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法变化规律十篇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1

（一）缺乏综合性立法目前国内出台的诸多低碳经济政策在实际发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低碳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规范、指导、保障与激励，但是目前法律政策框架下仍旧存在着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目前缺乏综合性立法，现有法律与政策主要集中在控制碳排放与增加碳汇两个方面，控制碳排放方面主要以《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立法及政策为主，目的是通过调整产能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开发率，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立法督促增加碳汇以达到适应气候变化；增加碳汇方面主要以《森林法》、《草原法》等相关立法及政策为主，通过增加碳汇的方法来达到适应气候的目的。虽然已出台的诸多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碳排放的减少与碳汇的增加，但是多以微观具体制度措施为主，缺乏综合性、全局性立法，在体制、机制、原则、综合性制度等方面缺乏统筹。分散立法造成了各自为政，在缺乏必要联系与配合的情况下矛盾重重，不利于从根源上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服务，同时也不符合当前发展趋势。从国内外诸多实践立法情况来看，已有许多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体制，比如韩国、日本、英国、菲律宾等，说明综合性立法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一大趋势。面对低碳经济发展需求下的综合性立法需求，要结合我国国情、新能源开况、环保政策法律体系完善情况等诸多因素加快综合性立法步伐，以消除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障碍与瓶颈。另外，国内目前在事关水电、核电等重要能源领域缺乏专门性立法，不利于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现有的能源立法中，有关水电与核电立法相对较少，但是国家目前在核能、水能开发方面发展十分快速，正是因为缺乏立法制约，所以很多水电工程发展缺乏法律限制，导致整个行业发展混乱，尤其是核能，本身作为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型能源，核能开发是一把双刃剑，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件应该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核能的发展必须由法律予以强力保障和制约，立法上的缺乏也不利于核能与水能的深度开发利用。

（二）原有法律无法满足需求以往制定的诸多法律法规政策随着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与政治转型，很多条例都已无法满足实际应用需求，比如我国在煤炭行业积极进行改革，原有的相关法律体系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对于促进煤炭行业的积极发展无法顺利发挥职能。我国《煤炭法》在1996年通过，促使国内煤炭行业的发展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初步建立起了国内煤炭行业法律体系，随着煤炭行业的深入发展，国内相继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以完善该法律体系，为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指导与规范，以便做好煤炭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为煤炭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为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指导规范。时至今日，煤炭相关法律体系面对当前煤炭资源开发新现状、煤炭行业转型需求、国际煤炭市场变化、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煤炭法》无疑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需求，更不能适应低碳、环保、循环经济及气候变化需求，因此需要积极进行修订与完善。虽然我国2011年已经重新对《煤炭法》进行了再次修订，但是此次修订内容主要针对职工工伤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其他内容并未做调整，同期颁布的《电力法》也迫切需要修改，以顺应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与结构变化，更好的服务电力能源的开发与电力行业的发展。结合当前国际环境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深刻明晰经济转型需求，应对碳汇交易需要及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我国许多法律都亟待修订与完善。另外，在一些重要领域要对制度、法律与政策等加以具体确认和规范，比如碳汇交易、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能源需求侧管理、能源合同管理、能源发展基金等，在这些新领域内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政策制度保驾护航。

二、我国低碳法律政策完善

（一）法律方面在完善我国低碳法律政策框架方面要根据国际、国内要求制定更加全面的气候变化应对法案，规定自愿减排目标，完善管理体制与机制，顺应发展现状适应气候减缓变化情况，积极推进科研创新，从信贷、投资、财税等多个方面予以鼓励支持。根据国际气候条约框架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气候变化应对法》，该法的制定有利于引领国内多项相关法律的制定，是完善国内法律体系、树立良好减排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这项综合性、权威性、统一性立法中，内容要包括国内资源碳减排的目标，将低碳概念实质化、量化与法律化，以提升碳减排目标制约的权威性；法律内容要为国内相关碳减排机制与体制的建设提供支持，考虑到发展低碳经济及应对气候变化是长期性、复杂性任务，离不开健全体制与机制保障，因此要通过立法来明确规定一些综合性、基础性体制；要将一些减缓气候变化及适应的制度与措施系统化、法定化；要通过信贷、财税、投资等立法与政策支持积极引导低碳市场经济发展；法律方面要积极鼓励科研实践与自主创新，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力度以便促进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要结合当前管理需求，积极出台相关能源法律如《原子能法》、《能源法》等，加快核能水电相关立法，全面修改以往法律中不合用的部分，督促清洁能源的开发与高效利用。要结合国内煤炭、电力行业发展需求积极修改《煤炭法》与《电力法》，解决煤炭行业发展瓶颈，为煤炭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指导，结合碳排放目标促进煤炭行业积极转型，督促新能源强制入电网，加强电网建设与电力行业监督指导。

（二）政策方面要制定完善的碳汇交易管理办法，积极在国内开展试点工作，督促碳汇市场良性发展，比如制定《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我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运行建设期间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通过购得联合国水电风电减排量加以中和；国航推出绿色航班以企业自愿减排的方式完成二氧化碳排放中和抵消，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埋单用以支持黑龙江风力发电项目的建设，国内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环境产权交易所，积极开展碳汇交易，对于提升中国自愿减排项目的可信度、促进市场良性发展有积极意义。要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的相关发展政策，配合以往法律政策加快市场开发，配合《可再生能源法》、《水电适用管理办法》等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与法律环境；要积极完善国内多个行业节能政策，推动能源管理的有序化与规范化，结合国外先进经验与我国国情规范市场主体的资源减排与节能行为，对低碳产品市场予以结构性调整，制定相关性管理办法，出台低碳产品认证政策，制定《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积极引导绿色产品生产与消费，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结语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2

【关键词】小学数学;迁移规律;题型;恰当;效率

在数学教学中，我们不能就知识讲知识，而要能够以旧带新，做到知识的迁移。当然，知识迁移既有正的一面，也有负的一面。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增加正迁移，减小负迁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下面笔者简单谈谈迁移规律在苏教版教材的混合运算、文字题、复合应用题、专项思维训练教学中的运用。

1在混合运算教学中的运用

任意一个有理数，既有它的可合性，又有它的可分性。数学运算中的加或乘可视为合，减或除可视为分。像35既可分成10与25的和，又可以看成7乘以5的积;35既可看成40减去5的差，又可以看成70除以2的商。每一个数都可以用数学表达式呈现。我们只要把数的认识及加、减、乘、除单项运算作为学生学过的知识经验进行概括，那么，从一种情境(加减、乘除)到另一个情境(混合运算)的迁移是可以实现的。例如，教师先出示“85减去56得多少?”让学生读题列式85－56=(29)。接着问:哪个数与38的和是85，学生不难说出是47，教师立即板书:教师在85上打上虚框并逐渐擦去(与此同时，把85减去56得多少?改成38与47的和减去56得多少?)。再把38+47用手势向下移到85的位置形成38+47－56=29的式子。到此为止，加减混合运算全部呈现。最后师生共同弄清算理———在一个式子里有加有减，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进行计算。再做一些尝试练习，学习的效果会相当好。

2在文字题教学中的运用

如果我们把读式教学看成是一种学习情境，把文字题教学看成是另一种教学情境，那么，语言描述就是这两种情境的共同因素。例如，在学法的初步认识后，教师出示一道式题:20÷4先要求学生把此算式的读法、名称、意义用文字表述出来，并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随即板书:读法:20除以4，商是多少?4除20得几?名称:被除数是20，除数是4，商是几?除数是4，被除数是20……20是4的几倍?再让几名学生概括出哪几题是用读法、哪几题用名称、哪几题用意义叙述的，并指出这就是除法文字题，要求学生齐声读一遍，记一遍。然后，擦去算式，留下写出的话，告诉学生刚才记下的话就叫做文字题，它是由算式得来的。反过来也能写出算式。最后，强化练习，这是熟练的过程。从练习中发现问题，从做作业中纠正错误。由于学生切实掌握了文字题的结构特征，看到文字题，就可以通过读题过渡到说题、读题教学，这样就完成了从文字题教学到列式教学的迁移。

3在复合应用题教学中的运用

在复合应用题教学中，可以在学习一步应用题的基础上，实现学习上的迁移。例如，已知甲班的总人数和乙班的男、女生人数，求两班的总人数(题略)。通过讨论学习，学生很快懂得了:要求两班共有多少人，必须知道甲班的人数和乙班的人数。现在乙班的人数不知道，就应先算出乙班的人数。要求乙班的人数，就必须用乙班男生人数加乙班女生人数等于乙班的总人数。还有学生根据乙班男、女生人数而求出乙班的总人数;再根据两个班级的人数，可以求出答案，这样效果更好。教复合应用题，教师可以先把它拆开，让学生练习后再复合，这样迁移，学生基本上不需要教师讲解，就能很快地找出题目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今后碰到较复杂的应用题时，学生会产生类似的迁移。

4在专项思维训练教学中的运用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3

【关键词】环境法 气候变化 循环经济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多年多地区的相关观测数据来看，地球上的气候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等等，这些气候现象的出现是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平衡的全球气候破坏的结果，人们开始面临各种环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始尝试各种途径来寻求问题解决的方式，包括从可持续发展模式、环境法律制度完善以及科学技术革新等多方面的内容上去积极探索，寻求人类前进发展的新方向。其中依靠法律制度来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正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在气候问题出现后，试图依靠法律手段对其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的一种方式。但是环境气候问题错综复杂，又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依靠法律来实现对气候问题的解决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在气候问题下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对，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气候变化对环境法的影响

