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发展十篇

地摊经济发展篇1

关键词：　地摊经济; 治理; 法律困境;

Abstrac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laxed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nd explicitly encouraged its development,But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in many places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being chaotic if it's released or being inanimate if it's administer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reval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fter sale,the influence on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city, and the improper way of supervision. To overcome thepredicament,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improve the market access system,innovate the way of supervision,establish industry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and impl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detail,so as to help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here to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ruly become the vitality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minister; legal predicament;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地摊经济顺势发展，全国迅速开启了地摊经济复兴模式。地摊经济展示出其独特的经济驱动势能，但其中也不乏盲目跟从的势头。如今潮流逐渐减退，地摊经济又被纳入强制规范的列表之中，摊贩和城管间的“猫和老鼠游戏”重复上演。可是地摊经济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落”经济，其出现带有一定的正负效应，我们只有将其带到“阳光之下”——使其合法化，合理化，规范化，才能为长足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动力支撑。

1 、地摊经济的基础理论梳理

1.1、 地摊经济的概念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而获得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人类个体有限的生产能力和多样化的物质需求，加之后来劳动分工的明确化、职业化、专业化，早期的物物交换逐步演化成商业贸易。但贩夫走卒，古已有之。地摊经济作为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有其独特的优势，不仅填补了老百姓购物的一段空白，在疫情背景下还能发挥缓解就业压力、繁荣经济市场、改善民生等作用。

1.2、 地摊经济的类型及特征

1.2.1 、叫卖地摊与问价地摊

根据摊主的贩卖方式，可分为叫卖地摊与问价地摊。叫卖地摊的摊主多以叫卖的方式，宣扬折扣优惠细则，吸引客源，促成交易，其特征为利润低、销量大。问价地摊则是等待消费者问价，部分商品在摊贩与消费者的一问一答中降低价格，促成交易，其特征为被动、价格因人而异。

1.2.2、 食品地摊、服饰地摊、生活用品地摊与娱乐地摊

根据地摊贩卖商品种类，可分为食品地摊、服饰地摊、生活用品地摊与娱乐地摊。食品地摊无论是加工过程还是售后，易产生垃圾，食品安全为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服饰地摊因其售卖尺码及款式多样，通常占地面积大；生活用品地摊数量最少，商品质量安全引人关注；娱乐地摊多设在广场等面积大、人流量多的地方，占地面积较大。

1.3 、地摊经济兴起的溯因

1.3.1、 疫情背景下政策鼓励

近几十年来，地摊经济相关政策有放宽趋势。近来受疫情影响，国内失业人口增加，各个群体经济负担都有所加重。国家为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放宽了地摊经济相关政策，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或措施以促进地摊经济发展，减轻就业压力。截止2020年6月，先后有江西、辽宁、陕西和南京、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明确表示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并出台了系列宽松政策。[1]

1.3.2 、地摊经济“三低”特质

地摊经济有着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低、商品价格低的“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是指对经营者的学历及技能要求不高，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对资金不足、身体有缺陷、年龄较高但又想获得收入的弱势群体来说，是一条保障自己生存权的道路。失败风险低，指的是前期的资金投入不多，经营成本不高，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大，市场广泛。地摊经济没有店面租金，店员服务等压力，商品价格一般都比较低，大部分商品算得上物美价廉，竞争优势明显。

1.3.3、 填补了消费者的需求空白

首先，地摊经营者大多会选择人流量多的地点摆摊，如学校、居民区、大型商场的周围。这一选择为居民、学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消费途径。其次，从地摊经营的内容来看，多以小吃、零食、日用品为主，而城市居民的主体以中小阶层为主，物美价廉的“地摊货”可以很好满足部分日常需求，填补了商超之外的消费市场，满足了消费者购物便利的需求。

2 、地摊经济调研情况分析

2.1、 调研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以问卷、走访调查为主，电话咨询等为辅。问卷调查分为线上调查与线下调查，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了两份不同问卷，一份针对地摊经营者采取线下调查方式，另一份针对非地摊经营者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针对地摊经营者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52份，针对非地摊经营者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68份。调查地点为湖南省长沙市，走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沙市岳麓区、雨花区、天心区等。

2.1.1、 地摊经营者调研情况

通过问卷数据和走访调查结果可知，在长沙从事地摊经营的劳动者，大多是缺乏学历和技能的外来务工人员且近一半为中老年人群体（如图1、图2所示）。

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在缺乏其他技能的情况下，加之年龄偏大，学习新技能的积极性不高和过慢，多数会选择从事摆摊从而维持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或者补贴家用。大部分经营者对当前地摊经济的监管和执法感到不满意，城管执法不够公开透明，多数从业者对关于地摊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不太了解，对于政府出台关于地摊经济相关规定，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好，但多数人认为没有用，从而也就造成的目前地摊经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2.1.2、 非地摊经营者调研情况

非地摊经营者问卷部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接受调查的群体主要为当地居民、外地游客、当地学生等。在268份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对地摊经济有一定的了解，也在日常生活中多次接触到地摊经济，因此他们对地摊经济的态度是基本支持的。非经营者认为地摊经济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物品选择，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非经营者发现了地摊经济存在的问题，即噪声污染、环境污染和卫生质量问题，他们希望国家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2 、调研问题分析

2.2.1、 管理制度不完善

虽然地摊经营者与非地摊经营者立场不同，但他们都表示出了对现在地摊管理的不满。地摊经营者表示，目前城管执法方式较以往有所改善，但仍存在执法不文明、不公正的现象存在；非地摊经营者则认为政府在试点的时候没有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结合实际；在执法的过程中不够透明。所以在地摊经济管理的过程过，政府和其他管理机构应当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建立高效沟通的机制，规范城管执法过程，结合地摊经济的客观特性，因地制宜做好规划与管理。

2.2.2 、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

无论是地摊经营者还是非地摊经营者，他们对于地摊经济的认识都存在滞后的情况。非经营者对城管的印象基本停留在了之前新闻所报道的粗暴、野蛮上，而根据经营者的反映，城管的素质是有所提高的；经营者对当前地摊经济相关法规也不熟悉，实际上早在2016年湖南省政府就出台了《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食品摊贩经营方式和范围等。造成这些现象的出现，客观上可归咎于政府宣传不到位。同时法规出台后，政府部门没有出台相应跟上立法的规范性文件，来具体引导地摊经济，政策精神难以落实。

3 、地摊经济发展的法律困境

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我们发现地摊经济发展的法律困境主要集中在售后、秩序和监管三方面。售后问题主要发生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部分经营者职业道德不高，对产品、服务的质量把关不严，易发生侵权等纠纷；此外消费者也存在维权困难的现实难题。秩序问题则发生在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主要包括噪音污染、环境污染在内的污染问题和交通堵塞问题等。监管问题则发生在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主要是执法模式不文明以及现有规划试点不科学的设置与管理。

3.1 、售后维权艰难

由于地摊经营流动性和自主性较强，进货渠道多元化，且目前针对规范地摊经营的法律尚不完善，尤其是产品来源追溯的监管机制的缺乏，使得地摊商品来源不明，即使发现劣质商品和食品过期变质也无从追溯。同时，地摊经营的自主性决定了摊主进货渠道的多元化，这也加重了对其来源的监控和管理的负担。再者，当前各类食品摊点缺乏相关食品安全与质量公示,也没有相关第三方机构，如质检和维权机构的介入，消费者无法直接了解摊点食品安全情况，在出现食品安全或质量等问题主张维权时，难以取证，追责困难。[2]

3.2 、影响城市正常秩序

3.2.1、 环境污染问题

地摊经济常常伴随严重的环境污染，包括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由于地摊多设在人流量大的交通十字路口、居民区的空地处、学校周边等处，他们的叫卖声以及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极易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食品加工产生的油烟、随处乱倒的垃圾和食物残渣使当地的环境陷入“脏乱差”，给城市环卫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还有一些地摊经营时间较长、较晚，容易损害居民休息权。在经营中，油烟、食物气味和垃圾等常常影响周边环境。

3.2.2 、影响交通秩序

经营的逐利性驱使摊主聚集在人流量大且人群密集的地点经营，而这些地点通常也是城市规划中的交通网点、商业繁华地段、娱乐场所中心圈和居民小区密集区等区域。由于地摊经济自身特点，区域内部缺乏统一的摊位规则。同时受部分经营者素质较低的影响，地摊经营不可避免和城市规划在空间上有交错的现象，加重了空间利用上的矛盾，容易破坏正常运行的交通秩序，影响交通安全。

3.3 、监管方式不当

3.3.1 、执法方式不当

城管暴力执法这一社会热点不止一次上了“头条”，因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地位上的不平等性和管理的强制性，舆论常将问题归责于管理一方，而忽略了执法与被执法的双向关系。暴力执法问题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管理制度不完善、措施不配套、执法方式不妥当；二是城市管理者与地摊经营者缺乏有效沟通。城管和地摊经营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地位的不对等使两者的立场和意志有明显的差异。

实际生活中，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较缺乏人性化的执法方式。大多数经营者对于城管的执法方式都有所不满，主要体现在执法过度、方式简单粗暴和不文明执法三个方面。而一般以地摊为生的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较低，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当出现事故纠纷时，他们比较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且手段比较偏激，容易与城管发生肢体冲突，进一步激化矛盾，不利于治安管理和社会和谐。

3.3.2 规划管理不科学

在城市管理中，政府部门是管理者的角色，而地摊经营者是被管理者。虽然服务型政府已取得较大成效，但在地摊经济管理与执法方面仍存在着较大进步空间。此外，因为现实管理问题各不相同，政府根据最基本的管理职能，有时不得不强制介入地摊经营，干预市场。此时，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论证以及充分听取经营者的意见，政府部门的某些举措显得“费力不讨好”或者“药不对症”，在地摊经济中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政府规划摊点设置与管理制度不科学、不合理。

在放开对流动摊贩限制的开始阶段，城市管理者盲目划区，强制要求摊贩到某指定地区经营，这种缺乏有效沟通协商与科学论证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客流量不能满足摊贩的经营需要,摊贩又回到之前的场所进行经营，试点区一片凄凉的尴尬处境。[3]

