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十篇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1

（一）保本基金实际上是一种低风险的半封闭式基金

从资金的运作模式看，保本基金（principalguaranteedmutualfund或guaranteedreturnmutualfund）强调的是在一定的保本周期内，通过投资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市场的对冲操作等方式，给予基金投资者一定比率的本金的保证（通常是100％或者90％）；同时，通过股票市场的杠杆投资，获得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收益。这使得保本基金具有结合防守和进攻的投资的独特特点。同时，因为保本基金存在一个保本的周期，因而可以归类为一种半封闭式基金产品。

从整个基金的产品线角度看，保本基金首先强调的是通过稳健的投资方式获得基本的保本保证，同时在条件具备时进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操作，因此实际上保本基金是一种低风险的基金类别。按照其投资策略和成熟市场的实践看，通常保本基金在低迷市道是比较理想的投资品种。

（二）保本基金本身就是对一些传统的共同基金理念的突破

一些基金公司在论证保本基金的合理性时，通常过于强调保本基金在海外市场的大规模发展。实际上，从总体上看，保本基金在成熟市场基本上是一种不占据主导地位的、或者说是边缘化的基金产品。传统的共同基金通常是严格限制基金管理者对投资者承诺保本或者收益的，也很少采用保本基金所采用的结构性的投资策略。从主要的成熟市场看，保本基金在美国市场上的发展也仅仅是十多年的历程，传统上只存在于退休计划中，而且美国保本基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依赖自动加入的退休计划。中国台湾地区的保本基金也是刚刚得到监管机构的审批，并且对于其信息披露、基金的担保等作出了十分严格的限制。中国香港地区保本基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香港经济结构性大调整、股市的低迷和利率的低企的背景下出现的金融结构调整的反映，未必具有典型的意义。因此，从总体上看，保本基金所占据的市场影响力是有限的。

同时，保本基金也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对于传统的共同投资基金理念的突破，特别是在资产组合、投资结构方面。因此，如果以传统共同基金的理念和标准对保本基金进行衡量，必然是存在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

（三）保本基金实际上存在多种保本的形式

从发展历程看，保本基金实际上起源于保险公司，以GIF保本基金为代表的保本基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通常由保险公司设立保本基金，管理人将基金资产全部投资于一个共同基金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增加保本承诺和银行等的担保，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本基金。在具体的投资组合上，为了达到保本的目标，有重点地将基金资产的大部分投资于债券来保证本金、剩余资产通过放大效应博取更高收益的投资策略，还有的保本基金更多地依赖金融衍生工具产品，也有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动态地调整资产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之间的分布。因此，不宜以单一化的方式来理解保本基金。

二、保本基金在当前发展的积极意义

据了解，近期积极打算推出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是在进行市场调查之后才决定推出保本基金这种形式的基金产品的，在市场调查中，一些代销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对于基金市场的了解也积极建议基金管理公司开发此类产品。看来，保本基金等低风险基金产品的现实需求是不小的。

从海外成熟市场保本基金的发展看，保本基金所具有的低迷市道中吸引市场资金的功能在当前中国的市场上同样存在，但是，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保本基金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积极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此。

（一）保本基金具有良好的储蓄替代功能

当前中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元，同时还有继续向银行体系集中的趋势，这种社会金融资源过分向银行体系集中的金融结构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如何分流这些储蓄？最为关键的是提供与这些储蓄者的风险偏好接近或者一致的储蓄替代品。目前看来，保本基金就具有较好的储蓄替代功能，因为当前居民的储蓄中，有相当部分是基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对于保本有强烈需求的储蓄，保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性能够较好地与其契合。

（二）保本基金具有培育投资者的功能

保本基金在证券市场低迷时，能起到培育资产管理行业的作用。在中国，公众对投资基金了解甚少，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基金品种为成长型基金，高收益伴随高风险，难以为普通投资者接受。相对而言，保本基金风险比较低，公众通过投资保本基金，了解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而且基金公司的经营风险容易控制。所以，保本基金实际上起到了扩大基金投资的渗透力，培育潜在投资者的作用，这对我国年轻的基金业的迅速、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基金投资者结构的现状看，现有基金过度依赖机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蕴含了一定的风险。保本基金的推广，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通常来看，大多数基金业发达国家的基金品种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低风险产品向高风险产品发展的过程，此时低风险基金产品的主要作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扩大基金对于公众的渗透率，推动投资者教育的进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开发风险逐渐增高、收益潜力也越来越高的基金产品。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上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居于主导的地位，这实际上也使得基金这一大众投资产品的公众参与程度有限，显然是不利于扩大投资者队伍的。

（三）保本基金的发展有利于构建更为完整、连续的基金产品线

保本基金作为一个新的投资品种，有别于我国基金市场上的其他品种。首先，保本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债券等风险相对不高的投资品种，基金保证投资者在保本期结束时可以取回本金，符合市场大多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其次，该种基金还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率，回报源于将债券收益乘以放大的倍数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低风险类产品在目前仍然是投资者选择的重点之一，具有避险概念的产品将更容易为投资者认可，有利于弥补低风险产品不足的基金产品线方面的缺陷。

三、不必高估保本基金的风险

（一）具有保本性质的金融产品已经有了相当活跃的实践

从当前的金融市场看，实际上已经有多种保本性质的金融产品存在。例如，有一些投资公司、银行、集团公司甚至地方财政也对一些信托产品提供第三方收益担保。由于信托产品均采用“预期收益率”或“目标收益率”等不具法律约束力的陈述，因此所有名义上提供收益担保的第三方实际上承担了保证收益承诺的第一责任。同时，目前也较多地存在着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为企业债和可转债提供担保的实际案例。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基金公司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风险控制更为清晰严格，因此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平台具有更好的条件来推行类似性质的金融产品。

（二）要区分整个保本基金的亏损和主动投资部分的亏损

当前一些分析者之所以容易高估保本基金的风险，原因之一是常常混淆保本基金中的两个不同的亏损概念，其中一个是整个保本基金的亏损率，另一个是其主动进行相对较高风险投资部分的亏损率。基于特定的资产结构安排，整个保本基金保证不亏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而高风险投资以博取收益的投资部分出现亏损则将可能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

