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十篇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1

一、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及其法治化

区域经济，又称地区经济，是在经济结构关系或经济空间的地域分异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地方化特点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或地域生产综合体。一般来讲，区域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行业经济不同，区域经济作为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缩影，不论其包括的地域范围大小，都可以按照产业、行业和部门进行分解，可以从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角度进行划分。因此，区域经济虽然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但仍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综合性；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是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形成的基础，不同的地区，地理条件、资源优势不同，人文传统、制度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事实上，也正是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地区布局，也是国家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依据所在；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性。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在空间范围内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亦即区域经济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从大范围来讲，我国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又可以划分为六大经济区（六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指把我国国土大致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北和西南六个部分），还可以具体分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等等。不同的划分方法形成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所谓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应当理解为国家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和宏观战略出发，对于国民经济影响重大的区域经济活动进行的协调和干预。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决策与战略指导，地方政府的政策传导以及区域内部的发展部署都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经济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前的改革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特别是由于改革措施缺乏制度化保障这一薄弱环节，改革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作为改革预期目标的中央、地方两级调控体系远不完善。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可以概括为区域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淡化，地区封锁和地区垄断，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急剧拉大，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矛盾激化以及公平和效率在区域发展上的两难选择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反映着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明显乏力这一客观现实。实现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治化，就是要把国家在对区域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普遍地纳入法制轨道，实施法律调整，明确法律责任，实现依法调控的法治化，重在“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是和“人治”相对称的概念，“法治”不等同于法制即法律制度，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法律至上、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的治国精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法制，但由于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的权力无所限制，因此，其仍然逃脱不了“人治”、“政策之治”的根本属性。（2）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行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规范始终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危害，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要切实转变到规范政府行为的重点上来，法治的目标取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是从制度层面上规范政府的行为。（3）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实现依法调控。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判断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两个基本标准。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而言，虽然合理性的取向更为理想，但由于其具有管理操作和评判标准上的难度，故而实践中的政府经济管理工作当倾向于以合法性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政府经济管理首先必须合法，其行为不能越出国家经济法律规范，一切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都将得到纠正直至惩罚”。国家对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首先注重合法性，强调依法调控，但同时也要注重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保证宏观调控决策的科学化。

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体系

构成和基本内容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其内容一般涉及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体制性规定，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宏观调控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等等，其目的主要是制约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杜绝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并为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奠定体制基础。这一类法律尽管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中数量不多，但都属于基础性、框架性的规定，起纲领性作用。因此，称之为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是较为适宜的。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法律手段”，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法主要是具有法律形式的经济手段。体现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领域，就表现为由国家区域政策法律化所形成的区域经济政策法。这一类法律占据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绝大多数，其内容因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各异，如区域开发制度、区域财政制度、区域投资制度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作为规范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确定区域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是要建立旨在制约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科学化、适度化的法律机制和调控体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以及调控的法律责任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是对享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一系列国家机关的总称，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国务院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等等。如何在这些机构之间配置宏观调控权限，是一个必须由法律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以及重大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权，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务院享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区域发展计划权由计划委员会实施，区域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权等等，分别由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行使。有学者提出，应当设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来综合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利。笔者认为，设立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构，统一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和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乃是世界各国发展区域经济的通行做法，对于我国，设立这样的机构必然有利于维护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统一性。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应当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1）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国民经济区域布局的优化组合，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和步骤进行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细分为区域经济发展方针、战略的决定权、区域经济政策的决定权、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决定权等等；（2）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各地区的公平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际关系进行协调，推动地区协作和促进横向联合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法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其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旨在改善一国范围内经济的空间结构所制定的公共干预的准则及所有的公共干预行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涉及计划、财政、投资、税收等多个方面，区域经济政策法的内容因区域经济政策的不同而各异。最基本的区域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和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等。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法律化，主要指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所形成的法律制度。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1）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一般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三个方面的内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时限性。战略目标不仅是“某一个战略时期的最终目标，而且要规划出在战略期间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程度。”二是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多个内容，而且是全国各个地区发展目标的统一规划。三是可行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应当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能够最终实现。四是号召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应当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能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是指国家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对特定区域（通常是欠发达地区）进行开发而制定的综合性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开发区域的确定、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区域开发的组织机构、区域开发的基本原则、区域开发的任务重点等。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财政政策的法律化，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按其内容可为分为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包括：区域税收制度、区域财政支出制度等。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除去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制度、区域开发法律制度和区域财政法律制度之外，区域政策法还包括区域投资制度、区域金融制度、区际关系协调制度等。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2

[关键词]县域经济；吉林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

一、县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

吉林省的县域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大发展。吉林省现有县(市)41个，土地面积占全省的96％，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0％，县域经济总量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0％。2004年，全省县域经济的平均规模为：人口46.22万，gdp 37.05亿元，人均gdp 7836元，分别是全国县域经济平均值的1.02倍、1.16倍和1.16倍，排在全国的14位、13位和11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具有代表性。同其他省份一样，吉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一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县域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吉林省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既符合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体现了县域经济的某些特点。

既往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产值或收入等总量指标的上升，而且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这也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配第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并揭示了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克拉克在配第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通过实证检验提出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克拉克认为，随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从各产业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把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的演变趋势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他认为农业部门的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是上升的，劳动力在各部门分布比重的变化趋势与此基本相同。钱纳里则通过构建多国发展模型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随着人均产出的增加，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将会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将会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的经验结果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县域经济上。其原因在于县域经济是一种较小尺度的区域经济，而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国家或者较大的经济区域。此外，县域经济还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首先，作为国民经济的区域基础，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往往被城市经济“边缘化”，从而未必具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其次，县域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往往落后于城市经济，从而具有更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最后，由于受到发展空间的制约，县域经济之间的差异较大。因此，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提炼，从中分析并得出某种规律性的结论。从国内学术界研究来看，关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较少，仅有林民书利用2002年7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做了相关的实证分析。本文利用吉林省2006年的截面数据，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做实证检验，分析吉林省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所发挥的作用。

二、农业在吉林省县域经济中的作用及发展趋势

在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县域经济是一种较小尺度的区域经济，其基本单位是县域。县域内绝大多数土地和人口属于农村，因此农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吉林省是农业大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农业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2006年，吉林省农业总产值为672.76亿元，占全省gdp的15.74％，高于全国11.7％的比重。在县域范围内，农业总产值占县域经济总量的28.56％，也远高于全省和全国的比例。

从统计数据上看，农业在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较为明显。2006年，在吉林省41个县(市)中，县域gdp超过100亿元的县(市)有6个，它们的农业产值都排在全省的前十位；县域gdp低于25亿元的县(市)有10个，其中有7个县(市)的农业产值排在全省的后十位。但是，这样的分析只能大体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农业的地位和作用是否会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变化，需要我们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进一步，依据上面分析的农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假设二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用县域gdp表示县域经济的总量，用第一产业产值表示农业发展水平，通过回归分析更加严谨地分析二者之间关系。为了考察不同规模县域经济中农业的作用，我们将41个县(市)2006年的县域cdp分成了25亿元以下、25－50亿元、50－100亿元和100亿元以上四个组别。回归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看出，随着gdp的增大，自变量和因变量从正相关转向了负相关。当gdp小于50亿元时，方程拟合度r2的增大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增强，f统计量均大于p值显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当gdp介于50亿元和100亿元时，f统计量小于p值，表明此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线性方程的解释能力降低。当gdp超过100亿元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又变得很明显，但此时二者之间已经呈现负相关。

实证结果显示，县域经济规模越小，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大；随着gdp的增大，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降低；当县域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上述趋势显然不能通过对全部数据的线性回归得出，这也是我们采取分组回归的原因。事实上，当通过对数据进行非线性的三次回归时，这种趋势变化才得以显现(参见图1)。实证结论反映了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农业发展的一般趋势。进一步，按照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逐渐降低。鉴于县域经济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我们用县域人均gdp替代县域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考察第一，正业在县域经济总量中比重与县域人均gdp的之间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吉林省县域人均gdp的增长，第一产业在县域gdp中比重逐渐减小，这一结论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三、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与第二、三产业的关系

