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十篇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1

【关键词】韩非子；寓言；艺术特点

《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一、《韩非子》中寓言的深层意义

《韩非子》全书共10余万言，这部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内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其中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取材于社会现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这些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他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而少了几分道家特有的玄奥，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侯，愚夫愚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繁，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二、韩非子的艺术成就

1.《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

《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取材的现实性，寓言故事的题材来源主要是引用和加工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加工和改造历史故事；直接创作。这三个来源几乎包括了先秦寓言来源地各种渠道，形成韩非子寓言集先秦寓言之大成的特点。

但是《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引用神话并不多，仅有五则，其中纯引神话的一则，继承神话传统、以动物为题材的四则。表现在寓言文学上，便是少幻想；其次，受整个大时代的影响。战国末年，长期的争鸣论辩，已经进入总结性的阶段；深刻的理性批判，已经战胜了传统的宗教蒙昧，神的迷信已不再占据人们内心主导，这样使得寓言不再到神话中去寻找寄托。最后，海域韩非的个性、思想等主管因素有关。韩非继承接受了荀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个务实精神的思想家。

改造加工历史故事：韩非子寓言的题材主要来源对历史故事的加工改造。例如对缘于《左传》的“子罕不受玉”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于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相对于原文进行了压缩改写，叙述、描写不如《左转》细腻。其中原因大概在于韩非是利用此故事打比方，使说理更通俗易懂，所以只需讲明故事的大概。在韩非之前，编年史有春秋、左转；政点与国别史有尚书。国语、战国策；此外，还有一部集合百家的具著《吕氏春秋》、这些史书的出现，为《韩非子》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韩非子的贵族身份为他能饱览史籍，韩非子本人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这又为韩非子将大量的历史故事改编为寓言故事提供了主观条件。更何况，韩非著书的目地是为了说服有政治抱负的国君接受法家的思想主张。取材于历史，既切近实际，具有说服力，又易于为君主接受。

直接创造寓言，韩非出了继承转化神话故事，加工改造历史故事之外，还自己虚构创造寓言。他常常将富有的哲理谚语、格言，赋予具体的形象，加以故事化，形成自己的寓言。如“扁鹊见蔡桓公”“皮美为罪”等。

2.语言的艺术特色

（1）文锋犀利。《韩非子》寓言中很有特色：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犀利峭刻，是《韩非子》总体的文学特色，这在他的寓言中体现得极其鲜明。他借助寓言，裸地宣传某些观点，毫无假借，一语中的，明确揭示事物本质，语言简洁明快，冷峻严厉。

（2）平实机智。韩非寓言，大多选自历史故事或世俗生活，在平实中见生动，寓言主人公，善于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作比喻，借此说服对方。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韩非寓言中的许多人物，善于采取因小及大，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言，把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融入简单明了的比喻，使说辞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构建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寓言和谐地组合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是形成韩文深刻峭拔、犀利机智的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

3.内容上的艺术特色

（1）形象众多、旨意明确。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寓言，作为阐述其政治、哲学的重要论据，势必大量选用历史故事加以改造为其所用。正是如此，韩非寓言中便有了大量的历史人物。称韩非寓言为历史人物画廊亦不为过。不仅如此，他还将视野扩到民间，旁及女性，乃至改造神话，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人物形象。正如陈深在《韩非子评述》中所说的那样“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到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这种纵横古今，人物形象众多的现象，在中国寓言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情节完整、曲折生动。韩非寓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他的那些文学色彩浓烈的佳作，往往写的曲折起伏、动人心魂、情节完整、首尾相应。无论题材大小，篇幅长短，多能使故事情节层层推进，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4.结构形式上的艺术特色

《韩非子》一书首创了独立的“寓言群”这一结构形式。把内容相关的寓言组织在一起，用来集中论证某一论点。这种具有明确指向的寓言，题旨往往比较单纯明确，即使是较为生动形象化的刻画，也总是着力于形象化的某个侧面的描写，因此，寓言形象化虽鲜明却显得有些单薄，不过，这种单一而又鲜明的形象往往令人过目难忘，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韩非子》使寓言故事群落的结构体制得到了高度的完善，推动了寓言文学的发展。借着寓言群有系统的表达哲学主张，规模庞大，条理井然，是古今中外寓言写作中独一无二的，也是韩非寓言的特色和最大的成就。它们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寓言本身更在于其喻体所揭示的富有哲理的层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价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文如其人。正是如此，政治色彩浓厚的《韩非子》，才在先秦寓言中绽放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2

寓言，用假托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赫耳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狮子》两则都选自《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是世界文学史上流传最广的寓言故事集之一，大部分是动物寓言 ，少部分以神或人为主人公，往往简洁客观地叙述一个故事，最后以一句话画龙点睛的揭示蕴含的道理。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影射当时社会现实的，如《狼和小羊》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残暴和蛮横，《赫剌克勒斯和财神》表现了穷人对为富不仁者的不满；有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经验和智慧的，如《农夫和蛇》告诫人们对恶人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有借动物形象嘲讽人类缺点的，如《蚂蚁和蝉》讽刺好逸恶劳。

《赫耳墨斯和雕像者》极富讽刺意味。赫耳墨斯，一译海尔梅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罗马神话中称为墨丘利，掌管商业交通畜牧竞技演说以至欺诈盗窃。他行走如飞，多才多艺，传说首创字母数字天文学体育运动，发明古代的竖琴，并把种植橄榄树的技术传给人类。在寓言故事中，赫耳墨斯“心想他身为神使，又是商人的庇护神，人们对他会更尊重些”，所以开口就问宙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的雕像的价钱，大有跟维持天地间秩序的最高的神一比高低之意。知道价钱不高，很满意，因而又“笑问”赫拉——天后的雕像的价钱，他似乎很有把握胜过所有的神。没想到结果令他极其难堪，令人大跌眼镜，他的雕像一文不值，只算个白送的“饶头”。希望和结果的矛盾，是讽刺之所在，生动刻画了一个爱慕虚荣、妄自尊大的形象。

《蚊子和狮子》精彩之处在于蚊子进攻狮子前发表的一番“挑战宣言”：“……你到底有什么力量呢？是用爪子抓，牙齿咬吗？女人同男人打架，也会这么干。……我们来较量较量吧！”说明蚊子的挑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看出对方的力量在于“用爪子抓，牙齿咬”，但它会飞，能避开；对方“鼻子周围没有毛”，这是它最合适的攻击点，又是自身最安全的地方。这正是以己之所长，攻敌之所短。另外这种故意嘲笑，激怒对方的策略，使得“狮子气得用爪子把自己的脸都抓破了”。故事没有到此结束，战胜了强大对手的蚊子，“吹着喇叭，唱着凯歌飞走，却被蜘蛛网粘住了”，哀叹将被吃掉。这厄运的到来纯属意外吗？不是值得人们深思吗？

