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十篇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1

尽管多位事故调查专家组专家表示，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已于9月完成。按照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最迟至11月30日，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就应公布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这一天，相关部门没有发出只字片语。

《财经》记者通过数月调查，试图对“7・23”动车事故调查过程中责任攸关方的博弈进行还原，同时亦发现此前大批动车召回事件的关键隐情。

导致动车追尾事故的原因，既有信号设备软件设计缺陷，亦有非正常行车下的调度指挥失误。实际上，从信号设备提供商，到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的行车处理，到电务部门的维修、登记，事故暴露出铁路多个部门均存在问题。

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称，调查报告迟迟不出，系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若认定信号设备供应商承担主要责任，则对中国高铁的国际形象乃至出口更为不利；若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若信号设备缺陷说被，供应商不再担责，铁路系统也不会全然接受此说，相应会要求承担较轻的管理责任，缩小处理范围。此外，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各方责任孰重孰轻，对所追究责任人的范围、职位亦有影响。

调查报告逾期不出，调查组成员三缄其口。四个月来，舆论呼唤公正调查结果的声浪此起彼伏，调查公信力在声浪中亦风雨飘摇。

在此期间，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又将54大列CRH380BL问题动车组召回整改，后于11月16日分批重新投入运营。对于为何未在空车试运行期间就发现相关问题？问题车到底进行了哪些整改？供应不合格配件从而导致故障问题的分供方承担了怎样的责任？等等，同样语焉不详。

在中国高铁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的敏感期，对重大的事故调查和召回事件采取更公开、更坦诚的态度，向公众告知存在的问题和整改的细节，并实事求是地进行问责与整改，才是立足高铁发展大局，营造正常发展环境的明智之举。

――编者

上篇

三问动车追尾事故

围绕“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问责仍在持续发酵，舆论聚焦于事故调查报告及其处理情况何时公开，其中不乏质疑调查报告逾期公布已违反国务院有关条例的声音。

角力

对事故定责的考量，涉及设备商、铁道部，以及铁路各部门间的多重博弈

铁道部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声称系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五天之后，临危受命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指出，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

信号设备的集成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下称通号集团）旗下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称全路通号），成为首个被推出的可能责任人。但“7・23”事故调查组副组长、中国隧道研究中心主任王梦恕对媒体表示，“软件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结论，系有人想拿全路通号顶包，全路通号对此并不服气。11月25日，王梦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事故调查组并未认定信号系统软件 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甚至未重点讨论此问题。

11月30日，一接近铁道部的人士也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的事故调查中，全路通号的责任被弱化。

调查组成员、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曾直指温州电务部门的责任:温州南站电务值班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发生。除继续承认信号系统设计缺陷外，电务部门的责任由此凸显出来。

此话一出，引发杭州电务段强烈反弹，于8月26日网上公开信逐一反驳。对此，相关部门并未作应答，《财经》记者获悉，8月31日，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前往温州南站，对杭州电务部门做了安抚工作。

多位事故调查专家组专家提及，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于9月完成并递交国务院。按照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为特别重大事故，事故调查组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20日。

同时，上述条例第32条规定，特别重大事故，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

即使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递交时间按照9月底推算，最迟至11月30日，有关部门也应该按照上述规定，批复动车调查报告，给出处理意见。继而公布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时至今日，相关信息皆未公开。担任调查组领导之职的国家安监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仅对媒体称，不会太久。

对于调查、定责的消息多变，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事实上“7・23”事故调查中发现，信号设备、安全管理均有问题。然而，技术鉴定结束两个多月来，事故所涉各方均在推卸责任，导致报告迟迟无法出台。

上述人士表示，如果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如果定责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全路通号存在设计缺陷，则对国家形象、高铁出口等影响巨大；且牵涉其他应用该信号系统的站点安全，当然作为信号设备的用户，铁道部则减轻了安全管理上的责任。

