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会议纪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制建设会议纪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充分发挥人大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决策和把关作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党工作的大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主题。近几年来，区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正确行使对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五年先后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工作汇报85次，其中属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议题达62次，占71%，同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决定和书面审议意见36个，有效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月，常委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情况汇报后，作出了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培育、壮大民营工商企业等4条决定，督促了企业14项自的落实，促进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步理顺，支持政府制止“三乱”、减轻企业负担和转换机制。督促和支持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等文件。月，常委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常委会紧扣民营经济发展，组织本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进行视察和调研，决定了工业开发区和10个专业市场和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条街的规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条件。

充分发挥人大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近年来，常委会围绕区委工作中心，积极参与重点工作。常委会正副主任分别挂包、联系了1-2户企业，经常深入企业调查，与班子领导和职工座谈，引导企业走向市场，积极为企业出谋献策，主动为企业争取项目和资金，并拿出领导的包干经费，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常委会主要领导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人大工作的实际，撰写了《人大在经济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调研文章，在《民主法制建设》和市委《调研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同时，常委会十分注重人大监督的实效性，坚持每审议一个议题，就实实在在解决一，两个具体问题的原则，不说空话，不发妄议，不提难以操作的意见，不作不切合实际的决议，尽可能摒弃流于形式的监督。为提高监督实效，他们一抓会前调研，二抓审议意见的落实。常委会主要领导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在会前深入最基层搞好调查研究。调研的方式视议题的特点而定，对经常接触、情况较熟悉的议题采取各工作委室自组调研方式；对专业性比较强的议题，采取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带领有关部门和邀请有关人大代表参与的方式，调查掌握基本情况，并要求调查者形成书面发言材料，供会议审议参阅。对会议审议意见的落实，他们采取了四种方式，

一是对重大问题形成的决议、决定用常委会文件发出；

二是常委会会议形成的重要意见用《审议意见》发出；

三是主任会议形成的审议意见用《主任会议纪要》发出；

四是形成的一般性意见用《工作通讯》发出。

将这些意见和建议交由“一府两院”办理落实。在年底，常委会办事机构进行认真清理，逐条汇总，用办公室文件形式告知“一府两院”，做好专题汇报准备，并列入下年度首次常委会会议议题。如：月，主任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城镇工业经济情况汇报后，将审议意见用《主任会议纪要》印发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区政府年终汇报办理工作结果时，由于区政府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了对工业企业的领导力度，加快了国营、集体企业的改制力度，出台了相关的扶持、发展政策，赢得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领导重视措施力，工作扎实效果好”的一致好评。

篇2

关键词：期货市场期货法法律制度

一、其他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最早于1848年成立时，美国并没有相关的规范期货交易的法令，这些市场仅仅依靠交易所自定交易规则。由于长期缺乏监督管理，一度导致市场局面混乱，囤积现货、炒作期货价格、非法交易及欺诈等事件层出不穷，于是美国政府1916年通过《棉花期货法》试图改善市场环境，但该法仅就棉花等级加以规范，对期货交易行为未作规定。

1921年，第一个涉及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法》应运而i，但1922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确定该法案的个别条款因赋税问题而被宣布为违宪而失效，此法后重新修订并改名为《谷物期货法》，以管理当时境内九家期货交易所。《谷物期货法》于1922年9月21日正式颁布，这也是美国期货交易法正式存存的开始，该法要求所有期货交易应在规范的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所应公开更多的信息及限制市场垄断的数量。所以该法最终还是约束了交易所本身。

由于受到1929年股市崩盘及经济萧条等事件的影响，以及为与1933年、1934年证券法配套，于1936年，1922年的《谷物期货法》被修订为《商品期货交易法》，此后就存在的问题多次进行小规模修改。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的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会根据新的市场条件，对1936年《商品交易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将新法规定名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1983年被修改为《期货交易法》，1986年又被修改为《商品期货交易法》。1992年由于《商品期货交易法》在修改中较多的引入了一《期货交易实践法》的草案内容，所以又称为《期货交易实践法》。此外，鉴于当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理规范烦琐、缺乏弹性，导致期货商及期货交易所丧失海外交易和柜台市场业务的竞争优势，美国于1998年开始修订《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该法案并于2000年12月ll目正式通过，其又被称为~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需要注意的是，该部法律名称定义仍为《期货交易法》。

(二)台湾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台湾期货业的发展，特别体现了台湾对待市场开放的态度。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期货市场的发展顺序相反，台湾先开放外国期货市场的交易，再设立本地的期货市场。l993年1月10日，”境外期货交易法”正式开始实施，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通道，台湾的期货交易进入了一个新局面，但岛内期货市场的立法和交易所的筹设却迟迟未能如期完成。

1997年1月9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分别推出”摩根·斯坦利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和”道·琼斯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在这种彤势下，台湾期货市场的建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继1993年台湾”境外期货交易法”通过生效后，规范岛内外期货交易的基本大法”期货交易法”，1997年3月26日公布并丁-同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了主要调整期货经纪商行为的”境外期货交易法”。1997年9月正式成立台湾期货交易所，随后开始进行境内期货交易。台湾”期货交易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预示着台湾期货交易法律制度初具规模，而且也有助于岛内期货交易制度的建立和规范运作，同时为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台湾这种独特的经验，对于大陆期货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有很大参考借鉴意义。为保障证券和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于2002年7月17曰公布了”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施行。

(三)香港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香港政府一贯采取不十预的经济政策，基于这个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政府对证券及商品i场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管，而在1973年至1974年间发生的股灾，促使政府开始逐步推行系列监管市场和保护投资者的措施。1973年香港政府颁布的《商品交易所条例》，禁止开设及经营新的商品交易所：l975年香港立法局原则上赞同在香港成立一个商品交易所的建议，其后当局制定《商品交易条例》，使交易所可以在香港依法成立。1982年香港政府对《商品交易条例》进行了适当修改，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管。《商品交易条例》作为政府管理期货市场的法规，对期货市场政府监管机构一商品交易事务监察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和义务、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及管理、交易商的资格和管制以及期货交易的惯例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为期货市场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香港的证券及期货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进行监管。《证券及期货条例》整合及革新了10条规管证券及期货业的条例，其主要及附属条例均已于2003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四)国外及其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演变的启示

纵观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立法道路，比较而言，期货市场立法的主要模式可以概括为：1．”先有期货市场，后有国家立法，先产生期货市场规则，后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性的法律”。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了期货市场，进而‘步步的产生了期货市场的运行规则，当规则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期货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后，国家才有了立法。2．”先有国家立法，再依法产生市场，国家法律与期货市场的规则同步产生。”这种模式的产生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其本国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是一体化的，而这些国家与期货发达国家又处于不同的时区。

二、我国期货市场法律发展演变

在我国，1991年郑州第一个期货合约挂牌交易，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开端，至今已经过10多年风雨历程。在期货市场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的期货法律制度。但期货市场发展至今，这些”条例”、”办法”早已不能适应曰新月异的市场现状，期货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前进的障碍。

(一)从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针对国内期货市场的盲目发展、一度失控，1999年国务院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强调规范和整顿，对期货市场的有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数年以来，《暂行条例》在实现整顿目的的同时，也限制期货市场的发展。2007年初，国务院通过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颁布实施，取代《暂示条例》发挥作用，新《条例》分别对期货交易所的组织架构、期货公司的业务范围、期货交易规则、期货业协会的权利义务、期货监督管理的原则与措施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很多细则都是首次提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务实精神，为中国期货市场的积极稳妥发展奠定了实的制度基础。存