《智子疑邻》节选自《韩非子-说难》，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著名思想家。《韩非子》一书共20卷，55篇，笔锋犀利，说理透辟，常用寓言故事阐明事理，富有说服力。其中许多寓言故事一直流传于世。《智子疑邻》开篇八个字“宋有富人，天雨墙坏”，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然后引出身份不同的两个人对这件事的相同看法：“不筑，必将有盗。”一个是“其子”，一个是隔壁的老人。这是故事中的要害处，因为故事的主旨不在于说明人的先见，而在于说明持相同看法的人，却因身份不同（实际跟主人的亲疏关系不同）遭到不同对待：“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可见作者意在告诫人们，向别人进言，要注意自己跟听言者的关系，如果关系疏远，即使说的意见正确，效果也不会见得好。

《塞翁失马》节选自《淮南子-人间训》，《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等编著。寓言用一连串的事实，说明祸与福之间的相互转化：“马无故亡而入胡”是祸，待到“其马将胡骏马而归”，就“人皆贺之”了；后来，“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福又转为祸；最后，塞上丁壮在同入侵胡人作战中，“死者十九”，而其子“独以跛之故”得以“父子相保”，祸却是福也。寓言说明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的道理，揭示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来自这个故事。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3

关键词：《战国策》　谋臣策士　语言艺术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国别史料汇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全书以谋臣策士的阴谋权术为中心，记载了春秋以后到楚汉以前240多年间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事件。《战国策》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刻画人物性格，对后代传纪文学和传奇小说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语言方面，《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善于铺陈排比和渲染夸张，语言精练生动，文笔奔放，巧用寓言、比喻，寓意深刻精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在语言艺术上达到极高的成就。唐人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战国策》语言简明畅达，堪称“述作之尤美者”。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战国策》谋臣策士的语言艺术。

一、委婉含蓄，曲折达意

战国时代，周室衰微，群雄并峙，诸侯混战，各国使者往来频繁，外交活动风起云涌。各国君主推崇以谋略制伏敌国，各类谋臣策士纷纷云集各国朝廷，为其所效劳的国家或君主出谋划策。《战国策》的谋臣策士长于辞令，巧言善辩，特别是在各种紧要危急关头，使用大量含蓄婉曲的委婉语，往往能使一触即发的战争平息，使国家转危为安。王力先生曾经说“在封建社会里，说话有所顾忌，怕得罪权贵、统治者，以致惹祸，所以说话时，往往委婉曲折地把意思表达出来。”(王力《古代汉语》第四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年6月版)季绍德先生也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遇到直说会强烈刺激对方情感或预计直接表达会影响语言效果的时候。便不言本意，采用一种委婉曲折的话来表达。”(季绍德《古汉语修辞》，吉林史史出版社，1986年版)《战国策》中的委婉语温和客气，态度恳切。

在《战国策・齐策四》中，“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是齐王不敢任用先王的臣子，而实际上，齐王则是想解除孟尝君的职务。由于孟尝君当时在齐国威望高、势力大，因此，不敢明说，而采用含蓄委婉的语言来表达。

在《战国策・魏策四》中，“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在消灭了韩国、魏国之后，派人以五百里土地来换取安陵国，安陵君不想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但又畏于秦国的强大，不敢直言拒绝，只好委婉地推托。先是感激秦王对他的恩惠，“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然后借助先祖先宗的遗产，“受地于先王”，婉转含蓄地拒绝，“愿终守之，弗敢易”。安陵君运用委婉语保全了自己国家的领土。

在《战国策・燕策三》中，“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剂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秦国灭亡赵国后，继续向北进兵，到达燕国南界，太子丹惊慌失措，急切希望荆轲立即赴秦，去刺杀秦王。他内心着急，但又不敢直说，怕触怒荆轲，只好委婉曲折地表达，“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言外之意是秦兵马上要来了，你享受“太牢异物”、“车骑美女”的时间不多了，赶紧出发去刺杀秦王吧。太子丹语言客气婉转，态度恳切，入情入理，这才引发了荆轲向太子丹献计献策并进而义无反顾地舍身去刺杀秦王。

二、成语俗语，简洁凝练

《战国策》是一部汇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言辞策论的重要文献。现存出自《战国策》的成语多达上百条，这些成语内容丰富，耐人寻味，说理、论辩精辟犀利，成为后代典籍中极为重要的成语源。

出自《战国策・西周策》中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前功尽弃

出自《战国策・秦策》中的成语：

《秦策一》：比比皆是、侧目而视、抵掌而淡、前倨后恭、悬梁刺股、挟天子以令诸侯、引锥刺股、羽毛未丰、清官除道；《秦策二》：曾参杀人、两虎相斗、坐山观虎斗；《秦策三》：远交近攻、食不甘味；《秦策四》：积少成多；《秦策五》：末路之难

出自《战国策・齐策》中的成语：

《齐策一》：吠非其主、毂击肩摩、挥汗成雨、接袂成帷、门庭若市、以一当十；《齐策二》：战无不胜、画蛇添足；《齐策三》：比肩而立、不自量力、布衣之交、随踵而至、犬兔之争；《齐策四》：直言不讳、狡兔三窟、安步当车、归真反璞、高枕而卧、扶老携幼；《齐策五》：寝不安席、折冲尊俎

出自《战国策・楚策》中的成语：

《楚策一》：心旌摇曳、被坚执锐、狐假虎威；《楚策二》：贸首之仇；《楚策三》：桂薪珠米、食玉炊桂；《楚策四》：见兔顾犬、亡羊补牢、峻阪盐车、与世无争、惊弓之鸟

出自《战国策・赵策》中的成语：

《赵策一》：漆身吞炭、危如累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赵策二》：胡服骑射、不可同日而语；《赵策三》：不遗余力、弹丸之地、天崩地坼、排难解纷；《赵策四》：交浅言深

出自《战国策・魏策》中的成语：

《魏策一》：高枕无忧、积羽沉舟、四分五裂；《魏策四》：冠盖相望、南辕北辙、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韩策》中的成语：

《韩策一》：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韩策三》：井中求火

出自《战国策・燕策》中的成语：

《燕策一》：转祸为福、同甘共苦、千金市骨、尺寸之功；《燕策二》：长驱直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坐收渔人之利；《燕策三》：无可奈何、图穷匕见、一去不返、痛入骨髓、肝肠寸断

另外，《战国策》中，还有许多谚语、俗语，简短精悍，富有哲理性、说服力，广为文人策士所运用，这也成为《战国策》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文学价值极高。如：

