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五年计划十篇

个人五年计划篇1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数十年的旅程步步走过，芸芸众生在此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糊里糊涂型，终其一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既无目标，也无追求，吃喝拉撒睡之间，就走到了尽头；第二种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会儿雄心万丈，一会儿又随波逐流，几经起落，终致自认平庸，仰天长叹: 此生运气太差；还有一种人，在人生旅程的关键时段，始终头脑清醒，目标明确，行动有力。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第三种人的人生最有价值和收获。

我们用“T”来代表时间，用 “S”来代表事业，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

坐标系中的三条曲线A、B、C分别是上述三种人的人生示意。A线在一个较低的点上水平向后移动，没有向上的突破；B线比A线略强，但高度有限，且起伏不定；只有C线平稳向上，一段时间上一个高度，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坐标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不论你做什么，时间不会停止脚步，它会按固定的速度把你拉向终点。也就是说，不管你的OS值是进步还是退后，OT值都是在一直前进，直到戛然而止。

第一种人我们忽略不谈，我们讨论的议题是第二种人如何进步为第三种人，即帮助那些想成功的人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剔除T1之前(少不更事)和T2之后(老糊涂)的无效时间，我们一生中的真正有效时间并不多，做事业的黄金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25-55岁的这30年间。人生的根本问题就可界定为如何利用这有效的30年时间而获取人生的最大收益。

资源(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经不起挥霍和浪费，对任何资源最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前提是科学的规划。小到一家公司，大至一个国家，都会有十年规划、五年计划和每个年度的计划，年初的计划会议和年终的总结会议大家都司空见惯。但很少有人会主动地规划自己的一生，清醒地给自己制定出合理的长、中、短期的计划和目标，然后按既定方针，一步步地实现目标。

如上所述，我们一辈子的有效时间大致可以看作30年的光阴，也就是说可以制定6个五年计划。每个人有自己的具体实际情况，但一般而言，人生的轨道还是有以下的规律性东西：

第一个五年计划，一般要解决自己的定位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和特长？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哪个行业适合我？我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发展？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走向社会，通过实践活动，认识自己和社会，从而尽快地给自己一个准确合理的定位。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要在所选的行业中站住脚，获得一个初始的位置，并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有一个安定的心态，并逐渐积累各种资源，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和人脉关系等。

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就要成为单位的骨干、行业的专家，获得较高的位置，有一定实力，可以调动运转很多资源，找到做事业的感觉，淘到第一桶金，房子、车子问题应全部解决，有成功人士的自我感觉并获得认可。

到了40岁以后，就要进入第四个五年计划了。这个时候要上的台阶是从小康到富裕，必须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单位中要进入决策层，在行业中要有影响力，正是纵横捭阖、呼风唤雨之时。

第五个五年计划，可能会发展与守成并重，因人而异，有的人还高歌猛进，有的人则求稳持重。这个阶段基本是把持大政方针，放手让年轻人打拼了。

五十而知天命。第六个五年计划到来之际，一般说来，各位的创造力和精力都在走下坡路了，以现代社会的节奏，多半到了退位让贤的时候。

个人五年计划篇2

一、工作目标

1、班级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时时有事做。

2、互帮互助，营造和谐健康的班级文化的艺术。

3、班级风貌:做人要自尊,行为要自律,说话要诚实,学习要勤奋。

二、学生现状分析

我班目前有学生人数共计12人。我将他们分成AB两组。A组的学生是叶佳楠，陈婷婷，袁娅清、洪楠和徐国盛。这几位同学的听力和口语都比较好，有着很强的上进心，好奇心强，求知欲强，学习积极主动，将他们安排在一起，方便用口语交流，彼此可以促进。B组同学是周海英、周海滨、金娅楠、丁圣怡，唐妮妮，严超颖，陈帮喜。前三位同学具有一定的听力和口语能力，但是基础差。后面几位同学的听力损失比较大，口语较差。周海滨、金娅楠、严超颖自制能力差，时常不能控制自己，上课时爱随便说话或者做小动作。很多行为习惯有待进一步培养。在上一学期的带班教育之下，本班学生的各方面都有所好转。但仍然存在比较多的问题，比如班集体缺乏凝聚力；B组同学成绩提高不显著，学习缺乏主动，作业疲懒，老师不在的时候自由散漫，光顾着玩，自制能力差。本班学生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学困生德困生占了班级一半。针对班级管理中的不足之处，我制定了这学期如下几个工作要点。

三、大胆放手培养小干部

一个班集体是否有团结向上的凝聚力,不但要靠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努力,还要有一个负责任有能力的小干部。小学生的榜样心理很强,所以选出有责任心、上进心、学习成绩较好、大公无私的小干部很重要。根据学生平时的表现，我选了陈婷婷和丁圣怡担任AB组的组成，负责本组的纪律，学习各方面情况。小干部们选出来了。我告诉他们,组长是个光荣的职责，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小干部的积极性感染着同学们,榜样的作用激励着同学们。

四、手拉手结对互助

根据分组情况，以手拉手的形式，以优带差，A组的同学分别与B组的一到两位同学结对，在日常学习纪律生活上给予无私的帮助，如果B组的同学有未完成作业的要追究A组同学的责任，如果学习进步作业良好的，要连带表扬。在期中和期末的时候，根据成绩情况，颁发“优秀小老师”称号。

五、拿起表扬的武器

哲学家詹姆士说过“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就是渴望被肯定,而学生更是如此。”赞美是阳光、空气和水,是学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养料。表扬是成功的阳光、空气和水。我们班主任作为教育者,不妨拿起表扬的武器。人格尊严是平等的。我们作为班主任,我们应该努力做到能想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重视、欣赏学生,学会倾听学生意见,接纳他们的感受,包容他们的缺点,分享他们的喜悦。被尊重是学生内心的需要,是学生进步的内在动力。教育专家常说“理解是教育的前提,尊重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参照我们的自身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当一个孩子在被你认同、尊重后,他可能会有惊人的潜力和爆发力。

六、允许学生犯错误

个人五年计划篇3

这学期继续接任五年级三个班的教学任务，通过两年半的英语学习，大多数学生已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的语段和简短的故事。能与教师或同学就熟悉的话题交换信息。能读懂短篇故事，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生发展参差不齐。有少数学生因为基础不够好，学习很吃力而自暴自弃，有的因此扰乱课堂次序，这给教学带来不少困难。总的来说，大部分学生对于英语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热情。

