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十篇

建安诗歌篇1

作为这波澜壮阔景象的第一峰，曹操无疑是这个诗歌时代的开启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曹操对当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鉴于曹操在当时作家群中地位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本文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曹操诗歌与建安风骨的形成。

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李景华.建安文学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林庚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3]张可礼.建安文学史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建安诗歌篇2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论述题

1、建安时期有哪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何共同特征?

参考答案：建安时期的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其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表现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情调慷慨激昂，语言刚健爽朗，“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形成所谓“建安风骨”。

2、试析“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参考答案：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简述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参考答案：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傲世谁堪千古秀，

清狂自比一秋心。

建安诗歌篇3

建安是汉代末年的一个年号，在汉末动乱中到处是军阀割据，战火连绵。在此期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南征北战逐步统一了北方，论文联盟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建安时期北方的一切文化建设都是以曹魏统治为基础的。在音乐、文学等方面，曹氏父子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建安文学时期已经逾越了年号本身，还包括魏文帝、魏明帝等时期的文学。

在乐府诗歌的发展历史上，建安时代是文人乐府诗的最早阶段，也奠定了后来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传统。乐府诗歌与汉乐府有着亲子的血缘关系，并且都是一种合乐的歌词。这时期主要的代表者就是曹氏一门，曹操、曹丕、曹睿等三人的乐府诗都是合乐之作。曹植的作品有的合乐，有的不合乐。但是无论合乐还是不合乐，建安诗人对于他们所拟的乐府诗的曲调都是耳熟能详的，对于乐府的歌唱艺术是十分熟悉的。可以说这些建安文人对于音乐是十分精通的，音乐对文人乐府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建安时代的音乐复兴

汉代是一个音乐鼎盛的时代，建安紧接着汉代动乱之后，可以看做是汉代音乐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由于汉末的动乱，社会经济、文化系统都遭到了破坏，曹操平定北方后重新发展起来的建安音乐，也跟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既是对汉代音乐的继承也是发展。在曹操时期，主要集中于重建汉乐系统，到其后两代，追求新声的趋势在邺下集团开始了。

当时的中原大乱，文人凋零、文化凋敝，在动乱中维持文化的便是荆州的刘表，曹操平定荆州以后，北方走向安定有序，邺郡很快成为音乐文化的中心。曹植的《侍太子坐诗》中有言：“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野田黄雀行》中有：“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建安时代各地的乐工来到邺下是存在的，而且这些音乐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俗乐，邺下成为俗乐汇集改造的中心。俗乐的衰落主要是农村的凋敝与人口的减少，使得汉末的里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音乐活动也就无法存在。但是开始向以文人群体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收缩，客观上有利于文人诗歌的发展。

这个时候最流行的是清商音乐，在一些建安时代的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清商”、“清琴”、“清歌”等词语，这也是文人们最喜爱的一种音乐，我们知道乐府艺术在西汉时期主要反映宫廷和下层的审美情趣，是两者的结合。到东汉时期，文人群体开始形成，士人阶层的独立意识逐渐确立起来并开始积极地参与音乐的欣赏和创作活动，音乐开始向这个阶层的形式转移，这个时候音乐也开始由娱乐向抒情过渡。这一音乐之风对汉魏之际的抒情诗艺术的发展和抒情原则的确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建安是汉魏音乐系统发展的最高峰，其主题便为清商乐，魏明帝时还成立了专掌清商乐的“清商署”。从建安诗人对当时音乐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音乐的欣赏趣味是追求强烈的抒情效果，这正是清商乐的特点。

二、文人乐府诗的合乐情况

建安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开始于汉末大动乱之后。东汉后期，随着文人爱好俗乐的开始，文人创作俗乐诗歌也日渐增多起来。这其中有的是为旧曲谱写新词，有的则是制作新调新词，比如宋子侯的《董娇娆》、辛延年的《羽林郎》。也有的是用俗乐的流行格调作为新诗，而不是依靠先前的某一具体曲题，如《古诗十九首》等。建安文人创作的乐府以及五言诗，就是对这种风气的承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汉末文坛的正统意识的限制，文人创作俗乐诗歌，都被正统的舆论所不允许，视视为恶习恶俗。三曹父子首倡之后，文人响应，俗乐诗歌的写作开始变得合法化，而且时尚起来。在这其中，建安时期重建音乐系统和黄初、太和之后的音乐新变，都是刺激乐府诗创作的主要原因。

建安乐府诗从性质和功能上来划分，主要有雅乐歌词和俗　乐歌词两种。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典礼、宗庙等。如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加九锡，以礼可用“轩悬之乐，六佾之舞”，于是建宗庙，命令王粲作颂，初名《显庙颂》魏国建立后改名为《太庙颂》。歌词用四言体，一共三章，主要是用来祭奠曹操先辈宗庙的乐章。典礼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正旦大会雅乐，用的是杜夔所传的旧雅乐四曲，即《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声和词都是古代所传，后来这四只古曲被配上了当时的雅乐，改《鹿鸣》为《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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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以歌颂武帝曹操；改《驺虞》为《巍巍篇》，以歌颂文帝曹丕；改《文王》为《洋洋篇》来歌颂魏明帝曹睿，仍然作为正旦大会的雅乐。雅乐虽然不是当时文人乐府诗的主要创作部分，但是他们对于俗乐是有影响的，一方面雅乐在音乐上被新声所改，文体上也多用五言、七言新体；另一方面在曹操父子的参与下，俗乐也开始了某种程度的雅化。

有关建安时代的俗乐歌词的合乐情况，沈约的《宋书·乐志》记录了许多俗乐歌词，是魏晋以来历朝宫廷沿用的相和乐、清商乐的歌词，其乐曲来自汉代，经过魏晋乐人的一些改变；歌词则有用汉乐府古词的，也有曹氏一门所做的。如相和歌词：《江南》《东光乎》《鸡鸣》；曹操的《蒿里行》《气出倡》《对酒》；曹丕的《陌上桑》等。清商调：有属于平调的，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清调有《秋胡行》《苦寒行》，等等。大调中的《艳歌罗敷行》《步出夏门行》，等等。