（三）保本基金并不必然存在管理人承担或者分担投资者亏损的制度安排

目前常见的对于保本基金的批评之一，是其可能以其保本的承诺挑战了共同基金长期形成的“管理人不承担风险”的惯例。实际上，从保本基金的运作机制看，保本基金并没有要求基金管理人分担或保证分担投资人的亏损，实际上通常是从基金的资产中列支担保费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保本基金更多的是一种严格地向投资者承诺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纪律，以便严格地控制基金出现本金亏损的危险。即使可能出现亏损的风险，真正承担风险的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而是担保的机构。

有的分析者认为基金一旦有保本的经营目标，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很难勤勉尽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是一切以保本为出发点，而拒绝可能的收益。这可能是对保本基金的一个误解。保本基金就其风险收益特征而言，本来就是一种低风险的金融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强调的是保守的保本与进取的博取高收益的结构性统一。如果保本基金的管理者过分强调保本而忽视收益，其业绩表现必然显著落后于其他经营更为积极的保本基金。担保机构的引入，实际上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表现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监督主体，只不过这个主体更为关注的是整个基金出现亏损的风险，但是显然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担保机构对于整个基金运作的影响力。

（四）在缺乏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环境下，保本基金同样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达到保本的目标

常常有人以为，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因此保本基金的发展环境不成熟。实际上，从保本基金本身的发展轨迹看，并不是所有的保本基金都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在保本基金的多种表现形式中，同样存在通过资产配置来达到保本目标的保本基金类型。反观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环境，尽管我国的证券市场缺乏通过衍生工具进行对冲的机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也并不发达，但是，保本基金同样可以依靠资产配置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标。

仅仅以当前的市场环境为例，保本基金可以选择的操作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购买一定剩余期限的债券，从而锁定风险。同时，管理人将安全垫（风险损失限额）进行放大投资于股市，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股票资产价值的变化，不断调整计算风险损失限额，根据基金净值和风险资产值的变化，适当调整放大倍数重新计算股票投资上限后，按新上限相对于老上限的变化进行股票买入或卖出的动态调整。在具体操作上，确保基金保本的关键就在于保证股票在完全平仓后，其损失不超过安全垫。只要股票开始下跌，基金经理就会开始减少股票仓位，因此当股票损失接近安全垫，股票数量已经不多。因此当股票损失接近安全垫时的平仓即使有流动性损失，其损失也不会超过安全垫。根据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历史轨迹进行模拟，保本基金按照保本机制投资的保本概率几乎都相当高，不能保本的风险极小。从欧美、香港等市场实际运行情况看，至今尚未出现一例保本基金出现亏损、担保机构赔付的事例。

四、对于保本基金的担保，其风险程度明显低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担保，因而在初期阶段可适当扩大符合资本要求的担保机构范围

从对保本型基金的保本策略或保本机制上看，即使在中国这样缺乏衍生产品的市场环境下，基金也可以用债券的到期收益为限进行少量的股票投资，其风险已经锁定，本金不存在损失的可能性。对保本型基金到期的本金安全提供担保，可以说风险是相当小的。对保本型基金担保的风险在于如何控制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执行其所承诺的投资策略，一旦其投资操作偏离既定的投资策略，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参照基金托管银行对基金操作进行监控的办法，基金担保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进行严密的监控。监督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契约规定进行操作的情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因违反保本机制而导致本金亏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实际上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监督力量。当然，在具体业务执行过程中一定要突出基金担保的特殊性，有关的担保条款必须要列入基金契约之中，尽向持有人明示的义务。

实际上，由于保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策略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所具有的比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更为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其担保的风险实际上是小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担保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能够提供商业担保的机构，在其风险承受范围之内，都可以承担相应的保本基金的担保。当然，监管机构可以设定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在目前情况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还存在着理念认同等方面的障碍，因此，为了促进保本基金的发展，在保本基金的起步阶段，可以适当放宽能够对保本基金提供担保的机构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机构、证券公司、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对象。特别是一些证券公司、企业集团参与发起了基金公司，有的还是基金公司的大股东，对于基金公司的经营状况本来就有持续的监督和了解，因而由这些基金管理公司的有实力的大股东等机构提供担保，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从香港市场看，许多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保本基金基本上都是由金融控股集团下的银行或者控股公司来担保，这些同一控股集团旗下的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具有良好的信息沟通，可以降低担保机构的监控成本。

五、目前条件下推行保本基金并不存在法律问题，但从发展阶段上应只属于探索阶段

实际上，包括《信托法》、《担保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基金试点办法》等在内有关法律法规都没有保本基金的禁止性条款，因而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保本基金不存在法律障碍。

国务院199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不得为证券、期货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提供信贷资金或担保。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往往容易导致分歧，不过，市场上金融机构对于可转换债券等的担保显示，金融机构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也是完全可以的。另外，《担保法》中一般性企业对债权性担保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大型企业集团等非金融机构为保本型基金依法提供担保也是可以的。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2

实际上，QFII制度在海外市场上已经有了多年的运作经验，仅仅在亚洲，就先后有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实施过QFII制度。韩国于1992年实施QFII政策，自1992年后，境外投资者连续10年保持资金净流入，累计总额为468.8亿美元。截至2002年，外资持股市值936,982亿韩元，占韩国股市总值的近40%。中国台湾地区实施QFII政策始于1990年底，截至2002年年底，外资持股市值已经超过台湾股市总市值的18%。

从发展历程看，沪深股市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总体发展阶段看，沪深股市与中国台湾地区股市引入QFII制度时的市场状况有很大的可比性：如市场投资理念正从发展初期较为浓厚的投机色彩转为注重价值投资；在投资者结构方面，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较小，但已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因此，以中国台湾市场引入QFII之后的市场变化为参照，可以对QFII进入沪深股市之后的市场效应作一个简要对照。

一.QFII的进入门槛显示出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面向不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开放定位

2002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对相关的进入门槛作了详细的规定，主要的指标如下：

（1）基金管理机构：经营基金业务达5年以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2）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达30年以上，实收资本不少于10亿美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3）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达30年以上，实收资本不少于10亿美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4）商业银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总资产在世界排名前100名以内，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在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定中指出，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额度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

与此形成对照，中国台湾地区于1990年12月颁布的有关规定中提出的进入门槛是：

（1）总资产在西方大银行排名前500名以内且持有证券资产总额在3亿美元以上的外国银行；

（2）从事保险业务10年且持有证券资产总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外国保险公司；

（3）成立满5年且经营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总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基金管理机构。

同时，相关法规还对外国法人的投资行为作了具体的限制：每一外国机构投资任一公司股票总额不得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全体外国机构投资任一公司股票总额不得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每一机构投资额度限制为500万～5000万美元，投资总额限制为25亿美元;外国专业投资机构汇入本金3个月后即可汇出，资本利得或股息所得须满一年后方可汇出。