4 、地摊经济发展困境的化解

4.1、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引导地摊合法化。大部分地摊经营者为生活困难、就业能力较弱的群体，比如城市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和进城的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地摊主体资格的非合法化，让流动摊贩处于“身份缺失”的状态，没有进入市场经营的合法身份，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主体资格的“缺失”使得地摊经营者也失去了自我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外在监管的压力与动力，这不仅影响商品市场秩序，也会激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维权矛盾。

因此，促进地摊主体经营资格的合法化既是对摊主从外部规范转化为内部自觉约束的途径，倒逼其进行自我整改、升级服务质量，也是解决买卖纠纷，规范市场秩序的途径。地摊经营主体合法化是对地摊经营者的合法身份进行明确的证明,以此将合法地摊经营者与非法地摊经营者进行区分。建议对摊主实行备案制，对资质合格的摊主出具资质证明。宣传鼓励居民在地摊聚集点进行消费时,认准在合法地摊进行消费。这从“卖”“买”“管”三方面进行了规范。[2]

4.2 、创新监管方式

4.2.1、 规范进货渠道，透明商品质量检测监管

利用互联网，多方联动监管。“互联网+”走进生活已不再是新鲜事，上到政府利用互联网公开信息，下到社区信息共通，地摊经济的管理也应该加入互联网，尤其是对货品来源渠道的监管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透明度高、覆盖性广的特点，给每件货品的来源贴上“标码”，一扫便知其“家门”。同时，各摊位在售卖货品时应自觉接受质量检测，合格的摊位则颁发质检合格证书，公示在摊位明显位置，使消费者安心；若不合格，则强制其整改，整改不合格纳入“地摊黑名单”，限制其经营。完善多方联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摊主自我监督与群众、城管等多方监督的联动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监督。

4.2.2、 管理部门合理规划管理摆点区

结合民意合理规划摆点区。因地摊经济依托于人流量发展的特性，管理者应充分调查地摊经济发展的特性，实地走访，综合考虑经营者的意愿与城市秩序等，合理规划摆点区。并对区域进行分类，分为固定区域与流动区域，进行个性化管理。摊位的分配也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用抽签等方式进行分配，并定期更换。

4.2.3 、日常管理与抽样监管有效结合

日常管理与抽样监管相结合，标准化管理。管理者需对地摊的摆放进行规范，以防堵塞交通。对摆点区域的环境卫生进行监管，必要时可采取对区域内的摊主收取适当费用，聘请清洁工人对该区域进行清洁。为保障地摊商品的质量、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需定期对地摊商品进行抽样检测，对不合格商品进行公示，并计入经营者档案。践行柔性监管下的刚柔并济。[4]

针对地摊经营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出台一套系统的考核制度对地摊经济进行考察管理，具体的考核项目应该包括设施完善、摊位卫生、垃圾袋装、个人卫生、用具整洁等方面。考核制度可以让城管执法更加有依据，在规范了地摊经济的同时，也使经营者形成社会责任意识。建议国家和有关标委会将地摊经济纳入标准化的重要范畴，制定符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市井气息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定完善的地摊运营管理标准规范将是缓和地摊与城市环境管理之间的矛盾、解决流动摊贩管理难度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5]4.2.4维权渠道多样化

推动维权渠道多样化、便捷化。地摊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以生产销售小商品、食品和农产品为主。其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全面、监管举措未落实、自身产品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6]为方便消费者维权及信息反馈，管理者可要求经营者在其摊位上张贴消费者维权平台二维码，二维码集资质查验、评价、投诉等功能为一体，消费者可通过扫码反馈消费体验。若出现侵权问题，经管理部门查实后将依法对经营者采取相应措施，维护消费者权益；若体验感良好，也可通过扫码反馈，影响摊位评级；若对管理或者其他方面有所建议，也可通过其反馈给管理部门，以便管理部门听取建议，改进管理办法。

4.3、 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4.3.1 、地摊行业自律组织的组织架构

行业自律组织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市场主体，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作用，在性质上属于社团法人。一般而言，行业自律组织以协会或者商会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地摊行业自律组织是在政府指导和监管下，为实现地摊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被行政主体授予了一定公共管理职权的社会组织。相比较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地摊行业自律组织更加灵活、民主、公平，更够在市场秩序中最大程度的激发地摊经济活力，从而助力地摊经济发展。

行业自律组织组成人员包括从业人员和会员两大部分，从业人员中不仅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员，还包括专业人员，即给行业提供专业指导的专家。在地摊协会中，从事专业工作的应当是精通经济管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的专家。会员则是在地摊协会中进行登记注册的地摊经营者，会员中又分为中级、初级、高级三等会员，其中没有营业执照、从事地摊经济时间短的地摊经营者则是初级会员。初级会员可以向高级会员升级，以时间、收入、口碑等综合因素为考量。

4.3.2 、地摊行业自律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

地摊协会的运行基本遵循“经营者—协会—消费者”的循环模式。首先是地摊行业的经营者即地摊经营者注册成为会员，再由协会工作人员进行地摊经营者摊位实地考察来确定等级；其次由协会的地摊监管工作人员定期检查会员地摊经营者的经营状况，每个地摊经营者都必须通过年末考核，否则将会进行降级或者除名处理；最后由协会的地摊调查人员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将其公布在协会官方网站上，以便会员地摊经营者学习改进。协会专家负责解答会员地摊经营者的问题，并且提出建议和改进办法。

4.4 、落实细化法律法规

现行有关地摊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缺乏更加微观和细致的规范性文件来具体引导、规范现实地摊经济面临的问题。多地的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都对地摊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但是规范本身较为宏观和原则，现实中缺乏的是贯彻这些基本理念的市区一级的规范性文件。因此，管理者对地摊的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更多凭的是当前政策的态度，政策鼓励则放宽监管，一旦政策收紧，则又恢复以往的简单打击取缔模式。为了实现对地摊经济的长效化治理，有必要落实和细化法律法规，为地摊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严密和坚实的制度性保障。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的管理办法应当从源头规范，制定市场准入的主体标准和行业标准。贯彻落实“六稳六保”的方针，明确细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积极作为，为地摊经营者提供一个优质、有序、科学的监管环境。规范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地摊经济作为我国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经济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售后维权艰难、影响城市秩序、监管方式不当等发展困境，应当运用法治思维，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和落实细化法律法规等方面予以化解，为地摊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构建制度保障，让这“人间的烟火”更加亮丽和蓬勃。

参考文献

[1]安宝玉，杨素媚，刘媛媛，等.地摊经济健康发展的多方联动机制探索——以山东省中小城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20):19-21.

[2]张胜玉，冒王磊.“身份”与“空间”能否延续？——后疫情时代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的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5-29.

[3]陈业宏，王岩.论“地摊经济”嵌入现代治理体系的行政监管路径——以15个城市的监管政策为样本[J].湖南社会科学，2020(6):93-103.

[4] 李健，欧逸梅.《民法典》背景下的“地摊”——地摊经营者的法律风险分析[J].现代商业，2020(32):21-24.

地摊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 摊贩经济 摊贩管理

一、概 述

（一）非正规就业相关理论阐述

1、非正规就业概念及界定

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方面不稳定或不规范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对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学上我们首先得给出科学的界定，使之可以被确认，从而可以被归类和管理。

引用张彦教授的界定方法，我们可以把非正规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界定要素列举如下①：（1）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2）劳动时间不固定；（3）收入不稳定，非标准工资雇佣方式；（4）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5）劳务收入经常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经营活动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不易统计；（6）家庭所有制及自我雇佣等工作形态。上述六条标准之中只要有一条符合便不是正规就业。尤其是要注意“非正规就业”与违法就业的区别，即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及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作为其合法性的界限，不能逾越。

2、我国非正规就业门类

非正规就业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以及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自救性和公益性组织及其他自负盈亏的劳动领域。如：（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如短期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3）第三类是以独立的服务者或机动劳动者存在的经济形式。主要指摊贩经济、家政服务行业等从事各种临时性和零星就业的部门。摊贩经济是非正规就业里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领域，而且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我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战略意义

“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国内实际失业率已达9.4%，再加上今年大学生、农民工、下岗人员三支就业大军的叠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非正规就业对扩大就业、缓解压力的贡献率已超过50%” 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之下淘汰出了大部分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群，他们赶不上经济腾飞的马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就业海绵”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二）摊贩经济相关理论阐述

1、摊贩经济的定义

所谓摊贩，亦称小摊贩，专指那些无经营执照、无经营房屋、无固定经营时间、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摊贩经济，即街头贩卖活动，是人类史上历史悠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业态。从我国古代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到近现代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如卖菜的、剃头的、挑货郎担的，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摊贩商业街，如我国北京的秀水街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早市等。还有香港的庙街夜市售卖品种异常丰富、货品极富特色而且价廉物美。每年各大高校里的跳蚤市场，临时布阵很多学生组织的摊位售卖各种书籍、衣物、学习用具等。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摊贩市场，如波士顿的Faneuil Hall，芝加哥的Maxwell街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今已形成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

2、摊贩经济的特征

各国的摊贩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济特征：

第一，从业主体大多为城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部分自产自销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其共同的特点是为生活所迫从事摊贩，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第二，摊点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生产场所不固定。摊贩往往可以通过步行、肩挑、车运等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地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也有一些比较固定地点营业的摊贩，但是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驱赶，被迫流动。

第三，贩卖的商品大多数为价值不高的日用品。如衣饰、玩具、三无产品和盗版电子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时令蔬菜、水果等。另外还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服务，如修理家具、收购废弃物、擦鞋等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城市“贫民窟”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3、关于摊贩经济的几种观点

（1）取缔主义。此观点认为摊贩对城市市容造成极大破坏，应该予以取缔。学者们认为摊贩们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形象。摊贩们降低了城市品位，与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严重不符，将摊贩们视为白色经济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鼓励发展。这是在2004年在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召开的“亚洲摊贩国际研讨会”中亚洲各国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经济繁荣带来了黎明前的曙光，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合理引导。

（3）客观观点。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并发展着，是一种必然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现在政府部门与摊贩的对立，是因为摊贩经济的新发展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匹配。

二、发展摊贩经济带动非正规就业

（一）摊贩经济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

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种，与非正规就业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二者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致性。从摊贩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上来讲，要促进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摊贩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重要推动力，根据有关资料分析预测，摊贩经济在促进非正规就业方面所起到的拉动作用将扮演着就业“火车头”的角色。

