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十篇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1

【关键词】共产党；传统文化；态度

1、中共成立到大革命失败期间中共与传统文化

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大革命失败期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主要是以批判为主。如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就指出：“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礼教伦常，固守着无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进行彻底的坚决的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1】这一时期特别是大革命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在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针对“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的复古思潮以及右翼理论家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封建化、道统化的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2】

2、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共与传统文化

从中央苏区时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看，1931年9月13日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认真地检讨了忽视文化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明确了今后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出：“必须开始建立工农阶级的各种文化事业”【3】.在中央苏区时期，瞿秋白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他介绍了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思想，即在文化遗产中既有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文化，也有反映民众意愿的民主性的文化，强调必须对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分析。瞿秋白虽然对中国封建文化及东方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传统文化遗产必须加以区别和清理，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改造和利用的基点，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们向前看；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改造和升华，赋予其有利于革命实践的新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延安时期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所谓“半封建文化”作了终结性的清算，并提出了对包括传统儒学在内的的一切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科学清理原则，这既是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化观上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传统儒学就变成了供马克思主义者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时对民族文化批判继承的历史材料了。

4、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波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在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正确方针，在对待外国文化上也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一思想是促进新中国艺术繁荣和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如果这种文化政策能够不间断的继续下去，优秀传统文化将会发扬光大，但是随着的开始，传统文化遭到了一次巨大的浩劫。

对传统文化几乎全盘否定，凡有旧文化色彩的东西皆付之一炬。除下继续打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外，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批判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等，我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劫运。由批判到摧残，对传统文化一棍打死，否定了其中优秀、精华的成份，否定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甚至成了民族虚无主义者。它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行封建专制之实，造成社会的停滞与倒退。

5、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客观情况，为了扭转时期的文化流毒，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实用价值，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主张弘扬传统文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实现这一任务和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坚持广泛性和先进性相结合，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构成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的原则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关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代的联系。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以来，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通过提升软实力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4】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5】的这段论述，清晰地指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参考文献：

【1】龚书铎：《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载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着：《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72一173页。

【2】《新青年>之新宣言》，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第1期。

【3】以希祖：《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政治生活》，1924年第9期。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2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传统文化 文化素质培养 实证研究

一、前言

从社会学的理论来看，态度是由知、情、意，即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行为倾向（behavior intention）三部分组成。态度的认知成分是指大学生作为态度主体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知识、挂念、意向或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思维方式；情感或冲突成分指大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一种情绪体验；行为成分则指大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一种内在反应倾向。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大学生作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时的态度究竟如何，关系到高校工作者将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有机地相结合，以此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全面提升。基于此，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研究”课题组在武汉理工大学随机抽取100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把大学生对了解和接受传统文化的认知、冲突、行为倾向作为基本变量，然后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归类分析，从而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大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认知状况

课外了解传统文化途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态度以及教育形式，那么，大学生在课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以传统的纸质媒介如典籍和学术著作为主，还是依赖于网络媒介或者学生间的沟通以及专门的宣传部门如博物馆呢？课题组分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调查分析。

首先，就家庭居住层面而言大学生课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问卷设计中包括文史典籍和相关学术著作，根据问卷检测，表明文史典籍和相关学术著作在效度上差异较小，因此，两种途径都属于课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电视网络的选择受家庭所在地的影响较为微弱，也可以说，家庭所在地对学生在接触传统文化选择的电子媒介上是无关的。同时，也表明高校正在成为推动和提高我国大学生计算机和现代化信息知识的重要阵地，特别对来自农村学生而言更是如此。当然，这与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显著提高有很大关系。

其次，文理科学生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式的选择倾向上。根据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与理科学生相比，文科学生在所列的课外选择途径中，选择率偏低。同时，也发现理科学生无论是课堂教学、文史典籍和电视网络三项途径的选择率都较高，文科学生则在课堂教学、学术著作、与他人交流和电视网络上选择率较高。同时，根据访谈得知，文科学生由于专业学习内容的原因，阅读经典文献是大部分文科生学习的主要途径，而且文科生的优势在于通过与他人交流获得信息，因此文科学生除理科学生通常选择的三种途径外，学术著作和与他人交流上对文科生了解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科学生的途径选择率较低表明文科学生在选择时通常以某种途径为主，也表明文科学生的多元化选择特征，需要通过进一步开阔文科学生的视野，来强化多元性这一特征。

再次，年级因素在大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情况，具体表现在学生在校工作经验与学习经验积累程度的不同。结合对不同专业、户籍的学生在途径上的选择来看，除课堂教学以外，文史典籍是学生们了解和深入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途径。了解不同年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对指导当前大学生合理规划自己的阅读时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卡方检验的结果，卡方系数为64.26，自由度df为12，在显著水平为0.0001的情况下，拒绝两者不相关的假设，即年级与大学生阅读书籍的数量是具有相关性的。通过对关联列表的观察，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在“基本不阅读”上的选择率下降。同时，在超过六本以上的选项中，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其选择频率不断下降。以上分析表明在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最佳时间应该选择在低年级。同时，学校可通过开设与解读传统文化典籍的相关讲座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程度。在文史典籍的选择上，学校可采取推荐书目的形式，向大学生推荐一些既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同时又能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的古典文献。

三、大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冲突状况

大学生接受教育的形式对大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效果具有紧密联系。大学生受教育的形式，一方面可以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进行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大学生所处环境如家庭所在地（包括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城乡差距较大，大学生对专业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系以及受教育的形式的选择可能具有一定差异，主要是根据当前城乡在物质基础设施上的差距给出的解释。围绕大学生受教育的形式这一维度，我们设计了“传统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传统文化教育采取的形式”这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大学生在教育的性质上可能具有的偏好，而后者则是针对大学生对教育形式的具体偏好，有助于促进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

首先，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受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模式不同。一般来说，在信息化较早的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学生们更多时间主要花费在课外的各类培训，如音乐培训、英语培训和艺术绘画培训。因此，“第一课堂”在大城市的基础教育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削弱。同时，来自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学生，则在当前高考制度影响下，更加注重传统的课堂教学进行的学习。那么，调查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印象是否一致呢？根据调查的资料表明，来自于城市化水平越高地区的学生，对受教育形式多元性的要求就越加强烈。从获得数据来看，对“将课程列入教学计划”这类传统的教育形式，支持率由农村学生到城市学生不断下降。与此相对应地，“各种第二课堂”的支持率则是呈增长的趋势。结合卡方检验，可证明学生所处的地区发展水平对学生在课程形式上的选择是有影响的。当然，不同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在课程的教育形式选择上，还需考虑家庭居住地方面的影响。

其次，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受不同阶段制定的目标的影响，对年级因素与教育形式的调查，将有助于高校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与课程形式上的选择更加理性。因此，在调查中，涉及年级与不同教育间关系的考察。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涉及四种类型：有矛盾但可协调、没有影响只是促进、影响专业教育质量、不好确定。从数据分析可知，越是低年级的学生，在对传统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紧张程度的认识上，趋于紧张。这表明随着年级因素的升高，对大学教育认同程度也随之增高，大学生对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认识也是随之降低。

再次，前面已经提到大学生受传统教育的最佳时间即集中于低年级。怎样解决大学生认识程度与其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矛盾呢？我们认为在坚持对低年级大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需对低年级大学生的文化理念进行重塑。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形式的选择不一样。可见“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选择为各年级的主要选择。也就是说，无论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大学生，在选择上，都在课程开设形式的多样化选择上具有较强的偏好。因此，结合文化理念的重塑，需要更多的教育形式进行开展，用以活泼课堂气氛，同时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存在和谐之处的理念深入低年级大学生的心中。