建安俗乐歌词的创作，从目的来看完全是为了配合宫廷俗乐建设而做的，他们在雅乐方面投入精力完全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他们真正的乐趣是在俗乐的方面。曹操早年就收到了先前的俗乐影响，一般来讲俗乐追求动听悦耳，容易上口和记忆，也利于流传，不像案头文学那样须得追求华丽的词藻，庄严的语境等等。

三、曹氏父子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

可以说，曹氏父子的乐府诗主要是出于对俗乐的爱好，他们自作诗歌，来抒情写意，性质上和别的文人一样。但是曹操乐府诗不同于一般文人的诗作，它们还需要配上丝竹金石之乐，用艺者的歌喉演唱出来，还可以伴舞，他们的基本作用是来娱乐，娱乐自己也娱乐他人。严格说他们只是乐府艺术的参与者，要受到乐府工艺们的影响。但是在抒情方面他们有着绝对的自由，不管他们表现的内容是政治的还是游仙的，或者是纯粹娱乐性质的，不管内容与曲调是否和谐，这些音乐家必须无条件地将它付之琴弦，扬于歌声。

而且曹操一些诗歌中，都是借助于乐府诗的娱乐形式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在诗歌中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理想，进行自我美化，宣扬自己崇高的道德使命、等等。这样来看的话，目的又是典型的寓教于东，将音乐作为政治的载体。与先前的汉乐府那种通过音乐规律的作用来达到伦理价值是不同的，它消极地依赖了音乐的审美功能，而没有积极地配合这种音乐功能。

建安诗歌篇4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品》

锺嵘《诗品》将三曹父子诗歌划分为三等：陈思王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为上品；魏文帝曹丕“鄙直如俚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为中品；魏武帝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为下品。锺嵘对三曹父子诗歌的品评似乎已成定论，后世多引《诗品》语。但我对三曹诗歌品级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曹操诗歌为上品，曹丕诗歌为中品，曹植诗歌为下品。

一、上品曹操

锺嵘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是中肯的；宋代敖陶孙在他的《诗评》中说：“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锺嵘所说的“古直”，“古”不仅指曹操诗歌体裁之古，也指其诗歌语言风格之古朴质直。从语言风格来看，在建安诗人中，曹操的诗与汉乐府最为接近，语言十分朴素，几乎完全不加修饰。正因其朴素、天然、直抒胸臆而不加修饰，更突显其内容的充实、感情的真挚，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苦寒行》等等。诗风悲凉慷慨，念之断人肠。曹操的诗虽直白，却让读者有联想、有思考，回味无穷。

曹操的诗歌，有四言诗、五言诗和杂言诗等，体裁很多。他的五言诗艺术上大都注重结构的完整性，都以写实为主，同时也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杂言诗和四言诗则多是依乐府曲调作的，“依曲调填词”，所以其句子的“长短杂凑”，都与曲调有关。在语言风格上，也与汉乐府相近，不加修饰，直白质朴，甚至不怎么在诗篇章法上作安排，任情抒发，曹操意在学习乐府民歌的真朴。可以说，在建安诗人中，在神理上接近于汉乐府诗的就是曹操。在这些诗歌里，曹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加任何修饰的和盘托出，展现在众人面前。鲁迅说曹操的诗风“通M”，是很恰当的。

二、中品曹丕

同样作为政治人物，曹丕的诗与其父亲相较，更像是文人诗。曹丕身份贵为储王、帝主，却有一种忧郁的文人气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这样评价曹丕：“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确，曹丕的诗不像曹操的诗那样气韵沉雄、悲凉慷慨，而是有些女性化倾向。他的诗歌学习汉魏乐府民歌，风格清新秀丽，抒情悲婉凄清，语言通俗流畅，形势变化多样。他的代表作《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燕歌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拟写闺中在秋夜思念出门未归的丈夫，倾诉自己独守空房，对月伤情的怀抱，最后以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故事比喻自己相思的衷肠。全诗融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凄清气氛为孤独的心绪起了烘托与渲染的作用；而一韵到底、句句押韵的形式，婉转流丽的舒缓旋律，流畅的语言、抑扬的节奏，也使得一种感伤的情调和声韵和谐的美感跃然而出。

曹操与曹植的诗大都体现了他们作为权力中心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曹丕的诗似乎是有意在回避政治，从建安诗歌政治主题中淡出。他的诗歌，浸润着一种闲逸自适的雅趣，偏重于感性体验。他写乐府，与其父曹操一样，都是要付之乐工的。他本人又精通乐理，能调筝作歌。所以他的诗，乐感很强，诗乐相生。

三、下品曹植

曹植的诗作很多，现存诗九十余首，且绝大部分为五言诗。提起曹植，人们大多会同情他的遭遇，他遭到曹丕父子的打压，抑郁不得志，报国无门。锺嵘更是对曹子建大加赞赏，将其列为上品。但是有的时候读曹植的诗似乎没有那么精彩。

我对曹植诗歌的第一感觉是：细碎、拖沓。他不像曹操诗歌那样慷慨豁达，“辞达而已”，而是要把一件事情细细讲来，尽管对方已经明白他要讲的意思了，但曹植还要用大量细碎繁琐的文字去细细描绘，反而令人生厌。曹植诗歌给我的第二感觉是：满纸怨气。这当然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青少年时期为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致失宠。曹丕即位后，曹植遭到了严酷的迫害和打压，脍炙人口的《七步诗》即作于此时。曹植被一再贬爵徙封，虽名为王侯，然实同囚犯，抑郁不得志。魏明帝曹奔涛唬身为叔叔的曹植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没有起色，虽然几次上书请求任用，却屡屡遭到拒绝，无奈只生活在愤懑困顿、郁郁寡欢之中。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也充满了各种不得志的抱怨与愤慨。较之其父兄的诗歌，曹植诗终究是羸弱一些。而人们偏爱曹植的诗歌、抬高曹植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受尽排挤和压迫而产生的同情心理。

四、结语

也许笔者对三曹的诗歌评价过于感性和主观，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的真实感受。我认为，曹操诗歌格调上高于曹丕诗歌，曹丕诗歌理性、简丽于曹植诗歌。操诗上品，丕诗中品，植诗下品。这就是我对三曹诗歌的定位。

参考文献：

[1][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版）.

