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劳动总结十篇

居家劳动总结篇1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居家劳动总结篇2

关键词：统筹城乡规划；居民点；统筹城乡产业；就业需求；社会保障政策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统筹”的涵义为通盘筹划，城乡统筹即意味着要通盘筹划城镇和乡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实现新跨越的客观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社会运行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乡村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农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等。而实践证明没有乡村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发展，乡村的相对落后是整体生产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城乡差距持续拉大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 城乡差距分析

2.1城镇化进程滞后，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萌水镇和商家镇多数为农业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19.1%和8.2%，从两镇的产业比重和从业人员构成看，工业产值比重各占62.52%和88.76%，二产从业人员分别占70%和60%，从而看出两镇的工业化进程非常高，但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自动消解城乡的二元结构，对城镇化的进程未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两镇的城镇化进程没赶上工业化的速度。

2009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三产比重

2009年萌水镇三产从业人员比例构成 2009年商家镇三产从业人员比例构成

（资料来源：《萌水镇统计年鉴》、《商家镇统计年鉴》）

2.2乡镇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层次低

2009年，萌水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4145万元，工业生产总值为644236万元，农业生产总值为56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为103569万元。商家镇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以耐火材料、机械制造、五金加工三大产业为主，2009年商家镇国民生产总值为113762.68万元，工业生产总值为100979万元，农业生产总值为6155.68万元，第三产业产值为6628万元，。

以上看出两镇经济发展不均衡，萌水镇明显强于商家镇。从经济结构来看，两镇均由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薄弱，生产力布局不合理，服务业发展滞后，农业特色缺乏，产业结构亟待提升。

2.3城乡建设用地混杂，人居环境差

两镇镇区用地布局零乱，以村庄建设用地为主，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混杂，工业产生的噪音和污水等对居住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村庄发展各自为政，孤立建设，建设标准档次低，住宅多以低层为主，缺乏统一规划，缺乏公共绿地和休闲娱乐设施等。

2.4农民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仍低于淄博市农民的平均水平

2009年，萌水镇与商家镇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7316和6870，比去年分别增长了11%和14%，但仍比淄博市农民人均收入的8013元低9%和14%。

萌水镇、商家镇与淄博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淄博统计年鉴》、《萌水镇统计年鉴》、《商家镇统计年鉴》）

2.5人均GDP较高，进入城乡一体化初级阶段

2009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8万元。从下表比较分析看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人均GDP高于淄博人均和全省人均，而且高于一体化门槛。因此，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已经进入一体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2009年人均GDP比较表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淄博统计年鉴》、《萌水镇统计年鉴》、《商家镇统计年鉴》）

3统筹城乡规划

3.1城乡居民点统筹

3.1.1合村并点

1）现状村庄情况

萌水镇和商家镇共辖63个行政村，村庄总户数15891户，总人口49645人。其中，萌水镇镇域范围内有36个行政村，户数8648户，总人口为28179人；商家镇镇域范围内有27个行政村，户数7243户，总人口21466人。

2）合村并点

根据不同的农业地区特征，考虑村民意愿和耕作半径，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乡村居民点迁并方案。

规划期末，现状63个村庄合并为15个居民点，比原来减少48个。其中，商家镇27个村庄合并为7个居民点、萌水镇36个村庄合并为8个居民点。

3.1.2居民点结构体系划分

居民点划分为三个结构：核心度假区――驻地片区――居民点。

1）核心度假区

位于文昌湖西岸，以生态旅游、生态人居、生态产业为核心理念，以旅游休闲为主要产业支撑，打造集生态旅游、休闲运动、休闲度假、康疗养生、会议度假、生态人居为一体的高品位生态休闲度假区、生态城市第一印象区、生态文化产业博览园、生态人居示范区。

2）驻地片区

位于萌水和商家镇驻地，主要以二类居住用地为主，为二、三产业及旅游人口和部分村民提供居住。驻地内村居安置的居民点共5个，分别为萌水镇的萌水居民点和商家镇的循途居民点、杨戴居民点、西商居民点、红星居民点。

3）居民点

是指萌水和商家镇驻地之外的新农村居民点，具有乡村聚落特色，结合文昌湖度假区打造乡村风情聚居区。居民点共10个，分别是萌水镇的北池居民点、泽崖居民点、碑坡居民点、龙泉居民点、北安居民点、三衣居民点、官三居民点和商家镇的冯家居民点、冶西居民点和东岔居民点，主要为村庄农村人口服务，还可承担一部分来自文昌湖城乡统筹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旅游人口。

3.2设施规划

1）公共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公共设施用地，二是居住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对于前者，公共设施分级、分类设置，即分为旅游设施、核心度假区和镇驻地设施、居民点设施。

2）市政设施

规划市政基础设施由核心度假区和驻地片区向居民点延展，实现城乡市政设施一体化。

4 统筹城乡产业

4.1总体定位及布局

4.1.1总体定位

通过产业专题研究，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为：改进、升级第一产业、转型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产业统筹的总体定位为：以文昌湖度假区高端服务业为主，壮大提升原有城镇工业，同时发展特色农业的城乡产业共荣区。

4.1.2总体布局

规划范围内针对不同的性质将用地分为三大片区，北部萌水镇片区、南部商家镇片区及中部核心度假区。主要的产业发展项目集中在核心度假区，两镇区内结合原有产业用地集约调整。

核心度假区，注重项目创意和特色的突出，发展高端旅游产业，突出娱乐和生态的特性，打造为区域著名的旅游地产、运动康体、文化娱乐、养生疗养、观光农业和商务服务基地。

萌水镇与商家镇两个镇区内主要以城镇建设为主，两镇工业结合原有工业用地整合后各集中布置，提高入园标准，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发挥集群效应，集约发展成为新型工业产业类型。

4.1.3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内2009年末实有耕地面积4093.03亩，每个农村人口人均农用地为0.08亩。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从业人员经济收入提高的需要，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逐渐增加。根据2020年末耕地面积，及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指标，可计算出所需农业劳动力。因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受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推力的影响，城市就业岗位的拉力影响更为重要，故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耕地指标取高中低三个不同方案，以体现规划的弹性。

2020年农业劳动力需求

考虑到聚集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人气，以实现文昌湖旅游度假区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2020年的农村人口规模取低值，即2020年14 亩/劳动力，则2020年农业劳动力为495人。而2020年，农村人口为2万人，按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比例为55%，农村劳动力为1.1万人，则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05万人。

4.1.4就业岗位需求

2020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城镇城市人口9万人左右，按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70%，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劳动力人为6.3万人，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05万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劳动力总计7.35万人。

4.1.5就业岗位预测

根据对2006-2009 年淄博市各区县在岗职工数统计，随着淄博市城市经济的发展，市域平均在岗职工数的增长速度稳定在0.4~0.7%，其中，高新区平均在岗职工数的增长速度稳定在3.2%。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是淄博市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边缘化区域，城镇人口仅为1.25万人，在岗职工基数小，随着文昌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就业岗位数也将以较快速度增长。规划文昌湖旅游度假区2020年建设格局基本形成，就业岗位2009-2020年的增加速度在2015 年之前达到最高峰，2020年之后就业岗位增长将有较大回落。

同比形同类型发展区域，如潍坊峡山区，其2007-2015年就业岗位平均增长35%，2015-2020年就业岗位平均增长20%。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规划取2009-2015年就业岗位年均增长30%，2015-2020年就业岗位年均增长20%。，文昌湖旅游度假区2015年城镇就业岗位为4.37万个，2020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城镇就业岗位为10.87万个。