1993年11月，中国台湾地区再次修订了《华侨及外国人投资证券及其结汇办法》和证券交易法，进一步放宽对外资投资台湾股市的限制：原则上取消对外资汇入投资股票的资金及资本利得汇出的限制；对外资投资台湾上市公司的比例限制，由个人5%、机构10%改为个人10%、机构20%～30%；取消了对投资证券机构及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比率限制，对投资银行业实行国民待遇。

相比较而言，祖国大陆此次设定的QFII的进入门槛较之中国台湾地区而言更高，事实上是将QFII定位于全球主要的大型金融机构。反观中国台湾地区的QFII初期阶段的情况，初期主要是港澳地区的中小资金流入，大型的金融机构主要持比较谨慎的观望态度。因此，祖国大陆此次推出门槛更高的QFII，是否会吸引相应的机构活跃地进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从总体上看，QFII的进入门槛和管制条件趋于逐步降低，祖国大陆市场进入门槛的下降空间更大

在中国台湾地区，QFII的进入门槛经历了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祖国大陆QFII的初始进入门槛更高，因而下降的空间也更大。至于其具体的下调进入门槛的进展，则要取决于祖国大陆市场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等。

从资金流动的角度考察，对于QFII的投资总额上限、以及对个别投资额度的上下限，也是衡量进入门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初始阶段，考虑到市场的接受能力，一般倾向于设定较小的额度，然后随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放大。与此相关的指标是:对持股比例的限制、对资金汇出汇入的限制、对资金运用的限制。从趋势上看，这些限制都呈现逐步放松的特征。

事实上，虽然《服务贸易协定》的市场准入原则要求：缔约方不得限定外资进入本国证券市场的最高股权比例，也不得对单个的或累计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不得限制外资经营证券业务的总量，但是该原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后再加以执行。

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开放证券市场初期都对外资进入证券市场的数量和比例有所控制。比如：对单个投资者持有企业股权的比例和所有外资持有企业股权的比例做出限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再逐步放开。

三.QFII的引入能够加速整个市场的发展进程，提高本土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从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进程看，QFII买卖超与台湾股价指数大抵呈正向关系，并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

一方面，它使中国台湾地区的股市列入国际重要股价指数，有助于提高台湾股市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它提高了法人投资比重。而且，QFII的投资理念注重的是价值发现和长期投资，这对于台湾地区股市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同时，QFII的进入，扩大了对债券、金融期货等相关金融商品的需求，促进了市场的金融创新，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因而有助于加速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

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如果一个新兴市场能够通过加快开放而被列入国际重要股价指数，将极大地提高吸引外资的能力。

四.QFII的进入,将对投资者行为形成强烈的注重价值的投资氛围效应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投机气氛浓厚可能是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QFII制度的引入，通常被视为能够促进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行为的转变。在这一点上，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实施QFII制度，使得法人机构投资比重增加，外资投资决策的行为，也对散户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中国台湾QFII的编号是99，而99买入的股票常常被追捧，产生出明星效应和示范效应，也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证券市场树立起以基本面为主导的、理性的投资理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台湾地区的QFII制度经受了考验，QFII资金流出很少，因而在减少市场恐慌、稳定市场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2年底以来，在祖国大陆股市上，大盘蓝筹股成为市场的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QFII进入祖国大陆股市后在投资热点上出现的明显变化。因此，在QFII正式进入之后将对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产生哪些影响，已是可以预期的。

五.QFII进入之后，会促进本国股市与国际股市更为紧密的联动。但是这种市场联动并不必然导致本土市场市盈率的大幅降低，而更多地是结构性的调整。在中国台湾市场上，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托管凭证等海外有价证券发行规模的迅速增多

对于当前祖国大陆股市来说，QFII制度实施后，祖国大陆股市此前所一度呈现出来的相对独立于国际市场走势的现象将逐步改变。券商和投资者都应密切关注国际市场情况的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的走势，同时要积极主动地熟悉和了解国际市场监管的要求，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国内股市的走向。

此外，QFII实施之后，一个可以预计的市场效应就是逐步缩小海外市场、香港及祖国大陆证券市场中资股和红筹股等之间的套利空间，至于这一趋同的趋势究竟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则需要市场最终来决定。在这一点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QFII进入中国台湾市场时，台湾股市同样存在高市盈率、投机气氛浓厚的问题，但是QFII的进入，带动了部分低估的大盘蓝筹股的市盈率上升，而部分高估的投机性小盘股市盈率下降，从总体趋势看，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更多地是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总体市盈率水平有的年份还有轻微的上升。

六.QFII只是整个资本市场开放中的一个渐进步骤，其发展方向是逐步放松对外资进入本土市场的管制

从整个资本市场开放的历程看，QFII仅仅是其中一个渐进的步骤。可以说，QFII制度是保持相当管制条件下的资本配额制度，其发展方向就是全面放开海外投资者对本土市场的投资限制，而整个开放进程的推进速度，则取决于本土市场的发展状况等因素。

七.QFII制度对外汇管制和国际收支将形成多方面影响

从基本市场环境看，在外汇管制和国际收支波动方面，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对祖国大陆当前正在实施的QFII制度来说，参考意义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台湾地区在实行QFII制度时，其汇率制度已经实施了比较充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目前祖国大陆依然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祖国大陆成功地实现了以汇率并轨为代表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此后在1996年，又成功地提前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稳定上扬。但是，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同样存在许多缺陷，例如：因为资本项目的管制使得汇率的形成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外汇市场的真实供给和需求变动;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增大了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人民币一直受到升值的压力，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经常性地被动入市干预,汇率制度缺乏足够的弹性和调节区间。

如果说，中国汇率制度的这些缺陷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有限的条件下还是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推进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推进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就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QFII制度的实施本身，就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走向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其实施本身也会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深化。

首先，QFII本身就是外汇管制放松的一个新的阶段和起点。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开放证券市场、引进外资方面，通常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一是间接投资阶段，即向国外投资者发行受益凭证或“该国基金”，国外投资者间接地投资该国证券市场，也可以设置该国的特种股票供国外投资者投资，如中国的B股等；二是有限度的直接开放阶段；三是完全的直接开放阶段。通过QFII这种制度安排，即使是在外汇管理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也可以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优化可进入的资本结构。