四、大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行为状况

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态度反映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认知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欧美文化也日益渗透到中国文化中，那么当代大学生是否能够理性看待中西文化的融合，即二者在冲突程度、西方文化是否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可以及西方节日内涵在中国人当中是否理解。

为此，针对中西文化的融合程度，笔者通过对地域与对西方节日的态度的分析，发现两者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即二者为独立因素。根据卡方数据表明：一方面，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另一方面，两者的卡方系数为2.149，自由度为6，没有通过在0.01水平下的检验，假设虚拟假设为两者不存在关系，备择假设为两者有关系，说明两者不存在关系。同时在“将端午和中秋等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的一项上，两者的相关性亦不存在，因此，表明当前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同时在支持传统假日的态度上是不存在差异的，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的培养政策是相对成功的，能够使大学生拥有相对自主的价值理念体系。

五、结语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冲突指数以及行为倾向得分的测量，结合当前大学生在性别、专业和年级上的差异，使用均值分析，得出目前高校内大学生中，男生比女生在认知水平、冲突指数以及态度得分等方面，对传统文化基本常识较为了解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上比较热情；而在冲突指数方面，男女生则未显示出实际的差异。专业方面，由于搜集的资料所限，文理科生在三个方面的差异未能显示。年级上，态度得分呈现大一学生在认知正误方面的正确率最高。冲突指数方面，呈现随着年级的上升，冲突指数越高的趋势。大一学生认为两种教育之间存在的矛盾最大。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通过交叉表的分析，可知在态度最高得分上，具有年级升高，热情上升的特点，在三个测量值的相关关系中，冲突指数与行为倾向的关系呈弱的正相关。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3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与缩影，是演绎时代进程的“活化石”，并成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和医治心灵创伤的重要法宝。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大、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传统文化逐渐受到热捧并在旅游业中得以广泛应用，但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导致出现传统糟粕文化再生、优秀传统文化流失、传统文化舞台化与庸俗化严重等问题。因此，如何促成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理性复归就成为亟需关注、高度重视并予以有效解决的问题。文章在阐述传统文化对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文化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品牌营销、旅游业态创新、旅游规划开发等方面的应用表现，并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进行传统文化开发时所需遵循的原则及思路建议。

关键词 传统文化；旅游业；应用开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将消费的重心由物质生活向精神文化生活倾斜。而传统文化作为古代与近代文明的见证与浓缩，在经过五千年的洗礼之后，依然熠熠生辉，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2009年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同时在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为发展文化强国的战略作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政策环境。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总体概括。而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传承沿袭下来的，并根植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和动态的东西，并对社会形成一定影响[1]。传统文化作为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刻印，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生产生活的总体表征，能够真实地反映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精神风貌[2]。

五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在精神素质、文化结晶、民族认同等方面的表现，主要包括团结凝聚、自信自强和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包括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和伦理中心的传统文化特色。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关于自然的、又有关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从时限上看，中国文化有古代的传统，也有近代和现代的传说[3]。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概念，由于地域空间限制和时间演化的影响，传统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空间性、民族性和传承性、变异性和时代性。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又会随着时间的洗礼，在传承的基础上，与现代文明元素发生碰撞、产生融合、实现创新，呈现出一种永续发展的状态。

二、传统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价值诠释

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逐渐发现并证实了传统文化资源在促进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业态创新，以及旅游项目建设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是构成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是优化旅游行业之风的关键要素。

（一）传统文化是构成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消费品味的不断提高，游客逐渐将消费方向从传统的自然观光游转向深度的文化体验游，使得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合理开发迫切而重要。

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其科学合理的发掘、利用和保护将直接影响到旅游吸引物的数量、质量及功能组合，进而影响到旅游开发的效果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之一，其吸引力就在于它与游客所处、所感的文化介质有所不同[4]。旅游开发能够为传统文化补充新鲜血液，使其得到发展、推广和延伸，而文化则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根基，脱离文化内涵的旅游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服饰、书画、建筑、饮食、戏剧等文化精髓，成为展示地方特色，吸引游客参观体验的重要旅游吸引物。例如：大型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经播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由于轰动效应而产生的强大宣传作用，成为吸引游客前去当地品尝美食的助推器。

（二）传统文化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

传统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该地区旅游产业成熟度的重要标志[6]。而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从中吸取出有代表性的内容就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元素，因其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流传久远，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正熠熠生辉[7]，成为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

没有内涵的旅游活动，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将走向衰落。而传统文化中的民俗风情、地方特产、特色饮食、建筑风貌、名人轶事、遗址遗迹、生产方式等要素，都成为开展旅游品牌宣传营销、旅游活动策划设计的重要法宝，成为有效开展旅游活动的科学依据来源。

（三）传统文化是优化旅游行业之风的关键要素

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使人“自强、自律、自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旅游服务人员经常接触旅游事务，对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名人轶事等如数家珍，而传统文化中的“礼、义、仁、智、信、忠、孝”等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能够对从事旅游的人员产生心灵上的陶冶和道德上的熏陶。对其中的文化精髓进行有效吸收和充分发扬，能够提升整个旅游行业的整体形象，充分展示“忠孝”、“爱国”、“诚信”等价值观念，同时也会上升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形成民族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华山旅游大巴司机杨京红、导游员文花枝、导游员王伟等感人事迹，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完美诠释。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创新的应用表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内核，而旅游则是文化的有效载体和展示途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朝气蓬勃的旅游业的交叉融合，能够迸发出美丽的火花，产生强大的营销作用和完美的体验效果。两者的相互借鉴及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提供丰富旅游文化产品、助力品牌营销、创新旅游业态，而且对旅游规划与开发也能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一）传统文化融入旅游产品设计

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也使得许多濒临灭绝或失传的文化景观、民间技艺得以留存和复归，并得到大众的关注和重视，使其获得新生和延续。例如传统文化中诸如腰鼓、秧歌、花船、龙灯表演、舞龙等传统民俗文化表演的复苏，就使现代人能够一睹古代文化的生活习俗和传统。

此外，传统文化中还包括众多的思想观念、诗词题咏、游记碑刻等形态元素，在本质上表现为无形性。因此，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就需要有一种物质载体和平台来承担。而旅游纪念品作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精巧便携、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工艺品、礼品[7]，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外，同时还具有纪念价值、收藏价值、使用价值和馈赠价值[8]，是传播传统文化最好的物质载体和途径。刻有诗词歌赋的扇子、竹刻、石雕、钥匙扣、钱包等装饰品和实物，成为传统文化在旅游产品设计开发中的典型案例。

同时，旅游线路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同样对传播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例如：“跟着课本游绍兴”，这种寓教于乐、寓乐于游的形式很有创意，是旅游产品开发的一个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但现实中往往存在偏离科学价值观念的旅游活动，例如“鬼子进村”、“土匪抢亲”、“西门庆庄园”等项目，不仅使旅游没有了任何思想寄托，而且陷入了以丑为美、把疮疤当酒窝的怪圈[9]。因此，这就要求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秉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科学的旅游观，凸显旅游产品设计的科学性、创意性和价值性。

（二）传统文化助力旅游品牌营销

旅游能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载体和市场空间，而传统文化则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雄厚的资源基础，成为开展旅游品牌营销、创新旅游活动形式的现实依据和可靠来源。

