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十篇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1

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全党同志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保持了发展速度较快、物价水平较低、经济效益较好的势头，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实践上有了新的进展。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党全国必须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调控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2

〔关键词〕东亚； 发展型国家； 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 国家形态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日本及新独立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挤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成就斐然，在制度建设上亦具有特色。当然，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路绝非平坦，在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挑战，有时候甚至是遭遇挫折。从 20 世纪90 年初开始，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失去的二十年”弥漫日本社会；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相继袭击新加坡、韩国，虽然受打击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迫使两国进行调整。笔者以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不但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而且也是检阅与丰富制度建设理论的机会。

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国家形态

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研究国家转型时提出了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型国家、发展型国家、自主型国家和工具型国家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形态，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的。具体来说，国家形态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 治理结构) ，以及由此政治形态而产生的政治过程和治理绩效。〔1〕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典型的发展型国家。〔2〕根据查默斯·约翰逊对日本经验的总结，发展型国家的构成要素有： 第一，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大、薪金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其职责是识别和选择需要发展的产业( 产业结构政策) 、促使选定产业迅速发展的最佳方案( 产业合理化政策) 、在指定的战略部门中监督竞争以确保在经济上的正常运行和效率。第二，具有一种官僚队伍拥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即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得超越“保险阀”的功能。第三，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国家必须注意保持竞争，但竞争的程度不超过经济优先的目标。第四，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3〕阿图尔·科利从三个维度概括了发展型国家： 第一，在国家结构的变迁上，具有清晰变迁议程的中央权威的建立； 权威的非人格化； 经由纪律严明的官僚的建立，国家权威自上而下的渗透到社会之中。第二，国家首次建立了许多经济机构，而且提高了国家指导经济的能力。第三，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 在农村和城市，国家与有产阶级建立了联盟，一方面，国家欲求并成功地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增长，有产集团得到了足以保证持续盈利的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采取成功的压制劳工的策略控制农民和工人。〔4〕

结合约翰逊和科利等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发展型国家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出现，是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重大转型。一是治理权威的确立。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存在树立以发展导向的中央权威问题。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国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要解决的是更新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了这一任务。对韩国和新加坡而言，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或者最高国家权威，改变过去国家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变迁等问题上无所作为，或能力低下的状态，使国家拥有调控社会势力、将自己的意志渗透进社会之中的能力。二是在治理体制上，限制、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作用，突出行政机关在发展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设立新的经济机构，作为国家落实经济发展议程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建立纪律严明的、精干的官僚队伍，保证其不受党派政治的左右，使其能够根据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提出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 国家与城乡有产集团结盟，国家支持有产集团发展经济的活动，有产集团则对国家压制工人和农民的行为予以支持。三是在治理的内容上，国家将发展经济视为第一目标、第一任务，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发展经济展开。

要理解东亚发展型国家形成后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去考察。对于东亚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美国学者康明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东北亚融合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建设”的意涵是，首先是国家的出现，伴随而来是自觉不自觉的建立工业、大商业的尝试( 比如韩国财阀就是国家扶持的特权) ，随后而且只有此时才会产生“社会”，即适于当代“现代性”想象所要求的群体。〔5〕康明斯所说的“国家”，是指能够推动发展的一整套国家组织及其权威，即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这一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首先是建立以满足发展“工业、大商业”即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经济指挥机构、管理机关，同时建立若干连接政府与企业的制度，协调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保证发挥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在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安排上，突出行政机关的地位，抑制或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功能，将立法、司机关法的作用限定在保障行政机关在“安全阀”内活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个基础建立在工业发展之上的“社会”诞生。新社会的出现，要求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逐步由偏重于指导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发展、政治建设。当经济成长到无论是经济的总体水平还是产业的技术水平都靠近欧美国家的时候，东亚发展型国家面临着国家治理上的又一次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

所谓平衡型国家，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国家的作用与社会的作用实现了均衡，国家的力量与社会( 包括企业、个人) 的力量平衡推动发展。“英美的社会主导模式已经走向了社会与国家的平衡，法国—德国的官僚体制主导也走向了国家与社会的平衡。”〔6〕转向平衡型国家，东亚国家在制度上需要进行新的建设。第一，在治理权威上，中央权威有赖于为企业、社会，也包括为政府自身运行提供有效的制度及环境，而不是直接介入企业、社会的活动中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发展型国家是通过国家力量渗透进社会，对社会进行改组或改造而确立起中央权威，又通过行政机关及官僚为国家设定发展目标，确定发展议程维护中央权威的。向平衡型国家过渡，必须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长期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中央权威。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承认伴随工业化而诞生的新社会，并调整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这一社会的发展，国家需要放松那些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规则，甚至予以废除，同时在更高的起点上构建新的制度、规则。国家的权威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创建新制度、规则以及执行、维护这些制度、规则的能力。这样，法治自然会被推到制度建设的最重要位置上。第二，在治理体制上，形成能平衡国家与社会及国家组织内部各部分的体制。随着工业化而生成的新社会的成长，表达诉求是很自然的事情，国家必须在制度上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开通表达要求的通道，以便将它们的诉求纳入国家制度之中，使制度发挥整合新社会势力的功能。作为公民表达其诉求最根本的制度———代议机关或立法机关必然要凸显其作用。随着立法机关功能的增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立法机关不再满足于扮演“安全阀”的角色，而是以民众的支持为基础，以维护民众的利益和平衡民众( 社会) 与国家( 行政机关) 为目标。为此，立法机关必须将有关国家事务的重大决定权掌握在手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决策案只是在形式上加以通过，而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或给予修改通过，或予以否决。与此同时，司法机关的作用也相应加强了。这样，在中央一级，以突出行政机关引领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为立法、行政、司法相对平衡的结构所代替。在地方层面上，中央政府开始将权力下放，推行地方自治，从而使原来的中央—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三，在治理内容上，维护公民权利，进行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成为重要的内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家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依靠一系列的制度将资源强制集中起来，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把资源分配给那些它认为最有希望、最有能力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产业、企业。换句话说，发展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转向平衡型国家，就必须改变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纠正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结构失衡问题，保证社会各阶层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国家要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建立保证企业能自由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使经济的增长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化解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 推进政经分离，从根源上防治腐败。

