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哈罗德―多马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都来源于收入的增加，这些家庭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我国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年份，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别，1997年美国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亚人均收入仅为880美元――是美国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收入差距？为什么会存在经济增长？对此，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做出了毕生的贡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其中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三个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实现增长的途径，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模型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我们这里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哈罗德在建立其增长模型时做了如下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储蓄倾向不变，所以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相等的。

3.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即原有资本的生产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资本的生产率。

4.社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5.技术状态既定，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将经济增长抽象为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第二个变量是储蓄率，用s表示；第三个变量为资本―产出比率，用v表示。数学表达式为：G=s/v。从式中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罗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就是社会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增长率不能用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来计算，这是因为实际经济状况并不满足哈罗德的前提假设，比如储蓄不等于投资。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所对应的是合意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因此，在实现均衡增长率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况而言，产量或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社会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和技术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社会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当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发生偏差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而当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发生偏差时，则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且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要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并等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称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它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得出结论，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痕迹，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该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与哈罗德不同的假设：

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投资品。

2.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劳动比率是一个变化的量。

3.储蓄总能转化为投资，即I=S。

4.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

根据以上假设，该模型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得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增长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资本装备率。所以，要使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就必须使资本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模型为（GY-GL）=（1-α）・（GK-GL）+λ，可见，与没有技术进步时（λ=0）情况不同，若λ>0，则即使人均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资本的增长率，即GK=ΔK/K=I/K，由均衡条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权数α、储蓄率s和劳动力增长率GL都是常数，因此，GY和GK都与δ有关，于是分别对δ求导后可以得知：GK随δ变动的速度大于GY随δ变动的速度。所以，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GK和GY发生偏离，都不会长期维持，都会自动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决于GL（长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点在于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

1.资本产量比率或者是资本生产率固定不变，也即资本―劳动比率固定不变。

2.储蓄等于投资。

3.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都为常数，但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

由收入或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公式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G=δ・[π/Y（Sπ-SW）+SW]，其中，δ为资本生产率，π代表资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SW代表工人阶级的平均储蓄倾向。因为，δ、Sπ和SW都是常数，所以G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变化而变化，因此，新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采用调整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它运用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实现稳定状态下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并考察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若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就会由于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实际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时，又会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会上存在失业。并且一旦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稍有偏差，这种差距将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自然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认为当均衡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劳动力过多，而工资低廉，生产的扩大将不受限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出现“长期兴奋”状态，当均衡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时，会由于生产受到劳动力不足或者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出现长期停滞的趋势。因此，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要求，只有当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是，由于决定三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种增长率一致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哈罗德提出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引入了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萨伊定律、储蓄永远等于投资和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必然得出社会不会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也即不会出现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偏离均衡增长率的情况，而且，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和资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GK=GY），只要调整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或者说是劳动――资本比率就可以了。我们假设GY> GK，即Y的增长大于K的增长，于是δ=Y/K会增大，这时，GK和GY都会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GK的增大速度会大于GY，因此，最终GK=GY。这也就解决了哈罗德―多马的“刃锋式”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本身也是很难实现，而且在现实中，资本和劳动也只是有条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反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而从储蓄率入手，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假如实际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的话，在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而降低储蓄率（因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要大于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而减少利润的份额，即等于降低了资本家储蓄率在社会总储蓄率中的权重，进而导致总储蓄率的下降），最终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显然，储蓄率的调整是通过改变利润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办法来实现的，可是在现实经济环境中，要改变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必然会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容易。

三、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尽管各派经济增长理论各执一词、意见相左，但其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种内在的互补性。首先，就前提假设来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假设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都不可变，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储蓄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变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假设储蓄率是既定的，资本――劳动比率可以变动，通过市场自身调节来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以便与任一给定的储蓄率相结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资本――劳动比率可变的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是假定储蓄率可以变动，而资本――劳动比率不可以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储蓄率可变的模型。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说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和补充，通过数学处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终化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不同而已。对于已经实现了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而米德经济增长模型则只要求GK=GY，并且它们的增长水平由GL决定，其实，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见表一），这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长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发生偏离之后，当哈罗德的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发生偏离，经济中就会出现“累积性”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从而导致各年收入变化产生连锁反应，使得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差别越来越大。而米德则认为这种偏离是不会出现的，在他看来，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基于他的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当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偏离时，或者说是米德的GY偏离了GL时，哈罗德认为要么出现长期停滞，要么出现长期兴奋，而米德则认为即使不用政府干预也可以自动（市场的力量）恢复到人口增长决定的增长率水平。所以说米德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一条比哈罗德增长模型宽得多的经济增长途径。而新剑桥提出通过储蓄率来实现稳定增长，如上文所说由于必然受到某个阶级的阻挠，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过市场调整资本-劳动比率那样容易，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这一“总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提出的是一种“刃锋式”增长途径，但它为我们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新古典和新剑桥模型分别从资本-劳动比率和储蓄率为我们展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经济增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索洛中性技术理论等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做了科学的分析。因此，如果本着“分析、比较与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论而陷于困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篇2

【关键词】GDP；FDI；重庆；外商投资

在经济危机频发的时代，出口受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国内投资，国外资本的流入也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外生因素。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对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与FDI具有正的相关性。自改革开放以来，FDI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是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同比下降2.56%，以外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外部动力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外资进入减缓的势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总数却在逐年攀升。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不仅在直辖15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级数增长，更日益成为外资竞相追逐的热土，在2006年2011年间，重庆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6.96亿美元剧增至100亿美元。显然，对于重庆而言，外资的大量流入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讲，FDI与GDP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在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对FDI与流入国经济增长的检验由于假定条件的不同、计量方法的差异，处理数据手段的不一以及资本流入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所进行的检验是不固定的。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运用EVIEWS3.0软件，通过ADF检验与协整检验判断出1997年至2011年期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并用脉冲响应函数与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相关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国外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制约东道国经济起飞的两大瓶颈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FDI是弥补这两大缺口的最佳办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过对69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渠道，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国内投资。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对印度19741996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真实GDP增长是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过对5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方向取决于东道国的贸易体制、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国内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对不同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对不同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的结论。