传统文化中的“ 琴”、“ 棋”、“书”、“ 画”、“御”、“射”等休闲要素及体验价值更能满足现代人的参与体验需求，产生较大的共鸣，并获得较高的顾客回头率。例如：为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曲阜市创新推出了“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岳阳市也从2013年春节推出了“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活动，江西滕王阁景区也曾推出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与契机，同时也扩大了当地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了当地的综合效益。

（三）传统文化促成旅游业态创新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而旅游是文化的传载形式。二者的相互碰撞、交流与有机融合，催生了一批旅游新业态，培育形成了新的旅游产业，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例如：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一批文化场馆的修建和开放，成为展示遗产遗迹的最佳场所；同时民俗表演与旅游业的结合、体育活动与旅游业的结合、红色革命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等促成了节事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等新的旅游业态；除此之外，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的出现及兴起，成为游客对传统文化的静态观赏向动态体验转化的有效途径和最佳方式。

（四）传统文化指导旅游规划开发

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种思想，其中的优秀思想观念成为影响旅游规划开发的重要因素。在现今越来越强调生态、低碳、环保的社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就尤为重要，天人和谐思想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传统景区对大自然山水始终保持着亲和的态度。例如：西湖文化景观融合了自然、人文等元素，在具体的规划建设上追求人工构筑与自然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与统一之美。从西湖整体的山水格局来看，西湖从疏浚治理之初便充分显示了水利工程与自然风景的高度结合。从建设量比例看，人工构筑在景区整体环境中所占建设面积较小，但是往往是景观中的点睛之笔，烘托渲染了西湖的自然风景之美[10]。此外，“小鱼捉尽，大鱼不见”、“生时多种一棵树，死后子孙有阴凉”等农谚，也直接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1]。这些思想观念都成为当下指导旅游规划开发的重要依据。

四、传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思路与建议

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对传播品牌形象、引领行风建设、创新旅游业态和引导旅游规划开发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传统文化的科学合理及有效开发，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就必须秉持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做到保护与开发并重，紧跟时代潮流，加大保护措施，促成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有机互动与相互融合。

（一）遵循的原则

1. 追求品质，有所扬弃

一个真正成功的事件和话题不仅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获取知名度，而且还能通过沟通引起消费者的心理共鸣，产生品牌偏好，实现由知名度向美誉度的转化。如张瑞敏“砸冰箱”砸掉的是过时的经营理念，砸出的是质量意识和消费者的偏好[12]。但是知名度并不等于美誉度，事件或话题的制造在旅游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会起到极大的“轰动效应”，能够产生较强的知名度。然而不一定会产生较好的美誉度，例如黄山、阳谷、临清三地争抢“西门庆故里”事件，是一种对滋生的糟粕文化的不良倾向，是应该得到摒弃的。所以这就要求遵循“扬弃”原则，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宣传和弘扬，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摒弃和抵制，通过制造有影响力的、能够反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件，使旅游企业、当地旅游管理部门等旅游行业人员从追求知名度向追求美誉度转变。

2. 深挖内涵，引领潮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进步，时展瞬息万变，旅游业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体验经济时代、散客时代、大数据时代和小苹果时代，因此就需要结合游客的实际需求，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体验度和幸福感。

近年来，在全球化、城镇化的影响下，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由于核心功能的丧失而逐渐消亡，能够承载传统文化的物态载体虽受追捧却由于其静态性质和同质化现象而让人体验不够、印象不深[13]。这就要求深挖旅游内涵，突出旅游特色，通过静态展示与动态互动的方式，找到吸引游客的突破之道。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的快速传播，信息化、智能化、全媒体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涌入各行各业。而信息化和旅游业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旅游电商的快速成长，同时也方便了旅游者的出行与游览。电子导游解说系统，旅游电子触摸屏等设施设备，方便了游客信息的查询。而微信、微博等现代新兴媒体的兴起，为景区品牌促销、形象宣传提供了展示途径，这就需要将传统文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展现出来，使其“活化”，在现代社会展现出其生机与活力。

3．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旅游开发对于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有效的传载形式，而旅游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相结合，可以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因此，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必然要求。旅游开发商为了迎合更广阔的市场主体，通过多样化的产品形态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获取经济利润，会尽量开发并形成多种旅游消费形式。当盲目、无度的旅游开发使旅游形式超出传统文化资源的承载限度时，就会造成对其文化内涵的破坏。由于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融合性，旅游行为使游客所体现的现代文化和目的地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作为主流强势文化的现代文化对弱势的传统文化有较强的同化作用，极易造成目的地传统文化特征的减弱和消失，进而影响其旅游吸引力[4]。这就需要当地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和游客共同打造和谐旅游文化、共建“美丽中国”形象。

（二）路径与措施

1.当地政府应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是相互联系、互为矛盾的统一体，需要用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目光审视传统文化并对其中的矛盾进行有效解决。而文化资源的开发却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开发难度大，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

当地政府在传统文化发展及旅游业发展中充当着利益协调人的角色和地位，对于传统文化应该积极开发和保护，从领导机构的建立、保护规划的编制、资金的投入、政策的支持到人才的培养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宣传进行顶层设计，为实现传统文化对旅游业的贡献发挥积极助推作用。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要以科学合理的规划为前提，同时应组成由文化、城建、土地、环保等统归于政府领导的保护机构来统一制定并实施有关的保护建设法规条例，避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无序开发和随意利用。积极培育地方文化意识，树立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传统文化保护主动性，形成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氛围；要在加强对传统文化核心要素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整合现代文化现象，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效融合。加强对传统文化旅游产品有针对性的宣传促销和知识普及，提高公众的认识层次和消费兴趣，使传统文化保护变成人们的普遍意识[4]。

2.社区居民应保证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社区居民既是旅游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旅游活动的受益方，在旅游活动中，应极力避免传统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与商品化，应建立健全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与稳定性；特别是要注重抢救性地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力求达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社区居民应积极参与旅游开发，增强自身的文化保护意识，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培养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避免传统文化的流失或断层，保证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有效传承与弘扬[14]。

3.旅游企业应坚守职业操守

面对旅游业巨大利益的诱惑，开发商逐渐将传统文化注入过多的商业化元素，使传统文化被过分商业化，使其丧失了原真性。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活动都是在传统特定的时间、地点，按照传统特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是，很多这种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被商品化[15]，它们不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为了接待旅游者，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随时都会被搬上舞台，并且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将传统的文化习俗逐渐庸俗化，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使传统文化失真，甚至被扭曲[14]。这就要求旅游企业坚持本真的原则，追求品质，对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进行扬弃，同时深挖内涵，引领时代潮流，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从而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

4.旅游者应提高自律和自省意识

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引导功能，能够对人产生较强的“自律”和“自省”作用。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该自觉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在旅游之前应详细了解与目的地有关的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在旅游过程中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盲目消费，对旅游活动中出现的旅游事件能够做到理性维权。另外，应养成洁身自好的行为习惯，对“”、“色情”等糟粕文化进行摒弃和抵制，从自身的角度促进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并且成为当下优化旅游行业之风的关键要素，在当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被广泛应用于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品牌营销、旅游业态创新、旅游规划开发当中，成为全面打造“美丽中国”形象和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内核。同时，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及开发中，要明白“知名度并不等于美誉度”、“眼球效应”并不能带来“联动效应”的道理，正确处理好“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关系”，要严格遵循“追求品质，有所扬弃”的原则；此外要深知“只有筑牢里子，才能更好地撑起面子”的道理，正确处理好“里子与面子的关系”，通过运用各种现代化信息手段对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深挖，从而实现引领市场潮流的目的；最后要对“问题倒逼改革，改革需要科学”进行深层理解，树立“科学旅游观”，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的问题，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总之，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有效保护及合理开发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与游客的广泛参与和协调配合，加强在政策、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投入，用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目光审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及未来走向，通过各方面的齐抓共管与通力合作，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理性复归。

参考文献

[1]马云江.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市场失灵问题探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2.

