法消除的境况的”。〔5〕（21）

三、发展研究的趋向----实证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握和理解人类福利和发展，需要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结合，需要一门新的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调查才能建立起的“实证哲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对以前使用的发展概念予以澄清和重新认识，必须考虑贫困的人们对发展（或美好生活）的认识，必须用普通人民的视野来正视抽象的发展概念。

2002年，克拉克（D.A. Clark）就人类福利在南非两个贫穷的群体做了实地问卷调查。此项调查对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理清两个基本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一是是否存在我们建立关于“好的生活”理论的某些共同的人类价值？调查结果显示，可以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共识。另一个是，“美好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尽管大多数被调查者赞同诸如森、努斯鲍姆、斯特里顿等学者提出的人类可行能力和基本需求，但显然不是全部。工作、住房、教育、健康、干净的水、经济保障、家庭与朋友、民主与政治权利、人身安全、自尊、娱乐和幸福等可能对穷人更为重要。基于此项调查的结果，克拉克认为，发展研究必须进一步关注生存与发展的实践层面、人类福利的心理层面和诸如娱乐等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善的方面。

哲学在对人类福利的讨论过程中往往忽视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方面，从而导致人类可行能力和基本需求等主要内容不被重视，比如教育和就业。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但教育在获得实践技能、扩大就业面、增加收入等方面基本功能没有被哲学家重视。同样的，在谈及人类繁荣问题时，对那些拼命工作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农民、手工劳动者和其他的穷人也缺少关照。因此，伦理学应该对美好生活的本质和特征进行实质性的探讨，如有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适度的工作时间和报酬、就业保障和法律保护等等。

由经济学主导的发展研究往往忽视人类福利的心理和精神方面，其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讨论总是从属于效用这个范畴狭窄的概念，通常强调的重点是快乐（happiness）。简而言之，发展研究更多地倾向于物质条件，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基本要素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福利包括幸福、快乐、满足和享受等内容。因此，发展研究也应该关注精神放松、减轻挫折和压力、拥有信心、获得自尊和感受自豪等心理方面的成就。娱乐和休闲也是生活质量的潜在组成部分，但对于无数的穷人来说，生活却是“睡眠――工作”的无休止的循环，他们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缺乏最基本的娱乐设施。一些在非洲的调查也显示，人们把娱乐作为放松、休息、避免生活单调、与家人和朋友交流的重要形式，把体育活动、听音乐、教会活动、读书、看电视、看电影、唱歌和跳舞看作是最有价值的活动。

尽管克拉克通过实证调查获得了一些对发展研究有价值的数据，但这些数据还需要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人道主义运动的奠基者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Louis Josef Lebrett）曾经把发展看作是新文明的创造，并认为真正的发展在于人类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存在优先次序。勒布雷特把需求按重要性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包含食品、衣物、住房和卫生保健等在内的满足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其次是包含文化的改进、更深的精神生活、丰富的友谊、友爱的关系、有意义的社交等在内的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商品；然后是从属于前两个层次的能有助于人的生活“舒适”和“便利”的一类商品，如交通、闲暇、利于节约劳动力的发明、令人愉快的环境等。但是，勒布雷特的需求理论过于笼统，与克拉克教授等人在非洲所做的实地调研结果不完全一致，克拉克等的调查显示，穷人对合适的工作、适当的住房、足够的收入和获得食品、衣物、饮用水与卫生保健的权利等的需求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一些人对家庭耐用消费品和诸如汽车、高档衣服、摩托车、电视机、度假和项链等也很奢望。一些家庭宁愿放弃一些生活必须品而愿意获得电视机和收音机。显然，勒布雷特的理论低估了一些家庭耐用消费品和非基本生活品的重要性，这些商品可以使人的生活更舒适和更容易一些，从而促进人们的幸福感、愉悦感、休息和放松，这些商品对提高生活质量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

