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污染概念十篇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1

环境刑法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刑法发展最快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过了头，因为学术界倾向于环境应当按照其本来的样子加以保护而毋须顾及人类生活的需要及其质量。这一观念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环境刑法中法益的概念、范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污染和污染程度的评价问题，并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中复杂而重要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关于德国环境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1)，对于我们以德国为样板具体地了解西方国家的这一后现代化变化并进而思考我国的环境之刑法保护问题，是有借鉴意义…… 环境刑法中法益的确定对污染概念的影响 环境刑法中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是损害这种法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环境刑法中，法益的规定性对于污染概念的成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在反对环境犯罪的斗争中，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环境破坏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以人类为中心来确定“环境”的范围而形成的“人类环境”（注：“人类环境”这个概念是1972年联合国大会人类环境会议时提出来的，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和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体。转引自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的概念，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反对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的性质。在这个时期之前，主要地是由于工业化的程度比较低，人类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向大自然索取。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改变从而最终给人类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德国在1971年由各方面专家提出的刑法修改建议稿中，“环境保护”的概念也不过是局限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免受环境的危害”这样的认识上。（注：关于德国环境刑法发展的概况，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年代以来，由于人为原因对环境的破坏，包括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例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物种灭绝、生态平衡失调等，尤其是通过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形式对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这些污染环境的后果对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威胁，更是震撼了全世界。在这种对环境意义的新认识中，德国刑法学界开始考虑将保护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自己保护的社会利益。 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和主体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生态环境的概念与人类环境的概念对环境刑法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人类是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并且，只要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没有直接侵害人类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就不会有刑事责任问题。根据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犯罪将以环境是否受到对其不利的侵害为标准，并且，刑事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对人类的损害为必要条件。（注：有关的分析，参见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在根据“人类环境”的识识而确立的环境犯罪概念里，自然环境在实质上并没有成为刑法所要保护的一个自在的和独立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环境受到刑法的保护，其实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损害为条件和限度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或者该种侵害是在人类社会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因此，在以“人类环境”作为法益的环境刑法中，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地步，才能在刑法上被承认，也就是说，才能作为犯罪处理。 在随后的几十年实践中，德国学者认识到，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私和短浅的目光”，（注：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德国经济刑法的最新发展”(Prof.Dr.AlbinEser，ZurneuestenEntwicklungdesdeutschenWirtschaftsstrafrechts)，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并不能保护人类社会免除环境犯罪的侵害。一方面，由于人们在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不受刑事处罚地损害环境，因此，刑法在保护社会功能中所必须发挥的“禁止性”作用，在人类环境的概念下所制定的环境刑法中，是相当不明确的。人们经常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 的还是法律所禁止的。另一方面，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也揭示了，由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作用，特别是食物链中的“生物放大”现象，（注：关于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是指在同一食物链上，某些元素，尤其是那些难以自然分解的元素在生物体内的浓度随着营养级的提高而逐步增大的现象。参见金瑞林：前引书，第12-14页。）使得人类对环境的损害行为实际上可以表现为一个过程。这就是，对环境的损害行为，虽然单个地看可能难以确定对人损害的性质，但是，这些行为不仅可以通过不断地持续地发生而使危害社会的结果得以积累，从而显示其危害社会的性质，更可能通过自然界中低营养级的生物向高营养级的生物提供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使损害环境的结果得以浓集并最终在人类身上显示出来。由于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更由于自然环境被破坏之后恢复的困难性，因此，环境刑法在“生态环境”法益的支配下，对污染的要求可能就会空前地严格：任何改变环境并且可能最终危及人类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污染。 不过，生态环境的概念及其所要求的严格污染概念，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人作为环境的产物，不仅要认识环境，而且要改造环境。如果完全地不考虑环境的改变对人的影响，绝对地将环境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的实体加以保护，使之免受人类的侵害，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恐怕不是“零增长”（注：“零增长”的理论是国际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由于人类与环境系统存在着发展的无限性和地球的有限性这样的基本矛盾，为了防止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瓦解危机，“必须把经济增长限制到零”。转引自金瑞林：前引书，第35，95页。）的问题，而是负增长的问题了。因为即使人类社会不发展，不对环境造成新的损害，但是，为了解决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问题，人类社会即使是向后倒退，也无法解决目前那些已知的环境问题。在德国经济界就经常有人担心，实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会不会危及“德国的经济地位”问题。很明显，不在利用和开发环境的基础上讨论环境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现代刑法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这样的保护环境的观念。 在这种既要生存又要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德国环境刑法目前采取了结合“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利益作为自己保护的法益的立场。德国政府在提请德国联邦议会讨论反环境犯罪法的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然生存基础是需要刑法保护与重视的，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处在为保护传统的尤其是个人权利的法益的刑法的核心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环境的刑事保护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保护，必须同时保护象水、空气和土地这样的基本生活基础，应当将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并且将这种生态学的保护利益也作为法益来加以认识。”（注：参看“德国联邦议会公报”(Bundestagsdrucksache)8/2382，第9页。） 德国环境刑法将“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承认地球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或者说是承认人类有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地球的资源和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把自己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总有一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将难以适合人类居住。这种妥协式的立法安排，仍然受到许多德国刑法学者的批评。例如，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Prof.Dr.AlbinEser)就指出，德国的环境保护目前注意仍然主要是环境资源的适度使用和保护资源的再生上，对于维护遣传物质的储备必须保持必要的多样性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人们认识到，在每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中都有一种潜在的‘生存智慧’存在于遗传物质之中，这样，人们就会用新的眼光来认识维持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维持物种多样性对保持不同动植物种类之间在功能平衡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仍然要求环境对人类的奉献，那么，他就将在对人类的生存质量的保障中看到这种奉献的消失。”（注：参见艾瑟尔：前引文。）然而，尽管有这些激进意见的批评，德国刑法界现在一般同意，环境刑法应当维护人类对自己未来生存的自然基础的责任感。在这里，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保护的最终还是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如果不能保护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人类自己最终也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的。 