《条例》出台之后，中国证监会将颁布包括《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公司管理办法》、《期货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以及《期货公司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监管细则以配合《条例》的实施，推动我国期货法律规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从最高人民法院1995《会议纪要到2003年规定》

199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法院审理期货案件座谈会，根据当时反映到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于1995年10月27目了《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虽然没有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是它的及时对于规范期货市场秩序、审判大量的期货交易纠纷、制裁期货市场巾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期货纠纷案件的过程中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2003年6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丁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同年7月l日施行。较之《会议纪要》更全面具体，突出体现了严格按照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原则，更加强调了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原则，进一步确立n场各方都应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民事审判原则，更具公JF性和可操作性。但是，由丁此司法解释没有主法(《期货交易法》)作依据，其存往的法律瑕疵也较为突ljj，主要表现为：承担法律责仟的主体表述失当；权利义务与应承担的责任缺乏必然联系；权利、责仟失调，有迎公平、公正原则；举证责任过于笼统、宽泛，为期货市场法律纠纷埋下了许多伏笔等。

三、我国期货市场未来法律展望

当前规范期货市场运转的只有国务院l999制定，并于2007年3月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此后证监会修订的四个《管理办法》。这些法规方面是效力层次较低、不够系统：另一方面是这些法规存期货交易制度构造上也有许多不合理、不科学之处；内容多为基于行业行政管理的内容，关于期货交易的规定较少。完善我国期货交易法制、探索完善的期货交易制度，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我幽的国情及借鉴罔外经验，我国应当建设期货市场的同步建立完善的期货法律体系，刖法律和制度来促进市场的有序运行。针对当前期货法律制度的不足，新的制度建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l、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明确各交易主体的责任。由于现行法律体系的零散与混乱，期货交易行为缺乏统‘的管理规范，同类交易事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存司法实践中往往会有争议，从而增强了期货交易的不稳定性，弱化了司法的权威性。因此，期货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范期货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和后果，允分体现Jl{i管的处罚度。

2、以法律的形式充分保护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在期货交易的市场中，最重要的卡体式期货投资者，其关系若整个期货市场的命脉。南J规范期货交易的法律体系没有构成，期货交易行为没有统‘明确的规范，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例比比皆是，冈为能援引法律加以救济，投资者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长此以往，将打消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丧失对整个期货市场的信心，这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必须允分重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3、兼顾宏观的经济利益。期货市场体现的是一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部分，其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一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地位和发展，所以，期货市场必须与同际接轨，与国际经济同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期货品种推出机制却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其他国家的交易所出现的”中国指数”期货就危及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安全，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因此，从宏观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制定完善期货法律制度是势在必行的。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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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并购；股权转让合同；合同效力

2006年8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以“2006年第10号令”联合公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并购规定》）。该规定对外国投资者针对境内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了规范，使得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规范更加完整清晰，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但是，该《并购规定》在起股权转让效力上设定的并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的那么明确，从而造成了实务中的误解，笔者就碰到过类似事件。现笔者从该合同效力的两种可能性出发，探讨其效力。

一、 股权转让合同经签订成立并生效

依照《并购规定》第六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登记。” 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境内企业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均应经过审批机关（指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且投资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报送包括外资并购合同在内的申请文件。但是，这样的审批是否是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则需要细细斟酌。

1、在有关外商投资领域的法律与行政法规中规定须经审批机关批准而生效的合同的条款大致分布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之中。我们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下称《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转让无效。”来与上述的《并购规定》第六条比较，从两条规定的文义上看，《并购规定》对于审批机关的批准对转让合同的效力并没有做出具体表述，而《实施条例》则明确表示了不经审批机关批准则转让无效。也就是说如审批机关不予批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且当事人并未将审批机关的批准约定为外资并购合同生效的条件，则此等不予批准的后果仅为各方当事人不得履行外资并购合同中有关购买与转让境内企业股权或资产的约定，而并非产权转让合同不产生效力。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这样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又对第52条解释如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我认为可采取如下三个标准区分：（1）分析法律规范的内容。如规范中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实施条例》第20条就属于此。（2）分析规范所禁止的对象。如规范所禁止的对象是行为效果，则是效力性规范。如规范所禁止的对象不是行为效果，只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或者禁止的是行为的外部条件如经营资格、经营时间、经营地点等，而允许有资格者经营或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或者时间、地点作出行为的，因此时规范的本意不在于禁止行为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这类规范是管理性规范。《并购规定》第6条中的规范对象显然属于行为方式。（3）分析规范所禁止的目的和违反规范的后果。如规范的禁止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且违反该规范必然导致直接损害自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的，则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如规范虽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违反该规范只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当然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则该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此外，还可以有一个辅助标准，即分析规范的禁止令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如针对的是一方当事人，该规范应当为管理性规范，如针对的是双方当事人，则要立足前述两个标准再深入分析。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并购规定》第6条明显不是效力性规定不对合同的生效发生影响。

3、外资公司购买中方股东在境内企业的股权，再与另一中方的股东成立中外合资企业，这是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操作流程。在这个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公司需要与中方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与另一股东签订合资合同。这两个合同根据相关法律是都需要向审批机关审批，股权转让合同如上文所述，而合资合同则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之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而在此，我们只看到商务厅对于变更中外合资的批准证书，并没有看到审批机关对于外资公司购买中方股东股权的核准。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在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过程中，因为涉及两道审批程序，繁琐且冗长的过程会有公权力干预私法行为之嫌，于是，立法者在立法时考虑此点而将《并购规定》中关于审批及于合同的效力不做规定。①

4、对于外资股权并购合同的生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亦有相关规定。该会议纪要第七项列举有以下三类须经审批机关批准而生效的有关外商投资经营企业的合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但该第七项中并未列举外资并购合同。该会议纪要系于2005年1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所，而当时由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所制定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暂行规定》（已被《并购规定》所替代）已施行两年有余，且其中业已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须经审批机关批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将上述部门规章规定之应被报送审批机关的外资并购合同，排除于须经批准而生效的合同范围之外。

综上，我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自签订起便成立且生效。

二、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成立，经审批通过后生效

从《产权转让合同》成立未生效，其生效时间为批准之时这一观点出发。

相比于公司法对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的登记制，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审批制。如《并购规定》 第六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登记。”此外，原对外经济贸易部等1997 年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 第3 条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按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从以上规定可知， 与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经成立立即生效不同， 外资企业股权并购合同必须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才能生效。因此，无论是企业的设立还是成立后的变更，都应当经过行政部门的审批，并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关于未经审批的外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行政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可根据补办审批情况认定为效力待定。②第三种观点认为已经实际履行了的可以认定有效，然后要求其补办变更审批和登记手续。③我认为，合同有效或者无效是因为合同符合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自始具有或者不具有约束力，它们的效力都是确定的，不会因为相关事项的变化而变化。而效力待定的合同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可能通过一定的补救措施成为有效合同，也可能因为一些条件的不成就无法生效。未经审批的外资股权转让合同已成立未生效，其效力取决于合同审批的结果，处于待定状态：如果审批通过，则该合同自始有效；如果未通过审批，则合同确定地没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 年8 月5 日的《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 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 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我认为，这里的未生效就是指效力待定，可以通过补救成为有效合同，在股权转让的情形中，其补救措施就是报批。

