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十篇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1

【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批判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 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 [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 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 [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 [8] “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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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p.173.

[3][4][5][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7，369，3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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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16-51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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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14][15]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484-487，502-506，540-541，248，251.

[16][17]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4，145.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2

关键词： 柏拉图 理想国 国家建构原则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国家战争，对当时雅典的混乱政局痛心疾首，力图通过参政挽救雅典于危难之间。柏拉图在对雅典城邦政治和自己游历生涯反思的基础上，著述《理想国》一书，提出了精英治国、社会分工和整体利益等国家建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正义的理想国度。虽然柏拉图的国家建构原则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建构原则，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所以对它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想国”建构思想的起源

柏拉图出生于伯利克利去世后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年，那时雅典群龙无首，瘟疫流行，城邦逐渐由强盛走向衰败。奴隶主出身的柏拉图从小接受的是优良的贵族教育，对文学、艺术和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柏拉图曾师从苏格拉底八年时间，在政治上和他的老师一样，反对无序的民主政治而拥护专制的贤人政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陷害致死，柏拉图随即离开了雅典，开始了游历生涯。柏拉图先后游历了埃及、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在埃及，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和制度，僧侣们牢牢掌控国家教育和森严的固定职业分工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意大利，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活动中心塔壬同结识了政治领袖兼哲学家阿启泰，塔壬同推行的民主政治，阿启泰的卓越政绩及其社会公信力成为了柏拉图日后所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

长达十二年的游历生涯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导致雅典衰落的原因是当时实施的寡头政治，他认为统治者们根本无法解决雅典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更不可能带领雅典走向强盛。“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运气，否则是难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可见，柏拉图意图把哲学和政治联系起来。他强调要使有哲学思想的人成为统治者，或令统治者成为有哲学思想的人，整个城邦应由哲学家兼政治家的“哲学王”领导。只有由“哲学王”管理国家，“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国家才能走向正义，并最终成为一个稳定、正义、和谐、完善的理想国度。

二、“理想国”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心灵对国家的承载”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阶层、军人阶层和生产者阶层。为了证明这种分层的合理性，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著名的“高贵假说”。“苏格拉底说过：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人们也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应该成为统治者。在辅助者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2］。每位公民身上的不同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职责，即由金子铸成的人应当成为一国的统治者；由白银铸成的人应当成为军人；而由铁和铜铸成的人只能充当生产者。柏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各阶层各尽其职，彼此间不干扰，并且满足于自己的应得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的小字，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别处有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就交上了好运，我们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我想我们可以说，有个人的正义，也有城邦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3］可见，柏拉图把国家看成放大了的个人。既然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那么正义的国家必然就应由正义的公民组成。柏拉图认为每位公民的灵魂都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部分、激情部分和欲望部分。一个正义的公民，他灵魂中的三部分应当和谐相处，即理性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辅佐着理性，而欲望部分被理性和激情所控制。希腊哲学史学家陈康先生曾经这样分析灵魂、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正义的国家里，各阶层都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而各阶层之所以都只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自己职责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是因为各阶层中的每位公民都是正义的个人，而每位公民之所以都是正义的个人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正义的灵魂。”［4］这就是“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即“若要有正义的国家，必须先有正义的个人，若要有正义的个人，必须先有正义的灵魂”［5］。柏拉图以此作为国家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国家是心灵的产物”，他依据公民灵魂中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将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阶级、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他依据正义公民的观念（即心灵中的理性部分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欲望部分服从理性部分的领导，三部分和谐相处，各尽其职）推导出了正义国家的观念（即一个国家要由统治者阶级领导，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要服从于领导，三个阶级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如此，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蓝图就应运而生了。

三、“理想国”的建构原则

根据“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3

自由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政治的理想目标。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①,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柏拉图也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

(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③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 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并诉诸于“自然的最高的理性”③。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念,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从思想逻辑上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的,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社会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的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

——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和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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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柏拉图那里,囚徒状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柏拉图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和缺乏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

②③④⑤《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1、511、511、510页。),紧接着,柏拉图就把人们带到了想象的洞穴场景中,描述了一群面壁而坐、被锁链牢牢地禁锢、不能有任何视域转变、把墙壁上的投影误为真实的囚徒。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这一描述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第一,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关系到囚徒们之间的沟通、心理认同和正义城邦建构等问题;第二,囚徒背对光源,这是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第三,被锁链禁锢着,这意味着囚徒不是自由之身;第四,不发生视域、音源的转变,这说明囚徒的感性观念都直接来自墙壁上的投影和回声;第五,囚徒把投影误认为真实,这是柏拉图的基本结论。

柏拉图通过这五个要素揭示了囚徒的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这种不自由状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锁定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的脖子一辈子都动不了,那么他们怎能够看到别的东西呢?”②柏拉图在这里设定了一个类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假设——人们一开始就被锁定的无知状态。

其次,这一强制锁定状态使囚徒几乎没有任何身体自由。柏拉图借助于囚徒的脖子——人体视域转向的枢纽的“一辈子都不能动了”③,来说明不自由的程度。从柏拉图的整个解放理论来看,柏拉图并不否认可以通过一定的引导机制,使人实现相对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柏拉图并不否认在既定的现实政治体制上建立正义城邦的可能性。但柏拉图否认,除非“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④,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变为现实。

再次,柏拉图认定这一状态是人在认识上的谬误状态。柏拉图在构建这一比喻时,已经预设了“囚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囚徒们没有任何理性知识,顶多只有源于墙壁上的幻影的刺激而形成的谬误的感性观念。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囚徒们看到的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尽管囚徒们把幻影误以为真,其实他们完全错了。柏拉图在这里暗示,谬误状态、不自由状态、灵魂不能发生转向与不能直接面对感性事物有着本质的关联。