事故发生五天后，全路通号首先被指为存在“严重缺陷”。然而，随着铁路系统人士受到舆论压力被迫退出事故调查组，究竟应当如何定责，决定权已归国务院。

“信号缺陷是真实存在的，如只让铁道部担责，其肯定不服。”上述人士分析，若信号设备提供商的责任确被弱化，则对铁道部来说，最有可能的是处分数个直接当事人。至于高层所负的领导责任，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副局长何胜利已被免职，铁道部原总调度长安路生也已离开原职。

一问：雷电防护缘何失灵

铁路系统在防雷上有所放松，设备制造商又不够专业，没有严格按照防雷标准操作

雷电，是这起事故的导火索。

调查组曾委托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利用电力系统全国雷电定位监测系统，对事故发生时段温州南站附近的雷电活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0月25日，王梦恕对《财经》记者表示，7月23日当晚，雷击强度罕见，超出了设备防雷设计容量，导致设备电容被击穿。

随着集成度提高，以及计算机设备的广泛应用，新兴的客运专线、高速铁路的确更易受雷电干扰。但被认定为事故“首凶”的真是罕见强度的雷电吗？

据知情人士表示，事故当天，温州一天打了400多个雷。但这并不算多，北京、成都、广州等地均发生过一天上万次雷电现象。事故当晚，距离温州南站最近的雷电发生在5公里外的山头上，根据雷电传导的规律，待达到车站信号楼时，雷电能量只有发生时的1/25左右。信号楼内，两处设备在雷击中损坏，除引发信号失灵的信息采集板外，另有一处闭塞电路。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发现，雷击中损坏的元件中，并无放电的黑色痕迹，可见导致设备损坏的雷电电压不高。

根据铁道部规定，所有信号设备在集成之前，对设备本身都要进行防雷性能检验。雷电防护中，需考虑电路布线、地网、屏蔽等多种因素，如果内屏蔽和外屏蔽连到一起，可能会出问题，因此设备电源线和电路设备要严格分开，但温州南站设备的电源线排布“不是非常标准（没有严格分开）”，上述知情专家表示。

除一般的防雷设备外，要提高防护能力，信号设备本身也应当在设计电路上做好安排，提高其耐雷电能力。比如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合理排列电子元器件、做好包覆，耐雷能力会提高。

“这部分由信号设备制造商负责，但他们也未必和雷电专业人士会商，采纳其意见。”上述知情专家认为，近年来，铁路系统在防雷上有所放松，设备制造商对此往往不够专业，没有严格按照防雷标准操作。但在一些事故中，雷电常被当做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京沪高铁初期运营发生故障时，亦推责雷电。

二问：缺陷系统如何通过评审

铁道部质检中心权力大，但实际承担责任很小，如果产品出问题，质检中心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紧随雷电之后，甬温线信号设备被认为软件存在重大缺陷，而且是一个简单的错误。

据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7・23”事故暴露出软件设计的缺陷，在于程序的容错思路有问题。

当晚，相撞的前车D3115次列车从永嘉站发车行至红光带区间前停车，约两分钟后重新启动，以20公里时速缓慢前进。按照列车故障导向安全原理，当后车D301次列车驶向同一区间，进入红光带前应减速，或停车。但是D301次列车却以120公里左右的时速撞上前车D3115次列车。

这期间瞬间雷击破坏了列控中心产品LKD2-T1的信息采集板。导致信号系统不仅没有使D301次减速或停车，却向其发送了错误的“绿色通行证”。这说明，当设备发生故障后，系统检测机制还保持、记录前一个正常状态，而不能实时状态归零。虽然还有另一个设备去检测故障，但故障设备的信息不能及时返回，后者读取的信息也停留在前一正常状态。

上述接近调查组人士表示，在程序编写中，应当设置有一个时限，比如5秒内无法读取故障设备信息，程序要自动返回、清零，显示为故障、报警，但在甬温线应用的这一套软件程序中，没有类似设置，可见其核心理念并没有足够“故障导向安全”。

全路通号的软件产品基本采用同一套版本，在全国58个台站使用。目前国内提供列控系统（CTC）软件的公司一共有五家，全部都是自己开发，各家产品界面均不一样，全路通号的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