也可以从立法目的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内外有别、内松外紧的投资政策， 即对国内投资兴办企业实行较为宽松的登记制度，而对外国投资则普遍采用审批制度，我国也不例外。④之所以对外商投资实行审批制度，主要是出于外资管理、产业政策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即通过审批，一方面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适合我国国民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避免外国投资过分集中于少数经济部门， 造成我国经济畸形发展。另外，还可以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有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以及重大利益的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部门， 防止外国资本对我国政治与经济命脉的控制和渗透等。除此以外，外商审批还可以优先引进先进技术、避免重复引进等， 促进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国的外资审批制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为充分贯彻公权力对私法行为的适度干预，并早日确定转让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认为，应当严格区别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变动的效力。其中，股权转让合同自股权转让合同被审批机构批准之日开始生效，而非股东名册变更之日，亦非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之日。毕竟，股权变动以及股权变动事实的公示仅是合同履行的结果，而非合同生效的条件。恰恰在审批机构审批之日，转让双方的契约自由获得了公权力的首肯。

三、结语

关于以上两种解释，其实都出自于笔者在实务中的法律意见书中的阐述，在实务中以及业务讨论中，大家也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分歧，希望有关机关能够出台进一步的解释，消除理解上的障碍。并且，笔者关注到目前十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简政放权举措，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笔者大胆认为，在没有法理障碍的情况下，外资股权并购中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审批，其效力应为有效。（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参考文献

[1]杨莉，周双.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企业操作解析[J]国际商贸，2011，12

[2]江必新，何东林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3]蔡毅.涉外股权纠纷案件之法律适用[J]人民司法，2006，7.

[4]张远堂.外资并购实务操作[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5]王道佑，李莉.外资并购的法律问题与登记实务[J]法制建设，2007，4.

注解：

①参见杨莉 周双 《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企业操作解析》，国际商贸，2011，12

②参见江必新 何东林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367页―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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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项目；档案管理；问题

对工程档案的管理是整个工程建设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指建设项目在立项审批、招投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竣工验收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的以纸质、胶片、磁介、光介等载体形式存在的全部文件，包括前期文件、竣工文件和竣工验收文件等。保证工程档案资料的准确、完整和系统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工程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刻不容缓。

1. 工程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

1.1 完善工程实施状态，确保质量、进度、安全的全面控制。目前我国诸多工程项目一般采取项目经理承包责任制的方式，由项目经理全权负责工程施工的质量、进度、安全等，以便突出工作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经理承包责任制对确保工程项目的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中，针对不同内容，确定不同的目标，只有在工程项目完成后，所有目标达到先前所制定的考核标准，项目承包奖才能得到兑现，如果将工程施工文件归档工作也纳人到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中，就能保证工程施工文件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

1.2 建设工程档案是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设工程立项文件是建设工程项目决策、审批、确立过程的真实记录，在建设工程施工之前，建设工程档案就开始产生并积累。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已经形成并积累的文件被称为建设工程准备阶段文件，项目经费落实和项目预算编制、概要设计、招投标、及项目具体实施的根本依据。而项目预算、概要设计、招投标产生积累的文件材料又是项目勘察测量、详细设计的依据。如果把这一个文件积累过程从建设工程中剔除，建设工程是根本无法成立，也是无法开展的。在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砖块等使用前，必须要经送检合格才能使用，这些检测文件材料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在建筑材料使用进程中，应该根据指令实施，如用什么标号水泥，怎么配比，用量多少等，在实施中还有旁站监督记录和检测记录，出现了问题还有调整指令和变更说明等等，这些都需要工程资料来指导。

1.3 建设工程档案直接反映建设工程质量的好坏。建设工程质量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质量问题是重中之重，建设档案的管理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工程质量的好坏，随着建设工程项目广泛实施和现代科学管理思潮的发展，对建设工程质量有了严格的定义，即建设工程质量是指工程满足业主需要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的特性综合。相信在档案管理的前提下，工程质量也会更加得到重视。

2. 如何完善工程项目档案管理

2.1 做好项目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先期介入，控制为主。在工程准备阶段，建设单位首先要贯彻精神，把档案方面的规定要求向参与的单位和部门进行宣传。每一个工程的建设都会涉及设计、施工、监理等多个单位以及建设单位不同的部门。不同单位和部门在工程的各个阶段又有不同的资料收集任务，所以必须落实好各单位、各部门的责任。因此，为了确保每个基建项目的档案资料能按时、按质、按要求收集齐全，建设单位首先应在各种施工合同中明确有关单位在档案资料收集方面的要求及违约责任，做到以预防为主的重点。

2.2 档案管理要明确范围，突出重点。总的来说，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必须经过工程准备、监理、施工、竣工验收等几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必然产生不同的文件资料。例如，在工程准备阶段有立项文件、建设用地审批文件、勘测设计文件、招投标文件、开工审批文件、预算文件、工程管理机构文件等；在监理方面有监理规划、监理会议纪要、进度控制、质量控制、造价控制和监理总结等；在施工阶段有土建工程资料、安装工程资料、基础设施文件、材料检测文件和各种施工试验及施工记录文件等；竣工验收阶段有综合竣工图、专业竣工图、工程竣工总结、竣工验收记录、工程决算及交付使用财产文件、声像及电子档案文件等。不过，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使用功能的项目在每个阶段所产生的文件资料又有所不同。因此要把握重点，抓住主要环节。

2.3 促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2.3.1 档案工作人员要树立档案信息意识。哲学认为意识具有能动性，一定的社会意识就具有一定的社会能动作用。那么社会档案意识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必然有能动的影响，成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推动力。所以，档案信息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观念信息化”。档案工作人员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力量，他们的能动性事关信息化建设的成败，只有让档案工作人员在思想上树立档案信息的意识，认识到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档案工作人员才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才会主动关心档案信息化建设事业，认真做好信息化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主动思考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中各种文献信息的渗透和融合，促使档案信息化建设与其他社会信息事业相互结合，共同发展。

2.3.2 提高档案信息化水平技术。

（1）配备计算机、服务器、交换器、路由器、扫描仪等硬件设备。系统软件的开发应用或完善，可通过计算机系统软件的操作进行培训及推广，逐步建立同一平台为分中心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档案中心目录及全文的数字化。档案信息数据输入是目录中心的基础性工作，对各职能部门每年移交的大量成果档案资料，边整理边输入，从信息源头抓起，建立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实施纸质档案和数字档案“双套制”工作模式，避免重复劳动，不但能节约人力和财力，而且也会大大加快了档案信息数字化的进程。

（3）对上网信息进行密级界定。首先制订密级标准，对室藏档案按公开、内部、秘密、机密进行界定；其次对档案信息使用者进行网上身份验证，对不同身份的使用者提供不同的信息查询权限，以保障软件系统的安全。

2.3.3 提高档案信息管理水平。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和电子政务的加快推进，使档案基础建设的重心向档案信息化建设转变。现今，在计算机管理渗透的形式下，计算机管理软件的应用为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档案部门建立自己的局域网，添置计算机、光盘刻录机、扫描仪等，在系统开发和档案利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随着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如何安全且高效地管理电子档案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早在2002年，国家档案局就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要求电子文件形成单位和接收单位认真做好电子档案的管理等工作。因此，选取适合电子文件形成单位自身特点的档案管理软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录入、开发利用等工作是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