由此可见2020年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的就业岗位十分充足，足够满足当地就业。

5 社会保障政策

5.1户籍制度改革

在城里有基本生存条件的人口，都可以登记为城镇常住居民，让农民享有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鼓励有合法固定住所或职业及稳定生活来源的外来人员进城镇落户。加快住房、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征兵、转业、退伍安、优抚等配套制度改革。

5.2.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平等一致的、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编织一张社会安全网。要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建立完善农村大病保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5.3 教育体制改革

优先考虑学校的合理布局，遵循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规模和效益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

6 结语

随着进入“十二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如箭在弦，我国真正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为顺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要求，我市紧抓当前重大历史机遇，着眼于新型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形势，以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为试点，实现由“镇”到“市”的科学跨越，创建可进行复制和推广的统筹城乡建设新模式，力图为中国城乡格局开辟出新的局面，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覆盖全国。

参考文献：

[1]仇保兴，城乡统筹规划的原则、方法和途径――在城乡统筹规划高层论坛上的讲话，城市规划，2005（10）：p9-13

[2]张伟，徐海贤，县（市）域城乡统筹规划的实施方案探讨，城市规划，2005（11）：p75-85

[3]张京祥，崔功豪，新时期县域规划的基本理念，城市规划，2000（9）：p47-50

[4]成受明，程新良，城乡统筹规划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5（7）：p50-52

居家劳动总结篇3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 居民消费 物质资本积累

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调整功能收入分配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储蓄和资本积累。劳动收入份额与国内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评估劳动收入份额对我国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实际影响，以检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直接决定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变动，进而决定消费需求的总量和规模，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1、消费需求总量

从微观角度来看，需求被定义为：“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数量的总和”，只有同时满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两个条件，才构成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个人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数量由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消费者的预算线决定，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增加消费需求：一是保持消费者的收入不变，降低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二是保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不变，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无论通过那一条途径增加消费需求，都是以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者的预算线向外移动为前提条件。Schefold（1997）认为，人们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在转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之前，基本需求必须被满足。Lavoie（2004）进一步指出，如果消费具有层次性，那么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如何向上移动到金字塔顶，如何从核心的基本需求到较高的需求，如何从底层级需求向高层需求移动。

海闻认为，各国对同一商品的需求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入水平不同。中国人对汽车的需求量不如美国和日本，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能开汽车，也不是中国人不爱开汽车，而是在中国的收入水平上许多人买不起汽车。同样，对耐用消费品、医疗保健、高档住宅等商品的需求，发达国家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对粮食尤其是基本谷物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高。这种需求上的差别是由收入水平不同造成的。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决定整个社会的需求总量以及需求的层次性，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总消费需求的大小，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与否以及产品使用价值的实现，最终决定投资需求能否扩大。

2、影响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是反映消费需求强弱的一个重要变量。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意味着人们消费需求欲望的增强和消费需求的扩张，边际消费倾向缩小意味着人们消费需求欲望减弱。假定社会中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获取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所得，使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发生变动，进而引起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动。

凯恩斯认为，劳动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资本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一种社会常态，这一学说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一定能够使总需求增加。Kaldor（1960）则从事实和理论两个角度来证明这一学说的正确性。他以美国的数据为例，得到利润的储蓄倾向达到70%，个人收入的储蓄倾向仅在5%左右的结论，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Kaldor进一步分析认为，来自利润的储蓄倾向高于劳动收入的储蓄倾向的理论基础在于：剩余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每年都有相当大的波动；企业的增长与企业的积累紧密相关：因为企业的借债能力受限于企业的自有资本，后者是企业经营规模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除此以外，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考虑，在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储蓄率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系统保持稳定的条件。因为如果这些差别不存在，任何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提高将导致生产累积性的膨胀。

令？茁1、？茁2分别代表劳动收入者和资本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规模收入分配保持不变的假定条件下，只需证明？茁1>？茁2，就能够说明总产出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能够扩大消费需求。来自于很多国家的数据检验都得出了上述结论。Marglin and Bhaduri（1990）发现，在1960―1985年，样本中的16个OECD国家利润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之差是0.37；Bowles and Boyer（1995）估计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储蓄倾向的差别是0.46，Naastepad and Storm（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1960―2000年间，OECD国家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相差0.36；Stockhammer and Ederer（2007）发现，在澳大利亚，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4、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44；Stockhammer et.al（2007）的研究数据证明，2005年欧洲地区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58，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16。这些研究结论都说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功能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极大地增加消费需求。沈坤荣、刘东皇（2011）对我国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工资和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6和0.09，表明GDP中由利润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1个百分点，会使居民消费支出提高0.67个百分点。

二、劳动收入份额对物质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供求条件以及不同作用机制下，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具有不同的影响。

1、储蓄和利润机制

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依赖于储蓄。如果不考虑政府储蓄，国内资本形成将主要通过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完成。个人储蓄动机强弱与人们的贫富程度有关。由于居民的大部门收入被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储蓄水平较低；企业的储蓄用于盈利的目的，储蓄倾向较强（Kaldor，1960），国内资本形成就主要依赖于企业储蓄。所以，斯密认为，节约增加资本、浪费减少资本。马歇尔、刘易斯等人指出，储蓄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企业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因此，资本和劳动要素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形成一个富裕阶层，进而有利于储蓄增加和资本增长。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其工业资本的形成途径之一就是依靠支付给工人较低的工资进行企业的自我积累。根据有关资料，尽管英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1780―1851年为0.8%，在1856―1973年为1.4%。但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这种增长速度和英国工业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增加相比，还是相当缓慢。因而，当时英国企业的利润率相当高。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指出，当发展中国家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时，可以依靠外资来弥补这两个缺口。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从均衡的角度来说，一国投资的储蓄不足部分必然依靠大于出口的部分弥补，即“储蓄缺口”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外资进入可以使国民储蓄总水平提高，资本积累规模扩大。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并没有说明发展中国家如何引进外资，从历史上看，利用外资的途径主要包括：暴力掠夺，包括抢劫国外的各种财货、战争赔款等，殖民地经营也是如此；通过正常的商品贸易，从贸易顺差中获取外资；利用高利润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掠夺的对象，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依靠采取各种优惠引资政策和低廉劳动力成本形成吸引外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通过减少出口、扩大进口的形式缩小贸易顺差、通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阻碍外资进入。

已有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Diwan（2000）运用1975―1995年世界135个国家的数据，从资本产出比角度分析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发现，这种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这种结果可能与资本存量越高，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越强有关；而在贫穷国家，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意味着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劳动力只能够在收入中要求一个很小的份额，才可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地区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竞争效应，地方政府一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将低劳动力成本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从而强化资本谈判能力并使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罗长远（2009）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对FDI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说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不利于外资特别是以中国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资的流入。

对于企业而言，利润份额一方面代表未来预期收益，另一方面代表内外部融资能力。一般情况下，当资本市场不完全时，企业内部融资能力极大地决定其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有助于企业筹措更多的外部资金，以扩大规模。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意味着：一方面，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预期利润下降，企业投资意愿降低；另一方面，利润份额下降，企业留存盈余减少，内部融资能力减弱，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