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与气候变化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尤其是在如今环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对立，当针对气候问题所产生的议题逐渐规范化的情况下，法律虽然可以满足其所要达到的规范性要求，但是也会随着气候问题相关议题的不断深入而产生更高程度的挑战和冲击。一方面，环境法作为一个决策性内容，可以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提出相关的决策性意见，同时也会将所有引起气候变化的相关因素以制度的方式加以考量，并寻求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这是气候变化对法律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法律存在意义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律带动着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同时与之相对应地提出决策性意见的法律在实质内容上也会出现变化。微观意义上来说会带动所有国家自身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宏观意义上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以及国家环境法改革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当法律开始成为气候变化中的重要应对策略时，它所要面对的肯定不是静止不变的问题，所要面对的冲击和挑战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需要不断的思考一些问题：如何更好的在气候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做出自身的完善和调整；如何在解决气候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规范化，并最终形成有效的气候治理模式。这都是法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在气候变化过程中环境法所必须要成长的部分。

国际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进经验

欧盟国家节能减排新标准的建立。一直以来欧盟国家在气候问题都是相关领域的领导者，很多成员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以及国际气候合作方面都相对成熟，在治理气候问题上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这里最为突出的就是节能减排，各个成员国在对气体排放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从法律层面上，200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了欧盟气体排放机制，依照该机制的规定，每个国家首先都要在欧盟委员会针对气体排放问题提交相关的计划，并需要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批准①。在该计划中需要对自己国家内发电厂、炼钢厂等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气体排放量进行限定，如果低于最高排放量，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量卖给那些高于最高排放量的企业。并且国家整体的气体排放量必须要符合《京都协议书》的相关规定，这种气体排放量的控制以及交易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榜样②。不仅如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欧盟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案，包括未来十年之内的气体减排任务，在2020年至少要减二十个百分点，同时要将可再生能源的产量提高两倍以上，并针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环境气候问题制定了不同的计划，依靠情景评估以及科学模型的建立，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英国通过制定法案来解决气候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内，英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往年减少了百分之十六，是目前仅次于德国的国家，也是目前少数完成《京都协议书》中对发达国家关于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国家之一。英国在2001年开始在税种中加入气候变化税，并以此来满足低碳科技研发以及降低节能成本的相关研究，并在2002年4月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该制度在2005年和欧盟所实施的气体排放交易制度实现了合作，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的推广。2007年英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制定了相关法案，这也是第一个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法案，英国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依靠法案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家。《气候变化法案》中重点是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法律控制，以国家强制力以及法律约束力的手段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对于气候变化国际相关立法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对我国环境法的调整和完善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我国环境法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环境立法的现状。从哥本哈根会议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我国就开始针对气候变化实施一系列的应对措施，虽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但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气候问题改善，在节能减排以及温室气体量的减少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2000年实现了第二次修正，并在2002年和2004年分别制定了《清洁生产法》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些法律内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洁能源的利用，并减少固体废物对气候环境的污染，从而做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标本兼治，我国开始在立法上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的节约和利用，2006年我国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将减排和节能联系在一起，为我国环境问题治理以及气候问题应对方面都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内容和法律依据，并初步建立起我国环境法的立法体系。但这只是环境法体系形成的雏形，需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在环境法治建设以及执法效能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还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气候问题随时对现有的环境法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这都是我国目前环境立法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上所存在的问题。第一，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的缺失。我国整体来说从1995年开始已经针对气候环境问题制定了多个单行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可再生能源法》等多个法律内容，这些单行的法律规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导致现行的各个单行法律内容上要么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要么存在重复或者是空白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缺乏一个可以贯穿引导所有相关单行法律的综合性法律内容，这对于进一步实现环境问题治理以及预防方面都是十分不利的。环境基本法在环境立法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仅可以给单行法律在制定以及修改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会对单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漏洞以及空白进行弥补。

第二，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虽然存在环境立法，试图依靠法律的手段来缓解所存在的环境问题，但是成效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法律责任体系规定的不明确，因此在违法处罚上缺乏必要的威慑力。比如我国《节约能源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用能单位必须要大力加强节能管理，依靠节能用能的原则来对本单位的节能技术措施进行组织并实施，确保能耗降低③；《电力法》第三十四条要求供电企业以及相关用户必须要做好节能用电、安全用电以及计划用电，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要求企业应该优先使用污染物排放量少，能源利用率高的新型清洁生产工艺，更好的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但是这些规定都是义务性条款，并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只有义务没有处罚，这些规定就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此外，在环境法的相关执法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严格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往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该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如果排放超标还需要缴纳一定的超标排污费。但是我国很多小地方的政府或者是领导，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往往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创造更高的经济利益，不仅不缴纳排污费，甚至还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这都是目前在执法上所存在的问题④。

气候变化下我国环境法应对模式完善

制定综合环境基本法，完善立法体系。笔者在上文中就已经提到过，欧洲国家在应对环境气候问题上，除了制定相关的气候环境单行法律之外，还要制定综合性环境基本法，对当前的环境治理过程进行指导和修正，以国家强制力和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强制企业和政府来实现环境保护。在环境法立法上欧美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形成，并在80年代后拓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环境保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确定和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境基本法一方面可以将单行的环境立法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也可以起到指导、引导和规划的作用。制定环境基本法首先必须要充分建立在环境保护科学基础上来实现，并且要在立法中加强其法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相关部门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管理制度、相关目标等等都要明确规定，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对其主体的监督工作。

依靠法律建立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过程，而要建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要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模式以及运行机制来支撑，也就是说在科学发展观道路上必须要寻求正确的途径和载体。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要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节能减排，并依靠技术创新，综合利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充分结合市场价格机制，最终形成污染少、低能耗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依靠法律手段来促进循环经济进一步发展已经是我国当前必然的经济发展计划。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立足点，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上所取得的先进经验，结合目前我国所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新型能源利用等法律法规，制定循环经济相关立法、法律法规等，建立起实现并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整体的立法体系。

在循环经济立法上，德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立法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法条、制度和指南三个部分。依靠法律的手段在循环经济框架中纳入经济活动部分，并初步建立可循环的经济社会，然后依靠制度来对其漏洞以及问题进行弥补和完善，最终依靠指南完成具体法律制度的操作和应用。在德国建立循环经济立法的过程中首先要强调基本法律制度的建立，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与之对应的法律法规。就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可以做以下几点尝试：第一，建立《循环经济促进法》，初步形成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对现有的《矿产资源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内容进行修正，和基本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进行对接，形成完整的体系⑤；第三，相关的规章制度或者是条例中对具体操作性和实践性问题进行规定，在实践过程中要突出对现有能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对高能耗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严格的量化控制，重视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结合，实现政府、企业以及相关公会之间的交流、协作和配合，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建立并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依靠法律来实现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综合性很强，仅仅依靠制度本身来实现自我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制度之外实现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如果在法律权责规定上过于宽泛和理论化，在实际操作中就难免会缺乏实践性，导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我国目前在法律责任方面虽然在单行法律上有所规定，但都是一些理论性的概念，需要首先对各环保部门所要担负的职能实现统一的协调和管理，对相关的设施建设以及配套机制进行完善，加强法律监管的力度。对所有相关行政单位的职能划分进行明确，充分考虑各自地区的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法律监管区域和环境保护范围，形成上行下效综合性的法律监管体系。并且依靠相关立法对各地区各部门所要承担的义务责任以及监管程序进行明确规定，确保气候变化的应对机制可以在各部门有效展开。同时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将传统的粗放制约型转变为集约型经济模式，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来实行对法律监管力度以及模式的调整，从而实现对环境法相关法律监管体系的完善：包括对职责法律体系的完善；对评估法律制度以及风险预防机制的构建；对环境标准模式、评定标准、技术标准的建立；对事故处理应急措施的完善；对环境许可管理制度以及标准差别对待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综上所述，环境破坏带来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气候变化已经在多个方面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不利因素，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机制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和完善当中，这个过程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和协作。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当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在日后国际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上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更好的做好应对和防范，从科学技术、环境法完善等多方面寻求全球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平衡点，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注释】

①秦天宝：“我国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

②万霞：“‘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任亚宁：“我国土地荒漠化的基本法律问题研究”，《科协论坛》（下半月），2012年第4期。

