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十篇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1

【关键词】市民社会发展，葛兰西，哈贝马斯

20世纪之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以葛兰西为代表。第二次是从80年代末至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市民社会从经济的角度规定市民社会，转移到主要从文化角度规定市民社会，即由把市民社会看做主要是经济活动领域，转移到把它主要看做是一个文化批判的领域，看做是一个建构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伦理的社会空间。

（一）葛兰西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界定

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垄断的形成，而在政治文化领域则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得到了更新与改造。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分注意对市民社会中各种自治团体和组织的影响和统合，极力把它们纳入到国家的政治观念框架之中，使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野的”帮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作用之下，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在表面上已经成为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之上的合理形式。葛兰西较早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并以市民社会理论对之进行批判。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取向，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属于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经济活动领域，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在他看来，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二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领域分别是对社会实施统治的不同权力形式，前者实施的是强制性的权力，后者实施的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文化领导权”。对此，他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之为‘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的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的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实际上，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或民间的机构之总称，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主要是指文化一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这一领域乃是统治阶级实现“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又译“文化霸权”）和革命阶级建立对立的“文化领导权”的主要领域。

葛兰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改造现实社会提供一种理论武器。他在把市民社会延伸到文化批判领域的同时，剔除了经济关系领域，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它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巩固这一事实，认为必须从经济的批判转向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才能切中要害。葛兰西的这种理解开辟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赋予市民社会理论新的意涵。此后，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显然继承了对市民社会概念所进行的这一创造性的发掘，把视线从经济关系领域转向了文化批判领域。

（二）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推进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于二战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国家干预主义普遍盛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计划更是无所不包，几乎垄断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背景下。面对这种情况，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而至后来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现代国家神话的最终破产，市民社会理论成为人们重新思考合理社会秩序的最佳理论定位。

哈贝马斯在综合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将市民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从文化角度对市民社会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则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它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为人们提供了对讨论和争论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场所或论坛，在这里理智的辩论占主导地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概念中的第一个领域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范围重合，属于狭义的市民社会，第二个领域则大致和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所指涉的范围重合。

在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的“私人自治领域”中，他更重视第二个领域，即社会文化系统。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文化危机正是来自国家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破坏。他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经济系统、政治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来自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领域，政治国家是在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原则塑造起来的。只有当社会文化系统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高度的自治和空前的解放，并且与政治国家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现代国家才具有不竭的合法性资源，社会才会获得良性的发展。

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强调的侧重点的确有所不同，前面两个强调经济领域，后一个则强调社会文化领域，但不能仅仅据此就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从市民社会的现代旨趣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法来看，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在论述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时所依循的理论框架，是由黑格尔法哲学初步勾勒出来，并得到青年马克思的加工。”

参考文献：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0年版，第7页。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2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定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党在市（州）域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领导干部队伍，增强党员干部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社区建立社区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商共谋、群团组织与党政部门参与社区治理等机制。

（二）目前，已制定完成了红白理事会的管理办法，并且现已将社区“四议两公开”制度下发至社区中，坚持落实好全县100%的村（社区）能够落实好重大事项决定，对全县的村（社区）也同时要求必须在做重大事项决定时要积极与进行反馈，做好下一步工作

（三）重点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社区社会组织，引导其贴近百姓的需求，开展服务活动，积极解决民生问题。在今年年底，将联合工青妇、群团组织、社区计划进行一场规模较大的社工考试，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政策性的奖励机制，积极的争取县委、政府的支持。同时也让广大的社会人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社工的重要性，积极的参与到建设的队伍中。

（四）在推进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着重推进对社区现代化的打造。现目前已将色须社区亲民化改造已基本完成，尼呷镇一社区、二社区亲民化改造已完成，为解决洛须镇社区的办公场所，现目前与县委组织部在积极的争取中，现已在进行社区整体建设中，预计年底完工。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3

今天我们召开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交流座谈会，主要目的是交流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发现差距和不足，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我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具体措施。刚才，我们交流学习工作经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谈了认识，查找了差距和不足，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讲的都很好。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积极创新思路，精心谋划部署，总结形成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有序推进，但对照中央和省、市委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外发达城市的先进经验做法，我区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上有差距。各领域党组织书记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认识还远未到位，对党建工作的理解和认识还仅仅局限在本单位、本部门，包括部分社区书记也是简单地把社区党建工作等同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没有站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和高度来谋划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没有把驻区单位党建、社区党建工作放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这个“大盘子”中考虑谋划，条块不能有机衔接。

二是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上有差距。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还缺乏做政治工作的意识和能力。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却被忽视了，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大多数社区服务中心缺乏党建引领的元素，没有明显的标识，没有展示出组织的作用。有的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愿不会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教育引导群众、发动群众，服务手段跟不上。有的社区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活动，但开展的活动中红色因素太少、甚至没有，仅仅是为搞活动而搞活动，凝聚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的功能弱化。

三是工作措施落实上有差距。部分街道(社区)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网格化管理、区域化联建等工作浮在面上、沉不下去，坐等群众上门多、主动走访入户少，与辖区单位联建也仅仅停留在签订协议书、召开联席会的层面，共议大事、共商急事、共解难事少;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措施方法单一，项目设置少、活动载体少，还是简单的捐款、打扫卫生等，针对性不强，在职党员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是党建工作融合发展上有差距。一些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共建热热闹闹，但不愿参与新兴领域党建，认为管多了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有些甚至认为是一种累赘，不愿抓、不敢抓;一些街道社区抓新兴领域党建没有抓到点子上，没有找到街道社区和新兴领域党建的契合点。

五是系统性推进党建工作上有差距。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充分反映出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差距还比较大，贯彻落实好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还任重道远。下面，我就进一步推进我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谈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内涵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两个概念：

第一，要搞清楚什么是城市基层党建?所谓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

第二，要搞清楚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到底有什么区别?从我的理解来看，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是一种整体与局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基层党建，是城市地域范围内基层党建的新形态，是城市社区党建、区域化党建的升级版，是城市各领域围绕社会治理形成的整体性、区域化、系统性的大党建。只有围绕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坚持以区域化管理为抓手，通过重构组织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组织功能，实现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同步，才能抓住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主题，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为此，大家在推动城市基层党建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转变：

一要转变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才有可能跟进。要切实认清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理清与社区党建的关系，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转变城市基层党建就是城市社区党建的思想观念，以系统地思维来看待城市基层党建，牢固树立起系统建设整体建设的观念，切实把城市基层党建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工程来推进。

二要转变工作思路。新形势下，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基层党建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守正出新，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期待相适应，真正做到城市每发展一步，党的组织建设就跟进一步，党的作用发挥就深化一步。因此，大家要切实转变以往那种就党建而抓党建的工作思路，要把“促进城市建设、提升社会治理”作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定位和目标，整体研究谋划、统筹推进城市各领域党建工作。

三要转变工作方法。我们要在工作方式上大胆创新，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让群众真正融入社区，让群众参与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来，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要及时转变以往那种只会干、不会说、不会总结的工作方式，加大工作提炼、总结、宣传力度，不断提升我们创新做法的内涵和层次。

二、注重运用创新思维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一要强化党工委领导核心作用。各街道(社区)党工委要牢固树立城市大党建理念，紧紧围绕强化政治、服务两个功能，充分发挥好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大党委”制和“兼职委员”制，择优吸纳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党组织负责人或党员负责人为兼职委员，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与辖区单位党组织沟通协调，解决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在服务群众时要把党的标志亮出来，开展活动时要旗帜鲜明体现党的色彩，要从一点一滴的为民服务中增强党的威信和影响力。

