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十篇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1

截至2015年10月31日，通过企业主动寄送、企业官方网站下载及网络查询等方式，我们共收集到各类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66份。依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2015”，我们对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

66份 截至2015年10月31日，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66份，较2014年新增25份。

23家 连续5次报告及以上的银行达23家。

9份 在66份报告中，有9份报告参照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报告指南》（G4）标准。

21% 14家银行请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审验，约占所有报告的五分之一。

11份 11家银行了中英文报告，包括1家外资银行和10家国内银行。

我们的发现

发现一：报告主体由总行延伸至分支行

在66份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33份的主体属于各家银行的“分行”或“支行”机构，占比达50%。这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银行业得到有效的传递和延展，深入银行业务运营的一线。

在分支行的33份报告中有32份报告的主体均来自浙江省台州市，这与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14年11月的《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不无关系。《研究》在“加强我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的对策建议”部分中提到“为满足企业需求，要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召开年度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会，搭建我省唯一的、综合的、权威的平台，帮助我省优秀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知名度。”目前，台州市经信委网站已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台”。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组织的推动能够营造良好的履责环境，有效促进企业积极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发现二：报告质量呈下降趋势

2015年各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均得分率为45.34%，尽管略高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均得分率43.29%，但是与2014年相比，平均得分率下降了20.74%。其中报告整体质量的完整性、创新性下降超过15%，可读性、实质性下降超过20%。从报告质量的界定也看出一些端倪，其中，“卓越”报告仅占比3.03%，“起步”“发展”两类报告合计占比达78.78%。

通过分支行为主体和总行为主体的两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比分析发现，分支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部在10页及以下，无设计排版，其可读性得分为0，创新性仅为0.5%，由此可见分支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2015年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整体质量造成较大影响。

发现三：客户、社区、政府三类利益相关方关注的议题更具实质性

银行业报告较注重对客户、社区、政府三类利益相关方的议题披露。社区的指标平均覆盖率最高，达47.73%，政府的指标平均覆盖率其次，达42.42%，客户的指标平均覆盖率为32.83%。可见客户、社区、政府是银行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其相关议题实质性较高，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点披露信息。

在社区各个具体指标方面，除了“对社区资源的补偿利用”为0，其他社区类指标的覆盖率都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捐款捐物”指标的覆盖率为92.42%%，超出平均水平21.98%。作为金融服务业企业，银行需要具备良好的公众口碑，社区相关的履责行动通常成为企业首选。

客户议题中，三个子议题的指标覆盖率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产品服务”指标覆盖率最高，为48.11%。“产品服务信息”指标覆盖率超出平均水平最多，高出18.58%。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披露产品服务信息、提升产品服务透明度，大幅提升客户体验，成为许多银行赢得市场的重要途径。

在政府议题中，“响应产业投资活动”指标较为突出，高出中国企业指标覆盖率20%以上。目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银行在各个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保障国计民生、推动金融普惠的重要作用。

发现四：报告编制方法日趋规范

有5家银行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进行了实质性议题分析，比2014年新增2家。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实质性议题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性，通过实质性议题分析增强报告编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建议

建议一：质量为先，全面提高报告质量

2015年6月，国家标准委了《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 36001），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则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4）中提出“2015年12月31日以后的报告都应当根据G4指南编制。”银行业可参考最新的国内外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从报告议题选择的恰当性、绩效数据收集披露的系统性、社会责任实践展示的全面性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高报告质量。此外，还要通过更为系统化的社会责任管理，为信息披露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企业需要在设定目标、衡量绩效、管理变革的过程中融入社会责任的理念，这样才能产生负责任的行为、创造更具价值的绩效，对外信息披露也将更为充实、可信。

建议二：树立品牌，构建个性化的信息披露模式

我国的银行分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等多种类型，企业经营目的不同，其社会责任管理和信息披露的侧重点也可有所差异。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业务等特性，有选择地进行具有自身业务特色的信息披露。例如，规模较大的银行可鼓励分支行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根据业务不同，政策性银行的信息披露可侧重于产业扶持等发挥导向作用的领域，商业银行可侧重于对移动化、便捷化现代生活的支撑，农村合作银行则应反映对三农的大力支持。

建议三：大力推动，倡导更多银行业企业报告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2

关键词：银行业；资本监管；资本充足率；巴塞尔资本协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2－0042－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2.11

一、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的沿革改革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改革不断推进，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的、开放的、竞争的银行业格局。银行业体制转轨对建立审慎资本监管制度提出了现实需求，并为资本监管制度变迁提供了强大动力[1]。从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推出“巴塞尔协议Ⅰ”确立了资本监管在银行业审慎监管中的核心地位以来，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2]。这为我国资本监管改革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银行业体制转轨的现实需求和国际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变革构成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改革的“双引擎”。

（一）商业化转型与资本监管的早期探索：“巴塞尔协议Ⅰ”的引入

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实施由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性转变。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商业银行法》，为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和加强监管奠定了法律基础。为了顺应银行业商业化改革的趋势，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提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在内的一系列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并参考“巴塞尔协议Ⅰ”明确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最低要求。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隐性担保问题普遍存在，加之当时我国资本监管尚处在探索阶段，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风险敏感性差（1996年和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曾两次对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进行了局部调整），监管措施安排很不完善，资本监管的约束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市场化转型与资本监管的确立：向“巴塞尔协议Ⅱ”转轨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拉开了我国银行业新一轮改革的序幕。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WTO，为加快银行业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2003年，中央政府启动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改革，即通过“注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逐步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国有股占主导、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和市场化的经营主体。政府还通过批准设立了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加快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以及引入外资银行等多种方式引入新的市场化主体。

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家为银行业提供的无偿隐性担保逐步弱化，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核心指标的重要性开始凸现。2004年2月，银监会出台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监管措施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初步建立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银行业审慎监管制度。2007年2月，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意见》，确立了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Ⅱ”）实施的政策框架，明确了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目标、原则、范围、方法和时间表，标志着我国资本监管向“巴塞尔协议Ⅱ”转轨。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改革：“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同步推进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继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快速变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先后了《强化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建议》、《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就资本监管改革达成了共识。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了“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新标准。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上升，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成功地应对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资本监管方面，2008年到2010年期间，银监会先后了11个与新资本协议实施有关的监管指引。2009年，中国被接纳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作为主要成员国，中国全面参与了国际监管标准的讨论和制订，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8月，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指标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全面引入了“巴塞尔协议III”确立的资本监管新要求和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明确了包括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资本充足率监管检查的第二支柱下资本监管要求[3]。《办法》的出台意味着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体系进入“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同步推进的新阶段。

二、资本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及达标安排：与“巴塞尔协议Ⅲ”的比较分析

（一）提高银行资本监管的标准，增强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损失的能力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强化银行资本监管成为国际监管改革的共识，“巴塞尔协议Ⅲ”大幅提高了银行业资本监管的要求。《办法》参考“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大幅提高银行资本监管标准：一是提高最低资本要求，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到5%、6%和8%；二是引入2.5%的储备资本要求，提高金融机构损失吸收能力；三是引入0~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建立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缓解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四是引入1％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旨在降低道德风险；五是引入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办法》实施后，正常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由表1可知，《办法》规定的资本监管标准不仅较原标准大幅提高，而且无论从指标标准还是达标时间上都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二）明确银行资本定义、构成和合格标准，强化了资本监管基础