众庶成强，增积成山。《东周策》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秦策一》

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秦策一》

树德莫如滋，除疾莫如尽。《秦策三》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秦策五》

矜功不立，虚愿不至。《齐策四》

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齐策五》

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楚策一》

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楚策四》

挈瓶之知，不失守器。《赵策一》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元为贵知也。《赵策一》

借车者驰之，借衣者被之。《赵策一》

疑事无功，疑行无名。《赵策二》

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

轻者，地不入也。《赵策二》

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赵策二》

信不弃功，知不遗时。《赵策二》

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赵策二》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赵策二》

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燕策三》

仁不轻绝，智不轻怨。《燕策三》

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燕策三》

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中山策》

三、比喻寓言，生动形象

《战国策》中的比喻、寓言故事俯拾皆是，谋臣策士善于运用生动有趣的比喻、寓言故事进行说理，而且大多以动物、植物、人体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事物为喻体或假托，去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和人生哲理，这些鲜明活泼的比喻、寓言故事能够变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让人心领神会，倍感亲切，意趣横生，并借以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达成共识。

在《齐策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中，孟尝君想赶走一个对他不敬的舍人，鲁仲连劝说孟尝君时用了三组比喻：“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洙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耨，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鲁仲连用三组比喻，具体生动地说明每个人都有长处、短处。言外之意是“舍人”也有所长所短，所以他劝孟尝君“故物舍其所长，知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鲁仲连运用形象的比喻，曲喻旁譬，以喻进谏。以喻说理，成功地劝阻了孟尝君。

在《宋卫策・公输般为楚设机》中，墨子为了说服楚王不要攻打宋国，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事理，最终使楚王放弃让公输般攻打宋国的想法。墨子说：“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墨子以“文轩”、“锦绣”、“粱肉”比喻楚国的富有。以“敝舆”、“短褐”、“糟糠”比喻宋国的贫乏，使楚王明白攻打宋国无利可图。这种比喻形象、生动，令人信服。

除了比喻，《战国策》中还有许多优美动人的寓言故事，据统计有近50则，很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以成语的形式活跃在我们当代的语汇中，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三人成虎”、“南辕北辙”等。这些寓言故事寓理于事，深入浅出，具有诱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齐策三・齐欲伐魏》中，齐宣王想要攻打魏国，齐国赘婿淳于髡机智地为齐宣王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使齐宣王放弃了攻打魏国的念头。“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而获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淳于髡以犬兔追逐拼杀而田父坐收渔利的寓言故事，来说明齐国、魏国相斗，只会两败俱伤，而使秦国、楚国得利的道理，寓意深刻，形象鲜明。另外，“两虎相斗，一举而兼”、“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等寓言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形象突出，说理深刻。

在《赵策一・苏秦为赵王使于秦》中，苏秦为赵国采取连横政策而出使秦国。可回赵国后，连过三天，赵王都不接见他，苏秦怀疑赵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但自己的猜测又不宜对赵王直说，于是，苏秦假托寓言“两木的故事”，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苏秦为赵王使于秦，反，三日不得见。谓赵王曰：“秦乃者过柱山，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问其故，对曰：‘吾已大矣，年已长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绳墨案规矩刻镂我。’一盖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大铁钻然，自人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见，无有谓臣为铁钻者乎?”苏秦借寓言中的一棵树抒发了自己的郁闷，人们想钻进就钻进，想退出就退出，自己已经成为赵王任意摆布的工具了。苏秦假托有趣感人的寓言故事，既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之情，又收到了良好的交际效果。

四、排比铺陈，气势充沛

《战国策》中，谋臣策士运用了较多的铺张排比句式，铺陈夸张，气势充沛，感情奔放，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中，苏秦为赵国合纵而去游说齐宣王：“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还有《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为连横而去游说秦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貂、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苏秦的说辞简洁明快，气势逼人，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4

关键词:先秦;诸子散文;庄子;文体

一、《论语》

它主要记载孔子的语录,也是一部说理散文,相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编纂而成。《论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记录了孔子的许多名言,它反映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比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是孔子对子产的评价,从这个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孟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比于《论语》,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文章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是以语录体为主,但是却减少使用三言两语式的独白,它从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成了长篇大论,并且其中许多语录体散文已经具备了专题论文的性质。在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展演变中,《墨子》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与《孟子》比较,它表现出由“对话”向“专论”过渡的特征。《墨子》各篇出现了简洁的标题,这些标题都是文章的中心论点。不仅如此,这些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层次分明。当然,有些文章的语录体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与之前的相比,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庄子》

它在我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下边重点来谈一下《庄子》。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到《庄子》的时候,已经变化很大了。《庄子》给人的感觉人可谓是耳目一新。从文体上来说,《墨子》虽然已经表现出由“对话”为主转向“专论”,但仍有语录体的成分在内。而《庄子》已经摆脱了语录体的形式,进入了专题性论说文阶段,它用寓言的形式组成文章,与之前的《论语》《孟子》《墨子》以及后来的《荀子》《韩非子》有很大的不同。《庄子》里的寓言,达百篇之多,《内篇》有将近有神话幻想故事,也有借物寓言故事篇——寓言故事,这些寓言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往往环环相扣,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达一个主题。如《养生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文字表达了全文的中心,总述了养生之道,提出了“缘督以为经”的观点。但是庄子却没有用客观事实来论述,而是讲了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表面看来,这几则寓言故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都是为论点而服务,说明了养生的关键在于“依乎天理”。正因为《庄子》主要是寓言故事,这样就决定了它的论述方法不是运用逻辑推理,而是运用比喻及形象思维来论述观点,在故事情节中表达深刻的哲理。如,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没有使用抽象概念,而是展开想象,选取了一系列具体事务开始描写。其中“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等都可以看出《庄子》驰骋的想象。庄子对具体的形象进行描述,说明世间万物虽然各不相同,有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是它们的存在和运行都是“有所待”的。如果只看浅层的话,《庄子》里的许多文章似乎有些模糊,但如果仔细品读的话又觉得有法可循。许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将《庄子》的篇章之法归纳成游龙式、故事式和议论式。其中游龙式体现了《庄子》的风格,它包括《内篇》和外篇的《秋水》等。这些文章由很多寓言故事组成,用议论连缀成篇。这些议论仿佛没有联系,但是其实贯穿于一个主旨之中。从论说文的角度来说,《庄子》这种光中引线的做法虽然不太合适,但对于论说文的写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在我国散文史上是辉煌的一个篇章。

三、《荀子》和《韩非子》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5

关键词：先秦寓言 柳宗元寓言 独立作品 讽刺文学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21岁中进士，26岁考取鸿学博词科，任集贤殿正字、监察御史里行等官职。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春风得意的。至顺宗即位，他参与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他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藩镇割据和横征暴敛，不久即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十年后召回长安，又外任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为吏者人役也”（见《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即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可以说这是柳宗元参与当时政治革新活动的政治思想基础。后来他又在《送薛存义序》中进一步发挥了“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认为做官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应当“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做到“讼者平，赋者均”。但现实与他的民本思想相悖。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真正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受到生动的社会教育，这一切都充分显现在他的字里行间。特别是他贬官永州以后的作品，就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寓言小品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之作。

