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论文十篇

哲学思想论文篇1

当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使管理显得空前重要,这引发人们研究管理的热忱,并将其上升到管理哲学的理论高度。黑格尔曾指出:“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 1哲学根植于各门具体科学理论之中,凭着自身的开放性、批判性的特点不断吸进新养料而得到充实;它又超越各门具体科学,指导具体科学向前发展。管理哲学的产生的发展正是哲学在具体运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管理哲学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管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自然成为管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二者所研究的层次有所不同：管理学一般是从“ 科学”层次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管理哲学则是从“哲学”层面对管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从哲学层次探讨管理问题，一般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其二是方法论问题。中国管理哲学应当是管理者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管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基本看法,是管理者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哲学是管理活动的总的理论基础,是管理文化的核心。

一、以人为本的中国管理哲学“世界观”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 克己复礼”的“ 德性”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信奉“个人中心主义”，强更多地调人应当追求自身价值和幸福，在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平等社会契约，之后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2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克己正身,恪守礼法,身体力行,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使人民心服,才能上行下效,上善则民善,人民有了道德自觉性,就会接受统治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管理者正气凛然、公平正直。以此作榜样,谁还敢走歪门邪道呢?“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正人”是“正己”的效果和收获。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管理学既讲“ 道”，又讲“ 技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

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意思是说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成功的管理者得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求管理主体具备高尚品格和修养，才能够做到“自胜”。

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 “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管理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实践活动。任何管理都离不开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是人、财、物、信息和技术等，但中心是人，因为财、物、信息、技术等都要靠人去认识、掌握和运用，才能在管理中发挥作用。因而管理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以人为本，人的本性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人有七情六欲, 有伦理信念，有价值观, 有人生观, 有经济利益, 也有精神利益, 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当我们在管理中实施以人为本时, 就应该以人性为本,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本性要求, 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管理的中心或核心，要关心、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要按照人的生理规律、心理规律和行为规律设计和进行管理。 古典管理科学不是以人为本，而主要是以物为本，以经济效益为本，以机器设备和技术为中心，按机器和技术的需要来设计管理，并且只关心效率和经济效益， 而不关心人和重视人的其他需要，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结果却不能真正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和人的价值，按照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规律进行管理，才能真正调动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最终能够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有利于人的进步和全面发展。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方法论哲学的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管理哲学,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当代中国管理哲学,就必须虚心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但决不是走全盘西化，照抄、照搬的道路。如果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框架,塞进中国的哲学名句和管理案例,是不能把它错误的说成中国管理哲学的。 在研究方法上,要从中国现代的国情、民情出发,研究适合于中国现代国情、民情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这是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文化管理资源，又要从西方管理学中吸取适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营养,不能盲目排外。只有在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管理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地研究形成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哲学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哲学思想论文篇3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

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鬻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人之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可见，杨子又是一个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他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子。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文子说：“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老子警告：“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绝学无忧”；“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

无名有名万物

道123万物

无有万物

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

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这样的不雅的比喻。他还骂统治者为“盗竽”（强盗头子），而自称“愚人”。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

四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认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机谋、欺诈、诱饵、陷井，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要求回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

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

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尚

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哲学思想论文篇4

哲学理论和哲学观念的变革，本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所谓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家观察、思考和把握世界及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是哲学家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同时也就实现了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展示给世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则是对实践思维方式的丰富和发展。

