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1

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动手煎鸡蛋。我仔细地想了想平时看到妈妈煎鸡蛋的过程。我从冰箱里拿了两只鸡蛋，轻轻地磕在碗上，用筷子拌匀。我把油倒在锅里，打开电磁炉，然后把鸡蛋倒在锅里。鸡蛋在锅里“吱吱”地欢唱着。很快鸡蛋边冒出了白泡泡，就像一朵金黄色的花。我左手拿锅柄，右手用锅铲不停地铲鸡蛋。我忽然想起还没放酱油和味精，于是，我手忙脚乱地把味精、酱油一点一点倒在锅里。我拿出了一点葱，用菜刀把葱切碎，再把葱花撒在鸡蛋上。

香喷喷的煎鸡蛋就新鲜出炉了，油滚滚，金灿灿，香喷喷。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钻。馋得我“口水流下三千尺”真想尝一口，不行，得等爸妈来了才能吃。我得意洋洋地把鸡蛋端到了爸妈面前。爸妈尝了一块，都说好吃的不得了，还称我是

“小厨师”呢。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2

老人衣食无忧、可以在在那里颐养天年？不，现实往往是相反的。那里的老人似乎没有那么幸福，也许那里只是他们可以遮风避雨的场所。可以满足他们的一日三餐。除此之外，我能看到的只有老人眼神中，对子女、对家的思念。

有的老人住的房子。窗户还在漏水，有苍蝇在你身旁的生活并不好受吧。但的的确确，他们就生活在这里。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85岁的老奶奶，她跟我说，这里很久不会有人来一次，除了一群高中生，为了完成作业来的。在这里，她过得还挺开心的。几个老人在一起讲讲话，不会那么孤单。自由活动室限制75岁以上的老人不许去，怕磕到碰到。老人的话语我需要仔细的听，因为可能听不清。

这一天是个晴天，我推着轮椅，和老人一起在不大不小的院子里一起唠嗑，她把我当作孙女一样，无话不谈。中午，我带老奶奶去吃饭，中午是粥，因为不怎么爱吃，没吃几口就走了。其实这一幕幕在我眼里觉得很刺眼，如果是在家里，有儿女的陪伴，有孙子、孙女的陪伴，还会不会这样呢？我一直在这里呆了7个多小时，在这里我觉得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答应这里的老人、院长，下次会带许多朋友，让他们感到温暖。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3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事实行为，人为事件，区别

在民法中，要产生民事法律关系除需具备主体、客体和相关的法律规范外，还需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促使法律规范从客观权利转化为主观权利，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因，这就是民事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将其和法律后果（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联系起来的具体生活情况。法律事实是反映现实生活情况的存在，具有使法律规范发生作用的杠杆的意义，是把法律规范和具体主体的权利义务联系起来的环节。因此，法律事实伴随法律关系的整个生命过程-产生、变更、消灭。[1]

根据民事法律事实是否具有直接的人的意志性，可以分为事件与行为。其中，事件是指与人的意志无关而且不直接含有人的意志性的事实，反之，就是行为。[2]事件的法律后果由法律直接规定，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内容则既可能是根据行为人意志的内容来确定的，也可能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这与行为自身的种类有关。

一般认为，事件可以分为自然事件（绝对事件）和人为事件（相对事件）。[3]自然事件是其发生与人类的活动完全无关的事实，人为事件则是人的活动引起的，但是在民事法律效果中法律不考虑行为人的意思内容（如，就罢工在民法上的意义而言，罢工工人的主观状态就不是民法关注的内容），即视为该事件中不存在人的意思。

自然事件包括人的出生和死亡、自然灾害、一定时间的经过、天然孳息的产生等；人为事件则包括战争、罢工、动乱等。[4]

至于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的分类，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但由于分类标准很多，[5]本文仅从如何区分民事事实行为的角度讨论一下行为的分类问题。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历史和本质

大家公认，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法律事实的一种。但是，在中国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论，至今没有停息。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求助于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历史才能弄清楚。

法律行为的概念据说来源于德国注释法学派，许多学者认为，最早使用“法律行为”概念的是德国学者丹尼埃奈特尔布兰德（Danielnettelblandt，1719—1791）。[6]而法律行为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以近代德国法学大师、历史法学派萨维尼的著作《当代罗马法体系》于1848年的出版作为标志的。[7]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接受了注释法学派的研究成果，最早采纳了法律行为的概念。[8] 法律行为之最先成为民法上的专项制度， 则始于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9]由此可见，法律行为制度的出现不会早于19世纪。

从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这些概念的使用，首先是为了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是代表民法向公法主张权利。后来，经过萨维尼和潘德克顿法学的改造，法律行为成为民法科学的基础。[10]现代民事法律行为诞生了。

在法律行为概念业已出现的19世纪，所谓的法律行为，客观上是指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是不包含违法性质亦即为立法所绝对禁止性质的，故而专指主体将自己期望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内心意愿表达出来的适法[11]（何为适法，学者也争论不休）。

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意思表示并不全然等同于法律行为，遂又将意思表示仅仅作为法律行为的核心构成要素。 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法律行为概念的最新表述中，无论是“旨在于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之说，或者是“意思之表达不为现行立法所禁止”之义，都是为了限定意思表示才得以出现的附加条件：二是作为法律行为所能够引发的法律后果，事实上“皆以意思表示之内容定之……因此意思表示之问题，遂为法律行为之中心问题焉”。[12]

据舒国滢先生的考察，德文的Rechtsgechaft准确的汉译只能是“表意行为”或如有些学者主张的表示行为、设权行为，与事实行为处在同一位阶；而与中文“法律行为”（在民法中称为民事法律行为）相当的德文是Rechtsakt，它是Rechtsgechaft的上位概念，包括表意行为和事实行为两种。[13]孙宪忠也认为，法律行为一词在德文中本身是Rechtsgeschaft，由Recht和Geschaft构成。Recht本身是法律和权利的意思，Geschaft 本身指的是交易的意思，指权利的转让、让渡等。这个词翻译为“法律行为”不算太确切。因为人的行为有专门的词Handle，跟英文的hand词根是一致的，人的纯粹行为用hand.以个人所为的、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在德文中表示为Rechthandlung，从其本意来看，这个概念并没有要求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但是“法律行为”作为一项交易，就必须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因为转让权利必须符合出让人的意思，也必须符合受让人的意思[14]（由此，可见翻译与引进外国法律理论的艰难）。

因此，法律行为中应当含有行为人的意志，只有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才是法律行为，其概念可以表述为：民事主体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私法上效果的行为。法律行为的本质是表意行为。

二、民事事实行为

关于民事事实行为的含义，据有关学者的归纳主要有四种：[15]

①只要是行为都是事实行为，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事实行为；

②广义上的事实行为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化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③广义上的事实行为中的合法行为则是狭义的事实行为；

④狭义事实行为又可以分为最狭义的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这最狭义的事实行为被直接以事实行为称呼。

其实，要明确事实行为的内涵就必须有所取舍，如果不作出必要的限制，所谓的事实行为也许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可能确定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前述①②③种看法过于宽泛，有的甚至把民事法律行为也包括进去了，而我们恰恰需要一个词来概括除法律行为以外的人的各种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既然，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表意行为，那么依照法律后果是否与表意人的意思内容有关，就可以把民法上的行为分为表意行为和非表意行为。[16]前者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前文引述的舒国滢先生的观点也是一个佐证），后者由于其法律效果不必考虑当事人的意思，属于法律对于一种事实情况直接赋予一个法律后果，可以称为事实上的行为或事实行为。

因此，我认为，事实行为应当是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应而存在的，在界定了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后，其他的凡不以意思表示决定其法律后果的行为都可以看作事实行为。

三、民事事实行为的区分

1、民事事实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基本分类

我国《民法通则》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这一定义着重强调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但未明确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被学者认为有重大缺陷而受到批评。[17]同时，《民法通则》创立了“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避免使用“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因为，大家认为这种说法存在逻辑错误。[18]民事行为则是指民事主体为了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实施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即民事表意行为。[19]这实际上是用“民事行为”取代了传统上的“民事法律行为”，从而缩小了“民事法律行为”在中国的外延。正是这一改变，造成了多年来学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争议。所以，未来的立法应当正本清源，确立科学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结束无谓的争执。

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是从“标准”或“典型”意义上下的，它只能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得到完全的适用，不可能适用于全部的情况。其实，任何定义都是这样，只有找到一个基准点（或稳定态）才可以下定义，而这个基准点常常就是出现几率最高的情况，符合这个情况的就是正常的（常态），否则就属于异常情况（异态）。而所谓“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等违反逻辑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呆板地适用民事法律行为定义的结果。一种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法律对它作出的评价，这种评价与定义的基准点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和基准情况一致的才会被法律认可，否则，它的效力就不完全，不论是可撤销、可变更、效力待定还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些都不违背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也不存在什么逻辑矛盾。同时，这几种情况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它们最终会变成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完全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所以，根本不会有逻辑矛盾，也不存在用语不当的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这样，我们在给现实中的行为“贴标签”的时候，就应当慎重。只有完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特征的才是民事法律行为，否则就不是，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如果，可撤销可变更的行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被撤销或变更，那它就是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效力待定的行为，没在法定期间内得到追认，那它就是无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就其实质来说和事实行为是一样的，因此它就属于事实行为。综上可知，法律行为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它可以发展为有完全效力的法律行为，也可以转变为事实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见，表意行为与非表意行为的分类也是应当作出限制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划分的“标准时刻”不是行为做出时，而是其效力确定时（只有这时才是稳定状态）。如果可以产生完全的法律效力，这种表意行为就是法律行为，否则就是事实行为，不管其中是否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样对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作出区分，其分类就是很清楚的，不会再有模棱两可或无法归类的情况出现。