二、发展型国家阶段的制度建设

日本战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型国家的实质，甚至变得更为牢固，〔7〕韩国和新加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分别成为发展型国家。在发展型国家，经济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围绕发展经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首先，在中央权力结构上，实行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为了保证经济决策能够得到迅速贯彻、执行，东亚发展型国家建立起迥异于欧美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结构。从宪法的规定上看，国会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切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国会的审议通过。但正如约翰逊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国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真正办事的国会”，即不是“一个通过不断参与行政部门的工作而实施监督的国会”。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在别处完成，国会只是批准这些工作方案。〔8〕它表明，国会并不具有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履行使政府经济决策合法性的手续而已。日本形成强政府、弱议会的局面，还在于自 1955 年起，自民党在国会中长期占有多数席位，政府为自民党控制。韩国进入发展型国家阶段后实行典型的强政府、弱议会体制。在朴正熙统治时期，为了保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而又迅速的执行，采取了限制国会的会期，剥夺国会的国情监督权和国情调查权，修改国会议员的产生办法从而保持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等方式。结果，国会沦落为“行政部的侍女”和“通法部”，丧失了作为宪法机关的地位，变成了“举手机”。国会的职能仅局限于，对由于政府主导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责难和冲突，在政治圈内进行缓和与稀释。〔9〕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利用内部安全法打击竞争对手社会主义阵线。1965 年 12 月，社会主义阵线 13 名议员被迫退出国会。第二年，其中的 11名议员正式辞去职务。〔10〕经过打压，人民行动党确立了在国会中的绝对优势。随着人民行动党“霸权”地位的形成，国会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议员实际上不能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国会无法对政府构成真正的监督，强政府、弱议会的特征突出。东亚这几个发展型国家，采用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不仅是因为政府能快速对经济问题作出决策和执行，而且还在于，经济起飞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即发展经济而不是分配经济成果。议会作为公民的代议机构，它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或分配经济发展成果。显然，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更适合这些国家这一时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建立经济决策权力集中的国家机关，主导经济的发展。根据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内阁应当是日本经济决策的最高机关，但实际上通产省、大藏省才是主导经济发展的指挥机构，尤其是通产省，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那些国家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韩国，朴正熙于 1961 年设立了经济政策核心机构———经济企划院，由一名副总理任企划院长官，负责制定国家经济开发计划。与此同时，朴正熙在总统府设立秘书室，在指导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亚于经济企划院，有“青瓦台小内阁”、“政府之上的政府”之称。〔11〕在宪政体制上，内阁决定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但扮演核心经济制度角色的是经济发展局( 1961 年成立) 。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12〕该局在确定先驱产业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东亚发展型国家建立权力集中的经济决策机关主导经济的发展，是基于这一基本的事实，即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处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为了缩小差距，甚至赶上欧美国家，有必要由国家来规划经济追赶的目标、步骤、方案及采取相应的措施。显而易见，由国家出面作出部署，比起企业的“无序”竞争来说，更有利于推动国家经济基本结构的形成和产业的升级。这样，经济决策机关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就极为重要。东亚发展型国家采用的做法是，将国家的资源首先用来满足经济决策机关的需要，因而经济决策机关云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在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官员主要来自东京大学等名校。在韩国，进入经济企划院的优秀技术官员在发达国家接受教育，具有从事制定经济政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良好的教育使身居经济决策机关的官僚们具备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

再次，成立官方和民间人士参与的协调机构，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在日本，政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审议会”。审议会隶属于首相办公室或政府各部，其成员由大臣挑选的各界专家组成，负责调查和审议政府提出的政策和立法提案。审议会的作用巨大，在审议后，国会能做的也只是盖个图章而已。〔13〕从实际效果看，民间人士参与审议会保障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把民间发展经济的具体要求带进政府中，形成官方民间合作推进经济发展的格局。在韩国，设立了经济科学审议会议、政府政策评价委员会、长期资源对策委员会、重化学工业促进委员会等机构，由总理统管。同时，形成总统主持的各种会议制度。如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季度审查分析报告会议、月度经济动向报告会议。这里以经济科学审议会议和出口振兴扩大会议的构成略作分析。经济科学审议会议由常任和非常任委员共 37 人组成，其中 15 人是经济和科技部门的教授，14 人是前任长官或高级官员，8 人是财政金融界人士。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在 1962 年是由 8 个部门长官、两个主要经济团体负责人和另两人组成。1965 年扩大到 25 人。1977 年出席者范围再次扩大，出口企业代表参加。〔14〕从成员的构成看，涵盖了经济、科技和商界的代表，反映了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推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呈现出“融合性”的特点，而这种融合性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过国家建立由官方与民间代表组成各种审议会、委员会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现的。

最后，国家直接掌握一定的资本，保证资源的分配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经济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政府依靠金融和货币手段，引导和控制私有企业活动”。〔15〕作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进入起飞时都面临资本相对稀缺的问题，〔16〕一旦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家再好的发展计划也无法实现。因此，将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成为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战后日本对金融的控制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金融规制体制。主要内容有： 银行与证劵市场分离、长短期银行业务及普通银行与信托银行业务分离、设立专门的外汇银行管理外汇、严格控制存贷款利率及市场准入和金融机构的活动范围。二是建立财政投融资体制。支撑这一制度主要是大藏省存款部( 后改为资金运用部) 、日本输出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等。〔17〕韩国在 1961年军事政变后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私有银行，政府没收用非法收敛资金购买的银行股份，限制银行大股东的投票权； 同时新设立或改组开发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国民银行、外汇银行、信托银行、住宅银行等，形成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动员体系，确保资本投向国家希望的产业。

三、转向平衡型国家阶段的制度建设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面临着新的转型。在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过程中，东亚国家正在或应该进行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形成与工业化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即议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相对平衡。伴随工业化而诞生的新社会，必然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且，这种诉求需要有稳定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显然，以往那种弱化议会与地方政府功能的制度安排和做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在中央一级，就是要提升议会的地位，使之能够承担起整合社会各种利益、平衡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功能，而不再是政府政策的通过器。因此，必须调整议会与政府( 行政机关) 之间的权力配置，将中央政府内的一些权力从行政机关转移到议会，具体表现为议会立法功能的强化和对行政机关的牵制能力增强，实现议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某种平衡。作这样调整，是因为“在大众参与型分权体制中，多种异议来自市场，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应通过集体决策机构———议会最终得到解决”。〔19〕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实现中央与地方合理的分权，使地方政府能及时满足社会提出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韩国、新加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努力，推进形成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改革。

第二，构建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新关系。官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功劳巨大，政治家依靠他们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出台并执行各种经济政策，而政治家本身则“不参与政策的立案过程”。〔20〕官僚以才干和行动为自己赢得了推动国家发展火车头的美誉。〔21〕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形成了官僚拟定政策草案，政治家负责保证其在议会通过的关系格局。但是，当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接近欧美国家或者说基本完成追赶欧美国家的任务时，官僚们便不再享有往日的荣光，成功主导经济发展的光环消失了。以前，正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上与欧美国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比较认清国家努力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赶超战略。而今，当东亚国家站在新的起点上，几乎是与欧美国家在同一条线上向前迈进时，官僚们仍对企业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干预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官僚由经济发展的规划者、推动者变为阻碍者。究其根源，在东亚发展型国家跨越赶超阶段之后，国家需要的不是官僚们的“聪明睿智”，而是市场的竞争，官僚们的“聪明睿智”往往阻碍着市场竞争。因此，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社会成长起来，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原有的关系模式需要重新构建。政治家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在官僚提出政策方案后提交议会辩论、表决，而是必须根据社会的要求形成政策，即具备提出政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家提出政策，官僚负责执行的新模式。这就要求强化两方面的组织建设。一是政党。政党的主要作用由原来保障官僚们提出的政策议案在议会中获得通过，转向独立形成政策并争取在议会中得到通过。这需要加强政党有关政策形成能力方面的制度建设。二是议会。在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中，议会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政党提出的政策都要经过议会的同意，议会的立法功能、牵制政府能力的强化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党不依赖官僚独立形成政策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议会建立相应的组织，健全相关的制度。政党正是依赖议会的这些制度和自身的组织系统达到独自提出政策这一目的的。

