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水平十篇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1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我是谁啊”为你整理了这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城、法治晋城，按照政协晋城市委员会2020年度协商计划安排，2020年11月—12月，由市政协副主席崔守安带队，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对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进展情况

去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会后，我市对标一流，迅速行动，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中央、省委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连续八年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名列全省第一，三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的优势，提出创建试点城市目标。有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申报，完成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今年5月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我市以“三零”单位创建为抓手，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盯治理难题，聚焦基层基础，突出晋城特色，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形成了党建联片共建、矛盾联调共治、信息联通共享、部门联手共创、城乡联动共赢的互联共建态势，试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从进展情况看:

一是制定了明确细化的目标体系。坚持市委统一领导，出台了三个指导性文件:《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晋城市委平安晋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任务分解表》。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对照各项目标任务，逐条细化工作措施，印发了工作方案，建立了目标评价体系。目前，市县两级已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全市平安建设考评和市委目标责任考评体系，与各级表彰奖励、干部提拔使用、晋升晋级、文明单位创建挂钩，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今年5月20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市委书记张志川作动员讲话，要求“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晋城经验”、提供“晋城样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石云峰就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安排部署。9月11日我市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观摩交流会和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抓好任务落实，完成工作进度。成立了市委党校骨干教师组成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了党校教育。同时，还召开3次建言献策座谈会、7场“法学沙龙”。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就试点中的目标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深入研讨、开展交流，提出工作建议。当前，全市目标导向明确，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二是形成了有效运转的责任链条。按照市委关于试点城市创建和文明城市创建“双轮驱动、双创并重”的要求，我市把试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形成了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链条。根据工作需要，我市成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组，在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试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和党建引领工作推进小组、法治工作推进小组、德治工作推进小组、自治工作推进小组、智能化工作推进小组。各县(市、区)按照市委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目前市、县“一办五组”工作专班都已按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发挥牵头作用，加快组织实施。为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实，建立了试点工作联络员报告制度和督办制度。同时注重宣传推动，在主流新闻媒体和“一网两微三号”晋城政法新媒体宣传群组开设市域社会治理专栏，反映工作进展，总结特色经验，创造良好氛围。

三是推出了具有特色的典型经验。在自治方面，城区洞头村、陵川县小召村、沁水县下沃泉村等，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议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在法治方面，积极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沁水县龙港镇派出所、城区白水街派出所、阳城县凤城镇派出所、高平市城南派出所争先进、创亮点，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陵川县县城老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发挥离退休干部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32年服务平安陵川建设，受到中组部表彰。沁水县组建了以县矛盾调解中心为龙头、区域调委会为依托，乡、村两级调委会为前沿，有关调解室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网络，“司法确认”和“调援对接”机制调动了调解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性。泽州县川底法庭建立和事佬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打造“川底模式”。在德治方面，阳城县演礼乡献义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坚持以德治村，坚守和谐之道。城区黄城社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打造陈廷敬文化品牌，为社区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创新开发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智能化工作平台。“雪亮工程”走在全省前列，已接入7720路一类监控视频、4000路二、三类监控视频，联通了视联网，具备省、市、县、乡视频会议功能。市大数据局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智慧停车等16个集成建设项目，获2019—2020年度数字政府建设卓越实践奖。高平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支撑，打造出县域社会治理“高平新样本”。城区实行全科网格管理，划分网格682个，为每个网格落实了每年6000元的绩效补贴，提高了网格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心治方面，泽州县实施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实现一般人员不脱节、重点人员不失控两个确保，社会心理健康水平整体提高，社会治安案件连年下降。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在试点工作中激发了活力，取得明显进展，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党建引领有待加强。有的党组织党建理念和工作方式陈旧，不适应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新意识不强;有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工作机制不适应治理需要，街道社区和农村统筹协调能力弱，共治共建未形成常态;有的工作行政化、停滞化、务虚化倾向严重，创建积极性不高，内生动力不强。

2.治理主体参与不够。政府职能部门民主决策不够到位，依法行政仍有差距，提供的公共产品不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行业监管存在失位缺位现象，齐抓共管矛盾风险机制未形成常态;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市1100多个社会组织整体上发育不健全，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安维稳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不够明显;青年参与缺乏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滞后于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热情，还没有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的空间，对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对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在经费保障、业务培训、孵化支持、联系对接等方面缺少有效举措;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成平行、互动、多样的群众参与网络平台，网络问政刚刚起步。如何有效引导各界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3.多元解纷尚未形成。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社会普遍关心、支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氛围不浓，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志愿者占人口比重较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态依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各部门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定位和职责散见于各级各类文件中，纠纷解决的工作机制、程序设置及资源配置等具体规定多是基于各县(市、区)实践经验的总结，针对多元纠纷化解途径、化解流程、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等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调解工作发展不均衡。司法调解发展迅速且相对规范，行政调解较为被动且实效不强，人民调解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调解尚在探索起步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整体年龄偏大，政策法律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人员流失现象明显。调解经费保障落实难，有预算无经费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案矛盾非常突出。全市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73件，阳城法院人均结案276件，反映出诉前调解还有很大空间。潜在矛盾风险还很突出。我市房地产领域的违规预售和延迟交房风险、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处在集中爆发期，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信访积案化解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更高层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前布局解决问题。

4.信息共享还有差距。多年来，相关部门都建有平台，但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共用难、相互流转难，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各自为政”现象，缺乏统一规划、联动协作，信息平台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市法院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探索开展诉调对接和繁简分流工作。市检察院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市公安系统正在推广建立“立体化信息化治理防控平台、智慧大脑、晋治安APP、掌上派出所”为主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司法系统建有统一的指挥平台。市大数据局也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但这些平台未执行统一标准，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不完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存在困难。在网格化管理中，许多诉求和问题上报到街道或县级指挥中心后，因为事权问题无法及时处置，而指挥中心又无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导致事件流转不畅通、群众不满意。

5.保障机制仍需完善。在调研中，通过对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治理配套设施、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指标的分析，反映最为强烈的是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开展公共服务的支持，远远不能到位。市县两级财政紧张，费随事转的经费投入机制未有效建立，用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资金有限。市级财政2019年安排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82.8万元，2020年安排专项经费85万元，要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计划所列项目还有很大困难。从对社区的支持力度看，城区财政每年列专项经费，而其他县相对较差。在社会资金投入方面，由于相关支持政策不完善，目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和农村服务严重不足。基层自身“造血”功能更是低下。人才制约较为突出。我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2000余个，志愿者35万余人，我市也为所有在职党员颁发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证》。但这两支队伍主要是在创文中组建的，如何以常态方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组织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农村骨干人才队伍选、育、管、用“成长链”不健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人难选、人难留问题突出。普遍面临工作人员不足，很难抽出专人开展工作，加之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所限，社会工作者青黄不接。

三、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具有晋城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一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锚定目标、先行先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试点建设为牵引，以防范化解市域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坚持统一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试点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衔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市域社会治理更好体现试点要求和晋城特色;二要按照市委党建“四句话”要求，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厚植市域社会治理优势。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籓篱，统筹兼顾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治理合力;三要以良好政治生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环境。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零”单位创建等重点工作，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四要创新党建模式，增强市域社会治理活力。在党建引领方面，推进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包括县级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社区商圈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驿站，构建“15分钟党建服务圈”，打通最后“一公里”，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在街道社区，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和兼职委员制。开展“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在乡镇农村，推进“村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城乡联建”大党建格局，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村级治理体系。

(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要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机制，完善政府社会治理考核问责机制。以人为本，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和发展短板等问题，集中做好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谋划、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明确乡镇推动社会治理具体任务，最大限度将各类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加强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重点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婚姻家庭、土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旅游、医疗等纠纷多发领域进行排查，及时发现不稳定风险隐患;三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还要发挥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积极性，为他们充分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空间。发挥律师在协调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网络人士在传达公共意见和利益诉求、传播正能量等方面的作用;四要坚持晋城的事大家想、大家说、大家干，开展美好社区、美好乡村示范创建活动。及时总结、广泛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以示范创建带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先行先试带动各地普遍创新，形成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开展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加大群众意见在社会治理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三)建设多元解纷平台，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一要充分认识多元解纷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广泛宣传多元解纷的典型案例和特点优势，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非诉讼方式调解的便捷、高效和低成本，提高群众认可度;二要完善政策规定，进一步明确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及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纠纷化解主体的职责任务。对多元解纷的资源配置、途径渠道、程序设置、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以及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渠道、不同调解类型的衔接配合等作出总体设计。探索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将调解、仲裁、公证等多元解纷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重视引入“两代表一委员”、心理专家、社区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参与解纷工作;三要建立统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动地区、部门之间技术兼容、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探索提供线上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等专业服务。当前应以各县(市、区)为主体，推动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融合，建设集受理接待、协同指挥、分流转办、调处化解、司法确认、跟踪督办为一体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群众提出的各类纠纷化解诉求。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式，安排或引导政法部门、行政部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法律咨询、心理服务、仲裁、鉴定、公证、评估、保险等调解主体和社会力量入驻中心。建立受理窗口与入驻部门协调对接机制，对有非诉讼方式调解意愿和可能的矛盾纠纷，依据纠纷性质分流至不同调解组织和主体予以化解。对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及时出具调解协议书，如有必要可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司法确认，提高调解协议履约率。对调解不成或不适合调解的矛盾，导入仲裁或诉讼程序，构建闭环化解流程，做到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2

一、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含义

随着我国城市的迅速发展，人口、环境、交通、能源、通讯、安全等方面都出现了各种新问题，从而产生庞大、关系复杂的数据。智慧城市就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所建立起来的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有机结合。

智慧城市建设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繁杂的数据中挖掘出事物的内在联系，提取有效数据，并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科学建模，推进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相融合，构建城市智能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开发、整合、融合、共享和利用各类城市信息资源，构建城市运行的综合信息化管理体系，为居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及时、高效、智能的信息服务，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发展能力，提高城市公共设施水平，增强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激发城市新兴业态活力，提升城市资源的协作开发和高效利用水平，增强城市聚集经济、人口的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市运行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二、认识到大数据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

智慧城市的发展，就是要汇聚城市人口、建筑、街道、管网、环境、交通等数据信息，建立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新方式。通过对大数据的采集、处理、整合、共享、挖掘、分析和应用，不断了解城市运行情况与发展态势。通过创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加强统筹，注重实效，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做到：

1、加大前端智能感知设备的建设部署。例如智能水表、电表、路灯、垃圾桶等等，拓展城市数据来源。

2、建立大数据开放机制。建立数据采集、传输、应用等环节，建立端对端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推进政府数据开放，交换访问接口、安全保密等共享标准的制定。

3、推动大数据的应用。依托大数据平台，一方面针对开放交易的数据，经过清洗、脱敏处理，形成标准化的数据；另一方面在政务、企业云、旅游、交通等具体应用上进行自主运营，通过画相建模、人工智能学习等进行大量的应用。

4、推进城市互联、构建智慧城市群。通过跨境电商、智慧物流、智慧园区、智慧旅游等应用，加快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交流，以数据流带动信息流、文化流，促进智慧城市群发展。