（2）档案管理软件的对象是电子文件，通过选取合适的档案管理软件，不但可以达到科学、高效管理电子文件的目的，而且电子文件作为信息资源，经过软件的整合和开发，既是电子文件形成单位的有益积累，又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取适合的档案管理软件是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付诸实施的重要媒介。信息化建设理念，需要科学的档案管理软件作支撑，单纯以传统方式管理大量电子文件，绝非明智之举，档案管理软件集功能全面、智能、便捷、高效等优点于一身，是疏通信息化建设管理脉络，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关键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成败。

（4）从安全角度来说，优良的档案管理软件自身的安全设置，如访问授权、用户安全级别、密码设置等功能模块，已成为电子文件管理、利用的一道坚实屏障，能有效地确保档案信息安全。

2.4 进一步提高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计算机和信息管理化知识，只有对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系统有了足够的了解，才能参与本单位的软件开发工作，才能提出正确信息需求，使系统运行保持在良好状态之中。

提高认识，加强培训。一是要提高各档案馆（室）对新形势下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上强化服务意识。二是加强对兼职档案员和档案管理人员以及施工单位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素质。三是加强档案宣传力度和档案法制建设，对严重影响基建档案质量的，就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结语

总之，相比一般的档案管理，工程项目的档案管理更加具有系统性、专业性。其档案贯穿于工程实施的全过程，因此，是对工程项目的一个更加直接有效的控制，因此，在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已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切实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刘来芳. 对建筑工程技术资料管理若干问题的分析和建议. 城建档案， 2007，（09） .

[2] 张海艳，文毓初. 浅谈工程项目档案的管理. 科技信息， 2009，（02）.

篇5

关键词 成人高等远程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 存在问题

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对于提高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水平，起到了很好的督促和提升作用。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建设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质量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

1、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效益与办学质量不协调。目前，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发展的规模都比较大、发展的速度都比较快，但与此相要求的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的基础设施、师资条件、教学资源、管理水平、资金等办学条件还未跟上。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追求的主要是办学规模与效益，由于办学条件跟不上，造成了目前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办学质量不高，引起广大学生、家长与社会用人单位的强烈反响。

2、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战略地位未落实、成人高等远程教育作用未发挥。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并没有被全社会所有的人所认识，有的即使认识到了，但却没有付诸实现。“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和随意撤并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机构，调离老师、占用校舍、减少经费、漠视质量的做法经常发生。有的主张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附属和补充，可以纳入这“三教”之中，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等等。这些轻视和反对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思想和行为，对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对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更是不利的。

3、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合理解决。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遇到了不少困难。如宏观调控不够，体制不完备，办学自主权未得到充分保证，成人高等远程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科技发展，及时提供直接有效服务的机制尚未形成；教育结构和体制还有待完善，特别是面向广大农村和基层服务的成人高等远程教育严重不足。教学上的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特色体现还不够，教学质量有待提高，办学与需要、教学与实际、学习与使用的“三脱节”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办学效益还有待发掘；教师队伍素质设备等基本办学条件亟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急需得到政府、社会和学校的合理解决。

4、在学校内部未对影响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的所有因素进行监控，是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自身的责任。这种质量监控活动是通过不断地自我评价、自我改进和自我提高过程实现的。因此，真正持久的教育教学质量应是学校内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单靠学校外部的质量监控是难以保障其教育质量的。在现行的质量保障体系中，由于对政府组织的外部评价的高度重视而实际忽视了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内部的自我评价，没有把它看作是整个质量保障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只是将其视为质量保障的对象。这种质量意识不强的结果：一是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普遍缺乏加强质量管理的内在动力；二是部分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片面迎合政府评估需要；三是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与政府、社会之间内外脱节，降低了质量保障的作用。

5、未能认识到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涉及与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有关的所有要素和功能，它输出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信任和声誉。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片面认识，要么将其等同于精英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要么将其等同于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要么将其等同于普通高等教育评估体系，要么将其等同于学校内部的质量管理和自我评价；要么将其等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引入ISO质量保障体系等等。

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质量意识不强还表现在：一是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民间出台的各种具体的评价标准、方案、体系等得不到承认和采用，被束之高阁。二是设计方案不够合理。我国对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教育工作实行合格评价，随机性水平评价和优秀评价三种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不同的评价。但这种划分累赘、重叠，且极难界定，无法反映特定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的教育工作在同行中所处的质量水平位置。三是评价服务功能未得到充分体现。总结性评价过多，形成性评价过少，评价更多地集中在评比和选优上，关注评价结果而疏于诊断问题，对如何帮助被评单位改进工作、提供服务重视不够。四是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未形成气候。五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忽视、漠视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不健全

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立法滞后、法制建设不健全。

首先，以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为例，立法滞后表现为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实行的是“先上马，后备鞍”，即先建校、招生、开学、授课，后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明确规范的设置标准。中央电大和各级省电大一般是1978年建立、1979年招生开课，而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广播电视大学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是1988年制定并颁布试行的。此后，关于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立法工作又长期停滞不前。法制建设不健全还表现在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法规制度几乎都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决定，还有众多的会议纪要等。至今尚无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有关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法律法令。此外，我国高等教育法及其条款等是否适用于我国各类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有法律权利的解释。

其次，我国各类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以广播电视大学为最典型）建设初期存在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各级政府对相应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没有统一的户头和标准等问题，也从反面表明了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立法和法制建设的薄弱。

再次，1995年出台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了我国实行教育评估制度。但是在教育评估法规建设方面，除了一部1990年首次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价暂行规定》外，其余只是零星的评估法规条款。而目前我国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虽然制定较早，但其基本框架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已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民办高校、成人高校评估政策，各省区也缺乏配套政策与措施。高等学校的内部自我保障也不规范，有些流于形式。不过，2002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中期评估指标体系和总结性评估指标体系中各自的评估指标内容，涵盖了目前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办学的基本要求。

因此，今后我国应依《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为依据，吸收欧美等国家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先进经验，制定有关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我国各类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目的、组织、程序、结果等一系列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各省区也应结合本省区实际，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各高校应在与国家和地方政策一致的前提下制定校内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规章制度，并加大执行力度，使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活动规范化、制度化。为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法律与制度上提供保障。

三、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基础设施不扎实

目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发展的要求。在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网络基础设施的问题很多，诸如：计算机普及率不高，不是所有学生可以保障在空余时间能找到计算机进行远程学习；网络带宽不够，多媒体信息无法快速的下载，学生没有耐心等下去继续学习，有的甚至丧失了学习兴趣；数据传输不稳定，会导致学习中断，严重影响学习情绪和效果；上网费用过于昂贵，导致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满足不了学习时间上的需求；特别是偏远一些的农村，目前，要进行远程教育的难度更大，网络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等等。

这些因素都影响师生之间的互动，制约着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发展。随着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技术的发展，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对网络基础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基础设施要有较大的跟进。基础设施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和需求比较起来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是由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比较快，但是由于使用网络基础设施接受远程教育的人陡然间增多，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的远程教育还没有成为一种产业，运转时间不长，运行不够规范。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国家要加大教育资金在成人高等远程教育上的投入。其次，国家需要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吸引相关企业向我国的成人高等远程教育领域投资，以保障其良好的发展势头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最后远程教育主办单位比如广播电视大学、其它专门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中的成人教育学院或网络学院、企业本身也要重视成人高等远程教育中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加大建设力度和建设速度。