④杨兴，刘最跃：“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缺陷及其对策分析”，《时代法学》，2006年第2期。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4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会诱发气候灾害的发生，导致气候灾害在空间范围和发生时间上的变化，使气候灾害变得更频繁、持续时间更长、灾害程度更严重。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间的密切关联，有着理论和实证的依据。从气象学原理上来说，气候变暖使得地表气温升高，水分蒸发加快，大气中水汽增加，水循环加快。大气环流特征和要素的改变，引发复杂的大气——海洋——陆面相互作用。由于大气中的水分增多，使更多的降水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雨、雪等极端降水事件以及局部洪涝出现的频率可能增加，个别地区龙卷风、强雷暴以及狂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会增多。另外，由于植物、土壤、湖泊和水库中的水分蒸发加快，再加上气温升高，一些地区会遭受更频繁、更持久或更严重的干旱。[5]中国科学家认为，北极浮冰融化导致海水稀释，会影响到高纬度地区与低纬度地区的热量循环。其后果便是高纬度地区越来越冷，低纬度地区越来越热，地球将不得不依靠更强的大气波动来平衡热量。这意味着在中纬度地区会有更多的风暴天气。国外科学家认为，西北太平洋全年台风释放的能量与海洋表层温度正相反，据估计，全球变暖会使台风的速度提高6%，台风带来的降雨量会增加18%。[6]近年来气候灾害频发的事实也说明了气候变化对气候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频发、并发构成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表现。据联合国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球平均每年发生120场自然灾害，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全球自然灾害已增至每年500场左右，受灾人数也增加了68％。[7]2010年7月，巴基斯坦遭遇“历史上最严重洪灾”，全国近1800人在洪水中死亡，2000多万人受灾，1/5国土变成泽国。2010年夏，俄罗斯温度一度逼近40摄氏度，创造了该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连续不断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了森林大火。2010年8月，中国甘肃舟曲县突降强降雨，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2010年12月几十年不遇的暴雪横扫纽约，同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地区也遭遇暴雪，牧业、设施农业、交通都大受影响。2009年9月～2010年3月中旬，中国西南地区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冬春连旱，农业生产受灾严重、江河湖库水位明显下降、人畜饮水困难。[8]2012年初，云南再次发生严重干旱，因灾造成全省需救助人口231.38万人。[9]同时期在不同半球、不同纬度、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了严重气候灾害，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的重要实证。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早在1963年就指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们需要重视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之间的关系，加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的积极法律防治。

中国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脆弱，气候灾害种类繁多，且多发、并发，是世界上受气候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气象灾害占自然灾害总数的70%。每年受台风、暴雨、冰雹、寒潮、大风、暴风雪、沙尘暴、雷雨、浓雾、干旱、洪涝、高温等气象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病虫害等气象次生和衍生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2000多亿元，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10]而气候灾害可占到气象灾害(包括气候和天气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的70%一80%。[11]气候灾害的时空性中国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多样，气候系统复杂。由于各地环境条件不同，气候系统脆弱性不一，气候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形式和强度各不相同。气候灾害呈现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各种气候灾害出现的频率随季节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变化。中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生在江淮以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出现最多。中国干旱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严重的干旱区主要分布在黄淮地区，浙、赣南部与两广北部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和滇中地区。台风在中国5-12月均有登陆，但多集中在7、8、9三个月，且以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最为严重，江苏、广西沿海次之。冰冻灾害主要影响中国云、贵、川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和广西也有出现。冰冻灾害主要出现在严冬和初春季节。中国冰雹分布的特征是：山区多于平原、内陆多于沿海、中纬度多于高低纬度。[12]

中国防治气候灾害的政策与法律

（一）现状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自然灾害的防治，把防灾减灾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重要保障。中国已经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修订后2005年7月15日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4年3月1日起施行）、《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年4月1日起施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2010年9月1日起施行）、《人工影响天气条例》（2002年5月1日起施行）、《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0年4月1日起施行）等30多部防灾减灾或与防灾减灾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实现防灾减灾工作的法制化。此外，中国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2007年8月5日）、《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2011年11月26日）、《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2010年03月08日）等一些防灾减灾的国家规划和国家专项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高气象灾害防范、处置能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1．气候灾害防治法律的缺乏目前中国的灾害防治立法还停留在主要针对地震、洪旱、泥石流、沙尘暴等常规的自然灾害实施“一灾一法”的阶段。缺乏综合性的灾害防治立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突发事件包括了自然灾害，但是它主要是应对突发性特征事件的法律，突发性只是自然灾害一个方面的特点，无法反映出自然灾害发生发展各个方面的特性和规律性，因而一部突发事件应对法不能承载自然灾害防治综合性法律应有的统帅功能。而且现行的“一灾一法”也缺乏专门应对气候灾害的单行法律，与气候灾害防治相关的《气象防御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立法层次上过低，规范效力有限。虽然包括气候灾害在内的气象灾害不能完全防止，但是在法规名称上使用“防御”而非“防治”，也凸显其立法的保守性。防御侧重于灾害的预防阶段，不能概括规范在灾害管理、救助、恢复等阶段的特殊要求。《气象防御条例》在预防性规范的内容上也没有体现气候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内在关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频发的新情况无法做出有效的因应。

2.缺乏有效的地方行动由于“环境的自然区域本性体现在人文上就是环境的地方性,即环境最终是地方或‘本土’的环境，”[13]而且我国气候灾害发生的局地性和区域性，各地方是不同类型气候灾害的直接受害者，地方政府处在气候灾害发生的最前沿，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救助、重建等具体行动都需要地方政府的操作和落实，因而气候灾害的防治客观上应着眼于灾害发生地的具体情况，加强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的行动。当前，中国地方性防灾减灾的立法明显滞后于国家立法，很多地方缺乏地方性的实施条例和办法，已有的地方性立法也是对国家相应立法的简单重复，没能体现出地方灾害应对的特点和实际。对一些新型的地方性气候灾害缺乏有效的规范，更缺乏系统的能力建设和长远的规划安排，气候灾害发生后，各地大都只能被动因应。

气候变化背景下加强气候灾害防治的法律对策

（一）气候灾害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

气候灾害的频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气候灾害防治立法需要把对气候灾害的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防治气候灾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制定气候灾害防治的政策规划和开展法律行动时，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因素考虑进去，跳出为防治而防治的槽臼；另一方面，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防治气候灾害的战略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主动性。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减缓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防治的结合是切实开展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与气候灾害防治的结合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改善气候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提高抵御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以及降低气候灾害向次生、衍生灾害转化的几率；增进对气候灾害风险的认识，提高防治气候灾害、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实施适应气候变化提高气候灾害防治的能力建设，加强对气候灾害防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开展气候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开发并共享气候和灾害风险管理的信息、技术、实践和经验教训；将减轻气候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体化工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加大对减轻气候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一体化项目的资金投入。

（二）完善气候灾害防治法律规范体系

气候变化背景下，新型灾害、复合型灾害、次生和衍生灾害频繁发生，针对常规自然灾害制定单行法的“一灾一法”现状已无法有效应对。亟需制定综合性的防灾减灾法或自然灾害防治法加以统帅，然后再对还没有制定单行法的气候灾害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根据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灾害的特点，从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风险管理、救济救助、恢复重建、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出具体规范，并在防灾减灾的各个环节提出与应对气候变化一体化的要求。考虑到气候灾害的时空性特点，特别需要加强地方性气候灾害防治立法，一方面对上位法的具体实施制定细则和办法，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根据地方的气候条件和易发生的气候灾害类型开展制度创新。

（三）加强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的行动

1．制定气候灾害防治地方性预案根据《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结合地方实际，及时制订、修订地方性气候灾害防治的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各单位进行各种灾害情景的演练。

2．制定地方性气候灾害防治规划，并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的规划不应是国家专项规划的简单重复，而应充分考虑地方的生态及气候资源条件，以及可能的灾害形态进行针对性地规划，并注意与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有效对接，优化整合各类防灾减灾资源，提高应对气候灾害的效率。此外，将气候灾害防治规划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并在土地利用、资源管理、能源供应、城乡建设等具体规划中体现防治气候灾害的要求。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实施以控制不适当的人类活动而引起气候变化，通过合理利用气候资源，避免和减少气候灾害。

3.完善地方气候灾害防治管理体制，确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气象灾害防御条例，5条规定：“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全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该条例确立的气象灾害管理体制是由气象部门主管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管理。气候灾害的发生往往出现多种灾害复合、次生和衍生灾害并发、造成的损害后果严重，防灾减灾的难度大，由气象部门主管的体制层次级别太低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需要确立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气候灾害防治管理体制。在各级政府设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人任主任的防灾减灾委员会或者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防灾减灾工作。根据灾害发生及影响的气候区域性特征，形成同一气候区域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建立防灾减灾的区域气候监测预警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联动等措施。

4．强制执行防灾减灾措施和工程设施开展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时应当考虑到气候灾害的影响，强制执行防灾减灾措施和工程设施。对已有的基础设施则进行全面、系统地检测，改进和提高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标准，从而提升其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实施气候脆弱区的生态修复工作，加强对沿海地区、水资源和农业以及易于受到沙漠化、旱灾和洪水影响的地区的保护和恢复，提高气候适应性。如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加大防洪和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大力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对海岸带和沿海地区的保护管理。

5．开展气候灾害防治能力建设各级政府加大防灾减灾资金投入力度，重视农村、边远地区、气候脆弱区域的监测网络建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功能齐全、指标完整、运行高效的气候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基层气候灾害防治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加强气候风险行政管理、救灾抢险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结合气候灾害的特点，定期开展针对性训练和技能培训。加大对气候灾害防治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开展气候灾害防灾减灾基本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有关气候灾害的知识和防治意识,提高他们在面对气候灾害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6-0001-05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针对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公共政策陆续出台。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节能减排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形成了政策演进的不同阶段。系统梳理各个阶段的政策及其特征，并在公共政策相关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及作用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优化路径。

