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公司经营管理十篇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1

一、深圳模式及其主要问题

（一）深圳模式的特色

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和探索，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目前已形成了以产权管理为主线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有产权制度和运营体制模式。

第一层次：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市国资委是市政府领导下专门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决策和领导机构。它是按照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要求而建立的一个职能机构。对全市市属国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进行全方位的宏观管理和监督，并直接对三家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使管理权。

为了保证市国资委能够统一、权威、科学、有效地进行决策和行使管理职能，国资委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市国资委成员由市体改办、财政局、国土局、经济发展局、贸易发展局、运输局、计划局等14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市长和副市长任主任和副主任。

市国资委的主要职能是：（1）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检查、监督执行情况，依法处罚违法行为；（2）决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查批准市资产经营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则、年度经营计划、收益运用计划和受理有关重大事项的报告；（3）编制国有资产收益预算等，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4）按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考核、推荐、奖惩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党委书记、副书记、董事局主席、总裁、副总裁、监事会主席等主要领导人员；（5）协调处理市属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重大事项，指导、监督各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工作及监管境外国有资产等。

市国资委下设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国资办既是市国资委的日常办事机构，又是市政府主管市属国有资产的职能机构。

第二层次：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代表国家对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出资者权利的特殊企业法人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资产经营公司是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分离的要求而设立的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的资本经营和产权运作的企业，它不行使行业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市级资产经营公司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并对市国资委负责，接受市国资委的监督。资产经营公司既不是行政管理部门，也不是一般普通企业，其特殊性质和职能决定了资产经营公司必须按照产权运作的要求转变运营机制和运营方式，必须根据资产经营公司整体发展的要求，以产权为纽带，以国家出资者的身份对所属企业进行产权管理和监督，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资产经营公司要着重抓好产权代表的委派和管理、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国有资产产权经营、企业重大投资决策和财务管理，同时，要加强对企业贷款担保、利润分配及工资总额的控制，真正做到对下属企业既放得开、又管得住，保证下属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实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投资、管理、监督、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代表市国资委持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2）通过对所持国有产权、股权的运作，盘活和重组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组合；（3）任免企业主要领导人员并通过向企业委派产权代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4）对市属国有资产的收益进行管理，运用国有资产的收益进行再投资；（5）监控所属企业重大投资、贷款担保及资产运作情况，并对所属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

深圳市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共有三家，市投资管理公司、市建设集团公司、市物资集团公司。第一家和第三家是纯粹的控股公司，第二家是混合控股公司。

第三层次：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深圳市属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按产权关系分别隶属于三家资产经营公司。市属国有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资产经营公司与下属企业的关系不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国家作为出资者与企业法人的关系。深圳市通过近几年对国有公司制企业的改革，大多数企业真正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产权流动市场化、产权管理法制化和产权运作人格化。资产经营公司以产权为纽带行使出资者权利，资产经营公司与下属企业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市属企业对资产经营公司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国有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具有法人资格。为了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在认真做好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工作的基础上，市国资委对71户产权关系清晰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全资企业颁发了《国有资产授权占用证书》，作为国家出资的法律凭证。《证书》颁发后，企业以国家及其他投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享有独立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政府以产权为纽带同企业发生关系，主要负责对企业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上层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开；在中层实现了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在下层实现了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开，明确了企业法人财产权，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做到了政企职责分开，通过层层授权，建立责任制度，解决了国有资产主体缺位问题，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好所有权、放开经营权、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改革要求，有效地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二）深圳模式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深圳模式中国有公司的产权关系，从理论上讲，似乎在上、中、下三个层次上解决了“政企分开”的问题，明晰了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个层次的关系都没有理顺，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和矛盾。

1.国资委同市政府的关系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市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第10条规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和议事规则，由市政府规定”。从国资委组成人员来看，基本上是政府各部门的主要官员。由于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必然要求资产经营公司的目标也是多重的，绝不会容许资产经营公司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投资管理公司几年来的投资来看，只有30％左右由管理公司自主决定投资，其余70％要根据政府计划，用于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菜篮子”工程、扶持性和公益性市政投资。很多项目建成后没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甚至成为投资管理公司的沉重包袱。因此，管理公司所要实现的盈利目标同市政府要求管理公司所实现的社会目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事实上，市国资委同市政府并无本质差别，不能认为设立了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就实现了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

2.关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法律地位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代表市、区人民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权利的企业法人，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这一规定确立了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作为一般企业法人的地位。这与上面所说的深圳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定为特殊法人企业是相矛盾的。但第37条和第34条确定的运营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中既规定了作为出资者的各项权利和保值的目标，又规定了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其他权利和义务。法规往往是政府部门制定的，如果法规赋予运营机构超出一般企业法人之外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该运营机构就不是一般企业法人，而成为特殊企业法人。作为特殊企业法人，在现行《公司法》中找不到依据，那就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否则，公司在法律之外，就不是真正的法人机构。

3.关于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是指依法确定国有资产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有关的其他财产权的行为”。该《条例》第15条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而第16条则规定：“市、区人民政府所投资的货币、实物和无形资产”依法界定为国有资产。这里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按照“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深圳市就应拥有产权，而不存在界定为国有资产的问题，由于国家规定：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深圳市政府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因此，就出现了“统一所有，分级管理”与“谁投资，谁拥有产权”两个原则相互矛盾的情况。

4.关于国有公司是否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问题

深圳市国有公司拥有的法人财产权是依据市国资委为其颁发的《国有资产授权占用证书》作为法律凭据的。这里明确规定公司所拥有的产权只是授权占用，授权占用并不等于企业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是以公司法人制度形式成为前提的，公司法人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置的权利，其实质是对他人资产的支配权或控制权。如果仅凭国资委给公司颁发的一纸证书，公司就拥有了法人财产权，何况这一纸证书也只规定公司对财产的占用权，并不具备支配权或控制权。由此看来，深圳市的国有公司并不是实质上拥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二、上海模式及其主要问题

（一）上海模式的特色

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的基本构架同深圳类似，也是分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但上海同深圳不同的是，上海市实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市属国有资产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市属企业”的构架管理。两级政府所实行的两级管理职能基本相同。下面仅以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作为考察的对象。

第一层次：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它是作为本市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总代表。在国资委之下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同时又是市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市国资委是市政府领导下专门行使国有资产管理和决策的领导机构。它遵循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原则，对全市市属国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进行全面管理和监督。市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同深圳市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大体相同。

第二层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上海工业系统按照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的原则，撤销企业主管局，先后成立了机电、仪表、纺织、冶金等十几家行业性资产经营公司，原来行业主管局的行业管理职能，由上海市经委成立相应的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国有控股公司。国产资产经营公司建立后，使政府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第一，明确投资主体。上海组建国有控股公司分为两大类型：投资控股公司，主要职能是资本经营、资产运作；经营控股公司，主要职能是资本经营，资产运作与生产经营相结合。两大类型的控股公司都是投资主体，以产权为纽带，与下属企业形成母子公司关系。第二，实行政企分开。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将行政管理局改制为投资控股公司或经营控股公司。行政管理局原有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移至市政府有关委办，资产经营职能由控股公司承担。这样，既进行了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转变了职能，又使国有控股公司有了明确的功能定位。第三，进行资本经营。这是国有控股公司的主要职能。国有控股公司通过资本经营以及战略规划、投资决策、资产收益、产权代表管理等职能，进行产品结构、行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配置，提高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益。第四，承担资产责任。上海国有控股公司首要责任是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市国资办对各国有控股公司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考核办法。各国有控股公司还通过管人与管资产相结合，明确资产责任代表，将对产权代表考核与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挂钩。

第三层次：国有全资、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这一层次是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其经营的国有资产，按不同份额投入到各种类型的企业后形成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形成企业的法人财产权。资产经营公司与下属企业的关系不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国家作为出资者与企业的法人关系。上海市近几年通过这些措施的实行，不仅优化了资产结构，而且使大多数企业同深圳一样，实现了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产权流动的市场化、产权管理的法制化。资产经营公司以产权纽带行使出资者权利，企业拥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其他资本所有权主体投入的资本形成的法人财产，拥有法人财产权。

（二）上海模式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上海模式同深圳模式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深圳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在上海模式中也同样存在。当然上海模式也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上海模式中存在着需要探讨的特殊问题。

1.上海模式同深圳模式存在着共同缺陷

上海模式的国有产权关系三层次的构架以及第一层次同第二层次的关系和第二层次同第三层次的关系同深圳模式基本相同。因此，上海模式同深圳模式一样，也存在四个共同的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国资委同市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引起的矛盾。即市政府目标是多重性的，而国资委的目标是实现国有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国资委在市政府领导之下，必须要扭曲自己的行为。二是由于国资委本身行为的扭曲，它也不可能要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来运作国有资产，必须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外的其他社会目标。这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就不是普通的法人，而是一个特殊的法人，作为特殊的法人，在现行《公司法》中找不到法律依据，因此，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律地位便不能确立。三是国有资产产权的界定，同样存在着“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同现行的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的矛盾。四是由于上面三个问题的存在，国有公司的法人财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2.上海模式中政企不分的问题更为突出

在深圳模式中，市国资委同市政府并无本质区别，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设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而在上海模式中，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就直接是在原主管局基础上组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个“翻牌”公司，还是原班人马管理同一块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属下的企业还是原来的那些企业。虽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对于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相反，“翻牌”公司不利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而是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管理企业，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比深圳模式更加突出。

三、两种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

以上在分析两种不同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涉及二者的比较分析，这里仅就两种模式的异同和优劣作一个概括性的说明。

（一）两种不同模式的异同

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第一，两种模式的基本构架相同。不管是深圳模式还是上海模式。国有产权的管理和运作都是分为三个层次即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在国资委之下都设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作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的日常机构。第二，两种模式在两个层次上所构建的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和所履行的职能基本相同，在第一个层次上，即市国资委同市国资经营公司的关系和角度定位上，两种模式完全一致，前者是市政府领导下专门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决策和领导机构，后者是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在第二层次上，即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同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关系上，两种模式都是以国有产权为纽带所形成的产权关系，而不是行政上下级关系。企业都拥有法人财产权。第三，由上述两点决定，两种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也是相似的，即都难以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企业不能真正做到拥有法人财产权。

两种模式的不同点在于：第一，深圳实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管理”的原则，而上海市实行的是“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原则。具体说，深圳只设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相应机构，在区级政府则不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相应机构。上海则在市、区（县）两级政府都设立国资委及相应机构。这种管理机构设置上的差别，主要是考虑到上海市国有资产量大面广和国有企业众多的特点，实行分级管理比较有利，并不影响两个层次上产权关系的实质和国有产权的运作，第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组建的方式不同。深圳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一开始就是以实行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为目的，打破原主管行业的界限而组建的。从深圳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的组建和调整来看，没有什么行政色彩。而上海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在原企业主管局基础上成立的，即把原企业主管局改成行业性资产经营公司。因此，在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和运作方式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尽管从理论上讲，原主管局把国有资产交给资产经营公司经营，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人，以出资者的身份同企业发生关系，成为企业的股东，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资产经营公司仍习惯以行政管理办法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现象比深圳更为突出。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2

在国有资产立法宗旨问题上，现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资立法应当首先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理由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不健全，大家都管的结果是大家都不管，事实上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体制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就能自然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体制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争论很大。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先将现有体制固定下来，让法律尽快出台，以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后一种观点也认为立法要固定管理体制，只是强调为加快立法速度而固定现存的管理体制，这样做，可以减少阻力，避免麻烦。从对这两种观点的比较中可见，分歧的实质不在于要不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国资管理体制，而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资管理体制，即是确立现存的国资管理体制，还是创新国资管理体制。