一

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观点的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得以集中表述，并渗透、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所谓实践思维方式，简要说，就是按照人的实践活动本性及其方式去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的产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创立，推进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实践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实践，从而第一次还人们的实践活动以本来面目。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钥匙。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必须理解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实践范畴的发展沿两条路线前进。一条是突出经验，突出科学实践的特点;另一条是沿突出理性，突出自主创造性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形成科学的实践观是实践范畴在一次次冲突中不断展现自身的结果，同时又建立在直接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是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感性和理性、目的和结果、必然和自由在相互规定和转化中的现实统一。然而，实践作为一种活动只能解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认识论问题.，只具备实践意义，缺乏理论意义，不能解决哲学最高层次—思维方式的问题。并且实践活动只是哲学考察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将这种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形成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即实践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实践思维方式得以体现。因而实践范畴不能仅仅停留于活动、观念层面，必须上升为思维方式的层面。只有这样，实践才能解决贯穿整个哲学理论之中，并且具有科学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能力，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思维方式以实践为起点，以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为手段去解释人、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首先，从实践出发去解释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最高成就，是把人性、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平等、爱、追求幸福、理性等。这些思想对于反抗封建专制和神学对人的束缚与禁锢，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但他们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抽象的人，因而关于人的自由、平等、爱等等，也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其根本特征在于把自由、平等、爱说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实践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从而使人的本质理论立足于坚实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是古猿进化为人的决定性环节，劳动又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本身。劳动从来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它一开始就是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不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外，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有人的真正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川其次，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旧唯物主义不懂实践，不能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正确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存在都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客体，与此同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从人的实践活动去考察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就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力求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和把握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客体世界并不依主体的需要和意志而运动，决不会主动满足人的需要。主体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具、增强自身的改造能力，才能使客体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使自身不断完善。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是中心。因为从客体的生成来看，客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是由主体的对象的活动所不断生成的。从本质上看，客体只不过是主体自身的一种存在的形态，是渗透着主体的目的、需要、兴趣诸因素，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所改造、所作用的人化自然;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中，主体处于主导、能动和创造的地位，客体处于从属、被动、被创造对象的地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以主体为核心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主体需要的满足，即主体将客体同化，纳入自身的存在体系，并充实和扩大自身的力量。

实践思维方式不满足于正确的解释世界，而着眼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超越了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狭隘范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的解释总是以超历史、超现实的方式提出问题，并追究终极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神性”或亘古不变的“人性”或“理性”。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总体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他们不了解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也提出过变革社会的主张，但却反对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自己的革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向，首先是科学地解释世界。它立足于人的实践，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来看世界。一方面，它从现实生活本身抽象出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因为实践具有历史相对性。实践唯物主义放弃了旧哲学那种对世界本质绝对终极解释的企图，把对世界本质的解释作为一种相对的绝对—自己时代的绝对和历史过程的相对，从而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具有了科学性。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向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思维方式这种“改变世界”的思维指向，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指导和回答“人类解放”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任务，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紧密结合，把解释世界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把改造世界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依据实践思维方式，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和设想。但他们毕竟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们的预测和设想不可能是具体的。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特别是其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研究和解决俄国革命实际问题，并在坚决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经验批判主义等错误思潮中，形成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并且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思维方式。列宁将其称为“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贯彻和应用了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深刻解剖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胜利领导了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就在于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于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我们把它概括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二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之所以必须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客观实际及人们的实际活动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除了客观条件等因素外，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其本身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总是要求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矛盾，提出现实解决办法，现实的解决问题，使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获得解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永具活力、不断发展、代代相承。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创立的思维逻辑，也是这一利，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毛泽东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表现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风格，表现在他的哲学专著中。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他同时指出，人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辩证过程，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并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把知行统一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指出革命队伍内部的许多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都在于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相脱离。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其中就包括要走被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在北伐战争时期走过这条道路，但没有获得成功。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所引导和开辟的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既继承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又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实情。这条显然不同于西方及苏联国家的革命道路，体现了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特色。可见，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侧重于认识方式的深化和发展，通过认识方式来表现思维方式，是物质与精神相转化、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三

