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银行发展的建议十篇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1

［关键词］村镇银行 西部地区 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143－01

引言

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自2006年12月以来，中国银监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力军，村镇银行在服务西部地区“三农”的过程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提出了如下的调研结果及建议。

一、西部地区村镇银行发展状况、问题及原因

（一）股权结构制约

2007年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要求，村镇银行的发起金融机构必须是法人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由于农业贷款单位贷款成本高、回报率低、风险相对较高等原因，大型商业银行对西部地区参股成立村镇银行普遍缺乏动力；本土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加大扩张力度，资本充足率等各项指标极少能达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也缺乏参股一家与自己竞争的村镇银行意愿。

（二）服务经营定位不明确

目前已经开业的村镇银行，相当一部分都设在经济比较发达、金融服务并不贫乏的县域和大城市郊区；相反，在最需要村镇银行的乡镇和农村，尤其是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乡镇和农村设立村镇银行很少。市场定位上，绝大多数村镇银行都以所在县域的企业客户为主，很少主动下乡，那些真正急需贷款的农户实际上很难获得贷款。客户的选择上存在“放大放小、嫌贫爱富”的现象，逐利动机是导致“村镇银行不村镇”的最主要原因。

（三）公信力与吸储能力弱

村镇银行属于新生事物，品牌和声誉相对较弱，服务网点少业务办理不方便，再加上民众对村镇银行及相关政策缺乏了解，增长存款几乎为零，多数人仍然愿意将钱存在国有银行和农信社。

（四）支付结算网络不畅

目前人民银行还未允许村镇银行以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支付系统，只能采取方式，多通过手工票据传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户的资金汇划速度。多数村镇银行没有加入央行大小额支付系统和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也没有加入银联，不能发行银行卡，无法印制票据，不能实现银行间的直接汇兑，致使其不具备现代银行结算功能。

（五）经营缺乏政策支持

村镇银行得到的政策扶持不及农信社。中西部信用社暂免征收所得税，其他地区减半征收，营业税3%；而多数村镇银行执行所得税25%，营业税5%的税率标准。与其他银行机构的存贷款业务结构相比，村镇银行往往笔数多、额度小、服务半径大，服务成本偏高，进一步陷入高成本的经营状况。

二、促进村镇银行发展建议

（一）采取激励有效、风险可控、协调配套的扶持措施

一是财税政策支持，村镇银行可比照农信社享受免征所得税和减免营业税的优惠政策；二是建立涉农贷款补贴制度，鼓励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满足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

（二）探索在西部地区开展利率市场化改革

允许村镇银行根据不同客户对象灵活浮动利率，保证为“三农”领域提供信贷服务的整体可持续；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村镇银行在场域内吸收的存款，比照农信社缴纳存款准备金；同时对村镇银行给予支农再贷款支持，增强其支农资金实力。

（三）放宽村镇银行发起人必须为银行的限制条件

允许资本雄厚、财务状况良好的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中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真正吸引各类资本。

（四）完善支付平台系统

核准村镇银行的行名、行号，批准村镇银行印刷支票，允许村镇银行参加同城票据清算和大、小额支付系统，允许村镇银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同意村镇银行其发起银行的借记卡，畅通支付网络，提高汇划速度。

综上所述，由于村镇银行处于初创阶段，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经营运行和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发展的环境问题，涉及政府及有关政策。地方政府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门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资金支持并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存款准备金率、支农再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村镇银行延伸和发展针对农户的金融服务，同时推动和支持担保机构介入，加强对涉农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担保，因地制宜创新担保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分散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

【参考文献】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2

关键词：商业银行；发展；企业年金；建议

一、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和发展现状

（一）企业年金制度

2004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第20号令《企业年金试行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规范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性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基本养老、个人储蓄性养老构成城镇职工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

（二）企业年金发展现状

目前，全国共有年金管理机构34家，共计57个资格，其中受托资格10个、账管资格17个、投管资格20个、托管资格10个。

表1：我国现行企业年金管理机构资格情况表

截至2014年底，全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达到7688.95亿元，有73261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计划，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达到2292.78万人。

二、商业银行发展企业年金业务的必要性

（一）商业银行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的重要载体

人口老龄化和普通民众“资产管理”意识觉醒背景下，商业银行存款性质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简单地说，就是“短期存款理财产品化，长期存款养老金产品化”。大力发展以养老金资产管理的新兴业务链，将突破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模式，开辟一条新的资产管理渠道，促进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对公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的转型和发展。

（二）商业银行实现综合化经营重要平台

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相比，年金业务涉及保险、基金、证券、信托等多种业务，通过与上述业务的衔接，以及和资本市场的融合，将促进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为其未来发展创造更多的利润增长点。

（三）商业银行稳定客户、实现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

由于企业年金具有长期性、积累性、稳定性、规模性等特点，能够有效巩固和密切客户关系，防止优质公司客户流失，并争取新的客户资源。并且年金业务形成的业务收入具有低风险、收入长期稳定的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商业银行发展企业年金业务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1.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空间巨大

根据人社部规划“十二五”末，全国企业年金资产将达到1万亿元。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总规模将高达1.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养老金市场。广阔的业务市场将为商业银行带来源源不断的业务机会，实现中间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并带动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的整体发展。

2.国家利好政策不断出台

（1）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扩大。2013年4月，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及《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前者放宽了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后者则允许年金投资管理人发行养老金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年金“松了梆”，扩大了企业年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能够增加资产配置的灵活性与主动性，有效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2）新税优惠政策。2013年12月，《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对企业及员工在年金缴费环节和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环节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将纳税义务递延到个人实际领取年金的环节，实现了税收递延，减轻了企业和员工的税负，激发了企业设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职业年金的推进。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按照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4000万，平均月工资3000元，70%的参与率计算，职业年金年新增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也将带动企业年金市场新一波的快速增长，扩大商业银行的年金业务规模。

（二）挑战

1.企业年金市场竞争激烈。年金管理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商业银行不仅面临银行同业的竞争，还面临着与保险、基金、信托公司的竞争。特别在受托业务方面，由于保险公司在专业团队、精算技术、服务理念、补充养老经验，以及专门为企业年金设计的IT系统等方面均有一定优势，同时凭借拥有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双重资格，约60%以上的法人受托业务由养老保险公司揽获。

2.企业年金业务整体收益偏低。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商业银行从经营企业年金业务中获得的收入主要有：受托管理费，最低为托管基金净值（下同）的1‰（不超过2‰）；托管费，最低0.7‰（不超过2‰）。账户管理费最低1元/月.人（不超过5元/月.人）。该收益远低于银行投入的营运成本。

四、商业银行发展企业年金业务的建议

（一）加快产品创新，实现业务长远发展

商业银行应积极创新，开拓企业年金蓝海。创新不仅包括不同客户、服务领域的创新，如针对具有延期支付性质的各类资金进行产品开发，包括企业为职工发放的补充医疗、住房补贴、高管薪酬延付、员工持股计划、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等。还包括投资领域的创新、合作机构的创新，如发展养老金理财产品以及与投资管理公司合作发展养老金产品。

（二）加强联动营销，提升业务综合回报

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方案，如给予企业年金客户信贷业务办理优先权，以及为企业年金客户员工提供各项个人金融服务，开展个人养老理财规划、高端产品联动营销等，在增加客户粘度的同时提升养老金客户的综合贡献度。

（三）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业务办理能力

商业银行开办企业年金业务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应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升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业务管理与客户服务能力。同时完善业务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合同协议等法律文本的审查以及合同的履约情况，有效控制风险。（作者单位：建设银行成都审计分部）

参考文献：

[1] 林若尘，中国人民保险寿险，企业年金管理市场竞争透析[J]中国保险，2014年第10期

[2] 张智，建设银行，浅析建设银行企业年金业务发展方向[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5年第2期

[3] 胡继晔，职业年金制度促养老金融发展[J]经济日报，2015年04月23日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3

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相关法律规范，从法律规范、发展困境和市场监管三个层次，分析当前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在一些乱象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从法律和市场定位、商业银行发展理念、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育、合规文化建设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等五大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 理财 发展困境 金融监管

我国个人银行理财业务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业务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产品从简单到复杂，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年发行理财产品近千只，余额约4.6万亿元。然而，随着个人银行理财业务的不断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现象，比如，理财产品成为部分商业银行监管套利工具，并存在客户投诉不断增加，各类纠纷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的现象。这也使得监管部门在严格规范市场、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保护理财市场发展的平衡上，处于两难境地。

 

商业银行理财市场发展不同阶段的监管规范情况

（一）理财市场发展早期的初步规范

2004年以前，我国有11家中资银行和数家外资银行从事个人外汇理财业务，2004年9月，6家中资银行经中国银监会批复同意开展人民币理财业务，自此，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为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也为了呵护初生的市场，2005年9月，中国银监会以“规范与发展并重，培育和完善并举”为指导思想，制定颁布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风险管理指引》），初步界定了银行理财服务的范畴，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进行分类，对其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和监督管理进行了初步规范。

 