5、打造大数据的生态圈。加强各行业顶尖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在大数据分析领域，建立从数据源、大数据基础设施、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可视化、到数据运用的大数据生态圈。

三、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提出推进我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五点建议：

一、提升我区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网络基础设施是城市信息化、智慧化的基础，并对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区应立足当前网络建设现状，充分调动通信运营商积极性，加快城市光纤建设和农村地区宽带改造，不断拓展无线网络覆盖面，打造泛在、高速、安全的无线城域网，探索部署下一代信息通信网络。同时支持电信运营商在宁河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对外提供云服务能力。推进政务内外网改造升级，提高政务主干网络带宽，加快政务网络向14个镇、社区等基层单位延伸。扩大4G网络覆盖范围，提高4G网络服务水平。通过推动宽带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和支撑我区信息消费水平，探索信息消费在金融、交通、医疗等领域新发展。

二、注重民生领域，打造我区智慧应用体系。按照十三五规划，我区应面向医疗卫生、交通管理、环境监测等需求，探索建立物联网应用试点，深入推进我区重点智慧应用体系建设。推进民生服务信息化建设。实施“互联网+制造”计划，促进传统企业设计、生产流程再造，打造绿色安全生产模式。建设开放共享的宁河基础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产业信息化和政务信息化水平。

三、加强部门协调，跨部门联动打破信息孤岛，打造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议全区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促进各部门资源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将物联网技术融入镇域改造和城镇化建设中，建立全区地理信息系统（GIS）管理平台，通过数字化、网格化管理手段实时、动态管理城镇民生的方方面面，实现我区运行的全面和谐。考虑到我区地域广阔、农业人口众多、社会管理信息化基础比较薄弱等状况，建议可以循序渐进，先选择基础好的芦台、潘庄镇等区域先行启动试点，结合民生服务建设社区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和运营管理中心，首先让“微城区”区域实现“无微不智”的管理服务，继而推广到全区。

四、加强自主研发，突出我区特色，体现我区个性。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要充分学习吸收其他城市的有共性的解决方案，根据自身基础优势和实际需要，加强自主研发，努力打造建设智慧宁河的特色牌和创新牌。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树立智慧宁河应用项目标杆，引进国内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项目合作、技术研发，做到智慧城市核心技术可控，确保信息安全，同时提高科研水平。

五、以智慧城市建设带动我区产业发展，实现智慧产业化。紧抓“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全市五大战略叠加机遇，充分把握宁河撤县设区重大机遇，发挥宁河自身长板和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天津、京津冀、全国乃至全球发展大格局，打造产业生态圈，形成区域开放协同发展新格局。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培育相关智慧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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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转型新路径

治理创新”培训班心得体会

赴滨海新区参加干部大讲堂学习心得体会

大北涧沽镇 冯学芬

7月6日参加了区委组织部安排的赴滨海新区党校第四期的学习培训，培训课程是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龚维斌主任讲授的《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听了龚主任的课，受到了很大的启发，通过进一步的上网查找资料学习，认识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工作要与时俱进，需要转型，需要新的路径。

党的十提出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向共同治理转变，是社会发展和建设理论新的探索。

“互联网＋”的出现给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正在全方位地变革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实现合作管理、形成治理合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是治理转型的新路径。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来构建具有宁河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型现代治理体系，切实“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服务”，是推进“政社互动”的形势所需。结合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有几点建议与大家共同探讨、分享：

一、变革治理理念

新时期社会治理转型面临思维上、方法上、技术上和体制上等多方面的挑战，只有不断增进对“互联网＋社会治理”的认识和意识，才能积极主动地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一是强化“有限政府”理念，规范站位。实施合理的“权力让渡”，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功能，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市民等“多元参与”复合共治新机制。二是强化“责任政府”理念，职能归位。梳理“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明确教育、公共就医、医疗卫生、社会救助、慈善救济等领域政府购买服务事项，通过构建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来服务社区群众，实现政府职能归位。三是强化“服务政府”理念，群众本位。强化民本意识，建立各类自治组织，健全收集了解社情民意的“情报站”；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畅达民意，切实问政于民、问需于民。

二、夯实治理基础

“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对由政府行政主导或“单中心”模式的公共服务带来新挑战，打破现有管理模式、明确部门权力边界、转变政府职能势在必行。一是实现政务服务垂直下沉。按照“民生首位、方便群众、功能下放、管理下移、人员下沉”的原则，将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就业、社保、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司法、调解等民生服务和社会服务职能“下沉”至乡镇、社区。增设乡镇、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等办事类服务中心，将政府服务、便民服务、社会化服务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二是实现管理服务扁平运行。区、镇政府的内设科室按照社会、经济“二元制”进行调整，专设以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为主的社会建设科、社会管理科和公共服务中心，提升了服务居民的精细化水平；将经济发展职能分离、设立镇级投资服务中心，提升服务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双加强”；新增设“大联动”管理服务中心，通过构建“扁平化”的运作机制，彻底打破过去“社区－镇、街道－区政府（部门）”层层上报的管理模式，使各种社会事务集中在镇、街道或社区一级的“大联动”服务管理机构得到有效处理和回复，实现居民“诉求、要求、需求”不出社区。

三、提升治理能力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3

关键词：城市河道 综合治理 发展历程 新趋势

一、引言

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千百年来，城市河道作为城市水体的主要载体，营造了小桥流水的意境，造就了城市航运的辉煌。随着现代化“生态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的涌现及“可持续发展”这一国家大政方针的要求，城市河道既要发挥排涝、行洪、航运以及灌溉等传统水利功能，又要兼顾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性的需求，城市河道的综合管理思路逐步向集优美、舒适、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生态河道新模式转变。

然而现阶段我国城市河道水环境形势严峻，针对目前严峻的水环境形势，国务院于2015年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进一步对河道污染治理提供了具体的规定和措施.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如浙江省委就提出了“五水共治”的大政方针，《浙江省水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将每年新增河道综合治理2000公里。现代化河道综合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时代的进步，新技术的诞生也将为河道综合管理提供新思路，财政部、环境保护部于2015年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并鼓励对项目有效整合，打包实施PPP模式，提升整体收益能力，扩展外部效益；2017年1月国务院下发《“互联网+”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发展智慧环保以及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三大短期目标被确定。针对全新的时展新思路，本文着眼于城市河道综合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城市河道综合治理的发展新趋势。

二、城市河道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沿河筑城，通过对自然河道的不断改造。使其逐渐成为了城市河道，也具备了自然功能之外的社会服务功能，（1）自然功能：完成自然界输水、输沙等水文循环，为河道内和河道外生态系统提供适宜生存环境和足够的水量，消解自然界形成的污染物；（2）社会服务功能：提供生产生活用水、进行蓄水灌溉，提供航运服务，防洪排涝、涉河建筑物建设，满足休闲娱乐和景观需求等。

城市河道的综合治理随着人类对河道认知的逐步加深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依存开发阶段、水利开发阶段、综合治理阶段。

1.依存开发阶段。依存开发阶段城市河道以自然功能为主，社会服务功能逐渐形成，从原始社会一直持续到现代大工业化完成。

人类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从河道中获取饮水、引水灌溉农田，开发水运，将城市河道视为“母亲河”。这个阶段人类活动对城市河道的影响较小。河道的自净能力可以净化人类排放的污染。但是，河道有时候也对人类造成重大破坏，比如黄河，从先秦到1949年的2500年内，黄河下游决溢1500多次，19世纪多瑙河多次洪水淹没维也纳，塞纳河也在1910年和1923年两次水淹巴黎。

在依存开发阶段，人类对河道影响较小，河道的自然功能占主导地位，社会服务功能逐渐形成，城市河道综合管理开始起源。人类对河道的认知逐步加深，积极开展水患治理，开发水利资源，兴建了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直到现在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2.水利_发阶段。水利开发阶段以牺牲自然功能为代价，突出河道的社会服务功能为特点，根据各国发展水平差异，水利开发阶段的持续时间有所不同，欧美国家持续到1960年，我国则持续到1990年。

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河道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加强，从灌溉到供水、从航运到防洪排涝。城市河道治理开展了截弯取直、河道硬化/渠化等水利工程建设，强化了河道的行洪排涝功能，同时也造成了河道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其自然功能逐步丧失，产生了河道淤积、水质恶化等问题，进而形成黑臭水体，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很多城市不得不对河道进行掩埋处理，比如韩国清溪川的掩埋。

3.综合治理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开始寻求自然的城市河道，遵循着“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曲折发展历程，各国先后进入了综合治理阶段，该阶段注重城市河道自然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的统一。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开展流域综合管理。不仅关注所有影响水资源系统的内部因素如水质、水量、沉积物和河岸。同时也应考虑影响水系的所有外部因素，意味着经济、社会和生态成为流域管理的导向。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动态过程，通过在整个流域进行有效的水土资源规划，达到保护、加强和适当修复整个流域环境的根本目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综合治理阶段，城市河道综合治理改变了以往重建设、轻管理@的模式，为了避免“伪生态”等不可持续现象的发生，逐步建立了以水质考核为目标的长效管理模式。并在全面推广“河长制”，改善了以往河道管理职能分散在城市管理、公安、交通、水利、环保、绿化等部门的局面，将各部门工作职能统一到水质考核目标中，强化了城市河道的管理力量，为城市河道的长效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城市河道综合治理发展新趋势

随着金融制度创新和技术发展突破，城市河道综合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社会资本大量进入流域治理领域。随着全国首个流域治理PPP项目：广西南宁市那考河流域治理工程的落地，流域综合治理PPP项目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如总投资279.5亿元的通州区全境片区水系连通污水治理PPP项目、投资20亿的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PPP项目等，社会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流域治理领域。

PPP模式的应用，缓解了政府的投资压力，改变了政府兼任工程实施与监督考核双重身份的局面，将水利、环保、市政等部门的职能统一到了“水质目标”考核上，实现了政府职能从重投资、重建设转变为重购买服务、重过程监管，不仅是“招商”，更是“招智”。PPP模式充分发挥了企业的优势，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时间效率，能够将水环境、水生态、水经济、水文化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为河道水质长期稳定提供了有益保障，有利于树立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型新形象。

2.城市河道智慧化管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城市管理方式中存在的信息沟通不及时、管理方式粗放、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级政府迫切要求快速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河道作为城市的重要一环，关系着现代化城市的千万家庭，也对河道的综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物联网技术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应用，给河道综合治理带来了新的发展。

杭州、苏州等城市已经开展大量的城市河道的信息化工作，开发了将城市河道长效管理、综合运行监控、防汛应急指挥、辅助决策分析、市民互动管理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系统平台。在河道的综合管理应用上，目前已有许多依托于物联网的河道治理设施在实际运用中有了优秀的表现，例如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配水系统，利用对于河道水文水质的实时监测，结合天气等变化情况，可预测河道水位变化，并提前进行河道配水，保证河道水质水位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均能保持正常水平。

未来对于河道综合治理的要求不仅仅是短期的治理与改造，更多的是长期的管控与治理，除了对于水质的调控，也需要保证河道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智慧河道”等综合管理系统将是未来城市河道管理的主要工具.转变被动的管理局面，显著提升城市河道的管理水平和河道治理措施的工作效率，降低治理成本。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4