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东亚发展型国家是在经济起飞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属于格申克龙所称发挥国家独特作用的时期。〔22〕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社会中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投向国家选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的快速成长和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这种大量的资源由国家来配置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它是以国家落后并且能够从欧美国家大量引进技术，建立和扩大本国产业为前提的。当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产业水平接近欧美国家时，与欧美国家发生激烈的竞争无法避免，这种主要靠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便难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本国的企业在发展中成长起来，它们要求按照市场规则自主投资，而不是由政府来为它们作决定。正如池田信夫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日本开发主义体系就日渐保守、僵化，市场中的规制过多，阻碍了市场的发展。〔23〕因此，围绕保障企业自主决定权推进改革，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成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选择。具体说来，改革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应按照自由化、解除管制、重新建立管制的思路进行管制改革。〔24〕自由化就是放松管制，在条件尚不具备而政府的规则又不能废除时，放松对企业的管制，给企业宽松的发展空间； 解除管制是指政府的管制措施已经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必须予以废除； 重新建立管制是指在新的基础上，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外部的制度保障，即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而是为企业提供公正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的竞争，促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二是将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控制的大部分资源公平合理地转移到私人企业手中。国家直接控制并配置大量的资源本属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即本国的私人企业弱小、无力担当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重任的无奈之举，一旦本国的私人企业成长起来，政府就应当逐步将手中掌握的部分资源返还给私人企业。所谓“公平”，就是政府转让资源时把促进市场竞争放在第一位，勿使个别企业形成垄断地位。而“合理”则意味着政府应遵循市场规则，使转移出去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

第四，真正实现市场要求的法治。东亚发展型国家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实际上是官僚主导国家的发展政策。结果，有关限制政府集中、分配资源权力的法律不可能提出，即使偶然在议会中获得通过也很难执行。池田信夫认为，日本官僚擅长“将法律偷梁换柱改成政令，葬送改革的成果，让通过的法案成为实际的废案”。他忧心忡忡指出，现在日本好像已然是法治国家了，但只要还有这些官僚存在，接下来的 50 年，法律还是会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我们也将仍处在“官治国家”的格局之下。〔25〕东亚发展型国家应遵循改变国家作用的方式，政府将属于市场的权力归还给企业，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一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制定或修改法律，将政府的作用从直接配置大量资源转移到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上来。唯有如此，法治才能真正实现。

四、结 论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兴起及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变为我们考察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景式的图景，而工业化、市场、国家( 政府) 是图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化必须依靠市场来实现，但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经济起飞或发展的初级阶段，东亚发展型国家鉴于与欧美国家的巨大差距，在承认、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突出国家动员资源、引导发展的能力，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国家因此强烈渗透进社会之中。制度建设围绕国家如何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集中资源、配置资源，加速工业化展开，国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市场，强政府，官僚主导发展的地位势属必然。然而，当东亚发展型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企业、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之后，整个国家需要依靠企业、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协同推动发展时，原来以突出国家作用为特色的那些制度就变成了发展的桎梏。东亚发展型国家需要进行转型，转向平衡型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在发展中作用的方式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要实现平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实践表明，从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径依赖阻碍着转型的实现。但是，发展型国家毕竟不是常态的国家，而是体质不健壮的政治经济体，在更高的起点上是无法与欧美国家进行长期竞争的。要想获得与欧美国家比肩的资格，就必须果断地舍弃已经阻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和社会的自主性、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建构适应国家新阶段发展要求的制度。

注释：

〔1〕〔6〕杨光斌： 《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第 150，245、242 页。

〔2〕本文所说东亚发展型国家，是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从国家形态看，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除非有特别说明，文中涉及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或东亚国家，均指这几个国家。

〔3〕〔7〕〔8〕〔13〕〔美〕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 1925 － 1975)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 351 －356、38 －39、53、51 页。

〔4〕〔5〕〔美〕禹贞恩： 《发展型国家》，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第 154、107 页。

〔9〕〔19〕〔21〕〔韩〕郑德龟： 《超越增长与分配———韩国经济的未来设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0、254、250 页。

〔10〕T． J． Belle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1970，pp． 96 － 97．

〔11〕〔14〕〔18〕〔韩〕赵利济： 《韩国现代化 奇迹的过程》，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9、72 －75、77 － 79 页。

〔12〕〔美〕斯蒂芬·哈格德： 《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122 页。

〔15〕〔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 《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64 页。

〔16〕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7 页。

〔17〕崔岩： 《日本的经济赶超———历史进程、结构转变与制度演进分析》，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第 169 － 171，173 页。

〔20〕〔23〕〔25〕〔日〕池田信夫： 《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第 77、76、78 －79 页。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3

一、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

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不仅指严格意义上按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的议案，而且包括对地方立法的项目提出建议的机制。地方性法规的提出与立项是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工作，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对于整个地方立法工作至关重要。

从一个地方来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地方立法来保障和推进；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地方立法来规范和调节。因此，地方立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紧紧围绕本行政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需要用法规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现在，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快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促进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应当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主体就越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变化就越大。原有的利益格局打破以后，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这些都需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我们在制定地方立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和安排地方性法规具体立项的时候，都要把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为原则。要由以往“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模式转变为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制定一个。凡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规，就要积极立项，加快起草制定，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中亟需用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应该采取“急用先立”的办法，及时立项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子在加快，在地方立法中，不仅要注重法规的规范保障作用，而且要发挥法规的导向功能。地方性法规的立项和制定，不能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矛盾进行规范和调节，而且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展望，对发展过程中即将或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预测，对发展市场经济中应兴应革的事情超前立法，积极引导。因此，要加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加强立法预测，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趋向，要有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预先考虑安排立法规划。

改进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要发挥好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继续发挥好政府及其部门在地方性法规提出机制中的作用。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肩负着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了解全面，尤其是经济综合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哪些方面需要及时运用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掌握更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更有针对性。要把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或议案作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调动他们这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其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强化政府这方面的职责。二是权力机关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执法检查、调查视察等行使职权过程中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面比较宽，了解情况比较多，而且具有比较超脱、不受部门利益局限的优势，因而能够及时客观地提出立法的建议或者议案。要改变以往在地方立法中被动等待政府提出议案的局面，发挥权力机关主动提出立法议案的职能。三是发挥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提出机制中的作用。人大代表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为关注，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最深，因而也最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好的立法建议。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建议和议案最主要的途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都能提出很多好的立法建议。如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建议，要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地方立法的重点，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并建议就企业改制后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城市下岗事业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保障、公共建设中被征地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问题，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都是改革和发展中需要及时通过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重要问题。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就要对人大代表关于立法的建议和议案，高度重视，认真采纳，积极实施。四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地方立法中的意见和建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对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对于用地方立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要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对于地方立法不乏真知灼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和立项时，要认真听取和采纳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要畅通这方面的渠道，广泛地听取民意、集中民智，通过人民意见征集、、走访座谈听取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于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注意多听取弱势群体对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在制定地方立法五年规划时，更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可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询地方立法的建议项目。二、改进地方立法的起草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立法的步伐难以跟上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跟不上。现在，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起草部门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或是迟迟拿不出法规草案，或是可能更多地站在本部门的角度，在法规草案中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由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部门享有很大的权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涉及到权利的再分配，而一些部门往往倾向于把本部门原有的权利和利益合法化。而且，几千年来“人治”的传统和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立法就是用法律法规来“治民”的思维定势，在法规草案的起草中还存在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政府部门起草法规草案，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急需的法规难以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应当在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在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改进法规草案的起草机制。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地方立法权是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法规起草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应增加自主起草法规草案。目前，地方性法规草案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规草案，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还比较少，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和作用都非常好。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时，考虑到这一地方性法规事关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一工作涉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决定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带队，组织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的同志，深入基层，走进农户，不仅听取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法规草案。由于情况掌握得准确、全面，规定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保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这一法规制定颁布以后，得到了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施行以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多年来，地方人大积聚了一大批立法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发挥“挑大梁”的作用。二是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要提前介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提前介入到政府部门的法规起草中去，把大量的工作做在法规起草过程之中，把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这样，既可以保证法规草案的质量，也能够提高立法的效率。