按照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第二、三产业取代第一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对于吉林省县域经济而言，当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农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呈现降低的趋势，那么，第二、三产业(或者说是非农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会相应地增加。这是从整体变化上得出的结论，它并不意味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会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而呈现比重上升的趋势。因此，对第二、三产业分别进行考察是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是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取得发展的。县域工业的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吉林省县域工业也取得了较大进步，从而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第二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下，我们将县域gdp分成同样的四个组别，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二者之间关系。利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对第三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县域gdp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逐渐增加。在县域gdp介于25亿元和50亿元之间时，第二产业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在县域gdp大于100亿元以上时，第三产业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不显著。这说明，县域经济在这个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分别进入了调整阶段，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减弱，从而体现出县域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增大。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以第一产业产值为标准，可以计算出县域gdp在不同阶段的第二、三产业的比值。在县域gdp介于25亿元与50亿元之间，以及大于100亿元两个阶段，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比重比较接近。这也说明了在这两个阶段，县域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差异性较大。以县域gdp大于100亿元以上的6个县市为例(包括磐石市、前郭县、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和公主岭市)，公主岭市、榆树市和农安县是全省第一产业产值的前三名，前郭县、磐石市和德惠市则占据了全省第二产业产值的前三位，榆树市和德惠市还是全省第三产业产值的第一名和第三名。因而，吉林省县域经济总量最高的县(市)的产业结构从整体上看不尽合理。此外，与林民书(2007)结果相比，除了县域gdp介于25亿元与50亿元之间的比例较为相似以外，其他区间的结果差异较大，其原因部分由于本文样本个数少、县域差异大，其他原因尚待研究。

第二、三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县域人均gdp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却并不相同。第二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随着县域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加(参见图5)，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514。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与县域人均gdp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参见图6)，相应的相关系数为-0.062，两组数据基本不相关。由此可见，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在县域经济范围内，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对县域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其产业结构比重却没有规律性的变化趋势。

四、相关结论

在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相比，我们发现，无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还是以县域为研究对象，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深刻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由于吉林省经济总量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差距，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相对落后。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仍然是吉林省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还具有一定的支配作用。县域经济中第二产业发展较好的县(市)多依赖于资源开采和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的层次较低。因此，在吉林省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产业的比重仍很接近，第二产业的比重亟待提高。

第三产业在吉林省县域经济中的比重变化没有规律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从个体分析，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比重的不同反映了县域之间差异性；从整体分析，第三产业在县域发展的空间有限，从而限制了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比重的提高。由于受到交通、商业、金融、人才等因素的影响，现代服务业通常集聚在中心城市，而不会选择在县域发展。此外，吉林省县域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外向性较低，

当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三次产业发展水平接近，产业结构趋同。随着县域经济发展，三次产业发展进入了调整阶段，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的差异性增大，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减弱，三次产业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县域经济是较小尺度的区域经济，地域性特征明显，不同县域的差异性较大。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必强调同一，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让县域经济成为推动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参考文献]

[1]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3

[关键词] 法律环境 区域经济 理论分析

一、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法律和经济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基础是法律的决定力量，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建立在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基础之上的。

2.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纳入经济学科，阐发了包含法律在内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把法律范畴引入经济学中，从而编织了法律与市场这两个不同空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一交易，主张应联系所有的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结构、制度和态度等)来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强调法律因素的特殊作用，认为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制度可以为节约交易费用提供有效途径，能够通过产权安排提高企业效率，可以为实现合作、打破市场垄断创造条件。

3.规制经济学的理论。“政府规制”其原意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条例的制约。在现代经济学中，其含义己逐步演变为政府运用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和行为进行影响、干预等。其基本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对市场失灵的回应，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政府规制的具体表现为控制进入、决定价格、确定服务条件和质量，以及规定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的应尽义务等。二是政府规制的部门利益理论。认为确立政府规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规制机构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的利益。

4.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的关系理论。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它需要规则和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边界的经济，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这个意义而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法律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中我们得出三点：(1)以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主体资格。(2)以法律约束市场经济的运行。(3)以法律化解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纠纷。

二、法律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良好的法律环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靠人们的自觉行为创建的，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主要体现在法律至上、法制统一和社会稳定等方面。

1.良好的法律环境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法律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进步的标志。良好的法律环境能够表现出该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由法律规范调整得井然有序，给人们一种秩序感、安全感，从而有利于创建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打造科学高效的政府。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同时，一也可以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积极配合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减少行政成本。不良的法律环境必然使行政执法过程付出更多的行政成本，影响执法效率和执法目标的顺利实现。

3.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稳定区域经济市场秩序。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社会成员的福利提高，接近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状态。市场主体的微观决策总是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区域经济总量的平衡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对区域社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是有限的，这就要求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之间正确分配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区域经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1.加大立法力度，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法律化，保障区域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区域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任务，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空间布局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了保持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立法的形式使之法律化。

2.明确政府职责，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管理区域经济的模式，直接决定着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现代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依法行政、规范决策、权力约束、职能转变等诸多法律化手段实现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科学有效的管理。国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管理机构的设立、机构职能、基本工作程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有规范的法律规则可依，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方政府因权责不明而带来的管理无序、一拥而上、滥用政策等弊端。

3.以法律加大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力度，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实质应当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连续利用。如，美国西部在开发初期，针对严重的掠夺式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等现象，政府开始重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同时，还采取措施对森林和草地进行合理利用与保护，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4

关键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

1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

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是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由简到繁，由单一向多层次发展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般包括两个部门：议事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通常为大会，以及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被称为主席团或执行局、秘书处等；第二阶段，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也在进步。一个组织内部的机构设置往往因其宗旨、职能协调范围而定。故出现一个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中常有数个执行与主管机构并存的状况，它们分别主管该组织的不同领域。第三阶段则是司法机构的出现。

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议事与决策机构，又称权力机构。议事与决策机构是由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全体成员组成的。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和修改本组织的方针政策、审核预算、决定接纳新成员、选举执行机构的成员、制订及修改有关规章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机构为全体成员提供了讨论、审议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问题与相关事项以及该组织任何其他机构的职权、并就重大问题作出决议的论坛，其性质基本上是建议性、监督性的机构。

（2）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由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全体或部分成员的代表组成，一般由权力机构选举产生。其职权主要是执行权力机构或决策机构的决议，提出建议、计划和工作方案并付诸实施。许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经授权，在权力机构闭会期间行使其大部分职权。根据组织基本文件的一般规定，执行机构的成员进行工作是代表组织，并非代表指派该成员的国家。近年来，执行机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少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最高机构的决议常常是由执行机构磋商确定，再由决策机构正式通过，可见执行机构在组织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3）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大多称为秘书处，但也有称作总秘书处的，如比荷卢经济联盟，其首长称为秘书长或总干事。行政机构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日常工作机构，由从事某项专门工作的人员组成。行政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各项日常事务，包括同各成员联系、执行组织决议、对外代表组织、登记条约(即作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条约的保管人)，以及制作和分发文件等。实际上，它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核心部位。

（4）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司法机构或准司法机构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设立的专门负责审议和处理法律问题和通过司法或准司法手段来解决成员间争端的机构。这些机构具有独自的特点，其组成人员一般是由各国推举并经过特定程序在法官或经济贸易学家中，并按照良好的品行、较高的声誉、能力、审判经验和国际贸易法的熟练程度等标准严格选择而来的。

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在上述机构之下，还设有各种辅的附属机构。最常见的是在业务主管机关或执行机构之下的各种常设委员会。这些常设委员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承担该组织的内务工作，数量较少，职责明确，如预算委员会等。另一类是各种专门问题委员会，其组成根据该组织的章程，或由最高权力机构、业务主管机构确定，其职责是该组织的一些专业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并负责有关的协调工作。

此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各个主要机构为确保其职能的履行也设有各种辅的机构，有的称为专门委员会，有的称为工作组。如依照《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附件2001．2（A）

条的规定，自由贸易委员会共设有8个专门委员会和6个工作组。

2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设置的法律分析

纵观欧盟，其机构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程序是在条约中制定的。无论是高度紧密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还是松散型会议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其机构设置都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基础之上。在建立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基本文件里，一般都有专章规定本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能范围以及机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中，其第二篇以39个条款的篇幅来规定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机构设置、机构的组成及其职能。

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在为自己设定宗旨和职能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常设机构作出规定，并让它们及时运转起来，否则就容易使这一组织流于形式。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也一样，比如，欧盟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运作方式——欧洲议会、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等机构互相制约、共同运作，并同其他部门和机关密切配合。这个“机构三角”产生整个欧洲联盟适用的政策和法律，如指示、规章和决定等。

此外，在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立以后的机构增减、合并等机构变动上，也以成员间签定新的条约或修改原来的基本文件来进行。比如在面对欧盟东扩带来成员国数目增加、大国与小国的相对结构变化、欧盟异质性增加的挑战上，《尼斯条约》试着寻求合理的机构平衡方案。或是在现行机构组成规则的计算基础上减少成员总数；或是改变机构的运转方式，如欧共体法院的大审判庭，欧盟委员会主席权力的加强。许多中小国家的入盟，改变了各国在欧盟大厦中的相对位置，尼斯改革中，一方面各国席位平等的领域或机构保留甚至加强了，如欧盟委员会的构成；另一方面决策中国家间的新的平衡只是真正的政治妥协，如在欧洲议会新的议席分配，如部长理事会内特定多数的新的决定方法。

3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职能分析

3.1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能

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立之后，一般会建立一定的常设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一定的权限。由于设立了常设机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就可以经常不断地监督有关条约的实施，并随时调整集团的政策和法规，使条约规定的宗旨和目标得以实现。具体言之，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具有以下主要职能：