建安诗歌篇5

关键词：西安曲江；唐代文化；诗歌文化；景观表达；创意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7002004

1 引言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学特点的就是大唐诗歌。诗歌不仅能反映诗人浓浓的思想感情，还能带人们去参观旅游，展示各地不同的民族特色与地域风采[1]。如果从传统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陕西毋庸置疑是“中国芯片”内存最大的“硬盘”，从这里能够获取最核心的信息。特别是源远流长的曲江文化，兴起于秦汉，成于隋而盛于唐，宋元明清随都城动迁而逐渐衰落，21世纪随着中国梦而重现辉煌。唐代曲江是都城长安最有活力的地方，曲江流饮、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红叶题诗、乐游园登高、芙蓉苑看花等在中国古代史上脍炙人口的文坛佳话就在这里演绎[2]。充分挖掘利用这些文化资源，集合广告、网络、广电、旅游、设计、出版等诸多行业，形成曲江集群式发展模式，带动整个西安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以诗歌文化为基础打造的文化旅游景观精品，成为西安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一张名片[3]。笔者以大唐芙蓉园诗歌文化景区、唐城墙遗址公园和西安世园会山水创意长安为例，探讨诗歌文化景观创意的点线面系列式、经典符号式和园林立体式表达的有效途径。

2 点线面系列表达：以大唐芙蓉园诗歌文化景区为例

曲江大唐芙蓉园，灿烂文化全面展；亭台楼阁紫云楼，凤鸣九天回大唐。水幕电影强震撼，水光火电又喷泉；五感工程香气远，绿树成荫享悠闲。唐诗瑰宝至顶峰，文化遗产是明珠；园林造景系列化，旷世风采成精髓。

2.1 山麓之大唐诗魂（面）及陪衬景观

（1）胡风胡俗店林立，汉人胡化更生情；三面环山半岛情，骆驼排队人骑行。水街临立桥相连，胡店特产入眼帘；海上丝路浮雕石，仿唐铜锚诉传奇。五龙吐水演出台，人面桃花岛中来；曲江胡店风铃镇，青龙白虎雀玄武；四角凤栖双莲亭，吃喝戏乐闹风铃。

（2）唐诗魂宝如明珠，诗人荟萃如群星；脍炙人口诵不衰，民族精神血脉承；耸立山峰来表达，艺术高度无人及。听声越桥至诗魂，溪水环绕群石阵；高低错落皆诗人，现实主义有杜甫；山水田园是王维，语言通俗白居易；浪漫主义作主峰，敢于邀月唯李白。形神皆备满目情，直感灵性显威名；错落台阶来回蹬，溪水流出至善情（见图1）。

（3）酒杯漂流至眼前，吟诗喝酒风流尽；自然水面白石滩，飘台伸入如坐船；卵石蹬道信步攀，名人雅士浮眼前；曲江流饮杯换盏，聚宴言欢抒壮志。

2.2 山腰之大唐诗峡（线）及烘托景观

（1）浅红塑山夹两岸，曲折回环百余米；岸上绿树成背景，崖下流水叮咚咚。精选唐诗镌刻上，书法艺术细欣赏；瓦当榜书中国印，丰富多彩人流连。诗书美穿诗峡，栈道置石折向爬；曲桥横渡左右穿，溪涧瀑潭汉武泉。母女同读诗书画，老翁老妪嘴张大；锄禾当午汗入土，盘中美味皆辛苦。天街小雨润如酥，最是一年春好处；情侣仰望按快门，诗峡补白传千崖（见图1）。

（2）错落置石塑山台，西游团队回唐来；悟空驾云为先锋，八戒钉耙健步行；唐僧骑马又念经，沙僧担担随后踪；翻山涉水越艰险，团结一致事不难。

（3）曲江大会紫云楼，明皇登临赏歌舞；赐宴群臣凭栏观，园外万民雀跃欢；目睹龙颜纷涌起，构图中心唐势威。南北轴线串的严，山水回环旅人眼；高楼稳坐山水间，台廊馆亭坊门环。现代建筑错落起，唯有雁塔名人攀；曲江新城新气象，梦回大唐心荡漾。

2.3 山顶之大唐诗表（点）及围合景观

（1）群山环抱茱萸台，丝绸挂起百年好；身体健康福延寿，合家平安消灾难。四路攀登三圆台，如同八卦顶方台；八棱坐狮茱萸台，遍插茱萸不少我；华表彰显皇家威，诗歌文化独此位（图1）。

（2）双手重叠佛手印，拇指相融如钵状；四棱经幢高七米，七层组合佛百尊；庄重神秘唐文化，现代美学理念新。双手虚心合掌印，中指竖立如幢状；两无名指成宝形，不动明王十四根。右手食指指左掌，五指伸展火焰状；表示以佛大悲风，启示众生生智慧。拇食两指相捻状，其余伸展如三枯；圆满成功是妙例，远离烦恼他人行。

（3）九天剧院四凤栖，苍松翠柏满山眼；凤凰池中莲花点，天鹅慢拨爱情弦；两台宝鼎居北岸，五步台阶如成仙。

3 经典符号式表达：以唐城墙遗址公园为例

城墙外郭遗址上，书法雕塑园林景；唐诗意境展主题，市民休闲好去处。分区显唐脉，从初到盛景观衬；自然休闲又健康，诗歌享受富哲蕴。三区圆形吟诗坛，四区错落设迷宫；艺术陶冶文化鉴，活动休憩诗品高。

3.1 象形认识诗歌

（1）四声：四个少女圆柱站，双手飞舞遥明天；平声上声互对看，去声入声左右旋。平声平道莫地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衰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图2a）。

（2）平仄：起伏草地雪松林，黑白双色惹人眼；高处滚落如唱歌，金童玉女踩踏着；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图2b）。

（3）诗阵：熟读唐诗三百首，景观诗柱细探读；名人名句随手掇，五言七律绝二体；脍炙人口常咏读，不会吟诗也会咏。唐律唐韵细品味，石印书法更精彩；十一方阵U型布，方形诗柱成诗阵。回环水车曲桥渡，水车旋转水自流；置石横卧水岸边，水中餐厅饮田园。