二、教材分析

五年级下册学生用书Let’s learn部分的词汇仍然是围绕话题归类出现的。这样有利于学生记忆和开展话题的讨论。Let’s try也是一项brainstorm式的活动，需要学生通过问答、思考或讨论来完成。Let’stalk部分是一个浓缩了的情景会话，目标句型突出。为给学生提供灵活运用语言的机会，这一部分提供了可供替换的内容。Read and write部分的教学目标是：读懂对话或短文；完成检测学生理解程度的填充句子练习；听、说、读、写四会掌握两组句子；完成一项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的任务型语言活动。Let’s spell部分，五年级上册学生用书编排了22个常见字母组合的发音。

三、教学内容目标

1、能听、说、读、写短语和单词，以及句子和谚语。（包括日常活动、季节、生日、电话用语、动物和野营等几个话题）。要求能在真实语境中正确运用并能读懂简短语篇。

2、能听、说、认读单词。

3、能听懂、会唱6首歌曲。

4、能理解6个幽默小故事。

5、能了解6项简单的语法知识。

四、教学重难点

1、学习一天中不同时间段学习和生活起居情况的表达，尤其是学会使用频度副词谈论日常生活；

2、问答最喜欢哪个季节并陈述原因；

3、学习12个月份的名称、每个月的主要活动和与序数词有关的日期表达法；

4、学习现在进行时，能够简单描述自己或他人正在做什么，询问他人正在做什么，询问动物正在做什么并作答；

5、学习形容词性和名词性物主代词的用法。

6、学习祈使句的用法。

五、教学措施

1、认真钻研教材和课标，精心备课，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确定每堂课的基础内容，预备内容和拓展内容，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需求。

2、尽可能使用多种方式教学，激发学生的课堂兴趣。

3、及时与学生沟通，及时改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4、注重个别辅导，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上，培优补差。

5、重视语音的训练，进一步复习巩固音标。

6、扎实训练四会句型，切实掌握语言材料。

7、在课堂上多开展一些有趣活动、游戏。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英语。

六、英语教学进度表

周次

时间

教学内容

课时

一

3.1—3.7

Unit 1My dayA

3

二

3.8—3.14

Unit 1My dayB

3

三

3.15—3.21

Unit 2My favourite seasonA

3

四

3.22—3.28

Unit 2My favourite seasonB

3

五

3.29—4.4

Unit 3My school calendarA

3

六

4.5—4.11

Unit 3My school calendarB

3

七

4.12—4.18

Recycle 1

3

八

4.19—4.25

期中复习

3

九-十

4.26—5.9

Unit 4When is the art show?A

3

十一

5.10—5.16

Unit 4When is the art show?B

3

十二

5.17—5.23

Unit 5Whose dog is it?A

3

十三

5.24--5.30

Unit 5Whose dog is it?B

3

十四

5.31—6.6

Unit 6Work quietly!A

3

十五

6.7—6.13

Unit 6Work quietly!B

3

十六

6.14—6.20

Recycle 2

3

十七

6.21—6.27

个人五年计划篇4

一、现行五年计划体制是传统计划(规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且发挥过积极作用

现行的五年计划(规划)起止时间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延续到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止时间是1953年到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是1958年到1962年。“”后进行“三年调整”，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起止时间从原来的1963年到1967年调整为1966年到1970年。此后的历次五年计划期都是在调整后的“三五”计划起止时间基石牡延续下来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然五年计划起止时间与党代会、人代会的起止时间不一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8年，召开党代会的时间并没有制度化。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之间间隔了13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与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之间间隔了4年。由于党代会召开的时间没有制度化，党代会提出的任务也难以与实际工作相适应。例如，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但是从到九大的13年间，跨越了“二五”、“三五”和“四五”三个五年计划期。并没有明确提出“三五”、“四五”计划期的发展任务的建议。当时党中央召开的其他会议，以及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也没有统一的起止时间要求。例如：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0年至15年期间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聂荣臻、主持编制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展纲要》，提出的是1956--1967年期间的12年发展规划。主持编制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任务。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党内文件《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提出的是1963年以后15年工业发展目标。

这期间，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按照宪法要求的时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12月)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5年1月)之间间隔了11年。第四届全国人民大会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8年2月)之间间隔了3年。由于人代会的召开时间没有制度化，政府换届和任期时间也不可能制度化，根本不可能制定政府任期内的发展目标。虽然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和五届人大得到坚持，但是不可能与政府任期目标结合起来。

在党代会、人代会都没有制度化、规范化的条件下，只有五年计划持续不断地编制、持续不断地执行。这期间，虽然有的五年计划并没有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甚至也没有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五年计划可以作为政府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重要依据。这个时期五年计划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明确、非常突出。

二、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计划(规划)期起止时间与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任期起止时间不一致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可以正常召开，都是五年召开一次。一般情况下，党代会召开的第二年，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政府换届。五年计划期与党代会和人代会、政府换届任期的起止时间都一致，成为不同于党代会、人大和政府任期的独立的周期。由此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五年计划提出的发展目标与党代会、人代会以及政府任期目标之间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召开的历次党代会都提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战略、任务。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也提出或者应该提出任期目标。从道理上讲，党代会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与政府任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执政党在党代会上提出的发展任务、目标和战略，应在新一届人大选举产生的政府任期内得到贯彻落实。现在出现的矛盾是，由于五年规划(计划)期介于两届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任期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五年计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与新一届党中央、人代会、政府的发展战略、目标、任务之间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现行的五年计划开始年是党代会召开三年以后，是政府换届两年以后。那么，五年计划提出的任务是落实上届党代会、人代会的设想，还是为下一届党代会、人代会做准备?

