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如何解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如何解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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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学习能学到什么知识，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具备什么技能是教学宗旨。以经济纠纷的解决为例，知识与技能目标就是让学生了解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掌握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掌握谈判的方式和方法(协商);掌握协议书、调解书、状的书写。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方法是指教和学的方式。过程就是怎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及学生在教师的教导下学什么。具体地讲，方法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比如教师的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引导自学法等，学生的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任务驱动法的教学过程就是先用大情景引出经济纠纷解决方式有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六种，然后用流程图将这六种方式串联在一起，使学生清晰地看到六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对六种方式进行实训演练，最后总结实训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及六种方式的优缺点。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先学情景，然后由大情景联想出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接着思考采取某种方式应具备的条件，最后选择最适合当事人的方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依次用到了案例教学法(或情景模拟法)、分组讨论法(或角色扮演法)、讲授法、总结归纳法。学生的学习方法用到了探究学习法、自主学习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情感主要指学生的学习兴趣，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情感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从而探寻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价值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充分认识守法的重要性，树立以法律约束自己行为的世界观，同时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提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

二、任务驱动法实训模式构建

(一)大模块(整章)情景假设

在此，笔者将大模块情景简称为大情景，也就是能引起或串联整个模块知识内容的情景。在教学中，大情景应贯穿模块课堂教学的始终。对于大情景的选取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问题的层层设立，引出本模块学习的主要内容，接着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组织有目的学习，此即问题导入法;二是寻找生活中已有的典型案例，使学生由典型案例联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一系列案例，然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学得新知识，此即案例教学法。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问题导入式:大家在出现经济纠纷时怎么办———唇枪舌战，拳脚相加/赔礼道歉/谈判协商/找第三者调解/打官司(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行政复议———以上方式是否都合法———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各方式的流程(怎么做)———总结各方式的优缺点。案例引入式:张三花费5000元在A商场买了一部苹果5s手机，销售人员明确告知他该手机为原装正版手机，可张三没用几天就出现了黑屏现象，他拿到苹果手机专营店进行检验，检验人员检验后告知张三该手机为山寨手机，只要花3000元就可买到。显然，此案例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知识，如果张三想退手机能实现吗?如果找A商场索要10000元是天方夜谭吗?如果张三想退手机或索要钱，他该用什么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理清子模块(各节)之间的关系

此部分内容重在系统地让学生了解通过本模块内容的学习，能“立体、纵向”地感受到大模块、子模块、子模块中的具体内容之间存在的脉络关系:透过树根(大模块标题)就能看到树干(各子模块标题)，通过树干能看到整棵树上的枝条(各子模块具体内容)。这部分知识笔者采用流程图的方式予以表示，以明确各知识之间的内部联系。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间的内部联系(流程)是什么。

(三)子模块(各节)实训步骤

大模块是由子模块构成的，理清子模块知识，大模块知识也就清晰明朗。因此，子模块实训的构建是任务驱动法实训的关键。在这一实训阶段，教师和学生既要完成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生活实践，培养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认识子模块。

主要是对子模块知识的概述，使学生先从宏观上了解知识，然后重点讲解子模块的概念、特征、应具备条件。以谈判为例，就是讲解谈判是什么，谈判应具备的什么条件。

2.子模块情景假设。

通过子情景(案例或问题)引出子模块中所要讲解的内容，即子模块中的具体知识。以谈判为例，就是假设上例中张三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纠纷。

3.组织学生讨论。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参与下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各抒己见提出多种观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一阶段，教师要给学生留出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为学生提供在不同的情境下建构知识、运用知识、表现自我的机会。学生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搜集知识信息的渠道、途径和方法———搜集知识———对搜集到的知识进行分析、整理———辩论———解决问题。以上述张三案例为例，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张三想通过简单的谈判方式解决纠纷，他需要怎么做?谈判中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如果谈判成功了，张三想通过协议书的方式将他们的谈判结果法律化，协议书怎么写?如果没成功，他还可以怎么做。

4.子模块所涉法律知识讲解。

通过上述的讨论，讲解所涉的法律知识。比如谈判条件、谈判技巧、谈判组织、谈判协议书的制作等。

5.分角色演练。

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和“子模块所涉法律知识讲解”，将学生分角色进行演练。以谈判为例，应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代表商场A，另一组代表张三，两组学生展开激烈辩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深刻体会自己怎么谈判，也能看到对方同学怎么回应，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

6.评价实训效果，强调注意问题。

教师应对“分角色演练”的过程和结果予以评价，并指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应注意谈判的技巧、对方立场等问题，以及制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张三的代表小组未注意到上场人员的情绪，谈判的技巧、调解协议书的制作、证据的收集、状的书写等。

7.作业布置。

作业的布置要坚持“高效、巩固、实用”原则，做到“适当、适量、适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谈判为例，布置一个作业题“假设张三和商场谈判成功，为其制作一份协议书”。

(四)大模块知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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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消费者；B2C争议；解决机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04.114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4-0-0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之外促成了新的贸易方式。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跨境电子商务开始在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各种跨境电商交易平台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政府也在近年内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以及海关、检验检疫、金融等配套监管措施，设立了多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这既是顺应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力举措。与此同时，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如何解决消费性买卖合同纠纷的难题，这个问题也受到了各国电商巨头、政府机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与国际贸易组织的关注和思考，以期在促进贸易和消费者保护二者间达成平衡。

1 跨境电子商务B2C争议与ODR争议解决方式的结合

跨境电子商务主要有两种模式，即B2B（Business-to-Business）和B2C（Business-to-Consumer）。就交易性质而言，B2B模式下交易数额较大，买卖双方谈判权具有对等性，双方的订约和履约方式以及政府对B2B交易的监管模式都与传统的线下进出口贸易相同。因此，B2B模式下的买卖合同纠纷属于传统的商事合同纠纷。但B2C模式下的买卖合同并非商业性的合同，而属于民事性的消费合同（鉴于谈判权的不平等性，对消费合同不宜直接应用于商事合同相同法律规则的做法得到了一些国际条约或惯例的认可，比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二条a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二条c项）、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4条）。《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也允许缔约国作出商事保留。就冲突法来说，各国通常以卖方营业地或住所地作为商事性买卖合同下冲突规范的连接点，而倾向于将消费者经常居所或住所地作为消费合同下冲突规范的连接点）。

B2C模式下的争议具有小额量多的特点。因此，B2C模式需要简便快捷高效的争议解决方式以及倾向于消费者保护的争议解决规则。

同样是根植于互联网信息通讯技术的ODR（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争端解决方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解决电子商务和实体经济纠纷的替代性方法之一。ODR机制主要通过网上谈判、调解和网上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一些投诉处理机制虽然不提供网上调解和仲裁服务，但其为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了谈判平台，因而也属于ODR机制的一种类型（投诉处理机制是一种无第三方干预的、方便对消费者投诉进行谈判的程序。现有的投诉处理模式的范例有国际消费者保护和执行网的eConsumer.gov、欧洲消费者中心网（ECC-Net）和国际消费者咨询网（ICA-Net）。

ODR机制所具有的便捷高效优势与跨境电子商务中B2C争议的“小额”特征非常契合，在了解这一点后，一些消费者保护组织（如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甚至律师协会（如美国律师协会）开始改变对ODR的抵制立场，将其视为解决跨境电子商务B2C争议的首选方法，并为之制定了相关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B2C模式下的ODR机制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模式下买卖合同纠纷的非商事性以及跨境性的特征。此外，虽然在互联网域名争议领域已经存在十分专业的网上争议解决系统，比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在网上解决域名争议方面的解决办法是公认的。域名争议按照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解决。该政策的目的是为域名所有权方面的域名争议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并指定某些争议解决机构进行仲裁）。但由于争议类型的区别，这类ODR机制仅具有有限的参考价值。