根据这种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认识，在德国环境刑法的具体条文的表述中，有的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作为直接 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人类环境”这种法益的保护；有的是以水、土地和特定地区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这些条文虽然是以保护人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在如何保护人类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总的来说，德国环境刑法不仅是在保护人的生活，而且是在保护人如何生活。这样的立法认识和立法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污染的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指导性意义。 污染在各种环境犯罪中的表现形式 污染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两种立法技术来规定的：第一种是使用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和危害状态（注：严格地说，德国刑法对危害状态的规定是以引起某种状态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因此，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危害状态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或者结果。参见拙作：前引书，第346页。）这三种构成犯罪的要素来加以描述；第二种是根据“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刑法法益的要求，从对人、水、空气、土地以及特定保护区域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来界定污染的各种形式。在具体法律条文中，这两种方法是交叉使用的。对于可能在多方面给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的放射性污染，德国环境刑法另外专门规定了未经许可使用（核）设备罪（第327条）和未经许可处理放射性材料和其他危险物品罪（第328条）。对于违法使用核材料足以损害他人健康、生命或者财产的，德国刑法是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的，而不再作为一般的环境污染问题来处理。 （一）对人污染的表现形式 环境污染对人的影响，表现在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直接损害。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直接对人造成损害的污染，不是作为具体环境犯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来保护的，而是作为对环境犯罪从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的。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第330条“环境犯罪的特别严重情节”和第330a条“通过毒物排放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加以规定的。参见《德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31.Auflage，1998，Beck-Texteimdtv)。）故意（注：过失犯罪时，只有在排放有毒物质产生致人死亡危险或者产生致多数人重伤危险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实施《施国刑法典》第324条至第329条规定的污染水、土地、空气和特定保护区，造成他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健康危险、使大量人员处于损害健康危险状况、或者造成他人死亡的，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注：根据《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污染犯罪的一般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2-3年有期徒刑，具有从重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有期徒刑，对于造成他人死亡的，最高法定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参见《德国刑法典》有关条文。）对水、土地和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污染，达到无法清除或者必须投入特别大量的资金和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清除的程度，也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污染经常是由于以下行为产生的：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空气污染、噪音、震动、辐射或者其他对环境有害、对公众或者邻近地区具有其他危险的法律规定、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使用企业的场所和机器等设施（汽车、轨道车、飞行器或者轮船除外）造成的污染；未经必要的批准、资格认定、建筑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遵守公认的技术规范的义务，使用管道设施运送对水有害的物质，或者使用企业设备存放、分装或者重新包装对水有害的物质造成的污染；作为汽车司机或者作为其他对安全或运输负有责任的人，未经必要的批准或者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保护有关货物句受危害的义务，对核燃料、其他放射性物质、有爆炸危险性的物质或者其他危险的货物进行运输、发送、包装或拆装、装载或卸载、接受或转让他人，或者不作标记，结果造成污染的。另外，排放和泄露有毒物质也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危害的一种污染形式。（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 （二）水污染的表现形式 水污染主要是由危害水资源的环境犯罪（注：在德国经济刑法中，保护水资源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在《德国水保持法》和《德国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参见拙作：前引书。）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由《德国刑法典》第324条规定的水污染罪造成的。如果仅仅是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没有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者说，尚不能充分地证明水污染的发生的，经常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 水污染罪侵害的对象是水 。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水污染罪保护的法益是“水对人类和环境的功能”。也有个别意见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是“有关行政机关为了社会公众的福利对水进行管理的功能”。根据《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定义，（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1款第1项。）“水”是指在《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内的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海洋里的水（注：对于海洋里的水，《德国刑法典》与《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略有不同，并不仅限于德国领海里的水，也不限于《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里的水，而是指没有地域限制的海洋里的水，包括公海里的水。对此，德国刑法界不认为在这里引入了刑法适用的世界法原则(Weltrechtsprinzip)，因为根据《德国刑法典》总则关于德国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德国人以及在悬挂德国国旗的船上或者在德国大陆架上实施行为的外国人，还有那些在德国国内犯罪并且不应当引渡的外国人，才能根据本条规定受到德国的刑事制裁。）。《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的行为是“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 在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中，污染是指水的表现形态在行为人的行为之后表现出不如从前那么“纯”（注：“纯”在德语中是rein，含义包括纯、纯正、完美无缺、清洁干净。）的状况，尤其是指那种水变浑浊、有泡沫、有油渍的情况。与过去《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不同，为了防止对污染的概念提出过高的要求，现在德国刑法的规定不再要求造成污染的物质造成危害或者具有危害的危险，相反，只要造成水的不干净就可以了。然而，也不是每一种轻微的污染都符合本罪规定的行为构成，因为在这里，污染必须达到可以认定是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时，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那种通过泥沙使水造成轻微浑浊的情况，就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污染。在决定是否存在着水污染的时候，关键在于判断行为对水的质量的影响。因此，是否存在水污染，只能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例如水的数量和深度，水的用途，水的流速，投入水中的物质的数量和危险性来加以决定。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很小一部分水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一般来说，并不认为是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认定污染了一部分水就足以构成犯罪的情况。（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载“新刑法杂志”第91卷，第282页(BGHNS[，t]Z91，282)。）不过，从概念上说，并不要求被污染的水在污染前是干净的，换句话说，脏水也是可以被污染的，或者说，脏水也可以是本罪侵犯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水的原来的状态被改变了。另外，德国刑法界还有一种有影响的意见主张，将有棱角的物体沉在河底，从而影响航行或者浴场的安全的，虽然没有影响水的质量，但是也属于污染的范畴。尽管这样的认识有点太宽泛了，但是还是被认为可以接受。 对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性质造成“其他不利的改变”的要件，应当看成是各种不能为污染所包含的对水的性质加以不利改变的情况的总和。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对水的性质造成的无法用肉眼看出的改变，尤其是造成水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特性的不利变化，例如，水流变暖或者变冷，加快或者受阻，等等。在这里不需要发生具体的不利情况，例如，鱼的死亡。在水质由于被加入了某种物质而变差了的时候，这种不利的改变就可以认为已经存在。而在对水的客观使用的可能性造成危害时，不管这种危害是一种担心或者是一种可能，就足以认为水质已经变差。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构成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不利改变”，不应当包括对人、动物或者植物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因为根据法律对行为构成的要求，不利的可能性并不局限于人、动物和植物这个范围。因此，只要存在着必须对水的使用进行花费巨大的预加工，即存在着财产损失的危险性，那么，就足以认为存在着“不利的改变”。水的再利用能力的降低，也是一种“不利的改变”，这就是说，受污染的或者其他在性质上受到不利影响的水，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侵害对象。德国地方法院曾有判例认为，水面下降，危害了动植物的生活关系的，也是一种“其他对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情况。（注：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司法公报第90卷，第156页(OldenburgNdsRpfl.90，156)。） 引起水污染或者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各种行为，都属于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的范畴。这种行为包括各种通过污染物质直接污染水的行为，也包括有害物质间接地造成污染的行为，例如，通过乡镇排水工程排放有害物质、通过渗井排放废油、放任汽油从汽车里漏出、允许青贮饲料汁渗入土壤，等等。水污染罪要求的污染不仅可以是由作为行为构成的，而且也可以是由不作为行为 构成的。例如，由于不采取防护措施使油罐外溢造成的污染。但是，在污染发生的情况下，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仅具有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行为人不具有将已发生的污染加以清除的义务，即行为人不会因为没有清除污染而承担刑事责任。 当然，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行”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问题可言。 （三）空气污染的表现形式 空气污染可以从两个阶段上来考察：90年代初期以前，德国在空气污染方面基本采取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空气污染和其他通过空气非正常震动的方式造成污染的情况；在目前的《德国刑法典》中，空气污染是特指通过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来造成污染的情况。原来这个方面的污染已经分解为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了。（注：为了保持对问题叙述的完整性，笔者在这里仍然将噪音污染作为一个子问题，将其包括在空气污染项下进行讨论。） 《德国刑法典》第325条规定的空气污染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一般认为是空气的纯净性。为了完整地保护本罪所危害的法益，刑法保护被设定在危害发生之前的预备阶段，即只要行为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在使用设备，尤其是在使用工作场所或者机器时，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足以造成设备所属的区域之外的人的健康和动物、植物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害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根据这个法律要求，空气污染必须具有造成空气破坏的结果，因此，本罪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危害构成。 在污染空气的结果中，空气自然构成的改变可以通过气态、液态或者固态的物质来加以改变，例如，通过排放尘埃、气体、蒸汽或者有气味的物质，以及各种烟雾等行为来实施。并且，法律所要求的空气的自然成分，并不意味着作为污染对象的空气在被污染之前必须处于标准的洁净状态，事实上，已经被污染的空气仍然可以成为污染的对象。这里，有意义的是空气状态的具体改变，尽管改变的数值必须考虑空气的自然成分。不过，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抽取空气成分的行为，例如，减少氧气含量的行为不属于空气污染行为。 空气污染的行为必须是通过使用设备造成的。这里所说的设备，除了刑法明确提到的工作场所和机器之外，还包括各种固定的和可移动的设备和机器。在土地上偶而进行的行为，例如，焚烧自家花园里的废物或者荒草，农田的施肥，等等，或者在时间间隔很长之后又做这样的事，都不能认为是使用设备。对于设备的使用来说，一般认为，只要该设备是处在为了实现建立的目的而加以使用的过程中，该设备就是被使用了。但是，这种使用也可以是间接的，例如，对设备的测试或者修理。设备归谁所有并不影响设备是否被使用了，就是说，设备可以是由非设备所有人使用。 根据法律的要求，造成空气污染的行为还必须是严重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的行为，包括严重违反可实施的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的命令或者规定，或者在缺乏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所必须的许可或者违反为此目的而的可实施的禁令的条件下使用设备的行为。一般认为，无视命令和规定，就可以构成符合要求的行为，这些命令和规定不必是专门保护环境的。对于“严重违反义务”的标准，可以从违反义务的程度、所违反的义务的意义来加以确定。如果有关的义务在特别严重的程度上，或者所违反的是特别重要的义务，就构成“严重的违反义务”。 根据法律的要求，这种行为构成不必要求损害的出现，也不必要求对人的健康产生具体的危害，只要具有根据可靠的自然科学知识，该空气污染足以引起损害就可以了。一般认为，空气污染只需要达到对人的健康或者对动物具有一般的危险性就可以了，然而，这种可能的危险性可以仅仅限制在特定的人群范围内，例如，老人、病人、身体虚弱的人、婴儿，不必要求对所有的人同时都具有一样的危险性。污染的排放是本身就具有危险性还是与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的并不重要。但是，空气污染是间接地发挥危害作用的也属于足以造成危害，例如，有害物质污染了植物，动物吃了植物又受了污染，或者人吃了植物或者动物又受了污染。同样，动物的迁徙使得自然的种群受到不利的改变从而危害了动物或者植物的，也是属于足以造成危害。总之，一般的“足以”必须是确定的，不能是估计的或者仅仅是可能的。 通常，是否“足以”应当在专家的帮助下，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来判断。但是，在这里依据的排放标准是由德国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法规公布的，这种技术性规定仅仅对行政管理部门有约束力，却不能对法院产生约 束力，虽然它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这种与行政法规定的排放标准不同的标准不会永远成为空气污染罪中的“足以”标准，但是，德国刑法界的确有强烈的主张，要求制定独立的刑法方面的标准。 在噪音污染方面，噪音是指人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属于扰乱正常人可以忍受的听力的相当大的声音。是否噪音并不考虑个别人可以超负荷忍受特大声音音量的能力。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噪音污染必须是由于使用设备并且违反行政法规定的义务造成的。这里所说的设备包括安装有产生噪音的机器或者使用发动机的装置，例如，履带式推土机、割草机、使用压缩空气的气锤和气钻，另外，还包括摩托车运动场和射击场。根据有关防止有害排放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声音播放器和乐器也属于设备。不过，噪音的产生只要达到足以危害设备所属区域以外的人的健康的程度，就符合本罪行为构成的要求了。德国刑法界虽然对于造成人的健康危害要求多高的噪音，例如，危害人的睡眠的噪音要求多高的等级，仍然没有明确的统一意见，但是，一般认为，噪音造成神经系统状态的病理性疾病或者其他疾病的，就属于产生了危害结果。然而，仅仅损害了精神健康的，还不能算造成危害结果。 （四）土地污染的表现形式 土地并不从一开始就是德国刑法保护的对象。在《德国刑法典》规定污染土地罪以后，对于生态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功能才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保护的直接客体。在此之前，土地只能通过对其使用有保护意义的其他规定（注：这些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第326条），危害特殊保护区罪（第329条）和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第330a条）。另外，在化学品法和滴滴涕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规定。）而间接地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因此，根据现在的德国刑法规定，土地污染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在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污染，一种是间接的通过其他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污染。 直接在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污染，是污染土地罪所禁止的以土地为污染对象所造成的污染。作为污染对象的土地，可以是地球表面上层各种形态部分，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的部分，只要其能够起到生态功能的承担者的作用。但是，对于土地上的水本身以及水下的土地部分，德国刑法学界认为，只要污染主要作用于水，那么，这些部分就不属于污染土地罪的保护对象，而属于水污染罪的保护对象。（注：参见舍恩科／施勒得：《刑法典注释》第25版，贝克出版社，慕尼黑，1997年，第2198页(Schoenke/Schroeder，StrafgesetzbuchKommentar25.Auflage，VerlagC.H.BeckMuenchen，1997，S.2198)。）把土地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对象，强调了对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的非生命物质的保护。在这里，土地上是否已经开发利用是不重要的。 污染土地罪所指的污染行为，是指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规定的义务，给土地带来、造成或者释放某种物质，并且通过足以危害他人健康，危害动物、植物，损害贵重物品或者水源的方式，或者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污染或者造成其他有害的变化的行为。在土地污染的概念中，关键在于给土地的属性造成有害的变化。这种有害的变化包括各种对土地的生态功能有意义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属性的不利改变。在实践中，这种不利改变需要以行为前后土地质量的比较为条件。土地污染所说的有害的变化，还要求造成土地成份构成明显可觉察的对生态的不利改变。不过，这种对生态有害的变化并不要求持久存在，因此，那种能够迅速不为人所见的不利改变，例如，可以很快渗入地下水的毒物，只要其在种类和影响范围上有相当的不利作用，就可以被包括进土地污染的范围。 间接的通过其他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污染，主要是指垃圾污染。根据德国垃圾刑法，目前受到管制的垃圾一共有三类： 第一类是能够含有或者产生对人或者动物有毒的物质，或者含有或者能够产生对人或者动物的群体有害或者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的垃圾。这里的有毒物质是指那些根据其自身特点会产生化学或者物理化学反应，足以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 第二类是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燃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垃圾。这里的爆炸危险性应当根据德国爆炸物品法中的规定来判断。自然性是指可以在自然条件下，未经点燃就可以自己着火的性质。放射性垃圾是指含有核放射性物质的或者可以放射出辐射线的垃圾，但是，仅仅含有少量（注：关于少量的界限，要根据不同物质确定。例如，《德国辐射保护条例》第45和46条中就有相关的规定。）放射性的垃圾不属于这一类垃圾的内 容。 第三类是根据其种类、性质或者数量，足以持久地给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的垃圾。这一类首先是包括《德国垃圾法》第2条第2款的“特别垃圾”和德国《水管理法》中的危害水资源的物质。这类垃圾的种类很广，可以是生活垃圾、人粪、畜粪（例如在一天内在一个地方堆积一万立升的牛粪），只要其具有法律要求的条件，即足以给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 德国刑法中的垃圾概念，虽然是在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垃圾在刑法上的概念与垃圾法上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是指全部可移动的垃圾，包括固体垃圾、液体垃圾和气体垃圾。这些垃圾可以是垃圾的所有人愿意扔掉的，或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应当有管理地不再保存的。前者也称为任意性垃圾或者主观性垃圾，后者也称为强制性垃圾或者客观性垃圾。（注：在德国法律界，对主观性垃圾与客观性垃圾的区分与种类存在着许多争论，例如，有的主张从是否出于保护社会的利益来区分，还有的主张从是否还有经济价值来区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概念下的垃圾都属于垃圾刑法的管制范围。参看：舍恩科／施勒得：前引书，第326条。）与《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概念相比，德国刑法中的垃圾概念表现出或宽或窄的特点。比垃圾法规定的概念较宽的地方在于，德国刑法对液态垃圾没有限制性规定，没有象垃圾法那样把导入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水和其他物质排除在垃圾的概念之外，因为对导入污水处理设施中废水和其他物质的使用，也必须持有德国水法发放的许可才能进行，否则也构成犯罪。另外，刑法意义上的垃圾，还可能与德国《原子能法》和其他法规中规定的交出特定的垃圾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原子能法规定的“放射性剩余物质”和“拆卸或者拆除下来的具有放射性的设备部件”，只要是从原子能法的角度看来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东西，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垃圾。不过，那种受到放射性污染的物品和食物，如果不能属于“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然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垃圾的范围，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垃圾。比垃圾法规定的概念较窄的地方在于，刑法的垃圾概念不包括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推定，即推定为垃圾的情况。（注：例如，未经合法机关许可，在公共场所等地非法存放的汽车等物件，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垃圾法被推定为是垃圾。） 在德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中，主张对垃圾刑法进行改革是最强烈的和最迫切的意见之一。