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申诉总结十篇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1

【关键词】新刑诉法；刑事辩护；实证研究；影响评估

刑事辩护作为被追诉人的宪法性权利，及时获得有效的辩护服务是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基本途径。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情形频现，严重阻碍了刑事辩护功能的发挥。为此，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在较大程度上强化和完善了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权利。至今，新刑诉法已经实施一年有余，但对于新刑诉法实施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刑事辩护的窘境，有待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

有出于此，为了更直观、细致了解新刑诉法实施后刑事辩护的情况，本文选择选择S省R县作为主要样本，收集了以下资料：（1）问卷调查。课题组选取了R县办理负责办理刑事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各10人发放了问卷。（2）访谈情况。针对调查所发现的问题，课题组对承担R县大多数刑事案件的5名律师和2名法官进行了访谈。此外，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针对新刑诉法实施后的刑事辩护实践定期做的观察报告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一、对律师辩护权力的影响评估

（一）会见权

会见权作为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辩护权行使的效果。新刑诉法实施后，会见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会见难”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安排会见的时间缩短，会见的频率增加，会见的时间较充分。

第一，会见的安排比较及时。如表1所示，24小时内安排会见从无上升到40%左右的比例，48小时内安排会见从60%下降至40%，新法实施后基本没有人在48小时后安排会见。选择不一定的人数在新法实施后有所上升，从20%上升到30%。当然，也有部分侦查人员对会见持抵制态度，使得会见有时不能够有效实施。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会见容易造成嫌疑人翻供和串供，加大侦查难度；也有认为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律师的态度有问题。

第二，会见次数总体增加。如表1所示，新刑诉法实施前只能会见2次及以下的比例占到一半，3次以上的比例也只接近30%，但是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基本上能够得到3次及以上的会见次数。总体来看，会见次数得到了较大提升，基本维持在3次或3次以上。

第三，会见的时间比较充分。如表1所示，新刑诉法实施前律师案均会见时间主要集中在30-60分钟，而新刑诉实施后，律师案均会见时间主要集中在1个小时以上。没有30分钟以内的，只有1人选择30-60分钟。

表1 新刑诉法实施前后律师会见情况对比

安排会见时间

比例 24小时以内 48小时以内 48小时以上 不一定

实施前 0 60% 10% 30%

实施后 40% 40% 0 20%

律师案均会见次数

N=10人 1次 2次 3次 3次以上

实施前 1 4 2 3

实施后 0 0 1 9

律师案均会见时间

N=10人 30分钟以内 30―60分钟 1个小时以上 2个小时以上

实施前 1 8 1 0

实施后 0 1 9 0

（二）申请取保候审权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这一前提下，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常生活，蕴含了保障人权理念，也是国际人权发展的普遍趋势。调研发现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比例以及公安机关批准的比例有所增加。在新刑诉实施前，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比例仅为17%，这较低的比例当中，也只有12.5%的申请能够得到批准。新刑诉法实施后，尽管法律规定得更明确，但变化的幅度仍然不大，律师申请的比例上升2.60%，为19.60%，仍有8成的律师没有选择申请，批准比例小幅上升，为16.50%。与这较低的申请和批准比例相适应，公安机关人员对取保候审的态度也并不积极。调研中发现，有一半的公安人员认为，律师介入对取保候审没有影响，只有10%的人员认为有积极影响，剩下40%选择看情况。

在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大多无感的情况下，我们又深入探究了公安人员为何会拒绝取保候审。在9名律师的调研回答中，有1人认为是防止失控，有2人认为是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脱，有5人认为为了防止串供，还有1人认为是防止再次犯罪。无论公安人员以何种理由拒绝律师的申请，我们发现公安人员主要是担心取保候审对刑事诉讼造成干扰，带来办案上的难度，妨碍侦查，降低办案效率。

（三）阅卷权

阅卷是对控方的证据体系进行直接的防御准备、建立辩护思路的关键阶段。阅卷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了解控方证据有无瑕疵，证据体系是否完整；第二，通过阅卷来发现诉讼文书、办案过程在程序上有无违法之处；第三，通过阅卷发现新的证据线索，为搜集调查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做准备。新刑诉法实施后，阅卷发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总体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首先，安排律师阅卷的时间大大缩短。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有超过三分之一（37.50%）的律师在48小时内安排阅卷。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有一半的律师会在12小时内安排阅卷，比之前提高了12.5%，更欣喜的是有70%的律师会在24小时内安排阅卷。

其次，阅卷方式更加多样化。律师阅卷采取的方式并非单一，律师使用方式中频数最多的是摘抄，其次为当场查阅，然后为复制案卷。虽然摘抄频数最多，但是从调研中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当场阅卷，其次是摘抄，最后才是复制案卷。对于复制案卷，平均为1元＼页，有时检察机关人员甚至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对于阅卷内容，新刑诉法实施后，所有受访律师，均表示极少收到限制。

（四）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以平等权为基础的制衡性权利，是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全面收集证据、保障控辩平衡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调研发现，无论是律师自行调查取证还是申请调查取证，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后比例都不高，且变化不大。这表明，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并不积极。在新刑诉法实施前，自行调查取证的比例有30%，新法实施后，比例上升6%至36%，依然有6成多的律师在新法实施后，依旧不会自行调查取证。更让人觉得失望的是，申请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实施前几乎没有，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依然只有可怜的3.30%，绝大多数律师都不会向检察机关申请调查取证。面对极少数的律师申请调查取证，超过一半（55.56%）请求会被检察机关批准，一般不会出现不批准的情况，剩下的44.44%的请求，检察机关也是视情况而定，并没有堵死律师的路。律师申请调取为提交的案卷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批准率为50%，一般情况下会同意。

可面对相对较高的批准率，影响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因素是什么呢？调研中对于律师和检察人员共有20份反馈，归纳为如下原因：第一，律师本人谈到实践中可以得到批准的情况相对少（5份）。第二，被取证的单位＼人 常常不配合（2份）。第三，检察机关会为他们设置相关的障碍（1份）。第四，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往往存在较大的职业风险（3份）。第五，案件属于隐私案件，检察机关不批准（2份）第六，与定罪量刑是否存在重大影响（6份）。第七，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1份）。其中，律师认为影响最深的是职业风险问题，律师有时出于自身原因不愿意去参与。而检察机关人员最看重申请的证据对于定罪量刑是否存在重大影响。

结合以上数据，新刑诉法的实施对之前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微弱的提升并没有产生影响，前后变化并不大。整体上，律师自行＼申请调查取证比例低，难度大，既有职业风险又有检察机关的一些阻碍。证据证明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

（五）举证权

刑事法庭调查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即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正义和维护人权、实现程序正当的功能。在法庭调查阶段主要表现为举证和质证。一般而言，辩护律师举证数量越多、举证内容越直接、举证方式越具体，辩护的主动性就越强，后续的质证、辩论也会更加充分，也更可能获得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果。

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举证的频率和数量有所增加，举证的内容基本在定罪量刑方面。相比过去，新刑诉实施后律师整体提出证据的频率上升，有5名律师提出证据的比例是15%以上，有4名律师提出证据比例为10-15%。而这之前，较多人停留在10-15%的比例。而在过去有学者对举证研究，有举证行为的律师大约为三分之一为34.01%。

律师出示的证据种类增加。新刑诉法实施前只有2名律师会出示被害人陈述，在新刑诉法实施后，选择将其出示的律师达到了8名。律师出示鉴定结论的概率稍稍增加。虽然律师提交的证据种类有所增加，但是无论是新刑诉法实施前还是实施之后，律师和法官对于证据使用频率前三位，依次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举证内容。调查发现，新刑诉后，辩护律师倾向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而不是程序法事实或是其他，而在量刑和定罪之间，律师首选还是量刑事实。

显然，在会见，阅卷极大改善的条件下，举证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善，但是变化不大，作用有限，举证的内容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六）质证权