寓言，是一种带有劝喻或讽刺意义的小故事，它具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有故事情节，二有比喻的性质。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物喻人，使得抽象或深奥的道理从具体而浅显的故事中体现出来。柳宗元的寓言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他善于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像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应该说，柳宗元是很好地继承了前人寓言的成就，特别是先秦寓言的成就，并且又开拓创新，使寓言能居于文学作品之列，其功最著。

一、柳宗元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

先秦寓言除了语录体的《论语》《老子》外，诸子作品中都保留了大量的寓言，像《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些史书像《战国策》中寓言运用也颇多。

孟子的散文，气势磅礴，说服力强，书中寓言形象丰满，意义都较深刻，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孟子·公孙丑》中“揠苗助长”云：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文字简约，刻画宋人形象鲜明，含意深蕴，耐人寻味，是成语“拔苗助长”的出处。

《庄子》一书自称“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作者给寓言起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并且很相信寓言的力量，认为通过故事宣传哲理可以取得“十言而九见信”的效果。全书共有寓言200则左右，其艺术特色：题材广泛通俗，描写细腻生动，风格幽默，想像丰富，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尤以《庄子·逍遥游》中“鲲鹏与斥鴳”为典例。

另在《外篇·天运》中有“丑妇效颦”的故事：

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这是成语“东施效颦”的出处，这个故事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另外像史书《战国策》中，也有许多寓言故事，特别为人们所熟悉的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还有像《吕氏春秋·察今》，就有“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投江”等寓言故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秦寓言，往往只是诸子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没有独立成篇，但应该说这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因素，尽管它不是以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的。到唐代，柳宗元则把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片断发展成为完整独立的短篇，像《黔之驴》（《三戒》之一，另两篇为《临江之麋》和《永某人之鼠》），即成语“黔驴技穷”的出处，还有《蝜蝂传》《骂尸虫文》《哀溺文》等，这些都是极为出色的短篇文学作品。

以《罴说》为例，故事生动完整，描写形象逼真。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

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寂寂持弓矢罂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貙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罴，虎亦亡去。罴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

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

《罴说》一文三段仅130字，但字字不可无，段段有重点。以交待四种动物关系及罴之凶残为开头，继而记叙猎人与四兽的故事，结尾简明有力，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融说明、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全文一气呵成，文已尽而意未尽，独立为篇达意，成为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不愧为大古文家之大手笔杰作。

二、柳宗元开拓了寓言——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的，讽刺的特色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因此诸子寓言被称为政治哲理寓言是非常恰当的，它们往往成为阐理说教的手段。如《孟子》的“攘鸡”，宣扬了儒家的“仁政”，这则寓言是孟子来劝说戴盈之的，它给后人以这样的启示：知道错了的东西，要及时改正，决不能借故拖延，明知故犯。还有《庄子》的“庖丁解牛”则提倡了道家的“顺应自然”，但这则故事客观上也说明：一要办好事情决不能蛮干，一定要掌握客观规律；二要掌握客观规律，必须经过长期的刻苦实践，苦学，苦练，苦想。《韩非子》中的寓言更是如此，这些寓言被用来为系统地、全面地反映法家思想服务。

先秦寓言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战国策》中的“鹬蚌相争”：

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

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

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

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

这是苏代为了制止赵国攻打燕国，在赵王面前说的故事。他把燕赵比作鹬蚌，把秦国比作渔父，给想入非非的赵王以当头棒喝，使他从这个浅显的故事中猛然醒悟，终于放弃了战争计划。

到了唐代，中国历代寓言由哲理寓言一变而为讽刺寓言。柳宗元寓言里反映的生活，可以说是唐末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作者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病态的社会，从而使寓言成为讽刺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

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讽刺艺术，锋利的笔触勾勒了唐末各种卑琐人物的脸谱：《大鲸》描写了刚愎自用的军阀，《鞭贾》揭露了不学无术的官僚，《李赤》讽刺了饰伪冒假的文士，《永某人之鼠》抨击了窃时肆暴的爪牙，《永州铁炉步志》嘲笑了矜持门阀的世家子弟……这些人物形象，都给人以十分鲜明的立体感，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作者用之抨击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指斥某些卑鄙的人物，使讽刺特色十分鲜明地突显出来。

譬如《哀溺文》：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全文119字，却栩栩如生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守财奴形象，讽刺效果加强。

又如《蝜蝂传》：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这则寓言柳宗元借一个善于负重而又好爬高的小虫，加以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达官贵人唯利是图、贪婪成性的丑恶本质。这是柳宗元对当时吏治腐败的抨击。这篇寓言只有160多字，不仅讽刺嘲笑得很尖锐，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文中从蝜蝂直接写到那些贪官污吏，最后用“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来作正面批评，更显讽刺力量之强。柳宗元寓言的这种讽刺特色对后代寓言影响极大。

综观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而寓言小品是其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究其原因是柳宗元艺术上所表现出的独创性：一是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二是开拓了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70-177.

[2]谈薇薇.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初探——兼论其寓言的创作成就[J].文教资料，2010，（8）.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6

大家知道，“禅”字的出现，既不是对印度佛教中某一概念的音译，也非意译，而是在翻译中的借题发挥、有意识地取《庄子》之辞，寓意于华妙难知，玄奥深解之思，而进行的创造性翻译。

禅宗思想原初的思维模式， 即本体无相，即体即用，静虚空灵，佛性本有，顿悟成佛。后经历代禅师在理论上进一步推促其向“心性论”方向转化，至慧能，终于形成以《坛经》为代表的系统的禅宗思想。禅对外境而不执著于外境，由心发端而不著守自心。安心无为而任自然，任自然而不执一端，不执一端必超越相对，超越相对则可涵盖无限。禅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这种思维方式所通达的意境。从思维上讲，它是经验的；从意境上看，它则是哲学的和审美的。

要把经越千年沧桑的“ 禅” ， 艺术的具象的表现出来， 尤其是在只有80mm的大铜章上表现出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有观赏者驻足凝思亦不足怪矣。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7

[关键词]中韩俗语，动物，马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5-0331-01

一、绪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俗语是汉语语汇中为群众所创造，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语言单位。和汉语一样，韩语中也有很多自古就流传下来的俗语。俗语也可以说是了解一个民族由古至今的面貌的一个很好的“活化石”。而和十二生肖的有关俗语在中国和韩国都有重要的文化历史意义，其中，本文选取对今年的生肖，同时在汉语和韩语动物俗语数量中都占有相当数量的“马”相关的俗语中的一部分进行比较分析，由此了解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