（二）金融危机前后对理财产品的相关监管规范

2006-2007年，中国银监会先后下发《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等数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的密集出台，肇因正值国际金融市场泡沫顶点，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基金管理公司的qdii基金等蓬勃发展，而表面繁荣之下难掩危机，主管部门因此接连发令，规范商业银行行为。

 

同年，中国银监会下发通知明确取消了原《暂行办法》中对商业银行发行保证收益性质的理财产品需要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批准的相关规定，改为实行报告制。对《暂行办法》中要求最迟在发售理财产品前10日将相关资料报送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改为在发售理财产品后5日内将相关资料报送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qdii基金、代客境外理财等铩羽而归，中国银监会接连下发多份针对理财产品业务的通知，分别从产品设计、客户评估、信息披露、风险揭示、销售合规等多方面进行风险提示和监管规范。

 

2009年，中国银监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报告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分别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报告管理和投资范围作出进一步规范和限制。

 

（三）近年监管规范情况变化

2010年开始，随着银信合作的全面加速，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利用相关规定匮乏，部分业务处于监管范围模糊的灰色地带，在发行部分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借道信托绕开信贷规模控制，将表内风险转至表外，美化业务报表和监管指标，导致银信合作风险聚集。为规范银信合作市场，中国银监会自2009年末至2011年先后下发一系列的规范通知1，对银信合作业务转表等进行监管和规范，挤压“影子信贷”，控制银信合作相关业务的风险。

 

2012年，针对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时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客户投诉直线上升的现实，中国银监会适时颁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管理办法》），从各个环节对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产品销售活动进行规范。近期，为了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风险，规范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运作，中国银监会再次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促进银行理财业务的健康、稳健发展。

 

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规范的特征

（一）注重市场培育，并根据风险状况及时调整相关规范

从对理财产品的规范和监管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监管者采取的是“跟随”策略，谨慎观察我国商业银行理财市场发展实际，并以“管风险”为原则，根据我国银行理财市场的发展变化和风险状况及时调整相关规范。比如，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准入应当采用何种方式，就分别经历了批准制、事后报告制、事前与事后报告相结合制。又如，中国银监会根据国内外金融形势在2008年和2010年分别密集出台相关规定，分别对境外代客理财业务和银信合作理财业务进行规范。

 

（二）相关规范的法律层级较低，集中在部门规范性文件。

从法律层级来看，目前直接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的诸多文件中，仅有《暂行办法》和《销售管理办法》为部门规章，其余均为部门规范性文件，其优势在于灵活性，但整体法律层级相对较低。

 

部门规范性文件系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授权，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规范，其制定和流程相对较短。中国银监会因此得以根据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和监管实际，及时甄别和预判风险并制定相关规范，维护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的稳健发展。但是，部门规范性文件法律层级相对较低，从立法效力角度而言处于弱势。从法律的角度看后果有二：一是法律层级较低导致规范力度较弱；二是一旦发生法律冲突的情形，层级较低的法律规定在适用性上劣后于层级较高的规定。

 

当前商业银行理财市场发展面临的几大困境

应当看到，我国商业银行理财市场虽然蓬勃发展，但在资产和财富管理市场上，正面临证券投资基金、券商集合理财、信托公司信托计划等多重夹击，而商业银行理财市场自身，则面对着客户投诉不断上升，产品设计和收益形式日趋保守化的现实。从深层来看，当前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现状及其面临的三个困境密切相关。

（一）法律困境

目前，在关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各项规定中，并未对理财产品的法律属性作出明确界定。《暂行办法》仅对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从业务形态上进行了界定。因而学界对于商业银行理财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尚存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作为委托理财的一种方式，其法律关系是否在实际上属于一种信托行为。

 

1.支持“信托论”的主要理由

第一，《风险管理指引》指明“商业银行应当将银行资产与客户资产分开管理，明确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调整客

户资产方面的授权。对于可以由第三方托管的客户资产，应交由第三方托管”。上述规定与法律界定信托关系的核心之一——信托财产独立相一致。

 

第二，“信托论”的支持者认为，凡是在形式上符合《信托法》中“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就是信托行为，换言之，只要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形成委托契约关系，该委托理财业务即属信托行为。由此，商业银行理财、基金等产品均可以被视为具有“基于信托原理所形成的信托法律关系”。

 

2.对理财产品法律界定的另一种观点

上述将理财产品归于信托关系的划分并没有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理财服务多样化的现实，实际上，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理财产品非此即彼地归类于信托或委托关系。因而目前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具体的商业行为出发分析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法律关系，主要观点如下：

 

《暂行办法》按是否存在资产管理行为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分为理财顾问业务和综合理财业务。理财顾问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个人投资产品推介等专业化服务。可见，理财顾问业务更多的是提供建议和咨询，并不涉及客户资产的管理运营，类似于咨询服务法律关系。

 

根据《暂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综合理财服务，是指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在综合理财服务活动中，客户授权银行代表客户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所以，在综合理财服务中，因涉及银行对客户资产的管理运营，应根据具体不同的运营方式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进行区分，进而判断法律关系。

 

《暂行办法》根据客户获取收益方式不同，将理财产品分为保证收益型和非保证收益型两种。对于保证收益型产品，由于商业银行需要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事先约定的固定收益，该观点倾向将其认定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对于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超出保证收益部分的其他收益，由于商业银行和客户将按照事先约定分配并共同承担风险，该观点倾向于认定其为信托关系。还有一种近似的观点，认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就本金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对收益部分由于客户有权享受正收益而不承担负收益的投资失败风险，相当于商业银行对客户收益做出担保，确保收益不为负，因而认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就将收益部分形成一种担保的信托关系。套用同样的逻辑，该观点认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性质与之类似，即对于本金部分，为债权债务关系，对收益部分，为信托关系。

 

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中，由于商业银行系根据事先约定和实际投资收益情况向客户支付收益，而并不对客户本金的安全做出承诺，且对理财资金享有较大自主管理和处分的权限，与信托的“信托财产独立”和受托人权利类似，因而该观点认为这属于一种信托关系。

 

事实上，在探索我国商业银行理财的法律关系时，都不能不考虑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只有在此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助于商业银行理财合法合规地发展。

 

（二）发展困境

当前，利率市场化有序推进，商业银行依靠传统的信贷业务获取利润的空间受到挤压，而资产管理市场不断深化发展，百姓投资渠道日益增多，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相应不断减少，资产负债管理革新迫在眉睫，这些都迫使商业银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财富管理成为不少银行眼中的下一个利润增长点。

 

1.理财业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然而，纵观当前商业银行理财服务市场，一方面商业银行迫切期望通过理财业务发掘银行中长期新利润增长点，但另一方面又存在将理财产品工具化、滥用化的短视行为，这一矛盾成为当前银行理财市场发展困境的缩影。由此，理财产品短期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理财产品沦为揽储工具，导致银行合规风险增加；理财产品销售人员在销售产品时重收益率、轻风险提示，因销售行为不合规引发客户误解导致投诉、诉讼，银行声誉风险增加；部分金融机构借理财产品绕开信贷规模限制等监管规定，将表内风险表外化，导致实质信用风险不断聚集。

 

2.造成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第一，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法律属性不明，限制了理财产品设计的创新。当前理财产品同质化严重，一方面是因为理财产品成为揽储工具所致，另一方面也由于相关法律规范尚未明确，理财产品创新存在制度障碍。

 

第二，商业银行尚未形成从董事会层面起自上而下重视资产管理业务的理念，理财业务存在长远发展与短期套利行为的矛盾。虽然大部分商业银行都认识到未来财富管理将成为带动利润的新增长点，但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将其纳入战略层面的思考，而只是因为理财业务撬动资金的规模和带动利润增长的潜在可能而对该项业务有所重视。换言之，不少银行所谓的“重视”仅限于将理财产品视为获得短期收益的工具，因此，不论是条线力量投入，还是合规管理力度都相对较弱。例如，目前，除极个别银行外，几乎还没有商业银行单独设立财富或资产管理部门，不少商业银行的理财部门往往是金融市场部或资金管理部下属的二级部门，这样的设置一是导致理财专业人力资源投入不足，理财产品设计专业化程度不高；二是致使在行内理财业务往往沦为配合其他部门完成任务的工具，如为了发展存款，商业银行推出滚动式理财产品，或者更多的将精力放在发售和赎回时间的选择而不是产品设计上，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由此已背离财富管理的初衷，成为监管套利的工具；三是不利于基层员工理解理财业务的本质，反而将其视为存款业务拓展手段，销售合规性不强，这也是近年来银行理财业务投诉和诉讼激增的重要原因。

第三，公众认识存在误区，理财市场的长期培育和正确理念的形成尚待完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产品一样存在投资风险。而现在不少投资者习惯于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视同毫无投资风险的银行存款，无法接受收益低于存款利率或本金受损。这一方面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风险揭示不合规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投资者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认识不足，以及长期以来民众对商业银行的心理预期和消费惯性有关。

 

但是，必须认识到商业银行的定位有别于券商、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稳健”依然是商业银行安身立命之本，在纠正投资人认识误区、加强销售合规性的同时，如何设计恰当的产品，既符合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要求，又适当控制风险，不背离商业银行应承担的角色，是商业银行理财市场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监管困境