[2]张文莲.谈现当代特色旅游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农家乐旅游为例[J].商业时代,2012,(30): 129-130.

[3]杨艳华.中国旅游业与传统文化[J].甘肃农业,2006,(11):140-141.

[4]王曦.从丽江、大理看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的互动关系[J].经济师,2006,(12):163+193.

[5]王德刚,史云.传承与变异——传统文化对旅游开发的应答[J].旅游科学,2006,(04):1-6.

[6]吴水田.论“泛珠三角”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旅游开发[J].特区经济,2005,(06):185-186.

[7]刘艳,王晓宇.浅谈传统文化元素在天津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J].商场现代化,2011, (05): 61-62.

[8]张奇.论蒙古族传统文化在草原旅游纪念品专卖店设计中的应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

[9]高舜礼. 旅游营销缘何诡怪？[N]. 中国旅游报, 2012-04-20(002).

[10]洪治中.湖泊型旅游区文化景观策划与规划浅议——西湖传统文化景观解析与雪野旅游区规划实践[J].北京园林,2013,(03):16-19.

[11]李阳.城乡民俗变迁视域下农谚与群众文化心理[J].文史博览（理论）, 2014,(08):57-58，61.

[12]郝康理,裴红义.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全球旅游整合营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3]刘思敏,苏小燕.旅游演艺: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之活化载体[N].中国旅游报, 2014-04-30 (011).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6-0039-05

当前，学术界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时。一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都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此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模式的冲击。少数人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彻底改造中国。在抨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客观存在和现实影响力。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制度沉淀。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与影响不容忽视。这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优势特色”、“巩固完善”必须面对的文化生态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过程。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生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涵盖政治、经济、民族、法律等多方面内容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1 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以来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的历史逻辑来看。旧中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成功尝试提供了历史的启迪、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弊端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环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产生着重大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面对复杂局面，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危机的“应变精神”：二是“贵和持中”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中”文化：三是注重实践、知行合一的“求实精神”。

中国自古幅员辽阔，在历史上的统一与发展中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复杂政治斗争，因而使得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应变精神”，在每个历史交接点，能够镇定应对和巧妙处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的任何困难和危机，中华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保持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华民族厉久弥坚，自古至今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应变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应变精神”的主要体现，所谓“柔弱胜刚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与同”的“和中”文化，“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和中”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中”是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和谐到达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和与中”就是不走“左右”两分的极端，善于把握平衡，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求实精神“是最具鲜明特征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华，也是造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品格。”实事求是就是“求实精神”的现代表现。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求实精神”，无论是在先秦儒家还是法家、道家都有体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析万物之理”、“知人论世”等等是其具体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应变精神”、“贵和持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中”文化以及知行合一的“求实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尝试的失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使中国社会制度发展有了新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尽管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模式不适合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和现实的国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果断实施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具有了“中国特色”。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归纳总结，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正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应变精神”、“求实精神”与“和与合”的文化价值观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从某种程度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也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相适应。是导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文化中的“求变”、“求实”与“和与合”相结合，客观上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根基。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正确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之门、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应变精神”、“贵和持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求实精神”等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与次要”、“一元与多元”的结构特点体现了辩证的“应变精神”、“求实精神”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与同”传统文化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基本制度上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体制方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中国国情坚持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主要与次要”、“一元与多元”的结构特点。实现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尽管这种制度模式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但是经过30多年的实践，这种制度模式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征：中国与瑞典比较的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基，是传统文化精华与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绝佳结合。而且在两者的结合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培育与生成。

1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与现实困境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形成与瑞典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瑞典民族文化深受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和欧洲人文传统的影响。瑞典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没有间断过，具有连续性，它现在的文化与价值观，很多是数百年民族连贯性的沉淀。瑞典民族心理中，倾向于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就是不是通过冲突而是通过妥协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民族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大的民族冲突和矛盾。社会各阶层间妥协与合作，为瑞典社会在生产资料社会化行不通后选择了和平的方式，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财富再分配去曲折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这种各阶级妥协与合作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瑞典各利益集团之间在利益分割的问题上采取互相让步的方式解决。资产阶级集团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愿意接受较高额的税赋，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在不触及私有制前提下要求实现就业和财富再分配。瑞典混合经济制度、温和型政党制度、以高福利为标志的社会保障制度、资产阶级的议会内阁制度等正是这种妥协与合作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应该承认，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在政治上一定程度扩大了人们的自由民利，维护了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提高了公民的参政意识，使普通民众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同时也缓和了劳资冲突，使瑞典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从经济上看，扩大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参与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大权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一定程度克服了私有制下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局限性和弊端，相对改善了雇佣劳动者的处境，同时也促进了瑞典经济不同程度的发展。从社会来看，社会福利制度和再分配体系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缩小了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完备的社会保障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显然，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瑞典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工人在企业中并没有真正享有参与权，资方仍是主要的决定者。政治妥协与阶级合作的文化价值观使瑞典各阶级实力相当，各阶级间为了平衡在互相妥协中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不断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直到今天，社会连续失去政权，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从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绩效来看，虽然从20世纪50到80年代，瑞典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的弊病，瑞典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重新拉大。因此，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称其量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形态，显然无法担当人类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征

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辩证的“应变精神”、“求实精神”、“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同”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具有注重整体与长远利益的鲜明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些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的具体制度和体制，都是在不同阶层和群众之间寻求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切合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需要、符合中国国情，无论是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在根本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这种包容精神符合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民主、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注重整体与长远利益，而且形成了一套处理和协调人民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运行机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民主等实现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保障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很明显。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在私有制基础上保障的是少数集团的利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并不能真正保障“自由、平等、团结”价值观的实现。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地保证了所有制之间的动态和谐、各民族共同体的动态和谐、政党关系的动态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应变精神”、“求实精神”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为每个人提供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大限度地形成制度共识，这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深刻变迁、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可以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提供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纽带，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和制度优势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与实践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安全风险与文化生态建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文化安全风险

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新一轮科技革命进一步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以所谓“普世价值”的方式在世界蔓延，企图颠覆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各国。一方面。少数发达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其经过“新自由主义”包装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全球策略。另一方面，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在新一轮选举中出现回暖迹象。个别国家社会党重新执掌政权，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种状况与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派遥相呼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今天，社会思潮和文化多元化是一种世界趋势。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主义是其干涉、颠覆发展中国家的软手段，这种状况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文化安全。我们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生态建设。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

从国内来看。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获得显著进步。但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格局的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更多风险，还存在很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所有制结构还不合理、分配关系还未理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在十报告中从经济、政治、社会、党的形势等多方面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也体现了党中央直面现实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高度的制度自信。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腐朽的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如“官本位”、“人治”、“权大于法”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中必须努力克服的。但是，少数人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文化与制度现代化混为一谈，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看作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发展的橱窗和样板，主张实行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企图照搬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这种认识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建设

