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资经营法律十篇

农资经营法律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平安*”、“信用*”为目标，以保护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目的，通过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培养诚信意识，规范农资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和农资市场秩序，建立完善的农资信用体系。

二、建设目标

经过2-3年的努力，通过建立农资监管监督网、农资信用信息网和建立农资企业诚信生产经营制度、农民利益受损补偿制度，达到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合格率98%以上，农资生产经营档案建立面95%以上，主要农资产品合格率95%以上，由农资质量引发的重大农业生产事故基本杜绝，实现我县农资生产经营使用依法诚信，农资监管监督切实有效，农民和广大消费者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三、建设内容

（一）创建信息平台，在*数字农业网（网址：*）建立农资企业信息库和信息网，通过数字农业网，可找查农资经营单位的有关信息。

（二）督促和指导农资企业建立健全农资质量管理、经营档案、优质服务和承诺制度。

（三）建立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企业自律与市场监管、扶优扶强与打击惩处相结合的机制。

（四）凡在我县从事种子（食用菌）、农药、肥料、兽药（鱼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种畜禽、农机具及配件等农资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都将被列入农资信用体系建设的范围。

（五）建立农资放心店的配送模式。根据我县实际情况，采取放心店经营方式建设农资放心店。农资商品统一由商品准入达标、示范单位集中配送。从而形成一个农资进出把关严格、流通线路清晰、内在质量保证的农资主渠道和农资进货渠道可靠、销售行为合法规范、农民购买方便放心的农资零售网络，把放心农资送到农民家门口。

四、工作重点

（一）建立农资监管监督网。切实有效的监管监督是农资市场规范有序的重要保障，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不间断的监管监督网络是农资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是部门监管。县农业、经贸、林业、工商、质监、公安、安监、物价、财政、供销等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切实加强对农资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和农资市场秩序的监管，同时要加强部门配合，必要时开展联合检查的执法。二是镇乡街道协管。聘请镇乡（街道）农技人员为农资协管员，利用他们与农资经营使用者和广大农民接触频繁的优势，传递农资监管相关信息，宣传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三是行业自律。指导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完善农资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公约、协会章程，自我规范农资生产经营行为，维护良好的经营秩序，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整体利益，抵制、阻止各种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四是社会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曝光假、劣农资的典型案件。聘请镇村干部、专业合作社社员、种养大户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为农资质量监督员，形成社会监督网络。充分运用农资信用监督投诉举报电话：*，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各种农资生产、经营和使用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监管农资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农资信用信息网。利用*县数字农业网，建立一个覆盖全县的农资信用信息网络，搭建包含全部农资企业信用档案的动态信息库，集聚分散在各部门的农资企业信用信息资源，及时向公众农资企业信用信息，包括农资企业的基本情况、经营人员档案、违法违规情况记录、农资执法检查动态、质量抽检结果及有关的种子审定号、农药登记证、肥料登记证等，使农资信用监管信息上下相通、左右相连，实现农资信用体系网络化、信息化管理。

（三）建立农资企业生产经营诚信制度。指导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完善农资行业协会，制订协会章程、自律公约等行业自律制度；督促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制订、实施保证农资产品质量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责任制度、优质服务制度、产品进出检验制度、产品保管制度等，实现从采购、生产、贮藏、销售等各环节都有规范制度保证；建立农资质量可追溯机制，生产企业重点推行ISO系列认证，经营企业重点建立进销台帐，推行“二票一卡”（农资商品进、销货发票，农资商品质量信誉卡）制度。

（四）建立农民利益受损补偿制度。一要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事故鉴定办法，健全农业生产事故鉴定和农业损失评估组织。二要加强调解工作。各级农业部门、消费者协会是因农资产品质量所引发农业生产事故的主要调解者，应确定专人加强调查、协商和处理工作。三要加强法律援助。在调解、督促无效的同时，及时通过消费者协会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讼，或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给予法律援助。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开展农资企业信用建设，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监管，是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县农业局作为农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负责农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农资打假和农资市场检查等执法行动；县经贸局负责农资放心店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指导；县工商局负责各农资企业工商管理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农资企业注册登记和配合联合执法行动；县质监局负责管理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指导和监督农资生产企业质量体系建设；县公安局负责打击农资违法犯罪行为；县林业局负责相关农资产品的信用管理；县安监局负责农资的安全生产管理；县物价局负责农资的价格管理；县财政局负责为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和农资执法监管提供资金保障；县供销社负责做好行业自律。县农业局、工商局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农资经营主体的经营资格审批，严把市场“准入关”，包括农资从业人员技术培训、许可审批、农资企业年度审核制度等。

农资经营法律篇2

内容提要: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尚存物权流转说和债权流转说的争议。由于物权流转说无法保证入股农户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权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化，实践中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以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但是，债权流转说却面临着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等传统商法理论的诘问。因此，需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修正和补充，即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正确认识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丰富并完善合作社社员的责任形态。

法律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从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双重维度梳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之争议与迷失，并给予合理的定位，必要的修正、补充和解析，不仅可以为克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迷失和制度缺陷“对症下药”，而且可以为正确理解合作社的产权性质、完善合作社的责任形态“问诊把脉”。

一、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主要学术观点的检索

（一）物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

物权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互换、抵押一样，为发生物权变动后果的流转”，[1]“对于作为人社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在入社后原来的土地使用权人就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而由合作社享有土地使用权”[2]128“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其实质便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项用益物权实际上被让渡给了公司，成为公司可以占有、支配和收益的财产权利”。WWw.133229.COm[3]股份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入股使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承包人转移给公司或合作社，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和责任财产。

持此说或反对债权流转说的理由主要有：(1)法人享有独立财产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资，其财产权必须转移到公司名下，使公司对这些财产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其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而股东则只能享有对其相应出资或股份的股权。”[4]即只有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合作社法人才能取得独立于出资人的有处分权的法人财产，并以此作为责任财产或破产财产独立承担责任。(2)避免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以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入股公司的，出资入股的标的必须是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绝对权，并且必须实际转移相应的物权，以实物财产租赁的形式入股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否则构成虚假出资”。[5]即使入股时将出资财产转移给企业法人不构成虚假出资，而企业法人终止或合作社社员退社时取回入股的土地，又不能以其他财产承担合作社的亏损，也必然构成抽逃出资。(3)维护物权的支配性。物权是支配性权利，既然《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就应当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方式自由处分；否则，就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否定或限制。

（二）债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

债权流转说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和出租一样，是设定债权的流转方式”；[6]“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如农地经营权），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便可实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7]10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质是农户保留承包权，仅以经营权入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融资担保在民法物权改革思路中对交换价值的支配转换到对使用价值的支配”，[8]使入股农民在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仅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土地使用权入股。

持此说或反对物权流转说的主要理由是：(1)避免农民失地失去土地的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7条，曾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进行股份制经营。但考虑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涉及到入股成立的公司破产后，农户可能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不做规定”。[9]“更何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7]109 (2)让农民名正言顺地享有入股土地的增值收益。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是社员（原承包农户）的财产而不是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因此，农地入股的社员不仅是农地增值收益的当然权利人，而且还有权请求适时调高出资额、提高盈余分配比例”，[8]由此可以给予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倾斜性保护，促进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化和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3)可以促进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自愿选择。在皖北调研时，镇政府官员曾告诉笔者：“农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长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他们宁愿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100年，也不愿意转让或者被征用”。所以，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使用权入股，比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使用权入股，更能维系农民与土地的情感，更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三）对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评析