与“巴塞尔协议Ⅱ”主要强调风险识别能力，在资本监管中关注加权风险资产的计量（即关注分母）不同，“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强调资本的基础性作用，在资本监管中关注资本的质量和计量（即关注分子）。《办法》采用“巴塞尔协议Ⅲ”有关资本定义将资本划分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规定了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构成要素以及合格标准；明确规定了各级资本相应构成要素的调整项，如资本公积必须“扣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股权类和债券类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净利得”等部分，未分配利润应“扣除交易性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未实现累计净利得”等部分。于此同时，为缓解资本标准提高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办法》对目前不合格的资本工具给予了10年过渡期。

（三）扩大风险加权资产的覆盖范围、规范计算规则，增强了风险捕捉能力

扩大资本监管的风险覆盖面，增强风险捕捉能力是“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办法》在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相关内容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对风险覆盖范围和计量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重新确定了各类资产的信用风险权重体系，特别是降低了微小企业债权、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调整了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体现了资本监管的公共政策导向；二是要求所有银行必须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明确了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覆盖范围和计量方法；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明确规定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覆盖范围和计量方法，并要求从2012年开始分5年逐步达标；四是引入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资本要求。

（四）严格资本监管措施，强化了资本约束力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具有集中性、周期性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原有的资本监管模式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和风险承担行为约束有待进一步强化。《办法》依据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同，将商业银行划分为四个层次，监管当局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分类监管，采取一整套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办法》实施后，商业银行若不能达到最低资本要求，将被视为严重违规和重大风险事件，监管当局将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

（五）规范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和信息披露，强化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内部约束机制和市场化约束机制的有效性

《办法》提高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标准，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化约束机制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增加了对风险计量方法，风险计量体系的重大变更、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方法以及薪酬方面的信息披露，强调了对风险暴露的定量信息的披露；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披露频率分为临时、季度、半年及年度披露，并分别对各类与资本监管有关的信息的披露频率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资本监管改革对我国银行业的潜在影响

《办法》是我国借鉴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推出了一项重要监管改革措施。无论从短期来看或是长期来看，此次监管改革都将我国银行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短期来看监管改革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风险加权资产以及资本补充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造成的过大的直接冲击

截至2010年末，我国全部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2％，拨备覆盖率超过200％。因此，短期来看《办法》的出台会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风险加权资产以及资本补充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造成的过大的直接冲击。

一是资本监管标准的提高，增加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成本。据估计，国内银行的普通股年度成本约在10％～13％，远高于发行次级债的成本，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高昂的资本成本。此外，目前在我国股票市场上，银行股占比较高（超过20%），如果出现银行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增发股票补充资本，可能对本已非常低迷的股票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二是风险权重的调整，扩大了银行金融机构风险资产的规模。《办法》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审慎计量风险加权资产，并对权重法下资产风险权重体系的调整。取消了对境外和国内公共企业的优惠权重，小幅提高了对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产生了一定影响。笔者的一项调查显示，按照调整后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办法计算，某城市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较旧办法提高5%左右。同时，按《办法》中有关市场风险资产和操作风险的计算方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计入分别导致改行加权风险资产增加5%和1%。

三是部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总体来看，中、农、工、建、交以及中信银行和招行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于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融资渠道较多，达到11.5%的资本充足率问题不大，但部分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二）长期来看监管改革将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以及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管理和资本规划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本质量较好，资本充足率较高的，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良资产剥离和2003年以来政府注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的过程中，经历了两轮周期性集中资本补充。资本补充的周期性和集中性说明资本监管约束确实对商业银行经营中发挥了作用，也说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和资本规划水平还有待提高。《办法》的出台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资本约束机制，提高资本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制定与银行发展战略向适应的资本规划，不断完善内源和外源资本补充机制，切实提高资本质量和损失吸收能力。

二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法》严格的资本计提要求，将大大抑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传统以“吃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将难以维继。这必将促使银行业金融机构尽快从过度依赖传统信贷业务向业务结构多元化发展的转变。此外，《办法》对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将微小企业的债权风险权重由100%下调到75%，将个人贷款风险权重由100%下调到75%，降低了小企业及农户和自然人贷款的资本占用，将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特别是以微小企业和农户及其他自然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业务结构调整力度，明确市场定位。

五、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资本管理意识，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办法》的实施将会把商业银行对资本管理引入精细化管理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以《办法》的出台和实施，掌握资本管理的要义及方法，树立和强化资本成本意识、资本约束意识和审慎经营意识。当前，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体系的日益复杂，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由原来的信用风险发展到以信用风险为核心，覆盖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多种风险并存的局面。这就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办法》的要求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相适应的风险治理结构。

（二）制定资本发展规划，建立多渠道资本补充的长效机制

《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以合理的成本补充资本成为商业银行发展面临的重要约束。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制定科学的资本发展规划，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资产规模持续扩大，融资渠道有限的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迫切需要开拓资本补充渠道，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增加资本内部积累以及增加股东注资等方式及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提高资本质量，保证资本的持续充裕。

（三）调整经营管理模式和业务结构，不断优化资产结构

从中长期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努力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尽可能与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得最大的经营效益。通过优化资产结构和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中间业务等不要动用自身资本的业务。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变化情况，推动中间业务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手续费、佣金等非信贷资产收益比例，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逐渐建立起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有特色的新产品和新业务，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提高综合盈利能力。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明确市场定位，加大对小微型企业的支持力度，防止业务机构的同质化扩张和恶性竞争。

参考文献：

[1]王胜邦、陈颖．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和效果评价［J］．国际金融研究，2009（5）：78-86．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3

一、我国银行保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银行保险在我国开始起步于2000年，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我国寿险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之一。但在银行保险保费收入逐年增长并整体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的同时，从2004年开始，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增长率却出现多次大幅波动的现象(见表1)。显然，这种起伏波动加剧了保险公司的潜在风险，对于银行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有不利影响。另外，目前我国银行保险采取的是松散的协议销售模式，而且“多对多”的关系不具有排他性，合作基础十分薄弱。为了争夺销售渠道，常会出现保险公司之间竞相提高手续费，甚至向银行柜员提供劳务费而不入银行大账等现象，使得商业贿赂的空间由此滋生。这种寻租行为严重削弱银保产品的成本优势，尽管保费收入不断增长，但利润空间却不断缩小，最终导致保险公司被迫退出银保市场，进而造成市场大起大落。

二、银行保险改革与创新的金融支持

银行保险虽然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借鉴了许多国外银行保险发展的经验后，我国已经逐步开始在传统的模式上开始了改革和创新的探索。银保模式按照金融一体化程度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协议合作模式、银行与保险公司共建模式和金融集团模式三种，在提高我国总保费收入以及对国内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方面，以上三种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以协议合作模式为主导从银行保险在我国的保险市场上出现开始，协议合作模式便是充当着先行者的角色。2003年后，随着监管政策的放松，“多对多”的协议销售模式成为国内银保模式的主流。我国多家大型保险公司和几乎所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已经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其中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和银行都有着一个以上的合作伙伴。