质证是对证据的探究和质疑，包括对证据来源、形式和内容的质疑，而质疑的主要内容和标准是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及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质证的意义在于为法庭辩论提供攻击防御之手段。

新刑诉法实施后，质证的频率有所增加，质证的内容基本为定罪量刑方面。新刑诉法实施前，律师对于控方的证据，律师质证频率为40%，实施后，质证相对增加为65%。这可能是因为律师之前会见，阅卷充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证据链条更完整，非法证据减少等原因让律师质证更加有底气。进一步分析，在有限的质证中，律师的主要侧重点在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这和之前律师普遍只关注证据的客观性有了很大的进步。无论在新法实施前后受访律师均只针对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质证，对于证据的一般性（客观性）不会质疑和辩驳。

以上量化指标反映律师在庭审中质证有作用，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质证次数增加，与控方对抗增加，但质证的内容并未发生变化。总体上，新刑诉法实施后，举证改善效果不理想，质证发挥的效果也并非进步很大。

二、问题与改进

（一）会见权

会见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还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看守所的限制。（2）以“三类案件”为借口。实践中，上述“三类案件”往往被侦查机关做扩大解释，以此来作为限制律师会见的借口。（3）用秘密关押的方式阻止律师会见。（4）各地不同的履行告知义务的标准。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做以下改进措施：（1）明确规定看守所允许律师会见的手续，例如：律师持“三证”会见当事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2）禁止秘密关押，给予律师便利以及及时履行告知义务。（3）统一并进一步明确告知义务的标准。例如：可以规定律师告知办案机关人员应当以书面提交形式。

（二）申请取保候审权

取保候审的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1）适用条件模糊导致适用状况混乱、适用率极低。（2）审批权的滥用。（3）律师参与度不高，申请率极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立法缺陷，执法人员观念存在偏差，缺少相关的监督机制等。我们可以通过规范取保候审的程序以及使用标准，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的权利以及条件。第二，完善相关立法，符合条件申请取保候审的应当批准。

（三）阅卷权

阅卷跟原来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不意味已经解决，阅卷标准规定各异。（1）对于阅卷时间，检察院规定不同。（2）对于能否利用通讯工具拍照，规定不同。（3）复印案卷没有统一收费标准。（4）拍照收费引争议。阅卷已经基本解决，但问题依旧存在，可以从以下几点进一步规范。（1）可以完善立法，明确规定能够使用通讯工具并且列出能够使用的通讯工具。（2）取消拍照也要收费这一不合理的规定。（3）明确规定阅卷方式当场阅卷，摘抄，复印的各种方式，防止各地因为规定的模糊性而对律师合理的阅卷方式禁止。

（四）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调研发现自行调查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比例都不高，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1）律师的自行调查取证权受到严重限制。新刑诉第41条的规定对律师的限制比较大。（2）刑法第306条严重妨碍了律师进行调查取证。在对律师访谈中，律师普遍担心其涉及到的职业风险。如果要让律师放心去进行调查取证，建议修改刑法第306条，降低律师调查取证的职业风险。

（五）举证权、质证权

新刑诉法实施后，举证和质证的频率都得到了应有的提高，但是这种比例上的提高，也仅仅是形式上的，问题依然存在。（1）法庭辩护依旧缺少对抗。辩护律师较少与控方就事实问题展开激烈充分的讨论。律师并不把工作重点放在法庭中心来表现自己，或不通过举证，质证的相互辩论以此来说服法官，仍然只是一种以书面化的辩护意见。（2）量刑辩护为主导的框架未改变。律师在举证，质证以及提出的辩护意见都是紧紧围绕在量刑情节方面，从从轻、减轻或免除被告人处罚角度进行辩护。对于无罪辩护，事实辩护基本很少，而程序辩护律师基本上不会选择。律师辩护一般从有利于其目的角度进行，而法官的选择更偏向与量刑辩护也形成了量刑辩护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闵春雷.论侦查程序中的会见权[J].当代法学，2012（1）.

[2] 刘淑君.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宪法分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6）.

[3] 马静华.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以委托辩护为参照[J].现代法学，2010（6）.

[4] 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2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电话:

    工作单位:

    住址:

    【律师提示:可以提出申诉的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认为该判决、裁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案外人,也可以提出申诉】

    申诉原因:

    申诉人因“ ”一案(以下简称本案),不

    服 中级人民法院( )刑终字第 号《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原判决、裁定),现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原判决(裁定) ,请求对本案立案审查(立案复查)并决定再审(提出抗诉),再审本案以改判申诉人 。

    【律师提示:慨括性地指明原判决、裁定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该“根本性错误”应当符合法院重新审判或检察院抗诉的法定条件】

    【律师提示:法院受理申诉后,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再审(启动实体审理程序);检察院受理申诉后,立案复查以决定是否提出抗诉(法律效果是法院启动再审实体审理程序)】

    事实与理由:

    一、案件基本情况

    【律师提示:本部分重点陈述本案发生的基本事实。要求:抓住要领,既简明扼要,又全面清楚】

    二、原审判决、裁定存在的错误

    【律师提示:本部分要针对原审判决、裁定存在的错误。要求:有理有据有力】

    三、总结、结论

    【律师提示:概括性总结原审判决、裁定符合决定再审或抗诉法定条件】

    此致

    【律师提示:向法院提出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律师提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受理】

    申诉人:

    年 月 日

    附件:

    证据一:

    证据二:

    证据三:

    【律师提示:提出申诉,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诉状。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3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介入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此规定因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过于仓促而致种种弊端，久为人诟病。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即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有的观点称之为“法律帮助人”，有的的观点则认为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律师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辅佐人”身份很相似，因而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有的观点认为辩护人可以分为广义辩护人和狭义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审查和审判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辩护人属于狭义辩护人，即正规意义上的辩护人；与此相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则属于广义辩护人。还有的观点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反推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等等。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 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性。刑事诉讼是一种要式法律活动，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均有相应的明确称谓，其称谓与其诉讼权利义务呈对应关系。查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并无上述称谓之记载，足见其缺乏法律依据。就科学性而言，因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定为委托关系，因此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难以揭示该委托关系与其他委托关系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别。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法律帮助人”，同样在种属关系上存在混淆。就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而言，其目的均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该观点亦难凸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就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的观点而言，根据律师法第26条的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查律师法第25条之规定，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与律师刑事诉讼业务为并列关系，因此，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内容本身不包括刑事诉讼业务。因此把侦查阶段的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亦非妥当。

其次，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法定人、保护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随时担任辅佐人。”“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可以进行的诉讼行为。”就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辅佐人而言，“辅佐人，乃于后在法院陈述意见，而辅助被告或自诉人为诉讼行为之人，其用意与辩护相似，系为保护被告或自诉人之利益而设。惟辅佐人，重在充实被告或自诉人事实上攻击或防御能力；而辩护人，则重在补充被告之法律上防御能力。”根据有关规定，可以充任辅佐人的有被告或自诉人的配偶、直系或者三等亲内旁系血亲或家长家属，或被告的法定人。“得为辅佐人之人，欲为被告或自诉人之辅佐人时，得于后向法院以书状或于审判期日以言辞陈明之。一经陈明，即取得辅佐人之地位，与辩护人应经被告或有选任权之人之选任，或由审判长之指定者不同，亦非由于委任。”可见，上述二立法例所规定的辅佐人均在审判阶段参加刑事诉讼，在得充任辅佐人的人员范围上亦有定规，且就功能而言辅佐人制度与辩护人制度乃互补关系。而上述论者所言的我国律师系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其必须为律师方可，这几方面的差异均说明不能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与上述二立法例的辅佐人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法律辅佐人。