首先，监管部门虽然能够按照相关法律的授权，通过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根据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监管，但由于商业银行理财相关法律规范层级效力相对较低，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一定限制。

 

其次，商业银行对其理财市场的发展定位尚未明确，反过来制约监管力量的发挥。如上文所述，监管部门从一开始即以“规范与

发展并重，培育和完善并举”为理念，在提纲契领地颁布《暂行办法》后，一直采取紧密观察和跟随市场、针对具体情况“点对点”及时纠正不规范行为的策略，尚未进一步制定全面规范银行理财业务的规范文件。事实上，监管部门无法也不应代替市场做出选择，用行政手段过度干预市场，市场发育的不成熟也意味着脆弱，监管部门如果无视现实下“猛药”，反而不利于市场平稳进化。

 

最后，监管部门必须平衡好培育市场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关系。虽然监管部门必须着眼于商业银行理财市场的起步培育，但不能否认的是，监管部门的核心职责之一即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这也是中国银监会所有的办法、指引、通知等文件的核心指向。如何既不影响市场发展，又能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同时做好消费者教育，普及正确的投资理念，是监管部门必须平衡好的关系。

 

对理财产品业务发展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理财面临新的发展临界点，具体而言，有五大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如何找准法律和市场定位，探索适当的银行理财产品发展之路；二是如何将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真正嵌入商业银行业务条块，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其他传统业务的配角；三是如何聚拢专业人才，设计出符合资产管理需要和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定位的产品；四是如何自上而下地普及贯彻银行理财产品作为资产管理条线的服务，从设计到销售各环节确保合规；五是如何做好消费者投资理念的纠正和普及，同时推动设计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稳定。

 

（一）短期和微观层面

首先，制定理财产品会计处理和计提风险准备的统一标准，遏制目前利用监管空白修饰报表、美化存款数字的现象，从源头上控制理财产品成为揽储工具的可能。

其次，针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乱象，加强查处力度，增加违规成本，规范银行理财市场发展秩序。培育银行建立理财销售的合规文化，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

最后，尽早建立专门的理财业务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和持续培训机制。参照基金等专业理财的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银行理财业务人员的准入门槛，明确市场禁入等惩罚措施，并建立固定、长期的从业人员持续培训机制，从人员管理上进行规范。

 

（二）中长期和宏观层面

首先，早日明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法律属性，完善相关立法，根据法律、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层级，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规范体系。

其次，推动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加快理财产品的设计创新。目前，我国资本创新工具有限，缺乏相应的活跃市场，相关政策和规范处于缺失状态，应当自上而下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和相应工具的完整性，促进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在内的财富管理手段的进一步丰富。

 

再次，引导商业银行真正理解和贯彻资产和财富管理理念。鼓励商业银行探索符合本行实际情况的银行理财产品定位，而非仅仅将理财产品作为传统业务的替代工具。推动商业银行梳理和调整业务条线设置，合理分配专业人力资源，推出符合银行定位的产品，丰富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拓宽百姓投资渠道。

 

最后，建立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制，持续做好消费者教育工作。监管部门应承担公众教育义务，帮助投资人客观认识风险，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研究建立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保护机制，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国际部

责任编辑：刘颖 廖雯雯

参考文献：

[1]《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2005]2 号）

[2]胡云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性质与理财行为矛盾分析.上海金融.2006，（9）：24.

[3]朱永利.我国商业银行法律性质探讨[j].武汉金融.2012，（3）：48-50.

[4]朱小川.论加强金融理财产品监管的制度建设[j].南方金融， 2011， （3）.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4

关键词：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

一、甘肃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发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的企业及个人客户在经营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客户往往希望贷款成本能低一些，同时贷款金额能高一些，甘肃银行针对市场上客户的需求，推出小微企业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前提是借款人或借款企业拥有产权明晰的自有或第三方所有的住宅、门市、厂房等不动产，借款人或借款企业将以上不动产作为抵押物，获得贷款资金。甘肃银行推出的小微企业抵押贷款与传统的抵押贷款最大不同在于非足额贷款，传统抵押贷款一般都是足额抵押贷款，也就是抵押住宅获取的贷款金额不能超过住宅评估金额的百分之七十，抵押门市获取的贷款金额不超过门市评估金额的百分之六十，抵押厂房获取的贷款金额不超过厂房评估金额的百分之五十，甘肃银行推出的小微企业抵押贷款，可以按照评估金额进行百分之百的放款，这极大的满足了急需资金的小微企业的欢迎。

甘肃银行针对大型企业开发了流量贷款，流量贷款的对象是大品牌的产品经销商或产品供应商。流量贷款首先是要调查申请贷款企业的进出货流量记录，流量记录要求长期稳定，如流量记录波动太大，则需要进行风险分析，一般来说，越是大品牌的产品经销商或产品供应商，其流量记录越容易符合银行审查要求。流量记录实际就是借款人经营情况最直观的体现，同时也能体现出借款人的信用，以及借款人通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对于信用评价高、经营状况良好的借款人，流量贷款往往能提供更高的贷款额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贷款利率。

二、甘肃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业务风险迅速增长

随着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总量的不断发展，甘肃银行所承担的业务风险也不断增长，2010年以来，为了扩大市场份额，甘肃银行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信贷总额迅速提升，而由于当期的资信评价模式与审核制度不够严密，造成部分小微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甘肃银行需承担额外成本进行催收，同时应收账款规模的扩张，资金链运转的不顺畅也制约了甘肃银行开展其他业务的能力，在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风险迅速增长的同时，甘肃银行信用卡业务及其他信贷业务的发展考虑到现有业务风险，市场竞争力遭到制约。业务风险增长的原因还体现在甘肃银行对于业务风险的控制能力不强，忽略风险过程管理的基础上没有搭建适宜的风险预警机制，当业务发展操之过急时，管理层盲目关注信贷规模的增长，追求短期业绩而忽略应收账款规模控制与资金回收风险，对甘肃银行小微信贷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破坏，一般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把握市场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合理控制风险，实现平稳发展，甘肃银行需合理控制业务风险增长。

（二）营销水平有待提高

现在看来，甘肃银行的小微贷款业务，贷款余额有怕提高，根据具体业务的不同，在抵押和担保方式上也有一定的调整，更是推出了多个种类的小微贷款产品，但是从总体来看，小微金融服务项目仍没有大的改进和创新，首当其冲的是各个行业上小微企业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对这些特征在把握上不够全面。具体表现上，比如对制造业来讲，一般对贷款的金额要求相对较大，周期也相对长一些，在用途上更难以分门别类，种类非常的繁多，而甘肃银行在应对制造业的小微贷款产品种类明显不能满足需求；又比如科技型的小微企业，往往其有利条件是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其融资主要途径是风险投资基金，而甘肃银行在贷款与风险投资基金融资相结合的产品上有所欠缺。另外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抵押担保的条件相对还过于严格。甘肃银行在抵押贷款业务上，往往更看重的是企业的固定资产、业绩报表等内容，对企业的潜力、专利、市场、流动资产等难以直接掌握的隐形资产抵押上很少考虑或者考虑不足，营销工作的开展遭到制约。

（三）绩效考核不够完善

信贷业务最根本的要求是有效的把握风险，降低风险拨备的消耗，从而达到以最小的风险情况下使有限的资金创造出最大的利润。而甘肃银行在小微企业信贷业务考核上，很明显的没有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把握，考核目标的设定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这种不注重风险的考核指标指导下，不但会使大批的业务人员为了追逐奖励而忽略风险，最终导致甘肃银行的风险增加，还会使那些风险意识强烈的人员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奖励和取得成效，转而跳槽到其他适合的银行，造成人才的流失。另外，甘肃银行的绩效考核中并没有对贷款发放后的相关的管理工作进行设计，而这一部分工作又恰恰不能忽略的。由于小微金融业务具有金额小、数量多、面对的客户相对固定的特点，因此当银行所办理的小微金融业务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相应的后期维护、综合管理、客户维护、资金回收等一系列的工作就自然落到了业务办理人员的身上。正是因为绩效考核的激励，所以业务人员努力增加业务量，但是后期的管理就没有相应的绩效激励，容易打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甚至造成人员流失。

三、甘肃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控制信贷业务风险

小微企业自身的特点决定其具有产业系统风险、行业集中程序风险和借贷人个人风险等风险，甘肃银行根据风险管理的策略结合小微企业的实际，制定主要的风险防范策略：首先，行业选优方面。对于企业运营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大的、对资金需求变化稳定的、企业经营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的、企业运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品牌效应和用户认可度较高的、具有稳定的资金缓冲的、与内需分不开的消费品和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为优先选择；按照先进行规划再实施、大量选择的管理理念，优中选优的对有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产品主要供应内需市场的企业和行业，以及各自相应的上游和下游相关产业企业，包括生产与之相配套的其他产品的企业进行支持和发展，这样就可以对经济动行过程中产生的系统风险和周期风险达到最大限度的防范的作用。其次，客户甄别方面。充分利用甘肃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主导地位的作用，经合市场信息和行业信息，对企业的现金运行等实际状况进行监控并分析，同时从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以及相应的行业协会、中介等机构加强对企业的了解，全面掌握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类关系包括人际关系等信息的掌握。在掌握了以上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处理手段，对各类信息进行归类汇总并分析利用，最终形成便于甘肃银行进行操作的小微企业客户价值评价标准，以此标准为依据对小微企业进行甄别，最后实现甘肃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整体评价和认识。