国内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开始与上世纪90年代。沈坤荣，耿强（2001）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缓解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通过总体生产函数的构建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同年，窦祥胜从金融危机角度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适当的汇率制度，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改善外资流动管理方面采取对策。肖继五，李沂（2009）通过对我国1982一2008年间资本流动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的实证分析验证其相互作用关系。胡祖六（2004）论述了中国引进外资方面的三个问题，即中国引进外资的成绩如何的问题，外资在中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未来前景与政策影响问题，文章指出FDI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指出外资对中国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所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最后对我国今后在外资方面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和建议。

二、重庆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万平方公里（主城区面积：640平方公里），拥有近3300多万人口的重庆正式恢复直辖市的身份，此后，重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直辖当年，重庆全市国民生产总值（GDP）仅为1509.75亿元，截至2011年底，该市GDP总额上突破10000亿人民币。不仅如此，重庆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会。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达到39083元，首次超过38449元的全国人均GDP水平，该市与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较1997年分别缩小16.4、24.9、25.5和17.2个百分点。

在利用外资方面，重庆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重庆直辖当年，该市实际利用FDI仅为3.8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后几年间，重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呈小幅上升状，总额始终停留在一位数（以亿美元为单位）。直至2007年，重庆吸引外资额增长幅度达55.95%，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截至2011年底，重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05.29亿美元，为1997年的27倍，占全国比例约9%，并连续三年成为西部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

参考文献：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2]纪杰，龙勇.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J].技术经济，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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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巨额外汇储备；成因；利弊；建议

一、背景分析

外汇储备，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少，甚至个别年份出现外汇储备为负的情况，我国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总量开始大幅增加。从2001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0月，突破了1万亿美元。2009年6月末突破2万亿美元。201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更是达到3.31万亿美元。

二、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

（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开始迅猛发展，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645亿元，而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19322亿元。外汇储备作为一种存量，反映了一国对外经济来往的流量累计的结果。因此，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我国外汇储备也持续增长。

（二）贸易顺差

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较大优势；加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故在此影响之下，我国进出口总量差额甚巨，经常项目长期出现大量顺差，而这必然会引起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较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很多，并随着我国各地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商前来投资。而外商的持续大规模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这无疑促进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

（四）强制结售汇制度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以强制结汇制为特征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原因。强制结汇制规定，除了允许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设现汇账户外，其余法人单位所获得的属于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足额地出售给指定银行。从而导致外汇最终集中于银行，成为国家外汇储备，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

国际热钱的流入是这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剧增的重要原因。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一路走高，2013年5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925，再创汇改以来新高。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超过30%。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促使大量国际热钱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房地产等市场，以期待获取利率和汇率升值的双重收益，这也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巨额外汇储备的利弊影响

（一）巨额外汇储备的积极影响

1.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信誉，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能力不断增强，为我国举借外债以及债务的偿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在现如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加大。如某地区发生金融危机影响到我国或其他一些突发事件引起资本外逃时，我国都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对外支付的有力保证来抵消其不利影响。我国目前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正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3.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外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故能够吸引更多外商前来投资，使外商投资不断增长。因此，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能够充分增强我国利用外资的能力，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4.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巨额外汇储备对于我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引进等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巨额外汇储备的消极影响

1.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会付出巨额的机会成本。如果把这些巨额资金用于国内投资或进口实用资源，会促进就业增加和国民收入提高。而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的绝大部分被投放于境外的金融市场，用来购买美国的债券等，并未参与到境内资金循环过程中来。这样，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大量借出外汇等于是以低息将国内资金转移国外给外国人使用。这意味着放弃了其能带来的大量实际资源，失去了这些资源投入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付出了巨额的机会成本。

2.巨额外汇储备将带来通胀压力。如果某国出现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该国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因为该国出口持续大于进口，该国企业不断赚得外汇，但由于企业实际需要以及制度性原因，会将大量外汇兑换成本国货币，该国中央银行就要被迫多印制本国货币以缓解兑换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本国货币的发行量决定权并不是本国的市场需求，而是外汇兑换压力，从而导致国内出现本国货币供大于求的局面，进而形成通货膨胀。当今的我国正面临着这种情况，国内市场上物价不断上涨，使人们生活成本提高，影响了民众日常生活。

3.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国外游资为获取更大收益，也在推波助澜炒作人民币升值。国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境内结汇成人民币，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促使人民币不断升值。而人民币的升值势必给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从而对国内就业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且结构以美元为主，这使得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元汇率风险。在现如今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我国的外汇储备势必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四、对于减弱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建议

（一）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政府应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到国外进行投资，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加大对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对海外能源性企业以及关键性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并购活动。这样不但能保证国内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还能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降低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

（二）减持美元，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由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较大，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较大。在当今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缩水严重。因此我们应适当减持美元，增持黄金、欧元等其他货币，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以降低美元不断贬值带来的风险。

（三）积极扩大内需。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过重，因此我国要积极扩大内需来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要扩大内需就要提高居民收入且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热情，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最终通过扩大内需、拉动国内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降低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程度，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同时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使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内。

（四）适当增加进口。在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也应合理使用外汇不断增加进口，尤其是增加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矿石以及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在保证生产原材料充足的同时加快国内产业升级，提升国内企业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这样做不但能降低外汇管理中的风险还能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发展。

（五）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在已允许企业保留一些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基础上，逐步放宽对国内企业和居民的用汇条件和范围的限制，同时放宽对企业和个人兑换外汇数额的限制，逐渐做到藏汇于民。另外也要相应地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国内民众也能获得外汇投资收益。这样做不但能拓宽民众的投资渠道，也能有效分散降低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风险。

（六）斥巨资加大对海外优秀外汇储备管理相关人才的引入力度。由于我国国内缺乏外汇储备管理相关人才，所以要加大投入，从国外引入优秀外汇储备管理相关人才及其先进管理经验，从而降低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种种风险，保障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张奇.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及对策浅析[J].中国经贸，2011（12）.