发展研究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局限性已经在很多文献中得到讨论，但如果发展还想进一步发展以在发展政策和方案的制定上有所助益的话，就必须吸收一些实证研究的内容，才能真正建立起并不断完善以普通人民的价值观和态度为基础的发展理论。发展研究只有扎根于社会现实，关心穷人的发展需求，才能保有生命力，进而指导社会实践和公共政策，因此应该少一些抽象的理论，多一些实际的调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温平，李继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C〕//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篇5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篇6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篇7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二元观；制度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就是其方法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因为方法论是对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认识基础和逻辑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手段的运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当人们在考察经济现实时，用不同的视角去进行观察，由于切入点的转换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有没有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萨缪尔森认为，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一般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展开，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自对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分为新旧两个学派，其分野的基础在方法论上是前者开始遵循着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后者开始遵循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一元观：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旧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区别正如前文萨缪尔森所言，前者是把个体行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这两种方法在新旧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中被认为是对立的，这也是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总结，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特征是：①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尽管整体主义者对社会约束或决定个人行为的强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卢瑟福的归纳，整体主义的所有形式都把社会整体放在首位。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体的属性、规定了个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旧制度主义者宣称，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了个人行为的选择方式和选择空间。换一句话说，在旧制度主义者的眼里，整体是第一性的。

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情形一样，马尔科姆・卢瑟福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征也概括为：①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②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③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这就是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中，组织或集体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对象；相反，对社会单位分析必须从某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其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社会和集体，社会或集体只是一个假想的团体，只是个体的总和，从而社会幸福只是个体幸福的总和。按Watkins的话说是“人决定历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决定”。

从上文分析可知，总体上看新旧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是对立的。虽然他们都坚持社会方法论一元观，但对构建方法论一元观的基础在看法上却大异其趣，一者强调从个体中异化出来的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即历史决定个体；一者只承认个体的存在，整体（或集体，或社会）只是一个假想之物，即个体决定历史，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

二、方法论二元观：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并行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发现，单纯地用整体方法或单纯地用个体方法来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既有整体的存在，又有个体的生成。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共生现象需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整体到底是一个机械的组合，还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机体？有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即使在方法论大战中也没停止对对方方法论的思考，旧制度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伦可以说是最早说要给个体主义方法以关注的作家。他说：“正是个人被制度系统施加了这些常规的标准、理想和行为准则，后者构成了共同体的生活结构。于是，该领域中的科学探索必须处理个人行为，并用个人行为系统地阐述这种探索的理论结果。”但具体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凡勃伦没有做出回答。

推崇个体方法的哈耶克对整体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最终承认了两种方法论并存的方法论二元观，即整体方法和个体方法都可以用来审视社会。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无数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人们可以从整体中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他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能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

哈耶克的方法论二元观直接导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观的社会理念的形成。其中，内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外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异化的整体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相加，但他对整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方法如何与个体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方法互动，他无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论二元观上构筑的二元观秩序，就充满了矛盾；他虽然提出秩序二元观，把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都作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还是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强烈的偏爱，他通过《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作品表达了对人为的或人造的外部规则的疑虑，进而言之，也是对整体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观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个人主义：对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融合

尽管以整体方法为主分析问题的凡勃伦和以个体方法为主分析问题的哈耶克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对方以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对两种方法论的看法还是彼此独立的，在分析问题时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个人与组织以及整体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寻求规则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协调其冲突，从凡勃伦的论述和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对这两种方法论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成功推动。他们借助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费用概念，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把制度和制度变迁内在化。制度经济学家阿加西把这两种方法论进行了融合，他在其“制度个人主义”中说：不是假设全部的协调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释全部的协调，而是假设有某些协调是存在的，借此来解释其他的协调，如果在解释某一问题时不提及制度，那是错误的。

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考虑禀赋、技术及偏好三类变量来解释传统外生变量中剩下的另一类变量――制度。艾格特森是这样解释连续内生化过程的：“第一层次是明确建立包括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模型，但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被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关键是强调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将交易组织内生化，但产权的基本结构仍为外生。用约束经济人的合同来组织企业内部的、跨越正式市场的以及非市场环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业定义为合同网络。第三层次是尝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将社会、政治规则和政治制度结构一同内生化。”

新旧制度学派为了对现实世界更好地把握，在争鸣中互相吸收对方的方法论的长处，并催生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新的方法论不但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而且与现实运行也相吻合。如果说旧制度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那么制度个人主义是对新旧制度经济学本身的革命。通过方法论的革命，克服了制度学派方法论中的逻辑矛盾，为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篇8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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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会计研究；功能至上；范式

中图分类号：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42-07

围绕社会科学路径开展会计研究，在英国等国家的一些会计学会或组织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学者以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杂志为载体，表现出应用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倾向。本文依据对社会科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作为分类的框架展开讨论，探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方法。

一、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类型

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类型是以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为主流，此外则是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国内主要的几种研究类型有：