二是如何确定五年计划的行为主体。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战略，不论是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在任期结束后检查追究时，都有明确的行为主体。而介于两届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府任期之间的五年计划的执行和检查总结时，只有名义上的行为主体，即编制计划的政府和批准通过计划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实际中，是由编制计划时在任的上届政府的责任，还是总结计划时在任的下届政府责任，则无法确定，更无法评价和追究。这个矛盾和问题成为五年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由于五年计划起止时间与党代会、政府任期的起止时间不同，行为主体不明确，给五年计划的检查、评价、中期评估等工作带来困难。为了检查评估五年计划执行情况，不得不在对党政工作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之外，建立一套独立的考核评价机制。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在完善这五年计划考核评价机制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被考核主体，不论这个机制多么完善，也很难发挥预想的作用。

三、建议将五年计划(规划)的起止时间与党代会、人代会，特别是政府任期的起止时间协调、统一起来

解决上述矛盾最简单的办法是将五年计划(规划)起止时间与党代会、人代会，特别是政府任期起止时间协调、统一起来。五年计划起止时间就是当届政府任期起止时间；五年计划的行为主体就是当届政府；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落实前一年召开的党代会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措施和工具，对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就是对当届政府的考核。如果这样调整，五年计划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政府任期目标也才能落到实处。如果这样调整，将对党代会、人代会、政府工作，以及五年规划(计划)编制和执行提出新的要求。

对党代会来说，不再提出“五年计划建议”，而在党代会报告起草中，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工作方法上也要有所创新。在起草党代会报告时，就需要研究即将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如何落实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党代会的报告就成为新形式的“五年计划(规划)建议”。

对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后，不能仅仅听取上届政府对新一届政府工作的建议，而要听取新一届政府任期内的施政纲领――五年计划(规划)，并根据这个纲领(五年计划)检查和考核新一届政府的工作。人大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将有了根据，追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有了对象。不仅新一届人代会有新的开法，五年计划(规划)也采取了政府施政纲领的新形式。

对政府来说，不仅仅在新一届人代会上当选，还要在当选前就已经明确当选后的任期内所要从事的工作和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经过人民代表批准的，政府是要对这个目标负责的。是心中有数的政府，不会在政府换届后还不明确本届政府任期目标。

个人五年计划篇5

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切实可行

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会闫旭辉认为，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提高自身监督能力的需要，是推进乡镇经济社会客观发展的需要。

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提高自身监督能力的需要。首先，从当前乡镇人大工作现状来看，乡镇人大对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审查监督，往往是程序化的监督，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其次，乡镇人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审查监督，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加上乡镇人大没有常设机构等客观因素制约，致使乡镇人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审查程序不够规范，行使职权不够充分，发挥作用不够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镇人大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人大加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工作的监督显得尤为必要。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推进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从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科学快速发展，乡镇国民经济收入持续增长，社会发展步伐加快。部分乡镇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赶上或达到县级规模，经济越发展，审查监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任务越重，如何确保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编制合理，高效运行，推进经济社会更加平稳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对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审查、执行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工作。因此，针对当前乡镇人大现状，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已变得合情合理，切实可行。

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存在操作困难

河南省西峡县人大常委会吴振涛认为，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法律上和实践操作中都存在困难，不宜实施。他认为，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于法无据。地方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职权时明确：“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第九条规定乡镇人大职权时明确：“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可以行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职权，而乡镇人大没有此项职权。因此，上述某镇的做法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乡镇人大审查批准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一般来说，乡镇人大会议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要审议政府、财政等工作报告，有时还要进行选举，任务十分繁重。如果把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列为会议议程，在有限的时间内，代表们很难对规划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查，结果只能是程序性地举手通过，这必然会影响规划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样的规划也难以起到指导意义。那么，乡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由谁来审查和批准呢？他认为，可以由乡镇党代会审查通过。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乡镇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在乡镇人大无权审批时，由乡镇党代会审查通过较为适宜。

个人五年计划篇6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2001年总人口已超过10亿人，其中劳动人口超过4.05亿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1991年为2.03%，1998年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1997年为41.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161页。）。因此，就业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独立5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就业问题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然而，5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如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10页。）。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减少积压的失业人数。印度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劳动力过快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使印度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响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18页。）。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由印度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国家置于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发挥“企业家”作用，直接参与并调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发挥经济调控者作用，通过编制实施经济计划，颁布法令、政策，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印度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注：参见陈继东著：《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3页。）。可以说，如果没有50年来印度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印度经济是不能取得显著发展和进步的。换言之，印度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从印度这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出发，印度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从“二五”计划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为小型企业保留了部分行业领域，不许大型企业参与经营，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亦显著增加，从1979～1980年度的670万人扩大为1997～1998年度的1670万人，增长约1.5倍（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84页。《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91页。），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印度政府从“四五”计划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从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长率也相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1971年的24.8‰下降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计人口年增长率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规模控制，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但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五”计划明确规定经济计划的长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目前条件为人们所接受的计划目标。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国家须致力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个能在排除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计划必须对所有目标给予均等的重视（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28页。）。”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六五”计划在就业政策的序言里承认：“在就业方面，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过去10多年来，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的就业政策应当包括两个主要目标：通过提高有偿就业的增长率来减少就业不充分和减少通称为公开性失业的经常性失业。”“六五”计划开始时的失业总人数为1200万，“六五”计划预计在1980～1985年间将新增劳力3430万，计划新增就业3430万个，到该计划结束时的失业总人数仍为1200万。“六五”计划的就业目标总体上得到实现，到1985年3月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失业总人数为920万（注：但印度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失业总人数为1390万。见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2页。）。