信号设备上线之前，铁道部都要组织质检中心所属的相关测试机构，进行包括电磁兼容、防雷、产品功能等的测试。缺陷产品如何通过评审？

一位信号设备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测试只针对常规应用环境下产品功能是否正确，而不是产品的安全分析和安全认证。比如，在做测试时，不会有意识地去损坏电路板上的某个器件并进行全覆盖的故障测试。

信号产品在国际上实行四级安全认证，目前中国国内没有一家认证公司能进行认证，因此只能委托给欧洲公司。而铁道部并未强制要求信号设备必须通过第三方的安全认证，所以是否去进行安全认证，或者找哪一家认证公司来认证，信号设备商可自行决定。

这就导致一个现实情况，即目前中国大部分信号产品都没有经过第三方安全认证。而通过国际安全认证的国内信号产品，也不一定能进入铁路运用的许可范围。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铁道部质检中心是一个权力很大，但实际承担责任很小的部门，所有上线产品都要经其认证，很多公司为了认证自己的产品，还要托人打招呼。但如果产品出问题，质检中心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事故发生后，应用全路通号同类型产品的58站全部改为采用站间闭塞方式行车，即每次只允许一趟列车进入站间闭塞区间，实际上是放弃了信号系统的追踪功能，以牺牲效率换取安全。

该款产品目前的修补是在系统上增加了一个切断保护装置。一个信号系统可能有上百个信息采集板，按照过去的设计，一个信息采集板发生故障后，不一定要强制切断信号系统，而是开始故障排除，更改行车模式，但目前是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的应急处置，无论哪一块采集板断电，立刻切断信号装置。

单从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修改目前的软件缺陷，工作量其实不大。上述接近调查组人士表示，编程中可在状态监测的线程中增加对读取时间的限制，超时即强制返回，显示为故障。若依此设置，在“7・23”事故中，信息采集板损坏后，地面信号灯将会变红，不再向后车发送“绿色通行证”。

“7・23”事故信号系统暴露的或许只是一个低级错误，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还未暴露出的问题。

“7・23”事故之后，国务院发起全国高铁安全大检查，其专家组成员在广州进行高铁安全大检查时发现，在运行时间精确到秒的高铁线路上，由全路通号、卡斯柯两家公司提供的CTC产品中，列控设备从轨道电路采集到的实时信息，与车载ATC从列车采集到的实时信息不一致，“比如CTC 界面显示，此时时间为22点，ATP界面（记录列车实际运行状态）却显示为21时57分，相差可达3分钟。”

在非正常行车中，这可能导致调度人员错误判断列车位置，存在隐患。

三问：管理程序为何失守

温州电务、车站皆以在网上发公开信的方式为自身辩白，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因未被提及责任而保持沉默

在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黄毅发出，“温州南站电务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车间旋即发表公开信，反驳上述指认，且表示是负责在调度人员和电务之间进行协调的车站值班员只向电务通知了轨道电路（导致异常红光带）故障，并未通知列控系统故障（导致车站联锁系统和CTC界面显示不一致）。

温州南站一位行车值班员在11月1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其通知模糊。他表示，行车值班员发现轨道电路、CTC双故障，按规定通知了上海铁路局的调度员，以及电务、工务。但其在通知电务时，只是说设备闪红。“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列控中心CTC出了问题，还是轨道电路闪红，都属设备故障，是否对电务意味着不同情况，不是我们考虑的。”该行车值班员辩称。

通知不准确，影响了故障的排除。前述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当晚，被雷击损坏的信息采集板位于面板背后，位置比较隐蔽，电务维修中没有找到。事故发生之后，才找到这块采集板，进行更换之后即恢复正常。

9月27日，一封署名温州南站的公开信也在铁道论坛上，信中为车站值班员辩驳称，电务如果按规定登记停用区间信号设备，那么调度员必定采用“停基改电”方法，按规定一个区间放入一趟列车，“7・23”事故即可避免。