最后,柏拉图并不认定囚徒状态是独立的个人问题。柏拉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⑤,柏拉图说是“一些人”而没有说是一个人,也没有说是“两个人”,这与现代版的“囚徒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柏拉图关于囚徒状态的描述是放置在知识内容中来规定的,柏拉图预先设置了知识的正误标准,由此才决断囚徒的感性观念的谬误性,由此建构了囚徒与无知的关联、自由与知识的关联。这两种关联的建立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和后果问题,揭示了“知识人”和无知者在解放问题上的不同。对囚徒状态的遮蔽性,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绝大对数学者从“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囚徒状态恰恰有“弊”,灵魂的转向是人认知真理过程中从“遮蔽”走向“无蔽”的转折机制。中世纪的原罪学说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遮蔽性,不过经院学者对此有所缓解,承认理性的一定意义。托马斯就承认“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近代启蒙学者肯定“自然人”的遮蔽性,他们都强调“理性”的解放功能。海德格尔从囚徒认知真理而获得解放的连续性维度来理解柏拉图的“囚徒状态”,认为囚徒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无蔽”(注: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一部分第四节,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外,柏拉图对群体错误意识在人的解放中的负作用的思考是深刻的,提出了解放的心理博弈游戏。这种游戏分为三种情况:一个人的情况,个人只要拥有知识,就能够走向自由。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解放了,另一个人没解放,已解放的个人来拯救被束缚的囚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由于柏拉图没有设计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柏拉图所设计的一群人的场景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两个人的情形下起码不会发生囚徒们因思想交流而使错误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的问题。第三,是一群人的情况,拥有虚假观念的“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断定自己所看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吗?必然如此。”③④⑤⑥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1、512页。)柏拉图看到了群体心理互动效应,这种互动强化了谬误观念,使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而为囚徒们认可囚徒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撑,从而有了拒绝解放的“强力意志”。事实上,在人的解放中,错误的思想意识、群体间的心理互动,特别是群体间的虚假性的价值意识的互动给人的真正解放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政治文化的思考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我们今天在谈论解放时,首先应对我们所诉诸的价值特别是为众人所称道的价值进行反思。

三、个人解放的特点与问题

柏拉图关于人的理想状态是否定“囚徒状态”的,是否拥有知识或受过教育是自由人与囚徒相区别的准绳。不过,尽管柏拉图是一个先验论者,甚至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是一个先天差别论者,但柏拉图的知识论并不完全认同人们能够事先发现人们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柏拉图坚持后天的经验、实践、诱导对人的解放的巨大功能。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肯定了囚徒中的某个人的解放的偶然性。在囚徒中谁能解放、谁首先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先定性和决定论的观点。

柏拉图所阐释的囚徒的个人解放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种解放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的不可预期,即说不定是哪一天;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不可预期,即根本不能从个体自身确定禁锢哪个囚徒的锁链将被解除。柏拉图说:“那么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使他们能够解除禁锢,矫正迷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③

其次,这种解放具有个别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

了那堆火”④。总而言之,他实现了洞内的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囚徒的普遍解放,他强调的是个人的首先解放,然后是这个解放了的个人去拯救其他囚徒。

第三,这种解放伴随着痛苦和不适应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转贴于

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了那堆火。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并且由于眼花缭乱而无法看清他原来只能看见其阴影的实物。”

⑤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外面的阳光,你难道不认为他会很恼火地觉得这样被迫行走很痛苦,等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根本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真实事物的东西?”⑥这种痛苦、眼花缭乱的眩晕伴随着个体解放的整个过程。当我们仔细解读时,可以发现,柏拉图所说的解放过程的诸痛苦都是肉体的痛苦、感性的痛苦,而非灵魂的痛苦。这似乎表明:灵魂解放必然要以感性痛苦的付出即牺牲感性愉悦为代价。

第四,这种解放需要引导。柏拉图说:“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②③《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12、512页。),柏拉图又说:“如果再有人把那些矮墙上经过的东西一样样指给他……”②,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③,等等。柏拉图的这些言论把个体解放问题搞得更为繁难复杂,也给柏拉图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解放的偶然性造成了一种逻辑混乱,甚至对柏拉图的整个囚徒解放理论是毁灭性的。柏拉图所设计的个体解放需要引导者及其在洞内存在着这样的引导者是整个囚徒解放理论的“飞来”之笔。

第五,这种解放存在着系列环节和基本条件。个人解放的主要环节是:首先是松绑,其次是解除禁锢的囚徒自己起立、环顾、走动和直视火堆,然后就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认识事物,接下来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走出洞穴。从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来看,禁锢肉体的锁链的打开是囚徒解放的前提条件,灵魂转向是囚徒解放的根本条件,引导者的存在及其引导是囚徒解放的辅助条件。

从柏拉图所阐述的个人解放的特点来看,柏拉图在洞喻中通过精心的预先设计,事实上构造了解放的理性必然性与感性偶然性的矛盾。柏拉图贬损世俗状态为囚徒状态,囚徒状态是非理性状态,囚徒解放是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性。但从柏拉图所说的囚徒解放的真正实现来看,他所讲的囚徒解放是个人的特殊解放,而非群体的普遍解放。就个人解放来看,具有偶然性,不遵循理性逻辑的规划,这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群体中哪个人解放以及这种解放怎样发生没有任何预期和先兆,不遵守理性规范。造成这种矛盾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的主要根源在于,柏拉图把普遍必然性与个别偶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很好地建构两者之间的统一。

尽管柏拉图的理性本质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逻辑条理基本顺畅的论证,但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来说,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对公民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个别与一般的内在矛盾,始终构成了一个极力摆脱但又挥之不去的对立面,一个试图超越、否定但又深受其制、设法挽救的对象。它们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站立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对面,向柏拉图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中,我们倒是能够发现感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俗权主义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神权主义的挑战与冲突,发现在消除这种冲击时,政治哲学家们不断地坚定信念、精心论证和提出明确的定论,但也能够发现他们在应对这种冲击时的逻辑混乱、尴尬应对和无可奈何的窘境。

柏拉图设计了洞穴中的人们的解放的个别性、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和普遍性。柏拉图的先验理性本质主义完全堵塞了普遍解放的可能性,但他所提出的个人解放的偶然性又似乎为群体解放提供了某种契机。在这里,柏拉图为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囚徒解放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矛盾问题。柏拉图在考量个人的忽然解放时,所提出的内在实质条件是个人内部的精神因素——灵魂发生转向,而导致这一转向的前提条件是禁锢个人的外部枷锁的解除。这为人的精神解放与物质解放的关系埋下了伏笔,也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问题。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围绕着解放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方式进行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解放理论及其所主张的不同的解放道路:就解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有强调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之别,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强调解放的实质是精神自由和信仰上帝,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强调解放的物质内涵和社会束缚的解除。就主体而言,有个人解放和群体解放之争,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强调解放的个体性,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从方式上看,有渐进的、理性的解放方式与飞跃的、非理性的解放方式的不同设计,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大多强调社会改良的方式,如伯克主张审慎的改革,密尔强调合作道路,波普主张社会“渐进工程”,阶级冲突论者大多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如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