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地方性法规起草中的作用。在地方立法中，有很多事项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起草这类法规，仅有一般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远远不够。为了保证这类法规草案能够及时、准确地起草，必须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可以邀请专家对正在起草中的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有些专业性很强的法规，可以打破常规，采取委托起草或者招标起草的方式，直接把法规草案交给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地方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等法规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湖北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省社科院起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4

一、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法律与政策问题

农民个体生态补偿程序保障匮乏。在对苏州相关地区走访中发现，虽然苏州市已出台《苏州市生态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获得生态补偿。但如何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直接获得补偿却无程序规定，这为截留、挪用补偿资金留下了空间。尽管《条例》规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拨付给村（居）民委员会的生态补偿资金在到账后十五日内转拨，不得截留、挪用、滞留。”但资金到达村民委员会后，属于应当拨付给村民的资金何时拨付，法无规定。程序规范缺失，使村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法规支撑缺失。目前，苏州市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4535家，持股农户的比例高达96%，但在发展进程中，一些法律难题使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难以建立。如《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开拓性挖掘，但实践中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外，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富民（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在工商登记、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尤其在加工、流通、服务等领域增值税抵扣、营业税减免、所得税税率均无优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社区股份合作社移交资产时，仍需缴纳营业税、契税、企业所得税，且新型合作组织物业设施的出租收入无法享受5%的综合征收率。这些限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效管理不足。一是土地承包管理基础有待加强。目前土地确权工作尚未完成，乡镇农经队伍相对薄弱，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土地流转势头。二是职业农民培育有待提升。当前苏州有农业专业大户15041个，经营土地面积120.6万亩。这些大户中，45岁以上的占总数的80%左右，原有经验结构与较高年龄使这一人群缺乏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三是政策支持力度有待提高。近年来土地流转费用面临刚性增长的压力，如不能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会影响适度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虽然在市县（区）两级都建立了财政专项资金，但在扶持力度、补贴标准、享受范围上，结构性不够合理，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法律制度完善度不足。一是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城和乡，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农民等不同对象差异较大，尤其是被征地农民在不同阶段形成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适用存在多样化和不一致现象。二是养老年龄段被征地农民待遇标准的绝对值明显较低。如在苏州，2004年征地保养金仅为每人每月220元。此后虽每年在上年基础上有所增长，但因基数偏低，至2014年调整为每人每月750元。结合地区经济水平看，这一绝对数据仍处于较低平。三是尚有大量养老年龄被征地农民因不同阶段征地保障政策制度不同，现仍由区级自行发放征地保养待遇，而未纳入市区“一体化系统”管理。

二、解决城乡一体化法律和政策难题的对策建议

完善生态文明法规内容。一是建议深化调查研究，边试边改。如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应跟踪调查施行效果，了解人民群众满意程度；拓展调查面，调研工作向集体组织成员倾斜，广泛听取呼声。随后应适时修正相关条款，注重对农民个体权利的保护。二是明确生态补偿对象，限定补偿期限。建议规定村（居）委会应当向受补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拨付补偿金的具体期限，否则视为截留、滞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增强职能部门司法实践培训。据调查，实践中职能部门对相关法规条例理解的不足，是造成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多个方面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状况的原因之一。建议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培训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详细讲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统一认识，注重落实。同时建议省政府可适时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启动《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修订程序，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以列举法的形式再添加一些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使之具体明确，有法可依。

完善土地承包权流转管理体系。一是夯实土地管理基础。根据法律和中央的有关规定，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应该在坚持稳定完善、依法规范、因地制宜和民主协商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完成。建议以下两种模式较为适宜：第一确权确股不确地。已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并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由于农民已将土地经营承包权折算为股权，收益主要依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分红，失去颁发土地确权证书的基础，应当颁发股权证书，不再颁发土地确权证书。第二确权确地。仍由农民自己种植或自由流转给其他农业户经营的土地，没有争议或争议较小的土地，颁发土地确权证书，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至于土地已流转给村集体但并未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应当慎用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政策，据2015年中央一号文“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的精神，建议尽可能的实行第二种模式。二是加强现代化职业农民培育。适时出台侧重于农民职业教育的政府规章，可从地级市的层面上先行先试，亦可从省级层面做起，各市根据具体市情制定配套规章，为法律法规的修正积累经验。三是适当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对土地流转的财政扶持可适当拓宽范围，加大力度。同时建议拓展财政扶持范围，逐步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调节，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强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法律政策制度建设。一是建议实施统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将新农保制度、城镇老年居民补贴制度等统一纳入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框架之中的基础上，加快建设社会保障统筹衔接更加顺畅、保障层次更加多元、覆盖人群更加广泛、体制机制更加科学、管理服务更加高效、长期发展更加持续、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地方法规和政策制度。二是建议养老补助金应参考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低保标准等综合因素，按照各类养老保障对象待遇保持合理梯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养老年龄段被征地农民养老补助金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使被征地农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三是将市区被征地农民纳入一体化系统管理，开发专有模块，统一待遇结算及发放，由原区级社保中心操作，所需资金从原渠道列支，强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兜底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此类人员纳入社会化管理问题，实现同人同城同库。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5

会议期间，代表们肩负全区人民的重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反映民情民声，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共商*发展大计，充分展示了主人翁的精神风貌。会议认真听取和审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查和批准了*区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依法补选*区人大十三届常委会委员，通过了各项决议决定，明确了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会议期间，各位代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全区人民的意愿，对鼓舞全区人民振奋精神，凝心聚力，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同志们，向为大会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又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更是蕴藏重大机遇的一年，也是全面实施“四大战略”、加快推进“三化建设”的关键之年。刚才，区委书记朱建华同志发表了极具重要的讲话，就做好人大工作提出“四个新”的要求，这是区委对我们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厚望，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把区委的精神落实到人大的各项工作中。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要在区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工作的特殊性和人民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的作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特色竞争理念，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紧抓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后劲。要统筹兼顾，着力提高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水平。要把“改善民生、保障民安、发展民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社会和谐程度。