德国刑法界中影响比较大的改革主张有：应当扩大垃圾刑法中应当加以管制的垃圾种类，特别应当在垃圾刑法中加以规定的垃圾种类有：对人有致癌作用的垃圾，会产生危害植物果实的垃圾，会改变遗传特征的垃圾，以及那些在种类、特征或者数量上足以危害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即在特定地区范围内动物或者植物种群的数量）的垃圾。另外，还有人主张扩大法定的交出有放射性的垃圾的范围。 德国垃圾刑法对造成垃圾污染的行为也作了以下具体的规定：处理，即对垃圾进行预加工、捣碎、堆积、烧毁、消毒，以及其他从数量上或者质量上对垃圾加以改造的行为；（注：例如，未经准许将被油污染过的土壤与未受污染的材料相混合，将报废的汽车压扁的行为，等等。）存放，即临时存放垃圾的行为；（注：例如，长期地不间断地将工厂的场地当作“临时”场地堆放特别垃圾。）贮存，即以长期堆放为目的存放垃圾的行为；排放，即让液体性物质流走，不再以原样收回的行为；清除，即其他使自己摆脱垃圾的行为，尤其包括将垃圾以其他形式排入水中和空中的行为，另外，将垃圾交给轻信的第三人作最后处理的行为，在行为人对此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也属于清除行为。除了这些垃圾污染行为之外，违反法定义务不交出放射性垃圾的，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五）对特定保护区域的污染形式 特殊保护区是指在那种生态意义上特别敏感的地区。受德国环境刑法直接保护的特殊保护区有三个，即特定的容易遭受空气污染和噪音侵害的地区，水源与矿泉保护地区，以及自然保护区。这些地区具有的独特的生态利益，对人类的生存有着特殊的意义。 危害特殊保护区的污染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违反法律法规，在需要特别防止空气污染或者噪音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地区，或者在缺乏变化的气候状况下应当担心空气污染急剧增加对环境有害的影响的地区，使用产生空气污染或者噪音的设备的； 第二，违反法律法规，在对水源或者矿泉水源特别加以保护的地区，使用职业设备贮存、装载、转运对水源有危害的物质，使用管道运送对水源有危害的物质，或者在职业活动规模上进行的开采砾石、 沙土或者其他固体物质的； 第三，违反法律法规，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或者作为自然保护区临时加以保护的地区，开采矿产或者其他土地的组成部分或者从中牟利的，进行挖掘或者堆积活动的，取水、排水或者对水作任何改变的，对沼泽、泥潭、池塘或者其他潮湿地区进行排水活动的，或者砍树挖根的。 虽然这些污染行为的造成都是以违反法律和行政规定为前提的，但是，德国刑法学界认为，这种污染侵犯的法益不是单纯的超个人的行政管理利益，而是通过独立的生态方面的法益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保护。 污染概念中的正当化与免责问题 污染概念中的正当化与免责问题是由于对污染概念加以限制的必要性而提出的。限制污染概念的必要性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理论根据方面的考虑。在污染还没有直接表现为对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的损害的时候，就宣布其为犯罪的做法，在理论上似乎与“抽象的危害行为”的概念很难划清界限。根据抽象危害行为的概念，犯罪的成立不取决于损害结果或者具体危害的出现，尤其不取决于对危害结果加以证明的危害行为。如果在刑法中引入抽象危害行为，就意味着刑事责任的扩大，并且，如果在环境犯罪中不需要要求证明某种污染对人的危害，是否容易导致随意出入人罪的危险？显然，抽象危害行为理论与传统的以造成实际损害行为为中心的理论有很不一致的地方。 第二，立法技术方面的考虑。德国环境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用“空白刑法”的立法技术。空白刑法是指完全或者部分地将对行为构成的描述“空白地”留下来，而通过引述其他法律规定，其中主要是非立法机构制定的行政法规，加以补充和完善的刑法规定。这种立法技术看起来就像立法者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而有关管理部门则有权加以填写。同时，由于德国允许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排放废气、废水和废物，因此，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如何保证正确地追究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即在造成环境污染时不放纵犯罪和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排放情况下不追究排放人的刑事责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立法与司法问题。 为了防止滥用污染概念，德国刑法学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努力。 在理论方面，德国刑法界并不一般地承认污染犯罪都是抽象危害构成。从“人类环境”的眼光来看，抽象危害构成仅仅表现为与个人的人身财产利益有关。然而，从“生态环境”的眼光看来，与个人人身财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环境利益，就对犯罪的成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在水污染犯罪中，如果只把人的生命与健康利益作为受保护的利益，那么，水污染就表现为对这些利益的一种抽象的危害。从生态意义上观察，由于水的纯净是需要保护的法益，因为那是人在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活基础，因此，水污染行为对水的纯度的损害就是一种真正的损害，而不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抽象危害了。从理论上严格地说，德国污染犯罪中有一些是使用抽象危害构成加以规定的，有一些则不是。 在立法技术方面，德国刑法界一方面通过宪法法院肯定了环境刑法依靠行政管理法规的立法模式符合德国宪法规定的明确性原则（注：《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和第104条规定的原则。）以及分权原则，（注：《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针对不同犯罪中法益保护的具体要求，对于各个领域中污染的不同表现形式，还采取了以下一些使污染正当化或者免责，即防止污染概念扩大化的做法： 第一，规定轻微污染不处罚。这个做法典型地规定在《德国刑法典》第326条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中。该条第6款规定：“由于垃圾数量很少，明显地排除了对环境，尤其是对人、水、空气、土地、可食动物或者植物的有害影响时，行为不予刑法处罚。”（注：参见舍恩科／施勒得：前引书，第2209页。）由于在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中，是以管制垃圾为对象，采取抽象的危害构成尽可能地将所有违法处理垃圾的境况都加以包括了，因此，如果在垃圾数量和危害后果上不作明文限制，在实践中就可能造成处罚轻微的处理管制垃圾的后果。尽管这个著名的“轻微规定”在德国刑法中并不具有更大的一般性意义，（注：在德国刑法学界，对这一条“轻微规定”是存在着许多争论的。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拙作：前引书，第174-175页。）但是，在防止扩大垃圾刑法的适用范围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第二，符合行政许可不处罚。这个做法一般地适用于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情况。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废气、废水和废物在一定程度之内是可以排放的。在实践中，这个许可程度只能通过行政许可加以确认。通过取得行政许可进行排放， 可以使污染控制在环境和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污染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可言。当然，合法的行政许可是不包括使用威胁、贿赂或者共谋手段取得的许可和批准，也不包括通过不正确或者不完全的说明而取得的许可和批准。（注：《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5款。） 第三，实质无危害不处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德国环境刑法在有关犯罪中对污染的形式做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对那些以抽象危害构成的方式写成的犯罪，因为这种立法技术不要求犯罪行为产生具体的危害或者导致一种损害。但是，这样也产生了一种危险，即某些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实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可能会被追究为犯罪。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7条未经许可使用设备罪规定的行为包括，违法使用、占用、全部或者部分拆毁、或者从本质上改变核设施或者其用途的各种行为。其中，对于使用、占用和拆毁核设施的行为，必须具有本质上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危险，否则，就不构成犯罪。根据这种“实质无危害”的理论和规定，那种以加强现有的安全防护措施为目的，对核设施进行的建筑方面的改动，就不属于这种行为的范畴。 德国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概念对中国刑法的借鉴意义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作为国家的责任。中国宪法第26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显然都是中国法律保护的对象。然而，由于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刑法在惩治污染犯罪方面，还没有将“生态环境”意义上的法律利益作为自己的保护内容。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一些地区的污染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北京的空气污染和太湖地区的水污染问题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要保持祖国天清水澈空气好的良好环境，尤其是要做到持续经济有效地防治污染，刑法是可以也应当在符合国际标准的水平上发挥自身作用的。很明显，德国比较成功地使用刑法治理污染的经验，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刑法保护的法益状况，对于明确环境犯罪中污染的概念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以“人类环境”的观念来考虑环境犯罪问题，只能根据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来确定刑法意义上的“污染”，如果污染没有直接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就不能受到刑法的追究。以“生态环境”的观念来考虑环境犯罪问题，就可能在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还没有直接受到侵害的时候，对危害自然环境的污染采取刑法措施。很明显，把“生态环境”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提高了生态环境的法律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环境污染发展到给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程度上才加以惩治的无奈，从而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这样，刑法法益概念的改变促使了污染概念的改变，刑法法益标准的提高将导致污染构成标准的降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二，在刑法中，污染可以表现为一种危害结果，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危害状态或者一种危害行为。在环境刑法中，污染首先表现为对水、空气、土地的自然形态和自然构成有害的改变。根据特殊生态地区对于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意义，例如水源区、自然状态脆弱地区、自然保护区，从具体的环境保护要求出发，环境刑法也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构成污染的标准。然而，当污染是以特殊危险的方式造成时，例如核材料的非法使用，就不属于环境犯罪的范围，而属于其他犯罪，例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总之，污染的概念在对具体的环境对象的危害上，有着各自具体的标准。刑法在确立和追究污染犯罪时，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法益的要求，采用恰当的方式来界定污染的概念。 第三，在完整规定污染犯罪的同时，应当防止刑事责任扩大化。德国刑法理论繁荣发展的结果，是对犯罪的完整彻底的规定和追究，这样，虽然使法益得到彻底的保护，使刑法的任务和作用在法定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也使得在形式上符合法定标准而实际危害很小的污染将受到刑法的处罚、从而容易受到“刑事责任过分扩大化”的批评。（注：应当指出，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德国刑法界的普遍接受，但是笔者相信，这样的批评在中国刑法界会更强烈。关于中德刑法基本观念的差异，参见拙作：“中德划分罪与非罪方法的比较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第94页以下。）为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应当借鉴德国刑法界提出的轻微污染不处罚，符合行政许可不处罚和实质无危害不处罚的限制规定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2