（1）制定经济政策和法规。建立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基本文件往往只原则的规定成员国之间合作的基本原则、基本范围和基本目标，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还需要有关机构根据其职权范围负责制定和完善。制定经济政策和法规的职能是由组织基本文件授权而来的。比如，《阿拉伯联盟国家经济统一协定》授权理事会可以拟订联盟统一的运输条例和过境条例、统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法等。

（2）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与行动。每个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特定范围或特定问题的国际论坛，是一种常设的固定的国际会议形式，是联接、沟通各成员国的纽带和渠道。经由这一所有成员国平等参与的国际议事机构，各国可自由表达本国的立场观点，可充分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和宣示某种世界舆论，有利于协调成员国的政策与行动。

（3）监督条约义务的履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宗旨、目标和任务能否实现，关键看成员国能否履行条约义务。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有权监督条约的实施。欧盟条约第C条规定：联盟由一个单一的组织系统为之服务，该组织系统应在尊重和基于集体一致的同时确保为达到目标所进行的活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联盟特别应确保包括其对外关系、安全、经济和发展政策的一致性。理事会和执委会负责保证这种一致性，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

（4）维护组织内部的市场秩序。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在进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为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由于各个国家经济状况和个体利益存在差别，限制和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现象势必发生，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成为组织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任务。

（5）解决成员间经济争端的职能。国际经济交往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和纠纷的增加，区域内经济交往也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往往提供一个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一套或多套解决程序，为争端各方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使争端方尽可能通过协商等方式友好解决确保解决方案得以执行。

3.2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的功能分析

任何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实现自己的职能，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活动，但是国际组织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活动必须通过它的机构来进行。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的实现对保证组织宗旨得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的实现具有它最首要功能，就是有利于产生组织输出并达到组织目标。换言之，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产生组织的效果。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制定经济政策和法规的职能就是在条约基础上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法规，来实现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基本目标。

（2）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使成员国个体差异对组织的影响最小化，至少能规制个体差异对组织的影响。机构间职能的划分可强行规定个体适应组织的要求而不是组织适应个体的要求。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与行动的职能就是要协调成员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使所有成员国都能按照条约规定的原则进行合作。

（3）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实现是权力的运用。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监督条约义务的履行职能和维护组织内部的市场秩序的职能的实现就是组织机构权力的运用，以此来监督成员国对条约义务的履行和规范成员国的竞争秩序。

（4）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职能的实现是建立一个公平判决和解决[争端的结构形式，这样的结构应当使争端各方能注意到争辩的问题；并为他们提供一种展示证据或者有利于他们的有关法律或规则解释的信息，使他们有解释其行为和意图的机会。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提供一种抗辩程序，使各方有一个可以挑战对方提出的证据、诠释主张、提供信息的公平论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的解决国际经济争端的职能正是为成员国提供

一套程序和方法使争端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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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永新，宋海鹰．国际经济组织法导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31-32．

［3］田家谷．国际经济组织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3-34．

［4］刘世元．区域国际经济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50-52．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5

论文关键词 区域经济 政府障碍 消除策略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5.借鉴国外经验，消除政府障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我国可以借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间采取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而每种合作方式都有其有力的一面。在这方面做的最成功尚属欧盟。欧盟在发展区域间经济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制定相关的区域政策，成立负责执行区域政策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建立专门的基金，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可以做借鉴。其次，借鉴德国经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得比较好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区域政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其主要手段是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分为两类：财政性转移支付，即横向财政平衡，是在各州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财政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使各州及地方的人均税收平衡；收入性转移支付目的是使各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均衡。若是我国可以实现这一制度，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就可以注意到平衡协调，并且避免不均衡的结果出现后在进行调整。最后，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相关的政府协定与协议，规划经济，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各地区间更好的合作。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6

关键词：ecfa；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规范两岸经济贸易合作的基本协议，构建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平台。作为wto框架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ecfa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wto体制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受到wto的约束和监督。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区域”概念的解释具有特定的含义，wto绝大多数成员方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特殊情况下，单独关税区也可成为wto的成员方。于是，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定中，不论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其区域均指“关税区”，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不同主权国家之间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建立的经贸合作安排应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模式[1]。

一、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区域上比较接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为了谋求共同的经济贸易发展，通过缔结条约而建立起来的经济贸易联合的过程[2] 。而法律角度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发生在某一国际区域的有一定政治、经济联系的多个国家或关税领土内，兼有跨区域性的特征。其所涉及的领域具有特定性，即主要限于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定范围内。目前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涉及的领域，从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范围，如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等。

为保证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进行，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则作为保障。国际条约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法律规则的主要形式，因为条约是具有缔约能力的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一致。条约的造法性和契约性的功能可以为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作提供法律支持。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则突出规则导向性。以规则为导向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可以较为公正、公平地分配以货物、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利益，而且，规则为导向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往往具有可操作性、可预见性以及稳定性的功能。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强调一定的强制性。强制性不仅体现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机构设置、条约方式、法律规则的采用等方面，而且重要的是，这些形式里面贯穿一些带有诸如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的机制。

除了法律规则的保障之外，一系列永久性机构的建立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运作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永久性的机构包括立法、行政或执法、司法或具有司法性质等方面的职能，并且具有制度性场所、相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性。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往往是重大、实在的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故需要具有立法职能的机构，有执行最高权力机关决定的机构以及处理、协调、服务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各种经常性工作的机构。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类型的确立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运作的具体表现。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类型在法律角度上分为四种类型，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完全的经济同盟，它们的自由化程度由低到高，每一种类型在法律上各有不同的要求[3]。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必须遵守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关规定。在wto框架协议中，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主要规定在四个国际文件中：《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及更充分参与的决定》的“授权条款”以及《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上述四个文件中规定了建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必须遵循的原则和主要规则。

综上所述，法律角度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一定国际区域内的诸个国家或关税领土以协议为基础并建立一定机构，确立一定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类型，在某些特定经济领域有效地实施统一规则的整合过程。在此整合过程中，突出体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性、规则性以及组织性的特征。

二、ecfa是wto框架下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方面，2008年5月后，海峡两岸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向着正常化方面发展。“海协会”与“海基会”在2008年6月以来，进行制度化协商，签署多项协议，成果丰硕。然而，在未来两岸贸易及人员往来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必会产生各类经贸问题。仅靠“海协会”及“海基会”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渠道过于单一，对未来两岸经贸的发展上，必将形成瓶颈。因此，有必要建立全面性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才能满足贸易上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两岸经贸事务需求。在此基础上，中国内地和台湾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如果落实好协议内容，积极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早期收获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ecfa包括序言和5章16条及5个附件，内容涉及双方合作措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程序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在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涉及的内容之内，完全具有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性的特征。在ecfa序言中指出：本着世界贸易组织（wto）基本原则，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逐步减少或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创造公平的贸易与投资环境；通过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增进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建立有利于两岸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合作机制。因此，ecfa是在无损于对其他wto成员所作的承诺前提下对两地经贸关系所作的安排，符合wto及gatt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在要求，因此，ecfa属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符合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性特征。ecfa作为wto框架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受到wto的约束和监督，并在wto体制内存在和发展。

但是，ecfa又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式。从国际公法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ecfa不具有国际法的属性。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把国际条约从“国家间”扩展到“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中国内地与台湾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不具有“国家间”、“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因素。但是内地与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两个单独关税区，于2001年先后成为wto的正式成员，ecfa的主体是wto体制下的两个正式成员。所以，ecfa的调整对象既不是国家间的国际经贸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方间或地方与地方间的国内经贸关系，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是wto不同成员之间的贸易关系。