另外，学术上认为，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还应当包括准民事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也不是意思表示的内容确定的法律后果，而是意思表示作出后依照法律规定发生的与意思表示有关的其他民事法律后果。准法律行为可以说是处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之间的一种情况，但就其最终的法律效果而言，一般可以归入法律行为。[20]

至于行为合法（或适法）与违法（或非法）的区分由于采用的是另一个分类标准，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区分没有必然的关系。法律既规范合法（或适法）行为也限制违法（或非法）行为，即使是法律行为，它也可能存在违法（或非法）的目的，法律同样不会袖手旁观，违法（或非法）行为在法律上也会产生后果。因此，合法（或适法）与否也无法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区分开。[21]

2、民事事实行为与人为事件

在法律效果上，事实行为和人为事件都是法律直接赋予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一种行为，后者为此种行为的结果。因此，无意志能力人实施的“行为”、造成人为事故的行为等，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算作事实行为，而其结果对于局外人来讲一般就是人为事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区分，反映了事实行为与人为事件的联系，这也说明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只有有限的意义。另外，人为事件一般具有规模大的特点，如罢工、战争，同时，人为事件也不限于事实行为的结果（如，人的失踪就不能看作是失踪人的事实行为）。所以，区分事实行为和人为事件也要具体分析，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

由于事实行为范围广泛，且各具特点，属于事实行为的制度只能分散在法律各处，不象法律行为那样系统。从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不考虑行为人的意思而言，违法行为、遗失物拾得、埋藏物发现、发明、发现等在一定程度上皆为事实行为。

在此要特别提到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严格来说是一种事实状态，其产生原因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事件。如有学者归纳，不当得利的产生可以基于人的行为，也可以是事件的后果，甚至纯粹是法律规定的后果。[22]所以，笼统地说不当得利是一种事实行为是不严谨的。

注释：

[1]「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6月，第537-539页。

[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页。

从后文可以看出，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即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起到区分事件和行为的作用。

[3]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176页。

另见，「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6月，第550页。

[4]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176页。

鉴于本文的观点与该书有一点不同，所以，剔除了其中不合本文观点的例证。

[5] 关于行为的分类，可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6-178页。

[6]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

[7]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8] 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

[9]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10]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

[11]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77页。

因此，有人直接以法律行为称呼古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参见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12]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77-78页。

[13]李小华、王曙光《民事法律行为不仅为表意行为》，《法学》2001年12期，第46页。

[14] 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

[15]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88-189页。

[16]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7-178页。

[17]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81页。

[18]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19]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83-184页。

[20]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59页。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4

关键词：古汉语 词汇 析字辨义

古汉语词汇历来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古汉语词义的掌握是学好古汉语词汇的基础。通过分析字形辨析词义，是掌握古汉语词汇较为有效的方法。

一、分析字形辨析词义

通过对字形的分析，探求字义，是古汉语词汇教学的有效方法。因为汉字造字的特点是“因形示意，意寓形中”，字形与词义有着密切联系，一般通过分析字形就能够了解这个词的意义。例如“豆”，今多用作“大豆”“小豆”“豆制品”之义，而其古义指的是“盛食物的高脚器皿”。如：

（1）昂盛于豆，于豆于登。（《诗·大雅·生民》）

（2）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刘基《卖柑者言》）

（3）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周礼·考工记》）

（4）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子·告子上》）

例（1）、例（2）中的“豆”指的是“木盘”或“瓦盘”；例（3）、例（4）中，“豆”是量词，“一豆肉”“一豆羹”意思是“一盘肉”（羹，古义是“带汁的肉”）。后来，“豆”假借为“菽”，才表示“豆类植物的总称”。如《齐民要术·种豆》：“四月时雨降，可种大小豆。”但“豆”作为“器皿”义在古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还有用例，若不注意分析，有时容易出错。

这类词在古汉语中有很多，按照本义去解释，才能正确地理解句意，否则，就会发生错误。又如“何”字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作疑问代词用，但在先秦古汉语中还表示其他的意义。《诗·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何”表示“担负”“背着”等义，是“负荷”的“荷”的古字。“何蓑何笠”意思是“背着蓑衣，背着斗笠”。“何”的古字形是“”，是一个人担负着东西的象形。

如果结合字形分析，弄清了这些词的意义，就能够正确地理解文言作品的句意。因此，通过对字形的分析来掌握本义，是古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

另外，在古汉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一个词往往不止一个义项，在古文中究竟用的是哪个义项也难以确定。如果从掌握词的本义入手去弄懂各个义项，就能提纲挈领，以纲带目地掌握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例如：“本”在古汉语中常见的义项有：

①树根：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国语·晋语》）

②根源：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韩非子·有度》）

③根本：今背本而趋末。（贾谊《论积贮疏》）

④主要的：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晁错《论贵粟疏》）

⑤本来：本在冀州之南。（《列子·汤问》）

在这些义项中，哪个是“本”的本义呢？“本”是指事字，从木、从一。“木”和树有关，符号“一”在木下，指示其意义所在，可见“木”的本义应该是“树根”。

二、如何通过分析字形辨析词义

要正确地进行析字辨义，首先要了解汉字结构的基本规律。古汉语对汉字字形结构的分析有一套专门的理论，这就是许慎《说文解字》里提出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涉及到汉字字形结构分析的主要是前四种。在汉字体系中，形声字最多，其次是会意字，象形、指事字最少。象形、指事字虽然少，但对析字辨义来说却很重要，它们是构成会意字和形声字的零部件，可以直接通过对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字形分析来掌握词义。例如，“豆”的古字形是“”，从“豆”的金文字形看，像一个有盖的高脚杯子，“豆”字最上面一横代表盖子，下面的“口”指容器，用来装盛食物，两条竖线是高脚，最下面一横表示底座。从字形分析看，“豆”是一个象形字，是古人按照它的形状画下来的，本义就是“盛食物的高脚器皿”。又如，“末”的古字形是，像一棵树，树梢处有一横，以指示意义所在，是一个指事字。根据字形分析，可看出“末”的本义就是“树梢”，词义和“本”相对。

析字辨义是掌握词本义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掌握了析字辨义的方法，就能够按图索骥，了解众多的词义。

其次，析字辨义一般要以古文字为基础。因为从古至今，汉字发展到现在，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字在今文字（主要是隶书、楷书及简体字）中已看不出其意义所在了。所以，通过字形辨析词义一般要用篆书，甚至金文和甲骨文。如《诗经·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中“行”字，《说文》：“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意思是“步行”。其实，“行”是象形字，甲骨文为“”，是“四通八达的道路”的象形，而许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依据变形的篆书分析的，难免误释。因此，要正确地掌握一个词的意义，还必须学点古文字学的知识，多查找《甲骨文编》《金文编》和《古文字类编》等工具书。

三、分析字形掌握词义的步骤

分析字形掌握词义，先要弄清词的形体结构，看它属于四种汉字结构中的哪一种，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独体字是纯表意的文字，包括象形字和指事字，这两种字形表义直接明了，一般通过对古文字形的分析都能得出它的确切意义。所以，我们析字辨义的对象主要是合体字，它包括会意字和形声字。在辨析这两种字时，首先要抓住字词的表义部件，即形符。

对形声字来说，掌握了形符，就可以根据形符推断这个词的众多义项中哪一个义项是本义，哪些是引申义，哪些是假借义。因为形声字的形符是表示意义范畴的，与形符意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本义，与本义有联系的是引申义，而与本义没有联系的就是假借义。如“顾（顧）”字在古汉语中常见的意义有以下几种：回头看；看；拜访；照顾；反而。“顾”的形符是“页”，声符是“雇”，“页”是一个象形字，像人头之形，本义是“人头”，故以“页”作形符的字，本义应与“头”有关。在“顾”的众多义项中，“回头看”与形符“页”的关系最密切，所以是本义，其他的则是引申义，最后一项是假借义。

分析字形掌握词义，要将会意字与形声字区分开来。要把这两种字辨析清楚，最主要的是弄清字的构字部件在字中的关系。会意字和形声字虽然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组成，但构件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会意字的构件之间在意义上有联系，各部分按照一定的规则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意义，会意字的构字部件全部表义，字义是各义符的组合。而形声字的构件是一部分表义，一部分表声，音义各占一半，形符只表示意义范畴。如“炙—灸”，一个是会意字，一个是形声字。怎样辨析它们的字形和词义呢？先看“炙”，这个字是由“肉”和“火”构成，意思是“用火烤肉”，而“炙”的本义就是“烤肉”，故“炙”是会意字。再看“灸”，是由“久”和“火”构成，“灸”的本义是“用艾火烧灼”，“火”和“灸”的意义有关，可知是形符，而“久”和“灸”的意义没有联系，但声音相同，可知是声符，因此，“灸”应该是形声字。在词汇教学中我们要尽可能地教会学生掌握析字辨义的方法和步骤，以便准确地理解词义，掌握古汉语众多的词汇意义。