[2]唐雪凡.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利弊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5）.

篇4

2007年以来，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时期。选择加息还是选择本币升值，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两难选择。截至2008年4月10日，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达6.9920元，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达4.5%。从目前情况看，本币加速升值策略似乎已经取代加息而成为近期货币政策的主要取向。为何在目前状况下选择加速升值呢？笔者看来，再三权衡加息与本币升值这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利弊之后，也许加息并非遏制通胀的最优取向，而本币加速升值可能成为最佳选择。

加息并非遏制通胀的良方

自2007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6次加息，但抑制通胀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CPI指标不断创出新高，也许有人会对加息政策的真实效果产生疑问，现阶段再次选择加息可能不合时宜。

一方面，加息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的显著提升，抑制了企业投融资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出现下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加息也不可避免地抑制社会消费能力的扩张，在较高利率成本的情况下，老百姓可能更多选择存银行，而不是借贷按揭消费。另一方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被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的同时，管理层可能会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势必增加政府税收负担，进而可能出现财政赤字。

新“双防”政策强调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这一政策的推出表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就是防止“滞胀”。加息也许能够最终抑制通胀，但也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滑；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带来税收和赤字的负担。因此，在可能出现“滞胀”的两难境地中，选择加速人民币升值未尝不是最佳选择。

加速升值是最优取向

从本轮通胀发生的本质来看，本轮通胀的产生更多地缘自于外因。在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背景下，通胀压力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本币升值来化解。美元贬值带来全球资产价格上涨，正是促使中国经济出现通胀的元凶。原油、铁矿石、农产品等价格的轮番上涨已经带给国内经济颇多负面影响。如果仅仅通过缓慢的本币升值抑制日益加速的通胀速度，不仅不能缓解国际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而且还会让人们对人民币升值政策产生疑惑。尽管加息和本币升值政策都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且国内也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但人民币加速升值策略已成为近期政策的最佳取向。

一方面，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对国内粗放型制造业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也由此加快。中国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规律，面对印度、越南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相对更低的成本优势，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也该及早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当然，在转型过程中，短期内会出现失业、撤资、破产等情况，但短期阵痛带来的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市场引导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而沿海地区可以更好更快地集中优势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加快发展，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

另一方面，美国次级债危机会影响到中国出口增长，要化解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仅要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还需要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本币升值导致进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缓解目前石油、铁矿石、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提高人民币的相对购买力，从而刺激国内消费能力的增长，这同样也能拉动经济增长。

按照香港金管局的研究数据分析，如果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30%，通胀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下降3%。人民币升值速度如果能够超过美元贬值的速度，那么国内的通胀压力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当然，人民币加速升值是否会带来新增外资热钱的流入，重新推动国内房地产价格上涨，还需重新审视。

昨度“牛郎”能否重来

相比2007年热炒人民币升值的概念，本次人民币加速升值来得更加真实。尽管从07年年底以来，贸易顺差开始出现下降，2月份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63.97%，但并不表示外资热钱已经彻底放弃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套利机会，更多原因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影响下，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出现调整，从而带来的外资热钱的短期撤离。本次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再次吸引外资热钱的关注，房地产和股市可能重新出现新的投机机会，而不是投资机会。

面对仍然高估值的A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国内的投资者要有清醒的认识，短期可以适当把握市场的反弹，可以等待日后的解套，但不应该对反弹高度过于乐观。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产价格重估的步伐不会停止，但需要耐心等待市场消化前期资产泡沫化带来的估值压力。从行业投资的角度看，我们建议投资者短期可以关注金融、房地产、航空与造纸等行业和板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会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金融等拥有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以及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比例较高的航空与造纸板块同样能够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前期热炒的升值概念股可能死灰复燃，投机之风再度盛行。

篇5

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化

美元汇率水平支撑的四个主要指标为：相对生产力、相对贸易条件、相对财政状况以及国外资产净额。目前美国经济在生产力水平上占有相对优势，并成为经济依托的重要保障。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尽管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减缓，但美国生产率增长依然达到4.3％的水平，是1983年增长4.5％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从1973～1995年生产率增长的平均水平为1.5％。这不仅表明美国企业结构的活力，也显示美国企业改革的效果，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的结构与效益产生了巨大作用与推动。2003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状况的有所缓解与生产率的稳定增长，直接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美国劳工部2003年8月初公布，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劳动生产力增长幅度达到5.7％，从而可以看出，10年经济增长积累的有利局面继续维持着美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虽然环境与条件变化已经使美国经济政策层面的矛盾扩大、阻力上升，但经济实质的变化依然继续可以保障维持经济。即使强势美元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经济的动力作用，美国货币政策的组合变化与调整，已经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并会牵制经济增长水平。

经济是汇率的依托，汇率是经济的信心。美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效果愈加明显。1991年4月美国经济开始步入增长期，直至2001年3月持续了120个月的增长周期，年均经济增长为3.09％；同期汇率水平，以美元兑日元汇率为例，平均汇率为1：127.17；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美元货币政策产生的汇率影响具有不同变化。