我们要继续围绕*的发展，正确行使人大职权，找准人大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区人大常委会要进一步明确新时期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中心”意识，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确定人大工作的目标和重点，并采取有力措施，通过依法履行职权，确保服务“中心”落到实处。要积极围绕今年区委提出的“两年三服务”活动，突出重点，全身投入，将监督、服务、支持于一体，克难攻坚，全力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依靠党的领导与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坚持在党委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及时把党委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意图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全区人民的共同意志，真正把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使人大工作和人大制度在新时期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对法律规定应提交人大讨论决定的经济决策，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认真审议，作出高质量、可操作的决议、决定，督促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和经济建设重大决策的落实。在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方面，要突出监督重点，创新监督形式，注重提高监督工作实效。要围绕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效监督，督促“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并通过充分运用执法检查和视察、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地方规范性文件、工作评议、督办建议和意见等监督形式，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以及人大的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安定有序的法制环境和民主和谐氛围。在行使人事任免权方面，要积极探索加强干部任前把关和任后监督的途径与方法。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支持、关心人大工作的良好环境与氛围。

我们要继续加强和创新代表工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人大代表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代表法，提高全社会对人大代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积极支持和保证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务。常委会要采取多种形式丰富代表工作的内容，拓宽联系代表的渠道，及时向代表发送学习资料，通报工作情况，真正让代表能够更多地知情知政。要创新方法，搭建平台和载体，鼓励和引导代表积极参与今年区委提出的“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年、基层基础建设年和服务企业、服务园区、服务民生”活动，充分发挥代表在创业富民、创新发展中的带头模范作用，凝心聚力，克难攻坚，推进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闭会期间，要广泛地组织代表开展学习、交流、视察、调查、执法检查、工作评议等活动，支持和鼓励代表更广泛地接触实际，更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更及时地发现各地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更顺畅地反映基层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进一步加强代表议案及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工作，着力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和效率。各部门各单位要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尊重人民当家作力的高度，尽力为代表履行职务提供方便和条件。我们还要深入开展表彰先进活动，积极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服务，大张旗鼓地宣传人大代表的先进事迹，以充分展示人大代表的风采和主人翁精神。

我们要继续关注民生。区人大常委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把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地把人大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及时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同时，要进一步做好人大工作，认真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和意见。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案件，要加大监督查处力度，使工作成为常委会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6

近几十年来，台湾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加速台湾生态退化，美丽宝岛的实况受到相当大的衝击。特别是经济与环保之间两难问题，该是孰轻孰重，经常令全民与政府官员难以取舍和做出决定，特别是在攸关民生的石化产业问题上。目前台湾温室气体排放量高居全球第22位，每人每年约排放量10.31吨，其中工业与能源部门的排放量占整体的八成以上（徐佳莉，2006）。以云林县麦寮乡台塑六轻石化厂所衍生的公害问题，民众反应激烈。

同样大陆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育间，也经历过“都市改革环境问题浮现阶段”(1978-1984)、“轻工业发展各种环境问题出现阶段”(1985-1992)、“初期重工业严重环境问题增加阶段”(1993-1999)、“重化学工业密集环境问题暴增阶段”(2000-迄今) (Xia, Pei & Yang, 2008)。这些发展阶段，如同全球许多地区一样，在拼高度经济发展之际，连带出现许多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本文从探讨2011年台湾地区发生的国光石化事件及其所引发各界关注焦点出发，再阐述如何由“生态、经济、社会”三者间关系的思维转变，以追求这三者能共同永续发展，接着谈论培养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仍须引导其具备生态智能(ecological intelligences)，知道潜藏在我们购物背后的各个事情，是如何去影响改变所有的事物(Goleman, 2009)，最后说明藉由科学教育探讨“社会科学议题”(social science issue，简称SSI)或“社会科学环境议题”(social science environment issue，简称SSI(E))，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争论”(science-based controversy)而不是“科学的争论”(scientific controversy)的教育理念，使公民能对其任何决定负起责任，期盼能兼顾生态永续与经济发展双赢，共创社会繁荣愿景，培育出21世纪具科学素养的公民。

1国光石化事件与各界关注焦点

2005年，国光石化公司提出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石化投资开发案（俗称八轻），原本这个开发案预计在云林县的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后来因为台西乡居民反对、环评没有通过、购地不易、彰化县积极争取等因素下，于2008年转往彰化县大城乡和芳苑乡的浊水溪北岸河口湿地，以填海造地方式兴建；2011年因环评考量被终止。这一事件在2011年的4月、5月，引爆台湾地区环保与经济两者间冲突的引线，两者孰轻孰重的争论达到历史高峰。2011年4月与5月期间，台湾地区最热的新闻之一是国光石化建厂事件。当时一份八百余人的电话访问发现，58% 的受访者无法回答国光石化厂究竟要生产什么东西；知道石化厂是生产与石油化学相关产品并和生活关係密切者，占42%（中国时报，2011），显示约有一半的民众无法认知国光石化这个社会环境议题是什么。这样的结果显示国光石化事件是教育台湾地区民众的重要社会科学（环境）议题之一。

如今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各界人士的两个主要的诉求，一个是“环保面”，另一个是“经济面”。笔者综合整理“媒体”、 “国光石化”、 “大学生”以及“成年民众”的结果发现：“媒体”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担心超抽地下水、中华白海豚的保育、当地区民的健康、空气污染（如悬浮微粒等）、湿地保育等部分；“国光石化”强调的焦点，则是能提供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不会超抽地下水、会保育中华白海豚、会关心当地居民、会减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一份调查台湾“大学生”对国光石化建厂意见的结果发现，20%赞成国光石化建厂，理由依序是经济发展、提供工作机会、生活需要、金钱回馈等；73%反对国光石化建厂，理由依序是伤害生态（环境）、空气污染（悬浮微粒）、重污染工业、水污染、影响居民健康、超抽地下水、湿地保育、生活品质、中华白海豚保育、有毒物质释放、二氧化碳释放、土壤污染等；7%没有意见（Lin, 2011）。电话民调”成年民众”的结果显示，不支持国光石化兴建者占37%，理由为石化产业会对生态造成永久伤害，台湾不再适合发展石化产业的生态面考量，希望不要建厂；支持兴建者占30%，理由是基于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与产能需求等经济面考量，希望推动建厂；无意见者占33% (中国时报，2011)。综合上述各界所关注的项目，均相当一致地可归纳为对“生态面”的考量，以及对“经济面”的考量，以反对国光石化兴建者居多。

为何在生态面上，会考量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族群生态，当地湿地保育、高用水量造成地层下陷、高污染影响居民健康等问题呢？2004年在台湾西部发现中华白海豚，因为牠们在妈祖生日附近出现在台湾海峡东岸，故俗称“台湾妈祖鱼”；200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目前其野生种群约剩80余只，面临即将灭绝的机率相当高。虽然政府积极决定兴建一条宽800米、水深5～10米的生态廊道，提供白海豚迁徙用。可是，这些可能状况备受各界质疑，亦遭到环保人士的极力反对。况且，国光石化案造成大城和芳苑地区的湿地破坏，对当地渔农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甚至，台大土木系李鸿源教授指出，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一年要抽60亿吨地下水，超抽20亿吨，造成地层严重下陷12厘米。如今云林县沿海地区地层下陷问题已经浮现且日趋严重，甚至危及台湾高铁运行安全。国光石化一天用水量超过整个彰化县，国光石化用水从哪里来，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国光石化的用水问题，台湾水利部门预计在大肚溪设置“大肚拦河堰”，同样遭到当地居民反对。再加上国光石化案会产生高碳排放，污染问题势必是相当严重，罹患肺癌机率高，且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不易，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激增。

在经济面上，一般认为石化产业对台湾非常重要，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与石化扯上关係，国光石化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与台湾经济发展，救救当前高失业人口的问题。还有人认为台湾目前石化产业上下游的产业体系庞大，的确是一个应该要投入的产业，甚至认为台湾若不盖国光石化，将来经济一定会很惨，甚至提到若不赞成盖国光石化，台湾是没有什么产业可以扎根存活下来，未来台湾要依靠什么东西与其他地区竞争呢！但是有人提出相反看法，认为台湾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发展，为什么一定要发展石化业！可以找其他替代的产业来做….

