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十篇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1

摘 要： 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正式由英美法系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引入到了我国法律制度，并为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赔偿额以实际损害为基准进行计算，并确定了最低赔偿额，再一次推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变革，成为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无疑为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中的改革奠定制度基础。本文认为，我们有必要开阔思路，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特有国情，重新认识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而为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目的 功能 适用范围 惩罚性赔偿金

一、 惩罚性赔偿的定义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端于古罗马等国，但严格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却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1]，在美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和适用。[2]对英美特别是近现代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将对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侵权法重述第908节，给予了惩罚性赔偿一个明确的界定。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赔偿或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该赔偿交付方的恶劣行为并遏制他与相似者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而给予的赔偿。[3]

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损害赔偿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损害补偿之外，为了遏制相同或类似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不特定他人的利益，而判决恶意行为人支付的额外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属于一种广义的损害赔偿，是一种广义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

法律制度构建的核心是其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其最终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根据不同的认识，有着3种不同的观点：（1）惩罚与遏制；（2）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补救；（3）补偿。[4]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遏制行为人及他人为某种恶劣的行为而惩罚。在这一层面上，惩罚并不是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达到遏制行为人及他人再为此类行为的一个手段。惩罚与遏制，惩罚是实现遏制的手段，遏制是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

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的手段达到了遏制的目的，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最优的维护，对社会不特定他人再次受到类似行为的侵害起到了预防作用。从这点来看，惩罚性赔偿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对公共利益损害的一种补救。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中，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理论去支撑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将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给予某一个人。再者，在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上，我们考虑的基础仍然是受害人的损失，并没有考虑社会或他人的损失。不考虑社会与他人的损失，何来对其进行补偿之说。与其说惩罚性赔偿是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补救，不如说其目的是为预防公共利益将来再受损害。这里所谓的预防便与遏制不谋而合。

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损害赔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必须建立在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基础之上，且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也要受到补偿性损害赔偿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尽管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两者并不是同一法律概念，有着不同的法律目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金也扮演着充分补偿的角色，但这种充分补偿的功能仅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不具有一般性，也不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补偿并不是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之所在，而是其为达到目的而附带的一项功能，其目的是遏制，是预防。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只有一个，遏制。惩罚是实现遏制的一个手段，充分补偿也只是为了实现遏制而附带的一个功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达到遏制目的后的社会效果。惩罚性赔偿是为了达到遏制某种恶劣行为的发生，通过惩罚的手段，最后达成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

三、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目的，指的是行为人根据需要，通过主观意识，预先设想的行为目标。功能，指的是一种行为所能达到的客观效果。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目标，而功能则是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目的依赖于人的主观思维而存在，而功能则是某一行为发生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果。客观效果很可能是一种意外的效果，其涉及面很可能宽于行为人的主观目标。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Vargo的一功能说：补偿；（2）Owen的四功能说：惩罚、吓阻、执行法律、补偿；（3）Ellis的七功能说：惩罚被告、吓阻被告再犯、吓阻他人从事相同的行为、维护和平、诱导私人追诉不法、补偿被告依照其他法律不能获得填补的损害、支付原告的律师费用；（4）Chapman与Trebilcock的三功能说：补偿、应报、吓阻。[5]陈聪富教授从惩罚性赔偿金的发展历史中得出，惩罚性赔偿金具有损害填补、吓阻、报复惩罚、私人执法等四个主要的功能。[6]王利明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补偿、制裁和遏制。[7]

从实质上分析，Ellis的七功能说与Owen的四功能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Ellis七功能说其实也就是Owen四功能说的具体化。对功能过度细化的介绍和区分，会显得没有重点，不利于我们把握惩罚性赔偿的重要功能。本文比较赞同Owen的四功能说，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重要功能有：充分补偿、惩罚、遏制和激励。

在很多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损害补偿并不是一种充分的补偿。从这一层面出发，惩罚性赔偿发挥着给予受害人充分补偿的功能。损害补偿分为两种，一种是财产性损害赔偿，另一种是非财产性损害赔偿。非财产性损害赔偿又分为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在人身损害赔偿中，基于人身体和生命无价的理论，其损害很难用金钱来衡量。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作为对受害人主观意识的损害，其损害很难用客观的标准予以衡量。非财产损害难以用金钱评估的特性决定了某些损害补偿的不充分性，进而决定了惩罚性赔偿具有充分补偿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受害者因为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用、期间的花销、误工等费用，在对这些费用的补偿上，惩罚性赔偿金也发挥着充分补偿的作用，使受害者尽量恢复到受伤害以前的状态。

惩罚是惩罚性赔偿最直接的功能，也是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核心区别之一。惩罚性赔偿是行为者在损害赔偿之外对受害者的额外赔偿，也就是说法律剥夺了行为者的一部分金钱财产给予受害者，而受害者也因此“得利”。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惩罚性赔偿是对行为人的惩罚，是对受害人追诉行为的金钱“奖励”。

惩罚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遏制恶劣行为的手段。与其他功能相比，遏制就成为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重要的功能。遏制，其实是一种吓阻，通过惩罚这一威吓，阻止行为人和他人再为类似的行为，进而防止社会上不特定他人的权益再受损害，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惩罚行为人来遏制行为人再为类似行为，二是通过惩罚行为人来吓阻他人为类似的行为。

惩罚性赔偿金在激励私人与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当今我国，个人权利腐化的现象极为严重。在权利受到损害时，公民总会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或者寻求某种私力救济，很少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不仅使得自己的损失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偿，也置社会公共利益于危险的境地。如果私人承担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或者扮演了这种角色，那么私人的这种行为就应该获得社会的“奖励”或“报酬”。[8]在此理论支撑下，惩罚性赔偿金不再是一种不当得利，而是一种“社会奖励”，是对那些最终维护了社会利益的受害者们的一种奖励。通过奖励惩罚性赔偿金这一手段，激励更多的人执行法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四、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惩罚性赔偿作为违约责任的合理性。对于惩罚性赔偿在侵权领域的适用，理论界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关于惩罚性赔偿与违约责任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存在三种观点：（1）惩罚性赔偿不应涉及违约责任；（2）惩罚性赔偿在违约责任中的适用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3）惩罚性赔偿可以在违约责任中的适用。

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该集中在侵权责任领域，特别是在产品侵权责任领域，应该严格限制其在违约责任领域内的适用。张新宝教授指出，违约责任中不适宜适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即使在违约责任中适用，也应该限制在一方故意滥用其优势地位侵害他方权利的情形，同时对其适用应该规定严格的条件，非特殊情形不宜适用。[9]王利明教授指出，在我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主要应限于侵权行为责任，在合同责任领域应当尽量限制它的适用范围。[10]

继受英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后，该制度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至19 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制度已成为美国侵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惩罚性赔偿的界限，被适用于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劳工法以及家庭法，同时赔偿金的数额也直线上升。[11]美国虽然早期严格遵循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的适用，但随着法学理论的深入，并结合美国自身的发展状况，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在扩张。

从法制实践上看，惩罚性赔偿涉及的范围包括：合同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法制实践中不仅适用于产品侵权、知识产权侵权等，而且还适用于对欺诈等违约行为的惩罚。合同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都是惩罚性赔偿在违约责任适用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表明，惩罚性赔偿在我国违约责任领域内的适用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应受到传统理论过多的限制，只要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我们就应该谨慎地在相应的法律责任领域内适用。事物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对待惩罚性赔偿这一新生的制度，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理论去限制其发展，而应该利用必要性、可行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证将其引入某法律责任领域内的法律效益，为谨慎立法做参考。

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责任，对其适用范围并不能做出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不利于该制度的发展。目前的法制实践表明，其既可以适用于侵权责任，又可以适用于违约责任。当然，其还可以适用于其它法律责任领域。按照目前的学术理论研究现状分析，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不仅涉及到侵权、违约等民事责任，还涉及到环境保护等经济法责任，还有劳动者权益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等社会与劳动保护法律责任。惩罚性赔偿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在其适用上不应该过多的受到传统理论的羁绊，我们应该开拓思维，从法律效益和可行性上对其适用进行分析。

五、 惩罚性赔偿金

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不是主观随意的，它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同时也是法律正义观念的要求。在英国，惩罚性赔偿金在判决时应该考虑如下因素：（1）原告必须是应受惩罚行为的受害人；（2）适度原则；（3）被告的手段；（4）“当且仅当”三种情况的检验；（5）被告是否已经受到刑事或者其它处罚手段所处罚。[12]美国《侵权法重述》第908节第2款规定：在评估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事实裁定人可以适当考虑被告行为的性质、被告所造成或意欲造成的原告所受损害的性质与范围，以及被告的财产数额。[13]

首先，惩罚性赔偿金的确认离不开对惩罚性赔偿目的的考察。惩罚性赔偿根本的目的是遏制，遏制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那么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时，遏制也应该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达不到遏制的目的，仅仅完成了惩罚的功能，那么惩罚性赔偿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次，相应的刑罚。考虑这个因素，并不表示行为人在已经受到处罚后就不用或者减轻对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而是要把握惩罚性赔偿金的度。惩罚性赔偿是界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责任形式。如果惩罚性赔偿所给予的惩罚力度高于刑罚所给予的惩罚力度，且这种惩罚没有得到相应的正当程序保护，那么惩罚性赔偿就成为了一种不公平的法律责任。再次，行为人的行为对社会的恶劣影响。越是恶劣的行为，对社会的恶劣影响越大，对其的惩罚也就应该越是严厉。最后，应当考虑的就是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在违约责任中，如果受害人没有其它损失，就可以价金的倍数对其进行惩罚，确定最低赔偿额也是基于对受害人充分补偿的考虑。如果在违约的过程中造成受害人身体等其它方面的损失，那么惩罚性赔偿金就要以所有损害为基数进行考虑。

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与相应的刑罚这两个因素应该是我国立法机关在确定倍率的时候主要考察的因素。后两个，行为的恶劣程度与损害人的损失应该是法官在决定实际赔偿额时主要考察的因素。我国新消法的修订对惩罚性赔偿的完善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主要体现在第55条的规定上。从实质上分析，第1款的规定为惩罚性赔偿金在违约责任中的确定树立了一个模式，三倍的价金赔偿和不低于500元赔偿的规定。第2款突破了过去的价金束缚，并以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为基准计算惩罚性赔偿额，并给予了法官在损害两倍以下的自由裁量权。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7.