哲学思想论文篇5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由于是物质决定意识,因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又由于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将会对物质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错误的意识则会对物质的存在和发展起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为了推动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物质和意识之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那就是实践。因为离开了实践,就不可能产生意识,自然也就谈不上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决定”与“能动”作用了。同志就曾经说过:“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可见,实践在物质与意识之间的桥梁作用是何等的重要!由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层出不穷,人们在实践中必须充分运用在过去实践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但又不可能事事都按过去的“老经验”办。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要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寻求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良方妙策。既然是探索,难免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成功了就使我们获得经验,失败了也可以使我们获得教训。我们把在探索中获得的新经验、新教训加以认真的提炼和升华,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创新的过程。而要“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一种辩证的统一,统一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思想不解放,“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自然也就谈不上“与时俱进”了。至于那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搞所谓的探索和创新,那更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与时俱进”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因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要想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就必然要求在实践探索中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否则,时展了,客观事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你的思想观念却还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至于理论创新那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践问题时,一定要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

二、将“与时俱进”纳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体系之中,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党的思想路线

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激烈和深刻,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很显然,党的思想路线同样也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时代特色。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路线当然也不例外。在我党第一次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内形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观点,从而奠定了我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为这是思想的理论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础。但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并不排斥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在我党第二次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两个凡是”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摆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更好地继承、丰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展现了邓小平理论独特的哲学风采与魅力。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正是为了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出现蹬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来的。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要说马克思没有见过,就连邓小平也没有见过。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我驻南使馆的被炸、问题、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九一一”恐怖袭击等等。所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想在“本本”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如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将“与时俱进”纳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时展的客观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

十五大的胜利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而向世人宣告,在我们中国,关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惟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的问题。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转向,关键在党。因为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坚强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党”就成了第三次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破解的历史性课题。要破解这个历史性课题,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必须充分运用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这是确定无疑的。但这还不够,由于“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和我们党的自身状况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下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否则,是难以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的。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始终倡导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道理就在于此。早在,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呼吁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号召全党“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事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从同志在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和学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键的时刻所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理论观点,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它充分展示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时所特有的哲学风采和魅力。

哲学思想论文篇6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之l'n-J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pt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情欲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同时.朱熹在道德修养方面继承了孔盂的观点.认为修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朱熹认为我们能够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来实现道德上的至善.这就是忠。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我们能够推已及人，在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叫做恕。“忠是无一毫自欺处，恕是称物平施处。”他解释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忠恕相互联系，“‘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日：‘无忠，做恕不出来’。”人们真正做到了“忠恕”就到达了“仁”的道德境界，“合忠恕，正是仁”闷。信者诚也。所谓诚，朱熹认为“诚者。天之道，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实其实理，则是勉而为之者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之道也。”

哲学思想论文篇7

一、坚实哲学素养，同时丰富其他学科知识之辅助

在国外，教育哲学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些哲学家，或有很好哲学学习背景的人。而我国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人主要是应教学需要从教育理论从业人员中抽取出来的，他们一般哲学基础比较差[1].缺乏哲学素养就难以以哲学的视界审视教育领域之根本问题，夯实哲学基础势在必行，究其途径，首先应研习哲学基础理论，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论原则、各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各家学说观点；其次，应广泛阅读最优秀哲学家之最精要着作，以了解哲学领域的学术深度，侵染大师之思想光芒，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实现由抽象的哲学转化成具体的哲学。由于受传统哲学研习模式之抽象思辨影响，前期的哲学学习显得空洞理论化，但如果摒弃前期形而上学的理论修养，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实践指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将前期所学哲学理论与生活、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具体化。

各学科在内在脉络方面有时惊人地相似，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有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人文与社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同一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对学生失眠问题，若仅具备心理学知识，可能将其失眠归于情绪不稳，心事重重，若同时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则可能思考到学生是否由肝火过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候导致的失眠。与教育哲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把握好这些学科与教育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学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

二、研读并吸纳世界教育名着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创写优秀的教育哲学论文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对教育学本学科学术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着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名着，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名着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顺应生命的发展，体味这些思想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晓本领域思想家的学术功底和研究动态，才有利于寻觅自身之局限，奋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确。这些优秀的教育名着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尔》，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马卡连柯的《家庭和儿童教育》，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人格教育》