四、个人的完全解放境界 

转贴于

个人在洞外的状况,柏拉图既没有细心地描绘他的自由生活,也没有详细地阐释其精神状态,而是围绕解放了的个人的认知和拯救同伴的意愿问题展开讨论。在柏拉图那里,解放了的个人就是真正的哲人而非智者。

首先,哲人获得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当囚徒走到洞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适应以后,他能看见高处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解放了的个人在广阔天地里按照阴影、倒影、事物本身、天象和天空、太阳的次序去认识事物。经过上述认识以后,“他会做出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柏拉图按照光照原理阐释人对事物认识的条件、程序和结果,在自由境界中的哲人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只不过是光源不同而已。

其次,哲人崇尚纯粹的求知生活。柏拉图把追求真理的生活规定为人的幸福和自由的至高境界。事实上,古希腊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绪。“赫拉克利特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的沉思生活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所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最后,哲人由衷而生了拯救同伴的意愿。柏拉图根据善的原则,特别是从普遍的善和大众的善高于特殊的善和个人的善出发,赋予了哲人以同情心和实现普遍善的意志与能力,使哲人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了甘愿牺牲个人幸福而去实现普遍正义的拯救者。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4

关键词：哲学王；空想；政治；哲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谓是震古烁今的巨作，虽后人对其提出的思想褒贬不一，然而他以常人并不具备的哲学理性为现实世界树立了一个完美理想的国度，或者说是一个参照物，让人们不断的去奋斗、追求。哲学家当国王这一理念可以说是柏拉图的最高理想。

一、为什么要哲学家当国王

柏拉图提出哲学家当国王的理论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而是有很深的个人背景和时代背景。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柏拉图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柏拉图相当尊崇这位导师，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让柏拉图刻骨铭心。让他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怨恨，这也导致了他随后数十年在外游历探索。其次，雅典民主制度经历了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改革所带了的黄金时代后，渐渐背离了民主的方向。柏拉图通过对雅典历史上形成的寡头政治与民主制的思考，发现两种制度都是不完美的制度。而且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的死给他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仅仅按照传统方式改变政体不可能对国家有任何改善。只有通过道德的更新才能矫正国家的弊病。”在哲学王缺席的城邦中，国家与个人的灵魂都被玷污了，是一种沉沦的正义。因此，柏拉图渴望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解决当时社会的郁结。渴望用哲学的理性，一种理念的至善来达到改造国家制度的目的。故而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彻底复活，继续充当着制度的先驱。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尊崇，对哲学理念的膜拜。自然使他在寻找改革措施中引进哲学王。也只有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德行完善的哲学家才能拯救整个症结。希腊晚期哲学家的一个落脚点――为无家可归者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哲学家的场所、位置便是统治者、哲学王。“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

二、如何培养哲学王

哲学家是眼睛始终盯着真理的入，是最适予当统治者的。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构筑并没有局限于理念，而是就其条件、品质等都做了生动的描述。

首先，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要为统治服务，为国家培养优良的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又应该是一个个热爱知识，热爱永恒不变的真理，专心致力于学问上的研究，聪明并且充满智慧的，拥有广阔的胸襟和节制的品质，哲充满正义，勇敢坚毅哲学家，也就是说，要想是一个统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哲学家，统治者的职位必须得有哲学家来担任。也即，谁才应当是统治者，统治者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都取决于一个理想的哲学家。那么怎样培养一个能够符合和满足统治事业的需求的就培养哲学家呢？哲学家的天性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开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故此哲学王具有的品质应是至真至善的。人是有三种品格的：理智、激情、欲望，亦或是说智慧、勇敢和节制。智慧是用以思考推理的，是领导者所具有的知识。勇敢是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即精神上的能力。所以，哲学王所具有的品质即为：“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在这里，柏拉图所塑造的哲学王可以说是“理念的神”柏拉图认为应当由统治者（即哲学王）来挑选天性最优秀的男女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以此生育出天性最好的婴儿。教育方面，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被送至育儿院，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以期成为合格的护卫者。并为以后成为哲学王打好基础。另外，哲学家应为城邦制定法律，因为要是国家稳定而不分裂、不出现衰退，就必须是国家神圣形式或理念的真实仿制品；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看到并仿制神圣的原物。哲学王的后继者的问题，即哲学家的培养问题。对此，柏强调选择让那些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天赋的人进行哲学。但只有当他们韶华已逝的时候才允许对他们进行辩证法方面的训练，只有当他们的体质开始衰退，而他们又已过了公共与军事服务的年龄，这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可允许随意进入这块神圣的领域。在此领域，他们才可以通过辩证法和理性看到善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认识万物的实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继承人。城邦也才能永远在善的指引下长存。

三、为何哲学家不能当国王

从上面所描述的可以知道柏拉图对哲学王的培养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几乎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但是这些观点是否就是完美呢？。柏拉图是在他“理念论”的基础上描画“理想国”的蓝图的。从理念论出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流变的，可知世界则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世界。作为精神实体的“理念”是柏拉图构建理想国的基石，这座理想城邦中公正和谐、秩序井然的政治生活，正是源自“善”的理念的指引。在柏拉图看来，“善”是万物的本源，是神布置一切时所根据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也是一切事物追求的目的。“至善”是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终极目标的引导下，理想国实现着正义的分工，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然而在对哲学王的培养过程中，柏拉图主张统治者，选择优秀的男女进行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这一点首先就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可能随着统治者的心意而改变；柏拉图还这张在天性优秀的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其送至接受教育，这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优秀的婚配者不一定能够就能生下先天优秀的统治者接班人。而且这样的做法也违背了柏拉图“善”的理念。