一、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演进过程

节能减排的本质是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有害物的排放。节能减排政策的产生，源自解决资源、能源消费的环境外部性及稀缺性问题。[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将节能减排政策界定为“节能节水、减少SO2和COD排放、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以及发展或使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2]。中国现行的节能减排政策，可分为法律法规和财税政策两大类。其中，法律法规包括国家发展规划、节能减排相关法律和法规条例；财税政策包括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等。另外，围绕节能减排政策而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节能减排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应用，也属于节能减排政策的范畴。[3]1978年以来，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根据政策的出台时间、时代背景和内容特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节能政策与减排政策并行的政策形成阶段（1978―1988）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相比1978年版宪法，1982年版宪法明确了环境保护的范围和内容，突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普通法律的根本依据。依据宪法，197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三十二字方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能源紧缺逐渐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198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报告》和《关于逐步建立综合能耗考核制度的通知》，将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提高到“不仅影响着国民经济，更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确立了“节约与开发并重，充分发挥资源的可利用率”的政策方针。国家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把节能作为一项专门工作纳入国家宏观管理范畴，从而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为了进一步推广节能技术，自1982年起，国务院相继了《对工矿企业和城市节约能源的若干具体要求（试行）》《超定额耗用燃料加价收费实施办法》《关于按省、市、自治区实行计划用电包干的暂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在此基础上，1986年《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完善了节能技术政策，提出了对工业企业实行合理用能、合理布局的原则。同时条例重视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节能技术改造和应用科研采取扶持政策，重大节能技术纳入国家重点科研计划；加快节能法规、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本条例有效促进了中国能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

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治理环境污染，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对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制定了相应标准。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法律，是水污染防治领域的专项法律，全面规定了水污染治理的管理体制和基本制度。1985年《工业企业环境保护考核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了各工业企业要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充分利用一切能源资源，尽可能地采用无污染工艺，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二）节能减排上升为基本国策的政策发展阶段（1989―1999）

1989年全国人大修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该法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实施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推动了单行环境法律法规的创制，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法制化阶段。[4]199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开篇强调：“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加大城市环境监护力度，治理工业污染。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针对大气污染做出了相关规定，明确大气污染的范围和内容，提出防治大气污染的更高要求和目标，要求地方政府运用多种手段来保证本地区的大气质量。1996年《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抓紧建立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制度，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

鉴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95年《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鼓励开发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新能源，使新能源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节约资源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制定节能标准与能耗限额，淘汰落后高能耗产品，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的管理，完善节能优惠政策、技术政策，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尽可能减少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努力建设资源节能型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确定了节能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使节能工作有法可依，为节能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有效促进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发展。1999年《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规定了重点用能单位每年最大限度使用能源的数量，要求促进节能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减少环境污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修正阶段（2000―2008）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的压力越来越大，节能减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同时，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得到重视。2000年《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交通行业实施节能法细则》《关于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意见》体现了这一点。2004年《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提出坚持和实施节能优先的方针，制定和实施统一协调的促进节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强化节能的激励政策，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的力度，加快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推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节能新机制。2005年《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围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一核心，重点发展循环经济，鼓励节能、节水、节材、节地与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2007年《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建立了全套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审核三大体系，标志着中国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得到了落实。

面对中国重大水域严重污染的严峻事实，200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进一步强调对水污染的监督管理，细化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随后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太湖流域、巢湖流域、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2008年环保部出台《关于加强重点湖泊水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污染物减排为核心，以保障饮用水安全为重点，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坚持不懈地推进全面、系统、科学、严格的污染治理”。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的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且进一步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

（四）发展生态文明的政策融合阶段（2009至今）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主题是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与之相对应，中国节能减排政策法规增加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引导，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转向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2011年《“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了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要求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加快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大力推动全社会低碳节能行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中，实行“五位一体”，这是中央报告首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并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报告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旨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后续的节能减排政策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2016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都体现了十八大的精神和要求。

《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要求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狠抓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从价格、财税、绿色融资等方面进行政策扶持，推行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和监督检查，落实各级目标责任。2016年的《工业节能管理办法》要求重点做好节能管理、节能监察、落实企业主体地位和重点抓用能大户等工作，提升工业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升级。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篇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其中规划第四十三章提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第四十四章提出“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这些理念将直接影响下一阶段节能减排政策的走向。

二、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演进特征

从政策特点、政策结构、政策工具及其法律效力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发展轨迹呈现出四个特点和趋势。

（一）政策内容：从宏观到具体，节能减排的措施和指标逐渐细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节能减排政策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多见于《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等较为宏观的文件中。其中对节能减排的相关规定也基本是粗线条的，规定中国节能减排工作采用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对节能减排的规定开始呈现细化的倾向，并明确了大气污染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和目标。进入21世纪后的修正阶段，以《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形式出台的政策，对排放种类、数量、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标准，以及处罚方法等的规定更加具体和可操作。“十二五”规划以来，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相关政策规定更加细化，地方层面也相继出台政策并制定具体措施，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等。实践证明，具体细化的政策内容，有助于政策的落实和责任的追究。

（二）政策结构：从并行到整合，节能与减排的目标逐渐系统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节能的相关政策比较集中，而减排政策相对较少，符合当时能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的客观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后，控制排放、防止污染的政策文件数量增加。总体来看，节能政策与减排政策尽管都上升为国策地位，但基本上属于各自并行分立，各自颁布实施和考核。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政策和减排政策开始融合，如《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涵盖能源消耗考核方案和减排政策考核办法，《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要求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另外，与早期政策相比，2000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进入国家发展规划和党代会报告，节能减排政策逐渐呈现出系统化态势，同时表明政策决策层次逐渐提升。

（三）政策工具：从规制型逐渐走向规制型、市场型和信息型的复合

政策工具是政府有效治理的途径和手段。[5]能否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政策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在节能减排政策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政府主要使用规制型政策工具，运用直接供给和管制的方式实现政策目标，如1986年的《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进入第二阶段后，政府开始采用市场型政策工具，通过市场机制、价格杠杆来影响组织和公众的行为方式选择，如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提出完善节能优惠政策。进入第三阶段，市场型政策工具得到普遍采用。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政府开始重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通过环境信息公开、环境标志和公众参与来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如2007年《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关于节能减排的统计监测、2011年《“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核算。目前，中国政府基本形成了规制型、市场型和信息型三种政策工具复合使用的工具体系，其中规制型工具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预示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政策效力：从经济和环保领域走向政治领域，政策层次和法律效力不断提升

鉴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双重压力，加之近年来极端气候现象频发、大范围空气污染的严峻形势，节能减排政策逐渐从早期的经济领域和环保领域逐渐向政治领域转移，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并出现在党代表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的政治文件中，表明节能减排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特别是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APEC等重要会议期间，相关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出台并执行紧急状态下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取超常规手段保障会议期间空气质量，将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升至政治的高度，实践效果十分明显。同时，节能减排政策的法律效力也呈现逐渐提升的态势。特别是节能、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相关法律规范的多次修订，以法律形式进一步强化了节能减排政策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整体来看，中国的节能减排政策由行政命令主导向经济手段、法律法规为主导的方向逐渐转变。[1]

三、结论与反思

政策分析过程具有能动性，需要借助客观而精确的处理方法来提高分析的解释力。

[6]同时政策分析又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科学，政策分析者要运用多元的方法、政策模式，以形成政策知识和主张。[7]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6

论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 森林 立法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今,人类总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无外乎两个,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实地作出调整林业的政策和经营指导方针。但从法律的角度讲,森林法应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是林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保障。

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关乎每个国家、行业和公民的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和举措。2007年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简称《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中。在《政策与行动》中,鲜明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2009年国家林业局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简称《林业行动计划》)是《国家方案》相关措施的具体化,以贯彻落实《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是对未来四十年(2050年)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森林资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固碳所具有的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林业特点做出的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可见,我国林业建设责任重大、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历史留给我国的现实是:森林资源非常缺乏,欠账过多,林业面临很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法制建设滞后、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是关键。

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森林法》施行以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提高人们保护森林与环境意识、树立林业法制观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行森林法中的植树造林、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限额采伐、林木采伐许可、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都含有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元素,对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现行森林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森林法》已经不能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根据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需求对该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事在必行。我国森林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森林法》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由于建设初期,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凸显亦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森林法,还不可能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进行立法规制。虽然森林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也提出了“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林业发展理念,立法受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配,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注重于保障木材和林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没有体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作用。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使林业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而森林法又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进行适时的修改,而使其与现实严重脱轨,影响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功能的发挥。

(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保护制度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灾难,及伴随的次生生态灾难的常态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的主要地位和在生态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在森林法中还缺少制度保障。如目前我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均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进的,虽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少法律的规制和保障。此外,与立法相配套的制度不完善。现行林业法律、法规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制度和内容的规定上,还不具体系统,甚至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更没有形成与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大都是通过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对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缺少基本法的依据。如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功能源于其强大的碳汇能力,但有关林业碳汇的增汇、固碳、和林产品替代”及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等制度在森林法中是空白。如何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法律化应是是森林法修改的重点。

三、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的修改与完善

用法律的手段去规制影响气候变化的行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配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在森林法的修改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符合生态规律和林业发展的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6月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将修改森林法的总目标定位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这为森林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根据这一立法的总目的,笔者认为:“森林法修改的立法宗旨是“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体现森林的生态效益,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森林的经营、管理、效益、生产中要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森林法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生态保护制度