物权流转说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私权属性，主张彻底物权化。尽管物权流转说的主张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公共利益并非视而不见，但是其开出的三个“药方”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和谐社会的构建疗效甚微。“药方”一，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弥合农民入股的失地风险。“药方”二，“应参照转让条件设定以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条件，要求入股农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固定的非农收入来源”。[5]但问题是，如果等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或者等到农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再允许土地入股，岂不坐失良机，不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农民收入，而贻误改革进程？“药方”三，“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愿意或无力购回的，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购回”。[10]如此一来，且不问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额购回，还是以购回时的市场价值购回，恐怕最大的缺陷恰恰是无力购回的贫困户面临更大的失地风险，难免“雪上加霜”，无助于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法是客观反映不同利益并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然而，物权流转说在协调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却顾此失彼，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债权流转说虽然可以让农户分享土地增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并强化农民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权，有利于实质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却面临着传统商法中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诘问，以及仅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入股的社员如何承担责任的质疑—是以货币和其他财产置换土地出资，还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呢？而且“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这种选择的存在，不仅说明上述债权流转说不必然导致入股土地因合作社终止而当然退回，还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例如，如果土地入股的社员退社或者合作社终止时，土地入股的期限刚好届满，且合作社经营亏损，按照这种选择岂不意味着土地入股的社员可以取回入股土地或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无须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势必导致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为土地入股的社员承担垫付责任，或者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二、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立法迷失：不同规范

性文件的梳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揭示了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制度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造成了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而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又反映了立法的迷失和制度的缺陷。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

《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家庭承包地入股法律性质的专门规定，但是都给出了禁止支配交换价值的农地抵押的理由—“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当债权到期，债务人又无力履行债务，从而实现抵押权时，会使农民丧失土地，势必重演历史上农村两极分化，出现大批无地少地农民的社会问题”，[11]显而易见，《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不会支持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的物权流转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直接规定。但是，能否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采纳了物权流转说呢？当然不能。毕竟，土地入股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出资，否则2007年重庆的“土地新政”就不会引起全国的轰动，就不会被认为是土地的第三次革命。重庆市、浙江省也没有必要分别出台《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江苏省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安徽省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更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土地入股的专门条款。与全国性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入股法律性质规定的缺位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19条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很明显，这些规定都是直接以土地入股的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的。

（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

除湖南、北京2010年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外，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安徽2010年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及重庆、浙江、天津2009年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与全国性规范文件基本反对物权流转说不同，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界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将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性质的界定，大致归为以下模式：

1、可以推定为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与实物、知识产权一样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而2009年浙江省和天津市工商局与农业厅联合公布的同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则清楚地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应明确记载成员出资总额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数额与比例”，即土地出资应当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同时，山东、辽宁、浙江和天津的上述文件又都没有类似于“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因此，根据习惯性思维逻辑可以推定其采纳了物权流转说。

2、由物权流转说转向债权流转说的重庆模式。2007年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应当选择注册资本分期到位的方式申请公司登记，在登记前应当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机关应予支持”，这明显体现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表明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契合了物权流转说。然而，2009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联合的《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却删掉了上述规定，也没有明确要求土地出资额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重庆市《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只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中应明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数额和比例”。）只是规定“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似乎重庆市的立法实践开始转向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流转说。

3、直接反映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主要出资方式，设立相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而无论是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出资还是以承包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出资，都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入股农民仍然保留支配交换价值的承包权，契合了债权流转说。

4、无法准确判断物权流转说还是债权流转说的安徽模式。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第11条只规定：“农民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却没有“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也不能辨别土地出资额是否与实物、知识产权出资一样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是否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无法准确判定。

（三）立法实践的制度性缺陷

无论是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还是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或探索，都可谓是立法迷失的反映。而立法迷失又造成了制度性缺陷。例如，采纳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人股土地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必然导致入股农民难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而合作社破产时又会失地失去生活保障，与土地入股增进、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不符；而采纳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以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又难以合理解释物权流转说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退回或取回承包地的社员如何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毕竟，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必然面临着传统商法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的诘问；如果计入，不仅会导致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界限不清，而且会因为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而被疑为“入股土地只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却不能作为合作社破产财产，背离法人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的本质属性”。

三、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定位与解析：对债权流转说质疑的反驳

从理论上看，债权流转说既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又能避免农民失地，可以在保障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实践中看，债权流转说也得到了一定的采信。但问题是，沿着“债权流转说”指明的方向以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或收益权入股，“物权流转说”质疑“债权流转说”的理由，能否成立？债权流转说是否真的违反传统商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只要辨析或纠正“物权流转说”的一些误解，只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借鉴法国劳务出资的规制措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12]就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化解传统商法理论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不仅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是债权性流转而非物权性流转，而且可以为社员退回入股土地并享受土地增值收益提供名正言顺的法理根据；“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而且可以避免利益协调中的顾此失彼，即不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而是由土地入股的社员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亏损，避免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一）“出资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之辩

有人认为“出资行为是物权行为，出资行为这一物权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之一”。[13]其实，该主张应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不能绝对化片面理解。因为：(1)“在大多数国家的合作社法中都规定社员可以将一些动产的所有权投入合作社，也可以将其具有债权性质的使用权投入合作社”。[2]143 (2)劳务具有专属性，与作为其载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以劳务出资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但仍有些国家允许劳务出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21节e款规定“在劳务提供完毕之前，公司可以将股票暂存他处或限制该股票的转让，直至劳务提供完毕”； [14] 1982年修改的《法国民法典》第1843-2条第2款规定，“以技艺形式的出资不计入公司资本的构成。但此种出资计作有权参加分享利润和净资产，并承担损失的股份”。[15]。显然，在特殊情况下，出资行为并不发生物权变动。允许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主要是遵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即‘入社自由’，鼓励更多人到合作社中来，在出资方式上灵活多样，会使成员摆脱疑虑，特别是合作社初创时期，人们对合作社的经营原则、活动宗旨、发展前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143

（二）“法人财产独立与法人地位”之辩

其一，有学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的观点提出，“既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总额的观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制度原理，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财产；拥有独立的财产也是法人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根据之一。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财产，那么，这样的‘法人’还是法人吗？”[10]经过仔细分析，这样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六）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的规定，社员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由约定出资方式、出资数额，包括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只有约定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的社员出资才能构成合作社的责任财产。这样的理解既遵循了合作社的“入社自由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赋予的章程自治，又不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之规定。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并成为合作社当然责任财产，那么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还能退回入股土地吗？凭什么退回？毕竟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无论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9条“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还是入股土地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都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社员出资应作为合作社责任财产”的规定。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最低出资总额的限制，只要社员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外还有其他财产出资，都不会影响合作社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更不会影响其法人的成立。何况有学者已经指出，“法人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国合作社法赋予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也允许章程约定社员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保证责任、无限责任”。[2]21 -24。也就是说，如果出资人的出资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是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的话，那么其出资（如人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计入合作社的出资总额不能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该出资人（土地入股者）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无限责任；而无论社员承担保证责任还是无限责任都不应当影响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考虑到土地入股者责任的可预测性及其人社的积极性，我国应当采取保证责任为宜—土地入股者对合作社的亏损在退回土地的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三）“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辩