从国际民商事法律角度看，“国际”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法律区域，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台湾签署的ecfa，是一个主权国家统辖的不同单独关税领土间的区际协议。也就是说，传统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规则是调整同一区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国际因素和“国家间”的特性，而ecfa则不具备这一特点，它调整的是一国主权之下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它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是指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是一种wto框架下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ecfa是一个弱化机构设置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各方经济利益，就会出现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可以说，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基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载体，是在契约上把一体化的成就固定下来的组织模式。ecfa亦不例外，它既是wto框架下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又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经济组织是一种主要执行经济职能的专门性国际组织，是国家间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制度性活动场所 [4]。“国际”揭示出国际经济组织的参加者一定是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个人、法人或民间团体。“经济”说明了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即它是经济领域的组织。“组织”说明的是国际经济组织体制上的特点。一般情形下，组织应该是一种常设机构，一种实体，它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5]。这些是国际经济组织的共同特征。在国际经济组织名称前冠以“区域性”修饰，就构成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只不过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区域”是指能够进行多边或双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大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或一个法域的地理范围。由此，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区域性。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由特定地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传统上，其成员一般限定在某一个比较特定地理上相连的若干国家或地区。目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朝着开放性的方向发展；第二，国际性。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来的，超过了一个主权国家或法域的地理范围；第三，经济性。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能不像一般国际组织那样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活动，它是为特定的经济目的而设立的，主要致力于协调区域内各国的经济政策，就经济领域内的冲突进行调节，其活动范围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第四，组织性。如同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组织”一样，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组织”是一种常设机构，有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组织是安排分散的人和事物，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判断一个机制性实体是否一个组织，首先要看其是否设置有机构，其次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ecfa设立一个常设性机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负责处理与协议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1）完成为落实本协议目标所必需的磋商；（2）监督并评估本协议的执行；（3）解释本协议的规定；（4）通报重要经贸信息；（5）根据协议第10条规定，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同时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定领域中与本协议相关的事宜，并接受委员会监督，而且与协议相关的业务事宜由双方业务主管部门指定的联络人负责联络。由此看出，ecfa有自己的常设机构和工作人员。为保证一体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可召开临时会议。此外，cefa规定双方应不迟于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就建立适当的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尽速达成协议，以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可见，ecfa设置有一定的机构，并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ecfa呈现出明显的经济性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组织性。

但是，ecfa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其弱化了组织机构设置。传统的区域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设置尽管不尽相同，但其本上都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来设置机构的。由于cefa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须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所以，cefa协议规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详尽和明确的法律规则，以此减少对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采用的是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它只设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作为组织的最高机构。在需要时建立工作组，处理特定领域中与协议相关的事宜，在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之下，不设常设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与本协议相关的业务事宜由双方业务主管部门指定的联络人负责联络，负责处理相关事项，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具体的职能。

参考文献：

[1]慕亚平，宋洋.cepa—wto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新模式[g]//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1997:430.

[2]吴益民.论wto框架下cepa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治论丛，2007，(5):127.

[3]刘世元.区域国际经济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1.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7

关键词：反垄断法律 班轮运输 沿革 适用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国际贸易频繁，航运作为国际贸易主要运输手段，日渐得到广泛重视，航运领域最重要组织方式之一的班轮运输也备受关注。我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贸易大国，90%以上的国际贸易量通过海运实现，班轮运输承运其货值的60-65%，地位尤显重要。随着2008年8月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必然会对班轮运输产生一定影响。下面从欧美班轮运输领域反垄断法律的沿革出发，针对各国反垄断法律在班轮运输领域的适用性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我国的相关借鉴意义，以促进我国班轮运输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欧美班轮运输领域反垄断法的适用性分析

反垄断法作为现代经济法范畴内最核心法律，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基石”。班轮运输作为海运领域重要而典型的业态，当然会出现反垄断法的适用问题。通过上述针对欧美反垄断法律及其适用于班轮运输的历史沿革分析，可见欧美班轮运输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结果是享受反垄断豁免或适用例外，亦即反垄断法全部或部分不适用于班轮运输领域。基于班轮运输作为国际贸易主要载体之一的重要性，作为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业态，作为技术经济上具有明显市场集中度的行业，故此西方国家在航运法中大都确立了对班轮运输业的反垄断豁免制度。下面进一步针对欧美相关法律中的班轮运输反垄断豁免制度进行分析，以考察一般性反垄断法律与班轮运输市场的适用性问题。

尽管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和《1914年克莱顿法》，都未明确指出班轮运输业的垄断行为可以豁免，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班轮公会已持有适度限制、恰当利用的肯定态度倾向。《1916年航运法》中规定，从事国际运输的班轮公会成员，可享受附带一定条件的反托拉斯法豁免；《1984年航运法》允许班轮经营人缔结反竞争协议；《1998年航运改革法》对班轮公会实施有限度的反垄断豁免，其中均提到了反垄断法适用于班轮市场的明确法律依据。例如，《1998年航运改革法》第7条“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所谓“反托拉斯法”就是该法第3条明确指出的“指经修订的1890年7月2日法（谢尔曼法），经修订的1914年10月15日法（1914年克拉顿法），经修订《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经修订的1894年8月27日法之第73条和第74条，经修订的1936年6月19日法，美国《反托拉斯民事程序法》，及所有修订案和补充法律”。将《1998年航运改革法》第3条和第7条结合起来，清晰指明了针对班轮运输业实施反垄断豁免的具体上位法律依据。

欧共体在1958年《欧共体条约》中即对企业在竞争中的垄断行为做出严格规定，即限制竞争的协议、决议或者协调在一定前提下可从欧共体得到个别或者集体豁免，但该条款是反垄断豁免的一般条件，并未体现针对班轮运输业的豁免。鉴于班轮运输业的特殊性，欧共体于1987年颁行《关于海上运输使用第85条和第86条实施细则的第4056/86号条例》，针对《欧共体条约》第85条和第86条适用于海运领域的企业竞争行为做出具体规定，赋予班轮公会反垄断一般（集体）豁免权；在1995年和2000年又通过《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根据适用第八十五条第三款对班轮公司（联营体）达成特定协议、决定及商定做法的共同体理事会第479/92号条例而制定的第870/95号条例》、《使用第85条第3款关于班轮联营体的第823/2000号条例》，对班轮公司之间的联营体授予集体豁免权；2006年，欧共体出台《关于废止将第85条和86条适用于海上运输的第4056/86号条例的第1419/2006号条例》，规定班轮公会在欧盟境内非法。由上可见，欧盟在班轮运输领域的垄断与竞争法律，均以一般性的反垄断法律作为上位法律依据，是一般性反垄断法律在班轮运输领域的具体应用。

根据上述欧美反垄断法律针对班轮运输适用的发展沿革情况，可看出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上述国家（地区）均对于班轮运输垄断与竞争问题高度重视，并运用专门或部门法律加以规范。鉴于班轮运输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美国与欧盟均采用制定专门法或部门法的方式，将班轮运输反垄断法律独立出来，即在一般性反垄断法律的基础上制定单行的班轮运输垄断与竞争法律，而并非将一般性反垄断法律简单引入或适用于班轮运输领域。

第二，上述国家（地区）的一般性反垄断法律对于班轮运输垄断与竞争立法影响重大，即各国单行的班轮运输专门法或部门法均以一般性的反垄断法律为立法依据，并不得与之规定相冲突和抵牾。

第三，上述国家（地区）班轮运输垄断与竞争法律的立法与调整程序上，均是随着一般性的反垄断法律的出现和调整而调整，调整时间通常 “滞后”，即其作为“国家（地区）经济与社会变化—反垄断法律调整—班轮运输反垄断法律修订” 的有机链条末端，明显呈现出与一般性反垄断法律之间的“耦合”现象。

第四，从上述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取向来看，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放松监管”运动的出现，各国反垄断法律针对垄断组织及其行为的限制日益严格，更倾向于鼓励竞争。同样地，班轮运输领域的垄断与竞争立法也针对班轮公会等垄断组织的行为加以限制和约束，欧盟甚至取消班轮公会的反垄断豁免，鼓励班轮市场的竞争，呈现出明显的配合互动态势。

第五，上述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本国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变化，这也是反垄断法律作为经济法的必然选择。作为班轮运输领域的专门法或部门法，上述国家同样将本国航运实力的强弱与班轮运输的反垄断豁免联系起来，体现出班轮运输垄断与竞争法律的“政策工具”效应，是各国政府保护本国海运业的重要和有效手段。

欧美《反垄断法》适用于班轮运输的借鉴意义

1、在立法层次上的主要借鉴

应明确《反垄断法》、《国际海运条例》、《航运法》三者的承接关系。鉴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性反垄断立法与班轮运输部门立法基本上采用分别立法、相互衔接的模式，为此我国《国际海运条例》与《航运法》应在班轮运输这一具体领域，针对《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做出具体的适用与不适用规定；《反垄断法》则从总体上对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出现的垄断行为普遍监管。概言之，我国《反垄断法》与现行《国际海运条例》和未来《航运法》之间，为上位法与下位法、一般适用和部门适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

应加紧完善以《航运法》为龙头的班轮领域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鉴于国际班轮监管属于政府干预和规范市场的行为，应站在国家政策的高度考虑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首先，应加速政策法制化和系统化的过程，尽快建立以《航运法》为龙头，以《国际航运条例》、《国际班轮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国际班轮经营者申报与审查办法》、《国际班轮市场垄断协议审查程序规定》、《国际班轮市场价格垄断申报办法》、《国际班轮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等为主干的国际班轮运输市场配套监管与反垄断法律体系；其次，应完善立法程序以保证立法质量；再次，减少“办法”、“通知”在班轮运输市场监管政策规范中的比重，尽可能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针对有关问题作出较为稳定的规范。