1.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传统的管理会计按成本性态进行分类，区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并分别对成本性态下的成本结构重新进行计量，从而有了与完全成本法下收益计算不同的基于间接成本(变动成本法下)的收益计量。为了提高管理会计学科的精密性，20世纪60～70年代管理会计领域开始大量引入数学方法，并将数学模型应用于管理会计研究之中，尤其是运筹学的应用更为普遍，使这种计量结构的研究方法达到。国外一些代表性的管理会计教材中常用的计量基础有微积分、数学规划、矩阵代数、投入－产出模型等。尽管这种倾向在后续的研究中有所减弱，但以数学为基础的计量方法仍然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成果仍然是以计量方法的合理设定及其模型化为重要手段的，这类课题有预算管理、业绩评价、作业成本法(ABC)与平衡计分卡(BSC)的应用等。在预算管理中，将预算以科学、客观的设计理念为前提，强调预算编制的战略性，并通过零基预算、作业预算等加以改进，在预算设定的结构上合理借鉴超越预算的思想，进而达到完善传统预算管理的目的。如针对实务界直面的预算管理“计划不如变化快”的局限，学术界借助于计量模型的设计调整预算结构，提出了较为实用的有关预算基数的“真实诱导预算法”等方法。此外，适应制造过程间接费用增加这一现状的要求，借助于计量手段改进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是计量结构学派惯用的做法之一。如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增值与否的作业划分，调整作业的动因结构(如区分为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等)，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作业成本采用不同的计量手段加以核算等。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路径，主要是指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展的研究。多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和管理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经济学、人理论、行为科学、相关成本真实信息体系的引入，使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一些管理会计假设发生了动摇。如“决策者获取的所有信息资料不需花费任何成本代价”、“决策者具有很强的分析和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以及“管理决策者是企业所有者或必须承担所有者经营目标”等。

管理会计研究中经常用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市场的机制。市场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对各种产权和在产权界定下的人们提供各种行为，旨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并在各种规则下予以运行。当然，市场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价格机制。(2)人的经济学假设。即仍然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同时认为，市场上的交易和其他经济行为已不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追求效用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即它是根据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作出的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和偏好的选择过程。(3)交易成本。要理解市场上的交易是一个“过程”，就必须肯定并研究为达成交易所花费的时间、人力和其他资源，它们构成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权的界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围绕竞争的市场，产权本身或内部结构会经常进行变更和重新安排，从而使人们在更低的交易成本环境下实现经济行为的便捷、高效，使经济得到逐步的增长(即资源可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

3.行为科学的路径，即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路径展开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IT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深入，学术界深切地感受到：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及其最新成果去加强“物”的管理，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这就迫使人们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转向对“人”这个因素的研究。在当前加强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研究过程中，行为科学路径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会计道德为例，会计道德体系是会计行为的道德标准，不对会计行为作深入的研究，怎能建立起约束、引导会计行为的道德规范(毛伯林，2002)。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就产生了《周易》著作，春秋战国时期更呈现出思想活跃和学术繁荣，在几千年文化遗产中，不乏“行为”研究方面的珍品。继承前人成果，开展管理会计创新研究是我国会计界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从管理会计内部来看，在责任会计的责任预算编制过程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求每一个责任中心都根据企业的总预算编制责任预算，即在编制预算时，让职工参与预算的编制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员工的智慧为实现企业的目标服务；另一方面，还会使他们感受到企业的重视和信任，从而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服务。

4.经验实证的路径，即对管理会计与组织相关的“微观层次的属性”，通过采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路径。自上个世纪末实证方法引入我国以来，该方法在会计学术界有逐渐形成研究主流之势。尽管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领域，然而，管理会计领域也有扩大运用这种方法的倾向。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孰优孰劣，目前国内学术界尚存在争议。由于经验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资本市场，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历史比较短，因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其计量模型、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手段等在我国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样，将实证研究套用在实用性很强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面对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其数据的来源更是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使这类研究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

以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素检验法在ABC中的

应用为例，其目的在于开发成功应用ABC的可进行统计检验因素的理论方法，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试图对ABC应用中涉及的因素加以简化。因素研究法的问题之一是，对已经报告的过去信息采用因素检验研究，有时不会产生更多的新内容；另一个问题是，影响应用的有关因素的数量本质上可能是无限的，需要确立某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还有就是这些解释不能抓住因素与参与会计实践的人们的动机和愿望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影响了管理会计系统稳定性的确立和相应对策的制定。