“七五”计划改进了计划方法，在计划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门设想的就业增长指标，并预计在该计划期内的4756万个标准人／年的就业总需求中，有4036万个可望得到满足，即就业年均增长率为3.99%，那么，到“七五”计划结束时的失业率将仅为2.1%，失业总人数为722万。但鉴于80年代期间，劳动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5%，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计划开始时印度的失业总人数为2800万左右。“八五”计划估计在1990～1995年间将新增劳动力3700万。因此，“八五”计划文件把该计划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定为3%，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八五”计划的前三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878万人，这使1992～1995年的就业年增长达2%，但仍低于计划的年均增长率。“九五”计划把在增长过程中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列为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强调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地区集中发展更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部门和技术。同时，鉴于失业率很高和临时工不断增加，“九五”计划决定实施一个国家就业保障计划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计划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每个计划的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问题，前5个五年计划未对各部门、行业的就业增长作具体规划，而依赖于经济增长自动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第6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文件对总的扩大就业目标进行了按部门的分割性规划，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减缓失业压力。但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中都存在就业平均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实际就业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计划指标，同时也低于新增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失业的总人数仍在不断扩大。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总的失业率未出现明显上升，还略有下降，应该说经济计划对扩大就业所做的安排和相应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总的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各种乡村发展计划来增加就业，因为印度最主要的失业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而要促进广大乡村的发展和消除贫困，给农村广大无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提供有偿就业机会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从第4个五年计划开始，就陆续在不同地区，不同范围内实施了多种乡村发展计划，以促进增加就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发展计划是一种综合性计划，它包括乡村和安全饮用水、道路设施建设等项目，还包括在乡村开展扫除文盲和进行技术培训、扩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等内容，而不仅仅是安排有偿就业。在此我们主要对乡村发展计划中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进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提出了农村电气化、修建公路和农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缓解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最优先实施农村服务中心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有助于向工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在1973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印度政府为提供就业和缓解就业不充分而实施了以下措施：1.农村工程计划。该计划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为重点，以此来缓解实施该计划地区的落后状况。2.边际农和农村劳动力计划。该计划是对农村的边际农等贫困家庭发放专项贷款，使之用于饲养家禽、养鱼、养猪和从事园艺之类的辅助性行业，扩大自我就业。3.小农发展机构计划。该计划通过相应机构向小农提供专项贷款，帮助他们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活动，以此减少季节性就业不充分。4.综合旱地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开展土壤保护、土地开发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这些计划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据估算，每投资1000万卢比，就可为大约1.5万人提供就业，因此可为计划项目实施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5.农村服务中心计划。该计划是向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凭持有者自谋就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农村建立车间，从事农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等等技术服务工作。援助对象主要是机械、农业、电机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地区发展计划。该计划带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质，它涉及到在10个大型灌溉工程地区建设足够的公路、综合市场等基础设施，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也相应增加就业。7.为农村就业的现金计划。该计划对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护、造林、防洪、垦荒、养鱼业、饮用水和道路建设等各种劳动密集性和生产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该计划规定，在每个区设立的一个项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续工作10个月的就业，同时，与当地发展计划相一致，每个项目要生产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建立永久性的资产。上述各种农村就业计划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计划期间），仅中央政府就耗资17亿卢比，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应急”性的和地区性的，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性。它们可以暂时性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项目完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又恢复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积累的缓冲储备粮达2000多万吨，印度的粮食自给基本实现。在经济学家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赈计划，即用粮食来支付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劳动工资。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一是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二是增加生产和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新创社会财富，加强基础设施；三是利用过剩的粮食，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是：政府用粮食来支付在该计划项目中就业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资。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分配给各帮政府，以资助邦政府承担的正在进行的计划项目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并授权由乡村自治会之类的基层权力机构来具体实施该计划。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间分配了270万吨粮食给以工代赈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劳动家庭和农村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业总共增加约10.9%，每户就业的平均人日数从计划实施前的403个提高到实施后的447个；创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性的项目，以工代赈所占比重为60%。以工代赈计划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印度政府决定继续在更大范围实施。从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赈计划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组织并提供50%的援助。该计划设想每年为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者新增30～40亿个人日的就业机会，计划所包括的项目有：饮水井、社区灌溉井、村储水池、小型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学校和乡村评议会议事场等基础设施。在“六五计划期间，中央和邦政府实际支出资金183.4亿卢比，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共创造就业17.75亿个人日，实现了162亿卢比的拨款指标和15～20亿个人日就业机会的预期目标。“七五”计划的拨款指标为248.7亿卢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亿卢比，邦政府支出123.6亿卢比，预计总共创造14.45亿个就业人日。据“七五”计划前4年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亿卢比，已创造了14.77亿个就业人日（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8页。）。可以说该计划的实施是较为顺利的。

印度政府还于198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称为“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的新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的补充。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的资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筹集。“七五”计划由中央部门提供174.4亿卢比资金，其目标是在此期间创造就业10.13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卢比，共创造就业机会11.54亿个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总理宣布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该计划是由现存所有农村工资性就业计划合并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为贾瓦哈尔就业计划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亿卢比，占25.2%；用于乡村道路247.8亿卢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设166.0亿卢比，占15.0%；用于学校和社区场所86.8亿卢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亿卢比，占4.3%，其他项目280.0亿卢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共建成水井44.7万个；村落49，478个：建房148万间；学校16.8993万所；乡村道路67.4万公里；饮水井48.9万个；村庄储水池32.9万个；人工造林65.5万公顷。（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版，第367页。）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贫穷被界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状况。许多经济学家和组织对印度贫困范围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尽管他们据以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关于印度贫困状况的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即贫困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也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政府实施各种扶贫计划，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开始下降，但穷人的绝对数仍在继续扩大。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穷人缺乏财产基础；穷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应低；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贫困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中，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包括有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历来是印度经济计划的目标之一。“二五”计划说要改变低层人民的“状况”，“四五”计划又说要提高普通人和社会贫弱阶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保证“就业和教育”。该计划还强调要实施“全国最低需求计划”以便改善较低收入阶层的条件。尽管如此，印度穷人的数量仍继续增加。1971年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口号，从此把贫困问题提到了政府议事的中心位置。“五五”计划指出：“失业、半失业以及大量生产者缺少资源基础，特别在农业部门，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五五”计划提出，“将对失业、半失业和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发动一场直接的进攻。”（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对“五五”计划一种有利的方法》，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23页。）“六五”计划为此目的制定了一个反贫困计划即“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促进贫困家庭的自我就业，以便随着生产资料的转移，使他们得到收入，帮助他们跨过贫困线。该计划于1980年10月2日在全印5011个区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是按逐级补贴的办法，即遵循穷者最先受益原则，对部落民补贴资本成本的50%，边际农、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占33.3%，小农占25%，通过对这些家庭的投资，帮助他们实现或增加自我就业。所需经费由中央和邦政府按50∶50的原则来分担。“六五”计划期间为该计划实际支出166.1亿卢比，受益者总人数1656万。

“七五”计划期间该计划使1820万户家庭得到援助，其使用经费331.6亿卢比。除此之外，由金融机构发放了537.2亿卢比定期贷款。这样，总共投入868.8亿卢比帮助1820万户受益者，其中45%的受益家庭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1990～1991和1991～1992年度期间，该计划共支出391.9亿卢比，受益者为540万户，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受益者的比重上升为51%（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