美国经济增长环境利好状况，使得美国货币政策的强劲明显突出；而美国经济增长环境相对恶化，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强中显弱，政策强势与技术弱化结合浑浊。1991～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与美元兑日元汇率水平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经济在1997～1999年相对较高增长时期，增长水平在3.9～4.4％，同期美元兑日元汇率在120～130日元相对较高水平；而在2000～2003年，美国经济相对走弱时期，美元兑日元汇率不仅跳跃幅度扩大，而且美元有所贬值扩大。因此可以看出，经济基础依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支持因素，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时期，经济状况对货币政策的强势起到积极有效依托作用，直接拉动货币投资信心的持续稳定向上。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强劲给予美元充裕的强劲空间，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双赤字与政策矛盾

投资环境脆弱，经济环境与政策支持度减弱，是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组合和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美国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经济金融政策也呈现重大转变：经济政策已经抑制通货膨胀转向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由扩张转向紧缩，利率政策由大幅调整转向基本稳定，美元兑日元货币为重点转向美元兑欧元的货币重点，货币趋紧明显。货币政策趋紧可以有效抑制通货紧缩，保持弱汇率可以为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创造必要的保障，但也影响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匹配与协调。美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趋紧的货币政策――双紧政策取向，不利于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保障密切相关，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是改善美国宏观环境和经济结构的重要保证，新经济主导与传统经济的稳定辅助，已经使美国经济的质量和内涵发生重大转变，并使美国经济具有较强的调节与承受力。但随着经济的周期的转换和结构性矛盾的突起，尤其是政治性因素的影响上升，局部战争和冲突以及恐怖活动的加剧，美国财政状况也急剧变化。根据白宫的预测，2002年美国财政赤字将为1060亿美元，2003年为800亿美元，经济调控依托明显减弱；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财政赤字数据更是美国自身和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公布的财政赤字状况是直接影响美元汇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财政部报告显示，2003年7月份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5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92亿美元上涨86％，2002～2003财政年度前10个月，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创纪录的3240亿美元，十分不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的环境与条件支持。

伴随汇率、财政等经济矛盾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贸易赤字，过去30多年中，美国国际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1960年美国贸易占GDP的比重为7％，而今已经达到20％以上。国际贸易增长伴随国际资本流动而增加，并在汇率变化中成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美国经济问题的凸显，美国贸易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经济结构性矛盾压力加重。据有关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从1996年的1910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2年的4850亿美元，预计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会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更为悲观预计明年将为6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5％。巨额贸易逆差的连年上涨，在美国经济不同状态中具有不同影响；美国经济繁荣时获益突出，同时也埋下经济结构性风险隐患；而全球对美国贸易的依赖与依存，进一步加大美国经济结构性扭曲扩张，贸易逆差的获利效益已经转变为心理的隐忧和负担。面对国内经济的收缩，消费心理抑制性明显，贸易结构长期不均衡进一步加大恶化与打击经济信心和内耗加大，使信心和心理的隐忧变为实际的冲击。美国货币政策强势导向与美元贬值不断加剧的现实的不一致和不谐和，已经表明美国明显缓解贸易逆差的需求意向，以及贸易逆差对经济影响和心理冲击的严重性与复杂性。

经济前景与汇率走势

从目前美国经济形势看，美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看似强劲的经济增长现状与预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宏观与微观的不谐和，不仅是美国经济波动不定的表象，更是经济政策艰难与困惑的反应。因此，从短期或中期看，美国经济具有再度恶化的风险，理由在于三点：

1、政治因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和即将出现的美国大选，从政治角度对美国经济具有影响。首先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上升到3.1％的增长水平，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支撑因素，是战争中的国防开支与消耗，进而使国防对GDP的贡献度达到1.75％，为整体比例的一半多，经济增长突发性因素的影响，更加大经济不确定性。尽管目前人们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抱有乐观强劲预期，但经济实际表现中，难有积极支持，失业率的不断增加，企业盈利的弱化以及政策支持性的减弱，都使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并不足。其次是美国大选，现任政府连任的渴望将会使其加大经济改革举措与调整力度，但主观意志难有支撑，财政赤字连连上升，不仅使政策调整与回旋余地弱化，而且在信心和心理上给予经济打击更大。在美国大选前夕，投票者是以国民经济切身利益选举执政总统，美国国民对经济悲观扩大，不利于现任政府的继续执政。初步调查显示，对美国经济状况“较差”的人数已经达到近10年来最多，不仅与2000年美国国民经济信心十足形成巨大反差，而且也已经达到1991～1992年来的最悲观状态。美国现任政府有可能因为经济而失去选票，经济将会受到进一步冲击与破坏。

2、结构因素的压力。美元强势在经济周期旺盛繁荣时期的积极作用与意义十分突出，而在经济下降或者衰退中的效果与影响则形成包袱乃至阻力。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制造业下降中的企业压力较大，美元汇价过高使得制造商无法与外国同行开展有效竞争，进而导致制造业收缩严重；但美元贬值将使出口产品相对便宜，因而利于刺激和推动出口，使制造商获利空间加大，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循环与改革；美元强势与美元贬值利弊均有。美元贬值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低于经济损失。强势美元有损于贸易，但却对经济具有保障与维持作用。目前美国债务赤字巨大，每天都需要来自其它国家上十亿美元资金弥补赤字缺口，而一旦资金流入速度减弱，必将对美国经济形成压力与风险。而经常项目是一个被广泛用于衡量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指标，而美国以外资大量流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为策略，在经济不景气时突显矛盾不均衡。

因此，从短期看，美国经济依然处于波动不定状态，经济复苏的国际对比性将有利于美国经济暂时的增长，今年经济增长温和，经济增长水平在2％左右，但经济矛盾积累和经济风险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明年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从美国经济政策或阻力角度分析，美国政治意志的变化与影响，尤其是不能排除美国经济政策混乱局面的出现，利率、汇率以及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或失控，将会使美国经济再现衰退，乃至出现危机的可能，并引起美元较大的波动，进而牵动国际市场的震荡。