(二)银行保险共建模式得到深化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催生了银行保险的资本联姻，使得银行和保险公司能够展开更深层次的共建合作。当年，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规定保险机构可以投资未上市商业银行的股份，为银保双方的股权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200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又就双方开展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达成协议，允许银行和保险公司相互持股。一时间，掀起了银行和保险公司互相持股的热情，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别以收购形式进入彼此的浪潮席卷而来。股权合作虽使银保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较长的磨合周期和成本以及文化、经营理念差异都会使成本显著增加，这一模式要走的更远，还需要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深层探讨。

(三)金融集团模式逐步兴起金融集团这一模式在欧洲和北美的保险市场广为采纳，这与当地金融混业经营的模式不可分割，尤其是在欧洲大陆，高度一体化的银行保险公司具有高水平的相互承诺，是最常见的银保合作形式。目前，中国的一些金融集团已经开始将银保合作向纵深推进。比如备受关注的“平深恋”，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

三、改善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现状的对策建议

由于起步晚，发展快，我国银行保险已陷入瓶颈，针对这一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科学监管，营造健康发展环境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管措施还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阶段，那种政策不断、对策不断的畸形监管使得银行和保险公司总是处于寻找政策漏洞求发展的状态，然而，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监管政策，这对银监会和保监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定出科学的监管法律法规，为银行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序规范的发展环境。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4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三大支柱；障碍；风险管理

一、引言

为促进国际银行体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消除国际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了《巴塞尔协议》，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对资本风险和充足率的管理来加强国际银行的稳固性[1]，由于此协议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缺陷和不足，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不断的修改最终于2004年6月颁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其形成和实施对全球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自加入WTO以来，金融体系受到外国巨大的冲击，潜在的金融风险正在加大，长期累积的风险易导致金融危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呆账坏账比例达到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鉴于此，本文从《巴塞尔协议Ⅲ》入手分析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二、《巴塞尔协议Ⅲ》三大支柱

《巴塞尔协议》主要从划分资本、划分风险权重、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以及过渡期安排四方面展开，但存在很多不足：一是仅涉及到信用风险，忽略了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非信用风险的详细概述；二是风险权重划分不精确，不能反映银行资产面临的真实风险；三是内容核心在于对资本的管理，容易导致商业银行为了遵循《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片面追求资本充足的状况而忽略银行其他经营目标等。

在整体内容上，《巴塞尔协议Ⅲ》保留了88年协议有关资本的定义，增加了银行市场风险以及利率风险等非信用风险，同时提出了更具风险敏感性的计算方法等。《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包括三大支柱：最低资本标准、监管审核和市场约束。

1.最低资本标准

（1）信用风险的计算。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业务相对简单和尚未建立内部风险模型的银行使用经过改革的标准化方法，二是对业务复杂和管理水平高的银行在符合严格的监管规定条件下使用内部评级法[2]。

（2）操作风险。新协议首次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巴塞尔委员会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于缺乏足够的或失效的内控程序、人为错误和系统故障或是外部事件导致的损失风险[3]，除此之外也对市场风险以及利率风险等做了资本要求。

2.监管审核

监管审核强调各国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管，其确立其目的在于保持银行资本充足率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也能够提高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监管当局要具备能够评估风险并控制风险能力。

3.市场约束

市场约束依靠市场的力量来约束银行，认为市场具有有效配置资源和控制风险的力量。巴塞尔委员会提出全面信息披露的理念，要求银行尽可能多的披露信息，披露的信息包括风险种类、资本充足率和风险及资本结构相关状况等内容，除此之外还要求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体系进行监管。

三、《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1.对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不仅提出了具风险敏感性的计算方法，同时也提出了监管审核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存在不足，例如风险识别能力较差，方法和技术落后以及专业性人才较为缺少，因此应将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的任务提上议程。

2.对加强市场约束的影响

协议通过规定银行向市场披露相关信息，使经济主体对银行业的经营有清晰的了解，起到对银行的外部监督作用，同时也能避免银行信息不对称对客户造成的损失。我国市场约束以及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因此加强市场约束机制对于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3.对资本质量的要求

协议严格界定资本、特别是核心资本的核算范围，提出了更高的核心资本中普通股占比要求，这对于资本充足率达标但核心资本率不足的我国而言具有指导意义。

四、妨碍《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顺利实施的障碍分析

我国银行业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各种差异，且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对银行的影响较大，因此我国在实施《巴塞尔协议Ⅲ》过程中存在很多障碍：

1.我国商业银行仍然面临着较大信用风险

截至目前，我国社会经济体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银行业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居高不下，在经济波动与清理融资平台贷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下滑不可避免。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大量违约状况，社会诚信状况并未好转，我国商业银行仍面临着信用风险问题。

2.商业银行资金期限不匹配导致的流行性风险较大

2013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加2.38万亿，但经济并未明显提高，5月PMI为50.1%比上月减少0.7%。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受影子银行的影响，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资金投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资额并未伴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增长，且银行业贷款大多以中长期贷款为主，与此同时受实际负利率的影响，我国居民更偏好于期限较短的活期存款，这使得银行业面临资金期限不匹配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较大。

3.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日益突出

2013年7月19日央行宣布放开金融贷款利率下限，这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的表现，与此同时也会使得银行业博弈加剧，加之我国银行业业务的大量性与复杂性、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商业银行承担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日益突出。

4.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存在的问题有：信息披露途径少，披露内容较浅。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通过银行年报对外披露信息，且只有上市银行对外公布年报，未上市银行年报只有公司内部网有；各银行年报披露没有规范的形式和内容要求，披露信息不全面，未涉及利率风险及市场风险等方面信息，风险披露不足。

5.风险量化管理落后

较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量化管理水平落后，风险量化大部分仅注重账面指标分析，忽略了报表中可能存在的虚假信息，很少使用现代风险量化技术分析，对VAR、持续期等运用度不高。除此之外，我国并未存在西方国家较为完善的信用评级机构，致使商业银行在不能掌握企业的真实状况下发放贷款，从而增大了银行贷款风险。

6.银行内部管理机制薄弱，内部风险控制不足

（1）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机制薄弱。部分银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权责模糊，审批不严，使得银行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或追求利润而放松对贷款对象、有无担保等贷款限制的审核，发展关系贷款或账外贷款等，这种情形的贷款本身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时间长久则会形成呆账坏账，若处理不当会转变成不良贷款。

（2）商业银行贷款“三查”制度执行力度不足。这种状况极大地扩大了贷款风险产生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已建立风险管理基本框架，但银行内部控制力不足、资产风险统计工作并未制度化，这严重降低了贷款的安全性。

五、《巴塞尔协议Ⅲ》下加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贷款风险管理机制，降低不良资产额

1.加强贷前、贷中及贷后管理，严格执行“三查制度”