二、 和“马”相关的中韩俗语对比

2.1 中国和韩国对“马”的基本看法和理解

中国人与马的渊源非常深，相传在远古伏羲氏时代，在今天的洛阳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其背上背着的“河图”被人们献给了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至此中华文明开始载入史册，龙马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价值理念。而其中龙和马更是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吉祥的象征。

而在中国四大名著中，如《西游记》中的唐僧骑的白龙马和《三国演义》中刘备的“的卢”马，关羽的“赤兔”马更是在帮助它们的主人取得一番成就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些故事和传说都充分反映了“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韩国也和中国一样，与马有关的俗语所占比重极大。而韩民族与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天干地支”的学说。在韩国的神话《三国遗史》中，马更是象征朱蒙等帝王出现的吉兆。在韩国的婚姻风俗之中，新郎要骑白马到新娘家中迎娶，这也是与韩国神话中太阳神话和天马思想有关。1

而有趣的是，和中国《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弼马温”这一官职遥相呼应的是，韩国高丽和朝鲜时期宫中也有管理马匹的官吏。

综上所述，马这一动物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

2.2 和“马”相关的中韩俗语对比

马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与马的天生优秀秉性和它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马在十二生肖中名列第7位，是六畜之首。

2.2.1 由马的作用和由此衍生的俗语

马匹在古代的中韩两国都被作为代步工具而使用，其用途非常广泛，在中国更是出现了马车，而马匹更是可以用作传递信息时不可缺少的工具，古代的“驿站”主要是以马构成的传输机构。从它的偏旁马字也可以窥得一二，而在战争中马匹的用途更是非常重要。其中首先对比由马匹作为运输工具的快捷性和由此衍生的俗语：

1）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2）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

3）老马识途，老犬记家（）

4）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

5）

1）形容时间不知不觉过的很快，而韩语中的类似表达更是基本上一样，意为像白马过门缝一样；虽然2），3），4）都是汉语的俗语，括号中是韩语的解释，虽然这些俗语都有更深的含义，但都是由马匹的运输中的特性引申出来的，其中2）是用了马匹快捷的特性，形容君子一诺千金，3）则是马匹认识路的特性，这是寓意经验的重要性，4）则是寓意要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可以了解一个人，正如通过长时间的路途知道一匹马的能力。5）则是和4）意义和表达都相似的韩语俗语，意为只有骑上马跑长途才可以知道马是不是好马。

2.2.2 从马的习性和天生的品格衍生来的俗语

马的习性和天生的品格增添了人们对马的喜爱。马最崇高的品格就是奉献，马能够勤劳地工作，而且马几乎从不卧倒休息，这表现出高贵和不可征服的精神，马还有忠诚的品格：

1） 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更二夫（

）

2）（上阵的时候相信马反而可以活下来，而相信随从反而不能保住性命。）

3）好马不吃回头草。（）

4）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

）

5）好马比君子（）

1）是中国俗语，反映了马的忠诚，而2）是韩国的俗语，意为马比人更加忠实可信，也是形容马忠诚的俗语。3）则比喻有作为的人不走回头路。4）比喻为人清白，作风正派。而5）和上文所说的2.2.1中的2），3），4）都是由马匹的高洁的品性引申的俗语。

2.2.3 突出马和人类关系的俗语

中国家喻户晓的伯乐识得千里马的故事，则是充分反映了马匹和人类的关系，马匹无论跑得再快，没有识才的“伯乐”还是无济于事。

1）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2）（即使有骏马也没有骑手。）

3）马行千里无人不能自往（）

4） 马上摔死英雄汉，河中淹死会水人。（

）

1），2），3）都反映了人类在人和马的关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1）是来自《马说》的一句，2）是和1）类似的韩国俗语，其中的“龙马”则是骏马的意思，3）则从另一角度说出了马在“马和人类”这一关系中的重要性，意为本领高强的人，往往会因疏忽大意、掉以轻心招致失败。

2.2.4 和马相关的负面的俗语

1）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2）

3）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

4） 千穿不穿，马屁不穿（）

1）和2）是中韩俗语中比较相似的两句，都是形容很危险的境地，而4）中的“拍马屁”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惯用语，这一句对马匹习性的了解的引申更是已经广泛用于人民的生活。

2.3 中国和韩国产生这些异同的文化原因

首先，从中韩两国地貌的不同，中国平原较广阔，而韩国则是山地地貌居多，而且马匹的产量较少，因此汉语中的关于马的运输性（如上文2.2.1）和马以及战争相关的成语如“兵荒马乱”更是数量巨大，这也是和中国领土广阔，马在战争中被广泛运用的原因分不开关系的。另外，虽然韩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其中也引入了很多汉语中大量的成语等，但是由于两国语言表达习惯的不同，其中受语序和汉语，韩语分属孤立语和黏着语的影响，虽然成语中两国有类似表达的有很多，但是俗语受语言差异这一因素影响更大，因此和马相关的汉语和韩语俗语中相同含义，但是表达很类似的俗语很少。但是，因为中韩文化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两国对于马的基本认识和情感都还是一致的。

三、结论

通过对中国和韩国与“马”相关的部分俗语分四方面对比分析，对中韩俗语中和“马”有关的俗语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自然环境，语言因素和儒家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D].

[2] 权娥麟. 中韩语言中“马”的象征意味与文化背景初探――以中国成语与韩国俗语为中心[J]. 文化论苑. 2010（2）：172.

[3]

[4] 温端政. 中国谚语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作者简介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8

最初吸引我的只是“度戒”这个语词。由一个陌生的语词开始阅读，当然是深受沈从文先生湘西世界的诱惑。小说的讲述虽然曲折，叙述方式启用了近来似乎在一些文本中再度传播的“复调”――现场直击和记忆回溯穿插并行，但整部作品文字晓白，胸臆单纯，意象也不复杂，用很短的时间就能翻完一遍。我找到了“度戒”的原意――包括睡阴床、上刀梯、过火坑等程序的瑶族男子的成人礼，从死亡到复活再到新生的人生大轮回；也能看出其更深衍义――一个族群苦难磨折中的生存。说实话，与起初由语词生发的强烈好奇相比，读完隐约有些失望，面对一个民族或族群如此坎坷、漂泊、艰难、坚强的生存历程，我或许希望看到更加陌生和复杂的表达，而不是如此这般的热烈和流畅。热烈流畅的作品我通常称为通俗读物，也通常不会读第二遍。

不过，对《度戒》，我不放心。它的叙述尽管热烈、流畅甚至激昂，人物命运的总体指向却有缺口，创作主体为什么作这样的命运设计？或有其他意味？搁置两个月，再读这部作品，记忆里突然意外地蹦出几个熟悉的名词和概念：“寻根”“文化”“寓言”，等等。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化派，更具体一点，是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派的湘西寓言小说，当然也有人称其为文化小说――文化在这里应该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指代，泛指人类正在或已经经历的物质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结晶。

