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动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经济动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国际金融动态

希腊议会通过财政缩减计划。2011年6月29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中期经济紧缩计划， 该计划包括要在2015年之前再削减284亿欧元的开支，并且要完成一个500亿欧元私有化改造。根据希腊政府与欧盟和IMF达成的协议，希腊需要在2011年平衡收支280亿欧元， 具体措施主要是出售一批国有资产，以及一系列增税措施，针对对象为公务员薪金、 酒吧和餐馆， 以及用于供暖的燃油消费； 同时还将个税起征点从1.2万欧元降低至8000欧元。

信用评级加重欧债危机。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7月13日宣布， 将爱尔兰政府外币和本币债券评级由 “Baa3”下调一档至 “Ba1”的垃圾级， 评级前景为“负面”。惠誉在7月13日宣布将希腊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CCC。7月5日， 穆迪将葡萄牙评级下调至垃圾级。这样， 欧元区已经拥有三个 “垃圾级” 的债务国家了。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7月14日，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大公国际预测，美国政府债务2011年和2012年的增长速度都将高于8％，大幅度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2011年至2015年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至少还需要上调5.5万亿美元， 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用以弥补美国赤字及偿还利息等各项资金缺口。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目前约为112％，美国的战争费用、福利支出从不会因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缩减而减少，相反是不断增加。

透过现象看国际金融新变化

1、传统金融中心地位在下降

金融中心一般要有强大的经济腹地，如果这个区域经济能长期稳定增长，靠近经济中心的金融中心也将受益。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经济一直在复苏边缘，欧洲深受债务危机困扰，日本经济虽曾一度有所好转，但在大地震冲击下，又陷入衰退。与此对应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与发达经济体处在不同经济周期，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受到一定冲击，在各个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占据了主导地位。从银行业来看，全球2/3的银行资产还是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它们获得了全球投资银行收入的3/4。从股票市场看，全球股票市场市值的2/3仍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从债券市场看，超过70%的公募和私募债券以及80%左右的未到期的利率衍生产品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交易。外汇交易中，96%的货币对中包括美国或者欧洲货币，美欧占据了全球70%的外汇衍生品市场份额。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也让美欧感受到了威胁。

2、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地位在上升

全球多中心的格局将更加明显。在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GFIC）中可以发现这个现象。伦敦、纽约、香港仍排前三。亚洲的金融中心进步很快，上海、孟买、首尔等金融中心排名在上升。全球金融中心前20中有8个是亚洲的金融中心，相比而言，北美有6个，欧洲有5个。而在2007年3月的GFIC1中，前20名中只有3个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未来，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将在经济发展、财富管理、资金融通等方面创造出巨大的金融需求，这些国家的金融中心将获得发展良机。从经济增长情况看，1990年美国和欧盟的GDP占全球的2/3，但到2009年，只占全球的50%左右。根据IMF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到2012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率在6.4%，先进经济体将只有2%左右。未来，新兴经济体仍需要大量的金融活动支持，在股票筹资额等金融市场指标上将增长十分迅速。中国的上海、深圳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以及印度证券交易所全进入2010年全球股票融资的前十名。

3、国际合作减缓了金融监管上的竞争

监管环境是决定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稳定而有效率的监管不但可以推动金融中心保持创新动力，而且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政府制订的监管规则和程序是市场参与者选择经营地址的重要考虑因素。监管环境同样也会影响市场效率和市场创新动力。好的监管环境不但有利于消费者，而且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帮助减少由于市场无效和监管套利带来的市场扭曲风险。自从里根和撒切尔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放松管制运动以来，监管者一直力推金融自由化。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业很大教训，金融政策制订者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对未受监管的产品和市场的风险容忍度在下降。同时，全球监管者也逐步认识到监管必须是全球性的，因为如果不是全球性的，就会出现监管套利。二十国峰会责成金融稳定理事会会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制订金融改革政策建议，修改金融部门标准。可见，未来各金融中心在金融监管的要求上将趋于一致，金融中心之间的监管差距和套利也将逐步减少。过去依靠轻监管和低税收发展起来的金融中心将在国际政治压力下艰难生存，要么维持现状，要么遵守国际准则。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动态的对策分析

对于在未来 国际金融秩序如何去做 ，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国际金融动态：

1、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与政治基础已决定了此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对我国产生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危机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必要后劲的事实，出口发展型经济模式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易受外在经济环境的感染性，而且，在危机自保意识的驱动下，这一受制于人的模式也恰好给进口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危机输出通道 "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性债权国，我国不得不言不由衷地与美国同台共舞的事实就是这一问题的写照。我国政府需要在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功能最大释放的基础上，以扩大内需为手段来平衡我国的内外经济循环系统，从而摆脱受外部经济环境的掣肘是当下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秩序， 并赢得足够话语权先决性条件。

2、坚持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对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能力的系统性检验与评估，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但是其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亦具有强大的战略意义，如它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能够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转移国内的经济压力，形成对美元的相对抗衡等。我国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 因为缺乏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不可能单纯凭借政策的推进而获得人民币持续国际化的成功；二是必须不断地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为非居民交易铺设便利条件；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四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五是提高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以应对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束语