[2] 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0.

[3] 许传玺，石宏，和育东译.侵权法重述 条文部分[M].北京市：法律出版社.2012.404.

[4] 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市：法律出版社.2008.61-62.

[5] 何建志.惩罚性赔偿金之法理与应用-论最适赔偿金额之判定[J].台大法学论丛.2002（3）.10

[6] 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J].台大法学论丛.2002（5）.9-23.

[7] 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6-7.

[8] 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市：法律出版社.2008.78.

[9] 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J].清华法学.2009（4）.17.

[10]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13.

[11] 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J].清华法学.2009（4）.8.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2

关键词：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191-02

一、惩罚性赔偿的含义与特征

惩罚性赔偿制度由英美法系国家创立。英国1763年 Huckle V.Money案件的判决与美国1784年Genay V.Norris案件的判决被认为是最早确认该制度的两个判决[1]。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三版第908节对惩罚性赔偿进行了界定，指出该制度是在补偿性赔偿或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支付该笔赔偿的恶劣行为并遏制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而给予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可以针对加害人实施违法行为时的主观邪恶动机或莽撞时忽略他人的权益而具有恶劣性质的行为，此种行为具有一定的可谴责性[2]。通常认为，惩罚性赔偿是由加害人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针对加害人承当民事责任方式的惩罚，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的一个类型，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应，后者是指以实际发生的损害数额进行的赔偿方式。二者相比较，惩罚性赔偿的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目的和功能上，惩罚性赔偿包括赔偿和惩罚两个因素。其功能一方面在于填补被侵害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加害人的惩罚和制裁。而传统补偿性赔偿主要体现在对受害人损失的实际弥补，旨在恢复损害之前的状态。惩罚性赔偿是独立于补偿性赔偿之外另行支付的一笔赔偿金，而且惩罚性赔偿更关注于惩戒，通过惩罚达到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的目的。

第二，在赔偿范围上，惩罚性赔偿虽然也要以实际发生损害结果作为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但赔偿的数额却不局限于受害人受到的现实损失，其数额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赔偿。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补偿性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而且作为以惩治加害人为主要目的，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需要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多种因素。

第三，从能否约定来看，惩罚性赔偿体现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取决于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虽然合同法允许当事人之间事先约定违约损害赔偿，而且这种约定可能具有惩罚性，但此种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约定并不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需要由法律规范直接予以规定，这不同于补偿性赔偿数额可以由当事人自由约定。

第四，在与补偿性赔偿的关系方面，惩罚性赔偿具有从属性和附加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只有符合补偿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换言之，在个案中，受害人不能对惩罚性赔偿提出独立的要求，受害人欲获得请求惩罚性赔偿金额，首先要提出补偿性赔偿要求，只有在补偿性赔偿要求成立的前提下，才能继续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惩罚性赔偿是在侵权人支付补偿性赔偿款的基础上，按法律规定向被侵权人另行支付的一笔赔偿款项[3]。

二、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功能

传统民法将补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作为主要目标，通过让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实现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救济功能。这种针对损害的补救过程就是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的过程，通过此过程使当事人之间的受到破坏的民事法律关系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4]简言之，传统民法赔偿制度的宗旨是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补救，重在对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失衡利益关系的修复，此种赔偿功能具有单一性与消极性。惩罚性赔偿以补偿性赔偿为依托，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存在并没有否认传统的补偿性赔偿的功能与作用，而是在一般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兼具补偿与其他作用的赔偿制度，这使得惩罚性赔偿功能具有多元性与积极性的特点。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功能。

（一）赔偿功能

根据前文所述，惩罚性赔偿不是独立的请求权，须以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提出为前提，是在受害人取得补偿赔偿的基础上获得的额外赔偿。传统补偿性赔偿在赔偿规则上适用实际损失赔偿原则，即损失多少赔偿多少。而事实上，受害人很可能并不能依据此获得完整的补救。比如，就受害人遭受的人身权损害和精神损害，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本身不具有财产性，无法用金钱衡量价值大小。而精神损害的特点也在于无法以金钱价值给予明确的量化，只能综合各种参考因素，但很难确定相对标准。因此，人身权和精神损害的等量赔偿实际难以实现。“早期的普通法采用惩罚性赔偿，主要就是因为受害人遭受了精神痛苦、情感伤害等无形的损害，需要以惩罚性赔偿来弥补损失。”[1]“1872年，新罕布什州高级法院将补偿金一词用于补偿精神损害甚至荣誉损失。”[1]另外，受害人为维权所支出的包括律师费、诉讼费在内的其他费用更无法通过补偿性赔偿得到弥补，但在补偿性赔偿无法弥补这些损失的时候，受害人却可以借助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充分赔偿。

（二）制裁功能

传统的补偿性赔偿遵循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实行损失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这种等额的对价交换对双方来讲其实是一种交易，加害人以同样的财产交换了被害人的损失。这对于主管恶性较强的加害人来说丝毫起不到法律的威慑作用，因为他只要付出与其行为所致损害等同或基本等同的损失赔偿费用，就可以继续实施违法侵权行为。这在加害人的违法行为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时候，他似乎具有了可以用等量的金钱购买损害他人利益的权利，甚至使民事赔偿法律为富人所控制。这是传统补偿性赔偿不区别侵权人主观过失程度而将赔偿制度纳入进的尴尬局面。而惩罚性赔偿通过让主观恶性较大的侵权人支付高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所致损害的赔偿金，加重了加害人的经济负担，使其不敢轻易再犯，制裁了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惩戒效果。因此，制裁功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的功能之一。

（三）遏制功能

遏制功能是制裁功能的延续，是指通过惩戒侵权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来杜绝、防止类似违法行为的再度发生。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遏制功能是法律规范一般性预防功能或教育功能的体现。这种遏制功能通常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对侵权人自身的遏制。通过要求侵权人支付高额度钱款的制裁，使其不仅不能通过实施违法行为取得利益，而且还会为此付出高额的代价，因此，会对其产生震慑作用，防止其再次实施类似违法行为。第二，对他人的遏制，即该遏制同时也为社会公众确定了样板，使他人从该样板中知悉惩罚性赔偿的作用，而不再实施类似的禁止。因此，惩罚性赔偿通过对社会公众的教育警示，现了防止潜在的侵权人实施相同或相近似的违法行为。

三、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拓展

1993 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就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对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的赔偿费用。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层面对惩罚性赔偿进行规定。随后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款也对惩罚性赔偿进行了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虽然在上述法律规定中引用尝试，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欢迎，但是它的设定并没有完全达到立法者的最初设想，同时囿于领域的局限，也无法充分满足当时社会公众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出现食品安全领域的侵权案件不断增多，人民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威胁，于是在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十倍赔偿金”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接着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又规定了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

从之前的立法来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该制度的出现是与彼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现的一些需要法律规范给予调节的事项有一定关系。同时，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受到当时理论研究等因素的限制，并不宽泛。《侵权责任法》将惩罚性赔偿确立后，越来越多的人建议该制度应在诸如侵犯环境权益权、知识产权侵权、公司法领域中的侵犯小股东权益等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①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在知识产权领域，该权益作为无形财产通常具有无法量化的高附加值。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知悉。从实际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观察，该领域中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往往无法加以量化，甚至是毁灭性的。单纯依据统一补偿性赔偿制度作为赔偿依据，确实已经无法完全弥补被侵权人的全部损失，无法对侵权人产生富有效果的威慑，甚至会使侵权人产生再度违法的投机心理。另一方面，侵权人多采取隐蔽性方式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而且侵权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很多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是在被侵权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被侵权人通常是在损害结果已经出现时甚者结果已经很严重时，才知道被侵权的事实，因此受害者较为被动。这也是传统补偿性损害赔偿在遏制侵权行为、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利造成的结果之一。因此，在包括著作权、专利领域也需要引入惩罚性赔偿来发挥其惩戒和赔偿功能，让侵权人放弃抱有通过投机侵权而获利的想法，也让被侵权人得以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知识产权的客体属性方面，“现阶段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司法实践，还能有效地遏制和打击侵权行为，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5]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

[2] 肯尼斯・亚伯拉罕，阿尔伯特・泰特.侵权法重复纲要[M].许传玺，石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 李敏.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产品责任中规定的不足与完善思考[J].行政与法，2010，（8）.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3

一、关于商品房究竟是不是商品的问题

商品房当然是商品。这不仅仅是其名称上就已经包含了商品的字样，而且其符合商品概念的一切特征。商品就是用于交换的产品，而产品就是经过了一定加工的物。商品房当然是经过了人的加工的物，是为了进行交换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商品房不是商品。

二、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依据 惩罚性赔偿不是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而是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在英美法系，认为赔偿的主要功能是补偿，但是也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惩罚，那就是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经济上的制裁，使其不敢实施违法行为。因此，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是理直气壮的赔偿，它的赔偿幅度是原价值的三到七倍，足以将违法行为人罚得破产。

在我国，自从清末起草现代民法典草案之后，就贯彻了大陆法系损害赔偿的补偿功能的立场，对损害赔偿性质的认定，只认为是补偿损失，而不具有惩罚性的功能。但是在历史上，中国也是存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在秦、汉的法律中，就有“加责”的规定。在《唐律》和《宋刑统》中，规定了“倍备”制，性质是惩罚性赔偿，但在宋朝中期，这个制度不再实行，理由就是这种赔偿不合理。后来，在《明会典》中又规定了“倍追”制，也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三种惩罚性赔偿，前两种是对盗窃的惩罚，后者是对收受和使用假币等的惩罚，不过其性质更像是行政处罚。