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文化安全风险，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出有力的回答，必须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生态的优化来说明这种社会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首先，应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建设受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基础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应在中国客观的经济社会基础上构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良好的文化生态。经过30多年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发展不平等，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同时并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协调，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等得到了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复杂的国情，“官本位”、“权力至上主义”等腐朽的封建残余文化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生态建设必须从这样的国情出发。

其次，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优化组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质文化生态。任何制度缺少传统文化底蕴，哪怕设计再完美也不过是纸上文字。转轨后的俄罗斯，其基本制度完全照搬西方，结果运行起来就变了味。而中国，就经济制度而言，既不是单一私有制，也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经济体制来说，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政党制度而言，既非“一党制”，也非“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无不体现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合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建设应该包含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本土化。寻找本土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点，并使之制度化；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和时代的要求进行培育和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文化。由此而言，没有文化就没有制度，难怪埃通加·曼格尔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5

关键词： 蒙古族； 传统文化； 基本精神； 管理； 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02-04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草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扬四海，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草原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草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中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了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族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民间文学，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族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族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通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族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族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族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入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族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主要途径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会自然而然地化入蒙古民族性格的结构之中，它需要借助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途径对蒙古民族性格施加影响和作用。

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原则、生活信条的形成依赖于民族成员的相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及相互强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权威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故一些明智的蒙古族统治者大力倡导其基本精神，主要方式有二：其一是亲自钻研，力求把握思想精髓，以之治国安邦；其二是通过行政手段，颁布法典，要求广大臣民学习。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前者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后者则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二是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与外界接触少，人们长期生活在父母身旁和血缘家庭中，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人格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长辈对于晚辈的言传身教往往会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影响孩子的一生。草原蒙古族也不例外，他们根据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风俗习惯来判断子女的行为，将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崇信重义、务实实用等等已被自己内化了的道德经验、道德信念灌输给子女，并以自己生存发展或挫折失败等经验教训强化着教育效果，促使下一代接受这些理解或尚不理解的行为准则。

三是宗教的传播广布。宗教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蒙古族继承和发扬草原先民信奉的萨满教的宗教传统，萨满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对于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传统文化的生态特征和艺术特征，正是在这些宗教化的观念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产生和日趋完善的。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黄教流派（俗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长达300多年，萨满教受到排挤和清理，失去了正统宗教地位，下降为一种民间的习俗文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区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极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很多习俗文化，并且主动配合政治统治，继续保持了汗权高于教权的蒙古社会传统。“长生天”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天父地母”、“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之类的哲学思想，是成吉思汗、阿勒坦汗等蒙古族政治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创建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

四是文艺作品的熏染。蒙古族古典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是草原传统文化形象而具体的表现，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传递出激荡浪漫的风格，我们在其中一般很难看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情绪，反倒不时地体会到人对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而这正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16世纪以后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学开始与民间文学并列，往往采用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创作形式，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从作品的价值来看，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都大于文学的自由发挥。由此我们认为，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民间文学的史诗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人文学的历史化，是蒙古族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文学形式较之理念说教更能动人心弦，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地溶入人们的心理性格中。

五是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毕竟成为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些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让人们树立起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比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并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族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深邃的哲学内涵。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所谓“互动”，乃是指事物之间、人际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接触发生信息传播、交流而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过程。通过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和主要途径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原本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态发展系统。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蒙古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草原蒙古先民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性格，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直接源泉。作为理论形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对于蒙古民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倾向、生活准则、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自然成为本民族成员实践活动及其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

第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陶冶着蒙古民族性格。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对于草原先民历史经验和民众的观念行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其超凡的智慧吸引着本民族成员，指导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认知水平和处世能力，进而在全民族的心灵中凝结积淀，融入蒙古民族的心理性格之中，对于民族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人们常用“歌唱的民族”、“舞蹈的民族”、“在节日中生活的民族”来描述草原蒙古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这就说明他们一直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当符合生态的要求，在精神层面上也是相当富有的，是并不缺乏生态美的。尽管就物质层面而言，由于历史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态美是有所欠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仅是体现在生理性、物质性的生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力量上面，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的精神生命比起物质生命更为重要，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状态更应该引起关注。

第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熔铸着蒙古民族人格。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价值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好，当人们对其基本精神进行认同并将其内化之后，又会在实践活动中对已有的观念、经验和认识进行总结、完善、升华，进一步丰富、传播和发展着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着动力和新鲜血液；同时，豪迈刚健、自强不息、自由开放、务实守诚等等方面的气质和品格，又通过多种渠道熔铸着蒙古民族相应的人格。事实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就其实质来讲都是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而对于当今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乃至培养创新型人才，造就健全的人格，蒙古族的自由精神同样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互动关系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通过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简单地说，有利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弘扬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升信心、振奋精神，而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二是有利于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美学意义上的生命追求，特别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追求富饶、美丽而宜人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的美好理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三是有利于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指出：“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学习掌握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游牧文明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误解与曲解，帮助人们有意识地系统了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此外，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念的现实意义等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蒙古族文化对政府管理牧区的价值

（一）有利于政府在蒙古族文化土壤基础上制定相关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给文化定义时，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后天的。作为文化的公路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生物生命中不存在，后来沿着河流模糊起来、充实起来、精致起来、发达起来。而这个后天由人创造的公路就是文化。库利运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变得非常容易。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无论是库利的比喻，还是泰勒的解释，都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正因为此，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好好研究以适合这些地区的实际。

（二）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上进一步考虑保护蒙古族文化。关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游牧文化，草原生态环境则是这种文化产生并延续的基础之一。游牧文化是蒙古族及其先民针对草原的实践才得以产生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文化是蒙古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产物，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适应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特质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存在、延续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那么这种文化也就到了消亡的边缘。从这个层次上说，“适者生存”对于文化也同样有道理。在草原生态的环境背景下，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不仅符合草原生态的自然规律，而且还保证了民族自身的繁衍和发展。这一点从蒙古族传统文化上都十分强烈地体现着，其突出的表现即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一种深沉的关怀。政府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决策上才能考虑对这种文化的保护。比如牧区生态移民，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关系到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会消失。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又包含文化意义，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应从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移民通婚等方面进行规划。同时，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注意“人”对环境的影响，适应与抉择的关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来加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态移民应从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来理解，要充分认识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三）有利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传承发展蒙古族文化给予扶持。蒙古族的优良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政府管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蒙古族有着诚信为本的优良道德风尚和善良、真诚、豪爽的性格特征。蒙古族的信条是守信用，严忌欺骗他人。例如，历史上的扎木合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人，因此，他遭到各部落的敌意，最后受到冷落，并被其它部落歼灭。如果能把这种守信用的传统用到商业企业管理中，将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商人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首先应从守信用做起。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骄傲，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军事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应该是当时蒙古族文化的结晶。历史创造英雄，没有当时蒙古族鼎盛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造就出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的管理思想。成吉思汗能够把散落的蒙古部落统一起来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离不开他的用人思想和军事思想。成吉思汗非常重视人才，高度信任他的部下，给他们以更大的发挥空间。成吉思汗对部下的能力了如指掌，知人善任，即使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战败或犯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是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从而激起部下的归属感、责任感和积极性。现代管理者应学习他的用人思想，应树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理念，给员工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J].2008（3）.