柏拉图主张城邦的法律应该有哲学王来制定，但这何难去实施，哲学家们追求的境界远比现实的要高，更多的是思想道德上的，要把哲学思想真正的落实到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实践中，那显然还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梦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如果要是一哲学家的境界和哲学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其他人，包括所要培养的“哲学王”，都是一种太过理想化的行为。

哲学家统治还面临着一个障碍，那就是哲学家自己不愿意参与政治生活。施特劳斯甚至认为，劝说哲学家统治城邦比劝说大众接受哲学家的统治更为困难。这是因为，最终看到善的理念的哲学家是不屑于与常人为伍的，他们不愿意作零碎琐事，他们对权力表现出一种体面的冷漠，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而且万一不具备哲学家素质的人不幸成为统治者，或者哲学王本人变坏怎么办？柏拉图并没有给出答案。他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永远不会腐败的哲学家身上。“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所有这些人中就永远不能有哪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哲学家能够永远保持不腐败，靠的不是制度保障，而是哲学家的自我克制。但是寄希望于个人的自我克制是不是会显得过于儿戏？

四、哲学是理想、政治是现实

卡尔波普曾说过，“英明的领袖是不能用合理的方法来造就的，而只能是靠运气造成的。”康德也说过“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统治者就是一个哲学家，那么的统治者还会公开的言论自己的统治的不足，尤其是他自己所犯的种种不足吗？所谓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旁观者和当局者合二为一了，就意味着所有人都站在了当局者的角度，都“谜”，还有谁“清”呢？即使有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对自己的错保持沉默甚至进行可耻的掩盖。这将是一个一个国家极为可悲的耻辱，也是人民巨大的灾难。而且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这就将知识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甚至是一部分人，而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本来就应有个限度。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如果最高权力是无限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那么无论他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都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权力成了哲学家实现自己乌托邦的手段。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济世救民的良方，一剂下去国家就会百病全消，沉疴即逝。一个混乱无章的社会一下子就会变的井井有条。他以权力为后盾强制的推行自己乌托邦，其后果必然是个人的自由在乌托邦的实践中受到严格限制，个体的尊严在以推行哲学王的理想国名义下遭到严重践踏。差异和不同被消灭，质疑和批评被消声。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甚至人的表情和服饰都是统一的。这样的社会值得去追求吗？在这样的社会既不会有个人物质上的丰盛，也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有的只是对哲学王的膜拜和服从。所以，在现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与科学变得更加重要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加不需要哲学王的时代。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知识与智慧会变得更加发达，会变得更加理性与自信，更不可以寄希望于少数人的指导，人类的未来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通过全体人类的学习与进步来找到未来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5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柏拉图得来了“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的学说。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

 

柏拉图“理想国”的组织，本质上是贵族的，并且带有很强的世界哲学家的主观臆断。这里面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我们知道，没有谁是天生的哲学家，没有谁天生拥有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要做一个好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而这一点又惟有当他结合了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得到。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柏拉图站在他那个时代，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反思。我们应该向柏拉图一样，跳出哲思的范畴，不仅把哲学当做一种学问，更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一、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柏拉图一生都对政治抱有很高的热情。他创立学园的目的，既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虽然他的政治理想由于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但是他的思想却很有特色，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柏拉图与斯巴达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满是斯巴达的影子。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7年，即伯罗奔尼苏战争的最初年代。他是一个很优裕的贵族，与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牵涉的许多人物都有关系。当雅典战败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它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家庭联系是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的。他

 

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怀有深厚的敬爱;而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的。因此，他之转向斯巴达去寻求他的理想国的影子。柏拉图所受的那些纯哲学的影响，也注定使他会偏爱斯巴达的。这些影响，大致说来，就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

 

三、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

 

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在对理想国进行的描述中，密切的结合了他的灵魂说，在《理想国》一书的结尾处，也以灵魂不灭，善恶有报为终。我们可以看到，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观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是高尚的，他衣服与我们混浊的肉体中，包含着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

 

相应于国家，就产生了三个阶级，理性至上是统治者，它拥有最高的美德，追求知识与智慧，热衷于正义和城邦幸福;激情至上是卫国者，他追求荣誉，以保卫人民合成绑安全为己任;欲望至上的人是谋生者，是那些手工艺者或商人，他们的乐趣在于金钱，而非知识或荣誉。

 

四、柏拉图与巴门尼德

 

从巴门尼德那里，他得到了“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并且根据逻辑的理由来讲，一切变化都必然是虚妄的”这一信仰。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他认为，“善”与“实在”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低限度的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完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他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

 

五、柏拉图与赫拉克利特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柏拉图得来了“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的学说。这与巴门尼德的“真实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相矛盾。柏拉图调和了二者，将理念论的认识引向深入，发展到纯粹的精神实体。他认为知识并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仅只是由理智获得的这一结论。

 

理智源于智慧，柏拉图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因此，智慧就不能求之于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劳动的人们，而只能求之于那些享有独立的生活资料的人们，或者是那些由国家来负担因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们。

 

六、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意味着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善需要去了解，并且实际上是能够了解的;不过了解的方法不是靠直觉，臆测或机运，而是靠出于理性的或符合逻辑的调查研究。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那个了解善的人——哲学家或学者或科学家——应当在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

 

七、小结与思考

 

柏拉图的乌托邦就这样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了。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个理想国的组织，本质上是贵族的，并且带有很强的哲学家的主观臆断。这里面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我们知道，没有谁是天生的哲学家，没有谁天生拥有知识。

 

因此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要做一个好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而这一点又惟有当他结合了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得到。如果允许不曾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与政治的话，他们将会不可避免的败坏政治。

 

但是，是谁来选择这些可以作为政治家或者说是哲学王的人呢?如何来选这些人呢(或是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对他们的训练应该持续多久呢?是谁来对这些人进行训练呢?训练者的人自己是否明晰善的知识?如果不明晰那如何训练被训练者?如果明晰就应该是统治者，统治者是否应该作为一个教师、教练呢?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6