现存的国资管理体制，是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由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主导，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由财政部门管理，还有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由相关机构或部门（如铁路、烟草、科教文卫等）管理的分割体制。这种体制所形成的是中央、省市与县区三级管理体系。拿中央一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来说，它目前监管着150家中央企业及大约10多万亿的国有净资产、30多万亿的总资产。国务院国资委不仅是监管者，而且是这些央企的出资人。这样一种分割性的缺乏制约的国资管理体制是不是理想的管理体制？立法该不该固定这样的管理体制？我们的意见是完全否定的。

我们知道，任何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都与确立体制有关，好的体制要通过立法加以固定，不够完善的体制要通过立法加以改革。立法有引导改革、促进发展之重要功能。在法治社会，要制定法律就应当想到选择好的体制，要改革体制就应当想到修改法律。国资立法不能回避现实要解决的问题而追求“短、平、快”。国有资产立法的核心问题是确立科学、合理而高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确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那种认为既然有争议就先放一放，体制问题可以逐步完善逐步调整的观点为现代立法所不容。这会造成立法朝令夕改、人人轻视法律的局面。既然已经知道现存的管理体制不完善，还需要调整，那就应当努力研究论证去寻求一个更好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国有资产的规章，如《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规定》等。现在的问题是：国资委作为150家中央企业的出资人，它所制定的各项管理规章除了150家中央企业要执行外，其它中央企业是否要执行？各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的企业是否要执行？如果要执行，理由讲不通，因为这些企业不是由国资委出资，干吗要执行你制定的规章；如果不执行，则另生出一些问题，即其它中央企业执行谁制定的规章？地方国企又执行谁制定的规章？如果财政部再制定一套管理规章，其它部委就自己管理的国资再制定各自的管理规章，各地方政府也再制定自己的规章，这需要多大的立法成本？！在分割的国资管理体制下，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政出多门、要求不一、各种法规规章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法制不统

一、管理混乱、效益丧失。

要建立统一的国资管理体制，首先要搞清楚国资管理的内涵及功能。国资管理应当是指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所能够实施的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行为。这种行为应当是行政行为，而不应是民事或商事行为。从国资管理的功能分析，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投资的决策，即投资的预算决策；二是投资的执行；三是对投资的执行以及国资的经营、收益等进行全过程监督。这些职能可以统称为出资人管理职责。国家究应每年拿出多少资产投入经营，投入到哪里，应当由政府提出议案，提交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在政府层面，应当由相关部门的专家成立投资预算委员会，投资预算委员会根据国家的财政收支情况，充分听取各部门的意见作出投资预算的议案。国有资产的投资执行人应当是财政主管部门，因为财政部门管理国库，统管国有资产的收支与进出。对国资运营进行监督的自然是现存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的涵义不是监督加管理，而应理解成从监督的角度所进行的管理。监督是管理的一种功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功能。现在有观点提出，国资监管机构就做“干净的出资人”。这种观点中出现两个错误：一是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政府也仅是出资人代表，国资委怎么可以作为出资人？二是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就没有专门机构来监管出资人的行为，国资管理就会出现真空。现实中的国资监管机构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人。自己行使出资人的权利，自己监管，人们称此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事实证明也是无效的。单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名称来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它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机构，功能应是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但它又作为出资人，这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管功能应当理性回归，以维护一个完整而健全的国资管理体制。

二、履行出资人（经营）职责的机构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还是依法另行特设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我们认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区分履行管理职责的机构和履行经营职责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宜直接作为履行出资人经营职责的机构，而应依法另行特设，可将这种特设机构统称为“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首先，政企职责需要严格分开。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政府层面，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主要是行政行为，这种职责是分别由人大（预算决策）、财政部门（投资执行）、国资监管机构（监督）来履行的，体现了管理权力的分工与制衡。国务院国资委使用了国家机关的名称，它应当对国有资产行使政府的监督管理职权，也有必要由它来专职行使监督管理的职权。在市场层面，履行出资人的职责是市场经营行为，法律上称为民事行为或商事行为。一般民众的投资是民事性质的行为，如果是专门从事投资的机构（投资商）则是商事性质的行为。经营性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应当专门设立投资控股公司或经营公司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经营职责。这里所说的出资人职责就是公司法上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政府的职责与公司的职责分开了，政府就不会发生错位与越位的问题。政府以及政府部门既不会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自己直接作为投资人介入市场，也不会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者，造成政企不分，角色冲突。

其次，出资人职责不能过于集中。我国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数量巨大，集中由国资监管机构管理，实际管不了也管不好。依《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讲法，国务院国资委要做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目前150家央企横跨100多个行业，这些央企的人、事和资产都要管，国资委缺乏这样的管理能力！经营管理人员由它委派，重大事务由它决定，资产也由它来监管，一个机构行使如此之大的职权实属世界罕见。有人说，新加坡淡马锡就是这样的机构，新加坡能做我们也能做。经我们对淡马锡模式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淡马锡和国资委性质不同，我国的国资委也不能成为淡马锡。淡马锡是完全根据新加坡国家公司法的规定注册登记的一家私人控股有限公司，它依照市场原则运作，政府对其行为不加干涉。它的经营管理人员大部分在国际市场公开招聘，待遇也完全市场化。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国有资产数量有限，何况除了淡马锡公司外，还有两家公司经营着新加坡国有资产。由于坚持市场化运作，淡马锡公司近年来连续创造了年平均18％的收益率。我国的国资委并不是一家公司，它也不可能改作为一家私人性质的控股公司。因为国务院国资委名称响，名称响，则自然生权威，有权威，怎会自动放弃！即使有一天F决心改为公司，这些习惯于掌管官场权力的人是不可能将一个国际上超大型的公司（总资产有30多万亿，而且还在不断壮大）经营好的。经营不好，政府又没有专门机构监督它，谁追究它的法律责任自然也成为问题。这是多么的糟糕！

再次，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经营风险无法分散。在世纪之交，曾有多起国外的公司在海外我国国有企业，这些被因有企业自身并没有在与外国公司的交易中有任何违反法律或合同的行为，之所以被，是因为有其它国有企业出了问题，外国公司一时无法找到欠债企业，于是就将这些“国”字号的企业拖上法庭。根据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凡是投资来自于一个主体，此主体下的所有企业均具有关联关系，当一个企业跨国境发生债务不能偿还时，其它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负有连带偿还债务的责任。我国专家为解决此类事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仍然无法说清楚这些企业的投资是否来源于一个主体。[1]如果我们的立法明确规定国资监管机构作为出资人（事实上在很多上市公司的公开报告中已经明确记载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所持有的股份数量和股东排序），这将会给处理有关外国公司的诉讼带来极大的麻烦。

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上，同样能找到追究国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法律责任的依据。如《公司法》第20条第2、3款分别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2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国资监管机构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将成为众多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一有操作不慎，将直接成为众多争议的被告对象。控股股东管人、管事又管资产，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一旦受损，就会与控股股东发生争议；为维护公司利益，中小股东还有行使代表诉讼的权利；在证券市场上，国资监管机构直接持有股份，无论是抛出还是买进，也会因为行为是否合法正当引起市场争议。到那时，国资监管机构可能陷入无法应对的局面。

国资监管机构被告上法庭，不单纯是要应付诉讼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其败诉，将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意味着大量国有资产的损失。我们主张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目的在于阻断国有企业与国资监管机构之间的投资关系。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个，“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达到分散经营风险的目的。

还有，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主体性质必然异化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实体。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为了体现它的经营能力和业绩，一方面会尽力追求营利，另一方面会极力维护已经纳入其管辖范围的资产权利。这样做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但却很难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要控制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要运用国有资产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不会主动从一些非重要领域和非关键行业退出，它不会主动放弃营利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现实来看，面对直接管辖的企业，它会在数量上动脑筋减下来，但是这些企业实际的触角仍然会通过子公司和孙子公司延伸到各个方面。越是能够营利的产业，就越是不会放掉，其大大小小的子公司均在极力扩展自己的业务领域和势力，他们会在市场上掀起一轮轮兼并和收购的风潮（最近两年一些央企已在各地加紧行动！）。这些做法从根本上说，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上缴国资盈利方面，他们不会有动力积极上缴盈利。与过去的国有企业一样，无营利了就要求照顾，有营利了就说还要用于发展。即使强令上缴，也是稍微缴一点摆一个姿态（去年国资委提出的中央企业分红方案就是如此）。长此以往，国资监管机构不是代表政府为国家谋利益，而是名义上代表政府，实际上代表所有的子子孙孙公司与政府讨价还价谋其自身的利益。我们设想的国资经营公司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代表，他们可以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其上有国资监管机构代表政府行使着监督权力，这种权力是公共管理的权力。国资经营公司的行为必须控制在法律法规所许可的范围内。一旦逾越，国资监管机构就会立即出手干预，及时纠正。

三、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间是确定为投资关系还是确定为授权关系抑或监管关系

依据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观点，国资监管机构是国资经营公司的出资人，即投资的股东。国资监管机构是控股公司，国资经营公司是国资监管机构的子公司，国资经营公司的子公司是国资监管机构的孙公司。国资监管机构处于庞大的控股集团顶端，这就是国务院国资委长期推崇的“淡马锡模式”。我们的观点是，淡马锡模式可以学习，但不是在国资监管机构层面推行，而是要在国资经营公司层面推行。换句话说，中国需要的不是一个“淡马锡”，而是数十个“淡马锡”。假如将地方国企也包括在内，中国需要的是数百家“淡马锡”。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是控股公司，财政部作为名义上的股东，一般不过问淡马锡企业的事务，公司独立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在我国，如果国资监管机构成为“淡马锡”，无论它投资设立多少国资经营公司，这些国资经营公司就难有真正自主经营的权利。只要国资监管机构完全按照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执行（公司决策是股东以股权多少说话的），国资经营公司就只能言听计从。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设想，未来几年央企要从现在的150家减少到80家。即使国务院国资委将来只管80家，也不可能将股东权利让度给央企。因为央企数量减少了，就更有理由直接操控了。所以，将国资监管机构与国资经营公司的关系确定为投资关系，不利于国资经营公司适应市场要求，灵活经营，易造成垄断经营、决策失误、增加管理成本等弊端。

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曾设想将国资监管机构与国资经营公司的关系确定为授权经营关系。[2]即国资监管机构代表政府将国有资产授权给国资经营公司，国资经营公司独立从事经营活动，使他们两者之间成为授权与被授权的行政合同关系。这是基于国资监管机构作为出资人身份，同时又要设法阻断它直接投资考虑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国资监管机构应当代表政府履行国资管理的一种职能即监督职能，而不能履行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全部职能。国有资产投资的预算决策即投多少钱、投向哪些领域是人民的权利，怎能由一个机构说了算？从执行投资来说，国有资产在国库，并不掌握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手中，它如何执行？所以，政府履行出资人管理职责必须分权。国资监管机构，就它的名称分析只能代表出资人履行以监督为核心的管理职责。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国资监管机构作为监管者履行监督管理的公共职能，与国资经营公司之间形成的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中央层面的国资委要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规章，同时检查央企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和行政性规章的情况；地方国资监管机构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国资委的相关规章，检查管辖区内的国资国企经营情况；其他授权监管的部门也应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自己监管的企业实施监管。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3