当前,我国林业正历史性地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

。林业的指导思想已由“木材永续利用”发展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的核心问题由利用变成了经营。森林的价值已不是传统的木材,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森林法应为林业的生态功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保护在森林法中的地位。增加有关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天然林重点保护、森林结构调整、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能力、在节能减排、开拓碳汇容量、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为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体现林业的气候功能,填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制度缺失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国家林业局的《林业行动计划》规定实施的22项主要行动,包括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这二个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政策的宣誓通过森林法的修改形成国家意志。

1.减少森林退化的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在植树造林方面,我国森林法以原则性宣示“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人工造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实施主要靠政策推行,靠公民的自觉。缺少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公民义务进行强化,追究不履行义务者的法律责任。封山育林是我国培育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营林方式,是实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森林法》中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为了降低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森林退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应将封山育林作为一项基本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2.增强森林碳汇的法律制度

包括森林的碳汇交易和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这二项制度在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确认。碳汇交易是林业气候法的典型制度,是创新林业发展机制、突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新举措,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碳汇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对森林在气候方面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我国必须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

3.森林可持续经营法律制度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环境立法；可持续发展

一、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1、威胁农业和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农业减产。按照目前趋势，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5-3℃之后，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将持续下降，温度升高、水量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可能使中国2050年的粮食总生产水平下降14％-23%，从而出现粮食缺口。

2、对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部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山地冻土海拔下限升高，冻土面积减少；全国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且分布变化显著；西北冰川面积减少，呈全面退缩的趋势，冰川和积雪的加速融化使绿洲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3、加剧水资源供需安全

气候变化已引起了中国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同时未来气候变化将对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加大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增加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特别是气候变暖将导致西部地区的冰川加速融化，冰川面积和冰储量进一步减少，对以冰川融水为主要来源的河川径流将产生较大影响。

4、带来海平面上升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每年2.6毫米，高于全球海平面1.8毫米的上升速率。这直接导致风暴潮致灾程度增强，加重海岸侵蚀；在其和淡水资源短缺的共同作用下，加剧了河口区的咸潮入侵程度。

5、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也将产生深远影响，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气候变化将增加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危害人类健康；增加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的形成概率，对重大工程的安全造成威胁；增加对公众生命财产的威胁，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定。

二、 进行经济法制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1、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首先，经济法制创新可以促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其次，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经济法制的创新，可以积极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开创一种低污染、低资源耗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法律约束的独特性

应对气候变化，需积极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提高公众低碳发展意识，注重发挥民间组织、媒体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渠道和手段引导全民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但从长远、有效性来看，必须进行经济法制创新，以法律来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方式等进行规定，并对相关违反行为进行责任认定及惩罚，这是由法律约束的独特性决定的。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动机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选择做出有效益的行为，从而防止和减少社会所不期待的行为发生，使法律自身成为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力量，节省社会成本。

3、气候变化的持续性需求

气候恶劣变化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后，罔顾自然生态系统盲目开发所形成的恶果，且这种气候变化将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任重道远的，其相关所有措施都必须是持续性的，目前，创新经济法制是唯一能最有效满足持续性要求的应对措施，且符合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平衡之道。

4、承担大国责任的要求

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探讨适合各国国情并能充分调动各国积极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因此，创新经济法制，重视能源节约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是与中国的大国责任相辅相成的。

三、 中国目前环境立法的成就和问题

我国环境立法的成就可以从以下方面的立法呈现出来：一是污染防治的立法涵盖方方面面；二是资源保护的立法得到全面发展；三是生态保护的立法正趋于健全；四是特别方面立法得到加强。

尽管环境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但环境状况并没有相应得到根本改善。概括起来，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如下：一是环境立法仍难以遏制继续恶化的环境质量；二是权力高于法律使一些规定形同虚设；三是环境执法机构难以严格执法；四是环境公益诉讼难以破局；五是维护污染受害者的环境权益困难重重。尽管环境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也并非不可解决的。面对挑战，我们应创新经济法制以弥补环境立法及执法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四、 如何创新经济法制以应对气候变化

1、坚持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平衡的经济法制理念

法律作为社会的有效调整机制，必须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调整，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先，自然恶化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到人自身存在与发展。而对这一问题，仅靠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教育手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必须运用规范的强制手段来遏制这种严重的形势，即用法律来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其次，法律可以调整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资源的稀缺性产生了经济价值，导致了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却刺激了对资源的掠夺，恶化了环境。而利益则是这一切的原动力，因为竞争来源于利益的驱动。法律则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调整竞争中的利益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这些都需要法律对其规范化，并付诸于实践。

2、建设并完善相关法律

2.1、创新经济法制要明确定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范围，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和政策，并确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工作优先顺序；加强相关政策， 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采用可再生能源完成中国从基于化石燃料发展模式向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法制应该鼓励扩大森林面积和其他碳汇，为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划和能力提供指导，原则和规范。

2.2、创新经济法制应该创设统筹中国对内和对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法律，并能加强与已有相关法律的协调效应，形成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

2.3、创新经济法制应强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性，通过注入集成资源规划等政策对针对能效项目的投资进行优先安排，使其优先于新发电项目，尤其是煤发电项目。对于已经存在的低能效高排放的项目，应当逐步淘汰。能效项目和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升级扩发可由一下方式提供财务上的支持 ：电价的能效附加，排放配额的拍马和碳税。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都应该尽最大程度将能效及可再生能源项目优先于化石燃料能源项目。

目前我国已制定或修订了一部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海岛保护法》等，需要对这些法律进行完善，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以统领其他相关法律，形成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法制体系。

2.4、创新经济法制应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较早掀起了节能减排立法热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节能减排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创新经济法制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其节能减排立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既要借鉴先进的立法技术和内容，同时应加强技术国际合作和交流，以法律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不断构建和实施促进低碳经济法制的法律制度和措施。

参考文献：

郭冬著：《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8

关键词 减轻自然灾害 立法

减灾即是减轻灾害损失和不利影响。综合减灾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减灾贯穿于灾前预防、灾中救助和灾后的恢复重建全过程；二是减灾包括各灾种的减灾；三是减灾有实体机构实行综合统一的组织管理，有完善、畅通的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和灾情评估及辅助决策系统。减灾立法就是要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把这一综合灾害管理系统固定化、制度化，赋予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我国减灾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综合减灾的基本法律，也无国务院制定颁布的综合减灾行政法规。相关部门颁布了一些单灾种减灾法律法规，为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因其内容和实施上的不足和矛盾，并不能满足综合减灾有效的制度需求，达不到综合减灾的目的。

早在198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主任的田纪云同志指出，一定要走依法救灾的道路。1998 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以下称《减灾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减灾法制建设，积极开展减灾立法的研究工作，健全和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减灾工作的主要措施”、重要行动之一。为此，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明确其作为我国减灾法制建设和减灾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的战略地位，是新世纪减灾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对实现依法减灾，最大可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法治社会必须依法减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依法减灾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在减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减灾工作是国家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之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依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加快制定我国的综合性减灾的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灾害预防、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都有法律依据，切实维护灾民的合法权益。这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减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 减灾立法与减灾体制改革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现行减灾体制革新和完善的关键。我国现行减灾体制远不能满足当前减灾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减灾管理工作零乱，不具备系统性，不能形成一盘棋的工作局面，政出多门，令不一致，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综合减灾措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不能实现减灾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灾害损失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减灾工作程序不规范，制度建设、组织机构、决策系统、物资装备、工作方式等落后于减灾工作的实际需要，减灾投入与产出不相对应，达不到预期的减灾效果。当前和今后全面推进减灾工作，就是要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减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树立减灾工作一盘棋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观念；坚持国家主管部门、人民群众与专业技术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减灾的原则；确立预防为主，防、抗、救、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建立中央与地方、国家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整合全社会的减灾资源，发挥其整体功效；建立健全各级减灾组织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减灾的积极性主动性；完善减灾工作的各种制度，建立科学的减灾决策系统，配置优良的物资装备，使减灾工作规范有序。

三 减灾立法与减灾系统工程建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建设减灾系统工程的着眼点。灾害管理主要包括灾害的预防、预警、抗灾、救灾、恢复重建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害管理是防灾减灾的最主要的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或避免灾害的发生，一旦灾害发生，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灾害发生后，及时向灾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加强减灾工作，提高灾害管理水平，就必须着眼于创制《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通过立法，把减灾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对策措施等以国家基本法的方式确定下来，以期提高我国的综合减灾能力。

《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须明确：一是建立中国的防灾抗灾救灾体系，设立一个综合减灾机构全面部署和领导减灾规划和灾害的预防、救助及灾后的重建工作。二是建立跨部门的减灾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各部门间、中央与地方间、宏观决策机构与救灾部门间灾情信息的及时传送与交换。三是建立中央、地方政府、社会各级固定的救灾储备金体系，管好用好减灾经费；加强灾害保险，利用经济杠杆间接减灾。四是加强减灾工程管理，提高减灾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五是强化灾害的宏观管理，完善灾害立法，推进减灾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四 减灾立法与减灾宣传教育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加强减灾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减灾意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加强减灾的宣传与教育作为减灾系统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综合减灾的应对措施之一。因此，减灾的宣传教育必须通过立法使之经常化，固定化和规范化。