一、政体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在寻找心目中理想政体的时候，依据执政者的人数及每种政体的内在精神和原则，首先考察了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四种不当的政体形式，即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四种政体内在原则分别是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大相径庭，他认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应该是以法律辅之，推行“贤人政治”，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柏拉图充分肯定了哲学王的地位，“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论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一政体思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但这里所指的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的范畴，带有神秘色彩，柏拉图将国家权力的权杖赋予哲学王，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尤其是极少数垄断知识的贵族的利益，反映了极少数奴隶主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了他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这一定义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取向，也渗透在其划分政体的标准中。依据政府的宗旨与目标即统治者照顾利益人数的多寡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权的人数的多寡，亚里士多德细分出了六种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的智慧，“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这一点与柏拉图的贤人政体出现了分歧，显然在对人的价值预设中，他是人性恶者，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执政，也不可能全然不带任何感彩和利益立场。由于共和政体旨在照顾城邦的公共利益以及在此政体的运行中，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政治中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这一主张是其中道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体现，中间阶级作为中庸的化身，由其主政有利于抗衡极富和极贫阶级两股阶级势力，有如公正的天秤，防止政体的砝码向僭主政体或平民政体的任何一端倾斜。

二、治国思想之比较

在治国思想上，柏拉图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推崇由哲学王一人执政治理国家。在论证的逻辑中，柏拉图首先对哲学家的内涵和品质做出了特殊的界定，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源于对理念的把握，“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问…直至他心灵中…生出了理性和真理…”哲学家由于掌握了“知识”，因而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区分实在、本质和现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而，哲学家能把握国家理念，知道如何治国理政，这一界定为哲学家治国提供了合理性。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国家在哲学家的治理下是朝着“划一”的整体框架被治理的。一方面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提倡在哲学家和军人等级中废除私产，实行共产制、公餐制，废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贬低法律的地位、主张由哲学家执政的人治。整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朝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柏拉图极端整体主义的思想。

基于共和政体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治国思想上放弃了柏拉图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治国理念，在城邦治理中强调法律的作用，反对柏拉图以人治取代法治的思想，“法律失去其权威的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城邦的制度设计和政体选择上，亚里士多德推崇民主政治，法律作为管理运作规则，为城邦的制度设计保驾护航。接着，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不单单只是存在法律，关键是在法治中应包含价值的考量，即存在的法律是良法，是得到普遍遵守的，好的法治是实行好的法制。此外，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社会分工制度的缺陷，“过度企求一致的结果…友谊犹如水那样淡泊”，认为“贤人政体”下追求的终极划一不但不能达到国家统一的预期，反而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利益范围不明，最终导致城邦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加以限制的“私有公用”私有制，即承认财产私有，但前提是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在整体主义的大框架中加入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三、结语

总体上说，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和治国原则倾向于理想化，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在等级森严的预设前提下，阶级间存在坚不可摧的流动壁垒，基本上排除了流动的可能性。极端的集体主义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最终导致的是个人个性的泯灭，在此分工基础上，贤人政体将权力束之高阁，集中在哲学家一人之手，哲学家被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底层阶级的意志一级级往上集中，统一到哲学家的意志中，形成一种精英政治。

不同于老师对理想城邦的规划，亚里士多德将研究重心转向对现实城邦的经验和历史性的描述与分析，在社会阶级的划分上，他务实地看到经济结构和党派力量的实际因素，在承认各阶级存在界限的同时，提出阶级间存在流动性，将道德伦理注入到城邦政治中，认为城邦存在的本质是追求善，因此其政治观追求多元、自由、平等，亚氏还肯定了民主制和法治的作用，实行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展现了超越柏拉图思想的风采。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7

[关键词]理想国；德性；回忆说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48 — 02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是那个时代历史助生的产物，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必是源于历史而超越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必须站在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人的历史高度，俯瞰人类的思想和心灵，并从这些已然的现象中汲取原料，最后再用自己智慧的头脑构筑自己认为最完美最真实的体系，柏拉图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教育学等领域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近现代的几乎所有学术思想均可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说柏拉图是古代、中古和近现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实不为过。

一、生平与著作

（一）柏拉图的生平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生于雅典贵族家庭，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早年丧父，母亲改嫁。青年时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雅典民主制日衰败与无能。柏拉图受过良好的教育，涉足哲学和文学，和当时的其他贵族子弟一样热衷于政治。他不满于寡头们的暴力镇压手段，因此拒绝参加寡头政治。处死苏格拉底后，使他对现存的一切政体完全失望，决心通过哲学改变统治者，以此改造国家。

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企图通过教育独裁者的途径建立新的政体。他第一次在西西里岛时触怒了叙拉古国王被送往市场当奴隶，被阿尼克里赎身。后来他又被邀请去西西里岛教育狄奥尼索斯二世，与国王的舅父狄翁友情笃厚。后由于狄翁与国王发生内讧离开西西里，柏拉图也返回雅典。狄翁于公元前357年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但不久被人谋杀。柏柆图的政治理想破灭。

在政治事业屡次失败的同时，柏拉图的哲学事业却获得成功。他创立了学园，在那里除了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级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因此吸引了各地的学生到此学习。

（二）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的授课内容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看到的柏拉图作品主要是四十多篇对话，现在专家们对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时间的意见尚不统一，我们按柏拉图思想发展顺序，把他的对话分别归于四个时期。

1、苏格拉底时期：对话表达苏格拉底观点，讨论德性定义，但多没有结果。其间著作包括：《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的辩护辞）、《克力同篇》（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拒绝出逃，恪守公民守则）、《尤息佛罗篇》（在监狱里与人讨论虔诚，无结果）、《拉克斯篇》（在监狱里与人讨论勇敢，无结果）、《伊翁篇》（反对诗人与狂诵者）、《普罗太格拉篇》（论德性是知识及其可教性）、《查米得斯篇》（论节制，无结果）、《吕雪斯篇》（论友谊，无结果）。

2、过渡时期：对话表达了柏拉图观点的酝酿，包括：《高尔吉亚篇》（论政治家、强者的权利、正义的代价）、《曼诺篇》（论学习就是回忆和灵魂的不朽）、《优苔谟斯篇》（反对智者的巧辩）、《大西庇阿斯篇》（论美）、《小西庇阿斯篇》（论有意做坏事比无意做坏事更坏）、《克拉底鲁篇》（论语言）、《美内克索斯篇》（对修辞学的嘲弄）。