（二）利用网络营销进行推广

与传统的营销方式有所不同，网络营销必须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各种工具，最大程度的将网络的优势发挥出来。网络营销有自身的特点，因为展现在用户面前的是文字和语音上的沟通，除了完善的影音宣传资料外，营销人员通过网络平台与客户进行沟通。沟通的途径就是文字或者语音，对文字输入人员则要求打字速度要够快，不要让客户等待时间过长，描述的事项要清晰、简练、通俗、易懂；语音沟通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要语音甜美、吐字清晰、态度热情等。根据以上分析，甘肃银行将网络营销分为售前、售中、售后三个阶段进行网络营销服务。售前服务主要针对的是甘肃银行的潜在客户，充分利用有效的网络资源，将甘肃银行的特色、详细、优势的产品信息展示给客户，达到营销信息大范围的覆盖面。售中服务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已经接收到了甘肃银行的产品宣传，并有一定的兴趣，有购买想法的客户。在这一阶段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即使沟通软件进行沟通，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用简练的语言热情、充分、详实、周到的解答客户的问题，并对产品做出进一步的介绍，最终促成交易成功。因为甘肃银行的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的售后服务同期较长，因此为了维持甘肃银行的良好形象，树立品牌意识，为银行开发更多的潜在客户，对售后服务的质量要求也较高。除了人员上，在技术上也要保证客户的售后反馈信息能够及时有效的被甘肃银行接收，并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回应。通过这种网络售后服务的途径，不但可以方便快捷的解决用户的售后问题，还可以大量节省银行的售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三）建立健全科学考核系统

通常情况下，绩效考核关注的是企业运营的规模，以企业规模的大小作为绩效考核的评价标准，单一的以规模为标准进行绩效考核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此，还要兼顾以价值导向为标准的绩效考核。以价值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与以企业规模为标准的绩效考核并不发生直接的冲突，以价值为导向，就是指在一定资本投入的条件下，以资本产生的效益回报作为评价标准，目的是达到最大收益。在银行利率由市场进行调节的大的环境下，甘肃银行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和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以扩大自身规模的方式来达到自身发展的目的，很显然是事倍功半的，因此以价值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必然纳入银行发展的战略计划中来。甘肃银行在逐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建立以利润为基础的合理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选择那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作为发展客户，客户同样也把规模比较大的银行作为发展客户，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正确性，但不是绝对的。与这种“以大论优”的观点相对应的就是“以质论优”的经营观念。以质论优的观念，其重点考虑的不是一个企业的规模，而是企业能够给银行带来的经济增加值，规模小的企业同样也有提供较大经济增加值的情况。因此，甘肃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在充分考虑和预防经营风险的同时，更应该增加对质量过硬的中小企业客户进行拓展和开发，并积极维护。

结论

甘肃银行的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在得到政策的有效支持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管理模式缺乏经验、风险评估不够完善、业务流程不够精简等因素的制约，此项业务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和可探讨研究实践的内容。在本文中通过对甘肃银行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的了解、研究和分析，目的是能够得到解决甘肃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的发展有效方式和方法，以此为其他银行或其他同类行业提供经验和借鉴。但是受研究条件限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参考文献：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5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资本管理 内部评级法 信用增进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重要监管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广泛认可。次贷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在总结相关经验并对原有金融监管模式、方法和工具进行讨论和反思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一系列监管标准，逐步形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本文分别从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机构视角，回顾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进而总结归纳巴塞尔协议实施进程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对信用增进行业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的讨论，提出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最后分别从风险数据积累、完善内部评级体系、推进资本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提出具体发展建议。

二、巴塞尔协议发展现状及主要内容

巴塞尔委员会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常设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解决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失问题，先后制定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因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得到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可。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业监管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业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次贷危机前，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目标为：加强国际银行系统的安全和稳定，保持资本充足率管理的高度一致，避免国际活跃银行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在此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制定了第一版、第二版巴塞尔资本协议。

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原有金融监管模式、方法和工具进行讨论和反思，通过总结次贷危机经验，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对原有监管框架进行改革，进一步强调金融系统稳健性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主要目标确定为：提高银行业在各种金融或经济压力状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从而降低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为此，2008至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先后推出一系列监管标准，逐步形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从特点上看，巴塞尔协议III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并重：既强调加强单家银行层面（微观层面）审慎监管，以提高单家银行应对压力的稳健性；同时也注重宏观审慎监管，解决银行业积累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以及由这些风险演化而成的亲周期效应。

从内容上看，巴塞尔协议III是在对金融危机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对巴塞尔协议II内容的传承与改进，而并非颠覆；巴塞尔协议II与III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巴塞尔协议II是III的前提基础。

巴塞尔协议III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一）加强资本监管框架

巴塞尔协议III在巴塞尔协议II三大支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管资本框架，以增强银行业稳定性。具体包括：一是完善资本的相关定义，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二是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加强对交易账户、复杂资产证券化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资本监管；三是引入杠杆率作为补充风险资本要求；四是缓解亲周期性，提出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五是提出降低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及外部性的其他措施，应对系统性风险和相互关联性。

（二）引入流动性管理标准

在巴塞尔协议III中，作为流动性框架的基础，巴塞尔委员会提供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融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详细指引。具体包括：一是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两个指标，增强商业银行抵御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困难的能力；二是制定一系列内、外部流动性监测工具，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控。

三、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进展分析

巴塞尔协议作为重要的国际监管标准，我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早在1996年就开始参考其相关规定开展资本管理。2009年随着我国加入G20集团并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已进一步成为我国履行承诺、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选择。以下分别从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

（一）银行业监管机构推进情况

1.巴塞尔协议I和II实施进程。我国监管机构借鉴巴塞尔协议开展资本监管的时间较早，但标准相对宽泛、管理效果相对有限。1995年我国出台的《商业银行法》原则上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1996年央行参考巴塞尔协议I规定，对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提出具体要求。虽然我国监管机构已初步引入巴塞尔协议I，但在诸多方面放宽标准，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明显偏低。

2004年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逐步与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保持一致。该办法借鉴巴塞尔协议I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要求商业银行按标准法计量信用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此后，银监会于2007年《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逐步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1}，全面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I。在2007至2010年间，银监会先后17个关于实施巴塞尔协议II指引文件，形成一整套基于巴塞尔协议II的资本监管框架。

2.巴塞尔协议III实施进程。在我国银行业即将进入巴塞尔协议II审批阶段时，2010年底，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国银监会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并先后出台一系列监管规则和指导意见，积极推进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

2011年4月银监会颁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提出“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同步推进，第一支柱与第二支柱统筹考虑”的总体要求。此后，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要求，分别从资本管理、资本工具创新、杠杆率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方面一系列监管办法或指引，全面引入巴塞尔协议III监管要求。这些办法和指引作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于2013年10月通过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评估。从监管政策体系的角度看，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目前已基本完成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实施进展

根据《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我国银行业很早就着手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银监会按照分类指导、分批实施的原则，先后批准了两批新资本协议银行，推进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

第一梯队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于2007年启动预审批。

第二梯队包括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8家商业银行，于2011年启动预审批。

据了解，截至2012年底各主要商业银行已取得较大进展，详见下表：

2013年底，第一梯队银行均按银监会要求披露了《资本充足率报告》，在相关报告中，各家银行均采用资本计量基本方法，包括：信用风险权重法、市场风险标准法和操作风险基本指标法；其他商业银行暂未披露专门的《资本充足率报告》。

2014年4月，银监会核准了工、农、中、建、交和招商等6家第一梯队商业银行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具体范围包括：公司风险初级内评法、零售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进展具有如下特点：

优先推进实施信用风险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而后依次是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受数据质量、业务开展需求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面，优先实施公司客户风险敞口高级方法，而后是零售客户风险敞口；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完成了资本计量高级法开发和相关管理体系建设工作，6家银行在部分风险敞口方面获监管机构核准正式实施；尚无商业银行通过监管机构核准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

四、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启示

（一）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重要性

信用增进是一种管理信用风险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制度和工具，其本质与信用风险分散分担密不可分；信用增进机构作为完善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分散分担机制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做好“服务金融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全方位管理其自身承担的各类风险、保障企业稳健运营，如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向风险管理要效益，已经逐渐成为信用增进行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资本管理作为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确保全面覆盖各类风险，保障机构稳健经营；另一方面，为准确衡量风险收益匹配程度提供重要参考指标。回顾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发展经验以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商业银行始终将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对其发展完善。

信用增进机构在所承担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方面与银行业具有一定相似之外，参考银行业近百年来发展历程以及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经验，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或将是信用增进行业下一阶段风险管理发展的合理选择。