其次，QFII能够促进一国（地区）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更为市场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开放资本项目和证券市场后，通常都是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尽管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本币的升值压力，但是通过适当的调控措施，这种压力也是能够缓解的。

第三，QFII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提高国际收支的自我平衡能力。通过QFII推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促进国际收支活动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从而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更为方便地以更低的成本筹集资金，进而增强了国际收支的平衡能力。以中国台湾省为例：1991年中国台湾省境内企业赴海外筹资金额仅1.55亿美元，截至2000年，中国台湾省核准赴海外筹资的金额达111.83美元。

显然，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看，虽然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QFII净汇入的增加将使台币升值，净汇出使台币贬值，但是，外资净汇入对汇率的影响仅仅是短期的，会造成助涨助跌的效果。长期而言，汇率升贬仍与经济基本面有直接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通过QFII制度进入的资金，基本上是注重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炒作的。

与此同时，QFII使外汇资金进出规模扩大，外汇市场参与者增加，刺激了外汇市场的市场创新和产品创新，对于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显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八.QFII的重要影响主要不是资金方面，而是市场制度创新方面

在部分市场人士看来，所谓QFII制度，无非就是为国内的资本市场引入新的资金流，在市场行情低迷的阶段，这也成为缓解国内资本市场资金压力的借口。但是，批评者会说，连境内的资金都不愿意投资的股票，境外资金会投资吗？

实际上，QFII制度在起步阶段的规模都会十分有限，对于整体市场走势的影响也会有限。如果我们从整个经济金融环境的角度去考察，目前最为缺乏的并不是资金。从国内市场看，居民储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即使撇开数万亿元的人民币储蓄不谈，居民的外币储蓄也同样十分庞大。相对于国内资本市场有限的市场空间来说，这些资金是相当充裕的。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还是推进资本市场制度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创新。

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规范化、市场化调整的关键阶段。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制度的演进讲求互补性和协调性，一个局部性的制度变迁要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与之相关的制度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看，QFII就具有这种促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作用。

QFII要顺利和平稳地运行，就必然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许多基本制度建设提出调整和改革的要求。如：要求与QFII相关的制度要充分地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主要包括市场监管制度、法律制度、会计标准和信息披露标准、证券市场文化、自律制度等。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3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4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5

孩子熟睡的时候，父母将其揪起来打得鼻青脸肿，然后说，“孩子，我是爱你的”。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做法，被很多投资者形容到了股市上。

继提高印花税税率、扩大QDII投资额度和范围之后，本已羸弱的中国股市又遭遇了一轮利空洗礼：加息、国有股减持、征收资本利得税，这被称为利空“三板斧”不管是已经出台的，还是尚未出台的，无疑都代表着一种政策意图。

然而，这些带有空头意味的政策不但没有令市场恐慌，反而被市场以快速上涨消耗殆尽。很多人在说“看不懂了”的同时，踏空了这波行情。市场下一步会怎么走？中国股市历来有“政策市”之称，判断其走向，还是应该听听专家们对政策的解读。

加息是最后一只靴子吗

8月21日，央行宣布加息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33%提高到3.60%，这是2007年以来，央行第四次加息。利空真的出尽了吗？

“这只靴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不能理解为利空出尽。”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策略研究部的吴坚雄肯定地告诉记者，“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迹象，央行会持续进行调控。”

面对市场上“利空出尽是利好”的声音，吴坚雄表示质疑。“最后一只靴子落下了，就没有其他政策出台了？”吴坚雄认为从长远来看，加息属于利空。“可以对加息这样理解，一是财务成本增加，最终会影响上市公司收益。二是流动性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是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话，那么，在未来两个季度内，可以从企业业绩上直接看到。”

“如果调控是针对流动性的话，有可能造成流动性枯竭，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的资金供给可能不够了。回头看看，2007年以来，已经有三次上调利率，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像特别国债，以及QDII的这种扩延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收缩货币流动性。”

具体到行业来讲，加息的影响程度可能参差不齐。从市场表现来看，金融、地产在此次行情中再次成为领涨板块。

“从市场结构来看，我国证券市场金融股所占比例较高，而我国银行的存贷差是全球最高的。上半年调整三次利率，结果是导致存贷差扩大，因为没有调整活期存款利率。间接导致银行的收益提高。

“对保险公司也是相对利好，保险公司有大部分存款放在银行里，跟着银行受益也就容易理解了。但是这个利好作用不会立刻反映在报表里。”吴坚雄补充道。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执行总监苏彦祝认为，“此次加息，从长期趋势来看，可能对地产股形成不利影响，但相对于房地产的巨额利润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苏彦祝坚信此次加息对资本市场会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国有股减持好了伤疤忘了疼

与加息对市场的反应如出一辙，7月初，《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转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的时候，市场的反应却是大幅反弹，明显被解读为利好。

就在这个政策出台两周前，市场还将其解读为重大利空，大多数人认为，其对暴跌的股指只可能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记者听到最多的是，“不超过5%的国有股减持比例，企业可以自主决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股市来讲，是绝对的重大利空。”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源自于上一次股市惨跌的教训。

早在2001年，上市公司便遭遇过一次大规模的国有股减持。在市场人士张卫星眼中，2001年到2005年的四年熊市，主要就是国有股减持引发的市场崩溃。

但在吴坚雄看来，此减持非彼减持，有着本质区别。“2001年，国家出台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国有股被要求按市价减持10%。而此次新规的，意在规范市场，不会给市场带来大的动荡。同时，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是硬性减持，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此次，管理层只是给出一种可能，有些国有上市公司可能不会减持。”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另外一位研究员表示，“这个政策出台，明显说明监管部门希望目前的股市稳定，监管部门是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推出这个措施的，有利于改变投资者对即将出现的国有股减持问题的担忧。从根本上说，对股价、市场估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市公司业绩。不管国有股是减持，还是增持，最终影响投资价值的还是企业本身。”

资本利得税放大恐慌情绪

有私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表示，“既然国有股减持办法已经正式出台，那么，能够取代它，成为证券市场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便是资本利得税，后者会成为管理层新的博弈撒手锏。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都征收资本利得税，中国开征资本利得税不是天方夜谭。”

资本利得税会不会成为继国有股减持之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个始终悬在头顶的利空是否会落于纸上？

“股市崩盘！”提及征收资本利得税对股市的影响，接受采访的十几位专家大都这样干脆地回答。

“资本利得税需要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近期出台是不可能的。”吴坚雄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出台，证明相关部门存在问题。我国是税负最重的国家，资本利得税的出台会影响投资者对政府的忠诚度。”