正如《公司法》中的注册资本一样，合作社在登记机关登记并公示的出资总额可以视为出资财产转化为法人财产的标志。如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出资，并将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当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又可以取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作社不能享有该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性的支配权，其法人财产很可能“缩水”，的确难逃“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嫌。但是，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明确立法，那么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无须也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当“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户”时，也就谈不上“虚假出资”，更谈不上“抽逃出资”。相反会因为土地入股者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增加合作社法人的偿债能力。毕竟，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拒绝他人为其承担责任。

（四）“违反物权支配性”之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当然具有物权的支配性，既可以支配其使用价值也可以支配其交换价值。但是，“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承包土地权利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仅以民法上界定过的民事权利为参照，而忽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计时赋予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将其生硬地纳入现行民法框架的研究，这是不恰当的”。[16]如果仅仅支配其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方式有效流转—不仅能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又能使土地承包权人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促进农民权益的最大化，为什么非要冒着失地风险将农地入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流转呢？毕竟，“法律关系应当从它们所植根于的物质的生活状况加以解释”，[17]103而不能仅仅追求法律自身逻辑的完美演绎。法律应当在准确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及其冲突的基础上，基于分配正义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作出取舍和协调。因为“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324。否则，正如“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的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正义的规范制度不配被称为‘法律’”，[17]332起码不是良法。

四、结束语：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辩的启示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现行规范性文件是以物权流转说还是以债权流转说作为立法基础的迷失，以及“土地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赢余和净资产、分担亏损的依据”对债权流转说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之争，实际上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权利性质、法律结构进行内部的法律规范分析，二是从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外部的法律政策分析。但是考虑到：“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不是一种纯法学的研究，可能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目前，物权法研究侧重于物权制度规范的研究，对于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且研究仍然是纯法律规范分析，而从政治目标、从中国国情分析设计者较少。这是我国物权法研究长期滞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物权法研究没有什么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18]显而易见，债权流转说比物权流转说更有现实性和解释力。(2)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秉承“以农民权益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整体利益协调发展”的立法理念，恪守“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立法原则，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的私益与公益、效率与安全。(3)应当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社员有限责任的单一责任形态，使“社员出资方式（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合作社产权性质—社员责任形式”协调一致，即以现金、实物等财产出资，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并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社员以出资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物权变动，不能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土地入股的社员对合作社的亏损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注释:

[1]房绍坤．物权法用益物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4.

[2]屈茂辉，等．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3]李东侠，郝磊．土地承包经权入股公司问题的法律分析[j]．法律适用，2009,(4):24-27.

[4]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2.

[5]宋志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辨析[j]．法学杂志，2010,(5).

[6]马新彦，李国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物权法思考[j]．法商研究，2005,(5):112-118.

[7]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高海，欧阳仁根．农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属性的跨越与流转障碍的克服—以民法用益物权向经济法权利的跨越为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9]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c]//．王宗非．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88.

[10]文杰，李显冬．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思考[j]．法学杂志，2010，(4)．

[1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解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32.

[12]刘红，高海．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与合作社破产的法律冲突与协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7):60-62.

[13]黄凤龙．浅谈出资行为的法律性质[eb/ol].http://article. chinalawinfo. com/article_detail.asp？ articleld ＝43887,2009-11-12.

[14]左传卫．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44.

[15]法国公司法规范[m]．李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

[16]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现代法学，2007，(2)：170-178.

农资经营法律篇3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营权；合理性分析

1 背景

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土地大致经历了私有私营、公有公营以及公有私营三个阶段。上世纪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分别归属集体与农户，实行农地的公有私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释放了农地生产力，实现了我国农地制度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次重大创新，被认为是30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最大成就。2014年中央颁布《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出，对于农地制度改革再次作出新的政策指示。其中，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强调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在原有的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又分出了经营权，土地的两权时代变成三权时代。这被视为我国农地制度现代化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1.1不允许土地抵押融资的缺陷

虽然还有学者反对土地用来抵押融资，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用来抵押融资既合理又合法。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加快，很多农民已经不仅仅依靠耕地生活，他们也在寻求多样的投资与发展。其一、不允许土地使用权用来抵押融资是对农民权利一种侵害。如李凤章教授认为禁止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实质是一种法律父爱主义，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监护制度，其实践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是以父爱之名行剥夺之实。高圣平认为用益物权人人应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禁止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与抵押剥夺了用益物权的收益权。既然我们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就不应该规定这种“使用”只能是“耕种”。这样做只是要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而不是要给农民一种保障。其二、不允许土地使用权用来抵押融资也农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在30年前我们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大大的激活了生产力，那时的条件农民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便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随着承包经营权制度效益的逐渐稀释，与之相随的农地细碎化经营、难以与市场接轨、比较效益低下等问题渐露端倪，并已构成新时期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产品竞争力的障碍（夏显力等，2013）。现在要想在土地上获得良好的经济收入除了要精耕细作，更要规模化经营。显然不允许土地抵押融资已经不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1.2从社会效果分析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和合理性

但是允许土地使用权用来抵押融资之后，如果农民因为考虑不当，经营不利等原因失去土地使用权那就失去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之一，出于对多种社会问题的思考，中央一号文件在土地使用权上分出经营权，这样既可以盘活土地，又可以帮农民保留最后的生活底线。就如张力在《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构造研究》中所说，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后的权能划分与性质界定，不能从概念本身去建构，而应从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去入手。

2 为农民的发展现代农业提供资金支持

将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农民保住最后的生活底线农民会更放心的将土地使用权用于抵押融资，从而获得资金。发展现代农业，除规模化的土地基础外，还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实践中，大多数农民本身并不富裕，最大的资产莫过于农地本身，因而通过农地来融资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此外，再分离对于除初次分离中“农地农民用”的身份藩篱也具有现实意义，分离后经营权的流通性为非农身份主体携带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提供了渠道。作为市场代表的农业公司，其拥有的资金、技术等优势资源要素将注入农业生产中，势必带来农地资源深层次的化配置，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3 满足不同主体生存与发展多层次需求

相对于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许多农林都会选择进城务工，但是中国的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再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因为户籍、受教育程度、背井离乡等原因，对城市并没用归属感，在他们看来农村的土地才是他们值得依赖的地方。因为害怕失去土地，很多农民即使土地杂草丛生也不愿意承包给别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分出经营权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他们可以放心的把土地流转给愿意种地的人，也可以用土地抵押融资。这样既满足了不同主体与发展的多层次需求也有利于土地的充分利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土地的使用权上分出经营权是一个两全之举。但是这个两全之举，但从现有的法律制度来看，却有概念的错位与混用，经营权来历不明之嫌。

4 从现有法律制度看“经营权”

我国《宪法》规定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物权法》也承袭了这一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农民并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是一种承包经营，这只是一种用益物权。所有权具有全面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所有权人对于所有物具有全面的概括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关于这个“收益”，包不包括不去得所有权人同意，自行在物上另外设定一项新的权利而取得“收益”还有争议。所以从现有的法律制度来看“经营权”的来历有不明的嫌疑。

5 从法理角度看“经营权”

作为法治后继国家，我国民法基本上是对大陆法系的移植，但是在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忘记去移植其精神，而去追求概念的统一。笔者认为，在法律的移植过程中，我们应该解开概念的空壳，来看实质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内容的实质来看一下，什么是我们法律中所指的国家的“所有权”，什么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5.1现在我们国家和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其实不是一种财产性权利而是一种公权力