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本法理依据，就是对违法行为人的惩罚。大陆法系之所以坚守赔偿的补偿功能立场，就是认为在私法领域解决的是个人之间的争执，不具有公法性质，因此不能进行惩罚。如果说惩罚，也就是补偿的本身同时具有惩罚的性质。因为一旦在私法中进行惩罚，就是使受害人得到不当利益，会引导社会追求这种不当利益的倾向。但是英美法系认为，私法同样具有惩罚性，同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出现追求不当利益的赔偿的话，那也是利大于弊，并且可以作为对向违法行为作斗争的鼓励，更有利于制裁违法行为。

三、我国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发展过程及发展趋势

在我国，从建国初期接受前苏联的民法理论开始，就采用大陆法系的立场，坚持赔偿的补偿性立场，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在1993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时候，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实行两倍的赔偿，正式地、有限制地采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这项制度制定以后，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这个制度是正确的，有利于制裁消费领域中的欺诈行为，维护消费领域的秩序；有的认为这样的制度引导人们追求不当利益，使市场经济秩序更为混乱，同时也不利于发展经济。从现实情况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有的组织打假公司进行专业打假，依法从中获取利益；另一方面，有的进行“消费欺诈”，千方百计欺诈商品经营者，谋求双倍赔偿。在北京发生的两个“五毛五”双倍赔偿案件的不同处理，就反映了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同态度。几年前，一个人于法定假日，在北京的东城和西城分别打了一分钟的长途电话，按照当时节假日话费半价收费的规定，应当收取电话费0.55元，却收了1.10元。就多收取的部分，该人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和西城区法院分别起诉，得到了一个双倍赔偿、一个只赔偿0.55元的两个判决，明显地显示出对同一个法律规定的两种不同态度。

尽管存在认识上的不同，但是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积极作用的认识大体还是一致的。在《消法》实施之后，在合同法中又做了肯定性的规定；同时，在起草民法典草案的时候，专家又提出在产品侵权领域也应当建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以更好地制裁只顾盈利不顾消费者死活的生产者的违法行为。可见，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尽管会存在一些缺点或者消积的一面，但是其积极意义是被肯定的，在保护人民利益、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作用是积极的，应当会有谨慎的发展，但不会发展得过大。

四、如何认识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和法律依据

司法解释规定了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和法律依据，很多人认为是《消法》规定的商品欺诈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消法》。

笔者认为，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既源于《消法》，又不同于《消法》。

首先，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源于《消法》关于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合同法中，也规定了这种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但是它的基础还是《消法》。如果没有《消法》作为法律依据，就没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基础。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4

论文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经济法 违法成本

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

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陆法系国家排斥惩罚性赔偿的主因是其一直坚持传统的公私法职能划分,认为惩罚性赔偿保护的法益应属公法范围,私法的功能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强调补偿性,不具惩罚性,只是对受害一方的权利给予相应补偿和救济。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演化,公私法的划分界限渐趋模糊,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公私交融的现象逐渐被承认和接受,特别是经济法、社会法等新兴法律部门的诞生,公私界限进一步模糊,因此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开始将惩罚性赔偿纳入本国法律,比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

与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一直采用只赔偿因原因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实际赔偿原则,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释放的商品市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外部性、法律体制本身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商品市场充斥着大量违法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公正,不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影响了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随着日本、台湾地区等对惩罚性赔偿态度的承认,我国立法者也开始思考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我国法律的可能性。终于,1993年10月1日颁布,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消法》打破了我国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该法第49条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除了赔偿消费者所受损失,还要求增加赔偿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47条分别对生产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缺陷产品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商品房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框架。

二、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原则的一脉相承性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摒弃传统民商法的形式公平和形式平等,更加追求实质公平,是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学科,经济法原则是经济法的指导思想,最能体现经济法的立法宗旨。前文所述的《消法》、《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都属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也是经济法坚持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适度干预、社会本位、经济公平原则的体现。

(一) 惩罚性赔偿的建立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资源在统一大市场内在生产和再生产环节均实现最好最合理的调配。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缺陷产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危害市场竞争秩序,违法经营者通过市场违法行为降低成本,谋取巨额利润,进而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也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合法经营者不是在价值规律统一调配下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中“自由”死亡,而是无力面对违法经营者的“优势竞争”而退出市场。这扰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有被最合理的分配在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浪费了相当的生产资料,是市场负外部性的表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提高了违法成本,威慑了拟从事该类违法行为的经营者,也是对受害者利益的保护和鼓励,充分发挥了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威慑、补偿与鼓励的制度功能,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 惩罚性赔偿不是完全市场自由的产物,是经济法上国家公权力介入商品市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的重要体现国家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进行的一种理性调控,其目的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对市场放任自流,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是绝对自由的,要求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守夜人”角色,而随着西方经济危机以及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诞生,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得到越来越多学者专家认同,其可以弥补市场自由的不足和缺陷,与市场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惩罚性赔偿制度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完全的市场自由,一定程度介入市场,通过对市场中的违法行为主体施以经济上的倍额罚款和心理预期恐吓,从制度层面加强对违法者的监管,从而达到纠正市场失灵、适度干预市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宏观调控目的。

(三) 惩罚性赔偿践行着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社会本位即以社会为本,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体现了经济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是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其他特殊利益,而是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考虑双方的实质平等,将在传统民商法处于形式平等意义上的弱势当事人予以倾斜保护。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打击违法市场行为,吓阻将发生的类似市场行为,站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本位的高度,保护消费者、市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争取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提升,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顺利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践行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原则。

(四) 惩罚性赔偿与经济法的经济公平原则相生相息经济公平与经济民主一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原则之一,追求市场主体能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平衡。违法市场主体通过欺诈、生产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手段,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背弃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精神和社会责任,违背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进而在市场活动中付出比别人更低的成本,获得比别人更高的利润,是对经济公平原则的最直接践踏。经济法公平理念视野下的消费者诉讼主管部门,通过代表人诉讼的形式追究违法生产者的责任,解除单个消费者因诉讼成本过高而放弃诉讼的后顾之忧,同时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扞卫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公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正是对践踏市场公平尤其是经济公平行为的有力回击,保证了经济公平的底线。

三、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经济法意义上的思考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但作为一项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站在经济法的角度,对以下几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适用前提问题补偿性赔偿是传统民商法项下的原则,其强调双方的平等,解决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遵循“有损害必有赔偿,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其主要在于弥补受害人因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补偿性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经济法调整范围下注重实质平等理念的体现,因为不法行为带来的不仅仅只有财产损失,还有精神上的痛苦和生理上的伤害。目前我国的《消法》等法律中虽然对惩罚性赔偿作出了规定,但在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存在争议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且赔偿面比较窄,《消法》中只能是故意欺诈,而重大过失等被排除在外,笔者建议在今后修订中对此加以重视,以避免带来司法过程中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和其他问题,不利于实现实质公平、真正的公平。

(二) 赔偿标准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不在于补偿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而在于惩罚违法行为,以恐吓、阻止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违法行为,但我国对惩罚性赔偿的标准规定偏低,惩罚性仍显不足。《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计算标准为价款,赔偿数额为两倍,经营者按照消费者的消费金额除给予一倍的损害补偿外,另赔偿同样数额的惩罚性赔款,实际为一倍赔偿。且其计算的标准是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而非消费者受到的实际损失的倍额罚款,比如消费者某A受欺诈而购买了10斤单价为2元/斤的面条,按此规定最多只能获得40元的赔偿,即使按照《产品质量法》中的10倍赔偿标准也只能赔偿200元,而受害者在诉讼过程中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律师费恐怕也不止200元,所以实践中很多消费者怠于行使或者不愿走诉讼程序,甚至愿意走上访等非诉讼方式寻求权利救济。反观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一条:“依本法所提之诉讼,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但因过失所致之损害,得请求损害额一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据此,台湾地区的计算标准为损害额而非价款,倍数为三倍且不包括本数,甚至过失致害的情况下消费者也能获得一倍赔偿。对比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大陆地区对惩罚性赔偿的力度还远远不足,这也是我国惩罚性赔偿陷入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5

关键词：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实质正义；适用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264-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环境权益。中国侵权法虽然在环境侵权中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恶意侵权行为并没有加以惩罚性规制，将过失与恶意区分以此彰显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环境侵权问题和十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建立中国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尤为迫切。

一、中国环境侵权同质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

惩罚性赔偿源于英国，是除补偿性赔偿外的损害赔偿，其惩罚性是使加害人承担超过补偿性赔偿的责任，从而实现其威慑功能，抑制潜在加害行为的发生和对加害人进行惩戒，对过失与恶意予以区别对待的赔偿规则 [1]。中国现行法律中，对于惩罚性规则的适用还仅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商品房买卖和侵权法产品责任法律领域，在环境侵权领域并没有引用惩罚性规则，只是规定了无故错责任原则和共同侵权情形。中国环境侵权赔偿制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质损害赔偿制度下的受害人救济不足

中国目前的环境侵权法中坚持适用同质损害赔偿原则，同质损害赔偿原则指加害人的责任承担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为限，而不能妄加适用惩罚性措施。但环境侵权具有其特殊性，环境污染波及范围广阔，其污染损害具有复杂性和潜伏性，不仅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而且还会造成精神损害和环境权益受损。人身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是不可逆的，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也只是补偿性的，不是完全的人身损害赔偿。同时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不确定性也就不可能达到等额赔偿。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隐蔽性以及长期性，环境权益受损是无法具体衡量的[2] 。这就导致在同质损害赔偿制度下，仅以具体的实际损害为限，而难以将精神损害和环境权益损害纳入具体的赔偿范围内，这种同质损害赔偿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考虑到环境侵权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和受害者诉讼成本问题，同质损害赔偿制度也会导致受害者维权动力不足。