[2] 青海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M].民族出版社，2009.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6

传统风俗是一个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风尚、习惯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对社会成员有较强的行为规范和心理制约作用。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关于风俗的文化概念，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是指风土等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俗”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模式。传统风俗兼具自然与人文的特性，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环境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现代社会先进科技的应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明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形态。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传统风俗是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是解决生态破坏和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

我国的传统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地区、民族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风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因此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生态伦理方面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尊重生命、崇敬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是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的共同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各地区、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信念的道德规范。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形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源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社会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无法理解，认为“万物皆有灵气”，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在控制着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有限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屈从于大自然，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心理，并借助于想象把自然力量形象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些较原始的思想和习惯。

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们对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敬畏自然、顺从天命的思想，许多风俗被自上而下推广起来，并在风俗中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生态伦理，一些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逐渐形成，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有了合法依据。传统风俗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也较多，在宗教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个阶段，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里也带有明显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因素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影响较深，我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极富生态价值的伦理理念”\[1\],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无不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理念，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并从文化高度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风俗。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度掠夺自然资源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生态伦理内容的风俗。传统风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转变。齐文英，王玉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转换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

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风俗中蕴含的生态伦理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通过神话传说、、民间禁忌、日常礼俗、生活习惯等方式传承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更多地包含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2\]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反映出的尊重自然的观念。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从事特定的生产、生活，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从事游牧的民族,草原是他们生活生存的基础，一般崇拜水草神，以祈求保佑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生活在山区环境的民族，山林是他们获取各种丰富物产的依靠，一般崇拜山神、树神。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都存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主张保护动植物，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藏族人每年都有对神山、神湖的朝拜活动，诸如为神山跳神、转山(经)等，人们一般不到神湖捕捞鱼类或其他水产品。彝族则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同源，贵州从江苗族则认为人与动物来源于同祖，许多少数民族还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土家族、白族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裔，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则都认为自己是黑虎之后。”\[3\]许多民族都认为一些山林草木和动物都有灵气，并把它们神化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对其敬畏、祭祀，禁止人们对这些图腾物进行伤害，以求其保护。在民族的影响下，一些山林、草地的生态平衡受到保护，动物多样性得以延续。

第二，生产劳动折射出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理念。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为了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产方式上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农业生产中有较多的生态保护民俗。田地是农民的命根，人们基于对田地的特殊感情，在祭祀田公、地母的名义下，实施着“酬田”、“酬地”的民俗行为。白族等民族每至岁末，将垃圾聚堆焚烧，然后把焚烧后的垃圾灰撒到田地里，称为“酬年”。在农业活动中，人们为了免除休耕带来的损失，采用轮种的耕作方法，即同一块地，每年种植不同的庄稼，农民称为“换茬”，轮种方式有利于地力的养护。蒙古族在生产实践中，创立了“草库伦”的草场保护方法，即把草场用栏杆或其他材料做成的藩篱圈围，在围栏内以人力更新植被，使牧场得到必要的休养。青藏高原的牧民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们在不同季节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进行循环式的放牧，其“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这种周期性的轮牧，较好地解决了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从而很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南北方均有不少民族从事狩猎生产，如北方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以及南方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都把狩猎当作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但是各民族的狩猎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禁忌，人们一般不打产崽、孵卵、和哺乳的动物，春天通常很少狩猎，以保证野生动物的繁殖。这些狩猎规则和禁忌,对保护生物种群起到了很好作用。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动调适生态环境的做法形成了特有的生态保护民俗，有利于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

第三，日常生活体现出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我国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些体现生态伦理的风俗。“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侗族,婴儿生下后，家人就在山上栽下100棵杉苗，直到18年后才砍伐作为男婚女嫁的费用。人们不论是在路边还是在其他地方，一旦发现乔木的幼苗都会主动把它保护下来。”\[4\]水族人对生长在村寨内和附近的古树敬若神明，并加以保护。土家人在婴儿诞生后会按照习俗栽下几株树苗，称为栽“喜树”。普米族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将刚出生的孩子拜寄给一棵粗壮的树木或某种强悍、灵敏的动物，希望他们像拜寄的动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强壮敏捷。纳西族明确规定禁止在水源头杀牲畜丢弃脏物，白族腊月的“净水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表现出对水资源的爱惜和重视。在传统的生态保护民俗中，人们重视自身生存环境安全与卫生的保护。这种风俗一般通过节日仪式定期地表现出来。如岁末的除尘活动，新年之初对节日垃圾处理的“送穷”，正月十五对老鼠、狐狸、害虫的驱逐，端午洒“百药水”、挂艾、插菖蒲等，都表现出对疫病之害的有效预防。合理、健康、积极的生态保护民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被动和主动的生态伦理意识。由于人们的活动受环境的制约性较强，对自然产生的主要是敬畏心理，从而被动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人们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有主动意识的生态保护行为。

二 、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与局限

总体上看，我国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体现了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为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世代传承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态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传统风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真实的精神风貌，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态智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其精神内涵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保护自然环境、发展生态产业提供了思想条件。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和自然、人文生态旅游景观的开发，是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的思想条件。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生态环境管理的不足。“现代生态环境管理强调政府的功能，生态环境保护仅靠政府的作为不仅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而且难以取得成效。”\[5\]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不足，不仅内在地调整了人们的生态心理，而且外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各种生态保护风俗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自律机制”，它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效果，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硬性约束方式难以达到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会对人们产生内在约束力和精神激励，可以最大化地调动公众参与，降低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本，有效弥补政府生态管理的不足。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补充。现代生态伦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传习过来的，我国领土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其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与现实的脱节。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演变，已经内化为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有的文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适应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可以更好地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它能够有效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更新，其精神实质永远不会落伍，表现形式也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生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内源调节机制，“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6\]。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局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一些消极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规范，还不能与现代社会有效契合，其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合理之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许多地区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建立在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多表现为宗教崇拜或民间禁忌”\[7\]，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仅能维护被崇拜的部分环境要素，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力上存在既保护又破坏的现象，这与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不科学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如因果报应思想、风水观念、神鬼观念等虽然能约束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却容易使人们陷入无知和愚昧，是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社会相悖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还存在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在生产生活中的落后习俗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容易被现代社会异化。现代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性，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一些地区民族风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许多传统风俗被异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生态保护的伦理观念。”\[8\]有的民族的生态保护风俗成为发展旅游业的装饰，成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逐渐倾向于形式化和利益化，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

三、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被改变，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我们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重构以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一） 促进传统理念与现代方式的结合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只依赖科学技术，还要动员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不是宣传旧的环保方式，而是要认识到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实质，是对“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的觉醒和回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中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由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推动，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挖掘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内容时，要将传统生态理念与前沿科技结合起来，使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升华，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转化到适应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上来。要创新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形式，改变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将传统的生态伦理理念寓于现代的活动载体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之中，同时要推广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效果。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内核是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养分，但是要使其脱离特定的地域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就要改变传统的活动方式，结合现代方式将其基本理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二）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许多科学的、辩证的自然生态观的思想因子，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经验性的自然观”\[9\]，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来看，是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全面而又准确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因此，我们要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生态科学、生态价值和生态责任意识，实现向现代自然观的转换。首先要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成分进行强化和引导。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在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作用是积极的，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宣传其有益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观念，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将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精华部分转化为政策或民族地区的法律，以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其次，要将现代的自然观念灌注到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之中。要抑制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消极内容，并阻止外界错误价值观侵入，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促使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使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受到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指导，从而在内容和结构上得到优化。再次，要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生态保护风俗。但是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差异，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伦理体系，各地区、各民族延续着传统的生态习俗，很少去借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有益成分，因此应尽快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使在价值上相宜的生态风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理念上交融、方法上交流的生态保护机制，使积极、健康的生态伦理观成为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三）推进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衍生出来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具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约束力和强制力非常有限，一些传统的环保措施尚处在自发和零散的低水平上，离现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准确性还有较大的距离，生态环境的保护仅靠人们的内在约束力和自制力远远不够。现代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是基于自然崇拜和等提出的，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形式简单、观念落后、组织零散，制度化层面的内容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克服简单朴素的思维，在村规民约和民间禁忌的基础上建立环境保护的现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加强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增强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性，通过教育和奖惩手段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按照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行文化法制建设和文化体制建设”\[10\],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得到弘扬。

四、结语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采用现代法制手段和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修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人对自然的价值标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对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现实价值，它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时，我们应该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予以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重要价值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重构，通过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全面搜集和认真整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核，使之转换成现代的生态伦理观，以符合新时代生产与生活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万 师．论“天人关系”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J\]．江东论坛，2011(1):50.