[关键词]淡马锡资产经营公司启示

一、引言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各不相同，但即使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也无法彻底将国有资产拒绝于财富之外，不同国家对国资的经营管理采取了不同模式，在瑞典、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经营国资的成功经验中，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以下简称为淡马锡），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成效居于全球首位。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淡马锡所拥有股份市值已由1974年成立时的31.8亿新元上升到1030亿新元，年平均股东回报率达到18%，对国家GDP的贡献率达13.5%。淡马锡的表现在全世界可谓出类拔萃，令其他国家国有企业不能望其项背，因而被誉为“亚洲最好的投资公司”。

二、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改进的问题

研究表明，要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取得显著的市场收益，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结构是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然而，我国国有独资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有股一股独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目前，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所管理的国有资产的优化首先是从下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元化开始的。从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高度集中和单一对公司绩效不是正面作用的，股权多元化和适当国有股减持，对公司业绩的提升是有益的。因此，完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解决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2.董事会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在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中，董事长、经理常常集于一身，权利过分集中，又缺乏有效的制约，不能形成投资者、经营者、监事会有效的制约机制，使公司治理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董事长、经理为谋求其自身利益的满足，常常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不能有效发挥其监督和制约作用。如果董事长为一已私利损害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利益，势必影响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运作效率。

3.公司管理结构有待调整，专业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经理基本上由政府任命，未能形成董事、经理专业人才市场，也缺乏一大批有业绩的董事、经理阶层。长期积累的结果造成了决策和管理的混乱，及职业经理人员在公司中形同虚设的地位。另外，公司有效的激励机制未能建立，政府对公司董事、经理缺乏有效的监督，致使我国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

三、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概况和运作模式

1.淡马锡公司概况

淡马锡控股公司由新加坡财政部独资拥有，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一。它直接控制着23家企业，间接控制的企业数约有2000家，涉及的主要领域有工程与基础建设、银行、通讯与媒体、物流与运输及服务业，总资产超过700亿新元(420亿美元)，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新加坡证券市场总值的24％。淡马锡控股成立30年来，淡马锡的年均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8％，国家股东的年均分红率超过6.7％，远远超过同期私营企业的经营业绩。

作为持有企业股份的国家代表，其功能定位就是塑造好国有股东形象。其宗旨是：“国有化的机制，市场化的运作。通过有效的监管和商业性战略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淡马锡控股的管理层包括总裁(即首席执行官)和75名专业人员。他们负责日常业务的操作，并向董事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职能部门包括直接投资、策略投资、有价证券(股票等)投资、财政与管理信息系统及机构服务部门等等。

2.淡马锡的运行模式

政府对国有企业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国家设立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出资者所有权;另一种是建立国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行出资者权力。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不直接管理国企，而在政府与众多国企之间设立国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国有企业股权并行使股东权利。新加坡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而淡马锡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淡马锡作为国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既代行国家所有权，又是独立的法人。因此，其运行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先进的战略思想和精细的制度设计，确保经营的市场导向。

一是多元的人事管理制度。淡马锡董事会一般有十名成员，由政府官员、下属企业领导、民间人士三方人士共同组成。政府官员来自不同部门，包括总统府、财政部、贸易发展局等，下属企业领导则是业绩突出、声誉日隆的资深管理人，而民间人士包括私营企业家、中立学者及其他专业人士。

二是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淡马锡的经营理念是企业化的，在适当考虑政府产业政策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经营目的和绩效指标。因此，淡马锡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国企中的盈利神话，关键就是其以市场原则进行运营。当市场化原则面临非市场化的压力时，淡马锡董事会强大的抗干扰能力发挥了保护层的作用。

三是强势权力的董事会。淡马锡董事会的强势权力根源于其制度上的独立性。多元制衡的人事管理机制赋予了董事会相对独立的权力基础，并促使其从内心相信：公司的经营业绩才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根本指针，同时也是自身绩效评价的最终标准。另一方面，在多元制衡的格局下，政府高官在董事会的存在客观上也强化了董事会的权力优势。

四是完善的制衡机制。淡马锡股份公司的制衡机制也分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两方面在激励机制上，根据公司章程，淡马锡控股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要经总统任命；董事会中的公务员兼职不兼薪，薪水仍由政府支付，但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政府会对委派的董事实行奖惩：经营业绩好的董事得以升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获得更多的薪金；如果公司经营实绩不佳，董事将不被委任从收入分配上来看，近几年来由于盈利增加，公司每年将利润总额的15%上交财政部，其余资金仍由公司自主使用。

五是有选择地重点控股。淡马锡公司有选择地拥有和控制一些关乎国家命脉的企业。目前涉及11个主要领域：港口、海运、物流、银行及金融、地产、航空、电讯及媒体、电力及能源、技术、工程和铁路。

六是督促到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新加坡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淡马锡这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监督。下属企业则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监督。财政部定期审查淡马锡的财务报表，可以依法进行临时检查。在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前提下，政府也有权审核与国企并购有关的重大决策。此外，社会公共监督也是一项法宝，根据新加坡法律，虽然淡马锡控股公司本身并无对社会公开经营状况的义务，但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有权近乎免费地在注册局调阅淡马锡控股的企业的资料，新闻媒体的监督更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四、淡马锡模式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改革的启示

淡马锡模式留给我国较多学习和思考的地方。简单地说，淡马锡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不仅仅理清了各种所有制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机制的整体运作下，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透过这一问题，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改革与建设。

第一，以主导产业为龙头，推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大型公司。以广东省的三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例，由于内部企业间的产业同构现象严重，部分企业较小。

第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健全董事会运作制度。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它对经理层做出的决定进行管理，决定高层管理的水平和结构，监督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系统，决定公司的主要战略和决策。可参考淡马锡控股公司的运行模式，建立类似的专门委员会，如淡马锡在下属企业的董事会中普遍设立了三个专门的委员会，即董事提名委员会、董事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这充分地体现了股东对经营者的选拔、激励与约束三项基本工作。

第三，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上市，实现资产多元化。淡马锡控股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已上市，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并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建立了良好的投融资平台，从而可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当前各省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上市的可能性不大，在各资产经营公司下属集团以及集团下属二级公司层面有一定的运作条件，应该加大力度，推动一批下属资产质量好、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国有企业上市，充分实现资产多元化。

第四，对企业的考核、管理实行市场化。淡马锡控股的公司非常注重依赖成熟的经理人市场，尽量避免参与各个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各项商业决策，从而确保了淡马锡旗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同样，对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所属企业来说，本来就是处于一个市场化、国际化的充分竞争性行业。目前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中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源价值，需要比较高的薪酬。如果按照一般的工资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则很难聘请到优秀的人才。因此，对资产经营公司考核办法应进一步加以完善，对企业的考核和管理实行市场化，并逐步建立充分适应企业发展的监管机制。

第五，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发展。在淡马锡控股公司发展的初期，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如将淡马锡控股公司缴纳的所得税由25%下降到20%，其企业所承担的养老费用由20％下降到13％，通过这些措施，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有力的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必须从政策角度加强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扶持力度，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对国有资产公司进行倾斜，推动其自身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王披恩:中国国有企业该向淡马锡学什么——淡马锡的公司治理[J].经理人，2006（6）：88-92

[2]程伟力:2008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李经:淡马锡进入国资委视线[J].上海国资，2004（7）：12-13

[4]杜丹阳郑方:淡马锡模式对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07（20）：101-102

[5]袁艺:淡马锡模式的经验与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6（5）：23-24

[6]李永超:淡马锡的成功对我国国有经济突围的启示[J]．市场现代化，2006（11）：18-19

[7]中国社科金融所课题组．新加坡和韩国政府投资公司：运行模式及其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07（5）：32-33

[8]张占奎王熙刘戒骄:新加坡淡马锡的治理及其启示[J]．经济管理，2007（2）：90-96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4

应国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成立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高校资产经营公司是代表高校行使股东权利、与高校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全资公司。这种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近几年国家税法逐渐完善的大环境下，开始关注高校的税收筹划问题。本文通过对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筹划工作特点进行简单阐述，分析了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筹划工作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谈论了几点公司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的相关措施。

一、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筹划工作特点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国家税法不断完善了对于税收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整个税收工作开始在国家事务中逐渐步入正轨。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是高校股东权利的行使者，它代表高校进行一些经营管理事宜，目的在于达到对高校资产的良好经营及管理。因此，作为一种与资产打交道的公司，其税收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大的税收工作环境下，也开始了高校税收的筹划工作。

税收筹划是为了在不影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计划与安排相关的工作，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一种活动。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对高校进行税收筹划工作，则是在国家税法的许可范围内，通过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对高校资产进行投资、经营等的筹划工作，达到降低高校税收负担的一种行为。

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筹划工作具有一定的特点：首先，它的税收筹划工作是独立的，独立进行经营和纳税工作。再者，这种税收筹划工作和高校的其他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会给高校的赋税产生直接的影响。此外，这种税收筹划工作的目标还和高校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与高校利益存在共同趋向。同时，这种税收筹划工作还具有可行性，它能够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使自己享受特殊税收政策的计划得到实现。

但是，这种税收筹划工作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税收政策规定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可以享受特殊的优惠，这就可能影响到高校税收筹划工作的积极性。再者，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是从高校的校办产业中发展出来的，其资产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离，在实施筹划工作时通常会遇到一些阻碍。此外，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时，还没有健全统筹规划的具体思路，也没有实现高效的财务管理及税收筹划工作水平。这样以来，整个税收筹划工作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筹划工作实施对策

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进行的税收筹划工作，能够在极大的程度上增加高校的财产利益，同时，这种税收筹划工作还是整个经营公司获得进一步生存及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对策来推动其税收筹划工作的更好的运行。本文接下来就简单从两个方面来谈论一下推动其实施的措施：

1、从国家工作方面出发，明确其税收优惠政策

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筹划工作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再加上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扩招力度，国家对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实施明确的税收筹划优惠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一项措施。高校的扩招给高校的财政工作带来了不可忽略的负担，但是，社会各界对于高等教育经营的捐赠，在国家对于高校的财政拨款中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国家可以通过对捐赠企业实施一定的税收优化政策，实现企业对于高校的更多公益性捐赠，从而增加高校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时，就可以通过捐赠比例的增加，实现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税收优化工作。

2、从高校及公司方面出发，推动筹划工作的实施

高校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影响。因此，高校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结合，将一些权力彻底的放给经营公司，使其做到对于税收筹划工作的最优化实施。再者，就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自身而言，公司必须加强对于收受筹划工作的重视力度，同时制定比较完善的税收筹划工作思路，实现对于收税工作的顺利推动。此外，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还必须提高自己的财产管理水平，采用一些合适的技术等实现对于税收筹划工作的辅助；还必须认真地了解国家的相关税收政策，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实现对于税收的更高的筹划布置，例如小型微利企业适用 20％的税率；国家需要 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 15％的税率；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 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研究开发费用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 摊销等。

三、结语

高校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进行的税收筹划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力量，实现这项税收筹划工作的良好运行，使税收筹划工作的作用在最大程度上被挖掘出来。

参考文献：

[1]陈紫莹.高校涉税业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5

（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之法律关系

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本身而言，它是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权其进行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的中间环节，连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被授权经营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参股公司，运营机构必须根据授权经营者拟定的经营战略，对国有资产进行保值增值的运营，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使国有资产收益最大化。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本身并非一个政府行政部门，而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是公司法上下属企业的股东，但与此同时它又受制于来自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指导，在确保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的同时，还应注重完成国家指导的宏观产业经济目标和特定的社会政治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公私法的交错,兼具公私法人的双重属性。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按照赵旭东教授的观点，二者关系分属几个层次。第一层次上二者理应为出资者与被出资者的法律关系，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本身是一个公司或者企业，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代表国家即是其唯一的出资人，二者之间按照《公司法》理应是出资与被出资关系；第二层次，基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权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对国有企业进行运营，二者同时还应视为信托关系。其一，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自身，这与信托制度相一致。其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委托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国有资产委托给授权经营公司经营，从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种制度，这与信托制度中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收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相一致。其三，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下，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将被授权国有企业的产（股）权的所有权授予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时，并没放弃自己对这部分国有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和所有权，这完全符合现代英美信托法律制度下的“双重所有权”概念。