（二）同质损害赔偿制度下的法律预防功能难以实现

同质损害赔偿制度着眼于对损害的补偿，当然在防止环境侵权行为方面有一定的预防功能。但在恶意环境侵权行为方面，同质损害赔偿制度难以起到有效的威慑和遏止功能。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利益成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我们不能渴求企业自身放弃对利润的追逐以及将其视为高尚品德的自觉践行者，而是需要法律这一外部力量的规制。在中国环境问题不断，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形势下，这种法律的规制应当增加其违法成本，使其在行使违法行为前加以衡量，从而避免潜在加害行为的发生。反观中国环境侵权法的规定，在同质损害赔偿制度下，违法成本远低于其违法所获得利润，在主观适用条件上也没有加以区别，没有区分过失与恶意条件下责任承担的不同，从加害人的角度来说，在缺少惩罚性赔偿制度下的这种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不公正的规定，主观过失下的加害人其对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付出了一定的预防成本，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危害性小于主观恶意下的侵权行为，其道德可归责性也低于后者。因此，在缺少惩罚性法律制度的规制下，环境侵权人为了获得利润，明知是不法行为也会加以实施，在此条件下侵权责任法的预防功能也无法实现，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社会公共利益难以维护。

二、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领域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始于英国但却在美国发展得最为成熟和完备，美国大多数州都适用该制度。在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第908条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含义：“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3] 美国侵权法中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该制度在环境侵权中的适用主要集中于有毒物质侵权案例中，但由于在环境侵权案例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协调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该制度的适用进行了限制。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为主观上的故意或疏忽大意；在客观上加害人因此而获利，但如果即使没获利有予以惩戒的必要性仍处以惩罚性赔偿；原告在证明责任方面要重于一般的同质赔偿案件，证据证明力要求较高。同时在赔偿标准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加害人的主观恶意、行为道德的可归责性、被告的财产状况和违法所获利益等。

三、中国在环境侵权中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公平正义的法律追求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内在追求，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权利义务的分配均衡和地位平等。在环境侵权中，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是财力雄厚的企业加害者，另一方是普通公众，同时在环境信息的获取方面也是不对称的。在现有的环境侵权赔偿制度下，受害人难以获得充分的救济，其权利也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对于加害方来说，违法成本的代价还不足以降低其将来违法的可能性，其环保义务的违反是因其环保责任承担的不足。在环境侵权中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平衡二者的地位悬殊，受害人的权利得以救济和保护，加害人的义务得以履行，补偿责任承担的同时处以威慑性的惩罚，充分发挥法律的预防功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二）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趋同

近几年来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侵权事件不断发生，从紫金矿业事件到康菲漏油事件，其污染范围广泛、危害严重。环境问题不只是涉及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最终是要归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中国十后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考量和对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环境权是人权的必要内容之一，加大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与建立环境侵权惩罚性法律制度有着根本的价值趋同，二者都体现了维护公民环境权益的人文关怀。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是建立生态文明的法律手段，其不仅可以威慑潜在环境侵权行为，保护环境，还可以给予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三）现行法律的可借鉴性

中国环境侵权领域虽然还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在其他领域已经有了适用的先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中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中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产品责任领域也适用了这一规则。因此，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将其引入环境侵权领域，并谨慎的予以条件限制是可行的。

四、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环境侵权中的具体适用

（一）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条件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主要是在主观、客观损害、加害行为和因果关系方面加以规制。根据中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借鉴国外的做法，在主观上加害人应为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观恶性大于一般过失环境侵权，这是惩罚性责任承担的主观基础而区别于现行无过错责任下的统一规定，根据不同恶性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同时彰显该制度的惩罚性与威慑力。在客观损害方面，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了实际的损害，这种损害既包含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也包含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直接利益的减少如人身财产的现实受损，也可以是间接的利益减少如可期待利益的丧失。在加害行为方面，应当明确该行为的不法性，有的环境侵权行为虽然并不必然违反现行的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其违反法律内在的原则和社会风俗的，在考虑加害人主观恶意之后也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因果关系方面，坚持相当因果关系说，受害人只需证明现实损害是由加害行为造成的，之后由加害人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和无恶意的举证责任[4]。

（二）环境侵权惩罚性制度适用的限制

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制度的规制，法律制度的设计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的关系。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在保护环境、社会公众利益的同时也不应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时应予以谨慎限制。在适用情形方面，应当主要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恶意环境侵权行为，如造成人身伤亡的，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的等；在惩罚性赔偿数额方面应当考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加害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加害人财产状况、惩罚后的预防效果等；在归责原则和举证方面，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达到二者地位的实质平等，既保护了弱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给予加害人抗辩的机会与余地，同时严格受害人的证据证明力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怒蕾.产品责任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7.

[2] 郑显芳.再论环境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J].河北法学，2009，（5）：114-117.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6