篇2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过去我们透支了“政策红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引领的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老百姓的实际收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本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债务负担以提升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但结果反而是双双收到压抑，更增加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落差，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第三，全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的现象。另一方面，资金软约束的问题又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圈地、过度投资的问题，留下了“与民争利”的不良印象，从而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顿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为”，使得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再发挥当年曾有过的提升地方经济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的范围有限，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支持的企业，往往局限在少数资源型垄断行业和从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则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了很多关键性的商业订单，于是，它们将自己30多年打拼下来的产业资本转向了投资“稀缺资源”的金融资本。这种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倾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后续的转型和创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今天急需培育我们自己消费的环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会因为空气严重污染问题而移居海外，这会导致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开始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去开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国内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行为泛滥成灾。为了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是需要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够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自己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其安全性，中国的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也可以从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体会到。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也会加快推进，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今天相反应该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今天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着力投资民生工程，缓解大众的“后顾之忧”，让企业所创造出先进产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支撑。

篇3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注 释:

①顾永波、殷晓蓉:《略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8(5)。

②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传媒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Francis L.F.Lee王建陵:《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以美国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绩效为例》,《文化艺术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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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 调整对象 产生 静态性 动态性

一、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现代民法的渊源——罗马法即产生；而直到20世纪初德国出台扶持卡特尔的《钾矿业法》才徐徐拉开经济法发展的序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生成晚于其他法律部门，原因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出现晚于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尚未成熟，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种“变法”式的法制现代化过程。我国的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控制，对市场中生产、经营者行为的管理，均需要以经济法为依据。为适应社会现实，我国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移植了大陆法系经济法，结合国情进行修改，形成了最初的经济法律体系。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之静态性

鉴于上文提及的经济法产生的必要性及社会需求，此处不再论述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仅以肯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性为前提对其调整对象进行分析。

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老诸论和新诸论两个时期。老诸论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这些观点主要包括学科经济法论、大经济法论或称大纵横统一论、纵横统一论、纵向经济法论、行政经济法论、宏观经济法论、计划经济法论等。新诸论始于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这些观点分别是新学科经济法论、新纵横统一论、新密切联系论、经济运行协调论、需要干预论、行政隶属论、国家经济管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论等。

以上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所谓老诸论和新诸论，实际上很多观点在本质上具有相同之处。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是学科经济法论，即否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只在学科上承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本文不做讨论）；第二是纵横统一经济法论（包括管理协作论、密切联系论、经济运行论、需要干预论等），即认为经济法不仅要调整所有的纵向经济关系，而且还要调整一部分横向经济协作关系；第三是行政经济法论（包括纵向经济法论、行政隶属论、国家干预经济论、国家经济管理论等），认为经济法只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即只调整宏观的纵向经济关系，不同时调整经济组织内部的纵向经济关系。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之动态性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静”表现在与政策、制度相比，法律具有更为明显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执行并非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活动，它是在一种稳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国家重要活动。

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不例外。本文认为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空间因素。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其对本国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控及监督管理范围、力度也不同，调控和监管的效果也将不同。即便在相同的经济体制下，各国、各地区不同的国民经济状况也会导致不同的宏观调控及监管措施的出台，经济结构产生变化，经济法调整或重点调整的对象必将不同。

（二）时间因素。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体现不同的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提出新的经济制度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相对应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监管方式将不断调整，由此引起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变化时时都在发生。当一国或一地区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如战争、动乱、瘟疫）时，其经济市场往往受到巨大冲击，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心也会发生转移。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法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发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经济在短短30年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重心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笔者预测依据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性，近年我国经济法将继续着力于宏观调控关系，同时增强对市场监管关系的调整，建立以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为核心的调整对象体系。

四、总结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时间较晚，发展较不完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其中，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认尤为关键。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笔者更赞同行政经济法论；同时认为结合中国经济市场和经济转型时期，其调整对象可分为宏观调控关系与市场监管关系。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不是永恒静止的，而是暂时静止、不断变化的。任何微小的空间、时间变化都将引起经济法律制度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调整对象重点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动静结合看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本文预测近年经济法调整对象重点将向市场监管转移，建立以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为核心的调整对象体系。

参考文献

[1]彭杰.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J].法律与社会杂志，2008(02).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张国轩.中国大陆经济法调整对象探讨[J].澳门理工大学学报，2005(01).

[4]张国轩.经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孙笑侠.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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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足迹；东部沿海；GIS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6303

1引言

中国东部经济区带包括从渤海至北部湾等全部沿海地区，长达1.8万公里，由北向南纵横北纬20～41°，东西横跨107～124°30′，面积141.6万km2，包括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东南沿海经济区和环北部湾地区。中国东部经济区带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3.63%，但是却集中了全国50%以上的大城市和全国人口的近40%。对这一区域开展生态足迹研究，将为中国东部经济区带经济发展规划、资源环境保护、城市布局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

2生态足迹法简介

1992 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 教授（Rees W. E.，1992）提出了生态足迹概念，其博士生Wackernagel（Wackernagel，et al.， 1996）于1996 年完善了其分析计算方法。生态足迹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其分析的重点是计算生态足迹需求和供给。

生态足迹需求是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市或国家） 的生态足迹需求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总面积。其计算公式为（Hardi P.，et al.）：