总之，分析字形辨析词义是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要注意借助分析字形来理解词汇含义。掌握了字形与词义之间的必然联系，能够更为灵活地理解古汉语中的词汇意义，提高古汉语词汇教学的效率。分析字形辨析词义不能孤立地进行，要有古代文献作参考例证，否则就有可能失于主观臆测，错解词义。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字形辨析词义只是古汉语词汇教学的一部分，更多的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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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颜亨福.常用文言实词讲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3]荆贵生.古代汉语[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5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更加注重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秩序的修复与维护，重视基层社会矛盾的纠纷解决和纠纷解决的方式，法学理论也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多有观察与借鉴，积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这些都为社会学解释方法的产生和运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很多学者、司法者看来，与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相比，文义解释、论理解释都是针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局限于法律精密的逻辑殿堂之内，而社会学解释则引入了外界的价值判定，对法律适用具有独特的补足功能，更可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目前学界尚未有对社会学解释方法进行系统论述，我们无法对社会学解释方法一窥全貌。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将基于自己所搜集的文献材料并结合自己的认识，探讨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内涵、社会学解释方法如何运用以及其是否确有学者们所认为的独有的价值这几个问题。

一、社会学解释方法概述

(一)概念界定目前学界对于社会学解释方法并未给出权威定义，现有的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几种表述如下:1．社会学解释，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文义范围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2．社会学解释，是指在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的情况下，将社会效果等因素的考量引入到法律解释中，以解释文本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含义，从而阐释法律文本的意义。3．社会学解释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进而对特定案件事实、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和阐释。观察上述三种表述，可以发现第二种表述对社会学解释的适用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限定(即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的情况)，这并非对其内涵的表述，且不合理地缩小了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适用范围;而第三种表述中，仅提到了对社会效果进行预测一点，没有任何对该解释方法独特特点的说明，也失之过宽。对照而言，由梁慧星教授作出的第一种表述就合理很多，既强调了社会学解释的研究手段为社会学方法，也提到了该方法着重点在于社会效果预测及目的衡量。由上述表述及相关文献资料，我发现社会学解释内涵中的一些共性，主要为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及注重利益衡量三点，由此我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界定如下:社会学解释方法是在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案件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对可能的判决结果进行利益衡量的法律解释方法。(二)要素分析1．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手段法律解释中所运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实证研究要求研究者大量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做铺垫。有学者指出，运用社会学解释来分析社会效果时，需要以详细的实证材料与周密的统计分析为依据，并根据需要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上的相关分析、回顾分析描述事物之间的规律。应当认识到，进行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首先是要做资料收集，其次是根据案件需要及样本信息作定量或定性分析，最后要能够从统计分析数据中发现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可惜的是，目前这一精致的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很少应用。然而，这种现实并不能阻碍我们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相反，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手段正是在强调进行法律解释时是在以事实说话，对社会效果的预测不是凭空臆想的，确有足够的社会调查材料为依据。2．进行社会效果预测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为了使法律满足不断变动中的社会的所有新的需要并且实现个案判决的正义，就必须将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交互分析，法官的目光需要不断顾盼于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之间。在进行社会学解释时，法官是以经实证考察而来的案件事实作为法律解释的客观对象和前提条件，其解释结果将被用来预测案件裁决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进而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采用最佳的裁判规则。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除了考虑具体特殊的个案后果之外，还必须考虑整体的社会效果，即裁判后果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方面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法官预测个案裁决后果的目的在于通过创制和确认新的裁判规则来指导人们以后的行为、预防纠纷的发生，决不能仅为个案结果而损害整体的社会效果。3．进行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在尊重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大小做出的符合法律精神和社会价值要求的价值判断。法官从事的是定纷止争的工作，无时不刻不在进行利益衡量。例如，在民事案件中进行法律解释时，基于法律统一性的要求，相同的案件总是需要得到相似的处理，在先的案例很可能会对其后类似案件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官在形成裁判结果前必须要考虑不同的裁判结果所形成的不同影响。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相关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法已经明确由制定法做出了规定，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无需再特意进行利益衡量。而在进行社会学解释时，则特别需要法官细致小心地进行利益衡量，并在裁判理由中对相应的裁判规则予以详细地阐述。合理的利益衡量可以使情、理、法相统一，进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适用

虽然社会学解释在学术理论上拥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在法律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中，社会学解释方法并不占主要地位。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等解释方法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只有充分运用文义解释、论理解释依然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时，才需进一步考虑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一)文义解释优先曾有学者提出，现行的法律至少能够被很好地适用于95%的案件纠纷中。也就是说，法官能够通过对现行的法律规范进行相对简单的文义解释、论理解释而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1．文义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最基本方法，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狭义的文义解释主要是指字面解释，即按照法律规范的语词常义进行的解释。广义的文义包括字面解释、法意解释、合宪解释、当然解释、语法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等，其中最典型的文义解释是字面解释。本文中的文义解释采取的就是一种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理解。为了确保文义不被曲解，美国有些法官主张对有争议的文字采取查词典的方法解决。但是词典的使用者发现，许多有争议的字词也都是多义词。这就是说，即使是查词典也不能完全平息人们对关键词的争议。此时就必须运用其他文义解释方法以确定语词的确切含义，如法意解释就是注重考量法律的立法原意，体系解释则是从某部法律的整体结构、该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来考虑语词的含义，但所有文义解释方法的解释结论最终都不脱离对语词的理解。2．文义解释优先适用如前所述，适用文义解释能够解决大多数案件，在进行法律适用时，文义解释是法官应首先考虑使用的方法，即只要法律措词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结果，就应当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文义解释的优先性还可以表述为:无须解释的事项不许解释。当法律规定明白无误时，人们没有理由拒绝应用。但文义解释优先也并不是要解释者拘泥于文字来解释法律，只是在解释法律时首先考虑文义，解释者往往在运用其中一种解释方法后也会再考虑其他解释方法，甚至进一步进行衡量比较解释结论的妥当与否。3．文义解释优先的积极意义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是为对人们的行为有所拘束，这种约束体现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就是文义解释优先。文义解释优先适用也在于使解释结果有可预测性，从而增大法律自身意义的稳定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好地服从法律。(二)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从笔者了解到的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的案件来看，该类案件所遇到的难题往往是，单纯靠逻辑演绎，法官无法查明具体的案件事实。法官需要通过社会实证调查明确案件事实后方能正确选用裁判规。如著名的诉俄勒冈州一案就是运用社会学解释的典型案件。1903年，俄勒冈州在进步运动影响下，通过一项禁止妇女每日劳动超过十小时的立法，库尔特•洗衣公司不愿遵守此法，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理由是该法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关于劳资订立契约自由的规定。布兰代斯在这个诉俄勒冈州的著名案件中为被告提出一份长达一百零四页的辩护状，其中只有两页涉及宪法论点，其余一百零二页都是社会调查材料，有力地说明工时过长损害劳动妇女健康、安全和道德，不利于她们完成母亲职责，对整个民族都是有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被这份辩护状说服了。在此案件中，俄勒冈州就是通过大量社会学统计数据证明了其“10小时工作法案”的正当性，并最终在案件审判中获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在进行社会学解释方法工作时，具体有如下几点要求:1．以充足的社会实证分析资料为基础在特定个案中进行社会学解释需要大量的统计和论证工作才能完成。法官需要在案件前期准备工作中耗费大量精力，为社会学解释工作中后续的社会效果预测及利益衡量的准备科学依据。2．程序合法法官采取社会学解释方法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不同社会后果进行预测及利益衡量时，是要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实质价值判断，并寻求法律依据。程序是这种利益衡量获得合法性的依据，也是法官进行合理衡量的基础。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中，必须有严格的程序控制，包括合议制、严格规范的审理程序、陪审员制度、充分的审判公开等等。3．合理的利益衡量利益衡量过程就是一个平衡利益冲突的过程。作为利益衡量的理论法源的利益法学并没有给出如何去平衡利益冲突的标准，因此，利益衡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太过于模糊而缺乏可操作性。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每一位法官在面对众多复杂的利益时，会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利益排序，并且对于特定利益都会得出同样的序位，比如生命权、生存权总会排在第一序列，如诉俄勒冈州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认可妇女的健康、安全要高于契约自由。也就是说，法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时，总是受到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价值伦理观念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制约。具体案件中，如何平衡利益冲突都要求官站在法律人的角度整体分析、统筹兼顾。在具体案件中，法官的首要出发点是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同时，尽全力去实现个案的正义。利益衡量中所考虑的利益至少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个体利益，二是社会公共利益。个体利益的行使不得侵犯社会利益，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的方式为代价。由此可见，在进行利益衡量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对合法合理的私人权利空间的保护，以满足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需求。4．充分的论证说理制度法官从对不同社会效果的考量出发，合理地进行利益衡量，作出具有正当性的判决，还需要一个条件的约束，那就是他们最终作出的判决必须有法律上的理由。即社会学解释的结论不能在裁判中孤立地出现，必须有足够的说理来支持。也就是说，实质性合理并不等于最后的司法判决，司法判决的结论仍需要法律条文、法律原则作依托，仍需要经由逻辑三段论的演绎分析而得出。法官在进行社会学解释工作中必须实现这一步，以阐释裁判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单纯地主观臆断将会架空社会学解释方法，使其落入法律虚无主义的陷阱之中，降低司法信服力。