（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被授权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的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义务，享有所有者的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其与被监管的国有企业间本质上即出资人与被出资人的关系，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国有企业的产（股）权所有者。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三层运营模式之下，由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运营机构之间是信托关系，授权托管协议签订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化为信托法上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但因为信托法上的“双重所有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仍然是被授权国有企业国有产（股）权的最终所有人，但这种所有关系要受到信托法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行使出资者的权利。

（三）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与被授权国有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不存在异议，由于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也是建立在公司制的基础上，因此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与其授权运营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之间是出资者即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二者之间也是平等的法人关系，并非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行政上下级隶属领导关系。通过这样一种三层运营模式，可以达到政府与各类被授权的国有企业之间一种相互隔离的效果，避免以往“政企不分”的直接行政干预。

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式之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一）湖北某集团公司情况简介

湖北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笔者于2014年年初一直在进行内部实践调研的集团公司。该集团成立于2003年左右，是经其所在市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国资委出资设立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营运管理及对外投资的国有独资企业。该集团公司承接的一百余家该市工业企业组织形式包括国有企业、国有一人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等。子企业质量参差不齐，其中有部分公司拥有土地、房产、专利等优良资产，另一部分则效益低下或停业多年，濒临破产，名存实亡。这一百余家企业由国家授权该集团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成为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目前集团公司正着手对这一百余家成员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造、优良资产重组、部分企业并购整合、部分企业托管或破产等多种方式，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以达到壮大集团企业实力、高效整合资源的规模效应。

（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积极作用

1.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关系上，明确了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权利和责任，有利于维护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主体地位，约束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权限。就湖北某集团公司为例，作为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集团公司对国有资产享有经营权，对国家出资形成的企业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而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市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只能通过委派运营机构的董事、监事和决定运营机构的重大问题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不能直接干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作为公司法人的独立性；同时，该集团公司与市国资委两方都能够明确自身权责，前者作为授权者，不断加强对被授权者的考核监督，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后者作为被授权者不断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内部制度，承担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建立起了健全的资产管理、股权代表管理、全面预算管理、审计监督管理制度等等。

2.在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与被授权经营的国有企业的关系上，明确了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完全行使出资人权利，有利于实现被授权的子企业层面上的政企分开。以湖北某集团公司为例，实行授权经营后，集团公司对其全资、控股、参股的子企业享有和行使股东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董监高的权利，任何行政部门都不能再以出资人的身份随意插手集团公司下属子企业的具体事务。这样的三层运营模式，使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不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有利于子企业与出资人之间的政资分开，进而有利于子公司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3.在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转投资能力上，明确了其作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进而可依据公司法设立全资公司，利于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灵活的转投资，实现其经营发展战略。以湖北某集团公司为例，在接手一百余家质量参差不齐的子企业后，该集团公司逐步着手对子企业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使其下属子企业以科学现代的运营方式存续。接下来，聘请中介机构对所有子企业逐一进行尽职调查，明确集团公司授权持有的国有产权形式、数额及比例，理顺集团与成员企业的母子关系。随后，集团公司对授权持有的国有资产进行优劣评估，并成立四大平台，将优劣资产分别投入四大平台中的对应项目，分类处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中，制造业事业部聘请具有丰富经验专业团队的负责管理下属11家制造业企业，资源有限公司主营利润可观的土地开发业务，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专业团队科学管理优质股权（产权），企业托管有限公司则专门处理不良资产、负债及人员安置，解决改制重组的后顾之忧。集团公司根据战略规划成立全新的四个子公司，将国有资产分类处理，正是国有资产经营机构通过授权经营方式灵活的进行转投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体现。

（三）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1.政府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人事重合，政企分离目标落空。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资产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理论的影响，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所享有的出资者的权利尚不充分，其权利行使在很多方面仍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约束。这一层法律关系并没有按照理论设想成为一个完全的私法关系，加人了太多不应有的行政干预和公权力因素。

2.相关法律规定粗疏，尚需更为具体和权威的规定。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呈现出“实践先行”的现状，虽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及政策规定，但仍旧相当粗疏欠缺。在前述授权经营的法律及政策依据中，《国资监管条例》是国资委授权之前提性的立法，从起草到正式颁布仅仅用了两个月零22天，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关于授权经营的规定显得过于粗漏，而处于拟议之中的专门性法律《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办法》因为理论层面的诸多争议而迟迟未能出台。另外，单就相关规范性文件名称中使用的“指导意见”、“通知”、“暂行办法”等用词即可看出，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层级不高，许多也只是因事设法，权宜性强，缺乏长远的制度安排。而且，从许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看，授权经营仍未能摆脱政企不分的窠臼。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6

关键词：公共企业管理改革

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垄断领域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少数公共部门的公益事业和公营企业的管理。而多数在竞争领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营公司对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预或参与其企业经营管理。

一、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

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货物，对市场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够有效的货物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因此，需要公共企事业在某些重要产业发挥主导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成为政府职能延伸到微观的、贯彻公共政策和实施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干预手段。

西方各国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所有的资产称为公共所有。公共所有的企事业在法律上按照公共财产的归属分级所有，分为中央政府所有(即国有)和各级地方政府(省和市镇)或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的地方所有。各级政府间有明确的财产边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有的资产无权支配和受益。

各国公共部门的企事业按其沿革和性质一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分离出来的、从事工商活动的公共事业机构如邮电局、国家印刷厂、无线广播和与地方政府相联系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机构和一些公立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机构。有的不具法人地位，有的具有法人地位。在日本称为直营事业或法定事业。

第二种是在自然垄断领域具有工商性质和法人地位的公营企业，由中央政府独资经营的即国营企业，由地方政府或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经营的是地方企业。在日本按特别法律设立、由政府出资经营的称为特殊公法人企业。

第三种是在竞争领域和从自然垄断领域分离出来的具有工商性质和法人地位的混合股份公司，中央一级的是国有股份公司，其国有股份一般占50%以上，在法国国有股份占30-99%的都叫国有股份公司；地方一级的是地方股份公司；还有中央、地方和民间资本混合的股份公司。

根据各国法律，各级公共企事业基本上按两大类依法分类管理：

一类由公法(欧洲大陆法系)规范或议会通过特殊法案(英美法系)规范并采用民法的一般准则，适用于在公共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的上述前两种公营企事业。公益事业(如邮政通讯、供水供电、市政环卫，以及海关、审计、税务管理等行政部门和公立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服务性部门)以服务于社会公众而需要积极发展，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道路交通、能源电力、航空和金融等基础设施)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这类公营企事业以实现社会目标(包括就业目标等)为主，较少体现盈利目标；尤其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要投入大量“沉淀资本”才能开业，要由政府承担资源配置，必须纳入各级公共财政，与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由于这类公营企事业的经费不能全部直接从服务对象收取，在优先满足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花费较大成本而投资回收又很慢，所以直接经济效益偏低，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政策性补贴，致使政府来自税收的财政负担很重。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营企事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另一类由民法类的公司法规范，适用于在竞争领域的一般公司，以盈利目标为主。混合股份公司与一般公司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由各国公司法规范，政府仅限于对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和对资产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监督。公司经营受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引导，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二、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管理

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公共企事业依法实行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并对公营企业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

1.公共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系

各国国有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的隶属关系都与该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中央公共企事业的资产统归制定和实施国家预算的财政部(日本是大藏省)管理，例如，法国经济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职能由一般预算、附属预算和国库特别帐户构成。一般预算是中央预算的主体部分，其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它为国有企业利润分红(上缴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和国外收入等。凡涉及国有企业的投资计划、资本变动、股权安排、重大发行债券和股票计划，都要报该部决策，重大问题还要由内阁会议决定。附属预算是专为政府经营的拥有财务自的非法人机构设立的法国特有的一种预算形式，中央公益服务性事业直属该部预算司，既要满足这些自给事业的财政需要，使其脱离政府机关，实行独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预算断绝关系，要求其做到自平衡。如有盈余则列入一般预算，如出现赤字便由一般预算补贴。然而，尽管由财政部统一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还要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进行领导人任命、行业指导和审计监督，重要问题由内阁会议协调决定。这体现了中央政府综合行使所有者职能和实际意义上的“国有”或“国营”。

2.公共企业领导人的任命：非官员化原则和人制度

由于政府直接经营国营企业容易产生经营管理官僚化弊病，各国政府一般采取授权人的办法，甚至授权私营企业予以经营；而政府则加强直接监督和规制。欧美国家实行政企分开，国营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政府的部长或议员不得参加董事会，或政府官员一旦被任命为企业的董事长便不再担任政府职务，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政府一般从企业界选聘人，委派具有长期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专家承担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法国、德国的国营企业领导人由各行业主管部长提名，征得财政部长同意，提交内阁会议讨论，由总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国营企业董事会的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同政府有关部门磋商。法国政府对于国有混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命，在国家控股90－100％的公司与在国营企业相同；在国家控股50－90％的公司也由政府提名确定，但对子公司的领导人选不予干涉。政府各部门通过严格的监督系统评估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经营业绩，决定是否继续予以任命或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东亚国家(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有政府委派公务员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但总经理必须来自企业界，说明欧美与东亚国家政企分开的程度不同。各国法律还规定，必须由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经过官方资格认证的、与该公司没有利益关系的审计员作为该公司的人，在公司内部实施强制性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

3.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在一般公司和混合股份公司是股东大会；而在公营企业是董事会或监事会。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公司战略决策权与日常管理决策权的适度分离。欧洲各国法律规定了职工代表和经济环境代表在国营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地位(美国企业的董事会中还要有消费者代表)。法国大型国营公司施行“三方代表制”：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职工代表(其中有工会的名额)和经济环境代表(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管理咨询顾问、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和非竞争性同业的上下游企业的董事或经理代表等)各占1/3组成董事会。德国公司监事会中同股东代表对应有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小公司占1/3，大公司占1/2)，还有一定数量的外聘监事。这样，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组成了比较完善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体现了现代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社会化的趋势。各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自治管理，在组织机构设置、生产和营销、人事管理上有很大自。而财务管理受到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工资水平既受同业协会制约，也需要政府部门批准。各国法律规定了国营企业职工不仅有参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力和选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或监事会的权力，还有参与分享利润盈余的权利。法国在拥有1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中实行强制分享利润方案，设立盈余股份基金，工作三个月以上的职工有权按其报酬比例在法律规定限额内分享。德国公司通过有条件增加股本方式将新配股份给职工作为分享盈余的一种方式，通过获得自有股方式向职工分配股份。政府用减税的方法予以鼓励。新加坡政府对国营企业资金增殖的增长率超过银行年利率的部分，允许企业提取15%作为奖励基金，其中1/3奖给经营者，另外2/3由经营者奖给下属。