2 电子商务背景下ODR机制的主要类型及局限性

2.1 依附型ODR机制

可以说，电子商务的兴起是ODR机制得以产生的原动力。一些大型的电子商务平台，例如：eBay、淘宝等不仅是商家和消费者交易的平台，同时也为双方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场所和程序。通常这些争议解决机制只适用于特殊类型的争议，通常不包括产品责任和损害赔偿纠纷（例如eBay为商家提供的争议解决机制仅限于买方不付款的情况）。但这种由购物网站自带的ODR机制并不会区分境内电子商务与境外电子商务活动，从而不能被境外的网购消费者充分利用。就涉外消费者合同而言，消费者个体缺乏比较不同国家有关实体法的能力，不仅在法律选择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争议解决方式上同样处于弱势。因此，跨境购物网站将其自带的ODR机制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境外消费者将使ODR机制失去固有的优势。此外，语言障碍也是妨碍消费者使用这类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通过电子交易订立合同所要求的理解水平与网上解决程序所要求的水平是不同的。

2.2 独立型ODR机制

与依附型机制不同，目前还有不少独立于电子商务平台的ODR机制存在。这些独立型ODR机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由政府机构主导的，例如：墨西哥消费者保护署（PROFECO）管理下的Concilianet机制；另一种是由私人机构主导的，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运作的商业促进局理事会（与墨西哥消费者保护署不同，CBBB完全是一个由商家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由理事会管理设立在美国及加拿大各地的共计122家商业促进局）和中国的在线争议解决中心（China ODR）；还有一种是由现有专业性仲裁机构在原有框架下增添的网上争议解决平台，比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的网上争议解决中心、国际商会的Net Case系统。

这种独立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第三方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少ODR平台仅仅是传统争议解决方式，比如：调解和仲裁的辅助手段，主要还是立足于商事性纠纷。上述第一和第二类ODR机制主要还是在一国境内或毗邻国家之间运作，对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的消费者而言，这种模式虽然可避免语言及法律选择等方面的不熟悉，但争议解决结果的执行困难仍然制约着这类ODR平台的发展。

3 国际社会建立区域性及全球性ODR机制的尝试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ODR全球网络的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从上文可知，各国间的协作是跨境电子商务纠纷得以有效解决的关键。因此，区域性或全球性ODR平台的建立也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构建区域性或全球性ODR机制需要考虑的法律问题包括整体框架模式、程序规则、适用法及执行机制等。在这方面，付诸努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有三大场所，分别是欧盟框架和美洲国家组织框架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框架。

3.1 欧盟框架下的跨境ODR平台

消费者保护属于欧盟框架下的共同体政策之一，2013年5月21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颁布了《关于在线解决消费者争议并修正第2006/2004号（欧共体）条例及第2009/22号指令的第524/2013号（欧盟）条例》，现已在欧盟全境内实施和直接适用。根据这个条例所设立的ODR平台在本质上是一个连接各成员国境内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构的中心网站，并为欧盟境内消费者提供24种官方语言的服务。ODR平台还为ADR机构设立了最低标准，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ADR机构才能通过电子注册的方式与ODR平台链接。一旦争议双方就ADR机构达成了一致，相关信息都可以通过ODR平台传递给选定的ADR机构，而接受申请的ADR机构也可以通过ODR平台将其程序规则及费用告知争议双方。鉴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ODR平台还提供信息的翻译工作。该平台的研发、运行和维护所需的资金全部由欧盟委员会的财政拨款来支持。

从内容上看，该条例很少对欧盟原有的消费者保护法进行修改，应该说实质上是对原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承认和完善，欧盟甚至没有对网上争议的解决制定统一的程序规则，由各争议解决机构制定各自的程序规则（仅对争议解决程序规定了一般期限限制，即争议解决程序启动后30日内解决争议）。但欧盟这种自上而下全面推动跨境电子商务ODR发展的做法值得肯定和学习。就我国仅有的两家独立型ODR平台并不理想的运作情况看，更需要强调国家的介入（由于CIETAC要求涉外案件争议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仲裁费用最低不少于4 000元，且每案另收立案费1万元，这显然不适合小额的B2C争议。而China ODR虽然收费不高且提供免费调解服务，但自2005年之后其官网上就没有任何争议解决的记录）。这不仅是由于ODR是一种新兴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获取当事人的信任，而且由于对技术手段的倚重，ODR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更为重要的是，ODR裁决结果的执行也离不开国家间的协作。

3.2 美洲国家组织的ODR体系

2010年2月，美国向美洲国家间第七轮国际私法特别会议提交提案，建议由美洲国家组织建立区域性网上争议解决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不受国境、语言和法域阻碍的快速争议解决和执行方式。在整体框架上，美洲国家组织选择了集中管理的组织架构，设置了网上争议解决体系委员会作为体系的总管理者，美洲国家组织的参加国需要指定本国消费者保护机构作为其与委员会的联系机构，网上争议解决服务机构的名单由各国提供，即美洲国家组织的ODR体系是采用了利用现有争议解决机构的方式。但与欧盟的做法不同的是，就程序规则而言，美洲模式制定有专门的网上争议解决程序规则，根据该规则，仲裁裁决是最终结果，并具有约束力。在具体争议解决服务提供机构的确定方面，美洲模式下是由各国的管理机构指定，而非在建议的基础上由争议各方协商确定。就实体法的适用问题而言，美洲模式回避了由于仲裁地无法确定而引起的冲突法及实体法适用的不确定性问题，采取了依据合同条款和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裁断的方法。

3.3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ODR框架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正式关注全球网上争议解决问题始于2000年的第33届会议。2010年3月在维也纳由UNCITRAL秘书处、佩斯国际商法研究所和宾州大学迪金森法学院共同举办了一次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主题是“重新审视网上解决争议与全球电子商务：力争为21世纪交易商（消费者和商家）形成一个务实公平的补偿制度。这次研讨会上被普遍持有的一个看法是传统的法律追诉司法机制并未给跨境电子商务争议提供适当的解决办法，快速解决跨境争议并加以执行的方法或许就在于一个全球性的网上解决系统，用以解决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小额量大争议（UNCITRAL第三工作组主持制订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网上争议解决的程序规则草案》虽然也适用于B2B，但强调只适用于“小额争议”。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小额交易”）。鉴于此，在2010年6月的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UNCITRAL设立了第三工作组，力图为跨境电子商务网上争议构建一个全球网上解决框架。

就该工作组目前的会议进程来看，这一全球网上解决框架所包含的法律文件应包括以下方面：①遵守适当程序要求的快轨程序规则；②网上解决机构的资格认定标准；③解决跨境电子商务争议的实质性原则；④跨国界执行机制。随着会议议程的深入，工作组逐渐就跨境电子商务全球网上争议解决框架下的核心和棘手问题展开了讨论，包括全球框架的具体架构、《纽约公约》的适用、各国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差异对网上仲裁的影响、全球网上争议解决机制的运行费用以及处理结果的有效执行等方面。