第三，将辩护人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也是不科学的。这种区分的依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审判阶段律师权利的配置差异，即所谓狭义的辩护人可以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独立地发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而侦查阶段的律师，因为他只能进行申诉、控告、会见等活动。后者的性质属于接受委托后，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因此与前者存在区别，因此可称之为属于广义的辩护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在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在其他权利方面亦不乏类似显著差别。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两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统称为辩护律师。因此，以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审查和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存在差异为由而把辩护律师的身份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是不科学的。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配置应当与每个诉讼阶段的性质、任务相适应，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即在具体权利方面不尽相同。然而，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后两个阶段律师的权利存在量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此外，上述把辩护律师区分为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观点，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是在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从而忽视了辩护职能在侦查阶段的独立作用，体现的仍然是诉讼阶段划分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认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强调侦查阶段的目的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并将犯罪人交付审判，绳之以法，从而忽视了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诉讼目的。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来看，侦查阶段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侦查阶段除了要重视打击犯罪以外，还要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重视把无辜的人及时从诉讼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工作并不能包容在为审判作准备这样的狭隘观念之内。因此把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称为广义辩护人不免有强调打击，忽视保护之嫌。实践中认为律师分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观点也同样反映了忽视刑事诉讼各阶段独立性的倾向。

第四，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解决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是“诉讼人”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仅属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都是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以称为“诉讼人”。首先，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本身在于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行为；其次，刑事诉讼中诉讼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所聘请的人。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法并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刑事部分可以聘请诉讼人；第三，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这种行为不同于再审申诉。1、这种申诉、控告的目的具有防御性，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中救济，而再审申诉则是一种事后救济；2、这种申诉、控告在内容上具有直接对抗性，针对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滥用，而再审申诉的对抗性只能是间接的；3、这种申诉、控告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而再审申诉的对象则是生效判决、裁定。因此，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的这种诉讼职能是为辩护职能而配置的。这种对与本案有关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该申诉、控告行为是总的辩护职能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辩护职能和控诉职能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控诉活动是可以为辩护职能服务的。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诉、控告活动仍然是辩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只有把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对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的字面含义，而应当从诉讼职能的高度全面、系统地予以考察。

二、必须正确认识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上述关于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律师的身份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是否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的问题。易言之，涉及到的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侦查中的抗辩观的问题。

必须充分肯定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诉讼职能是诉讼法学研究当中的基本理论范畴之一。一般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当中存在控诉、辩护和审判三种基本职能。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职能。辩护职能则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职能。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而存在。这种理论把侦查活动视为公诉的必要准备，因而把侦查活动视为控诉职能的具体运用。以该三职能说为基点，诉讼职能理论上又有四职能说、五职能说、七职能说等等。尽管着眼点不同，但都认为在侦查阶段就存在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对抗。对此，有的学者也从辩护权的性质角度进行了论述。这种观点认为，辩护权具有绝对性，其一就是当一个公民被认为具有犯罪嫌疑而受到追诉时，，他就拥有辩护权。刑事诉讼启动之时，就是被指控人开始行使辩护权之时。辩护权的行使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尽管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辩护权行使的方式及侧重点有所不同。 考察某一主体的诉讼地位，可以以其诉讼权利为坐标。就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权利而言，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防御性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性。而辩护职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防御性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性。所谓防御性，是指辩护职能是相对于控诉职能而存在的。没有控诉也就谈不上什么辩护。在英文中，“defense”一词既可以翻译为辩护，也可以翻译为防御。控诉职能的特征是攻击性，与此相对，辩护职能的特征则是防御性，其行使的目的旨在对抗、抵消甚至否定控诉，实现辩护权主体的自我防护。从侦查阶段律师能够从事的工作来看，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律师还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所有这些权利，其特征都是防御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护权又可以称为防御权。台湾学者蔡墩铭也指出：“防御权不限于刑事被告人有之，即尚未被之犯罪嫌疑人亦应具有此项权利，盖多数之犯罪嫌疑人终不免被，为使其准备被之防御，实有提前赋予其防御权之必要，例如许其于被之前选任律师为其防御是。”所谓犯罪嫌疑人利益性，是说该职能的运作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从辩护职能的发展历史来看，辩护职能实际代表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地位。可以说辩护职能的强弱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成正比例关系的。辩护职能越强大，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反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就越高。

其次，充分肯定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是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包括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这一目的，应当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各个程序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具体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完美地、全面地得以实现。就侦查阶段而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也必须等量齐观，不可偏废。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侦查人员不可能全面地兼顾侦查程序目的的两个方面。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是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虽然我们要求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当中要注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但是这两个方面在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曾经指出，把追诉职能和辩护职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侦查人员职业心理倾向性产生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如果不通过辩护职能的加强（确切说是辩护人对侦查的介入）来得以矫正，则刑事诉讼目的的两方面内容必然得不到全面的体现。强调侦查程序两方面的意义，体现在辩护职能上，就是要强调发挥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是加强辩护职能的需要。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活动具有主动性和强制性两个基本特点。所谓主动性，是说侦查程序的发动权在于侦查机关；所谓强制性，是说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对有关物品有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处分权力。与此相对，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则具有被动性和容受性特点。这种不平衡状态仅仅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自行辩护是很难得以有效纠正的。司法实践当中所发生的种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现象，莫不与此辩护职能的柔弱有直接的关系。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有利于加强、充实辩护职能，促进控辩双方的平衡。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保障成为世界性潮流，各国以此为契机相继开展了刑事司法改革，刑事辩护制度作为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也被极大地推进，其中发挥辩护律师在侦查活动中的作用成为现代辩护制度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等国自不待言，奉行职权主义的诸国为发挥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积极作用，亦纷纷规定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范围，使得侦查程序从绝对秘密、绝对封闭变为相对公开、相对透明。如日本在1880年的治罪法当中规定，只有公审被告人才可以获得辩护人的辩护，1922年的大正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辩护扩展到“提起公诉后的预审被告人”；1947年宪法、刑诉应急措施法又扩大到“人身自由受限制的被嫌疑人”，1948年刑事诉讼法则发展为“被嫌疑人”一般也可以获得刑事辩护。德国1965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聘请辩护人，1994年又补充规定，法官在进行讯问、勘验等活动时，允许辩护人在场。法国1993年8月24日的法律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此项要求应该以一切方法毫不迟延地通知律师公会会长。”加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亦为多个国际法律文件所重视。如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明确规定，被指控人应当“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1985年11月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5条规定，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少年应有权由一名法律顾问代表，或在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国家申请这种法律援助。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48小时”。等等。各国的实践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本世纪，在律师是否应当参加侦查程序的问题上，世界各国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可以概括为：“侦查程序不仅仅是警察查获罪犯的程序，而是担任不同诉讼职能的有关人员查明是否犯罪、罪责轻重的程序，因而光有行使追诉职能的警察不行，再加上行使监督职能的检察官也不够，非有专门行使辩护职能的辩护律师参加不可。” 综上所述，我国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在侦查程序当中承担是是辩护职能。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当然，我们肯认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是辩护人，并不是说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当中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的作用已经足以形成与控诉职能的平衡。侦查阶段控辩双方的绝对平衡是不存在的，但是辩护职能必须得到相当的发展，才能够抑制控诉职能不被滥用。也就是说辩护职能必须对控诉职能的无限制行使能够形成一定的障碍，方能说辩护职能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从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还是相当有限的，辩护律师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弱小的，律师所承担的辩护职能的运转还是不平滑的。前述种种观点表明，人们在思想上、观念上还存在着种种忽视、否定侦查阶段控辩对抗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产生，与当前立法关于律师权利的配置缺陷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当前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规定，是导致种种错误认识的严重症结之一。因此，对我国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还有进行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当然，这种扩张不是没有原则的。概言之，在立法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前提下，还应当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应当具有一定的含量。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否充分决定了其能否有效地协助和帮助犯罪嫌疑人。如果仅仅允许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而不赋予其充分的诉讼权利，则辩护律师就缺乏发挥其职能作用的条件。二是针对侦查程序的特点，对辩护律师的权利应予以必要的限制。侦查程序毕竟不是审判程序，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防止律师的介入过于阻碍侦查活动的施行，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也是必要的。正确理解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侦查阶段辩护职能的发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的侦查模式