无论是汉语的“根”，还是英语的“roots”，在文学创作领域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的艾特玛托夫、日本的川端康成、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沈从文、老舍等，都被认为是偏向于文化根性写作的一类作家。借助他们的写作，人们能够通过文字获取一个族群的典型生存样态。因此，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飓风革命，直接影响是出现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的文学转向。

根是恒在的，却要去寻找，这就是生存的宿命。小说《度戒》以一个叫盘庚的七十多岁老瑶民在度戒仪式现场的回忆为叙事线索，在这个倒叙的时间轴上，交代一个人（盘庚）、一个族群（过山瑶）的迁徙和命运流转，以及人和以狗为代表的动物、物件、大自然的致密关系。狗在婴儿时期养活了盘庚，狗是过山瑶的图腾，一个叫美美的狗和一个叫美美的瑶族姑娘成为小说贯穿始终的意象。盘庚和两个美美的离合聚散，是时间轴上的情感事件。离合聚散的缘由是族群的出走和迁徙。出走和迁徙的内驱力，是过山瑶对千家峒这个理想中的宜居家园的不停寻找。寻找神秘的集体记忆，是寻根小说的惯常主题。《度戒》里，这是一个寓意丰富的主题，有我国南方山林民族的拜物原始思维――简洁、热烈、坚韧，有人类对于集体记忆的崇拜、尊重和传承，有民族文化迁徙中的对抗、交融和谅解。被寻找的“千家峒”不断地被证明“不是千家峒”，因为，“千家峒”在远方，千家峒是瑶人的生命理想。小说的文化指针指向这里。《度戒》借用直接的原始思维对这一生存本质进行演绎，试图表现人类族群的原发动力和生长性，对过山瑶这个族群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人类学的归纳和思考。

不过，《度戒》的“寻根”写作，只是对寻根小说写作基本沉寂之后的一种单纯的钩沉和承续吗？

寻根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是因为它试图用文字形象地突入到历史和文化的深处，寻根文学的“文化”表达如此鲜明，以至于它的文体本身被忽视和遮蔽。是故，陈晓明日前在《南方文坛》刊发《先锋文学三十年――辨析与反思》一文，认为：“寻根之新潮难以为继，在于它并没有形成自己有效的形式革命，如何在艺术上形成自己语言和风格，对于在艺术上真正形成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对于寻根作家群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缘由在于，寻根群体是知青群体的变种，他们几乎是为了在艺术上逃避现代主义运动才躲到寻根的天地里，故而他们与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联系最少。”其实，不只是寻根文学“难以为继”，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潮文学包括先锋文学九十年代以后都逐渐消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急速发展带来的精神困境消解了文学写作样式探讨的热情，文学写作或“向内转”或“政治经济文学化”，成为一时之选。

随着新潮小说的整体沉寂，寻根小说也淡出文学的视野。但是，寻根小说在文体建设方面并非毫无遗产。以当年的代表人物韩少功为例，与大多数寻根小说写实的叙事方式不同，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爸爸爸》建构了湘西寓言小说写作的一类文本范式，即以寓言、象征等为手段，表现楚文化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这种文体风格在《度戒》里复活或者说重生。寓言是《度戒》借来的一个壳，在这个壳里，集体记忆在寓言小说里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它既是寓意的指向，也是叙事的线索，物拟人化，人拟物化，人和物交流的障碍打破，叙事由有限视角变成无限视角，这种叙事优势既能使创作主体把想象的经验借助寓言形象和原始思维进行还原，用变形的现实表达现实的本质――故乡在瑶人的心里，又能满足人类对神秘未知领域的探视――瑶人与狗、与山林、与土地、与他族群的神秘的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群知识分子或者文人在国门大开的背景下，通过写作自觉地对历经政治浩劫的民族的“存在”进行思考，思考的底色是中西文化比较视野的认识，与“五四”时期的打开国门相似，批判和反思的色彩很强。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摘取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一等奖的作家王青伟，转向剧本创作之后，又重新回到“纯文学”（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语）写作舞台。他的文化立场，在《度戒》里不只是复活，而是重生。

《度戒》与传统寓言小说不同，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湘西寓言小说明显不同，“文化”在此既不是批判的武器，也不是批判的对象，作家渗透进文字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理解。百业待举之时，对于旧文化的不满和检讨占了主潮，这是早期寻根小说文化批判态度的由来。物质创造较大丰富之时，对于文化的检讨却是多向的，环保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多重主义可能在一个层面上达成共识――对于传统、乡村、民族中的恒定价值急速消逝的留恋。知识分子的先哲架子放下了，他们既不是苦难的同情者，也不是不足的鞭挞者，他们希望成为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的支持者和共谋者。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发展”主题遭遇各种困境，东西方文化也从激烈的角力到冷静的打量，中国的思想界也概莫能外。《度戒》里这样一种开阔、体恤和爱惜的立场的获得，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潮的折射，当然，首先是作家本人的主体自觉。当很多写作还津津乐道于具体的“声色犬马”之时，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形而上”的写作表示崇敬。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9

古人也“装萌”

“卖萌”指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很萌，还是故意突出显示自己的萌点——按照这种说法，西子捧心是假，卖萌是真。而同样是捧心，东施由于长得丑且非原创，就只能叫“装萌”。人们对长得美的女子向来比较宽容，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围城》里说，小猫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会让人觉得可爱，但是如果小狗也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就未免会讨人嫌。因此西施皱眉捧心算是别有一番风韵，而东施依葫芦画瓢的结果就只能是“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东施装萌这个笑话虽然足够著名，但是东施的装萌到底是属于装砸了的萌，功力尚浅。在历史上得到“最会装萌”这个称号的人应当是越王勾践。越国战败后向吴王夫差求和成功，越王勾践入吴国为奴。从此这个功力深厚的男人脱下了华服，上演了一场“带着镣铐装萌”的好戏。俯首称臣后的勾践，不仅喂马、拉车、守坟事事亲为，还亲尝夫差的排泄物为吴王“诊病”。取得夫差信任后，被放回越国的勾践，一边继续装萌，一边卧薪尝胆，终于在十多年后一举打败吴国。装萌装了近二十年，我们实在应该给勾践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

勾践的故事告诉后人，暂时的“装萌”可以用来麻痹敌人，达到他日东山再起的目的。于是韩信受得了胯下之辱，孙权能看上陆逊的忍辱负重。“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胡儿安禄山也算是学到了“装萌”的精髓。唐代有“三日洗儿”的风俗，指的是孩子生日三天后家长要举办“洗儿会”。安禄山为讨好杨贵妃，厚着脸皮喊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贵妃为母亲，让贵妃为自己洗澡。只不过想到腰圆体阔的他，把三百斤的身体缩在襁褓中学婴儿，不免还是让人有点反胃的。但反胃归反胃，后来唐朝花了八年时间才平复安史之乱，还赔上了贵妃本人的性命，不能说安禄山这个萌装得不成功。