（4）棋阵：石材铺就两棋阵，黑白棋子任心随；平衡人生如意棋，棋子在手遂心落。

3.2 置石诗歌题刻

（1）流线石块圆丰满，登鹳雀楼王之涣；黄河入海穷千目，你我更上一层楼。

（2）草地方台渐次排，面刻更上一层楼；石上青铜春望月，国破山河杜甫作。

（3）绿草地上长石苔，乔木灌丛半掩映；离离原上草又生，又送王孙白居易。

（4）青草横卧双色石，双柱横连裂缝和；海内知己若比邻，老年相伴言谈善（图2c）。

（5）草地三级花岗台，台上城门登幽州；镂空人形陈子昂，天地悠悠谁泪下？

（6）以小衬大知春晓，处处闻鸟风雨声；花落谁家孟浩然，脚步匆匆谁起早？

（7）好山坐卧草丛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树木群落猿声啼，早发白城问李白。

（8）锥台顶起月光山，床前明月抬头看；低头细品故乡味，静夜思之伴李白。

（9）树丛掩映两色石，山顶独立是王维；每逢佳节都思亲，遍插茱萸少了谁？

（10）群置山石奏山歌，景观石壁人空着；李白双手邀明月，月下独自思索着（图2d）；梦游天姥吟留别，须行即骑访名山；七组祥云景观柱，四面诗歌任君读；莲纹瓦当护心窝，对影三人可是我？

3.3 景观置石诗刻

（1）八方内圆青瓷盘，水杉背景更显眼；玻璃雕竹两边看，李白望月赏牡丹。

（2）一石双人互切磋，亮丽钢构故人过（图2e）；碾盘相衬更情趣，邀我回家孟浩然。

（3）五米横石长恨歌，皇家情典居易作；横平竖立特置石，精彩诗歌如珠落；规则诗星求变化，自然山水巧相连。

（4）黄石琵琶卧草地，自然弹奏琵琶行；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丝竹眠（图2f）。

（5）诗歌踏步漫步走，胡琴琵琶与羌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五彩钢构美女望，雪上弥留马行处。

（6）公孙大娘舞剑器，观者如山动四方；杜甫观后写首诗，不锈钢构表现着。骑马遇亲快下马，借问酒家何处有？姐弟遥指杏花村，上马飞鞭回头望；桃杏梨李满园春，借酒相伴更风情。

（7）两个半圆健身场，器材错落又多样；六组书笺又成双，仿木镂空题诗上；一边运动读诗歌，文武并举快乐着。

（8）草上石块石上人，人舞单剑剑如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回？和平环境都珍惜，安全团结真善美。

3.4 景观诗阵系列

（1）石鼓歌：九匹石马草上卧，个个英猛如听歌；十个碌碌篆刻诗，繁简对照石鼓歌（图2g）。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做石鼓歌（韩愈）；鸾翔风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石鼓之歌石刻祖，大篆歌咏秦君游；呜呼之意莫蹉跎，自当感奋努力着。

（2）吟诗坛：圆形青石吟诗坛，两排圆形双面观；中心圆台三级下，沉心读诗有神韵。东西南北十字口，五言七句浮雕伴；各种动物浮眼前，同吟诗句将我牵（图2h）。

（3）唐诗迷宫：红色沙岩构成墙，来回曲折成迷宫；熟读唐诗三百首，乐府诗墙诗成海（图2i）。入口双狮来把守，出口经幢狮顶上；乐府迷宫随心转，只牵慈恩手中线；寸草报得三春晖，孝儿思母唯爱国。两组景墙转折配，白色景石凹点缀；瓷壶倒出酒两杯，孝敬父母照儿孙。

（4）多彩诗阵：圆形铺装中心点，双石发散旋律美；七言绝句景观柱，八根随路顺势排。柱头浮雕又一组，八卦圆球八卦阵；五组书画五彩墙，天真情趣把诗望。十八罗汉置石阵，没有题刻在看谁？舒缓音乐入耳伴，五彩太极柔中术；看似无言却又言，静心锻炼身体安。

4 园林立体式表达：以西安世园会山水创意长安为例

天人长安世园会，创意自然灞桥美；沉睡巨龙觉醒时，世界惊奇如梦回。标志建筑长安塔，自然创意馆奇特；折线花谷五彩艳，霸上人家住桃源。太乙山腰太乙台，人文山水长安园；诗山水意园林景，彰显主题龙点睛。

4.1 世园会特色“折”影

（1）白帆网出长安谷，顺谷冲出创意馆；三眼望穿太乙山，隔湖相望山水间。山麓顺势自然馆，山凹藏塔冲向天；欧陆风情椰水岸，众多拱桥漂水间。

（2）创意如船冲水岸，并驾飞舞莲池上；翻过猴山看四宝，长安山水觅桃源。广运桥上看花谷，色彩亮丽折线情；钢构牵绳折面景，桥面花坛折极限。

（3）斜斜坡上划折线，绿树拼图挂两岸；折线组成折面坛，五彩缤纷皆满园。折面水池波光鲜，三彩折灯立路边；长安花谷色彩艳，你我留意在世园。

（4）关中民居错落院，地上地下各占半；依坡就势环溪布，星象园中汲灵感。折线折面成折屋，淳朴民风强烈彰；餐饮展览又接待，置身大唐永纪念。

（5）五朵石榴花瓣瓣，四桥串连在岸边；五桥登上演艺台，观看演出情满怀；珍宝伴右望自然，太乙山边长安塔。

4.2 人文山水诗意长安园

（1）长安塔下长安园，依坡就势向上攀；溪涧横跨木构桥，五组景墙诗画满。左上右下仔细观，卵石蹬道折中旋；松竹满坡杏满园，石基木构竹里馆；抚琴弈棋坐神仙，竹石引路再向前。斤竹岭上黄竹竿，壳斗成林红枫点；转折向下再俯瞰，溪涧潺潺入耳畔。山重水复华子岗，平坦广场心荡漾；再往方塔思长安，辋川别业王维谈。