我国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这表明我国刑事侦查模式发生了变化。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4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依法治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律体系构筑上虽然历经波折，但是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推进和谐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较晚。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正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和补充，才能保证我国在法制建设道路上走的更加长远。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引发了人们新一轮的反思，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空白与发展的重要分割点。从时间上来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非常年轻。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不例外。我们在研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时，应该从源头抓起，客观、辩证地分析其中的足与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先导，为我国后期法律援助制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我国法律条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律援助精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立法层面和实务操作层面初现端倪。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人们日渐意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并经过反思、总结形成了对法律较为正确的认知。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国家加快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步伐，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也因此重回建设浪潮。律师制度经历了由道义层次上升到法制层次的转变，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创造了契机。各地各级政府在国家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引导下，积极响应，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法律援助活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引发了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新一轮的思考和研究。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

经过长期的反思、总结，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并日趋健全和完善，但是现实印证，其仍客观地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层问题

法律援助制度反映了国家法制的文明程度和进步程度，其重要的考量标准是立法权是否完善统一。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制面前人人平等，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提供立法保障。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法律援助方面的立法，只是分散的体现在其他法律条例中，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它主要从保证法院审判公正性的角度出发，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规定，缺乏一定的全局性和系统性。此法律条例没有规律程序衔接，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体现不明显。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还停留在行政层次上，其作出的规定具有一定笼统性，不能发挥强有力的效力。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新旧更替的时期，对援助制度的需求量骤增，立法空白问题凸显。立法层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侦查层问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从而为打造中国完善的法治社会奠定基础，应该渗透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当中。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侦查机关肩负着清查案情事实、全面搜集犯罪证据并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而在初次询问或采取强制措施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向律师申请保护的权利，同时还有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但是以事实来看，侦查机关并未有效地落实告知义务，导致犯罪嫌疑人由于不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及其申请程序，最终被动的放弃权利主张，司法公正得不到体现。除此之外，法院是我国唯一行使审判权的机构，其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被告人罪责及其要承担的刑罚。然而在具体案件侦查阶段，我们常常会遇到因为案情不清、证据不足、罪犯不全等法院无法判定罪责和刑罚的问题。因此，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细化法律援助程序。

（三）审判层问题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条例，只要符合经济贫困等规定标准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就有向刑事法律援助机构提请帮助的权利。但是由于各地的标准不一致，导致该项法律规定在执行中遇到重重困难。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法院可根据对被告人审查是否符合规定七大类情形的结果，决定是否为被告人提供律师帮助。然而事实上，很多被告人由于自由受限或其他个人原因，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明材料，加上法院又不愿自行调查，导致被告人权利无法行使。另外，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还明文规定，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等，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就有权申请刑事法律援助。但是事实上，与被告人相比，这类人接受法律援助的寥寥无几。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该同时关系被告人和被害人。

（四）实践层问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需要依靠法律援助机构。而法律援助机构清晰、完善的组织结构又对我国刑事法援助制度的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在我国构建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并未体现，其大多数被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如此，我们很难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定性和定位。一旦法律援助结构驳回申请人的申请，那么申请人的权利该如何行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时，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定性还可能引发援助行为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部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存在偏见，他们虽然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补贴，但是补贴费用毕竟有限，使得他们在整个案件处理中索然无味，积极性不高。如此，法律援助质量无法得到有力保障。由于我国法律援助缺少独立性，经费投入自然也就无法独善其身，不利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建议

作者根据上文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足的认识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几种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以供参考：

（一）强化立法建设

强化立法建设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工作和重要任务，对保证整个刑事法律的顺利实施和推进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为了进一步体现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和精神，我国应该把法律援助权利纳入到宪法中，从立法的层次，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法律援助制度的普及夯实基础。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性，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又同时关联到行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观念的落实，需要扩大受益人群和延长申请时间，细化刑事法律援助程序，将法律援助渗透到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当中，使相关机关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建立规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除此之外，由于各地经济、人文情况等存在差异，各地应该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发扬法制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刑事法律援助实施细则，从立法层次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二）完善援助体系

以现前的侦查技术水平来看，我国还很难不依靠犯罪嫌疑人口供就能侦破案件。在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在具体的侦查实践中，部分侦查人员为达到某种目的，时有发生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的行为，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引发了人们对侦查机关的信任危机，影响了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新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时期，侦查机关必须要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法律援助权，消除对律师的抵触情绪，回归刑事法律援助正确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借鉴英美等国的有效经验，建议国家将值班律师制度引入到法律援助制度中，全方位保证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值班律师制度是指由政府出资建设独立职能机构，请专业法律援助服务律师帮助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制度。

（三）建立保障机制

任何制度都不能独善其身，需要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作支撑。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保障机制应该包括物质保障和评估保障。物质保障方面，国家在设立独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此方面的经费投入、资源投入以及人力投入等，提高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补贴，引入专业领域内的高素质人才，准确传达我国的法制观念，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评估保障方面，则需要国家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对承担法律援助职责的机构或个人进行全面考核，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管，给予优秀律师适当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一经查办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明确他们肩负的职责和拥有的权利，转变其思想观念，保证各环节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落实。另外，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还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受理投诉案件，最大限度地保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价值的发挥。

（四）扩大受益主体

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扩大受益主体，始终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法律中人情的一面。国家应该根据当前的经济、人文以及社会形势，适当放宽享有刑事法律援助权利人的考量条件，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引入到法律层次上。具体而言，可以将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的刑期提升到10年以上，并随着后期的完善进行再次提升。各地各级相关机构或单位还应该在保证法律公正性、严谨性以及威严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以事实说话，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正确的论断，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辐射范围。值得提出的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还应该体现出法院的义务和责任，当遇到申请人无法自主提供证明材料时，法院应该出面进行调查和评断，在法律中确定法院的援助职责，能够保证符合条件申请人法律援助权利的行使。

四、结语

总而言之，未来我国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上还有很多任务和目标。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本文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可能存在不足，希望其他学者持续关注我国的法制建设，全方位审视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并提出更多有效的完善建议，而国家相关部门则应该重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积极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完善，以推进我国法制建设步伐，为人民创造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左卫民、马静华．刑事法律援助改革试点之实证研究——基于D县试点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

[2]左卫民．中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学．2013(1)．

[3]李钰、张鹏飞．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国司法．2013(4)．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5

一、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公诉环节非法证据参与性排除机制导入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于《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权威学者评价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告知办案人员如何收集和运用证据，还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和救济，伴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实施，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可以称之为“有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实行的是检察机关运用公诉权经依法裁量后自主排除非法证据、直接进行程序性制裁的模式。公诉排除非法证据符合权利保障与规制职权的现代刑事证据法的正当性基础，这对于检察机关落实《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公诉权行使刑事诉讼证据监督职能理应高度重视非法证据“参与性”排除机制，即在非法证据处于未然状态或者形成之初，检察机关以一种开放透明的理念与心态，合理借助与引导辩护权协同公诉权，排除非法证据的形成因素或者现实载体，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对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预期效益决定了其未来的走向。”尽管建构与完善公诉环节非法证据参与性排除机制需要占用和耗费一定的刑事诉讼资源与成本，甚至提高办案难度，但是，其能够产生明显的制度收益——遏制非法证据于未然与尽早排除非法证据，从而拓展刑事诉讼法证据监督的思路空间，提高证据监督效率，最终充分落实《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提升证据对抗参与性：公诉提前介入与辩护调查取证协同监督侦查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证据监督的传统工作方法主要包括：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核实证据；通过书面审查发现非法证据疑点。这实际上都是都是检察机关通过单方面的内部工作对侦查机关（部门）进行的一种静态证据监督，虽然是发现非法证据的必要方法，但如果没有配置动态性、参与性的监督程序，难以发挥有效发现并提前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监督职能，也难以形成公诉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对接机制，最后极有可能导致公诉无法有效防止违法取证和违反程序办案，证据监督形同虚设，公诉监督与侦查活动无法同步，侦查权因缺乏监督造成非法证据的滋生。因此，除了在检察机关审查工作的静态环节严格审查非法证据之外，公诉部门应当积极用好用足且不断拓展当前法律所赋予的诉讼监督机制，通过公诉提前介入侦查与吸收辩护律师力量强化证据对抗的双重路径，对侦查机关（部门）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有效的动态诉讼监督，在非法证据未然之际进行及时阻止，实现非法证据动态发现、控辩双层监控、及时排除的高效证据监督运转机制。