2、总需求机制

在有效需求不足或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可能与资本积累同向变动。这是因为：劳动收入的消费倾向大于资本收入的消费倾向，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提高产能利用程度。产能利用提高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规模预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需求、扩大资本积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意味着总消费需求减少，企业预期销售规模下降，企业投资通过乘数作用下降或停滞，资本积累放慢。另外，在供需严重失衡或企业过剩产能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即使利润份额很高，但如果企业家发现自己持有的产能比其要持有的多，他将不采取任何投资扩张措施，甚至考虑减少投资以减少过剩产能（Steindl，1952）。

另外，根据卡尔多的观点，技术进步也能够使企业增加投资需求，技术进步是投资增长的内生解释。因为技术内含于资本存量之中，它将刺激投资。为了通过新技术获得生产率增长，企业必须投资新机械设备。并且基础技术变化越多，对投资影响越大。同时，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进步的成果必须通过投资活动才能实现。熊彼特也指出，创新能够周期性的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所以，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机制促进资本积累。

三、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例表示物质资本积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代表消费需求。

为了确定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率及居民消费率是否具有长期关系，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协整方法进行经验检验，如果判断它们具有协整关系，本文将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取劳动收入份额对投资率及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率的实际影响。

1、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包含单位根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在判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是否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检验劳动收入份额（Ls）和投资率（Ir）及居民消费率（Cr）三个变量的平稳性。本文综合使用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是：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对Ls、Ir和Cr三个变量的水平序列进行检验时，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各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而对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时，结果显示为平稳过程，说明这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即I（1）。

2、面板协整检验

本文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面板协整检验，以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具有面板数据协整关系为零假设，使用类似于时间序列中采用McCoskey和Kao（1998）、Westerlund（2005）等方法来构造基于残差的统计检验。第二种方法是以没有面板数据协整关系为零假设，使用类似Engle和Granger平稳回归得到的残差来构造统计量。具有代表性的是Kao（1999）和Pedroni（1999）。

在进行协整检验过程中，本文使用Pderoni（1999）7种统计量：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Group Rho、Group PP和Group ADF。在具体实证检验过程中，当各个统计量给出的判断结果存在矛盾时，Pedroni检验主要看Panel ADF和Group ADF，因为这两个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具有更好的检验力（黄乾、魏下海，2007）。表2给出各变量协整检验的结果。从表2可以发现，对于两组变量的协整检验，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即说明两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3、面板协整估计方程

考虑到面板数据回归对数据的方差结构非常敏感，尤其是对于本文所使用的省际面板数据而言，本文首先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和截面异方差检验，结果发现省际面板数据存在序列相关和截面异方差。所以，本文采用PCSE稳健估计方法，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投资率的不利影响无论在全国还是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对西部地区的不利影响最大。从全国层面来看，居民消费率变动的94.2%可以由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来解释，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解释能力虽然低于全国水平，但均在77%以上水平，且R2较大，显示方程的拟合水平比较好。劳动收入份额对于居民消费率较强的解释能力说明，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一判断与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2006）根据对城乡居民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测算结果比较得出，初次分配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及主体分配渠道的判断。李扬和殷剑峰（2007）通过分析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得出结论，在1992―2003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是初次分配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和财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进一步测算得出，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下降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5.99个百分点。常兴华、李伟（2009）对1992―2007年的数据测算发现，无论是住户调查年鉴中的居民收入构成还是资金流量表中居民的收入构成，劳动报酬均占居民收入构成的79%以上。邹红和俞开志（2011）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最根本原因；在政府消费支出不变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率的增长必须以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为前提条件。

四、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提高居民消费率，同时制约投资率的增长，这一实证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能够通过居民消费和资本积累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现阶段，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促使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注：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GD10CYJ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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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劳动总结篇4

关键词：初次分配；消费率；可支配收入；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3）06-0070-06

一、消费率概念的界定

按支出法核算，GDP分为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四个部分。消费率（Consumption Rate）又称最终消费率，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一个国家（地区）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其中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刺激生产的主要动力，研究分析居民消费率可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消费需求的态势，进而考察国民经济是否可持续增长，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

居民消费率可表示为：C’=C1GDP=Y1GDP×C1Y，其中C’代表居民消费率，C代表居民消费，Y代表居民收入。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及GDP有关。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在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部分。当GDP一定时，居民消费率取决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4%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更多依赖的是投资与出口，消费贡献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自2000年以来不断降低。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均处于偏低水平。

1.国内比较。从时间维度看，当前居民消费率降至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51.6%，进入90年代后经历了1993-1994年的下滑后持续走高，平均水平维持在46%左右。进入新世纪，经历了2000年46.4%的高点位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10年居民消费率低至33.8%，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图11990-2011年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宏统计数据库数据（2012年）整理绘制。下同。

从消费主体来看，我国的最终消费是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的。从图1可以发现1990-2011年间，在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同时，政府消费率并未伴随下降。90年代政府消费率的最高点出现在1992年，达15.2%；2000年政府消费率达到15.9%，2001年为16.1%，之后有所下降，但波动维持在13.11%-16.35%之间，平均水平在14.2%左右。由图1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拉动了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政府消费支出与之关系不大。

2.国际比较。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居民消费率全球平均水平为61.5%，低收入国家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1]，金砖国家居民消费率巴西为64.2%、印度63.2%、南非56.9%、俄罗斯51.3%。与我国具有共同东亚文化的日本和韩国，与我国同样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其居民消费率却维持在 50%以上。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3000美元时的水平，而且低于当前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于近50年来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2]。

三、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的消费理论有绝对收入假说（Keynes）、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持久收入假说（Friedman）及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没钱花”，以收入分配不均来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而无钱消费；二是“不敢花”，以居民消费倾向来说明居民消费低迷。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初次分配视角，从居民消费率的基本概念出发将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解构为Y1GDP与C1Y，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倾向。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决定了居民是否有钱可花。一些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绝大多数居民处于中低收入状态，其消费需求偏低形成了消费不振的局面。许永兵等[3]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是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扩大，但是居民消费率在近年才快速下降。收入差距是国民收入在一定居民部门内部的分配不均。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角度，影响消费率的根本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而不是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

《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单位社会保险付款）、财产收入（利息、红利、土地租金及其他）及增加值。从图2中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相对增长速度来看，2000-2010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1%。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达20%， 企业利润年均增长近30%。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4]。收入分配向政府、资本所有者倾斜，政府、企业从初次分配中分享的比例较高，居民收入比例减少造成了居民消费不振。因此研究居民“没钱花”不能仅看到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变化，需要研究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情况的相对变化。

1.劳动报酬占比。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在1992-2008年间处于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报酬净额占比呈下降趋势。以2000年为界，之前的8年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伴随的是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可以说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的占比下降造成了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之后的8年则与政府支付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有关，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降低导致了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

白重恩指出劳动报酬占比降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结构转型，他假设农业、建筑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分别为90%、70%、50%，总的劳动报酬是90%、70%、50%的加权平均；由于结构转型，农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工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结果造成劳动报酬占比降低；二是企业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高，伴随国有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少，更多的企业以非国有形式出现，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三是垄断企业中劳动报酬与丰厚的利润比较占比降低。[5]

2.财产收入占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也处于下降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2年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4.55%，至2008年下降为2.35%；2011年上升为2.83%。居民财产性收入中主要部分是利息收入。一方面居民投资理财渠道较少，大多数居民习惯于采用储蓄方式理财；另一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目前只有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改革，而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远未实现。居民存款利息率偏低，直接影响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自企业的红利收入占比极小，如前所述，企业利润增长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居民没能分享企业利润增长带来的福祉。