土地所有权的公权力性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体现在使用权的出让上。我国的《宪法》和《物权法》虽然规定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和集体，但是用同时又归定二者均不可转让和抵押，者显然和所有权个概括性，完全性对世性不相符合。相反，国家和集体的这样一种所有权担负着公共财政、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的职能，体现的是公权力。其二从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和税收的征收来看，国家和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权也是一种公权力。我国国家对土地的收回并不是用“所有权的收回”，而是用“使用权的收回”。且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并不需要因此向国家缴税或租金。由此我们可知，从实质上来看，我国国家和集体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公权力。

5.2农民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是“所有权”而不是“用益物权”

由于我国有政策先行于且优于法律的特点，所以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所有权”，但结合政策与法律，从实质上来看，已经具有这个特点。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永久性和可继承性。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再次强调，把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9年12月31日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制定具体办法，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是近年来法律纠纷不断、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目前学界与法院对该问题的主导意见可以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 年第12期登载的“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的判决作为典型代表。此案虽并未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个人财产继承，但是承认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另外，2014年中央颁布《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允许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经营权”也可知，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用益物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

5.3另外，我国的法律理论多段来自大陆法系，但也不影响我们利用英美法系的理论来解决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

英美法系中有权利分离的理论，也就是当一种权利被实际需要时，它就可以从原有的权利基础上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种权利。现在我们需要土地的经营权来解决盘活土地的需要和保障农民生存底线的需要的矛盾是，经营权便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符合法理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由此，我们便知道，虽然从现有的法律制度来看，“经营权”有来历不明的嫌疑，但是从法律的实质和法理上来讲，“经营权”有其合理的来历和清晰的定位。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不仅顺应了现实的需要，也符合法理的逻辑。相比文件，我们的法律具有滞后性，应及时理清关系，为现实的需要提供合法的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1]郑志峰.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框架创新研究――以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J].求实，2014，（10）

[2]汪险生 郭忠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两权分离及运行机理[J].经济学家，2014，（4）

[3]张 力 郑志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构造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5，（1）

[4]朱 广 新.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期限和继承[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7）

[5]刘 敏.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解释论――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案”[J].政治与法律，2014，（11）

[6]李凤章.法律移植，移植什么――以土地所有权的中国命运为中心[J].法律科学，2009，（6）

农资经营法律篇4

1 当前我县农业行政执法现状和存在问题

1.1 目前农资市场存在问题

1.1.1 农资经营网点过多过滥，造成一定范围失控 检查发现，有些乡村耕地，果园，大棚不算多，但村里农资经营户数量却远远超过目前实际需求数量，不仅造成恶性竞争，还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经济报失。

1.1.2 无证经营 调查中发现在农村市场许多经营食品.日常用品的门市随处堆放种子.农药等物资，与营业执照规定范围毫不相干，即给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很大隐患，又给管理者的管理带来盲区。

1.1.3 无固定场所经营 有些农资经营户没有固定场所，平时用三轮车.面包车等农机具赶集式走村串户进行农资销售，拿不出任何票据，造成农资市场多元.无序.流动化经营，对日常经营户造成很大损失，一旦农资出现质量问题，给监管者监管带来难度，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

1.1.4 经营过期农药 农业法律法规都有禁止生产经营假劣农资产品，但在实际检查中经营过期农药依然存在，有些农资经营户甚至销售未经登记农药。

1.1.5 农资经营档案不同 农业法律法规规定农资经营户必须健立建全生产经营档案，但在实际检查中发现票据与经营档案不相适应者大有人在，有些经营户只顾挣钱甚至几个月乃致检查时实击一下，以应付检查。

1.2 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现状

农业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和熟习法律法规，而现实的情况是农业执法人员大多是以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是具备了，但缺乏系统全面的法律法规知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执法人员不会执法.不善执法.不敢执法现象。尤其在检查和案件处理时很难熟练准确合理运用法律，执法效率和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因诸多原因造成一些主管部门不够重视，认为此项工作可有可无。日常缺少一些有计划有组织学习培训，对待考核采取睁一只闭一只眼错误做法，使执法人员专业知识与技能得不到提高，不仅无法更好胜任执法工作，还会由于找法人员自身素质原因导致农业部门权威性降底，影响到当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1.3 管理相对人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不法经营户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正常开展。同时农民群众法制观念也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合法利益。

1.4 会对农业综合执法认识不足

传统行政执法给人概念不外乎公安.工商.质检等部门，作为新的公共事物部门，在工作有时需要相关司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配合，比如与公安工商联合一执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向检查机关移交案件，如协调不好，加上对农业执法机构认识不够，就可能出现孤立无援，工作开展困难，执法力度不够。

2 农业行政执法对策和措施

2.1 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

与农资经销户签订农资诚信承诺书。做到对农资门底数清.数据实.情况明，同时对供货商提供的农资进行网上验证和三证审查并指导和督促检查农资经营户键立建全购销台帐索证索票制度，将种子.农药.化肥全部纳入经销货台帐登记管理范围，对不符合标识标准农资责令退出市场，凡未经审定登记以及检验不合格农资产品不准销售，一定做到来源请楚，质量合格，标识规范，价格合理。

2.2 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法规知识

本着服务群众原则，积极开展政策咨询.法律咨询.信息服务和技术指导。一方面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散发资料，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等农业法律法规与农资识假辨假常识.注意事项，以及维权途径，鼓励他们向执法部门举报假劣农资。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培训班.知识讲座和市场检查等方法，向农资经营户广泛开展种子.农药.肥料等法律法规宣传服务活动，告知其违法经营后果和导致农业生产事故赔偿责任。

2.3 加强执法监督，杜绝滥用权利

提高农业执法能力 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力量对农业综合执法进行监督，力求有效遏制农业综合执法中可能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杜绝执法机构权力腐败。通过强化农业干部法制培训，加大农业执法投入等措施，加强执法人员管理规范执法，建立一支思想过硬，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素质高执法队伍。

2.4 健全工作机制，范执法行为

建立农业部门与其它部门间的执法协调会商机制，建立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农业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机制；建立农业执法中的联打联动机制；建立执法监督检查机制和执法考核评议机制，进一步推动执法机制创新。

2.5 强代农业执法保障

农资经营法律篇5

200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农村土地制度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征地制度、同地同价、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但在当前的法律体制下如何将上述改革落地实施，至今没有明确或统一的办法。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农村金融创新等关键问题能否得以突破和落实。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目前的土地制度的法律状态如何？法律困境在哪里？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改革可能面临调整的法律有哪些？ 不超过20年的租赁

中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之上形成的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具有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特征，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和成效。 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经营是当前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的重要方式。

如何在继续保持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经营是当前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的重要方式，其中亦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重要法律问题。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几种方式：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出租等。其中：

转让是承包经营权的整体让渡，涉及承包人和承包关系的变更，因此受让人应当符合法律对于承包人主体资格的规定。除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地”以外，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人均应当是农户。

转包是承包经营权的再次转移，是本集体组织内部各承包户在不改变原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对承包地经营权的内部调整。转包后，接包方对承包方负责，承包方对发包方负责。接包方应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

互换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户为方便耕作或其他需要，对承包地进行交换，承包经营权也发生相应交换。互换双方均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入股方式根据承包类型的不同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之间为了发展经营而以承包经营权入股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其合作模式主要为合作社；二是家庭承包经营以外的其他土地承包经营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出租则是承包人对承包经营权实施租赁，原承包关系不变，承租人对承包人负责。承租人可以是农户，也可以是其他具备农业经营能力的主体。但是最长租赁期限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期限。