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炼，在实践中升华

纵然人类早期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万物本体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虽是浓重抽象思辨的经验之谈，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径源于在实践中对宇宙万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是现实矛盾激烈交锋后的产物，只是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一特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有脱离现实之嫌。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应回归到人自身的幸福，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类本性特质。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游刃在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翻翻书、读读书，还应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论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讨，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掌握教育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学科辅助知识-在实践中反思-听取同行及学生意见-批判教法之不妥，总结经验之不足-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经验以升华教育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为了迎合现实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本性特质，一切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幸福的人、事、物皆应舍弃。哲学探讨如果在一些诸如语言辨析、逻辑辩论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已经是脱离实践的滑稽之谈。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现，西洋哲学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2].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类命运、人类的伦理法则与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研究应继续中国哲学对人性问题关注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西洋哲学严谨、实证、条理化的学术态度，让教育哲学为教育领域根本问题的指导服务。

参考文献：

哲学思想论文篇8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思想，早在时期就开始成形，主要体现在他的认识论思想中。关于认识的实践性、阶级性,认识的主体性思想使党内学习有了独特的含义。同时，通过结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观，的认识论思想为学习型政党文化建设提供了为人民服务、民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群众路线、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认识论；学习型政党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7-0013-04

十六大以来，建设学习型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不仅是党中央出于对如何把握时代脉搏的深度思考，也是党内学习传统历史积淀的成果。早在时代，关于学习教育、政党组织及其互相关系的研究已经初具雏形。学习认识论思想，可以使我们从根本上把握好建设学习型政党文化的核心概念、原则与方法。

一、学习型政党文化核心概念的基本界定

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文化，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学习型政党文化的核心概念――党内学习。从哲学的角度看，在某一程度上，学习相当于认识，认识的过程等同于学习的过程。当人们在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时候，学习，也就是所谓的认知行为就出现了。但哲学家们对于“为什么能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也就产生了不同流派对学习概念的不同理解。重温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有助于我们从问题的源头来理解和把握党内学习的概念。

（一）学习的实践性

《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1］664，这一表述划清了认识论思想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之间的界限。

在辩证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自然观上。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是主观自生的或者是神授予的，坚持从思想到感觉再到物的认识路线。而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前提，但他们忽视了实践的重要作用，客观世界仅被视为认识的对象而非改造的对象，因此，他们的反映论是一种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是照镜子式的反映。基于这两种认识路线，产生了学习论的两大传统流派，即认知主义学习论与行为主义学习论。前者认为学习不是环境引起人的行为，而是个体本身的认知结构主观地作用于环境的过程；后者刚好相反，仅将学习视为主体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这两大基本流派各执一端，形成了对比鲜明的理论阵营，后来产生的学习论流派，如建构主义学习论、人本主义学习论等基本可以按此偏好分类。

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此前所有的认识论不同，它巧妙地沟通了经验与理性。指出：“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2］15又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292。于是，人类认识的发展成为一个无止境的辩证过程。一切首先发源于直接经验，先有了被反映者，再有反映者。在实践的基础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人们再将理性认识作用于实践，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认识的内容也不断地扩展和加深。因此，“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并不是客体作用于主体或者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单向过程，而是客体与主体间不断转换和发展的循环上升的过程。学习，即主体通过实践被感知客体，从而进一步内化为主体的认知结构，即理性认识，再经由主体的实践活动反作用于客体，形成新的客体再进行认识的过程。