同时，为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区委、区政府印发了区深入推进城市街道(社区)治理和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各街道(社区)内设机构由原来的“一室一会四中心”改为了“一室五中心”，功能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各街道(社区)要在内设机构力量配备上合理分配，使后台工作更加高效。要进一步深化网格党建工作，按照“点片结合、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综合服务、统筹协调、全面覆盖”的原则，灵活设置党建网格。

党建网格与综治网格要统筹设置，要统一、要重合。要探索实行“街(巷)长”负责制和建立网格(小区)支部、楼栋党小组，社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兼任街(巷)长，每个网格确定1名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等担任，每个网格配备1名以上专兼职网格员，进行分片负责，实现管理到位、服务到家。

二要深化社区与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形成城市基层党建的整体效应，必须解决在城市各领域党建“各自为政”的问题。各街道(社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建立完善工作例会、议事决策、联席会商等制度，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共驻共建，切实在协调、服务、共商中让辖区单位增强主人翁意识。要全面推行“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党组织双报到”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单位、行业党组织共建协议，开展“契约化”共建，在充分结合社区实际的基础上，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化党建项目，真正实现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有效对接。要突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意识，发挥社区党工委的主体作用，建立条块双向用力机制，探索建立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等机制，实行“驻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在职党员参加社区活动双报告”制度，强化驻区单位认真履行参与城市基层党建的工作责任。要加大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的整合力度，特别是要协调整合开放驻区单位活动场地，运用人才专业技能为群众提供服务，发挥最大效益。

三要推进街道社区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共享。商务楼宇、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是城市的有生力量。他们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覆盖对象，更是参与治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各街道(社区)要创新组织覆盖方式提高覆盖实效，推进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和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在商务楼宇，要探索由街道(社区)党工委统一领导，依托商务楼宇内的物业公司、产权单位、骨干企业等建立楼宇党组织，根据入驻单位规模大小和党员数量，由楼宇党组织推动入驻单位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在各类园区，要以园区为单位建立党建工作机构，能单独建立党组织的单独建立，暂不具备条件的，建立联合党组织。依托街道社区、依托协会商会，或依托产业链建立党组织，通过党组织把他们联结成一个整体，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在商圈市场，要依托街道(社区)党工委或市场管理部门在商圈市场建立党组织，然后向商圈市场内的各个商家、店铺拓展延伸。依托监管部门，将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等党建情况纳入“登记申报、年检年报”范围，从源头上把商圈市场党建抓起来。

要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通过党建示范点、党建品牌创建等工作，打造一批如金政物业、天一美居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典型，切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我们将进一步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由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统一负责对辖区内新兴领域党员和流动党员的兜底式教育管理和服务，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

四要加大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力度。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然，创新并不是说就必须是别人没做过的，学习借鉴外地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再结合我们的实际，体现我们的特色，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创新做法。各街道(社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树立精品意识，创新工作理念，针对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每个社区要抓住2—3个创新点持续用力，把党建工作做精做细做实。

比如，辖区单位比较多的社区，就要在区域化党建工作方面下功夫，从制度机制、具体举措、载体平台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推进、多角度融合，探索建立起完善的双向服务、双向互动、双向评价等长效运行机制;在职党员多的社区，就要针对在职党员的不同特长、兴趣爱好等设计不同的载体，分类施策，使在职党员的作用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商圈市场、商务楼宇多的社区，就要兼顾有形和有效，持续推进“两个覆盖”，结合行业特点、企业属性、员工特点等实际，通过设立党建服务中心、创新设计服务载体、共建载体等措施，使城市基层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共赢;对信息化配套设施比较好的社区，就要突出党建信息化建设，考虑在“智慧社区”建设上先行一步，实现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度融合，等等。

在8月中旬前，每个社区都要结合前期安排的共建共治共享试点方案，整体考虑、系统谋划，拿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提升工作方案，提出创新点，报区委组织部审定后创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争取今年年底前，在全区城市基层党建的各个层面上创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亮点的党建品牌，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牌建设梯次。这个方案要突出以街道(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统筹区域化党建平台，整合服务资源，增强领导力;突出支部建设标准化、党员管理常态化、民生服务精准化;突出以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我把它简单归纳为“一核三化一目标”城市基层党建提升行动。

五要着力加强党组织引领功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体现在方方面面和各项工作中，具体要做到“三个加强”：首先是加强政治引领。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开展“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落实党的各项任务，引领各类组织严格按党章党规办事，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在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行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是加强组织引领。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队、党员责任区等活动，依托各类志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引导党员做到“四个合格”。

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再次是加强服务引领。要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组织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困难和问题。要加大特殊人群关爱帮扶力度，通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特别是团委、妇联要结合党建示范点创建和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跟进开展团建、妇建工作。

六要切实强化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指出，基层党建要同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善于用党的资源来撬动社会资源，用体制内组织带动体制外组织，避免党组织单打独斗、包办代替，体现“治理”的本意，体现党建引领治理的要求。要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能力。要进一步强化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通过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委员会，积极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院门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

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以保障群众有效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党工委领导下的居民议事程序，探索建立社区党工委和居委会、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利益相关方等“多方会谈”以及收集问题、确定议题、协商议事、跟踪落实等民主协商机制，扎实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进一步加强群众教育引导。要依托道德讲堂、市民学校、社区大学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推广“时间银行”“道德银行”模式，大力加强全区统一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推行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引导居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居民公约，发挥居民公约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作用。培育社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组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健全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各街道(社区)要结合实际，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根据社区居民爱好、特长和需求组建社会团体，指导扶持初创期社会组织成长，将居民零散纷杂、自发性的活动纳入社团管理，逐步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

要坚持政府直接提供与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打造社会组织平台，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依托的“四社联动”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三、着力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保障

改进和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政治性很强，责任重大。大家务必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担负起组织领导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一要靠实工作责任。责任压得紧，任务才能落得实。各街道(社区)党(工)委要负起主体责任，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强化研究部署，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位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作为书记突破项目，牢牢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研究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在实践中创新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区委组织部也将强化对重要问题和政策的研究，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具体指导，抓好督促落实。

二要加强督查指导。没有督查，落实就容易打折扣、走过场。今后，我们每个月将召开1次社区书记论坛，交流工作经验、研讨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建立基层党建调度通报制度，听取汇报，通报情况。同时，将把推进城市基层党建作为目标责任考核、基层党建巡检观摩、党建工作季度督查和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对大胆探索实践、成效明显的，给予表扬奖励;对推进不力的，进行批评教育;对搞形式、走过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问责。

三要强化阵地建设。办公及活动场所是承载社区管理服务的基本要素。各街道(社区)要通过整体性规划、系统化配置、精准化对接、高效能管理，加大活动阵地改造力度，推行“一室多用、集中服务”，持续优化阵地功能。要把社区自有的、驻区单位开放的、区域内公共场所等阵地充分利用起来，每个社区总体不少于1000平方米。要健全社区服务设施运行管理制度，探索社会化运作机制，全面延时服务，切实提高服务效率。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4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3.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242－02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5

论文内容提要：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该文论述了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人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后，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经济的集聚作用下，这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全国平推一盘棋，而是形成若干个都市圈。这个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大都以一个或以上的城市为中心，涵盖周围若干个城市。如南京都市圈就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了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江苏和安徽两省，覆盖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8个城市。参照日本的经验，每个都市圈一般以120公里到15。公里为半径，所覆盖的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圈内GDP约为1000亿美元。

根据预测，我国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将有可能形成20个左右的都市圈，其中包括京津都市圈、大齐(大庆、齐齐哈尔)都市圈、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成渝(成都、重庆)都市圈等。每个都市圈都是由十几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除了这“20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像厦门、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带动作用，可能会形成相应的都市圈。