1、非正规就业者大军里面大多从事摊贩买卖

摊贩经济从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中占据大部分。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是非正规就业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别的就业岗位转向摊贩经营，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门类相比，降低了从业转换成本。

2、摊贩经济的市场需求所对应的人群恰恰是非正规就业者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收入少，购买能力低下，而摊贩提供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价格低廉、品种多样化、生活化，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所以这部分人群对摊贩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摊贩经济被取缔，这部分人群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会加剧贫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摊贩经济从业门槛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是最低的

既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口头协议，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雇主，找个空闲的地皮，去批发市场批发几样小东西，摆个摊点就能做生意赚钱。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部门相比较起来简单易行，而且事实证明，摊贩的扩张恰恰引起了非正规就业率同比上升，直接导致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扩大。

（二）摊贩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意义

摊贩经济形式是摊贩从业人员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一个“驿站”，发挥摊贩经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内部动力”效应，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低效率。摊贩行业不仅解决了摊贩业主自身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同类经济群体，起到了双向就业的积极作用。非正规就业为摊贩经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摊贩经济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预测以后的就业趋势，摊贩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会愈发的明显。

三、发展摊贩经济相关对策建议

（一）规范市场秩序

为加强管理，政府应该设置“摊贩中心”，专门对摊贩进行专业性的规范化的管理。对迁人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降低赋税，规范摊贩市场经营，引导摊贩自觉迁入与迁出。将摊贩中心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展现地道风味和传统意蕴，延续街头文化。

（二）明确摊贩产权

复旦大学刘新宇博士曾经指出摊贩管理低效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产权的错置，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明确摊贩的产权。在治理过程中承认摊贩的设摊权，并降低申请设摊的成本，在规范摊点的同时明确摊点所对应的摊贩业主，明文规定其应该遵守的市场法则，并形成长效机制，减少在以后摆摊设点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产权明确，摊贩经营岗位稳定，避免了摊贩业主进入“失业—再失业—又失业”的怪圈。

（三）摊贩自治

鼓励摊贩成立自治团体，应用各种激励措施加强摊贩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减轻城管执法负担，还可以实现摊贩的结社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协助解决城管日常执法与摊贩的纠纷，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而引起的动乱。摊贩“自治”将有利于就业者自我管理、自我提升，降低经营成本和失业风险，也有利于提高城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四）摊贩管理法制化

摊贩的管理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缺失切实有效地法律提供根据和支持，使得我国摊贩经济发展在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城管人员执法理念低，执法程序不合法，管理活动缺乏监督等。摊贩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在抵抗过程中酿成了人间悲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让摊贩经营活动和城管的管理活动和谐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完善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都针对正规经济设计，触碰不到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只能严重缺失，尤其是在摊贩经济的规范与管理上就更少涉入。完善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摊贩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政府经济职能的十六字方阵“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落实到摊贩的管理上。

四、结 论

摊贩经济的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理论上应加强摊贩经济与非正规就业经济联系的研究，完善理论的不足，为经济决策者提供理论建议。实践中，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真履行经济职能。总的来说，要以发展摊贩经济为手段，带动非正规就业为目的，帮助从业者走向健康长久就业之路，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维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战略性意义。

注释：

①张彦. 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引自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难题的新途. 2010.08

参考文献：

[1]何松. 我国发展非正规就业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北京：商业时代，2009（3）

[2]王会涛，汪戎. 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综述[J]. 黑龙江：北方经贸，2011（1）

[3]张占勤. 城管执法与摊贩经济[M]. 河北：宝鸡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地摊经济发展篇3

关键词：摊贩；摊贩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F713.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64-02

曾几何时，街边流动摊贩成了城市的街头一景，像是城市文化一般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记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这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多么和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是把视角转入现今社会，流动摊贩向来被视为一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很不和谐的音符，城管与小摊贩时不时上演“猫捉老鼠”“游击战”的戏码，到底是何种原因把曾经构成“桃花源”画卷的居民小摊贩陷入如此境地。

一、小摊贩存在的现状

小摊贩泛指那些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无固定经营门店，自由流动叫卖者。现实社会生活中指与城管搞游击战的无证商贩。他们主要由无业下岗或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部分退休人员、本地居民等组成。贩售点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区，且多为小本经营，起点低，固定成本投入少，没有市场进场费，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

既然存在，则必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这样的繁华后面也隐藏着无数潜在的问题和危害，存在着许多对立的矛盾冲突。首先为了了解民众对于小摊贩存在的态度，现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人数为300+，所得结果如下：

1.针对民众一周购买次数。一半以上的民众是愿意购买小摊贩所销售的东西的，可见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接受小摊贩的存在，甚至有6.29%的民众平均每天购买一次。

2.针对购买原因。方便、随时可以购买（错过用餐时间）、口味好等，成为支撑摊贩经济茁壮成长的三大主力因素；同时价格低廉、学校食堂难以满足需求、服务态度好等也为其赢得了部分市场。

3.关于是否支持小摊贩被强制赶走。支持的民众仅占9.85%，从数据上便可以直观地得出小摊贩在民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是目前难以取代的位置，想要完全取缔恐怕会有众多阻挠势力的存在。

二、产生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泱泱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自然界的发展演变规律――优胜劣汰，似乎传统生产模式已经迈向灭绝的深渊。但市场需求这股神奇而又无形的力量似乎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来衡量，摊贩经济作为一种简单低级的传统谋生手段，其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流动摊贩群体产生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获得生产自由权的民众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摆摊赚钱；同时国企改组战略和城市化进程又为小摊贩群体注入了鲜活的大批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外来务工人员和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等，文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差，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选择摆摊谋生。

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经济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促使了其产生。市场供求规律保证了流动摊贩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有需求必然有供给，流动摊贩能够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填补了超市及大型商场满足中高层收入者需求的市场空白；其次再进行市场细分后，夜市摊还能满足市民夜间的需求。城市建设问题的存在，也是摊贩产生的一大助燃剂。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有些社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集贸市场建设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显现。而商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任何能够使自己获利的东西都不会轻易让它逃脱，摊贩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产生之后如何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直至蓬勃发展为现今的夜市一条街？它的存在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首先，它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摊贩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自己应得的收入，解决了家庭生存问题，也为城市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且摊贩经济有利于弥补城市布局不合理问题，完善城市功能。其次，摊贩是居民自创的经济运营模式，在选择自己买卖的商品上有着绝对的独立自。小摊贩们可以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商品，抑或是传承家中独门秘方，甚至可以自己创新。无限的自由空间和千千万万民众的独创性，无疑彰显了摊贩经济对于发掘民间创新及传承民间传统工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存在的负面影响

硬币有两面，摊贩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之所以说小摊贩成为城市规划中不合理的音符，是因为它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影响市容，破坏城市环境。其轻巧灵便的特点也导致了它的杂乱与参差不齐，没有规则的摆放、没有节制的随意丢弃以及无法控制的噪音污染、垃圾污染、油烟污染，也许处在夜市之中的我们感觉很热闹繁华，但是这些灿烂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油污，整条马路都“奄奄一息”。积攒的垃圾难以处理，导致环境恶化；清理工作量大，又给城市清理工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2.阻碍公共交通。小摊贩们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能够见缝插针，随处摆摊。但是由于他们普遍不高的素质与文化水平，随处都可以看到小摊贩的身影。只要是人流高峰的地段都会吸引小贩们驻足，严重阻碍了交通。城管只能时不时地和小摊贩们上演游击战，屡禁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食品安全卫生难保障。近年来食品安全不断被拉入公众的视野，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地摊上的东西真的卫生安全吗？流动的服务，拿什么来保证质量，由谁来负责？简陋的环境必然伴随的是简陋的设备、非正规的操作，不卫生的产品很容易破坏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引发流行传染病。

4.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矛盾冲突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城管就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小摊贩看到城管的身影便溜之大吉，如果有的被城管抓到，他们便不分清红皂白地硬性抵抗执法，软硬暴力兼施。“一跺脚，二瞪眼，三踢摊子，四罚款”曾是大家对城管人员形象的描述，若不是多次暴力执法，也不会引发公众的共鸣；同样，若不是摊贩们总是以身抗法，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暴力事件。

四、治理建议

上述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为针对小摊贩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方向。这种公共服务的治理，主力军还是政府。政府想要改善市容市貌，想要迅速地做出政绩，这是其内部机制政绩考核制度所导致的。这样做往往过于极端，釜底抽薪连根拔起，反而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严格取缔、硬性清除难以让广大群众信服，对小摊贩实行“一刀切”的铲除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会因此扼杀许多弱势群众的生命之源，且其发展迅猛势不可当。想要规范治理并逐步根除摊贩问题，从短期来看，要对其适度解禁、合法化、规范经营管理；从长期来看，要找出其产生根源，从源头化解问题，逐步取缔。

就短期现状而言，既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摊贩经济，不如对其适度解禁，指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设摊，在城市街道规划几个市场交易点，专供各种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这样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由于市场交易点的有限性，会引起流动摊贩之间的竞争，想要留下来必须合法守法，服务做得比别人好，赢得自己的市场；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交易点的设立应该着重考虑城市规划建设的盲区和城市街道交通状况。对其放松管理也意味着政府执法方式需要转变。以往暴力执法的形象在公众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应规范城市管理人员的执法行为，明确执法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更多地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放松并不意味着没有度的纵容，对于不遵守条例规定的摊贩经营者仍必须依法严惩。政府应当设立固定的城管执勤岗位，维持维护摊贩交易点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摊贩管理制度；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其道德、法律意识，发放摊贩经营许可证，保证商品的质量安全卫生，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可自然就减少了其逆反心理，有助于解决城市面貌和交通等问题、改变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尴尬处境。

解决了短期棘手的矛盾，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从其根源上找到解决方案。摊贩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好下岗人员；摊贩有市场的重要原因有城市规划建设不合理，那么就要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增添公共设施等等。这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后，摊贩问题自然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并有望根除。不过，政府单方“应战”或许仍然有些势单力薄，还需要后备力量的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军民一心才能使问题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得以解决。

五、未来展望

流动摊贩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特定经济时期的经营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也有着不同的面貌、作用和影响。在现今社会，想要把它纳入曾经的“桃花源”民生画卷，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经济大潮不断地向前涌动，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文明程度、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都将不断地提高。到了下一个经济时期，或许上述一切问题随着经济的转变而改变，小摊贩也是以新的面孔呈现在公众面前，作为城市文化的窗口，成为城市一景，和谐、赏心悦目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 李越歌.论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治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26）：46-48.