以上分析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参与初次分配所获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下降，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减少。这是居民“没钱花”、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杨天宇[6]在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时提出假设用2000年的劳动报酬占比、财产性收入占比以2010年的GDP 水平估算，大致可以增加3.32万亿元居民收入，按照2008年的储蓄率、消费率计算，可以增加2.01万亿元的居民消费，扩张效应非常显著。

（二）居民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C1Y。消费倾向与居民的消费（储蓄）偏好、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分配差距、政府政策等有关。消费倾向说明居民敢不敢花钱的问题。

1.储蓄率。居民对储蓄的偏好影响居民消费。储蓄率（S/Y）与消费率（C/Y）存在此消彼长的函数关系，且S1Y+C1Y=1。从理论上讲，消费率的下降是由于储蓄率上升。近年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是否与居民储蓄率的连续增加有关？尽管从90年代以来我国总体储蓄呈上升状态且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到2009年我国储蓄率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居民储蓄率却逐年降低，李扬等[7]、何新华等[8]均研究提出近年来居民储蓄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增加推高了总体储蓄率，尤其是政府储蓄的比重由1992年的14.6%上升为2007年的21%，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过程中还呈现出与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有关的周期性波动。李扬等[7]分别考察了1992年以来的居民储蓄率，发现居民储蓄率波动符合持久收入假说特征，即经济高涨时期居民现期收入超过持久收入水平，保证既有的生活消费后还有结余，因而储蓄率提高，经济滑坡时期居民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水平，维持现有生活消费后的结余减少，储蓄率降低。如1998-2002、2008-2010年居民储蓄率较低，2003-2007年居民储蓄率较高，这种以持久收入为基准的储蓄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

居民储蓄率呈周期性波动且逐年降低，可以推断，居民消费率下降与居民储蓄率几乎没有关系。那么同时消费率也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何在？

图4中国部分年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9]

2.预防性储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影响预防性储蓄。传统的消费理论是在未来确定的情况下分析储蓄、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Leland预防性储蓄假说则发现在未来不确定情况下居民一般会增加储蓄，以预防未来收入的下降。宋铮分析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包括个人情况的不确定性（个人风险）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不确定性（系统风险）。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两种风险都比较小[10]。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制度变迁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使居民消费变得更加谨慎。“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越能吸引居民储蓄，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11]。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教育、住房、医疗等体制改革，增加了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用于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高速增长。预防性储蓄增加挤占了现期居民消费，居民有钱不敢花，造成居民消费率下降。

此外，邢文庆等[2]利用实证研究还说明了居民消费倾向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具有因果关系：劳动报酬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将拉动平均消费倾向增加 1.5895 个单位。

四、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及预防性储蓄增加。调整居民消费率下降趋势，就要着手一方面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居民 “有钱可花”；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使居民“有钱敢花”。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居民消费率与其劳动报酬占比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有效提高消费率的必要措施。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与劳动力量的不对称，“资强劳弱”，劳动的力量远低于资本的力量，资本所有者掌握着工资决定权，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千方百计地压低劳动报酬。虽然我国自1994年、2004年先后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最低初次分配收入，但是以生存标准制定的最低工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建议通过政府立法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健全工会组织，经工会与企业集体民主协商确定工资增长机制，将该机制与企业利润增长和经济增长挂钩同步增长，实现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利益的联动，约束企业逐利行为，合理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占比，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推动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

2.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李荣山从构成居民财产的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出发，提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使更多居民获得动产性财产收入上，即如何使居民的收入剩余转化的财产获得相应的收入。”[12]他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以个人不动产获得财产收入的条件尚为成熟，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结构的一般规律是居民利用收入剩余获得的利息收入在其财产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利息，因此建议一方面加快进行全面利率改革，适当提高存款利息，以增加居民财产收入。另一方面积极拓宽居民国内外投资渠道，创新金融管理体系，创造更多的投资理财方式，在存款利息、债券利息、股息等形式之外使居民拥有更丰富的金融理财工具和理财产品；同时加强金融诚信建设，确保居民投资安全，保障居民能够获取财产性收入。此外，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的分红，让更多的居民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企业发展的利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3.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效地提高居民的消费率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居民不能全面享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甚至无法解除后顾之忧，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抑制了消费。较高的社保缴费率（“五险”缴费约占居民工资收入的40%）也挤占了居民消费。从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角度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全国统一、覆盖面广、给付数额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刺激居民更多地进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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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劳动总结篇5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 居民收入 解放思想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005-06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跨越，但与此同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下简称“两个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广东在居民收入显著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而且下降的幅度更大，要提高这“两个比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分析其“两个比重”演变的情况，究其原因，探索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两个比重”演变的特点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宏观收入分配中最直接关系民生的两个重要指标。宏观收入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它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因此，研究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必须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来进行，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和企业收入、政府收入的变化联系起来。

（一）在初次分配中广东劳动报酬比重的演变特点及现状

1．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呈加速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初次分配中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均大幅提高。广东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185.85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6204.47亿元，按现价计算（以下同）增长了140倍，年均增长19.3%；居民初次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从112.58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0139.03亿元，增长了 89.1倍，年均增长17.4%；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改革开放前，也高于同期多数国家。在1981-2004年期间，广东居民初次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17.6%，高于同期韩国的16.2%、日本的13.2%、美国的6.0%、英国的6.7%。[1] 但是在劳动报酬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从其下降幅度来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60.58%，下降到2006年的38.69%，下降了21.89个百分点。从其演变轨迹来看（见图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5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保持在60%-59%之间，7年间仅下降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下降0.157个百分点；但1986年以后该比重下降加快，到1998年的13年间已经下降了8.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64个百分点；1999年后下降加速，到2006年的8年间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55个百分点；在28年中，与上年相比，只有1980年、1982年、1998年、2002年这四年出现过上升，其余24年均为下降。可见，在1979-2006年间初次分配中广东劳动报酬比重呈加速下降趋势。

2． 目前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大多数省区。

从2006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来看，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6%），低于江苏（40.7%）和浙江（40.3%），低于大多数省区，在31个省区直辖市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排列，广东居倒数第7。①

3.劳动报酬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广东明显偏低。

从韩国1980-2006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率(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5.6%上升到2006年的45.4%，上升了9.8个百分点，② 而同期广东劳动者报酬率从60.5%下降到38.7%，下降了21.8个百分点。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发展情况来看，劳动者报酬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升有降，但总体稳定在50%以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LIS数据库资料[2] （P114-115） 计算，2006年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劳动报酬率分别为56.8%、51.9%、55.5%和51.7%(2005年)，明显高于广东2006年38.7%的水平。

（二）再分配后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演变特点

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经过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形成最终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居民收入)，我国居民收入又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按照居民收入=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计算办法，可以计算各年居民收入，并进而计算其增长轨迹和占GDP比重的演变情况。从图2、图3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居民收入与GDP在总体上呈同向增长态势，在1979-1983年间，广东居民收入实际增速高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占比上升；1984年以来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绝大多数年份低于GDP的增长，1984年后呈波浪型下降趋势； 从1978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3.1%下降到40.8%，下降了22.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77个百分点；1995年后下降加快，年均下降超过1 个百分点，2005年到2007年的最近三年年均下降2.5个百分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总体呈波浪型下降趋势。从2006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全国为44.73%，上海为61.22%，浙江为42.74%，广东为42.50%，广东比全国、上海、浙江分别低2.23个、18.72个和0.24个百分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两个比重”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的增长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是造成“两个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