（一）公诉提前介入排除非法证据的基础定位

公诉提前介入排除非法证据，其定位显然应当是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后，传统的公诉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角色定位有必要进行合理转型，从部分突出公诉与侦查形成合力，实质性地转置为全面强调监督侦查行为合法性。

（二）公诉提前介入侦查阶段保障辩方参与性，强化证据对抗性

公诉部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发挥律师行驶调查取证权的证据对抗力量，引导辩护力量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外部性的诉讼监督，保障其对证据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参与性。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涉及多方面与跨部门的协调工作，公诉部门有必要通过合理刑事引导侦查权，理性涉及律师申请公诉部门收集证据、自行调查证据的条件及申请被否定后的救济程序。框架性建议是：

——侦查阶段，公诉部门提前介入的，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汇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收集、调取证据：（1）涉及国家利益（国家秘密）、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例如商业秘密、隐私权等）的证据材料；（2）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司法机关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3）律师因客观原因确实不能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证据材料。

——律师申请调取证据，应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基本信息、索要调取证据的基础内容、申请调取证据原因及其待证事实。在侦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准许律师申请调取证据的，应当送达书面通知书，律师应当有权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的合理时间内向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其的合理时间内作出答复。根据律师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应当履行书面告知义务并说明原因。

——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同意调查取证的，应当立即通知侦查机关（部门）执行调查取证工作。根据证据的种类差异，侦查机关（部门）调取证据应当符合程序规范：（1）调取书证应当是原件。无法调取原件的，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但应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2）调取物证应当是原物。提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取复制品或者通过照相、录像进行物证固定，但应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3）调取计算机数据或者视听资料应当是原始载体。无法提供原始载体或确有困难，可以提供复制件，但应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与记录复制情况。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可以自行调取。

三、强化辩护意见参与性：实现非法证据排除控辩专向交流

为了实现律师在审查阶段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意见的参与性、有效性、公正性与合理性，在控辩意见交换中提高非法证据审查质量与效果，并使律师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见真正能够起到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作用，笔者建议采取如下操作办法，使半封闭的审查程序运行模式转化为参与模式：

（一）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意见的程序启动

检察机关审查部门在受理侦查机关（部门）移送审查案件之日起十日内，向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发出《听取排除非法证据意见通知书》，载明律师发表意见的时间与地点。确认律师需要发表意见的，安排两名以上审查部门承办检察官在接待室听取律师对于证据合法性的律师意见，记录其认为相关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或者合法性层面有瑕疵的意见。

（二）审查律师意见

律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意见的，检察机关审查部门应当做好证据审查复核工作，对于受委托的律师提出确需检察机关收集、调取证明相关证据系非法取得的，检察机关审查部门应当及时自行或者建议侦查部门收集、调取。对于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情况说明的结果与信息，应当及时向律师反馈。

（三）采纳律师意见

对于律师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意见，检察机关经审查、分析，最终做出是否采纳的决定，并在案件审结之日前将意见的采纳情况反馈给律师。是否采纳律师排除非法证据的反馈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因为作为司法机关作出的一种结论性文书，应当体现严肃性和规范性。

四、结论：通过参与性证据监督机制落实《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6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7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调研中我们发现律师会见权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律师“会见难”具有诉讼阶段性

律师会见难最突出体现在侦查阶段，特别是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之前的这个期间，而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律师会见被告人基本上比较顺利。总体来看，律师会见的难度系数随着诉讼阶段的推进呈递减趋势。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难突出表现在：

1.律师会见批准制由例外变成了通例。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才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立法原意是将律师会见必须经批准作为特殊情形加以规定，旨在防止侦查机关的不当限制。但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在侦查阶段，律师必须出示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书，看守所才允许会见，会见批准制变成了必经程序。

2.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限制过多。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到场，但调研中我们发现，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时均派员在场，几无例外；有的会见次数限定为一次或两次，会见时间限制为半个小时或更短；有的还要求律师会见时不准谈案情；有的任意打断律师与当事人的谈话，等等，最终使得来之不易的会见机会变得毫无意义。

在调研中发现，侦查阶段会见难的症结在于侦查阶段在案件办理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侦查的模式仍属于“由人到事”型，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破案的主要突破口，获取其口供是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甚至是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重要一环。为了防止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口供发生波动、变化，办案机关往往对律师会见持抵触情绪。

当然，办案机关对于该问题的担心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实践中确实存在部分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违规行为的实例。

（二）完善律师会见权的有益探索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欣喜地发现两地对完善律师会见权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是辽宁省部分地区正在改革律师会见的批准主体，将办案人员与审批会见人员相分离，由看守所统一制作审批登记表，决定是否允许会见，并决定是否派员在场。二是烟台市芝罘区看守所在律师会见室中安装了先进的监控设备，对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看守人员“只能看到但听不到”，保障了会见的秩序和安全，也保障了律师与当事人秘密交流的权利。

（三）完善律师会见权的对策与建议

1.参照有关国际公约的通行标准，完善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我国目前已经加入或签署的多项国际条约中都有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比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其中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律师会见权的通行标准。为此，立法应当对具体的会见程序作出统一规定，执法机关不能对刑诉法有关规定随意解释，应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的行使原则，摒弃诸如“会见一律须经批准”之类行为。

2.改革看守所的隶属体制。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律师会见遇到的阻力并非来自看守所，而是来自侦查机关。由于隶属于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对侦查机关的工作配合居多、制约有限。因此有必要考虑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体系中划分出去。

3.完善会见权的救济机制。“无救济也就无权利”，立法应当赋予律师在会见权受到不合理限制时，向中立的司法机关申请救济的权利。另外，对于非法限制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应当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个人行政责任与诉讼程序性制裁措施并存的惩戒机制。

律师调查取证权待完善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虽然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参与诉讼，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此时享有调查取证权。调研中有律师反映，虽然修改后的刑诉法使律师提前介入到刑事案件中，但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使得律师的地位很尴尬，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2.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障碍重重。法律规定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有权自行调查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但同时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以征得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为前提，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取证还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实践中，证人不愿作证、单位不予配合的情况很常见，律师无可奈何。辩护律师虽然有权申请检察院、法院调取证据，或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但实践中律师提出申请的情况很少，司法机关同意律师申请的更少，拒绝律师申请的情况降低了律师申请的积极性。

3.执业风险的客观存在使辩护律师怠于取证、畏于取证。对律师来说，刑事辩护的风险主要源于调查取证活动。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对律师违纪行为和犯罪行为界定的模糊以及“威胁”、“引诱”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使律师容易被某些执法人员当做职业报复的根据。

（二）完善律师刑事调查取证权的对策与建议

对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有6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法律规定不合理，31％认为是由于执法部门的刁难。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准确定位。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权利不仅仅源自被追诉人自身固有的基本权利——辩护权。同时，律师作为一个专业行业，代表着来自民间的社会力量，处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因此，律师的诉讼权利从根本而言是以社会权力作为依托和支撑。正是这一权利来源决定了律师具有不依附于法官、检察官和被追诉人的独立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理解这种定位有助于正确理解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内在合理性。