（2）单门进入是菜园，双廊下面享悠闲；三间茅屋靠岸边，斜对茶舍品半天。折廊下面农具满，牛耕块田狗撒欢；自耕自足心意漫，山间隐居似王维。虎皮景墙题诗上，依依南山别业苑；逢篙隔桑隐映烟，满坡桑园好养蚕。

（3）继续蹬山太乙仙，半隐半露四方亭；举目向东眼界宽，水面回环绿树掩。再看山麓长安园，隐隐约约看少半；天地广阔人有限，唯有耕读内心安。四角七级长安塔，现代钢构玻璃嵌；稳坐山坳圆台上，更上登顶品风光；九五之尊系数变，长安盛世如梦前。太乙仙台聚高点，抚塔横山水回环；长安花谷折线面，五彩缤纷在云端；感受诗中境界美，俯瞰全园心地宽（见图3）。

4.3 山水诗意陪衬景观

（1）天鹅湖上天鹅舞，芦苇丛中莲花仙；三桥并驱跨两岸，垂柳夹岸把塔观。

（2）茂林修竹一山巅，白墙黑窗一茅庵；竹墙竹顶斜向安，清静素雅住神仙。北有水池沿屋基，南有假山水池环；钵罐石凳随心点，来客自坐自我看。

（3）北望公馆映水面，五朵石榴更鲜艳；珍宝自然爬水岸，长安高塔映山间；芦苇丛生顺岸盘，比翼桥上左右观。

（4）竹林之间红桥掩，忽上忽下在云端；生命之路慢慢行，或高或低都心安。砂石园路来回盘，自然顺畅如水流；翻来覆去桥五座，真善美中找自我。

（5）三米青砖构墙群，狭长走廊慢穿梭；洞洞相连不着边，玻璃镜中显自我。斜向宽窄变化多，仰头垂柳遮挡着；多面镜中九个我，亦真亦幻细思索；人生起落多变幻，与谁结伴把手牵。入口一个出口多，善恶美丑慎选择；忙乱之中心不乱，静心慢走永向前。

5 结语

在诗歌文化确立的基础上，曲江大唐诗歌文化景观运用各种艺术和技术手段，因地制宜，通过实物、直接、模拟、隐喻和象征化等表现手法，使不同类型的主题公园、遗址公园和世园主题的文化表达得以生动地实现[4]（表1）。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以国运昌隆的映照为前提：唐代国富民强，万邦朝贺，社会风气开放，民间生活多姿多彩，文化艺术璀璨夺目。从民间、宫廷到对外交流中，都形成了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盛世风范和泱泱大气[5]。

（2）以曲江建设的模式为依托：一是文化+旅游+人居+商业的开发模式，二是城市营销+品牌营销+事件营销的经营模式，三是高举高打、既做又说、演绎历史、重在信息的宣传模式，四是公共管理市场解决、投资管理专家决策、建设项目委托代建的管理模式[6]。

（3）以诗歌文化的景观创意为核心：在中国式景观表达中，诗歌文化使景观的审美高度上升到精神层面，并创造出由诗像、诗情、诗意、诗境构成的中国式景观感知系统，通过诗意空间、和谐空间、联想空间与美育空间所呈现的多维交叉状态使得中国式景观充满神奇、神秘的意象[7]。

（4）以完整的经典景观叙事为关键：景观叙事是通过场景的创造，营造独特氛围的一种景观表达手段。在文化景观设计中，尤其是对不具有景观资源优势的场所或地段而言，可以利用景观叙事有效地塑造景观类型、增加景观文化内容及提升景观内涵品质[8]。

（5）以富有文化内涵的植物陪衬为保障：自诗词产生以来，以诗入境，借物咏诗；景观与植物的意境又借助诗文流传于后世，成为后人修建园林的理论依据，使植物景象与思想内容得到一个高度的融合，以求推陈出新[9]。

参考文献：

[1]成妮妮.从诗歌感悟山西民俗的魅力[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6）：129～131.

[2]实，李令福.三秦史话-曲江史话[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徐 徐.基于文化创意视角的西安旅游地产开发策略[J].旅游管理研究，2013，（10下半月）：43.

[4]李志强，王显明.历史主题公园的文化表达初探：以西安大唐芙蓉园为例[J].广东园林，2009（2）：10～13.

[5]于健惠.梦回大唐[J].西部大开发，2005（8）：17～20.

[6]吴寄斯，李 晶.曲江模式下历史文化标识体系建构[J].华中建筑，2015（10）：128～131.

[7]陈锋仪.论古典诗歌对中国式景观营造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1（19）：11622～11623，11626.

建安诗歌篇6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建安诗歌篇7

[关键词]鄱阳湖；旅游诗歌；繁荣成因；文化重建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古往今来，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畅游，并留下大量的旅游诗歌。宋代是江西文学最为璀璨的时代，也是鄱阳湖旅游诗歌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首先，诗歌的数量众多，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的数量超过了东晋以来至晚唐五代年间同类诗歌的总和；其次，作者名家辈出，两宋时期最富盛名的诗人如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姜夔、范成大等都写过鄱阳湖旅游诗歌；第三，诗歌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既有歌咏山水景观之美的，也有记录寻觅探幽之奇的，还有叙写民风民俗见闻的。

一、宋代诗歌中的鄱阳湖热点景观

宋代以前，鄱阳湖诗歌反映的大都是“水、风、洲、岛、野、岩、舟、鸟”等湿地湖泊的常见的形象，宋代时，一些热点景观逐渐凸显出来，其中代表性的石钟山、大孤山、落星寺三处已经具有品牌景观的性质了。

（一）鄱阳湖第一天下奇观——石钟山

石钟山位于湖口县鄱阳湖出口处的东岸，山体不大，山势不高，但它雄踞鄱阳湖通往长江之口，江湖回合之处。从水面仰视，危崖壁立，峰峦俊俏，雄奇秀丽；在山顶眺望，视野开阔，烟波浩渺，清浊一线，江湖分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石钟山很早就成为宗教胜地。从唐代开始，就开始有寺庙建筑，…宋代时已经形成了略具规模寺庙群，宋人诗歌标题中就出现了观音阁、石钟山寺、宝钟院等寺庙僧院的名号。