谁人最“傲娇”

前文说过，明明知道自己萌还要突出显示自己萌的，叫卖萌。历史上最会卖萌的，要数魏晋的那些名士。正因为有这些会卖萌的名士，《世说新语》完全可以改名叫《卖萌指南》。管宁专心读书心无旁骛，这是他自己的萌点，他认为朋友华歆杂念太多，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洁，用刀在自己和华歆的席子上划了条三八线，这就叫卖萌；阮裕不小气，有辆很好的车子随便外借，这是他的萌点，但是由于别人不敢借，而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就把车子给烧了，这就叫卖萌。

萌卖过了头，就只能叫“傲娇”了，这是卖萌的高级阶段。傲娇者外冷内热，明明心有千千结，但表面上依然高傲如南极冰川，多么欲说还休的魅力啊。说到傲娇，“竹林七贤”里的嵇康称得上傲娇的鼻祖。嵇康长得就萌，《嵇康别传》中说他的外貌是“龙章风姿，天质自然”，山涛说他“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的外貌气度，非简单“英俊”二字就可以描述。傲娇的是，钟会听说他长得这么帅，慕名前来拜访，嵇康却不以为意，一言不发，只顾打铁，末了还丢下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嵇康后来蒙冤被判死罪，因看清世事，不愿多作辩驳。虽有人说二十年没有看过嵇康因为高兴或者因为生气而改变脸色，但是并不能说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物，相反，他是真正的外冷内热。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的嵇康，慨然长叹：“《广陵散》今绝矣！”但即使惋惜他也不肯留下《广陵散》的曲谱，真是傲娇得让人扼腕啊！

“萌”在汉语里，又指生命的一种初始状态。生命之始，无所畏惧，天人合一，乃是道家追求的状态。嵇康等魏晋名士后来也被称作新道家，他们对宇宙、自然和人生心怀深沉的感情，非常敏感，常能注意到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因此阮籍听说不认识的美丽少女早夭，会跑到人家门口大哭一场；刘伶“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坦然面对天地和宇宙；王徽之雪夜乘小船访友，到了朋友家门口却不进去，还说，我也是兴尽而归，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才走呢？再联想到老子清心，庄周梦蝶，杨朱舍不得用一根腿毛来换天下大利，道家真算得上中国古代最萌最傲娇的学派了。

另类“天然呆”

有热心网友为“萌”总结出了若干属性，其中第二条是“天然呆”。网友对这个词的解释是“看起来傻乎乎有点反应迟钝，知识或举止多少偏离一般常识的范围，但本人对此毫无自觉或没有察觉”。犯傻又不知道，还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另类的萌。

中国古代并不缺乏这样另类的“萌人”，我们童年时代接触的中国寓言中，主角有不少都是天然呆。《列子·周穆王》中记载，一个郑国人，打了鹿想藏起来，埋在地里找不到了，于是骗自己说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这就是“蕉鹿自欺”的故事，这个郑国人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天然呆。跟他一样具有创造力和阿Q精神的还有那个“揠苗助长”的宋国人和“掩耳盗铃”的齐国人。除了自欺欺人，天然呆之所以会显得傻乎乎的，往往是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不清楚他人的眼光和想法，一不小心就会干出“买椟还珠”的傻事；举一反三在天然呆的字典里也是找不到的，所以干出“刻舟求剑”、“守株待兔”、“邯郸学步”、“郑人买履”之类的事虽然令人咋舌，但也不足为奇。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篇10

关键词：南宋诗人；吕祖俭；孙应求；孙应符；生卒年考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72-03

南宋吕祖俭、孙应求、孙应符等三位作家，或有诗、或有文传世，然今《全宋诗》、《全宋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小传其生卒年或不确，或付之阙如。现据相关史料考证如下：

一、吕祖俭卒年考

吕祖俭字子约，自号大愚叟，祖谦弟，浙江金华人。朱子高足。宁宗庆元元年（1195），因忤韩腚邪仓蒙刂荩改送吉州，遇赦，移筠州高安县，寓居大愚寺，卒于高安。嘉定初赠朝奉郎、直秘阁，嘉熙二年赐谥曰忠。事迹详《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吕祖俭传》及明万历《金华府志》卷十六小传。著有《大愚集》十一卷，已佚，今《全宋诗》录其诗十题，《全宋文》辑其文二十九篇。

吕祖俭生年不可考，卒年实可确考，卒于庆元四年（1198）。

今所见诸本吕祖俭卒年均为庆元二年（1 196），如《全宋诗》小传：“吕祖俭（？――一九六），字子约，自号大愚叟，金华（今属浙江）人。祖谦弟。以父阴人官。……宁宗庆元元年，以忤韩倔胄，韶州安置，后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卒年甚为详确。

又，《全宋文》小传：“吕祖俭（？――一九六），字子约，号大愚，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祖谦弟。受业祖谦如诸生。……宁宗继位，除太府丞。忤韩e胄，安置韶州，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庆元二年卒，谥曰忠。”卒年确切。

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小传：“吕祖俭（？――一九六）字子约，自号大愚叟，金华（今属浙江）人。从兄祖谦学，与朱熹为友。……庆元元年，以辩赵汝愚事件忤韩倔伲安置韶州。至庐陵，将趋岭，得旨改送吉州。在谪所，寓居大愚寺，读书穷理，卖药以自给。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卒年同样言之凿凿，确切无疑。

以上诸说均源自《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吕祖俭传》：“吕祖俭字子约，祖谦之弟也，受业祖谦。……宁宗即位，除太府丞。时韩倔胄寝用事。正言李沐论右相赵汝愚罢之。……安置韶州。……祖俭至庐陵，将趋岭，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诏令归葬。”按，吕祖俭安置韶州时在庆元元年四月，五月改送吉州，二年七月移高安。《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一九》载：庆元元年“四月二日，宣教郎、太府寺丞吕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宋史全文》卷二十九：庆元元年四月“丁巳（二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上疏留赵汝愚，并论朱熹、彭龟年等不当逐，语侵韩e胄。戊午（三日），诏吕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五月戊子（四日），吕祖俭改送吉州安置。……（二年七月）戊子（十一日），流入吕祖俭等量移内郡，以皇子生故也。”据《宋史》本传“二年卒”，知其卒于庆元二年。

今通行此说，实不确，《宋史》本传所载有误。吕祖俭庆元三年二月尚作有文《书东坡访子由倡酬诗送子长弟行题其后》，篇末署名“庆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东莱吕子约父书于大愚僧舍”。《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二三》载：“庆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责授中大夫光禄卿留正、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赵汝愚、责授惠州团练副使徐谊、韶州安置吕祖俭，复官量移指挥，更不施行。以臣僚言，此四人负罪深重，不应用赦。”可知，是年底，吕祖俭尚在世。