三、社会学解释方法的意义

(一)增加司法裁决的公信力社会学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引入了实证研究方法，法官在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处理疑难案件时，在事实层面有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为资源，以客观的事实作裁判说理的依据，在说理上能够更加严谨、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以往裁决说理中法官单纯逻辑演绎推理的尴尬，司法裁决的公信力也就更有保障。(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社会学解释方法作为解决疑难案件的重要思维方法，其优势在于对社会效果和影响的重视，它强调的不仅是当下个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更是对案件之后的社会状况进行的预测，这样的司法裁决就能对整个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社会学解释的价值和追求目标就是通过利益衡量，使情、理、法相统一，进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二)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从我国司法现状来看，法官的素质还难以满足社会学解释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我国当前的法官虽然总体质量上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化缺乏规范的保障和制约机制等等。法官队伍的这种整体状况对进行社会学解释的操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退而言之，即使法官的素质能够满足社会学解释的需要，在特定个案中进行社会学解释也需要大量的统计和论证工作才能完成。在我国当前仍然是法官主导型诉讼的现实背景下，法官要在疑难案件中进行社会学解释工作，需要大幅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既要加强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运用，并且要不断调高司法效率，才可能在基本的案件审理之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进行社会学解释工作作准备。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6

(一)目的解释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目的解释方法追求刑法的本来目的，从中得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意思，符合罪刑法定作为刑法解释基本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由此原则派生出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类推、刑法的明确性等多个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何进行刑法解释、如何在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是法学中一件复杂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任务”。⑥罪刑法定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个方面，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即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与约束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统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权的维护，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

(二)目的解释符合现代司法理念

“法律规范始终在追寻特定的目的，且不仅是各立法者所规定之目的，其亦追求‘法秩序的客观目的，后者是基于法秩序的内在合理性所提出的要求’。这些目的彼此必须有一阶层秩序存在，且其高低秩序又非全然取决于立法者的好恶”。⑦目的解释的出现与司法理念的转变密不可分。直到20世纪前期，形式主义法学还在主导法学的价值趋向，尤以概念法学和分析法学最为典型，其理论基础就是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司法三段论，并以此引导司法适用。由于坚守规范封闭性与三段论司法逻辑，司法克制主义大行其道，其反对法律规范的变动，坚信从法律规范当中能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并坚持大前提、小前提再到结论的三段式演绎逻辑推理，坚决反对走相反路径的实质推理。由于形式主义法学强调规范的稳定性，所以在适用刑法文本的过程中，主张从规范自身探讨法律的内涵和精神，对规范外因素则持排斥态度。不管是美国还是北欧的现实主义法学，都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形式主义法学反思的结果，主张刑法规范具有变动与不足的属性，没有包含解决所有法律问题的答案。要想让刑法规范契合现实需要，就需要改变传统的规范解读模式，于是司法克制不再是坚守目标，能动正义开始成为主流的司法理念。在司法能动主义的主导下，对刑法规范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文本自身，而是更多关注规范外因素，如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内涵及社会正义等。⑧“刑法之解释在于使所发生之具体事实，能适当地妥善地获得解决，以达到制定刑法之目的，是故解释之于刑法犹如营养之于生物，至少可延长其生命，使其适用为可能。亦可谓刑法系由解释而生长而发展而醇化”。⑨

二、刑法文本目的论解释的功能、立场

(一)目的论解释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

“人类行为服从目的论的支配，创制法律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解释法律同样是一种合目的行为;相对于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或确定，对法律解释目的考虑具有前置性———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达到解释目的的可行路径。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法律文本考虑如何解释法律或以什么方法解释法律时，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解释法律，解释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解释不应限于字面含义，而应从字面含义发掘‘立法思想’。字面含义(文本)与法律精神(思想)相对，表示解释活动必须在字面含义中找寻法律精神”。“法律是人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思想或意志，但是，1.人的思想并不一定都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还可能有许多不能用文字表达的思想。2.文字表达出来的意志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思想。所以，文字本身的含义或目的就可能与理解者所理解的目的不一致。这就造成了法律的文义与理解者所阐释的目的不一致的情况。虽然这种不一致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文本所载目的与理解者的目的也可能是一致的，但我们所探讨的恰恰是二者的冲突。理解者(或者说法官)的目的在不同的时期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却不是任意确定的目的，它应当是法律价值(正义等)支配下的目的，而不能是任意的目的。可以说，正是正义需要目的的解释，正是正义需要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克服形式法学的僵化性。如果没有人们对正义的需求，我们就不需要对形式法学的机械性进行批评。法律形式主义假定:法官是运用三段论推理技术来判决的，而这样法律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目的解释尤其正当性的解释出现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成文法律的字面含义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案件，机械的法律解释可能与法律目的背离。因为对法律的目的，法条本身是无法言说的，只有人才能识别法律中的目的，只有在人的理解活动中，目的才能彰现出来。因而在司法过程中只能由法官来确定那怕是被称为立法者意图的目的”。

(二)目的论解释的司法功能

目的解释通常在刑事疑难复杂案件中适用，首先确认并优化刑法的目的，然后选择刑法解释的立场，确定对于法律条款目的的理解，并在个案中得以解释，合目的地解决纠纷，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不仅遵循刑法保护法益、维护秩序的目的，而且促进法律发展。“目的论解释方法有如下功能:1.修正明显错误。虽然立法者的工作很细致，但也可能出现一些错误。一般的法律和案件遭遇也可能使法官产生错觉，从而在应用法律时出现明显的理解错误，在一定意义上就会滥用权力。对这种错误应该在司法过程中加以解决，其方法之一就是用目的解释的方法修正错误的理解。2.消除条文的不确定含义或对法律空缺进行补充。按后现代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揭示，法律文本存在含义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常态。但法学家和法官的任务不仅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揭示，而且在于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按说与法条比较，目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促成了它的内容可能更加丰富，所以，经过论证甄别后所确定的目的，恰恰又成了确定文本含义的标准。当法条理解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根据目的确定其某种含义，即:法官可以对法律进行目的性限缩或目的性扩张的解释。当然，如果出现法律的空缺，而在这时法官等法律人又能确立符合正义的目的时，目的本身就成了法源，直接起补充漏洞的作用”。

(三)目的论解释的客观立场

刑法解释立场在实践中存在着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之分。“主观解释论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阐明立法时立法者的意图。换言之，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阐明刑法条文的立法原意。因此，任何对法律的解释都是对立法原意的理解，这是强调法律规范客观性、封闭性及稳定性的解释论。由于这种法律解释的主张以立法原意为认识目标，目的是获致立法者的主观意图，因而被称为主观解释理论。客观解释论指出，法律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刑法规范亦应顺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简言之，客观解释论是侧重于法律文本的独立性，试图脱离立法原意，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势赋予法律文本时代内涵的解释论”。目的解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的立场。“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扩大解释，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在解释构成要件时，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在遇到法律疑问时，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原则。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在普通的刑事案件中，一般并不需要依赖目的解释的路径来诠释犯罪构成，因为根据文义解释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如果依照字面的通常含义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明显违背了实质正义时，就应该坚持目的解释，得出符合实质正义的结论。毕竟法治不仅需要民主作奠基，而且需要理性作前提。这里的疑难案件是指，因刑法条文之间具有某种交叉关系而导致的条文适用困难，或者是因条文规定模糊而出现的适用不便，或者是因为刑法条文过于滞后而产生的适用分歧等。由此，这里的疑难是指刑法条文的疑难而非案件事实的疑难。两者所指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存在差异。解决案件事实疑难问题，理论界与司法界已经形成统一意见，即罪疑从无。解决刑法条文疑难问题还存在诸多争议，对此，目的解释在疑难案件中有必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在任何个案中都需做如此考量和辨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疑难案件当中，案件之所以疑难就在于它的这个行为到底符合哪个罪的构成要件，不甚清晰明了，好像该当这个罪的构成要件，似乎也可以符合另外一个罪的构成要件。在疑难案件出现的时候，可能要跳出单纯的、教条的、绝对的从所谓构成要件出发来处理案件的传统思维模式。当然，一般情况下仍然要坚持从构成要件出发，但是在疑难案件当中要转换一下思维。”

三、刑法文本目的论解释的实践发展

(一)目的论解释的实践应用

目的解释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舶来品，其适用过程应当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裁判规则与方法，融合我国特色的刑事政策，构建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模式。目的解释贯穿于法律解释的始终，只不过有时法律的文义与目的一样，至少是不冲突的，所以，人们就认为目的解释只有在文义出现僵化或恶的解释结论时才加以运用。同时也只有在上述情况出现时才能彰现出目的解释的功能，使法律文本显示出灵活性。目的解释是一种克服法律解释机械性的方法，它不是与文义解释对立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在法治社会被允许存在，只是因为目的与文义在多数情况下的一致性，而目的与文义的背离只在少数情况下。即使在目的与文义背离的少数情景中，目的也不是任意确定的。按自然法学的要求，目的应当具有某种正当性。所以在应用目的解释方法时，目的总是与法律价值密切联系，被法官等选定的用于解释法律目的应该是那种符合正义的目的。具体说来，目的解释方法适用的条件是:1.关于法律最终目的的证立没有歧义;2.这种目的从法律的表面(明显或蕴含的)看是清楚的;3.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立法者有意选择克减法律目的充分实现的实施性语言;4.法律语言与选定的解释比任何其他解释都更为一致。目的解释同样能发现指导性裁判规则。“法律所使用的语言也具有发展性的特点，特定的概念、术语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会出现含义的演变。通过目的性探讨，发现立法者的目的和意图允许做出此种演变，则解释者在进行文义解释时，应当注意其发展性，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解释”。通过目的解释创造的是解决当下问题、符合现代含义和人们认识的指导性裁判规则。