前述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电务的失误还在于带电操作，在信号设备未切断情况、车还在行驶中，电务直接接线，“发现了故障，但不知道是哪个故障，就拔、插、试”。按照正常程序，电务首先应当通知车站、调度，信号系统出现问题，停止行车，再去维修。

在维修过程中，调度人员、车站值班员对行驶或者停靠在站内的列车都应该做相应处理。由于当晚CTC故障，温州南站、上海调度皆无法得知前车D3115次列车的实时状态。但两者均知道，区间存在轨道电路故障，且后车放入区间后，前车并未到站，可想两车间距应当很近，那么，谁应当提示后车注意，即成为调度承担责任的关键。

9月6日，宁波车务段领导班子曾集体找温州南站“7・23”相关当事人谈话，并将有关规章解释加盖公章上交调查组，解释了通知后车D301次列车司机是温州南站的责任。

温州南站行车班公开信中亦谈到调度责任，根据上铁运发[2010]156号文《关于重新公布＜上海铁路局客运专线非正常行车办法及应急预案＞的通知》，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一是，列车调度员应及时了解停车原因，布置助理调度员或车站值班员转告区间内其他列车。而根据事故前前车D3115次列车曾停车、降速，说明列车调度员因信号机红灯对D3115次列车司机了按目视法行车的调度命令，但未对车站进行任何布置，也未要求通知其他列车等；二是，区间内一架“通过信号机”故障时，列车调度员应通知有关列车司机。当晚区间红光带即按区间通过信号故障处理，但调度员没有通知后车D301次列车司机。

公开信中还写道，早在7月底，铁道部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只字不提调度员的责任，这种方法已经定了调。如果上海调度有责任的话，路局等上层领导受处理的人数将更庞大。因为铁路规章没有明确的规定，车站必须要主动呼叫后车D301次司机，这证明规章制定不够严密，铁道部与相关铁路局应负其责。

无论最终定责孰轻孰重，由上述各方的纠葛，已可看出铁路系统管理的诸多疏漏，可谓涉及各个环节，多个部门，亟待在查明真相后，严肃整治。

下篇

被延迟的动车召回

与“7・23”事故并无干系，但是迫于事故压力，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北车，601299.SH)完成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宗机车召回事件。

召回疑窦

京沪高铁在试运行中已发现问题，但仍按时开通，以至故障频发

11月16日，中国北车召回的54大列问题动车组开始分批重新投入运营。

召回始于8月12日，中国北车发公告宣布，将召回京沪高铁上运行的54大列CRH380BL型动车组。召回事件于敏感时期进行，但宣布召回令的并非“7・23”事故直接肇事车的制造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南车，601766.SH），而是与之并列的铁路车辆制造巨头中国北车。

中国北车公告称，召回之举既是为了遵循国际惯例，也是为了全面贯彻8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配合正在开展的高速铁路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

中国北车集团宣传部部长谭晓枫称，中国北车的召回之举并不会有任何损失，除既有合同要按期执行外，还会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北车的信任度。但中国北车海外事业部的一位项目经理表示，召回之举必然在近期内影响中国北车铁路车辆的出口。

中国北车董秘谢纪龙拒绝对此次召回动车组的损失进行估算。

中国南、北车技术相当，在“7・23”动车事故结论未出，肇事车生产商中国南车未损丝毫，中国北车却先领罚单。

听到中国北车召回动车的消息，一位受访的铁路系统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北车应该在三个月前甚至更早些时侯，就采取行动。

早在京沪高铁试运行中，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车长客）生产的CRH380BL型动车组列车就暴露出热轴误报、自动降弓和牵引丢失等多种故障。发生上述动车组故障的多数原因，应归咎于该批次动车组的传感器和电力感应系统存在质量瑕疵。该车型所配套的轮子采购于德国FAG公司，成套自控控制系统和电力感应系统则皆由西门子提供。