“八五”计划期间，通过加大对每户援助力度，帮助受援家庭跨过贫困线。具体措施一是把对每户家庭的投资额从过去的6000～8000卢比提高为12000卢比，二是实施“家庭信贷计划”，把金融机构对受援户的贷款额扩大为2000卢比～25000卢比，使之能够跨进贫困线。“九五”计划为了重新调整乡村发展计划的方向并加大其贯彻力度以减少农村贫困，“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战略重点从个人受益转向群体受益，同时延长高投资水平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同时，援助的内容扩展为培训穷人的技能和技术改进以及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总的看来，扶贫计划中的扩大就业措施不同于就业计划，它是通过援助贫困户使之逐步具备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就业和最终脱贫。而就业计划则是为失业者安排就业机会从而使之得到收入。二者的区别在于，扶贫计划有“治本”的作用，而就业计划更侧重于“应急”。两类计划同时实施，可收相互补充之效。

三、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机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对于它带来的利益关系不平衡，必须由国家加以协调，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国家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国民收入进行宏观调控，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印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统、社会保险措施、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等三方面内容构成。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

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平价商店。印度现有45万多个平价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设有平价商店。按照规定，当局向低收入居民发放购物卡，这些居民持卡可到平价商店购物。目前平价商店主要供应小麦、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7种生活必需品，有的还供应茶叶、肥皂、火柴、食盐、豆类等重要生活品。为了保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印度政府每年拨出巨款进行补贴，仅粮食补贴一项，中央政府的支出已从1991～1992年度的285亿卢比增加为1997～1998年度的750亿卢比，1998～1999年度达900亿卢比（注：印度政府：《1998～1999年度经济调查》第67～68页。）。为了对公共分配系统进行监督，还专门成立了消费监督委员会。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欢迎。它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因为通过该系统，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费者获得平价商品，另一方面使生产者获得政府的支持价格和稳定的国家市场。

（二）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

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对工厂工人（20人以上的企业）和国家雇员，不包括小企业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其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令中：

《雇员国家保险法》。1948年通过，其目的是向工人提供强制和捐助相结合的健康保险，为病、孕、伤工人提供医疗帮助，现金补贴，为死亡工人的亲属提供抚恤金，为接受保险者在死亡时提供丧葬费。《雇员准备基金和其他专款法》，1952年通过，主要内容是向企业雇员提供准备金、家庭养老金和保证金相联系的保险。《煤矿准备基金和奖金计划法》（1948年），专门解决煤矿工人的保险。《养老金支付条例》，1972年通过，为企业雇员提供养老金。家属抚恤金方面主要有《1971年煤矿家属抚恤金计划》和《1971年雇员家属抚恤金计划》。在生育津贴方面主要有《1961年生育津贴条例》以及各邦的相关立法。此外，印度先后颁布了100多个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涉及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及人格保障等诸多方面，也是社会保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

个人五年计划篇7

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司令员萧劲光一边组织“搭架子”、“铺摊子”，一边考虑编制海军建设计划的问题。

1949年底至翌年初，、率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访苏期间，斯大林为支持新中国建设海、空军以实行拟于1950年下半年进行的战役，答应“以优惠条件”给中国贷款3亿美元。中苏两国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签字后，、当即决定。将其中的一半，即1.5亿美元用于海军建设，接着与苏方签订了购买1.52亿美元海军装备的协议。获悉这一消息，刚刚到位履职的海军各位领导，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罗舜初等，既振奋又兴奋。大家通过碰头会研究，达成一致意见：立即着手编制计划，利用这笔经费把急需的部队先搞起来，以适应的需要。

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计划编制工作启动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萧劲光，向他传达了中央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和中国的态度。说：形势的变化给我们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的时间往后推延。并具体提出，假如以50万人的话，即使分两次运，海军也还要准备几十万吨船。我们看待当前的形势，正确的态度应是“惧无根据，喜不麻木”。随后，萧劲光汇报了工作打算：初步考虑近期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具体讨论、研究一下海军建设的实施方针和规划问题。表示同意萧劲光的想法，说应该抓紧开个会，理理头绪。海军建设要从长远打算，制订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获悉海军要制订三年建设计划，于7月13日给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要加强海军建设，“就必须有造船厂、飞机厂”，“有了这两种厂能自造还不够，必须要有石油厂，才能强化起来”，“你们应有计划地请求燃料部，在三年至五年内，必须设油管”。接到信函，萧劲光专程去中南海，向报告制订计划的初步设想。请示工作。又当面作了指示：“应该利用现有的时机和兵力，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岛屿的防御工事、防御设备建立起来，把各起来。这一任务应成为当前的工作任务，且应成为首要任务之一。…‘不能单从打算，而忘记了海军的基本建设”。“海军的防卫在海上……要在海上建立生产、建立家务”。最后，他郑重提醒，“向军委打个报告，要求重工业部注意发展燃料工业”。

、的指示，为海军把握形势、制订三年建设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主持计划起草的罗舜初等，加班加点突击工作，7月中旬，“以执行作战任务之最低需要为基本依据”的《海军三年建设计划(纲要)》基本完成。计划中，确定了三年内要建立的舰队、航空师、海岸炮兵团的数目；提出了自造、改装和购置舰船、飞机、岸炮的设想、数目；确定了建设多少个基地、水警区、巡防区，修建多少个码头、仓库、机场、阵地，以及开办哪几所学校、培养多少名干部，等等。同时，还拟订了海军建设、装备发展须遵循的方针、原则。如在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关系方面，计划明确指出：“三年建军中必须从自力更生的思想出发，但又必须争取外援。所需舰艇，除非十分必要从外国购置外，力求自己修装、改造及自造部分船只。因此，建议政府发展造船工业，整理充实现有之江南、大连、黄埔、青岛等造船厂，并请求将黄埔、青岛二厂及上海修理厂移交海军作专门修理船只及制造小型舰艇用”，等等。整个计划为海军在三年内的基础建设，描绘出了一幅可喜的蓝图。

8月10日至30日，海军临时党委在北京召开了决定海军发展方向、大政方针的建军会议。作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与会人员，机关各大部领导，华东海军、大连海校等单位的领导，对《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对其中许多内容，从每个项目的具体数字到文字表述，都作了认真修改、补充。会后，萧劲光与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等四人联名，将《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与建军会议情况报告，一起报送军委并、。

《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原本即是遵照军委要求及、的指示拟订的。海军建军会议前的8月9日，萧劲光还和罗舜初一起带着计划初稿向及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作了汇报，对计划内容作了具体磋商。按说。即使送审计划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没想到，刚过两个月，《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就作了第一次大调整。