（二）学习的阶级性

绝大多数现有的学习理论在谈及学习的目的时总是表现为“要获得什么”，体现的是一种肯定性思维的倾向。这些理论的共同前提是接受现有制度和状态作为应然的存在，学习被局限在实用工具的层面，即为了体制内的生存甚至单纯的知识、智慧提升。因此，他们不能充分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尤其是对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在的认识论思想中，实践占有首要和决定性的地位。实践不是一般学习理论中论及的环境刺激，而是作为学习主体的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它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和检验标准。更重要的是，知识或者学习本身并不是学习的目的，实践才是认识的目的。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292这种认识论的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理论品质。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特征之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3］28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同样要重视这个特性。因为国内的剥削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阶层的分化仍然存在，世界格局也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状态。因此，我们倡导学习的目的不应仅仅是学习主体试图“获得什么”，更要有阶级自觉，要通过学习“改变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不仅是为了提升个人能力，也是为了促进整个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改变现有的不合理因素，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三）学习主体的扩展

在他的哲学研究中扩展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将以往只重视个体实践的作用扩展为重视阶级、群众主体实践的作用。在研究认识与社会实践关系中，他进一步提出“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2］22。这是研究工人运动得出的正确认识。1938年冬，在六中六届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动员和号召，提出“发动学习运动，开展学习竞赛，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1938年11月，党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领导全党学习，创立了延安中央党校等20多所大学对党员进行正规教育。另外，创造了学习讨论会的组织形式，采取自由研究、集体讨论的启发式学习，同时，要求全党理论联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向社会实践学习，拜人民群众为师”[4］，使全党成为了一个终身学习的“无期大学”。在多次全党学习活动中，他用实践检验证明了学习主体不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是阶级群众。

基于以上的认识论思想，我们可以针对建设学习型政党对学习的概念进行特殊的界定。党内学习，即党员个人或党组织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为改变现存不合理因素，实现共产主义共同愿景而奋斗的过程。

二、学习型政党文化的基本原则

的认识论思想不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党内学习的基本特点，还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文化提供了基本原则上的指导。

（一）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学习文化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3］296。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直接目标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使党能够更有效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但执政为谁？明确解答了这个问题：执政为民。指出，“历史的发展方向将是使世界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更高级的人类社会”[5］1468。在这个社会中，由于阶级差别的消失，人们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其建立的宗旨就是为了解放人民，所有工作也应该围绕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来进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学习型政党建设得好不好，归根到底是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满不满意、高不高兴、赞不赞成为检验党一切工作的标准，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才能正确地领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学习型政党的文化必须是为人民的、为大众的。

（二）建设坚持党内民主的学习文化

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充分发挥民主的政治功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都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这点毋庸置疑。因此，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认识论范畴”[6］223，认为民主作风、民主气氛对于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争论从而尽可能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形成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系统论述天才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承认人们由于实践地位和主观状况的不同，会造成知识和才能上的差异，但天才只能来源于实践。同理，正确的认识和决策只能来源于占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而只有让党员敢于发表意见才能够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通过党内民主讨论的形式，党员能够各抒己见，坚持真理，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组织力量的独特优势。党的一切决策并不是某个天才的主观构想，而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集体决策。本人在处理教条主义、问题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党内民主的问题，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进行了详细阐述：“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这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1］528而充分的党内民主也有助于基层党员更好地对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进行监督，及时地纠正错误决策。尤其是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组织学习是一项群体活动而非简单的政治命令，它需要高度调动组织成员的创造性和自觉性，因此，必须在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都要达成群体共识。那么，如何达成这些共识、如何保障共识的有效实施，这都离不开党内民主的发展。

（三）建设实事求是的学习文化

学习光有民主的前提还不够，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20世纪40年代初，在三论中完整地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实事”就是客观事物，“是”就是规律，“求”就是研究。要从客观事物中发现发展规律，就必须有科学的方法组织感觉材料，并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事求是”所要解决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问题，实质上，由于正确认识的反复性、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我们对待任何科学理论都应该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强调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社会科学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它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但这种理论是否成立，必须考虑应用对象是否符合其理论条件。也就是说，由于对象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理论往往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甚至会发生失效的情况。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刚刚起步，研究往往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的相关理论，这就存在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存在着使学习型政党文化民族化的问题。如何焕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认识论思想在新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如何科学合理地借鉴西方学习理论，都是学习型政党文化建设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学习型政党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