式中：EF为总的生态足迹需求；N为人口数； ef为人均生态足迹消费量；ci 为第i 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i 为第i 种消费商品的平均生产能力；aai为人均第i 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rj为均衡因子。在生态足迹需求计算中，生物生产性土地主要考虑如下6种类型：化石燃料土地、可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上述六类土地类型的生产力不同，因此需要通过等量化因子（即均衡因子）将各类生物生产面积转化为等价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后，才能汇总、求和，计算出总的生态足迹需求。

生态足迹供给是与生态足迹需求相对应的概念。它是指区域所能够提供给人类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总和。其计算公式为（Hardi P.，et al.）：

式中： EC为区域总生态足迹供给量；N为人口数；ec为人均生态足迹供给量（hm2/人） ；aj为人均占有第j类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产量因子是某个国家或地区某类型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率。将区域现有的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水域等的面积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就可以得出区域具有世界平均产量的世界平均生态空间面积——生态足迹供给量，即生态足迹供给能力。

3空间数据库建设

本研究采用的空间数据主要包括各级别行政区和土地类型数据，非空间数据主要是各地区1998年-2007年的人口数据，都统一使用了相同的空间投影坐标系Krasovsky_1940_Albers。为了定量化评价中国东部经济区带的区域承载力，笔者将研究区离散成了30 km * 30 km的网格，每个网格的面积为900 km2，共有1767个网格位于研究区内或者与研究区的边界相交。在网格文件生成以后，通过GIS的空间链接功能将各个网格的各种土地类型、人口等指标值变为网格的属性，本研究的结果均以各网格的各属性字段为基础得到。

4生态足迹供给的定量计算

N-aj即为区域内第j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Sj。由于每个网格的属性中都有土地利用数据处理所得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百分比Lj，每个网格的面积为900 km2， 计90000公顷，则网格中第j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为Sj=Lj 90000全球公顷 （ghm2），根据公式（3）可得到每网格的生态资源供给能力。在实际计算中，本论文引用了Wackernagel （Wachernagel，2003） 对于中国的均衡因子rj及产量因子yj的取值（由于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此本研究中不考虑其生态资源供给能力）。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的建议，支撑能力结果扣除了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生态足迹供给评价结果如图1（左图）所示。5生态足迹需求的计算

通过生态足迹法计算所得生态足迹需求（即可再生生态资源的消耗量）与生态足迹供给能力（生态承载能力）的比较，可评价区域的可再生生态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本论文采用了全国人均生态足迹数据，暂未考虑人均生态足迹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各单元网格的生态足迹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得到：

FPc=FPp*PDc*Sc（4）

其中FPc为单元网格内的生态足迹需求；FPp表示单元网格人均生态足迹的需求量（在此取为全国人均生态足迹平均值）；PDc表示单元网格内的人口密度；Sc为单元网格面积（900km2）。

篇6

11月7日，本刊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向中国移动颁发固网运营牌照一事，工信部高层已经有所讨论，且基本明确固网运营将对中国移动放开，但何时端出这一“定心丸”，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10月23日，是坊间最近一次传说中国移动获得固网牌照的日子，但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没有固网牌照，意味着中国移动只能继续借道不成气候的铁通开展宽带业务。更恼火的是，坏消息接踵而至。

次日，中国移动公布了2013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营运收入达到4630亿元，同比增长9.4%，但股东应占利润为915亿元，同比下降1.9%，低于市场预期。

据悉，这是中国移动上市以来录得的首次净利下滑。中国移动官方表示，利润下滑主要缘于三大原因，包括OTT业务对传统通信业的冲击和影响，移动通信普及率不断提高，ARPU值不断降低和行业内同质化竞争愈烈。中国移动方面还称，“经营和发展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一边是传统语音和短信业务因被互联网公司以网络运用的形式抢食而出现利润下滑，一边是迟迟未能到手的固网牌照，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的着急可以想见。事实上，他对固网业务的渴望在业内已不是秘密。

在3大运营商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都是全业务运营——既经营固网（包括互联网宽带），又操办移动业务，惟独中国移动只持有移动牌照。这种跛脚局面，让奚国华明显感到中国移动在“宽带中国”和三网融合的竞争中较为被动。这可能意味着，如果继续“一条腿”走路，中国移动恐将成为3大运营商中的“弱势群体”。为此，奚国华曾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于获得固网牌照的决心：“即使拿不到固网牌照，中国移动也会建设公共互联网，因为基站与基站之间的数据传输越来越多，需要有线宽带。”

在奚国华巨大决心的背后，是中国移动对于2008年中国电信业重组后自己无缘固网宽带的反抗，亦是对未来市场的提前布局。

优势业务受OTT冲击

财报显示，中国移动在2010年-2012年的3年里，总通信时长分别为34616亿分钟、38889亿分钟和41923亿分钟，虽然呈现的是增长的势头，但语音业务在营收中的占比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下降。2012年，语音业务营收占其总收入的65.7%，2011年为69%，2010年为70.8%。而从最新的2013年上半年财报看，中国移动的语音收入甚至出现了1.2%的负增长，为1750.72亿元。

在中国移动净利润下滑的同时，中国联通在今年的前3季度中，移动业务收入为1119.4亿元，同比增长20.2%，移动用户累计净增3345.2万户，达到2.728亿户。此外，中国电信在今年上半年的移动用户净增1388万户，用户总量达1.75亿户，移动服务收入达到546亿元，同比增长28.3%。