纵观第三工作组的历届会议进展情况，可以看出其要圆满完成最初授权任重而道远。看似进展顺利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网上争议解决的程序规则草案》，却因为各国对B2C模式下的争议前仲裁条款是否有效持不同态度而最终无法向前推进（由于不同国家的立法对消费者合同下的争议前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有不同规定，从而影响到仲裁裁决结果的有效性，为此，各方曾提出双轨制的设想。其中一轨道适用于认可争议前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家，经该程序规则做出的裁决结果是有约束力且终局性的，排除了法院及其他法律救济。二轨道程序规则下的裁决结果是无约束力的，并不排除争议双方诉诸其他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因此二轨道既可以适用于排斥争议前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家也可适用于认可其效力的国家。在双轨制下，将会建立一个不承认消费者合同下争议前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家名单。）甚至危及第三工作组的授权终止时间。UNCITRAL在其第48届会议上将第三工作组的任务限定在拟订一部无约束力的描述性文件，并在其中反映工作组早先已达成的共识，将网上解决程序最后阶段（即网上仲裁）的性质问题排除在外。第三工作组的授权时间也被限于一年或两届工作组会议。

4 构建B2C模式下区域性/全球性ODR机制的几点设想

道德自律和规则约束是保障跨境电子商务有序发展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适合B2C模式的ODR机制必然是融合供应商道德自律和规则导向的裁断机制。如前文所述，ODR机制要在跨境B2C争议中有效发挥作用离不开各国政府的介入。具体而言，争议解决网络及其基础设施的搭建需要各国政府的合作，以双边或多边贸易条约的谈判为契机，加入ODR框架性条款，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ODR平台，或重视UNCITRAL现有工作成果，积极推进其目标，应是切实可行的路径。

第一，统一集中的ODR框架应是努力的方向。这个框架的主要参与方包括统一的网上争议解决平台和管理机构、网上争议解决服务提供者、各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以及消费者。各国政府对这个框架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基础协议或框架性安排的订立，任命各自的国内机构负责管理网上争议解决平台，在必要情形下采取便利措施以承认和执行ODR仲裁裁决，鼓励和推动本国电子商务平台及企业加入统一的网上争议解决平台。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利用各国现有ODR服务提供者比较切实可行，因此，各国签订的基础协议应对各ODR服务提供者的资质提出统一而严格的要求。这方面值得借鉴的是2003年由国际商会制定的《B2C和C2C交易中的ODR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fo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in B2C and C2C Transactions）。此外，还应设计统一的程序规则。

第二，鉴于各国消费者保护政策的差异，要在短期内起草适用于消费者合同的统一实体法并使之生效，且为主要贸易国家所接受极为艰难，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起草过程就可以看出各国在统一货物买卖合同领域所能达成共识的最大限度。因此，利用ODR机制解决跨境电子商务B2C争议时最有可能适用的规则是两种类型：一是类似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软法”。另一种则是类似于国际投资仲裁机构ICSID机制下的一般法律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在小额消费争议的网上仲裁程序中，法律适用问题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复杂，在无法适用意思自治的冲突法规则的情形下，仲裁员甚至不需要适用国内法，而只需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来裁断。这符合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框架下与B2C争议有关的ODR机制的实际运作）。

最后，B2C争议所具有的小额量多的特点决定了能与其适应的ODR机制应是简便而成本低的。这不仅需要减少法律专业服务的提供数量而且需要简便有效的执行机制。因此，利用现有的承认的外国仲裁裁决的制度来执行ODR裁决，这虽然不失为可行路径之一，但并非最佳方式。如综合考虑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要建成一个便捷高效且有有执行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最佳方案应当是融合网上谈判、调解、仲裁以及对供应商的监督机制。所谓“对供应商的监督机制”包括：私人执行机制、承诺执行网上裁决结果的商家认证以及商家执行情况的统计信息公布制度等。以自行遵约为目的的各种机制可能仍然是确保执行网上裁决结果的最有效手段。常见的私人执行机制包括评分和信誉标记制度、信用卡退款以及托管账户（比如：淘宝的支付宝账户）等方式（电子商务中的信誉标记通常是指网站上显示的一种形象、标识或印章，用于显示网上商家的可信度。信誉标记证明网上商家是一个专业组织或网络的成员，且设有赔偿机制。信用卡退款制度，即在消费者提出投诉的情况下，信用卡公司可将购货款退还使用信用卡完成交易的消费者。当然，在相关立法没有规定信用卡公司对持卡人有退款义务的国家，或在使用信用卡以外方式付款，例如：电子转账、借记卡、支票等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根据研究，世界范围内信用卡的使用在下降，而移动支付的使用则迅速增加）。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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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国勇，李俊夫.欧盟消费者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新发展――2013年《欧盟消费者在线争议解决条例》述评[J].国际法研究，2015（3）.

[3]Colin Rogers， Louis VD Duca.Designing a Global Consumer 0nline Dispute Resolution（ODR） System for Cross-Border Small Value-High Volume Claims[J].Uniform Commercial Code Law Journal，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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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民事管辖权 一国两制 先诉法院

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祖国后，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愈渐频繁，内地和港澳的互涉案件日渐增多，已越来越显示出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不完善。作为区际法律冲突核心内容之一的管辖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是经常困扰着有关的法院和当事人。因此，如何解决当前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已迫在眉睫。理顺涉港澳民事管辖权，是切实保护内地和港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内地和港澳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作些初浅探讨。

二、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法律性质

要解决司法管辖权冲突，其根本问题是明确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性质的案件。笔者认为，对这种民事管辖权冲突性质进行认定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两制”。实行“一国两制”并未改变我国原有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但是，“一国两制”突破了我国原来的单一法律体系，从而形成了“一国两制四法域”（包括台湾）的局面。

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实行不同法律和司法制度，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区域。在实践中，我们承认港澳与我国内地是相互独立的法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涉港澳案件”都参照“涉外案件”处理 。对于涉港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也都适用我国法律中有关涉外案件司法管辖权的法律规定。但是，这种不同法域是处于同一主权下的，应当认定为一种区际管辖权冲突，而区别于不同主权间的国际管辖权冲突。内地和港澳地区属于同一主权国家，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在民商事领域，冲突的内容一般只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对于内地和港澳地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两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交流提供保障。而管辖权的扩张和争夺已属次要。频繁出现“一案两审”等管辖权冲突，甚至出现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的裁判结果，将严重影响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审判权威和双方互信。在此情形下，加强协调避免冲突，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三、中国和港澳地区对于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具体表现

（一）确定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原则不同

在管辖权问题上，香港继承了英美法系的做法，采用“实际控制”原则，就是指法院对某宗案件行使管辖权，必须对其所管辖的案件有实际的支配力，如对被告或者财产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是能够有效执行判决。我国内地则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以“原告就被告”为一般原则，即以被告的住所地或者居所地来确定管辖权，兼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这种实体规定的不同，是产生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根本原因。内地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与香港的实际控制原则的冲突代表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管辖权理论的基本冲突，是区际管辖权冲突的基本根源。

（二）我国不加限制地肯定平行诉讼，造成两地区际管辖权冲突的扩大

所谓平行诉讼，是指同一案件先后在两个不同的法院之间进行审理。我国允许涉港澳的平行诉讼，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这种司法管辖扩张的倾向，导致一事两诉的可能。一方面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威，也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三）协议管辖的冲突

内地《民事诉讼法》对协议管辖有明确规定，涉外合同或财产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内地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对协议管辖是有限制的，即：当事人只能就涉外合同及涉外财产权益进行协议管辖；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不能违反内地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法律规定；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此外，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一方向内地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应诉，并进行实体答辩的，内地法院也可行使管辖权。这实际上肯定了涉港澳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采用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约定管辖法院。

香港也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其允许协议管辖的范围也很广泛，任何域外民事诉讼除专属管辖外都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并没有内地关于特定民事纠纷的限定。另外，在协议管辖的形式上，允许书面和口头形式。