2.更新司法观念，剔除办案人员特权思想。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剔除办案人员的特权思想，整顿司法队伍，对滥用权力，限制、妨害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及其他严重侵害律师权利的行为依法追究。

3.赋予律师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1）完善辩护律师现有的自行取证权和申请取证权。应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如果不提供，辩护律师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取证，人民法院不同意该申请的，应当有具体理由，同时赋予律师享有复议的权利。

（2）取消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消除辩护律师对取证之高风险的担忧。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内容其实已包含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中，而且其中“威胁”、“引诱”的含义宽泛、不确切，为司法人员随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对于律师的违纪违法行为，由律师协会处理；构成犯罪的，可依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予以追究。

（3）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设置和落实。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作证也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重大障碍之一，因此，应当健全和完善证人作证制度，从立法上强化对证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以及建立经济补偿和拒绝作证的规制。此外可考虑确立证据保全以及关键证据公证制度等，保障证据的及时固定、收集以及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辩护律师阅卷范围不明确

（一）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调研中律师们普遍反映，立法的这一规定本身就是对律师阅卷权的限制，因为上述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范围非常狭窄，律师最希望看到的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对定罪量刑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材料都不在此范围之内。而且，司法实践中连上述并不完善的规定也没能得到全面彻底地贯彻。

当然，也有些司法机关对律师行使阅卷权给予了较好的保障。在烟台，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到检察机关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只有在诸如一些影响较大或者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律师的阅卷才会受到一定限制。是否让律师查阅全部证据材料，与该律师的执业信誉存在一定联系。一般来说，那些没有不良记录的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几乎不受限制。

（二）法庭审判阶段的阅卷问题

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阅卷范围究竟有哪些，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有的司法机关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与第一百零五条联系起来考虑，认为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检察机关移送至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依此理解，检察机关移送到法院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一般只包括有罪证据，而缺少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证据。而有律师则认为，“犯罪事实材料”应当指全部案卷材料。

证据开示需进一步研究

法律没有规定辩护方应当向控诉方展示证据，这些都为庭审中“伏击审判”埋下了祸根，为了解决这一实践难题，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很早就开始探索证据开示方面的改革，并且制定了证据开示规则。

一证据开示应当单向还是双向

烟台市检察院的证据开示规则明确规定了对等原则。即不仅检察机关需向辩护方开示证据，而且辩护方必须向公诉方开示相应证据，未经开示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或使用，辩护方也不例外。我们认为，现代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经由单纯的关注司法公正转向公正与效率并重，而实践中经常发生辩护人在庭审时突然出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令公诉方措手不及而不得不请求延期审理的情形，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应当规定控诉方和辩护方都负有向对方开示相应证据的义务。当然，各自开示的范围可以有所不同。

（二）证据开示的范围如何确定

烟台市检察院的证据开示规则规定，控方应当开示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庭示证据和非庭示证据；出庭证人和出庭鉴定人名单；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合法性及其他应当开示的证据等。辩护方应当开示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笔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现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所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能够推翻法律上推定事实的证据；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出庭证人和出庭鉴定人名单；证明上述证据合法性及其他应当开示的证据等。同时，他们也规定了国家、公共利益豁免和保守职业秘密等例外情形。另外，烟台市检察院还要求律师必须在证据开示结束之后向检察院提交自己对证据和有关案件的看法与意见，类似于要求提前告知辩护意见。可以看出，他们规定的证据开示范围非常之广泛，不过，其中有几个方面引起了我们关注：

首先，该院规则中关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应当开示的证据范围有重合之处。比如，庭示和非庭示证据与其后几项证据是同一关系。“不具备所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包括“不在现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情形的证据。

其次，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笔录也必须开示的规定于法于理都不通。会见笔录是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交流的记录，其中可能包含有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秘密、特别是可能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内容，无论从职业要求还是法律规定看，辩护方都没有义务向公诉方开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因此证据开示的范围包括辩护律师的会见笔录显然不合适。

再次，控辩双方在庭前取得的证人证言是否应当开示或者应当明确排除在开示范围之外。调研过程中，检察官和律师们都不约而同地表露出对证人证言在证据开示后可能被对方施用某种手段改变的担心。实际上，在某些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证人向控诉方或者辩护方所作的陈述不属于向对方披露的范围。这一方面可以防止证人在开庭前被对方用某种方式改变作证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庭审的直接言词原则所要求的。我们认为，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证据开示只需开示证人名单、住址等，双方都可以事先去询问证人，但证人的陈述不属于向对方开示的范围，也不能作为证据提交，只能自己用来准备控诉和辩护，最终认定案件必须以证人出庭作证为准。如此，担心证人在证据开示后被对方引诱、胁迫改变证言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太突出。

最后，在证据开示活动结束之后，辩护律师是否应当在开庭之前将自己对证据及案件的看法、意见提交检察院。烟台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公诉机关已经将证据材料和载有公诉意见的起诉书提供给了辩护方，作为一种对等，辩护方也应该将本方的辩护意见、根据及理由在庭审前提供给检察机关。这一规定可以与日本的控辩双方庭前整理争讼焦点、英国的庭前答辩指导程序中的观点交换以及民事诉讼中被告庭前提交答辩状的做法相类比。我们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使不能属于证据开示，也可以作为庭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环节。

（三）证据开示的形式及开示次数等事项有无必要明确限定

考察证据开示制度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该制度的本质其实就是控辩双方的证据信息披露活动。基于此，一些国家，比如日本、美国等，对证据开示并没有规定严格的形式，对开示次数也没有具体的限制规定。由此可见，只要能够达到双方互相知悉信息的目的，不应该太过拘泥于开示的形式，不需要将其设计成类似庭审或者听证的形式，也不必规定是一次开示还是二次开示。

理解了证据开示的本质和形式问题，证据开示的提起、开示时间、地点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一般情况下律师到检察机关查阅、复制证据材料时，只需将己方掌握的有关信息披露给检察院即可，如果有必要，双方可以连续开示。对证据开示双方发生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争议可以提交法庭依法裁决。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8

10月24日，中共十七大结束后第三天，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此次会议上，今年初即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并原定安排在10月上会审议的两部法律草案――《刑事诉讼法（修订）》和《违法行为矫治法》，均未出现在议程中。

据《财经》记者了解，前述两部法律草案在2003年就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且均为一类法律，即应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审议的法律草案。但这两部法律的立法过程异常曲折，四年来多次反复；而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不能如期提请审议，意味着在本届内提起审议已经基本无望，法律出台亦无定期。

此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特别指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制定，直接同保障人权相关。

《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国家在惩罚犯罪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程序的法律。由于惩罚犯罪直接涉及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侵犯，甚至可能是对生命的剥夺，所以，刑诉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重要的人权保障法，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甚至将其视为“实践中的宪法”。某种意义上，刑诉法与公民权利的关联性，丝毫不亚于今年3月出台的《物权法》。后者保障私权，前者则维护基本人权。

《违法行为矫治法》，名字相对生僻，但在维护人权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这部法律是为了彻底变革现行劳教制度。劳动教养是中国特有的制度，源于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至今整整50年。按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在实践中，由于劳教的审批权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且劳教期限可以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还可延长一年，其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远远超过管制、拘役等刑事处罚措施，但其程序的严格性却远远低于刑事诉讼。因此，实践中人们又把劳教称为“二劳改”，很多当事人宁愿被刑事处罚，也不愿被劳教。

劳教制度多年来一直被诟病，尤其是2003年收容审查制度废除后，更成为众矢之的。《违法行为矫治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按照立法者的思路，《违法行为矫治法》将全面取代劳教制度，即在法律的严格规范下，对严重违法尚未构成犯罪的、以及具有轻微犯罪行为但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进行强制矫治管理。

《财经》记者获知，这两部法律的相关立法工作已经搁置，留待下届解决。

权力博弈

中国诉讼法学会原会长、刑事诉讼法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告诉《财经》记者，《刑事诉讼法》和《违法行为矫治法》其实都涉及到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同程序民主、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