（二）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建议

1.构建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信用增进机构应进一步强化资本稀缺性的理念，加强对资本使用的预期规划和管理，体现信用增进机构的风险偏好水平。在风险偏好、业务策略、项目准入和定价、绩效考核等方面，全面引入资本管理概念和指标，并将其从风险监测指标全面上升为平衡风险与收益的管理性指标。

2.重视业务数据积累，构建适合行业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从巴塞尔协议框架来看，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和管理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上的{2}。信用增进行业因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业务数据积累相对有限。因此，信用增进机构在开展业务的同时，应重视业务数据的积累，丰富数据类型。除积累客户自身的财务、非财务数据外，还应逐步积累行业风险、区域风险和交叉风险等方面的宏观风险数据。在充足的数据积累基础上，根据巴塞尔相关原则，构建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

3.有序推进实施高级资本计量方法。在资本计量方法方面，信用增进机构应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并借鉴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程特点，分步骤有序推进资本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第一阶段，可以参考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经验，采用标准法计量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资本要求，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第二阶段，结合信用风险数据积累，不断完善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体系，逐步推进全面实施信用风险初级内评法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

第三阶段，随着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进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

4.研究制定杠杆率行业约束标准。巴塞尔协议III中提出杠杆率指标，并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3%，银监会2011年《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不得低于4%，银监会规定担保公司融资性担保业务杠杆倍数不得高于10倍，即杠杆率不得低于10%。

信用增进行业尚没有杠杆率监管指标，考虑到信用增进行业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与商业银行较为相似，建议参考我国商业银行4%杠杆率水平，并结合市场对信用增进机构增信能力的认可程度，研究制定适合于信用增进行业的杠杆率管理指标，并进一步确立为行业监管标准。

5.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控管理体系。流动性状况不仅关系信用增进机构的稳健运营，更直接影响其增信责任履约能力。信用增进机构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定，逐步建立并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其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能平稳运营并具备履行信用增进责任的能力。首先，可以引入巴塞尔协议中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资产流动性限额指标，建立优质资产流动性储备；其次，建立相关的内、外部流动性监测工具，加强流动性风险监控；再次，还应定期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制定应急资金计划等。

五、总结

本文以次贷危机过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最新发展方向为切入点，重点讨论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以及基本规律。结合信用增进行业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本文提出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最后提出五点具体发展建议，期待为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注释

{1}在资本计量方面要求对信用风险采用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采用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采用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

{2}商业银行实施初级内评法，要收集和保存客户至少5年的经营管理、财务数据和违约纪录；实施高级内评法，需要至少7年的数据积累。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2003.

[2]巴曙松，邢V静，朱元倩等.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2010.

[3]巴曙松，朱元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2011.

[4]巴曙松，金玲玲等.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基于金融结构的视角.2014.

[5]范荣.巴塞尔协议Ⅲ最新实施进展及评估.连线华尔街第四十八期内部交流纪要.2014.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6

一、我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的实施

2007年2月，银监会在首次《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意见》，并确定我国银行业将实施新资本协议政策框架以后，一直在为推进其实施开展积极而全面的准备工作。继2008年9月18日第一批五个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指引之后（包括第一支柱下信用风险、银行账户风险暴露分类、专业贷款、操作风险、风险缓释），银监会又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期间，陆续了第二批七个指引，涵盖了新资本协议中对市场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求以及对第二、第三支柱的监管要求。至此，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的指引政策体系已基本完成，同时第三批关于申请审批、监管报表填报和资本充足率计算的三个指引也将于近期完成。可以看出指引的推动了商业银行的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工作的全面展开，并为后期的评估和审批工作提供相应依据。

从2010年年底开始，银监会首先对第一梯队的工、农、中、建、交、招6家银行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进行了预评估，评估内容涵盖了两方面：一是第一支柱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有关公司治理、计量模型、政策流程、数据IT和业务应用等方面的评估；二是第二支柱实施进程的了解。评估后，6家银行最迟于2011年底之前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同时第二梯队的8家股份制银行的预评估工作也将启动。

不难看出，银监会如此积极地推行新资本协议，是因为它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国内大型银行的风险管理技术、完善监管制度，提升其国际市场竞争力；还能帮助银行准确评估出优秀的中小企业，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小企业信贷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对于信息透明的中小企业是非常好的消息，同时有效促进中小企业自身管理观念的更新。

二、新资本协议实施对银行与中小企业间“双赢”的作用

从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的“一大铁律”到2006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新资本协议在旧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不断的继承、改进、发展和创新而形成。它吸纳了当代经济理论和风险计量技术的最新成果，总结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佳做法，使得资本对于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水平的敏感性更强，将风险监控范围在单一的信用风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信息披露）。因此，集众多优越性于一身的新协议一出台，就得到了国际银行业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各国监管当局都积极研究并推动实施新协议。同时，我国银行业也对新资本协议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一）有助于改进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银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年经过债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等阶段后，各方面均有了长足进步。但是“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主体不明确、缺乏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保障、定量管理还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与头寸管理的简单匹配等问题，仍是我国银行业务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为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方向。

（1）改进银行风险管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扩大了风险监控的范围，将原先的单一信用风险管理转为全面风险管理。在结构治理层面，明确银行内部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以突出有效的分工与制衡机制；在技术管理层面，新协议鼓励银行采用对风险更加敏感的高级计量方法，使得银行在量化方法和数据方面的自主性加大，风险计量更加科学、合理，以便能更加精确地反映出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在基础管理层面，新协议要求银行实施有效的风险缓释技术、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制度，以建立并培养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在信息披露层面，要求银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以便从市场角度保证其安全稳健的运行。可见，新资本协议下无论是全面风险理念的提出还是对风险计量方法的改进，都意味着原有那种孤立、静止、片面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越来越不适应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需求，并将被新协议取代。因此，必须按照《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树立现代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在深化银行产权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完善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利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转移、分散风险，更好地服务于银行业务的长远发展。

（2）增强国内大型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许多大型商业银行都制定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并开始迈出了国际化的步伐。但是具体实施受到两个方面的阻力，主要包括：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如英国金融服务局、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均要求当地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并将是否具备实施新协议的能力，作为审批跨国银行能否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的考虑因素之一。因此，如果我国银行不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或实施未获得认可，必将提高进入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成本，不利于其国际化战略的实现。二是由于新协议被一致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实践的标杆，实施新协议的银行就会被公认为是管理水平先进、运营稳健的“好银行”，相反，若不实施则其业绩和内部管理机制就会被股东和市场怀疑，从而使其品牌形象和声誉大打折扣。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银行均已实施新资本协议，如果要与其进行竞争，也只有按照相同的口径、标准来进行才有实际意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协议已经成为国际银行业通用的标准化语言，如果我国银行要国际化就必须要读懂并使用该语言。

（二）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难题，为企业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中小企业贷款难、担保难应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在我国却尤为突出。尽管国家不断在增加信贷的规模，但是由于我国现有贷款审核制度以及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多数银行不愿承担授贷的风险，因而增加了贷款的难度，致使中小企业要么转向成本更高的民间融资渠道。但是，对于那些靠利差活命的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面临困难时候，经营同样困难。因此，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无疑对双方都是个机遇。

（1）《新资本协议》降低了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资本要求。鉴于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中的特殊贡献，各国政府和实业界一致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优惠的风险权重，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门槛，从而达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为此，《新资本协议》降低了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资本要求，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都对中小企业给予了优惠的风险权重。而且，我国银监会在《银行开展小企业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中指出，单户授信总额在500万元（含）以下和企业资产总额1000万元（含）以下，或授信总额500万元（含）以下和企业年销售额3000万元（含）以下微小企业贷款，可作为零售风险暴露进行处理，切实从审慎监管制度层面支持了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发展。

（2）新资本协议中内部评级体系有利于银行健康信贷文化的建设，对于中小企业是个促进。新资本协议下信用风险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价的能力。依据新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的要求，商业银行首先应计算客户一年期的违约概率；然后根据违约概率的大小，制定相应的授信政策和审批标准；最后结合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偏好，对客户进行细分。优质客户可简化审批流程和环节，提高服务效率，同时，加大营销；而高风险客户则应进行有效的控制。

因此，开发内部评级体系一方面可以带动商业银行进行信用风险计量，加快自身信贷流程的改造，全面推动健康信贷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帮助银行准确评估出优秀的中小企业，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小企业信贷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对于那些信息透明的中小企业而言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对于中小企业自身管理观念的提升也将会是一个促进。例如：目前光大银行已开始使用违约概率模型和与之配套的信贷流程，并已经上线运行，这一模式的实施不但能够计算出反映信贷风险的绝对额的数值和相对额的违约概率，还能帮助银行识别优秀的中小企业，有效地控制了信贷的风险。中国光大银行行长郭友表示，光大银行4500亿元的总授信中，中小企业授信达1800多亿元，对中小企业授信的比重超过了40%。这是该银行从管理体系、资源配置、绩效考核、营销策略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予以倾斜的重要成果。