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0所以，研究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圈经济发展催生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所谓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他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二是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三是区域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区坷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关系。①区坷公共管理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制定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地方实际、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配套的区域性政策体系和与国家大法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地方法规体系;其次是实施区域性整体规划、调节和控制，建立并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当的投资规模和坚实的环境保护基础;再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简单，公共事务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人类历史迈人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全面进人到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市场无界化的高歌猛进。于是，跨国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便大量滋生，并呈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正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所言:“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那种管辖范围应径渭分明，部门之间须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见着过时了。不仅在经典联邦国家，管辖权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模糊，政府间讨论、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长，就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公共生活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可唤做‘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圈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既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争政策的“府际之争”，也存在着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的“府际冲突”。诚然，竞争和冲突既是客观的，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使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的跨界性、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地方竞争问题等等。“特别是在都市圈的建设中，各种跨界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成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最佳生长点。

以上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所能胜任的。我们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湖蓝藻危机就更能清楚地说明这点。在太湖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上海、苏州、无锡、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厂林立，工业发达，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太湖流域的这5个市分属于沪、苏、浙3个省市，在环境治理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由于长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通畅的地方政府沟通、合作机制。所以责任不清，导致各方大肆排放污染物，最终污染物超过了湖体的环境容量，终于导致了跨界的大型污染。

因此，都市圈各政府组织基于本身合作的必要性、意愿和专业需求、财政资源和风险分担，以及追求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会采取有限合作、适当合作或大型合作等方式来从事跨域或跨界合作以满足其实际需求c0这就要求区域政府做到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例如，建立政府间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协商机制，既能纠正“命令机制”僵硬化的弊端，又能弥补“利益机制”局部化的缺点。以灵活多变的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等方式发展合作关系，追求政府间信息分享、关系交换等目的c0实际上已经有都市圈率先进行了尝试:在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中，1992年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于 1997年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2004年“泛珠三角论坛”的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以及区域内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与秘书长协调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举措。

二、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阻力分析

1.行政区域壁垒的客观存在

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各级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地方政府往往首先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利益的突出特点就是排他性，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使区域性的有序竞争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对内开放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法国经济学家庞塞特(Sandro Poncet)经过研究就发现，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省际贸易量呈下降趋势:1987年，省际平均贸易量在GDP总量中占54% ，1992年下降为50% ，1997年下降到38%;中国省际平均贸易量在各省总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1987年为88% ，1992年降为80% ，1997年则降为66%;中国各省平均商品吸收额中，外省生产的商品所占比重1987年为34% ，1992年减为27%，1997年只占20%扩5行政区划壁垒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最大的直接阻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制上的阻力。

2.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由于受到“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的驱使，各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往往热衷于向见效快的行业投资，重复建设情况比较严重。举一个例子: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容易引起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长此以往将损害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地发展。这实际上是源于结构上的阻力。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缺少实质性的整体规划，不能就促进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达成共识的话，这种结构上的阻力仍将顽强地存在。

3.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由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挂钩，地方政府往往以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长三角区域内共有开发区199个。而港口的重复建设更是矛盾重重，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 9公里就有一个。结果是，一方面有的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投资建设新的港口。c长此以往，会造成都市圈之间的恶性过度竞争，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这一切都是源于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嫁的阻力，实际上可归结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阻力。如果在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改革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官员还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地区的全局利益，那么这种阻力也将长期存在。

4.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

5.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够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选择。虽然人们对于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已达成共识，但到底什么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其基本特点和内容有哪些，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传统政府体制有哪些区别，如何做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等，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理论认识的争议，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就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不可避免地构成理论指导的阻力。所以，各地政府提出的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就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因此，在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时有把它简单化的倾向，也有把什么都往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身上靠的倾向。对此，我们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前进、实践又推动理论进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三、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1.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各地政府实际上已成为了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各地方的利益径渭分明，甚至高于一切。如果在都市圈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所引发的公共管理问题又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仍然抱着本位主义，从传统的地方利益观念出发，独善其身的话，必将会造成“双败”、“多败”的结局。所以，要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首要的就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单位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管理的惯性思维，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比如:历史上河流往往被作为天然的地域边界，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边界划分显然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意味着两个独立的辖区就共有的公共品分割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由双方共同承担c实际上谁也不主动或不愿意承担不利的后果。

所以，各地方政府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大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做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2003年以来，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江浙沪三地高层就已经频繁互访，协商共商，对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上海已经明确把“建设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提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联动发展新路子。周边省市也都在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诸侯经济”，“主动接轨”上海。2003年5月，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合并经营，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首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成功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长三角区域政府还规划在未来5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快速交通网，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人“3小时都市圈”。旅游一体化也已经有较好进展。C此外，2003年度还签署了长三角城市中小企业政策互享的文件。

2.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和谐建设，这是体制创新的核心

事实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是广泛而合理地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该将其更加显性化和法律制度化。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以，法律法规是各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政府合作的具体规定非常少，合作往往受到领导个人意志的重要影响，靠地方领导人推动，这就使得合作的人治色彩浓厚，缺乏法制的保障。因此，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f1i皆建设是体制创新的核心。首先，建议国家尽早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使政府间的合作活动走上法制化的道路。还要及时修改其他的相关法律如《环境法》等，对区域治理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区域政府的各项合作活动都有法可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改革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办法，将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列人考核的指标并使其法制化。其次，“由于不同的法律制定主体在具体制定法律时所秉持的立法理念、看待问题的立场、方法以及立法的技术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所以由不同主体制定的法律在内容上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的事例并不鲜见。，嗯为此，都市圈内各行政区的立法主体还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立法的前提下，就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务，如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协调，构建法律的相互认可和法律资源的共享机制，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既符合行政区利益，也符合都市圈经济发展的要求。再次，各行政区司法机关之间也要加强司法协调，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司法协助，通过行政区的司法功能整合，在都市圈内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司法体系，使每个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必要时可考虑设置大区怯院，确保区域经济刊本化的良胜发展。

3.建立跨都市圈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梅，负责日常工作和合作事务的牵头组织，这是体制创新的本质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区域政府的合作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区域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是体制创新的本质。我国可以效仿国际上一些合作组织的做法，设立由相关省区派员共同组成的常设协作机构，并以各种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主要的运作模式。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基本职能:组织协调实施跨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间题;统一规划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还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组织职能。勉口长三角地区就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区域规划与产业协调委员会、重大基础设施开发管理委员会、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机构。

4.加强都市圈政府政策制度的整合，以电子政务为平台，逐步形成政策制度的一体化，这是体制创新的关键

为实现都市圈内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商品市场，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域障碍，实行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对在区域内流通的其他成员及商品，实行同等待遇;建立规范公平的质监认证制度，各方不得有排他性和歧视性规定;改善市场主体准人环境，打破市场主体准人的地区封锁，打破所有制限制，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济成份的经济组织在区域内开展经济合作0各方政府都不要介人企业间的竞争，减少对于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当地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区域环境c0在机制上，可通过制定认可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合作协议、章程等，将区域政府协调结果成果化、法规化，约束各协议方共同遵守。在内容上，侧重于产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环境等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间题。

另外，都市圈政府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都市圈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内网)，各政府机构都可以成为系统的节点，使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政府的信息融合度大大增强。同时，建立“都市圈政府联合政务网”(外网)，树立对外的整体形象。都市圈可率先在户口管理、人才流动手续办理、车牌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上加快一体化网上办理，形成强大统一的城市一体化品牌。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6