4.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系统

各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财务控制十分严格。法国财政部门每年由专设的基金确定向国营企业投资的额度。一是控制项目，即划分项目投资额的管理权限，大项目必须由财政部审批；二是控制投资收益率，用预期收益率与资本利率比较，以决定是鼓励还是限制；三是控制资金来源，政府规定企业自有资金在有国家拨款和发行债券的总投资额中必须占有一定比例(如20~30％)。对于国营企业经营方向，政府部门一般下达指导性计划。法国政府的特殊做法是由工业研究部、经济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代表同国营企业一起谈判，签定3－5年的计划合同，规定双方义务，使企业发展计划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韩国从1983年实行国营企事业经营业绩协议，既考核公共目标(为主)，也考核盈利目标，使奖励与业绩挂钩，定期向社会公布其业绩排序。

各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监督十分严厉。以法国为例有三重监督系统：一是经济财政部的监督，向企业派驻国家监督员，经部长授权行使其部分权力，检查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管理和评估效益；二是专业部门(工业研究部、运输部、邮电部、国防部)和国家计划总署的监督，向企业派出国家稽查员，专门对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进行过程监护和事后监督；三是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专有帐目法庭的财务稽查员检查企业的原始凭证和会计帐目，审计财务收支和经营合法性。近年简化为专业部门对口监督，但重要财务问题仍要向经济财政部报告。这套三重监督系统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受到严格的监管。另外，议会有权审查国营企业的预决算和年终报告，可以设立专门调查或监督委员会，检查某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德国和英国也采取类似监督系统。

三、减轻财政负担和实施结构调整的非国有化政策

西方市场经济中把对私人企业用各种合法方式收归国有的政策称为nationalization，一般译为国有化或国营化；反之，通过立法把国有股份的一部分或全部出售给其他法人和私人、以及授权私人经营的政策称为denationalization，一般译为非国有化或民营化。

1.实行非国有化政策的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80年代，西、北欧各国和一些东亚国家经过了从经济复苏时期的国有化到经济赶超时期的非国有化的过程，既与各国历届政府政策有关，也有生产力发展到不同阶段的特点。西、北欧国家国有化涉及范围较广和国营企业数量过多，造成了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力下滑和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降低了本国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虽然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振荡性经济危机，却成了政府难以承受的财政包袱。近年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开支；一方面更加慎重地选择公共物品范围，尽量减少直接经济效益不可能很高的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数量，推动公营企业的非国有化，主要是为了进行市场结构调整和完善市场机制。尤其在财政预算体制上需要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负担和政府对公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并把出售国有股份得到的资金用于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公共福利事业和向具有战略性的高新技术领域再投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公共政策综合调节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经过国有化的高速积累和市场机制的发育之后，需要进行放宽经济规制和调整社会规制的规制改革，从而推动了行政改革和企业改革。

2.非国有化政策的做法

西方在实行非国有化政策当中，将国营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称为公司化。将国有企业出售一部分或全部股份的过程称为私有化，并需要相当完善和较大流动性的金融证券市场条件。除了英国之外的西欧和北欧各国对非国有化比较慎重。瑞典政府把不必要由国有独资的企业转换成股份公司并根据需要保持国家控股和一定的持股比例，从而筹集资金，既增强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实力，又减少行政干预。法国从1993年对58家公营企业集团中的21家实行非国有化后，仍然保留电力、煤气、煤碳、航空、邮政及电讯等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公营。而在英国和一些东亚国家，则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和将从自然垄断领域中剥离出来的部分出售国有股份或出让经营权，但要为解决失业严重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如何克服私人资本的垄断倾向与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而采取措施。

在非国有化的做法上，首先把管理国有资产转变为经营国有资本，这是产权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前期准备，市场经济国家在50～60年代基本完成。进而在竞争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不同程度地放开规制和开放资本，各国在相同领域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竞争领域，德国在1987年出售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全部股份，将其所得资金建立了大众汽车基金会，10年来提供了34亿马克的科研基金。法国从1993年起对雷诺汽车公司的改造采取了特殊的“雷诺方式”，实行资本开放，确定国家持股水平在53％。其余的股东，由几个重要工业金融企业组成一个持有核心股份5％、并将上升到15％以上的“稳定投资股东集团”；同时推行“大众股东制”，确定公众股和法人股占公司股份的28％，其小股民数在百万人以上；职工股占5％，股票价格低于公开售价的20％，占公司总人数61％的10.2万名职工购买股票。1994年雷诺公司固定资产增加了20亿法郎。又如在自然垄断领域，1997年初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政府全面改造国营铁路公司计划，以解脱其长期亏损和高额债务。对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部分与可以转入竞争性部分进行区分，既对保持垄断性的部分进行结构调整，又将转入竞争性的部分引入竞争机制。措施之一是把铁路设施管理与运输经营分开，成立国营铁路网络公司，负责铁路设施的建设、维修和保养，从而把国营铁路公司的大部分债务(约1340亿法郎)转移出来，由政府通过直接拨款和金融市场筹资等方式逐步偿还；措施之二是下放铁路管理权，实行地区化管理，由22个行政区根据当地条件和运输要求参与铁路运营线路、站台、中转站的管理和价格制定，使铁路运输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发挥更大作用。1993年英国对国营铁路区分和剥离成两块：其一，铁路和信号系统仍为国营企业；其二，客运和货运系统是在政府规定了某一线路或区间的车次、运行时间和收费限价要求后，向社会招标拍卖一段时期的经营权，中标的公司要自置车厢，在合同规定的运营期内向国有企业交纳使用费，按市场竞争机制运营。

3.政府在必要领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

1)设立国有控股公司。在法国、德国、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有一些集团式的国有控股公司，在日本叫持株会社。一般称控制了一组公司的公司为控股公司，这组公司与控股公司组成企业集团。国有控股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税法、行业法规和特殊法律程序设立。由国家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即使国有股份低于50％，根据法律国家也能享有特殊的权利。按照经营范围，控股公司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经验表明，国有控股公司只管理中小企业并使规模受到一定限制，这种控股公司最为有效；按照专业部门分类并且作为几个业务公司的母公司而建立的控股公司也较有效。而综合性控股公司似乎弱化了政府的行政干预，却可能强化它自身对下属国有股份公司的内部行政干预，容易形成臃肿的管理机构和对工业活动所特有的瞬息万变的状况反应迟钝，以及在附属公司之间转移资金、抽肥补瘦而保护落后。按照经营战略，控股公司又可以分为纯粹控股公司和混合控股公司，前者仅靠获益和控制，后者同时做实业。日本法律禁止设立纯粹控股公司，而美国法律未予禁止。国有控股公司的设立是根据政府明确的政策目标，作为政府财政部门与一般国有混合公司的中间机构，利用股份公司制度，通过对其它公司持股和参加经营来支配和管理一群公司，以较少的资本左右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并着眼于资本集团的资本增值。因此，政府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来使用新增资本可能比传统的财政补贴具有更好的资本效益；同时存在的风险是，如果由于出现内部人控制而经营不善或监督不严，就可能陷入日益严重的财务困难。

2)立法规定控制权。在非国有化过程中，需要由各国政府规划在哪些领域保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以及在必要领域保持决策权或否决权。德国政府把在德意志交通信贷银行的国有股份降到50.1％和把铁路运输公司的国有股份降到25.1％，是依据联邦法律规定：持股50％以上的股东拥有决策权，持股25％以上的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否决权，仍然保持了国有股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3)特别股权安排是在重要行业的企业中保留一部分尚不出让的股权(称为政府后效股或黄金股)，以防止有损国家安全的或在过渡期间经理层利用非国有化的机会来扩大其个人利益和损害公众利益的“不受欢迎”的收购或兼并，以保持政府效力。

4)特许经营权是在自然垄断性的供水、供电、煤炭和铁路部门中的专营权安排，如上述英国铁路对客运和货运系统采取招标经营的办法，既提高了经营效率，又保留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控制的特点。

四、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革的参考与借鉴

与西方的经济历史发展和概念含义不同，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党的十五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需要解决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和企业效率下降的问题，通过缩短战线，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既确保国家掌握战略性资源和经济命脉，又使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从资产管理转入资本经营，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因此，首先要捋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分级所有。在国务院综合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和企业产权清晰的前提下，立足于国家财政预算能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设立资本预算和国家投资基金，把对国有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存量、投资、补贴和收益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对属于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即国营)企业与竞争领域的国有股份公司合理布局；并通过立法程序重新制定《国营企业法》和修改完善《公司法》，依法分类管理。同时健全规范不同类别企业体制和市场行为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监督。在此基础上：

1.对于保留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

参考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实施公共政策和调节市场活动的一种直接手段，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管理少数国营企业。建立政企分开的企业领导人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制定一套适合国情的选择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规则、程序和制度，实行“三方代表制”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自主管理，设立职工分享的盈余股份基金。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来源和投资收益率进行控制；专业部门对国营企业下达指导性计划，签订契约合同和评估经营业绩。建立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计划部门、专业部门和审计部门协调一致对国营企业的财务、技术、投资、经营和发展方向进行业务指导和严厉监督的完整体系。

2.对于划入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7

一、部分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的主要经验

（一）平台建设规模化。重庆市从2002年开始实施“金融兴市”战略，将全市各类分散的政府资源全面整合，组建了“投”和渝富资产公司。通过划转、授权和专项资金注入等多种方式，目前平台资产总额达3000多亿元，获得银行2500多亿元授信和1000多亿元贷款，四年累计投融资1700亿元。天津市城投集团2004年成立，市政府陆续注入经营性资产，2007年又成立了金融城司，目前集团总资产1700亿元。合肥市组建了四大投资经营集团公司，截止2007年底四大集团总资产500多亿元。杭州六家政府资产经营公司总资产1000多亿元；石家庄发改委管理的投资公司通过股权信托融资80亿元，又从银行贷款50亿元，仅融资资产就达130多亿元。实力雄厚的投融资平台为政府开展全方位投融资提供了强有力的载体支撑。

（二）依托部门专业化。杭州市政府设立了六个政府资产经营公司，都是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接受不同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每个公司为政府打理着不同领域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各有侧重。杭控公司侧重投资先导性、关键性、基础性产业，城司主要方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公司主要构筑城市交通网，工业公司负责工业项目股权管理和经营，商业公司管理商业资产，旅游公司经营旅游资源。宁波主要投融资平台有三家，柳州、石家庄、唐山组建了多家投融资平台，分别隶属政府不同部门，各地政府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赋予每个平台不同的职责和主营范围。通过这种细化模式，充分发挥依托部门的优势，实现了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专业化和明晰化，做到了权责清晰，控管分明；特别在项目谋划过程中，有利于对口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有利于促进投资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三）运营管理规范化。为了推动各投融资平台高效运营，各地都逐步加强了对平台的规范化管理。重庆市采取了三大保障措施：一是界定三个投资领域，关系地方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领域，市场信号缺失、市场机制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领域，纯公益项目；二是构筑“三步”防火墙，财政不为投资集团作融资担保，投资集团之间不互保，集团之间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柳州、武汉等其他城市也都建立了积极有效的保障机制，保证平台正常运转和资金良性循环，避免过度负债出现大的融资困难或信用危机。

（四）筹资渠道多元化。各地投融资平台的筹资手法多样，方式先进，成效明显，为城市建设投融资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重庆在集团成立之初明确五项资本来源：一是国债注入；二是财政性规费注入；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四是存量资产注入；五是税收返还。随后，投资集团利用银行、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充分吸纳各类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每年总额超过400亿元，2007年超过550亿元，占全市基础设施投资的30％以上。其他各地除了与银行合作申请贷款、发行地方建设债券之外，纷纷开展融资创新，通过发行企业债券、项目信托、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石家庄股权信托融资80亿元，唐山和沧州信托融资各40亿元。