内容提要:惩罚性损害赔偿是英美法的一项重要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其有悖于传统民法的“补偿”价值，所以学者们对在大陆法系中导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随着侵权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侵权行为危害程度的加深，在我国侵权法中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功能作用入手，分析了在我国侵权法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结合国外立法经验对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关键词: 惩罚性损害赔偿/功能/必要性/可行性/制度构建 惩罚性损害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加害人向被害人支付的、超过其财产损害范围的一种金钱赔偿。作为英美法系国家制止侵权行为的重要方式，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以其特有的惩罚及阻吓功能在制止侵权行为发生，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法系间立法理念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对在民事领域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持谨慎态度。而我国因受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排斥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坚持以补偿性损害赔偿作为主要的救济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法治的发展，面对层出不穷的侵权行为，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在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性损害赔偿首先走入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并在《食品安全法》中得到了加强，这些都是对我国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是民事立法的一个进步。但应当指出的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已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出现，但其适用范围有限，功能的发挥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为了充分发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笔者建议在侵权法中全面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一、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 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赔偿事故未曾发生者然。”由此可见，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害。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型或恶意侵权行为的不断出现使得损害赔偿的补偿功能愈加苍白无力，因此产生并发展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并不是对原有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项制度。 对于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就是补偿受害人的损害，并无其他。第二种观点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在于惩罚和威慑，第三中观点认为预防与评价才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所在。第四种观点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除了补偿、制裁之外还有遏制的功能。第五种观点认为，补偿、惩罚、威慑、鼓励市场交易等都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第六种观点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应包括损害填补、吓阻、惩罚以及私人执行法律的功能。 笔者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一下三方面： （一）补偿功能 损害赔偿的最基本功能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为损害赔偿方式的一种，也当然具有补偿功能。惩罚性损害赔偿旨在补偿通过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得到完全补偿的损害，是对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补偿功能不足的弥补，这也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损失多少，补偿多少是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使受害人的权利回复到侵害行为发生前的状态。在财产损害的情况下，损失额是容易计算的，而在人身或精神受到损害时，损害往往因缺乏统一的标准而难以计算，单纯地适用补偿性损害赔偿在很多情况下难以使受害人的精神或人身损失得到有效的补偿。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则是在补偿了受害人的一定损失后，又对一些无形损失进行额外补偿，这样更有利于回复受害人的权利状态。 2、受害人为寻求权利救济而支出的各项诉讼成本是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能补偿给受害人的。受害人在主张权利的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如果这些支出得不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将会被扩大化。有调查表明，在侵权案件中，平均的诉讼成本为所获得的损害赔偿金的30%，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只有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才能得到完满的补偿。 以上这些情况非单纯适用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则能较全面地补偿受害人人身及财产的损害，因此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具有补偿功能。 （二）惩罚功能 惩罚功能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本质的功能，它表 明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关注的不仅是对受害人损失的补偿，更是对严重侵权行为的惩罚与制裁。在英美法系国家，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具有严重恶性的侵权行为，通过给予加害人较补偿性损害赔偿沉重得多的赔偿金额，实现对侵权人的制裁。 惩罚功能来源于“报复主义”理论，其基本思想是法律本应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理论，任何人无权未经他人的同意，要求他人放弃其权利。强迫他人放弃权利，而与自己的权利进行交换，纵使符合经济效益，也有违道德观念，应当受到惩罚。在侵权行为中，隐含着加害人对被害人具有一种不当的主从与优越关系，加害人对于社会价值存在着错误评估，认为可以利用他人，成就自己。惩罚的目的即在于以公开可见的处罚方式，重新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对的价值关系，修复被害人因侵害事件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损失。例如，美国著名案例Grimshaw v.ford motor Co.一案中，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Pinto汽车具有瑕疵，导致汽车爆炸，车上小孩严重烧伤。陪审团判决被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1亿2500万美元，其理由是福特公司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视被害人为一种价格，而非人的尊严，其不法行为严重蔑视被害人的价值，基于报复主义，应予以金钱惩罚。 （三）阻吓功能 通过惩罚过去的过错行为来阻吓未来的过错行为，防止相同或同类的行为再次发生是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目的所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阻吓功能包括特别阻吓和一般阻吓，前者在于使加害人深刻感受到必须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而不再为相同或类似的不法行为；后者是为了设立一项先例，使一般人不敢从事与加害人类似的不法行为。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阻吓功能来源于“有效阻吓理论”。[11]依据该理论，加害人应将不法行为造成的所有成本，内化为自己的成本，亦即加害人应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而使加害人仅在其行为产生的利益大于损害赔偿数额时，才会选择从事该行为。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机制中，若所有被害人的所有损失均获得赔偿，则该机制将可迫使加害人内化其行为的成本，避免加害人从事不法行为。因此，相对于惩罚功能的事后补救思维，阻吓功能的事前预防导向，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更好地阻吓加害人从事不法行为。 二、我国侵权法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一）目前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面临的困境 因为受到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与立法传统的影响，我国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中采用的是补偿性损害赔偿，即受害人损失多少，侵权人赔偿多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日益显现出一些弊端与困境。 1、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很好地实现侵权法的目的 侵权法之所以出现，正是为了解决与阻吓社会中的侵权行为，不管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它都一种是抑制侵权行为的机制。美国学者迈克尔.D.贝勒斯指出：“有一种传统的观点‘侵权法的目的在于阻止人们危害他人···在侵权法中，预防则以课予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来实现，如果人们不得不为致损害他人而支出损害赔偿金，那么他们就不会收敛其有害行为。’”[12]日本学者后藤孝典也认为，抑制功能才是侵权法的最终目的。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侵权法律制度体系下，对侵权行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阻吓。一方面，补偿性损害赔偿只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而不考虑侵权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程度，在此情形之下难以抑制主观恶意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强的侵权行为。孔雀绿、苏丹红、大头娃娃、三聚氰胺等事件层出不穷，危害程度日益加强，现行的赔偿制度在惩罚、阻吓不法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另一方面，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当责任事故发生，由乘保人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将侵权损失分摊给社会上的所有投保人，将原来本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社会，侵权人的个人侵权成本转化为由社会所有投保人承担的社会成本。因此，责任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侵权法对加害人行为的惩罚，难以阻吓将来相同或类似的侵权行为。 2、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能体现过错责任原则的本质要求 在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漫长发展历史中，无论坚持的是一元主义还是多元主义，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地位从来都未被动摇，过错是现代各国侵权法中确定民事责任的主要标准。耶林有言：“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13] 过错是不法加害行为的主观要素，它本质上是指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非道德性、反社会性的价值评价。过错标志着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对社会利益和他人 利益的轻慢，以及对义务和公共行为准则的漠视。由于这种轻慢和漠视，他应受到谴责和惩戒。[14]这种谴责和惩罚不单体现了社会对加害人的过错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更是张显了法律的威严，阻吓社会潜在加害人为相同或类似的不法行为。因此，由于过错而为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然应当含有一定的惩罚性。然而在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之下，侵权人只需赔偿其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即使有可非难的主观恶意也在所不问，在此情形之下难以实现对侵权行为的惩罚。 3、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能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补偿性损害赔偿的目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从而使受害人的权利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状态，然而随着侵权行为种类的增加，危害性的加强，补偿性损害赔偿在补偿受害人损失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首先，在人身损害以及损害结果不能立即现象的损害中，由于缺乏损失计算的标准而使之不能完全获得补偿；其次，法院在适补偿性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判决时，往往不会考虑通货膨胀及税收问题，同时还有在诉讼中所付出的人力、物理与财力，也不可能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中进行完全的补偿；再次，弱势受害人往往会迫于诉讼中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放弃诉讼。据统计，在德国，汽车事故的起诉率为2%-3%，其他人身伤害的起诉率为0.2%；在荷兰，全部人身事故的受害者大约仅有2%的人起诉。[15]在第起诉率的情况下，相当部分的侵权人可免去赔偿责任，受害人则因放弃诉讼而使损害无法得到赔偿。 （二）惩罚性损害赔偿是鼓励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 按照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的观点，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保护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它保护市场体制中自愿交易的神圣不可侵犯，防止对市场交易的替代。对侵犯他人财产权的非自愿交易应该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惩罚，以维护资源交易的市场环境。[16]可见，在经济学分析学家看来，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鼓励市场交易的功能。对此，美国法院在1996年的Kemezy.v.Peter案件中，波斯纳法官提到“在自愿交易成本很低而受到侵犯的案件中，有必要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以保证人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交易。”[17] 惩罚性损害赔偿能鼓励市场交易，原因在于它使潜在侵权人认识到交易比侵权更有利。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补偿性损害赔偿金低于侵权人非法获利而又不能完全补偿受害人损失情况下，一个潜在侵权人就会从事侵权行为，而潜在受害人就力图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以“破小财免大灾”，考虑通过购买，使潜在侵权人放弃侵权行为。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利益的需要，而事实上这种支付因为不存在交易机制也不可能发生。总之，如果赔偿金太低，会增加潜在侵权人为侵权行为的几率。 二是如果侵权人从受害人手里夺走财产而无需支付完全价值，潜在侵权人会全力以赴夺走财产所有权。比如，版权侵权人会专心复制他人的专有版权资料，而版权所有人会采取措施防止他人的盗版行为，这样会造成社会浪费。 上述两种情况皆可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加以避免。如果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侵权人的损害赔偿金超过其非法获利，他就放弃侵权转而与财产所有人进行交易。另外，如果仅适用补偿性赔偿，双方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交易成本就会变成诉讼成本，而诉讼要比交易昂贵得多，因而双方会放弃诉讼而自愿进行交易。 （三）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的产品大量出口，外国的产品也大量的进入我国市场，国际间民事、经济的交往越来越多。这就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规则和法律制度等必须与国际接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必须遵守国民待遇原则，即各成员国应当给予其国内的外国人与其国民形同的待遇，即相互之间要获得与本国国民相同的法律保护与救济。与我国交往比较密切的欧美国家大多数都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此项制度，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如造成了他人损害，只需承担补偿性损害赔偿，另一方面，我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如致人损害，则须按照他国的法律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二者适用时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我国现行法律在无形之中为本国公民要求平等待遇设置了障碍。因此，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与世界的接轨，进而保护我国国民的合法权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侵权法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可行性 （一）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思想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 在我国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中，早已出现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思想，如早期的“加责”制度、唐宋 时期的“倍备”制度、明朝时期的“倍追钞贯”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在原有责任的基础上课予加倍的赔偿金以示惩罚。惩罚性损害赔偿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之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思想在我国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恶有恶报”的观念，在社会公众的交易中也长期存在着“假一赔十”、“缺一罚十”的交易习惯，对不法行为人课予较高数额的赔偿金成为了社会公众朴素正义观的体现。目前，在一些社会交易中，一些厂商也愿意以类似的承诺作为自己商品品质的保证来吸引消费者，并为广众所接受。由此可见，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思想已为公众所认可，并与我国社会大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吻合。因此，惩罚性损害赔偿在我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惩罚性损害赔偿思想与我国民法理念一致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对于民事违法行为，除了规定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还大多规定了民事制裁方式，以此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这体现了民事法律领域对不法行为人进行民事惩罚的思想和精神。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产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民事诉讼法》第2条也明确将“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在民事立法中通过规定制裁性的责任方式，来体现民事立法中所蕴含的制裁和惩罚理念。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与我国的民事立法是一致的，其思想并没有违背传统民事法律理念，并不为传统民事法律所排斥。因此，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引入我国民事法律中并无不可，是与我国民法的性质相适应的。 （三）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已经有所突破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在民事赔偿制度中一如其他法律法系国家和地区，强调损害填补原则，并无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然而我国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的一倍”之后，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学者与立法者的重视，并先后出台了一些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例如《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18]，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19]。另外，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的十倍赔偿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立法者规定的最高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远远超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一倍数额赔偿金。以上这些法律法规虽不足以说明我国在民事法律体系中设置了损害赔偿制度，但至少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国已迈出了突破绝对补偿性损害赔偿原则的关键一步。 四、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适用 （一）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准刑事罚”的性质，其惩治力度比补偿性损害赔偿强，因此应严格规定其适用要件，防止此制度被滥用。联系我国情况，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我国在侵权法中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可适当参考如下情况： 1、主观过错严重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针对那些恶意的、在道德上具有可非难性事务行为而实施的，因此，只有在那些行为人主观过错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按照美国判例，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的后果而故意为之，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早期的美国法院对一些故意伤害他人尊严，伤害他人或持强凌弱侵害他人权利，对妇女施以攻击、强奸和性骚扰等行为，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近几十年，美国许多法院在判决惩罚性损害赔偿时，也注重故意的要件，如故意殴打他人，无正当理由拘留购物者、故意欺诈他人，无故在公共场合辱骂他人等。 （2）被告动机恶劣，即加害人的动机和目的在道德上具有应受谴责性。在具有恶意的情况下，加害人应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如Enright v.Grove一案中，被告攻击原告并过失限制原告自由，法院认为被告轻率地不顾原告权利和感情的行为可推论出被告有恶劣心态，而判决惩罚性赔偿金。美国有14个州明确规定，被告只有具有恶意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单纯的过失行为，不得判定惩罚性赔偿金。[20]我国可借鉴该规定。 （3）毫不关心和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对损害态度冷漠。美国国会198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规定，如果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损害是基于毫不顾及可能因产品缺陷而造成的损害的，应负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做法既可对潜在加害人加以警告，又可宣示社会上不容许此种漠视他人权利的行为。 （4）重大过失，有意且鲁莽的行为或轻率不顾他人安全，即知道或应该知道危险行为的发生，但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使之发生。如Claunch v.Bennett一案，被告与朋友在市区道上以时速90英里赛车发生事故，至原告受伤，原告本无伤害他人的故意，但因其轻忽他人之安全，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21] 2、行为具有不法性和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 由于惩罚性损害赔偿注重惩罚，所以一般不适用于那些轻微的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惩罚性赔偿针对的是具有不法性和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的行为，如故意欺诈他人遭受损害，滥用权利，粗暴地捆绑他人，对他人实施暴力，不断对受害人施加严重的损害等，这些行为已经超过了社会容忍的限度，需要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来制裁行为人，并阻吓不法行为的发生。美国学者Rustad也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针对的是反社会的行为，是在刑法难以解决问题时适用的，对一般的过失行为并不适用。最高法官在某些案件中也强调，惩罚性损害赔偿只有在被告的过错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法官O’Connor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惩罚性的，但在适用时应区分民事和刑事制裁，惩罚性赔偿应适用于被告过错严重的情况。[22] 3、对是否需要客观存在现实损害观点之辩 对于现实损害是否构成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要件之一，美国一直存在争议。美国多数法院认为，除非原告能证明其遭受到现实损害，原告不得请求惩罚性赔偿。但也有些州的法院认为，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被告违反法定义务即可。还有些州采取折中主义，不苟求原告证明其遭受的现实损害，而径直就侮辱或诽谤案件请求惩罚性赔偿。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此并未达成共识。[23]对此问题，王利明教授支持以现实损害为基础的观点。对此笔者并不敢苟同，将现实损害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将会存在原告举证困难的问题，尤其是某些因侵犯人格尊严而导致的精神损害以及一些未能立即显现的人身损害案件中，原告有可能因无法举证而使受到侵害的权利无法得到补偿。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现实损害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的适用条件。 4、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在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时也应当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即要求损害结果与加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此外，在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时还应考虑如下因素：（1）被告的财产情况、经济条件。（2）被告过错的性质和影响程度。（3）加害行为对原告的影响。（4）被告不法行为持续期间，及被告是否隐匿其不法行为。（5）被告发现不法行为后否应超过该利益，以求之阻吓功能。（7）原告为恢复损害所支出的费用。（8）被告是否对损害进行公正的补偿。等等。[24] （二）赔偿数额的确定 赔偿数额的大小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中引起争议最多的方面。批评者往往会以赔偿数额过大为由建议减少甚至禁止这种赔偿，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也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做了限制，如弗吉尼亚州，或者对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最大化比例做了限制。[25]80年代以后，美国侵权法的改革也倾向于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和数额进行一定的限制，其做法主要有： 1、确定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比例关系。 然而两者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惩罚、阻吓加害人，后者是为了回复被害人之损害，前者考虑加害人的非难性，后者衡量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以后者来决定前者的数额实在有欠妥当。而且轻微恶性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相反恶性重大其损害结果未必巨大，以实际损失来衡量主观恶意以及道德非难的做法并不科学。 2、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最高数额作出限制。 有了最高限额，加害人可以事前计算损失成本，而以个人预算转嫁给他人，或通过购买责任保险的方式，去除惩罚性损害赔偿可能产生的责任。这种通过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之成本外部化的做法，对于加害人可能产生的极小制裁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阻吓功能荡然无存。且因赔偿金的数额被限定，因侵权行为而获取的利益却是无限，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加害人会为了获利而选择为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发生率必会增加。 3、对原告获得惩罚性赔偿金的限制。 由于认为原告获得其不应获得的金钱是 不公正的，很多美国法院会因此将全部或部分金额交给政府。这种做法一方面忽视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另一方面会打击了受害人主张权利的积极性，破坏了惩罚法性损害赔偿制度本身所营造的激励机制。 因此，笔者认为不宜以一个固定的标准或数额来限定，而可以考虑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与外国的立法相比较看来，我国《消法》第49条的一倍惩罚，《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十倍惩罚显得过于僵硬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具体而言，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可参考如下因素：（1）被告过错行为的性质及被告的主观状态。（2）该行为对原告及社会的影响。（3）该赔偿数额能否有效起到惩罚、阻吓之功能。（4）被告的经济状况。等等。 注释: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崔明峰、欧山：《英美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 王小红：《论惩罚性民事责任》，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王利明：《惩罚性损害赔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王立峰：《惩罚性赔偿的道德基础》，载《山东审判》，第150期第19卷。 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M]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163—219页，（2002）。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Plaintiff’s Windfall from Punitive Damage Litigation ，105Harv .l.Rev，No.8P1902. Galanter et al.，supra note 40，at 1432—1433;Jean Hampton，Correcting Harms Versus Righting Wrongs: The Goal of Retribution ，39UCLA.Rev.1659，1686(1992).Hereinafter cited as Hamption，[Correcting Harms]，转载于转载于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M]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163—219页，（2002） 74 Cal.Rptr .348(Ct， App，1981) 转载于转载于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M]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163—219页，（2002） Dobbs ，supra note 2，at 844—846，转载于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163—219页，（2002） [11]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163—219页，（2002） [12] [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张文显、正金娜译：《法律原则的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1996年版，第251页。 [13]转引自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14]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58页。 [15]薛红：《演变中的侵权责任和人身伤亡事故问题的解决》，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03页。 [16] Werner Z.Hirsch，Law and Introductory Analysis ，Academic，Inc.1979，p.155，转载于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05） [17] A，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Pun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Harv.L Rev，No.4(1998)，p.946，转载于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05） [18]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9]在最高人民法院《商品房买卖解释》的第8条、第9条中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三是订立合同时，出卖人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四是在订立合同时，出卖人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五是订立合同时，出卖人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由此五种情形，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20]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05） [21]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M]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225页，（2002） [22]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05） [23]徐海燕：《我国导入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法学思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24]陈聪富：《美国法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M]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5期，第231页，（2002） [25]朱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基础及适用》，[J]中国法学，2003（03）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7