论文关键词：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社会解放 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正式形成“经济基础”这一科学概念之前，市民社会一直是其运思的基本范畴之一。在1845-1846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里所讲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政治国家和“观念”即意识形态则是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中，是不存在市民社会的。或者说，政治国家是与市民社会直接合二为一的。他说：“中世纪各等级的全部存在就是政治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是国家的存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得以分离，市民社会才得以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在近代思想史上，黑格尔首次辩证地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归结为“特殊性”和“普遍性”两个不同的范畴。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由此出发，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科学地提出了批判并超越市民社会的要求。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作为一个真正的市民，他处在双重的组织中，即官僚组织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之中”。作为市民，“在后一种组织中，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处在国家之外的，这种组织和政治国家本身没有关系”。作为公民，“他要成为真正的公民，要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市民现实性的范围，摆脱这种现实性，离开这整个的组织而进入自己的个体性，因为他暴露出来的个体性本身是他为自己的公民身份找到的唯一的存在形式”。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脱离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经验的现实性，因为作为国家的理想主义者，公民完全是另外一种存在物，他不同于他的现实性，而且是同它对立。因此，“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这种抽象的完成同时也是它的消灭”。 

在深刻描述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和对立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并讨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两个范畴，指出它们是人类解放的两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带有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社会解放”，而人类解放则是彻底的、普遍的“社会解放”。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成几个组成部分，但对这些组成部分本身并没有实行革命和进行批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犹太人、基督徒，一切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可是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因此，即使人已经通过国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受着宗教的限制。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结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扬弃市民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达到彻底的人类解放呢?对此，马克思充满激情地写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发现了这个辩证法的体现者，即无产阶级。由于这一等级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所以它所从事的社会解放必将打破所有束缚人类发展的锁链，全面实现社会自由，这一社会自由将不再受到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并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的目的就是消除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存在即个体存在和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类存在即社会存在的矛盾，就是克服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异化。而这只用通过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始终是围绕经济关系这根主线进行的，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理论特质。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流变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后，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与黑格尔—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有葛兰西、哈贝马斯和柯亨、阿拉托等。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市民社会”归到经济基础的范围内，但葛兰西却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见解：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 

在上述见解中，葛兰西主要强调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一致性。他认为，政治社会代表暴力，作为专政的工具，它被用来控制人民群众，使他们与既定的经济关系保持一致，它们的执行机构是法庭、监狱、军队等等；市民社会则代表舆论，它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起作用，在这些组织中，最主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和学校，另外还应包括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的组织，如报刊、杂志和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起反作用。葛兰西则反对把两者的关系理解成决定和被决定关系，他更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特别是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葛兰西的上述见解隐含着他对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独特理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文化方面）起着比政治社会更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光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的，而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他们广为宣传、从而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的。 

而柯亨、阿拉托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法已经过时，主张采取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分法，从而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含义推向了极端。不管“上层建筑层面论”还是“三分法”都是根据变化了的历史现实，对市民社会做出的新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们都是抓住一个新的关注点不放，而忽略了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其它层面，特别是放弃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政策的某些调整，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限制了其理论运思的眼界和深度。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个人、经济和“生活世界”的大规模干预，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而国家的合法性是由社会文化系统制造的，而文化系统属于市民社会的范围，由此引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指的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公共领域指的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国家的非官方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可见，他既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把市民社会归入上层建筑层面，也没有像柯亨、阿拉托那样把经济领域独立出市民社会，而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两分法的基础上，根据市民社会在当代的新变化做出了新理解。他重点分析了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即社会文化领域，并用“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他的“系统世界”包括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而“生活世界”就是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领域。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正在受到“系统世界”中政治化和商业化原则的侵蚀，而使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日渐萎缩，导致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因此，他主张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使社会文化领域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高度自治和空前解放，国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进步与发展。 

从上文可以看出，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强调的侧重点的确有所不同，前面两个强调经济领域，后一个则强调社会文化领域，但不能仅仅据此就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从市民社会的现代旨趣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法来看，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共同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 

在19世纪，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结为“物质交往关系”，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但决不像一些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同样也决没有这样理解市民社会。他们没有强调社会文化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由他们所处的现实条件决定的，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自身不会发展变化拓宽领域，所以也不意味着他们否定社会文化领域成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市民社会也不可能固守住经济领域而停滞不前，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国家职能的扩展使市民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系统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干预，商业化和政治化原则的盛行，使人们专注于追求金钱和权力，使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领域变得低级庸俗，市民社会的文化批判精神日益被削弱。哈贝马斯正是根据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新变化，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基础上为市民社会概念增添了新内容，他强调社会文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主张恢复市民社会的文化批判精神，但这并不和马克思相矛盾，而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在论述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时所依循的理论框架，是由黑格尔法哲学初步勾勒出来，并得到青年马克思的加工”。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7

本书首先提出了“新城市化”的概念。王旭教授钻研美国城市史多年。他认为，大都市区化是20世纪美国城市史的基本特点。美国在大都市区化方面先行了一步，其他国家或地区迟早也要步入这一阶段。这些认识在本书中升华为“新城市化”的概念。作者在总序里即明确提出，美国城市史应分为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两个前后衔接但迥然有别的阶段。在传统城市化时期，中心城市占尽风光，而郊区只不过是城市的陪衬。但是到了新型城市化时期，人口、就业、财富等都涌向郊区，郊区与中心城市呈现出新的态势，大都市区形成多中心、多节点、分散化趋势：郊区或城市地区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引擎；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在郊区普遍兴起的城镇中，出现一些经济独立性很强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复中心或多中心结构，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城市与区域规划、市民社会和社会群体关系、地方政治和政府政策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笔者认为，“新城市化”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先前的“大都市区化”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阐释了美国城市演化的新规律，它的学理意义在于纠正了近年来一些学者所鼓吹的中心城市大势已去的错误观点，契合了“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的事实。

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选取了地方政府这个切入点来进行研究。事实上，新城市化时期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一方面地方政府数量多如牛毛，分化割据；另一方面大都市区又不断出现很多管理缺口或真空，与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为此，在实践上，百年来美国城市出现了兼并、合并或联合的种种试验，但成功者寥寥；理论上有区域主义(Regionalism)、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互争雄长。从本质上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治的发展，折射了整个美国政治基本架构的问题及深层因素。美国城市史名家戴维・腊斯克(David Rusk)也曾断言，一方面，“美国真正的城市问题是种族和经济隔离，是它在美国主要城市地带催生了众多的底层阶级”；另一方面，“正是地方政府的碎片化导致了种族和经济隔离。”王旭在《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中探讨新型城市化时发现，地方政府如何适应新型城市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后来以此为题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正式开始这一系统研究。

作者阐明其思路是，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20世纪美国城市化转型以来大都市区发展的总体背景为切入点，梳理美国大都市区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对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影响，总结其成败得失，为不同地区对于大都市区经济、社会问题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和分析。遵循这种思路，作者对章节做了精心安排。第一章概述了美国城市从乡村到城市的传统城市化阶段和从城市到大都市区的新型城市化阶段的具体表征，第二章对大都市区的横向蔓延和地方政府零碎化现象做了概括，第三章则阐述了“进步主义运动”之后三大市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各自利弊和采用情况，尤其对城市经理制和市长及议会制的亚型――“首席行政次官制”做了十分精确的评析。接下来的三章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作者对区域主义、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