（四）两地民事管辖权确定原则的不同，导致出现消极的管辖权冲突的可能

所谓消极的管辖权冲突，即由于两地以不同的原则确定管辖权，对同一民商事案件，两地法院都拒绝管辖的情形，使当事人无法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利益。

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在外国法院与案件或当事人有更为密切或真实的联系时，往往利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案件或中止本地诉讼。此外，在发生一事两诉时，香港法院除了可以中止本地诉讼外，还可以禁止当事人参加境外诉讼。内地则没有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对于当事人向内地法院的起诉，不论外国法院是否已受理或做出判决，均不影响内地法院对该案件的管辖。

四、内地和港澳地区民事管辖权的冲突的解决

涉港澳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国内案件。两地的法律属于不同的法系，在适用的原则、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内地和港澳地区的民事管辖权冲突，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司法利益冲突。同时，也不能把港澳作为一般的内地省级地区来看待，港澳法律是和内地法律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我们不能借口港澳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而强行把涉港澳案件作为国内案件来对待。应该本着维护国家司法权威，保护公民合法利益，促进两地经济发展的原则，积极协商合作，寻求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

（一）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模式

1.制定统一实体法或冲突规则的模式

内地所采取的属地管辖原则，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的优点，因此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确定民商事案件管辖权时所采用的标准。内地和港澳属于同一主权国家，为两地通过制定统一的实体法，确定属地管辖为基本原则提供了可能性。其次，通过制定统一的冲突规则，确定一致的联结点，既不涉及实体法的问题，又可以有效地解决冲突。

但是，应当承认，内地和港澳地区是相互平行的法域，根据“一国两制”的精神和基本法的规定，国家只能制定有关国防、外交和其它按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法律，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不在此范围内。制定统一实体法或者冲突规则缺乏法律依据，可能会伤害港澳同胞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2.两地签订条约的模式

两地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缺失，是两地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签订两地协议安排，可将管辖权问题与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问题一揽子解决。内地和港澳地区通过协商订立条约，统一涉港澳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解决管辖关冲突，另一方面也不会伤害港澳地区的司法独立。但问题是港澳地区没有独立的主权。根据对等原则，其无法与全国性立法司法机关签订条约。但是，如果要求港澳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与内地各省级司法机构一一签订协议，又会过于烦琐，难以执行。

现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司法协议的方式解决管辖权冲突。即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内地各级法院，同香港特区政府或终审法院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后，在内地和港澳地区分别由其最高司法机关推动实行。这实际上是一种变通的条约方式。而且在司法实践上也有一定的成果。最高人民法与港澳地区已经就区际送达、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取证等方面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二）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原则

1.确立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避免一事两审

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民事纠纷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分别向不同地区起诉时，原则上由最先受理的地区的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也就是说，如果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基于同一事实已在某一法院起诉的，其他法院一般应不再受理或停止诉讼 。这一原则为多数国家所认可。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由于其本身就审理这一案件而言是严重不方便，因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从而促使被告在另一个更方便的法院进行诉讼 。判断一个法院是否方便法院，应该考察其与该案件是否联系密切便于审理，是否能够作出及时、公正的判决。不方便法院原则已得到港澳地区司法界的认可。我国内地法院也成功适用过。对于内地和港澳，都是容易接受和有效的。

确立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是一种国际礼让的标志，避免当事人选择对其有利的法院或者是判决，从而节省诉讼资源，避免一事两审，使民商事争议得到及时、有效解决，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2.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商事领域的重要原则。民商事纠纷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当事人当然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要求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于管辖权问题有约定，当事人约定优先。协议管辖是避免和减少管辖权冲突的重要方法。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有利于减少管辖权冲突。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上，可以将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从合同或者财产权益纠纷案件，扩大至侵权、继承、婚姻家庭等其他民商事领域。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选择法院是排他性管辖还是非排他性管辖时，应当允许法院推定为隐含的排他性管辖。

3.一事不再理原则。

内地与港澳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的主要表现就是平行诉讼，即一事两诉。但是，目前还没有确立互相承认判决的制度，对于一事不再理难以实行。况且，“一国两制”的“两制“就是内地与港澳实现两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因此，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解决内地与港澳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是基于区际间的一种礼让，是区际法院之间的一种尊重。对适用法院地实体法审批的域外判决，如果在本法院的同一案件中确定的准据法是同一法律，考虑到外地法院对其本域内法律更为熟悉，可对域外法院所做的判决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如可以将域外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而不需要再进一步审查。

4.必要管辖原则。

必要管辖原则是指一个法院没有管辖权，但是原告不向其起诉又明显没有其他法院可以提供司法救济时，只要该法院与案件有足够联系，就可以也应当行使管辖权。必要管辖原则是很有必要，它有利于消除国际民商管辖权的消极冲突，避免当事人得不到司法保护，维护司法公正。

5.有利于判决的域外承认和执行原则。

在解决内地与港澳民事管辖权冲突时，应结合实际情况，考虑民事关系的主要法律义务承担方所在地法院或主要义务履行地法院的管辖权，以利于判决的执行。如果两个法域的法院都有管辖权，但是受案法院初步查明债务人在其域内根本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则经原告同意，可以不受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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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那么，怎样的才能对当事人或第三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呢﹖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一种经过合意的民事行为，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则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产生约束力。《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订立合同的行为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在法律上就产生了约束有关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

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原《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个条件：（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条件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房地产合同是众类合同中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类合同，此类合同的订立不仅要遵守《民法通则》，原《经济合同法》、新《合同法》等的规定，所订立的合同还应当到有关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作为海南特区来说也不例外。但是前些年海南房地产由于盲目开发、缺乏预见和规划，使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过快，加之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出台滞后，造成海南房地产市场混乱，经济活动无章可循，直至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开始施行，这种现象才逐渐得以缓和，海南房地产市场也才开始逐渐步入正轨。

二、房地产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尽管在95年后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有了法律的保障，但是95年之前因无法可依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遗留下来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方面的纠纷却不少；而且即使是在95年之后，因整个海南大气候仍处于转型、过流阶段，一些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和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其他活动仍然是不甚规范，法律法规在实际适用中存在冲突，如此引起的纠纷亦很多。如何解决，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因房地产开发经营或涉及房地产活动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对《房地产管理法》施行之前和这之后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应当根据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现实状况，在不违背立法本意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对合同效力作出准确、合法、合理的认定，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存的房地产纠纷。

在此，笔者想首先介绍一个典型案件来具体分析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即原告海南省工业厅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房屋买卖纠纷案。该案案情是：1991年9月25日，原告海南省工业厅与被告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两被告将位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白龙南路的宿舍楼一幢转让给原告，房屋为框架结构64套，建筑面积为6644平方米，共计房款为565万元，房屋交付时间为1992年7月30日之前，付款方式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天之内，一次性付定金人民币100万元，一个月后再付100万元，余额在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一个月内付清。在原告付清房产转让款后五日内，双方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分五次给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支付共计人民币565万元，被告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于1993年1月10日将宿舍楼交付给原告使用，之后，原告以房改方式将房屋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现均已装修入户居住使用达四年，因两被告一直未能给原告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手续，遂成讼。再查：两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系行政划拨用地，尚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经原海口市国土局批准用于建设综合服务大楼，作为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房地产方面咨询业务场所。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1988年7月27日在海南设立的，其经营范围是开展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房地产方面的咨询业务；1992年该中心因歇业被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