经济与环保，本质上有兼顾上困难，历年来只要投资项目涉及污染，民众的反弹与抗争便随之而来，关于经济发展与环保，其先后次序的辩证始终没有个定论，但石化投资建厂的环境评估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透过环评工程，在政府、业者、专业环评委员与民间取得共识之后，仍期望由国光石化推升石化产业荣景，再造经济颠峰(徐佳莉，2006)。这样的诉求无非是希望能同时兼顾经济与生态，打造两者双赢局面；乃至到繁荣社会的多赢情况。近年来大陆地区积极追求高度经济开发，许多环保问题逐渐浮现，同样应该意识且认知日益暴增且恶化的环境问题，积极反省经济发展、生态永续、社会影响的交互关系。综观21世纪，无论是海峡两岸或是全球各地，无不费心深思如何让生态永续与经济发展从原本是互斥或冲突的两大张力，趋向共存共荣的能阶上以缔造两方双赢，进而共同发展促进社会繁荣，人类永续生存在地球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许能经由理解“生态、经济与社会”三者间概念发展演变的思维，再透过强调SSI或SSI(E)的科学教育训练，推动生态永续、经济永续、社会永续，三者共同永续发展的愿景。

2“生态、经济、社会”共同永续发展理念

国光石化究竟是要继续在台湾存在，还是到其他地区设厂？这个议题使偏好环境保护和偏好经济发展看似有冲突，但其本质上都是希望台湾环境永续、民生富裕、社会繁荣；该先给环境保护和永续发展，或持续经济发展，或给予等同考虑？台湾下一步永续该何去何从？

就学科发展而言，经济学是比生态学发展早；就两者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而言，生态学则是先于经济学。如今，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基础性地转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係逐渐从互相冲突(conflict)转为互相协调(coordination)，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要整合起来(unification)，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型为一个永续发展模式。

在从“绿色经济”迈入“蓝色经济”的思维下，以及在Rees(2003)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该朝一个生态经济世界观的动态观点发展的理念，相当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生态、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概念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发展路径？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者间存在如何的关係呢？笔者认为最早期是“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独立发展，强调无法避免冲突，不可共量性；接着是“生态、经济、社会”三者部分互相影响，有其不重叠永续发展的部分，强调部分不可共量，部分互相影响。近年来，“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同演化，强调经济和社会是生态系统的一环，共同演化和彼此共量，以及动态的改变。

3以重视SSI或SSI(E)的科学教育完成使命

Carter (2008)提到全球化和科学教育，科学在新经济裡的含意，特别强调探讨“SSI”的重要性。所谓的“SSI”的面向，包含有①公众有兴趣解决这个冲突，因为会影响公众如何地生活；②这个争议事件需要形成一个理性判断的讯息是复杂的；③判断这些争议事件需要平衡一些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感受的人以达到大家所关心的生活品质；④这些争议事件是特定忍受一段时间和空间，急速地通过不统一；⑤这样的争论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各自拥护的群体；⑥这样的争议事件通常包含复杂的各种证据网路(complicated networks of evidence)和各种反面主张(counter claims) (Brante, Fuller & Lynch, 1993)。当今的许多的SSI议题，就涉及到SSI(E)面向。

若说经济是五分之三的生态，则在各追求经济发展的社会里培育公民具备生态智能，可说是相当重要的教育。Goleman (2009)阐述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生态智能”世纪，公民应该对“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育稍后”的这种诉求说“不”，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一起并进”的诉求说“好”。这意味着倘若当代公民能理解，且由“环境经济观点”的世界观迁移到“生态经济观”的世界观，同时藉由科学教育推动探讨SSI或SSI(E)以增强“生态经济观”，不仅是培育公民具备关心某一政党所宣称知识之“科学的争论”而已，更需要从强调由内部教育与外部教育提供各界各种的社会科学论述之“以科学为基础争论”，培育其具备多元、多面向思考，21世纪公民发展的“生态智能”，其作所为行为将可能发生改变，促使生态永续与经济永续共同并进发展。

4结论

本文从国光石化事件所引发各界关注焦点，探讨如何由“生态、经济、社会”三者间关係之思维转变，以追求这三者能共同永续发展，进而谈论培养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仍须引导其具备生态智能，最后说明藉由科学教育探讨SSI或SSI(E)的议题，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争论”之多元观点，并非”科学的争论”单一观点的教育理念，使公民能对其决定负责且改变行为，以兼顾生态永续与经济永续发展能双赢，缔造共创社会繁荣与人类永续的愿景。

参考文献：

[1] 中国时报（2011）. 国光石化兴废“国人”意见两极. 2011.04.10.

[2] 徐佳莉（2006）. 石化产业再兴波澜─国光石化. 产经资讯，41，21-26.

[3] 刚特·鲍利(Gunter Pauli) (2010). 蓝色革命：爱地球的一百个商业创新.洪慧芳译. 天下杂志出版.

[4] Brante,T., Fuller, S. & Lynch, W. (1993). Controversial Science: From Content to Contention. Sunny Press.

[5] Carter, L. (2008). Golbaliz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science in the new econom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45(5), 617-633.

[6] Goleman, D. (2009) Ecological Intelligence: How Knowing the Hidden Impacts of What We Buy Can Change Everything. St. Marins Press.

[7] Lin, S.Y. (2011). Controversy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graduates’ option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4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June 29 to July 2nd ,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7

法治经济的基本内涵

一般来说，法治经济是指社会经济生活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的经济类型，旨在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与活动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在现代社会，法治经济的建立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掌权者个人意志主导经济活动的人治型经济的历史性超越。法治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契约经济。从本质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关系是一种蕴涵着市场主体自由要求的契约法权关系。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法权关系中，“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1]。在法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拥有对自己的经济行为与活动进行选择的自由，并且能够依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充分体现了主体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推进现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平权经济。与传统的高度集中化的人治型经济不同，法治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平权型经济。在这种经济关系类型中，市场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及其价值，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身份进入经济生活领域。所以，法治经济致力于依法确认与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反映了市场主体之间在财产、行为以及其他方面互不依赖的平等地位。在法治经济关系中，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并且依法做出以取得一定平等权利为目的的行为，市场主体之间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决不允许任何一方的强迫命令、独断专横，国家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的经济权益。因此，法治经济是以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及平权要求为特征的新型经济体系。

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经济。在法治经济状态下，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2]。市场主体之所以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享有做出行为方案选择的自由，并且彼此处于平权关系之中，互不隶属，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场主体拥有自己的产权，从而获取相应的利益，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和增值自己。因此，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的产权及其利益切实受到依法保护的经济形态。