依据美国经济层面的变化预期，美元汇率的波动调整将愈加艰难。在经济不景气、不确定中，美元强势货币政策将会继续是美国指导影响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但效率与作用将会淡化，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将出现几种可能前景。

其一是美元面临较大的震荡性。由于美国经济的不确定，乃至大选现任政府的失落，将直接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理念和抉择的失落，经济再度恶化或可能出现的风险危机，都将进一步打击美元资产信心，美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使自身经济受到损失与打击，而且将牵动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乃至危机。美元资产超值20％～30％的论点，将会使美元进一步大幅走跌，其兑欧元和日元汇率将可能走跌至1.25～1.30美元和100～105日元，但这是最坏的预期，可能性也相对较小，但不能排除这种风险。

篇6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国巴黎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成员国经济处，以及oecd相关局处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oecd中绝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常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求得社会稳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接近100%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这一比重在50%-70%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国家有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只有韩国和卢森堡两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1997年前后，oecd国家开始减少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绝大多数oecd国家根据经济预测，制定中期计划，力争在1999-2002年间，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1998年还会有所提高，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经济展望》一书中，对oecd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行了两年的估计和预测。

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受到马约的限制，要达到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内的要求，为此许多欧元体成员国家采取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财政状况与经济低速增长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总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维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2.少数国家由于近两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运行情况较好，为缩小政府赤字和债务奠定了财力基础。典型的是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于1997财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占gdp的0.4%，预计这种平衡的财政状况在不发生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年。

二、为什么《马约》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作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标准。目前在衡量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时，常引用这一标准作为警戒线。《马约》在确定上述标准时，不是依据现成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最佳规模问题。《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其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值得说明的是，在《稳定和增长法案》中又进一步规定，并不是绝对不准许加入欧元体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赤字和债务都必须在这一控制和限制线下。当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战争情况时，准许该国政府在短期内突破这一限制，但必须力争尽快将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这一标准之内。

因此准确地讲，3%和60%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元体系成员国的限制线。我们在运用这一限制线时，旨在与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说明当我们需要运用这一政策工具时，尚存在余地。但是针对中国的国情，究竟多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是可以接受的，这要将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状况中，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在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需要和财政状况之间进行利弊的权衡。具体说是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增长还是牺性财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与容忍多大的财政赤字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选择。当然，这是在不允许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如果再扩展一点看，除以上“两害”之外，通货膨胀是另外“一害”。在经济结构失调或遇到其他问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在“三害”之间进行权衡，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权衡哪种成本或成本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小时，主要使用的指标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时也使用净赤字（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差额）或总赤字（净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债务收入（即总赤字加上归还债务本金）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国常用的债务依存度指标。为此，我们与oecd的专家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财政赤字政策时，债务依存度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使用我国这种指标的话，就根本不能发行国债了，政府的难题就无法解决。例如俄罗斯，去年政府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分析，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把财政状况放在经济中考虑，不是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在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债务的利弊时，也是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来分析的，而不是单就财政本身的状况来选择财政政策的。这恐怕是oecd国家为什么使用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而不使用我们的债务依存度指标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计算和估价政府债务的绝对额规模。这主要涉及到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和债务外，国有企业债券、潜在的社会保障欠帐、国有企业的亏损（对应于国有银行的坏帐）应不应该算做政府的债务？oecd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小组也在对各国政府债务的口径和范围如何规定和统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oecd国家在政府债务的统计和计算的口径上，还不统一和一致。取得国际上对各国政府债务能够统一和规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能把我们上述提出的债务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债务。他们将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原有的一些政策观念也要发生转变。在财政平衡政策问题上，转变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收入的总枢纽。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财政的角色成为“补缺口的上帝”（god of gap）。当社会总供求不平衡，出现缺口时，就要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赤字政策成为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这种政策的采用，使得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债是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政府债务累计的还本付息额也使得政府财政收支难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成为经常的现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的努力，但是消灭它们，达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那种平衡，既是不现实，也是与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宜的。从以上意义讲，追求年度财政平衡的观念是值得研究的。

篇7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篇8

一、制约陕西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产业结构不均衡

近年陕西旅游经济虽逐年增长，但其收入70％左右来源于门票收入，其他例如“吃、住、行、游、购”等要素的产业集群内容仅占30％左右。游客由于门票花销过大，必然会抑制其他消费支出。没有消费市场，旅游相关要素及相关延伸产品就不能全面发展，始终处于发育不良状态［1］。

（二）旅游产品形式较为单一

陕西旅游产品形式的单一化及低水平的重复是制约陕西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陕西旅游资源的整合能力较低，规划管理相对滞后。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旅游胜地其旅游衍生品较少，开发不足而影响了旅游经济的增长。

（三）宣传、营销方式单一

陕西旅游景点的宣传投入力度不大，主要是通过各种旅游博览会、旅游推介会对外宣传陕西旅游形象及特色旅游产品，宣传活动流于形式，普及面不够广。

（四）资源研究开发不足

地区性文化资源开发的失衡状态是制约陕西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例如汉中的“两汉”、安康汉阴的“三沈”、商南的“商山四皓”等文化旅游资源就未被充分利用及开发，导致许多国外、省外旅游者对这些文化旅游胜地知之甚少。

（五）旅游管理漏洞较多

近年来，陕西旅游经济发展呈良好态势，管理体制不断完善，但具体管理工作仍存在一些漏洞，例如个别景区非法载客、乱收费、诱导消费等现象时有发生，旅游旺季相关部门应急措施仍有待完善。管理的疏漏可能导致景区多头领导、条块分割，产生利益纷争。例如曾有“兵马俑”景点的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的纠纷以及华山景区村民堵车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管理疏漏所导致的结果。在全国旅游经济迅猛增长的大好时期，以上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影响着陕西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优化陕西旅游行业结构，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使陕西旅游经济健康、科学、可持续的增长。