3、成熟期：对话表达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包括《会饮篇》（论美与爱情）、《菲多篇》（论理念与灵魂的轮回）、《理想国》（论两个领域的区分、什么是正义和最好政体等问题）、《菲德罗篇》（论爱的本性和哲学修辞学的可能性）。

4、晚期：柏拉图在这些对话里发展了他的理念论和政治学说。包括：《泰阿泰德篇》（论知识不是知觉和真判断）、《巴门尼德篇》（考虑到对理念论的一些批评，并试图回答这些批评意见）、《智者篇》（以通种论回答对理念论的批评）、《政治家篇》（论统治者应有智慧，以法治国是权宜之计）、《菲利布篇》（论快乐和善的关系）、《蒂迈欧篇》（宇宙生成论）、《克里底亚篇》（论理想的农业国家及其与海上霸权国家的不同）、《法律篇》（考虑到现实条件，对《理想国》中的政治学说做了修改）。

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一）理想国

1、在经济方面，理想国中实行的是一种粗鄙的共产主义，人们不得拥有私有财产，当然绝对必须的东西除外。通过这种公共占有制，达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幸福。

2、在社会婚姻制度方面，也实行“公共制度”。首先是公妻共夫；其次在生育方面，应该像繁殖动物一样，实行优生原则；再次在后代抚育方面，应由国家统一进行。他认为，只有不仅实行经济方面的公产制，而且实行亲属方面的公共制度，才能彻底消除人们的私有观念，使整个城邦团结如一，共同对敌。

3、在政治方面，国家应该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统治者、武士、和劳动者。他们的职能分别是管理国家、保卫国家、生产社会财富。同时他还提出，统治者是神用金子做的，武士是神用银子做的，而广大劳动者是用铜铁做的的构成理论。

4、在教育制度方面，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唯一的要事就是教育后代。只要造就优秀的国民，自然会形成良好的习俗和社会。至于法律倒是无足轻重的。柏拉图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精神与魄力”兼备的理想人格。主张教育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音乐和体育为主；第二阶段以算术、几何等科学知识为主；第三阶段主要进行辩论训练。然后在其中选出“哲学王”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二）理念论

柏拉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个体事物，也就是我们用肉眼看到的万事万物是不真实的。柏拉图认为：凡真实的事物，必须是不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要么是美的，要么是不美的，要么是正义的，要么是不正义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柏拉图认为具体事物有如下特点：有时，它们看来是美的，但有时，它们又好像不美；有时，它们看来是正义的，但有时，它们好像不正义。真善美都是如此，在此时此地此个角度看是真的善的美的，但换了彼时彼地彼角度看就不真不善不美了。总之，具体事物永远是矛盾的，具有自相矛盾的特性。他又认为：凡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所以，世间一切个体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只有理念是真实的。理念，说穿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概念，是每一类事物的共性，或者用专业一点的名词来说，是“共相”。

（三）灵魂不朽论

柏拉图认为，人是由肉体与灵魂构成的，人的肉体像木头一样易于腐朽，但人的灵魂是永恒的。为了证明灵魂是永恒的，柏拉图提出了两个证明。第一个证明是这样的：首先，万物都有对立面，这是前提。那么生与死也有对立面，生的对立面是死，死的对立面就是生。于是一个人死了，就一定会有另一个生，这个生就是灵魂。所以人死后，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某个地方呆着并一有机会就转世投胎。第二个证明是回忆。意思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后学到的所有东西其实早已经呆在我们的脑子里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么是谁把这些知识放进我们的脑子里的呢？是我们前世的灵魂。所以，灵魂不只存在而且永恒。

（四）宇宙起源论

柏拉图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之前，也存在着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混乱不堪，没有任何秩序，胡乱地运动着。这时候来了一个神，觉得这样混乱是不好的，所以就创造出有序的世界来。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柏拉图之神创世界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而只是把业已存在的东西有秩序地安排好：世界本来是一团乱麻，神把它们理成一个头尾分明的线团。神所创立的东西大概有这样一些：灵魂、作为整体的世界、时间、空间、其他的神以及鸟、鱼和陆上动物。他还认为不光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动物——一个大动物而已，并且这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理智的动物。这个动物是先有灵魂的。总之，神是这样创造世界这个大动物的：最先创造了理智，然后创造了灵魂，最后才创造身体。创造这三者后，将理智放在灵魂里，再将灵魂放在身体里。那么神创造这些的时候用的原料是什么呢？柏拉图认为是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之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之半。柏拉图说，因为这两种三角形乃是最美的形式，所以神才以之构建宇宙。

三、柏拉图的伦理思想

在伦理思想上，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关于善的思想作为唯心主义的发展和系统化。他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善，结于不同的人来说又有各自不同的美德。但是在这一切善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绝对的善这就是善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认识善的理念，人的感情和，人的肉体感官要求是低级的，只有理性是高级的。至善是幸福但不快乐。在他看来，人为了使自己幸福必须克制自己的，所以他是否认物质的禁欲主义者，对此他提出了灵魂等级论，结合其“回忆说”提出了先天品德论并与其在道德的理念中提出的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四个德目进行了统一。

柏拉图认为，智慧是最高的品德，他应当是用金子做的统治者所具有的而且是专有的；而勇敢则是一种保持。保持一种信念即奴隶主国家的信念，因此它是银子做的军人、武士才具有的；节制对个人来说，就是要对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它不仅针对第三类人也适用于前两类人，因为只有这样大家都有节制的德性，才能产生一种和谐，不至于互相争夺。最后就是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包含了全部美德。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就是等级分工的完善。当不同等级的人都在自己的等级之内做自己该做的事，担任一种天性的职务，就会使国家和谐，进而体现正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柏拉图的“正义”不仅指国家各阶级的关系或等级分工完善、和谐，还包括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对个人来说，正义表现为灵魂各组成部分的和谐，形成一种内在的状态，它会使人的品性与本性和职务相一致。

四、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思想上的联系

苏格拉底提出在心灵中寻找规定外部世界的内在原则，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原则外在化，并没有说这些原则对应于独立于心灵的外部而存在，总之其并没有明确规定心灵所能认识的原则、定义和真理是什么，当然也不会去探讨为什么其会存在，在这些问题上他是无知的。