对此，中国移动认为，语音业务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通信产业竞争日趋复杂，既有来自其他两大运营商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数据业务对传统通信业务的冲击和影响日益严重。

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移动的无线上网业务一直保持着翻番势头：2011年流量累计3614亿MB，同比增长152.1%；2012年业务流量比上年增长187.6%。但是，流量增长并没有为中国移动创造增收，反而冲击了通话和短信业务。中国移动的2012年年报显示，语音业务税前营业利润为1505.2亿元，较2011年倒退了0.5%。

于是，中国移动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在内部，传统语音业务被数据业务取代；在外部，自己的数据业务又被其他互联网公司的OTT业务所冲击。因此，虽然中国移动的收入和利润都出现了同比上扬，但增幅已经明显收窄。从全球范围看，运营商都面临着这一风险。

此前，奚国华曾公开表示，除了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外，微信等OTT业务是中国移动作为传统运营商所面对的重要的挑战者，他称，“来自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从我个人来说这个竞争更可怕，因为它对你的传统业务有替代性，比如微信替代了我们的短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我们的语音。”

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移动并没有有效遏制OTT业务的措施。

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国移动曾于2011年9月推出手机通信软件飞聊，它当时有两个特色：一是可以发送语音消息，二是跨平台，同时支持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手机号注册。

飞聊体现出了一些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但中国移动的商业化推广远远比不上腾讯，飞聊上线两年后，累计用户还不足300多万，无法与有5亿用户的微信相提并论。今年7月，中国移动内部叫停飞聊，承认在OTT业务上的竞争失败，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继续蚕食自己的市场。

因此，中国移动瞄上了有线宽带领域，希望在“宽带中国”战略正式铺开，及“三网融合”大市场形成之前，能够在固网业务上有一个基本的布局。

一块牌照的数年纠葛

在三大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移动是唯一一家未实现“全业务”运营的企业，而这段纠结史要追溯到5年前。当时，奚国华在工信部任副部长。

2008年，中国电信业重组，6家运营商合并为3家，中国移动有希望获得固网牌照，实现和电信、联通一样的“全业务”运作，但是，在移动端占据垄断优势地位的中国移动没有延续此前的好运。为了压制中国移动，工信部准许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同时经营固网和移动业务，同时将实力最弱小的固网宽带服务提供商铁通公司划给了中国移动，成为中国移动的独立子公司，但后者并没有为其带来梦寐以求的固网牌照。

工信部明确规定，中国移动只能利用TD网络开展无线宽带业务，有线宽带业务由铁通来运营，并且，工信部特别强调“铁通的固网牌照只能在铁通内部使用”。

所幸，这个约束的有效期只有3年，工信部这一纸文件（业内称“686号文”）在2011年年底已经到期。此后，中国移动多次公开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获得固网牌照，而不是由旗下的铁通公司来运营。彼时，奚国华已从工信部调到中国移动任副董事长，为时任董事长王建宙的退休做接任准备（2012年7月正式接任）。

进入中国移动后，奚国华就曾表示，以往中国移动的市场占有率过大，遭实施不对称管制，而随着多年的过渡，希望监管部门可以取消不对称管制，并希望中国移动可以早日获得固网牌照。固网牌照在奚国华眼中至关重要，2012年的一次股东大会上，他再次表达了这种愿望。但后来，此事被中国移动高调推动的TD无线座机所湮没。

“中国移动获得固网牌照基本上板上钉钉了。”电信行业分析人士付亮向本刊记者表示，在竞争中，电信、联通都有和宽带捆绑的家庭套装，形成了竞争优势，中国移动拿到牌照后，将对市场形成冲击，比如联通在南方，宽带业务本来就利润稀薄，移动杀入后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而对于原来仅靠转售盈利的中小宽带运营商而言，日子会更艰难。

有联通高层表示，固网牌照对中国移动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将形成固定宽带+WIFI+3G /4G的融合模式，等于是打通了整个价值链。此外，中移动还具有资金、品牌等多方面优势，固定和移动两种业务融合后会对整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分食大蛋糕

今年8月，国务院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对未来8年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进行了部署，这意味着，宽带首次成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根据官方预计，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

面对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市场，奚国华再次拾起固网牌照旧事，希望能加入到这一领域的角逐。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中国移动获准进入固网宽带市场，这并不仅是中国移动一方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宽带战略的推进也需要实力最为雄厚的中国移动的加入。

根据此前的“宽带中国”发展时间表：到2015年，光纤到户（FTTH）用户数要达到2700万，2020年将达到4000万。

不过，有观点认为，中国移动即使获得固网牌照，也不会很快对这一市场形成巨大冲击。一位电信业从业人员对《IT时代周刊》说，“有线宽带的局面是‘南电信北联通’的格局，中移动要改变业务格局并非易事；其次，中国移动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在推动国产4G标准（TD—LTE）的商用化，如果再砸巨资在利润微薄且投资周期漫长的固网宽带上，现金流会有所吃紧。”