(二)目的论解释与刑事政策的贯彻

目的解释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对于刑法的理解，必定贯彻如宽严相济等类似刑事政策。例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规范具有引导作用，但刑事政策应在规范之下发挥作用。刑事政策影响刑法规范的适用，连接二者的途径则是刑法解释。如何解释刑法规范，则会对刑事政策的贯彻起到重要作用。鉴于政策具有天然的进攻性，司法主体会基于政策需要而忽视刑法规范的尊严。换言之，政策奉行的是纯粹功利主义的逻辑，它总是想方设法地摆脱一切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包括突破旨在保障个体自由的传统法治原则以及刑事责任基本原则。所以面对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司法主体需要固守刑法规范的文义范畴，在此范畴内关注政策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各司其职。

(三)自由裁量中的目的论解释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7

本文拟就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所理解的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这一对易混淆概念的区别略陈一二，以求教大方。

一、两者在方法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本文以为限缩解释位于狭义的法律解释（下文的法律解释均在狭义上指陈）的范畴之下，它属于法律解释四因素之一的文义解释的一种方法。

文中的狭义法律解释是指在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情况下确定法律规范意义确定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作业。 也就是说不包括广义的法律解释所包含的漏洞补充等内容。

法律解释成为必要是因为，法律经常利用日常用语，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语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 也即是说，法律语言不能达到象符号语言那样的精确度，它总需要解释。

由此可见，法律解释与其说是立法者之疏忽，考虑不周所造成的，毋宁视之为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一种手段。它不仅是司法活动的常态，而且是法官判断案件，追求司法正义所不可或缺的，是法官权限范围内应为之事。

依现代法学方法论之通说，法律解释之因素 （或称方法 、要素 、准则等）有四种典型：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

本文的重要概念之一，限缩解释正是上文所及的文义解释之一种（有学说以其为体系解释之一种，深以为不然。利用体系解释方法，使法条与法条之间，法条前后段之间，以及法条内各项、款间，相互补充其意义，组成一完全的规定，确其意义）。 限缩解释仅指单独的法条，法条内各项、款文义而言，并非以他法条之法意来限缩此条文的文义，故本文以为限缩解释应作为法律解释之文义解释的一种。

而本文所称之目的性限缩则为法律漏洞补充（法律续造） 的方法之一。法律规定对于应规定之事项，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预见，或情况变更，致就某一法律事实未设规定时，审判官应探求规范的目的，就此漏洞加以补充，斯谓之漏洞补充。 它的主要功能，乃在于消除法秩序中的“体系违反”。

笔者虽说赞同“解释几乎可以不间断的行入漏洞填补阶段。” 但在另一方面以为两者不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上的不同：在法律漏洞的认定上，重要的是一个应被规定的生活事实，根本未被规范，或未被作妥当的规范。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司法所必不可少的，最常态的法律解释相比较而言，法律漏洞是立法者所力图避免的，用来指称法律体系上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 当且仅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换言之，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它表现为（A）对之无完全的规范，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不管法律对与它类似之案型是否已作了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言，便有漏洞存在。

两者的差别还在以下几端：第一，盖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或价值补充，法官的权限，不过就“法律事项内部”而为阐释而已，而所谓“漏洞”乃属“法律外部的缺陷”，其补充即令由法官以“解释”或“裁量”为之，仍不足以济事。必须透过“造法的运动”，始能圆满填补。 第二，狭义的解释之界限是可能的字义范围。 超此等界限，而仍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目的范围之内的续造，性质上乃是漏洞填补的法律内的法的续造。

总之，目的性论说属于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一，它与法理解释在法律方法中有不同的地位和运用，于是目的性限缩与限缩解释的作用运用自当不同。

二、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意义上的区别

限缩解释系指法律规定之文义过于广泛，限缩法文之意义，局限于核心，以期正确适用而言， 试举一例，《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释〔1998〕4号，《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它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此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把“金融机构”限缩它的文义于“核心”的工作，并未将字义核心另加改变，所以是限缩解释。因此限缩解释作为法律之中的一种方法，与文义本身并无损害或删减。

相反，在于目的性限缩系指对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排除在外，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统一类型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漏洞补充方法而言。 目的性限缩的作用在于将原为法律文义所涵盖的类型积极地剔除其不含意旨的部分，使之不在该法律适用范围之列，故其属漏洞补充之一种。 因此它与限缩解释的目的，功能并不一致，后者仅将法律条文的含义缩小至其核心部分，将模糊的，概念边缘的成分消极的未予考虑；而前者将实属规范一般文义之内，但却不符合规范意旨的类型，主动地剔除。它的中心在于由于立法者疏忽而将自己意图之外的类型错误的写入了规范，二限缩解释并无对错之说，这是法律条文之“外壳”――语言所无可避免的。

目的性限缩存在的正当理由，目的性限缩旨在漏洞之圆满填补，一言以蔽之，实即“法官造法”， 因此需要法律或法理上的正当理由予以支持。虽然法理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渊源在我国仍有争议， 但此不仅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法， 的通例，亦在法官判案之实践中不可获致。法理自其存在之样态，一般可要分为：（1）平等原则；（2）立法意旨；（3）法理念；（4）事务之性质：事理。 其中前两者都与目的性限缩有关，下详述之：

第一，平等原则。系指相同之案件，应相 同地处理；不同的案件，应不同之处理。 前者导出类推适用而后者则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法理补充方法。即是指引入依立法意旨所应考虑，但该立法意旨下，成为不相同之类型，于是依平等原则之不同之案件，应为不同之处理），必须将其中之一排除于原来的规定之适用外。其应用有时系基于立法旨意，增加原规定之构成要件，全面限缩该规定之适用范围；有时只对原规定加以一些例外规定。

第二，立法意旨，或称规范目的，系指为贯彻立法旨趣，将法律文义所涵盖之类型，排除于该法律之适用范围外，或对法律文义所涵盖之类型，包括于该法律之适用范围内而言，前者仍属前述“目的性限缩”，只不过一从“差异值”言，一从规范目的言而已，后者则为“目的性扩张”。

正是从平等原则和立法意旨的两种法理样态出发，才保证了目的性限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使这种形式的“法官造法”有了合法的依据。

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意义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实践运用上也会大相径庭。

三、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实务上的区别

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各自的地位、归属不同、各自的含义，作用有别，它们在实务上的应用自当相异。在实务上，如文义可为切割、直接分类时，多采用限缩解释，将其文义局限于核心部分。若不能将文义切割分类，则以目的性限缩为之。 也就是说，第一，限缩解释仅就法律条文本身内容，在可能的文义之内进行使其字义缩小的解释；而目的性解释已超出此“可能的文义”之外，例如，如将“子女”限制其意义，限缩至其意义核心“生身子女”，此为限缩解释；若对字义的核心范围附加额外的限制（于此将已婚子女排除于外），此已非解释，而系基于“目的论的限缩”所作的规范变更。 第二，限缩解释优先于目的性限缩，只有当限缩解释难以胜任，以无法将不应为法条所涵摄的内容剔除而外时，才得适用目的性限缩，试举一例：《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这里的“人”应作目的性解释，是指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十四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以及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和十四至十六周岁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不负刑事责任。这里的限制已超出“人”的基本核心意义以外，为立法者的目的而得将之限缩，故属于目的性限缩。

另外，本文试论述一个台湾民法中的例子，这可谓是解释“目的性限缩”最经典的一例：台湾民法第106条规定：“人，非经本人之许诺，不得为本人与自己为法律行为，亦不得既为第三人，而为本人与第三人之法律行为。但其法律行为，系专履行债务者，不在此限 .”分析这个法律条文，首先可见，这是关于自己和双方之禁止的一个条文，而究其目的，无非在于，在人制度中，之法律效果归属本人，人须依本人意志行事，须以增进本人之利益为旨，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则利益冲突，人绝不能完全尽其职责。”其次，本条设定了两个例外，其一，经本人之许诺，其二，系专履行债务者。但是仔细考虑实情，在排除两种例外之后，尚有一情况，为此一条文文之文义所排除，但不违反立法禁止自己和双方之目的――当其与人处于利益冲突情况，人代之而与自己缔结法律行为，籍此自己受益，而使本人受损害 ：人本人所为的纯受益行为，如人单纯赠物品与本人等等，在实例中法定人对未成年人为赠与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依照法律条文字义，这类行为一概无效，反与本人利益无益，也违反了人之常情与立法目的，因此此种情况原亦应设例外，须自己或双方以贯彻规范意旨，惟为立法者疏忽所不及预见，本诸“非相类似之事件，应作不同之处理”之法理，自应将原则此部分剔除 概此，绝非从法理文义之核心可得，将原文再四“限缩”亦不可能将其剔除，只有从立法者的规范意旨入手，将不符合原意的例外剔除，才可得此种解释，此即目的性限缩。

四、尾论

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仅仅是法学方法论中最微小的一角，然对之加以辨明仍会回味无穷，从以上的区别也可以轻易地推及至扩张解释与目的性扩张之差异，应亦在以上几端，唯扩张解释于民事、刑事案件中，有“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超出法条本义之外的目的性扩张有“法官造法”之嫌，故在刑事司法中无得以适用。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8

关键词：姚明退役；直播；媒介事件；社会情感凝聚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56-04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text-analysi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text of live broadcast about retirement of Yao Ming, taking the image data of Yao Ming retirement as the object of study, based on the media events theory of Daniel Dayan and Elihu Katz. The main idea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with the help of retirement events of Yao Ming, CCTV sports channel constructed a significant media gathering and media events, and by means of long live broadcasting of five hours，the social emotion of different sex，different social stratum，different region and different age was cohered.