关键词:小流域;治理;措施

1、前言

鄞州区丘陵山地占国土面积的40%左右，这些地区山溪性河流众多，形成相对独立的小流域。山区小流域由于雨量丰沛，河流源短流急、水位暴涨暴落，台风暴雨及形成的突发性山洪易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建筑、道路桥梁、水利设施、农田土地等损毁，严重影响生命财产安全和 经济 社会 发展 。

为进一步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提高山区小流域山洪防御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障农村的公共安全，针对鄞州区小流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提出对策措施，为 科学 治理小流域提供参考。

2、小流域概况

鄞州区境内地貌东南部与西部为丘陵与山地，中部为宽广的平原，总形态呈马鞍形。东南部丘陵山地面积为375.48km2，有太白、福泉、金峨诸山，以太白山最高，主峰高程海拔656.9m。鄞州区内流域面积大于20km2的小流域共10条，分布人口81464人，耕地51472亩，其中横溪小流域已经完成综合治理建设，东钱湖地区上游溪道合并为1个小流域。

3、存在主要问题

由于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到目前为止，全区小流域治理进度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讲，全区80%以上小流域的过乡镇、村庄段都进行了简单的治理，但是防洪标准较低，除部分乡镇段防洪标准达到10年一遇以上外，一般仅能满足2~5年的防洪标准。目前，小流域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防洪标准较低

小流域整体防洪标准较低，一般在二~五年一遇，有的仅为两年一遇以下的防洪标准，防御山洪灾害的能力很低。主要表现在：

防洪堤标准低、不连续。现有河道防洪堤高度不够，基本上为村镇自发修建，大多数堤防只修建于村镇附近，并且堤身单薄，遭遇洪水时易损毁。

溪河蜿蜒曲折，排水不畅。由于缺少全面统一的科学治理，部分溪道淤积，部分河段冲刷严重，受水流顶冲影响，弯曲河段遇大洪水时易漫顶溃堤。

许多小流域上游虽建有山塘水库，但众多水库、山塘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一旦遇到大洪水，容易出现溢流堰毁坏，下泄流量急剧增加，给下游造成威胁。同时，由于一些水库溢洪道出口缺少配套河道或下游河道建设标准低，也易形成洪灾。

3.2环境脏、乱、差

山区小流域非村庄段一般地面植被较好，山泉错落，水质较好，但穿镇过村段沿岸倾到生活垃圾多，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水体悬浮物、cod污染物严重超标，部分河道水质发生恶化，臭味较浓，呈黑色混浊状态，河中生物濒临绝迹。

3.3溪道大量被填被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村镇建设，各地填溪、堵溪、缩窄溪道等现象普遍，造成河床淤积，行洪断面越来越小，洪水出路变窄，洪水漫堤，形成洪灾。部分滩地上乱搭、违建房屋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河道行洪。

同时，由于缺少系统的规划，各村镇修建防洪堤时未考虑河道的行洪能力，仅根据自身条件与利益修筑堤防，加剧了河道岸线的曲折程度和局部冲淤变化，致使河道行洪受阻。

3.4管理十分薄弱

鄞州区小流域大多缺少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小流域管理范围不明确，堤防建设标准不一，人类不合理的涉河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造成河道缩窄，溪流淤积，水环境恶化。

4、治理标准及对策措施

4.1 治理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94），当防护区人口<20万人时，防洪标准（重现期）为10～20年。人口密集、乡镇 企业 较发达或农作物高产的乡村防护区，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据此，我市小流域防洪标准宜为：

防洪堤：保护农田达到5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村庄达到10～20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乡(镇)达到20～50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县城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

4.2 对策措施

山区小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虑不同保护对象的防洪要求，根据山区洪水和溪道的特点、防治现状及其要求，因地制宜的采取拦挡、疏浚、排导与加固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4.2.1拦蓄措施

对不同类型的山区河道，根据特点与需要，在上游修建或扩建水库，拦蓄洪水。对已建水库针对20年一遇的洪水进行优化调度研究，充分利用水库的防洪库容，减少下游小流域洪水灾害。

4.2.2河道整治工程

对于淤塞的河段，通过疏挖和清障等，扩大行洪断面；对于岸坡垮塌严重的堤防采取护岸措施，同时清除各类阻水建筑物，确保河道行洪顺畅。

4.2.3堤防工程

根据流域防洪总体规划，在规划布置防洪堤的两岸修建防洪堤，堤防标准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确定。堤防工程是小流域治理的重点。

4.2.4排洪渠修筑

为防治山丘区坡水危害农田和居民，应结合防洪工程，可以修建排洪渠，将洪水撇出农田区和居民区。

5、建议

5.1根据规划，分期实施方案应坚持以下原则：“先突出、后一般”的原则，“先乡镇、后村庄”的原则，“先众多、后稀少”的原则，“先附近、后周边”的原则。

5.2以点带面。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浩大，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要根据财力逐步实施。近期，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筛选灾情严重、影响大、急需治理的小流域，开展综合治理试点，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开小流域治理。对列入综合治理试点的，要将综合治理区的项目进行分解，落实到各相关部门，并将综合治理试点项目明确各自的工作重点，各司其责，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要因地制宜，针对具体的小流域特点， 科学 地采取相应的综合治理措施，实现综合治理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经济 效益。

5.3强化管理。要提高小流域的生态质量，维护小流域的生命健康，不仅要治理，更要重视管理，落实以防为主，切实加强对河道的管理，严禁在河道弃土弃渣和在河道内占地建房，规范河道采砂管理，清理“三无”小水电。切实加强沿溪沿河森林植被保护和培育，引导农民科学山地耕作和营林作业，从源头上减少水土流失，提高森林植被质量。

5.4加大投入。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小流域综合治理又是公益性工程，主要体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难以按市场化运作，因此，必须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投入机制。例如对接中央国债项目，争取中央国债项目支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接省市项目，如新 农村 建设、 “强塘固房”工程、生态林保护工程、山地综合开发、平整土地、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要落实各级财政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重点用于小流域综合治理。要鼓励群众参与，鼓励自筹资金和投工投劳参与建设。要用政策支持对小流域综合治理，如在用地、税收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投入。

参考 文献 ：

1、宁波市山区小流域治理规划，[r]，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2007.7。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5

关键词：城镇区域；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演化；关中 

一、引言

区域地理要素，是指构成区域地理系统的主要成分或部门，它由社会环境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组合形成。社会环境要素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地表和气候等。例如，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水文、人口与文化、交通条件、经济的各部门、社会政治等等，都可以归为区域地理要素。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演变始终受到无意识的自然要素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的约束与引导，两者交替作用而促成城镇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发展阶段与空间格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

二、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座落在具有一定自然地理特征的地表上，其形成、建设和发展都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地质、地形、地貌、气候、水文、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交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背景，从总体上影响区域城镇空间格局。［1］从区域城镇的分布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地形、河流、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是城镇分布的基本因素。

城市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形条件，有较大面积的平地来满足城市建设的用地要求和方便对外交通联系，扩大其腹地。河流等自然条件是城镇分布的基础，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水, 充足的水资源可以加速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水资源缺乏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失衡条件和制约因素，水资源时空分布是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矿产资源与农业发展则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矿产资源开发一般为点状布局，集中在某些据点，当矿产资源储量大，且成片分布，有利于集中开发时，这些矿产资源开发点进而可能发展为城市。在早期依托资源，而交通条件不明显的情况下，随着矿产资源的点状布局，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分散阶段。如西汉时期，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增设过铁官的城镇，仅依托资源，其城镇空间结构表征为分散阶段。

（二）交通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区域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讯等）建设，对城镇的发展和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有明显的支撑作用。［1］城市间的距离直接关系到城市间的协作、城镇体系的发展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区域交通条件对城镇网络的支撑性成为城镇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交通发达地区经济也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城镇吸引范围比较大，从而有可能改变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可达性的改善，区位的变化，带动了沿线商贸业的发展，城镇空间格局则表征为点轴阶段。这一点在关中地区尤为明显，当陇海铁路通车，宝鸡、铜川、咸阳由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陕西的重要工业城市，蔡家坡、虢镇等原来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这时也皆以陆运便利而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关中地区的城镇空间格局表征为点轴阶段。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兴平、铜川、渭南、华阴、韩城等都分布在铁路和公路干线上，而由这一地带中心向南向北，城市逐渐趋于稀疏，规模也开始变小。在交通因素明显的情况下，开发过程中新的资源开发型城市的生成、发展对于原有城镇产生促进作用，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枝状阶段。例如，解放后，关中地区交通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伴随着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铜川市、韩城市、华阴市、蒲城、彬县、凤州、潼关、礼泉等一大批城市相继形成并迅速发展，促进了渭北区城镇发展。

（三）经济技术发展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输，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系，推动了城镇密集区的形成。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产业逐渐集中和发展的结果，城镇是各种产业集中的地方，随着产业的集中和发展，人口也随着集中起来，人口的集中又促进了城镇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先导，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关中地区迅速兴起，户县余下、虢镇、蔡家坡、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市。

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加深。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高级服务业开始向市场前景广大的地区迁移集聚，而区域中心城市则成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地和跨国公司高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综合性交通走廊的形成和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城市要素在高密度集聚的同时，空间上也开始向相对松散的郊区和周边城镇扩散。从而使城市更趋向综合性、兼容性和多种产业交叉的状态发展，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将会较快的发展和普及，使传统城镇布局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1］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等复合作用下，城镇发展进入了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连共享嵌套体系，是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社会政治因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延伸，社会政治因素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城市的生成、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社会政治交替作用的历史。［2］在以往的城市研究中，社会政治因素大多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看待，忽视了其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一般认为，城市发展源自经济增长，但如果细读城市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体制，或依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宏观发展政策等。国家宏观发展政策对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生态环境维护、生产力布局等诸多方面，均有着决定性作用，其既可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也可以减缓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均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主导作用。关中地区的城镇，2 000多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自然环境的变迁，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三、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演变解析

从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城镇的生成、发展以及空间格局的演变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水资源）、交通的发展、主导城市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

渭河平原区位于陕西省中部，除秦岭北坡小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易于耕作，农业发达。地势南北高而中部低, 属暖热带半湿润气候带, 年平均气温为12-13.6 ℃,年平均降水为500-700毫米。加之本区属渭河流域, 渭河横贯关中中部，水资源条件较好。良好的自然地理要素为城镇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故而，从历史上来看，渭河平原区的城镇密度与人口密度始终高于关中地区的平均水平（见图1、图2）。

反观作为二级阶地的渭北区，其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以南，渭河平原区以北，土地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高度800-1 200米，地势自南而北逐渐升高，塬沟的相对高度差一般在100米左右。受地形和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在历史上，其城镇密度和人口密度始终低于关中地区平均水平（见图1、图2）。

（一）从西周到西汉——关中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周代在今西安西郊沣河东西两岸建立统治中心——沣镐二京，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交通方面，关中为王畿之地，采邑、食邑很多。在镐京与各封国采邑间，在京城至六乡之间，修筑了可通行车马的贡道。集市与京城、采邑之间开辟了转输货品的道路。干道和支道纵横交织，形成了王畿内的城乡道路网。这对于镐京和各城邑间的联系，对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剩余农产品交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也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4］加之周武王取得天下以后，“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为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施旅；示天下不复用也。”［5］的政治措施，关中地区除国都地区之外为团状外，其余大多沿河流呈离散的点状分布。