篇7

一、企业面对的是复杂动态环境的具体表现

企业作为一个由复杂要素构成的系统，离不开对复杂动态内外部环境的依赖。企业依赖内外部环境所给予它的物质、信息等资源，再通过提品和服务的方式将他们反馈到环境之中。所谓复杂的动态环境是指环境本身各要素具有难以预测的经常性改变。在当前，复杂的动态环境集中体现在宏观环境波动不稳、外部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内部管理的不间断扰动三个方面。如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会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企业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往往措手不及；企业所处的直接环境是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购买者、供应者、潜在加入者和替代品五各个方面构成的，这五个方面又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每个变化都会带给企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如果企业没有及时捕捉到细微的变化，未能及时作出准确判断制定出有力的缓冲策略，往往会受到较大冲击。此外，企业内部管理扰动可能存在于所有管理活动环节中，它是企业系统的功能缺陷和失误行为两者交互作用的产物。企业存在功能缺陷和失误行为势必会使企业内部出现局部失序现象，从而制约本就处于复杂动态环境下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企业战略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

战略转型是使企业摆脱经营困境，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的重大调整。战略转型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变化着的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确保企业所拥有的特异性知识与企业经营环境相匹配，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众多企业管理学专家经过研究普遍认为：进行战略转型是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战略转型的过程既充满机遇，但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企业充分把握战略转型的成功要素。笔者结合企业战略转型实际，以动态能力理论为指导，找到了企业战略转型成功的四个关键要素：准确把握转型方向、适时选择转型时机；有效执行成功的转型战略；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有效配置的资源。通过对上述关键因素的有效控制，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从而为企业成功转型提供保证。

三、促使企业成功转型的有效策略

通过对企业战略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培育并提升企业与复杂环境变化相匹配的动态能力才能实现企业成功转型。所谓动态能力是组织有目的地创造、拓展或改变资源基础的能力。国内外理论界对动态能力的构成观点不一，各说纷纭。笔者在参考借鉴他们的说法的基础上，结合复杂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转型这一大背景，将动态能力的构成分为四个部分，即敏感的识别环境变化的能力、汲取新知识并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企业改革创新的能力、企业对各种资源加以整合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首先表现在它对机遇的感知，捕获机遇的能力以及对内部和外部挑战的应变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对转型方向与时机的把握、转型战略的制定及战略转型的推进，进而也影响到企业战略转型的成功。企业如果打算进行战略转型，就必须按着转型所要经历的方向识别与时机把握、形成战略和推进战略转型三个阶段。企业要想准确识别转型方向，把握转型时机，就必须深入分析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获取相关信息，准确分析评估企业的各种资源与发展能力是否符合转型需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很多转型以失败告终的企业大多由于未能准确识别转型方向和把握转型时机。在此基础上，企业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和对转型方向与时机的把握制定出转型战略，这一过程是企业战略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新战略形成后，企业必须突破原有战略的束缚，彻底转换思维方式、以新的战略理念指导意识和行为的改变。同时，企业还应通过自身的动态能力及时捕捉内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客观真实地剖析自身优势、劣势，从而实现企业自身资源与能力与外部发展环境相匹配。此外，企业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这是因为只有进行组织变革才可以对企业日常运营的惯例与流程进行改变，新的组织体系构架下，组织成员通过学习吸收的动态能力实现新认识和新知识的转化，这势必带来组织成员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运营流程和经营惯例的变革。战略转型也会带来商业模式发生较大的转变，为了适应战略转型的需要，企业高层还应注重调整、再造商业模式能力的提升，积极组织团队结合实际调整或再造新的商业模式。只有这一动态能力的提升才能真正推进企业成功的战略转型。此外，推进企业战略转型的也离不开各种资源与能力的支持。企业此时必须通过动态整合能力实现对各种资源和能力的重塑与整合，这种动态能力对于企业战略转型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企业必须主动培育这种动态能力，并借助不断学习积累和知识的汲取为成功转型打下坚实基础、为顺利转型提供推动力。

篇8

下面是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附录中的练习题：

下面是某校传达室各个班级信箱的示意图：

（1）说说各年级2班信箱的位置，并用数对表示。

（2）如果学校传达室把寄给王洁的信件放在了（，4）的信箱里，王洁是几年级的学生？

（3）如果（4，）表示某班级信箱的位置，可能是哪个班？

学生在独立完成第（2）（3）两题时，明显遇到了困难，从与学生的交谈中了解到一部分学生对数对（，4）中的含义不明确;还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对数对（，4）含义了解得比较清晰，但由于对新知还没有建立敏感，抓不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住了五年级很多的学生。究竟是什么原因？

分析原因：

1.教材的练习是以静态文本的方式呈现的，没有直接形成一个活动的情境，学生无法将自己刚学到的新知与这个练习有效地关联起来，处理起来不知道找哪个关键点。

2.儿童的本性是活动的，这样的练习是以静态文本的方式呈现，并不容易吸引活泼好动的儿童的注意力，因此，学生对文本的感知领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而对他们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困难。

二、化静态文本为动态过程的几个策略

（一）创设“游戏”，化静为动

基于以上分析，适当调整了教学：

师：谈话，你觉得我们刚学的数对有什么作用呢？

生：可以用来确定位置。

师：我们用数对的知识在教室里来玩个确定位置的游戏。老师写出的数对是教室里谁所在的位置，谁就起立。板书：（4，5）。

师：你为什么站起来？（有一个学生很快站起来。）

生：因为数对（4，5）表示教室里第4列第5行的位置。

教师肯定了学生的回答后，接着板书：（，5）。

学生间小声议论了后，教室里第5行的同学都站了起来。

师：你们怎么都站起来了？

生：因为数对中第二个数字是5，表示在第5行，而第一个数字是，表示不知道到底在第5行的哪一列，因此，凡是在第5行的都要站起来。

师：同学们的关注点真不错。

教师接着板书：（5，）。学生能很快做出判断并且说明理由。然后再让学生完成书上的这道练习。

在第一个片段中一些学生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何做个游戏学生就能很简单地理解呢？