二、促进陕西旅游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创新销售方式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旅游产业技术的开发也要紧跟时展趋势，利用微信、微博、互联网等宣传平台，推销旅游产品，扩大旅游产品的知名度；通过举办陕西旅游说明会、陕西旅游公众活动、陕西旅游图片展等大型活动，可以提升形象和知名度。很多发展比较成功的旅游城市都有一个获得公众认可的形象定位，大连的“浪漫之都”，云台山的“小九寨沟”，成都的“休闲之都”都是非常成功的形象定位［2］。陕西省的旅游业缺乏一个准确的、固定的形象定位，所以要通过各种方式尽快定位陕西旅游形象，加大形象的宣传力度，牢牢确定其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地位。旅游经济增长同时依托销售总量的增加，那么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多样化就是增加销售量的有效方法。旅游产品可以依托互联网、微信、支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在网上进行预订、付款等快捷功能，实现产品销售的网络化、便利化。

（二）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

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旅游本身就在于享受服务，如果服务质量达不到游客满意的程度，那景区的名声也会受影响。陕西旅游业要发展，就要提高服务质量，造就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专业队伍。如果陕西的导游、讲解员及经营者都精通历史文化，具有较高文化素质，那么陕西旅游业将会展现新的面貌。桂林旅游提出了“让心灵与山水同美”的口号，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服务质量，有效促进了桂林旅游经济的增长，使得桂林旅游总收入2013年达到348．48亿元，同比增长25．9％；2014年达到421亿元，同比增长20．5％，增幅连年大幅上涨，证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服务质量可以带动旅游经济的稳步增长。陕西旅游的队伍建设也应当注重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专业素质的培养。要积极引进优秀的旅游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充实旅游队伍。同时，也要加强培训，尽快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和文化素质，树立服务就是促销的思想，从而增加旅游销售总量。

（三）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呈现

陕西旅游业要想在国际与省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应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充分体现民俗文化、艺术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等等文化样式的独特魅力，重视旅游者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体验，将多元的主题旅游、生动的观光活动和深刻的情景体验相结合，以市场需要重新定义产品，并以此进行产品组合及创新，以鲜活的旅游内容和积极的旅游促销稳定现实市场，并扩大潜在客源地市场。陕西省旅游集团已在这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华清池上演的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就是用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和高科技手段把沉睡的历史激活，成为游客赞不绝口的艺术精品。《长恨歌》推出后，华清池当年上半年的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46％，同时华清池的知名度和游客的认可度也明显增强。

（四）走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道路

旅游业主要依托现有的天然资源，大部分都是不可再生的，且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而陕西旅游资源呈现出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双重不可再生性，更应体现以可持续开发为核心的产业发展观。在规划时，应制定包含环境保护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当地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环境与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承载能力，防止因短期行为而过度开发资源，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陕西的旅游行业虽然越来越火，2013年游客接待总人数为2．85亿，2014年已达到3．32亿，连年增幅不小，其环境问题也越发显著。陕西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相应的旅游资源。只有实行“绿色旅游，健康出行”这样的方针对策才能保证旅游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结语

篇9

【关键词】通货紧缩经济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的话题不绝于耳。虽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表述了不同观点，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情况应引起我们对通货紧缩的警惕：第一，生产过剩，商品供过于求。根据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报告，目前中国共有11个行业出现或存在潜在产能过剩。其中，钢铁行业目前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电解铝行业目前产能已高达1030万吨，而闲置能力就有260万吨。2005年国家商务部公布的调查显示：我国2005年下半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的商品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第二，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国家统计局6月2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5.8%，低于第一季度的17.2%和去年近40%的涨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56.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465亿元，增长77.5%。第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回落，按照国家统计局昨日同步的分析资料，今年1-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累计同比上涨1.2%，该涨幅不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2个百分点，而且也与年初政府设定的3%的全年目标相去甚远。第四，金融运行存在内在的收缩趋势，也是一个通缩的信号。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1月份的报告指出，货币供应的关键指标狭义货币M1的增长大幅回落，目前不到13％，显示货币需求增长偏低，同时贷款增长持续处于13％至14％之间的相对低位。从种种迹象来看，通货紧缩是今年我国经济需要小心防范的陷阱。

二、有关通货紧缩对经济影响的观点综述

1、西方学者对通货紧缩经济影响的研究

关于通货紧缩利弊分析，西方学者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利弊兼有论。以著名评论家迈克·曼德尔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了美国历史上几次通货紧缩的利弊后认为，从总体上看，通货紧缩利弊兼而有之，但利大于弊。美国经济学家西林将通货紧缩分为“好”的通货紧缩和“坏”的通货紧缩。第二，通货紧缩有利论。这种观点以德国著名评论家阿尔福雷德·芩克尔为代表，他深信没有理由害怕通货紧缩，并坚定地认为21世纪可能成为无通货膨胀的经济时代，正是美国和全世界渴求已久的物价稳定的黄金时代。第三，通货紧缩有害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观察通货紧缩。认为通货紧缩将危害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增长，还有可能演变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格林斯潘认为，甚至温和的或适度的通货紧缩也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即使是温和的通货紧缩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

2、国内学者对通货紧缩经济影响的分析

与国外学者的观点不同，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他们认为，通货紧缩的危害容易被人忽视，因为从表面上看，一般价格的持续下跌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好处，在低利率和低物价增长的情况下，人们的购买力也会有所提高。然而，通货紧缩会加速实体经济进一步紧缩，通货紧缩一旦形成，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会形成恶性循环，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通货紧缩对就业的影响——会加重失业的可能