海军经费一减再减，三年计划改为五年H-划

1950年10月26日，与聂荣臻一起约见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共同研究海军建设计划及翌年装备订货问题。由于此时中央已决定出兵朝鲜，而苏联政府不同意出动空军入朝掩护中国军队作战，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加快空军建设，以利与美军争夺制空权，保障地面作战和交通顺畅。据此，提出，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要适当压缩。且具体提出，为了集中人力、财力加速空军战斗部队建设，使其能尽早开赴战场，海军要暂缓成立歼击机航校和海军航空兵司令部，目前可以在海军司令部成立一个管理海军航空部队的部门，成立水鱼雷机航校。同时，还说：购置装备需苏联提供，所以三年计划须先提请苏联海军帮助审查。为缩短时间，萧劲光可带着《海军建设三年计划(草案)》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负责人面商。

战争是大局，萧劲光等海军领导自然无意见。回机关后，他们迅即按照的指示精神对《海军建设三年计划(草案)》作了调整。11月下旬，萧劲光、罗舜初带着海军建设计划稿(题目改为《建设中国海军的初步计划》)抵达莫斯科。此行，在苏联派驻中国海军首席顾问库兹敏陪同下，萧劲光等参观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些军舰，参观了造船厂，与苏联海军领导就《建设中国海军的初步计划》及翌年提供海军防御设备的项目、数量等问题，进行了会谈、磋商。苏方未对中国海军建设计划提出异议。萧劲光以为，海军建设计划可能就这样敲定了。结果，回北京一个多月后，又发生了新的更大变化。

1951年1月的一个深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的指示：为了集中人力、物力支援朝鲜战争，将原准备给海军订货的经费大部抽出，主要用于解决朝鲜战场急需的空军和炮兵。1951年只能给海军少量经费购买教育器材、训练干部、准备条件，待朝鲜战争结束再来发展海军。

这一决策，对矢志建设强大海军的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大局看，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对海军建设无异于一次“急刹车”。这样一来，就不仅是像数月前暂缓航空兵建设似的局部削减，而是整个计划大变，海军整体建设大大推迟，但海军无可选

择。会后，萧劲光等海军领导立即召开会议，统一认识，讨论压缩计划事宜。经过此次压缩，海军建设计划连原计划的三分之一也不到了。

然而，经过这样压缩的新的三年建设计划，当年底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11月16日，中央军委整编工作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会议就海军建设计划再次作出决定：一要缩小，二要推迟。作了说明：根据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国家的财力，海军的三年建设计划要到1955年完成。换句话说，就是要将三年的计划改为五年计划，而且数量上还要减少。

按照这一精神，海军于会后将三年计划改为《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并大大减少了购置舰艇、飞机和岸炮等装备的数量，缩小了部队基础建设规模。12月12日，审阅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并将其转报、、，同时附函说明：“现送上请主席审阅批准，以便按此计划分五年订货，并拟在1952年先订五分之一约二亿零三百万卢布的货。”次日，批示“同意”。

之后，按照惯例，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电传苏联帮助审查。苏方反馈消息说，斯大林认为“计划小了，应扩大一些”。1952年初，海军经请示军委批准，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又对五年建设计划作了扩充。这样，海军建设计划总算基本确定下来。

磋商落实一波三折。最后达成中苏“”协定

海军建设计划一变再变，但两个基本点没变：一是主要用苏联的贷款，二是装备由苏方提供。基于这两点，加之《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作了扩充，所以最后的确定仍须请苏联海军帮助审查。为此，萧劲光于1952年4月至6月再次率团访问了苏联。

考虑到落实五年装备订货计划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磋商，这次代表团增加了人，行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萧劲光任团长，参加人员除罗舜初外，海军修造部部长林真、政务院重工业部船舶局副局长罗叔平等，也一起赴苏。他们此行在莫斯科待了一个多月，与苏联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苏军副总参谋长法金及各方面专家等，进行了多次会谈、磋商。当时中苏两国关系非常密切，军事情况彼此了解，几乎无秘密可言。所以会谈一开始，萧劲光就介绍了中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方针、五年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坦诚地提出请苏联海军帮助审查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等问题。此后，代表团或合或分，与苏联海军领导及有关人员具体磋商了当年订货、此后几年内需购置的武器装备和希望转让的技术等问题。总的说，这次访苏是成功的。双方先后进行正式会谈六次，还多次非正式地就技术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最后，当年订货定下来了，苏方对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表示赞同，并且对承担转让项目需要设立哪些机构等，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遗憾的是，没有签订落实订货的书面文件。访问结束前，罗舜初委婉地向法金提议双方签一个供货协议，法金回答说，这次会谈的结果，他们还要向政府汇报，所需经费也要由政府核准，待政府批准后双方签订正式协定，然后才能执行。

尽管代表团回国后，给斯大林写了信、打了电话，以表示感谢并敦促协商成果的落实，但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苏联政府通过“核准”的通知。于是，罗舜初于同年8月、翌年初又两次访问苏联，与苏联海军领导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和磋商。直到1953年6月4日。双方才达成共识，以两国政府的名义签署了《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按照签订时间，通称中苏“”协定。

中苏“”协定是由在苏联访问的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其主要内容是：

苏联政府保证在1953年至1955年内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和建造军舰技术上的援助。具体内容、项目，按“协定”的三个附件所列执行。

关于“”协定的内容，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直接购置装备的项目、数量，与上年磋商过的《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相比有了很大减少；二是装备订购计划只签订了三年。

其中第一个问题，即购置装备项目量减少，主要是受了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5日)的影响。斯大林对中国海军建设是支持的。特别是1951年、1952年两年，他为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大无畏英雄气概所触动、感染，多次表示，苏联政府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建设海军。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主动提出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应扩大一些”，致使军委、海军机关一些人把后来扩大了的海军建设计划称做“斯大林计划”。斯大林逝世后，苏方一再强调困难，无法按中方计划要求提供装备。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甚至讲不知道斯大林曾提议中国扩大海军建设计划，以及苏方曾审定过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事。所以，“”协定签订的数量，也是经罗舜初再三申明意见，全力争取才确定的。

至于“”协定中装备订购计划由“五年”改为“三年”，苏联方面强调，主要是因为“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已过了两年，订货计划只能安排三年，而余下的两年，须待下一个五年计划另行商定”。