四、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师资队伍有待加强

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教师主要有辅导教师、导学教师、管理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四支队伍组成。目前这四支队伍在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学校普遍存在。四支队伍人员主要由学校的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担任。但老、中、青结构不合理，师生比（要求1：50）脱节，专兼职教师比（要求1：2或1：3）失调。老教师观念更新慢、使用新技术差、更新知识结构难，体力支持弱；老教师与中青年教师相比存在不少差距。

目前，我国实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学校，其师资队伍情况相差较为悬殊，如电大系统中地市级以上的学校与普通高校中实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情况大多数都比较好。电大系统中县级工作站、普通高校中实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县级学习中心，师资队伍建设的情况大多数都比较差。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两者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所造成的，前者处在城市，拥有较丰富的教师资源条件；后者处在县城甚至乡镇，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相对要少得多，从事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师资条件相对要差得远。二是由两者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前者处在城市，平时接受新信息、新技术多、快、全、准，后者处在县城甚至乡镇，平时接受新信息、新技术不多、不快、不全、不准。

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教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少教师在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反映出来的知识结构、基本素质和能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多数教师对其所属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技能的专业基础较弱，多数教师在教学的同时未能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如开展所属学科的学术研究、承担项目、发表成果；开展应用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研究；未能对自己参与的远程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活动开展有效的评估。对所属学科专业的研究前沿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了解不够，参与所属学科专业的相关学术活动不经常。

2、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多数教师未能完全掌握相关的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不能适应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革新。多数教师具备面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实践经验，但不完全具备开展基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的远程教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缺乏远程教育的基本理论，不熟悉远程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资源建设，不懂如何设计、开发和提供学生学习支助服务，还未能完全成为应用基于技术媒体的双向通信指导和帮助远程学生学习的助学者和朋友。

3、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多数教师同时承担着对课程和学生进行教学管理的职能。目前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多数教师缺乏对远程课程开发和发送、维护和更新的管理经验。在对远程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和学习支助服务的管理经验不足。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多数教师未能发掘开拓创新的能力。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远程教育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在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处在迅速发展之际，为保障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加强对从事成人高等远程教育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培训，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和规范，是保证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未建立

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时期，即处于研究和初创阶段。

目前，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还没有。因此说，这种质量保障中介机构目前还不健全，其主要表现为:

1、行政依附性过强。政府对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的支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政控制，即一统到底、一管到底、一包到底。

2、权威性不够充分。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是政府主办的，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行政权威性。但学术权威力度不大。理论研究滞后于实际发展，实践多停留在经验层面，专职研究队伍力量薄弱，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的保障活动较长时间依靠邀请外部专家进行。

3、缺乏法律保障。至今缺乏机构合法存在的法律依据，我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介机构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

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监管；外部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42-04

一、农村金融监管的趋势与现状

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层含义｡金融监督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使之合规合法；金融管制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制定规则，以实现监管者的目标｡从逻辑上讲，应先有金融管制的规则，再按规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以保证金融机构活动和金融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然而，金融监管理论到目前还未形成体系，所谓的监管理论一方面是用经济管制的一般理论来阐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从金融体系的特殊属性中探究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一般的管制经济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论、管制供求论、公共选择学派的管制学说等管制理论，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论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趋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对社会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无代价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应｡因此，为纠正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这些理论为我国农村实施广泛的金融监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人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和季节性因素导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传统的抵押品、收入波动较大、分散风险机会有限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场，亦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甚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不得不收缩机构，信贷业务逐渐转向城市｡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不能有效运行，存在普遍的市场失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先天发育不良，在放宽农村金融限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方面容易产生失控或营私舞弊等现象，情况严重时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并面临破产威胁｡因此，实施必要的金融监管非常必要｡

(一)农村金融监管工作日趋规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国成立了专门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成立银监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具体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辖区136县(市)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5919家，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县监管办事处为133家，专兼职人员为485人｡现阶段监管办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风险、合规性监督检查｡

银监会成立以后，人民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是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加强对涉及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的指导和监测｡通过支付结算系统、信贷登记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加强监测，提高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积极引导邮储机构与农村信用社按照商业化原则办理大额协议存款，促使农村资金回流；同时搞好旺季现金调拨和供应｡最大限度地保证春耕备耕的信贷需求，大力促进“三农”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发挥了窗指导作用｡

(二)证券、保险业监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监局集中开展了产险、寿险、中介、统计四项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了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对银行保险、商业车险等开展了常规现场检查｡加大举报检查力度，监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县域地区的监管，则尚不尽如人意｡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保险公司均在县域设立支公司，大力拓展农村业务｡但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仅设在省级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设立，监管在这些区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服务组织监管刚刚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规农村金融，即民间金融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这三种模式｡其中廊坊、张家、唐山、邯郸、石家庄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贫社为主要模式；沧州、秦皇岛、邢台目前尚未成立小额信贷组织｡

1.对廊坊霸州、三河小额贷款公司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是由县一级成立的“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组成｡领导小组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县内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方案和监管办法，并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进行批复｡而在实际上，领导小组只侧重准入监管，对其业务层面的管理，现阶段仅仅是当地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一定的业务监测，而对其业务的合规性、利率执行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处罚，目前尚未有机构介入进行｡

2.对保定扶贫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内部管理，外部监管缺失｡

3.对武邑、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的管理｡这类组织是由当地县扶贫办与财政局共同主办成立的｡由县政府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扶贫办，具体负责互助资金的执行与监管｡以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例，2006年围场县扶贫办公室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建立了由主管县长为组长、扶贫办主任和财政局主管农财的局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和乡镇为成员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扶贫办主管主任具体负责、扶贫办计划股与县财政局农财股共同组织实施、监督和指导试点工作｡在县扶贫办公室成立了互助资金项目管理股，专门负责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层面的监管，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以及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组织尚不完全具备合法地位，所以银监部门尚未对其实施相应监管｡

二、农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主体自身缺陷

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仅就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看，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主体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体缺位｡首先，银行业的监管主体在县一级实际上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银监会的县监管办事处缺乏独立监管权，其大部分监管权上收，由地市以上监管局统一调配人员和组织专项检查，它对于本辖区出现的违规行为和风险隐患缺乏及时、有效排除的能力｡作为人民银行县支行，现阶段其监管权主要集中在存款准备金率管理、人民币管理、金融统计、贷款卡管理、国库经收、清算管理、反洗钱等领域｡但其监管权是残缺不全的，如有的仅保留检查监督权，而无处罚权(人民银行县支行仅在存款准备金、人民币、清算管理上有独立的处罚权)；有的则有检查权而无调查权｡再次，目前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在县域缺乏监管主体｡因缺乏监管，农村保险市场秩序甚为混乱｡河北省大部分县都存在非法保险机构，这些非法保险机构内部管理混乱、会计制度不健全，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社会监督体系发展滞后，外部审计服务机构行为不规范，舆论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农村金融机构监管的缺陷｡

(二)监管基础薄弱

完善的银行监管制度必须同时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而这需要一定精通监管理论和业务的监管人才来实施｡以银监会县监管办为例，其状况令人堪忧，仅有的3-4人的监管人员，尚难应付辖区内已有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更何况在农村金融准入门槛放宽后，诸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经济合作社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设立，面对着数量庞大、地域分散的监管对象，县监管办将更加难以为继，监管效果与效率可想而知｡

(三)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合力

银、证、保三大监管机构从央行分离后，各监管机构的设置虽然有所调整，但明显缺乏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而且监管机构的职能和监管权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机构之间难以进行有效协调，监管信息也难以共享，监管措施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据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清算的行为监督检查，而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日常监管和处罚则由银监部门行使｡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清算管理和支付结算管理的概念难以界定，各监管主体对其监管职责的划分不甚明确，监管存在交叉｡如银行压票、压汇的违规行为就处于监管模糊地带｡