[2] 杨永华.中小企业生存研究报告[J].品牌，2012，（3）：58-59.

地摊经济发展篇4

一、水利工程经济评价以及费用分摊

在水利工程开展工程之前，对于水利工程的具体投入以及建成之后带来相应的效益，很好的进行相关的论证和调研，进而可以有效的对于项目的合理性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在水利项目是否进行的取舍过程之中，相关经济评价往往是相关的重要依据。在水利工程的真正展开过程之中，当工程真正建成后，往往有着较多的收益部门，这也是水利工程作为现代公益项目的重要组成。所以说在水利开展的过程之中，往往需要进行相应投入的费用分摊，进而进行分摊的具体数目进行计算，合理进行工程开发，充分保证费用分摊的相应合理。

合理的进行费用分摊，一方面可以减少在工程投入阶段产生的资金困难，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将施工之中的风险进行分摊。费用分摊保证了一个机制，也就是“谁受益、谁开发、谁开发、谁保护。”这符合我国的基本发展策略，在时代的发展之中，人们对于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很多时候，我国尚且存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这些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将费用进行分摊，很好的增加了水利工程项目开展的可能，为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民谋取了幸福，这也是时代赋予的契机，希望可以在现代之中，更好的将水利工程进行发展。

二、费用分摊的计算

在进行水利工程项目的具体分摊计算过程之中，往往需要进行的便是固定资产的投资计算和运行费用的相关计算，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之中，费用分摊方法主要分为几种：1、在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之中，往往具备较多的建设指标，可以根据这些建设指标来进行费用分摊，实际的应用过程之中，可以利用单一指标，也可以利用多个指标来进行计算。同样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之前，需要对于各种指标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这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水利工程有着充分的认识，帮助其建立有效认识；2、水利工程之中的各个功能划分进行最优处理，然后根据替代方案费用现值来进行分摊。在采取这种方法时，一般情况下根据经济评价来进行总费用的相应分摊，进一步将工程投资进行具体比例和数额分摊；3、根据收益方所获得的具体公益来进行比例分摊，对于各个收益部门的收益来将费用进行划分，进而可以将各部门的经济效益和分摊作用进行具体划分。4、可以采用“可分离费用-剩余效益法”来进行分摊，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之中，需要对于可分离费用进行计算，然后根据各个部门和地区进行剩余效益的比例划分，进而计算每个地区需要分摊的具体份额，将其具体落实；5、可以按照地区的主次来进行划分，如果收益部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主次之分，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费用分摊的计算。

三、落实到实际之中的计算

在进行经济评价过程之中的费用分摊过程之中，可以采用实例进行具体计算的探讨。现阶段工程开展的过程之中，水利工程进行计算的过程之中，同样需要对于水库容量等方面的计算，并且对于建筑内建筑有着充分的认识。由于现代水利工程往往提供较多功能，在现代实际使用过程之中，往往对于水利提供较为良好的管理模式，并且可以对于水利项目地区提供不同的受益效果。在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之中，可以将受益项目进行具体划分，然后进行不同评价过程，确定不同受益项目的具体经济合理性，对于水利项目展开的投资进行良好管理，进而在费用之中的管理需要进行统筹。所以说落实到实际之中，需要对于费用进行有效分摊，并且充分的对于费用进行计算：

四、按照功能利用建设项目的指标进行比例分摊

（一）水库的库容进行分摊

首先在进行水库的建设过程之中，需要对于水库容量进行充分计算，并且针对于不同方面的库容量进行具体比例分摊。在实际分摊过程之中，同样根据工程的不同划分来进行具体划分。不同的水库容量带来的具体施工方式，必然有所不同，使用的材料开销也会产生差异。很多时候在同一地区，针对同一水库，不同种类的作业情况对于水库的容量需求也会产生不同，落实到实际工作之中，需要进行相关的具体探讨，充分保证取得共同的意愿，所谓求同存异，不外乎如此。

（二）按照收益的用水量来进行划分

往往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之中，往往需要将一些费用进行具体划分，也就是用水量可以作为一个比例指标来进行具体划分，具体分摊其中的费用。往往在用水过程之中，可以将水库用水分为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用水等，在实际的分摊过程之中，根据具体的用水量，将费用进行分摊，所以说在实际过程之中，收益的用水量可以具体将投资进行划分。落实到实际工作之中，不同种类的用水的用水量肯定不同，例如农业灌溉用水在生产季节便可能产生大量的用水需求，而这个时候工业生产需要进行保证，这时候便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水库进行有效衡量，其次也是对于水库容量的共同研究方向，所以说在进行水利工程的开展过程之中，根据不同需求对于费用进行不同比例的分摊，也是现阶段费用分摊的重要举措。

五、按功能获得效益现值比例分摊

工程项目在经济评价过程之中的可以根据效益现值进行比例划分，同样可以确定的便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之中，可以将工程项目的效益分为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水利工程之中，同样有着防洪工程的划分，其财务效益通常为无，如果单纯的按照财务效益来划分，这类工程往往也会产生相应自我误区。所以在实际的经济评价过程之中，对于水利工程项目的费用分摊而言，更需要进行准确的估算。很多时候，工程决不能单单以利益来进行划分，更多的便是应该进行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在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比重，这也是很多水利工程开展的初衷，任何时候不忘初心最为重要。

例如防洪工程的效益现值计算，可以按照减免的洪灾损失来计算相应的损失。而且在现代之中，水利工程往往肩负的是城市的供述任务，在现代城市之中的大型工厂等，都需要进行水库的单独供应，充分保证在生产过程之中，不会因为水量供应不足进而导致自身的生产能力下降，所以说效益往往是隐形的。在进行具体划分的过程之中，可以根据采用效益的不同来进行具体费用的分摊。

地摊经济发展篇5

Abstract: The street vendors often become the chronic disease and management focus object in city's management because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mode. So the relationalship of street vendors and city management is unharmonious. So how to deal with their interest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odel becoming an important topic in city management. It's also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关键词： 流动摊贩；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模式；现状；问题；构建

Key words: street vendors；city manager；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odel；present situation；problem；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K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92-02

0 引言

流动摊贩作为目前城市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在城市的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流动摊贩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合理的经营方式，一定程度影响城市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管制的重要对象。从“崔英杰杀死城管案”、“城管秘笈”事件到“3.26”昆明城管暴力事件，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有恶化之势，两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1 相关的概念界定

1.1 流动摊贩 本文所指的流动摊贩，与城市个体工商户相对应，是指无固定经营产所、无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没有合法摊位，不进入规范市场经营且流动性大的小规模商品经营者。城市固定摊贩与流动商贩不属于本次研究的范畴。其特点主要有：经营规模小、交易灵活、经营条件简单、活动范围大、流动性强、经营活动的时段性、构成人员的复杂性等。

1.2 城市管理者 本次研究所指的城市管理者，是流动摊贩的管理主体，是广义上的概念，是指具有城市管理职权，依法对流动摊贩经营行为所涉及的各种领域进行规范约束的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工商、市容、环境卫生、市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并不是狭义上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是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最主要的城市管理者。

1.3 和谐关系模式 是指与目前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不和谐关系模式相对应，是指两者在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凝固化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均衡与平等、协调与融洽的社会关系范式。这种和谐关系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流动摊贩和谐生存与自我发展、城市管理者依法行政与和谐管理、两者和谐相处与和谐共存。

2 现有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为不和谐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不同的行为方式、利益追求与价值目标共同产生的结果，是两者之间问题与矛盾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反映。现有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2.1 对流动摊贩角度而言 主要表现在：（1）以自我为中心，私利思想较重；（2）文化素质偏差、法律意识淡薄、不服从城市部门的管理；（3）食品卫生得不到保障；（4）对城市管理者有“畏惧”“厌恶”的心理；（5）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经常会发生摩擦与冲突，影响城市社会和谐；（6）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者“围堵”限制流动摊贩持反对意见，甚至公然反对。

2.2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

2.2.1 城市管理者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不合理、不科学，缺乏规范化。

一方面，部分城市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会采用暴力执法的方式，对流动摊贩执法态度蛮横，管理行为粗暴。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主要以刚性的行政手段来管理流动摊贩，缺乏劝说教育等“人本主义”柔性手段。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流动摊贩弱势群体而言，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和“顾客”服务理念，使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者产生“畏惧”心理。

2.2.2 城市管理者管理效率低，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差。

主要表现在：城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会与流动摊贩发生摩擦、冲突，这种摩擦冲突不仅使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效率降低，并且影响城市管理者的社会形象与认可度，产生较差的社会效益。

2.2.3 城市管理者采用“围堵”限制政策，损害了摊贩的个人利益，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城市管理者“围堵”限制政策，一方面，使流动摊贩的社会角色与功能遭到外界主体的质疑，使流动摊贩所处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其生存权得不到社会的关怀与政府的有效救助；另一方面，遏制其摊贩的自我谋生的积极性，压制流动摊贩生存发展的创造性，使本属弱势群体的摊贩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政策不仅没有缓解流动摊贩的生存压力，而且使其生存外界环境更加恶劣，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3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存在问题的本质分析

3.1 从权利角度：政府公权力与民众生存权之间的矛盾 即流动摊贩的生存权与城市管理者管理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流动摊贩，以流动摆摊作为谋生手段，辛苦经营，以此维持生存；城市管理者，履行职责，行使公权力，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其矛盾本质是民众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政府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体现在流动摊贩以摆摊维持生存权、城市管理者行使职权限制摊贩，这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两者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模式。

3.2 从政府角度：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即政府在市场与社会领域的职能定位与管理限度界定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府在市场、社会领域中，哪些事务应由政府管理，那些事务交由社会与市场自行处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市场与社会领域中职能定位与管理权限方面存在问题。

3.2.1 流动摊贩市场经营权与政府干预市场之间的矛盾 流动摊贩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自由经营、公平竞争。但是，政府部门以流动摊贩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环境等原因，对其进行整治，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与生存空间，侵害了流动摊贩自由经营的权利；政府管理部门对流动摊贩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侵害了市场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权利。要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就要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限度，明确政府在市场的职能与角色。