此外，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中，以自然科学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是一种“功能至上”的研究类型，下面对这一范式进行分析。

二、功能至上的范式

管理会计必须对决策有用。“功能至上”是围绕整体优化思想，根据包含某一要素的整体所产生的贡献，以及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从相互关联的理论或模式出发加以考察的研究路径。功能至上的范式，就是对每一研究对象采用预先准备好的“处理框架”，以普遍的、客观的尺度对其加以分析的行为过程，它主要从外部着眼，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可能会脱离企业面临的社会现象，难以体现人的行为主体作用。尽管许多学者致力于完善这种理论，但根本的缺陷仍然难以克服。譬如，虽然Burrell andMorgan(1979)针对构成功能至上范式的具体内容，从客观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加以了细化，但是脱离现实的现象依然存在。

1.客观主义。客观主义提出，可以将社会世界犹如自然世界那样加以处理，并将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采用类似于物理现象那样的操作方法加以客观的考察。对于人类活动，假定其是被外在的规则全面地加以规定或限制，研究只不过是对外部条件的一定反映。这种类型的研究方法有实验法、模拟法等。

事实上，客观主义仍然难以体现人类活动的规律，无法对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管理会计活动作出解释和预测。因此，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思维”方式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所采用的应该是“艺术思维”的研究方法。管理会计主要就是在这种艺术思维下形成的“经济文化”。文化的意义是历史赋予的，不同的时间跨度、不同的观者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今日的文化热点，明日或上高头讲章，或下茅厕沤粪，朝为中郎将，暮为田舍翁。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管理会计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客观主义的手段，采用诸如实验室的研究方法等观察管理会计对象是难以真正反映出管理会计的客观现实的。

2.社会系统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存在无视行为主体的情况，即它将社会看作是“机械”或者“生物”的模式化路径。在社会系统理论中，包含开放系统理论、控制论，以及我国应用的经验实证理论，这些都是为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而构建的单纯“模型”。

三、管理会计研究的定位

在现有的管理会计研究范式中，由于产生的背景及各自国家或地区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均有自身的优缺点。认识这一点，并在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中明确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是管理会计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1.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诚然，它在推进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这门学科具有自身特色，且以更精密的特性融入到现代管理科学之中去。但是，在这种计量结构方法的运用中，也产生了一些片面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这种以计量结构为特征的方法研究过于偏好复杂数学方法及模型的应用，使管理会计的决策相关性减弱。现阶段的一些管理会计研究在定位上过于考虑它的精密性和成熟性，错误地认为只有建立在严密数学分析基础上的硬科学，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科学。

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则表现为片面强调管理会计的技术功能，并认为以计量为手段的管理会计技术与方法才是组织管理的“唯一最完善的方法”，这种思想也体现在管理会计教科书的编写之中。在一般的管理会计教材中普遍认为，即便在考虑了组织关联性的前提下，也能够依据这种计量结构对管理会计对象加以还原，如变动成本法的成本计算可以还原为完全成本法的成本核算。事实上，这种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它没有对社会现象作出客观的分析，只是以特定环境下的会计问题代替复杂社会条件的会计现象，无法体现人类主体方面所具有的“客观主义”精神。计量结构与方法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不能片面地提升这种方法。换言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数学只是自然科学的语言，而不是一切学科的语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发挥计量结构与方法研究在管理会计中的积极作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路径。在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派思想开展研究的国内文献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理论等展开研究，并由此产生出一批较为丰硕的成果。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对于丰富管理会计学术，帮助企业管理当局制定方案，开展决策，尤其是对制定管理会计制度具有积极的贡献。从上个世纪管理会计的研究状况分析，尽管理论的应用在其中占据了极大份额，但在应用理论研究管理会计的现实问题时，往往缺乏合理性和应用的可行性。这种研究存在无视管理会计主体的现象，并且常常是“基于主体行为能够‘进行经济学变量的还原”’这一假定而开展的客观主义研究，如管理会计“人说”，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这样，按照人说的观点，权责划分是确定转移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若没有相应的激励制度配套，相关责任中心的经理们就不可能具有履行权责的动力。因此，欲使“人说”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发挥更大的贡献，必须结合社会现象，充分考虑管理会计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合理定位委托理论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综合应用各种经济学方法，关注信息不对称及不确定性环境等因素，这是提高管理会计科学性的重要手段。