由于《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审判以及执行等问题的程序，如果过于严格，会影响公检法机关的权力行使。比如，现行刑诉法第9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一些案件中，口供成为破案重要的依据甚至是惟一的依据，而口供也是最后判决定案的关键。但此规定与国际通行的法治理念相背，即“不可强迫自证其罪”。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第21届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该条约。

陈光中告诉记者，仅就刑诉法93条的存废，立法过程中就存在极大争议。实务部门坚决不同意删除该条文，认为这将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效率。而在其他问题上，诸如讯问当事人时律师是否在场、审讯全程录音录像问题、证人出庭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等等，学者和实务部门之间看法不一致，立法部门与实务部门之间认识不一致；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实务部门之间也不一致。

“阻力很大。”陈光中告诉记者，“尽管立法权在全国人大，最后执行还是要靠实务部门。”

据陈光中介绍，《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制定也存在同样问题。现行的劳动教养，决定权由公安机关一家掌握，缺乏制衡。所以《违法行为矫治法》制定中拟引入司法审查，即被公安机关决定进行矫治管理的人员对决定不服，可以申辩，还可以到法院申诉，由法院进行最终裁决。但公安机关坚决反对。公安机关表示，可以规定当事人的申辩权，甚至当事人可以请律师来进行申辩，但最终的决定权必须留在公安机关。

“立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权力的再分配。”陈光中说。

“立法易，实施难”

“法律一时出不来也未必是坏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敏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刑诉法修改其实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与其匆匆忙忙上会审议，不如停下来认真做一些制度研究。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颁布，在1996年已经进行过一次全面修订。该次修订后，刑诉法条文从原有164条增加到225条，质量也是一次飞跃。比如，增加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条款，在审判程序中确认了“疑罪从无”原则。此外，健全了辩护制度，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从过去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另外，修改后的刑诉法引入了控辩式的审判方式，力图改变过去刑事案件先定后审的状况。

但法律出台后效果如何？“实施情况并不理想。”崔敏告诉《财经》记者。仅以律师提前介入这一条为例，新刑诉法实施后，实务部门极力反对，在实践中均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阻止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这个问题最终不得不通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合发文来澄清：“‘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即便有此规定，律师的会见权依然得不到保障，“会见难”始终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一大焦点难题。

崔敏清楚地记得，2003年6月，海淀区公安分局与海淀区司法局联合出台了一个文件：海淀警方承诺，在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48小时内，律师可以会见嫌疑人。此事被广为宣传。崔敏对此感到啼笑皆非：“一部应该普遍适用的国家法律，最后却要靠执法机关私下协议才能获得落实。法律权威何在，法制尊严何存？”

崔敏认为，中国上次刑诉法修改距今11年，时间并不算太长，之前很多好的修改并没有真正被落实，很多重要的法律精神还没有得到贯彻。因此，刑诉法的再次修订不必急于求成，当前尤其需要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一些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体制变革的动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告诉《财经》记者，刑诉法修订、违法行为矫治法制定目前陷入了瓶颈。要突破此瓶颈，关键在于找到制度变革的力量。

陈瑞华指出，很多争议其实本身并不是价值判断有差异。比如违法行为矫治的决定权，是继续维持公安机关的行政主导，还是引入司法审查，道理并不复杂。公安机关在面对违法行为者时，拥有国家追诉力量，是作为违法行为的控告者出现的。如果再把终局裁判权交给公安机关，就是既当原告又当法官。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有名言：“如果原告是法官，只有上帝才能当辩护人”。

当前的中国刑事政策，还很难摆脱职权主义的体制，法律实施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公检法等机关手中；而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也迫使权力决策高层从稳定大局出发，很难放弃以警权为主导维系社会运作的架构；同时，民众对于社会安全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会压倒对于权力侵害的恐惧。在这样的背景下，刑诉法的修改，或者说刑诉制度的变革，实际上并不具备完全的条件。

因此，要真正实现制度变革，关键在于形成推动制度改变的合力。陈瑞华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有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值得关注。

其一，近年来围绕着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所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包括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讯全程录音录像制等，均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进展十分顺利，关键在于无论是力求稳定大局的权力当局，还是依赖警权维系治安的民众，以及需要承担责任的实务部门，都明白刑事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有一个底线，即死刑案如果出了冤假错案，其结果是各方都不能承受的。

从这个意义看，中国的刑诉制度变革需要一场觉醒运动，“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都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遭遇到公权力的侵犯时，刑事诉讼制度的彻底变革才能真正开始。”陈瑞华告诉记者。

其二，近年来在基层部门有四项自发改革措施，值得关注。一是普通程序简便审，即对事实清楚、被告人无异议的普通程序刑事案件，在保持审判组织与程序完整的基础上，对法庭讯问、举证、质证、辩论、宣判等环节进行简化和调整；二是暂缓，指检察机关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表现等情况，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但暂缓期间，嫌疑人应当承担一定社会义务或遵守一定的行为约束；三是刑事和解，即加害人以认罪、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和解后，有关部门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四是取保候审范围的扩大，即只要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且可能被判缓刑的刑事案件，一般可适用取保候审。

陈瑞华指出，以上四个改革措施完全是在基层自发开展的，没有法律的支持，也没有学术研究的指导，其经验值得关注。德国法学界曾经提出“法律发现运动”，提出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应该从民间、从实践经验中去发现法律。而回顾中国的法制变革，总体来说法律移植成分较多，对本土资源整理、研究不够。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制定而在于实施，权利的生命不在于颁布而在于救济。”陈瑞华告诉记者，刑诉法1996年的修改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立法仅仅只是条文上的进步，最终会在实践中被彻底架空，流于形式，“当法律被架空，立法还有什么意义？”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9

论文关键词　检察机关　新刑法　应对措施　新挑战

新刑诉讼法将从明年的一月一号正式实施，但是，随之而来的，检察机关就会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检察部门提早做好准备，做好掌握与理解各项法律的前瞻性工作，同时还要在落实上起到模范的作用，在思想认识上起到引导的作用，业务技能上起到带头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上起到创新的作用等，为新刑诉讼法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新刑诉法中对强制措施的修改

新刑诉法针对强制措施，就做了如下的修改：

（一）完善了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制度

在新的刑诉法里，添加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扩大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保证人保证义务的规定更加周延；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多样化、个别化；规范了监视居住措施，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的场所；对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和法律监督。

（二）在一定的情况下，延长了拘传时间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现在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犯罪形势也自然而然变的更多，同时也变的越来越复杂，所以，为了适应实际的变化，对于那些案情比较复杂，重大事件的，就应该使用拘留、逮捕等方法来适当的来延长适用期限，可以从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第二个方面，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在拘禁的这条中，增长了规定，并规定：“保证犯罪娣人的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

（三）设立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确立了强制措施变更程序

确定了逮捕后的相关审查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很好解决因防止错误而被拘押的问题发生，这样，就可以实现羁押与逮捕在本质上的分离，同时，新刑诉讼法中，还增加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办结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四）更加完善对逮捕的条件与审查逮捕的相关程序

第一，在新刑诉讼当中，就对社会危险性的情形更具体的规定。第二，在新刑诉讼当中，还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况。第三，在新刑诉讼当中，把逮捕的适用情况分成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可以逮捕”，另外一种则是“应当逮捕”。第四，在新刑诉讼当中，完善了审查的逮捕程序，主要表现在两个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增加规定审查逮捕时证人、辩护律师的参与，第二个方面是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五）新增了拘留后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对其讯问。

二、关于新刑诉法对强制措施修改后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与挑战

强制措施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诉法强制措施的修改要求更加注重人权的保护

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制度的完善，逮捕条件的细化，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等，都体现了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律师的直接介入要求执法活动更加规范

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提出律师意见等。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又多了一双监督的眼睛。

（三）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法律监督职能

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强制措施方面，赋予了检察机关两项新的监督职能，一是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二是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些法律规定，加大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