秦人进入今陕西境内后，在定都咸阳之前，秦为了取得良好的发展区位，426年中曾六迁其都，其中在雍城时间最长（250多年）。在秦国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定都咸阳具有“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秦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如在商鞅变法中，“采小乡、邑，聚为县，置令、拯”，消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为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扫平了政治上的障碍。随着郑国渠的修通和渭河航运的开通，以及秦始皇时期大修驰道，并把战国时期的割据道路，沟通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络，其沿线的雍、郿县、武功、美阳、咸阳、高陵邑、栎阳邑、频阳、郑邑等城镇取得较大发展。这些城镇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和关中东部，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核心地带。秦时期关中地区城镇数量有较大增加，关中地区有城镇39座。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具有了点轴阶段的雏形，并初步形成城镇等级结构。

西汉时期，鉴于关中地区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都城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关中城市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汉长安人口达24万。西汉为了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叛乱，把富豪权贵等30多万人迁入长安周围，以实京师。汉代的陵寝制度，以长安为中心，在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范围内，修建了茂陵、平陵、安陵、长陵、杜陵、阳陵、南陵、霸陵、奉明、高陵等10座陵城。此外，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城镇增设过铁官，陈仓（宝鸡）、船司空（潼关和华阴之间）等城镇还具有交通职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迁入人口“以实京师”的人口政策，寝陵制度，矿产资源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图1，图2）。

西汉时期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呈现两个显著特点：（1）团状结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共有都城1座，县城44座，陵城10座。沿渭河谷地从西向东包括陈仓组团（5县）、武功组团（4县）、户县组团（3县3镇）、长安组团（渭河以南1都3县3陵）、六陵组团 （带状渭河北塬 6陵3县）、郑县组团 （4县）、 华阴组团（4县2镇）等七大城市组团，共计都城1座、县城26座、陵城10座。北塬之上，散点式分布，共17座县城。（2）城市主要聚集在渭河平原及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海拔小于500米的渭河平原共有城市34座，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有城市12座，二级阶地的塬上城市仅8座。

（二）由东汉至西晋——关中城镇的缓慢发展

自东汉至西晋，由于国都的迁移，加之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和三国时期的战乱，关中地区城镇出现了缓慢甚至停滞发展。东汉建都洛阳，随着国都的迁徙，关中城镇数量锐减，其间渭河平原只有城镇26座，形成了以3座郡治和10座陵为主体的城镇组团，其余呈散点状分布。连年战乱是造成东汉末年关中城镇和人口锐减最重要的原因。自董卓迁都长安后，关中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战场，从而导致关中经济残破，关中地区的城镇数量和人口均下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6］（见图1、图2）。

曹魏统治时，战争比以前有所减少，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加之其为完成统一大业，长期与蜀汉争战，继续治理陇坂道和贯通秦岭的褒斜道、散关道、子午道、傥骆道等，使得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4］西晋统一后，社会秩序更趋安定，经济明显发展，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晋武帝还推行了鼓励人口增殖政策，为人口增加和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三国初期至晋惠帝元康六年70余年间，关中地区的城镇和人口进入缓慢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见图1，图2）。

（三）由东晋到南北朝——关中城镇的低谷

自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末，是关中历史上的动荡期。其间尽管长安先后作过前赵、前秦、后秦等小王朝的国都，这对关中城镇的恢复发展无疑是个有利条件。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关中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核心地带，战乱对关中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也不少，饥荒时有发生，人口大量外流。［6］在这连年杀伐攻战中，关中人口大减，社会经济日益脆弱，使得关中地区的城镇发展跌至了低谷。关中地区经过三国及南北朝战乱时期，城镇的生成与衰亡随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变化，关中城镇明显减少。至前秦末期，关中地区仅有城镇11座。

（四）隋唐时期——关中城镇的巅峰

经过汉以后的战乱与低谷，隋唐两朝又建都长安。此时，“丝绸之路”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频繁，加之隋、唐王朝为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大力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用驿路把各州、府、县连结起来，使中央的政令能直接迅速推行到各地，从而使得交通网络更为四通八达，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繁荣达到了关中地区城镇发展的巅峰（见图1，图2）。

隋历时较短，关中地区虽为国都之地域，但城镇发展状况不如西汉时期，城镇空间格局仍呈团状分布。包括：扶风组团（1郡4县）、武功组团（5县）、 京师组团（1都12县）、凤翔组团（1郡5县），关中渭河谷地共1都2郡26县。

唐代国力强盛，唐长安规模宏大，城内商业十分繁荣，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关中城市发展史上继西周、秦、西汉之后出现的第4 个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除长安外，东部有同州府的冯翊、朝邑、韩城，西部有凤翔府的武功、礼泉、周至、岐山、扶风等，这些城镇或地处交通要道，或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或农产品生产和贸易能力发达，城镇的经济职能日益加强。交通方面，唐朝在以前各代交通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在各地增辟驿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特别是在唐玄宗、代宗、德宗执政年间，大兴工程，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道路网体系。全国的主干驿路都由京都长安伸出，辐射到全国各地。长安位于关中中部，四通八达的驿道均匀地分布在关中，各条主干驿路都连接着众多条分支野路，覆盖全国各州县。每条驿路都呈羽状分出很多文路小径，遍布城乡各地。因此，唐代陕西境内，道路如网，路通九运。［4］当时关中地区有较大城49座、镇13座，城镇的发展进入了与区域整体发展相协调的新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布局呈现出均匀的网络状的空间结构。

（五）宋元明清——关中城镇的萧条衰落

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乱，使关中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都长安屡遭战火，失去了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其它城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相继萧条衰落。关中地区在宋辽金夏时期也没能摆脱战乱厄运，初期作为宋朝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地，后期作为宋金军事角逐的战场。因此各城镇难有发展，有的还遭到严重破坏。

元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基本稳定，局部地区有所发展，元代关中地区著名城市有长安、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凤翔和陇州等，城市分布结构呈散点状。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巩固政权，并从江淮、山西向关中大量移民，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加之关中地区商业交换和其他经济活动都比较发达，因而出现了一批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城镇，如三原、泾阳、大荔、朝邑等。另外在熟路交通要道上也恢复和产生了一些市镇，如潼关、大庆关（今大荔县境）等，城镇主要沿道路发展，尤其是关中经陇东到兰州、银川一线，城镇尤为密集。清时期关中地区共有城市41座，镇152座，从城镇数量上多于以前历代（见图1）。

（六）解放后——关中城镇发展的新篇章

建国后,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中平原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的重点，城市也获得长足发展。陇海铁路宝天段的修复，兰新线的建成通车和宝成铁路的建设，使宝鸡成为我国东部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及重要工业城市。除西安、咸阳、宝鸡之外，关中铁路沿线的户县、余下、虢镇、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镇。“一五”和“二五”时期,国家156 项重点项目中,陕西占24 项,其中绝大部分在关中地区,另有50 余个大中型项目也在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建设,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西安、咸阳、宝鸡、兴平、蔡家坡、铜川和余下等城镇密集地带。而渭北区，则因为交通条件、水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鲜有项目布局，工业化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由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强调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并相应地放宽了城市设置标准，关中地区的城市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1983年和1984年相继设置了渭北东部的煤炭、建材基地韩城市和新工业基地及地区中心渭南市，1990年在著名的旅游区华山所在地设立华阴市，1993年设立兴平市，1997年设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关中城市行政区划变动的同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比较快，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速度。［7］2005年，关中有城市8座，建制镇424座。

处于该阶段的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建设）日益完善，空间结构呈多核心和多轴状态，以西安为中心,形成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韩城和铜川等城市为核心，以陇海铁路线、西宝高速、210国道、310国道、312国道等为主轴线，以关中地区日益完善的省道、市道为次轴线，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点-轴”型空间结构。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线两带”的建设将是推动关中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将促使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地域形态和城市化体系向更高层面转化。在今后的20年里，它将是陕西省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轴。［8］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以及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复合作用下，城镇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分工协作逐渐合理，关中城市群逐步成熟发展，整个关中地区将逐渐趋于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结语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对于关中地区的城镇，2 000多年来，在自然地理要素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隋唐时的巅峰再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城市群的雏形再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参考文献：

［1］郑国.关中地区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2.

［2］ 段汉明.城市学基础［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3］ 杨忠臣.区域空间布局理论与方法——以江苏高淳县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4］ 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5］ 司马迁.史记•周公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

［6］ 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景哲.关中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5.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6

（1）硖石街道概况

硖石街道东邻袁花镇及海盐县百步镇、南接马桥街道、西连海洲街道、北依海昌街道。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因有东、西两山，唐朝始，峡石更名为硖石。宋永徽六年（655）置硖石镇，开元十一年（723）置硖石市，会昌中（841-844）复置硖石镇，南宋建炎四年（1130）置硖石寨。自古学风兴盛，民风淳厚，名人辈出，区内有徐志摩、张宗祥故居和钱君陶艺术研究馆等人文景观，硖石灯彩声名远扬。

硖石街道总区域面积34.3KM2，辖8个行政村，5个农村社区，10个城镇社区。至2010年，年末总户数23473户，总人口69384人。街道社会经济发达，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39.28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9.63亿元，同比增长12.3%，三产比重达到75.4%。农民人均纯收入1435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972元。农业基础地位稳固，总耕地面积1606公顷，实现农业总产值14722万元。全街道现共有机站27座/47台套，总动力660.5KW，其中灌溉机站27座/47台套/660.5KW。标准圩堤10.75公里。区域内河道众多、纵横交错：东西向市级河道三条袁硖港、洛塘河、长山河；南北向市级河道2条为麻泾港、木长桥港。镇、村级主要河浜共有163条，82.277KM。

（2）水环境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现状

硖石街道区域面积34.3KM2，河道数量169条103.312KM。其中市级河道6条21.035KM。规划水域面积2.82KM2，规划水域容积631.71万㎡，规划水域面积率8.16%，规划水域容积率18.28M3/KM2.目前，硖石街道总体水质是袁硖港Ⅴ类水体，麻泾港Ⅴ类水体。由于硖石街道工业退二进三战略，目前重点工业污染源氨氮为0，生活污染源氨氮城镇68.2吨，农村10.5吨，合计78.7吨。农业污染源氨氮畜禽养殖14吨，水产养殖1.4吨，种植3.1吨，合计18.5吨。各类污染源COD入河量，重点工业为零，生活污染源COD城镇576.4吨，农村256.6吨，合计833.1吨；农业污染源COD畜禽养殖280.2吨，水产养殖24吨，合计304.3吨。

2、存在问题

①水环境承载力不足。硖石街道河道宽深比相对不大，水体流动性较差，污染物质在短时间内在断面上基本可达到均匀混合，因此水环境承载力可采用简单的一维模式进行估算，水环境承载力不足。