搞好贷前调查评估，主要通过风险五级分类分析、财务分析或企业信用分析等，做好贷前审批工作；提高贷款业务人员业务水平，建立奖惩机制和责任归属制，提高贷时审查力度；加强银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贷后风险监管体系，定期对企业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进行考察，及时发现有问题贷款并采取相应措施。

2.加强对贷款结构的管理

《巴塞尔协议》给予流动性资产较低的风险权重，所以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强贷款结构的管理，调整资产结构，增大流动资产比率，改善单一贷款模式，分散贷款额投放方向，同时要努力跟随金融创新脚步，为顾客提供更多种类金融服务，吸引优质投资，降低贷款风险。

3.建立内部风险评估机制

银行可通过概率分析法和数量统计法等方法建立内部风险评估机制估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例如建立科学的预警系统，设立预警模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能帮助商业银行有效避免呆账坏账的发生，减少商业银行潜在的风险。分析预警可从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或者市场行业风险等方面进行。

4.加强贷款人信用审核，降低贷款人信用风险

对贷款人信用分析可通过6C原则和信用评级法进行。

（1）6C原则：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或抵押collateral、环境condition和连续性continuity。

（2）信用评级法：对贷款人信用状况全面了解是贷款投向正确与否的第一关。建立内部评级体系主要包括建立内部评级部门、内部评级程序和规章制度，对贷款人进行信用评级。在这里贷款人主要指企业，对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借用国外评估经验采用5C评级法，按照风险程度将贷款分为五种类型：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及损失。

5.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能够提高银行面对不可预测的风险时的应变能力。通过建立呆账准备金制度，按照五级贷款分类比例提取不同额度的呆账准备金，可以在出现贷款损失时及时应对贷款风险，保证商业银行体系的健康运营。

（二）完善信息披露

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监管力度，逐步开展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并不断完善我国信息披露制度，扩大披露信息范围，并做到有针对性的披露，同时要提高公众对商业银行所披露信息的评价能力，逐步做到与《巴塞尔协议Ⅲ》的统一。

（三）加强商业银行内部管理

1.健全内控机制，要完善银行内部管理体制，建立独立的监督管理机构，加强内审机构审核程序独立性、权威性，建立监督奖罚机制，实现各级、各部门相互监督；2.健全银行内控岗位责任制和规章制度，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制定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维护执行力度，同时建立贷款责任制，将贷款责任明确到个人，实行月度或季度考核，按贷款收回状况等级实行奖罚。严格的贷款责任制能有效防范人情贷款、关系贷款的发生，降低银行贷款风险；3.提高员工法律意识和业务素质，提高员工素质的途径有：建立责任归属制和奖惩制度；提拔高文化水平的新生力量；定期进行已有员工职业道德培训、法律知识培训、业务培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等。

（四）应用先进的风险量化方法，提高风险管理技术

我国风险量化水平落后，风险管理技术欠缺，且专业型人才较少，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提高运用现代风险量化的方法，改变仅仅运用账面财务分析的落后的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提高银行内部高经济水平的员工数量，通过与高校建立员工文化素质培训等方式提高银行内部现有员工文化素质，提高风险管理技术，降低商业银行风险。

参考文献

[1]彭建刚.商业银行管理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7）.

[2]艾洪德，范立夫.货币银行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6）.

[3]凌江怀.商业银行风险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4]孔艳杰.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全过程控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5]刘东.浅析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2）.

[6]刘丽娜.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启迪[J].东方企业文化・企业管理，2011（7）.

[7]王丽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的成因及管理对策[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0（1）.

作者简介：

赵桂娟（1989―），女，山东临沂人，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政策。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5

关键词：信用卡；产业链；发卡业务；收单业务；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8-0022-03

一、当前天津市信用卡市场的发展现状

经过连续多年的跨跃式增长，天津市信用卡产业呈现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信用卡发卡量、交易额高速增长。信用卡品种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完善，应用领域逐步扩大，交易成功率稳步提高，受理环境明显改善。截至2008年末，天津市信用卡累计发卡量397.46万张，受理银行卡特约商户43356户，安装POS机66670台，安装ATM等自助设备3977台，2008年的信用卡消费额195.6亿元。发卡行、收单行、第三方服务商、特约商户、持卡人等各相关主体共同构成的天津市信用卡产业链初步形成。

信用卡产业结构链包括：产品供应商(信用卡发卡行)、信息服务商(各类信用卡组织和各类型的区域性转接网络，如：中国银联、万事达、维萨等国际组织)、终端服务商及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收单机构和其他提供终端管理、维护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机构)。

(一)发卡业务市场(产品供应商)

截至2008年末，天津市共16家信用卡发卡行，发卡量居前三位的是：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主要发卡行详见下表)。

(二)中国银联――信息服务商

中国银联是我国唯一的人民币卡信息服务商，负责境内跨行交易信息的转接。同时中国银联已逐步向境外发展，银联标识信用卡已经可以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三)收单业务市场(终端服务商及其他第三方机构)

截至2008年末，天津市共13家银行卡收单机构，收单商户数量居前三位的是：银联商务、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其中中国银联商务天津分公司是本市最大的信用卡收单机构，具有较大垄断优势。主要收单机构详见下表：

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包括：专业收单服务公司、专业催讨公司、专业卡片录入，制卡公司，等等。

二、天津市信用卡产业的主要特征

(一)伴随着发卡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信用卡发卡已初具规模

2008年末天津市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占全国信用卡总体发卡量的3％以上。信用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用卡环境明显改善，居民办卡用卡意识大幅提高，天津市信用卡产业进入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

(二)信用卡产业集约化、专业化经营程度有所提高

天津市发卡规模较大的发卡行(如：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等)都设立了独立核算、专业化管理的信用卡中心。信用卡产业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许多发卡机构开始尝试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各种专业化服务机构来运作，进而催生出了大批信用卡专业化服务机构，进一步丰富了信用卡产业链。

(三)信用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和服务创新成为发卡、收单机构主要竞争手段

一是信用卡发卡市场份额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发卡行均认识到了发行信用卡对于维系中高端个人客户的重要性和未来巨大的盈利潜力，纷纷加大发卡营销力度。发卡市场份额之争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天津市信用卡市场竞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二是发卡模式逐步由粗放式跑马圈地方式向精耕细作、精准营销发卡模式过渡。在激烈的发卡竞争过程中，各发卡行开始逐渐认识到不能单纯追求发卡数量，要努力提高发卡质量。2008年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发卡行率先实施按发卡客户数考核的发卡考核新模式，提倡选准目标客户群体实施精准营销发卡，标志着发卡模式由粗放型逐渐向以中高端优质客户为核心的精准营销发卡模式过渡。

三是信用卡品种不断丰富，功能和服务不断创新。各发卡行纷纷通过创新信用卡产品来吸引客户，信用卡新卡种不断推出。目前天津市信用卡产品已超过百余种，品种涉及标准卡、联名卡、认同卡、族群卡等：信用卡增值服务功能也不断丰富和创新，花样繁多的增值服务层出不穷。

四是各发卡行大都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平台、IT系统，为天津市信用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天津市银行卡系统交易成功率在95％以上。