1． 企业营业盈余增长持续快于劳动者报酬增长是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

从GDP的初次分配来看，1978-2006年的28年间，广东居民初次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从112.58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0139.03亿元，增长89.1倍，年均增长17.4%；而同期企业所得的营业盈余从27.07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8203.34亿元，增长302倍，年均增长22.6%；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从25.1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715.41亿元，增长146.8倍，年均增长19.5%。由于初次分配中地区生产总值各部分增长的快慢差异，造成政府、企业和劳动者所得占比的升降变化：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值占比提高了0.66个百分点，企业营业盈余占比提高了16.7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占比提高了4.48个百分点，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21.89个百分点。对劳动报酬占比与营业盈余占比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① 二者之间有很大程度上的负相关，方程判定系数为0.897，回归结果非常显著，能够通过检验。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是此消彼长的，随着一方增加，另一方就会减少。可见，企业营业盈余的持续增长和占比的提高是造成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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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财政收入增长是造成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重要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GDP的快速增长，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也保持了持续的增长态势。从广东1979-2007年29年间GDP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三者的比较来看，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4年)，在放权让利思路指导下，国家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体制，广东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比重上升。1994年全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8.3%，而国税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7.8%上升到2006年的13.2%，国税占GDP的比重高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广东财政总收入由1994年的569.38亿元增加至2007年的7750亿元，按现价增长12.6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98.70亿元增加至2785亿元，按现价增长8.3倍；GDP由4619.02亿元增加至30673.71亿元，按现价增长5.6倍； 而同期居民收入名义增长仅为3.8倍。1995-2007年，按现价计算广东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分别增长22.2%、18.7%和15.6%，分别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速9.5个、6.0个和2.9个百分点，从而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从1994年至2005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来看，广东为7.8%，比江苏、山东、浙江同期平均分别高2.77个、2.71个和2.46个百分点；[3] 从2007年的财政总收入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来看(见表1)，广东均高于江苏和浙江。而在政府财政收入显著增长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结构中通过“转移性支付”形式返还给百姓的太少，存在着严重的分配向国家倾斜、财富向政府集中的问题。从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中转移收入的占比来看，广东为15.7%，比全国平均水平(22.8%)低7.1个百分点，比天津、上海、江苏分别低18.6个、8.6个、1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倒数第三；从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中转移收入的占比来看，广东为5.10%，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4%)，但是转移收入增长缓慢，仅比上年增长4.5%，其增速比同年全国低18.3个百分点，比江苏、浙江分别低17.7个、14.5个百分点。可见，广东财政收入占比高于其他省区和城镇居民收入中转移收入占比低、农村居民收入中转移收入增长慢，是广东居民收入占比低于其他省区的直接原因。

(二)广东“两个比重”低于全国及兄弟省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经济总量增长轻居民收入增长的思想作崇

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的增长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只是造成“两个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要从造成这一升降变化背后的发展理念、分配理论、分配体制和分配政策中去寻找。长期以来，为了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处理上，在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处理上，在生产和生活关系处理上，我们总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优先，中央利益优先，生产优先，并提出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要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要低于企业效益的增长”的分配原则。这些分配理论、思想、原则和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日益妨碍了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在分配体制上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打破平均主义和提高效率上，在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处理上主要采取“放权让利”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这些改革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增加居民收入和调动地方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起到极大的鼓励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较地方慢、中央财政较为紧张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央实行了分税制改革。此后，中央财政增长加快，出现了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长期高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全国财政收入增长长期高于GDP增长，GDP增长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态势，从而导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可见，不断向财政和GDP倾斜的发展导向和制度政策设计，是造成我国及广东“两个比重”下降的根源。

广东“两个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与全国是一样的，只是广东在发展指导思想上重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轻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倾向更为突出。从广东与浙江居民收入的比较来看，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分别比广东低80元和28元，在改革开放初期仍低于广东，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居民收入增长已快于广东，发展到200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广东多2875元和2641元，浙江的“两个比重”也均高于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94年的16年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只有5年低于全国，其余11年均高于全国，年均增长广东为7.9%，全国为3.9%，广东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而在1995-2007年的13年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只有1年高于全国，其余12年均低于全国，年均增长广东为5.8%，全国为8.0%，广东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见图4）。在1979-1995年的17年中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有7年低于全国，有10年高于全国；年均增长广东为8.3%，全国为8.2%，广东比全国高0.1个百分点；而在1996-2007年的12年中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只有2年高于全国，其余10年均低于全国，年均增长广东为4.6%，全国为5.6%，广东比全国低1个百分点（见图5）。因此，我认为广东“两个比重”低于全国及兄弟省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广东热衷于在GDP总量上对亚洲“四小龙”的赶超，过于注重巩固和增强广东GDP总量和财政收入全国第一的金字招牌。从广东制定的“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纲要的指导思想来看，均没有明确提出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一味强调“做大做强”；从广东众多市县区镇提出的发展思路看，大多提出了工业强市(或县区镇，以下同)、农业稳市、商贸旺市、文化兴市、旅游强市、科技强市、生态强市等口号或战略，没有像苏浙那样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没有提出富民强省、富民强市(或县区镇)和富民优先战略。因而在广东省市县制定的不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规划中，其制定的GDP、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均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而实际结果也是如此。 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广东在发展理念上从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注意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收入的同步增长转为90年代中期以后过于偏重GDP增长、财政增长、利润增长是导致广东“两个比重”下降比全国和兄弟省更多的思想根源。

三、提高“两个比重”的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体制上的破旧立新

提高“两个比重”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努力，需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合理提高“两个比重”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我认为提高“两个比重”的关键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发展理念、分配理论、原则、制度和政策上勇于破旧立新，提出并实施富民强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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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发展观念上，要破除“以物为本”的旧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实施富民强省战略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富民”与“ 强省”的关系，“富民”是“ 强省”的目标，“强省”是“富民”的基础，两者的结合点是以人为本。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只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的目的，决不能重GDP、财政收入增长而轻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决不能为了吸引资本而对利润侵蚀工资的行为无所作为，要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江苏省在2000年提出要学习浙江的富民政策，实施“富民强省战略”，在2005年又提出要实行“富民优先方针”，浙江在2007年提出“以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作为总战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广东也应该提出和实施富民强省战略，要改革以GDP和财政收入为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反映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民生为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二）在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上，要破除“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等旧观念，树立“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新观念，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居民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体制机制

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上，要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逐步扭转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形成新的相对合理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在政府与居民的分配关系上，要按照十七大提出“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要求，逐步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加大财政对民生事业发展的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系上，要抛弃“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要低于国民经济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要低于企业效益的增长”的分配原则。树立居民收入与企业效益、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新理念，加快建立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公务员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随在职职工收入增长而增长的长效机制。根据目前我国及广东省“两个比重”过低的事实，应该允许在一定时期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增长适当快于企业效益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三）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要破除效率为先的分配原则，树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新原则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这一分配原则的提出和实施，对于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分配的社会公平度下降等问题。此后，我们又把它完善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实践表明对于解决收入不公、收入差距过大作用不大，“两个比重”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将增大再分配的难度，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由于片面强调效率而带来的分配不公，已经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其实，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再分配中去解决，在实践中很难解决得好。据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初次分配上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要注意在强资本和弱劳动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管，保护弱者，促进资本与劳动的平等，逐步提高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

在再分配中，要通过完善税制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来看，广东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占14.6%，其占比在全国各省区中居倒数第三。2006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789元，比同年浙江少1088元；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占5%，只有270元。因此，广东要积极发挥财政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利用广东第一财政大省的优势，通过合理增加“转移性支付”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促进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在分配领域的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处理上，要破除市场万能论，树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新理念

在计划经济年代，分配完全是由政府调控的，工资标准制定及工资升降完全由政府决定。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分配的调控。这种放松对于打破过去的“大锅饭”和“铁工资”体制，调动职工积极性和提高企业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市场调节导致的两级分化和强资本、弱劳动等缺陷日益显现。因此，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分配领域的调控：要制定和完善劳动、工资等的立法和执法，工资指导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保最低工资实际水平不因物价上升而降低，并随经济增长逐步提高；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实际情况，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快推行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再分配领域，政府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扩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困难人群的生活补贴；要加快所得税制的改革，税制改革要以人为本，要有利于促进分配公平，要由以个人为纳税主体向以家庭为纳税主体转变。

[参考文献]

[1]李华.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收入分配格局研析[J/OL]. 广东统计信息网[2008-03-11]gdstats.省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国际统计年鉴（2008年）[M].