Key words: Yao Ming Retirement; Live Broadcast; Media events; Social emotions cohesion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姚明是令人瞩目的，无论在体育领域，商业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他所获得的被拥戴程度和商业价值，任何其他中国运动员都不曾达到。但在看重球技的美国人眼中，姚明不是一个杰出的中锋，因为美国球迷讲究力量和速度，中锋排行榜上姚明要排在霍华德之后。美国体育记者和球迷普遍认为，姚明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主要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姚明被球迷推进了全明星阵容，甚至取代了奥尼尔；他为NBA全球化开拓出了新的发展空间。［1］但不可否认，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姚明现象”都受人关注。

“姚明现象”的形成，有姚明自身个性中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美国人审美特征的原因；也有NBA的“造星”能力和中国官方的推动，其中，媒介的“制造”是各方共同推动“姚明现象”产生的重要手段。

2011年7月20日，姚明在上海宣布退役，作为主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对其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电视直播。这次直播运用“媒介事件”的讲述方式将姚明退役这一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高度，并对姚明进行民族化体育英雄、国家形象代表的再塑造。

在中国电视史上，将一个体育明星的退役仪式构建为媒介事件，是迄今为止的首创。本文拟通过对姚明退役这一媒介事件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考察，思考其建构的意义和达到的功效，为客观认知被电视媒介建构起来的“姚明形象”提供理性思考。

1 媒介事件是姚明退役直播的基本叙述方式

什么是“媒介事件”？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清华大学教授李彬为代表，认为“一切与大众传媒有关的事件均可称为媒介事件。”［2］第二种观点认为媒介事件是经过策划、炒作的“伪新闻事件”，代表人物是施拉姆。他认为媒介事件“主要是制造出来供传媒作报道的事件。比如大多数记者招待会都是‘假性事件’”。［3］第三种观点认为媒介事件是指电视直播的仪式事件。代表人物为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他们在合作出版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指出，媒介事件是“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4］两人认为，媒介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比如奥运会、总统竞选）；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或者具有挑战性的出访（比如神八发射）；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比如皇室婚礼、肯尼迪葬礼、就职、颁奖典礼等）三种类型。［5］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将这三种类型的媒介事件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6］

本文在研究姚明退役直播的文本叙述与意义建构时，选取了第三种观点，即以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对媒介事件的定义为参照，认为媒介事件是电视直播的事件，“媒体不直接参与事件本身，也不是组织者或发起者，而是以电视的方式对事件的元素进行组织加工，完成事件的再生产。观众不是来获取信息的，而是去参与仪式表演，去评价、见证、体验仪式的流动，是以激动之情度过‘神圣的日子’。可以说，媒介事件是群体情感的宣泄，是‘历史的现场直播。’”［7］

2011年7月20日的“姚明退役”即是一个被央视体育频道建构起来的媒介事件。姚明退役的消息，早在他宣布退役10天前就已经被各媒体报道，直播当天的“退役”对于观众来说更多的是一个仪式，而不是一条新闻。退役，仅是姚明的个人行为，然而，央视体育频道对其进行了五小时的全程直播。不仅在退役仪式进行之前1小时进入“姚明时间”，直播姚明宣布退役的整个新闻会，会后还由央视篮球资深评论员于嘉对姚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访，而且，这一环节同样采取现场直播的形式。央视直播，将“姚明退役”这一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高度，促成了“姚明退役”作为一个媒介事件的定性。

2 姚明退役直播的文本生成: 四个部分各司其职

仪式具有很强的表演性，但仪式从来不是在表演它的时候才被发明出来的，它通常是在之前就有着预先存在的构思。姚明退役仪式本身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退役直播却被构思为5个小时，因此，在直播中插入相关的背景资料，包括姚明以往情况的回溯概述、短片展示、相关人士的采访评述等，成了姚明退役直播文本的必然选择。最终，姚明退役直播被设计成了四个部分：

下午1：00―2：00，演播室直播，插播短片《姚明――我们在一起》；

2：00―3：30，直播会现场；

3：30―4：30，专访姚明；

4：30―6：00，播放纪录片《传奇――姚明的故事》。

四部分内容既直播了姚明退役现场，也回顾了姚明过去经历的挫折、成就、胜利和告别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姚明退役直播的全部文本。

2.1 语词

2.1.1 反复使用“中国”、“国家”等词语，将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高度

“讲述故事不能没有形式，而形式是有意义的。有时事件组织者为之命名，有时是电视。”［8］而作为一个媒介事件，它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9］。在姚明退役直播中，电视解说通过频繁使用“中国”、“国家”等构造宏大背景的词，并对“中国”、“国家”反复提及和强调，将姚明的个人身份与“中国”、“国家”紧密相连，以此突出姚明退役这一事件的国家级别，从而将“姚明退役”这一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高度。

演播室直播，是姚明退役直播的序曲。主持人与嘉宾坐在直播间里一开始便说：“借助篮球的平台，姚明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风貌。他最大的贡献是让世人真正地了解了中国，而不是篮球。”将观众的收视引入了既定的议程方向。

在插播的短片里，电视旁白一再强化姚明与国家的血脉关系：“……姚明成为改变整个中国篮球的人。1999年，姚明代表中国出征日本亚锦赛，姚明与队友重夺亚洲冠军。从稳定的战术核心到不可或缺的精神领袖，姚明的名字在中国篮球史上，格外的清晰。”“除了成绩之外，姚明拥有无比强烈的国家观念。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国家召唤，他总是义无反顾的为国出征。即使伤病，也从未退缩。在世界，姚明是闪亮的中国名片。”“他曾在球队困难时不离不弃，也曾在受伤时一往无前，他的表现，让美国认识了中国。让忠诚勇敢的真汉子性情激荡大洋两岸。”“姚明是中国篮球的名片，他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篮球，了解了中国文化。他也带领着中国男篮不断地冲击高峰。姚明的使命感、责任感一直在他心中不曾淡去。”通过电视旁白反复强调姚明对中国、国家的意义，表现“姚明退役”这一事件的重大性，为姚明退役直播定下了“国家级”的叙事语境。

2.1.2 通过“告别”、“伤痛”等词语表现悲壮，渲染悲情情绪

媒介仪式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一种特定的情感。姚明退役仪式的现场直播一开始，主持人徐济成就说：“今天没有新闻，只有心情。”

电视为了表达对姚明退役的不舍心情，着意挑选了姚明的伤痛来向观众展示。伤病是高强度训练及球场上比赛冲撞的结果，并最终导致了姚明的提早退役。因此，伤痛是电视表现姚明成就的一个反衬。在退役仪式一开始，姚明就说：“去年年底，我的左脚第三次应力性骨折，我不得不离开赛场。”开场即用悲剧性的表达，激起人们心灵上的巨大震颤，用悲剧性反衬姚明过去的艰辛付出。

姚明受到的伤病侵袭，开始于2007年。电视通过插播的短片《姚明――我们在一起》表现姚明对待伤病的态度：“或许是受到了奥运会的鼓舞，姚明深知自己在球场上所起的作用，他并没有接受治疗，而是在休息室稍事休息后重返球场。”然而，“中国巨人再次倒在了球场上。”“为了能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姚明在左脚置入钢筋以增强骨骼的强度。面对着如此严重的伤病，姚明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最终在奥运会上他带领中国男篮捍卫了荣誉，再次挺进八强。”

表现悲壮，悲情情绪的渲染必不可少。电视通过解说员的语气和声音节奏来表现这份沉重：“他是一个斗士，虽然赛场依旧欢笑。他是一个领袖，在巨人的笼罩下，队友们得到了更大的空间。他是一个独行者，当队友一个个倒下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扛着篮球独自前行。”在“现场答记者问”阶段，记者提问时崇敬的语气、现场意味深长的静默、压抑或控制的声音，都成为退役仪式中表现悲壮的关键要素。

牺牲生命是悲剧的最高表现形式。对于一个篮球巨星来说，牺牲职业生涯近似于牺牲其生命。经过前期的情绪铺垫，在电视直播的最后环节，纪录片《传奇――姚明的故事》以李宗盛的歌《我终于失去了你》作为结束：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四周的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看见你眼中伤心的泪光闪动。

歌声让告别仪式中的不舍情绪在观众心中蔓延，电视也实现了自己的悲情情绪渲染。

2.2 画面

“有关体育的影像往往是胜利时刻的展现，这些影像记录了胜利、庆祝或蒙羞的瞬间。用罗伊的话来说：‘征服和屈从这两类影像是解读媒体体育文本的核心’。”［10］姚明退役直播也不例外，直播一开始，央视就用了近30分钟来播放短片《姚明――我们在一起》。片中选取了姚明职业生涯的许多经典画面，运用蒙太奇叙述故事的手法，通过精密设计和语言诠释，将姚明跨越10年的精彩瞬间构成前后连贯、首尾完整的“一个叫姚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奋进史”。故事赋予姚明一种使观众倾倒的超凡魅力。其中，几个代表性画面在姚明退役直播中为建构姚明沉稳、淡定、最终获胜的中国式英雄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2.2.1 巴克利亲驴屁股