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针对国际班轮领域监管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基于班轮运输的特殊性和我国班轮市场竞争及其监管法律法规的现状，应分阶段调整我国班轮市场竞争监管法律法规。从近期来看，建议按照《反垄断法》先行调整《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再修订《国际海运条例》；从中期来看，应制定专门的航运市场竞争监管法规，针对各利益方进行详细的权利义务规则；从长远来看，尽早出台《航运法》，以实现我国班轮市场竞争的全面规范化管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应置于该法之下。

2、在立法内容上的主要借鉴

需明确建立国际班轮运输领域的反垄断豁免制度。班轮运输业反垄断豁免制度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选择，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鉴于我国现行的《国际海运条例》缺乏相关的明确规定，为此应在《反垄断法》和《航运法》之下建立反垄断豁免制度，为班轮运输业带来法律适用的明确性，规范班轮公司的经营和竞争行为。

需明确班轮运输反垄断豁免的协议范围和内容。鉴于我国班轮运输发展尚不成熟的现状，可将班轮运输反垄断豁免的范围适当扩展，将各种国际航运垄断组织都囊括其中；应规范班轮公会等垄断协议的内容，即要求相关班轮组织和企业报备较为详尽的协议内容，以备审查；还需从报备程序上严格审查并规制国际班轮垄断协议，以消弭或弱化对市场的不当影响。

需在班轮运输领域竞争立法中更加注重程序立法。鉴于我国当前班轮竞争监管法律中的程序性立法缺失，建议未来的《航运法》等班轮运输监管法律应加强程序方面的立法内容，既要注重事后处罚，更要关注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的内容，以增强班轮市场监管法律的可操作性。

结束语

通过研究欧美反垄断法律及其适用于班轮运输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欧美均采用制定专门法或部门法的方式，将班轮运输反垄断法律独立出来。第二，各国单行的班轮运输专门法或部门法均以一般性的反垄断法律为立法依据，彼此存在互动关系。第三，从整体看，反垄断法律在航运业的适用体现出本国班轮运输产业的竞争力情况。本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总体上反垄断法倾向体现为放松管制。第四，班轮运输领域欧美反垄断法律适用，无论从立法层次还是立法内容上看，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此，应在明确《反垄断法》、《国际海运条例》、《航运法》三者的承接关系基础上，加紧完善以《航运法》为龙头的班轮领域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同时，需明确建立国际班轮运输领域的反垄断豁免制度。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8

    出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问题。然而,从目前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施效果上看,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薄弱,现有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对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缺乏有力解释。事实上,主体功能区作为现有区域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其实质是将环境约束、人地关系等具有区位特征的生产条件重新作为要素纳入理论分析。因此,只有从空间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所需各种要素的区位特征,我们才能进一步探寻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基础,并对主体功能区蕴含的客观规律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适宜度

    (一)非正式约束与要素区位属性

    不同区域所拥有的特殊环境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作为在漫长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非正式约束对其区域内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道德规范、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Hayek)等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那些无意识而成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风俗习性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人文因素区别于制度、法律等强制性约束,而是一种非正式的行为约束[1]。同样,诺斯(Douglass C.North)等学者也认为,非正式约束作为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种要素而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符合现代精神的约束环境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传统保守的约束环境则会阻碍经济发展[2]。

    虽然经济学一直关注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学者却对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应该引入非正式约束分析远没有达成共识。这种争议,其本质是非正式约束的区域性特征使其显着区别于传统经济性要素而具有明显的区位属性,正是这种区位属性使得非正式约束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凭借其严谨而周密的数理分析,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变革。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 P.)所说,“边际主义分析使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将经济学与数学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边际分析的凸性假设明显区别于过往的任何经济学[3]。”凸性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前提,然而这种凸性假设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却都无法兼容要素的区位属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区位因素的引入无法保证消费的凸性假设,如果存在凸性假设,那么消费者则在追求最大效用的诉求下会在整个经济空间进行均匀消费,显然这与现实经济表现明显不符。同样,区位因素的引入也无法保证生产的凸性假设,如果存在生产的凸性假设,那么生产活动也会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在经济空间均匀分布,从而聚集会因为地租的上升而不复存在,世界也将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因此,在无法解决凸性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舍弃要素的区位属性以便保证其形式上的科学表征。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舍弃了要素的区位属性,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直没有忽视对要素区位属性的研究。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可以溯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么当我们研究要素的区位属性时,是否也可以回到斯密那里寻找启示呢?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要素及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所有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因素都是要素的范畴,要素既包括(劳动、资本等)经济要素,同时也包括(宗教、道德等)非经济要素[4]。如果像斯密所说,宗教、道德也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要素,那么这就意味着,复杂经济活动的构成必然包括区位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经典作家已经注意到了经济活动中的区位影响,但是对于经济活动区位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典作家们曾做出过这样一种判断:任何经济地区都不可能赋存其生产中所需的全部要素,生产要素克服区域障碍从而进行区域间流动就成为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生产的初级阶段,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促使着经济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在这种努力下,尤其是随着高速运输工具的普及,经济要素在不同区域间流动的运输成本不断降低,区域间经济要素转移的空间成本对于生产的影响也已经开始大大减弱。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对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日益严重,我们对要素的流动   性也有了新的判断。有些要素只在特定区域存在,它们不能在区域间进行流动,这部分要素在生产活动中表现为较强的区位特征。尤其是不同区域所拥有的非正式约束环境,其作为在漫长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其他区域无法通过移动或复制来获得这种生产中的环境支持。可见,要素的区位属性是我们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所无

    法规避的问题,对于经济活动的分析,我们只有充分考虑要素的区位属性,才能准确地辨析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客观的演进规律。

    (二)经济适宜度的定义与研究内容

    如果我们意识并承认要素具有区位属性,并且从区位的角度上看,非正式约束又是特定区域显着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重要特征,其他区域无法通过复制或模仿来获得这种经济活动所必须依赖的环境因素,那么生产过程中非正式约束与其他经济性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就成为接下来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此时面临着如何从非正式约束视角解释主体功能区形成的问题①。正如前文所说,非正式约束和经济性要素的共同作用,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如果非正式约束环境与该区域经济性要素能够相互匹配,区域生产自然能够实现其经济目标;而如果非正式约束环境与经济性要素不能相互匹配,区域生产就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此时,无论是增加经济性要素质量上的投入,还是增加它们数量上的投入,区域经济仍可能会面临严峻的状态。这是因为,造成区域经济面临严峻状态的原因,既不是经济性要素“质”的问题,也不是“量”的问题,而是其与该区域非正式约束环境适宜与否的问题。因此,以非正式约束条件为基础,充分考虑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就是我们目前要研究的重点。这种新的经济秩序我们称之为经济适宜度。  EADi=(■?棕jEUDij)(■?棕jECij)-1

    其中,EAD为经济适宜度水平,EC反映的是非正式约束条件,EUD反映的是经济性要素的利用度,i是不同区域的序号,j代表不同的经济性要素种类,ω是权重系数。非正式约束条件是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在科学、合理的安排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社会经济总量;而经济性要素利用度则是在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下,如何最高效率地对各种经济性要素进行配置以获得更高的产出。经济适宜度是衡量要素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讲,非正式约束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其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科学、合理的匹配为前提,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与其非正式约束环境相互适应,那么尽管该区域短期内可能获得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潜力必然会因为非正式约束环境的排斥而面临严峻的状态。另一方面,非正式约束对经济性要素具有明显的效率选择性。特定区域的非正式约束条件往往可以和不同的经济性要素相结合,但其生产效率显着不同。换句话说,在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下,特定区域可以通过对经济性要素进行效率选择,从而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绩效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逼近。

    二、经济适宜度与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

    虽然经济适宜度以度为其形式表征,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之间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却是其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因此,当我们对经济适宜度进行解析时,主体功能区形成的理论基础也逐渐开始清晰。“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承载能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形成规范的空间秩序,……。”[5]从规划纲要所反映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来看,广义的“承载能力”必然包括不同区域在其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非正式约束环境,不同的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与其非正式环境相适应。此外,规划纲要中所要求形成的“规范的空间秩序”也进一步强调了非正式约束条件与区域内经济性要素要形成高效率的配置,经济适宜度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具竞争力的、是不可持续性的。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确保各种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因为其配置效率损失而丧失未来发展的潜力。可见,从主体功能区宏观规划来看,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探寻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确实是一条可行路径。那么接下来,经济适宜度对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动力又能有何种程度的解释呢?