［2］ 李本书．民族生态伦理观念的批判与重建\[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55.

［3］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552.

［4］ 何星亮．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保护\[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1．

［5］ 王 劲，王学川．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与生态伦理的价值取向\[J\]．科技管理研究，2011(15)：234．

［6］ 康 琼．自然的崇拜与禁忌—解读民族民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J\]．伦理学研究，2009(5)：62．

［7］ 张 奎，赵 娴．云南省少数民族民风民俗与环境权的相关问题研究\[J\]．学术前沿，2010(4)：258．

［8］ 卢黎歌，李小京，等．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与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7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教育应该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根据民族传统特色去完善适宜的教育内容。首先，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哲学基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拥有丰富而宝贵的生态思想，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扎实的哲学根基。一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思想渊源。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都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基础相吻合，能够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思想基础。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天人合一”，认为人类是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系统，不能分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目标层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面对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遵从自然法则是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二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道家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主张人类社会实践要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家思想强调“知行合一”“言传身教”等，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融入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提倡天、地、人为一体，强调遵从自然规律，保护自然，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现“天人”共存发展的境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倡导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与永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为导向，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传统生态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与“天、地、人一体”思想对矫正目前的工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过度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实现资源节约与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传统生态文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系统观，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与资源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第三，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仁爱万物”，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美德，这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精髓在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力，尊重人的价值与权力。作为自然界的关键成员，人类应该尊重生命、关爱自然，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和我国传统生态文化提倡的生态道德观是一致的。因此，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既要以现代生态观念为指导，更要在全民中积极进行生态道德观教育，尤其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道德观，提升全社会的生态伦理意识与生态道德观，遵守生态道德规范，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障碍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渠道，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传播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受经济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多元的冲击，大学思想政治教学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认知不足，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理念障碍。教师是文化的传承者、学生理念的培育者，肩负着引导和培育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历史使命。然而，思想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导入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方面存在着理念障碍。一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设计、内容设计时是以考研重点、政策热点为导向，而对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讲解重视相对不足；二是部分教师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掌握程度不足。对孔、孟、荀等儒家思想和道家、墨家、法家生态文化思想的系统学习不足，缺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的现代价值辨识能力，难以将传统生态文化以生动有趣、乐以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进而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三是教师的评价观念落后。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讨论和问题回答缺少充实性、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使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交流中的评价性语言难以起到反馈、诊断与激励作用。传统优秀生态文化教育理念的缺失，导致传统生态文化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中难以做到全面和系统，只是点缀和陪衬，不能充分发挥现代生态文明的引导作用。其次，大学思想政治的教学方法障碍。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文言文的形式存在，对大学生进行这些内容的教育需要以青少年所喜爱的形象生动和富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教学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相长”“知行合一”等丰富的教学方法。而现阶段，基于教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主要以满堂灌、填鸭式等方式进行照本宣科教学；形式单一，仅有极少数思想政治教师采用图片、故事短片和现代化多媒体声、光、影教学设备，或者采用课堂小组辩论、课外信息收集等生动形象、富有乐趣的形式进行教学，难以满足大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启发性教学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中丰富而优秀的生态智慧，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和教育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而传统的教师讲授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偶然的课堂提问也主要表现为对学生的考查，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网络环境因素。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存在方式、社会互动与精神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与沟通渠道，大学生与互联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大学生开阔视野、探究新知的重要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互联网是继课堂教学和家长教育之外对大学生知识获取和价值观塑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和进行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负面信息、虚假信息也会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冲击，造成思想观念的困惑与迷茫，导致其价值观的错误认知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遭遇障碍。第四，社会环境因素。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极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传统生态文化学习既需要教师主动在课堂上推动，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熏陶与支持。现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且多数父母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传统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较少。受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文化熏陶，这一代父母为了孩子在未来的就业与发展竞争中取胜，对孩子的教育多是“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大学教育中应试技能的提高，考入知名大学，实现较好的就业。教育观念的陈旧与错误，导致很多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无知与幼稚，过度追求应试能力和成绩提高，而不顾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忽视孩子的兴趣与自身条件。家庭教育的误区加大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取向呈功利化趋势，注重个人利益忽略社会利益，注重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重利轻义的思想严重。这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三、传统生态文化导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传承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传统生态文化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关系，在培育青少年生态价值观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把传统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首先，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传统生态文化素养与生态文明理念。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教师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较高生态文化素养、职业责任感的教师对开展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关键作用，能够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积极学习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知识，树立现代文明理念。在新时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树立生态文明思维和创新精神，结合新时期大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思想价值多元化，将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合起来，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新内容、新形式进行讲授、讨论，提升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接受、学习和内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共生理念，使学生“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共建和谐世界。其次，鼓励大学思想政治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是一个互动的整体，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兴趣和提升大学生传统生态文化素养的先决条件，可为学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形成完善的生态价值观打好基础。科学的教学方法有益于教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单调、陈旧的教学方法容易疏远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导致学生的厌学、弃学，甚至对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产生反感等负面影响。针对追求新奇、思想多元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大学生，教师在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选择优化教学方式，激发大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兴趣。孔子曾指出“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善于运用“愤”与“悱”对学生进行传统生态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启迪、引导，循序渐进，最终达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学习目的。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层面，要让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在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过程中，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大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切实感受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力和魅力。如在讲授“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仁爱万物”等传统生态文化内容时，可通过图片对比，或者组织学生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实地观测，增强学生的直观认识，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会真正领悟传统生态文化的现实价值，赋予传统生态文化的新内涵，培育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实践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第三，优化传统生态文化的教学与学习环境。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8