3.2.2 社会对摊贩自我管理与政府社会管理权之间的矛盾 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方便了市民的社会生活，丰富了市民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大量存在，创造了“摊贩文化”与摊贩生活，适应了城市社会文化发展需要。流动摊贩作为“社会人”，其涉及的社会事务与产生的社会效益，理应由社会机制进行调节，其属于社会自我管理的范畴。然而政府部门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一方面，使流动摊贩的减少，限制了城市摊贩文化的发展，否定城市摊贩文化与摊贩生活的价值；另一方面，造成流动摊贩在社会中角色不清，失去了其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这对流动摊贩的存在是致命的打击。因此要构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要平衡好政府管理社会职能与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关系，处理好政府必要管理与社会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关系，充分考虑流动摊贩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

3.3 从制度层面：政府权力扩张与权力约束之间的矛盾 随着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经济日益复杂化，需要组建一个相应政府部门来履行职权，管理城市社会，维持城市秩序。因此，政府机关将一部分行政权力授予或委托某个政府职能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来行使。城市管理部门在对流动摊贩管理的过程中，其管理范围扩大，权限随之扩张。然而，政府机关却没有制定完善的法法律制度，来严格界定城市管理者的职责与权限，也没有设置相应的监督与约束机关，对城市管理机部门权力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制约。政府机关在授权的过程，缺乏必要制度约束与机构监督，造成“制度缺失”与“监督真空”，导致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模糊，权力扩张，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缺乏对其管理行为有效的规范与约束，出现城管“无事不管”与“管理不善”等现象。

4 构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模式的路径分析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和谐关系模式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需要来自立法机关、政府机关、流动摊贩等多方面主体之间利益协调与相互博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创造积极的条件与环境来推动。其和谐关系构建的过程就是不同利益主体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也是我国法制化、民主化不断深入的过程。

4.1 从国家的立法机关的角度

4.1.1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要实现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有关流动摊贩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法制化与规范化，杜绝政府部门乱用公权、越权执法等违法行为，从法律制度层面规范管理、依法行政。从实际而言，我国立法机关并没有制定一部有关流动摊贩管理的完善的、系统的法律法规，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大多是借鉴、参照或采用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文，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尽管各个地方政府部门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流动摊贩的规章条例，如《某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某市城市规划条例》，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缺乏系统性、标准性与统一性。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制定出管理流动摊贩的“总法”，制定出统一的原则、方法、标准等。通过完善的“总法”体系为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地方性法规提供法律依据与标准，才能真正实现对流动摊贩管理“有法可依”。

4.1.2 明确流动摊贩的合法化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关乎流动摊贩合法的市场准入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流动摊贩合法化，意味着其具有合法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主体地位，享有平等的市场竞争与经营权，这对于流动摊贩的生存、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实现流动摊贩合法化，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均衡与协调多方面主体的利益。

4.2 从政府行政机关的角度

4.2.1 以人为本与依法行政 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管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要坚持疏导与管制结合、教育与处罚并重、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兼顾的原则，实行以人文本与依法行政相结合。具体而言，城市管理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依法行使职权，依法管理流动摊贩；在没有相应成文法规定下，政府管理部门不能超越权限，滥用公权、侵害流动摊贩的权益。在对违法经营商贩进行行政处罚时，根据违法情节的严重程度，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坚持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罚，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

4.2.2 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与文件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政府机关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发展时期阶段，制定出相关的方针政策：一方面，明确政府机关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基本态度、原则与政策，逐步实现管理部门管理理念的科学化、管理方式规范化、管理行为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逐步转变流动摊贩的经营理念与方式，逐步引导摊贩向规范化、合理化的经营。在短时期内，政府制定的相关的方针、政策，可以从制度政策层面来弥补法律层面的空白，规范政府管理部门行政行为，监督流动摊贩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法律体系所具有的作用。

4.2.3 合理规划与科学设计 要实现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首要需要解决是流动摊贩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的问题，为其提供经营场所与经营条件。（1）划分区域经营 ：即政府管理部门根据城市布局结构特点、人口、建筑物、车辆规模与密度等，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为流动摊贩划分合适的专门经营区带，在指定的区域依法经营，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2）发放牌照经营，即政府管理部门为城市流动摊贩发放牌照经营，实行经营行政许可证制度。（3）进入农贸经营：即政府管理部门允许流动摊贩进入农贸市场经营。

4.3 从流动摊贩角度

4.3.1 提高文化素质，转变经营理念 由于流动摊贩文化水平低、经营方式落后，往往被误认为是城市“低素质群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流动摊贩需要提高文化素质，了解城市文化，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需要其转变经营理念，诚信经营，公平交易，以赢得市民的好评。

4.3.2 提高法律意识、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经营 流动摊贩在城市进行经营活动中，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知法”“守法”的意识，依法经营，包括：经营对象、范围，符合法律规定；经营的方式手段，符合法律要求；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维护城市稳定与秩序。

4.3.3 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流动摊贩一般出售零散的日常用品，包括排挡、水果、蔬菜、小吃等，这些产品直接关于顾客的饮食安全。由于这些产品，大部分来自农村粗加工或自制食品，没有经过严格的食品检查，很难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因此流动摊贩在经营中，要保证提品服务的质量，保证其食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流动摊贩应以“服务者“身份经营，注重服务质量，关心顾客饮食健康，树立良好的经营服务理念。

4.3.4 服从政府管理，科学、规范经营 流动摊贩要服从政府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按照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定，规范经营；在实际的经营中，要遵守城市管理的相关制度条例，文明经营；在管理部门管理过程中，主动接受管理部门的教育与指导，努力避免发生暴力冲突与抗法行为。流动摊贩应以文明的言行、规范的方式、合法的经营，生存发展于城市之中。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的和谐关系模式，是对传统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间矛盾思想的转变、突破与创新，是符合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思想与理念。这种模式不仅有利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与服务性政府与责任性政府的构建；更重要的是，有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孙芝兴，李子伟.摊贩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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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玉军.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建设信息，2006，20.

地摊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农垦 企业

        引言

        21世纪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战略性经济资源，在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 发展 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水资源到形成水利产品涉及一系列经济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水利工程的投资建设与管理。水利工程是人们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实现合理配置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把水资源生产加工成水利产品的基本场所。大型水利工程一般具有多目标、多功能、多产品、多效益等特点。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能否顺利筹措并得到合理分配使用将直接关系到水利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显著改善生态环境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均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现有资金使用效率就必须注意开展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通过 科学 化决策程序最大限度地提高水利工程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分摊问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则有助于加强项目经济核算，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分摊应遵循的原则

        为实现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在各受益部门间的合理分摊，必须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基本指导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应尽量避免采用 计算 成本过高或程序过于复杂繁琐的投资费用分摊方法，以便各利益主体能够在对方法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比较容易地达成共识；当某部门效能因兴建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受到影响时，为恢复其原有效能相应采取补救措施所需的投资费用应由各受益部门共同负担，而超过原有效能而增加的投资费用则应由该部门承担；投资费用分摊结果应体现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开发任务的主次和效益大小，各受益部门分摊的投资费用应具有合理的经济效果；在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进行分摊时应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充分考虑各受益部门的经济承受能力。

        2 投资费用分摊过程分析

        2.1确定参加投资费用分摊的部门。对于涉及部门较多的大型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总投资费用分摊可首先在主要功能之间进行，然后再将各功能应负担的投资费用进一步分配给其所包括的具体受益部门，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分摊部门划分过细导致计算过程的过度复杂化以及引起工作量不必要地增加。

        2.2估算工程投资费用并作适当划分。根据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施工设计等相关资料，在对项目所需固定资产投资及年运行费用进行准确估算的基础上，可将工程总投资费用具体划分为专用工程投资费用与共用工程费用，或可分离投资费用与剩余投资费用，这部分内容将在下节中予以详细分析阐述。

        2.3协商选定具体投资费用分摊方法。由于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可适用于各种情况的投资费用分摊方法，因此需要根据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实际特点，以及项目所处设计规划阶段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条件（如所需数据资料的充分性和可靠程度），由各受益部门共同协商确定所采用的投资费用分摊方法。对于方法意见存在分歧或者特别重要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可同时采用几种较适用的投资费用分摊方法进行计算，通过对各种分摊结果的全面考虑和相互验证，综合分析确定较为合理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分摊方案。

        2.4 计算各部门投资费用分摊比例。在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分摊方法确定之后，就需要分析估算如各部门可获得的经济效益、对应的最优等效替代方案投资费用、利用的水量或库容等相关指标，以便进一步根据所采用分摊方法的具体计算公式求得各受益部门应承担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的比例和份额，当选用多种投资费用分摊方法时还需相应进行综合计算分析。

        2.5检验投资费用分摊结果。对于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的分摊结果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公平合理性检验：（1）各受益部门负担的投资费用份额不应超过该部门利用工程所能得到的 经济 效益；（2）各受益部门分摊到的投资费用不应大于其单独举办最优等效替代方案工程所需投资；（3）各受益部门应至少承担为该部门服务的专用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相应投资费用。如果经过检查分析发现某部门分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年运行费用不尽合理，则应在各部门之间进行适当调整。

        3 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分摊方法

        3.1主次地位分摊法。当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所服务的各相关部门之间的主次关系比较明显，少数受益部门可获得的经济效益占工程项目整体综合效益的比重很大并处于主导地位时，可以采用主次地位分摊法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投资费用进行合理分摊。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各相关部门所获经济效益的范围内，次要受益部门只负担其本身的专用工程投资费用（或可分离投资费用），而其余的大部分投资费用（即共用工程投资费用或剩余投资费用）则由工程项目的主要受益部门全部或尽可能多地承担。当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次要功能所属部门相对来说占有一定地位时，其投资费用分摊额可考虑根据该部门单独兴建等效替代工程措施所需的最低投资费用确定，主要功能所属部门负担余下全部投资费用。若是在已建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上新增某个部门，或为满足原有某部门需要而扩建工程设施的情况下，相应增加的投资费用以及对原有其他部门的利益损害加以补偿的额外投资建设费用均应由新增或扩建受益部门承担。