“新税种必须要人大同意，国务院不能擅自征收。”著名经济学家刘纪鹏证实。“资本利得税是人们在经济环境比较单一的背景下，堂而皇之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人们盈利创收的渠道比较少。但从各国情况来看，资本利得税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利益触动。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针对这个立法的探讨。我接触的监管部门也没有将其提上日程。它对股市影响会非常大，问题会比较严重。”

也有经济学家持相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的易宪容反问记者，“凭什么反对征收资本利得税？有失公平。”在易宪容看来，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工资缴税，做生意缴税，资本市场凭什么就不该缴？不能因为对股市有影响就刻意规避，该不该征与是否有影响是两码事。”易宪容不否认影响，但强调更多的是公平。

在市场调整过程中，投资者往往对利空反应更为敏感。在之前连续调整的行情中，市场便出现了恐慌性杀跌，这种恐慌也来自于对未知利空政策的顾忌。而一旦利空兑现，市场看空情绪便烟消云散。

在市场下跌过程中，主力往往利用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人为制造、散布利空，达到打压、洗盘、吸筹的目的，似乎受伤害的总是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利空，投资者还是应该深入分析。

台湾征收资本增值税导致股市崩盘

台湾地区股市曾因为实施股票资本增值税而崩盘，跳水幅度达80%。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股市，跟沪深股市当前的情况有些类似，炒股成为全民运动。除市场充满了不规范之外，当局对于市场种种调控措施也屡次失效，包括加征印花税。

当时，台湾股市从1983年1月的442点，一路攀升到1988年9月的8402点。在此情况下，1988年9月24日，台湾当局宣布，从1989年开始征收资本增值税。

9月26日开盘后，台湾股市连续18个交易日无量跌停，每天成交由之前的700亿元台币，骤降至每天仅10亿元台币。最低的一天只有1.32亿元台币。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6

满足上市标准的股份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之一，也是一国（或地区）资本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基石。但问题是，一方面由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现存的严格且带有一定行政管理色彩的证券发行核准制度、相对较小的市场容量以及选择上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排队上市”现象在中国内地愈演愈烈，大量的公司（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在内地市场公开发行权益融资的机会，另一方面考虑到和中国内地现有的资本市场相比，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发展成熟、市场容量大、资金供给充足、相关法制成熟、监管完善、手续相对便捷等明显的优点，加之近年来各国证券交易所勇于创新，适应不同区域市场的要求开发出针对不同企业不同要求的上市相关产品，所以相当数量与资产规模的优质中国内地企业或是自发或是在内地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授意下纷纷踏上了海外上市之路——要么采取h股、n股及s股等直接形式，要么通过存托凭证（dr）、海外分拆以及海外买壳等方式间接上市，上市地覆盖中国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温哥华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目前，大盘绩优国有公司的海外（主要是中国香港）优先上市更是成为当前中国内地上市资源配置模式及政策导向上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

客观地说，从1992年华晨汽车登陆美国、1993年7月青岛啤酒在中国香港成功上市至今，尽管中国内地公司海外上市现象已有10多年的历史，海外上市公司数超过400家，筹资规模超过1300亿美元，但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究竟海外上市是国内市场、监管环境限制下不得已的“借窝下蛋”，成为内地经济转型得以深入的推动剂还是导致“资源流失”——在国内经济金融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而近年来以中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建设银行等为代表的一批在国内带有垄断性质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海外上市步伐的加速更使得这场争论逐步升级，甚至有学者把其上升到了国家经济金融效率安全的高度来加以思考。本文试图在简要回顾中国内地上市资源配置模式变迁及其历史轨迹基础上，通过细致地对比全球不同市场中中国上市资源的实际配置情况及其经济效应，立足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现有上市资源配置模式的战略调整取向提出一些理性的思考。

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就中国内地企业的上市资源配置（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上市地选择）的政策取向而言，海外上市已客观上成为一个优先考虑的政策导向，进而不仅导致近两年海外市场的内地公司ipo筹资额超过内地市场，而且这些海外上市内地公司的总市值目前也已远远超过了内地市场——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05年底，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3700亿美元，占内地沪深全部a、b股上市公司可流通市值的2.39倍，内地股票市价总值的78%。

当前来自中国内地的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很多境外证券市场中（尤其是中国香港）最主要的一个公司群体——在2006年10月的中国香港市场前十大公司中，内地中资股已有5家，市值总和更是达到了2.85万亿港元，进而这些中资公司的上市节奏、业绩变化直接关系着很多境外市场的整体运行。

回归a股与打造蓝筹：中国上市资源配置取向调整的战略选择

在经历了26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即便从全球范围看当前的中国内地已成为上市（或潜在优质上市）资源拥有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一个由内地企业构成颇具规模的蓝筹股群体正在形成。在我们看来，尽管当前境外上市是在各种现实约束下有一定程度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但国有大型企业上市地选择时优先考虑海外市场的战略取向可能即将或在未来引发很多问题，进而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转型，中国内地上市资源配置取向的战略调整——从海外上市转变为回归a股进而打造真正属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蓝筹股公司群体--已经变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极为迫切和现实的内在要求，或者说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发展新战略的核心。

现有内地境外上市资源回归a股影响深远

之所以做这样一个判断，是因为就内地资本市场的生存、发展及其现实功能转型而言，现有内地境外上市资源的回归a股以及由此伴随的内地资本市场蓝筹股航母群的形成具有影响极为深远的作用：

首先，回归a股与打造蓝筹是扩大内地资本市场的规模与影响，进而推进中国内地金融体系结构性变革的现实需要。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着眼，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规模大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如果以可流通股份的规模、市值/gdp以及换手率等指标作为判断市场大小、活跃及效率的基准，我们发现即便与亚洲的很多其他新兴市场相比，尽管当前的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交易较为活跃，但其规模明显偏小（与现有经济规模极不匹配），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内地相对较低的市值/gdp比率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成长空间极为广阔。而从目前的上市资源状况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52家市值超过30亿美元的内地上市公司中有28家在海外上市，那么，以现有的市值计算，若这些企业能够回到a股市场上市，那么内地资本市场的整体市值将增加7310亿美元（超过了上海及深圳两地证券市场现有市值总和），就可以在短期内实现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进而对中国内地现有的金融体系结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即银行体系地位相对弱化）。