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活动规范运行的规则经济。法治是规则之治，是一个规则规范体系。在法治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中，没有一般的法律规则，就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调整。只有充分发挥法律规则规范对于市场主体行为及其活动的调整功能，才能实现规则之治的法治经济价值。对于法治经济来说，规则之治的基本途径是通过依法赋予市场主体以一定的权利并使他们履行相应义务的方式，借以调整错综复杂的市场经济关系。应当看到，法治经济的规则性调整体系绝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一个结构严整、层次分明、内在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以便把经济活动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

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交易活动有序化的秩序经济。如同社会构成体一样，法治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秩序性和组织性。这种秩序性和组织性是法治经济自身的内在属性。现代法治经济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于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3]因此，在实行法治经济的条件下，必然要求通过一定的行为规则体系，把市场主体的活动纳入一定的轨道和秩序，使整个市场经济生活摆脱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羁绊。这种有规则的秩序体系的基本目标是，要排除市场主体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而形成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秩序，保证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平稳运行。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进程之中。加快建设法治经济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提出，集中体现了大变革时代经济转型发展的法治需求，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法治意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法治保障。《建议》和《纲要》指出：“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积极推进法治经济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经济发展大业构筑在牢固的法治基础之上。因此，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打造质量效率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并举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转换，都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推动。尤其在当下贯彻新发展观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把经济发展新常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有利于强化这一改革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动能，有利于把握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活力，有利于确立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边界，营造技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正向流动的法治环境，也有利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的平稳落实。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法治密切相连。这表明，现代市场经济生活的统治形式和调控手段是法律。法律具体设定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和原则，构成了衡量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标准，市场主体的各种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规范的制约，服从具有非人格特征的法治秩序。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型经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经济体制。“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加快建构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治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明变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所在。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建议》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法治运行状态的法治共同体系统。作为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的法治经济，无疑构成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条件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然要求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抓紧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建立起高效的市场经济法治实施体系和有力的市场经济法治监督体系，加强法律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有效调节，牢固树立经济活动中的法治权威，建构和发展一个巩固、稳定的法治经济秩序，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生活的规则之治。因此，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已经成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代课题。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是有效破解转型社会经济领域中突出问题的必然抉择。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日益深入，经济利益关系格局重新调整，经济领域中各种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碰撞与冲突现象越来越突出，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难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建议》明确提出，要“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由此可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充分运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坚持依法调控经济，依法治理经济，重塑法治型经济秩序，是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各项任务的客观要求，是促进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平稳有序运行的题中应有之义。

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构筑了一个高度集中化与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内在的动力。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开启了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历史进程，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给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创造了影响全球进程的“中国奇迹”。面对着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代中国，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进展，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还没有最终完成，加之当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无论在速度变化，还是结构优化，抑或动力转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两大进程相互交织在一起，是当代中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进程所面临的客观境况。那么，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中国的法治经济建设拟应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市场的活力问题以及社会的创造力问题。

切实解决市场的活力问题，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以期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与效率最优化，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地开启市场的活力，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理性把握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取向，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着力破解政府对于市场活动干预太多或监管不到位的顽症，有效规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行政干预，妥当地运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推进当代中国的法治经济建设，必须积极探索旨在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耦合的法律机制，赋予市场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权，加快形成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经济法治环境。

切实解决社会的创造力问题，关键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生活领域蕴藏着蓬勃的生机和创造力，需要建构一个既能有效履行政府管理职能、又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市场社会新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4]因此，在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时代进程中，要努力推动政府对社会主体行为规范性的社会控制转变为在国家与社会利益允许的范围内，用足用好授权性规范，赋予社会主体以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其合法利益的充分实现，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和首创精神，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创新发展得到有力的法治保障。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主要路径

在当代中国，加快推进法治经济建设，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无疑是经济转型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要认真梳理法治经济建设的主要路径，确保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历史性任务顺利实现。

抓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面对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变革，市场经济立法的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是法治经济的制度基石。时下，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开始启动。根据中外编纂民法典的成功经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的专门决议，统筹协调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各项事宜，确保在“十三五”时期制定出一部既与世界民法文明准则相沟通，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21世纪中国民法典，为加快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经济建设奠定坚实的法治根基。

进一步加大产权保护法治化的工作力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5]，也是法治经济的要义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都把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建议》和《纲要》把“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之一，鲜明提出“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产权制度。因此，建设法治经济，必须把产权保护法治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产权保护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在这里，一是要贯彻公平原则，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一体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二是要适应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客观要求，努力创新多元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三是要按照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要求，抓紧清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四是要运用法律规范与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五是要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依法保护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并提高分享比例。

加快构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律机制。《建议》提出，要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在推进法治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围绕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这一重大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法制建设。一是要依法建立健全公平竞争保障机制，修改《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二是要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依法建立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三是要按照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形成的总体要求，修改《价格法》，切实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四是要修改《证券法》和《商业银行法》，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努力夯实政府革命的法治基础。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与法治经济之间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推动经济文明革命的强大推进器。党的十以来，一场以简政放权为主要标志的政府革命正在深入推进。《建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因此，在推进法治经济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要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需要强调的是，在体制转轨没有最终完成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条件下，政府的责任不是有所弱化，而是更为繁重与艰巨。合理运用国家政权的组织力量，建立健全依法调控与治理经济的法律规范体系及法治实施体系，对于促进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转变，有效应对经济生活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建议》强调，要健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这是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必然要求。

充分发挥司法在建设法治经济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6]。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法治经济，离不开公正司法的有力保障。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之间往往会发生因利益矛盾而产生各种民事的或经济的纠纷。更有甚者，少数市场主体不能正确认识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缺乏对社会与法律责任的自觉认同与履行，选择损害市场秩序的行动方案，做出侵犯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随之而来的惩罚结果，并被强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或法律责任。正是在这里，彰显了现代司法的价值意义。在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现时代，作为定纷止争的一种重要机制，司法的职责就在于按照公平公正的要求，依法妥善地解决涌入诉讼渠道的矛盾纠纷，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监督某些公共权力的滥用，消除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消极因素，促进正常市场秩序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实现“矫正的正义”，构建一种有机的法治经济秩序。因此，《建议》和《纲要》强调要“完善对权利的司法保障、对权力的司法监督”。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监督公共权力运行，正在成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司法新的功能定位。当前，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司法的重要作用。尤其要善于运用破产重整法律机制化解产能过剩，处理“僵尸企业”，有效缓解去产能的社会风险，把去产能的司法任务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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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4.