3.行为科学的路径。基于行为科学的研究促使管理会计产生了行为会计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它对于构建会计道德体系，促进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行为科学作为针对“人”的研究，它有别于“物”的研究，在管理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有相当的难度，如基于社会心理学路径，普遍认为预算编制的“全员参与”与“员工的工作效率”具有正相关，而实际上，这种研究对象将预算编制过程中组织成员的“主体方面”给忽视了，即员工愿意参加吗?这种命题，从研究者角度讲是设定“假设”来处理的，即假定员工都愿意参与，这是以一般统计意义上的“客观主义”为思维前提的。

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职能是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有用性实际上是说管理会计信息能够用来激励和影响人的行为。因此，现代管理会计的职能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职能，它将激励人的行

为力量贯穿于激励职能的全过程。重视“人的行为”方面，是现代管理会计的一个基本方向。

4.经验实证研究的路径。经验研究方法以研究者自己的经验或研究者观察到的经验以及别人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如档案数据资料)为依据，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归纳，或用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证据来验证已有的理论。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没区别，可以相互混用；二是实证研究包含经验研究；三是经验研究包含实证研究。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这种经验实证的研究路径也存在片面性，如企业预算目标是否成立，往往假定为由“组织的变量”来左右。这种研究使用独立变量与从属变量构成一种单纯的“模型”，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考虑不足。可以说，这是应用机械模式开展研究的一种“社会系统理论”。在这样的经验实证理论中，假定会计受到单纯的组织结构及环境所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人类主体自主性的一面，把人类限定在规定的“结构”这一焦点之中，使这些研究不能够恰当地对会计与组织状态间的关系作出“理论说明”。

总之，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是属于“功能至上”的范式。并且，该范式研究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存在着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征，即将单纯的理论及模式、假设演绎的路径强行地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从而表现出“研究对象缺乏生命力的物质现象”，或者体现为“因非现实性而过于单纯化”等的倾向。此外，以传统的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以“结构”或“主体”的某一方面为重点的理论架构，“功能至上范式”的界限仅仅以“结构”为焦点，而对行为主体创造社会价值这一方面则被置之度外。

四、管理会计研究范式的变迁

通过对上述管理会计研究范式的探讨，我们感受到了“功能至上范式”的影响力，面对这种范式存在的种种不足，今后如何有效地应用社会科学的路径，并从哪些方面加以改进，这是管理会计研究范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一)基于IT技术，创新管理会计系统

全球性的激烈竞争，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外币汇率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要求管理会计系统提供相关成本的真实信息。一套完善的管理会计系统，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成功。然而，管理会计如果提供的是虚假的信息，管理者却信以为真，那可真是败事有余了。经营上的成败，取决于产品是否符合顾客的需要，以及生产和销售系统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

IT技术在生产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使生产业绩能迅速地用数字反映并记录在电脑之中，生产中的消耗数字也能够便捷地取得，成本控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过去20多年的电脑革命使收集信息、计算成本的工作大大简化了，从而有可能设计并推行一套有效的管理会计系统。100年以前，在科学管理运动刚起动之时就产生了一种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在今天再现于那些有创见的经营人员和学术界研究人员的身上，他们担负起开发新理念的责任，并且将设计出与企业管理相关联的创新的管理会计系统。

(二)转变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以复杂的现实现象为研究对象。一直以来，人们应用各种不同的路径开展研究，将这些多样的社会科学范式加以比较，在以社会学为中心的学术研究领域，给会计界带来较大冲击的研究成果是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模式，他们依据图1中的二个坐标轴对社会科学的范式作出了分类，其中横轴表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是“整体的、总括的”路径，从中可以发现与社会相关的“普遍性法则”；主观主义则是“局部的、个别的”的路径，是社会原有状况的记述。纵轴表示“激进式变革”与“渐进式变革”，渐进式变革体现了“现状、稳定”特征，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为什么社会需要作为一种现实而加以维系；激进式变革将焦点集中在“变动”、“纠纷”、“矛盾”这些方面，它所关心的是将阻碍人们的各种结构予以解放，从而实现突变。

Burrell and Morgan(1979)依据这两大轴划分了四大范式，并且指出这些范式不可能同时实现。即通过这些范式相互替代、排它，获得各种研究形态，使各种不同的范式能够解释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本文在这一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借鉴英国等学者对会计研究分类的结果，提出五种范式，即功能至上、解释的路径、结构关联性理论、主体与结构的综合理论、激进的理论。下面，从其性质和其依据的路径对管理会计研究作一探讨。