近年来,邳州市环境监察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环境监察工作为我市的“三先”目标服务、为环保事业服务、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执行环保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为保护邳州的蓝天碧水，保护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求真务实，严格执法，认真查处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我们把坚决清理取缔“十五小”企业和其它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严重污染企业放在环境监察工作的首位。2004年，全市共清理取缔“十五小”企业19家，立案查处严重污染企业40家，查处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我市工业建设项目中的小造纸、小炼焦、小炼钢、小电镀和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在现场执法工作中，我们结合自身工作的特点，严格从源头控制污染企业的产生，发现新上建设项目，及早介入，率先了解其生产工艺，对工艺中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又无力落实“三同时”制度的新建项目，及时予以制止，这样，既控制了新建项目带来的污染隐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盲目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二、认真做好环境处理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意识也随之增长。2004年，我们共处理环境问题125件，其中，我市群众还在全省环保系统首创自制光碟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先例。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按照工作无小事的原则，从解决污染双方的矛盾入手，坚持事无巨细，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环境案件处理率达到100%，连续多年被我市评为工作先进单位。

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为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在环境监察工作中，我们率先引入提前介入的概念，率先引入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率先引入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最大限度地保障执法成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避免因为重复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从企业新建项目立项开始，我们就把执法和服务贯穿其中。首先，帮助企业理清投资方向，分析项目投资的可行性，防止重复投资和上马国家禁止的落后淘汰工艺；其次，为企业提供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治理信息，帮助企业落实“三同时”措施，使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实现以较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治理效果；第三，主动帮助企业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导企业进行排污申报，指导企业建立污染治理台帐，并且不收取任何成本费、服务费。这样，把执法溶入于服务之中，把环保理念溶入于服务之中，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环境宣传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了环境监察成果的最大化。