其次，回归a股与打造蓝筹是夯实内地市场基础，促进内地资本市场功能转型的经济前提。众所周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运行中一个长期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上市公司业绩滑坡现象。市场中“垃圾股”泛滥再加上市场中来自上市公司（间或在报刊、杂志中披露的公司恶性欺诈事件——或骗取上市资格，或伪造财务文件、虚假信息披露等等）与机构投资者（如“基金黑幕”等等）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不仅使得投资者无从对上市公司运行质量做出准确判断而且信心不足进而无法建立稳定的长期预期机制，导致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并购乃至发行上市决策普遍带有短期逐利取向，市场投机气氛非常强烈，甚至有“”之说。

大型绩优股回归内地a股将带来五大经济效益

当现有大型绩优股回归内地a股之后，从市场运行的视角考察，其将带来一些非常积极的经济效应，进而推动内地资本市场的功能转型：

1.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价值创造与投资收益来源的形成。尽管对单个投资者而言，其投资收益主要由两部分——资本利得和股息（红利）——构成，但从整个市场的角度看，来自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即利润）才是所有投资者投资回报的最终来源。而借助表，我们可以发现内地现有大型上市公司的一些（尤其是在海外上市的近20家企业）已经具备了蓝筹股的特征，进而可以凭借其自身现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研发力量、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或者特殊的资源垄断优势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利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改变内地市场上市公司整体盈利不佳的状况，成为支撑内地市场长远发展的经济基础——盈利最高的前十家内地上市公司净利润在2005年底已达到了529.98亿美元（约为内地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3倍），市值最高的前10家企业净利润则为500.79亿美元（约为内地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39倍）。

2.内地市场的深度、广度与弹性的增加导致的内地市场流动性的提升。尽管从交易统计看，中国内地市场的流通股（a股）换手率的均值自1992年以来就在300%以上（每一张流通股票平均每年要转手3次以上），进而显得市场交投极为活跃，但由于内地市场股价指数波动不仅频率高，而且波动幅度大，所以就流动性的四维测度——交易及时性以及深度、广度与弹性11而言，当前的市场流动性状况并不理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的重要因素。

从现有各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来看，作为市场的“稳定器”和“价格风向标”，以市值巨大、交易活跃、经营稳健、盈利稳定为特征的蓝筹股群体——道·琼斯30家工业指数成分股的公司市值占纽约交易所总市值的25%，而标准普尔500公司的总市值和成交量占据纽约交易所的80%以上，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的市值和成交量分别占据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0%和80%以上——在市场运行中表现出较好的抗跌性、股价平稳性，其表现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深度、广度以及弹性进而整体市场的流动性。而从中国内地的情况来看，早期就是因为公司普遍规模偏小，其价格容易受到操纵进而表现出很高的波动性，直接导致市场流动性缺乏。因此，众多绩优大盘股的回归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蓝筹股航母群必将对中国内地市场流动性提升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3.上市公司产业结构的改善。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已海外上市的大型特大型网络通讯、能源类企业的回归，能够有效地改善内地市场产业结构过于偏重制造业，尤其是机械仪表、金属非金属等传统产业的状态，使市场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4.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由于股权分置、证券发行定价的行政控制等制度约束的存在，长期以来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融资、股利分配甚至并购活动都带有较为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而随着中国内地蓝筹航母群的出现，其稳定的经营将对现有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股利分配为例，从美国、我国香港蓝筹股情况来看，这些公司不仅股利支付水平高（1995-2001年间香港市场中75%的股息来自恒生指数33家成分股，其年均派息率达到46.8%），而且一般采取一个稳定的、连续的和市场认可的红利支付水平的分配策略，不仅维持了整个市场的稳定，而且对其他群体的上市公司财务行为起到了一种导向性（或“标杆”）的规范作用。

5.投资心理与投资行为的调整。目前内地市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短线操作获取二级市场价差，对股票价格的涨落关注过多，而对上市公司本身的经营和效益则关心不够。客观地讲，这种投资理念是我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和证券市场制度的产物。随着大型绩优公司的回归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券商和外国投资者进入我国，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改善将使国际上流行的投资理念将逐渐被我国的投资者接受，即投资者会更加重视上市公司及其股票的投资价值，中长期投资、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意识也将深入人心，进而对原有的投资心理与投资行为产生巨大的冲击。

容易理解，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改善与财务行为的规范以及投资者投资心理和投资行为的市场化调整，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必将从原先以融资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池”逐渐向为全社会提供资源整合平台的“资产池”转变。

再次，回归a股与打造蓝筹是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内地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在内地公司不断走出国门实现海外上市的同时，尽管内地还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但qfii以及qdii制度的实施，使得境内外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有限制流动已经成为现实。

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内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qfii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境内外监管制度（含理念）、投资环境、投资经验（含理念）等因素的巨大差距，当前的内地资本市场并不具备大规模走向国际化的条件——仅就qdii制度来看，与qfii中成熟的境外机构纷纷选择进入的情况相比，境内资金通过内地机构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进程现在只能说是探索。这意味着尽管国际化本身应该是双向的，即“走出去、请进来”，但现有的条件决定当前的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在证券发行、证券投资等诸环节的国际化中主要是“请进来”，并希望以此作为动力推动内地资本市场化变革的深入。

面对国际化进程中的这样一种状况，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及其变革，打破既存的“路径依赖”，那么，很可能形成“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锁定”现象，最终在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中，由外资证券机构控制高端业务，攫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内地机构则被边缘化。显然，大型境外上市国企的回归以及伴随的内地蓝筹企业群的形成将是这一变革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对内地上市资源境内外配置效应的理论反思

在看到内地公司在海外上市宏观积极效应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伴随这一活动的宏观消极影响：

首先，内地资本市场的优质公司资源流失，或者说内地资本市场失去了获得“蓝筹股”与“潜力成长绩优股”的机遇，极大地弱化了内地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经济基础。

通过上一节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内地公司香港（海外）上市，尽管不涉及公司控制权转移问题，但却实际上使得困扰、制约内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源——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低下——丧失了从基础上得到解决的途径，进而可能导致本国资本市场“稳定器”和“价格风向标”的缺失，除了通过迁徙效应和溢出效应使本国资本市场陷入“次优企业上市-资本市场流动性下降、定价失效-优质企业海外上市的同时劣质企业内地上市-资本市场空心化”的恶性循环陷阱之外，还可通过交易分散效应危及市场的流动性。而这一点对于目前处于“内忧外患”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及其长远发展来说，将是一个非常现实且影响极为深远的负面冲击。