1.功能至上。在图1中表现为渐进理论和客观主义相交的象限，依据所具有的普遍性法则来说明各种现象，作为方法论应用的是“假设演绎”法(演绎法)和“观察归纳”法(归纳法)。这种范式也具有自然科学的路径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也同样重要。

2.解释的路径。图1的渐进性变革与主观主义相交的象限是解释的路径，社会是行为者们作为媒介意义构成的象征世界，必须将会计现象通过行为者的观点，从行为者的立场传导给该场合中的人们，并借助于相互沟通等活动作出具体的分析，并由此得到相应的认识。它属于基于社会学的表征性活动、现象学中的社会学、民族及文化学等范式。该范式重视“主体”并指向“具体的、特殊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则使用“意思解释”。

该范式的研究没有使用功能至上那样的理论及模式，而是将研究对象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是科学活动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范式涉及会计学之类的社会现象领域，表现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情况。客观现实中，方法是帮助人们对这些现象作出正确思考、加深理解的手段，若没有科学活动之前的解释，直接采用某种技术或管理会计工具，这在管理会计应用中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这是因为，一些技术方法难以有效推行，其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变化而是伴随技术革新的人的变化，人们不拒绝技术变化而拒绝社会变化。为保障有益的、成功的会计系统变化，仅关注技术问题甚至一般的组织问题(如确保管理支持)是不够的。因此，这种范式表明，与前面看到的脱离现实的功能至上的研究相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

3.结构关联性。结构关联性是一种将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所具有的依存关系，通过其与现实的相关性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所谓“结构”，即是一种“关系网络”，该范式的研究围绕会计的各种现象，可以看作是会计与社会背景在这种不可视的“结构”、关系的网络中的初次确立。并且，这种“结构”一旦崩溃，会计实践也会崩溃或者变迁。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

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

这种范式在重视“结构”这点上，虽类似于“功能至上”，但其侧重于记述，与“功能至上范式”中的经验实证理论似是而非。我国应用的经验实证理论被假定为“会计依据外在环境单方面的影响”而构建的一种“模型”，该路径是“将会计与其背景构成一种构造、形态的描述”。结构关联性理论对于时间经过的过程，与作为记述相比可能更侧重于结构，与所谓的历史研究相对立，也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传统的管理会计历史研究是以“会计应有姿态向前发展”这种假设为基础进行的突出编年史为中心的研究。作为该范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即由傅科提出的“考古学”、“系谱学”)，结合会计研究是一种以“变化是完全特定的内容，以及面向完全特殊的问题及特定课题解决”情况为前提的“非连续的历史观”。

4.主体与结构的综合理论。它是将重视“结构”的理论与重视前述的“主体”理论综合的路径，是一种以这种综合为导向的总括理论的框架。即在会计研究中应用结构性理论束缚会计主体行为结构的同时，依据主体的行为将会计作为媒体对结构再造这种现象进行能动的分析。Bums和Scapens认为，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虽然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但对解释变化的过程帮助不大，它没有与历史时期相结合，而他们所开发的框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Bums和Scapenst的框架是在对Barley和Tolbert(1997)所提出模型修改的基础上建立的，起于结构化理论。Barley和Tolbert研究了随时间推移行为和结构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一个描述制度化过程的框架，该框架借鉴了Goffman(1983)的工作，将“脚本(script)”的概念由Giddens的更抽象的概念“模式(modalities)”替代。Bums和Seapens认为它等同于结构理论中的规则和路径。规则与路径是不同的(见表1)，规则是对方法作形式上的规范，路径则是被实际使用着的方法，这是它们两者主要区别。

5.激进理论。激进理论是支持激进性变革的理论基础，它将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批判来应用，除了采用别的范式那样理解社会，还将“变革”作为一种目的。激进理论认为，人们的思考是社会的产物，当具有超越客观知识界限时，来自该时代的影响力必须要求其变革。因此，社会科学不像其他范式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并且认为，不应该像功能至上那样将“事实(经验法则)”与“价值判断(道德)”分离，对于社会应该采取“批判”的姿态。