(四)监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监管理念早已越过行政管理和合规性监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涵盖从准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监管内容和体系，即预防性为核心的事前监管、金融稽查或检查、维护性的事后救助监管等完善的监管内容和体系｡而现阶段农村金融监管理念还基本上停留在机构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经营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注意得不够，金融检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种合规性检查，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监管｡

三、加强农村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构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监管体系

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监管体系｡一是加强金融监管主体独立监管权｡从维护金融稳定大局出发，应扩大人民银行县支行的监管职能，赋予其在相关领域的独立监管权；银监会应加强基层监管力量的建设｡对一些管辖地域广、人多且金融较为发达的县监管办，扩充编制，加强一线监管队伍建设；保监会、证监会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可采取延伸监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机构代管方式，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类机构，强化对农村金融风险的控制和处置，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三是引入社会监督，增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可以通过加强公众金融法律法规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还可以充分发挥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标准，以更好地反映银行风险｡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作体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应在各自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存款保险机构、保监会、证监会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尝试赋予省级政府对各监管机构的统一协调权，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监管交叉和遗漏等问题，承担综合监管职责，达到信息共享、相互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农村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

(三)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改进金融监管方式重点是要实现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包括：监管机构应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时点上的资产状况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随时化解风险；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其内部控制体系，消除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现象，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提高员工的素质，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方法，提高整体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

(四)针对民间金融，探索建立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

探索针对农村金融的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由于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市场定位、财务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金融监管对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有针对性地实行差别监管｡如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及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根据情况，按交易金额、地域范围和参与人数等标准设置非正规金融交易的规模边界，对低于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实行自由登记制度，而超过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登记制度，订立契约文书，以解决非正规金融交易因为规模扩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出现搭便车问题所导致的风险｡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农村非正规金融已具备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管理，在逐步规范后，纳为正规金融组织，接受金融监管｡

(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应当紧紧围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做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市场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要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金融监管过程中有法难依的问题｡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重中之重是尽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方式的立法也应当提上工作日程，尽早出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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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新知税收网，2005年9月2日｡

课题主持人：邵延进

篇7

「关键词行政程序立法

一、引言

行政程序法同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一样，主要不是作为分散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是作为一部集中系统的大型法律文件的名称。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分散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而没有一部以“行政程序法”命名的集中系统的法典性的大型法律文件，通常不被认为已经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上世纪初以来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普遍的立法现象。20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首先制定行政程序法；20世纪中期，美国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其他国家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后期，更多的国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①]

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在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进步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从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的意义上讲，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法律的出现。在这次浪潮中，法律并不对国家权力的来源进行约束，而且法律本身充满着不平等，但法律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确定化、有序化，对国家权力有了源自它本身的适当约束。第二次浪潮是现代宪法的出现。在这次浪潮中，法律实现了对国家权力来源的约束，一切不合法的国家权力不被法律所承认，为建立平等公正的法治扫除了政治障碍，奠定了制度基础，对国家权力有了根本性的约束。第三次浪潮就是行政程序法的出现。这一次浪潮不满足于对国家权力的总体约束，而是进一步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主要是行政过程）进行具体的约束。毫无疑问，第三次浪潮要以第二次浪潮为前提，否则就不可能出现第三次浪潮，但它并不从属于第二次浪潮，而是有其独立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行政程序法所构建的是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全方位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因而它是适应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必然的法律现象，这已为相关的学界所公认。[②]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起草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就有过起草我国行政程序法的设想和建议。最近十几年，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有的专家学者主张先分散地制定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有的主张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现在，人们更加普遍认识到，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已经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向行政程序法提出了迫切要求，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完善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来解决。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经不是探索“要不要”制定、“什么时候”制定行政程序法，而是“怎样”制定行政程序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涉及几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各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处理好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结构要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处理好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之间的关系；三是对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定要有一个适当的原则，处理好行政程序法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既要避免把行政组织法的内容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也要避免以内部程序为理由妨碍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实现；四是对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性规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实体法与程序法互相依托、融为一体；五是对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使三种程序法形成有机的衔接。这几个基本问题对于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不可回避的。本文旨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保障权利与提高效率并重及其体现方式

法律的立法目的常常不是单一的，许多法律都有两个甚至多个立法目的。如果各个立法目的之间存在抵触的可能性，就需要明确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为法律的“目标模式”。确定法律的目标模式非常重要，它决定着一部法律的主要制度安排，并且影响着这部法律每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所以，把目标模式称为某部法律的“灵魂”，并不过分。

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个立法目的，一是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③]这两个立法目的存在着互相抵触的可能性，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可能影响行政效率，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就要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程度上加以“克制”；提高行政效率也会影响对公民程序性权利，为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效率也要作一定的“牺牲”。“克制”也好，“牺牲”也好，都不能没有限制，要有一定的度，因此，对行政程序法的两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明确，确定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根据对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权利模式”，侧重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另一种是“效率模式”，侧重提高行政效率。

近几年，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作了很多研究，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主张是，我国行政程序法既不应采取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权利模式”，也不应采取侧重提高行政效率的“效率模式”，应当采取“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即在设计各种程序制度时做到两种立法目的兼顾，既要有利于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又要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④]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怎样体现这个模式，这个问题至今还未有深入研究。

一般地分析，在立法时体现法律的目标模式可以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把目标模式同立法目的写在同一个条文中，用以表明各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办法，把目标模式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与法律的其他基本原则规定在一起，用以指导这部法律的实施；第三个办法，在规定每一项程序制度时都充分考虑如何体现法律的目标模式。

用前两个办法来体现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都不可取。首先，目标模式在性质上不是立法目的，而是对各个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确定，因而不宜作为立法目的的组成部分来规定。其次，目标模式在性质上也不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关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行政活动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原则性规定，而不是关于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因而目标模式也不能当作基本原则来规定。再者，采用前两个办法还可能引起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设想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或基本原则中列条规定“保障公民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不对权利与效率的冲突作出具体的规定，就等于把这种冲突交给法律的实施者去解决，成为立法的“遗留问题”；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对权利与效率的冲突作出具

体规定，又会因为同时存在着原则性规定而给法律实施者提供用原则性规定否定具体规定的可能性，反而给法律的实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所以，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当采用第三个办法，就是把“权利与效率并重”作为立法者的指导思想，在设计具体制度时逐个地解决权利与效率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样才能使“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落到实处。也就是说，目标模式应当是立法者经过深入研究形成的立法精神，它不是立法目的，而是立法者对立法目的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它也不是法律的基本原则，而是立法者处理各项原则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因此，目标模式应当体现在每一项制度设计中，而不是把它直接以条文方式写出来。

至此，我们还应当作进一步思考：在设计行政程序法的每一项制度时，应当怎样具体地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具体的说，可通过以下方式：

第一，通过程序制度的“多样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多样化”，就是为同一个程序行为设计两个甚至多个程序制度。比如听证，可以设计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种听证程序制度，这样，可以用正式听证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也可以用非正式听证提高行政效率。再比如送达，可以设计直接送达、邮递送达和公告送达；可以设计由相对人签字的送达和无须相对人签字的公证送达。总的来说，各种程序制度都可以设计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形式，既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途径，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创造条件。