三、新资本协议实施下的银行与中小企业间“双赢”之路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体现了国际金融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代表了当代金融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同时也成为各国金融业和监管实践中不得不遵循的指针。但在探索和实践中并不能一味的“拿来主义”。首先，必须要辩证的看待它，新协议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也不是“万金油”，想要完全靠它控制整个银行的全部风险，并保证银行的稳健经营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永远都在变化，新资本协议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建立银行管控的原则和监管机构监管的职责；其次，在实施中应结合本土实际和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特点，针对风险计量的复杂性、新协议的局限性、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在不违背新协议实质的情况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资本协议”，为银企间的“双赢”之路提供有效的指引。对于银行和中小企业两方具体应如何操作才能创造出一种银企“双赢”的局面，笔者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银行方面 具体包括：

（1）着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最低资本充足率是新资本协议下“三大支柱”的核心。依据有关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而目前中国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这一水平。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我国银行应首先强化内部约束，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的同时提高资产质量，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提足贷款损失准备；其次要通过外部渠道补充资本，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债券、可转债，力促股东增加资本，推动商业银行上市发行股票融资等；最后要真正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银分开，为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质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2）新资本协议对中小银行同样重要。新资本协议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引导银行树立良好的风险管理理念，这对于银行长远的稳健经营其实很重要。尽管当前很多中小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准备工作相比大型银行要滞后，施行难度较大。但相对大银行，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资本压力，无论是从可持续发展还是从防范风险来看，新资本协议的实施都是中小银行在当前谋求生存的情况下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小银行转型迫在眉睫。而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则正可以成为中小银行转型过程中新的发力点和盈利点。除政策支持逐年加强之外，更是因为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具有资本消耗低、议价能力高的特点，符合银行转型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多家中小银行早已经前瞻性的开始重点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如：民生银行的“商贷通”业务截至2010年年底余额已经接近500亿元，占民生银行零售贷款比重的30%，已经拥有客户3.2万家。靠利差活命的商业银行，如果是面向大企业的贷款，利率下浮5%—10%可能比较常见，但是在与中小企业的对话中，银行就占据了明显的主动地位，利率反而可以适当提升，更可以获得利润。而民生银行则正是通过“商贷通”业务的开展，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润。

（3）加强银行信贷的审查力度。首先，应加强对有信贷需求的中小企业法人代表的个人品质审查，特别要注重法人代表与主要管理者的对外兼职情况、家庭其他成员开办企业情况、私人财产分布情况、历史违规情况，银行信用情况的审查，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其次，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客户贷前调查的深度，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尤其是要对财务报表和财务状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具体为：一是借助专门的中介机构对客户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要求其提供审计报告；二是通过银行信用评级软件对财务报表进行审核，分析判断其财务报表和盈利水平的真实性，并充分揭示其财务风险。

（4）建立中小企业贷款定价模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定价模型可以表示为：贷款价格=风险成本+资金成本+管理成本+目标利润率。首先应依据新资本协议中关于中小企业风险资本的计算公式，获取客户的销售收入、担保方式、信用等级、贷款期限等数据，计算得到客户的风险成本；其次根据银行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管理成本数据，计算本笔信贷业务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最后加总本笔贷款的目标利润率，得出该笔信贷业务的贷款价格。当然银行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根据内部信用评级和对客户的审查，进行贷款优惠利率的调整，真正实现个性化、差别化定价，即“一户一价，一笔一价”，利于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监管。

（二）中小企业方面 具体包括：

（1）中小企业必须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新资本协议在实施中一方面将有助于银行建立良好的信贷文化，准确评估客户。另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谁的信息透明度越高，谁就越能获取银行的信任，从而更容易获得贷款；反之信息失真，则会降低银行的信任程度，导致贷款难度加大，这对于那些违规的企业则是一种警醒。

（2）积极推行包括网络联保在内的各种联保形式，有效解决担保难的问题。要解决贷款难的问题，目前较好的做法是推行联保贷款的形式，中小企业之间按照“自愿组合、诚实守信、风险共担”的原则组成联合体，联合体内部成员既是借款人又是相互的联保人，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担保，每位成员对任一借款人的债务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样中小企业之间可以有效地相互扶持，切实解决担保难的问题，对于银行来说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安全，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岑伟：《巴塞尔新协议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2期。

[2]肖倩：《从新巴塞尔协议看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年第5期。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7

截至2015年10月31日，通过企业主动寄送、企业官方网站下载及网络查询等方式，我们共收集到各类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66份。依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2015”，我们对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

66份 截至2015年10月31日，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66份，较2014年新增25份。

23家 连续5次报告及以上的银行达23家。

9份 在66份报告中，有9份报告参照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报告指南》（G4）标准。

21% 14家银行请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审验，约占所有报告的五分之一。

11份 11家银行了中英文报告，包括1家外资银行和10家国内银行。

我们的发现

发现一：报告主体由总行延伸至分支行

在66份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33份的主体属于各家银行的“分行”或“支行”机构，占比达50%。这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银行业得到有效的传递和延展，深入银行业务运营的一线。

在分支行的33份报告中有32份报告的主体均来自浙江省台州市，这与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14年11月的《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不无关系。《研究》在“加强我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的对策建议”部分中提到“为满足企业需求，要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召开年度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会，搭建我省唯一的、综合的、权威的平台，帮助我省优秀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知名度。”目前，台州市经信委网站已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台”。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组织的推动能够营造良好的履责环境，有效促进企业积极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发现二：报告质量呈下降趋势

2015年各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均得分率为45.34%，尽管略高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均得分率43.29%，但是与2014年相比，平均得分率下降了20.74%。其中报告整体质量的完整性、创新性下降超过15%，可读性、实质性下降超过20%。从报告质量的界定也看出一些端倪，其中，“卓越”报告仅占比3.03%，“起步”“发展”两类报告合计占比达78.78%。

通过分支行为主体和总行为主体的两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比分析发现，分支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部在10页及以下，无设计排版，其可读性得分为0，创新性仅为0.5%，由此可见分支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2015年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整体质量造成较大影响。

发现三：客户、社区、政府三类利益相关方关注的议题更具实质性

银行业报告较注重对客户、社区、政府三类利益相关方的议题披露。社区的指标平均覆盖率最高，达47.73%，政府的指标平均覆盖率其次，达42.42%，客户的指标平均覆盖率为32.83%。可见客户、社区、政府是银行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其相关议题实质性较高，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点披露信息。

在社区各个具体指标方面，除了“对社区资源的补偿利用”为0，其他社区类指标的覆盖率都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捐款捐物”指标的覆盖率为92.42%%，超出平均水平21.98%。作为金融服务业企业，银行需要具备良好的公众口碑，社区相关的履责行动通常成为企业首选。

客户议题中，三个子议题的指标覆盖率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产品服务”指标覆盖率最高，为48.11%。“产品服务信息”指标覆盖率超出平均水平最多，高出18.58%。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披露产品服务信息、提升产品服务透明度，大幅提升客户体验，成为许多银行赢得市场的重要途径。

在政府议题中，“响应产业投资活动”指标较为突出，高出中国企业指标覆盖率20%以上。目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银行在各个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保障国计民生、推动金融普惠的重要作用。

发现四：报告编制方法日趋规范

有5家银行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进行了实质性议题分析，比2014年新增2家。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实质性议题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性，通过实质性议题分析增强报告编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建议

建议一：质量为先，全面提高报告质量

2015年6月，国家标准委了《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 36001），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则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4）中提出“2015年12月31日以后的报告都应当根据G4指南编制。”银行业可参考最新的国内外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从报告议题选择的恰当性、绩效数据收集披露的系统性、社会责任实践展示的全面性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高报告质量。此外，还要通过更为系统化的社会责任管理，为信息披露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企业需要在设定目标、衡量绩效、管理变革的过程中融入社会责任的理念，这样才能产生负责任的行为、创造更具价值的绩效，对外信息披露也将更为充实、可信。

建议二：树立品牌，构建个性化的信息披露模式

我国的银行分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等多种类型，企业经营目的不同，其社会责任管理和信息披露的侧重点也可有所差异。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业务等特性，有选择地进行具有自身业务特色的信息披露。例如，规模较大的银行可鼓励分支行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根据业务不同，政策性银行的信息披露可侧重于产业扶持等发挥导向作用的领域，商业银行可侧重于对移动化、便捷化现代生活的支撑，农村合作银行则应反映对三农的大力支持。

建议三：大力推动，倡导更多银行业企业报告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8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两难选择 对策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将于2006年12月底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以国际活跃银行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监管思想，同时新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来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也纷纷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

挑战之一：我国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目前，我国缺乏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我国缺乏实施第一支柱的条件

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要求。新资本协议在第一支柱中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例如，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最简单的是标准法。标准法下那些仅具备基本风险管理系统的银行，要依靠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然而我国具有外部评级的企业非常少。如果监管当局认为不宜采取外部评级，可以规定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都为100%，而对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可以根据出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确定。这样就可消除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因此，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改进对风险暴露的管理措施。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不具备实施标准法的能力及客观条件。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内部评级法不仅要求银行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而且要求监管机构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上只有一部分国际活跃银行和发达国家有实施这一方法的能力。我国的银行和监管机构距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商业银行的贷款评级体系仅是套用了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细化。这样的评级系统远不能用来评估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信用风险量化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远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总的看来，中国的银行要实施IRB法，难度较大。为了改进评级体系以达到采用IRB法标准法的要求，我国银行面临的挑战是收集数据、建立必备的内部控制系统、强化信息技术支持和员工培训。