从上述案例可见，原、被告所订立的合同及合同内容有几个方面是不合法的，首先主体上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无权订立房屋预售合同；第二、该合同的标的物所依附的土地是行政划拨用地，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未依照《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缴纳土地出让金；第三，该房屋所依附的土地原批准的用途是建设综合服务大楼，非住宅商业用地，而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即擅自更改土地用途进行商品房开发和经营；第四、合同在订立时，所建房屋也未达到当时法律法规规定的预售条件。很显然，原、被告订立的合同违反了《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有关合同生效的规定，以及违反土地使用权管理的有关办法，完全符合认定无效合同的条件，本应当认定为是无效合同，按无效的合同来处理。但是在此案中，有一个特殊的情节，即原告已将取得的房屋以房改的方式出售给本单位职工，职工们均已装修入户居住达四年之久，如按无效合同来处理-返还房产给两被告，那么无辜职工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也将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事实上在全案的审理过程中，职工们的反响是最强烈的。另外，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原告及两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最终该案以认定合同有效来判决，并经终审维护结案，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完全符合立法本意的，也达到了应有的社会效果。

上述案例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突出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中存在的连锁关系，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审理此类案件不仅仅只是处理开发商与第一手买受方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充分考虑以标的物为焦点的一连串的合同关系，因为以买卖关系牵头的一连串的合同关系层层相扣的，其中兼杂有抵押关系、租赁关系、合作关系等等，若处理不当，将会引起恶性循环。故结合此典型案例，笔者认为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遵循立法本意，维护社会稳定原则

我国制定的原《经济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1999年制定的统一《合同法》的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从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看出，无论是以前的《经济合同法》还是现在的《合同法》，它制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最终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法律是发展和进步的保障，而稳定是一切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执法机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扫清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化解社会的矛盾，调和不利因素，所以执法机关审案判案应该通透法律的立法本意，以稳定大局为本。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各类经济关系也纷呈复杂，最近中国又面临加入WTO，经验的不足和客观形势的影响使我国法律法规存在不甚完善和出台滞后的现象，使法律本身和现实状况存在差异和予盾，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前述的案例，如果从绝对的法律角度说，合同确订无效是无疑的，但是一旦确认合同无效，矛盾就会激化，这就是冲突所在。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第一、诸如此类涉及到众多的散户的利益或内部集体的利益、买断产权的、具有连锁关系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方面的纠纷，如果仅仅是因为土地转让、报建、规划方面的手续欠缺或不全，而依据省政府、市政府的根据经济状况制定的规定，可以补办、补全这些手续的，有关的合同应该认定有效，按有效合同来处理，依据各方过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这里笔者还想说明一点，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等。结合上述案例，被告没有为原告方办妥房产证，违反了合同约定，补办手续就是采取违约责任中规定的补救措施的一个内容，这就可以反过来说明手续的欠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因为法律在作强制性规定的同时，是允许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二、对于不涉及众多散户或内部职工利益的案件，如前，假设原、被告在订立合同后，原告海南省工业厅并未将房屋以房改方式出售给职工，只是闲置着，或租赁予他人、或抵押予他人而他人尚未押断产权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合同无效。因为不论是房屋被闲置着，或出租、抵押予他人，均不影响房屋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承租人依法可以继续承租，抵押也只是担保的一种方式，并不必然导致抵押物的产权转移，而且抵押权人的真正目的也不在于此，最主要的是这些情况都不尽然引起社会大面积的负面影响，而且作无效无理，在返还财产上也是实际可行的。

（二）保护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则

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在立法上除了规定制订法规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外，还着重强调了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在过去的《经济合同法》、新的《合同法》里都有所体现，比如新的《合同法》的第四十九条就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第五十条也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笔者认为在处理房地产开发经济纠纷时应与立法原则一致，也应该充分考虑保护善意相对人甚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准确认定合同效力。下面笔者从房地产纠纷的几个类型来具体阐述。

第一、房地产转让纠纷

房地产转让纠纷是房地产纠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通常致使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商品房预售时，或者未领取预售许可证，或者未按规定投入工程开发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或者根本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等等。一般来说如果买方已经入住，并已支付大部分房款，有关欠缺的手续可以补办的，应维护买方的利益，除非是买方主张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合同有效，按有效合同处理。如果预售的房屋尚未交付，或工程尚未完工、不可能完工、工程欠缺有关手续、发展商亦不愿意承担责任等情况，可按无效合同来处理。

其次，由于行政机关或发展商的原因未能及时办理房产证，第一方买受人在未取得房产证之前又再次转让的情况；假如第一手卖受人已明示或此后买受人已明知这一情况以该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应当支持。因为作为第一手买受人并无欺瞒的意思表示，而此后的买受人已明知或应当知道房屋状况而仍愿意购买，并非不知情，不属善意的范畴。而且对于第一手买受人来说，未能取得产权证并非其个人原因所致，其已付足房款，可视为其已实际上取得产权，其利益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此后的买受人确不知情，而房款已支付，也已经入住，开发商有能力办理房产证的，合同可确认有效；如开发商无能力办理房产证的，则确认合同无效，按无效合同处理。当然在确认合同无效时，对占用房屋居住的损失要依公平原则合理分担。

第二、房屋租赁纠纷

在海南经济特区，流动人口众多，房屋租赁行为也是比较活跃。在这一块纠纷中，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争议在出租方和承租方是否到房产管理部门就房屋租赁办理登记备案手续。1995年建设部《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房屋租赁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第17条规定：“《房屋租赁证》是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的赁证。”在该办法之前，房屋租赁行为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这之后也不甚规范，许多租赁行为并没有办理《房屋租赁证》。笔者认为在《办法》之前房屋租赁行为未办理备案登记的，如果此租赁行为一直延续至《办法》后，而依照省内的规定可以补办的，依此订立的合同应认定有效，以保护各方的利益，但应责令及时补办。而《办法》之后的租赁行为原则上应依法办理备案登记。但是不可否认，在海南本地，租赁行为的随意性很大，而且租赁本身有其特殊性，即承租人只要使用了出租的房屋，即使没有有效的租赁证明，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客观上仍然存在债的关系。所以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的租赁行为，如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对租赁行为本身未持有异议，只是对租金的支付持有异议，一般应认定合同有效，以保证出租人能合理地获取租金，但也应责令补办手续。

对于一方提出异议，另一方确有过错或双方均存在过错的情况可认定合同无效。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上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因无效合同而提出的违约金、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对于出租人实际产生的损失可视为承租人占用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补偿的，这样就可避免一方当事人借主张合同无效而逃避租金的给付。

第三、房屋抵押纠纷

房屋抵押与房屋租赁一样，依法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矛盾发生于“先已预售，后又抵押”或“先已抵押，后又预售、转售”的情况。一般认为如果抵押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而预售未预售登记，买受方没有支付大部分房款未入住等情况，应保护抵押权人的权利，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如果抵押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但是预购方已基本付清房款入住、或购房者众多、房屋已被多次转售且也基本付清房款的，应认定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因为作为购房者来说，在审查房屋的实际状况方面是处于被动的位置，其没有合理审查实物状况的能力和责任，且如认定合同无效，在返还财产上也难以执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保护购房者的利益，而且这种做法与前述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四、房屋建筑质量纠纷

房屋建筑质量纠纷近年有上升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关房屋质量问题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一般认为此问题产生于有效合同基础上，只是影响到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解除。在这方面，保证交付房屋的质量是出售方的义务，买受方通常没有审查房屋质量的能力和责任，故此类纠纷着重保护买受方的利益。

但是不排除房屋出售方在出售房屋时故意隐瞒房屋存在瑕疵的真实情况，侵害买受方的利益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况。当然所谓房屋质量上的瑕疵应有合理的解释范围，如果在合理范围内的瑕疵，法律允许采取补救措施，也就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