五是外资银行加快了对信用卡市场的争夺。为尽快渗透到国内市场，许多外资银行已经或正在努力与国内商业银行联合发行信用卡(如：汇丰银行与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与美国运通、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与浦发银行，等等)。中外资银行在信用卡业务领域竞争和合作交融的局面初步形成。

三、当前信用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信用卡用卡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人们持卡消费的意识较弱，持卡消费仅占全市GDP的3％左右；可受理银行卡的特约商户还不多；受卡领域还不够广泛。

第二，信用卡循环信用利用率有待提高。持卡人透支借贷意识还不深入，绝大多数信用卡用户仅仅把信用卡当作提前消费的工具。据麦肯锡调研数据显示：我国85％以上的信用卡客户均选择全额还款的方式，只有2％的客户经常使用循环信用。

第三，信用卡产业相关法律制度还很欠缺。尤其是对于信用卡呆坏账核销、打击不法中介套现等方面欠缺法律依据，增加了信用卡的风险，影响了信用卡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信用卡市场存在着无序竞争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一是为快速争夺市场份额。各发卡行都曾经降低过发卡准入标准。造成不同程度的信用卡泛滥和整体发卡质量的降低。加大了信用卡不良贷款的风险。二是各行信用卡发卡授信各自为战互不通气，同一客户在多家发卡行重复授信问题严重，无形中加大了风险。三是各发卡、收单机构各自为战，不良客户、商户信息不能共享，不良持卡人在多家发卡行恶意透支以及商户套现问题难以有效管理。四是收单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状况，许多收单机构竞相直接或间接降低扣率吸揽商户，商户“一柜多机”问题突出。

四、加快天津市信用卡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积极出台扶持政策

抓住当前国家促内需的时机，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扶持信用卡产业发展，使信用卡成为刺激居民消费、促进内需增长的有效手段。

(二)打造强势银联网络，推动银联品牌国际华

目前中国银联的实力还很难与VISA、Master等产业巨头抗衡。建议中国银联加快银联品牌的国际化进程，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银联品牌国际化

的整体策划和推进工作：建立完善相关的管理办法、操作规范、收费标准、资金清算等规章制度：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推进银联品牌的国际化；加速银联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信用卡产业发展规范化管理，确保天津市信用卡产业继续健康高速发展

一是规范信用卡市场竞争秩序，严格持卡客户和商户准入。天津市的信用卡产业才刚刚起步，市场各方业务运作经验尚显不足。要吸取韩国信用卡市场无序竞争造成巨额坏账的教训，必须严格规范信用卡市场的竞争行为。建议天津市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出台相关的法规／管理条例，规范发卡和收单市场的竞争秩序，制定严格的发卡客户和商户的资信审查程序，并加大检查力度，从源头控制风险，确保天津市信用卡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来规范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使对信用卡市场的违规行为(如商户的违规套现等)的惩处有法可依。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审议对非法套现的司法解释。这对信用卡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信用卡产业经营战略及各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建议市银监局、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对宏观经济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提早评估、提前预防，针对不同风险，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去经营和管理，促进天津市信用卡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四是建议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建立不良持卡人和不良商户信息共享机制，为各商业银行搭建一个信息相互沟通共享的平台，有效降低信用卡业务的风险。

(四)商业银行应科学规划信用卡业务发展

一是发挥各自优势发展信用卡业务。国有商业银行在客户数量以及在资金和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品牌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缺乏客户综合利用的有效机制。建议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客户资源的共享机制，加强各部门、各业务条线的联动营销，将客户资源优势转化为实际的发卡。中小股份制银行机制灵活，产品创新速度快，但客户资源相对有限。建议其实施精耕细作。对客户进行深度挖掘。

二是建议各发卡行高度重视发卡质量，选准目标客户群体实施精准营销发卡，以创造效益作为发卡营销的核心，有效提升活动账户率，降低睡眠卡数量。

三是建议发卡行加大产品研发创新力度，赋予信用卡产品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增值服务权益，通过新卡种对市场进行深度开发和渗透，不断提升信用卡产品的竞争力。

四是加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建议发卡行制定科学的信用卡授信评定管理模式，加强同业之间的沟通和不良客户信息的共享，从源头上严把信用卡发卡风险；同时建议各收单机构严把商户准入关，加强商户培训走访和跟踪检查。加强商户可疑交易的监控，提高商户管理水平。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6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银行 管理会计 挑战 建议

一、经济新常态下对管理会计提出更广阔的应用需求

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环境、金融改革、金融竞争都将促使银行转变盈利增长方式，银行业务结构、盈利模式和风控格局都不得不加快转型，转型的总体方向是业务驱动向客户驱动转型，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市场细分转型，这必须依托以管理会计体系的实施应用，同时也为管理会计创造了更大作为空间。

（一）经营模式转型的需要

新形势下，银行利差持续收窄、优质资源稀缺属性凸显，银行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应摆脱单纯“规模情结”和“速度偏好”，通过“内涵式发展”，追求有效益的规模增长，推动全面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这要求必须提高银行精细化管理水平，进而依托基于定量化管理技术搭建的管理会计平台。

（二）银行管理架构改革的需要

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银行需要构建以客户和产品为中心的组织架构体系，由传统的分行制组织架构不断向事业部制酝酿和发展。推行事业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业务线或产品线进行精准的责任定位和计量，而管理会计为产品和客户的盈利量化衡量、为银行推进事业部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三）支持银行市场细分、差异化经营的需要

客户是银行盈利的来源，通过产品、渠道满足目标客户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已是整个银行业的共识。只有通过管理会计对目标客户进行细化，挖掘并归纳总结不同类别客户的产品需求、风险偏好、消费习惯等，有针对性地向客户提供“所想、所需”的金融服务，差异化的经营策略才能有效落地。

（四）促进前中后台协调管理、高效运行的需要

在现行银行业经营管理中，由于职责分工不同，前台部门主要关注客户拓展、维护和业务开发等；主要关注风险管控、政策和策略制订等；后台主要关注核算、业务处理和支持等。不同的定位、出发点和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一项策略在前中后台执行过程中，出现协调不一致、缺乏效率的情况。管理会计可以通过其“大数据”“精细化”的优势，将前中后台有效串联、统一，使信息在各个环节间共享，对各项业务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化呈现，进而提高内部运行效率，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银行业实施管理会计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银行业具体实践来看，银行业实施管理会计，主要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制约。

（一）管理会计理论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作业成本法、平衡计分卡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卡普兰认为，没有理论指导的会计实践通常带有盲目性。相比一般企业而言，银行业实施管理会计更具复杂性、行业特殊性，如伴随银行经营特性而产生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管理、资本管理及风险管理等。目前，国内大多数银行都在加速推进管理会计实施和应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未形成具有银行特色、系统、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二）管理会计与银行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比较困难