    (一)经济适宜度与分工、专业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9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2-0037-08

    2003 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共同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安排》）文本以及有关磋商纪要。决定在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与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之间将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的签署，在为振兴香港经济、促进内地与香港在经贸领域深层融合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也将为WTO框架下建立“一国四席”的区域贸易协定提供蓝本，这在WTO体制内无疑是个创举。

    一、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背景及内容

    我国内地与香港进行区域经贸合作的模式选择经历了一个从“自由贸易区”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转变。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方后，香港中华总商会向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一份报告，希望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便香港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先行进入内地市场。2002年1月，外经贸部安民副部长与香港财政司梁锦松司长，就董建华先生正式向中央提出建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在北京进行了第一次磋商，定名内地与香港的未来合作模式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较之传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经贸合作形式，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具灵活性。传统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涉及货物贸易、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事项，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内容，在范围上大大拓展了。从本次达成的《安排》协议文本来看，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涉及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

    1.货物贸易领域。在香港继续保持零关税的同时，内地将自2004年1月1日起对香港有较大实际利益的273个税目的香港原产地货物进入内地市场实行零关税，其他香港原产地货物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实行零关税；双方将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不符的非关税措施；内地将不对原产于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

    随着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除，内地与香港的生产商更有条件按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原则调整经营的区域布局，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资金、技术、人员、原材料、信息的无障碍双向流动，从而产生更大的贸易扩大效应[1]，实现两地贸易领域的深层融合。

    2.服务贸易领域。将从2004年1月1日起，对香港提前实施内地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的部分开放承诺，此次向香港进一步开放的服务业涉及管理咨询、会展、广告、会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物流、货代、仓储、运输、旅游、视听、法律、银行、证券、保险等17个领域，其中对除法律、会计、审计和认证等外的其他管理咨询服务业、会展服务、广告、房地产及建筑专业服务、除盐和烟草外的分销服务、物流、货代、仓储、运输、旅游等，允许香港企业以独资形式从事该项服务业；对医疗及牙医、法律、保险等服务业，降低从业人员执业资格的门槛；对除法律、会计、审计和认证等外的其他管理咨询、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货代、仓储、视听、银行、保险等服务业降低注册资本和资质条件或提高最高股权比例；此外还对部分服务业放宽地域和经营范围限制。

    3.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根据《安排》，将对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法律法规透明度、电子商务、商品检验检疫和质量认证、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等7个领域，简化手续，提供便利。

    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与WTO规则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与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冲突的。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1条的规定，各缔约方一般不得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任何缔约方给予原产于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的任何好处、优惠、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地与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缔约方境内的相同产品。这一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条）中都有规定，成为WTO规则体系的基础。而我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要在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建立起一种较之与其他WTO成员之间更为优惠的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这会在WTO不同成员方之间造成了一种“歧视”而违反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也是区域贸易协定常遭到协定外成员非议的根源。

    然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经贸合作形式，其实是为WTO规则所容许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GATT第24条允许建立区域贸易安排，但必须符合某些严格的标准[2]（p.81）。根据WTO协议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的规定，WTO成员可以依《关贸总协定1994》第24条和《关于解释关贸总协定 1994第24条的谅解》成立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或依授权条款（Enabling Clause）签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议；或依《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经济一体化）签订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经济一体化协议。GATT1994第24条及其谅解中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经济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不得阻止各缔约方在其领土之间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用某种临时协定。”GATS第5条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服务贸易区域自由化安排的规定，明确了 “不应阻止任何成员参加或达成在参加方之间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宗旨”。

    从WTO及GATT肯定区域贸易协定的动因上看，WTO 及GATT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有利于锁定区域贸易自由化或推动区域贸易制度改革[3]（p.218）；WTO或GATT可以利用区域一体化协议作为实验室，以试验那些还未在多边范围内提出的合作问题[3]（P.238）。正如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教授所言：“一般认为，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在其成员间相互贸易中消除壁垒，是朝着普遍的贸易自由化迈出的一步，只要其特惠安排无损于非成员的贸易，就应允许。”我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在无损于对其他WTO成员所作的承诺前提下对两地经贸关系所作的优惠安排。《安排》在第一部分就规定了其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因此，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符合WTO及 GATT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基础上两者具有契合点。

    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上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属于一种较低层次、宽松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在经济学上，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一般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组织形式的若干阶段：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GATT第24条规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三个层次：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为成立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所缔结的“临时协定”（Interim Agreement）。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有着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根据WTO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和精神以及WTO成员订立区域贸易协定的实践，区域贸易协定形式事实上并不囿于GATT第24条规定的三个层次。除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外，“经济合作协议”等也是为一些成员方所采用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并得到WTO的认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在WTO框架内的一种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同时，也将实现自身经贸合作层次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WTO协定》规定协定本身和区域贸易协定的主体可以为单独关税区，为了将“单独关税区”的法定概念纳入整个WTO多边贸易规则之中，《WTO协定》在最后的“解释性说明”中指出，“本协定及多边贸易协议中所用 ‘country or countries’应理解为包括WTO的单独关税区成员方，‘national’一词的表述，应读作适合于单独关税区”[4]（p.44）。而同属 WTO成员的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作为一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完全符合WTO规则。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经贸合作的最新实践。

    三、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WTO的影响

    此次内地与香港《安排》的签署，不仅仅标志着一个新的区域贸易协定的诞生，它对WTO有关区域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对WTO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安排，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于同为WTO成员的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同属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就其实质来说，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一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而不是国家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这在GATT和WTO体制内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中，是一个创举。根据GATT1994第1条和第24条的规定，在传统的GATT和 WTO有关区域经贸合作的框架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和现存的区域特惠安排包括以下几种情形：适用于列入GATT附件一的两个以上地区间的特惠安排；适用于以共同主权、保护关系或宗主权联结在一起，列入GATT附件二、三、四中的两个以上地区间的特惠安排；美国与古巴共和国之间的特惠安排；列入GATT附件五的邻国之间的特惠安排；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特殊贸易安排；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用的临时协定等情形。随着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深刻演变，区域特惠安排作为适用于宗主国与附属领土之间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因而从目前来看，以上这些情形都可归结为有着特殊历史或现实联系的国家间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当然在此基础上，也存在着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之间或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情形。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之间在WTO框架内的区域经贸合作模式，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迄今为止WTO体制内所绝无仅有的，它代表了对WTO有关区域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必须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基础上，探索《安排》内外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问题。

    权利义务的平衡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区域性经贸合作安排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实施的过程中，涉及到《安排》内外WTO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安排：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与其他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

    如何处理我国内地或香港与其他WTO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安排的问题是关系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区域经贸合作模式能否被WTO成员普遍接受的关键性问题。我国内地或香港与其他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适用WTO的一般规定（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其各自的入世承诺。GATT和WTO对区域经贸安排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外而允许其存在的重要前提是“这些安排应该帮助贸易在集团内国家间自由流动，不增加对集团外国家的贸易壁垒”，“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而不应对其造成威胁”[2]（pp.81-82）。GATT1994第24条对此作了具体要求：成立关税同盟或订立“临时协定”时，对其非成员的缔约各方征收的关税与实行的其他贸易规章，大体上关税不得高于该同盟成立或该临时协定订立之前的税率总体水平；对自由贸易区或导致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协定来说，各组成方保持的关税与其他贸易规章，以及该自由贸易区或临时协定成立或订立时适用于对非该区或该协议成员的缔约各方贸易的关税与其他贸易规章，不得高于或严于在该自由贸易区成立或该临时协定订立之前同一组成区现存的相应关税与其他贸易规章。因此，我国内地与香港在实施《安排》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履行各自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对其他WTO成员所负担的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免授人以柄。

    在实施《安排》的过程中，货物原产地和香港公司的界定是区分《安排》内外WTO成员权利义务的关键。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体现为货物原产地标准；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体现为香港公司的身份界定。根据《安排》第五部分的规定，《安排》共有6个附件，其中包括适用于《安排》的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证签发程序和合作监管机制，其将对适用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作出具体安排。在界定“香港公司”的问题上，《安排》首先借鉴了法人国籍的界定标准。尽管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但在定义公司身份上可以借鉴确定法人国籍的做法。世贸组织规则没有专门确定公司国籍的条款，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中有类似的条文，即：参加经济一体化的任何参加方的服务提供者，如果是根据参加方的法律所设立的法人，则有权享受该协定项下给予的待遇，只要该服务提供者在该协定的参加方领土内从事实质性商业活动。《安排》采纳了这两项标准，规定香港企业应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成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安排》进一步对“实质性商业经营”作出了解释性规定，对业务性质、税收缴纳、经营资历、经营场所、员工比例加以明确要求，充实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关于参加方企业身份界定的内容，为“实质性商业经营”这一抽象概念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解释规则，有利于对《安排》内外的WTO成员的权利义务作出区分安排。

    在《安排》内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问题上，实施《安排》时，内地对香港实行“零关税”，香港相应的调节措施不多，就会造成内地与香港之间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的权利义务不平衡。本次《安排》的达成，被香港各界誉为内地赠送的“大礼包”，反映出在当前内地对香港作出的利益让度要大一些，这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中的进口零关税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上。但由于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行，双方利益的协调在形式上不宜过于强调对等操作，而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全局观念和长远利益来综合考虑[5] （p.32）。此外，从中国内地的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方向和《安排》双方达成的自由贸易水平的趋近程度上看，也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贸易自由化精神的。在“入世”过程中，中国要求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加入WTO，而香港是以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加入WTO，根据GATT东京回合达成的“授权条款”，发展中成员通过加入某些与发达成员缔结的协定，可以获得单向的贸易优惠待遇，这就使得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可以给予内地更优惠的条件，从而保护并促进中国内地一些弱势行业的发展。因此，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实现了《安排》内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