看到“”协定文件后，萧劲光对比核算了一下，文件最后确定的购置装备数量，舰艇是原五年计划的三分之一，驱逐舰砍掉了一半，而飞机仅仅只有原计划的六分之一。还好，这只是五年建设计划的一部分――三年的订货，下面两年或许可以增加一些!然而。萧劲光这一想法很快被打消了，接下来海军装备经费，再次进行了缩减。

开国元勋共议海军发展，海军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最后敲定

“”协定签订后，萧劲光等海军领导遂组织机关业务部门按照协定中所列各项，制订落实计划，部署工作。然而一个多月后，即1953年8月，海军又接到军委通知：根据中央财经会议精神，为了做到外汇平衡和发展重工业，军费将有所缩减。军队各大单位要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新考虑原定的五年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要求。海军应本此精神将中苏两国签订的海军三年订货计划(即“”协定)，再行缩减，以减少经费尤其是外汇开支。

接到这个通知，萧劲光着急了。联想到部队日益繁重的护渔护航任务和面临的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战斗，他感到有必要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想法。经过慎重思考，萧劲光于8月24日直接给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自海军建立以来，恰值朝鲜战争时期，海军建设处于极次要地位，原来海军在苏订货之经费，大部转拨建设空军。海军建设四年以来，新增力量仅有46艘快艇(其中旧的36艘)、螺旋桨水鱼雷机32架(今后只能做教练机用)。小口径海岸炮四个团。如果再将三年计划缩小的话，现在我们已建设的各种学校，都很难维持下去。为了国家重工业建设削减军费，我们认为是应当的，但海军建设是否可以从整个军费内适当调整，以使其逐渐生长，以应付海上斗争的需要……

萧劲光这封信报送上去后，中央领导层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主持了对《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审查。在与会人员一一发言(多数人同意萧劲光的意见，认为不能再缩小了，也有部分同志感到经费上有困难)后，总结大家的意见，作了指示。他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同时，提出，军委和政务院有关部门要召开会议，对海军建设问题进行一次专题讨论。

遵照的这一指示，于1954年1月23日分别致函、黄克诚和萧劲光：“根据指示，拟于军委高干会后，四中全会开会前，商谈一次海军建设计划问题(具体时间另通知)。现将1953年12月4日在中央会议上对海军建设指示的纪要及海军提出的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规模和第一机械工业部提出的造船工业发展计划的报告材料共四件送上，请抽暇先阅。”

接到的信函，萧劲光深受鼓舞。迅即召集业务部门研究，起草了一个详细介绍海军五年建设计划依据的汇报提纲。

2月12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结束，即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了专题研究海军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会议。

这次会议出席人员规格之高、与会领导人之多，是空前的。他们是：军委、总部领导、、、、聂荣臻、谭政、黄克诚：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邓小平，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政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海军参加会议的有，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罗舜初、方强，参谋长周希汉。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主持。他点名萧劲光第一个发言，介绍相关情况。

萧劲光首先介绍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内容。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三年，即1953年至1955年，按照“”协定执行，购置规定武器装备及半成品材料；另一部分即五年计划的后两年，1956年至1957年，依此前与苏联方面的约定，再从苏联订购一批舰艇和造舰材料。前后两部分加起来，共需13亿多卢布，约合人民币十二万六千多亿元(旧币)。到会的海军其他领导方强、周希汉等也分别发言、插话，作了说明、补充，表示赞同萧劲光的发言。

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发言后，大家围绕海军的建设计划展开讨论。执掌政务院财政大权的邓小平说：“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关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的30％。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4万亿元。不管你想干什么，钱就是这些，否则只有改变30％的比例。”

黄克诚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着总后勤部部长，掌管军费全局。他接着补充：“按邓小平同志所说，第一个五年内的军费，除去经常费必须开支外。现各兵种提出的五年建设计划尚差七八万亿元。”

听他们几个说明情况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简单介绍了各兵种五年计划的概况，而后强调指出：“第一个五年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的30％的原则不要动摇。应以此为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

黄敬先向大家介绍了国家造船工业的状况，继而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除海军要求造军舰3万吨、辅助船6000吨以外，民用方面要求制造民船48万吨。从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来看，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随后，、、、李富春等相继发言，一致主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集中国家的财力发展重工业，各特种兵建设应尽可能缩减。

个人五年计划篇8

【关键词】 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经验教训

一、人民生活改善较快的时期及其原因

1、“一五”计划时期

1957年，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其中城镇居民205元，比1952年提高38.5%；农民为79元，比1952年提高27.4%。职工人数2451万人，城市失业问题基本解决。全国职工平均工资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由于农业税的征收额一直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1957年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20%左右。195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长2倍多。

2、“六五”计划时期

“六五”时期是继一五计划时期后的又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六五”计划特别强调，要通过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五年中，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幅度之大是建国以后没有过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9%。五年合计安排就业劳动力3500多万人。人民居住条件有了改善，五年中，城镇住宅竣工面积6.3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32亿平方米。与之前28年相比，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年均21%上升到42.6%；城市公用事业投资比重由2.7%上升到7.7%，住宅竣工面积由年均2364万平方米提高到8463万平方米。

农业中出现了重副轻粮的倾向，1985年粮田面积调减过多，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五六千万亩，粮食比上年减产7%。

3、“七五”计划时期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1990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2150元，比1985年增加1002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2.5%。包括工资外收入和就业面扩大因素，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实际增长3.1%。1990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034亿元，比1985年末增长3.3倍。“七五”时期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2070万人。

在改革过程中，决策层在指导思想上急于过渡，没有把握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急于进行改革。在1988年上半年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下半年的“价格闯关”，敏感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的出台，引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抢购风潮，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态势，导致了原有计划的大转、急刹车，从而开始了以后三年经济上的治理整顿。

4、“八五”计划时期

“八五”期间，城乡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均增长10.6%。贫困人口由8500万减少到6500万。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6.7平方米提高到7.9平方米，比原计划多出0.4平方米。电话普及率由1.1%提高到4.6%。城镇职工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

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亿元，居世界第七位。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七年时间又翻了一番。这五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是建国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五年。

5、“九五”计划时期

1997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到1998年底，除已经再就业外，还有610万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 3.4%，处于90年代以后的最低水平。

1996年上半年农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实际粮价走跌，粮食收购价格也随之下降。1997年下降4.5%，1998年又下降8.0%。1997年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4.6%，比1996年下降4.4%，1998年农民收入增幅进一步下降到4.3%。从1997年10月份算起，到1998年12月份，物价（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是改革开放以后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九五”期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0.6%。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分别为4998元和1670元，与1995年的3538元和1310元相比，分别增长41.3%和27.5%。