传统风俗是一个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风尚、习惯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对社会成员有较强的行为规范和心理制约作用。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关于风俗的文化概念，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是指风土等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俗”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模式。传统风俗兼具自然与人文的特性，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环境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现代社会先进科技的应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明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形态。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传统风俗是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是解决生态破坏和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1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 我国的传统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地区、民族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风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因此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生态伦理方面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尊重生命、崇敬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是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的共同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各地区、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和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信念的道德规范。 1.1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形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源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社会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在古代社会，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无法理解，认为“万物皆有灵气”，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在控制着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有限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屈从于大自然，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心理，并借助于想象把自然力量形象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些较原始的思想和习惯。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们对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敬畏自然、顺从天命的思想，许多风俗被自上而下推广起来，并在风俗中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生态伦理，一些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逐渐形成，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有了合法依据。传统风俗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也较多，在宗教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个阶段，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里也带有明显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因素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影响较深，我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极富生态价值的伦理理念”[1]。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无不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理念，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并从文化高度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风俗。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度掠夺自然资源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生态伦理内容的风俗。 1.2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 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风俗中蕴含的生态伦理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通过神话传说、、民间禁忌、日常礼俗、生活习惯等方式传承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更多地包含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2]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反映出的尊重自然的观念。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从事特定的生产、生活，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从事游牧的民族,草原是他们生活生存的基础，一般崇拜水草神，以祈求保佑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生活在山区环境的民族，山林是他们获取各种丰富物产的依靠，一般崇拜山神、树神。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都存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主张保护动植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藏族人每年都有对神山、神湖的朝拜活动，诸如为神山跳神、转山(经)等，人们一般不到神湖捕捞鱼类或其它水产品。彝族则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同源，贵州从江苗族则认为人与动物来源于同祖，许多少数民族还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土家族、白族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裔，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则都认为自己是黑虎之后。”[3]许多民族都认为一些山林草木和动物都有灵气，并把它们神化，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对其敬畏、祭祀，禁止人们对这些图腾物进行伤害，以求其保护。在民族的影响下，一些山林、草地的生态平衡受到保护，动物多样性得以延续。 第二，生产劳动折射出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理念。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为了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产方式上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农业生产中有较多的生态保护民俗。田地是农民的命根，人们基于对田地的特殊感情，在祭祀田公、地母的名义下，实施着“酬田”、“酬地”的民俗行为。白族等民族每至岁末，将垃圾聚堆焚烧，然后把焚烧后的垃圾灰撒到田地里，称为“酬年”。在农业活动中，人们为了免除休耕带来的损失，采用轮种的耕作方法，即同一块地，每年种植不同的庄稼，农民称为“换茬”，轮种方式有利于地力的养护。蒙古族在生产实践中，创立了“草库伦”的草场保护方法，即把草原用栏杆或其他材料做成的藩篱，在栏杆内用人力更新植被，使牧场得到必要的休养。青藏高原的牧民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们在不同季节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进行循环式的放牧。其“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这种周期性的轮牧，较好地解决了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从而很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南北方均有不少民族从事狩猎生产，如北方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以及南方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都把狩猎当作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但是各民族的狩猎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禁忌，人们一般不打产崽、孵卵、和哺乳的动物，春天通常很少狩猎，以保证野生动物的繁殖。这些狩猎规则和禁忌,对保护生物种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动调适生态环境的做法形成了特有的生态保护民俗，有利于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p#分页标题#e# 第三，日常生活体现出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我国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些体现生态伦理的风俗。“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侗族,婴儿生下后，家人就在山上栽下100棵杉苗，直到18年后才砍伐作为男婚女嫁的费用。人们不论是在路边还是在其他地方，一旦发现乔木的幼苗都会主动把它保护下来。”[4]水族人对生长在村寨内和附近的古树敬若神明，并加以保护。土家人在婴儿出生后会按照习俗栽下几株树苗，称为栽“喜树”。普米族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将刚出生的孩子拜寄给一棵粗壮的树木或某种强悍、灵敏的动物，希望他们像拜寄的动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强壮敏捷。纳西族明确规定禁止在水源头杀牲畜丢弃脏物，白族腊月的“净水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表现出对水资源的爱惜和重视。在传统的生态保护民俗中，人们重视自身生存环境安全与卫生的保护。这种风俗一般通过节日仪式定期地表现出来。如岁末的除尘活动，新年之初对节日垃圾处理的“送穷”，正月十五对老鼠、狐狸、害虫的驱逐，端午洒“百药水”、挂艾、插菖蒲等，都表现出对疫病之害的有效预防。合理、健康、积极的生态保护民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被动和主动的生态伦理意识。由于人们的活动受环境的制约性较强，对自然产生的主要是敬畏心理，从而被动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人们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有主动意识的生态保护行为。 2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与局限 从总体上看，我国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体现了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为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世代传承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态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传统风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也包含一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观念和做法。 2.1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真实的精神风貌，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态智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其精神内涵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保护自然环境、发展生态产业提供了思想条件。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和自然、人文生态旅游景观的开发，是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的思想条件。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生态环境管理的不足。“现代生态环境管理强调政府的功能，生态环境保护仅靠政府的作为不仅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而且难以取得成效。”[5]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不足，不仅内在地调整了人们的生态心理，而且外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各种生态保护风俗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自律机制”，它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效果，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硬性约束方式难以达到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会对人们产生内在约束力和精神激励，可以最大化地调动公众参与，降低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本，有效弥补政府生态管理的不足。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补充。现代生态伦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传习过来的，我国领土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其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演变，已经内化为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有的文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适应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可以更好地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它能够有效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更新，其精神实质永远不会落伍，表现形式也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生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内源调节机制，“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6]。 2.2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局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一些消极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规范，还不能与现代社会有效契合，其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合理之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许多地区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建立在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多表现为宗教崇拜或民间禁忌”[7]，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仅能维护被崇拜的部分环境要素，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力上存在既保护又破坏的现象，这与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不科学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如因果报应思想、风水观念、神鬼观念等虽然能约束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却容易使人们陷入无知和愚昧，是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社会相悖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还存在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生产生活中的落后习俗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容易被现代社会异化。现代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性，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一些地区民族风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许多传统风俗被异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生态保护的伦理观念。”[8]有的民族的生态保护风俗成为发展旅游业的装饰，成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逐渐倾向于形式化和利益化，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 3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p#分页标题#e#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被改变，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我们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重构以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3.1促进传统理念与现代方式的结合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只依赖科学技术，还要动员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不是宣传旧的环保方式，而是要认识到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实质，是对“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的觉醒和回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中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由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推动，因此，我们在充分挖掘传统风俗中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时，必须要将传统生态理念与前沿科技结合起来，使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升华，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转化到适应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上来。要创新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形式，改变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将传统的生态伦理理念寓于现代的活动载体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之中，同时要推广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效果。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内核是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养分，但是要使其脱离特定的地域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就要改变传统的活动方式，结合现代方式将其基本理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3.2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许多科学的、辩证的自然生态观的思想因子，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一种主要朴素的、直观的、经验性的自然观”[9]，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来看，是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全面而又准确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因此，我们要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价值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实现向现代自然观的转换。首先，要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成分进行强化和引导。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在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作用是积极的，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宣传其有益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观念。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将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精华部分转化为政策或民族地区的法律，以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其次，要将现代的自然观念灌注到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之中。要抑制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消极内容，并阻止外界错误价值观侵入。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促使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使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受到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指导，从而在内容和结构上得到优化。再次，要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生态保护风俗。但是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差异，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伦理体系，各地区、各民族延续着传统的生态习俗，很少去借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有益成分，因此应尽快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使在价值上相宜的生态风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理念上交融、方法上交流的生态保护机制，使积极、健康的生态伦理观成为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3.3推进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衍生出来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具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约束力和强制力非常有限，一些传统的环保措施尚处在自发和零散的低水平上，离现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准确性还有较大的距离，生态环境的保护仅靠人们的内在约束力和自制力远远不够。现代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是基于自然崇拜和等提出的，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形式简单、观念落后、组织零散，制度化层面的内容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克服简单朴素的思维，在村规民约和民间禁忌的基础上建立环境保护的现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加强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增强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性，通过教育和奖惩手段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按照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行文化法制建设和文化体制建设”[10],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得到弘扬。 4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采用现代法制手段和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修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人对自然的价值标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对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现实价值，它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时，我们应该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予以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重要价值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重构，通过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全面搜集和认真整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核，使之转换成现代的生态伦理观，以符合新时代生产与生活的要求。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9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篇10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