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融合了辩证法和历史观，并提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在建设学习型政党文化时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生命力。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论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体现为党为了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能力所做的一系列决策，而群众路线必须贯穿整个决策过程。“从群众中来”就是指领导者在学习制度、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学习内容的安排上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特别是要注意发挥党员与专家、群众的合力，将学习重点放在党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上，在制度建设、方针制定方面广泛征求专家和党员意见，总结群众经验，最后上升为系统的指导意见。“到群众中去”，就是要将前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决策意见拿到党员中去宣传、贯彻，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在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检验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以人民满不满意、欢不欢迎为最终的检验标准。

群众路线在党内集中体现为要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在《论联合政府》中科学定义了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7］1057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所谓的集中，就难免使领导决策出现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集中只有民主又容易犯自由放任主义的错误，无法发挥党的组织力量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创造出大众的、民主的学习型政党文化。

（二）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的政党，它的基层党组织遍布社区、农村、各行各业。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使基层党组织善于学习新知识、总结新实践，但每个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处理好三种社会实践在学习中的比重问题。首先，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鼓励基层党组织针对各自工作实践和成员情况科学调整生产实践、阶级实践和科学实践在党组织学习中的比重，切合实际地提高党组织能力，使党员在其工作、生活中真正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其次，要注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和统一，在占有大量符合实际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思维方法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光有感性认识，不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没办法正确指导实践；光学习别人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不掌握感觉材料，也没办法深入掌握理性认识，并根据自身实践的特点调整理性认识。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又要注意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

（三）坚持搞好调查研究

认识论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8］1“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8］13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矛盾分析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贯通的关系。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通过调查研究收集群众意见、总结群众经验，也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反馈意见，检验政策的执行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当然离不开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可以说，调查研究就是群众路线和矛盾分析的物质载体，是认识论思想中的元方法论，也是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学习型政党文化的基本方法。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充分动员党的学术机构和专家针对基层党组织的学习活动做好个案调研，通过党员的切身实践积累经验，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学习文化理论，并进一步指导调研工作。

综上所述，的认识论思想是一个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融合的思想体系。它不仅论证了学习的实践性、阶级性、个人与组织学习相结合的三大特性，并为学习型政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即坚持为人民服务、民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矛盾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这是我们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崇尚民主与科学的政党学习文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4］于景森.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史贡献［J］.党的文献,2004(1).

［5］.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李恒瑞.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论认识论学说的结构和特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哲学思想论文篇9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哲学思想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儒家，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仁是他的哲学，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教育学说，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1]仁学思想中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论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仁学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仁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对人的发展的追求已经被广大中国人民接受并内化，抛开其中的封建思想基础和不科学成分，不少语言和思想完全可以大胆继承。孔子认为充分体现了“仁”的精神的大同世界是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这种大同社会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仁道”能得到彻底实现，执政者能够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能得到自由幸福，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整个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表现在社会风气和面貌上，这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哲学论文，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表现在经济方面，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表现在社会治理效果方面，人们没有任何私心与杂念，没有罪恶，没有偷盗窃杀，也用不着刑法,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二是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天下为公也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既是这个社会的特征，也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大同社会理想显然体现了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社会的古老期盼。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孔子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基本内容就是养成“仁德”。“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是孔子倡导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道德。“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2]孔子强调“仁德”的目的可以理解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显然是相违背的。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也包含了道德素质的发展，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思想资源。仁学思想对人际间情感道德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空白。