在该范式中，“观念形态”这种概念成为一种分析框架。所谓“观念形态”，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具有的错误意识”、“社会作用及制度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有关会计研究或者会计观念形态的性质，若遭遇社会成员可能的错误意识，可以考虑从社会作用及制度合理化工具这一侧面展开分析，以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积极的变革。从这种范式来看，现有的“功能至上范式”是将学术认识以“法规确立的科学”的一元观来考察社会现状，试图促使现有的社会观念形态进行再造。这种激进性变革往往将管理会计对象理解为是受“技术支配力的扩张”影响，并且“从社会强制力中得到解放”，这种观点正受到来自实务界的强烈批判。换言之，基于功能至上的管理会计研究，与其说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不如说是受到经营管理上的观念形态的支配而展开的研究活动。

总之，上述管理会计研究中的五种社会科学范式各具特色，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图1中的客观主义与渐进式变革的象限。我们并不否定功能至上研究范式的有用性，而是对过于倚重此研究提出善意的忠告。

篇10

关键词：经济学；统计思想；探讨

统计学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从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发现事物的规律。统计方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统计思想，只有对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学的命脉是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必要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复存在，那么统计学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统计学的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工具”，它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发展探究中，都离不开统计学的参与。同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统计学这个“万能工具”。统计学的具体实施，第一步应用解决的就是研究的目标和对象。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来愈高。想要在经济学中有效的利用y计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认识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人和社会如何将稀缺资源运用到各类商品中，并使这些商品供人们消费之用，正是这些资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经济现象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因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对经济学的探索难上加难，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对经济学的探索。

二、统计思想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与统计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学的利用可以发现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经济模型；对于统计学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减少经验性分析的不准确性。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所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经济学中，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建造出一个数学模型，从而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通过利用统计思想来完成他们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可见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统计学的应用，因为统计学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经济学实际理论中，用到统计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思想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准备数据阶段，这其中包括收集与整理；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阶段，利用统计方法的多样性，来进行数据分析。

三、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数据收集的统计思想

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共同组成了经济数据。其中宏观数据大多数是又政府部门进行收集和，而宏观数据只有利用现有的数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微观数据中大多数数据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统计，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观数据的经济研究就要对数据重新进行整理，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济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就是从众多的数据中，随机挑取几个数据，通过少量的数据反映总体数据的特征。可见抽样调查法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计思想。

（二）数据预处理的统计思想

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可能数据不能满足分析要求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数据缺少的情况，而影响正常的分析工作。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统计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监测数据的可信度，效度检验是通过数据来反映研究主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插补方法是对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数据转换是在不对数据进行改动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变换，展现出灵活性的思维模式。宏观数据平衡是使指标之间达到平衡，来从中找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平衡协调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四、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现象描述出的统计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将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加工融合，来分析出这些数据特征。统计指标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可以将大数据转换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简单的数字来展现数据的重要特征，帮助总体想法的形成。统计表能替代较长的文字描述，通过更直观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统计图更能生动的表达数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统计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经验思维，通过分析个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来对事实进行整理、归纳，并归纳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描述统计方法属于推理性逻辑，不具备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计量经济分析出的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对数据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数据的总体进行推断是有必要性的，从中体现推断性统计思想的重要性。推断统计是以样本观测数据作为基础来对总体特征做出的估计，其中包含了区间参数和总体参数两部分内容，从中可以展现出估计与检验的统计思想。参数估计是通过样本中的数据来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其中的准确率较低，其结果大概就是区间内的概率。样本推断总体是在认识方法中将同类事物进行推断。只有样本和总体的性质相同，得出的数据才能代表总体。但是其中的样本可能带有偶然性，在估计理论中在样本的数据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的统计思想还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理论模型是必然经济规律的呈现，在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时，必须将随机性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预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预测中都含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每个预测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有对偶然性充分正确的认识，才能为必然性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计量模型估计参数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统计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消除偶然性，获取必然性。在统计预测中会发现，大部分的规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只能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从而体现出或然性统计思想。

五、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不同

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逻辑形式的不同，经济学偏重于演绎逻辑，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从分析结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构建假设的数理模型，从假设的模型中得出数据，最后形成一个二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而统计学大多数是利用归纳逻辑，以数据作为研究中心，通过描述碜龀鲎畛踅崧郏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断出总体特征。统计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针对于经济学中的问题，先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应结论，最后根据统计方法制定最后的结果。

（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统计规律是人们在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统计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数据的基础上去研究问题，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统计方法是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单纯的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规律难免会产生误导的问题。而统计学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结论的解释。在一个好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实证搞的过于复杂，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研究实证的正确性上，要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统计思想的参与，所以要正确的认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中，使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注意正确的运用统计方法，避免一些统计方法的误用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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