居家劳动总结篇6

关键词：收入来源；收入差异；劳动报酬；资产收入。

收入差异的产生和解决途径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居民收入来源及其与收入差异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由于国内鲜见对居民收入差异进行收入来源分解方法的系统介绍，本文对该理论发展进行了系统回顾，并侧重分析居民的市场收入，而没有对转移性收入作进一步分析。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构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有：薪金、工资、自营职业报酬；资产收入，包括来自投资、。

要素收入与个人收入分配间的关系

借贷收益，土地、设施的租金和收益；其他。农业活动的自营收入与其他部门的自营收入有很大不同。非正式收入的影响也值得注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因为非正式收入有各种伪装，或不合法，或未纳税、未申报，而且难以估计和测算。

收入来源分析也是家庭经济活动参与社会经济部门活动的反映。Atkinson（1994）给出了要素收入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示意图。图中生产部门在国民核算账户中划分为工资、自营收入、利润、租金，数字为占GDP百分比，数字之和大于100%（因为税收和职业养老金是从居民收入中扣除的）；下半部分是家庭可支配收入，数字为各来源占收入百分比；箭头表示相互间的关系。

二、劳动报酬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劳动报酬是大部分居民和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同行业和部门的薪金、工资、自营收入有很大不同。劳动报酬在居民总收入中的份额明显高于其他收入，对居民和家庭的收入、福利水平和收入差异也有较大影响。Gollin（2002）认为考虑自营收入后，劳动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份额不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一般在65%左右。Daudey（2007）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收入差异呈负相关。

劳动报酬同包括GDP增长、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国民经济发展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劳动收入占居民总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Blanchard（1997）分析认为是劳动力市场冲击和影响所致［1］。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变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劳动与资本收入的份额变化，而长期影响则很小。

1.工资、薪金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工资、薪金是受雇佣领取的劳动报酬，政府政策、工会力量、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变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等因素对此影响较大。研究发现，雇佣就业收入在家庭收入组合中的重要性在持续下降，工薪收入分配变化一般对收入差异有重要影响。为此，各国政府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工资制定，包括制定最低工资等，以降低工资差异。

权力资源理论及权力格局理论主张收入分配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资源包含工会、社会党、左派政府等。工资集中谈判会降低工资差异，工资谈判体系对工资差异有强负向影响，工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市场收入差异也较低。

很多分析认为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对非技术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相关，也由此增大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异。Atkinson（1999）认为劳动需求从非技术工人向技术工人的转变使得技术劳动部门的工资上升，非技术劳动部门的工资相对下降，从而出现大的工资差异。而技术和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可以调节这种差异。技术变迁使得经济对技术工人、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同样将引起工资差异的增大，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产品的购买使得技术工人的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而非技术工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则持续减少。

金融危机对收入影响很大，危机中劳动收入份额明显收缩，尤其是工会和社会保障制度较薄弱的国家。研究发现，危机初期工薪相对较高人员的工资首先下降，随后危机对就业、工资、价格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工资低的群体将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

领取薪金的主要有企业管理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艺术创作人员等。企业高管收入增长被认为是产生收入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并引起广泛研究，研究发现，北美高收入者收入份额的迅速增长与高管薪酬的爆发增长密切相关，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组成发生巨大变化，食利者被高薪酬工作者代替［2］。

对于转型国家收入差异的变化，Commander et al（1999）发现1992年后俄罗斯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结构变化，工资差异增大使得基尼系数增加，但受到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的抑制。

企业家收入增加是收入差异增大的重要推动因素，Mitra和Yemtsov（2006）发现转型国家劳动收入分配是产生收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工资差异增长也扩大了总收入差异。东欧、中国、俄罗斯收入差异的共同主导因素是工资占收入比重的下降。

2.自营收入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各国政府为了缓解失业压力大都鼓励自营就业，尤其是在转型国家，由于逐渐解除了对私有经济的法律限制，其自营收入稳步增长，相应的工资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而自营收入与个人和家庭的初始资产、收入密切相关。而为穷人提供融资便利以促进自营小商业发展，对缩减收入不平等、降低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各国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一定程度上与没有考虑自营收入有关。自营收入较雇佣收入更发散，是解释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银行报告认为，拉美高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与自营就业相关。

3.农业收入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农业经营与其他的小规模家庭自营极易受小困境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学者们一般将西方农场主作为企业主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就业则与二元结构和正规就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相关。Katchova（2008）、Peake和Marshall（2009）发现农业与非农业自营收入没有明显差异，但农业收入明显高于非农业自营收入。Babatunde（2008）认为非农业收入增大收入差异，消除贫困家庭获取非农业就业机会的障碍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而Adams（1999）对埃及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种植业收入是与收入差异最具正相关性的收入来源，土地分配不平等亦可引发种植业的收入差异。

三、资产收入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1.财富问题。

财富（财产）包括资本、房产、土地等，代表短期和长期维持收入的持久能力，是长期经济安全的衡量手段。财富和收入紧密相关，收入用于储蓄或投资转换为财富，而财富是收入的来源之一，拥有较多收入的家庭可积聚较多财富，而拥有较多财富的家庭可获取额外收入。

Kopczuk和Saez（2004）发现“大萧条”、“新政”、二战对美国高财富持有者的财富份额产生了持久影响，这与Piketty和Saez（2003）认为资本收入对于高收入者的重要性下降的结论一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收入和遗产累进税削弱了持有者保持财富的能力，同时股权分散化也使得股市收益损失分散更为广泛。

转型国家大量的公有资产私有化对收入分配也产生了长远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恶化了资产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并导致收入差异增大，而一般居民更少有机会从私有化资产中得到收益。同时，转型国家的另一个问题，即大量非正式、隐藏财富亦随之产生。

2.资本收入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研究发现资本收入极具变化性，占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也呈逐年上升态势，资本收入对收入差异有相较于其占收入份额不成比例的高贡献。Saez（2005）发现20世纪初美国、加拿大的高收入者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资本收入下降，“大萧条”和二战对资本收入产生了持久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家庭参与股票持有得到了巨大发展，主要是共同基金、个人退休金账户、养老金的固定缴费计划增大了持有机会，另一个驱动因素是人口过渡和家庭聚集资产负担退休的需要。而家庭进行更具风险的投资组合和退休金理财对金融和分配将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在家庭资产中份额有限，但随着股市参与的普遍性，股票持有逐渐成为影响总体净财富差异的重要因素。关于股市参与的增大与财富差异关系的研究有很大分歧，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工具的日益开放带来的收益会降低财富差异；Guvenen（2006）则认为股市参与的有限性可以解释美国财富差异，而股市参与扩大则会降低财富差异。