宋代以前，石钟山并没有引起诗家的关注。北宋元丰七（1038）年夏，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时，送其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途径湖口，游览石钟山，作《石钟山记》。随着苏轼《石钟山记》问世和流传，石钟山逐渐成为鄱阳湖具有表征性的热门景观，吸引着无数的“苏粉”来此一游，赋诗作词。据胡迎建统计，宋人以石钟山和石钟山上的建筑为题的诗歌就有十七首。代表作家有坡、杨万里、刘过等。

宋代以后，歌咏石钟山诗歌更是日趋增多：元代虽然统治全国的时间只有89年（1279—1368），但元石钟山诗有6首以上。据《清同治十三年·湖口县志》所载，明代石钟山诗有近50首，清代石钟山诗近60首。

（二）中流砥柱、美丽遐想——大孤山

大孤山，位于湖口石钟山南面九公里的鄱阳湖中，因山形似鞋，故又名鞋山，亦有仙女掉鞋化成之传说。大孤山在南朝时已入诗，如梁释惠标《咏孤石》。唐代仅有顾况《小孤山》和自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窦七校书》两首诗提及。宋“大孤山”的诗有20余首，代表作家有黄庭坚、范成大、晁补之等。

大孤山影响的扩大，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石钟山品牌的辐射作用。大孤山离湖口不远，晴好的天气都能从湖口看见大孤山，如范成大《湖口望大孤》。第二是大孤山处在繁忙的宋代鄱阳湖水路必经之地，平湖突兀一座高耸的孤岛，有峻美之感，容易引起众多诗人的共鸣。第三则是大孤山美丽的民间传说令人神往。

（三）风光迤逦的星子县名片——落星寺

庐山南面星子县去二里许鄱阳湖中，有一座小石岛，高若数丈，总面积不过1800平方米，形如星斗，传为坠星所化，因名“落星石”，或“落星墩”，此湖湾亦称“落星湾”，这也是星子县之名的来由。唐末乾宁年问（894—898年），敕建禅寺于上，赐额为“福星龙安院”，又名“法安院”，俗称“落星寺”。

落星石出水不高，从湖上看去，亭台楼阁幽雅秀丽，清晰可辨，又处在星子县入鄱阳湖的航道上，登临游览非常方便。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982年），置南康军于星子，辖星子、都昌、建昌、安义诸县，进出星子水路尤为繁忙，落星寺自然成为星子县的标志性景观。宋代描写落星寺的诗词有30余首，除黄庭坚、王安石、曾巩、范仲淹、姜夔、陆游、杨万里等留下了游览落星寺的诗。

虽然落星石面积很小，但落星寺则造型独特，僧人云集，香火鼎盛。黄庭坚在“题落星寺四首”中形象的描述了落星寺的建筑结构的特点。一、依山凿岩，既可固定木梁房柱，又可利用空间，《题落星寺四首·其二》云：“相黏蚝山作居室，窍凿混沌无完肤。”二、梯形结构。为了尽量利用地形，落星寺的僧房是沿山坡由下向上逐级排列的，所以要沿着台阶上下。《题落星寺四首题其一》云：“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三、每个单元的面积都很小，这样就可以在不大的地方分隔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的居民。《题落星寺四首题其三》云：“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黄庭坚“点铁成金”，借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的“蜂房”来形容僧房的密集和僧人众多的情景，生动形象而无斧凿痕，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经过黄庭坚诗歌渲染的落星寺，是当时鄱阳湖旅游的一大亮点。

二、宋诗再现了鄱阳湖独特湿地“风”文化

宋代鄱阳湖诗歌内容丰富，不仅有大量的诗歌吟诵鄱阳湖瑰丽的物态景观，同时，还有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鄱阳湖地域的特殊的人文生态，而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风”文化。

鄱阳湖是大风的集中地区。6—8月盛行南风或偏南风，其他月份均为北风或偏北风，星子湖域6级以上大风最多年份达86天，平均每年45.3天。风既是古代帆船动力，也是推波助澜，危害行船安全的罪魁祸首，人们对它是爱恨交加。在宋代鄱阳湖诗歌中，就再现了鄱阳湖与风有关三种活动：阻风、求风和禳风。

（一）“阻风”的无奈与情趣

航行遇到大风，船须在码头停泊，等待风消退，这种情况称之为“阻风”。宋代时，鄱阳湖水道繁忙，鄱阳湖区域刮大风的日子多，所以航船阻风的频次也高，宋代鄱阳湖诗歌中有十余首关于阻风的。

对于旅客而言，阻风是一件耗时又无奈的事情。如张弋《彭蠡阻风寄城中故人》：“欲行行未得，略日滞孤舟。月照山皆近，风吹水倒流。地名人不识，秋景客相愁。忆你惟成梦，遥知独倚楼。”张弋因阻风鄱阳湖惆怅不已，而有的诗人幸运多了。杨万里端午节前过鄱阳湖阻风滞行，不料碰上了鄱阳湖居民盛大的体育竞技活动——赛龙舟。杨万里在《端午前一日阻风鄱阳湖观竞渡》一诗中叙述了龙舟赛盛况和欣喜的心情：“恶风夜半阻归船，端欲留人作胜缘。千里携家观竞渡，五湖新涨政黏天。棹翻波浪山如雪，醉杀儿郎喜欲颠。得去更佳留亦好，吾曹何处不欣然。”

（二）宫亭庙祈风与求如愿

阻风是被动的等待，人们还希望能够通过祈祷，得到神助，获得需要的风力。在鄱阳湖北湖的庐山南麓的鄱阳湖岸，有宫亭庙。据郦道元考证，宫亭庙为庐山神的庙。《水经注·卷三十九·庐江水》载：“（庐山）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过必敬祀而后得去。”宋代时期，宫亭庙迁至星子县附近的鄱阳湖边，求风之事仍盛行。曾任监南康军盐酒税的宋人陈舜俞在《庐山记》中写到南康军附近的宫亭神庙“至今舟人往来犹祷焉”。宋诗言“分风”诗有十余篇。与宫亭庙相关的还有“求如愿”的传说。如晁补之《宫亭神甚灵云有婢名如愿以借客有所求叩如愿即获神又能于湖心分风》。