姚明初到美国时，美国多名篮球评论员不看好姚明，体育节目主持人查尔斯•巴克利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当众对姚明的能力提出质疑：“他（姚明）要是能得19分，我就亲他的屁股！”当天姚明正好拿下了20分，巴克利不得不用亲吻驴屁股的方式兑现他自己的承诺。

这是姚明在美国遇到的经典事件，央视体育频道当然没有放过这一画面，电视插播了巴克利亲驴屁股的画面，然后播放姚明就此事接受采访的镜头。姚明说，自己只把这看成是美国式的一个玩笑。两个镜头拼接在一起，有意识地彰显了外界挑衅的轻慢和姚明的宽厚与大度。

2.2.2 姚鲨对决

美国媒体曾大肆渲染姚明与奥尼尔的首次对决――姚鲨对决。电视画面多次出现球场上奥尼尔用各种体态对姚明展开的公然挑衅，而画面中的姚明每次都只是温和地笑笑，不予理睬。电视让这种画面的对比在观众中激起巨大的民族愤慨，然后播放比赛中，姚明用行动和得分向球迷展现自己的实力镜头。这样剪切画面的目的，使央视无形中便达到了将姚明塑造成民族英雄的意旨。此后，电视播放了多场姚鲨对决的经典画面。

巴克利亲驴屁股和姚鲨对决，这两个代表性的的新闻纪实画面的多次播放，表达出“姚明既有东方人内敛、敢于担当、有责任心、坚韧的性格，又有西方人那种到关键时刻该表现时毫不含糊的表现的能力。”

2.2.3 为国出征

电视通过讲述仪式的象征意义，提供故事情节和评论以限定对它的读解。在直播后半部分播放的纪录片《传奇――姚明的故事》里，到国家队看望大家，并为大家鼓气，说：“要用你们的、好的比赛，为祖国赢得荣誉！赢得尊严！赢得友谊！赢得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这一画面配以国务院总理的同期声鼓劲，为姚明“为国出征”找到了最官方的肯定。

纪录片最后总结：“姚明的斗志，他的血性，他的感染，他的号召力，使他带领中国篮球走过了最美好的十年。他是一个斗士，赛场内外依旧欢笑；他是一个领袖，在巨人的笼罩下，队友们得到了更大的空间；他是一个独行者，当队友一个个倒下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扛着篮球独自前行……”电视通过聚焦球场上姚明进球的瞬间、“盖帽”的瞬间，或者胜利、庆祝或自豪的画面，实现了对姚明成功的再现。

上述影像所记录的瞬间引导观众解读姚明时朝“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团队精神”等预设的方向思考。正如格雷姆•伯顿所说，很多体育题材的影片都强调了“公平竞赛”的原则和运动员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对体育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也是怀旧的――再现。它们宣扬了以下的观念：体育能够培育人们的美德――当然是充满阳刚特质的美德――和健康的文化品味。［11］

2.3 叙事结构

媒介事件的叙述方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以划分为“竞赛”“征服”“加冕”三大类。［12］“竞赛”型媒介仪式是关于英雄事件的复述，比如总统竞选；“征服”型媒介仪式是一次性事件，比如登月航行，“它突出的是只有非同一般的措施才能化解的僵局，强调任务的艰巨及风险的巨大”；“加冕”则是英雄乃至国家的过渡礼仪，它完全是一种仪式事件，比如婚礼、葬礼等。三种叙述方式往往紧密相连，互相渗透。姚明退役直播包含演播室直播、仪式现场直播、专访、纪录片播放四部分。四部分内容中，“征服”、“竞赛”和“加冕”三种叙述脚本兼而用之，共同烘托姚明退役这一媒介事件带给观众的情绪。

首先是演播室直播，它在退役仪式之前，以营造氛围为主。演播室里的嘉宾张卫平和主持人杨健通过聊天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姚明退役的象征意义：他是“姚时代”的一种告别。以期唤起人们的尊敬、祝福或见证。电视还提醒观众以“轻松、朴实的心态”去感受姚明在全世界的面前带给中国人的荣耀。之后播放的短片《姚明――我们在一起》，则采用“竞赛” 脚本对姚明过去的冠军之战进行了浓缩性回顾。

其次是仪式现场直播，它是本次直播的高潮。退役仪式是姚明所经历的人生过渡仪式――从职业篮球球员身份向未来多元身份转变的一种过渡和宣告。电视采用典型的“加冕”脚本，事件的组织者“姚之队”首先为姚明的退役仪式进行了流程设计：姚明宣布退役及致谢，上海市体育局长欢迎姚明回家，合影，答记者问。然后为仪式确定了主题：“明谢”。“‘明’肯定是指姚明，‘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感谢大家，就像他今天说的那样，还有就是姚明的谢幕，同时也是另一个大幕的启开，就像姚明说的，关上一扇门一定会打开另一扇门。”最后，“姚之队”选择了徐济成，这位新华社体育部主任助理，也是当年主持姚明“状元秀”选秀的中方主持人，作为姚明这次退役新闻会的主持人。“‘姚之队’一直希望我抽空来主持这个退役仪式，这样就完整了，可以见证。”

退役仪式结束之后，中央电视台记者于嘉对姚明进行了专访，并通过现场直播，将仪式中尊从礼仪规范的姚明从主席台上邀请到了观众面前。专访属于退役直播中的第二高潮。于嘉问姚明：“你说真正萌生退役念头是在09年，但你刚才在会上说，09年对你来说是球队成绩最有希望攀升高峰的一年，你怎么评价这种落差？”姚明回答：“落差非常大，那一年夏天在美国检查完得出结果后，确实自己没办法接受，每天都期待一个奇迹的报告可以出现：前面查错了脚没有骨裂。最后证明是异想天开！”

［16］电视专访为不在现场的观众提供解读，并通过可看性、趣味性等因素将建构起来的意义激活。

最后播放的纪录片《传奇――姚明的故事》则主要是为了延续观众收看姚明退役仪式的热情。片子主要采用“征服”、“竞赛”的叙述脚本，对抗、拼搏、竞争是这一片子的主旋律。

3 姚明退役直播的意义建构：凝聚社会情感

叙事过程是一个建构意义，表达意识形态的过程。在姚明退役这一“媒介事件”叙事框架中，电视通过语词、画面、结构等手段将姚明的个人命运与国家荣誉密切相连，将其建构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民族偶像，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赋予事件以意义。除影像画面之外，文字、音乐、音响、特技等都参与了意义建构，多种元素叠加交错使姚明退役直播的“媒介事件”传播效果更加明显。

事实上，电视新闻叙事本身即承载着意识形态的任务，但由于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其表达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更为隐蔽、巧妙，它通常是通过对意义的建构来达到目的。［17］姚明退役，本身是一个仪式，是一种演出，它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8］没有电视直播，姚明退役仪式照样会举行，但电视赋予了这一仪式抢占观众时间和注意力的权利，同时也就赋予了这一媒介事件对于受众的意义。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姚明退役是姚明的个人行为，是个“他者”事件。然而通过电视直播，散乱的“姚迷”们被重新召唤到盛大的媒介仪式中，参与了姚明退役仪式的演出，并找到了情感、道德和精神“归宿”，自我身份（民族的、国家的）也得到了确认。而人类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正是依赖于社会成员头脑中这些情感的存在。

因此，姚明退役绝不仅仅是一条新闻，它通过央视体育频道用直播方式，建构了一个媒介事件的文本，表达的是集政治、文化、体育等诸多内容与意义于一体的多重意义。对于姚明来说，直播意味着地位与荣誉，对于电视来说，姚明退役直播是一个媒介事件，意味着集体性收看带来的高收视率和再次聚合的民族情感；对于绝大多数“姚迷”来说，姚明退役直播则意味着收看的快乐体验和释放的激情。媒介仪式把世界各地的观众召唤到电视机前，接受媒介事件的洗礼，唤起人们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这种共同情感可以缓解或暂时中止社会矛盾，是改变社会的潜在力量。

不仅在姚明退役直播中意识形态表达的痕迹处处可见，而且，在“姚明形象”的媒介制造过程中，中国官方的有意识建构起了主要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一直强烈地存在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也表现在民间话语之间。正因为如此，官方意识形态对国家统治的总体性需求，常常理所当然地以“大国崛起”、“民族认同”的方式掩藏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民间话语之中。［19］由于两者之间这种隐匿的“共谋”关系，姚明作为代表国家、民族的英雄人物形象就被建构起来。正如美国媒介的看法，“姚明是在其母亲和共产主义政府两种力量下被形塑成当今的‘姚明形象’的。”［20］

正是由于中国官方对姚明形象有意识的塑造，美国的利益各方也从姚明身上看到了利用价值。从全球经济来说，中国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姚不仅代表他自己，还代表了中国。早在2002年，姚明刚到美国之时，NBA总裁大卫•史特恩正致力于将NBA建成全球性的体育联赛，而姚明无疑是他手中的一张好牌。借助姚明及其他中国球员在中国的影响，NBA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开通汉语NBA网站，让中国球迷参加2003年NBA全明星阵容的评选，赚中国人看NBA比赛。［21］ 其它的广告赞助商同样因为上述原因而帮助塑造了“姚明形象”。