柏拉图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原则，为他的方法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他的理念不但确定了心灵的内在原则、定义、真理是什么，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他的基本观点是：理念型相是独立于可感事物的存在，否则就不会有确定的知识。因此，他在个别的、可感事物之外设定了一人普遍的、可知的理念领域。主张理念与个体分离却是出自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

〔参 考 文 献〕

〔1〕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黄伟合.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 罗国杰.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8

摘要：《理想国》是第一本系统地阐述正义观的西方著作，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对于正义的看法，书中的正义观是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本文从正义观是什么，实现正义的方式及对柏拉图所持正义观的评述三方面进行展开。

关键词：正义 城邦正义 个人正义

一、正义内涵论述

1. 正义是什么

关于正义是什么，柏拉图在开篇并没有正面去论述，而是在对当时盛行的以下几种正义观批驳的同时，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一，正义是欠债还债。苏格拉底认为这并不是正义确切的定义，当债主精神不正常、疯了的时候，还钱给他是不妥当、不正义的；若债主是敌对一方，还钱也是不正义的，敌人会做坏事，把钱还给敌人会滋长他做坏事。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报答。

第二，正义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玻勒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苏格拉底反问玻勒马霍斯，你所谓的朋友是指那些看上去好的人，还是指本质上确实是好人？你所谓的敌人是表面上是坏人还是指实际的坏人。有时候我们会弄混朋友和敌人，我们这样的帮助朋友 伤害敌人的行为也因而是不正义的。

第三，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智者色拉叙马霍斯论证说：“政府是每一城邦的统治者，城邦是谁强谁统治，因而政府是最强大的，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法规，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并认为对政府有利的就是正义的”。［1］ 柏拉图对此观点作出反驳，统治者的服务有其利益对象，柏拉图从医生匠人来论证他们的技艺应该是使受照管的对象得到好处的，那统治者同样应该为百姓提供有利于百姓的政策。

2.城邦正义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城邦由统治者，护卫者及劳动者三个阶层组成。柏拉图引用腓尼基神话，认为这三阶层公民的身份由神在造人过程中加入的金、银、铜等金属成分的不同而决定的。城邦的正义实质上就是统治者，护卫者及劳动者三阶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干涉。统治者制定政策，护卫者和劳动者拥护统治者的领导并执行这种政策，在城邦中，每个公民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都知道自己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

3.个人正义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正义依赖于个体的正义，只有生活在城邦里的人行为方式符合个人正义才能有一正义的城邦。柏拉图对于个人正义从身体与灵魂去分析，认为个人正义是肉体和灵魂最美好的结合，认为形体举止与内心相应是一种和谐之美。柏拉图进而又把灵魂分为爱智与激情，只有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才能达到真正的个人正义，按照柏拉图的理解，正义是使一个人“由多完全成为了一” ［2］

二、实现正义的方式

1.教育制度

柏拉图认为，实现正义一定要对城邦里的人进行正确的教育，进行正确的教育不仅能够使受教育者自己温文和蔼，也能让他对所治理的人们温和仁爱。在各种教育中，他认为文艺教育与体育教育最关紧要的。

他认为，文艺教育应尽早在儿童阶段进行，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文艺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成长后的心灵也最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和改变的［3］；复杂的音乐会让人肆意纵容，只有简朴的音乐文艺教育才能产生心灵的控制。音乐教育之后就必须进行体育教育，应戒除酗酒、远离杂食、不能贪睡、节制。

2.财产公有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推行共妻制，儿童由大家共同扶养，一切公民，包括统治者在内，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外，不得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他认为妇女、儿童及财产应实行公有，如果妇女、儿童及财产不公有的话就会让护卫者之间处于对立及利益争夺中，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宁。

3.哲学为上

柏拉图把理想国定位于哲学家的世界，并认为哲学问题应贯穿于人一生始终。他认为哲学家是最具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才会有统治国家的能力，哲学家应该掌握国家的政权；同时认为护卫者既要有军事素养又要有聪明博学，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好的护卫者。他认为城邦里的每个人是应该都具备哲学思维的人。

三、柏拉图有关正义观的评述

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年代，城邦的衰退触动了它的爱邦情怀，他为当时的政治堕落痛心，他认为城邦的没落、政治的堕落与城邦中缺乏正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在《理想国》中对于城邦正义的描述，认为城邦正义最主要的是一种各司其职的秩序，生活在城邦里的各个阶层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会呈现井然有序的面貌，社会也会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但柏拉图这样的固定秩序观念违背了世界是运动的这一真理，这样的制度环境只会让社会缺乏一种动力活力，使这里的人们丧失个体的自主性，只会使人们感觉自己象一台机器一样重复着相同的程序，个体处于这样的状态下社会是终究不能得到很好发展的。

在他所提倡的公有制问题上，柏拉图的这种财产公有会导致人们的堕落懒散，会使社会固化、停止不前。我国不是也曾有类似理想国中的财产公有，三年的大锅饭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与衰退，这样的公有制度并没有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他提倡的这种财产公有是不可取的、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只有财产的私有才能发挥人的主动性自觉性，激励人们拥有个人财产的欲望、焕发人们创造财产的热情、增强整个社会的创造力。

对于柏拉图的哲学至上观点，笔者确认同于哲学家比常人更智慧、拥有更多的知识这一观点，但对于他主张的城邦的统治者、护卫者都有才德兼备的哲学家来组成并不认同及他的以德治国、道德兴邦的思想也是很有弊端。首先，长期的哲学理论学习使他们缺乏实践经验，因不是城邦中的每项工作都需要很多的智慧、深奥的理论才能完成，有些工作更偏向于实践经验，他的这种理论思想会降低生产效率、减缓社会总体的发展速度；其次，柏拉图更倾向于思想高尚的人来治理整个城邦，他认为城邦的头等大事不是制定统一的法律规章，而是通过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在德治中养成了良好的道德自然会遵守法律这样的一种思想，他认为德治比法治更根本。他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人除了理性的一面还有感性一面，由于人的感性，德治的过程中容易导致同样的一件事情因处理者的思维情绪不同而不能得到相同的处理，这样的没有严格法律规范的德治更易引发社会的矛盾及冲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因而也不能真正实现他所谓的城邦正义及个人正义。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9