        3.2可获经济效益现值比例分摊法。可获经济效益现值比例分摊法，又可称为极限投资费用比例分摊法，该方法从"投资分摊、效益分享"的基本原则出发，在分摊时由各部门承担自身所需的专用工程投资费用，同时按照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各受益部门所能获得的实际经济效益比例分摊共用工程投资费用。由于兴建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基本目的无论是兴利还是除害，最终都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因此采用可获经济效益现值比例分摊法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费用进行分摊较为公平合理且易于为各方所接受，目前在实际中应用广泛。

        实际应用该方法进行投资费用分摊时，还必须注意保持被分摊投资费用与分摊所依据经济效益 计算 口径的一致性，合理确定和划分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各受益部门所获经济效益和需要按比例分摊投资费用的具体范围。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各受益部门的经济效益是由共用、专用、配套工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投资费用投入的时间相差很远，如果按照各相关部门获得的总经济效益比例分摊共用工程投资费用，则不合理地加大了具有较多专用和配套工程部门应承担的投资费用分摊份额。因此，较合适的做法是按照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各受益部门经济效益减去各自专用工程投资费用后所得差额的比例系数分摊共用工程投资费用。

        3.3最优等效替代方案投资费用比例分摊法。最优等效替代方案投资费用比例分摊法是以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各受益部门最优等效替代方案的投资费用比例作为分摊系数。由于若不兴建综合利用水利工程项目，则参与综合利用的各部门为了满足自身 发展 需要，就得单独举办可以获得同等经济效益的替代工程，其所需的最低投资费用反映了各部门功能效益实现对应的机会成本大小，因此按各受益部门的最优等效替代方案投资费用比例来分摊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投资费用是比较合理的。该方法避免了计算各受益部门经济效益可能产生的较大偏差对投资费用分摊结果可靠性的不利影响，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项目规划阶段可行性研究部分进行投资方案比选时使用的相关资料来估算各部门最优等效替代方案的投资费用，比较适合在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某些受益部门经济效益难以精确计算情况下进行的投资费用分摊。

参考 文献

[1]鲁栗，彭建春，黄攀输等.电网合作投资费用的 计算 与分摊[j].电力自动化设备，2005.

地摊经济发展篇7

纵观各大街小巷，经营各种商品的小摊小贩比比皆是，每逢开市时间必是人山人海。摊贩经济已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洪流。面对这样的一个存在，人们开始思索有关其利弊问题。诚然，随着城市整齐划一的文明城市建设要求的提出，我国这样的摊贩经济的存在显然是一种阻力，比如引致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利于规范化市场的建设;摊贩的随处摆摊设点影响市容、堵塞交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所具有的积极功效，譬如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还丰富了城市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摊贩经济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充足养分。一方面，摊贩经济因其所具有的能为广大群众提供廉价的商品和便捷的服务而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并广受欢迎的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摊贩经济的兴盛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的潮流息息相关，因为迫于生计而又没有一技之长或者城市就业压力，很多人选择了摆摊设点维持生计，这种规模小、成本低、风险小的糊口方式成为这样一些弱势群体的最佳选择。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有效地处理摊贩经济问题将是重要的一笔，不可全盘否定企图消灭殆尽，亦不可听之任之。

二、从对摊贩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折射出的我国城管执法存在的问题

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摊贩经济进行管理是城管执法的职责所在，但是在不少城市，城管与摊贩被视为天敌。不可否认的是，城管队伍对我国现取得的城市建设成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面对近年来屡禁不止的暴力执法等问题，官民矛盾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以致一谈及“城管执法”便会有人破口而出一句“流氓谈法治”。在一份“你对城管执法的印象如何?”的网络调查中，1174 张有效投票中有650票选择了“不好，经常性野蛮执法”，占总票数的55.37%。①这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国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标准不明确，导致了执法混乱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城管执法的产生得益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但是其存在与执法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针对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等问题，199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属于重要制度的变革，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全国通行、专门的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规范。其次，关于城管执法尚无统一的执行标准，虽然部分省市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我国尚不存在关于城管执法的具有全国性效力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城管执法多呈现出盲目性与恣意性。

第二，对摊贩经济的制度排斥和城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是我国摊贩经营的混乱与“摊贩——城管”矛盾的白热化的症结所在。如上所述，摊贩经济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产物，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必然性。政府部门对摊贩经济一味进行打压的管理理念，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因此给城管组织施加了压力以致增加了暴力执法的可能性，而且其本身也是对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背弃。

三、我国城管执法的出路

无论是摊贩经济还是城管执法，都有其存在的根基与价值，但是现实生活中两者如何相容又是无法忽视的难题。笔者欲从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发展经济，帮扶低收入者增强收入能力。如上所述，摊贩经济的存在实乃民之生存问题使然。在这种情形下，城管若只采用打压式强制清除方式完成自己的职责，恐怕适得其反。城市固然需要美丽，但不应至民生问题于不顾。面对这种情况，应在想办法帮助他们做更好安顿的同时进行清除。例如在美国, 市政当局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出公告，向社会公布可供申请小摊贩的数量和地点，这些数量和地点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既不影响当地交通和周围居民的生活，也要照顾到有足够数量的客流。

其次，新形势下榜样效应和形象效应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是故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一方面，从源头上肃清城管队伍成分，应对城管人员进行严格选拔，主要考核其人文素养。另一方面，要对城管队伍进行培训，加强他们的法律素养和职业素质。

地摊经济发展篇8

［关键词］流动商贩 管理 城管

流动商贩自古有之：“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就属正当职业；战国年代曾有商贩云集，“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场面；唐朝富庶的长安城汇集来自四方的艺人商贩，繁华一时；《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边熙熙攘攘游客云集,街道两旁空地上集满张着大伞的商贩。流动商贩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认为：“禁止占道经营，会扼杀社区经济发展和新移民小商业者的生存权”。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也曾说过“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 但不能忽视的是，流动商贩在活跃城市经济、满足市民需要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所以，合理解决流动商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引导规范其发展方向，促使其更加合理发展并与现代社会与城市变革相协调成为当前城市管理领域的首要任务。

一、流动商贩存在的合理性

流动商贩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过去在商品匮乏、流通不畅的背景下，流动商贩的经营活动对促进流通、增加消费、弥补社区商业网点不足，有过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流动商贩在便民利民，促进就业方面仍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维护弱势群体生存权的需要。流动商贩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一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自身素质低下。而且他们在寻找正规就业无望的情况下，摆摊卖小商品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手段。对于他们来说，摆小摊是既无奈有积极的生存行为，虽然收入不高，但对于摊贩个人和家庭来说始终是一条出路，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就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支撑，是其生存权的保障。

其次，促进就业、满足市场需求。流动商贩之所以存在，不仅仅在于商贩本身的生存需要，而且流动商贩的存在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下岗职工、新增劳动力、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仅靠政府和企业不可能全部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因此，自发的、非正规的就业方式不仅有充足的存在依据，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利于创建社会文明和建设和谐社会。更重要的是流动商贩的经营活动适应了市场要求，能满足市民多方面的需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收入水平差距，甚至发生两级分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入大超市大商场想消费，因此为了满足低收入者和市区居民便利的需要，流动商贩必然长期存在。

第三，城市特色文化景观的需要。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从地摊出售的商品上，常能展现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地摊经济不仅是商品市场的一个体现，也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乌鲁木齐的羊肉摊，始终是这些城市的独特风景。另外，在城市中，不论是生活区、闹市地段，还是旅游景点，行人常会驻足，从中或多或少感受到“一座城市中若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比如在伦敦到了周日在一些固定的场所就会出现小商贩云集的跳蚤市场，这不但是商品市场，同时也是一道重要的人文风景。

流动商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忽视的是其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占道经营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脏、乱、差现象，有损城市形象。尤其是近年来城管执法部门与流动商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产生城管执法的困境。城管与流动商贩的冲突每每见诸报端，暴力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致使无论城管一方还是流动商贩一方都很“受伤”。在流动商贩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城管的暴力执法和流动商贩的暴力抗法事件不断出现。

二、流动商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管理者管理理念陈旧。目前，我国城市管理手段多为管制、罚款等硬性处罚，而不是服务等柔性管理，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管理理念的偏差，缺乏服务意识。针对我国城市管理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城市管理部门单靠行政处罚已经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正如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表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的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这种形式的管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因此，这种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城市管理的需要。

第二，政府各部门间不协调。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是一个需要诸多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全体市民共同关注、协同努力才有可能解决的，关系到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生存的，关系到社会各利益群体和谐共处的复杂社会问题。而城市政府将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由一个仅仅具有处罚权的城管部门来解决，城管部门试图以行政强制力来迫使摊贩放弃其几乎是唯一的谋生方式，却又不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社会保障。这种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只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政府部门所维护的市容环境与流动商贩的生存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第三，城市市场门坎高，入市经营难。政府允许进行经营的个体门槛太高，流动商贩成为“马路游击队队员”或“无证游商”也有他们的无奈，办证摊位租金贵，而小商贩小本经营，赚的钱刚够糊口，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只有在马路上跑。因此，他们与城管队员长期地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冲突不断。有的城市也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并引导商贩入市经营，但效果不显著。原因即是，这些经营地方相对比较偏，没什么市场，因而许多小贩宁可回到人气凝聚之地。有的允许他们办照经营，但各种收费较高，城市管理这种高门槛、低回报的情况使得流动商贩铤而走险，因为入室经营还不如无照经营，虽然违法，但成本是相对较低的。

第四，城管配套机制建设不完善。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与城管执法部门有关，还与一个国家的利益表达机制，城市管理宣传机制以及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密切相关，这些配套制度的完善可以为城市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目前我国城市管理仍然缺失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

首先，城市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就业是民生之本，城市弱势群体“弱”的本质表现在他们无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经济社会权利。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曾经指出，在一个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在就业管理方面应该尽其可能地宽松，其中，尤其注意不要对劳动力自我就业与临时性就业人为设置障碍。而我国的城市管理却违背了这一要求。

其次，利益诉求机制不畅。之所以流动商贩在遭受城管不文明执法后不愿意投诉，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投诉会得到认真对待，而且部分投诉结果有失公允。