《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法律规范必须强调：第一，减灾宣传教育是要强化公众对于减灾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应对灾害的措施。第二，减灾的宣传教育要传授灾害知识，使公众了解灾害的一般知识，如灾前征兆，灾害过程，灾害机理，灾害后果等。第三，减灾宣传教育要使公众意识到灾害在现代社会中所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的综合性、广泛性和严重性，提高公众积极参与减灾的意识。第四，减灾宣传教育要传授公众应对、处理灾害问题的实际技能，提高公众的自救和互救能力。第五，各级党政机构要更加重视减灾工作，把减灾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特别是要预防各类重大恶性灾害事件的发生。第六，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开展减灾宣传教育，普及减灾知识。减灾宣传方式要灵活，既要到达宣传的目的，又要导向正确，不引起混乱。

五 减灾立法与科学减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科学减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力保证。要想在灾害面前有所作为，就必须对灾害的分布状况、灾害的发生规律、灾害的成因和特征、灾害的危害后果、防御此类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危害后果的措施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走科学减灾的道路。

科学减灾，不但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灾害的本质及演变规律、成灾后果，而且必须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即防御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损失的方法措施。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减灾就没有思想基础，不能确立其体系结构；没有技术支持，科学减灾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能产生任何效益。目前，我国灾害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强，应用技术研究相对较弱，不能满足科学减灾的要求。因此，借助于减灾基本法，要集中减灾科研力量，加强减灾应用科学研究，加速减灾科技成果转化，使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科学减灾的根本途径。

六 减灾立法与创新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为减灾从观念到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有利契机。减灾同样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用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去思考减灾问题，发挥潜能和创造力去实践新思维和新方法。我国的减灾工作不能囿于既有的理论和制度，需要大胆的创新，并把此类创新用国家基本法加以规范和引导。第一，全面回顾我国减灾工作的历程，从理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减灾理论的局限和制度漏洞，为下一阶段的减灾行动提供支持。第二，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繁荣减灾理论研究，用不断创新完善的理论指导减灾实践。第三，集中科研力量，对减灾工作的重要环节，减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重大灾害进行科研攻关，力求在减灾科技上有所突破。第四，以中国加入WTO，转变政府职能为契机，改革现行的灾害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在防灾、备灾、救灾方面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健全综合减灾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门类齐全、分工合理、管理有效的中国防灾减灾体系。第六，加强灾害管理人员、减灾工作人员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决策水平、指挥水平以及防灾救灾的业务水平，尤其是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

七 减灾立法与减灾全球化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9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法律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方法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内容：“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方法，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1.改变罪名这是指改变唐律设定的一些罪名。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罪名的内容基本没变，但称谓有变；二是原罪名的称谓没变，内容有变。宋刑统在名例律的“十恶”中把唐律的“大不敬”罪名改为“大不恭”。原因是为了避讳。“宋避翼祖讳，易‘敬’字作‘恭’”。⑧但内容仍依旧。宋刑统还扩大“恶逆”罪的范围，把道士、女冠和僧、尼杀师主行为也归入此罪。《宋刑统·名例律》“杂条”的“议”规定：“杀师主入恶逆”。此被认为是“唐律无。”⑨纯属宋刑统之为。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有上述情况。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设有“诈为制书”罪，但内容有别。区别有二：一是后者的用刑重于前者，用斩代绞；二是后者无“口诈传”的内容（前者有），仅指制书诈传。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都设定“不应为”罪，与唐律的“不应得为”有一字之差，但内容无别。

2.归并罪名这是指把唐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归并为一个罪恶名。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宋刑统由于采取了篇下分门的形式，一门中往往有数条律条组成，罪名也随之合几为一，故归并罪名的情况在宋刑统不属个别，在此仅举一例证之。《宋刑统·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中规定的脱漏增减户口罪是把《唐律疏议·户婚》中“里正不觉脱漏增减”、“州县不觉脱漏增减”和“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三条中规定的里正、州县不觉脱漏或妄脱漏增减户口三罪合为一体而成，内容基本没变，都把里正、州县官脱漏或增减户口的行为作为惩治对象。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律条皆少于唐律，其中有一部分也是采取归并方式，故也存在归并罪名情况。如《明律·职制律》“弃毁制书印信”条规定的充毁制书印信罪是《唐律疏议·杂律》中“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和“亡失符节求访”四条中规定的弃毁符节印罪、弃毁制书官文书罪，官物亡失簿书罪和亡失符节求访罪等组合而成，内容相差不大。对此，沈家本说：“唐目‘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亡失符印求访’四条，并在《杂律》中，明并为一条，改入此律（职制律）。”⑩罪名者因此相应合并。大清律例的此条情况同大明律。归并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一些罪名外延扩大，内容也相应增加。同时，罪名数量也跟之减少。

3.增加罪名这是指增加了些唐律所没有的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根据本朝代的统治需要，增加了些唐律没设的罪名。从这些罪名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和打击有损专制统治的行为两大类。《宋刑统·户婚律》的“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皆是新增。《刑统跋》说：这些条目都属“唐律无”。⑾其中的内容均与经济民事法律有关。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一方面增加一些有关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如它们均在户律中新增了“盐法”、“私茶”、“匿税”等条，严禁私营盐、茶和匿税不纳等行为，违者都要受到处罚，以此来保证国家对盐、茶的专营和税收的收入；另一方面还特别增添了一些有关打击有损于专制统治行为的内容，仅在吏律中就设有“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擅勾属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等条，对官吏的活动作出新的限制，并惩治违犯者，以此来强化专制统治，维护皇帝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经过增加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内容得到了更新。

4.弃去罪名这是指弃去唐律规定的一些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把唐律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弃而不用。宋刑统的内容基本同于唐律，弃去唐律罪名属于个别情况。《宋刑统·诈伪律》“诈欺官私取财”门把《唐律疏议·诈伪》中“诈取官私财物”、“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和“诈除去死免官户奴婢”条中规定的罪名集于一体，独不见“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条中规定的罪名。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弃去唐律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仅在户婚律中就有不少。《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已删去不用。

罪名是唐律和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罪名的变化标志着这些法典内容的变化，而且罪名变化得越多，内容也就变化得越大，这是一种正比关系。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通过改变、归并增加及弃去唐律罪名的方式，变革自身的内容。其中，宋刑统的变革的幅度不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变革幅度较宋刑统为大，变改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改革唐律内容方面，步子迈得比宋刑统要大。

四、法定刑的变革

法定刑亦是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刑法法条皆有罪名和法定刑两大部分构成。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变革唐律罪名的同时，还变革了其中的一些法定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换刑就是用唐律规定的五刑中的某种刑罚取代其它刑罚或用其它制裁方式换代五刑。宋刑统与大清律例中都有换刑的规定。宋刑统有关于折杖法的规定，即用杖刑来代替除死刑以外刑罚的执行。《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对折杖法作了具体规定。适用折杖法的也不乏其例。《宋刑统·厩库律》“故杀误杀官私马牛并杂畜”门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决脊杖二十，随外配役一年放”；故杀官私驰骡驴者“决脊杖十七放”等。大清律例中有用罚俸代笞的规定。《大清律例·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条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文武官犯私罪”条也有类似规定。此外，大清律例中还有用鞭责代笞杖的，条件是旗人犯罪。《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唐律中无这些换刑的规定。宋刑统、大清律例通过换刑，把原五刑的执行灵活化了，尽管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灵活也是对五刑制度的一种变革。

2.两刑同罚就是把两种刑罚同时适用于一种犯罪。唐律仅在个别情况下使用两刑同罚，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则广泛使用两刑同罚，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徒、流中加杖。《清史稿·刑法志》载：大明律规定“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具体适用的犯罪也不少，在此仅举一例。《大明律·刑律》“诬告”条规定：“若囚已决配，而自妄诉冤枉，摭拾原问官吏者，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中有关徒、流加杖的规定与大明律同。此外，还有刺字与徒、流并用的。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在刑律的“白昼抢夺”条中规定：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为从各减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两刑同罚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唐律一罪一罚的定制，亦是对唐律法定刑的一种变革。

3.增加新刑种唐律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另附以没官、连坐等。唐后在此以外，另增加了一些新刑种，主要有：

①杖死。这是一种用杖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唐律规定死刑为二，即绞和斩。宋刑统认可杖死也为死刑。《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准“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以后，并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②刺字。这就是过去的墨刑。唐律废而不用。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皆有关于使用刺字的规定，主要适用于一些与盗有关的犯罪。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均在刑律的“窃盗”条规定：窃盗“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

③充军，这是一种将重犯押至边远地区服若役的刑罚。它常适用于一些死罪减等者，用刑很严。《明史·刑法志》载：“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充军的规定。《大明律·名例律》“杀害军人”条规定：“凡杀死军人者，依律处死，仍将正犯人余丁抵数充军。”充军还有与杖并用的。《明律·兵律》“宫殿门擅入”条规定：“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大清律例对充军作了规范的规定，内容包括充军的里程发遣部门等。《大清律例·名例律》“充军地方”条规定：“凡问该充军者，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发四千里。定地发遣充军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仍抄招知会兵部。”律中多处适用充军。《大清律例·户律》规定：“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它的不再赘列。

④凌迟。这是一种用刀脔割罪犯使其慢慢痛苦死去的酷刑。此刑在辽时入律，明清都沿用，适用于一些最严重的犯罪。《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杀一家三人”条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大清律例的规定与以上同。