由此可知，社会资本要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及规模进行，在现行法律规定下能够采取的流转方式主要通过租赁，在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取得不超过20年的土地使用权。 如何保障农民权益？

农民的承包地以出租方式流转给企业进行集中经营之后，虽然承包人还是农户，但实际的使用权已经不再属于农户，即农户不再直接实施经营生产。实践中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受雇于规模经营者，成为农业雇工从事农业生产，这可能会打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种则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谋求其他生存来源或仅靠一点微薄的租金为生。

在此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当地农户谈判能力弱、地方政府服务不到位、村委会代位越权的情况下，农户往往无法处于一个公平的地位参与流转，其无法在是否流转、如何流转、流转价格、流转期限等问题上体现真实意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一部分地方以推进规模经营的借口，变相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建设用地紧张问题。一些公司企业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肆圈占农民耕地，出现了土地流转价格过低、流转期限过长等情况，甚至有的还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规定，擅自改变用途，使流转的土地呈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危及粮食安全。

这就涉及土地违法的问题。避免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需要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自觉自律，坚决不碰土地违法的红线；另一方面，相关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对工商企业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对项目的实施持续进行监督管理，一旦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或接到相关举报，要立即查处，有效避免土地违法行为，保证土地规模经营的良性运行。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产权同时又被赋予了身份属性和社会保障功能。一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外流转，就可能面临丧失生活基本保障的风险。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保障体系来剥离农村土地等重要农村资产长期以来被赋予的身份属性和社会保障功能。2011年7月《社会保险法》正式生效，这表明国家已经在逐步建立另外一套社会保障体系来替代土地原有的社会保障功能。

承包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要素，农户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法律保护。但同时农户在农业经营活动中又处于弱势地位，村集体、村委会借少数服从多数之名或其他理由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这不是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必然结果。对此应该解决的是如何规范流转程序，在流转过程中切实尊重和保护农民权益的问题，而非因为可能存在侵权行为而否定了工商资本通过规模流转参与农业经营的行为本身。 宅基地流转严格受限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足够资金的支持，包括农业的生产经营，同样需要足够的资本。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之下，集体和农民个人自身没有足够的资本自行从事农业开发经营或用于改善生活环境，但是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财产，其中土地和房屋就是最有价值的不动产。

但是，在现有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法律制度之下，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存在缺陷，集体土地使用权无法自由流转或实施开发利用，造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同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同名不同权”，阻碍了城乡一体的土地要素市场形成，阻碍了农村资产向资本的有效转化。

根据土地用途的不同，集体建设用地一般分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公益、公共建设用地及农民宅基地。现行法律规定下，无论何种建设用地，其流转都受到限制。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之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除因乡镇企业破产致使建设用地发生转移的以外，不得流转用于非农建设；第62条同时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后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从法律属性上来看，土地使用权是一种财产权利，属于用益物权，其权利人应当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但恰恰又是《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能进行了限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流转用于非农建设，这与《物权法》对用益物权的权能规定相矛盾。

与法律规定不同，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政策文件，如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2007〕71号）、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流转，但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建设和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用途。

有条件地放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对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要求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即由于没有相应配套的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在操作层面仍然存在问题。

由谁管、怎么管、怎么实施，都没有进行明确。而国家之所以没有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是由于没有上位法的依据，即在《土地管理法》没有修改的前提下，无法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只能由各个试点区域自行制定规则，自行摸索。

另外，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多次发文规定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向城镇居民流转，即不允许城镇居民购置宅基地；且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后不得再申请宅基地（无论是转让还是出租）。事实上这就禁止了城镇居民以转让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进而限制了其地上附着的农村房屋所有权的让渡。 宅基地流转的现实障碍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本身也面临种种现实阻碍：

《物权法》第154条规定：“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4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由此可知，宅基地是村民基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通过向集体申请而分配获得的。相较于国有建设用地的取得来说，本身具有无偿性、身份性、福利性和无期限性等特点。较之一般情况下需通过缴纳出让金才能取得、并具有使用期限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讲，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不完全的用益物权，不具备身份条件的主体，即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员无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正是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性和福利性，其进入流转市场存在重重障碍。

要成为能够进入市场进行自由流转的生产要素，首先必须是与身份属性相剥离的完全财产权利，其次权利主体应当具备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但在现有的城乡二元化的经济体制之下，在相关配套保障措施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受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宅基地使用权要实现自由流转，存在重重障碍。

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还制约了农村房屋的自由流转。农民对于房屋享有所有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应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出让房屋所有权意味着其所附着于之上的土地使用权也将一并转让，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如果受让对象是城镇居民那么就无法实现。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由于本身都有申请宅基地的权利，其相互之间进行农村房屋买卖的需求不高，意义不大。 抵押融资难题

土地是农村集体最有价值的资产。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对耕地、宅基地的抵押担保行为都是明文禁止的。

《物权法》第184条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担保法》第37条也做了相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也明确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

事实上，有关农村产权抵押担保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

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放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抵押以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反复研究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放开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物权法》沿用了之前《担保法》的规定，仍然禁止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抵押。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农村改革发展对新型农村金融体制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现有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制度已明显滞后于农村建设发展的金融创新要求。

担保权使土地的资产抵押融资功能被禁锢，就意味着农民无法通过土地获得经营发展的资金，制约了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利于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统筹城乡的建设发展。

一些地区的试点试图突破法律障碍，如成都市的相关文件规定，允许以合法取得、产权明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贷款，并且必须取得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还应符合相应的管理程序等等。

但抵押权的设置和抵押权的实现是一种法律行为，在法律尚无依据的前提下，该行为始终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具体表现在抵押合同可能得不到法律认可，抵押权的实现也可能面临无法操作的问题。

农资经营法律篇6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营造农资市场经营的良好氛围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政策，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切实搞好农资市场监管，*市工商局从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入手，开展送法上门、组织农资经营培训等项工作入手，努力营造了农资市场经营的良好氛围。一是开展送法上门宣传活动。利用市场巡查机制，对经营单位上门进行宣传把法律法规送到每一位经营者手中。这样既有利于农资经营者自觉学习工商法律法规，又有效增强了农资经营者的诚信经营和守法意识，形成了农资经营者自我约束、诚信经营和遵纪守法的良好局面。二是组织开展农资经营者培训班。为了增强农资经营者的诚信经营理念，今年*月*日，*市工商局举办了农资经营者培训班既红盾护农启动大会，对全市*家农资经营者进行了培训，重点学习工商法规和诚信经营理念，使农资经营者知法懂法，自觉做到诚信守法经营，有效地提高了农资经营者诚信和行业自律意识，并由工商局副局长宣布*市红盾护农行动开始。三是加大红盾护农宣传力度。通过采取利用电视台举办农民消费维权专栏和利用集市宣传等多种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加强对农资打假工作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农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红盾护农的重点要求，形成社会关注的氛围。

二、严格进货渠道,规范农资商品经营主体

为防止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等扰乱农资市场的经营行为，*市工商局严格审查登记材料，严格掌握前置审批，严格核定登记事项，严格按照登记程序和登记审核责任制办事，严格按照农药、化肥、种子经营的要求，严把农资市场准入关。同时，对无证无照或证照不全、不具备经营资格或超范围经营的门店，坚决予以取缔。今年以来，在执法检查中，先后对*户无照经营或不符合条件的经营户进行了依法取缔。为使全市农资经营门店达到布局合理，方便农民和准确掌握农资经营者情况，*市局对农资经营单位实行一企一档，并编制了全市农资经营业户统计表，以便于统揽全局、准确掌握全市农资市场经营情况、及时协调调度和督促检查。各工商分局、所对经营单位进行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有效地掌握了农资经营监管的主动权。