第二，通过程序制度的“具体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具体化，一是指各种程序制度本身的规定要具体，二是指关于程序制度适用的规定也要具体。特别是，如果关于程序制度适用的规定不具体，那么程序制度的多样化就会形同虚设。在正式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存的情况下，要具体规定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正式程序，何种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这样有利于避免行政机关不适当地选择简易程序，以保障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公民不适当地要求行政机关适用正式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通过程序制度的“递进化”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所谓递进化，就是使程序制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前一个程序制度为后一个程序制度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后一个程序制度使前一个程序制度实际有效、决不落空。这样就可根据行政活动的具体情况，在前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提高行政效率，而在后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或者倒过来，在前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保障公民程序性权利，而在后一个阶段、环节上侧重提高行政效率，从而使行政程序在整体上实现权利与效率并重。

可以相信，用以上三种主要方式来体现“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可以使保障公民权利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立法目的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

三、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与行政程序法的总分式结构

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一样，都是程序性法律。程序具有“时间性”这一基本特征，它对程序性法律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使程序性法律在结构上基本按照“时间流程”安排各项程序制度，形成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结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是这样。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性法律，在结构上也应当考虑到程序的时间性，也应当采用这种“线性结构”。但是，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又有不同之处。诉讼法通常只规定某一种诉讼行为的程序，比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民事诉讼法只规定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而不把各种诉讼程序规定在同一部诉讼法中。这样，诉讼法在结构上不需要考虑两种以上诉讼行为程序之间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则不同，它把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包括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这样，行政程序法在结构上就不能只考虑程序的时间性，还要考虑各种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在结构上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上所述，行政程序法的结构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并列式-按照行政行为的类别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整个行政程序法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为一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各个部分内部采用线性结构，但整个行政程序法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并列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以行政行为的类别为结构基础，程序的时间性从属于行政行为的类别。第二，总括式-打破行政行为的类别界线，按照行政程序的时间性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与诉讼法的结构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以程序的时间性为结构基础，行政行为的类别从属于行政程序的时间流程。第三，总分式-行政程序法分成两大部分，上半部分采取总括式，下半部分采取并列式。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兼采上述两种方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作分则性规定，能统则统，不能统则分。我国行政程序法应当采用哪一种结构方式，下面作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一，并列式结构不可取。这种结构使行政程序法像一部各类行政行为程序法的“汇编”，由于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有许多共性，因而这种结构使许多程序制度在同一部法律中大量重复，整个法律冗长、拖沓。表面上看，这种结构似乎有一个优点，就是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自成一体，方便法律的实施。但这个优点完全可能被法律的冗长、拖沓抵销掉。所以，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基本上都不采取这种结构方式。

第二，总括式结构也有不足。这种结构对各类行政行为共有的程序制度进行归纳重组，显然能够克服并列式结构冗长、重复的缺陷，使行政程序法结构简洁、条理清晰。但它不能兼顾各类行政行为特有的程序制度，为此，各类行政行为还需要另行制定程序性法律，使行政程序法仍然不能充分发挥作为行政程序法典的作用。

第三，总分式结构是较好的选择。其一，总分式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行政活动复杂、多样，为了实现行政法制的统一，应当力求使行政行为统一起来。由于在实体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十分困难，各国主要谋求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行政程序法担负着这个重要使命，它要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性。采用总分式结构，以通则性程序制度为主体，就能使行政程序法不负这一使命。其二，总分式结构能够较好地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并不能取代各类行政行为法，因为各类行政行为法还需要规定各自的实体规范以及特有程序规范。如果行政程序法不能与各类行政行为法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行政法体系依然是松散的。总分式结构通过适当的分则性规定可以起到与各类行政行为法衔接的作用，使行政法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三，从根本上讲，总分式结构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法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它与各类行政行为法形成“扇形”结构关系。体系的结构关系必然影响法律内部的结构，处于基本法律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因此而有必要采取总分式结构。所以，总分式结构被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所采用。

总体上认识总分式结构的合理性并不困难，但是，如何具体地构建总分式结构，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设计通则性规定。从理论上讲，通则性规定应当“跳出”各类行政行为，另行设计适用于各

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但是，在具体立法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却以行政决定程序为主线设计通则性规定，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在各类行政行为程序中，行政决定程序最具代表性。一是它最具完整性，行政决定基本上涉及行政活动的全过程；二是它具有终极性，行政决定能够穷尽行政活动所能做的行为；三是它具有具体性，行政决定能够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具体的影响。所以，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并不妨碍制定通则性规定的目的。而且，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还可以避免在分则性规定中对行政决定程序再行规定，避免条文的重复。因此，以行政决定程序作为通则性规定是设计通则性规定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方案。当然，这种通则性规定只能是各类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都应遵循的最基本的程序制度。或者是各类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的最低程序要求。简单说，这也就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决定都不得违反正当程序要求。

第二，如何把握分则性规定的限度。行政程序法要包含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类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度，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分则性规定。但是，这些行政行为有的已经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有的将来可能制定专门的法律，行政程序法对这些行政行为的程序不能不规定，但又不能规定得过多，否则就会与专门的法律重复，这就需要把握一定的限度。从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经验和我国其他法律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来看，可以以三种规定为限。一是原则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可作为专门法律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二是接口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引据性条款，作为与专门法律的衔接；三是补缺性规定，即在行政程序法中只对一些需要法律作出规定，但又不可能制定单行法的重大的基本程序制度作出规定，其他程序制度则由专门法律规定。

四、内部程序的外化与外部程序的内化

从是否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角度，行政程序分为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内部程序不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仅对行政机关适用；外部程序涉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规范，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方。行政程序法除了规定外部程序以外，要不要规定内部程序？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内部程序，[⑤]而且迄今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意见。

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是否规定内部程序的做法，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部程序型”，只规定外部程序不规定内部程序。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比较少，主要是美国、日本和瑞士。另一种是“外部与内部并存型”，既规定外部程序，也规定内部程序。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我国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⑥]由此看来，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内部程序的做法占多数。

应该说，行政程序法规定内部程序是必要的。其一，从总体上讲，内部程序是外部程序的前提或基础，不规定内部程序，外部程序无法展开。比如，行政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主体依相对人的申请启动，一种是行政主体依自己的职权启动。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以行政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或基础。而很多行政主体是通过内部程序建立的，没有关于行政主体成立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便没有前提或基础。所以，正如民法要对民事主体作出规定一样，行政程序法也要对行政主体作出规定。其二，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并无严格的界限，它们常常随着具体情况发生转化或渗透，内部程序可能转化外部程序，外部程序可能渗透到内部程序中去。比如行政机关内部的会议纪要，从理论上似应属于内部程序，但在有关行政信息公开的程序制度中，或者在有关制定行政规范的程序中，很可能属于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程序。又如调查，一般来说属于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程序，但它显然会渗透到行政主体内部，比如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的人数作出规定。其三，许多内部程序都存在着间接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可能性。比如，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就有影响，如果行政机关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互相推诿或者互相争抢管辖权，就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行政程序法中应当对内部行政程序加以规定。