此外，还有枭首等，在此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刑罚皆为唐律无，也不列入五刑范围，成为一种五刑之外的律中之刑。为此，薛允升很不满意。他说：“唐律无凌迟及刺字之法，故不载于五刑律中，明律内言凌迟、刺字者指不胜屈，而名例律并未言及，未知其故。”“复枭首、凌迟之刑，虽日惩恶，独不虑其涉于残刻乎。死刑过严，而生刑过宽，已属失平”。⑿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刑制的改革不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唐律的框框，还有用刑渐重之势。除折杖法外，无论是两刑同罚，还是增设的新刑种，均酷于唐律规定的五刑。用刑是用法的测量计，用刑渐重直接反映用法的加重。它可帮助人们知晓宋、明和清刑事立法的概要和趋势。

五、变革的原因

法律既属上层建筑，又是国家意志，它的变革必有多种原因，唐后对唐律的变革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1.社会情况的变化法律是一种应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社会情况的变化是对其进行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法律不适时，就会变成具文，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唐律的内容虽然很周全，集了古者立法之大成，但是唐后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有些内容不同程度地落后于现实，有的甚至已无存在的意义。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便本能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权，删改损益唐律的内容，制订新律，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有关经济民事方面的内容十分典型。唐律定本于唐前期，其中有关经济民事的规定以当时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出发点，并以维护、执行这些制度为目的。可是到了宋、明、清，一方面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早已废除，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已露头，唐律中原有的一些规定显然已经过时。因此，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删去了唐律规定的“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目，废弃其中无用的内容。同时，根据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新增了一些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打击破坏经济秩序和有损正常民事活动的犯罪行为。宋刑统增设“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中的一些内容都直接有助于调整公民的财产关系，以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继承和典卖问题的需要。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特别设立“盐法”、“私茶”和“匿税”等条，确立国家对盐、茶等的专管和对税收的严格控制严惩违犯盐、茶法和税收规定的犯罪行为，维护当时的经济秩序。这些都是唐后社会的必然产物。唐律制订时，还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其它一些内容的变革也都与社会情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2.立法经验的结累立法是一种国家职能。法律由统治者主持制定，因此他们的立法经验对立法内容的关系极大，它也是法律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注意总结前人立法之得失，并根据本朝代的特点，变改唐律一些内容，使之更好地为己所用。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三典”之说。《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以后的立法实践所产生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商鞅用重法，秦国大振。秦朝用重法，二世而亡。汉、唐初用轻法，得人心，国兴民安。南朝梁武帝用轻法，“每年数赦，卒至倾败”。⒀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前人用法的经验和教训，并正视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认为虽是新邦，仍需用重典。历史上也有他们用重典治国的记载。《宋史·刑法志》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这在宋刑统中亦有反映，用杖死这一酷刑就是一个方面。朱元璋执政后，也主张用重典。他曾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⒂大明律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故新增之刑无一轻于五刑，且全为酷刑。大清律例与大明律相差无几。因此，薛允升在比较了唐、明律后认为，大明律有重其所重之处。其实，这一“重”正是明初的统治需要，因为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明律重典治国，明初的政权会得到巩固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会有较大发展吗？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明律相对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不能简单理解为“重”，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历史将会改写。当初用重典，既是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总结和借鉴前人立法经验的结果。

3.立法技术的提高立法是一个把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技术很重要。高的立法技术，可使制订的法律准确地反映统治阶级的要求，符合时代的需求，并为司法提供正确依据。相反，法律就会歪曲反映统治者的意志，甚至破坏法制的协调，造成法制混乱，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立法者大多重视立法技术，立法技术也因此而不断提高。从唐律到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体例的发展和变革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唐律十二篇，内容简要明了，而且名例列入篇首，集中了前者立法之精华，立法技术高于以往。但宋的立法者并没停止不前，他们制定的宋刑统在篇下分门，分门别类，还在律条后附以其它法律形式的相关内容，以类相聚。这给查律者带来方便，易查易找，一目了然。宋刑统在立法技术上确有高于唐律之点。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不仅一改唐律的篇目结构，还减少律条，使用较少的律条规定一样需要的内容。另外，它们还在篇目下分条，既有律篇下分条的长处，又有宋刑统篇下分门的优点，使这一体例更接近于现代刑法典章、节、条的体例结构。明、清又在立法技术方面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立法技术的提高同样成为变革唐律的一个原因。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虽对唐律进行了变革，但仍保留着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大量的内容，唐律的影响处处可见。另外，它们的变革也是以唐律为基础的变革。没有唐律，不可能有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这从又一个角度证实唐律的深远影响和它在我国古代立法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⑧《宋刑统》第514页，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下同。

③《宋刑统》第515页。

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129页，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下同。

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名例律》“无官犯罪”条。

⑥《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

⑦《宋刑统》第518页。

⑨《宋刑统》第519页。

⑩《历代刑法考》第1830页。

⑾《宋刑统》第508页。

⑿《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五刑”条。

⒀吴兢：《贞观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加减法变化规律篇10

关键词：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航空碳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芝加哥公约》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5—0018—06

2012年1月1日开始，欧盟将所有在其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飞机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的形式将其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之中，欧盟的这一决定源自于其在2008年11月19日通过的2008/101/EC号指令，该指令对2003/87/EC号指令进行了修订，将航空运输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欧盟这一份关于航空运输业的单边指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指令关涉的不仅仅是每一家航空公司的具体减排问题，更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份指令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范，美国对此提起的诉讼，中国颁布的禁止国内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禁令，29国签署的《莫斯科会议联合宣言》，都证明欧盟这一指令已经超出了单纯应对气候变化减排这一范畴。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这样一份指令将强制中国航空公司承担国际法上的减排义务，中国应当如何作出进一步的应对，这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2008/101/EC号指令的主要内容

欧盟于2000年启动了第一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2005年通过对第一次气候变化计划进行审查开始实施第二次欧洲气候变化计划。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是欧洲气候变化计划中最关键、最具创新性的政策和措施，也是目前参与国家和行业最广泛的碳排放交易体系。2003年欧盟颁布2003/87/EC号指令，要求各成员国为减排二氧化碳的ETS构建其国内法律框架，并要求2003年12月31日前欧盟成员国必须将该指令在各国法律体系内予以执行。按照相关规定，欧盟将分阶段地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第一阶段（即2005--2007年间）主要涉及电力，能源、钢铁制造、纸浆和造纸以及矿产等5个产业；第二阶段（即2008--2012年及以后）将进一步收紧排放目标并逐步扩大适用于其他新领域。这意味着被纳入ETS的行业都将获得一定的配额，同时根据自身减排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对配额进行交易。

航空运输业并不在EU ETS的第一实施阶段，2006年欧盟开始考虑将航空运输业纳入ETS的第二实施阶段，并于2008年11月19日正式通过了2008/101/EC号指令，将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扩大适用于民用航空领域。根据2008/101/EC号指令的规定，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飞或降落的非豁免航班，其全程排放二氧化碳都将纳入EU ETS，受到EU ETS的管制。这一指令的实施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2年；第二阶段为2013年至2018年。其具体的实施规则包括：第一，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各承运人将承担监测和报告排放情况的义务。第二，减排目标的设定将以历史排放量计算，即2004--2006年欧盟航空活动（2008/101/EC附件1所定义的航班）年均排放水平，2012年限额为历史排放水平的97%，其中的15%的配额用于拍卖，82%的配额用于免费分配，而3%用于特别保留，如果航空公司没有在2010年8月31号之前提交碳排放检测计划，就无资格享受82%的免费配额。第二阶段的限额总量为历史排放量的95%，但拍卖配额的比例将比第一阶段有所增加。第三，确定每个航空公司的欧盟成员管理国，管理成员国分配的依据是该承运人起飞降落次数最多的国家为其管理成员国，其监测、报告、核证都只接受一个成员国管理。第四，根据承运人的监测结果进行免费配额的分配。即承运人在2010年需要进行吨公里监测，其自身监测的所有欧盟商业航班（2008/10VEC附件1所定义）总吨公里数据提交管理成员国，进一步由管理成员国提交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根据承运人上报的吨公里数据占所有承运人总吨公里数据的比例进行免费配额分配。免费配额分配比例仅在2010年一次性确定，至少在2018年之前不会进行调整。第五，超额排放的处罚。超额排放的处罚是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将被处以100欧元的罚款，并且承运人应当在下一个交易期购买排放配额以补足其超额排放的部分。考虑到对非欧盟国家承运人的处罚难度，承运人的管理成员国可以请求欧盟委员会对该承运人发出禁飞令，每个欧盟成员都应当对涉及的航空器执行该禁飞令，同时对于不遵守指令规定的承运人，还建立了黑名单制度。第六，只有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1万吨的承运人，才能取得豁免，不纳入ETS。