二、构建地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建议

（一）指导思想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学习和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和做法，创新投融资理念，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的原则，搭建政府投融资平台，整合运作各类资源，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益；科学谋划，合理确定赢利模式，确保平台有收入、有利润，形成良性循环和滚动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融资职能；规范运营，建立完善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平台企业监管，确保平台主体明晰，运转协调，安全高效；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效统一，逐步形成“融、投、增、还”的良性循环，为城市建设提供持久的动力。

（二）平台管理部门的定位

构建政府投融资平台，形成政府主导的投融资原动力（财政之外），长期稳固地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平台各主管部门应在市政府和相关决策委员会的统领下，充分发挥其部门优势，共同助推平台建设和发展，形成“部门+平台”的合力。

财政部门和资金管理办公室侧重管“融”，包括政府融资规模、平台融资规模、融资体系建设、融资办法制定、融资方案审定等方面，监管平台资金的进出，防止投资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实行稳健的财务政策。平台主管部门侧重管“投”，包括投资项目筛选、投资业务管理、日常重大事项审定等，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要及时和调整全市投资指导目录，明确政府鼓励、限制和禁止类投资项目；平台主管部门依据其所管行业提出具体项目建设计划，管理平台投资行为。国资部门侧重管“值”，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所有人代表授权平台公司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审计、重点项目稽查等部门侧重管“查”，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检查，审查项目操作程序、财务规范执行、施工工程质量、投资规模控制等各个方面。这样就形成了财政部门管“资金”，主管部门管“业务”，国资部门管“资产”，审计稽查部门管“监督”的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专业化筛选、指导和管理项目，对口争取项目和资金，有利于平台公司的发展壮大，同时部门之间有所制约，避免决策失误和管理“真空”，有助于形成良性发展机制。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宁波市三家主要投资平台公司、合肥四家投资集团公司、柳州多家投资平台公司等多个平台公司都是国资委授权经营管理资产，主管部门按行业管理业务。河北省《关于省级投资调节类和地方金融类机构（企业）管理方式的若干意见》（冀政[2004]22号）规定，国资委管资产，主管部门管业务及党群，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河北省科技投资公司等公司也是这种模式。

（三）完善投融资公司的建设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从投融资公司长远发展考虑，将不具有投融资功能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赋予投融资功能和公司制的管理方式，发挥融资和投资导向作用。投融资公司通过国有资产划转、专项资金拨付、规费注入、特许经营权、土地储备运营以及资本运作等多种方式得到完善和扩大，充分拓宽投融资渠道，发挥投融资职能。

1、投融资公司定位

根据“有进有退”的原则，以做强做大做精主业和促进企业发展为目标，建议对各平台主业进行归类管理，充分发挥优势，消除或避免不必要的内部竞争。产业平台公司，为政府重要的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和重大工业项目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政府经营性资产、股权性投资、重点项目资金、国债资金以及投入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性资金等资产和资金的整合、管理及使用，储备土地并进行整理及运营，产业园区和产业聚集区的建设投融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及相关特许经营权等，为全市重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投融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平台公司，整合城市基础设施资产、市政公用设施资产以及经营性城市公用资产，从事城市公共事业的筹资、投资、建设、管理和营运，储备土地并进行整理及运营，搭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平台，主要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融资；水系建设平台公司，主要负责运营水利资产，开发建设水利项目，为水利工程建设及产业进行投融资；交通设施建设平台公司，主要从事高速公路和一般干线收费公路、场站的建设和经营，以及按市场机制模式运作的交通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市外公路建设项目以及城镇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融资、投资、组织建设、经营管理，其所属地方净收益用于我市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金或建设资金，为我市道路工程建设进行投融资。担保平台公司：适时组建或在现有担保公司基础上壮大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成立较大规模的专门担保机构，完善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增强担保机构资本实力，建立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推动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积极鼓励国有投融资公司及其他国有企业之间进行资产重组。某公司非主业资产符合另一公司主业发展需要的，双方可协商，通过收购、资产（股权）置换、互相持股、无偿划转等方式进行重组，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2、平台管理

（1）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党管干部和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把党管干部与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相结合，把决策委员会依法选择经营者及经营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管理权限按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执行。研究制订决策委员会、主管部门、经理层工作规则，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要进一步完善以经营业绩考核和年薪制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国有投融资平台和企业负责人进行有效管理，进一步深化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和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逐步科学规范的经营效绩评价体系。按照有机统一、分类对待的总要求，准确、客观、科学地对经营者业绩作出评价，重视对企业盈利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充分考虑平台承担政策性、公益性项目的因素，确保考核评价落到实处。

（3）人员身份

为将平台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矫正国企领导人及员工的短视行为，使其长期行为和利益与企业所有者利益休戚相关，引导其不但关心企业的现在，更关心企业的未来，建议将平台全部改制为企业，所有平台现有人员和到平台工作的人员改变原有身份，统一为企业身份。实行年薪制，适度提高基薪标准，积极探索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计划等有效的奖励措施，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国企经营者的活力和潜能。

3、财务管理

平台所属行业和业务国家有统一财务制度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国家没有统一规定的，按上级同类机构财务制度执行；没有上级同类机构的，按市财政部门认可的财务制度执行。

（四）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8

关键词：国有公司 高管薪酬 市场化 出资人制度

近年来针对国有公司高管薪酬的种种问题，如高管付出与薪酬回报不成正比、“天价”薪酬等，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改革的出路在于推行薪酬的市场化。“制约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最根本的障碍是国有企业分配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市场化的程度”（王珏等，2002）。然而我国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却遭遇实施难题，2004年起国务院国资委以大型央企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国有公司高管收入分配改革机制，推行股权激励、年金制等试点工作，与市场化接轨，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步履维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笔者认为，国有公司的出资人制度是高管薪酬市场化的主要障碍，出资人制度的市场化是高管薪酬市场化的前提。推行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改革现行出资人制度势在必行。

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的目标

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是指用市场化的方式管理高管薪酬，使高管薪酬与市场相接轨。而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旨在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为国有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奠定合理依据

目前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不足与激励过度问题同时存在。近几年国有公司经营者的报酬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大部分国有公司高管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赶不上私有公司经营者收入的增长速度，“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存在与市场脱节的现象，薪酬分配不能反映核心经营者在市场中的真正价值”（李红军，2012）。一方面部分国有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还较低，与同行业、同规模的非国有公司高管相比处于较低水平，高管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许多的国有公司高管对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些高管从心理不平衡最终发展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另一方面，部分国有公司的高管获得与经营业绩不具关联性的高额薪酬。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国有公司，企业的经营者不用付出多大的努力也能获得高额报酬，动辄上百万、上千万，与员工的收入差距高达几十倍、几百倍。前者挫伤了高管的积极性，后者不为社会认同。

当前国有公司高管薪酬之所以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关键在于薪酬的确定缺乏合理依据，对薪酬水平的评判也缺乏客观的标准和依据。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就是让市场决定国有公司高管薪酬，一方面可以反映高管在市场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使其薪酬确定有合理依据，这样即便高管拿到高额薪酬，但只要与其能力、业绩相适应，也是正当的。

（二）使国有公司高管薪酬与人力资本价值相关联

经营者薪酬必须与其人力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挂钩，这是市场通行规则。而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首先体现为其在企业中的经营业绩。薪酬与业绩相联系，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经营者的作用。曾有相关人士表明，无论哪种性质的企业，企业领导人的收入都必须与业绩挂钩（狄丽君，2009）。然而我国国有公司高管薪酬的涨跌与其在企业中的贡献不符甚至相违背的不在少数，不少企业利润下降或亏损时，高管薪酬照样上涨，这在一些垄断行业更为突出。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实际的经营业绩、经营能力即人力资本价值相脱钩。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一方面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竞争使利润率成为判断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相对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薪酬市场化后，以经理人市场作为薪酬确定的基础手段，经理人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会自然而然地以人力资本价值作为主要评判基础，形成高管薪酬。如果经营者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非凡的决策经营能力，提高了公司经营业绩，其就会在市场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可以增加其人力资本价值，增加其在经理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薪酬也会水涨船高。相反，如果经营业绩不佳，或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其低劣的声誉自然会影响其职业前景和收入，甚至会导致其职业生涯的结束。

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的障碍来自非市场化的出资人制度

尽管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我国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还是推行的异常艰难。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目前我国的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很不健全；企业经营者与党政领导干部界限不清，二者的福利待遇没有明确规定；旧体制下形成的薪酬制度，主要考虑经营者的行政级别、资历因素等。但笔者认为，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国有公司出资人制度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第11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而由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有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便意味着对经营者的选任、监督、激励、业绩评价、确定薪酬等要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完成。但当前国有公司的这种出资人制度，却为高管薪酬市场化造成了许多障碍。

（一）薪酬市场化缺乏实施前提

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的前提是，高管是市场中的经理人，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约束激励。然而我国国有公司高管大多具有非市场经理人的特殊身份。在国有公司中，政府作为出资人代表，往往会按照党员干部管理模式任命国有公司董事会成员、经理层、监事会成员。由于党政干部级别管理的原因，实践中国有公司的经营者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而通常情况下董事长、总经理级别最高，而董事、监事一般为相应公司级别副职。严格意义上讲，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不是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经营者”或“人力资源”。而且国有公司的高管还会像公务员一样，接受主管部门“轮岗”的安排，离任后还可以再进入政府行政官员序列。有学者经统计后发现，被提拔到主管部门或更大的企业，始终是国有企业高管离任后的主要归宿（王红领，2006）。高管一旦具有行政身份，拿市场化的薪酬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二）薪酬市场化欠缺经理人市场的依托

薪酬市场化是通过经理人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使得薪酬能够反映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就像市场机制使价格反映商品价值一样，使高管薪酬与其能力、贡献相适应。在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上，经营能力强、绩效显著的经营者薪酬就高。反之，在任职期间因决策失误造成公司损失的经营者将面临被降薪、解雇的危险。然而政府作为国有公司的股东代表，决定了目前的国有公司高管的产生机制仍然是以政府主管部门、上级党委行政指派产生为主的机制，而非通过经理市场来实现经营者的选任，经营者的解聘也不是基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进行的，而是主管部门对经营者行政任免权的行使。经理人市场的欠缺，导致即便实行薪酬市场化，由于欠缺薪酬形成的市场机制，使薪酬市场化也无法立足。

（三）政府的业绩考评和薪酬决定使薪酬市场化无法执行

国有公司高管薪酬市场化，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符合市场要求的业绩考评规则，依据国有公司高管的业绩决定其薪酬。在国有公司中，是由政府部门以国有资产委托人的身份为主导来履行高管的业绩评价职责。政府部门作为国有公司高管的业绩评价主体，并进而决定其薪酬在许多方面是与市场规则相违背的。首先，政府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的公共管理部门，这种双重的角色使政府对国有独资公司的业绩评价目标缺乏一致性，国家出资建立国有公司，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还可能是为了发挥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许多国有企业往往都是政府实施政治、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因此在经营者业绩评价目标方面，政府既会要求国有公司提高经济效益，又会要求国有公司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而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现实中常常会发生冲突。其次，政府部门中各职能部门都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导致对高管的业绩评价往往不是以市场中的经营业绩为标准，导致薪酬市场化无法推行。