今年以来，我市相继吹响了四城同建和建设大而强、富而美东陇海第三大市的战斗号角，在新形势下，环境监察工作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在市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开拓的精神，昂扬的姿态，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全面深化环境监察工作改革，全面溶入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以适应我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下一步，环境监察工作将要在职能和观念上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管理型执法、收费型执法到服务型执法的转变

我们要在继续强化提前介入管理的概念、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力争把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基础上，从壮大我市的工业经济实力入手，提高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保障我市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我市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能力，切实发挥环境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二、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点源管理到面源管理、宏观管理的转变

过去，污染企业分布广、污染特点各异，环境监察工作成本投入大，执法效果不理想，随着我市工业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一些小的供热型污染将被集中供热所取代，同时，随着城市集中排水管网初具规模，城市污水处理场投入使用，工业园区建设步伐加快，新上工业项目统一集中到工业园区，实现了污染的集中治理，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要加强面源污染、宏观污染防治方面的研究，转变管理观念，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应对污染特点变化的能力，加强宏观污染管理，节约执法成本，提高环境监察工作效能。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3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修复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摘要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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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4

“综合性的生态保护红线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将会在此概念指引下，逐步确定空间开发控制范围、资源利用控制阈值、重点污染物排放控制总量以及环境质量的宜居标准控制，完善生态文明的控制性指标管理。”

《公报》中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首次提出，显示出决策层对生态保护红线的认识不仅包含了“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以及“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使生态空间红线概念得到确认，而且从自然资源角度展开，使生态保护红线概念从生态空间红线向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红线外延。这标志着生态保护红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控制概念。

综合性的生态保护红线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将会在此概念指引下，逐步确定空间开发控制范围、资源利用控制阈值、重点污染物排放控制总量以及环境质量的宜居标准控制，完善生态文明的控制性指标管理。

第一，将继续推进国家及地方生态红线区域的划定，全面落实生态空间控制。

通过明确生态空间红线，有效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以及人居保障区。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土生态安全监测与监察体系、预测与预警体系和国土生态安全管控体系，为生态多样性、脆弱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的保护提供保障。

第二，在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压力下，我们将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着力推动资源利用阈值红线控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红线控制以及环境质量的宜居标准红线控制。

首先，通过科学确定各流域、区域合理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开发利用阈值，以资源利用总量和资源利用强度红线来加以约束。以此统领过去的耕地红线和各部门提出的资源利用红线，如水资源红线等，使之由部门意志提升为国家意志。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而2011年万元GDP用水量为129立方米，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全国用水消耗总量3201.8亿立方米，其中耗水率达52%。据统计，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根据2011年在20个省级行政区对70个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的不完全调查，年末总面积6.5万平方公里。在36个浅层漏斗中，年末漏斗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有12个；在34个深层漏斗中，年末漏斗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有15个。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最大的进口国之一， 2012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36.2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占全球20%强，其中煤炭消耗占全球的46.2%，钢铁消费占全球43%，铜占40%，铝占41%，均居世界第一。因此，有必要以资源利用红线倒逼经济转型，优化经济结构，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破除依赖资源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工业型发展方式，缓解我国日益突出的资源利用压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切实保障资源的生态与人居需求。

其次，通过科学确定合理的流域区域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强度，以污染物排放总量红线和排放强度红线来加以约束，从而控制污染，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前些年人们通过太湖蓝藻事件了解到水体的环境承载力，而近两年全国范围内雾霾的持续暴发则警醒人们：我国相当部分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已经超出大气的环境承载力。到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仍达到2423.7万吨，氨氮253.6万吨，二氧化硫2117.6万吨，氮氧化物2337.8万吨，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十一五”期间已开展总量减排工作，并在“十二五”期间将总量减排从工业与生活延伸到农业，同时增加了控制污染物种类。

过去虽然也对总量减排严格管理，甚至实行“一票否决”，但是从未提过红线概念。今后，我们认为总量减排也应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考核管理。未来将通过严格的减排统计及考核办法，配套减排监测体系进行监督管理，以进一步提高管理层级。通过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红线和排放强度红线管理，倒逼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清洁生产，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从而在今后一段时期里，重点在大气环境方面解决雾霾问题，在水环境方面解决河流黑臭、重点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在土壤环境方面解决重金属问题，以期保障良好的人居环境。

第三，作为管理概念的生态保护红线的提出，还标志着在今后的干部考核中将强化生态空间保护、资源利用、主要污染物减排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等指标，以此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回应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呼声。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5

关键词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修复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53-01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四、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评判基础

污染环境修复标准是指呗技术和法规所确定、确立的环境清洁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使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来，污染环境的修复一直是热点领域。然而，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修复方法的研究，这就很难说清楚环境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是清洁的。

在世界范围内，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刚刚制定玩土壤修复标准。从总体上来看，各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均大大滞后于其大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各国污染土壤修复标准的建立工作，又大大滞后于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监理工作。

我国在土壤修复效果的评价中，一直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但是依据背景值建立的土壤质量标准并没有给出土壤的去染污允许值，这样对于有一定吸纳污染物能力的土壤资源是一种浪费。

目前，理论和技术上可行的修复技术主要有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酶学修复、动物修复、化学修复、物理修复和各种联合修复等几大类。有些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现场应用阶段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无论是化学修复、物理修复还是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去点，都不能对环境污染进行根治。只有对污染环境实施生态修复，才能彻底阻断污染物进入食物链，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从而最为有效地阻止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五、生态修复―实施与研究展望

在眼前的格局下,可持续发展不失为当代人的一种既明智又沉重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已开始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显而易见,倒退回去,甘于守贫,不仅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反而加剧生态失衡;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能在麻木中葬送自己。唯有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寓环境治理于发展之中,才是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的最终出路。

参考文献：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6

写作公文时总要与各种概念打交道，如果不正确抉择各种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常会在公文中出现概念方面的逻辑错误。根据公文中常见的概念方面的逻辑错误，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1、种属混淆。概念之间往往存在从属关系。如a概念包括b概念，而b概念则是a概念中的一部分。像“水果”和“梨”两个概念，“水果”包括“梨”，而“梨”则是“水果”中的一种。“梨”和“水果”两个概念是种属关系，在写作涉及到这两种概念时不能并列写这两个概念。如：“今年市郊水果和梨都获得了丰收”，这样并列写法是不对的。

2、交叉并列。两个概念有一部分相同的含义，有一部分不相同的含义，则这两个概念就有交叉关系。“青年”与“工人”两个概念之间有交叉关系。在公文写作中，不能将互相之间有交叉关系的概念并列。

3）、限定与概括不当。用概念表述某个事物或意思时，所用的概念应当能准确地表示所要表示的事物或意思。如：“城镇环境污染属煤烟型污染。”在这句中“环境污染”的概念太大了，与煤烟型污染相配不当。如果改为“大气环境污染”则就合适多了。

4、定义模糊。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因此，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必须揭示概念的内涵。如果没有揭示概念的内涵，则就犯了定义模糊的错误。如：“生命是常青之树”这里只是作了个暗喻，并没有说明“生命”的本质属性，所以这句话不能代替定义。

5、标准不一。在同一句子中，划分各子项的标准应该是同一的，用不同标准划分的子项，不能并列在同一句子中。如：“国营、集体、个体及千元以上销售额的饭店要带头使用型煤。”这里“国营、集体、个体”的划分是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千元销售额”又是以销售货款为标准。标准不一放在一个句子中就范了概念混淆错误。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7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修复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四、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评判基础

污染环境修复标准是指呗技术和法规所确定、确立的环境清洁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使环境中