“为确保京沪高铁顺利开通，铁道部曾令北车长客的CRH380BL型动车组利用京津线空车试运行，试运行中就曾因传感器过于敏感，而导致在无任何意外情况发生的状态下，动车组突然出现牵引丢失故障，而致该动车组车轮抱死停车的现象。”

据一位在现场参与抢修的技术人员称，“这种轮对抱死的现象将会直接导致车轮无法在铁轨上滚动。”

然而，在中国北车提供的CRH380BL的技术参数中，对于全列车1050余个传感器的作用是这样描述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对列车的关键系统和部位的温度、速度、加速度、压力、绝缘性能等均进行实时的监测。超出一定的限值时，列车网络系统会做出报警或预报警，并自动限速。也就是说，当传感器监测到超出限值的情况时，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自动限速，而不是立即抱死停车。

由于这场意外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其制造商中国北车的意料，无论是派往现场跟车的机械师，还是更高层次的技术指导者都束手无策。据试运行车组上的人士回忆，经过72小时的漫长等待后，才通过手机得到指令，设法将其牵引回北京局车辆段。

当第一时间得知试运行中的京沪高铁动车组出现故障时，该车原定的接收单位――上海铁路局就明确表示拒收这辆由北车长客生产的问题车组。

但这列“问题车”并没有就此被退回原厂――北车长客。事发一周后，几经查阅资料和技术咨询的中国北车技术团队，联手西门子的技术人员重新调试了自控系统，将该事故车移回修理场地，技术人员进驻北京站附近的北京铁路局车辆段现场维修，之后便匆匆将这列车投入到京沪高铁运营。

类似事件也曾发生在其他空车试运行中，在专供动车组用的京沈线进行的空车试运行中，由于列车电力感应系统略滞后的问题，令高铁列车车体对危险系数的感应出现明显偏差，并最终导致动车组出现轮子瞬间脱轨的现象。好在动车组传感器及时感应到了这一状况，果断启动了自动保护系统，将处于高速运行状态的列车迅速减速并停车。但这一故障仍然直接影响到了该列高铁列车的行车效率，即出现列车晚点的现象。

不过，中国北车宣传部部长谭晓枫否认京沈和京津客专线事故车为CRH380BL系列。他声称，故障车是与法国阿尔斯通合作的CRH5系列车型之一。但记者拿到的证据则明确显示该事故车确为CRH380BL型。

对此，铁道部的一位人士解释为，不在京沪高铁开通前就停用这些问题车的原因，是怕影响京沪高铁的如期开通。京沪高铁开通关系到铁道部的公信力，必须如期开通。

但来自中国南车集团下属企业的一位工程师不同意这一说法，将“问题车”退回，换好车照样可以确保京沪高铁如期通车。

不换，是因为无车可换，因为试运行期间动车组出现的问题正是继承了西门子血统的CRH380BL型车的通病。

问题车症结

五天发生六起事故，变电站点以及供电源头亦难逃其咎

一位国际铁路专家告诉记者，中国的CRH380系列其实是在西门子原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小时的列车的原创技术上，加强机车牵引动力体系而得的中国高铁的独立技术。但遗憾的是，中国铁路技术虽然突破了西门子列车的速度壁垒，却还是遗传了其母系车本身一直难于突破的轮轨偏差问题。

西门子列车的这一弊端曾导致德国最惨烈的高铁车祸。德国城际快车（ICE）是由以西门子为首的开发团队设计制造的。1998年6月3日，一列ICE高速列车以时速197公里经过德国小镇埃舍德时出轨，致101名乘客死亡。事故三天后，所有此型号火车停驶进行全面检测。重新运行后，最高时速由280公里降至160公里，随后德国国铁更换了被认为是事故原因的此型号列车的全部车轮。

痛定思痛后，西门子最终研发了一种自动保护系统，而这种系统的长项就在于，当运行列车出现车体本身故障或外界危险时，该系统将自动启动降速或停车的自我保护模式。这也是中国铁道部选择西门子列车为母模车体的理由。