三、建立“两帐、两票、一卡、一书”，切实掌握农资经营监管主动权

为便于准确地掌握农资经营户的进货来源和经营情况，准确掌握农资经营户的底数，切实弄清农资经营户的经营规模、农资产品的来源、品种、数量、价格、去向和有无违法违章等基本情况，*市工商局在统一调查审核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全市各农资经营企业使用了市供销社系统统一的进销、货登记台账，对进、销货情况进行全面详细的登记；农资经营企业使用统一的销货发票，要求农资经营企业向农资生产厂家索要农资商品质量信用卡，农资经营户与农资生产厂家签订了农资商品质量责任书。同时，落实了市场巡查制、市场预警、*投诉举报、市场主办单位和经营者责任制等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农资市场的长效监管机制。这样，使全市农资经营单位的“两帐、两票、一卡、一书”达到了标准统一，设置规范。

四、实行农资商品经营连环承诺，增强农资商品经营者的诚信自律意识

在农资商品经营监管上，*市工商局积极探索农资商品连锁经营新模式。农资主营和连锁经营新模式主要是把国家允许经营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品种，以*市*农资市场为基点，向农村各销售商店辐射，形成市区大型农资经营单位把住主要经营渠道、工商部门巡查监管农资管理的新模式。*市供销、农业、林业等单位的主体农资单位与各农村销售网点签订连锁经营协议，实行统一经营标准，有效提高了规模农资经营主渠道的信誉。同时，*市工商局探索实行了农资商品经营连环承诺制度，要求供货商对经营者必须签订质量保证责任书，并由经营者及时报工商局备案。目前，在农资市场内经营单位全部与供货商签定了质量保证书，并由经营单位及时报工商局进行备案。这样，有效地增强了农资经营者的诚信经营和自律意识。

实行了农资产品准入备案制。市供销社系统是我市农资商品经营的大户，拥有*家经营企业，为规范其经营行为，*市工商局与市供销社系统积极采纳外地的管理经验，采取各农资经营企业对购进的农资产品除进行详细登记外，还要对其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产品质量报告、生产许可证等证件进行核对，并报*市农资办公室，由农资办统一上报工商局备案，便于实施日常动态监督管理。

五、对农资产品实施抽样检查。*市工商局上半年会同某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该市农资市场、城区一社、城区二社、农化总站和中化化肥公司*经销处等*多家批发企业销售的化肥进行了抽查。抽查了*、*集团等*个厂家生产的复合肥、磷酸二氨等*个品种的化肥。化肥样品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验，抽查合格率为*％。对销售不合格的化肥企业进行了处罚，并报石家庄市工商局下发了市场监督预警，提示广大消费者避免上当受骗。

为便于增强农村消费者的自我维权意识，在全市实行了农资消费警示制度，主要提醒农民到证照齐全的农资门市购买农资、买到假冒伪劣农资怎么办等，较好地起到了对农资经营者的警示和对农民消费者自我维权的作用。

今年*市工商局市场监督预警和消费警示*期、转发省、市局市场监督预警*期。为便于增强农村消费者的自我维权意识，在全市各乡镇设立了农资消费警示牌，主要提醒农民到证照齐全的农资门市购买农资、买到假冒伪劣农资怎么办等，较好地起到了对农资经营者的警示和对农民消费者自我维权的作用。

农资经营法律篇7

在夏播时节，**加大对农资市场违法行为的整治，杜绝坑农害农行为，打击假冒伪劣化肥、饲料等坑害农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一是加大对农资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认真清理规范农资经营主体资格,完善了农资经营者市场准入、交易和退出等重点环节的监管机制。与经营主体签订责任状,签订率达到100%。实现了农资市场无缝隙监管，为农民营造了安全放心的农资消费环境。

二是针对生产经营企业的特点和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我局加强了流通环节农资商品质量监测力度,建立和完善了农资商品质量档案，不断探索不合格农资商品下架、退市监管机制，把不合格的农资商品清除出市场。及时监测信息，实现检测结果共享，同时提高了监管效能。

三是加强经营户自律，发挥经营者自检、自管、自律作用，增强其诚信意识，使流通领域的农资商品质量得以有效保证。

“红盾护农保夏播”行动中，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455人次，车辆36台次，发放宣传材料300余份，共检查种子、农药、农膜、化肥经营户94户次，未发现违法经营行为及农资商品。通过检查，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有效规范了农资经营行为，维护了正常的农资市场经营秩序 。

农资经营法律篇8

【关键词】农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风险 创新担保风险补偿

一、引言

近年来，农民的多元化经营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来破解三农发展的资金难题，成为了一条重要的途径。但由于农地承包经营权不明晰、排他性弱、处分权受到严重限制等“先天不足”的产权障碍因素，再加上后天受限“的法律、抵押工作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虽说做出了许多的有益探索，却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风险。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存在的系列风险及应该如何规避、化解风险。

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风险

（1）法律法规未松绑。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农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创新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我国《物权法》第184条和《担保法》第37条第2款对农地经营权抵押做出了明令禁止，除此之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的相关条款对农地经营权抵押制度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大多数农民手中所拥有的农村土地均不得抵押，但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均是通过地方性文件获得批准的，一旦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抵押贷款人若提出抵押品违反法律相关规定，而主张合同无效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无疑十分棘手。

（2）农业生产经营不稳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可能造成地上附着物重大损失；或因市场形势变化导致地上附着物价值大幅降低，进而影响土地流转价值。再加上农业收入增长空间有限，生产技术较不成熟，总体上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当农业贷款一旦不能到期偿还，银行即使处置抵押物也难以挽回全部损失，再加上中国农业保险发展较滞后，导致信贷风险防范困难加大。

（3）农地承包权价值评估不准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难以标准衡量，一方面是地上种养物易受灾害、不易监管，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交易服务极不发达，缺少权威的土地价值评估机构和专业资质评估人员，大多地方都是仅凭贷款人以土地租金及地上种养物的价值来确定抵押物的评估价值，造成对土地抵押价值的认定不够科学。

（4）社保机制不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低保、新农合医疗制度仍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的财产性收益较少，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土地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当农民还款失败，丧失土地经营权时，其抵御风险和抗压能力大幅削弱，面临失去生存之本的窘况，这不但与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还会给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灾难，引起系列民生风险。

（5）相关配套较滞后。相关配套设施的滞后，带来了多源化的风险。一是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的不完备，出现权利界限不清的问题，二是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迟缓，农地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尚不完备，缺乏农村信用评估体系，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三是风险补偿机制还不完善，如若没有可靠的政府专项风险补偿基金或是第三方担保机构进行风险的分担，金融机构可能形成较多的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

三、措施及建议

（1）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相关法律可以确保未来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事务有法可依。首先，试点地区打开“绿灯”，其出台的关于土地经营权抵质押创新的行政规定虽与国家尚未修改的法律相关条款相矛盾，但在纠纷处理中应以地方行政法规为标准；然后修改最高法院关于处理农地经营权抵押相关纠纷的司法解释，进一步缓释法律风险；最后，在试点区较为成熟后修改相关法律，建议删除《物权法》中184条“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对《担保法》第37条做出相应调整。