其次，内地公司的海外上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尽合理的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形成与加剧。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具备财富（资产）储备职能。这就使得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资本市场通过其特有的“资产池”功能不仅具有储备，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财富的成长，成为社会财富的管理中心。一般地，资本市场的这一功能是与风险以及风险配置联系在一起的，即投资者通过承担相应的风险获得财富的增加。

尽管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或重新配置功能本身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考虑到现有赴海外上市的以中石化、中移动、中国电信、建设银行等为代表的相当一批绩优内地公司的利润并非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相反却和其在中国内地特有的资源、牌照垄断性经营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具有垄断利润的特性，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风险利润。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在中国内地实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投资者局限于境外的海外上市模式实际上排除了内地投资者间接获取这种垄断性利润的权利，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显然有失公平，同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财富（内地垄断性公司的利润来源于中国内地）在中国内地居民与海外投资者之间的不合理配置。

第三，内地资本市场证券发行、交易定价权的外移。

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定价权的独立性无论在其境内融资还是境外融资中都至关重要——从小处观，这一问题直接关系着市场的走势及对应的经济活动秩序，从大处观，它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市交易的国际路径而流失。

但目前的情况是，在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时，一方面由于在ipo的“簿记”发行中是机构投资者获得了ipo股份的绝大部分——在1990-2000年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同时面向机构和中小投资者发行的ipo中，机构投资者获得的份额分别为76%、73%和58%，所以在定价环节上，同时承担承销商和做市商角色的投资银行自身的利益冲突是非常现实的决定因素，考虑到承销商的做市能力及其利益有赖于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在利益的驱动下就面临着外资机构联手操纵发行市场和二级市场创造空间的可能，或者说资金实力雄厚的外资机构基本获得了这些内地公司的定价权，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前中国内地的海外上市活动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收益套现和政绩工程的诱导下有强烈的内在冲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在ipo定价谈判中处于劣势。两者的迭加，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内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资产通过发行上市非常廉价的进入到外资机构手中，而且也使得内地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表现出和香港市场趋同的态势。

第四，从更深层次意义上分析，内地公司海外上市这一活动对内地资本市场带来的上述各种消极经济效应的迭加，客观上加剧了当前内地资本市场日益“边缘化”的态势，进而其近年来加速推进的发展态势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的现代化、市场化变革进程可能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当前的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可以说处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客观地说，就事论事，局限于短期，单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在实践中表现出经济功能而言，由于受到股权分置、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低下、透明度低下以及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约，资本市场在中国的现实并不令人乐观，但当我们着眼于长期，立足中国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从功能视角重新审视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演变时，我们得到的结论却可能截然不同——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不仅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具有（1）将经济增长累积起来的风险进行分散的功能，（2）让居民和投资者享受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或者说要有储备和促进金融资产以不低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的功能。这样的金融体系可能具有很多结构性的要素，但有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即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的问题是，大批业绩优良的内地公司海外上市进程不仅削弱了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基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与投资信心，这显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变革相当不利。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7

认清目前的困境

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并由此而引起的次贷危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仍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我们正在经历着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动荡，能够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各国政府正在努力推出各种救市计划，这些计划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将拭目以待。根据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也许我们仍然无法走出困境。只是市场研究应当着眼于它的发展前景，因为在全球经济基本面完全走上正规之前，股票市场的复苏早已开始了。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股市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站在目前的时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7年中国股市极度过热，支撑股市上涨的动力更多的是人们的投机心理而不是对经济基本面的关注。瑞泰人寿在坚持长期投资理念的前提下，就当时的股市特征适时向客户发出了警告。即使这样，牛市过后熊市下跌的严重程度仍然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政府采取了人们盼望已久的救市措施，但由于全球性的经济低迷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面临着一些问题，加之投资者信心崩溃，市场下跌幅度超过了65％。

寻找未来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看股市给瑞泰的客户带来了哪些影响，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在习惯了2007年股市的高歌猛进之后，2008年我们的一些客户对突如其来的市场下跌感到迷茫甚至失望。但是，我们也看到通过瑞泰进行长期投资的客户的收益仍然是可观的。截至2008年9月底，瑞泰的成长型投资账户自成立以来账户净值增长了127％，优于比较基准；投资风险较低的稳定型账户净值增长率也已达到近50％。

也有一些瑞泰客户在这段时间内将资产转移到风险较低的投资账户，从而避免了股市投资的重大损失，这就是瑞泰投连险产品的优势所在。这一类账户能够得到众多客户的青睐，并确实为客户们降低了投资损失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客户在账户间资产转移过程中高买低卖，择时操作，这种做法显然背离了价值投资理念，增加了投资风险。

尽管最近一年中国股市大幅下跌，但市场平均市盈率水平正处于2005年12月以来(即本轮牛市启动时)的最低水平。一些勇敢的投资者已经看到了目前市场蕴藏的机会和价值，并开始将资金转换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账户中。

最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股市的措施，这些措施向投资者发出了积极信号。但是要克服投资者对股市的负面心理，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投资者的心理是最难以把握的，他们对所谓熊市和牛市的看法有着极大的主观性，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纵观国际股票市场，最成功的投资者总是极力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在投机心理充斥的股市中保持冷静，不盲从，不跟风，以对基本面的研究作为股市交易的依据。因为对基本面的分析和预测要比对市场趋势的判断简单得多。

股市何时才能止跌回升?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股市持续剧烈下跌的今天，更是如此。但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今天的股市比2007年的任何时间都更具有投资价值，坚持长期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可以逐步增加投资。

怎么做?选择权在你手中

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投资资产配置方面采取“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方式可不是一个好办法。太多的投资者急功近利，他们总是根据自己对投资市场一知半解的短期分析做出投资决定，要么空仓，要么满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都无法准确预测加仓或减仓的最佳时机，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运气。你也许会碰到一两次好运气，但运气是靠不住的，运气不会永远只眷顾你一个人。

不要将所有的投资都集中于高风险账户，应当采取一种更稳妥的循序渐进的办法。根据基本的财务规划，许多客户都因持有一定比例的股票投资而最终获益，特别是在当今市场形势下。当然，你需要确信要购买的投资产品可以实现这一比例。如果你对股市的持续动荡感到忧虑或者着眼于短期投资领域，你可以同时分别投资于稳定账户和平衡账户；当你有了更多的信心时，可以增加对股票类产品的投资，比如转换更多的资金到成长型账户。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8