另外，城市管理宣传不到位。有效的城市管理政策无法通过正式渠道传达给小商贩和市民，导致城市管理工作不透明，不被小摊贩和广大城市市民理解和支持。

三、完善流动商贩管理的对策研究

第一，调整管理思路,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个拥有现代城市管理和发展理念的城市，懂得如何发挥小商小贩的积极性，以增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最大限度的避免小商小贩因为乱设摊点而给城市带来不良形象和影响，同时也能够摒弃那种被动应付，为了管理而管理的落后理念，从主动为流动商贩服务中找出路。如在管理过程中发现市场秩序在整体上造成扰民、交通阻塞问题时，政府应该从规划市场选址，经营时间和区域上思考自己的管理失误，而不是将矛头对准流动商贩。

调整管理思路，建设服务型政府，改执法方式为教育、劝阻等柔性方式，应当将强制举措排在最后施行。但服务并不是无原则的服务，正确的城市管理应是依法管理与服务理念的结合体，是在切实维护法律尊严的基础上进行的亲民服务举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城市分区域治理，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的允许小商贩摆摊，但对于工作区域，则要进行严格管理，以维持整洁的市貌。另外，对特定街道可以划定时间、范围允许摊贩进行经营，具体时间、范围等公布于城市管理网站或户外公示牌，供市民及小商贩查看。

第二，协调政府各部门工作

目前，作为城市管理的政府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权责不明晰，没有形成分工配合的管理局面，结果大家都在管，谁也管不好，以致追究责任时往往发生推诿扯皮的现象，因此要正确协调城市各部门的工作。

首先，工商部门―简化办事程序，克服办证难关。流动商贩打游击，与无法顺利取得营业执照，无固定经营场所直接相关，因此，工商管理部门应力求提高办证效率，如果营业执照审核程序复杂，可以先发放临时经营许可证，切实配合立法部门给予流动商贩合法的经营地位。在美国纽约市中心曼哈顿街头集市设摊，手续是很简便的。申请人只要在街头集市管理公司出示身份证和报税卡，经过约10天左右，申请人就会收到该公司的批准信和摊位号，持批准信就可以到纽约消费局领取临时设摊许可证，若出售食品如饮料、瓜果、糕点、烧烤等等，可以到卫生局领取临时许可证，前后持续时间不到一个月。

其次，城管执法部门―人性化执法，进行长效管理。城市管理者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他们必须明确在公民的所有权利中，生存权是最重要的。在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重视人的基本权利比城市的整洁更加紧迫，况且对一些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穷人来说，选择到有市场前景的地方做小摊小贩是无奈而又积极的生存和发展行为。允许城市存在地摊经济，实际上就是给低收入人群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另外，城管执法应改变以往的不文明执法甚至暴力执法方式，实现人性化科学执法，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赢。在治理由摆摊造成的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噪声扰民的问题是，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重点区域的市容管理力度，真正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管控到位、服务到位。

第三， 设立经营专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由于流动商贩畏于市场准入高门槛而铤而走险、无照经营的现象可以发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给小摊贩以一定的经营空间，吸引、鼓励、指导、摊贩入场经营是必要的。政府可以用闲置土地、厂房建立建立简易市场，廉价出租或通过租金补贴作为低收入人群、流动摊点经营场所，在不影响市容、交通、卫生、安全、环保前提下，允许特定摊贩经营。市民住宅小区，尊重业主自治，倡导小区开门容摊，通过公约和物业加强日常管理，分流解决部分设摊场地。有了固定的经营场所，城管执法人员就可以针对设摊造成的环境问题、食品卫生、商品质量问题进行统一管理，规范秩序。

第四， 健全完善城市管理配套机制

首先，健全城市就业保障机制。流动商贩之所以大量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就业难，而当前困扰小商贩仍然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都是社会底层贫困人群，素质较低，需要政府最这一群体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并提供相应就业岗位，这也是合理疏导流动商贩的手段之一。

第二， 畅通利益诉求机制。为保证城市管理者更好的对城市进行管理，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反馈是必要的。城管执法部门可以开展局长、队长接待日活动，接受群众的上访和，及时处理纠纷化解矛盾。可以建立城市管理信息服务中心，开通服务热线，建立城市管理网站，及时在互联网上公布处理结果等也是构建透明化政府的表现。另外，自觉接受媒体的监督，将媒体的监督作为检验城市管理工作效果的平台。对媒体曝光的城市管理问题及时处理完毕并公布于城管网站，接受市民对处理结果公平与否的监督并不断改进。

第三，加大城市管理宣传。完善政务公开，全面落实便民、利民措施，需要拓宽对外宣传的渠道，引得摊贩和市民的理解与支持，通过设立城管宣传牌、组织文艺宣传队，在流动商贩区设立宣传栏以及设立流动红旗对优秀诚信摊贩与以奖励等市民和小商贩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城市管理理念、利民措施进行宣传，实现市民给予摊贩整体素质的提高，理解和支持城市管理工作并自觉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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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发展篇9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而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它们通常为企业拥有的一种法定权、优先权或企业所具有的高于一般水平的获利能力，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都属于无形资产。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类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公司法》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这表明，无形资产出资比例最高可达70%.无形资产新准则适应了这些形势的变化，它关于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账务处理等方面规定的更加明确，在无形资产摊销方法的选择上，不再将无形资产统一使用年限内平均摊销，而是考虑了企业预期消耗该项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此外，新准则更加关注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这使得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客观真实。

1.摊销期限的比较。2001年的旧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日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如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收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限年限，该无形资产摊销期限按如下原则确定：第一，合同规定收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收益年限；第二，合同没有规定收益年限但法律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第三，合同规定了收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收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第四，如果合同没有规定收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10年。这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也限制了无形资产的稳定性。这些规定过于笼统，难以适应无形资产日益复杂的现状。

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对于不同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做出了不同的规定：第一，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应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企业摊销无形资产，应当自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确认时止。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第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应当估计其使用寿命，并按本准则规定处理。

2.摊销方法的比较。2001年的旧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摊销的规定是直线平均法，按照无形资产的价值在一定期限内平均摊销，摊销期为合同与法律规定的最低期限，合同与法律无规定的不超过10年。它对所有的无形资产根据使用时间平均摊销，没有考虑不同无形资产的时间价值。

2006年新会计准则借鉴国外对摊销方法，对采用直线法摊销也没有实行“一刀切”，而是提出“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更具可行性。准则通过将无形资产区分为使用寿命有限和使用寿命无限的无形资产划分，使摊销的对象更明确。新准则对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摊销法。

二、无形资产不同摊销方法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对不同资产选用不同的摊销方法。对于商标权和商誉，这类资产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可能不会随其使用年限的延长而减少，而会与日俱增，其摊销应从价值变化的特点来具体分析。对于专利权和专有技术，这类无形资产的科技含量均比较高，但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比较快，越是近期开发的，其作用越大，效益越明显；而越是临近后期的，其失效和被淘汰的危险也越大。因此，这类无形资产宜采用加速摊销法。

1.直线摊销法对企业的影响。无形资产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的成本应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即无形资产的摊销采用直线法。直线摊销方法的优点：便于理解和计算；无形资产的摊销额每期都是均等的，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是相同的。这种摊销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考虑收入和成本配比原则，很多无形资产在刚出现时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是相对大的，随着专有性、独占性的削弱，它为企业带来的效益相对减少；技术的飞速发展、顾客消费的个性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得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当无形资产在公司总资产占较小比例（比如原公司法规定的20%），采用摊销方法的不同对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如今无形资产在公司总资产可能占到较大比例，从价值角度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中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价值贬值风险会日益增大，企业资产结构中无形资产比例越大企业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对无形资产的平均摊销不利于企业全面揭示无形资产的信息和对无形资产决策、评估、分析和考核，它会加大资产的风险，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2.加速摊销法对企业的影响。无形资产新准则规定：企业选择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企业预期消耗该项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如果某项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前期多、后期少，则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应采用前多后少加速摊销法；如果某项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前期少，后期多，则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应采用前少后多加速摊销法；如果不能确定或很难确定某项无形资产在不同会计期间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多少，才采用平均年限摊销法。很显然，新准则把直线摊销法作为一种不得已才使用的方法。而采取加速摊销法可以使企业较快地收回无形资产的价值，降低企业的无形资产贬值风险。加速摊销一方面使折旧费用尽快进入成本，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又使费用尽快转化为资产，增强了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因而促进了市场经济风险机制的形成。加速摊销可以尽快收回资金，使公司有充足的资金购置或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增强公司发展的后劲，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资金的静态角度来看，采用加速摊销法在无形资产使用前几年分摊的摊销额较多，企业税金也会较少，加速摊销使企业推迟交纳所得税，相当于企业获得的一笔无息贷款，如果再把资金的时间价值算上，直线法其实是丧失了一笔变相的无息贷款。从会计原则的使用看，由于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在刚开始几年为企业创造的收入也高，负担较多的摊销也符合收入与支出配比的原则，尽快收回无形资产价值也符合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我国法律规定，有些知识产权（例如专利）的年费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高的，目的就是通过使用成本的增加，促使知识产权拥有人放弃自己的专有、独占性，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这也客观要求企业尽量在短时期内收回无形资产的成本。

三、无形资产摊销方式的选择与对策

无形资产摊销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果，进而影响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为了保证能合理选择无形资产摊销方式，企业应从以下方面来考虑对策。

1.合理划分无形资产的类别。新会计准则将无形资产分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和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对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摊销方法。无形资产的内容可以根据价值变化程度分为容易贬值的无形资产、不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可能升值的无形资产。容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使用新型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软件权、技术和商业秘密等；不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包括商标权、名称权、著作权、域名权、特许权、版权等；可能升值的无形资产主要有土地使用权、商誉等。对于容易贬值的无形资产，一定要根据实际特点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保证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对于不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直线摊销法，保证摊销的合理性；对可能升值的无形资产，不宜采用摊销，只需定期评估它的价值。

2.合理确定无形资产的摊销期。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取决于其受益期，而受益期是在无形资产取得时预计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对于没有任何规定的无形资产，其摊销期限不得超过10年，这对当前无形资产种类日益复杂、性质特点各异的状况显然不能完全适用，也无法真实地反应企业的经营状况。因此，应根据无形资产的种类，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确定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

地摊经济发展篇10

摊主：“潘家园是我们打下的天下”