我国缺乏实施第二支柱的条件

第二支柱是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新资本协议引入了监督检查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性操作。但是，实施第二支柱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第二支柱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问题复杂，而各国监管当局暂时得不到详细的指导，也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资源。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求各国的监管方法逐步趋同。三是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相应有必要提高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过程的透明度。

世界银行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贯彻实施第二支柱比改进第一支柱可能更加重要。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还没有能力贯彻实施第二支柱。各国监管当局改进监管工具，提高判断能力的过程将是非常困难和富有挑战性。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形成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各种监管手段的有效配合，缺乏对监管信息的综合运用，缺乏对风险的跟踪监测，导致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下降，使金融风险得以积聚和扩散，最后忙于事后救火处置。

没有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作为监管重心。至今为止，我们对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仍重视不够，监督不力，往往忙于外部监管。而实践证明，外部监管不能代替金融机构的内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内控的补充。金融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加上有效的金融监管，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发展。

金融监管缺乏严肃性。对于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没有达到监管标准的金融机构，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使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金融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亟待提高。

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健全。虽然我国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仍然主要采取撤销(关闭)这一行政方式，而尚未建立危机金融机构顺利退出的市场配套机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金融机构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的关闭破产程序，以防范风险的蔓延和扩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表现在：金融监管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分工明确、责任清晰、高效运行的监管组织系统；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着法律真空，操作性较差；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缺乏金融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系统；没有实行审慎会计制度，不能真实反映被监管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盈亏状况；社会中介机构的金融监管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没有发挥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

监管方法和监管手段落后。首先，我国金融监管的监管手段仍以直接监管和外部监管为主。其次，监管方式比较落后。再次，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与被监管机构未实现电脑联网，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使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效率低，成本高。

我国缺乏实施第三支柱的条件

第三支柱是市场约束。市场约束主要是制定一套信息披露规则，使市场参与者掌握有关银行的风险轮廓和资本水平的信息。市场约束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水平，加大透明度，即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作出合理的判断。市场约束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透明度，强化监管、稳健性。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实际上，我国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5月颁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挑战之二：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不利影响

从表面上看，实施新资本协议是自觉自愿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新资本协议和老协议一样，一旦形成，就将被视作“神圣条约”，各国就要认真遵守，并将成为评价各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国际标准。但由于目前中国还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将给我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金融业的评价

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各国（包括协议的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由于它代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金融市场规则的最新诠释。是否接受新资本协议，是否按照新资本协议指出的方向(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去发展本国金融体系无疑将成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评判一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程度的重要依据和影响因素。我国目前正在争取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不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无疑将会影响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评价。

带来金融服务贸易的新技术壁垒

客观地说，新资本协议确实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新技术壁垒，有利于西方大国和大银行。

新资本协议宣称的宗旨是通过提高监管资本要求对风险的敏感性来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促进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平竞争。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无论是资本金还是风险管理水平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政策或法规的调整赶上来，风险敏感的监管资本要求无疑将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难度和限制发展中国家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因此，实际上新资本协议为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国际金融大舞台上设置了更高的技术壁垒。而且，无论是新资本协议还是老协议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并制订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虑得太少，这将拉大发展中国家银行与发达国家银行竞争力的差距，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新资本协议问题上面临两难的选择。

对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新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游戏规则，如果我国不实施新资本协议，它将对我国银行的业务、评级、海外上市以及我国的利用外资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一是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由于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的风险水平被认为高于对发达国家的贷款和投资，新资本协议对前者将给予较高的风险权重，从而将限制跨国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二是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经济援助和贷款。IMF和世界银行一向支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IMF通常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监管原则作为评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制的参照基准，并可以通过IMF第四款协商过程促使成员国实施这些原则。世界银行也可以通过技术援助项目迫使受惠国实施这些原则。

三是影响我国银行国际融资的成本和海外上市。新资本协议确立的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金规则将成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评估各国银行的参考标准。这样，新资本协议通过影响信用评级公司的银行评级标准来影响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银行的信用等级，进而影响到我国银行国际融资的成本，甚至影响到我国银行的海外上市。中国若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就难以在发达国家开展业务或开办新机构。

四是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竞争激烈且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资本金实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上，新资本协议无疑将会使这一国际金融规则得到强化，使我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不仅如此，由于新资本协议代表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和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施新资本协议，我们将失去一次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先进管理经验和缩小差距的机会。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只能在实践中学习，作为旁观者是无法学到手的。

我国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的对策

笔者认为，面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采取的对策只能是：尽快借鉴新资本协议所代表的资本监管的成熟经验，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本监管框架，并努力创造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争取在几年之内让我国各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作为过渡期的做法为：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与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保持一致，吸收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内容，即除规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外，明确提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督检查，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所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定期披露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有关信息，提高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仅是在参考1988年资本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并原则性地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考虑到短期内我国商业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无论是采取标准法还是内部评级法客观上都存在许多困难，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现状，现阶段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第二支柱的内容，完善资本监管制度，提升资本监管水平：

第一，商业银行应对本行持有超过最低标准的资本负主要责任，建立明确的资本发展战略，健全资产扩张的资本约束机制，防止资产（特别是高风险资产）的膨胀造成资本充足率的快速下降。

第二，监管当局建立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程序，包括检查的方式、检查的内容、检查频率和检查结果的处理。

第三，基于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判断，商业银行应有权要求其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金。

第四、监管当局应建立明确的触发比率，及时对资本充足率接近或低于触发比率的商业银行采取干预措施或纠正措施，提高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为了推动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向新资本协议过渡，我们应该要求和鼓励我国商业银行开发使用IRB法或部分借鉴IRB法的有关内容，强调从现在开始积累相关数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金管局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法。新的分类方法同样将银行的各类资产分为六大类，即公司贷款、银行同业、国家贷款、零售贷款、项目融资和股本投资，分类的重点放在信用风险暴露（exposure）上，从而使监管当局要求的贷款分类尽量接近银行内部自己的信用风险管理方式。新的分类方法将贷款分为n级，主要变化之一是把正常贷款细化为7级，不良贷款分为4级（在此包括特别关注类贷款）。每一级别与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相对应，如AAA、BBB等，并与违约概率（PD）挂钩。能够计算违约概率（PD）的银行，采用自己的计算指标。不能计算违约概率（PD）的银行，则采用监管当局确定的指标。

新的贷款分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优势：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要求和大型国际银行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基本一致；通过PD/EL进行的评级标准比现有的贷款五级分类更客观，并使贷款分类具有可比性；不能够完全满足各项要求的小型银行可采用简化框架；便于监管当局检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的内容），使银行能够将自己的风险程度与整个银行业的标准进行比较；通过提供银行业资产质量趋势方面的前瞻性信息，帮助银行进行信贷策划和分析；推动银行为信用风险管理开发和增强内部评级制度；为银行业汇集违约数据提供行业指标；使银行能够以行业违约数据为基础进行违约概率（PD）的审查。

为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效率，使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够适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我国的监管当局应该做好以下工作：对金融机构进行全过程、多方位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通过完善各种监管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各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面管理。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方式。一是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二是加强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管理；三是强化社会独立审计体系和其它社会监督的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加强当前各金融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防止监管失真或重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尽快制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战略措施和时间安排，把实施新资本协议与我国的金融改革结合起来，尽可能缩短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过渡期，通过实施新资本协议，达到提高我国银行特别是开展国际业务的大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9

【关键词】银保合作组织模式契约理论

一、银行保险基本理论

契约理论在银行保险中的运用。银行保险的发展是契约逐渐完全化的过程。在银保形成和发展初期，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往来主要限于销售，或者形成战略联盟，不管哪种形式，二者都要明确权利义务，规范交易行为，从而形成契约关系，但这种契约相对比较松散，存在很大的不完全性。随着外部环境和双方需求的变化，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易进一步深入，出现了合资公司甚至金融集团，形成了新的交易形式，从而形成了新的契约关系。从本质上看，银行保险的发展过程，就是契约关系调整的过程，每一种新模式的出现，都要改变合作方式，对银保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规定，同时对利益的分配方式重新规划。契约调整的结果是，银保模式的演变越来越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契约关系越来越紧密，最终出现金融集团，由一个契约替代一系列契约。

二、我国银行保险合作模式

（一）中国工商银行的银保合作模式。自2008年初国务院原则性同意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开始，两年来银保联姻进展加速。工商银行的银保合作模式不仅包括保险业务，同时也包括股权合作模式。工商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模式先后拥有中国太平3.1%股权，太平洋财险12.45%股权，同时还拥有友邦保险等国外其他一些金融保险公司的股权，截至2012年，与工商银行合作的保险公司达52家，就国内银保合作来说，工商银行算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工商银行是国内最早开展银行保险合作业务的商业银行，在早期我国法律实行分业监管，大多银保合作还只停留在初级的协议阶段之时，工商银行便通过工银亚洲这个金融控股平台与保险公司形成了股权关系，从而渗透到保险行业，走向混合经营之路。工商银行通过与中国保险、中保国际签订协议的方式，转让重组和股份转让等策略，使得工银亚洲持有太保24.9%股份，成为太平洋保险的第三大股东。