因为相对其他三种高铁原创车而言，西门子列车的确多了一层安全屏障。

据《京沪高铁CRH380BL动车组研发创新情况介绍》显示，CRH380BL动车组有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即可以起到上述安全屏障作用。

另外，铁道部之所以选择京津线作为京沪高铁动车组最后一轮试运行的线路，就是因其牵引供电模式为西门子提供的德国AG供电方式，恰与西门子车本身所需求的牵引供电模式相匹配。

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工程系主任吴俊勇教授亦证实，京沪高铁的牵引供电系统技术与京津线一样，均为西门子所转让的AG供电方式。

中国现有的电力系统主要是引进技术集成的，“对于以电力牵引为主要动力的高铁动车组而言，供电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就如同人类面临脑瘫一样严重。”某铁道学院教授说。

6月30日京沪高铁如期开通后，高铁动车组开始上演故障不断的“小品”，于开行半个月内，创下五天六起故障的铁路事故纪录。据官方资料称，在这六起故障中，两起为感应过敏所致，四起为供电设备故障所致。

一位铁道学院的机车研究领域教授说，五天六起故障中有四起出自供电设备故障，绝不仅是车载电力感应系统的问题，还应彻查变电站点以及供电源头。

为高铁服务的变电站等设备设施，通常要专门生产和研发，在近两年的高铁建设中，多由位列全球500强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最著名的企业――ABB提供，其亦是西门子的合作商。

一位铁路局主管运营的副局长认为，铁道部绝无引进劣质货之说。只是由于中国的供电网络与铁路系统过于权责分离所致。这是电力部门的问题，比如，高铁需要保持持续的电力供应，电力部门则按照自己的统筹分配，还有电网被雷击后按理不应出现问题，电网应有足够的保护措施。这又与中国现行的供电体制和规格有关。

“拿来主义”

国外公司倾向于将诉讼战场选在国外，阻止中国高铁技术的出口

一位铁道部人士告诉记者，当初铁道部一口气将世界四大高铁列车原创品牌一一批量进口，最大收获就是洞悉了这四大高铁商也并非绝对的生产商，也仅是拥有部分集成技术的配件组装商。

高铁研发的秘密是：任何企业都不存在完全、完整的原创高铁技术，这些散落于各个公司手中的技术和配件最终是被制造商集成而已。比如，西门子也仅拥有几项核心技术的绝对权利，而在供电系统采用ABB方案，车轮采购FAG等，日本川崎重工的高铁E2列车，也是集成了三菱商事、三菱电机、丸红、日立等企业的产品而成。

时任铁道部部长明白了这一点后，便积极开始中国高铁机车集成所需的各种零部件的采购，并最终将质量相对稳定的西门子高铁车技术，作为中国高铁的基础模板。中国铁道部也于2005年向国际铁路联盟派驻代表，并与法德日韩加等国一起成为常驻理事国。

一位接近西门子的人士回忆，当初西门子为了抢占中国高铁市场，动用了最高等级的政府公关手段，其公关代表对于铁道部代表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

为了让中国铁道部相信西门子的高铁列车是最好的，他们甚至将四大高铁原创车的劣势一一陈述：日本川崎重工因制动系统缓滞问题而导致速度无法超过每小时250公里；加拿大庞巴迪则存在车体相对脆弱以及制动和传导等多项问题；法国阿尔斯通则由于脱轨以及故障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其成为四大高铁原创品牌中最不稳定的，尽管其速度已是当时实地测试时速最快的。

相比而言，西门子高铁问题就小多了，仅为轮子会在运行中莫名脱轨，但这并不会影响安全，因为西门子已果断地设置了安全感应系统。

西门子公关代表的热情之举，让铁道部了解了一系列高铁车组装的门道。正式商务谈判和招标后，西门子并未如愿成为中国高铁列车的终生供应商，而是与其原来联合的施耐德、ABB一样，成为个别配件及独有技术的供应商。

法国工程集团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Patrick Kron)不久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暗示，西门子可能在与中国合作开发高铁过程中，无意间将核心技术泄露给了中方合作伙伴。