其次，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渊源。当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近期目标，和儒家的小康理想比较接近。“孔子政治理想的特点是从仁的人本哲学思想出发，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论文怎么写。孔子把古代社会加以美化，并且称尧舜时代为‘大同’，文、武、周公时代为‘小康’，并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逆转历史的仿佛越古越好的好古眼光，把‘大同’作为最高理想，‘小康’作为近期的目标。”[1]邓小平正是吸收了儒家的小康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论述，也汲取了儒家仁学思想的许多有益成分。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思想有接近之处。《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哲学论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已经富裕了，就要施行教化。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并把物质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也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区别在于，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富裕的同时，把目标指向了共同富裕，而且提出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不可能做到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考。这些思想同样包含了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所讲的“仁”与“中和”思想密不可分。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仁”，则能实现家庭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简言之，这个宇宙都将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生生不息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儒家推崇“中”的哲学，“‘中’的哲学贯通于儒家所关注的所有层面（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儒家构拟了一个合乎‘中’之精神的和谐世界。”[3]反观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追名逐利、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随处可见。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疯狂掠夺自然，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关系问题日益突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都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体现。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含了丰富的儒家仁学思想。如前所述，儒家仁学在政治上的理想是追求大同世界，即天下定于“一”，这一思想表现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即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即源于此。儒家思想教导人们以个人的修养为核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的步骤，实现内圣外王，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直至理想的大同社会。这一思想尽管立足于封建宗法社会，但其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精神在任何和平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儒家仁学对生命精神的强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之一。“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4]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而人的生命存在则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哲学论文，不是二元对立的。”[5]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符合孔子学说的，是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历来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积极入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和儒家对人格、人品的强调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舍生取义、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里的“志”就是道、义、仁、德等，儒家倡导人们无论穷达贫富，都要追求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本人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典范。较之孔子，孟子更加锋芒毕露，他崇尚自尊其道，藐视王公大人的“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及“大丈夫”气概，尤其是孟子提倡的“以德抗位”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君主权力的冲击，是他们本人未能预料的。从这个角度讲，儒家仁学的积极意义一点都不能抹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看起来似乎与儒家思想无关，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如上所述，原始儒学的生命精神，其实乃源自宇宙的本性。《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人也应据此自强不息，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而不灭，靠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论文怎么写。荣辱观是指“‘荣辱感’所蕴含或预设的道德观念体系”。[6]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先立后破,从不同内容和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固然和当前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中直接论述荣辱观的也比较多。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就是说“士”应该知道礼义廉耻。荀子从义利关系上论述了他的荣辱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则把仁与不仁与荣辱联系起来：“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也称为“仁道”原则。它不仅是一种美德及行为要求，而且是一种判断主体是否具有荣辱感的道德标准。孔子将“仁”（即道德）的本质概括为“爱人”，不仅揭示了道德的利他本质，也提出了做人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美德规范。孔子认为“忠”、“恕”是实行“仁”的根本途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此之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之谓恕。（论语卫灵公）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哲学论文，仁学思想的现代伦理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从广义的角度看，“仁”有全德之意，包含恭、宽、信、敏、惠、勇、知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 惠。’”（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学思想所包含的道德规范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道德的角度看，儒家把孝悌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这是仁学得以绵延的社会基础。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集中反映了儒家对职业道德的理解。从社会公德的角度看，台湾学者刘立林将孔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社会公德概括为十个方面：“1、仁爱为本，推己及人；2、以礼待人，以和为贵；3、尊重知识，推重人才；4、诚实守信，表里如一；5、严于律己，宽以待人；6、尊师敬老，爱幼帮残；7、见得思义，生财有道；8、当仁不让，勇是竞争；9、反对公害，宽容隐私；10、求实求新，有过就改。……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历史，自孔子始，至今，丝毫没有减弱‘仁’和‘礼’作为社会公德奠基石的历史意义。”[7]当然，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其内容显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和当前社会条件、时代条件相结合，是对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条件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183,249.

[2]蒋庆.儒学的时代价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21.

[3]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43.

[4]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24.

[5]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

[6]邵显侠，陈真.荣辱思想的中西哲学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7]刘立林.孔子――人类社会公德的奠基人[J].孔孟月刊，19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