三、无效合同的处理

原《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2款规定：“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统一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被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是法律对无效合同处理的规定，无效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也应按上述规定来处理。概括起来，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一返还财产或折价赔偿；二赔偿损失，这些主要是针对过错方而言的，对于非过错方也并非不需承担法律后果，具体处理上，笔者认为在上述前提下，也应遵循几点。

（一）公平原则

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一种民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无效合同的处理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比如因未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而引致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按规定，租赁关系无效，承租方将房屋交还出租方，并且有过错的出租方仍应赔偿承租方的损失。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情节就是，承租方既便没有过错，但其确实也是使用了出租方的房屋，属实际受益人，出租方也是遭受了没有实际使用房屋的损失。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像有类似的情况，仍应考虑让没有过错的承租人支付实际使用房屋的租金，才比较公平合理租金的确定可通过估价部门进行评估。因建筑质量引起的纠纷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在合同因此而确认无效后，出售方应赔偿买受方的损失，但同时也应考虑买受方已实际使用了房屋，也有一定的受益，故可参照租赁的确认方式给予合理的使用补偿。

（二）避免累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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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强，计量器具，检定，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TB9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计量器具的使用十分广泛，工厂生产和人们生活都离不开它。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计量器具的检定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本文探讨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加强计量器具检定的必要性。

二、计量器具检定起源及意义

秦始皇统一六过后做的第一件伟大功绩就是统一度量衡，这便是计量检定工作的开端，自此以后加强计量检查定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成了历朝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计量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可靠，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同时，计量工作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应用的广泛又使它具有社会性。计量工作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关系到上至国家安定团结，下至黎民幸福安康的方方面面，计量工作如此重要使得对它的管理必须要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计量法》来规范计量器具的管理。

当今科学的计量器具管理是随着国家经营管理理念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改善的，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在加强经济核算和贸易结算中，因计量发生的经济纠纷日益增多，涉及到纠纷中的当事方都会强烈要求国家对关系买卖双方经济利益的贸易结算用计量器具实行强制管理，对因计量引起的纠纷，由政府计量部门作为第三者进行技术仲裁，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检定的数据作为仲裁的依据，并要求国家用立法的形式做出规定，因此完善的计量检定工作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开展计量器具检定，必须以法制计量为先导，《计量法》的颁布实施，为计量检定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但是，如何完善与《计量法》配套的计量检定规章制度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化计量监督机制，依法加强对计量器具的管理。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人民计量意识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计量检定工作会做得更加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

三、计量器具的分类

1、按结构特点分类：

（一）量具。即用固定形式复现量值的计量器具，如量块、砝码、标准电池标准电阻、竹木直尺。线纹米尺等；

（二）计量仪器仪表。即将被测量的量转换成可观测的指标值等效信息的计量器具，如压力表、流量计、温度计、电流表。心脑电图仪等；

（三）计量装置。即为了确定被测量值所的计量器具和辅助设备的组合，如里程计价表检定装置、高频微波功率计校准装置等。

2、按计量学用途分类：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工作计量器具。

四、计量器具检定的必要性

革命老前辈聂帅有句计量行业熟知的话：“科技要发展，计量须先行”。这道

出了计量工作的真谛。计量是一切技术工作的基础。没有计量作为技术工作的基础保证，没有国家量值统一，各行业所有产品生产各自为政，如果出现安全质量问题，质量检测失去了技术保障和依托，判定的权威性将遭到质疑，失去计量保证，量值转递链断裂，国家完善的计量管理体系就失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

五、目前计量检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计量检定机构的办公条件技术水平和检定设备较之以前有所改善，但

总的来看还不尽如人意，仍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国家对于计量检定实验室的基本要求是要做到封闭隔离、布局合理、制度健全，而现在笔者所在的县计量测试所的各种计量标准装置全部集中安放在一个检定室里，不能分室专项检定，无法达到检定室的基本要求，并且计量技术装备比较落后，空白项目仍然较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全县经济发展对计量检定工作的需求，因此，只有加大计量事业经费和人员投入，下大力度加快对计量检定工作的整合完善发展创新，增强技术力量，提升技术水平，才能保证量值准确可靠，使计量检定工作跟上时展的需求。

计量检定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良好的技术装备是保证量值准确可靠的前提。国家规定对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而这些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计量器具的检定手段恰恰是目前计量检定机构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对于医疗卫生和安全防护用的计量器具，多年来，大多数只用不检，失准失修，甚至少数医疗机构的领导缺乏计量法制意识，导致计量器具的管理较为混乱：如有个别单位以设备是最新引进的为由，变相拒检、漏检，不愿很好地配合正常的检定工作；还有个别单位未建立计量器具台帐，未按规定要求办理报停设备的停用、禁用手续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给诊疗用计量器具和计量数据的准确可靠带来了风险，致使医疗质量无法保证，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六、加强计量检定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大计量检定工作的宣传力度。

酒香也怕巷子深，仅仅满足于做好本职工作故步自封，只能使计量工作的道路越走越窄，失去了社会认可度也就失去了计量工作的生命力，所以必须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有关计量法律法规，提高使用者的计量法制意识；宣传开展计量检定工作的重要意义，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计量检定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计量检定工作缺失的危害性，同时广大计量工作者也要牢固树立“服务群众，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切实把“计量惠民”工程落到实处，使计量检定工作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关注计量检定的大风气，为今后的计量工作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舆论氛围。

2、加强计量检定人员的培训，提高检定人员的专业水平。

打铁还要自身硬，如果计量检定机构的工作连自己都不能信服，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计量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技术精湛的专业计量工作者来完成，在计量工作中，每一个微小的差错都有可能使整个工作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计量工作者刻苦加强业务学习，通过督导、培训等有效措施，改进检定测试技术，改变服务方式提升检定人员的整体素质，把计量技术机构打造成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铁军。

3、增大计量设备的装置，拓宽新的检测领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单方面提高人员素质而不增加必要的计量检定装备无法有效提升计量检定机构的检测能力，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县级计量机构普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先进的仪器难以用传统的量值传递方式来评定其计量性能，所以加大设备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计量技术整体水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加强技术装备与提升人员素质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加强了技术装备可以使技术人员有更广阔的视野去开拓创新更好地提升人员素质，而提升了人员素质可以让技术人员游刃有余地使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方法去为计量检定事业服务。

4、加强部门配合，形成社会化的大计量。

由于计量工作的涉及面很广其影响力触及到社会各个方面，单靠计量机构自身的力量去做计量检定工作无异于蚍蜉撼树，很难把计量检定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因此取得政府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是做好计量工作非常重要的前提。取得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社会的合力，不但可以利用有关部门丰富的社会资源更便利地触及到计量工作应该触及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计量工作的社会价值信誉和声望，为今后的工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坦途。

七、结束语

以上是对加强计量器具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分析与探讨，，每个企业都应该加强计量器具的检定，只有拥有这样踏踏实实的做事方法，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张一恒 浅析计量器具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世界华商经济年鉴・城乡建设版-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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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教育目标  课程体系知识结构 创新能力 高素质人才

全球化、网络化、高新技术化和知识化的新经济时代，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提供重要信息的会计必将为适应这种需求而发生重大变革。因为会计的发展历来是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会计要发展，教育是关键。会计教育，特别是高等会计教育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会计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质量，并影响着会计理论的进一步提高，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化高等会计教育改革，明确新时期高等会计教育目标，改革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势在必行。