从工商银行的银保合作模式来看，由早期的银行保险模式，战略合作模式开始逐步向股权合作模式过渡。从工行安盛的成立也可以看出，目前工商银行银保合作模式的主要发展方向为股权合作。

（二）中国建设银行的银保合作模式。建设银行保险业务主要受益于内外部各种有利因素。截至2010年底，建行保险业务四行占比27.57%，居四大行第三位。除了银行协议模式的合作，建行也开始试水股权合作模式的银保合作模式。2011年6月中国保监会正式批复建信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建信人寿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银保混业经营通过了国家的许可。

建信人寿充分利用建设银行现有的遍布全国的网络系统和技术、人才优势，以建设银行为依托，开发适合建行客户的保险产品，利用建设银行现有的网络、客户资源以及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专项的与银行贴近的保险产品。建信人寿把银行保险产品作为主要经营品种，在营销渠道的建设、网络的铺设方面与国内传统的保险公司相比，将大大节约筹备成本，同时在经营过程中，将节省大量人力资源成本，利用银行的渠道资源优势和客户资源优势，发挥保险产品的竞争优势，提升建行集团的综合经营优势，实现了双方协同发展。

（三）中国农业银行的银保合作模式。自2008年初国务院原则性同意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开始，之后的两年银保联姻进展加速。农行进入保险行业所选择的收购对象为嘉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农行和嘉禾人寿所签署的并购协议看，农行通过25.9亿元认购了嘉禾人寿的51%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农行与嘉禾人寿的并购是目前为止国内最大的银行并购保险公司案例。与其他银行选择的并购对象不同，农行选择的收购对象是中资的寿险公司，利用其更具本土化和对国内保险市场的熟悉程度，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

（四）平安的银保合作模式。平安集团是由保险业务开始慢慢发展成知名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早在2003年，平安集团就开始策划向金融控股集团方向转型。2004年，平安银行的成立开创了银保合作的先河。2010年，平安集团通过114.5亿元自有资金对深发展银行进行收购，促使平安集团成为一家真正的金融控股公司，也为其银保业务作出巨大推动。

平安集团利用深发展的高质量资产和渠道网点（300多家分支机构以及与境外600多家公司拥有的合作关系），真正实现了银保的多渠道整合，既有简单的银行模式，也有深度的股权合作模式，从收购至今的经营状况来看，该合作获得了很好的协同效应。

三、问题与建议

从我国银保合作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银保合作的模式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从最初的协议模式逐步向股权合作模式过渡，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开始出现高度股权合作的金融控股集团。但是，正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结构不均衡一样，银保合作在我国也存在着多种问题：（1）银保合作竞争激烈导致手续费哄抬、贿赂银行高管的行为时有发生，某种程度上能够导致保险公司利润下降，对保险公司的形象也造成不利影响；（2）银保合作中的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设计，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3）监管力度不够使得监管套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银保合作产生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1）科学进行组织架构建设，这是银保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2）加强产品创新，根据银行客户需求开发多元化产品；（3）加强金融监管，提升保险行业自律水平。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国才能进一步向银保合作成熟模式的国家迈进。

参考文献：

[1]杨晓，黄儒靖，王防.我国银保合作类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创新发展研究――基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益[J].软科学，2010.

对银行发展的建议篇10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创新性地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的银行监管理念，监管范围覆盖银行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对这三种风险的计量，提出八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新协议突出资本充足率、银监部门监管、市场信息披露三大监管内容，这三部分也被称为新协议的三大支柱。我国银监会已明确大型商业银行要在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与新协议规定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提出衡量资本充足率的新思路和方法，即实行以最低资本要求、央行监管、信息披露(即市场纪律)三大支柱为特点的新的监管框架，强调三大支柱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低水平或局部性地实施某一个或两个支柱均不能有效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三者必须同时使用才能真正体现新协议的核心所在。风险的资本覆盖范围也从单一的信用风险，拓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新协议突出以内部评级法为核心，以信用风险管理为重点，涵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并通过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银行监管，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及自我约束的新理念。

二、国内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安排

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我国银行业融入国际 金融 大环境、吸引外资银行投资及合作、在境外设立海外分行、避免国际金融歧视、提升监管能力及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各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存在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风险管理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还没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总体风险管理水平与世界银行业先进水平相差很远。因此，还无法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体系中。从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角度看，银监会推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后，国内银行业开始逐步确立刚性的资本约束机制。银监会在采取过渡性资本监管方案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改进风险管理，采取风险敏感性高的资本计量方法，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应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在此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如何在资本约束下稳健经营，实现持续盈利目标，达到股东、监管机构、客户和公众的基本要求，是我国商业银行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目前，银监会已成立新资本协议工作组，同时也明确了第一支柱的风险计量方法，即用初级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

三、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对策

对我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加速引进世界先进风险管理制度的催化剂。国内商业银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新的监管协议，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实施准备。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率是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程度一直不高，2001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76％、1.44％、8.30％、6.88％。经过实施国家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后，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按银监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有161家，比年初增加6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9％。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农行刚刚股改完成并在近三年未提供资本充足率数据外，工、中、建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8％的监管要求，并呈逐年增加、逐步充足的趋势。

从以上数据看，国内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已达到国际监管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 计算 ，仅考虑信用风险因素，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x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x12.5)。这一要求考虑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将这两项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中，提高了资本的风险敏感度。按此公式计算，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计算并披露的资本充足率将大大下降。为此，国内商业银行需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1、加大不良贷款清收、盘活力度，减少风险资产总额。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已从2003年底的2.1万亿元降至2007年底的1.2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7.9％降至2007年底的6.17％。各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很大提高，2007年末，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圳 发展 银行外，13家银行拨备率都超过银监会80％的下限规定，超过100％的有12家。在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清收、盘活的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加强对信贷行为的监管，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防止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现象发生，切实减少风险资产数额，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真实资本充足水平。

2、拓宽业务范围，丰富盈利渠道，实现有效积累，提高核心资本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在立足加强传统信贷业务经营同时，要努力拓展新业务，大力发展银行卡、代收代付、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拓宽盈利渠道。国外商业银行60％以上的收入依靠中间业务收入实现，利差收入仅占30％左右，并呈萎缩趋势。可以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充分拓展业务，从经营单一的 金融 产品转向经营众多金融产品，对提高其盈利水平起重要作用。

3、发行长期次级债，增加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以丰富债券市场，拓宽商业银行投资渠道，也是商业银行增加附属资本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作为附属资本的长期金融债券发行办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都表示将通过发行次级长期债券补充资本金。可见，次级长期金融债券的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

(二)搭建与新协议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

商业银行尤其是法人治理结构已相对健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建立以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管层负责的独立的风险决策机构，该机构垂直延伸至二级分行)为核心的风险管理部门协调组织。要划分风险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并要保持风险管理的权力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部门架构设计独立，宜采用垂直管理的组织架构，保证风险承担与风险监控的分离；风险报告产生及呈报机制独立；风险经理独立，其薪酬和晋升激励应与业务部门的风险承担脱钩；建立风险部门与业务部门良性的协作互动关系，并逐步建立责任体系和考核机制。

(三)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防范意识要体现在员工日常行为的自觉性方面。全员深刻领会董事会决策层的风险政策偏好、风险容忍度，真正认识“银行经营风险的 企业 属性”。树立“风险管理本身寓于发展内涵”的发展观，确立以“资本对风险的约束为基础，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相适应，风险成本与风险收入相匹配”的风险管理基本原则。通过新理念的引入、制度的强化、机制的引导及环境的优化，统一银行全体员工的思想与步调，保证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并发挥作用。通过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进而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队伍。

(四)引进和改良先进的风险计量技术，培养风险管理人才

引入国内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并结合银行实际予以改进。研发信用、市场、操作风险专业管理工具，提高各类风险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建立风险管理监测报告系统，扩大模型工具的适用范围。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现阶段需进行风险管理技术的基础建设。先建立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收集大量和连续的客户信息、市场信息和银行内部操作信息。对客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合理确定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数量模型，运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地区、产业风险分析，通过信贷审查等方式，直接控制业务风险。

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银监部门提出的计量方法，在信用风险计量方面，构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目前，工行、建行都已参照新协议的技术标准，积极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通过引进国外银行的先进评级理念，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构建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整合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组织架构，培育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逐步建成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在市场风险计量方面，要比较国际流行的var值 计算 方法，选择适合本行的var值计量模型，并通过银监部门认可。在操作风险计量方面，要在引入员工行为计分卡的基础上，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合理划分并正确对应八条产品线，对不同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系数，可根据各银行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汇总计算出操作风险需计提的资本准备，并逐步向高级方法过渡。风险计量模型是世界银行业的高度商业机密，是体现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核心所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银行间的交流和相互使用。即便能引入到国内，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这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风险人才队伍，研究开发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