论文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法缺陷　完善策略

一、惩罚性赔偿的含义

“惩罚性赔偿”从英语“punitivedamages”翻译而来，《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其解释为“系一个术语，有时用来指判定的损害赔偿金，它不仅是对原告人的补偿，而且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i由于，在英美法系中，损害赔偿的类型有好几种，因此，笔者认为，与仅仅重视补偿功能的“compensatorydamages”相比，“punitivedamages”不单单具有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之功能，更重要的是其具有惩罚加害者，防止其和其他人再次违法的价值。由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界对于“惩罚性赔偿”概念的理解与英美法系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即为了弥补受害者所受损失，惩罚不法侵害者，并防止其他人再犯此类不法行为，而由法院判处侵害者给与受害者的超过其本身所受损失的一定数额的金钱。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特点

1．主观恶意性。主观恶意性是应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前提，是对行为人进行归责的基础，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或者侵权的情况下，才能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2．惩罚性。根据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定义不难发现，其基本目的不是在于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而在于对不法行为者进行超过弥补受害者损失的惩罚，以期达到防止不法行为者再犯之目的及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他同类人进行该不法行为的作用。

3．增补性。从总体上看，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处于介于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二者的中间灰色地带，一方面具有二者各自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民事责任制度中，还是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制度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都具有弥补性的作用和特点。

4．实现方式的私法性。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性”在一地程度上具有公法的性质，但是在实现的程序和方式上，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一方面，在诉讼程序上，惩罚性赔偿制度依赖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进行；另一方面，在惩罚性赔偿的所得利益上，该惩罚性利益归属于受害者，而非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的利益归属于国家。

三、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条文

1．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2．2003年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的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3．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4．2010年7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四、目前我国立法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当前的民商事实体法立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措施，可以发现，其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其立法的不完善以及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地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环顾西方国家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的适用范围，不难发现，其在制度设计上已经相对完善和成熟，其在适用的范围上也较为宽广，拿美国来说，各个州的法律基本都承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适用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侵权领域，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合同领域也能适用这一制度。通过对我国当前的立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观察，可以看出，该制度仅仅分布在零星的几个单行法中，而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适用的最主要的“阵地”——侵权责任领域，其存在的境况让人有些无奈，目前，我国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侵权责任领域中的“产品侵权责任”中，其相对于我国《侵权责任》中数量众多的侵权种类来说，应该说是没有做到“物尽其用”。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个能够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同时让加害者得到惩罚，起到以期防止其再犯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在刑事、行政和民事三种处罚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好的制度，仅仅用在侵权责任中的“产品侵权责任”中，不免“大材小用”，其适用标准和范围远远不足以说明其适用价值。

（二）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合理

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较为困难的问题，计算模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性程度，进而关系到立法质量和立法目的。因此，各国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上有着不同的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有固定的数额模式。一般而言规定以受害者的损失的一定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如2003年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和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均采用的是这一方式。一种是规定范围的模式。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仅规定一定的范围限制，在此范围内法官或者陪审员可以自由裁量。还有一种是在立法中没有任何的数额要求，其数额的确定权力完全交由法官或者陪审员，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就是这样的模式。虽然在三种模式的选择上各有好坏，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第三种模式显然不可取，采取这样的模式一方面不利于法官在办案中的具体操作，另一方面使得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时会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甚至会导致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中出现天壤之别的处理结果。因此，《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的计算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规定一定数额的第一种模式（如上文所说的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虽然操作简单，保证效率，但是其操作不免过于死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完全剥夺，不能针对具体的案情作出具体的合乎实际的处罚结果。

五、关于完善我国立法中惩罚性赔偿措施的建议

（一）关于惩罚赔偿金的适用范围

我国与西方国家比，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和设计虽然不够完善和成熟，但是这并不是其适用范围狭窄的理由。特别是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该“安营扎寨”的《侵权责任法》，笔者认为不应该将其仅仅局限于“产品责任”领域，对于人身侵权，环境污染等领域应当逐步地使该制度在其侵权领域内的适用，一方面这是完善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

（二）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8

内容提要: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法院作出赔偿数额的判决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一种赔偿制度，它体现了对受害人的抚慰功能、报应功能、遏制功能和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责任构成要件、责任的内容、责任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针对现行立法的缺憾，应当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借鉴美国法浮动限额制度解决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自2009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其中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 赔 偿金。”这一规定确立的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保障我国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不够严谨，且过于简单，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全面了解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代法治体制要求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在规定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的同时，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又称报复性赔偿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制度，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传统产品的补偿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补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预防和遏制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受害人补偿和抚慰的功能。加害方的违法行为有可能会给受害方造成财产上的损失或者人身上的伤害，甚至会给受害方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对这些损害加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发挥的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受害方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补救更充分。加害方对受害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予以明确计算和确定的，因此，需要采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来弥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缺陷，使受害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从而有利于化解纠纷和矛盾。二是追求损害完全赔偿原则的结果。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基于受到的人身伤害，可以要求违法者对其提供赔偿，但我国法律确立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标准比较低，进行赔偿时人身伤害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得到证明，对受害者并不能提供实际上的完全赔偿。基于此，采取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更能充分地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受害者为提讼所要支付的各项开支繁多造成维权成本过高，例如差旅费、律师费等，过高的维权成本制约消费者积极维权，而这些开支可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得以补偿。

2．《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加害人报应的功能。近年来，如 “敌敌畏火腿事件”“苏丹红事件”，更有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是促使我国立法机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加害人的惩罚功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同态复仇的原则，让加害人承担因侵权行为而需承担的后果。在侵权案件中，一般情况下加害方的行为都会给受害方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因此，由法院判决加害方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符合“因果报应”的基本观念，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二是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适用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其不法行为。对违法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两点：其一是针对违法者行为上的不法性，其二是针对违法者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在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规定只针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苛以更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其违法成本提高。不法行为人如果进行了不法行为，那么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重的责任，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3．《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不法行为人遏制的功能。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惩罚”的特性，决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具有遏制的功能。法律是最严厉的制裁方式，对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违法生产者及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对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有利于遏制不法分子继续从事违法经营行为。遏制功能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威慑功能。通过对违法分子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会对正常经营的生产者及经营者起到教育、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增强他们知法、懂法、守法的思想和意识。另外，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会对不法行为人产生威吓、遏制的作用，有利于预防和阻止他们继续实施非法经营行为。二是激励功能。由于加害人所作出的加害行为的责任加重、经济成本提高，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这种成本具有不确定性，就会使加害人因惧怕承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再实施违法行为。此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给受害人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引起受害人追求超出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不当利益）。因此，客观上会激励受害人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引发受害人提讼的诉求和积极性。