分析原因：

1.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但是这样的“游戏”，遵循了儿童的心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感到快乐，最后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效果。学生在游戏中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知识，还得到了成功的体验。

2.《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要求很多的学习内容必须经过学生的亲身经历，很多知识需要学生亲身经历一些过程，才能自主建构，才能把学到的知识“串”起来，再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才能关联起来，解决问题。而这个游戏让学生实实在在地参与活动，经历了活动的过程，而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数学的活动中。在活动中合作交流，在活动中亲身经历知识形成的过程，在活动中主动地构建数学知识，因此，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活动是智慧的根源”，也是儿童的经验建构方式。在活动中学习数学是儿童的一种自由与自觉，因为它摆脱了儿童生疏的纸笔策略，创设了具有真实的、有意义的、支持性的情境，使得数学学习成为“真实的数学学习”。

（二）以教材为基本素材，有效组织，落实活动

学生产生研究数学问题的愿望，往往是由现实问题与已有经验的冲突引起的。对儿童来说，学数学不应是简单重复地记数学、背数学、练数学，而更应是自主探究式地“做数学”。因为思维的形成必须从外在的可见活动开始，这既是人类数学经验的起源，也是儿童心智发展的历程，儿童需要“用手思考”。教材的活动呈现方式大多为话题，或者一个活动引子，教师作为课程的实施者、开发者，应该根据数学知识的特点，结合实际教学需要，着力改变文本教材的呈现方式，把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转换成真实可操作的情境，把教材中的一个活动引子变成一系列的活动，使数学学习有利于学生的自主探究。下面以苏教版二年级上册《观察物体》为例，具体阐述。

《观察物体》这节课，看似活动已经很明确，但光回答问题“下面这些照片分别是谁拍的？”并不能达成教学目标。特别是从左、右面看，学生不经历现实的情境是无法学会的。一般情况下，有些教师在教学时会把教材的图片式情境转变成一个现实的活动，教师会准备一些“猴子”让学生进行观察，然后说说：“你观察到了什么？”这样的活动，实际上会因为目的性不强而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达到活动的效果。针对以上分析，这节课可以通过三个活动来落实。第一个活动，看照片，找位置。具体安排：把猴子面朝教师放好，组长每人任意分发一张照片，拿到照片后，找到你应该站在猴子的哪一面去观察就和照片上看到一样了？想一想，你是怎么找到的？第二个活动，看物体，找照片。具体安排：组长把物体统一朝向教室门那一面，学生观察物体后，找照片，说说是怎么找到的？第三个活动，换位置，找照片。具体安排：前后、左右交换位置，找照片后说说是怎么找到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原来操作性不强的活动变得有序起来，生动起来，有效起来。有些时候教材只是一个素材，教师应该着力改变文本教材的呈现方式，开展一系列有效的活动，并且把活动落实到位。

篇9

笔者采用我国2005年～2012年月度数据，使用非线性的门限协整方法，考察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特征和长期趋势，估计了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双门限误差修正模型，并对其门限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回归结果证实了短期农产品价格超调后两者长期均衡路径的非线性特征：当两者的偏离达到一定门限水平时，人民币汇率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倾向于从相反的方向迅速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当这一偏离低于门限水平时，市场自发恢复能力有限，需要政府干预以稳定农产品价格。

关键词：汇率；农产品价格；门限协整；门限误差修正模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A790129）；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2JJ607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1C0658）

作者简介：焦 娜（1981-），女，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博士，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120-06收稿日期：2013-04-09

随着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农产品市场的经济环境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大多数农业经济文献中，农产品的实际价格由实际供给和需求因素决定，宏观经济波动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鉴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的重要性，深入研究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制度下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特征，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其一是定性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和渠道。对于农产品价格短期调整动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Frankel（1986）理论的研究和拓展（Lai et al，1996，2005； Saghaian et al，2002）上。Saghaian等（2002）认为线性协整模型能够经验上估计出价格的短期动态（超调或者低调系数），也能够保证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但长期货币中性在严格意义上是不成立的。赵留彦（2007）应用向量GARCH模型考察1988年～2006年的月度数据，并在经验分析中引入工业品价格，验证了Lai等（1996）和Saghaian等（2002）的研究结论，认为由于工业品市场价格调整存在滞后性，因而粮食价格存在短期超调的特征。姜楠等（2006）的研究发现，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当出现外汇市场的随机干扰时，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农产品价格效果与利率效果的相对大小：如果价格效果大于利率效果，则汇率和农产品价格成正向变动；反之，则是反向变动。其二是实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刘艺卓（2010）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相对较小。阙树玉等（ 2010） 在小型开放经济体理论框架下对农产品进口价格汇率传递弹性进行了估算，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率过高导致进口农产品价格汇率传递弹性较低。周杰琦（2010）、吴文庆等（2012）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对国内各种价格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王阿娜（2012）的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与汇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温涛等（2012）应用VAR模型研究了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发现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不甚明显，但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呈现负相关关系。邓宏亮（2012）发现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我国粮食期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信息溢出特征。李显戈等（2013）研究了外部冲击对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发现人民币的升值抑制了外部因素对国内农产品的冲击；同时，国内农产品价格短期的波动通过长期均衡机制向均衡方向调整的速度较快。