②水环境系统退化和认识进一步提高。由于水污染严重，水体中水生物多样性降低，河道因人为因素，城市建设等原因被填埋、阻断以及人类对水生态系统不恰当的干扰，使得区域水生态系统退化。

③水资源利用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用水量的要求日益增加，且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生活设施的进一步普及，以及由于节水意识不强，造成用水浪费等原因，污水排放量也随之增大，造成水体污染日益加重，因此，应当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合理利用水资源，并与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相结合。

④工业点源治理水平整体有待提升

区域工业污水排放，虽已大部分达标排放，但仍有少部分未达标排放或有偷排、超标排放现状发生，达标排放标准偏低，区域仍有一定量的小企业分散，满足不了污染负荷总量控制的要求；循环经济已经起步，但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工业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离清洁生产的要求尚有差距，仍停留在COD达标为主的初级阶段，主要污染因子的氮磷等指标的控制还没有全面展开。

⑤排污口整治和封闭跟不上污染总量控制的需求

排污口管理是一项难度大和繁杂的工作，有些区域排污口数量、位置不清，晴天排放污水的现象时有发生，监督监理困难，是造成河道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排污口的清理整顿和封闭工作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⑥雨污分流不彻底、配套污水支状管网滞后

近几年加快了城区污水管网建设步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城镇区雨污合流、新建小区雨污不彻底（如阳台水接入雨水管道）、城镇区支状管网的建设跟不上城市和村镇发展的速度，管网老化、渗漏现象普遍，农村分散居住区生活污水处理率低。

⑦农业及其他非点源的治理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

种植业的化肥、农业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农业和其他非点源污染治理的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在总污染负荷中占有较大比例，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治理。

⑧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综合利用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生活、工业、农业、淤泥等废弃物数量巨大，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目前虽有一定程度的资源化利用，但相当多的废弃物还没有能够合理、有效利用，而将其随意堆放、废置或直接抛入水体，均会造成该区域水体污染。

3、综合整治的重要性

①治理水污染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经济发展，水污染治理滞后，导致水质下降、水生态遭到破坏。水质恶化导致这个地区供水困难，目前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硖石街道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并与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相结合，已成为硖石街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②治理水污染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需要。

搞好硖石街道水环境污染整治，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坚决扭转工作中重GDP轻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观念，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来。地表水污染问题本质上是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不合理的表现，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上，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体制和机制，为转变发展方式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③治理水污染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硖石街道区域的水环境维系着境内,7万人的生存和发展。近些年太湖流域、省频发的供水危机事件及水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已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严重影响到广大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和切身利益，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必须痛下决心，切实加大整治力度，保障人民饮用水安全，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

④治理水污染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恢复和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必然举措。

硖石街道区域水体属于平原河网区又是流域末端水体，流动性差，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一个区域或流域生态功能一旦退化，由于系统的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要恢复水环境功能，需要付出成倍的代价。目前，区域水环境质量呈恶化趋势，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重，水生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抓紧治理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⑤治理水污染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的必由之路。

硖石街道区域河道水质现状以Ⅴ类、劣Ⅴ类为主，，因此水质型缺水是硖石街道水资源危机的重要方面。整治水体污染是修复水生态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加硖石街道水资源供给的主渠道。只有通过加大整治力度，改善河道水质，才能保护水资源、保障供水安全。

⑥治理水污染积极探索新路子，为杭嘉湖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经验。

杭嘉湖地区位于太湖流域南部，河网纵横，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等原因，地表水污染严重。硖石街道对区域水环境污染整治起步早，领导重视，开展综合治理的经济社会条件较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建设成为杭嘉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标志性工程，为河网地区水环境污染整治提供有益经验。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开展硖石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采取工程、经济、行政、法律等综合措施，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有效改善水污染问题，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

1、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领会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治水，铁腕治污”，以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遏制水污染、重建水生态为工作重点，全面实施水环境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为建设生态宜居新市提供生态环境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硖石街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

2、基本原则

①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饮用水源地等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以城镇为主兼顾农村，彻查优化实施污水管网系统的改造及完善，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水环境保护；整体把握区域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成因，明确治理重点。采取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水环境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等综合措施，明确治理思路，实现科学治理。

③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河道保洁、沿岸垃圾清理等河道面上整治措施和控污截污措施相结合。以从源头上加强污染防控和治理为重点，牢牢抓住“治水先治污”的根本策略，切实控污减排，从根本上扭转水环境恶化趋势。

④分步实施、注重实效

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先易后难，分步实施。近期着重实施河道保洁、垃圾清理、排污口清查及封堵、消除河道黑臭，对水体不流动的区域实施人工动力措施增加水量、拉动水体流动，短期内可采取见效较快的生态治理措施；抓紧解决危及群众饮用水安全的突出问题，开展水源地专项整治，确保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远期的工作包括雨污分流、污水入网、农业面源治理、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等。

⑤建管并举、创新机制

完善和创新水环境治理工作制度建设，形成全民关注、全力攻坚、全社会参与、全方位互动、全过程渗透的工作格局，发挥综合治理的系统效应和整体功能，提升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成效。

3、基本思路

河网地区水环境污染整治与其它区域相比具有复杂性，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系统、科学、严格地进行长期不懈的整治。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是：综合治理，重在治本；总量削减，浓度考核；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完善体制，创新机制。

——综合治理，重在治本。主要措施包括：工业点源治理，截污和污泥、垃圾处理，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生态修复工程，河道整治优化工程，调活水体工程，节水减排工程，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调整等。特别是要将城乡人民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总量削减，浓度考核。污染物排放总量决定水环境的好坏，目前市域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大于水环境容量，必须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削减，通过各行政区河流控制断面的出境污染物浓度考核，切实将总量削减落到实处。

——明确职责、密切配合。明确各项治理任务的责任主体和监管部门，会同属地，合力抓好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将水环境治理工作纳入政绩考核，建立问责制。

——完善体制，创新机制。一是切实落实街道对各村、社区的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二是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三是建立“一把扫帚全覆盖”的城乡保洁新机制；

四是促进公众参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4、总体目标

通过保障饮用水安全、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加强工业点源污染治理、防治农业面源、开展第三产业污染治理、加快城乡生活污水、污泥和垃圾收集处理、加快河道综合整治、开展河道水生生态修复与建设、促进水体流动、推进节水减排、着力完善监测体系和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和创新水环境治理工作制度，提高水体环境容量，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改善河道水体质量，改善生态修复功能，2015年底前实现主要河流水体消除劣Ⅴ类，部分达到Ⅳ，饮用水源水质提高1至2个类别的目标，力争实现“主要河道水体消灭劣五类，四类水质占主体，饮用水源水质提高1至2个类别”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打造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城在水中、人水和谐的优美水环境。

三、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1）加强工业点源污染综合治理及措施

1、工业企业污水治理现状

根据市对硖石街道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退城进区”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商贸为主的三产业的思路。到目前止，工业污染企业5家、入网5家，入网率100%；管网建城区企业生活污水企业12家、已入网9家、年内要求完成3家，力争入网率达100%；非建城区500万产值以上企业就地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企业7家、年内计划建成5家、2家企业处半关闲状态。

2、下一步计划

①对建城区内的工业企业，将积极协助市相关部门做好入网工作。

②对建城区外的工业企业。一是对新开办的工业企业，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有条件入网的做好纳管工作，无条件入网的，建好净化池。对原有企业，有条件入网的做好纳管工作，无条件入网的企业，根据企业职工人数多少，分三年有计划地建好净化池，进行净化处理。50人以上的企业在2012年底完成任务、30人至50人的企业在3013年底完成任务、30人以下企业在2014年底完成任务。同时，街道办事处明年起将着手委托有关部门制订管网规划。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各工业企业全面完成纳管或自建净化池工作。

3、工作措施

①严格控制工业性建设项目。根据市政府对街道经济发展定位的精神，实施工业“退城进区”、发展“三产”。我们将严格控制工业性建设项目。为保证企业的发展，不受区域限制，对工业性的新建、扩建、重建项目，鼓励企业外迁。

②抓好现有企业的环境治理工作。一是对现有污染性企业均要求进入市污水管网达标排放；二是对燃煤企业所排放的烟尘进行治理，保证大气质量。三是对工业企业产生的废渣，由专门机构回收后加以合理利用，避免二次污染，同时建立工业危险废物台帐。

③抓好环境设施的监管，确保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将专门组织环保管理员对辖区内污染企业的环保设施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和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同时督促企业建立污染物增量、减量、变量等“三量”台帐工作。

④为鼓励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净化池建设步伐。街道办事处决定，对新建净化池的企业给予每立方米300百元的奖励。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及措施

根据2011年9月统计全街道有生猪、母猪饲养户968户，生猪存栏4596头、能繁母猪存栏2474头，其中生猪20头以上、能繁母猪5头以上64户，到2011年底完成整治62户，2户列入2012年整治。2012年开始启动实施生猪20头以下和5头以下母猪散养户的治理，到2015年完成市下达400户治理任务。计划如下：

2012年完成治理饲养母猪3头以上的饲养户100户，长田社区1户、西环村5户、杨汇桥村8户、南漾村7户、永丰村15户、军民村21户、双合村28户、荷叶村11户、联和村4户。

2013年完成治理饲养2头母猪饲养户100户，长田社区3户、西环村8户、杨汇桥村26户、南漾村12户、永丰村51户。

2014年完成治理饲养2头母猪饲养户100户，军民村39户、双合村38户、荷叶村11户、联和村12户。

2015年完成治理饲养1头母猪，粪尿污水直排入河道或离河道水域较近的散养户100户，长田社区4户、西环村5户、杨汇桥村11户、南漾村12户、永丰村21户、军民村24户、双合村13户、荷叶村6户、联和村4户。

（3）加强特定行业污染治理及措施

为加快实施我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强化我街道特定行业和市场的污水防治，有效提升全街道水环境质量，逐步建立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又满足人民群众环境需求的长效管理模式。根据《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和《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总体部署，对全街道特定行业和市场污水防治工作提出如下行动计划。

1、现状

①废旧物资收购行业

“十一五”期间，我街道根据《市废旧物资收购管理办法》（政府令第31号）等相关规定，按照堵疏结合的原则，多次组织开展了废旧物资收购行业的治理。目前全街道仍有分散的废品收购点65家（其中有证经营的3家），主要以回收废纸、金属、塑料为主。其中距河道垂直距离小于30米的有27家，绝大部分收购点用地面积均在50平米左右。流动收购居多。

②农副食品加工行业

街道现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1家，生猪屠宰加工年污水排放量约1、5万吨、废弃物约150吨。在污水防治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污水虽经处理但纳污集管率低，废弃物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设施不够完善；二是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不够系统完善，日常监管有待加强。

③农贸市场

全街道现有室内农贸市场5个，其中有证经营的有5个（市级4个、村级1个）。农村临时交易点1个，市级农批市场1个。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布点规划相对滞后，网点布局不尽合理，农村临时交易点管理力量薄弱；二是部分基础设施差、档次低。

2、工作措施

①开展废旧物资收购行业污水防治专项治理

通过废品收购行业专项治理行动，推进全街道垃圾分类回收终端体系建设，建立并优化规范化的废品回收服务网点，提高废品物流速度，提高废品综合利用和处置环保技术水平，切实消除或减少对水环境的污染。具体目标和任务为：