务平衡。

    四、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一国四席”下两岸四地经贸法律框架的影响

    2001 年12月11日和2002年1月1日，中国与中国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先后成为WTO正式成员后，连同于1995年1月 1日分别成为WTO创始成员的香港和澳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WTO体制内的“一国四席”局面。从国际层面看，在WTO体制内，一国四地都是WTO这一国际经济组织的平等成员；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内地与中国台北、香港、澳门在法律上是同一主权国家下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关系（注：另一种提法是将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视为主权国家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关系。）。

    在内地与香港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商过程中，明确此次内地与香港达成的《安排》未来将同等适用于澳门，而台湾与中国内地市场血脉相连，迟早也将融入到“安排”的框架下（注：事实上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就提出过“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成立了“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有关“中华经济圈”的呼声也预示了建立两岸“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迫切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称之为“华人经济区”（Chinese Economic Area）。）。以内地与香港的《安排》为开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对“一国四席”下两岸四地经贸法律框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未入世之前，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我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和澳门将保持原有的经贸法律制度不变，这样在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经贸法律制度体系。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法律文化的差异，两岸四地的经贸法律制度体系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在涉及两岸四地经贸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以我国内地调整涉台经贸关系的法律规范为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一般性的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贸易法》等；其二是专门性的涉台经贸法律、法规，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法》等。但在我国内地与台湾相继入世后，原有经贸法律框架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双向投资和金融合作中的法律问题[6] （pp.59-61），这些法律规范或者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或者不能体现入世后我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特殊法律关系。直接以WTO规则调整两岸四地的经贸法律关系，似乎能部分地解决“一国四席”下两岸经贸法律制度不统一所带来的问题。但是从WTO协定和我国的相关法律，以及WTO规则在国内法上的地位来看，WTO规则不能在我国直接适用，而应通过我国的国内立法程序，逐步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因而这仍然属于在我国内地建构单边的涉港、澳、台的经贸法律制度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WTO中拥有四个席位，若要完全按WTO现有规则或机制来处理两岸四地的经贸关系，就不能体现“一国四席”的性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填补了调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般规则与我国两岸四地单边经贸法律制度之间法律规范的缺位，由此形成WTO框架内的“一国四席”，以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为表现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与两岸四地各自的经贸法律制度共同组成的新的经贸法律框架。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两岸经贸法律框架的最具创想之处，是要在开展两岸四地区域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一种特殊的“一国四席”下两岸经贸争端协调解决机制。在两岸未入世之前，由于两岸四地同属一个主权国家，而主权国家与其所属的单独关税区之间发生贸易争端的，一般可以通过磋商或协商的方式解决，或干脆通过行政隶属关系将贸易争端解决在萌芽状态[7]（p.28）。但在入世后，在WTO体制中，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相互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分别具有平等的代表权、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独立的申诉权和责任承担制度以及平等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权利等。由于我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成员身份加入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相应地作出不同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承诺，因而我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作为独立的WTO成员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享有和承担内容不同的权利义务，并且由于各自立场不同、具体经济利益不同，在我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如果出现一些贸易争端，也是正常的。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书》（以下简称《谅解书》）第1条规定，该《谅解书》的规则和程序适用于该《谅解书》附录1所列各项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所提出的争端和各成员之间有关它们在《WTO协定》和该《谅解书》规定下的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因而，在WTO体制内，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上述适用范围内的争端，属于WTO不同成员之间的争端，可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解决。解决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双边磋商，另一种是由第三方即专家小组（直至上诉机构）裁决。今后在WTO体制内解决内地与港澳之间贸易争端时，可能会在磋商阶段得以解决，但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其目前事实上行使不受中央任何机构管理的地方治权，不排除其利用WTO第三方裁决制度将两岸贸易争端政治化的可能性。而建立两岸四地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契约形式约束两岸贸易，并进一步构造特定的贸易争端协调解决机制，就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主权国家内不同关税区之间的经贸争端，避免使经贸争端政治化与国际化。

    五、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亚欧合作的意义

    在亚洲，以“10+x”为主的合作进程正在加强，亚洲经济合作及其制度化的活动日趋活跃。亚欧会议亚洲成员之间的诸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取得了进展，例如新加坡和日本达成了新时代经济伙伴协议、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推进区域性经贸合作层次的进程中，以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为典型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也在努力探求亚欧之间、亚洲及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模式。

    2003年5月6日，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工作组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首次会议，着手尝试在亚欧之间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由于上述《安排》是在作为WTO发展中成员的中国与作为WTO发达成员的中国香港之间达成的，根据亚洲和欧洲各国分别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主的现实，《安排》针对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各自情形而特别设置的权利义务模式实际上将为亚欧之间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提供先例。

    根据亚欧会议各方和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工作组的安排，这种更紧密经贸伙伴关系是类似于我国与香港之间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区域合作形式，是亚欧之间区域经济安排的形式。在亚欧“贸易便利行动计划”和“投资促进行动计划”的背景下，促进贸易和投资将成为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工作组的工作重心。其中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在动植物检疫程序和无纸化海关手续及采用风险管理等现代海关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合作领域可以对亚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起到补充作用，这些领域包括运输、信息与通讯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可以看出，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是要以贸易便利化为起点，以贸易和投资的促进为现阶段的主体内容，进一步辐射至其他领域。而我国与香港之间的《安排》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建立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将要涉及的主要问题，因此，《安排》可以为我们在未来的亚欧合作制度设计中提供有益参考。可以预见，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亚欧更紧密经济

伙伴关系的内容将拓展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的具体安排方式更需要发展中成员的权衡考量。《安排》在WTO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设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成熟的现实模式和思维路径，避免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承受过重的义务和负担难以实现的承诺。

    亚欧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建立将继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以来，进一步突破区域经贸安排的传统“区域”框架，其对两大洲之间的经贸合作、对WTO谈判议程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白冰，王健平。互惠互利共求双赢——更紧密经贸关系将给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商机[N].新华每日电讯，2003-06-30（3）。

    [2]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贸易走向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　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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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篇10

一、实现区域发展权呼唤法制保障

(一)权利形态之跃升：从“应有”到“法定”的区域发展权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是权利的三种形态，也是权利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区域发展权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应然到实然的成长道路。从目前为数不多的将“区域发展”和“权利”联系起来，进而围绕“区域发展权”展开的研究中，无论是经济学的绩效考量抑或法学的正义审视，殊途同归的结论是：不管人们是否认识、承认，区域发展权都已客观、普遍地存在于当今国内乃至国际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应然状态的区域发展权源自近代以来“物质生活关系”中生成的一种法权要求：当“发展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非匀质性”这一客观事实放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时，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即如何克服市场缺陷与恪守政府本分，抑或如何勾勒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问题，便在纷繁复杂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凸显出来了。这种争议或分歧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延展开来：一是在区域发展层面，长期以来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层层凸显，以至于争取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成为区域尤其是欠发达区域的一种强烈法权要求；二是在国际人权领域，不同国家在人权内容和分类问题上的争议甚至冲突，随着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的提出不断加剧。特别是针对“是否存在第三代人权”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严重。但在这一过程中，客观上确立了发展权的概念，亦为区域发展权的法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区域发展权的法定依据主要包括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一是1986年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以及其他相关联合国决议，二是2004年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虽然上述规定没有直接明确“区域发展权”的概念，但是“将发展问题宪法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通过重新修宪的方式正式将‘区域发展权’等字眼写进宪法文本。宪法，与其修改，不如应用。法律人应当通过法律解释的这一精妙的技艺，将‘发展’这一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诫命与宪法典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使命结合起来，使其获得祝福与不朽”。从目的论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为了给予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及时的法律评判，宪法解释中不能单纯考虑基于法律条文的文理的、逻辑的解释，应以现实的认识为基础，追求共同体指向的共同价值。因此，人权人宪一方面表明了人权是宪法、国家和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国家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人权入宪亦突出了人权的价值与理念，“人权”作为涵盖公民基本权利的“母权利”，其基本价值自然涵盖发展权乃至区域发展权所蕴含的“平等”、“均衡”等价值取向。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指南，宪法就是保障科学发展的最高法典、根本大法，而保障区域发展权，促进区域实现协调发展亦是宪法保障的题中之义。因此，从宪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区域发展权的法定化正是在科学发展观要求下，对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权利化、责任化的一种回应。