国有公司出资人制度的重构与高管薪酬市场化的实施

目前的国有公司出资人制度是无法实现高管薪酬市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公司的这种出资人制度也即股权行使制度是不符合市场规则的。作为股权代表，政府机构很难做到以一个市场主体的角色去选任、激励经营者，其对国有公司高管薪酬的市场化势必造成巨大障碍。其实从根本上讲，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不适合作为出资人代表和高管激励主体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管理人员并不是国有资产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对国有公司并不存在剩余索取权，他们是缺乏动力去尽心尽责履行出资人职责，尽心尽责地激励经营者，从而维护投资人的利益。我国国有公司出资人制度必须重构，重构的目标是将出资人制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构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主体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才能按照市场要求进行运作。国有公司股权的行使主体应“非政府化”。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世界上公认的国有企业发展较为特色并颇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而新加坡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是通过组建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授权经营来进行的。淡马锡控股公司由国家组建，代表国家经营国有资产，支配股权。淡马锡的创设宗旨是拥有并管理新加坡政府在国内外的直接投资，通过对企业实施控股、参股等方式，在世界各地从事投资和控股公司的多行业经营活动（刘银国，2008）。这种国有股权的行使方式值得我国借鉴。以市场化的方式激励经营者，激励主体本身必须是市场主体，我国也有必要成立一个控股公司来行使国有股权，对国有公司中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个控股公司可以由各级政府全额出资成立，实行国家单独控股，代表国家经营各类国有公司中的国有资产，对国有公司实施控股、参股，行使股权。控股公司的治理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由政府任命，但董事会应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董事会工作不受政府的影响，政府不能侵蚀董事会选聘经营管理者的权利，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直接对其子公司、控股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设立控股公司来专门行使国有股权，目的是以市场化的方式选拨激励经营者，最终顺利实行薪酬的市场化。控股公司可以以股东身份，在市场上公开选拨经营者充任国有公司高管，这种高管来自市场竞争，按照市场规则选拔任用，而非政府的任命，是市场上的职业经理人。国有公司高管在市场中萌生，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国有公司高管市场化、职业化之后，市场上的竞争机制自然而然会形成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价值评判机制，而控股公司作为激励主体，也完全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方式，采用市场上通行的业绩评价方式和激励方式来激励高管，其中业绩评价可以完全按照普通商事公司的模式来进行，即以利润为中心，通过横向比较，以行业相同或相似企业的业绩比较来确定国有公司高管的业绩。由于激励主体本身也是市场主体，可以获得市场上的经营者供需信息，再根据国有公司高管在市场上和公司中的表现与其讨价还价，确定其薪酬。总之，国有公司高管薪酬要像私有企业高管一样，通过市场来评判其价值、确定其人力资本价格。

参考文献：

1.王珏，王金柱.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市场化改革探讨[J].求实，2002（9）

2.李红军.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与实践[J].管理学家，2012（1）

3.狄丽君.国企高管薪酬现象调查[J].现代企业文化，2009（6）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9

引言

国有控股公司在西方许多国家都存在，而且新加坡等国家的国有控股公司在本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能直接插手企业事务，要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中间组织——国有资产经营机构，通过政府授权负责国有资本的营运。这种国有控股公司性质的机构，对于政府，它是国有资本的经营者，对于生产企业，它是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代表，对企业实行控股或参股经营，是国有独资的特殊企业法人。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利用国有控股公司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主要好处是：可以缓冲政府干预；有效协调决策、提供战略指导和完善财务纪律；集中稀缺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可以得到合作的规模效益。国有控股公司能够起到政企分开的作用，这一点对我国尤其具有意义。1

国有控股公司的含义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界定

国有控股公司是指通过持有其他公司达到具有决定性表决权的股份，而对该公司进行经营控制，并主要从事资本经营或者其他经营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公司。2按照国有控股公司本身是否直接从事商品或劳务经营活动，可分为纯粹控股公司和混合控股公司。纯粹控股公司是指单纯从事股权收购和控制活动，而本身并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公司。混合控股公司则是指既从事股权控制，又从事某种实际业务经营的公司。

国有控股公司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委托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作为参股企业有股权的代表行使国有股东的权利。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的性质学者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国有控股公司的性质是行政机关，认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特殊的国家公务员，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国有控股公司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法人，是国家授权对一部分国有资产具体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管理者等出资者权利，并对授权国有资产进行资本经营的特殊企业法人，因而又称其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所以是特殊企业法人，就在于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者，行使出资者权利，具有授权范围内的所有权。笔者也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在上公司法人，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对于国有控股公司同样适用。

公司治理结构虽然是目前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但是对其具体含义学者仍存在争议。林毅夫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可分为外部和内部治理结构，其中外部治理结构指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内部治理结构不过是它的派生制度安排。现在国有企业所表现出的政企不分和委托—关系中经营权背离所有权等问题，都可归纳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条件下存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而信息不对称是三个问题中的关键，这是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造成的。魏杰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概念经历了以货币资本为中心，到将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并列作为企业基础，并将最终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的转变过程。相应地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应主要集中在对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研究上，进而提出我国现在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约束方面存在缺陷，要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改革。法学界学者认为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3

笔者认为虽然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有不同看法，但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公司股东会（在国有独资公司是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权利划分及其制约，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司有效运作，平衡和维护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下面笔者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行使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的职权及其相互制约四个方面讨论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股权的行使

从上看，国有控股公司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但是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中的中间环节，通常国有控股公司都采取的是国有独资公司的法律形式。因此国有独资公司中国家是唯一的股东，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实际享有国家股东的权利履行国家股东的义务。但是目前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否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目前上海等地的国有控股公司一般是由各政府专业管理部门和行业行政性公司改组而来的，因此在行政部门为其前身的国有控股公司中，其企业的性质还不明显，更没有可能允许其他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作为企业运营，股权的多元化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国家作为股东有许多缺陷，4相反如果其他非国有股东能够参与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其监督积极性及监督效率将远远大于国家股东。但问题是各地地方政府都授权国有控股公司代表政府持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对所有投资的企业国有资本的收益进行管理，运用国有资产收益进行再投资。如果允许非国有股东参股国有控股公司，将会导致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的混乱，因为国有控股公司包含多个股东，那么它在参与其参股企业运营中就应该考虑其他股东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国家股东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其他股东参股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已经不适合作为国家股东的代表。因此笔者认为国有控股公司仍坚持国有独资的形式。而且其他股东如果要参与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的运营完全可以通过参股国有控股公司所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

目前我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有许多是混合式控股公司，也就是其本身仍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笔者认为这种结构有许多不利之处：首先，混合性控股公司规模庞大，经营效率必然受到，而且容易形成垄断；其次，从上文的分析看出，混合性控股公司从事的生产经营业务如果需要引入其他非国有股东，不适合对控股公司直接参股的形式进行，而应该把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股权的职能和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分离。因此笔者认为将来组建的国有控股公司主要应该采用纯粹控股公司的形式，而且应该以国有独资公司的法律形式。

国有控股公司作为企业性质的法人，其唯一的股东就是国家，但目前实际代表国家行使股权的行政机关是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家作为股东虽然是有其特殊性，但是其仍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违反法律侵犯国有控股公司的权利。如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依照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一些国有控股公司的经理、副经理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聘请，这些做法显然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而且国有控股公司的通过控股或参股的形式运营国有资产，其作为国有资产股东的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授权其相关权利以后，一般情况下不得干涉其行使权利的行为。更不能直接干涉、甚至命令其参股或控股企业。国有控股公司是其参股或控股公司的股东，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公司法》的调整，也应该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其权利，不能直接干预参股或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但是为了保证国家作为股东的权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其也必须积极参与被参股控股公司的运营，如通过任命公司董事、监视、通过董事会聘请公司经理等方式，使国家股东的权利得以实现。

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结构及职权

通常国有控股公司采取的形态是国有独资公司，国家是唯一的股东，不存在股东之间利益冲突。但是由于股东相对超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其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监督能力和监督效率相对较低。因此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重点在于其董事会的结构和效率。

依照我国现行《公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六条规定行使职权。董事会每届任期为三年。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至九人，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按照董事会的任期委派或者更换。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视需要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规定对于国有控股公司同样适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对于提高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率是不够的。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的决策的范围包括公司经营中重大事务，但某些重大事务还必须得到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部门批准，其另外的一个职能是对公司的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进行监督。为了保证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能的发挥，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

首先，应该改进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结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为主，而且多数成员是从行政官员中任命的。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仅要求国有控股公司包括职工董事，而且对职工董事的比例没有规定。职工作为公司内部人员不但有监督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也有监督的信息优势。但是学者发现在国有中经营者与职工的制衡关系是不可能，因为经营者的利益是职工利益的“函数”，经营者提高自己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工人的收入。5 因此职工董事虽然能够对经营管理人员起到一定制约作用，但是不应该过分依赖职工董事的监督行为。

新加坡最大的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是财政部的全资注册公司，直接向财政部负责。公司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1994年），其中8人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2名来自私人企业，董事长由财政部常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担任。新加坡管理局局长、财政部总师、新加坡贸易局局长都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虽然淡马锡控股公司的大多数董事由政府官员兼任，但他们兼职不兼薪，薪金仍由政府支付。 6但是笔者认为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由政府官员兼任或者从政府官员中任命并不是合适。因为政府官员并不熟悉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由其负责国有控股公司的重点决策很难保证决策效率和决策性。另外政府官员通常会代表各自部门利益，因此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的难免会受到政府部门利益的，这不但不利于政企分开，而且可能使国有控股公司的决策实际是部门利益妥协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可以有适当比例的政府官员，但是为了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一定比例的董事会成员应该从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中任命，这些人员不但可以是作为公司内部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而且董事会应该包括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外部董事是指除了在担任董事以外不在公司担任职其他职务的董事。外部董事在履行职务中不受内部经营管理人员的影响，保证其独立监督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在选择外部董事过程中应该注意其任职条件，避免“学者化”和“官员化”，通常外部董事应该是具备一定经营管理经验或者经营管理能力。另外可以考虑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设置战略、薪酬、审计等专门委员会，以提高董事会履行职责的效率。

其次，关于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应该依据《公司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决定。”董事会在行使职权中应该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授权进行，不能越权做出决定。同时依据公司的相关规定，不能越权处理经理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国有控股公司经理相关

国有控股公司经理负责国有控股公司的日常运营，通过适当的机制对其进行监督和激励是保证国有控股公司高效运作的基础。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与多数国有企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不足。虽然近年来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年薪制和持股计划，并进行股票期权试点，但是经理人员收入与其职责不相称。国有控股公司一般是国有独资公司，因此采取股票期权条件不具备，通过采取年薪制虽然可以提高经理人员的收入，但是国有控股公司中经理人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考虑到国有控股公司经理人员的重大职责，因此应该保证其收入水平与市场上同等水平的经理人员的收入水平相当。另外，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为经理人员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如可以采取虚拟股票期权的方式。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经理的监督，依照《公司法》规定这一职责是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同承担，如何保证董事会监督职能发挥在上文已经进行论述，监事会的完善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目前我国多数国有控股公司中经理和董事长是由同一人担任的，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保证权力集中和工作的高效率。但也存在以下缺点：（1）职能不分，权责不对等。董事长主要负责公司大政方针的制定，而总经理主要负责执行这些大政方针，向董事会负责。将两者集于一身，不仅职能紊乱，不利于各个职能的履行，而且出了问题不好追究责任，只能是“自己向自己负责。”（2）不利于建立制衡机制。《公司法》规定，总经理应由董事会聘任。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具有监督与制约关系。总经理负责实施具体管理，董事长要监督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两者集于一身，形成“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3）根据兼职者的实践经验体会，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因工作太多，精力有限，实际上只能集中精力从事董事长的工作，而把总经理的工作交由常务副总经理处理。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因此建议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采用董事长和经理分设的模式。实践中我国一些国有控股公司已经采取这种模式，如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局主席与总裁分设。