[1] [2] 

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来，污染环境的修复一直是热点领域。然而，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修复方法的研究，这就很难说清楚环境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是清洁的。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8

1.1精选教学内容

我系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之前曾开设《农业环境学》课程。2009年修订的新教学计划将《农业环境学》改为《环境科学概论》。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环境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为学生以后扩大就业面和跨专业考研打基础。本系选用的教材是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学》(陈英旭主编,2001年3月第一版),该教材的优点是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共分为17章,包括绪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环境规划、环境评价、环境法、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但目前我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教学计划对于《环境科学概论》的课时设置为32学时,不可能在规定的学时中讲完所有内容,因此,要求教师必须从中选择一部分内容进行精讲。作为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课程,既要全面选择其中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内容,又要对环境科学基本理论部分进行详细讲解。因此,我系教师主要选择其中的绪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评价和可持续发展等几部分内容进行精讲。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农业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把握和对环境科学相关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素养。

1.2补充新内容

由于所选用教材的出版时间距今已有十几年,书中一些内容难免跟不上当今环境科学发展的新态势,体现不出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要把本学科的新理论、新科技成果等内容充实到教学中,做到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教师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备课,比如通过电视新闻、互联网、报纸、杂志等各种手段收集有关资料并整理,把国内外在本课程相关方面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发展动态传授给学生。例如,本人在讲土壤农药污染这部分内容,介绍有机氯农药的特征和危害性时,补充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organicpollutants,POPs)的概念,并告诉学生2001年首批被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12种POPs中有9种为有机氯农药。这样既强调了有机氯农药的特性,又使学生了解了POPs的相关知识;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改革探讨

由于《环境科学概论》是针对环境科学专业的导论性课程,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学生一方面会认为与本专业联系不大;另一方面会觉得该课程很多内容比较科普化,不重视该课程的学习。因此,教师应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入浅出的引导学生,使他们意识到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都会对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直接或潜在的危害。比较行之有效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结合,互动式教学和理论结合实际教学。

2.1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结合

多媒体教学是现代教育技术与多媒体的结合,集文本、图形、图像等多种信息于一体,以计算机为核心,通过视听的组合为学生提供一个图文并茂的学习环境,使客观事物以视听的形式直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富有吸引力,在现代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多媒体教学能大大减少课堂板书时间,增加教学内容。例如,本人在备课过程中通常结合教材,利用互联网查阅下载相关文献资料,采用PowerPoint制作课件,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与其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并将相关知识点的最新研究成果呈现给学生,这样既能弥补教材在这方面的缺失,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以利用互联网下载相关视频,课堂上结合相关章节给学生播放。例如,本人在讲到固体废物污染时,给学生播放卫生填埋法、焚烧热能回收技术和热解法处理城市垃圾的视频,使学生直观的认识这些处理技术的具体流程及其操作原理和方法。但多媒体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学生认为可以拷贝老师的教学课件,这样他们上课就不认真听讲。而且多媒体教学使教学内容呈现的时间短暂,会使学生对授课内容印象不深,甚至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不透彻。所以,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授课的同时,要充分结合传统教学的优势,比如对于教材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问题,可以通过板书演算和推导,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学的难点和重点上,帮助学生对知识的充分理解和领会。因此,采取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方式黑板板书相结合,能更加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

2.2互动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是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能使师在共同思考探讨中掌握所学的知识,形成气氛活跃的教学氛围。互动式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最简单的可以通过课堂提问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也可以利用一些经典案例,设计若干个讨论议题分组讨论,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老师再进行点评和总结。比如,笔者在期中和期末时会分别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每组学生针对本课程内容自由设计一个研究课题,由学生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将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和总结,然后一组派一名代表以PowerPoint形式在课堂上进行汇报,老师和其他组的同学针对其汇报的内容进行提问,本组同学负责解答,可以看出学生的表现非常踊跃,课堂气氛也十分活跃,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互动的教学方式,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又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2.3理论结合实际教学

《环境科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以概述性为主,其中很多是概念和原理性的知识,如果单调的讲书本内容,就会使学生听起来很枯燥。实际上,不断出现的许多现实环境问题与书中的理论内容是相对应的,所以在讲课过程中应适当穿插实例。例如,2011年江苏无锡太湖蓝藻爆发造成无锡全城自来水污染,超市、商店里的桶装水被抢购一空,这一事件与书中水体富营养化这部分内容紧密相关;最近我国频发的雾霾天气与本课程绪论中的洛杉矶烟雾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与大气环境这一章中的光化学烟雾有直接联系。在讲到书中这些内容时与实际环境事件结合起来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理解,又能培养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另外,在讲完每一部分的污染处理技术之后,可以组织学生实地参观相应的污染处理场地,比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场地等,让学生观察工艺流程和处理效果,以增强他们对相关知识理解,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相关知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正确的理性认识。

3结语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9

引言

随着雾霾、镉大米、流域性水污染等事件的在全国的侵袭，雾霾、PM2.5、镉大米、APEC蓝、水十条等有关环保词汇成为热词，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和广大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愿景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矛盾。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环保投入的不断加大，201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某国际会议上宣布，“十二五”期间，中国环保累积投入要超过5万亿人民币。2015年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论坛上有专家指出，近年我国每年的环保投入约为1万亿元，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上升到每年2万亿元左右[1]。根据系列讲话精神，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中国环境问题整治，不仅需要环保资金大力投入，更需要把这些资金管好用好。作为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经济卫士”、“免疫系统”，政府审计必须对有关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对资金使用效益和环境质量改善情况进行评价，有关资源环境类审计也渐成审计的一个热点。但由于环保项目专业性强，有关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是审计中的一个难点。

本文从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入手，探讨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涵，对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的讨论，引入PSR概念模型构建环境绩效审计的评价模型，并以湖南省湘江流域重金属防治审计为依托，进行实例研究。

1 环境绩效审计的综述研究

根据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和亚洲组织定义，绩效审计是对被审计单位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使用资源的经济、效率和效果（3E）方面的审计。对于环境绩效，是指进行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2]。有关环境绩效审计，虽然国内发展较晚，但发展较快，许多学者对环境绩效审计的概念、审计对象以及审计方法开展了广泛研究[3，4，5]。

结合政府审计的实践，考虑到政府审计的实践特点，本文讨论的环境绩效审计是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以特定的环境项目为审计内容，以资金使用、管理单位为对被审计单位，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和环境项目的财务收支以及项目建设活动，评价其效益和效果，并发表意见的行为。环境绩效审计内容的研究是开展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的前提，本文认为环境绩效审计内容的确定要从环境绩效审计的目的出发，对整个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确定环境绩效审计起作用的环节，进而确定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在新时期的环境绩效审计，必须紧跟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需要，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环境绩效审计的方法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常规审计方法，必须借鉴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系统分析学等学科的理论，把环境成本效益分析法和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经济计量法和决策分析法、对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法和趋势预测法以及对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价方法与常规审计方法结合起来。

2 P-S-R概念模型下环境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我国环境绩效审计实践的深入，以及环境科学中对系统体系评价方法的长足进步，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方法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促使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从经验判断到指标分析、从定性的判定到模型定量化的综合性评价进行演变。本文引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提出的环境指标PSR概念模型，结合环境绩效审计实践，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对指标体系的数理评价分析结果来表征环境绩效审计水平的高低。