因此，中国官方借助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结将姚明建构为民族代表，并加以颂扬和传播，美国利益集团借势搭乘“姚明形象”将自己的市场拓展到了中国，姚明本人配合上述各方的利益诉求，并从中获得了实际收益。这就是“姚明形象”得以建立的基本动力。姚明退役直播只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姚明形象”的收官之作。

参考文献：

［1］ Chih-ming Wang. Capitalizing the big man: Yao Ming, Asian America, and the China Global，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5, Number 2, August 2004 , pp. 263-2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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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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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徐济成. 姚明作用暂无人能替 他让西方更关注中国. 新华网，sports.省略

［17］曾庆香. 新闻叙事学［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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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健. 论“明星体育”机制中的传媒叙事策略［M］. 当代传播，2009，5.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9

关键词：意识形态；新闻翻译；修正

每个国家或地区自从诞生以来，各自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诞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信息需求量也在日益增加，新闻报导的撰写和翻译工作同样在迅速地发展。以勒菲威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界，对翻译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勒菲威尔提出，翻译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赞助人影响意识形态，专业人士则受到诗学的影响和控制[1]。中国作为世界上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具潜力的一个国家，外国对中国事件的报道越来越多，包含国外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译者根据本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修正一些不实报道。

1.意识形态及中国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它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当今世界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分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当今这两大阵营各自最大的代表是美国和中国，我们接触的翻译新闻极大部分来自于美国。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较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是具备先进性甚至是抵抗性的。

2.新闻及新闻翻译的重要性

新闻，广义上指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特写、评论等等。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比较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群众最关心的事实。新闻具有及时、真实、简洁等特点，是读者了解各类事件最有效便捷的媒介之一，影响巨大。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地贯彻实施，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交流与发展越来越频繁，为了保持独立、自主、开放、发展的前进趋势，国人对外国事件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解读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也变得尤为重要，新闻翻译也应运而生。面对新闻的巨大作用力和影响力，译者面临不同国家、地区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了满足本国的利益需求，中国译者也无可避免地会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修改从而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

3.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修正

对于夸大本国事件或贬损他国事件的新闻报道，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译者需要修正还原其中贬损性的不实报道，体现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新闻翻译中的作用。

按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对抗形态。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历史见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有一定的对抗心理，试图遏制他们的发展。在他们的新闻报导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暗讽、抨击甚至侮辱随处可见，对这些报导的翻译需要对其进行纠正，才能满足中国的意识形态需求。

例如：《TIME》（美国《时代周刊》）于12月4日公布了2012的Top10 of International News，其中有两篇牵涉到中国，却都带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新闻中的第国际新闻是关于中国海域事件的，其中有如下这样一句话：

“things（指领土问题）heated up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he continents’s budding hegemon，China”。“hegemon”中文意思为“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霸权主义者（或国家等）”，它的关联词“hegemony”在牛津英汉词典中英释为“control by one country，organization，etc.over other country”，同样带有强烈的霸权的意味，后面紧跟了China这个同位语说明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是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但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是绝对不会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所以译者把其翻译成了“大国”或者直接忽略这个词语而使用“中国”，这样就符合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该部分报道提及了中国与日本事件作为，但在对“”的选择用词上，美国作者选用了“the Senkaku Islands（know as the Diaoyu by the Chinese）”，他将日本对的称呼至于前面，体现了其对同样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在这件事件上的支持态度。但在将其翻译给中国读者的过程中，若直接将按照原文的形式译为“尖阁列岛（中国称）”显然是不符合人民共同诉求，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和捍卫领土权利的，所以必须译成“（日本称尖阁列岛）”。

再如该新闻中的第六大国家新闻是关于中国与朝鲜的领导人换届选举事件，其中对于朝鲜的讽刺可谓比比皆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作用。比如它将朝鲜政权比为“the isolated pariah（贱民）regime”，用“well-fed”形容朝鲜新领导人，把朝鲜人民的换届选举称为“his own cult（祭拜，仪式）of authority”。文章对朝鲜的讽刺如此露骨，但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防安全，为了不使资本主义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译者绝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进行直译，所以译文中译者有意忽略了这些带有敌对色彩的词语，从而维护中国读者心中对朝鲜的形象观念和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

4.小结

在中国人对国外新闻的翻译中，都会受到本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做出特殊的翻译行为。有些是对不实扭曲新闻的修正，说明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新闻自身对公众的影响力同样巨大，所以更需要我们对国外新闻翻译做出正确认识。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篇10

关键词：突发事件；公民知情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3-0258-01

1 对突发事件与知情权的解读

1.1 关于突发事件的涵义与特征

对于突发事件，在国际上与其相近似的概念是“Public Emergency”，欧洲人权法院将其解释为“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机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它必须是现实和迫在眉睫的。影响波及整个国家、全社会生活继续受到威胁、危机或危险必须是异常的，已至于采取正常措施或限制办法已明显不足以控制局势。 在我国，非典疫情没有爆发之前，我国法律体系并没有对“突发事件”作出明确的界定，公民也没有对突发事件给予高度的重视。而在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指出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可以说是立法上对突发事件做了明确的界定。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突发事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突发性：突发性可以说是突发事件最显而易见的特征，突发事件的发生让人猝不及防，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其爆发的时间、地点、方式、种类以及影响人们的生活程度远远超乎人们想象。例如，我国的“非典”疫情，美国的“9・11”事件。它们的发生让人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具有突然性以及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对于事件的爆发，要求人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反应，作出最有效的应对。

（2）紧迫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突发事件在时间上的紧迫性特点，由于它的爆发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震撼，是人们所不能想象的，要求人们必须对突发事件作出最快的反应，否则，它带来的后果就不堪想象，将会给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带来巨大灾难。

（3）广泛性：这意味着突发事件在爆发的范围上具有广泛性。由于突发事件的爆发难以预测，爆发时又具有紧迫性，致使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控制局面，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覆盖性较强，影响范围广泛。

1.2 知情权的涵义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the right to know”，由于翻译的不同，有的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作为一项法律上的基本权利，学者们普遍认为知情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学者指出“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所享有的对于国家机关、公共机构或者其他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要求公开信息的权利，以及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不受妨害地获得各类信息的自由。” 我们从这个广义的定义可以看出，广义的知情权不仅包括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知情权，即公法上的知情权，还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知情权，即私法上的知情权。而对于狭义的定义，“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对国家机关要求公开某些信息的权利，和不受妨害地获得国家机关公开的信息的自由”。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狭义的知情权就是所谓的公法上的知情权。本文所采用的也正是狭义上的知情权。

2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对公民知情权保障的价值分析

公民知情权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格外的耀眼，在信息时代，人们要是失去了信息，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公民面对突发事件时又是那么的重要。在这危机关头我们来谈知情权就更容易理解其深刻的涵义，也更容易把握对知情权保障的价值。

首先，从公民自身权益角度来看，在突发事件中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就是在保障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有位学者说过“责备人民在权利上睡着，应先让人民知其有权利；责备人民违反义务，应先让其知义务所在。”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的实现结果在于获得某些信息，可以说知情权的实现是其他权益保障的前提，也正是这些信息对于公民其他权益的保障起了基础性作用。这种基础性的作用在国家发生突发事件时犹为重要。我们知道，突发事件来临之快，范围之广以及结果之严重，往往使人们陷入恐慌，在慌乱之中不但难以做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且极容易因听信谣言而失去保护自己权益的最佳时机。政府通过可靠、准确的信息来满足公民对突发事件的认识，满足公民“知”的权利，这样，公民可以在信息真实、信息对等的条件下保障自己的权益。

3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中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构想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已成为当今国家的基本理念。保障公民知情权是国家建设中的应有之义。公民知情权在国家发生突发事件时的重要性也凸显知情权的重要法律地位。那么，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如何保障公民知情权就显得尤其必要。笔者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考虑：

政府与公民之外的选择――新闻媒体的介入。在现实生活中，正是由于新闻媒体具有传递信息的使命，同时它的及时性、公开性以及高效性，使得新闻媒体一方面作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手段，另一方面使得新闻媒体承担了舆论导向作用。

对于政府而言，新闻媒体一方面是在作为政府权力的监督角色，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利用新闻媒体来协调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应当给予新闻媒体更大的报道新闻自由的权利，因为新闻媒体的自由度越大，获得的信息就越多，传递给公民的信息也就越多，公民了解突发事件的信息越多，越支持政府的行为，最后就越容易解决突发事件。

当然，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政府要明确新闻媒体报道信息的范围，规定新闻媒体报道信息的程序，坚决杜绝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夸大信息或者传递不真实信息，误导公民。新闻媒体应当独立的承担自己的角色，既不能受公民小道消息的影响，也不能仅仅成为政府的工具，要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寻找到适当的位置，为突发事件的解决起到应有的作用。

4 结语

突发事件一词现在已经不为人们所陌生，正是由于其发生的突然、范围的广泛，后果的严重，在它发生的过程当中，人们更加呼吁要保障自己的知情权。这一特殊时期的知情权一方面保障了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仍坚信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渐成熟，以及公民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待今后的突发事件，我们公民的知情权会得到切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韩大元，莫于川.应急法制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