二

融史实于理论，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对公共选择学派的概括和评析中。通过对诠释美国民主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研读，以及对公共选择学派主将查尔斯・蒂堡特(Charles Tiebout)等人代表性著作的撷取，尤其是对公共选择学派集大成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encent Ostrom)的《美国地方政府》、《美国联邦主义》和《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等著作的阅读，作者认为，美国人的自由和自治传统，是从思想上和行为习惯上理解现代地方体制的出发点。如果政治民主被理解为多数的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操纵，那么实现这类控制的方式就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领导权的分散，以及个人能力在政治中发挥作用。在规模适当的地方社区，政治上的草根民主与经济上的市场价值得以相互融通，成为公共选择学派解释地方政府“百衲被”现象的思想源泉。具体而言，无论是蒂堡特的“用脚投票”(vot-ing with their feet)的公共服务市场模型，还是以“多中心体制”(polycentricity)提供公共服务的契约模型，都是以消费者的共同偏好作为标准，来确定提供服务的范围和水平，进而确定地方政府的功能与边界。一言以蔽之，地方居民发展了作为公共选择条件的大量地方自治单位，也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落实到了基层，多层次的、包含众多政府单位的复合制共和国成为联邦主义的独特产物。美国式自治和民主应以地域为基础。接下来，作者对最能体现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的专区做了颇为详尽的分析，明确了作为“次优选择”的专区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此凸显公共选择学派对市场经济普遍性价值的肯定和对民主精神、公共参与的强调。循此而进，作者对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的多中心治理在城市化中的表象――居住区协会和社区发展公司，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前者的封闭性和后者的开放性。最后作者对公共选择学派进行了评价：公共选择学派与区域主义的基本分歧在于，前者将地方政府仅仅视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因此注重效率；而后者则认为政府应该代表公民共同体承担更多的政治与社会职能，注重的是平等与公平。概言之，前者在逻辑上属于实然范畴，而后者属于应然范畴。

深度的延伸是与广度的扩大相辅相成的。“只有将不同层次的正式政府组织和各类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综合起来考察，才能理解美国地方政府和施政过程。”全面系统因此成为本书的第三个价值所在。

在区域主义的论述中，作者先对标志大都市区政府理论形成的代表性著作，即保罗・斯杜邓斯基(Paul Studenski)的《美国的大都市区政府》和维克多・琼斯(Vic-tor Jones)的《大都市区政府》，做了简洁有力的介绍。随后，作者直接进入与此理论探索并行的大都市区政府改革的实践，首先对兼并(即中心城市对周围没有建制的

土地和人口的兼并)的产生、决定及其过程、制约因素等做了详备的探析。作者继而从动因、政治过程、合并政府的结构与服务、成效与问题等四个方面阐释传统改革方式之二的“市县合并”。对传统改革方式之三――“联邦式”大都市区政府，作者则主要采取典型案例的方式来予以说明。作者援引莱克伍德方案说明城市县，引用1957年成立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一戴德县政府来说明“双层制”大都市区政府，用1967年建立的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一圣保罗双城大都市理事会和波特兰的大都市服务区来说明“三层制”大都市区政府。这些实践客观上检验了区域主义所主张的大都市区政府理论，作者将上述改革的困境归纳为四点：理想色彩浓厚；所主张的全能政府是不现实的；有悖于美国根深蒂固的自治传统和小政府偏好；不符合政治权力郊区化的现实。这个总结是非常精确的。1990年代区域主义东山再起，作者将其复兴的机缘和新主张归纳为“借助于1970年代以来美国公民社会传统的复苏，以问题为驱动，治理为核心，主张政府与社会合作，鼓励公民个人、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区域性事务，以弥补政府体制处理区域性事务的效力不足。同时强调州政府的作用，以州议会的立法来替代联邦政府的援助项目，实施区域性规划。”

三

努力客观地审视美国新城市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作者肯定了城市经理制这种美国最为盛行的市政体制。在溯源城市经理制的基本原则时，作者认为它的第一项原则就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由市议会承担立法职能，城市经理负责行政管理。议会职能属于政治范畴，城市经理属于行政范畴，两者互不干涉。在对第二项原则，即城市经理必须保持中立进行探讨时，作者指出，将行政权力集中在城市经理手中，城市经理对议会负责，最终受市议会控制，由此既保证了行政机构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又可以凭借城市经理及其下属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城市经理也就可以免于政治纷争，保持中立。作者认为追求效率是城市经理制的本质特征，并指出其理论来源乃是20世纪初的科学化管理运动。而在剖析城市经理制的不足时，作者指出它的第一个缺陷就是政治和行政部门的职能无法严格区分，城市经理难以保持行政中立；第二个缺陷是城市经理制政府同样需要一定的政治领导权威和责任。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8

“公民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以及其含义的丰富、公民与国家复杂关系的诠释表明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公民社会”概念问题研究的进展。进入21世纪，“公民社会”概念其理论建基于一种新的社会情势与时代背景。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一种新的社会范式，“公民社会”概念研究也将在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层面下不断深入。

关键词：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 社会范式

一、

关于civil society，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一般意义上被译为“公民社会”，在此之前的近现代西方历史条件下其长期也被译为“市民社会”概念。Civil society不同译名的不同表达，代表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从政治权利的层面偏好“公民社会”的用法，从经济生活的层面偏好“市民社会”的用法。俞可平先生在《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变迁》中认为：“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民间社会和市民社会，其实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 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 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不少学者实际上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用法，前者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1

一些台湾学者（南方朔、木鱼、江讯等）将civil 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作为相对中性的的译法，并提出所谓民间社会理论，主张通过民间力量对权威统治持续不断的抗争来建立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空间，从而形成一种“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架构。2但邓正来先生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3因此在本文中不再使用“民间社会”的概念，而是交相考察“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用法及概念演变的走向。

“公民社会”概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体现着时代进步中社会自组织的痕迹，又印有公民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从描述性、价值性与分析性的“公民社会”定义出发，“公民社会”概念既被认可为一种政治口号来使用，又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析性概念。

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命名的“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描述性定义。它在政治权利层面往往被用作动员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予社会生活，是一种直接和具有外在目的、具体的政治口号。美国学者塞利格曼指出：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用法，不同运动和政党把它作为政治口号来使用。4在西方，市民社会被用作一个政治口号以争取公民的各种社会权利（性别平等、种族和民族平等、更好的医疗保健等），并推进共同体的事业。各种新社会运动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用法即是如此。在东方，（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概念被政治反对派用来同国家相对抗以争取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公民社会”是一种伦理情境的理想模式。它是一种价值性定义。它是对社会共同体内部合理社会秩序的和谐设想，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应然性设计。按美国学者塞利格曼的见解认为这是在理念、价值与信仰层面的综合使用，为人类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幅美好生活画卷。

而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析性概念的“公民社会”，则是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使用。它是一种分析性定义。塞利格曼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的市民社会有两种宽泛的用法，第一种是在某种政治社会学的制度或组织的水平上使用。第二种是使它成为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民社会”的概念更多地被“市民社会”所取代。“市民社会” 概念占据了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文本文献。西方历史上第一本以市民社会为主题的著作------亚当.福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年首版于英国爱丁堡）------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近代历史的市民生活变迁走向。18世纪以前，针对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野蛮的部落生活，“市民社会”概念作为对立面意指人类的文明状态应运而生，它不是对应于政治社会而谈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古典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话，那么18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一种现代的诠释。正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5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卡罗瑟斯 (Tomas Carothers) 在《 市民社会》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出现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从佩因(T．Paine)到黑格尔（G. Hegel）的众多政治理论家，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发展同国家平行但分离于国家的范畴--一个市民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联合起来的领域。这种新思想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私有财产、市场竞争和中产阶级的勃兴。它同样产生于对自由日益普遍的要求，这一点从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体现......到19世纪中叶，当政治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时，这一术语被渐渐替代了。

在此情境下，我们可以判断“市民社会亦称公民社会，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社会中各个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所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过程，它通常只有在把政治国家当做自己的参照体系时才有意义。市民社会代表‘私’的领域，而政治国家则代表‘公’的领域。市民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诸如各种民间组织机构、非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社会运动等均属于市民社会的范围。”6在马克思著作的文本中所使用的“bourgeois”，成为市民社会的对应式概念。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7马克思在经济基础的物质层面上常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但后来这种看法被区隔。“就其一般意义而言，诸如‘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这些概念都不完全等同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的外延比它们要宽泛得多。”8