2.1 PSR概念模型介绍

PSR（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统计学家 Tony Friend 和 David Rapport最先提出来的，2000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PSR概念模型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的研究[6，7]。PSR概念模型分为3类指标，分别是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压力指标描述了人类对环境及自然资源施加的压力，回答了系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的问题；状态指标描述自然界物理或生态状态和因此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回答了系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响应指标描述对各种问题做了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回答了人类的反应和行动[8]。

2.2基于PSR概念模型构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

根据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分层次构建一个树状的4层结构，具体如下：第1层次是目标层（Object），最高级指标，即评价目标，为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数，第2层次是项目层（Item）；第3层次是中间层（Factor），也称为准则层，表示采取某种措施实现预定分目标时，横向排出衡量达到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即每一个评价准则具体有哪些因素决定；第4层次是指标层（Indicator），是最低一层，表示每一个评价因素由哪些具体指标来表达，是直接反馈环境项目绩效质量指数优劣的根本[9]。

构建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模型有2个关键性因素，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评价体系的构建；评价指标方法的选择。考虑到环境项目绩效审计的实际特点，对评价指标的选择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代表性原则。选取的指标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导因子。完整性原则。选择的指标要相对完整的反映环境项目的绩效水平，既能反映系统局部的、当前的和单项特征，又能反映系统全面的、长远的和综合的特征。动态性与相对稳定性原则，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标体系的指标必须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具有引导和存在意义。可比性原则，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公正，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准确性和评估方法的科学性，不仅需要保证同一地区的历史进程能够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还要保证不同地区的评价结果能够进行横向比较。

2.3 构建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要求，本文以某流域重金属防治审计项目为例，构建该流域重金属防治项目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体系如表1：

表1 湘江流域污染防治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项目层 中间层 指标层

某流域重金属防治项目 压力 湘江流域重金属

污染源情况 污染企业数量

污染源监管情况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产生量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危险废物存留量

状态 环保监管能力 环保服务机构数量

污染口设置情况

污染物削减目标落实情况

环保执法机构执法情况

监测机构及监测指标

重金属污染源监测现状及监测能力 流域断面水质

饮用水质

地下水质

空气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响应 某流域环保资金使用情况 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排污费征收使用情况

某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控效益情况 污染防治项目实施

环保设施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了基于PSR概念模型构建的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后，在对环境项目绩效进行评价时，可选择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多边形综合指标法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从而得出该项目的评价结果[9，10]。构建基于PSR概念模型环境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更为突出价值表现在，该评价体系既可将不同项目当期的指标计算值代入评价体系模型计算环境绩效评价值，又可将相同项目不同期间的指标计算值分别代入评价体系模型算出评价值，分别对这些值进行排序，这样既可以对当期不同环境项目的综合情况进行评价，又可以对一个项目的历史情况进行比较，从而为项目环境绩效审计评价内容提供一个直观、系统的结果。

水环境污染概念篇10

一、引言

由于法律的调整具有滞后性，法律的实施与发展总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影响，是一个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与妥协的过程，也是立法者在冒险与谨慎之间的抉择。环境立法的发展更是体现出法的滞后性与局限性特征，就固体废物而言，2011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5140.6万吨，综合利用量（含往年利用贮存量）为199757.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0.5%。[ 见国家环保局：《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以及环境的污染也日益严重，然而环境污染者恶意规避法律规定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防治污染的难度可想而知。从立法层面，创设一个能够充分保障自然人环境利益的权利――“环境权”，加大法律保护的范围，延缓法律调整的滞后性是十分必要的。

二、“环境权”创设的立法与现实命题

关于“环境权”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仍然有较大争议，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概念。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曾给“环境权”下个一个完整的定义，“即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有合理享用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的法律资格”。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在对权利义务做分类时曾把“环境权”列入人类权。[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103页。]也有学者把“环境权”定义为“相邻权”。笔者认为，从保护民事主体的环境权益的现实角度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入手，“环境权”应当作狭义理解，是一种综合性民事权利，既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也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是一种“绝对权”。

蔡守秋将“环境权”的概念，区分广义和狭义，笔者较为赞同这种区分。因为概念的细分可以有效地避免挂一漏万的弊病。笔者认为，广义上的“环境权”，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所宣布的：“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实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负有保护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中确立的理念大致一致，归于人权的范畴，我国立法若采用广义的“环境权”的概念，则该权利义务的运行应当属于《宪法》调整的内容，而我国《宪法》的司法化进程刚刚起航，基本权利的救济渠道仍然相对狭窄，很难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具体合法权益。因而立法可以采狭义上“环境权”，即“公民环境权”的概念。

我国现行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环境侵权责任在我国侵权法被定性为无过错责任。立法者看到了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广泛性的特点，但没能完全认识到其侵权行为方式的模糊性特征，因而没能提出“环境权”的概念。

污染环境可能导致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使被侵害者的人身健康遭受威胁损害，并且给被侵权人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力，使其精神蒙受损失。也可能使被侵权人的财产降低价值甚至损毁灭失。根据环境侵权客体的广泛性以及不确定的特点而言，环境侵权应当是一个慢性的、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过程。但是，基于侵犯人身、财产而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要求行为须达到一个程度而不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仅仅通过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的渠道来主张损害赔偿，很难真正地、切实地保障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

民事权利以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所谓绝对权，指得对一切人主张的权利，又称“对世权”，所谓“相对权”，指及得对特定人主张的权利，又称“对人权”。[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第76页。]绝对权效力所及范围的具有不特定性，并且要求他人履行的义务是消极、容忍、不作为的。环境权是符合绝对权的特点的。因此，我国立法者将来在确定“环境权”的概念时，将其定性为“绝对权”较为适宜。

环境权应当是一项综合性的民事权利，客体既包括人身性质权利与财产性质权利。人身性质的权利，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人身权，还有一个享受良好环境以进行工作、生活学习的权利。环境的污染并不当然会侵犯周围自然人的人身权，但很可能会影响到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例如排污者排放无害的但却是难以使人忍受的臭气、臭水。财产性质的权利，不仅仅是在发生具体损害时才能主张，也可以进行自由处分，但这种处分，法律应当作严格的限定，否则不但不能实现立法的初衷，反而有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使得环境受益人滥用权利从而损害了他人乃至国家的环境利益。 三、结论

从固体废物转移的角度，固体废物的转移虽然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是终归有可能扩大固体废物污染的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间接地给被侵权人带来了举证上的不便。

其次，由于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慢性、潜在性等特征，因而证明污染者侵权责任的证据应当具有高度盖然性，即被侵权人能够证明污染行为存在损害其环境权的可能性，就可以追究污染者的侵权责任。民事权利具有相对的可处分性，环境权也应当是一种可以进行限制性处分的权利。梅因曾说过，迄今为止任何社会的进步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污染者可以和潜在的被侵权人进行环境权交易，这样也可以增加污染成本，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综上所述，进行制度上的重构，制定《民法典》时创设“环境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角度约束污染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3]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