论文提要：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曾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过对古希腊城邦开始，然后对其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一个城市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狭小和独立，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即使与现代最小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国寡民。

而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此间，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均达到了与其人口和规模极不相称的高峰。当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希腊霸主的地位时，希腊城邦制度也从此走向衰落，但它却留给思想家们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与对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随着城邦的衰落，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在描述城邦国家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上了城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是合作的产物”。只要城邦具有统治性，且人应是城邦人，柏拉图就不得不放弃无统治的无政府注意观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兴趣不是无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对柏拉图关于政体的划分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形式：“贵族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我们更多地应当看到它的现实性。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和国家下定义时，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参数为依据的，他所说的国家，只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结晶和希腊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所以，在他的观点上也很符合他的逻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一种政治的结合）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体有机体的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

第一，城邦国家至上。关于这点在第一段中已有说明，就不过多的叙述。

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愧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包括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各个城邦已是风雨摇摆了。亚历山大继位时，希腊各城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马其顿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人作为对现实消极的逃避，政治思想家们无可奈何地对个人思考替代了对城邦国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下面笔者将粗浅的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对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在对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求的内心的平静，而实现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

从“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斯多葛学派认为国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为国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局部、有限的，而应该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已经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天生就应该过一种世界国家的生活。

参考资料：

［1］宝成关.《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篇10

   《理想国》读后感    “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人间的根下，千年古苍，再度延长，长得从古至今朝，世世代代的岁月中，从零到无穷大的英雄人物与哲学勇士，用自己的热血洒磨了光阴，熏暖了人间烟火，来染出他们追求的正义与智慧。

   凝聚着对正义与善的追求，将它们用文字对话的形式来跃然纸上，这新颖的模式，也构成了柏拉图的一大独特风格，才能被后世远远流传。

   《理想国》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以苏格拉底和一系列人物对话的形式有条不紊的串联出一章章有规格的篇章，如同明信片一样隽永。全书大致阐述了柏拉图关于对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的思考，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小说里的人物通过深思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向往和理想国度的臆想蓝图。

   而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人性和真善美的思考：

   苏格拉底：如果那么有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同一类的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里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

   格劳孔：那么是最美丽的了

   苏格拉底：再说，最美的老是最最可爱的

   格劳孔：当然了

   苏格拉底：那么，真正的受过乐的教育的人，对于同道，气味相投，一见如故，可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他躲避之唯恐不及。

   格劳孔：对心灵上有缺点的人，他当然厌恶，但对于身体有缺点的人，他还是可以爱慕的

   诙谐幽默的温婉的对话，很有张力，对人性的可爱和心灵的交融，是简单中的华丽。不知道可不可以将它和孔子的“……择其善者而从之。”相联系上，人正是拥有对真善美的追求，才会熠熠生光。

   心灵就像裹着一层柔软的浆汁，温热的如同糖浆般的黏稠，人在不断地选择着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来独善其身，彼此灵魂间的沟通是最最美丽的了。

   人生路漫漫，那种超越时间、空间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虽小说的主题内容是关于对理想国的建立构想，背负着脑海中凝聚的智慧，然而他对人类的柏拉图式灵魂间的爱情和人的真善美的探索，却远远超过了我对理想国度和哲学城邦的感悟，让灵魂可以有所依靠，让肉体找到归宿。

   当历史的车轮载着这些几千年前的哲人们用心铸就的讲稿驶入二十一世纪，是这样薄的一本书，记载着对理想国邦和美的托念，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无法承受的重量，这是日日夜夜用心叠加出来的追求的力量，它厚重，文字依然清晰，思想依旧延续，延续着我们世世代代对心灵最深处的那种渴望的追求折射出最苦涩的魅力……

   《理想国》读后感    《理想国》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和散文体著作之一，作者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柏拉图。在这本书中，柏拉图阐述了自己贬低感性认识，抬高理性认识的哲学观念，评价了荷马史诗的艺术价值。他认为雅典贵族统治的古希腊前期是民主政体,是“理想国”,而“理想国”的国王必需由哲学家来担任。

   本书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正义?”，正义是“将他人的东西归还给他吗?”，正义是“将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吗?”。柏拉图认为，正义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这对后来人们在考虑国家正义、法律正义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柏拉图的正义提醒我们，重要的不仅是计算我们从社会获得了什么，而且还要计算我们为社会的顺利和成功提供了什么。

   智慧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最高知识就是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就是最高智慧。这就是《理想国》中的柏拉图密码。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以全新的目光认识自己和世界，明确认识到自己要走的路、世界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的路。

   《理想国》读后感    《理想国》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重要的对话体著作之一。这是对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可以说这个城邦是历史上 “乌托邦”的开山鼻祖。

   读完《理想国》一书，我深切体会到柏拉图这位古希腊大哲学家的非凡之处。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贵族家庭。小时候从师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青年时期功成名就，和苏格拉底及亚里士多德一道成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我读这本书虽不觉得难懂，却也须认真仔细咬文嚼字方懂其中的道理。柏拉图严密的逻辑思考和精彩的论证让我佩服不已。

   该书通过苏格拉底与色拉马霍斯、格劳孔、阿德曼托斯的辩论对话的形式，把自己的治国理想渗透与其中。这种构思，不但现实出哲学家的胆略，更现实出思辨的智慧。辩题围绕论财产与老有所福、理想国与理想政治、论定国安邦、论正义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哲学诡辩、论国民教育、论妇女的天赋以及哲学家的德行等一系列展开。涉及的问题众多，如国家专政问题、独裁问题、正义与非正义问题、善与恶问题、民主问题、法律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妇女参政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男女平权等诸多问题。其中，关于理想国与理想政治的辩论我印象尤为深刻。

   《理想国》中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其所构建的理想国家服务的。柏拉图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就是教育，即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培养公民的教育只是初等教育，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最高知识的、真正合格的城邦统治者，即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的“哲人王”。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复活的苏格拉底安排了诸多精明的诡辩家作为对手，使苏格拉底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中，娓娓道出“正义”的含义。对手越是强劲，就越能够显示出苏格拉底的英明，即显现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