可见，1992年以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一般通识的意义上采用市民社会的译名。“市民社会”成为一种广义的通行用法。而“公民社会”概念的复兴则缘起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崛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对国家集权体制的反抗与斗争运动，“公民社会”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与纲领。他们以要求扩大公民社会自主的活动空间，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与控制。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学者看到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希望。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再度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在西方政治家和公众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紧随着对“Civil society”概念的深入领会，20世纪90年代后东欧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及民主化浪潮的深化，及凸显公民主体地位与加强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趋势，使许多学者对采用“公民社会”的译法已形成越来越接近的共识。甘绍平在《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中认为：“然而，促使公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进程。然而尽管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有关于‘公民文化’的讨论，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流行语词，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却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换言之，在一些发达国家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关于公民社会的描述与探讨却是后来才发生的。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第一是与一些东欧国家对建立公民社会，从而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的兴趣相关。为了满足这一兴趣，学界十分有必要从总体上对公民社会的特征做一番总结梳理。第二则是与公民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相关。人们开始探询：一种民主的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需要进行修正，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赢得丰富与深化。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二点似乎尤为重要和根本。”9

英国学者戈登.怀特在对19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的渐生并在全球地域扩张的走向作出总结时认为：“公民社会思想在任何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出了社会力量在限定、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所发挥作用这一主要问题”。10

尽管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公民社会” 概念的应用，往往容易与“市民社会”的概念混合在一起。但新近的概念应用，更多的倾向于“公民社会”上。“从中国内地的研究状况来看，最近几年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再者，就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而言，本来侧重的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公民社会确实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11出于对“公民社会”概念的政治地理环境论判断与整全性理解，何光沪在《“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中认为：“而在现代中国城乡环境差别很大，乡村居民不被称为‘市民’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一词很容易遮盖原本的政治涵义，因此应改译为‘公民社会’。毫无疑问，整个中国社会，不论城乡，都应该变为‘公民社会’，这就需要所有的中国人，不论是否‘市民’，都必须具有‘公民意识’。‘公’者，非私也。公共秩序之是否合理，的确与私人有利害关系。但是，要建立合理的公共秩序，却需要人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关系，需要摆脱短暂的私人利害考虑，走出狭隘的一己个人局限，这就是超越自我。统言之，要维护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我利益，需要建立公民社会，而要建立公民社会，又需要每一个人显示其超越自我的精神。”12

“公民社会”概念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得利于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它使得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在其外部开始渐渐地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实证意义上客观认识到的“公民社会”雏形。邓正来先生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认为，在政治层面以“公民社会”概念替代“市民社会”概念，也可以说：公民社会理念凭藉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dimension) 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相对自主的逻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其直接赖以的成因而逐渐形成种种新的理论研究的努力。这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知识范式的建构。

那么“公民社会”的用法，在理性的研究视域中，它既可是一种研究方法，又可是一种分析概念。宏观上体现为它在与国家关系的把握中；微观上，体现为它在与结为社群的公民关系的应对中。从当代中国社会分殊化变迁的进程及现实判断，“公民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非政治的社会关系领域。它大致正处于“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阶段。“公民社会”在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它的价值功能与内涵指向对于形塑兼备自由与秩序、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用重大。

二、

考察“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溯源，也主要围绕着西方文化语境层面进行。这也是“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里，“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也往往被相互替换。或者说，“公民社会”概念是对“市民社会”概念在政治及公共权利范畴上可能的替换。

“公民社会”概念在词源上来自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便由西塞罗提了出来，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3古希腊的城邦大概可算作Civilis Societas，这个概念似乎表达了一种“文明之邦”的感觉。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Civilis Societas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在《政府论》中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演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他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其政治哲学中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这是人类发展逻辑中的一个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洛克虽然已意识到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区，但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同属于“公民社会”。14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历程来看，代表共同体权威及强制力的国家与代表公民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其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分离直至相对融合的趋势。邓正来及J.C.亚历山大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的导论中，认为孟德斯鸩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原则，以建立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机制。它既指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又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15洛克、潘恩、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家，以对“公民社会”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有力论述及公共领域的启蒙运动而主张维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由此形成自由主义者的“公民社会”概念。

廖申白先生认为：“在最近十几年的中文学术文献中，公民社会的概念被使用得越来越多了。最初这个词是用来介绍国外的一些研究的。这个概念是17世纪一些西方著作家开始使用的，例如，在洛克、霍布斯的著作里面都明确使用了这个概念。公民社会产生的基础被认为是那些同国家疏离的自治的社会力量：在欧洲，这些力量包括教会、自治城市、土地贵族和独立农民；这些力量促成罗马帝国解体，并且同国王们的权力相互疏离......公民社会的更古老的源头被认为是希腊城邦社会。城邦的公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中，不从事任何谋生的职业，他们在年轻时从事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以便在需要战斗时奔赴战场；在中年时期，他们以轮流、抽签或竞选方式履行各种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成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年过中年之后，他们不再担任公职，他们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的研究，成为城邦中的咨议者；在他们内部，他们平等地、民主地分享国家的权力；在他们之外的整个社会之中，他们是作为目的存在的阶级，是保持着城邦社会的智慧的阶级，其他的阶级--农民、工匠、奴隶等等，只是为城邦提供生存资源的手段。”16

方朝晖也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详尽地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融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17

何增科在《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中认为：“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是在17—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近代公民社会理论是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武器。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得到复活。起初它主要被西方少数左翼学者和东欧一些激进学者用来批判现实社会并阐明理想社会之轮廓。80年代后，公民社会概念逐渐融入西方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之中，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18

俞可平先生认为：“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视为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概念。早期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领域。自私自利的但又享有一定权利和自由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后来的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家如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把市民社会看作各种志愿性结社的集合体。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马克思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等人认为市民社会是商业社会独有的一种文明，它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社会经济秩序。亚当. 斯密时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商业社会特殊的文明体系。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中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他通过解剖市民社会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19

19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思与米涅等认为：公民生活、政治制度与道德风习一起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因。20关于“公民生活”，马克思的诠释是公民生活“关系的总和”，又称之为社会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实质是指与“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立的“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1公民生活（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公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公民作为人的天性是历史运动的结果，也促其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善自身的社会意识。

而从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角度看，黑格尔是理论先驱。黑格尔首先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用法。“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22他在《法哲学》中把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23在他那里，市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因而，黑格尔运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目的是抬高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全式系统中，论述了从社会个体到国家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黑格尔认为国家应当绝对统领市民社会。于是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主权的绝对理念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国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并被逐渐物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24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则源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强调“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一面。要解决市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中，依靠国家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此导致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的形成，由此形成社会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这掀起了20世纪西方理论界对市民社会讨论的第一次高潮。“葛兰西重新启用公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25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纠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主张重新理解公民社会，他把“公民社会”重新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企图以此解释为什么客观上处境不利的成员仍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不仅应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维持一个特殊阶级的统治和社会大多数人日常的习惯行为的条件，让它们相互支持和加强。公民社会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对社会全体的文化霸权；或者是一个国家统治的道德内容。意识形态，或社会的统治文化风格，提供直接或间接调整人的行为，使之有序，服从规则和可预言的世界观。”26

第二次“市民社会”讨论的高潮出现在1989年后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开来，并迅速转换为“公民社会”的概念，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各种不同用法和意义的公民社会概念目前已经变得十分时髦。”27

全球民主化、市场化浪潮与波及世界各地的新社会运动，使许多民族国家的学者以西方经验为凭鉴，采用“公民社会”概念思考本国现实社会境遇，探讨“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问题。“公民社会”概念被大规模地使用，西方新左派学者、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争相投入到讨论的热潮中。