即使在居民投资组合多样性的富裕国家，房产依然是家庭财富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房产同样占较大份额。但作为家庭资产中最大部分的住房并不是净差异的主要来源，Bilias et al（2008）发现住房财富对净差异影响比股票持有小，而且与差异总体趋势并不一致。

3.土地、自然资源收入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土地集中始终是农村及全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分配不平等也从很多方面影响收入差异，如种植业收入。

自然资源禀赋通常与所有权和租金的高度集中相联系，从而导致总体上收入差异的增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对资本、技术、技术劳动较少的需求而有更大的收入差异。在一些国家，由于土地、自然资源、资产所有集中在少数群体，从而产生了较大的收入差异。

研究各种收入来源对于总收入的水平、分配的相对重要性是考察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确定各收入来源对总收入差异的贡献。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重与其对收入差异的贡献相关但并不一致。一种收入来源的比重在所有家庭增加同样的幅度并不会引起收入差异的变化。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的贡献与收入来源占收入的比重和该收入来源内部差异程度相关。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特定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的贡献并不一致，分解标准的不同也会造成分析结果的差异。

由收入来源考察居民收入差异对认识收入差异的原因和结构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地域差异巨大，对居民收入来源的全国性考查和分解不宜操作，因此，多采取地域、行业、人群比较进行收入差异分析。但对居民收入来源分析和分解在区域经济分析中依然存在很大的应用空间。

参考文献

［1］BLANCHARD O.The Medium Run［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7，（2）：89－158.

居家劳动总结篇7

社区劳动保障站在镇劳动保障所的领导和劳动局的关心支持下，在2011年的基础上更趋完善，效果更显著，保持了XX市劳动保障示范站和省充分就业社区的荣誉。现将工作总结于下：

一、各项数据统计情况

（一）、下岗失业人员总数：708人，其中40、50人员420人，党员64人，已办优惠证576人，已办就业失业证14人。

（二）、实现就业人员总数600人，其中公益性岗位9人，从事个体经营的120人，其它471人。

（三）、退管服务情况：退休人员总数980人，其中党员190人。

二、具体工作情况

（一）、加强了对劳动保障工作的规划、细化，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充实了各项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保障站的工作职责，理顺了办事程序，更好更方便地为居民服务。

（二）、大力宣传劳动保障工作的政策、法规，积极组织社区失业人员参加各种招工招聘会，特别在富士康招工上，虽然未完成招工指标，但社区在党员会、居民组长会上都大力宣传，请居民互相转告，有力推进再就业工作。

（三）、软硬件设备上了档次，配备微机、打印机和复印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各种资料整齐规范。

（四）、熟悉党和国家的各种惠民政策，积极为居民办实事，全年办理社保援助的21人，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援助41人

三、日常工作

（一）、对下岗失业就业人员进行登记联系制度，随时掌握再就业情况，主动与用人单位联系，热情介绍和帮忙联系工作。

（二）、对社区内的离退人员进行了登记，建立了联系卡770个，随时掌握离退人员的生活动态，对家中有临时困难和生病住院的人员，主动去帮助解决和看望，得到广大离退人员的好评。

（三）、随时办理就业失业证、为失业人员落实各种优惠政策，全年为失业下岗人员推荐、介绍工作60人，使他们享受到实惠。

（四）、积极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参加各类技术培训，广泛收集各类招工信息，给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再就业信息平台。

（五）、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退休职工踊跃参加文艺队、宣传队、夜间舞会、电影放映队，使广大退休职工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欢度夕阳美好时光。

（七）、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社区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组织动员离退休人员栽花养草美化环境，使社区在迎接省、市的各种验收取得了成功。

（八）、按时报送各种表册，按时完成镇劳动保障所交办的其它工作。

四、2011年的打算

（一）、努力学习劳动保障工作的有关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好各项政策，让居民和离退人员充分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二）、全面掌握社区下岗职工、失地农民、退休职工的基本情况，建档造册，分类管理，分类服务。开展好各项活动，搞好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劳务输出、做好退管服务。

（三）、在富士康招工上，社区将加大宣传力度，广找就业渠道，使社区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四）、继续做好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工作和防艾工作，确保居民健康愉快地生活、工作。

居家劳动总结篇8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本栏在近期内逐一组织对“五个有所”重要方针的深入解读，并联系江苏实际探索落实“五个有所”重要方针的思路和工作举措。本刊第一期已推出“学有所教”的解读和探索，本期推出“热议‘劳有所得’”。欢迎来稿，参与讨论。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总书记强调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近些年来，由于消费乏力，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得均保持了快速增长，但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6%，1至5月企业利润增长42.1%，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8.6和16.6个百分点，而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分别增长14.2%和13.3%，同比分别加快4和1.4个百分点。即便采用不变价计算，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居民所得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实际上，从1996年财税改革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迅速提升，目前已经从1995年的17%左右上升到24%。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的迅速提升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从2000年开始，我国最终消费率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1.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9.1%左右；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连60%都不到，而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是70%，最高达85.99%。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来，我们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结果却是消费与内需均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依然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就不可能解决当前宏观经济失衡和结构矛盾的问题，没有内需的支撑，经济发展是没有保障且难以持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在一国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由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升，推动着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也因此进入高速增长期。在这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显然是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只有通过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让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才能真正持续有效地扩大内需，提升内需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真正贯彻了科学发展观，才能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我们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壮大，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报告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改变，收入分配模式日趋成熟。特别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出，十分重要。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也普遍都在54％～65％。在我国，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曾经有一份资料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近10年间只涨了67元钱。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常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低下。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的保障，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确保了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就能随经济发展得到逐步提高。事实上，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事情都要抓细抓实。我们必须看到，物价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是当前民生中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的CPI增长处于加速状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肉、粮、油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社会各界对于通胀的担忧正在加剧。近年来，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已经由占财政总支出的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以来，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后，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还比较严重。在改善民生方面，正可谓任重道远。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抓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抓财政收入同样重要，各级领导必须像抓财政收入那样抓居民收入的提高，像抓经济发展那样抓好改善民生这件大事。近年来，我省各地由于领导重视，在抓居民收入提高，抓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总量快速壮大、实力增强的有利时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基层。

居家劳动总结篇9

2007年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一年，其中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比上年增长14%左右，增长率提高2个多百分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5%左右，比去年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农业产品涨价和资本市场收入因素较大。如城市居民增收的部分中，炒股获得的收入就占到60%以上。如果2008年物价增长5%左右，即使城镇居民名义收入增长1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实际收入增长分别也只有7%和3%，居民收入增长会极其缓慢。假如，国家财政收入继续增长32%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继续增长37%左右，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国家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也会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而且，工资增长幅度较低的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领域职工的收入，增幅较低的退休人员的收入，依靠低保生活的居民生活，都会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包括在利率低于消费价格指数的情况下，居民的存款，也会有所损失。

看来，明年，考虑到资源价格和税收的调整，包括后两三年，物价上涨水平都会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有三种思路：一是应对物价上涨，国家财政拿钱加大各方面的补贴为主。如对低保户、低收入者、大学生、出租司机、农民等等，都采取涨什么，补贴什么的政策；涨到什么范围，补贴到什么范围。这是一种居民最欢迎的方式。但是，其当期补贴受制于财力的可支付限度，当物价上涨平缓后，补贴进入居民生活预算，取消很难，财政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并且在供给不增长的情况下，采用补贴和限价的方式，要么会使需求更加大于供给，导致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要么会导致供给与需求价格产生缺口，造成黑市猖獗和黑市价格居高不下。