（2）发展农业保险，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借款客户生产经营的风险情况及当地农业保险的普及情况，与借款人协商投保，并明确金融机构为农业保险的第一受益人。推行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以抵御农产品市价浮动风险，尝试建立农地抵押贷款保险；建立政府增信机制，成立政府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基金，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还可以通过发放政府保险补贴减轻农民参保负担，发放财政贴息减轻其贷款负担，培养起借款人的信用意识。

（3）创新抵押担保模式、方式。建立起因地制宜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模式，可采用“农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公司”等模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增加还款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创新多元化的抵押方式，发展股权质押、信托收益权质押、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提高资产流动性，降低风险，并能为农业发展开辟长期性的融资通道。创新金融信贷产品，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户收入、风险类型、资产组成等特征，合理确定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条件、抵押物品等要素，预留出不允许抵押的农地部分，降低农民的生存风险。

（4）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民可获得财产性收益的渠道，弱化农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完善系列中介服务。一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保证其权属明确；二是加快推进农地产权价值评估机制建设，提高估价准确性；三是加速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程，增强对贷款人的约束力；四是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平台服务和信息服务，以降低市场信息风险，并为农户提供询价、等多种服务；四是建立完善风险预警系统，控制贷款准入条件，选择经营效益好、还款能力强、信誉风评好的农户，贷款后实时监测贷款资金流向，跟踪农户经营情况，做到风险早规避、早发现、早处理，保障金融机构贷款的顺利收回。

参考文献：

[1]兰德平，刘洪银.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形成与控制[J].当代经济，2014，（04）.

[2]惠献波.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广困境与创新路径设计[J].农村金融，2015，（05）.

[3]王平，邱道持，李广东.农村土地抵押调查[J].中国农学通报，2010.

农资经营法律篇9

关键词：承包地经营权；信托制度；土地信托

中图分类号：F30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36－03

一、农村土地信托制度概述

（一）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的含义

由于受经营能力、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当前许多农民种地不赚钱甚至亏本，种地积极性不高，导致土地大面积撂荒，而一些有技术、有市场的企业或个人想种地却无地可种,于是出现了“有地无力种，有力无地种”的矛盾局面。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地承包者可将承包地的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依法、自愿地以信托方式交由有经营意愿也有经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经营。企业或个人取得土地经营权后，依据自己的意志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信托土地进行经营管理或处分，在扣除经营费用和约定报酬后,土地收益则完全归农地承包权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所有。综上所述，笔者将农村土地信托制度概括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土地承包人基于对受托主体的信任，为了使自己取得更大的土地收益，更加有效、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将其承包地经营权信托给受托人。受托人以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为宗旨，以自己的名义对土地经营权进行独立管理或处分，而土地收益由土地承包者或其指定的受益人享有的民事行为。”

（二）土地信托当事人及其之间的法律关系

依据信托制度的基本原理,土地信托应包括信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当事人。其中信托人是土地承包者，其根据自己的意志，在保留承包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将承包地经营权分离出来信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对其进行独立管理、经营。受托人是指承包地经营权的受让者，其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土地独立进行经营管理或处分，各种法人、工商企业以及自然人均可成为土地受托人。受益人是由信托人指定有资格享有信托收益权的第三人，其只享有信托收益权，而无权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其可以是信托人本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是受托人。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信托中，从土地信托产生的原因和目的来看，受益人主要是信托人本人即农村土地承包者。

农村土地信托制度中三方当事人存在如下法律三种关系：（1）信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根据信托协议信托人将其土地经营权信托给受托人经营、管理,受托人则应尽到信托义务。受托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像经营自己的财产一样对信托土地进行善良地经营管理，确保土地收益最大化。同时,受托人应当接受信托人的监督,但除非受托人犯了比较明显的原则性错误，信托人应尽量不要干涉信托事务，确保受托人能以自己的意愿对土地进行独立经营。（2）受托人必须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行事,且有义务将信托收益交付受益人享有,而受益人则有权享有信托收益,在其收益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行使收益请求权和排除妨害权。同时，受益人有义务协助受托人完成信托收益的交付行为。（3）信托人有权独立指定或更换受益人，而不必经受益人同意。信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无因性，不因信托设立前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变更而变更。比如，因信托人与某人之间存在继承或债权债务关系，信托人将其财产设立信托并指定该人为受益人，则受益人的受益权不因双方之间继承或债权债务关系的解除而解除，必须经信托人依据法定或规定程序才能予以解除。

（三）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的特征

1.土地信托的信托财产为承包地经营权。传统信托理念中信托人只能将自己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信托财产予以信托，但随着物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土地等财产已由“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用益权为中心”转变，各类受益物权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信托实质上就是受托人代信托人实现物的经营权、收益权和部分处分权，因此承包地的经营权也可作为信托财产予以信托。另外，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了信托财产包括所有权，但未明确规定仅指所有权，因此，将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据我国现行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只能是集体所有，农户仅拥有土地的承包权，而不拥有所有权，因此，农村土地的信托财产只能是承包地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

2.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信托土地进行管理或处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信托的基本价值和功能所在，信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财产交由受托人管理，受托人成为财产法律意义上的“所有人”，其对信托财产拥有完全的支配权。信托财产独立于各方当事人的固定财产，体现出一种独立人格，由受托人基于信托目的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对财产独立进行管理、处分，从而保障受益人财产收益的获得，这正是信托与的本质区别。土地信托期间信托人无权对受托人的土地经营管理行为进行干涉，但在法定或约定范围内依然享有监督权。

3.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是相互分离的。受托人享有土地管理、处分权，受益人享有土地收益权，农村土地信托的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是相互分离的，这是土地信托与出租、转包、反租倒包等其他土地流转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受托人根据法律和信托协议，享有土地的管理、处分权，但受托人不得利用该地为自己牟利，信托受益人则根据信托协议享有收益权。这种财产管理权属和财产利益属性的分离、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分离，使受益人在无须承担财产管理责任的情况下享受财产利益，这是信托制度的本质和先进性所在。

4.土地信托收益应当完全归信托人即土地承包者所有。依据信托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相分离的原则，信托收益应归受益人所有，在我国农村土地信托中受益人基本上都是信托人本人，因此，土地信托收益应归农地承包人所有。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首要义务就是维护受益人的利益，为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行事。受托人不得运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获取任何利益，信托收益应全部归受益人所有，受托人只能根据信托合同的相关规定获得相应的信托报酬，信托报酬由信托双方当事人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协商。

5.土地信托的受托人可以是本集体成员也可是其他经济主体。土地承包者可以将其承包地经营权信托给本村民集体想进行规模化经营，而又没有大面积土地的农村种田能手，也可将承包地信托给那些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受托主体可以运用大面积的土地种植药材、蔬菜等经济作物，或者从事养殖等副业，但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由于这些人具有足够的资金和经营技术，并且具有独特的市场观察力，他们可以把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和土地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对土地进行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经营。

二、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信托制度起源于土地信托

现代信托制度由英国13世纪的“用益制度”发展而来。13世纪前后，宗教在英国盛极一时，教徒们为了表达对上帝的虔诚而将土地赠给教会，但依据当时英国的法律，皇室无权对教会征收土地税，于是，引发了皇室与教会之间的权力争斗。为了避免皇室对土地转让的干预，教徒们纷纷效仿罗马“遗产信托”的做法，不直接将土地转让给教会，而是将土地赠送给第三人，但约定土地的收益由教会享有，即实际上由第三人以教会收益为目的管理、使用土地。这种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不仅为许多国家借鉴，而且被引入到土地以外的其他资产经营领域，并在现代社会资本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演化为现代信托制度。