进入当代社会，公民社会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极度的拓展。出于对全球公民社会的理性认识，出于对世界社团革命运动的呼应，也出于对权威主义国家的反制，公民社会在政治与社会形式多元化的维度上得到描述。当代欧美政治哲学家用“公共领域”来阐明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他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和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范畴联系在一起论述。他在《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28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孤独、冷漠。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的公共领域，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公民自由地结合与组合，而私人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形成公众，以群体的力量处理普遍的利益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公民社会由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自发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所形成。这些社团、组织和运动关注社会问题在私域生活中的反响，将这些反响放大并集中和传达到公共领域之中。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29公共领域则成为调节国家与社会、公民关系的缓冲地带。哈贝马斯的这种用法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公民社会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加拿大社群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他认为：“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0而形成对比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激进人士主张：“市民社会仅仅是一个国家法律框架之内的自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如代议制议会这样的沟通渠道；”31

阿伦特则从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入手对公民社会进行剖析。她指出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疏是古希腊城邦互为对立的生活常态。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开放、多元与民主的政治空间，它鼓励每一个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成员自由地参与和无歧视地交流。在阿伦特那里，公共性不仅意味着无障碍的开放性，还表示着一种平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味着对多样性的尊重与肯定。自我认识离不开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在互动式的参与与辨论中，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既得到体现，人类认识自我的经验与认识社会与能力得到了提高。

两位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则干脆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从而将经济领域排出了“市民社会”的范围。他们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一书中给“市民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领域（特别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32

从哲学评介的角度，上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哈贝马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 shpere) 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能够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是充满活力的。而泰勒则从社团自治或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式市民社会观做出了重构。无疑这些理论都是公民社会知识范式建构方面的典范，但这些努力还很难说是公民社会系统理论的完全式建构；尼娜.钱德霍克则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明确指出；“一个平静的和默认的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则保证有一个反应灵敏的和民主的国家。”33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还包括英国学者约翰·基恩于1988年出版的《民主和市民社会》（《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它力图维持和重新界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界限，努力实现市民社会的民主化并完戍对国家机构的民主改造。具体途径是依靠公民们在公共领域里开展社会斗争和提出政策倡议，以限制各种强权，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以及美国学者柯亨与阿拉托于1992年出版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它着重以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综观西方学术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次大的分离：1、公民社会同野蛮社会的分离，以商业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现为标志，完成于希腊罗马时代；2、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代议制政治的形成为标志，完成于17世纪、18世纪；3、公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当代西方社会正试图完成这一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不难体会到，人类在不断进行自我的否定，不断被异化又不断超越异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在中西政治哲学视域转向的时代背景下将仍是一个富有活力与实践性的学术主题。

三.

从不同研究方法的视角切入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研究，也是“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社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范式发展。在这里，“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概念往往被交替使用。

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安东尼.布莱克是代表性人物。他指出：“市民社会指近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据认为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目前的一般用法来看，市民社会并不具伦理色彩，而是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34

而后，出现了以“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经济系统已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与社会运动往往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四个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何增科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35公民社会还包括与上述结构性要素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基本价值或原则，它们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这些基本的社会价值或原则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对“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提出的。“公民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以及从概念阐发向关系梳理的转化表明了“公民社会”研究在理论层面的进展。“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范式，其理论建基立于一种新的社会情势与时代背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享有的自主性往往被看成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公民社会不仅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参与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而且还是一种群体的伦理秩序。由于公民社会的伦理秩序作用，它可以与国家，尤其是国家权力区分开来。但公民社会与国家却并非总是对立的，因为国家权力本身可以成为一种道德政治。公民社会乃是一个有礼仪(civility)的社会，公民政治便是这一伦理秩序在公共生活中的体现。”36

而无论“二分法”还是“三分法”，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繁杂的问题。“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政治国家的背景。研究“公民社会”，就离不开研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理论界分的角度看，“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五种分疏：1、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制衡国家”理论；面对一个国家权力和机构日益膨胀的宪政国家，托克维尔主张保持一个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由各种非官方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来监督和制衡国家。2、以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理论；在托马斯.潘恩时代，面对一个专制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北美殖民政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成为必然选择。3、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理论，面对一个各种私人利益竞相角逐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公民社会，黑格尔寄希望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调停公民社会内部的冲突。此外，还有以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理论，也就是二者相辅相成，理想格局呈现为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的和谐共存。以及瑞典学者米歇尔.麦克莱蒂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参予入国家”理论，也就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团组织参与国家事务的必要性，形成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两种不同的模式，麦克莱蒂倾向于社团主义解构，利益集团多元化、自由竞争参与国家。而“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与“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理论观点皆源自于洛克的公民社会先于国家和外在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而洛克理论的实质是公民社会决定国家，公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

中国内地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20世纪末。从对“公民社会”概念的引介性研究开始，相当多的研究文献集中在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黑格尔、葛兰西、伯恩斯坦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并讨论与介绍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理论，并围绕“中国有无真正的公民社会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等重要问题展开实践探讨。在概念移植的层面，第一阶段的文献研究以邓正来、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总第1期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为代表形塑了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社会范式；

在此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了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37

马克思的理解是自从国家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部分，政治社会即国家是“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38。在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中，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39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40

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到了极点，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分离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的全部权力都将返回社会，国家将不复存在，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也就失去意义。”41他还指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42马克思摒弃了对市民社会做伦理上的评价，而只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客观的分析。“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43。俞可平先生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对此的评论是：“马克思除了把公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这么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外，还将其视作一个历史的概念，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4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政治理论包容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问题，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此阶段研究“市民社会”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进路，还需要从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与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层面加以认真的权衡、准确把握。那么，是否将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套用过来使用，还是继承马克思的用法较为合适，是此阶段的难题。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善治理论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变革的兴起，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既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作为框架模式的“公民社会”进行理论诠释。而在概念再审视的层面，第二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更为兴盛，它与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相对应，深化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细分，并以第三部门的切入及对社会空间的建构性观察完善了在文化多元化趋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

在一个张扬“现代性与公共性” 的崭新历史平台上进行“公民社会”研究，任重而道远。它围绕着民主、自由与平等这类基本的政治价值而展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崛起是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产物，它在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厘清了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界限，而且凸显其在价值领域的公民本体论与在政治领域的公民自主性。意大利学者卢恰诺.佩利卡尼指出：“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而沒有公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45公民社会的价值也在于鼓励社会共同体成员参予政治生活，在一个体现自主性的公共领域中平等地享有其应享的权利与自由。“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为每一个人的参与而敞开，尽管每一个人在其中实际并不同等地参与。”46

当代“公民社会”概念理论承接着以往的“市民社会”概念理论，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系统理论，又是一种社会研究基本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作为一种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政治哲学，在对政治社会的专制权力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同时，以一种民主、平等与正义的政治理想形塑着文明社会的形态。

总之，“Civil Society”概念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是一个基本属性上源于西方社会，且体系极富开放性与内涵极富衍变性的概念。公民社会，其构成有三个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所组成。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三，公民社会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道德与风范。第一个要素常用于指称狭义的公民社会，广义的公民社会则包含以上三个要素。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社科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沿着两个不同的趋势不断地深化：一是对“公民社会” 概念的理论建构，从政治哲学层面进行规范性研究；二、按照国别与区域的分化，从社会学与历史学层面对“公民社会”概念进行实证性研究。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是相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重叠范畴上的交叉分析，是在其历史性与普适性基础上的深入诠释。其体系在更完备与成熟的同时，其纷争也围绕着概念的提出、标准、内涵、适用与否等问题而展开，特别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民社会”的问题成为聚焦的热点。

可见，“公民社会”问题不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课题。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里，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深入以及努力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公民社会”的理论在全球政治体系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意义也显得愈来愈重要，其概念探讨与理论论战将愈来愈深入。

转贴于 注释

1俞可平 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转引自邓正来：《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总第5期），第94页。

3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总第八期。

4 参见亚当. 塞利格曼(Adam N.Seligman) ：《市民社会的理念》，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第201页。

5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41页。

6俞可平：《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载《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8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9甘绍平：《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载甘绍平 叶敬德 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 （英）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何增科等编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69页。