一、明确会计教育目标.培养高素质会计人才

新经济时代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已经从过去对数量要求转化为对会计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要求，他们应扮演的是“企业伙伴”的积极角色，如何创造价值、解读会计信息、解决问题、作长期策略规划、评估客户的选择及作最优化的资源配置等是现代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关键职责。专家认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会计人才应具备的特质是：策略化的思考与行动、沟通能力强、富高度创意、熟悉资讯科技。也就是需要具有较高的创新意识，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富有变革和管理的能力和胆识。

如何培养具有这些特质的高素质会计人才，这与会计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手段等密切相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会计教育目标应如何定位?我认为应培养适应新经济时代需求的、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具体地说，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而且具有高度的事业性和责任心；不仅要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具备本专业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复杂多变的会计环境的能力。即有很强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能力；有敏锐的独立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掌握有效集体合作、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不断吸收新知识和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等。

二、改革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高等会计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计应符合会计教育目标，注重高素质会计人才应具备的知识，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让学生学会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因此，除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本专业有关的相关专业知识。

首先，作为会计学专业学科体系的主干课程必不可少，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掌握本专业的相关知识，如开设财经类专业相关核心课程：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法等等。应该说我国会计学科体系已基本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但从目前会计专业整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分析，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课比重过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做法：合并有关课程。如，不单独开设成本会计，把相关内容分别放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中，而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之间的内容也应相互协调，尽可能地减少专业课程之间的交叉和重复。

其次，根据会计教育目标，体现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对学生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应开设适应社会需要的基础性课程，如：运筹学、市场学、社交礼仪、职业道德、文学欣赏以及法律等知识。专业教师应在学生的选课上进行引导，对已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内容应予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

再次，经济全球化、网络化、高新技术化和知识化的趋势要求会计教育国际化、信息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应强化涉外课程的教学，如：国际税收、国际法学、国际会计、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等，使会计学科体系国际化；同时要加强信息类课程的学习，其内容应覆盖与专业工作及日常生活有关的高新技术内容。

最后，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计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仅是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二元结构，新的会计分支已相继出现。因此，应不断发展新领域的课程，向学生开设一些如《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社会责任会计》、《所得税会计》、《战略成本管理》、《税务筹划》等新兴会计学的课程乒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及时掌握会计管理新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也有利于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这些新领域、新知识的更新、开发与传播。

三、改进会计教学方法和手段，强化学生的创造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教师授课采用一言堂式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仍是目前许多课程教学的主要方式。虽然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之一，但这大概又是最没效果的。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加上极度规范化的考试制度不足以提供给学生充分的准备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我们要改变目前的教学方式，注重方法教育，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一种方法，可以利用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报表，提供各种分析评价方案，进行预计发展前景和投资决策分析，提高学生的实际知识和实际能力，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

第二，灵活运用课堂讨论式。在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法，教师提出研究向，学生分小组思考讨论后发表意见，教师最后归纳总结。让学生从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自己解决问题，掌握科学分析的方法，也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采用研究式教学方法。对学术前沿问题可采用研究式教学方法，可预先布置研究课题和参考文献，鼓励学生多进图书馆、资料室等，参阅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找出有关规律性的东西，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引导学生对新理论、新发展、新趋势的整体把握，以加强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第四，创造更多实践的机会。学校要加强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就应为学生创造一些实践机会，如让学生在模拟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甚至可通过Intenret进行跨国交流，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可让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调研，在假期之前，教师布置一些课题，学生可针对课题要求，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到公司或商界进行调研，然后形成调研或评论报告，回校后进行课堂交流，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高其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

第五，及时更新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中，要更多地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普及多媒体教学方式，使之成为高等会计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提高会计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师资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培养出的会计人才素质的高低。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意义重大。从目前我国高等会计教学的师资来看，许多教师基本上没有从事过会计实际工作，可以说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理论脱离实际，学校有责任也有必要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一)畅通师资继续教育的渠道，鼓励他们取得高学历，如条件许可，可以出国培训进修，掌握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二)鼓励教师参与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定期参与会计事务所的查账、验资、处理经济纠纷等业务活动，增强他们的实际经验。

(三)鼓励老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把其收获带人课堂，授予学生，以科研促教学，以教学带科研，这样才能使会计教师始终站在会计学科的最前沿。

(四)鼓励教师开展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以及校际间的交流活动，以此来博采众长，提高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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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造价 全过程 控制分析

一、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的重要性

工程造价的控制在项目实施前阶段未得到特别重视，业主往往把精力放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质量和进度上，进而忽视工程造价施工前期及过程中的控制。然而，等工程施工完毕，在交付使用后，再提出工程项目出现在经济上的不合理，决策上的失误，甚至存在设计缺陷等，如果依靠预决算人员再想进行控制已无回天之力。因为预决算人员的工作是施工完毕结算，而不是事前控制，只能如实地反映已完的工程量，被动地反映设计和施工，相对于全过程而言，显然是片面的，不够的。由于工程造价的多次性计价，决定工程造价的可变性和复杂性，也反映出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仅仅依靠亡羊补牢，而非为时不晚。

二、工程造价控制的基本框架

要想控制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从设计到施工交付使用前必须进行全过程控制，才能真正控制造价。现就工程造价控制方面以下进行阐述：

1.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

项目的投资决策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对建设项目资金投入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工程造价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些建设项目标准定的过高，可行性研究报告做的不扎实，最后会造成许多工程无法收尾，或收尾后投入运行的成本较大，设备选用上大量引用国外进口设备，不考虑后期的可维修性、地域性、经济性等，导致成本增加。还有一些建设单位注重大设计方案的名牌效用，而忽视设计方案经济上的合理性，致使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多的设计变更，造成项目投资的不断增加，失去了决策阶段的有效控制。由此可见，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选择，是对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

2.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

设计阶段是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控制的前头部队，也就是说打头阵的。在投资计划得以合理确定后，进入设计阶段，这一阶段是把技术和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有效控制工程造价要求有合理、严密、全面的施工图设计。目前大多设计单位对工程项目完成后的经济合理深入分析不够，在设计中大多重技术轻经济，设计人员只对工程完成后的质量负责，对工程造价的高低关心不够，以至于无法通过优化设计方案编制初步设计，无法做出总概算起到控制造价的作用。工程设计图的质量和深度不够，工程量清单中的错算，漏算的签证项目的增多，致使招投标工作的质量难以保证，因而也无法控制工程的造价，由此可见，设计的合理决定着工程造价的高低。所以，选择资深的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很有必要，虽然设计费用有时候会高一些，但是一个好的设计可以降低施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益，所以，设计方案及施工图纸的选择在费用控制上是节约成本的重中之重，不可轻视。在这一阶段应优化设计方案，选择最佳经济资源配置，多选择几套设计方案，请有经验的专家进行方案论证，择优使用。以实现项目投资在这一重要环节中发挥控制造价节约成本的重要作用。

3.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作用

选择一个合理的招投标方案也是对工程造价控制的一个环节。从招标单位的选择、资格预审，编制招标文件，施工单位的资格审查到招标文件的每一个条款的制定，均应按照国家招投标法及相关规定执行，建设单位不得在招投标过程中向施工单位透露标底、串标、找投标单位等违法行为，应公开透明，公平择优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施工单位承包。

施工单位依招标文件进行投标，所以招标文件规定的条款直接影响到施工单位投标报价，所以在编制招标文件过程中，应在文字表达上力求清楚，工程量清算尽量做到准确，与图纸设计一致，否则就会为以后施工单位以招标文件标注不清为由索要工程款或者要求补偿，从而造成经济纠纷。