（5月30日、31日，上千商户因不满市场管理方――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要求摊主限期签订租赁合同的做法，选择集体停止营业，要求就摊位的产权和潘家园市场平等对话协商。6月3日，仍有部分摊位空置，摊主未出摊。市场内出现了警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I摄 6月3日下午，记者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合同签订处看到，有三三两两的摊主前往签订合同。“经营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潘家园市场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I摄 潘家园旧货市场张贴的《对广大商户提出问题的解答》《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I摄）

有人说，北京有两个地方永远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广场，所有人都仰着头看升国旗;另一个是潘家园旧货市场，所有人都低着头寻国宝。

潘家园，一个曾经荒凉的城郊，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旧货市场，当地居民在路边摆摊，把家里的瓷器、旧家具等东西拿出来卖。后来，外地的商贩也慕名而来。到1995年，路边的摊贩达到了上千，政府开始介入管理，不久实现了“退街进场”，开发了现址，并定名“潘家园旧货市场”。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古玩旧货市场，年成交额达数亿元。

但5月30日、31日，这里的上千商户因不满市场管理方――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下称“潘家园市场”），要求摊主限期签订租赁合同的做法，选择集体停止营业，要求就摊位的产权和潘家园市场平等对话协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5月20日，潘家园市场贴出告示，要求商户签订合同。根据告示安排，合同签订分区进行，5月30日和31日进行第一批也就是“大棚一区”的合同签订。告示中同时强调，凡因个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者，“视同您自愿放弃经营权，市场将收回摊位，解除使用关系”。

令摊主不满进而选择停止营业的是合同中“禁止将地摊转租、转让”的条款。

6月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摊主们大多已恢复营业。“不恢复没办法，人家（指潘家园市场）说了，3天不出摊就收回摊位。”一位摊主对记者说。

对于为何要禁止转租、转让，潘家园市场称，私自转租增加租摊者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由消费者“买单”。市场方面是为了“切实降低租户成本，维护商户合法权益”。

摊主：“潘家园是我们打下的天下”

“眼看着本来‘属于’自己的摊位，变成了市场租给自己的，原来收取的管理费现在变成了租金。你说我们能不急吗？”摊主郑女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郑女士说，她从1995年来潘家园摆摊，到现在已在此经营了21年。之前，潘家园市场管理方从未要求签合同，大家均以缴纳管理费的形式使用摊位，一开始是一年一缴，后来是半年一缴。这些年，随着2003年潘家园旧货市场改造，他们均出了建设费、押金等。虽然没有书面契约，但摊主们默认这是一种投资，“摊位是自己的”。

这些年也有人将摊位转让、交易，转让金高达数十万，甚至有人花费百万在这投资了数个摊位。每次摊位转让，潘家园市场管理方收取5000到8000元不等的“过户费”。甚至有摊主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目前80%的摊位都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

记者从一位摊主出示的潘家园市场管理方于2002年9月张贴的《经营户入市须知》中看到这样的条款，“市场内摊位不得私自转让，如需转让应持摊位证及票据到市场办公室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因此，一些摊主认为，潘家园市场管理方对摊位转让过户是知情而且是“默许”的。

资料显示，2003年，潘家园旧货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工商信息显示，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1.8亿元，法人代表崔新未。

2015年底，潘家园市场首次与摊主签订地摊使用合同。在郑女士看来，“就是这一签把自己的摊位签没了”。因为合同中写明潘家园市场是“出租方”，摊主们是“承租方”，原来每年收取的管理费变成了“租金” ，一个摊位半年的租金为7760元，另外交2000元保证金。

合同中规定，如果将地摊转租、转让、转借给第三人， 潘家园市场有权解除合同。其他可能导致解除合同的情形还有，“未经甲方（潘家园市场）同意连续三日未开展经营活动的”“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的”等。

郑女士认为，这个合同一签，摊主就变成了租户，以前购买摊位的资金全部打了水漂，损失非常大。

对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于6月3日采访了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一位王姓副总。王副总表示，摊主和市场存在的是租赁合同关系，摊主只拥有摊位租赁期内的摊位使用权，所有权属于市场。市场方面是在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

对于以往摊位过户时市场管理方收取的费用，王副总称属于“优先过户费”，用于市场审查，即审查新承租方的经营身份、商品品质等。“市场有分行划市的管理原则，摊位数量都是有限的，要择优选择。收的费用不是说允许过户，而是允许进场经营，和我们签订新的租赁合作关系。”王副总同时表示，潘家园市场发展到现在，随着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对于这笔费用的说法也曾不一样。

市场管理方称自己拥有产权，但摊主们在接受采访时言语中不无抱怨，他们说，“潘家园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

郑女士跟记者回忆起她1995年最初在潘家园摆摊时的情况。“都是老乡、亲戚叫着来的。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整齐的货柜，就是泥土地，谁来得早谁就占个摊位。凌晨三四点，还没开门，老乡们就翻墙进来抢摊位。常常为了抢摊位打架。后来市场才弄成一个个摊位，固定下来。”郑女士回忆说，那次分配摊位是通过抓阄形式确定，抓到哪个摊位以后就一直用哪个。

“这么多年，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老乡们说得好，潘家园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郑女士说。

摊主王先生也对记者说，“不让出租、过户，不合理。大伙都在这投资不少钱，做十几、二十年生意了，有的都70多岁了，哪里还能自己来摆。现在如果自己摆不了摊，市场就要收回摊位，那我们之前的投入和努力不都付之东流啦。”

市场管理方：

不让私自转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

面对摊主们针对合同提出的异议，5月31日，潘家园市场贴出了《补充通知》，表示6月1日至7日为咨询周，市场设置了咨询服务处，摊主们可以就法律、政策问题进行咨询。

6月3日下午，记者在潘家园市场合同签订处看到，有三三两两的摊主前往签订合同。“经营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潘家园市场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当晚，潘家园市场又了公开说明。说明中称，潘家园旧货市场现有地摊4000余户，主要涉及珠宝玉石、仿古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字画、旧书刊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古玩艺术品交易市场。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私自转租，增加租摊者经营成本。经过转租，有实际意愿摆摊的商户需要付出高出实际摊位费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费用。二是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转租经营者租到摊位后为了收回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由消费者“买单”。三是存在较大消费风险。转租商户违反市场分行划市原则，并因经营商品的特殊性，再加上转租造成的经营成本上升，存在以次充好隐患，扰乱市场诚信经营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潘家园市场表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展商户和商品品类等基础信息收集、分析、整理等工作，并于2015年底与地摊商户统一签订了2016年上半年地摊使用合同，约定签约商户不能对摊位进行转租牟取暴利，以切实维护健康的市场经营秩序，提升市场美誉度。2016年5月30日开始，继续签订下半年地摊使用合同。

市场管理方称，合同签订的目的，一是为了促进市场有序发展，明确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二是为了规范部分商户哄抬租赁价格、私自转租、牟取暴利等行为，切实降低租户成本，维护商户合法权益。三是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商品品质和潘家园品牌影响力，优化市场环境。

对于一些摊主认为自己对摊位拥有产权，《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上述王姓副总表示，“很多人都是‘以为’自己有产权，但事实是在这摆着的。我们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

不过记者也发现，市场管理方提出，“考虑到历史因素”，允许“子承父业”。

潘家园旧货市场张贴的《对广大商户提出问题的解答》中，记者看到，对于“我父亲在市场经营多年，从市场建立以来一直缴纳摊位费，现在我父亲去世了，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市场管理方解答：“您父亲不拥有所有权。摊位不属于您父亲的遗产范围。您父亲去世后，租赁合同其实已经终止履行。但是考虑到历史因素，为了保持稳定，市场将会与直系亲属优先重新定立新的租赁协议，将承租人变更成您的名字。”

“潘家园市场搬迁张家口”是误读

除了不允许转租的规定，“潘家园市场搬迁张家口”的传言也令摊主们感到忧心。他们担心，一旦潘家园市场搬迁到张家口，自己是不是要举家搬迁过去？另外，在北京长期积累起来的人脉和客户是不是就此消失？

6月3日的采访中，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王姓副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潘家园市场不搬迁。所谓搬迁张家口，只是一个误读。”

王副总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我们和其他企业一同去天津武清、承德、张家口等地进行了考察。但考察目的是在稳固北京现有市场经营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开拓新市场，进行潘家园品牌的外拓，而不是所谓的搬迁。外出考察的过程中引起了误读。”

虽然潘家园市场方面澄清搬迁张家口系误读，但记者注意到，此消息却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2月，张家口市长马宇骏在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主要工作”中提到“全力争取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迁入我市”。

在潘家园市场将与摊主们签订的2016年下半年《市场地摊使用合同》中也明确提到，“乙方（承租方，即摊主）承诺，充分理解目前北京市中心区人口与功能疏解的政策，并表示配合。如因政府功能疏解政策需对现有市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建设，此种情况不视为任何一方违规，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在规定时间内向甲方腾退摊位，使用摊位费据实结算。”

事实上，早在2001年，潘家园旧货市场就曾面临一次拆迁危机，拟拆迁到北京四环以外。但之后，在朝阳区政府的努力下，潘家园旧货市场得以保留现址，由“拆迁”改为“整顿”，使原市场更大、更规范，并符合北京市的整体规划要求。

但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搬迁仍然存在可能性。今年1月，北京公布了城五区疏解任务清单，其中，朝阳区的任务就包括“启动十里河、潘家园市场聚集区域的摸底调查和疏解方案研究”。

古玩圈人士：旧货市场是整个潘家园商圈的文化基石

如今提起潘家园，几乎成为北京古玩市场的代名词。这里不仅有潘家园旧货市场，还新建了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高端古玩市场。这些高端古玩市场里不少商户都起家于潘家园旧货市场。

6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天雅古玩城见到的王先生就来自1992年最早到潘家园的那一批人。在他眼里，潘家园旧货市场是整个潘家园古玩商圈的“文化基石”，也是商业地标。

对于潘家园旧货市场里的摊位转让现象，王先生认为这是古玩行业里不成文的行规。即便在高端的古玩城，甲经营多年的铺子不想再继续租了，乙要接手，除了向古玩城按市价缴纳租金外，还得付给甲一笔可观的“转让费”，有时可达数十万。因为乙将得益于甲经营多年的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