近年来，随着银行业经营方式逐步由“粗放型”转向“精细型”，管理会计在银行经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发明显，但受限于一是管理会计自身发展距离管理要求尚存一定差距；二是部分部门，尤其是前端业务部门，经营理念尚未转变到位，对于规模发展的关注远高于对经营效益的关心，导致管理会计与银行经营管理的全面融合存在一定困难。管理会计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如何鼓励前台应用管理会计，实现其各经营管理环节的有效渗透，涉及经营理念的转变、业务流程的再造、实施路径的搭建等，这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三）管理会计人才培养问题急需解决

全球特许会计师协会（CGMA）2014年在其公布的《全球管理会计原则》中，明确提出管理会计人员需要同时具备专业技能（如会计和财务技能等）、商业技能（指在不同商业环境之中恰当运用专业技能的能力）、影响能力（指在组织中能影响和帮助其他人的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如沟通协调能力）等四项基本能力。从实务出发，管理会计工作涉及预测学、运筹学、决策学、信息经济学、控制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照要求与现实看，现有从业人员还是有较大提升和培养空间的。

（四）管理会计数据的完整化和标准化尚有提升空间

管理会计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后，金融企业对其的探索和实践从未间断过，各大银行的信息系统建设水平也不断增强，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一是前端业务系统信息录入较为粗放，导致核算信息无法满足管理会计精细化的信息处理要求；二是管理会计支持决策所需的某些业务信息（非业务核算必要信息），前端数据录入不完整，导致管理会计信息缺失或不全面等，管理会计数据的完整化、系统化尚有一段路要走。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银行的数据信息由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且由于业务的特殊性，各部门在管理过程中，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可能存在手工调整等过程，这就造成了数据信息分散、数据统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无法形成有效的信息整合平台，对管理会计的基础数据质量和权威性带来一定影响。

三、银行业实施管理会计主要应对建议

一是建议加快出台应用指引。集合金融学会、银行协会团体力量，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将实践中的普遍规律、成熟作法提炼总结，上升到制度指引层面，出台针对金融业的管理会计指引体系，特别是实践指导性强的应用指引，对于提升整体金融业经营管理实力，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二是在应用实施上，要做好顶层设计。包括明确管理会计职能定位，找好驱动抓手，如将管理会计应用模型与资源配置、审批权限、业绩评价等管理手段结合起来，监促和引导更多的部门和人员关注管理会计。

三是多渠道引导管理会计人员培养。外部建议从资格、职称等方面，引导、培养管理会计人才，提高银行业管理会计人员软硬能力。银行内部，建议建立财务人员激励机制，提升其参与经营管理的主观能动性。

四是进一步提升基础数据质量和标准化程度。全面、准确、精细、完整、权威的信息是管理会计应用和支持决策的基础，为更好地提高管理会计数据的质量和标准化程度，建议：①进一步明确数据的归口管理部门，保证相关数据只有一个出口；②加强统计数据的系统化建设，避免临时、人为的手工调整；③将管理会计所需信息列为前端业务系统必输项，确保数据的完整性；④建立数据信息的监督和检查机制，持续提高数据质量；⑤建立管理计与前端业务的互动机制，即当管理会计需新增业务信息时，可将需求反馈给前端业务系统，前后台协同联动，共同提高数据质量，避免前端业务系统无数据，后端分析手工处理的现象。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7

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推动国有银行的振兴，目的就是让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贯彻落实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这一指导方针，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须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眼下，银行信贷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利差收入也是银行业最大的利润来源，信贷业务紧密联系着实体经济和商业银行。因此，如何适时适当调整信贷结构，对于能否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有着直接影响。记者从日前先后召开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各行均在第一时间迅速行动，针对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全面部署了今年的信贷结构调整工作。

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机构首先要努力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科学发展。对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金融机构服务经济涵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还包括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引导出口结构升级等方面。

工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该行将突出支持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融资等“四大新市场”，重点发展贸易融资、中小企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三大战略领域”，积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该行明确提出要求，要创新服务方式，确保“四大新市场”的贷款增速显著高于公司贷款平均增速。

除此之外，工行还将加大对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新兴消费市场的开拓力度，创新以银行卡为载体的小额消费信贷模式，加强与大中型优质商户、新兴消费业态中的高端商户的合作，大力发展直接消费信贷业务。同时优先支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通过发展创新金融工具引导社会投资进入国家政策鼓励进入的重大项目建设领域，发挥信贷资金的撬动作用。

建行方面则表示，该行会继续严格限制“两高一剩”企业、行业贷款，控制房地产开发贷款，控制对低水平、重复建设政府平台的资金支持，优先支持国家在建续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项目，支持国家生产方式调整、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制造业。

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提出，今年该行将根据“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保持信贷适度增长，合理确定投放重点，进一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特别是加强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的支持，严格控制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

服务实体经济的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具体到当前的实际，即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这部分客户往往是金融市场中绝对的“弱势”群体。

经过几年的具体实践和经验总结后，各行在服务中小企业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各行需要面对的是更加难以把握风险却更需要金融服务的小微企业。2012年，5家国有商业银行都会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向小微企业的信贷倾斜力度。

如工行，该行已经明确提出，会持续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重点发展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契合的贸易融资等短期贷款，积极支持科技、服务和加工业等中小企业。同时加大投入、加快创新，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建行不但将支持小微企业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还将此项业务视作本行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立并完善小微企业业务经营模式，加大对小微企业业务的资源倾斜力度。

除了商业银行的“规模倾斜”外，小微企业还会得到来自银监会的“监管倾斜”。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将积极推进针对小微企业的机构准入、存贷比考核、资本计量以及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的差异化监管政策“落地”。

“三农”一向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引导、带动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不过，由于针对“三农”的机构设置和产品开发还很薄弱，相比于小微企业，针对“三农”的信贷结构调整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来支持。作为“三农”服务的主力银行，农行今年提出继续扩大和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以“村村通”和惠农卡为重点，继续增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能力，继续搞活县支行，提升县域市场竞争力。另外，建行也提出了东部沿海地区和金融资源丰富的县域乡镇适当加快建设网点，完善服务网络和渠道，为城镇化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8

关键词：中资银行 外资银行 外部环境 资本充足率 银行资产 竞争力

中国经济的增长，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开始了在中国金融市场设兵布阵。中资银行作为本土金融机构，如何在日趋激烈的金融环境中保持竞争力，笔者将从在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渣打银行等金融机构实习为主线，结合各自银行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资产总量和质量等方面展开比较分析，翻阅相关资料、与专业人士探讨等方式来冷静面对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差异性，并提出推动中资银行整体竞争力的有效措施和建议。

一、基于笔者在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实习中的问题分析

（一）外在法律和监管环境的差异性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条文等资料，从税收上来看，外资银行拥有较好的优惠环境，而在中国金融市场，其经营领域、业务地域，以及经营许可等方面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对外资银行设立的分行需要一定的营运资金，提供本币业务需要在中国经营3年以上，并确保前两年连续盈利。同时，外资银行在筹资方面，也有一些限制，如人民币负债不能超过其外币负债的50%，也无法从中央银行获得贷款等。当然，随着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逐步解禁，如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的一致，取消对外资银行制定的非审慎性措施等，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二）资本充足率的差异性