吕祖俭实卒于庆元四年（1198）。明万历《金华府志》卷十六“人物”：“吕祖俭，字子约，金华人。受业其兄祖谦，博通经史，信道甚笃。用父阴人官。……召人为太府丞，时韩腚杏檬隆R阅谂罢侍讲朱熹、彭龟年，引李沐为正言，劾罢丞相赵汝愚、祭酒李祥，中外侧目莫敢言。祖俭抗章殿陛，直指其失，安置韶州。中书舍人邓卵缴奏，不听。后腚形颍改送吉州。……明年遇赦，量移筠州，寓居大愚寺，自号大愚叟，越四年卒，诏令归葬。所著有《大愚叟集》。嘉定初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赐谥曰‘忠’。”按，据上引《宋史全文》，吕祖俭自庆元元年四月“安置韶州”，“改送吉州”，“移筠州”，“越四年卒”，故知其卒于庆元四年。越字多义，此用为“到”、“于”之义。

明王棉《王忠文公文集》卷十七《跋吕大愚帖》：“大愚先生吕忠公祖俭字子约，东莱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受学于成公，而用其父仓部泽补官，中铨试授修职郎，即请祠禄。……出通判台州，人为太府寺丞。庆元初，孽韩柄国，赵丞相汝愚既贬，一时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轮对上疏极论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朝廷因薄其罪，归葬于婺。后九年，韩氏始以迷国毒民殛死。嘉定更化，旌闵遗直，乃诏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赐谥曰‘忠’，五年复特命其孙宝之以官，于是上距其卒之岁已四十二年矣。”此跋前部分所载，与上文所引万历《金华府志》吕祖俭本传一致。后部分还有两个时间点可推敲，即“后九年”、“四十二年”。

按，韩e胄于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被诛杀。《宋史》卷三十八《宁宗本纪》：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e胄于玉津园。以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以诛韩腚汹天下”。十二月“丙寅，赠吕祖俭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丁卯，诏改明年为嘉定元年”。可见，跋文所载与《宁宗本纪》完全吻合。据此，自开禧三年前推九年，知吕祖俭卒于庆元四年。又按，据嘉熙五年（1241）“距其卒之岁已四十二年”，前推四十二年，亦卒于庆元四年。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八《答李季章》云：“熹今岁益衰，足弱不能自随，两胁气痛，攻注下体，结聚成块，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亲旧凋零，如蔡季通、吕子约皆死贬所，令人痛心。……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按，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此年69岁，则书信写于庆元四年（1198），此时朱熹慨叹“蔡季通、吕子约皆死贬所”，亦知祖俭卒于庆元四年。

又，朱熹《晦庵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子约之亡伤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间岂复有此人？尤足为痛哭也。”按，黄o字直卿，福州闽县人。据此知，在吕祖俭去世不久，“伤痛未定”，蔡元定又去世，朱门连失两将，朱熹痛心不已。据明蔡有鹃辑《蔡氏九儒书》卷二《西山公集》附录，刘Z所撰《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铭》，蔡元定于庆元四年八月九日去世。墓志云：“一日，谓其子沈曰：‘合谢客，且安静还造化旧物。’凡九日，命移寝正室，有二声若石坠牖间，顷之而逝，享年六十有四，庆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克葬于建阳县崇泰里翠岚之源。”又据同书附录、蔡元定门生丘（字子陵）所撰《叙西山先生行实纪略》：“窃随至舂陵，居二年，辞归省侍，先生曰：‘少待，九嶷可登，以观濂溪之遗风、帝舜之陵墓，非徒游观而已。’缓步徐行，往返数日，余居一日，先生具酒，令舂陵朋友坐，杯酒流行，曰：‘此会是与诸友别耳。’在坐皆惊愕。令市木合棺成，先生卧其中，命匠斯小，曰：‘恐路远难致。’又数日，作书别晦庵及遗嘱付仲默，且云：‘凡尔诸友有疑处，合问者早问。’几日后，不复语言矣，密与舂陵诸友皆感泣。先生曰：‘大丈夫莫作儿女相得失，荣辱屈伸往来，天之命也，何以泣为！’阅三日，有星若大石坠牖门，声震邻里，衣冠端坐而逝，时庆元四年八月九日卯初刻也。是日，天地昏暗，风雨大作，舂陵从游诸友哀恸，如丧所亲。”亦知蔡元定卒于庆元四年八月九日。依朱熹书信中语气看，吕祖俭去世时间约在七月。

又，彭龟年《止堂集》卷十五有《祭寺丞吕子约文》，原文编年戊午（1198）九月。

综上所考，吕祖俭卒于庆元四年无疑。

二、孙应求卒年考

孙应求，字伯起，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乡贡进士。孙介长子，诗人孙应时长兄。能诗，以文学知名，今《全宋诗》录存其诗十一首。然其生卒年一向无考，今《全宋诗》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小传皆付之阙如。其生年不可考，卒年实可考。

楼钥为乃父孙介所作《承议郎孙君墓志铭》：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泰州海陵县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后应时升朝，累赠承议郎。……三子：长曰应求，后君四年卒。次日应符，次即应时也。”据“后君四年卒”，知孙应求卒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

又，孙应时《上晦翁朱先生书》其七：“某曩者受辟之后，卒然改计，辞亲独游，甚不自得，又闻伯兄之讣，便力谒归。”按，孙应时被蜀帅丘密（字宗卿）辟人制幕在绍熙三年五月端午日，月底自临安起程。《与丘机宜书》：“某上覆机宜尊兄：初九日人回，领端午日书，且拜侍郎所赐手札。……初欲略归余姚，恐迟留不敢，度二十七八间可去此，六月半后可抵京口。”次年春即请求东归。《答吕寺丞书》其三：“自春来月月说归，以故阔不上记。……已拟初夏东归，而丘丈坚委一至益昌见总卿，因到武兴，略观边头人情。……秋风峡水可下，决不复迟留也。”按，吕寺丞即吕祖俭。据此，其“闻伯兄之讣”当在绍熙三年人蜀之后的秋冬之时。

又，孙应时《答吕寺丞书》其二：“某蹭蹬远游，固不可悔，顾丈夫亦欲一览万里，少快耳目耳。安知别家不三月，伯氏忽焉早世，使老母哭长子，而重念某之在行，无以为怀。回首白云，耿耿可知。本只俟水生谒归，主人以到此日浅，人情未洽，苦相挽驻，期稍有惠于蜀，须秋潦退乃行。”据此确知，应时人蜀“别家不三月，伯氏忽焉早世”，其时为绍熙三年八月。

三、孙应符生年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