纵观现有文献，有关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研究主要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和协整研究，但对具体的长期调整路径仍未达成共识。门限协整理论认为，不同市场上的同质或相似商品的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价格偏离均衡时，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偏离会迅速回到均衡。以门限值为界，两者的协整关系呈现差异。Shively（2001）研究了非洲玉米市场，对比了线性模型和门限ARCH模型结果，认为投资成本的存在使农产品价格变化在高方差和低方差系统显示非线性的调整路径，当价格变化超过门限值时，价格的波动性会变大，但这波动性不会持续下去。在对我国粮食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关系的研究中，刘小铭（2008）指出，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不连续的价格调整机制；使用1994年～2004年月度数据进行两状态门限协整分析的结果显示，高通胀和低通胀下协整关系是存在差异的，即线性协整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离散调整动态。秦臻等（2013）建立了对人民币汇率传递两机制转换阈值模型，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剧了其对农产品价格传递的不对称性，从而加剧了农产品进口价格波动。Wickremasinghe（2009）、Nakagawa（2010） 和Larue等（2010）通过对汇率传递的非线性调整特点的阈值（门限）分析，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运输成本或者菜单成本）是导致汇率传递不对称问题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运用Balke等（1997）和Hansen等（2002）的门限协整方法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的非线性调整。正如Balke等（1997）所指出的，面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这意味着在正的偏离情况下收敛到均衡可能会比在负偏离情况下更快（或者相反）。因此，如果证明了非线性调整，那么传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就是一个错误的设定。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市场会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经济因素扰动的影响，因而如何维持稳定的农产品价格并且协调农产品国内外市场是今后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运用门限协整方法来研究我国农产品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农产品市场价格非线性调整的特征。

二、农产品价格的门限协整分析

（一）门限协整方法

本文在Balke等（1997）和Hansen等（2002）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基于门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TVECM）的Sup-LM检验，用Bootstrap方法模拟统计量的渐进分布，探讨开放条件下我国农产品价格短期的变化特征及其和汇率之间的长期门限协整关系。该方法的使用包括检验门限协整关系的存在（拒绝线性协整存在的原假设）、识别和估计控制状态转移系统的参数估计门限参数θ以及每种状态模型的参数及其标准差。

首先估计协整向量，对农产品价格指数pAt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rt进行OLS回归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检验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非线性调整，我们使用2005年1月～2012年7月农业部的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月度指数（定基指数）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月度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并取对数值。首先，对样本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根据AIC和BIC准则大多数原则选择适当的滞后阶数p=5。表1给出了lnpAt和lnrert的平稳性检验的统计量。由ADF和PP平稳性检验结果得知，lnpAt和lnrert都是一阶单整的I（1）过程。表2为格兰杰因果检验。就长期而言，农产品市场价格与汇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再根据最优滞后阶数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在5%显著水平下，农产品价格和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Balke等（1997）指出，Johansen检验是基于高斯线性向量自回归（VAR），它只能反映系统总体的平均协整水平，而不能检验出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协整关系，因而有必要应用异方差一致LM检验统计量确定非线性协整关系――门限效应的存在。检验门限系数显著性的LM检验值为14.358246（大于Bootstrap5%的临界值11.004193），表明存在门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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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层次分析法 中国―东盟自贸区 金融生态

影响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不仅指影响自贸区金融业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人口和自然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包括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金融系统内部各要素。它们是通过信用链条和资金媒介形成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系统。目前，对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稀少，而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对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研究影响和制约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各种因素及各相关要素间的关系，以期找出影响和制约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根本因素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影响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高达6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自贸区作为各成员国经济往来的纽带，自然会形成自身独特的金融生态系统。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影响因素。金融生态环境是自贸区金融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障，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降低自贸区各成员国的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提高金融效率，同时给自贸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服务自贸区经济的发展。根据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和自身的特点，并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生态课题组共同编写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所用的评价指标，确定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以金融主体为核心，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法规、制度为保障，以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干预）、货币体系（货币兑换与结算）和金融市场体系为支撑的、各因素互相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系统。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评价

1、评价方法简介

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进行评价和研究。AHP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它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按照分解、比较判断、综合的思维方式进行决策，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1）区间数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的多样性以及评判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不确定性AHP改变了传统AHP中评估专家在构造矩阵是，比较的结果只是介于1/9与9之间的1个确定数字的模式，而采用1个区间数来加以量化，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数值描述与实际状态不相符的问题。根据层次分析法1―9标度来定区间数判断矩阵A（aij）n*n，其中aij=[a― a+]为区间。设矩阵A=（aij）n*n，若对i、j=1、2，...，n均有ij=[a―a+]为区间数，aij=1/aji，且1/9≤a―≤a+≤9，则称A为区间数判断矩阵。

（2）区间数单因素排序权重的确定。根据区间数特征根方法，可以得到求区间数判断矩阵的单因素权重的步骤，及对给定的区间判断矩阵A=[A―A+]。计算步骤：先求A―、A+属于其最大特征值的具有正分量归一化特征向量x―、x+，再根据A―=（a―ij）n*n，计算k和m，最后计算单因素权重向量w=[kw―mw+]。