笔者在实习中发现，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资本对于提高银行的信誉，维护公众的信心，确保银行稳健经营意义重大。中国银监会对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要求，与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比要低，同时，中资银行在加快扩张速度时，缺失必要的债务工具来及时补给核心资本，由于缺少必要的协调措施，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总体不高。

（三）资产不良贷款率的差异性

不良贷款率作为考量资产质量的重要方面，笔者结合在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渣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实习实践，并参阅相关报告资料，对我国各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的分析，平均不良贷款率超过了20%，其中商业银行达到22.4%，股份制银行达到9.3%，政策性银行19.3%，城市商业银行16%，农村商业银行9.2%，城市信用社22.9%，农村信用社32.3%，信托投资公司42.5%。而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小得多，如汇丰银行5.6%，花旗银行3.8%。不过，通过对在华设立的各类外资银行进行调查和分析，其不良贷款率也是参差不齐的，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20%，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80%，但总的来说，外资银行的资产质量要好与中资银行。

（四）资产份额、资产增长率的差异性

在外资银行实习过程中，由于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网点较少，同时受到筹资、业务等方面的限制，其市场份额也并非一帆风顺。据欧盟提供的相关报告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经历2002年的金融滑坡之后，在日益宽松的外部环境下，其发展也日趋壮大。因此，从外资银行的资产增长速度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本外币资产增速达14.8%，其增长速度与中资银行相比，其竞争力不容小觑。

二、提高中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措施和建议

随着金融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剧，中资银行应该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不断推动金融创新，提高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为此，笔者从实习经历中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从资本充足率上来提高中资银行的稳健性

资本充足率是提高银行公众信心的有效前提，在中国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防范金融信用风险，提高金融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因此，笔者建议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切实解决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扩大金融业务，减少不良贷款率，同时，从金融监管上加强市场评估和纪律约束，确保中资银行的稳健经营。

（二）强化金融风险管理，提高中资银行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指标，中资银行要从加强风险管理入手，强化金融产品责任制，协调好中长期金融贷款比值，将金融风险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控制对过热行业的贷款需求，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率。

（三）注重业务创新，提高中资银行的市场占有率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对金融业务的创新意识海不够强。因此，笔者建议必须从中资银行的管理上、业务上，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学习和借鉴，拓展客户渠道，注重业务创新，提升金融业务营销水平。

（四）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

国有商业银行在应对国际化金融发展的大环境时，不断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实现多元投资的股份制银行改造，同时，完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提高中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综而观之，笔者结合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实习经历，对于外资银行战略投资与多元化发展深有感触，并立足中资银行的管理实际，应该从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强化内部管理，推动业务创新，避免不良贷款的发生等方面来改进和提升，以实现中资银行在未来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健康、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谢东.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D].复旦大学 2012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9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创新性地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的银行监管理念，监管范围覆盖银行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对这三种风险的计量，提出八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新协议突出资本充足率、银监部门监管、市场信息披露三大监管内容，这三部分也被称为新协议的三大支柱。我国银监会已明确大型商业银行要在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与新协议规定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提出衡量资本充足率的新思路和方法，即实行以最低资本要求、央行监管、信息披露(即市场纪律)三大支柱为特点的新的监管框架，强调三大支柱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低水平或局部性地实施某一个或两个支柱均不能有效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三者必须同时使用才能真正体现新协议的核心所在。风险的资本覆盖范围也从单一的信用风险，拓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新协议突出以内部评级法为核心，以信用风险管理为重点，涵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并通过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银行监管，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及自我约束的新理念。

二、国内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安排

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我国银行业融入国际 金融 大环境、吸引外资银行投资及合作、在境外设立海外分行、避免国际金融歧视、提升监管能力及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各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存在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风险管理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还没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总体风险管理水平与世界银行业先进水平相差很远。因此，还无法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体系中。从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角度看，银监会推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后，国内银行业开始逐步确立刚性的资本约束机制。银监会在采取过渡性资本监管方案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改进风险管理，采取风险敏感性高的资本计量方法，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应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在此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如何在资本约束下稳健经营，实现持续盈利目标，达到股东、监管机构、客户和公众的基本要求，是我国商业银行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目前，银监会已成立新资本协议工作组，同时也明确了第一支柱的风险计量方法，即用初级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

三、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对策

对我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加速引进世界先进风险管理制度的催化剂。国内商业银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新的监管协议，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实施准备。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率是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程度一直不高，2001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76％、1.44％、8.30％、6.88％。经过实施国家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后，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按银监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有161家，比年初增加6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9％。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农行刚刚股改完成并在近三年未提供资本充足率数据外，工、中、建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8％的监管要求，并呈逐年增加、逐步充足的趋势。

从以上数据看，国内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已达到国际监管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 计算 ，仅考虑信用风险因素，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x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x12.5)。这一要求考虑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将这两项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中，提高了资本的风险敏感度。按此公式计算，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计算并披露的资本充足率将大大下降。为此，国内商业银行需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1、加大不良贷款清收、盘活力度，减少风险资产总额。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已从2003年底的2.1万亿元降至2007年底的1.2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7.9％降至2007年底的6.17％。各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很大提高，2007年末，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圳 发展 银行外，13家银行拨备率都超过银监会80％的下限规定，超过100％的有12家。在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清收、盘活的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加强对信贷行为的监管，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防止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现象发生，切实减少风险资产数额，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真实资本充足水平。

2、拓宽业务范围，丰富盈利渠道，实现有效积累，提高核心资本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在立足加强传统信贷业务经营同时，要努力拓展新业务，大力发展银行卡、代收代付、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拓宽盈利渠道。国外商业银行60％以上的收入依靠中间业务收入实现，利差收入仅占30％左右，并呈萎缩趋势。可以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充分拓展业务，从经营单一的 金融 产品转向经营众多金融产品，对提高其盈利水平起重要作用。

3、发行长期次级债，增加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以丰富债券市场，拓宽商业银行投资渠道，也是商业银行增加附属资本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作为附属资本的长期金融债券发行办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都表示将通过发行次级长期债券补充资本金。可见，次级长期金融债券的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

(二)搭建与新协议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

商业银行尤其是法人治理结构已相对健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建立以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管层负责的独立的风险决策机构，该机构垂直延伸至二级分行)为核心的风险管理部门协调组织。要划分风险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并要保持风险管理的权力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部门架构设计独立，宜采用垂直管理的组织架构，保证风险承担与风险监控的分离；风险报告产生及呈报机制独立；风险经理独立，其薪酬和晋升激励应与业务部门的风险承担脱钩；建立风险部门与业务部门良性的协作互动关系，并逐步建立责任体系和考核机制。

(三)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防范意识要体现在员工日常行为的自觉性方面。全员深刻领会董事会决策层的风险政策偏好、风险容忍度，真正认识“银行经营风险的 企业 属性”。树立“风险管理本身寓于发展内涵”的发展观，确立以“资本对风险的约束为基础，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相适应，风险成本与风险收入相匹配”的风险管理基本原则。通过新理念的引入、制度的强化、机制的引导及环境的优化，统一银行全体员工的思想与步调，保证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并发挥作用。通过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进而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队伍。