施工单位必须按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它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工程结算的依据，也是施工单位投标报价的依据，所以工程量清单内容必须表达清楚、详实，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应根据图纸设计如实描述工作内容，对人工、材料、机械的要求也应在招标文件中表达清楚，以便施工单位能更好更准确地报价，对工程造价的把握更精准，以防中标后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因为招投标文件标注不清扯皮，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合同签订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

施工合同条款的签订应严谨、细致，尽量减少双方日后扯皮

的现象。对直接影响工程造价的有关条款，要有详细的约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工程履约的一个法律文件。签订施工合同应与合同法、建筑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法规的规定一致，结合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实际情况，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合同，合同通用条款是国家根据施工合同的性质编制的，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应遵照执行。对于合同专项条款，是双方对责任、义务、价款、付款方式、联系单及签证、违约、争议等如何解决的补充，应尽量做到条款严谨，避免合同漏洞，以免工程结束时因结算问题造成争议或经济纠分，失去工程造价控制在这一环节的有效性。

5. 工程建设过程中如何控制造价

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是项目的实施阶段，施工单位把图纸变为现实的一个过程。施工过程中按图施工会因资金状况、市场人工、材料、机械等变化波动。而设计变更、地质勘探、设计与施工的可操作性等不可预见因素影响工程造价。对此阶段的工程造价的控制不但要按合同执行，还要考虑政策性变化、资金到位情况的影响。这一阶段成本控制也是关键，除了加强合同管理外，还应加强现场管理，尽量减少设计变更，严格现场签证管理，择优确定有实力的专业分包单位。

6. 竣工结算时工程造价的控制

竣工结算是项目施工完毕后进行的最后核算。工程结算首先以施工图纸、施工合同、工程量计算规则为依据进行结算，结算中还应参考施工方案、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及有关地方性法规及政策性文件进行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结算，对与争议问题可由双方出具认可的文件进行解决，或去现场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结算资料。对设计变更认真进行审核，没有施工的项目进行审减，施工单位增加的施工项目进行计算，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对结算资料进行整理归档，为将来类似工程的工程造价控制起到良性循环作用。

综上，我国的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仍然有一定问题，建设单位应该做好设计方案的招标、审核、优化工作，在施工前期阶段、施工过程中和工程竣工阶段做好造价管理工作，各个方面加强管理，才能做好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和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陈毓复. 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施工阶段要点分析[J]. 中国工程咨询，2013，（08）

[2] 陈冬青. 探讨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J]. 建筑知识： 学术刊.2013（08） [3] 金妮. 工程项目全过程造价审计方法探析[J]. 财经界，2013，（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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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1997年开展立案监督工作至今，立案监督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难度，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范围窄、监督力度不强等问题，已经成为阻碍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绊脚石。在立案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刑事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目前关于刑事监督的法律规定仍然不够明确，存在监督范围过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行为实施监督，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已经将“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对自侦案件的监督也纳入了监督范围，使办案人员感到在开展此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

（二）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力度有待加强。检察机关行使立案监督职责的部门为侦查监督科，由于该部门的主要工作为审查逮捕工作，且工作强度大，对立案监督工作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在立案监督工作中，仍然存在检察干警执法观念转变不到位，对立案监督工作的认识不足，不重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等问题。检察机关行使立案监督权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但是因为审查批捕业务工作量大，人员配备少，担心认真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会影响审查逮捕工作，从而忽视立案监督工作；除此之外，也未能把立案监督摆在重要位置，存在只重视单纯审查批捕工作的倾向。同时，个别检察干警存在畏难情绪，认为立案监督是直接针对公安机关，会影响公、检两家关系，对立案监督工作缺乏信心，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

（三）立案监督缺乏必要的权威和效力。普遍存在侦查人员对监督认识存在偏差，不能正确对待监督，对检察机关的监督配合不密切，缺乏协作精神等问题。经常出现对检察机关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迟延说明不立案理由，甚至不予说明不立案理由等现象。检察机关在发出《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如果还不立案，检察机关往往无可奈何。另外，个别侦查人员对我们行使的立案监督权有误解，有的案件虽然立了案，但消极对待，不积极侦查，使案件久拖不决，有的案件不了了之，甚至撤案。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加强立案监督的主动性，从而削弱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力度。

（四）立案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影响案件质量和效率。普遍存在案件指标影响监督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问题。纯粹为了完成任务，对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缺少必要的先期调查，预期评估，往往草率通知侦查机关立案，致使监督质量不高。另外，在完成当年立案监督数量指标的情况下，办案人员由于考虑到来年的工作任务，又常常把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留到第二年，影响了办案效率。在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中，因为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匮乏，为了完成任务，将一些自诉案件纳入监督范围，有的为了提高捕、判率，将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这样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及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

二、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对策及方法

（一）完善立案监督立法，维护立案监督的权威。

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补充、完善关于立案监督规定条款，从立法上维护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权威，以及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作用的刑事立案监督权，保证立案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国家权力机关应研究制订一部全国统一的，全面具体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条例及操作细则，拓宽立案监督范围，充实监督内容，将“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情形纳入监督范围。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侦查机关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而立案，对不符合法定刑事立案条件而立案的现象较多，这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的重要表现。

对于通过立案进行报复陷害、徇私枉法、、公报私仇、非法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违法立案的行为，如果不及时监督纠正，既有损于法律的尊严，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立案监督的立法，从立法上为解决侦查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不该立而立、不破不立、先侦后立、立而不侦、以罚代刑等诸多问题提供依据。同时在立法条例或细则中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等文书的法律效力，规定侦查机关必须执行以及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检察机关的法定期限。通过完善立法，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二）强化立案监督意识，认真履行职责。

针对检察干警和侦查人员存在对立案监督工作的错误认识，为了促进立案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要强化立案监督意识，维护立案监督权威。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要从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刑事监督案的重大意义，认真领会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强化责任感与紧迫感。首先是检察机关应当强化跟踪监督意识。检察机关要树立立案监督工作是履行自身法定职责的重要内容的意识，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消极侦查的，要切实加强监督，要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其次是公安机关应当强化接受监督的意识。公安机关要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充分认识权力必须受监督制约的思想，要认识到检察机关监督立案是有力促进公安机关正确行使职权，提高其权威的有力保障，从而自觉配合监督，积极开展侦查工作。

（三）完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提高立案监督案件的质量。

一是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自侦案件监督规程，规定自侦部门初查后作出的不立案决定书应报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备案监督，切实解决自侦案件监督难的问题。建立健全由检察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以立案监督部门为主体，由检察长协调指挥，其他部门紧密配合、通力协作、整体推进的监督格局，明确责任，切实发挥各自的监督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扎实有效地做好立案监督工作。

二是建立健全立案监督考核办法及奖惩制度。取消案件指标限制，对立案监督工作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对工作出现差错的单位和个人实行惩罚。如出现该通知立案而未通知立案的案件，经检查发现，查清责任，给予责任人必要的处罚。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心、事业感，达到提高监督质量的目的。

（四）多渠道挖掘立案监督线索，促进立案监督工作的长远发展。

一是认真审查审查逮捕、案件，深挖案源线索。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一般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检察机关要对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进行认真阅卷，通过审查批捕、审查，积极获取侦查活动情况信息，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审查案件，查清犯罪嫌疑人有无遗漏罪行，查清有无遗漏罪犯，同时根据公安机关报捕材料，对有关疑点进行补充侦查，从中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认为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及时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并进行跟踪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是通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畅通立案监督渠道。控告申诉、举报工作是检察机关通向社会的“窗口”，也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立案监督职能的有效途径。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以及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受案范围，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及时发现案源线索，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通过立案监督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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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篇10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