三、关于新刑诉法的修改检察机关的应对措施

根据刑诉法强制措施的修改，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应作相应调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是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要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家属义务；二是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要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三是履行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告知义务；对特定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切实履行新的法律监督职能

1．对指定监视居住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指定监视居住决定的机关，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三日内，将有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案件材料报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侦查监督部门指定专人根据案件事实和指定监视居住的条件，审查决定是否正确和合法；对执行场所实地察看，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审查情况作出对指定监视居住的意见书送达决定和执行机关。

2．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和条件：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初犯、偶犯、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的案件，聋哑人、精神病人、正在怀孕、哺乳婴儿的妇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供养人或抚养人犯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对其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具有下列情形，不应当继续羁押：

（1）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已经消除。（2）不可能实施新的犯罪。（3）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4）可能判处缓刑，无继续羁押必要。（5）不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6）不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7）羁押期限届满，不影响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8）羁押期限已超过可能判决的最高刑罚期限。（9）认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刑罚处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1）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人、辩护人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有关办案机关同意的。（2）有关办案机关或部门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意见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人、辩护人向公安机关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被拒绝，再次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三）做好思想准备适应律师介入

辩护律师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就直接介入，这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而言，还一时难以适应，思想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因此，我们积极适应律师的介入，学会与律师打交道。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及时受理律师代为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控告和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为其行使诉讼权提供方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联系，征求和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在尊重、理解、共识的基础上，共同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四）认真落实审查批捕案件犯罪嫌疑人讯问制度

根据修订后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下列三种情形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1）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2）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3）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审查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制度规定，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纠正重大违法，正确适用逮捕条件，提高批捕的准确性。

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捕案件时，应当首先查明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事实，其次再看有无逮捕必要，最后区分是应当逮捕还是可以逮捕。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征求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来加以解决。

在具体操作中，执照下列程序进行：（1）案件本身没有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讯问犯罪嫌疑人。（2）首先审查案件有无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如有，则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3）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主动征求和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意见分歧较大，必要时也可邀请辩护律师列席案件讨论，对辩护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4）根据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是否需要询问证人进一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和情况。（5）审慎对待和研判辩护律师的意见，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辩护律师意见不被采纳的，要向辩护律师书面说明理由。（6）加强与律师的配合与协作。对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应当积极配合，提供方便；对律师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有关案件的情况，应建议律师及时向办案人员提供。

（五）严格适用逮捕强制措施

关于逮捕方面的修改，就使得审查批捕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社会危险性的细化，哪些应当逮捕，哪些可以逮捕，法律规定都十分明确。因此，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权是否有必要再上提一级，值得商榷。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10

    【关键词】违法侦查行为 投诉 处理机制 检察监督

    引题

    近些年,媒体曝光了“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令我国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不难看出,导致这些冤假错案一再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等违法侦查行为。“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1]。基于此,侦查权控制问题很自然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并催生了大量学术专着和论文,司法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成效显着的监督制度。从现行法律看,我国侦查权控制模式采取的是以检察监督为主的控权模式,尽管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3],但是201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还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权利救济既是检察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诉讼参与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违法侦查行为侵害的主要途径。所谓侦查救济,是指在侦查阶段,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或处理的一种事后性补救措施[4]。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55条和第115条,从基本法律层面确立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及处理程序,明确了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违法侦查行为侵害其合法权利的申诉与控告权利,使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但是,该法对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的规定仍然比较原则,为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在程序设计上要解决好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主体、受理条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调查处理方式、侦查机关自我审查程序、违法侦查行为的处置等。

    一、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之概说

    (一)违法侦查行为

    违法侦查行为是相对于合法侦查行为而言的,属侦查行为的下位概念,因此有必要先弄清楚侦查行为的内涵。何谓侦查行为?学界尚无共识,“侦查行为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5]。我们认为,侦查行为是指具有法定侦查权的机关,为获取有关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而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及强制性措施的总称。从语义分析,违法侦查行为是指违法的侦查行为,与合法侦查行为相对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一、二章比较系统地规定了侦查权的运行程序,因此凡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都是合法侦查行为;反之,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都是违法侦查行为。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以下简称《诉讼规则》)第565条逐一列举了20种违法侦查行为。违法侦查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违法侦查行为主体具有专属性,只能是具有法定侦查权的国家机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具有法定侦查权的国家机关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缉私部门,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侦查权,也不能成为违法侦查行为的主体。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定侦查机关采取违法委托、纵容等方式履行侦查职能,这只表明侦查机关履行法定职能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不能因此否认违法侦查行为主体的专属性。二是违法侦查行为的本质具有违法性。违法侦查行为是一种违背刑事诉讼有关法律规定,不为法律所容忍的侦查行为。三是违法侦查行为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诉讼规则》第565条先列举了19种常见违法侦查行为,再以“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来概括尚未列举的其他违法侦查行为,以解决简单列举难以穷尽的问题,足见违法侦查行为的多样性。

    (二)违法侦查行为分类

    为便于研究和处理违法侦查行为,有必要依据不同标准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适当分类。我们认为,根据违法侦查行为的内容,可以分为七类:一是违法取证行为,即侦查机关不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获取案件证据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一)、(二)、(八)、(九)、(十八)项规定的违法取证行为。违法取证行为侧重于证据采集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直接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以确保证据采集取得合法性。二是违法强制措施,即侦查机关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和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主要包括《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十一)、(十三)、(十四)项规定的对人和物的违法强制措施。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侧重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直接影响到人身权利的限制,因此《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六章强制措施专门予以规范。三是妨害诉讼权利行为,即侦查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妨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主要指《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十七)项规定的阻碍辩护人、诉讼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四是妨害司法公正行为,即侦查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故意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三)、(四)、(五)、(七)、(十)、(十五)项规定的妨害司法公正行为。妨害司法公正行为,对司法活动破坏性极大,因此有必要纳入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范围。五是谋取非法利益,即侦查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在侦查过程中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六)项,即“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十二)“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六是不履行告知义务,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对法律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而不告知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十六)、(十九)项规定的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的告知义务。七是其他滥用侦查权的行为,即除上述六种违法侦查行为之外的其它行为。

    (三)违法侦查行为投诉

    从文字源流看,“投”是形声字,“扌”为形,“殳”为声,本义指投掷,引申为投入、抛弃、寄送、依附、投靠等。“诉”也是形声字,“讠”为形,“斥”为声,本义指诉说,特指吐露自己的委屈、悲苦等,以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引申为向官府陈述冤屈或控告他人。“投诉”是由“投”和“诉”两个字组成,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投状诉告。如《北齐书鲮魏收传》:“时论既言收着史不平,文宣诏收於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二是指投案自首。如许地山《凶手》第二幕:“原来凶手是你这小厮,今日既然自己投诉,权免用刑。”三是指公民向国家机关或者人民团体控告、申诉,请求解决某一特定事项的行为。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指第三层含义。如《旅游法》第91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定或者设立统一的旅游投诉受理机构。受理机构接到投诉,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或者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告知投诉者。”《律师法》第46条规定“律师协会应当履行”的职责之一就是“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基本上不采用“投诉”一词,而是以控告、申诉等表达诉求之类的术语代替。但是,“投诉”一词广泛存在于司法实务中,如高检院《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就采用了“投诉”这一术语。简言之,违法侦查行为投诉是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或者组织,对侦查机关违法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的控告或者申诉,以实现权利救济为目的。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投诉主体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或者组织;第二,投诉对象是侦查机关实施的违法侦查行为;第三,投诉以实现权利救济为目的;第四,投诉以控告或者申诉为主要形式;第五,投诉受理主体为有管辖权的机关。

    二、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之现状

    (一)检察机关的基本做法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高检院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试行)》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也出台了大量规范性文件,如北京市检察院《侦查活动监督细则》,以强化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这些文件均规定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程序,其中《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比较系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