(四)引进和改良先进的风险计量技术，培养风险管理人才

引入国内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并结合银行实际予以改进。研发信用、市场、操作风险专业管理工具，提高各类风险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建立风险管理监测报告系统，扩大模型工具的适用范围。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现阶段需进行风险管理技术的基础建设。先建立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收集大量和连续的客户信息、市场信息和银行内部操作信息。对客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合理确定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数量模型，运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地区、产业风险分析，通过信贷审查等方式，直接控制业务风险。

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银监部门提出的计量方法，在信用风险计量方面，构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目前，工行、建行都已参照新协议的技术标准，积极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通过引进国外银行的先进评级理念，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构建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整合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组织架构，培育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逐步建成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在市场风险计量方面，要比较国际流行的var值 计算 方法，选择适合本行的var值计量模型，并通过银监部门认可。在操作风险计量方面，要在引入员工行为计分卡的基础上，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合理划分并正确对应八条产品线，对不同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系数，可根据各银行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汇总计算出操作风险需计提的资本准备，并逐步向高级方法过渡。风险计量模型是世界银行业的高度商业机密，是体现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核心所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银行间的交流和相互使用。即便能引入到国内，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这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风险人才队伍，研究开发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

对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篇10

一、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看当前监管理念的发展趋势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把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作为新资本协议中的第二支柱，同最低资本规定和纪律共同构成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监管当局参与的程度和重要性较之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了显著的提高。

当然，即使在新资本协议的框架下，监管思路依然存在较大的调整可能。例如，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方法计算资本要求，或者对新协议下的各项选择按不同标准、方法行使国家酌情权。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本身也体现出国际监管中的一个理念上的变化。从监管机构对于风险管理运作和机制的介入程度看，新资本协议显然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也更为积极主动的要求，促使监管当局积极参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评估等过程。同时注重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在监管方法中考虑到适当提供对于金融机构改善风险管理的激励机制，给予金融机构更大的选择空间。

二、我国中央银行原有监管模式的缺陷

在中央银行原有监管模式下，我国银行监管工作存在着监管力量不足、监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组织结构不适应，以及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后查处、轻过程控制等问题。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比，我国在对银行业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具体而言，原有人民银行监管模式的缺陷表现为：

(一)权力监管已经不能适应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发展趋势

《巴塞尔协议》推崇的是权威性监管，这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是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压力，使金融机构自发地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具体做法是：以资本充足率为主要评价指标，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采取内部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但是辅以严格的事前检查和事后惩戒措施，同时要求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增强市场利益相关者在促使银行拥有充足资本方面的作用。

而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权力监管，通常由监管当局直接对银行命令，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设立标准、业务范围甚至存贷款利率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采取权威监管的条件。从我国现行权力监管过渡到巴塞尔协议推崇的权威性监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我国银行监管法规制度不健全，执法不严

我国现行的金融法规缺乏科学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技术手段，可操作性不强。银行监管法规不完善，阻碍了银行监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我国现行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法规如《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主要是在 1995年前后制订的，不仅与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相距甚远，某些方面也不能适应当前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要求。例如，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过于简单：《商业银行法》简单地在第4条、第39条规定“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此外，现有法规体系和各项管理规定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管理上出现了很多漏洞。

人民银行在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执法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法律武器，执法不严。在处理有关事务时，客观上总是普遍存在着执行不严、徇私舞弊等现象。一些违规行为长期得不到根除，严重影响了金融法规的权威性和银行监管的效果。

(三)对商业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力度不够

在我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中，在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方面较弱，并且二者混合使用，职责不明，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央行长期以来一直习惯和侧重于现场监管的工作方式。随着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现场监管会受到、、区域等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降低了监管的效果。目前来看，虽然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是按照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原则，建立现代监管的框架和工作机制，但实际上非现场监管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在非现场监管上，着重于收集报表和数字的工作，忽略了风险分析和判断。

(四)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

原有央行监管主要是靠手工操作，与现代银行的操作手段不相适应，获取金融信息不及时，使人行失去监管的“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商业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

(五)与外资银行母国进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我国的监管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的配合，无法有效遏制外资银行的许多不规范行为。

三、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 我国银监会的成立，将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有利于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防范化解风险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我们应当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借着银监会成立的契机，消除原有央行监管模式下的缺陷和弱点，加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的银行监管水平逐渐与国际趋势接轨，并逐步实现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的转变。

(一)结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法律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法律框架下的行业自律，银监会的监管模式应逐渐过渡到权威性监管。早在1997年5月，人民银行就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原则》，但由于《指导原则》只作了提纲挈领性的原则规范，操作性方面有所欠缺，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落实，我国商业银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差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伴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银监会可再以“内控条例”形式，按照新协议要求，把《指导原则》所确立的各项原则、目标、要求予以细化和量化，以方便实行。

2.加强稽核制度立法，保障银行内部稽核风险监督职能的实现。银监会可以考虑提升银行稽核部门的地位，实现稽核本身的独立性和超脱性。可以用立法形式确认稽核部门直接隶属于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保证其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实现。设置科学的量化监控指标体系，以便对监控对象的状况快捷地做出判断并采取措施。在具体设置指标体系时，可研究新协议的监管框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运营中的主要风险，从敏感性分析、应力等方面着手，使稽核真正成为银行内部资本监管的最后防线。

3．银监会应高度重视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建设，将其作为准入监管和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原来，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主要是资本金和一些形式问题，对内控机制的要求则没有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银监会可以参考巴塞尔委员会 1999年9月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文件，从控制、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与管理五个因素入手，制定具体考察标准，完善我国准入立法。在资本充足的日常监管方面，新协议对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从考察因素到挽救措施的指标，可供参考借鉴。如在考察因素上，银监会就可以从银行敏感性分析和应力检验、管理部门处理意外事件办法、高级管理层设置等方面综合评估。

(二)银监会应当实现非现场检查与现场检查的有机结合

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伴随着银监会成立，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科学、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等先进作业工具，发挥其网络监测作用；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三)银监会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在“核心原则”中强调，东道国和母国在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时都应承担各自的义务。对于东道国而言，健全涉外金融法制对跨国银行实行有效监管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国在涉外金融立法时，应在既有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监管制度。例如：市场准入制度、定期报表制度、信息披露以及通报制度、监管制度、现场检查制度等等。在此基础上再建立切实可行的并表监管法规。银监会也应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建立一系列风险指标，确保母行与分支行之间的信息交换，这也有利于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在监管实施方面，借鉴《巴塞尔协议》中有关批准制度，不但要继续审慎地实行市场准入许可，而且要改善监管人员素质，加强监管力度，注重持续性监管。

由于外资银行的国际性以及业务的复杂性，在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法律冲突。为此，银监会可借鉴“核心原则”，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的合作，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其建立长期联系。通过这种联系，更多更全面地获得关于外资银行的信息，对于外资银行在经营中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可共同采取措施。加强国际合作，协调我国与外资银行母国关于在监管方面的职责划分，不但有利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更有效的银行监管，而且有利于构建统一的国际银行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四)改进金融监管方式，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