第一，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效应表明，通货紧缩多与经济衰退相伴随。通货紧缩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物价持续与普遍的下跌，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效应可以理解为物价的持续与普遍下跌对经济的促退作用：物价的普遍下跌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经济产生促退作用：产品价格下降，利润减少。物价的持续与普遍下跌使得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降低。从而使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严重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这将使生产者减少生产或停产．进而使全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抑制。因此，通货紧缩意味着投资机会的锐减，亦即可能容纳就业的机会的锐减。

第二，在通货紧缩条件下，实际利率高企。由于通货紧缩会加重借债人的负担，而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之陷入停顿状态。因此，通货紧缩将导致生产过程的低落，从而会导致失业的增多。通货紧缩造成物价的持续与普遍下跌，使实际利率高企，这是一种有利于债权人而损害债务人的制度安排。社会上的债务人大多是生产者和投资者，债务负担加重，无疑会使他们的生产与投资活动受到影响。通货紧缩抑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企业减产甚至停产的增多，下岗人员自然增多。

第三，在通货紧缩条件下，物价下跌使生产者的利润减少，生产积极性降低。这又将影响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居民收入水平的降低意味着消费需求减少。加重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状况；非自愿失业增多，标志着社会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实际经济增长低于自然增长。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且近几年已经到了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的．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在1000万以上。在通货紧缩使得投资与消费需求普遍不振的条件下，劳动力供求失衡矛盾将十分尖锐。2、通货紧缩对投资的影响

通货紧缩对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的变化而发生作用。

（1）通货紧缩投资成本的影响。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从全社会投资来看，投资倾向会随着通货紧缩加剧而有所减弱。其中。投资实际成本的上升起着重要作用。名义利率的下降又使新发行的企业债券成本上升，通货紧缩对投资影响可以从投资倾向的变化进分析。通货紧缩时的实际利率有所提高．社会投资实际成本随之增加．这种实际成本的增加还使投资项目处于劣势，因为相关投资项目未来重置成本趋于下降，这就使当期投资决策不合算。这一点对许多新开工项目所产生的制约较大，这就迫使投资倾向下降，从投资方面来看，通货紧缩可以通过降低社会投资倾向对经济稳定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2）通货紧缩对投资收益的影响。通货紧缩可使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的预期收益主要由商品的未来市场性和价格趋势所决定，通货紧缩使远期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有所加剧，而且价格下降。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据此，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价格会进一步下降，公司的预期利润有所下降。因而投资者不仅会推迟新的投资项目实施，而且会努力缩减产量以减少投资项目亏损。这样公司税收有所降低，股市价格趋于下降。通货紧缩还可通过资产价格变化而对投资产生间接影响。格雷格提出，“对通货紧缩惧怕的程度要比对通货膨胀惧怕的程度更大，因为通货紧缩往往伴随证券市场的萎缩”。

（3）通货紧缩对投资倾向的影响。从广义的投资来看，通货紧缩对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当出现严重通货紧缩时，投资者会提前偿还其债务并同时购买债券，因为通货紧缩条件下债务偿还成本有所增加，各种形式的债务利息负担会自动上升。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投资会蕴含更大的风险。在通货紧缩情况下．资产价值可能因实际形成的内生性紧缩政策向下调整，股价看跌，债务实际负担有所加重需要提前偿还，同时股票资产出现缩水，这样对于股票投资来说通货紧缩与预期收益下降并存。

3、通货紧缩的财富效应

（1）通货紧缩与财富缩水。通货紧缩对收入与消费的影响是通过财富收缩效应实现的。这里所谓的财富，是指全社会的财富总量而言，财富缩水，即全社会财富的减少。

①企业财富的缩水。通货紧缩使企业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盈利减少，企业盈利能力减退，而市场对企业资产的定价一般是以它的盈利能力为标准制定的，因盈利能力降低，其资产价格也相应降低。通货紧缩使企业资产价格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负债率上升。在通货紧缩情况下，企业大多利润降低且产品销售不畅，企业的债务率一般是上升的。与此同时，在名义利率下降的程度不及物价的下降程度时，企业借人的每一笔债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实际将不得不偿还更多的钱，这就会使企业的债务负担加重。加重的债务负担一方面削减企业的净资产，另一方面将使企业陷入债务的泥潭。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所说的，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负债人越是还债，它们的债就越多。

②居民财富的缩水。收入是居民财富的源泉。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下岗失业职工较多，劳动力市场明显供过于求，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工资将会降低，考虑到工资本身的刚性和粘性，即便工资没有降低或小有上升，但由于下岗失业人员的收入绝对减少，居民整体的收入难以达到正常的增长。近年来城镇与农村居民收人增幅的明显放慢即支持这一结论。

居民已有资产也将缩水。居民所有的资产大多为消费用的资产。在通货紧缩条件下，消费用资产的价格也是大幅降低。这些消费用资产占居民家庭财富主要部分，其货币价的降低就意味着居民财富的缩水。

③政府财富的缩水。政府财富，可分为存量和流量两部分。其存量部分，如属于生产性的资产，则可视同前面所分析的企业资产，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是收缩的；如属于消费性资产，则可视同居民的消费品，其价值随着消费品价格的降低而缩水。政府财富的流量部分，为政府的收入与支出。集中反映政府收支状况的指标，自然是非政府赤字指标莫属。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赤字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1998年出现明显通货紧缩以来，中国财政赤字有了显著的增长。

（2）社会财富在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再分配。凯恩斯(1998)认为：通货紧缩使社会生产活动限于低落。通货紧缩的分配效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考察，即社会财富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分配以及社会财富在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从总体而言，经济中的债务人一般为企业，而债权人一般为居民，因此社会财富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分配也就是在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在通货紧缩的情况，物价持续下跌，但名义利率的下跌一般赶不上物价下跌的速度，因此实际利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使社会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再分配过程。