（3）区间数综合评价排序权重的确定。因素层指标通过准则层中各层相应父节点指标权重的传递，得出其对目标层的权重。具体步骤是先求解各层判断矩阵得到局部权重，再计算方案对上一层属性的权重。

2、区间数层次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根据已有研究者对影响因素的影响度的确定和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对各因素的影响度进行评价，作为进行两两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的依据。分析过程如下。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根据专家意见和工作实践，对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所涉及的因素进行分类，构造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结的递阶层次结构。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分三层：第一层为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水平这一总目标A;第二层准则层，包括经济基础B1、金融发展B2、中介服务B3、信用环境B4、法规、制度B5、国家干预B6、货币流通B7、贸易结算B8共8项指标;第三层指标层，主要包括发展水平C1、可持续发展能力C2、开放度C3、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C4、产业结构C5、开放度C6、银行业发展C7、证券保险业发展C8、金融监管C9、中介发展C10、中介监管C11、服务体系完善度C12、商业信用C13、社会信用C14、银行信用C15、法制环境C16、法律制度完善程度C17、执法能力C18、企业、产品审批管制C19、跨境产品贸易税C20、政府干预C21、行政效率C22、货币认可度C23、货币真伪辨识度C24、汇率C25、结算方式C26、结算制度健全度C27、贸易水平C28。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既有定量化因素，又有定性化因素，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是以尽量少的指标反映最主要和最全面的信息。

（2）构造比较尺度。依据比较的尺度和判断原理，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得到如下比较尺度：“1”指同等重要，即两个要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3”指稍微重要，即一个要素较另一个稍微重要;“5”指相当重要，即根据经验与判断，强烈倾向于某一要素;“7”指明显重要，即实际上倾向于某一要素;“9”指绝对重要，即一个要素明显强于另一个要素。“2”、“4”、“6”、“8”是用于上述标准的折中值。

（3）区间数层次分析。根据AHP标度法，对同层次因素之间相对其上层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得到的区间数比较结构构成区间数判断矩阵。运用yaahp层次分析软件，得到区间数比较结果构成区间数判断矩阵，计算出各准则层、指标层的单因素权重，最终计算出综合评价权重，如表1。

以上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因为其CR值都小于0.1，其随机一致性指标如表2。

由表3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准则层各因素B1―B8区间数权重中B1[0.3104，0.4]的权重最大，说明经济基础是影响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因素。第二，B1的指标层中C1的权重[0.4302，0.4497]区间最大，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影响最大。第三，除了经济发展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外，金融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区间数权重B2[0.233，0.2368]，其中银行业发展C7的影响最大，其区间数权重[0.4824，0.6081]。此外，法律制度完善程度、C17政府干预C21、金融中介发展C10和法制环境C16等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影响也很大。第四，准则层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有国家干预、法规制度和信用环境，其区间数权重分别为[0.0828，0.1623]、[0.0828，0.1062]和[0.0786，

0.0889]。国家干预和法规制度的区间数权重几乎相等，说明二者对金融生态环境影响的重要程度大致相同。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1）研究结果科学、准确、符合实际。由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评价模型是面向目标和面向过程相统一的。除了可以得到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综合评价权重外，在逐级评价过程中，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准则层中，对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影响比较重要的因素有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国家干预、法律制度和信用环境等;指标层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银行业发展、法律制度完善程度、政府干预、金融中介发展和法制环境等。第二，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组成要素中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及其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如自贸区金融发展中的金融发展深度、银行业、证券保险业等;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各组成要素的发展状况及其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如经济基础、信用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国家干预等。根据评定过程中得到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分析影响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进而针对性地做出决策，从而解决主要矛盾，确保更好地优化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

（2）构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层次分析法基本原理建立了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28个评价指标，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且通过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确定合理的权重。

（3）运用评判模型研究了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用层次分析法和区间数理论建立评判模型对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分析，避免了因素过多而难于分配权重的弊端，也避免了单因素决策的片面性，能够做出更为科学、准确、有理论依据的判断。

2、政策建议

（1）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大力推进自贸区经济发展。研究和实践均证明，经济是金融发展和金融环境优化的物质基础，优化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经济发展推动金融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金融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自贸区内各成员国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2）推力推进制度创新，完善自贸区的法律法规制度。法律法规制度是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影响和制约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优化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必须推进制度创新，构建自贸区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可以考虑成立由自贸区各国参与的金融监管与协调机构，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共同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3）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社会信用体系。成立由中国―东盟各国参与、信息共享的自贸区征信体系，包括信用制度、管理机构、征信机构、信用文化与信用教育机构以及信用数据库建设等内容。尽量使自贸区各国政府达成共识，取得自贸区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信用体系的首要条件;由自贸区各国共同参与成立信用管理机构，并由该机构负责与自贸区内各国政府磋商、协调和沟通，制定相关信用管理制度，征集信用数据资料，组织并实施信用教育，宣传推广诚实守信的信用文化，形成良好的信用环境;由自贸区各国共同参与、共同投资构建信息共享的信用网络和信用数据库。

（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西南边疆离岸金融中心布局研究》（项目号：11BJY144）和广西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金项目《基于生态理论的中国―东盟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研究》（项目号：13FJY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