(二)权利实现之困惑：区域发展权法制保障的缺失

法定权利只是权利成长道路上的中点而非终点，实有权利才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法定区域发展权只有实现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即转化为实有区域发展权才能实现权利成长的圆满。但逻辑上的推演终需现实条件的配合，而现实的情况是：区域发展权还缺乏有效的实现机制，尤其是法制保障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立法上还缺少区域发展权的法律救济制度。二是在执法上，对区域发展的规制多以行政干预为主。三是在司法上，区域发展权的可诉法性及司法的可行性还存在疑问。四是在守法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区域发展权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二、经济法是区域发展权实现的主要法律形式

区域发展权的实现要求构建强有力的法制保障，那么在现有法律体系中，诸种部门法各自的角色定位如何呢?我们认为，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是保障区域发展权的主导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传统法是保障区域发展权的基础法。具体而言，经济法是保障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法，社会法则是保障区域社会发展的主导法。这里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通过经济法与传统公私法生成的比较，着重探讨经济法是区域发展权实现的主要法律形式。

(一)经济法与传统公私法生成之基础考察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所作的科学揭示，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受生产方式演进这一客观规律支配的。即不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演进及转换，催生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并促使不同调整功能的部门法之生成。

1．传统公私法起源于个体小生产。个体小生产在促成原始群体化生产方式瓦解的同时，亦萌发出新的社会关系，如财产的归属、流转、继承关系等，传统私法的生成即是对平等主体之间新生社会关系的部门法回应；同时，“为了不使社会和相互对立的阶级在残酷的斗争中同归于尽，于是就需要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把政治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由此产生了由特殊公共权力强制确立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必要”。“国家被发明出来了”，产生了诸如国家重要政治机关的组织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政府与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政治关系，进而形成了以政治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宪法、行政法等传统公法。

2．经济法等现代法是为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需求而产生的新的部门法。一方面，由于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人们以追求盈利(资产的增值)为目的，因而就产生了如何竞争性生产财富以及如何实现其价值的问题，前者旨在用最少的成本创造最大的价值，后者旨在将创造出来的财富通过争夺交易机会实现其价值；另一方面，市场的局限性又必然会产生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并导致流通、分配的一系列问题。它的经常性的表现是发生经济、金融危机，资源、环境危机，以及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等。在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承担起经济职能的重任，“经济政府”的角色凸显。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但政府并不是具有完全理性的实体，政府干预亦存在“失灵”，需要法律规制。而经济法就是治理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部门法形式。

3．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区域发展过程中亦存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特别是相对于市场来说，“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和非效率性，如果不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的行为，那么就很难保证政府行为的科学有效性，而且很容易成为市场机制的对立面。欧盟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区域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欧盟内部进行区域管理的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同样的立法”。显然，上述立法就是对区域发展中生成的诸如宏观调控关系、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区域经济竞争关系等新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制回应，而“这一切非传统意义的公法如行政法或私法如民法所能完全胜任，只有立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本位的新型法律如经济法才能担当此重任”l5。

(二)经济法与传统公私法生成之利益动因考察

“利益博弈”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体在生产方式演进促动下的一种主观反映。不同生产方式下，社会主体追求的利益及利益博弈的方式亦不同。

1．传统公私法源于对生存利益或既有利益的维护。在生产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尤其从个体小生产时代起，由于它常常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利益，所以，在后来才有的民法中，就把人们的这种对物的先占权加以确认，并作为所有权发生根据。传统私法的功用即在于通过确权、排除妨害等方式维护社会主体的物权利益，以及通过意思自治、合同自由、支付对价等方式维护社会主体的债权利益。而政府为执行其政治统治职能，亦需要通过税收等方式向社会征收必要的费用，即从社会主体那里取走一部分既得利益。因此，从法益的意义上，传统公法就是防范社会主体的既有利益不被非法剥夺的法律形式。

2．经济法等现代法源于对发展利益或增量利益的维护。发展利益或增量利益，其物化形态表现为剩余产品，即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产品；其价值形态表现为利润、红利等各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虽然在个体小生产时代也存在少量剩余乃至发展利益，但在个体生产中，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都自然归属于个体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庭；同时，由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生产与消费实际上主要在家庭中完成了循环，在产品价值的实现环节显示为封闭式的实现路径。此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剩余产品分享问题，亦不存在价值的实现障碍问题。因此，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决定了在法益维护上主要以既得利益或生存利益为主。但是，当生产进入社会化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协作生产产品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对剩余产品的分享问题；同时，商品生产的目的已经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生产经营的逐利性又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以至于产品过剩的危机频频显现，产品卖不出去，剩余实现不了，人们就要求保护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利益，即发展利益。在此种情况下，传统公私法只能在剩余产品的归属、流转等市场交易关系上发挥基础性作用。而解决剩余产品的分享与实现问题，则只能由旨在维护发展利益的经济法等现代法，在市场竞争关系中以及宏观调控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3．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区域发展利益由经济法维护。就地方政府而言，区域内个人及企业的发展利益实现的程度如何，或者说个人及企业所创造的发展利益能否得到普遍、持续的保障，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内社会总资本的增值程度，地方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的强弱程度。此外，“地方政府为普遍、持久地提高全体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力，这本身也是一种宏观经济的管理活动，是创造宏观经济价值的劳动，只不过这种劳动的价值量实际上平均化地凝结在市场主体的各种产品之中，也是可以计算效益的价值”亦即地方政府也存在自身的发展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个人及企业的发展利益，抑或实现自身的发展利益，地方政府都不得不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到区域竞争中去。从区域竞争及宏观调控意义上来说，区域发展利益的维护亦需要经济法发挥主导作用。

(三)经济法与传统公私法生成之法权需求考察

一般而言，法权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法治条件下，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必然要通过“法权”这一形式显现出来。而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及不同的利益诉求条44=下，社会主体的法权需求亦不相同。

1．传统公私法源自保障所有权为核心的法权诉求。个体小生产条件下，“私有权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是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马克思所指的法律即传统私法，而被传统私法确认下来的权利就是后来被其一度神圣化、绝对化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是人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传统私法法权之核心。同时，传统公权力亦源自社会个体间不可调和的所有权冲突，“权力是从原始权利的对立中产生并且在表现上凌驾于一切权利之上的力量，其根本使命是缓解权利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且，权力的存在以权利冲突的不可调和为前提”。

2．经济法源自保障剩余权为核心的法权诉求。当生产进入社会化以后，生产的群体性与逐利性产生了剩余产品的分享与实现问题，社会主体为了缓和在分享剩余及实现剩余过程中的冲突，产生了确立旨在保障其发展利益的剩余权诉求。“剩余权是指在社会化生产中对剩余所应享有的权利”刨，包括剩余分享权和剩余实现权。剩余权冲突首先发生在企业内部，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与投劳者以及与后来又出现的管理者之间，即如何分配企业的剩余(利润、红利等)，从而实现其各自的发展利益。对剩余权冲突的法律回应表现为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厂法以及后来的劳动法、企业法、公司法等现代部门法，而反映在法权上则表现为劳动权、股权、剩余分享权或剩余索取权等形式。上述法权及相关法律制度克服了传统私法的局限，体现了现代法对“传统私法所有权绝对原则”的否定。同时，剩余权冲突亦在企业外部阻碍剩余价值实现的不正当竞争、垄断等非理性竞争中体现出来，从而要求政府既要从国内法上行使竞争规制权与宏观调控权，又要从国际法上主张发展权来保障社会主体的剩余实现权。

3．区域发展权是缓和区域间剩余权冲突的法权回应。区域发展权是对区域发展过程中结成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规制，是现实社会关系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反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由竞争作了经典论断，即“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亦能促进公共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然而，即使在一般性市场上，竞争也并不是必然有益的。“斯密定理”其实是有条件的，即自由竞争公共效应的实现有赖于一个由正当行为规则构成的法治秩序之存在。一是全国性法律对地方政府的外在约束；二是本地民众对地方政府的内在约束。这两项条件共同的法理基础在于，地方政府在维护区域发展利益、争夺区域发展机会、实现区域剩余权的同时亦必须为这种竞争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承担责任，而且要负法律上的责任。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主导区域协调发展的全过程必须实现政府行为的权利化、责任化。而将规制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计划、调控、管理行为的制度设计，放置在“经济理性与公共理性统一体”的政府角色定位下统筹考量，进而构建区域发展权实现机制，则是缓和区域剩余权冲突的必然路径。

三、经济法保障区域发展权的具体方式

(一)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区域全面发展”为保障路径

对于区域发展权的法制保障而言，既需要发挥民法、行政法等传统公私法的基础作用，亦需要发挥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的主导作用。而经济法保障区域发展权的主导作用反映在具体路径上，即表现为：通过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区域系统是由区域内人口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科技系统及经济系统复合组成，区域经济是区域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区域系统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虽然区域发展权的内涵即意味着区域内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经济的发展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权的核心，如果抽去经济发展这一精髓，区域发展权就失去了其本身的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