――完善废旧物资收购行业布点规划。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根据全市废旧物资收购行业发展规划，布局街道废旧物资收购站点，解决废旧物资收购站点点多面广、布局分散、无序设置等问题，为整治开展创造条件。

――构建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按照“集中化经营、市场化管理、规模化发展”的思路，构建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网络，加快废旧物资市场建设，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实现规模化经营。

――规范废旧物资收购行业的准入和管理。坚决取缔无证无照以及不符合条件的废旧物资收购站点，完成市区建成区、水源保护区、河道两侧30米范围内的废品收购站点的清理，全部进入统一布局设置的规范化废旧物资收购场所。

②开展生猪屠宰加工行业污水防治专项治理

配合市生猪屠宰加工行业专项治理行动，确保屠宰加工污水、废弃物处理过程符合规范化要求，排出的废水达到一级排放标准，经过处理后的废弃物在出运、堆放、使用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具体目标和任务为：

——完善定点屠宰加工体系。通过严格控制总量、合理优化布局、促进规模经营、推进提标改造等措施，至2015年建立起与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相适应、布局科学合理、竞争规范有序、加工设施先进、产品质量安全的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生猪定点屠宰加工体系。

——强化治污设施升级改造。增设焚烧炉、设置无害化操作间，改造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提高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和污水达标排放处理能力。2013年硖石屠宰场达到二星级标准。开展节水减排活动，污水截污纳管率达到100%。

——加强治污设施运行监管。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检查、养护、维修等制度，加强废水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责任到人、措施落实、加强督查，确保污水治理设施运转正常，防止出现由于设施故障而造成废水直排或超标排放的现象。硖石屠宰场屠宰间和无害化处理间设置监控探头，实行远程监控。

③开展农贸市场污水防治专项治理

通过农贸市场专项治理行动，对全街道农贸市场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市场下水道管网建设，完善市场基础配套设施，确保市场排污设施通畅，实现市区所有农贸市场污水接入收集管网。具体目标和任务为：

——加强农贸市场规划选址布局。综合考虑农贸市场的服务半径、区域辐射、人口密度等因素，加强市区规划布局，合理设置农贸市场网点，避免无序重复建设。完善城镇基础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加快市场提档升级，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农贸市场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现有农贸市场改造升级。以农贸市场公益性、民生性、社会性为目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农贸市场提级改造，对已建农贸市场污水处理及排污管网设施实施更新改造。到2013年底，市区所有农贸市场的污水处理达标后全部纳入污水收集管网。

——提高新建农贸市场建设标准。要按照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三星级标准对新建农贸市场进行规划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污水处理达标后全部纳入城市污水管网。力争2015年前再新建三星级以上标准农贸市场1个。

（4）加强城乡污水治理及措施

根据前期调查摸底的情况，实施硖石街道建成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同时建立有效的雨污分流监管制度。2014年计划实施胡家门小区（海洲路南、康乐路西18幢住宅）户外雨污分流改造，总投资14万元。

（5）加强城乡“四位一体”综合治理及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城乡环境卫生保洁水平，有效改善城乡环境面貌，实现城乡环境的统筹协调发展，根据《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和《市城乡环境卫生“四位一体”长效保洁工作意见》精神，现就我街道开展环境卫生“四位一体”长效保洁工作提出如下计划。

1、工作措施

着力解决我街道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职责不清、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消除卫生死角和管理盲区，促进环境卫生面貌进一步提升。具体目标为：

①坚持属地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原则。河道保洁由硖石街道河道专业保洁队负责，街道职权范围内公路保洁由街道公路养护站负责，其余都按照“属地管理、以块为主”的要求，明确城乡环境卫生属地管理责任，由各村（农村社区）全面负责辖区内环境卫生管理职责。新村点积极探索市场化保洁作业机制，鼓励实行物业管理。

②健全管理制度。明确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建立和完善城乡环境卫生“四位一体”长效保洁检查考核制度、卫生监督制度、保洁质量管理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和考核办法等。

③完善环境卫生硬件设施。到2012年中，农村垃圾中转房全部达到标准化、规范化要求。

④实现生活垃圾城乡一体无害化处理。到2012年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垃圾收集、转运全面实现密闭化、机械化。

⑤提升保洁质量。集镇、公路、河道、村庄的保洁质量逐年提高，达到市检查考核标准。

2、运作机制

①运作机制以属地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为原则

九个传统村的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由所在村按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四位一体”长效保洁，由保洁员保洁。

土地已经征迁或开始征迁的农村社区（农丰、群利、长园、高丰、长田）环境卫生长效保洁按属地管理原则，探索在条件成熟后单独或联合邀请物业公司进行环境卫生长效保洁运作机制，条件尚未成熟时仍可采用传统村做法。

河道保洁由硖石街道河道专业保洁队负责，街道职权范围内公路保洁由街道公路养护站负责。

②落实村（农村社区）属地管理保洁责任：

村庄、集镇：集镇，各行政村（农村社区居）委会所在地，自然村、新村点、“两新”工程集聚点中的道路，农户的房前屋后，中转房外、百杂店周边等的成堆成片垃圾，企业、养殖场（户）周边环境及污水、沼液、粪便。

公路：穿越村庄、集镇的一切公路，省、市镇级公路的边沟及两侧管理控制区域，通组达户道路及两侧积泥、柴草、建筑材料及废弃物。

河道两岸控制区、桥堍头、断头浜、池塘（渔塘）、漊等成堆成片垃圾，通河水渠的企业、养殖业污染。

③落实河道专业保洁队管理保洁责任：河道内的成堆成片垃圾及废弃物，河面漂浮物、水生植物，沉船。

④落实公路养护站管理保洁责任：镇级以上相关公路路面、路肩保洁。

（6）加强河道综合治理及措施

1、基本概况

全街道共有各类河道169条103.312KM，其中市级河道6条21.035KM（城防河道3条6.165KM），镇村级河道163条82.277KM。

2、实施计划

根据“清河行动”总体目标，结合上一轮河道整治成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新一轮镇村主要淤积河道的整治。全街道河道整治的指导性计划是：2012年计划整治13KM，2013年计划整治13KM，2014年计划整治18KM，2015年计划整治18KM，2016年计划整治13KM。

四、管理体制与保障机制

水污染治理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强化管理，为下一步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落实提供有力保障。

1、健全管理体制，明确责任分工

硖石街道已经成立了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治水办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指挥、监督、协调综合整治工作，部署年度治理任务，协调解决治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组织制定《硖石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都要把水环境治理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明确任务，制定计划，落实措施。其中：经贸办牵头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源（含生活污水）普查，制定工业企业污水防治行动计划；农技水利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农业和农村污染源普查制定农业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防治行动计划；建设办负责城区雨污河流情况普查，制定城区雨污分流行动计划；四位一体办负责城乡卫生保洁情况普查，制定统筹城乡保洁行动计划。

各村、社区是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主体，要相应成立由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小组，根据《硖石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和相关的行动计划，制定辖区内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实施计划，负责辖区的整治工作，将治水工作纳入目标考核责任制。加强河道长效管理，建立河道管理责任制，确定管理目标和内容，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配备一定人员、管理设备、拨付资金。

2、严格标准体系，完善相关机制

为做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制定全街道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明确环保治理的基本要求，按对环境影响程度，分类明确项目选址要求。针对重点污染行业制定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市场准入条件，健全工业企业环保准入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标准、制定养殖业准入机制，健全落实镇区、公路、河道、村庄“四位一体”的城乡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完善畜禽养殖污染后续管理服务机制。

3、提升监管能力，切实强化执法

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对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迅速解决；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的质量控制手段，保证各阶段计划按时完成；严格按照程度开展工作，对计划完成情况实施奖惩制度。各责任单位要落实自查监管责任，对照工作计划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

充分利用现有监测系统，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在线监测，扩大监控范围，所有重点排污单位全部安装废水排放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增加现场突击检查的频次，加强对污染源的监督检测。建立“用水量”与“污水量”数据比对等监控机制，建立夜间执法常态机制，重点打击恶意偷排污水，污泥排入管网等环境违法行为。建立新形势下的水源保护部门联动机制，设立会商制度，定期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

构建科学、合理、完备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加强监督执法能力建设，提高执法人员队伍素质。完善和加强区域间的联合执法，努力打破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杜绝重复监管、相互推诿和转嫁污染等现象。严格落实执法监管的各项措施，严厉打击违法排放行为。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强对环境执法活动的行政监察。

4、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

加大并落实各级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扶持工业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城乡居民生活污水处理以及生态修复等工程项目，加大相关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减免农业生态化、工业绿色化等符合循环经济目标的产业企业税费水平。同时，建立相应的专项资金，逐年提高流域内的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7

关键词：市民社会理论；社会治理模式；城镇化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表明社会治理领域变革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关键点之一。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社会形态加快转变，社会风险逐渐累积，社会治理难度日益增大。此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顺应政府深化改革的趋势，紧抓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研究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双重意蕴。

二、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率先提出，后经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学者发展而来。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源于黑格尔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它建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分离基础上。马克思从“二分法”的视角出发，将社会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切私人的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私人物质交换形式及其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组织的总和。政治社会则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是市民社会的具体体现，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决定着政治社会的组织和运动形式。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语来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社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这从根本上说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国家绝对控制市民社会论点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社会，即“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2]

葛兰西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依然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潜在历史行动的领域，但它不属于结构，而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3]与马克思最大的不同是，葛兰西更加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得市民社会具有了文化意义。由此，他认为：“国家=市民社会+政治社会”，[4]而不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总和的论断。国家或政治社会则是由那些行使统治权的一系列公共机构（如政府、法庭和军队等）构成。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观点的影响，整体来看，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二分”阶段向“三分”阶段的过渡。在二分阶段，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结构依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市民社会是社会结构中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部分。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来看，这一私人自治领域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公共领域，它主要意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5]在三分阶段，哈贝马斯眼里的市民社会仅仅只有文化含义了，“它不再包括控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交汇、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它组织等。”[6]可见，“哈贝马斯更加侧重于市民社会的组织和文化意义，进一步明确地将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划分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三个系统。”[7]

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再到哈贝马斯，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逐渐成熟。这一治理理论对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形态多元化的阶段背景下，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模式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三位一体”模式

社会治理改革理应是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断生长，多质态的现象愈发明显，中国党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导，并借鉴西方社会相关治理理论，沿着“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方向，不断展开社会领域的治理变革，已取得了诸如“参与式治理”等一系列的成效。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治理模式，使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现象更加隐蔽。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表明社会系统是由政治、经济和市民三大子系统构成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体现政治、经济和市民平等主体性的结合。因而，在中国社会多质态化、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现实背景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背景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应当被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替代。“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微观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本目标，以平等地沟通、协商、信任为基本原则，针对各类别的社会事务共同合作开展多层次网络治理活动的一种模式。“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多层性和区域性等特征。

四、中国“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的政策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社会形态正悄然变迁，社会生长凸显多质态特征，传统的党政一体化治理模式不在适应多元化的社会质态，社会风险逐渐加大。中国将改革之手伸向社会治理领域，着力厘清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边界，积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合作式社会治理模式已成必然趋势。本研究认为，有以下五条政策路径可供参选。