4．《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与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息息相关，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具有不道德性、违法性、性，其不法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甚至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确立高倍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在对加害方给予惩罚、对受害方给予安慰的同时，也可以化解民间纠纷和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和谐。《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保护食品领域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侵犯他人财产权的非自愿交易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营造自愿交易的市场环境。二是惩罚性赔偿能鼓励市场交易，使潜在的侵权人认识到正常交易行为的收益与侵权行为的成本相比，合法经营的收益更加合算，从而使潜在侵权人放弃侵权行为，激励合法交易。如果赔偿金太低，潜在的侵权人可能会实施损害行为，从而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与发展。笔者认为，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恐慌，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保护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

1．《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因此，针对食品经营者，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指行为违反了规定的义务或违反了法律的要求，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权，甚至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由于食品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食品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将会造成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极大损失；二是主观恶意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进行销售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2．《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在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是：一是应当赔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赔偿消费者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二是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有必要指出的是，以营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获得“十倍价款赔偿”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法律价值和立法精神不符合。因此，鼓励消费者监督食品安全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获得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在责任承担上有可能遇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在法律责任发生竞合时，《食品安全法》确认了保证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

3．《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合同领域还是适用于侵权领域，抑或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都适用，这涉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性质的认定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对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作出的专门规定，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特殊侵权责任，理由有两点：一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适用于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特殊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竞合时，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应当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如果在合同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求食品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则缺乏请求权基础。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消费者对生产者不享有合同债权。即消费者如果要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请求权基础，不能对生产者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向生产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时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侵权责任。

4．《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竞合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多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从概念的关联关系上看，《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的规定，似乎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归类于合同责任；其次，从立法的先后顺序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于1993年，《合同法》制定于1999年，所以立法机关有意通过《合同法》来规定该制度的法律责任类型是合同责任。对此，一般认为，如果经营者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务使消费者遭受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因此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惩罚性赔偿责任[3]。《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存在竞合：一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未造成消费者固有利益的损害，消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仍存在欺诈行为的，如生产或销售的食品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存在假冒知名或名牌食品等比较典型的欺诈行为，对此，消费者是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4]。笔者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惩罚性赔偿问题做出的相关规定，存异但又有竞合，这对从不同的层面依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在民商事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依法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规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从立法层面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1．《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的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建立在“价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实际遭受的或者实际需要填补的损失上的，所以，惩罚性赔偿数额确立的基数标准并不合理。一般来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费支付的价款都比较少，即使适用 “十倍”的赔偿，对消费者也并不能起到实际上的抚慰作用，对违法经营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由国外法律的立法制度可知，基本上是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而我国法律却是以“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同样是数倍赔偿责任，但实际赔偿数额却相差甚远。以“价款”作为计算的依据，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目的，以“价款”作为计算的固定标准，无法实现实际的补偿和实质的公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基数，即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

2．《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目前，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为基数；二是最高法院公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以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款作为基数；三是《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以食品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但是，《食品安全法》以所“支付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在学理上产生了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例如在购买昂贵的奢侈食品时，普通消费者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纠纷，消费者如果主张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制度”，到底是以已经先期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还是以食品的总价格作为基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以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作为基数，“购买价款”就是指商品的购买价格，这个标准就非常准确和合理。所以，《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领域中适用的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消费者保护适用的一般法，只有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3．《食品安全法》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解决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对违法者的惩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承担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的计算方面存在问题。这种固定倍数的计算方法过于僵硬，一方面难以体现法官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和具体分析时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难以体现权利和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美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金额采取浮动限额制度时，法院一般会根据原告实际损失赔偿金的倍数、被告的不同类型、原告所受损失的类型或原告损害赔偿请求的类型、被告侵权行为的类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之后所确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才能与具体案件的实际保持一致，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体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5]。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下，为切实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功能，充分实现实质正义，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来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法》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问题。

4．《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生产者主观构成要件的规定有失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适用的归责原则过于苛刻。《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对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只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该法第96条仅就销售者规定了“明知”的主观要件，并未对生产者作同一要求，这种区别对待无疑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综观各国立法，在食品安全责任领域主要适用过错原则，如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一般认为，行为人如果实施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严重疏忽，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存在大陆法系所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二是对生产者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有适用提前的嫌疑。由《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内容可知，食品生产者只要是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应当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从立法者的初衷和目的上看，生产或者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是在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后，消费者购买或者是使用了该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现实的威胁，才有可能对食品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根本就未发生消费者消费不安全食品，也根本就未造成实质损害，则不存在适格的主体主张权利。因此，为避免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分歧和冲突，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对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 度 的 主 观 构 成 要 件 应 为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过失。

5．《食品安全法》应当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以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要素以及各个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的效果，取决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完善与否。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三个认定标准：一是国家标准，二是地方标准，三是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3章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得知：食品安全标准是通过国家统一制定，并且强制执行和实施的。法律同时也规定，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除非企业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外，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条件和程序，以保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贯彻和实施。

总之，《食品安全法》规定侵权法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要的[7]。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在正确理解和运用食品安全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这对依法有效保护食品交易中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13．

[2]张敬礼．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426－429．

[3]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83－184．

[4]王吉林．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之解读[j]．天津法学，2010（1）：47．

[5]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5－238．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9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可行性；必要性；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88-01

一、我国侵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关于惩罚性赔偿引入侵权法的可行性，当前学术界理论上的障碍主要集中在认为惩罚性赔偿与民法等价有偿原则相悖，不符合私法性质，以及现代侵权法是否还具备惩罚功能等方面；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的顾虑主要集中在现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够明确，数额确定不尽合理等方面。针对我国侵权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建构存在的理论上的障碍以及实践上的顾虑，本章重点分析研究我国侵权法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以期能够破解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建构存在的障碍和顾虑。

（一）惩罚性赔偿引入侵权法的理论障碍

首先，传统的民事补偿性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平复受害人的利益，即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以受害人蒙受的实际损失为限补偿其因致害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与民法调整方法的平等和等价有偿相一致，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①王家福教授也认为：“损害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责任形式，实质是法律强制民事违法行为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金钱，其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违法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因此，法律要求以实际损害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包括损害人身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及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的损害），要求赔偿金额与实际损失相符，不允许获得超过实际损失的赔偿金。”②由于存在上述根深蒂固的同质补偿思想，而实施惩罚性赔偿会使受害人获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金，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惩罚性赔偿与民法的同价补偿、等价有偿原则相悖。

其次，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一向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按照私法对应补偿、公对应惩罚的传统思路，认为作为私法的民法，即便是其侵权责任法制度也已不再具有惩罚性质。而惩罚性赔偿一方面是惩罚民事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金付给了原告，体现为原告对被告的“私罚"形式；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的判决由作为体现国家机关的法院作出，体现为国家惩罚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该制度不符合当代民刑分离的理想。

（二）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法领域适用的合理性

惩罚性赔偿作为对某些严重侵权行为的惩戒措施，具有重要的威慑作用，有利于对私法关系的保护，因而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侵权法领域。我们认为在侵权法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是合理的、正当的，其理由包括：

第一从权利保护的角度和赔偿制度的完善来看，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有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建立惩罚性赔偿，有助于侵权赔偿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可以有效遏制不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侵权行为中，由于加害人的行为常常是一种恶意或欺诈，可能导致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如果法院对故意侵权行为进行惩罚，就可以使失衡的社会秩序重新恢复平衡。同时，惩罚性赔偿可以威慑、阻止和预防他人再从事类似的行为，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第三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趋势。我国也必须正视现实，顺应潮流，确立该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

二、损害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下的构建

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采取渐进式立法途径。侵权责任法作为基本法，应当为侵权法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建议在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总则性规定中增加一条或者一款，规定：“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拓宽在各个领域的适用通过这些适用，不断地修正，不断地累积实践经验，从而为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提供充分的经验依据及实践基础。

三、结语

惩罚性赔偿是尴尬的，它在不断的被威胁“消灭”的同时，又被众多判决频频采用。惩罚性赔偿的尴尬，源于侵权行为法的困惑。就像侵权行为法为了发挥其功能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侵权行为法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一样，惩罚性赔偿在满足人们惩罚心理的同时，也受到诘难：它是否回陷入另一个怪圈，违背创立时的初衷？惩罚性赔偿的境遇绝非自身能够解除。另外，惩罚性赔偿又是幸运的，对它的争论恰恰反映了人们期盼法律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对惩罚性赔偿的诘难，并不足以否定其功能。或许“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道德共识或政治共识，观察者也许就能对解决问题的法律决定之可靠性做出自信的判断。法律应该是变动不居的，贯穿其间的理念和价值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只有通过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考虑，才能使惩罚性赔偿在合理的限度内充分发挥其作用。当然，这样的规定是建立在法官素质的提高和赋予法官适度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之上的。③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安全与人权保障的人类主题中，惩罚性赔偿不仅能有所作为，而且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注释：