欧盟的这项新政策意味着欧盟要对所有在其境内飞行的两千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其中包括33家中国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通过配额分配的形式设定上限，超出部分则需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即所谓的“碳税”。由于免费配额的分配是根据2004--2006年的历史排放量计算的，而近年来的航空运输业发展是飞速的，因此其免费分配的配额不足以支撑各航空承运人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尤其是对于一些航空减排技术落后的非欧盟国家，这就使得各承运人必须通过购买配额的方式来承担减排的费用，而在没有配额交易的情况下则必须通过缴纳超额排放量罚款来解决，否则，这些航空公司的飞机将被禁止在欧盟境内飞行。至于欧盟规定的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1万吨的豁免标准，依据目前的运营隋况，没有一个正常的航空公司能获得豁免权。无论排放配额交易还是缴纳超额排放量罚款，无论是征税还是收费，其给承运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航运成本的增加，而其中的受益者仅仅是欧盟，因为该做法能否为航空运输业实现真正的减排目前是未知的。

二、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2008/101/EC号指令的合法性质疑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2008/101/EC号指令作为区域性法律，属于单边解决国际航空减排的法律，既不符合解决国际问题的通常惯例，也不符合既有国际法的规定，其合法性从颁布之日起就受到质疑。

（一）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违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严重违反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一项原则即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航空运输业的减排亦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制定相应的框架，即航空领域的减排亦应当从发达国家开始实施，而欧盟2008/101/EC号指令并未根据这一原则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航空运输情况，而是将所有在欧盟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飞机一视同仁都纳入ETS，这一做法显然是“共同”而未“区别”的。

为了履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3款和第5款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和技术，同时第7款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的有效履行。根据上述规定，欧盟致力于国际航空领域的减排，应当首先通过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航空领域的减排资金和减排技术，而不是将发展中国家直接纳入其减排体系之中。欧盟2008/101/EC号指令既是对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否定，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应承担的主要义务。

（二）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违反《京都议定书》

首先，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不符合《京都议定书》解决国际民用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则。《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2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分别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作出努力，谋求限制或减少航空和航海舱载燃料产生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为解决国际民用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基本路径，即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民用航空减排的框架措施。欧盟未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单边性的颁布2008/101/EC号指令来解决民用航空减排问题与《京都议定书》的这一规定是相悖的。

其次，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不符合《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规定。《京都议定书》是国际上第一个为发达国家设定强制减排目标和时间进度的法律文件，欧盟委员会于2003年启动ETS的最初目的即是敦促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第一承诺期不承担国际上强制减排义务，而《德班决议》所启动的京都第二承诺期，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依旧不承担国际上强制减排义务。但欧盟2008/101/EC号指令实施的两个阶段，2012年和2013—2018年是与京都承诺期相衔接的，这一时间内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但欧盟通过将所有在其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飞机承运人纳入ETS，实质上是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了参与国际强制减排的行列，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第十条中不对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引入任何新的承诺的规定，同时也已经偏离了欧盟启动ETS的最初目的。

再次，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履约三机制。为了使附件一国家更好地履行减排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排放贸易、联合履约、清洁生产三种灵活的履约机制。前两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只有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履约机制。EUETS虽然是目前全球涉及国家和行业最广泛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但涉及航空领域减排的欧盟2008/101/EC号指令并未从清洁发展机制的角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欧盟2008/101/EC号指令显然不属于清洁发展机制的范畴，因此将发展中国家纳，～EUETS也违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三种履约机制。

（三）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违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又称《芝加哥公约》，于1944年在美国芝加哥签订。该公约为管理世界航空运输奠定了法律基础，是国际民航组织的宪法。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也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关于、公海飞行和税费的相关规定。

首先，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不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的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欧盟2008/101/EC号指令将对在欧盟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航班碳排放进行全程管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航线在欧盟区域内的航班外，其他航线的航班飞行都将超出欧盟区域，也就是要经过非欧盟成员国的国家领空进行飞行，而欧盟对在飞越其他国家领空的碳排放进行管辖是对航班飞行途径国家的侵犯，例如对从中国上海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欧盟对在中国领空内飞行的碳排放也要进行收费，这严重违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的规定。

其次，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飞经公海的规定相冲突。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12条的规定，在公海上空，有效的规则应为根据本公约制定的规则。但是依据欧盟2008/101/EC号指令对航班飞行全程碳排放的管辖，对越公海上空的碳排放，欧盟也有管辖权，“这不就意味着欧盟享有了应当由《芝加哥公约》享有的公海上空的立法权了吗？”。

再次，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违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税费的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24条第一款规定，航空器飞抵、飞离或飞越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遵守该国海关规章的条件下，应准予暂时免纳关税。一缔约国的航空器在到达另一缔约国领土时所载的燃料、油、零备件、正常设备及机上供应品，在航空器离开该国领土时，如仍留置航空器上，应免纳关税、检验费或类似的国家或地方税款和费用。欧盟通过征收航空碳排放费，即航空碳税的形式将各航空公司纳入ETS，但不管“收取的排放费用是税还是费，在缺乏多边条约或双边条约的前提下，均为《芝加哥公约》所禁止”，换言之，欧盟所征收的航空碳排放税或费缺少国际民航组织宪法的立法依据。

三、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国际影响

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2008/101/EC号指令从颁布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国际社会的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对于欧盟这一单边的航空运输业减排做法，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方面是由于其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利用“碳减排”的旗号设置了“碳壁垒”。其给国际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扰乱了国际气候谈判框架。当前国际气候谈判是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机制下进行的，而前文已经分析过，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2008/101/EC号指令既不符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也不符合《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和履约机制的规定，其已经脱离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气候谈判轨道。而对于京都第二承诺期后的减排问题，德班会议已通过决定，将在2015年前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来解决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问题。因此欧盟单方的航空碳减排交易机制如果一意孤行地实施，将是对现有国际气候谈判框架的损害。

第二，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将加速国际航空运输业减排法律框架的出台。尽管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违反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但是二者都没有将航空运输业排除在减排领域之外。航空减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依靠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来解决这一复杂问题是不现实的。国际航空减排应当如《京都议定书》所指出那样，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民用航空减排的框架措施。国际民航组织（ICAO）已经开始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2007年9月ICAO第36届大会上，ICAO委员会要求成立国际航空与气候变化小组，并且已经制定行动计划。ICAO就国际航空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在第37届大会上通过的A37—18和A37—19号决议，决议再次确认了ICAO在处理国际航空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由此可见，制定全球性的航空减排法律框架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欧盟2008/101/EC号指令将航空减排提到被世人瞩目的层面，再次证明解决航空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问题，必须予以重视，但由于欧盟单边解决航空减排问题的不合法性，使得尽快制定国际航空运输业减排的法律框架成为协调欧盟与其他国家的关于航空减排的有效途径，加速这一法律框架的出台或许是欧盟2008/101/EC号指令产生的最积极影响所在。

第三，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或将因碳壁垒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摩擦。目前多个国家反对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认为其有假借“低碳减排”的概念来实施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之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也指出欧盟征收航空碳税，非直接减排手段，没有对节能减排产生直接和实际的效果，而是单方面建立的一种以节能减排名义实施的迂回的具有金融性质的制度设计，将阻碍、抑制广大发展中国家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征收碳排放税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为了增加税收来源，以此来缓解欧盟各国的财政问题；其二，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绿色技术，依靠各国引进欧盟的绿色技术设备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欧盟2008/101/EC号指令缺乏相关国际法根基的情况下，欧盟这一举措不可避免的将引发各国对碳壁垒的争论，进而导致各国在关税上对欧盟进行反制，如果欧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新一轮的贸易摩擦在所难免。

面对欧盟航空碳税产生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中、美、俄等国就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所举行的磋商会议刚刚于2月22日在莫斯科结束，会议通过了《莫斯科会议联合宣言》，其中包含一揽子可选择的反制措施。此前在2009年12月美国还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欧盟2008/101/EC号指令进行司法审查。由此看来，一方面是欧盟的强硬征收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表示，因此加强国际社会与欧盟的继续谈判是必要的也是首要的，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采取相应的国内应对措施也是势在必行的。

五、中国应对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对策

根据中国民航局节能减排办公室的测算，ETS一旦开始征费，预计明年中国的航空企业至少需要支付8亿元；到2020年。支付额将超过30亿元，9年时间累计约176亿元。由此可见，欧盟航空碳税对我国航空业的影响是空前的，在问题未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来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

（一）明确禁止国内航空公司参与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

从国内应对措施的角度而言，我国首要的工作即是通过国家政策，必要时还将通过法律明确禁止国内航空公司参与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国已经采取了行动，2012年2月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已向各航空公司发出指令：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中国境内各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禁止以碳税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并不承担国际上的减排义务，如果将中国的航空公司纳入EU ETS，是欧盟通过强制性手段给我国的附加减排义务，这将使我国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二）加快碳交易制度从政策到法律的进程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我国顺应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的重要突破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部级正式文件中对国内碳市场进行表态。此外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都明确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点任务。然而这些都是从政策层面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肯定，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从政策层面到法律层面的转化。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缺少国内对于航空碳排放问题的法律规制，使得欧盟就此问题有机可乘，我国只有建立起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并将航空运输业纳入本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之中，才能以法律对抗欧盟的做法，真正避免欧盟对我国航空公司的征税。在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冲击下，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的步伐似乎应该加速向前。

（三）为出台反制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措施做好准备

欧盟航空碳税的征收不可避免地将与碳壁垒联系在一起，将为欧盟在低碳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方面谋取更多贸易地位的砝码。中国必须在应对因航空碳税产生的贸易摩擦方面做好反制的措施准备既包括关税的反制，也包括对欧盟出口方面的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