（三）大孤山歃血求平安

大孤山在东晋时就有寺庙祭祀活动，祭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禳风，因为大风浪会危害行船的安全。宋初时，大孤山庙的香火鼎盛。黄庭坚之父黄庶《大孤山》云：“……鸣鸱大藤树下庙，祭血不乾年世深。轴舻千里不敢越，割牲酾酒来献斟。”

可能是在北宋中期开始，大孤山民间信仰发生了变化：大孤山的女性水神，不仅要保佑旅人的安全，还开始兼有“送子娘娘”的责任。明清时，求子的人们，“在娘娘面前磕头许愿，离开时，在娘娘坐殿下面偷去一只绣花鞋，等到来年生了孩子，再来焚香还愿，并再做一双绣花鞋，放在娘娘坐殿下，招来后人求拜。”从此，大孤山庙拜神由单纯保佑航行安全扩大为祈求平安和求子的双重功能了。

三、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繁荣的成园

（一）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

宋代时，江西的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列，江西地区所上缴给朝廷的粮食和钱物仅次于两浙地区，位居全国第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北宋前期，晏殊以宰相高位首开宋词风气。欧阳修不仅是朝廷重臣，而且是北宋诗新的领袖。经过他的奖掖提携，宋代文坛新人辈出，盛况空前，’并出现了“三苏”、曾巩、王安石这样的大家。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北宋后期，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以黄庭坚为中心，全国性的诗人群体。“江西诗派”不仅对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着南宋一代的诗坛。

当时，鄱阳湖地区是江西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学家的密集之地，文学发展的核心地域，鄱阳湖湿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民风很自然地成为过往的文人墨客描写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欧阳修、苏轼、苏辙、梅尧臣、范仲淹、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林逋、姜夔、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等一百四十余位诗人写下了近两百余首有关鄱阳湖景观的诗词。

（二）名人对于旅游品牌有巨大的轰动效应

石钟山的奇特之处很早就有人知晓，但普遍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却是坡《石钟山记》发表以后的事。作《石钟山记》的本意是解开石钟山命名之谜，但坡的声望和石钟山之奇两项稀缺资源的叠加，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从此，石钟山成为了鄱阳湖旅游的品牌性标志。一直到今天，石钟山还是鄱阳湖地区接待游客最多，旅游收入最高的旅游地。石钟山诗歌代代增长的现象说明，名人对于旅游品牌具有经久不衰的推广作用，尤其是像坡这样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亲力打造的品牌，其后世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不可限量。

（三）主要的旅游热点景观已具备现代文化旅游的基本要素

宋代鄱阳湖的几处热点景观已经现代具备文化旅游三要素：自然地理、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这些景观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能最大限度的满足游客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对于当时的文化人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建安诗歌篇8

关键词：中唐；气衰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57-01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过：诗到钱、刘蒴露中唐面目。“此后。”诗到中唐，气骨顿衰成为评论唐诗的一个定格。这回话从宏观上把握了诗歌在唐朝甚至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的变化转变。、

在这句话中，“气骨”不同于魏晋时期建安文学型成的风骨，它指的是诗歌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重点强调的是诗歌中的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重点强调的事”气“是诗歌中含纳的文人的精神面貌。”顿“是顿时之意，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这个”顿“确实是短暂的而仔细说来却应该归结于一个朝代的一次转折――”安史之乱“。”衰“是衰落，渐趋萎靡的意思。而”气“之”衰“。即”气“之消逝。

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期，发展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发生于此时的”安史之乱“却长达八年之久，最终请少数民族帮助才得以平定。它用历史的漫长消磨了一个盛世的光环，消磨去了它的物质。气势和精神，从而结束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极鼎盛时期，封建王朝从此衰落下去。唐朝政治形式也随着安史之乱后节度使自治的确立而发生变化，唐内部已分化，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一个朝代的文人的精神面貌，是以国家的强盛与否定为前提的，正是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后的这种政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从而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表现为”气骨顿衰。

”诗到中唐，气骨顿衰“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色调，意象的选择及其情感的流露上。下面我从山水诗等角度进行举例分析。

《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以上两首诗，前者是盛唐时期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孟浩然的作品，它用“春”字交代了写作的时间，通过感觉和猜想，描写了明媚宜人的大好春光，似有惋惜之情，但心情并不衰伤。一个“不觉”，便足以体现出诗人闲适恬静的愉悦心境。后者是中唐时期的柳泉宗元的作品。《江雪》中“绝”和“灭”两个用字反映出环境极度的清冷寂寥，“寒”和“雪”则体现出浓郁的严寒的肃杀之气。 整首诗以暗淡的冷色调与话语尖利的峭硬结合，表现出诗人忧愤、寂寞、孤直、激切的心性情怀，孤独，肃杀中闪现出一种深沉凝重而又孤傲高洁的生命情调。

两首诗相比，虽都写景，但后者诗中之气明显衰落。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送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后树梨花开。”

《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以上两首诗，前者是生活在盛唐时期的浪漫主义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盛唐时期，岑参出使西北，虽在边塞但并没有战争，莫边塞诗多写边塞景物及想象。“梨花开”等就体现出戍边将士不畏严寒的乐观精神，也使边塞风光更显神奇壮丽。《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整首诗体现出一种大气磅礴、昂扬奋发的格调。另外，盛唐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和高适的《别董大》

建安诗歌篇9

关键词：诗歌；感情；欣赏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的艺术长河中，诗歌这颗瑰丽生辉的宝石一直是闪闪发光的。从几千年前的《诗经》到现代诗，优秀的诗篇无不承担着丰富和美化精神生活的使命，并启示真理。它以默默的持久的力量，改造并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灵魂。读诗可以激荡情怀，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开阔视野，可以坚定志向，可以增长学识。一言以蔽之，欣赏诗歌是一种美的享受。那么，该怎样鉴赏诗歌呢？