[4].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3-94.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8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重要时期，改革发展进程步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和谐、奋进的大会。近3000名代表牢记使命，认真履职，不负重托。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征程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一年里，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新的巨大成就。会议审议和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决定了今后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认真贯彻会议批准的各项报告，我国的各项事业一定能够迈上新台阶。

会议认为，在过去一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认真履行职责，立法工作取得新进展，监督工作取得新成效，代表工作迈上新台阶，对外交往开创新局面，有力地保障了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这次会议还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是顺利通过了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企业所得税法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法律，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制度。全体代表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认真审议这两部法律草案，认真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认为，这两部法律集中了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产物，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两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意义重大而深远。

人大代表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会议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有关事项作出了决定。地方各级人大换届选举也在陆续展开。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做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把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努力为人民服务、受到群众信赖的优秀分子选举为人大代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今年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关键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个主题，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必须稳定、完善、落实各项政策，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须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向前进，为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继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看点

看趋势：九大趋势性变化定位新常态

认识形势、研判走势是做好明年各项经济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针对近一年来海内外始终关注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会议通过对“九大趋势性变化”的阐释，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会议认为，当前我国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趋势性变化，表明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可以看到，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转向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会议明确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引导社会预期等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重点。

看增长：稳增长和调结构保持平衡是关键

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是发展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9%。11月初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对于数字背后的增长动力，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具体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一是宏观政策要稳，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线。

看改革：围绕突出问题推进

要想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措施。

会议要求，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会议提出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保改革四个领域。

――在国企改革中，会议提出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在财税改革中，会议提出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

――在金融改革中，会议提出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同时要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

――在社保改革中，会议提出要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同时还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看民生：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在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关键决战时期的背景下，针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要求，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而社会政策要托底，则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会议着重强调做好就业和扶贫，是新常态下中央经济工作的两个重要底线。今后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充分发挥好政府保障社会公平的职能，针对特定目标和群体精准发力。

保障民生离不开增加就业。而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则是从根本上做了政策托底。

看区域发展：三大新亮点不掩四大老区域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会议将目光投向区域发展战略――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完善区域政策的新动向，即更加强调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未来区域发展要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新战略为重点，新老规划共同发展，突出重点，合力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会议一方面强调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要求地方保持清醒头脑和足够耐心，避免出现因盲目设立新区、过热投资等出现“空城”“鬼城”等现象。另一方面，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贯穿城镇化发展全过程。

看开放：注重高水平双向开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开始逐步发挥影响力，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也引人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推进双向对外开放，意味着外国对华投资和我国对外投资两个领域都需要有所作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对2016年双向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

2016年这十大政策将影响你我生活

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买房花销可能变小

会议提出，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购房限制可能变少

会议提出，化解房地产库存。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公众感受最为直观的就是购房、贷款等方面限制的取消或放宽。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外，多数地区已取消限购政策。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外地人也将可住公租房

会议提出，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

――农民工可在就业地落户

会议明确，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社保负担将会减轻

会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2015以来，国务院先后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3%统一降至2%，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

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养老金或实行全国统筹

会议提出，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

2015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按照《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近四千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开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有望缓解

会议提出，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望缩小

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企业员工也会受益

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

具体措施包括：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股民合法权益将受到更多保护

会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

外媒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路透社：中国将努力化解房地产库存以稳定楼市，帮助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去产能去库存不会是“疾风骤雨”，而将采用“温和的市场化手段”。

《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欠发达城市和内陆城市还存在大量住房库存，这抑制了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一大引擎的房地产投资。中国将实施应对措施。

美联社：中国领导人阐明他们决心主动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部署了明年的经济工作任务，并承诺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帮助，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各项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国际舆论和分析机构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增长的“超级黄金期”结束，增速放缓是转型的“自然过程”，中国经济有机会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但更加成熟的增长。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10

关键词：生态文明；贵阳；绿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S891+.5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生态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平等，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人类从大自然长期索取各种资源能源，就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就必须考虑保持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当代人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生态文明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现在与未来的对话。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各种问题的大背景下，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转折点，如何汲取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我们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主题演变

（一）第一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09年的第一次生态文明会议是以“发展绿色经济——我们的共同责任”为主题，共同探讨生态文明。首届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共设生态城市论坛、科学家论坛、生态教育和传媒论坛、经济企业界论坛4个专题论坛，分别围绕“生态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科技与创新——生态社会基石”、“教育和传媒——生态文明软实力”、“生态经济——绿色产业”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2、成果

会议发表的《贵阳共识》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观念和文化转变、产业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是关键，科技是基石，企业是主战场，教育是根本，传媒提供软实力支持。会议倡议，观念先行；密切合作；加大投入；知行合一；进一步依靠科学技术；企业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教育和传媒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综合性和先导性作用；探索建立生态城市的评估和评价体系。

（二）第二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0年的生态会议是以“绿色发展—我们在行动”为主题。此次会议的规模不断扩大——会议举办了主旨演讲和生态城市论坛、科学与技术论坛、教育论坛、企业家绿色行动论坛、国际传播论坛、生态文明与传媒行动论坛6个专题论坛，交流了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举办了NGO与政府、企业家圆桌会，以及生态城市规划案例讨论会。

2、成果

凝聚着与会者智慧的《2010贵阳共识》指出，要从当前的事情做起，从能够做到的事情做起，立即把凝聚的共识落实到行动上，让生态文明走进楼宇、走进社区、走进车间、走进田野，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脑海，不仅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而且要作为一种行动指南，作为一种道德标准。《2010贵阳共识》呼吁，应采取坚实和有效的行动，减少个人和集体的碳足迹。这些行动包括：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积极推动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绿色科技等。

（三）第三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1年7月16日至17日，围绕“通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变革——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在西南地区设施一流、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的2011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把海内外政要、专家、学者、企业家聚集在这座美丽的山城，围绕生态畅所欲言。此次会议层次大幅提升，会议举办了科学论坛、技术论坛、教育论坛、企业家论坛、高新产业金融论坛、跨国公司论坛、城市规划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论坛、绿色文明与媒体传播论坛、共建低碳生态城市论坛、生态修复论坛等专题论坛。

2、成果

经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2011贵阳共识》提出三点重要倡议：一是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双赢。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三是坚持把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四）第四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2年7月26日到28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在贵州省贵阳市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的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2012年，为使分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加贴紧大会主题，论坛围绕“绿色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两方面设计四大分议题，分别为：“绿色转型与绿色就业”，“绿色农业与食品安全”，“生态城市与包容增长”，“生态文化与大众参与。论坛继续致力与社会各界决策者开展交流与合作，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知识与经验，促进政策的落实与完善，抓住绿色经济转型的机遇，形成国际、地区和行业议程，以利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2、成果

会议在闭幕时正式通过《2012贵阳共识》。1200余名海内外与会嘉宾认为，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本质都是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会议认为，应从五个方面推进绿色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一是把绿色转型作为促进增长的首要选择；二是把绿色理念深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各环节；三是在加速绿色发展、绿色转型中推动民生改善；四是运用新的模式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五是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

（五）第五次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1、会议主题

2013年7月20日到22日，第五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年会主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变革与转型——绿色产业、绿色城镇和绿色消费引领可持续发展”。4000多位中外嘉宾参与探讨，议题涉及绿色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低碳转型、企业家战略、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碳汇、西部矿产开发、绿色文明与媒体传播、能源危机、低碳技术、环境权益、生态城市规划、金融引领绿色生产力等议题。本届论坛密切结合贵州实际，设置了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山区经济等内容的讨论。

2、成果

《2013贵阳共识》，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总要求，重点采取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加快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二是推进社会和谐和包容性发展；三是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修复自然生态和治理环境；四是普及以生态为导向的价值取向。本届论坛把建设生态文明凝聚在四大支柱上：绿色经济、公平包容性社会、生态安全和环境治理、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价值体系。还希望把生态文明问题纳合国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造福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