在我国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时，我国证券市场的证券种类主要是股票，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主要是针对股票进行征收，而对证券投资基金、国债、金融和企业债券则不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而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领域也不断创新、壮大，有价证券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除股票以外的其他有价证券的规模在整个证券市场的占比越来越大，从这一点来说，若只对股票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明显有失公平了，也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除此之外，我国目前只针对股票的二级市场，而对股票的一级市场不征税，这就又造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不公平，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其次，从税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印花税属于凭证税的一种，目前我国只对股票的交易行为征收印花税，而不是征收严格意义上的印花税，这点实际上与理论背道而驰。最后，从目前来看，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过于频繁。我国证券市场经常出现非市场性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来进行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每次调整都是突然公布，让公众措手不及，而且调整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如此反复无常的税收调整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和严肃性。

二、发达国家在证券市场实行的税收法律制度

分析完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必然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对策。要得出一些可行性的对策，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些典型国家的证券税收制度。笔者在此，将以美国、日本作为典型来进行分析，得出二者在证券税收领域的一些特点，以便于我国在证券业的发展中能有所借鉴。先从美国来看，美国在证券业领域的主要税种有：

（一）流转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

（二）收益税：证券投资收益并入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与普通所得合并征税。

（四）遗产和赠与税：总遗产和赠与税制。

看完美国，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证券税收制度。日本证券税收的主要税种有：

（一）流转税：包括印花税、证券登记许可税、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税；

（二）收益税：对个人单独设立资本收益税，但可允许个人选择申报，法人资本收益并入普通所得征税，不单独征税；

（三）资本利得税：对个人单独设资本利得税，而法人并入普通所得征税，不单设资本利得税，但资本利得税只对法人和个人居民征收；

（四）遗产和赠与税：实行分遗产和赠与税制。从上可明显看出，美国和日本的证券税收体系独立、系统、完善；税种齐全，征收面广，充分发挥着税收在证券方面的调控作用。

三、我国证券行业税收法律制度的改善建议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9

二、调查结果详述

1、产地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经营思路

本次产地调查得出结论，在种植规模上，白前种植分布不均，其中小户在种植资源上较多，在资源把控与价格话语权存在劣势，抵御市场价格波动能力较弱。

在本次市场调查中，对于目前白前的经营思路，选择以销定进的受访者人数所占比重明显大于认为选择仓储为主的，从样本整体分布来看，市场大多数受访者对该品种的经营思路谨慎。

2、产地与市场的货物走动状况

在本次产地调查结果显示，白前产地货源走动较以往无特别变化，交易与以往趋同。市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市场流通环节中，白前货物走动速度整体一般。对比白前的产地货源走动和市场货物走动情况发现，产地端和市场端对该品种当前走货快慢的看法差别不大。

结合白前当前的产地库存状况分析,由上表可见，选择库存较少的占比最大，可以得出目前白前库存偏少。产地与市场走货情况相近，

3、产地与市场对市场行情的看法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10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衔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一根纽带，而经济学家曼昆也将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狭义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本身对于资源配置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而广义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种市场失灵可以归因于市场的发育不足或者是制度的缺失。

一、判别市场失灵的具体标准

绝对标准--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讲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他所给出的定义就是：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

有鉴于帕累托效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极致状态，这也就使得其成为了判定是否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绝对标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否决了所有非完全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也就导致在比较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之时缺乏可操作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帕累托效率标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来为实际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指明方向和目标。

相对标准---交易费用。当将市场本身看作是一种制度之时，判定市场是否出现失灵也就不能脱离对其本身的效率所进行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对制度效率进行分析之时的一个极为适用的指标就是交易费用，制度效率往往是与交易费用成反比的，越高的交易费用也就意味着越低的制度效率越低，进而也就极有可能会引致市场失灵的产生。

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的，在其看来，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并指出当市场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成本时，可借助于企业来实现配置资源以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

二、市场失灵的类型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不完备而导致的市场失灵。作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此时，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也就可以理解了。除此之外，作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完全信息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言，是不可能及时且无偿地获取到的，而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完全或者是信息不对称也会使得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之时缺乏效率。

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较之于第一种市场失灵，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产生的市场失灵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指的是假设市场已经发育的极为完善了，但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却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而后者产生的原因则是由于现实中的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所导致的。以我国为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一现状也就意味着不健全的市场体系，除此之外，我国市场运行所具有的极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也势必会导致我国的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的失灵。

超出市场机制作用范围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对于任何一种经济机制而言，其只有在作用范围之内或者是假设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发挥出其所具有的作用，一旦超出这一范围或者是假设前提的话，那么任何一种经济机制都无法发挥作用，更有甚者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市场机制自然无法例外。

政府失灵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指的就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的不当干预、举措失宜或者是其未能克服市场失灵甚至是对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进而扭曲了经济关系，加剧了市场缺陷与市场混乱现象，从而导致无法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层面来看的话，可知归因于政府失灵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较之于前面三种市场失灵现象要来得更为普遍、后果更为严重。

三、市场失灵的认识误区

市场失灵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是政府进行政策干预的理论依据。但是，人们往往将各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都归因于市场失灵，导致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全面、准确地界定市场失灵。

误认非市场机制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失效为市场失灵。国内相当多的学者都将公共物品问题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而公共物品具有的消费非竞争性与收益的非择他性等特征，也就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就能获取该物品，也就无法通过索价的方式来减少物品的使用，与此同时，也无法阻止那些未付费的个人享用该物品的好处。此时，如果由市场来提供公共物品的话，势必就会大致成本和收益的外部化，市场的交换制度也就起不到作用了。

再加之市场主体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公共物品本身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其与这一要求是相违背的，也不符合市场机制内在的属性。由此势必就会引致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缺乏效率，出现了失灵的情况。立足于市场机制内在属性以及市场主体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角度，不应该将这种市场失灵看作是由市场机制本身所引致的。

误认现实中的非理想市场为市场失灵。理想市场是指完全竞争的市场，也是确保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得以最有效发挥出来的地方。在理性市场中，交易成本相对来说很小，而市场是极为规范的，故而，我们可以假设：越是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就越是饱和，从而交易成本也就越小。然而，毋庸置疑的就是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何时何地，消费者都无法指望生产者所生产与提供的某种产品都是同质的，与此同，也必须认识到消费者无法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前提下获取其所需产品的完全信息。故而，也就无法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理想市场视为研究的范本，从而要求现实中的市场完全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要求与和特征，并进一步要求其能够有效地发挥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