1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94-95页。

12何光沪：《“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本文转cc.org.cn，《世纪中国》网站。

1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4参见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174页。

15邓正来、J-C-亚历山大 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6：廖申白：《孕生中的公民社会》，未刊文本。

17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8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载《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73页。

20 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 沅芷 译，商务印书馆，1998。基佐：《法国文明史》，沅芷、伊信 译，商务印书馆，1993。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7，第2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73页。

23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章。

24 霍克海默：《自然法与意识形态》，载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第14页。

25〔美〕托马斯·卡罗瑟斯(Tomas Carothers) ：《市民社会》，蒲 燕 译 何乃刚 校译摘自美国 Foreign Policy Winter l999-2000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7期。

26 Cf.Zygmunt Bauman，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76)，pp.65--66。

27琼.柯亨（Jean 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 ：《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第ⅶ页。

2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29 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第367页。

30 邓正来：《公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31董炯：《国家、公民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1页。

32 琼.柯亨（Jean 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 ：《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前言。

33 尼娜 . 钱德霍克(Neena Chandhoke)：《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新德里哲人出版社，1995，第72页。

34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2，笫126页。

35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

36 徐贲：《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世纪中国》网站cc.org.cn，2004-11-26。

37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2页。

41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4--195页。

4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恩全集》第1版笫1卷，第283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44俞可平：《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0页。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9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八次、九次会议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不断完善科学化管理、网格化服务、多元化参与、法制化运转、精细化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为建设集绿色发展、阳光康养、旅游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牛背山生态康养小镇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达目标”的工作步骤，2020年全面部署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工作布局、治理方式现代化。2021年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和示范典型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全镇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到2022年，建成社会治理现代化合格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治理成效明显提高，安全稳定、公平公正、法治优良的社会环境全面形成。

三、工作任务

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法治环境；发展；策略；路径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发展状况对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对于促进招商引资，实现社会安定有序，推动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

1.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本质要求

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它包括法治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投资环境等内容，其中法治环境是县域经济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利益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相对集中，由此而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突出，群体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而最重要的是加快法治环境建设的步伐。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认真学法、守法、用法，形成各方严格依法办事的浓烈氛围，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有序地运行。

2.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平竞争的实现，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调整、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和服务。因此，制定合法、完整、有效的规则，使政府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公民知法守法，以此来创建一个平等竞争、高效宽松的市场发展环境，是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3.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突破国家的有关规定，自谋对策，搞政策大战，也许能取得一些短期效应，但最终结果必然适得其反，遗患无穷，吓跑投资者。对于投资者来说，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给投资者明确的利益预期，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是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信用保证，而经济的发展则能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体会到改革发展给其带来的成果，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二、影响法治环境、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县域经济的综合性、开放性决定了政府必须营造一个完善、有序的法治环境，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当前，影响法治环境、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治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要解决这些问题，对地方政府来说，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抓县域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法治建设，这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因此，尽可能排除不安定因素，把影响和阻力控制在最小范围，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健康稳定发展。

三、营造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法治环境的策略

1.营造宽松灵活的政策环境

政策不优、环境难优；政策不活，经济难活。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就必须有含金量高、吸引力强的政策。优化发展环境，首先要抓好政策创新。要在县域权限范围内，围绕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配置，进一步研究制订招商引资和企业技改的奖励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开拓更大的空间。有关的优惠政策，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兑现，认真贯彻执行，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善于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好的经验，在不违背国家大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引用；凡是政策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上级政策和规定有一定弹性幅度的，都要从有利于经济发展出发，把涉及企业发展、投资条件、投资者的经济和政治待遇等有关政策放到相对宽松的程度。

2.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在发展中抢占有利位置，不能凭长官意志，要按照市场规律，在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投资环境上下功夫，创建对内外商具有吸引力的良好环境，以形成“洼池效应”，这是加快发展的关键。凡能放开的政策彻底放开，能优惠的地方尽量优惠，能帮助的方面全力帮助。工商、税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要作出承诺服务，做到政治上平等，办照上简化，生产上维护，权益上保护。对外资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大户要严禁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凡客商的投诉，要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会同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及时受理，从重从快处理各种危及客商生产经营、人身及财产安全事件，确保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要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作保障。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对不稳定因素从源头上进行治理，综合施策，努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保障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法治化路径

1.依法解决“三农”问题

县域的民众主体是农民，县域经济直接面对的是“三农”问题。执政为民、执政富民，是党的宗旨，发展县域经济的目的就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

首先，要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增收。一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合法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维护农村的稳定。二要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根基，要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规范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依法建立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和社会性中介组织，实现农户产业结盟。三要促进农民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依法建立并规范城乡劳动者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新型就业制度，引导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其次，依法服务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增效。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在制定法律法规、扶持政策等方面给予引导，重点培育和发展能够带动农民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新型经济组织，充分发挥企业和农户各自的优势，对资金、科技、管理、土地和劳动力诸要素进行优化组织，增强农产品竞争力。要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不断加强并逐步规范新品种、新技术引进，鼓励研究单位、大专院校与企业结合，建立科技型研发企业，依法保护其知识产权。要完善农业服务体系，依法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政府、企业化经营服务和农协组织服务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第三，依法壮大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发展。要扩大对“三农”投入的比重，落实对农业实行反哺政策，逐年增加预算内投资，保证农业投资有一个稳定的来源，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大幅度增加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资金投入比重。整合财政支农投入，完善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组织建设，形成高效的资源开发配置和完善的组织管理。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推进农村生态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管理。多渠道增加农村生态建设的资金投入，重点扶持生态技术、清洁能源、高新技术等无污染、少污染产业，引导农村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2.不断深化机构改革

县域经济发展，无论是硬环境的改善，还是软环境的打造，关键在于当地政府要有一套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机制和体制。要按照“务实、高效、廉洁、勤政”的要求，不断深化机构改革。

首先，调整机构。在依法核定和控制乡镇机构编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同时，应调整组织机构，使之配置更优化，人员更优秀，服务更有效，确保农村基层社会更有序、更和谐。在乡镇合并的过程中，通过人员分流，资源整合，使乡镇自明显增强，在降低了行政成本的同时，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在今后的工作中，还要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些部门和机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其次，完善机制。配合中央各项政策，逐步建立稳固的社会基础和收入持续增加的长效机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改革审批经济体制，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真正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放宽市场准入，准入标准要透明，属于关系国家安全、影响环境、涉及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等情况，要依法办理许可手续。

第三，科学考核。政府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和干部问责机制，从传统的GDP增幅的一维考核向多维考核转变：既看经济增长这个核心指标，又看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其他指标；既看经济综合指标，又看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既看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数字，又看具体的成效；既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又看党的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成效；既看当前的发展，又看发展的可持续性。

3.精心培育成熟市场

市场环境是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的重点，这要求政府在依法治理市场环境的工作中，重点把职能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上来。

首先，依法规范市场主体。对县域经济而言，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必须通过激活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要强化中小企业集群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支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信息咨询服务，完善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发挥人力资本的核心作用，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素质。充分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广泛宣传非公有制经济对富民强县的重要作用，宣传先进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家的事迹，在社会上形成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法律上平等的舆论氛围。

其次，依法培育市场环境。依法培育市场，使产品平等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要求政府立足于对内搞活市场，对外开拓市场，加强对城区专业批发市场、乡镇集贸市场的体系建设，使市场要由松散型发展到集中型。在培育市场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致力于依法维持市场的良好流通轶序，及时规范城乡的民间流通组织，废止影响流通的规范性文件，切实为工农业产品流通开辟“绿色通道”；另一方面，要根据“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从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确定一批重点实验室和技术研发中心，作为公共服务平台予以扶持，彻底打破当前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