一是，深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规范、监督和支持，这就要求变革政府传统的管制方式，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向“小政府、强政府”迈进。为此，一要积极贯彻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促进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树立牢固的服务观念；二要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式行政改革，敢于将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予以让渡，把政府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三要在让渡权力和缩短行政层级的同时，政府须通过良好的法制管理社会秩序，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公共领域。

二是，不断提升社会自治能力。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平衡要求社会在政府放权的同时，也要不断生长壮大，强化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因而，我们首当其冲的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是要加大对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缓解社会组织的资金压力，同时应鼓励社会组织自筹资金，实现政府与社会协同提高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再次是要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社会组织运营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最后是鼓励同性质或同类别的社会组织进行联合，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对分散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支持、管理和引导，提高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三是，合理利用企业家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开发利用企业家精神是有必要的。故此，一要大力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企业家精神由“生产性”向“社会性”转变；二要依托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政策，引导企业承接政府、社会组织的外包服务；三要鼓励企业进入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公共领域，缓解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资金和人员压力；四要加大对获取公共资源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避免企业为获得公共资源而诱发的寻租现象。

四是，健全层级社会治理体系。中国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层级性突出，形成健全的层级治理体系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中央党委政府要把握“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应对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强化战略布局和政策指导；中层省（市）党委政府要依据中央党委政府的精神，做好辖区内的统筹规划；区（县）党委政府要具体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指示，主抓城市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问题；乡（镇、街）的基层党政组织要着力推动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完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进一步深化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

五是，建立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由“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模式本质上呈现了“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在治理的逻辑框架下，要实现这一关系，需要设计出合理的社会治理机制予以支撑。一要重视政府的监督和规制职能，杜绝政府责任外包现象，逐步建立多部门合作的综合监管机制；二要重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治理问题，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以财政、税收、政策、法令等工具为依托，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应对跨区域的公共问题，逐步建立区域联动的社会治理机制；三要理性面对社会问题复杂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等政治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借助完善的沟通协商机制平台重塑政府角色。（作者单位：湖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0.

[3]托马斯・R. 贝茨.葛兰西与霸权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32-37.

[4]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7、354、357、357.

[5]伍俊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62-66.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9.

[7]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14-22.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8

另外，从最近两年的发展态势看，苏南明显感受到了来自上海、浙江甚至中部地区的竞争压力，金融、财税、外贸、土地等政策优势不明显，若不调整将影响苏南的持续发展。以昆山为例，其传统的强项IT制造业企业多为台资代工厂，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且多为外向型加工制造，产品附加值低。在劳动力用工成本、原材料、土地等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不少产业已有向苏中、苏北甚至外省转移的倾向，再加上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上海来说比较滞后，苏南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动力逐渐减退。因此，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如何通过区域性整体的发展战略规划，统筹整合区域要素，实现区域间的资源互补共享和产业合理分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加快从“苏南制造”向“苏南创造”的转变，提高综合竞争力，是迈向基本现代化目标道路中所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苏南地区现代化的整体性架构：三维结合路线图

苏南地区现代化示范区建设需要一种全新思维。我们把这种新思维概括为：三维结合整体推进苏南地区现代化。内容维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文明均衡发展；空间维度：苏南五市区域协调推进与城乡一体化；路径维度：自主创新+提升开放+生态宜居+民生幸福+民主法治。

三维结合的整体性思路是：苏南地区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国家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与战略重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五大建设，围绕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展开。在扩大内需的战略背景下，依托现有的经济产业基础，把苏南地区集中在有限地域范围内、彼此呈现群体亲和力和整体关联性的五个单体城市整合为能够发挥区域规模经济效益的城市群体系，形成一个区域内部功能定位明确、分工有序、对外开放层次较高，且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整体性现代化示范区域。

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是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任务。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现代化建设的总特征是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人本社会、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等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规划到2015年率先建成的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现代化的水平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或者简称“基本现代化”。基本现代化的标准就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参照系。目前在世界银行的发展水平分类中，人均GDP排名在20—40位的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捷克、以色列、韩国等是此类国家的典型代表。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以经济现代化为主，人民生活、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同步跟进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各方面的发展都要求全面提高、协调发展，但是这五个方面可以有低有高，不要求等量齐观，经济现代化作为推动其他四个方面现代化的物质力量，可以领先发展；而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各个方面应该同时推进，协调发展。

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协调发展，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积极倡导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促进区域和城乡统筹发展是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的核心环节。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提出，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要贯彻落实好统筹兼顾的基本要求，完善落实“五个统筹”的体制保障，努力形成江苏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格局。

从苏南地区来看，五市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产业结构上也出现同化，无序竞争激烈。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的种种限制而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当前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举步维艰，城乡发展的矛盾十分尖锐，且严重失衡，严重阻滞了农村现代化进程，苏南地区也不例外。因此，突破基本现代化进程瓶颈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上，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从而整体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这也是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的核心环节。

提升创新、升级、开放、生态水平是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必须由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不断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促使苏南地区率先进入创新导向型经济增长阶段，从而真正形成经济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当前，苏南地区正处于向工业化后期迈进的关键时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题，也是苏南地区保持实体经济发达的传统优势并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前提。提升苏南对外开放水平，要实施外贸、外资、外经、外包和利用外智、对外投资“六外合进”，不仅可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经济国际化水平、提升苏南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使苏南的现代化真正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苏南地区整体现代化将在进一步提升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形成苏南五市的新城市群，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美好愿景，必须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打造青山绿水蓝天的生态宜居区。苏南宜居城市群是建立在强力的社会、文化支撑系统的现代化城市群，城市交通、公共安全、能源循环系统更加科学有效；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人文环境更趋优良、文化娱乐更加丰富多彩。

实现人的现代化是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是政治的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现代化。在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同时，也要实现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是核心，也是确保整体文明进程的关键因素。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尽管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2015年完成，但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当前江苏在基本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是相对薄弱的一个重要环节。苏南作为江苏基本现代化的先行地区，必须注重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以人的现代化为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最终目标，让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二、苏南地区现代化整体推进的总体战略思路

以内需市场为动力，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创新驱动战略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自主创新也是现代化示范区最主要的使命，是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发动机。其中，企业能否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区域创新示范区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真正置于苏南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位置，使企业最终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苏南地区除了立足现有要素资源和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积极吸收国际技术转移和溢出，更应当利用我国高速增长的内需市场规模，利用市场的供求和竞争规律，用利益诱导、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下的“需求引致的创新”机制来引导和激励科技创新活动。这一方面需要利用国内的庞大市场，迅速实现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做大做强创新型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进而通过培育本土市场势力为其提供内生的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还需要广泛联系更多的社会力量，通过构建产学研联合体来共同开发核心技术，形成资源互补、价值整合、开放创新和规模经济效应，最终以技术内生化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还可以利用长三角地区特殊的区位优势，利用上海创新辐射源的作用，积极吸收上海的技术溢出，同时发挥苏南的优势，错位发展，特色竞争，内外结合，提高创新能力。

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培育区域整体竞争优势。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之本，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这是由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如果忽视了实体经济发展，导致产业出现空心化，就会极大地削弱国家和区域竞争力，同时损害人民福祉。在土地财政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过多地依赖于房地产这一财政支柱，对地区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导致了区域内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损害。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苏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和困难，包括日益严峻的资源能源制约、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节能减排标准提高、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等。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切实解决好实体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不仅在制造业领域的既有优势很容易失去，而且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也会缺乏坚实的基础，现代化目标更将是“空中楼阁”。在苏南地区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应当坚决地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支柱产业的选择上，不能只选择服务业而摒弃制造业，要以现代服务业带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培育一批具有高附加值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从而培育强大的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以差别竞争为条件，形成功能互补的区域产业布局。产品差别是形成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企业市场势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在于企业的经营特色和各自的比较优势。对于区域来说，提升竞争优势也需要建立在差别竞争、错位发展的条件上。苏南五市，是沿沪宁线连绵的城市带，是属于跨行政区的既有协作又有竞争的经济区域，具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关键是要打破要素资源和关键政策的行政边界限制，整合区域创新资源、互补共享，优化区域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实现发挥区域创新潜力的规模优势，降低区域内部创新资源的重复利用、低效利用。各市县应当在立足自身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创新条件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不同定位，实行差别化竞争，培育独特竞争力，最终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区域现代化示范区。

以高级要素为重点，提升区域对外开放层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要素分工逐渐代替了产业间分工和产品间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进而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国与国之间的优势也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环节进行分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以普通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苏南地区加入全球化的基本路径。这种具有“飞地”特征的国际代工模式发展可能引发经济虚高增长、产业结构二元化、收入分配及地区差距增大、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必须实施新一轮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其重点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吸收和培育更多的高级要素，不断提高对全球高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虹吸能力、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具体来讲，在对外开放政策上，要尽快对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作适当调整，强化“鼓励”一般贸易和高质量外资中的高级要素的因素；在对境外的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要强调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的利用；在产业发展方向上，要依托高级要素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生态宜居为标准，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一个国家或区域实现现代化，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总体上达到公认的世界较高水平，实现工业化地区、城市化地区和生态功能区的整体协调发展。以往的现代化注重工业化、城市化，当今的现代化注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今后的现代化注重生态化、全球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苏南地区，建设现代化示范区的重点在于建设生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以生态宜居为标准，推行新型城市化，加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创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模式，传承和创新苏南文化，把苏南地区打造成为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生态环保宜居区，从而不断提高区域现代化水平。

以民生幸福为宗旨，努力建设“幸福苏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惠民发展原则，以完善公共服务为重点，以实施民生项目为支撑，以提高幸福指数为目标，切实加大投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设公平正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归属感、自豪感、幸福感，努力建设“幸福苏南”。突出民生为本、民生优先，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细化落实民生幸福工程的具体举措，把“六大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即教育成才工程，文化繁荣工程，就业增收工程，保障提升工程，全民健康工程，平安创建工程。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9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篇10

一、长江与区域发展密不可分

长江是横贯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重要纽带

长江作为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江河，横跨我国华东、华中和西南三大经济区，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干流流经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600多条支流延展至全国742个县市。她不仅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哺育了亿万炎黄子孙，而且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特别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三大战略的实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

长江流域是中国区域发展优势资源的高密集区

长江流域总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5，拥有中国最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发展空间。流域内丰富的水土、能源、航运、岸线、矿产、森林、物种等资源及其较好的组合配置，为区域乃至全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开放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作为长江流域的精华区域，沿干流两岸的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已成为中国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黄金地带和实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驱动轴”。

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为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取得了辉煌成就，有力支撑了区域乃至全流域、全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江流域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日益完善，成功抵御了多次洪旱灾害'为保障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成效显著，三峡等一大批综合利用水利枢纽陆续建成，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金沙江干流梯级水电开发稳步推进，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按计划开工建设，我国“四横三纵”的水资源配置战略格局正在形成。长江干支流通航能力不断增强，黄金水道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长江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流域水质总体良好，优良生态得到有效维护，保障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