参考文献：

1、杜厚文、黄泰岩：《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2、王春雷：《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04年。

3、齐建国：《中国经济形势：1999年回顾与2000年展望》，载《财贸经济》，2000（1）。

4、程建胜：《我国通货紧缩探源》，载《财贸经济》，2000（6）。

篇10

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意大利罗马山猫科学院，在佩切依博士的倡议下，讨论人类未来的困境。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源起。

在1968年讨论人口增长、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增长极限，实在需要智慧的前瞻和极大的勇气。毕竟上世纪60年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美国、欧洲的GDP保持了5％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日本刚刚创造了连续10年GDP增长超过10％的奇迹。但是，这些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议题被之后的世界经济充分验证。从1970年开始，疯狂上涨的石油价格、恶性通胀，激增的贫困人口和迟缓的经济增长折磨了全球经济整整10年。

今天我们重看当年的史实，重读经典文献，希望能够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更加严肃认真的思考。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能否继续?限于能力，本文无法判断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道路，也难以回答萦绕在投资者心中的许多疑问。但是希望能够辨析目前经济分析中的逻辑困境，直面决定中国经济前景的本源问题，与投资者共同探讨原先的中国增长模式是不是已经达到“极限”。

首先，粮食问题将是长期命题。

1968年，《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首先讨论的就是人口的指数化增长。165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3％，即世界人口250年翻一番；197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2.1％，即33年翻一番。1980年以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全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发达地区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仍然在2000年达到创纪录的3.2％。不到20年就翻一番。

人口激增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紧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热量，特别是蛋白质需求量没有达到要求。北美洲每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超过100克，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足55克。尽管全球适合农业耕种且有待开发的土地可能还有12亿公顷，但开发这些土地的边际成本在快速上升。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开发这些土地的平均费用可能超过1500美元／公顷，远远超出已耕种土地的开发成本两倍以上，而且这些待开垦土地大多处于发展中国家，谁来出钱大面积开发这些可耕地，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从全球视角出发，即使2008年国内粮食继续丰收，但粮食安全问题仍将是中国的长期命题。

其次，城市化还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相比粮食问题，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影响最大的人口问题就是城市化。经济学文献指出一个历史经验：城市化从30％到70％存在一个加速过程。官方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正处于加速期。一个顺理成章的推理就是，加速城市化会持续刺激房地产业和城市基建高速发展，带动中国经济再持续高增长10年。但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4％吗?

中国城市化率计算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仅以城镇户籍人口推算，而忽略了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这些人尽管没有所谓城市户口，但是1年365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城市，收入和消费主要发生在城市。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全国至少存在约2亿的“农民工”。如果把这部分人口计算做城市人口，那么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进入加速期的尾声了。

不仅如此，一些草根感受告诉我们，实际进城务工的人口可能远远超过2亿，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如果城市化率加速进入尾声阶段，城镇住房成套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中国人自有住房比率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城市化还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如果城市化进程放缓，而城市住房整套价格和农民工年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典型城市的住房价格是民工年收入的20－30倍)，城市内年轻人在过去6年房价期提前透支了购房需求(中国人购置首套住房的平均年龄远远小于美国、日本、韩国)，那么，未来5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我们不需要一些粗浅的、根据寥寥数据得到的笼统判断，诸如中国房地产业前景广阔之类的论调。我们需要严肃面对可能的经济现实：中国城市化率加速进入尾声阶段，而人口红利可能消失于2010－2015年。一个逐渐老龄化、缓慢城市化的国家，她的房地产业前景如何?看看1990年以后的日本吧，15－20年的不景气!

最后，进出口和制造业还能为中国经济贡献多少增长率?

如果进出口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同步周期，“环球同此凉热”，那么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一定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全世界GDP占比50％以上(G8经济体和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2％)的经济体都处于繁荣期。这可以持续吗?在全球资源有限(起码短期内有限)的条件下，全世界人口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吗?

举个例子。美国人每人每年消耗原油16桶，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耗原油2桶，如果中国人消耗量翻番，只有美国人的1／4，就需要OPEC组织增产80％以上。这可能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是现实。

罗马俱乐部早在1968年就对美国模式忧心忡忡。他们已经观察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按照美国模式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极度消耗资源的模式不可以持续。《增长的极限》给出的模型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复制美国的增长道路，那么绝大多数资源(能源和金属)最迟在22世纪初会消耗一空。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导致世界资源面临严峻现状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中国进出口的快速膨胀。中国占全球石油新增需求的38％，占全球铜新增需求的140％。

我们一直指责美国人的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了弱势美元，甚至间接造成了次级债危机，却总是有意无意回避了公式的另一边。向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提品的，恰恰是中国的过度制造。如果他们的无节制消费存在错误，那我们狂热的制造业扩张是不是也存在问题?过去6年，依赖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污染成本，我们的制造业加速增长，并且通过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实现着惊人的膨胀，难道这是可以持续的吗?

通过一个简单的经济学TFP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4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过去几年的“繁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没有效率的增长!美国人的消费透支能力达到极限，难道我们资源透支能力没有达到极限?

罗马俱乐部对世界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给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类困境的模型，而是提醒人们严肃地前瞻人类未来的问题，注意那些依据理性和逻辑推导出的一个个困境。罗马俱乐部成员指出，人类所关心的事情有不同的层次，如果按照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划分，大多数人都只关心短期的、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偶尔会关心民族、国家和今后几年的事情；只有少数人会关心人类长远的问题。好比一场奥运会也许会刺激国人关心国家体育事业，但奥运会后，我们可能更多关心评职称、加奖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