（二）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在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效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一贯方针。《农村土地承包法》是规范我国农村土地管理使用的基本法律，明确许可农地承包权流转的原则，对转包、出租、互换等土地承包权流转方式进行了规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未明确将信托制度作为土地流转方式的一种，但笔者认为，可将其列为“除转包、互换、转让之外的其他方式”，由此可见，土地信托制度是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如上文所述，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予以信托也是符合我国《信托法》规定的。因此，在我国实施农村土地信托制度是不存在法律障碍的。

（三）对完善农村土地资本市场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建立完善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是发展农村土地资本市场的关键,将土地信托制度引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不仅符合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流转市场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农村土地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第一，有利于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不敢进行长期投资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承包权时常受到不法侵害。而信托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外部财产管理制度，作为信托财产的承包地经营权独立于信托人和受托人的固定财产，可有力对抗外部侵扰；第二，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现行农地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规模化、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水平难以提高。而将土地信托给有技术、有资金、有市场的市场主体，其在得到大面积土地后，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对土地进行统筹管理，使各种农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实现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第三，有利于增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是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由于土地信托的收益完全归信托人即土地承包者所有，承包者在保障获得土地收益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更多收入，当自己想经营土地时在不违背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收回土地进行经营。因此，信托不但没有减弱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反而使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

三、政策建议

（一）加强法制建设，为土地信托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农村土地法制建设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农地法制建设是政府农村土地政策措施在法律层面上的集中体现，的成果需要以法律形式确立和保障，而农地法律法规又在事实上促成了农村土地政策体制的产生。为了促进和保障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加强相关法制建设。由于信托制度属于舶来品，在法律理念上与我国传统法律理念存在冲突，比如，我国不承认“财产双重所有权”，而信托财产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信托人对财产拥有实质所有权，而受托人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我国应当顺应物权已由“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用益权为中心”转变的潮流，承认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权”。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关法律法规，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的权力、义务、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进行明确，并将土地信托制度明确列为其中一种流转方式，为土地信托制度的确立提供法律保障。

（二）加大支农力度，为土地信托制度提供政策支持

稳定、宽松的支农政策是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应积极转变职能观念，由“管理者”向“管理者与服务者并重”转变。土地信托制度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因此，应加大对土地信托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确保土地信托制度健康、持续发展。一方面，农业部门应积极尝试建立土地信托示范点，引导成立规范、高效的土地信托中介机构，帮助农民解决在信托中出现的问题，鼓励农户参与土地信托。另一方面，加强对土地信托经营者的政策扶持，在项目审批、工商登记、资金扶持等方面为其提供便利和优惠，免费提供各种经营信息。大力扶持一批适销对路、效率较高、具有市场前景的经营项目，不断提高信托经营收益。

（三）转变农业经营理念，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积极转变农业经营理念，进一步规范农地经营权流转程序，建立高效、科学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为了使土地信托制度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推广，我们不但要从法律理念上还要从社会财产管理理念上接受信托制度，改变传统的由个人精耕细作的土地经营理念，采取信托等外部财产经营方式将土地交由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的主体集中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快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四）做好配套措施建设，为土地信托制度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

作为法律制度的信托制度有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必须为其创造相应的社会环境，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建设：一是要不断提升社会信用水平。市场经济即是法制经济，又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的缺失会扰乱市场秩序，提升市场经营成本。因此，要使农村土地信用制度得到良好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尽快扭转我国目前社会诚信水平较低的现状，普及信用理念，夯实信托关系的信用基础。特别要提高政府信用，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持久，从而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利益。二是制定可行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积极拓展农业人口就业面，促进劳动力的转移。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土地流入土地市场，保证土地有效流转，又可以排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保证土地信托的健康发展。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对承包地的依赖，让他们能安心外出从事非农业劳动，将大量的土地流转出来，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得到有效充分地利用，以便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增订第三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何宝玉.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中野正俊、张建军.信托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4]耿利航.信托财产与中国信托[J].民商法学，2004，（5）.

[5]周小明.确立信托制度的现实意义[M].北京：中国监察出版社，2002.

[6]李秋明，王宝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农资经营法律篇10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农资经营者和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农资，是指种子、农药、肥料、农业机械及零配件、农用薄膜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投入品。

本办法所称农资经营者，是指从事农资经营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农资市场的监督管理，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监督检查辖区内农资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二）依法监督检查辖区内农资的质量，对不合格的农资进行查处；

（三）依法受理并处理辖区内农资消费者的申诉和举报；

（四）依法履行其它农资市场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农资经营者和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农资经营者和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须经批准的，或者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在登记注册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六条申请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企业从事化肥连锁经营的，可以持企业总部的连锁经营相关文件和登记材料，直接到门店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申请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当有相应的住所、经营场所；企业注册资本（金）、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数额不得少于3万元人民币。申请在省域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企业总部的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申请跨省域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化肥经营的企业，企业总部的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的书面委托为其代销种子的，或者种子经营者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可以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第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其成员销售农资的，可以不办理营业执照。

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可以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八条农资经营者应当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并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得从事下列经营活动：

（一）依法应当取得营业执照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和期限从事农资经营活动的；

（二）经营国家明令禁止、过期、失效、变质以及其他不合格农资的；

（三）经营标签标识标注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伪造、涂改国家标准规定的标签标识标注内容，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假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之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的农资的；

（四）利用广告、说明书、标签或者包装标识等形式对农资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适用范围、有效期限和产地等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九条农资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农资的产品质量负责，建立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农资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进货索证索票制度，在进货时应当查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按照同种农资进货批次向供货商索要具备法定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原件或者由供货商签字、盖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以及产品销售发票或者其他销售凭证等相关票证；

（二）农资经营者应当建立进货台账，如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从事批发业务的，应当建立产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批发的产品品种、规格、数量、流向等内容。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三）农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销售凭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修理、更换、退货等三包责任和赔偿损失等农资的产品质量责任；

（四）农资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农资存在严重缺陷，可能对农业生产、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农资，通知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追回不合格的农资。已经使用的，要明确告知消费者真实情况和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

（五）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并落实农资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审查入场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对无证无照的，不得允许其在市场内经营。

（二）明确告知入场经营者对农资的质量管理责任，以书面形式约定入场经营者建立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进销货台帐、质量承诺、不合格产品下架、退市制度，对种子经营者还应当要求其建立种子经营档案；

（三）建立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消费纠纷；

（四）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发现经营者有本办法第八条所禁止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下列制度，对农资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一）实行农资经营者信用分类监管制度；

（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农资市场巡查制度；

（三）实行农资市场监管预警制度，根据市场巡查、消费者申诉、举报和查处违法行为记录等情况，向社会公布农资市场监管动态信息，及时消费警示；

（四）建立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及时受理和处理农资消费者咨询、申诉和举报。

第十二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农资市场，依据《行政处罚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责令停止相关活动；

（二）向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农资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查阅、复制、查封、扣押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等资料；

（五）查封、扣押有证据表明危害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农资，以及直接用于销售该农资的原材料、包装物、工具；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三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农资市场监管工作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损害农资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农资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农资交易市场开办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