①佟柔.中国民法[M].1990：14.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10

内容论文摘要：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这种形式的侵权各国适用的救济方式各异，其中惩罚性赔偿是美国环境侵权司法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项制度。本文正是基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重点研究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介绍此制度在美国环境侵权中的适用现状，分析其适用条件，并结合案例探究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制度在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希望能对我国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提供些许参考素材。 论文关键词：惩罚性赔偿 同质赔偿 补偿性赔偿 环境侵权 一、引言 环境侵权问题已经提出多年，学者们围绕着传统侵权理论和现代环境问题的关系苦思冥想，试图将两者“巧妙缝合”起来。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似乎忽视了一个本质问题-环境侵权和传统侵权究竟有什么差距。如果说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类型，那么从本质上讲环境侵权仍然没能跳出侵权理论的范围。环境侵权的体系应该构建在侵权法的体系之下。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进行研究，而这些特殊性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便是环境侵权之后的赔偿问题。 一般情况下，民事侵权遵循同质赔偿的原则，即赔偿的数额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不允许惩罚性赔偿的运用。环境民事侵权是民事侵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或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及环境权益的损害。在大多数国家中，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损害基本可以得到赔偿；而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则因无法确定而被排除在赔偿之外。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受害者的救济和环境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放纵了一些恶意或疏忽大意的环境侵权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在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大量适用了惩罚性赔偿。本文正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美国惩罚性赔偿概观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在英美法系国家又被称为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它最早始于英国，现代以来盛行于美国（据统计除了密执根州等四州外基本上都认可此种制度）。《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这一定义侧重于解释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之所以能够超过实际财产损失，是因为侵权行为所具有的暴力压制、恶意、欺诈或任意、轻率等特殊性质。《Law dictionary for nonlawyers》对其定义为：“法院判决某人承担因特定的恶意或故意方式而致人受损的金钱，这笔钱同实际损失并无关联，它的目的是作为警告并以防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这一定义侧重于强调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美国《模范惩罚性赔偿法案》第一节中规定：“惩罚性赔偿指惩罚、预防、或者剥夺行为人不正当获得的利益的赔偿形式”。 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关于惩罚性赔偿所下的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 本文就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在美国，虽然学者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一度有过争议，但是它在美国法院的判例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1784年的Genay 诉 Norris案中，被告因恶作剧，在原告的酒中掺杂而致使 原告受伤害，法院裁决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这个案件开了美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先河。另外在1851年的Day 诉 Wood Worth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而被确立。” 三、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环境民事侵权中的应用 （一）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侵权中的适用概况 在美国，环境侵权案件在整个民事侵权体系中所占比率很小，而且环境案件与其它案件在理论上也只有些许不同。但在环境案件中，尤其是在有毒物质侵权中（toxic tort，主要是与石棉或沙虫剂等有毒物质的生产和处理引起的损害相关的）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问题就显现出来。这种问题主要是由环境法的两个特性即因果关系的模糊性及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不确定性引起的。 正是由于这一特性，笔者将环境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研究。 自从20世纪70年代，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频率和数量上都有所增加。环境侵权特别是有毒物质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增加尤其之快。在1992年的《惩罚性赔偿：事实还是神话？》（Punitive Damages Explosion：Fact or Fiction？）研究报告中指出：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伊利诺、纽约四州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从1968—1971年的平均800，000美元增加到1988—1991年的平均312，1百万美元，增加了390倍，即使考虑通货膨胀也增加了117倍。第一阶段每个案件的平均惩罚性赔偿额仅仅1，080美元，而第二阶段案件平均惩罚赔偿额达到了778，000美元，相当于第一阶段的整体赔偿金额。 尽管许多环境案件的判决是以过失（negligence）、侵犯（trespass）、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即，不考虑被告有无过失，他都要为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等责任理论为基础来判定适用惩罚性赔偿，但许多可以选择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环境案件是以“妨害”（nuisance）的模式提起的。在一般的妨害模式下，原告通常是因他人的行为而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被告是另一土地过去或现在的所有权人或占有权人。通常，被告占有的土地与原告的土地相邻；这样的案件大多涉及到大气或水污染、噪音、洪水、妨碍等。妨害和严格责任诉讼中包含了能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有毒物质或其它物质的渗漏、泄露、埋藏或处理，这些被统称为“有毒物质侵权诉讼”（toxic tort litigation）。 在美国这种有毒物质侵权诉讼构成环境侵权诉讼的主体部分。 （二）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侵权中的适用条件 在环境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在环境保护与企业利益之间进行公共利益选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个人诉讼中建立一个正当的程序以获得公正的处理结果。在美国现行制定法及司法实践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和注释，而且各个州对此问题的规定互不相同。但根据其司法实践中考虑的因素，可以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归结为以下几点： 1. 主观上，需要有被告的故意或疏忽大意。 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908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并且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该类似的行为；同时惩罚性赔偿首先应该 考虑的是被告的邪恶动机（evil motive）或疏忽大意（reckless）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的极端无理行为。只有疏忽大意或故意地损害行为以及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才能适用 惩罚性赔偿；意外事故和过失适用补偿性赔偿已足以起到预防和阻止的作用，对这些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环境案件中，具体判断故意、鲁莽、过失、还是意外事故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基于环境侵权诉讼与其它民事侵权诉讼在证明责任、因果关系上的不同，是否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与其它侵权诉讼也存在不同，笔者不敢武断。在Exxon Valdez 一案的诉讼过程中，陪审团认为事故的发生是因为喝醉酒的船长的疏忽大意（reckless）行为所致，而Exxon知道他的这一行为，并没有让他离开，所以Exxon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是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 这里Exxon只是没有让喝醉酒的船长离开就构成了疏忽大意，而且此案中并没有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的证明。但法院最终的判决是Exxon 承担了美国历史上最高额的惩罚性赔偿：50亿美元。 2. 客观上，需要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 通常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是被告因其行为获得了利益。如前所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被告和防止类似事情的再度发生，如果被告没有从其行为中获得利益，那么只需适用补偿性赔偿就足以达到惩罚和预防的目的。但美国并不是一如既往的适用这一条件。在Exxon一案中，Exxon并没有因其行为获得利益，相反，却损失了价值一亿三千万的油轮和一千六百万的原油。 这样的损失足以达到预防未来再次发生此类事情的效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下达了美国历史上最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判决。 3. 需要达到高度的证明标准。 在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的证明责任是有限的，对因果关系的存在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而由被告证明有关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事实。 而证明标准也只要求达到盖然性即为已足。但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的证明责任要重于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惩罚是比补偿更加严厉的责任形式，所以需要更高的证明标准来避免错案的产生。其中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依据《模范惩罚性赔偿法》的规定使用“明确且有说服力”的证据标准。到目前为止，已有28个州通过立法或判例要求原告达到“明确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来适用惩罚性赔偿。 （三） 环境民事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 法院在接到环境侵权案件之后，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要审查是否具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再来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美国现行的制定法及最高法院均没有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被告应受非难的程度；2.被告因其行为获得的财产；3.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比率；4.被告的财产状况。这些因素对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并非全部适用，根据美国的司法判例，其在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额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1. 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比率。 通常在环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都会考虑两者之间的比率，过高的比率不仅不能起到前面所讲的预防作用，也很难实现法律的公平精神。而比率是否合理的标准则依赖于个案的审理。如在Johnansen v. Combustion Engineering，Inc.案中，法院判赔的比例超过了100：1，但是法院认为虽然没有参考环境部门的罚金，也没有专门的机构鉴定 ，也没有对应受非难性程度的考察，以及致害程度的参考，但当赔偿金是小额的而行为的应受非难性并没有超过惩罚性赔偿金所许可的巨大数额时，这种最大范围的许可惩罚性是可以理解的。 2. 被告因其行为而获得的利益。 这一点是由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决定的，因此无论学者还是法官对这一点均持认同的态度。一般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金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不让被告因其行为而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包括规避法律所得及其恶意或疏忽大意行为所得）。Alexander Volokh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为：被告因其行为所得利益减去补偿性赔偿、行政处罚及 其它罚款后的余额。并且认为，被告在没有获得利益时，不应对其处以惩罚性赔偿，他不赞同Exxon案的判决，因为被告在那次事故中并没有获得利益。 3. 被告的财产状况。 对于这一点争论颇多。反对者认为，无论侵权者的财力如何，只要侵权行为成立且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就不应该区分其财产状况。在BMW of North America， v. Gore案中确立了三个原则，其中一点强调，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判定并不需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而只要损害的赔偿数额与阻却违法行为的发生相协调即可。但是大多数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都允许陪审团考虑被告的财产状况。在Haslip案中，由阿拉巴马州的法院审理时，陪审团未被告知被告的财产状况，但美国上诉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要求陪审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考虑被告的财产状况。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认为：陪审团知悉被告的财产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原告还必须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在Exxon案中，法院判决被告负担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也考虑了被告的财产状况，这个数额相当于被告一年的盈利。法院认为对于被告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因此这个结果是合理和适当的。 四、环境民事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虽然近几年来，美国在环境民事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但其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的。 首先，按照民法原理，预防损害发生、补偿损害结果是其基本精神，惩罚应属刑法范畴，将其纳入民法领域是否合适。另外将罚金付给原告是否公平合理。一般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长期性，而且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往往受到损害，按照普通民法侵权同质赔偿原则，被告的精神损害很难获赔，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但是如果法律直接规定，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应该获得赔偿。这就等于扩大了受害人获赔的范围，而仍然符合民法同质赔偿的精神，其效果和获赔效率可能会更高。 其次，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更多地依赖于陪审团的自由裁量。从前面提及的对四个州的统计可以看出，惩罚性赔偿金额越来越多，而且法院最后的判决基本不明确说明判赔的理由，这就很容易产生不公平的判决结果。针对这一情况，一些州已经通过法律规定来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新泽西州将金额限定于35万美元或五倍于实际损害之内。路易斯安那州在1996年已经取消了惩罚性赔偿。另外16个州也都进行了相似的改革。 最后，就实际效果来看，根据美国环境法学者Kip Viscusi 的实证调查，对于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事件，对侵权人处以惩罚性赔偿金的那些州中和未实行的相比，并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后者的环境污染案件发生比率仍然低于前者。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政府和经济的双重作用已经足以达到在填补损害的同时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同时，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基本不考虑被告对事件的控制能力，均要求被告对其行为承担责任，明显偏向于受有损害的一方，很难保 证经济公平背后的道德公平和法律正义的实现。 五、结束语 我国目前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仅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其适用条件也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说明目前我国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对其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有些环保法律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对于环境侵权的纠纷处理及其赔偿的规定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我们集思广益，多多研究外国环境法律中这方面的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拿来为 我所用。本文只是出于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首先对美国在环境民事侵权中适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