国有控股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

监事会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是专门负责进行监督的机构，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七条　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并有公司职工代表参加。监事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职权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权。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而且国务院还于2000年3月颁布了《国有企业监事会管理暂行条例》对国有企业监事会的职责、监督检查的方式及法律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国有控股公司中监事会的运作也应该受《公司法》和《国有企业监事会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的双重约束。

监事会的组成，依照《暂行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监事分为专职监事和兼职监事：从有关部门和单位选任的监事，为专职；监事会务院有关部门、单位派出代表和企业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为兼职。”《暂行条例》第十八条对监事的任职条件做出规定，要求监事应该“具有财务、会计、审计或者宏观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而依照《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监事会的监督以财务监督为核心，监事会成员一般是政府官员和企业职工，能否满足上述条件值得怀疑。因此笔者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监事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对外聘请的方式，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相关人员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专职或兼职监事。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监事会是由监事会主管机关派出的，即使是职工监事也必须得到主管机关的统一，因此国有控股公司中监事会作为外部监督者发挥监督职责首要前提是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暂行条例》较《公司法》的规定更能得到执行，因为其规定了国有企业妨碍监事会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但是监事会要监督董事会的行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能够参加其决策的过程，《公司法》和《暂行条例》都规定了监事会参加董事会的权利，但是两者都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董事会没有监事提供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机会的法律后果。国有控股公司中监事会也可能面临着参与董事会会议权利没有办法得到落实的情况，因此建议明确规定公司违反《公司法》和《暂行条例》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保证监事会能够及时准确掌握董事会决策和程序，并监督其有没有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行为。

家政公司经营管理篇10

一、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性质与地位

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改革，在上海、深圳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现阶段的“同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以下简称投资机构)――国有企业”的三层架构管理模式。投资机构又称“中间层公司”或“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主要指负责国有资产运营、行使国有资产的日常管理职能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我国《公司法》统称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投资机构的外在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原来行业管理部门或行业总公司改造而成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二是在原来国有集团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控股母公司；三是南政府直接设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和实行政企脱钩、企业重组时，有些大型企业也承担中间层的功能，接管了一些企业。投资机构在性质和地位上与第三层国有企业有重要区别：第一，投资机构行使的是出资人权利，是公司制国有企业的股东，其权力性质属于所有权范畴，而普通国有企业行使的是经营权，权力性质是法人财产权。第二，投资机构实现其经营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开展产权经营和管理，以产权关系为纽带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经营和管理，负有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功能。第三，投资机构在法律地位上有相当的特殊性。在投资权限上，它的对外投资可以超过其净资产的50％，也可以出资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在性质上它是国有独资企业但却不受《企业法》调整，在组织形式上它以公司的名义参与经济活动，但《公司法》关于它的约束规范几近于零。在三层架构管理模式下，投资机构是政府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中介，根据政府股东的授权或指示，投资机构代表政府对其控股或参股的国有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基于这样的特殊地位，人们对投资机构寄托了这样的希望：防止政府对同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促使产权明确化；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然而，由于投资机构在历史上和性质上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我国当前的投资机构在运作上普遍受到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影响，从而严重地干扰了既定目标的实现。

二、国家授权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构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法律角色具有多重性，一是为国家机关，二是为所有者或投资者，三是为一般法人。第一种法律角色与第三种法律角色是容易分清的，但在第二种角色中，由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缺乏有效规范，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固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这双重角色往往发生混同。这种混同是政府对投资机构行政化管理和投资机构内部运行行政化的主要根源。行政化管理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投资机构等同于第三层国有企业或忽视其企业法人性质把它当作政府下属机构对待。它对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结合公司治理的理念和投资机构自身性质特点改善其公司治理状况，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1．投资机构的公司治理必须符合国有资产安全和效益的目标

经济学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公司法人并存。正是在求利意识支配下，财产的所有者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专门的经营者经营，以弥补自己在经营能力上的不足，使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不可避免地产生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法律意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作为这种安全控制机制便应运而生。求安与求利是推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世界银行对瑞典、新西兰等十二个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就中国国资体制改革提出了专门报告，报告直言：“世界上最好的国有企业都专注于资本的有效利用。政府有许多社会和政治目标，但在行使其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时，国家股东应专注于资本回报的最大化。”政府给投资机构确定的目标只能是实现国有资产价值的最大化，惟此，投资机构才会成为融入世界市场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商业化经营实体。在单一的商业目标下，追求资本回报的最大化，来自资本的有效约束也许就可以阻止如今惯常出现的行政干预下的合并和收购交易，那种强迫盈利国有企业接管亏损企业的事将不再重演。

2．董事会的职能必须定位于战略决策和监督控制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公司制度中，出资人都是通过董事会来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的。实践中，除了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中小型公司外，大型公司的董事会均不介入公司具体业务的执行与管理活动，董事会一般只负责战略决策和监督控制。我国《公司法》第46条和第112条均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职责界定为10项。这种列举不可谓不具体细致，但从整体来看，它把业务执行权和监督权混为一体，董事会既不像一个战略决策和监督控制机关，又不像一个纯粹业务执行机关，显得不伦不类。投资机构大多由原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部门改造而来，董事会主要是由原来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组成，企业的组织形式改了，但公司治理的理念却未深入人心。所以，董事会更看重的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董事不仅直接介入业务执行而且在身份上也不区别于经理人员。董事会与经理层在职能和身份上的混同直接导致了监管功能的弱化，使得治理结构失效而“内部人控制”层出不穷。投资机构运营的资产相当庞大，面对着瞬息万变且极具风险的资夺市场，董事会的职能必须明确定位为战略决策和监督控制方能有效地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3．董事的产生方式必须行政化

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须通过高素质的董事来实现，而优秀的管理人才必须经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以市场化的办法选任进入董事会。然而，“企业改革，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明显后退了。后退的主要表现，不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形成好的公司运作机制，而是在某些方面强化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强化了公司管理层的行政任免。”公司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管理人才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就无法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之一，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控股公司的重要经验就是，企业管理班子和国际经理人市场公开并轨，管理人员从国际市场公开招聘，以一流的薪酬聘请一流的人才组建世界一流的管理团队。作为投资机构

的股东，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在内部设立专门的“董事提名任命委员会”，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和薪金标准面向国内外公开招揽董事人才，经审核合格后派往中间层公司。透明公开的市场选拔机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激励和约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董事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更能勤勉尽责，而政府对企业的政治干预和干预所带来的扭曲影响也可以相应减少。

4．董事会与董事长之间关系的民主化

我国的公司制度基本上是借鉴而来的，公司法对董事会与董事长、总经理之间的关系的规定是比较明晰的。但是，实践中董事会集体与董事长个人之间的权限与责任之争是屡见不鲜的，董事会与经理层特别是总经理的关系处理也不尽规范。国外运行良好的制度在我国不尽理想的适用效果促使我们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考察问题。首先从董事长的问题谈起。我国《公司法》并没有给予董事长特别的权力，从《公司法》第114条对董事长职能的规定来看，董事长并没有实际的权力而更像为满足公司活动的仪式需要而设立的职位。然而，董事长在实际生活中一手遮天、一言九鼎的权力，却往往使公司治理陷入一片混乱。这其中就有着传统文化意识的原因。我国传统文化向来缺乏民主监督意识，长官意志可以决定一切是非而不受其它力量的制约。在国有企业中这种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尤为深厚，许多管理人员至今还保留着行政级别，由政府官员或原来国企中的厂长经理转化而来的管理人员也倾向于保留和扩张既有的行政性权力。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整体氛围之下，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重要位置的人选由上级党政领导直接任命更使得董事会集体的民主监督缺乏力度。投资机构的董事会肩负着制定国有资产运营战略的重大使命，在董事会不能发挥集体智慧而由董事长一手操纵的情况下，国有资产的命运是相当危险的。董事长现有的职能必须弱化并做合理的划分，属于宏观决策和监控的职能交由董事会集体执行，属于微观事务管理的下放到经理层行使，属于会议召集等行政性职能可以由董事会办公室或专职的公司秘书管理。

5．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关系的规范化

无论是以信托理论还是以委托一学说作为理论基石，各国公司法都认为董事会是公司的代表机关并以公司的名义聘用总经理，总经理应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经营活动。总经理作为董事会的下位组织是明确无疑的。然而，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总经理与董事长位次之争等不可思议的事情。问题可以追溯到上文所提及的选拔机制与官本位文化。南于总经理是同董事会成员一起由政府部门或国资委任命的，所以董事会一开始就对总经理缺乏任命权这一重要的制约手段。而且总经理在行政级别上可以平行或高于一般董事，这一点在官本位的同有企业中往往要比法律的规定更具实际影响力。显然，这并不是良性的公司治理所愿意面对的。董事会的存在意义除了战略决策之外，还包括对经理层的监督控制。董事会对总经理的任免权不仅是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得到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对总经理的选拔与罢免还是其重要的监控手段。任免权作为一种人事权与总经理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制约总经理行为具有长期、稳定、深入的作用。董事会对总经理的选任还有助于监督者理解和把握被监督者的情况，更便利地获取经营信息从而使监督行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而提高董事会的权威性。另外，强调董事会对总经理的任免权是防止政企不分的必要措施。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任命总经理的结果就是，总经理对该上级部门惟命是从，政府意志可以不经过董事会而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经理就有可能在不顾企业的盈利目标而一味地迎合上级的政治需要。如果任免权归属董事会，就可以在政府意志和总经理的经营活动之间产生一个隔离带，减缓不正当行政干涉的影响。任免权是董事会职能真正到位的重要基础。

6．取消监事会在投资机构的设置

取消监事会并不是对英美公司制度的感情偏好，而在于监事会本身有一系列的先天性缺陷。首先，制度设计者生硬地引用了政治学的权力制衡理论，人为地造成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层的“三权分立”。这种思想是有一定理论背景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政治学理论是整个资本主义政权建立的理论基石……现代公司以现代国家为缩影。”美国学者贝利在《公司制度的现代职能》中说道：“大公司是不静止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别种”。然而，公司权力结构是线性的组合而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等边三角形，公司不同于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营利性以及营利性所决定的效率和成本要求。公司作为一个营利性组织，其组织机构的设置亦应符合效率的原则，从提高监督效率、减少监督成本的角度出发，公司内部监督权力不应被分割，换言之．公司内部监督权力应集中行使。监事会作为与董事会并立的监督权行使者，它的存在增加了国资委对中间层公司的监控成本，由于监督权力的分割同时也造成了监督效率低下。而且，中间层公司并不从事物质生产和服务性经营活动，这就使得其客观上必须保持人员的精简。经营着一百多亿新元资产的淡马锡公司，全部管理人员加上辅工作人员也不过四十多人。监事会的存在无疑使得冗员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更为臃肿。第二，监事会独立性的欠缺使得其无法有效地行使监督权。有效监督的基础在于：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应该拥有独立的地位，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用公平正义的理念权衡双方的利益，制止强势一方的越轨行为，保护弱势一方的正当利益。但是，无论是在“股东本位”的治理模式还是在“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下，监事会势必依附于其中的一方力量来行使监督权，作为监督前提的独立性荡然无存。何况，监事会本身就是弱势一方，要让它监督强势一方实在是勉为其难。最后，按“三权分立”原理组建的公司治理结构一般是建立在股东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之上的，所有者利益冲突催生了中立性的监督机关。投资机构是国有的独资企业，国资委是它的唯一股东，这就使得它不必像普通股份公司一样拥有监事会。实际上，国资委通过选拔机制约束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在民主决策过程中也可以互相制约监督，而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则要受到董事会的监控。在规范的投资机构线性权力结构中监督权力是不会缺位的。

三、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