一、要深入领会诗歌所蕴藏的思想感情，体会诗歌的情感美

有位诗人这样说：“诗歌是感情火山爆发出来的岩浆。”优秀的诗歌，都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充沛的感情，以之打动读者的心房。柯岩的《，你在哪里》就是一首撼动人心的诗。诗中哪句不是强烈感情的产物？“，你在哪里”这反复出现的呼唤，字字催人泪下；那层递式的应答，无不表现了各族人民对自己的好总理的怀念、敬仰之情。反复朗读它，仿佛感到的高大形象和亲切笑容就在眼前。再看郭沫若“五四”时期写的《炉中煤》：“啊，我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了这般模样！”这“心爱的人儿”“年轻的女郎”，就是“五四”时代我们祖国的象征。“炉中煤”就是立志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两个比喻使得全诗虽然没有出现过一次“怀念祖国”的字样，却充分传达出诗人怀念祖国、热爱祖国的炽热而深切的感情。反复咏颂，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读者心中腾升。

二、要着重理解诗歌所描绘的形象，欣赏诗歌的形象美

诗歌所包含的强烈的思想感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寓于诗歌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中。如的《咏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仅用20个字，就生动逼真地勾勒出青松那傲霜斗雪、巍然挺拔的英姿。这是一个刚强不屈的胜利者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笑迎风雪，与艰难作斗争的勇士形象。而贺敬之的《回延安》则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鲜明形象。诗人即第一人称的“我”，以赤子之心，表达了对延安母亲的深情厚谊，使我们看到了诗人赤子的纯情，窥见了诗人美好的心灵，感受到诗人高尚的情怀，听到了诗人激动的心跳。

三、要反复鉴赏诗歌精练概括的语言艺术特色，品味诗歌的语言美

诗歌丰富的感情、艺术的形象，都通过精炼、生动的语言艺术表现出来。如，的《七律・长征》仅仅56个字，便写出了“历时一年多，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讴歌了这举世闻名的伟绩，可谓精练极了。而贺敬之的《回延安》，以口语入诗，陕北地方色彩就突出、鲜明。如，迭字的运用，像“几回回”“几辈辈”，构成一种舒缓而深沉委婉的语调，增加了浓郁的抒情气氛；还有“油镆”“黄土”“宝塔”以及“气喘得紧”等，更是具有陕北地方色彩的语言和景物。这些都使得这首诗更具有浓烈的民歌风味，有助于抒发诗人淳朴、深沉、真挚的感情。再看唐诗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仅仅10个字，却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写鹳雀楼。这座楼有三层，当时楼有三层的比较少，这是鹳雀楼的一个特点。“更上一层楼”，写出了鹳雀楼的这个特点，不是泛泛而言的。因为只有身在二层楼才能有这个说法。二是富有哲理的意味。人们读了这两句诗，会离开鹳雀楼的景物描写，在愉悦中想得更深远，探讨一个道理，研究一门学问，不也如登楼一样吗？从而使思想得到升华。

四、要反复吟咏诗歌的节奏与韵律，鉴赏诗歌的韵律美和建筑美

建安诗歌篇10

关键词：明朝中晚期；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140-01

诗歌是一种高级文化形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诗歌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气息，但是从本质上讲诗歌文化形式根植于其产生的地域和时间的文化土壤。不同的地域文化积淀和该区域这一时期的不同文化发展趋势都会影响诗歌艺术的呈现形式。因此从地域和时间角度出发对明朝中晚期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对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明中晚期文人的“狂”性美

从浪漫主义诗歌的角度来看，明朝中晚期和英国19世纪初在各自的文化环境影响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中命中晚期文人的主要特点是“狂”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人则突出的表现了“天才”的重要性。从活跃在明中晚期诗坛上的唐伯虎、徐渭等几个代表人物中可以看出明中晚期诗歌的这一狂放特点，唐伯虎的作品《李白有诗》中曾云：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诗中表达了对李白不等天子船的性情的仰慕，同时也在性情和诗才上以李白自比，表达出自己也不屑于科举、出仕。这与明中晚期的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和封建专制制度逐渐走上极端的社会文化现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而封建政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严刑峻法，导致了当时社会文化领域内的冲突矛盾极为激烈，以唐伯虎、徐渭和李贽等为代表的文人，对封建制度的腐败和残酷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发泄，转而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了一种藐视权威、发现自我的狂放诗情。这种发乎于心、表现于诗的自我流放式的“狂放”是根植于明中晚期的高压封建制度的，所以注定了其自身会随着所反对封建制度一起消亡的命运。

二、西方的“天才”理论

与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所处的实际环境不同，19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编制的资本主义童话开始破灭，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丑陋开始展现，成为了西方文人抨击的主要对象，从避世厌恶城市文明的“湖畔派诗人”，到朝气蓬勃、奋争疾呼的雪莱，再到一生漂泊、狂放不羁的拜伦，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激励其奔走、思考，最终形成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天才”理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曾在《审判的幻影》一诗中这样写道：

他曾写诗赞美杀国王的人，他又写诗赞美一切的国王；他曾写诗拥护共和国，不论远近，然后用加倍的仇恨将它们中伤；他曾高唱泛民主的理论，现了聪明，却无道德的向往，然后变成雅各宾的死敌，翻穿了外衣，还恨不得换成皮。

从这一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拜伦对资本主义丑恶嘴脸的讽刺，这种讽刺是针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普遍的讽刺和呼喊。

三、二者的异同与发展

从前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基于明中晚期的封建专制走向极端这一客观现实而产生的，而英国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环境下产生。二者产生的客观现实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但是虽然其反抗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相同的，都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突出了“人”的作用，所以在诗歌蕴含的情感和情感的表达方式上都存在着深刻的同一性。

明中晚期和英国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产生土壤是有本质区别的，明中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主要反抗的是严酷的封建统治，但是这一时期的封建统治已经逐渐走向极端，不惜使用“八股文”和“文字狱”等残酷的方式对文化自由进行封杀，残酷的统治集团使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诗歌艺术。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虽然也强烈的抨击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在自由和平等观念下建立的政治制度，不能否定自身予以镇压，所以明朝的诗歌艺术与其强烈抨击的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衰亡，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却随着其强烈抨击的资本主义制度流传下来。

浪漫主义诗歌是诗歌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本文从客观环境和文化发展状态两个层面对明朝中晚期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进行比较，以期为世界诗歌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

本文系2014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3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