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各项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长江流域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流域水利事业发展后劲，反哺和推动了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如长三角地区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已经成为提升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体制环境支撑下，长三角地区把水利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切实加大水利投入力度，积极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有望率先实现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重大跨越。江苏省已经明确，到2015年初步建成现代化水利综合保障体系，到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二、长江与区域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带来新挑战

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长江流域气候异常，极端天气频繁，部分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西南五省大旱、汶川及玉树特大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沿海超强台风影响等均发生在长江流域，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受到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首先，随着全球范围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资源储量的日益锐减，以及日本地震、海啸引起人们对核电开发安全性的质疑，能源危机、能源安全再次引起全世界关注。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中的廉价、容易形成供给规模、能够改善电网结构并保障安全、有利于保护大气及生态环境的优质能源，再次受到青睐。开发长江上游地区丰富的水能资源，加快水电建设是缓解国家能源危机的战略性选择。其次就是粮食安全问题。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七连增”，但全球粮食市场动荡不定。为应对高粮价时代的到来，我国提出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要求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的基本供给。长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盆地被称为“天府之国”，中游两岸被誉为“两湖熟，天下足”的富饶之地，河口三角洲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作为全国现代农业和粮食主要生产基地，长江流域粮食维持高产稳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提出新要求

近年来，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推动东部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虹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区域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也已获国务院原则通过。国务院还先后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加大了对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力度。可以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形成。这些重大战略布局主要聚集在长江流域，都对流域水利整体保障水平和重点支撑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流域水利现状和治江工作内在矛盾昭示新考验

目前长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21％(以理论蕴藏量电量为基数)，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只有18％，无论与国内其他流域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流域内东中西部之间、整体与局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水利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发展不够、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十分突出。长江总体防洪能力显著提高、综合防洪体系不断完善与中下游河道泄洪能力不足、局部地区和部分支流防洪标准偏低交织并存；长江水资源总体开发利用率不高与部分地区无序开发、过度开发、低水平开发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交织并存；长江水量总体充沛、产水与补水能力强与流域局部地区资源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交织并存；长江水质状况、水生态环境总体良好与流域部分湖泊、干流沿岸城市水域以及部分支流水质污染、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珍稀水生生物濒危交织并存。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长江综合治理，推进治江事业科学发展。

区域社会管理和流域社会公众寄予新期待

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总体上步入了法制化轨道，依法治江不断加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基本形成。但高效的跨区域、

跨行业协调机制尚待建立，流域水行政管理中责权不清、手段缺失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执法监督能力需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流域管理不仅是国家公权的管理，还应当是具有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性管理。社会公众对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的关注、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热切期盼，都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流域综合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积极向社会公众传递科学治江理念，实现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长江与区域发展的几个关系

正确处理流域综合规划与区域规划、产业振兴规划的关系

流域综合规划、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规划、国家产业振兴规划都是由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家重大战略规划。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汽车、钢铁等产业振兴规划，在长江流域实施了长三角地区等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也即将报国务院待批。虽然这些规划分别围绕产业、区域、流域进行布局和定位，但其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原则指导下，做好流域综合规划与区域规划、产业振兴规划之间的统一与衔接，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提出流域综合规划、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规划、国家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规划、专业规划，都必须从思路对接、政策协调、法律法规保障和监督执行上进行协调统一，必须充分考虑长江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优化产业布局，做到以规划统筹开发与保护，以规划协调生态与发展。

正确处理流域综合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的关系

流域水资源的不可分割性、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依存性，决定了必须以流域为单元，逐步实现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流域综合管理。“协作性公共管理”是实现流域综合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我们倡议借鉴国外大江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民主、协调、高效、权威的流域综合管理机构，强化对流域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和一体化管理。通过流域综合管理机构协调下的“协作性公共管理”，协调处理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利益相关方的各自责权，做到科学分工。互相支持，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公共管理协作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利保障持续化。

正确处理流域经济和省域经济、沿江沿海经济的关系

对国家而言，流域经济、省域经济和沿江沿海经济都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流域经济是一个国家国土经济的主干。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发达的经济走廊和经济重心地区几乎都分布在主要江河流域，如莱茵河、密西西比河、伏尔加河。省域经济是构成流域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基础。沿海，沿江经济则是发挥“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区位优势形成的引导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不同经济形态。长江经济带包含了流域经济、省域经济、沿江沿海经济的所有要素，形成了产业聚集、资源富集、城市密集、辐射力强、关联度高的巨型经济走廊，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一定要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科学处理一体与多元、内生与开放、稳定与发展、互补与排他、依存与制约、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既发挥省域经济、地方经济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又要弱化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加强流域经济、沿江沿海经济的协作性、互补性，形成流域经济和省域经济、沿江沿海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正确处理流域水利“短板”和区域比较优势的关系

与全国水利形势类似，长江流域同样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利保障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部分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流域水利“短板效应”日益明显。要把补齐流域水利“短板”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推动区域水利与经济社会科学协调发展。下游地区要协调好水资源供用耗排的关系，优化利用岸线，合理控制与利用洲滩，加快现代水利建管体系建设；中游地区要围绕粮食主产区和加工制造业基地建设，着力改善水利基础条件，继续加强防洪减灾综合体系建设，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力支撑；上游地区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有序开发水能资源，提高西部大开发的水利保障能力。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特色支柱产业。下游地区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上游地区应该发挥资源优势，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降低生产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有序承接下游地区的产业转移；源头地区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维系好优良的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合理、渐进地开发自然资源。

四、统筹协调长江与区域发展的重点工作

打造安澜长江，增强区域防洪减灾能力

长江流域防洪保护区是流域乃至全国精华地区，防洪保护区面积占全流域的8.54％，但是其人口、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约占全流域的27％、40％和57％，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型城市均在其中。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已有较大改善，但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仍不完善，上游和支流防洪及山洪灾害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我们必须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根据不同区域防洪形势、工程现状，完善长江流域防洪体系，增强区域防洪减灾能力，从根本上解除流域人民的心腹之患。上游地区应加大山洪灾害防治和中小河流治理力度；中下游地区应重点完成连江支堤、“两湖”重点圩垸堤防、支流重要堤防等达标建设，完成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全国重点防洪城市及省会和地级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加强蓄滞洪区建设、河道整治、涝区治理及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确保长江岁岁安澜。

维护健康长江，确保区域经济永续发展

维护健康长江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基本理念。健康的长江一方面应该具有足够的、优质的水量，供给和维持其自身的动力，保持河道和河势的基本稳定，河流生态系统能够承受外界干扰并自行恢复，另一方面，还应该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发挥其不同的服务功能，满足人类合理需求。我们提出把维护健康长江的重心放在生态脆弱的源头区、水电开发主战场的上游地区、与饮水安全息息相关的重要水源区、洪水威胁严重的中下游平原区、作为重要湿地的“两湖”以及河口地区等关键区域，根本目的就是确保重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既要让长江永葆健康，又要让健康长江为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提供基础性、永续性支撑。

构建和谐长江，推动区域社会管理创新

构建和谐长江的本质就是促进人水和谐，以人水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社会和谐推动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水和谐也是区域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构建和谐长江，促进人水和谐，就是要按照不同区域、不同河段的功能定位，合理有序地规范经济社会行为。在水资源紧缺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要与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在洪水威胁严重地区，城镇发展和产业布局必须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严禁盲目围垦、设障、侵占河滩及行洪通道，科学建设、合理运用分蓄洪区，规避洪水风险。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行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方针，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严禁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我们要把构建和谐长江同流域内各区域、各行业、各阶层的社会管理工作结合起来，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区域建设，以及“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中要做足做好“人水和谐”这篇大文章，发挥好示范和带头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长江流域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

共谋福祉长江，提升区域人民幸福指数

长江是母亲河，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福祉之源。在新时期治水思路和长江水利发展战略引导下，长江以其丰沛的径流和良好的河流完整性。稳定性维持着流域生态平衡，保持着无穷的活力和生物多样性，充足的蓄泄能力和供水、灌溉、发电、航运、水产养殖、旅游等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使流域上下、大江南北更加美丽富饶。我们要共谋福祉长江，使长江真正成为流域乃至全国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的可靠保障，成为民生水利的最大贡献者、优势产业群落的最佳聚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之源，不仅为流域4亿人民带来永续的福祉，而且为全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快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心愿，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更需要区域间、国际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长江委愿与各区域、各行业、各阶层一道，同心同德、群策群九确保长江水资源永续利用，为推动区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长江与区域发展――第四届长江论坛南京宣言

我们认识到――

长江作为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其干流流经中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横跨中国华东、华中和西南三大经济区。长江不仅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哺育了亿万炎黄子孙，而且成为当代中国水资源配置的主要基地、实施能源战略的重要支撑和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的关键组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脉。长江流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区位优越，交通发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及沿江各地高度重视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治江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依托长江丰富的资源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优势，沿江两岸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上海浦东新区、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成渝经济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发展日新月异。以上海为龙头，以南京、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纵连南北，通江达海，已成为中国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黄金地带和实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中心地带。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自然禀赋优良，水利条件优越，交通运输发达，经济基础雄厚，体制机制健全，城镇体系完备，科教文化先进，是中国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提升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我们关注到――

由于发展基础差异和客观历史原因，长江流域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发展不协调现象依旧明显，沿江地区经济联动发展尚未实现，流域统筹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

长江流域虽然水资源较为丰沛，但是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略高于中国平均水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多和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长江流域的基本水情，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受全球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长江流域极端天气频发，区域性大洪水和特大干旱时有发生，防洪保安与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薄弱日渐暴露。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流域用水总量不断攀升，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城市江段水质较差，局部求生生物生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加之长江上中游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强度逐步加大，全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叠加累进影响不断凸现。水资源管理、节约与保护任务十分繁重。

在长三角地区，长江河势尚不稳定，防洪压力仍然很大，防洪安全保障能力亟待提高。长江河口水、沙、盐情况复杂，咸潮上溯问题不断加剧，入河污染物排放总量依然较大，部分水功能区水质尚不迭标，供水安全与生态安全亟需保障。长江岸线和滩涂资源稀缺且利用不尽合理，湿地面积日趋减少，岸线和滩涂开发治理管理亟待强化。长江下游航道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干线航道系统治理和主要支流高等级航道建设亟需加快。

我们倡议――

中国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有关国际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流域内各地区团结起来，切实强化区域协作与国际合作，积极践行以“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为基本宗旨的治江思路，科学处理长江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水生态承受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优势，进一步完善流域协调机制和区域联动机制，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为契机，加大区域合作联动力度，强化区域发展功能区划，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长江水土、水能、水运、渔业、岸线和滩涂争资源，努力实现长江流域各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要更加注重区域规划与流域综合规划的有机衔接，更加注重流域管理和区域发展的统筹协调，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开发、水害的综合治理、生态的全面建设及环境的有效保护。要继续加大对水利、水运和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实施长江堤防加固、河势控导和航道整治、水资源保护以及水生态修复，加强长江岸线和滩涂开发治理管理，严格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制度，全面提升防洪保安、水资源保障、通航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积极推进实施中国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切实发挥引擎带动作用，为加快构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改革创新的引领区、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医和国际化发展的先导区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