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竣工城镇居民居住面积比“八五”时期多50%；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0.3平方米，增加2.2平方米；家庭住房自有率超过70%。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增加3.8平方米，达到24.8平方米；住房质量有所提高，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的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5%左右。轿车开始进入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汽车拥有量达到0.51辆。

城镇居民消费中，食物性消费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由1995年的49.9%下降到2000年的39.2%。在农村，恩格尔系数由58.6%下降到49.1%，按国际标准，“九五”末中国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

“九五”末期，中国总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的格局大体是：67%，12%，21%。这表明，居民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储蓄和积累主体，部分经营较好的企业开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

6、“十五”计划时期

前四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增长都在5%的计划指标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接近5%的计划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有较快增长，年均增幅在两位数左右。特别是这几年物价稳定，年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只有1.2%，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最好时期。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58.3%和29.2%。城镇新增就业4200万人。住房、通信、汽车和服务消费大幅度增加。

7、“十一五”规划时期

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进步。城镇新增就业5771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建立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民的生产补贴资金2011年达到1226亿元。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5%到40%。粮食产量屡创历史新高，2010年达到1.09万亿斤，连续7年增产；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实现持续较快增长。

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10%。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4.32亿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8.35亿农村居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7810亿元，比五年前增加5800多亿元。大力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使1100万户困难家庭住上了新房。

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甚至下降的时期及其原因

1、“二五”计划时期

“二五”计划是我国历经的五年计划中指标变化最多、变化幅度最大、实施效果最差、主要经济指标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严重的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年均增长0.65%，最高年是32.2%，最低年是-31%。工业总产值增长19.9%，年均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年均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5.4%。而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了87.7%。

1965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积累率从1962年的10.4%恢复到1965年的27.1%。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二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分别为14.6%和20.6%，均低于一五时期的33%。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中，用于住宅的投资比重，二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分别为4.1%和6.9%，都比一五时期9.1%少，年均绝对额也少于一五时期。

由于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重工业建设，加之农业的地产与歉收，致使人民生活水平受影响。全部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一五时期为5.1%；二五时期为-6.3%，三年调整时期为6.1%，8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一五时期。8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以1952年为100），全部低于1957年的水平。“二五”期末的1962年和三年调整期末的1965年，粮食、食用植物油、各种布、牛羊肉、家禽、水产品、卷烟、酒等消费品的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

2、“三五”计划时期

1967年8、9、10三个月，全国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状态。1968年，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经济运行也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继续倒退，成为“”中下降最多的一年。两年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

1969年，计划完成较好，经济有了较大恢复，但是仍然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钢产量、铁路货运量、粮食产量都低于1966年，财政收入比1966年还少31.9亿元。

1970年年初起，经济建设掀起了一场跃进。当年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和三五计划。但是，“三五”计划是在1970年的高投入下得到了完成。积累率过高，由上年的23.2%急剧上升到32.9%，实际投资总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55.6%，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70年农业除粮棉外，其他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是赶不上1957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

3、“四五”计划时期

在国际紧张形势和国内“”的影响下，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导致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失控的现象。1971年事件发生后，主持两年经济调整，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农业经济遭到严重影响，在缓慢发展中形成了两次大的波动，出现了1968年、1972年的负增长。分别有政治动乱、大旱灾的客观原因。1967年至197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仅为2%，比1952年至1995年43年年均增速的4.3%低2.3%，不及其一半。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从1965年的544斤增长到1978年的637.4斤，增长3.4%。

4、“五五”计划时期

1977年和1978年，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倾向。1978年，粮食总产量尽管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的粮食、油料产量，分别由1957年的5.1斤和13.2斤下降到1978年的4.6斤和11斤。

1979年4月，中央明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9年、1980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30.8%，农民从中得到277亿元的好处。两年内，国家安排了18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提高40%以上职工的工资，并通过实行奖金制度，发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1980年同1978年相比，积累率由36.5%下降到31.6%。用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城市公用事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等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由17.45%上升到33.7%。

“五五”计划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1.2%。5年内城乡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6.8%，而前十年只提高了24.1%。1979年，企业一般都发了相当于两个半月左右标准工资的奖金，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从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在1950至1978年的29年间，我国农业有5年出现负增长，3年持平，9年实现2%到5%的增长，7年增长6%至10%，5年增长10%以上。到1978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元左右，近25%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僵化的农村经济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十二五”将成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黄金期”

个人五年计划篇9

当今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由市场主导，资源分配基本靠市场决定，而不再是计划目标。海外观察家好奇为什么中国还要不时颁布新的五年计划呢?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在内的外部震荡也很容易破坏发展计划，导致某些计划过时。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都不再制定长期经济目标了，主要依靠货币财政政策等短期经济工具来管理经济波动。就特定的长期发展问题而言，各国政府可制定产业政策或地区发展政策，但往往不会像中国五年规划那样制定全面的长期性规划。

可以说，1980年之后五年规划的重要作用更偏向于“政策参考”，为中国政策制定者提供某种长期发展眼光。由于中国是非常庞大和多样化的经济体，中央和地方的发展是多方向推进的，因此需要一个全国性规划从一体化的宏观角度来考量庞大经济体的运作情况。

事实上，中国经济规划工作的“非计划性”功能早已超越了原先的计划性作用。花两年时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就是一个实例。除了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官员外，不同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专家以及派和众多行业团体代表，都参与了规划草案的起草咨询。更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也参与进来，根据本地实际提供了具体的意见建议。毋庸置疑，规划草案工作历时这么长，确实为广泛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人群参与并了解当前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突出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精英们也得以此认识这些挑战的应对之道。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与公众每隔5年都能概括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情况，这就好像是一种经济民主的实践形式。

从政治上说，整个规划起草准备进程就像是中国精英建立共识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届中国政府都如此重视这项工作。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是在利用推出新的五年规划这一机会来评测过去计划的执行情况，看看实现了哪些成绩，今后还需要做什么。

个人五年计划篇10

通过近期我对“两会”精神的学习，以下简要分析“十二五”规划，希望能与大家共同探讨研究：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按照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的要求，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中国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也就是未来5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应将“富民”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中国刚刚隆重庆祝了60岁生日，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其次，“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2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便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上述三点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过去的十一个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