但是，行政程序法对内部程序应当规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把行政组织法的内容都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研究。对此，似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第一，注意外部程序的内化。这是行政程序法需要规定内部程序的第一种情况，为了外部程序的有效进行而规定内部程序。前面已经提到，外部程序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以内部程序作为前提或基础，。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主体的规定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设置、合议机关的合议制度、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关系、行政机关的管辖权、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等。行政程序法对这些内容加以规定以后，这些内容在性质上并不改变，依然属于内部程序，它们只是因为外部程序的需要而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规定，是外部程序向内部程序提出的规范要求。有些内容纯属行政组织法的范畴，不应当在政程序法中规定，比如行政机关的编制等级和编制员额、内部机构的设置、内部呈批程序、公务员制度等。这些内容要不要规定到行政程序法中来，在立法时比较容易把握，较难把握的主要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行政程序法不应当规定具体行政机关的职权，它只应当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超越职权进行管辖，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可以进一步规定相对人有权合理怀疑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对行政机关是否超越职权的监督。

第二，注意内部程序的外化。即当内部程序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时，行政程序法应当对这种内部程序加以规定。比如，行政机关派出执行调查的人数，看起来是一个内部程序，但是由于这种内部程序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便应当在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定。再比如，听证主持人的确定，看起来也是一个内部程序，但它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很大，因而各国行政程序法都对此予以规定。在规定外部程序制度时，会在许多环节上涉及到内部程序，由于外部程序的需要，有关的内部程序便外化为外部程序。这些内容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之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程序转化为外部程序。发生转化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显然应当时时注意这个问题。实践中，内部程序外化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我国的审批程序中。行政机关内部各处室的分工，常常转化为对外的独立审批权，要相对人自己逐个盖章；一级政府内的各个职能部门，更是各争自己的审批权。内部程序外部化的结果，就使一项许可经常要盖几十以至几百个章，严重影响公民权利，也影响行政效率。不过这要通过行政许可法解决。

五、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互相依托

行政程序法除了规定程序规范外，要不要规定实体规范？这也是制定行政程序法应当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法不一，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程序型”，行政程序法只规定程序规范，不规定实体规范。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有美国、瑞士、日本、韩国等。另一类是“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不仅规定程序规范，还规定实体规范。属于这种类型的以联邦德国为代表，包括奥地利、西

班牙、荷兰、葡萄牙、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⑦]

有的学者阐述了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实体规范的理由。一是认为，程序法中规定实体规范的做法在我国立法实践已有先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属于程序法，但其中也不乏实体规范。二是认为，实体规范作为程序法的补充，不但不会改变程序法的根本属性，反而更有利于程序法价值的实现。三是认为，行政实体法有很多重要原则和内容来不及立法，这些原则和内容是行政程序法起码的前置内容或先决条件，若不在行政程序法中作出规定，行政程序法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撑。由此得出结论，行政程序法主要规定程序规范，但同时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实体规范。[⑧]

我同意行政程序法应当规定实体规范的主张，但上述有些理由不尽妥当。我认为，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规范，并不是作为程序法的补充，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而是作为行政程序法应有的组成部分；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规范具有特定的性质和一定的范围，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要认真把握。

首先，要正确区分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不要误将程序规范当作实体规范。一些论说中把关于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效力的规定称为实体规范，这就扩大了实体规范的范围，误将一部分程序规范当成了实体规范。比如说，在行政程序法中很可能规定这样两个条文：一是“行政决定自行政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效力”；另一个是“行政决定的履行构成犯罪的，行政决定无效”。这两条规定都是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但并非都属于实体规范，只有后一条才是实体规范，而前一条应当属于程序规范。区分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掌握，程序规范是关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实体规范是关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行政活动发生前或完成后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当一条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在时间上刚好处在行政活动过程的开始或结束处，就比较难以认定它是程序规范还是实体规范。这时，我们应当慎重对待，仔细鉴别。

其次，行政程序法中的实体规范与其他行政管理法律中的实体规范在性质上有重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治安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森林管理法、交通管理法等各类行政管理法律中有许多实体规范，这些实体规范所针对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行为，所规范的内容是相对人应受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使在行政处罚法这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行政行为本身进行规范的法律中，针对相对人行为、对相对人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规定的实体规范也占很大比例。而行政程序法则不同，它完全不规定针对相对人行为的实体规范，只规定关于行政行为本身构成要件的实体规范。这样的实体规范如果另行制定法律加以规定，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逻辑，它们完全应该是行政程序法的组成部分。

再次，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有时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如果在立法上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反而有害。比如，行政程序法很可能作这样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决定无效：（一）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该行政决定的；（二）行政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三）行政决定的内容不可能实现的；（四）行政决定的履行构成犯罪的；（五）行政决定的内容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其中前两项是程序性的，后三项是实体性的，它们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把它们分开，硬把后三项规定到其他法律中去，其结果之荒唐可想而知。

以上分析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的特定性质的实体规范是行政程序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必须将之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内。

六、行政程序与复审程序的有机衔接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相对人在对行政行为不服时寻求救济所遵循的程序，可以将其统称为“行政复审”。绝大多数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都要考虑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行政程序法作为规范行政行为程序的基本法律，更应当处理好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

各国行政程序法处理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有两种做法，一是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制度直接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不再另行制定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二是另行制定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只规定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衔接的条款。采取第一种做法的主要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程序法都采取第二种做法。我国行政程序法不宜采用第一种做法，而应借鉴第二种做法，主要理由是：第一，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必要因为制定行政程序法而废止这两部行之有效的法律；第二，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开，更符合我国的情况。我国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大陆法系相似，比较注重对法律关系的分析，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法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行政程序在法律关系上有明显不同，不宜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这样，衔接好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程序起止上的衔接。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开始的条件，比如行政复议机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复议程序，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受理行政案件，需要依据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关于这种条件的规定就成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处。第二，判定依据上的衔接。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定的依据，比如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有效还是无效，需要依据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这样，行政程序法中影响到行政行为有效性的各种规定实际上都有可能影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就成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宽泛”的接口。

根据以上分析，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一定要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角度对有关规定进行审视，考察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是否有利于行政程序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既要避免从行政程序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出现不应有的障碍，影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也要避免过早从行政程序进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影响行政主体充分行使行政职权；还要避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缺乏行政程序法应当提供的判案标准。总之，要加强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使行政法制形成一个“统一场”。

七、结语

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除了上面探讨的这些问题以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研讨，比如听证制度、行政程序法律责任制度、各类行政行为的主要程序制度等。但是上述探讨的几个问题是影响这一立法活动全局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考虑这些问题，一要借鉴外国有益的做法；二要以我国的情况为基础；三要注意理论创新。各国现有的行政程序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美国为代表，一类以德国为代表。这两类行政程序法有共性，有许多共同的原则和制度，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比较大。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在总体上不宜仿照美国行政程序法，因为从我国国情看，没有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我们总体上适宜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法

，但同时也要博采众长，借鉴美国行政程序法对我国有益的制度，比如听证制度。制定行政程序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大立法活动，在这一立法活动中，行政程序法理论一定会同时得到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①]例如，1925年，奥地利国会通过《普通行政程序法》，对欧洲大陆生产了重大影响。1928年捷克公布有关行政程序的行政命令，波兰制定行政程序法。1930年，南斯拉夫制定行政程序法。德国当时虽然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但各邦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见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9页。

[②]根据我国学者现有的研究，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第二次是二战至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参见同上，第203页。

[③]学者提及的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通常有三个，一是保障公民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三是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其中第三个目的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均可以被前两个目的吸收，因而提两个目的就足矣。所以，学者们在进一步讨论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把第三个目的放在一边，只讨论前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参见同上，第156—176页。

[④]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京）1996第5期。

[⑤]邢鸿飞：《行政程序立法中的三组关系》，载《法学》（沪）2002第9期。

[⑥]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