二是用政府主导下，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等方法，主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居民收入增长适应消费物价的上涨。如加大财政支出，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工资水平；提高企业对职工支付的最低工资线；加大财政支出，提高低保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居民享受水平，以抵消费物价上涨的影响。此种思路为主的问题在于，如果劳动力需求不强劲，要求企业增资的结果是，企业更多地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本来五个人从事的工作，为了使劳动成本不提高，可能用三个人来完成，在职人员的收入可能提高了，但是更多的失业的劳动者，其家庭收入会降低。提高工资的办法，在劳动力需求不增加的情况下，并不能改变劳动者总体上收入增长缓慢的格局，而且会使一部分人生活状况由于失业而情况变得更差。而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的做法，如果财政更多地向这方面调整，会使吃饭养人为特征的体制更加明显；如果财政不支付足够的调资预算，则会使政府各部门和各事业机构加大向社会收费和罚款的力度，严重打击创业，抑制就业，既造成行政事业部门和企业部门职工收入的不公平，又会使企业就业机会减少，影响居民总体收入的增长。

三是鼓励创业，增加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强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能力，拉动工资提高为主的办法，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增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承受力。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多年来的高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强劲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它们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人口密度比中国大陆还要大，但是其失业率很低，劳动力不够用而需要吸引外国人进入补充，工资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速度也较快，财政收入与居民富裕同步实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比较也是如此，前者劳动力不够用，需要从后者引入，而后面的地区虽然可能增长速度也不低，但是劳动力需求却不旺，高速度却没有带来高就业和收入的高增长。无论是与东亚的比较，还是国内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及东北的比较，可以看出的是，创业者多，企业数量多的国家和地区，劳动力需求就大，工资上升的拉动力就大，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就越快。居民对物价上升的承受能力也就较强。

而那些靠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推动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资本分配的能力强，劳动力需求不强劲，工资上升的拉动力非常弱，从而使国家和资本要素在总的GDP中分配的多，而劳动要素分配的少。居民对物价上升的承受能力就不强。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是，没有创业，哪里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里来的劳动力需求？没有劳动力强劲的需求，工资上涨又哪来的拉动力？工资不上涨，从何能谈起居民收入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消费物价上涨压力大，其关系又怎样能会协调好呢？

中国目前陷入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财政收入增长快与居民收入增长慢、物价上涨快与居民承受能力低等等之间的深层原因是创业不足，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而创业不足和容纳就业的企业数量少的原因则是创业环境太差。

当然，我不是说，政府不应在物价上涨过快时，对一些方面进行补贴；我也不是说，在物价上涨较快时，不提高低保等标准，不提高最低工资线等等。我认为，应付消费物价上涨的总体思路应当首先是让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物价的涨幅，再对特殊人群和特殊领域，进行适当的补贴，在工人谈判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正确的战略。

而鼓励创业，增加企业，扩大就业，增强劳动力需求对工资上升的拉动力，进而较快地增加居民的收入，最关键的是，彻底改革目前的工商注册登记制度；将收费罚款供养的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卫生防疫等等部门由财政支出供养起来，不要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再过多地收费和罚款；合并执法机构，减少以收费和罚款为目的的执法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侵害；政府政务公开，实行电子网络、大厅集中和各环节一站式等办公，减少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创业和企业办事的吃拿卡要；尽快放开金融准入，允许民间借贷，发展借贷公司、乡村银行、集镇银行、城市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能贷到款。

居家劳动总结篇10

[论文摘要] 貌似大国经济——庞大的投资与要素驱动支撑着占世界第四的经济体，而实则小国经济——消费的持续萎靡引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中国，实际上还只是进入了“准”消费时代。必须认真分析造成消费持续疲软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使中国迈向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据统计，目前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8%、30%、22%左右。可见，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率的正常水平是 30：70，下限是35：65。但中国约是45：55。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凸现，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造成消费率下降。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总消费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的数量，当前消费有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中国劳动力低廉，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低，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者及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只有800元到1500元左右。中国存在相当比例有工作的穷人。中国的劳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仅占gdp的15%～20%。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2000年美、英、德、巴西分别为58.3%、53.84%、55.27%、40%。相比中国差距很大。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和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则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将更低。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势必造成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下降。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比国际水平低了20几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率使整个市场消费人气不足。

2.就业严重不足，失业率过高。相当比例的居民因失业无钱可花。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充分就业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人到550万人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人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但中国每年只能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就业严重不足，实际失业率过高。

3.居民税负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比2006年gdp增长高13.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税收收入。著名《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税负指数一路上扬。2006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以社会福利制度著称的法国之后。其实税收相对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只占gdp的32%左右。中国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

4.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实际收入还是偏低。由于农村约1.5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近10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超不过6%，实际购买率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农民负担重。国家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但农民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及有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等。有些地方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占全年纯收入的30%左右。

5.中国居民住房、教育、养老、医疗负担非常沉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并促使居民改变消费结构。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竟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5％之多。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比应为3至6倍，而中国房价奇高，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到15倍。相比之下，国外没有如此虚高的房价，且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而中国居民只有负担高房价或高房租的选择。

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 。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国家教育投入少，居民承受就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其保障支出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还只是少部分。中国养老金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卫生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

沉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经济负担，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等消费出现了下降趋势。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多，居民不得不勤俭节约，尽可能地限制现期消费。存钱以备万一之需的心态更加强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和投资倾向上升。至今16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和火爆的股市就是一个写照。

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与中国失衡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目前理应做出重大政策性调整，并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1.以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抓手，鼓励创业，扩大就业。这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持续下滑的格局，及其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应以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基础。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的再就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和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展大型企业，走加大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商品大量出口，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可走另一条路，即借鉴日、韩、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其经济增长是劳动推动的，而中国是靠国家和投资推动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全力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付出的成本不大，只要制定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以中国民间的创业热情，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才智，中小、个私企业应会很快崛起，相应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的制约，消费倾向较低，其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中低收入者已满足温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消费率高，边际消费倾向高。据调查，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0%，占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之一，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农民每消费1元，国民经济将增加消费需求2.356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启动国家消费需求十分关键。中国农业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和经济扶持。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占同年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8.6%，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15.7个百分点。应大力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应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并略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健全农业生产灾害补贴与保险制度，降低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严重损失。降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农民的赋税负担。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健全农村信贷、社保等机制。总之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中国消费需求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4.有区别地运用国家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抑制过热、膨胀，扶持不足、弱小，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如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对公共福利、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累进制税收和对社会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必须要让百姓分享财政，中央要下决心，对包括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热点问题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动财政体制由“政府积累型”向“公众分享型”转变。在货币政策上要注意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 债券市场操作等总量组合性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资产积累泡沫等。但同时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给能增加就业—收入—消费的中小、个私企业、农民贷款融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要尽快构筑农村、小城镇的金融体系，重点发展城市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借贷公司、担保公司、小额信贷等，使创业投资，中小、个私企业的发展，真正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二要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和地位，给农村宅基地、集体工厂用地等发放产权证，且在融资过程中可以抵押。这样才能使农民将土地资产运营于创业，扩大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

参考文献:

[1]关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n]．宁波日报2007-3-17

[2]“国富”为何“民穷”[j].中国经贸聚焦综合报道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