但是，一位知情人士指出，阿尔斯通此说，是为无法全部垄断与中国北车的合作而吃醋。其并没有资格指责西门子，因为它更早向中国转让了相关技术，中国早年上线的CRH5型车，就是中国北车与阿尔斯通联姻的结晶。目前中国境内的高速动车有四种型号，即CRH1为加拿大庞巴迪技术血统、CRH2与日本川崎重工合作、CRH3与德国西门子合作、CRH5源于法国阿尔斯通合资。

按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惯例，转受让专利技术如果从法律上程序无瑕疵，就不存在侵权和抄袭之说。上述中国铁道部人士表示，“认为这些技术不是中国的，可以去国际法庭申诉知识产权保护。”事实上，任何企业都没有行动。

铁道部2010年12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高铁列车的国产化率已超过70％以上。

但记者获悉，得到国际铁路联盟等权威铁路技术认定机构承认的是，中国在CRH380BL系列，即西门子时速为350公里/小时列车的原创技术上，加强机车牵引动力体系而发展来的独立技术，以及无砟轨道技术。2010年这两项技术通过认证时各国专家均无争议。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陶景洲分析称，即使高铁技术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国外公司也会顾虑中国的法治环境，而倾向于将诉讼战场选在国外，以阻止中国高铁技术的出口。

11月29日，京沪高铁又有列车因故障“趴窝”。当日下午，G16次列车在行驶中突然临时停车，据介绍是因为列车出现设备故障。抢修后，列车继续向北京行驶，但已晚点2小时40分左右。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2

【关键词】　内部控制；受托经济责任；温州动车事故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23-01

一、温州动车事故回顾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温州动车事故发生的既有天气的缘故，更多的则是因为管理的混乱和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下面我尝试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二、内部控制的三目标和五要素

COSO在1992年的报告《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明确了内部控制与管理活动、管理过程的关系。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是管理活动的一部分。如果把列车运行视为一个企业的经营，那么列车的安全运行和企业的健康管理是同样重要的，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内部控制旨在为下列各类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1.经营效果和效率；2.财务报告的可靠性；3.遵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内部控制包括5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包括：1.控制环境。所有业务活动的核心都是人员（他们的个人特性，包括诚信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以及他们开展经营所处的环境。他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引擎，也是所有事情赖以存在的基础。2.风险评估。企业必须了解和应对它所面临的风险，所以必须设定目标，整合销售、生产、营销、财务和其他活动，以便组织协调一致地运行。3.控制活动。必须确立和执行控制政策和程序，以帮助确保那些管理层确定的处置风险以实现企业目标的必要活动得以有效实施。4.信息与沟通。围绕在这些活动周围的是信息与沟通系统，它们使企业的员工能够获得和交换那些执行、管理和控制其经营活动所需的信息。5.监控。企业必须对整个过程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作出修改。

三、 从内控和受托经济责任角度分析其原因

回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的原因：1.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号集团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为甬温线温州南站提供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 根据委托理论，维系企业委托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对委托双方之间受托经济责任（Accountability）进行界定、履行和解除。若从委托角度来看，则作为委托人的通号集团履行合武线、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职责不力，未按照职责要求提供安全可靠的列控中心设备。未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标准；对通号设计院的科研质量管理工作监管不到位，集团领导及其有关部门未认真履行职责，未对通号设计院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未能及时发现科研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责任不落实的问题；从内部控制的五要素来看，则是通号集团对其所处的控制环境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与把握以及风险评估的不到位，并且在控制活动中监管不力。2.铁道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在温州南站上道使用。即没有在委托关系中充分关注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作为人的下属单位及通号设计院则列控中心设备研发工作管理混乱。作为整个铁路运输系统的人，铁道部也存在的一面，且作为实行内部控制的上层机构，对铁路系统的控制环境和控制风险的认识不够，作为应该对乘客利益负责的国家部委人，铁道部也没有尽到自己的受托经济责任。（3）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地履行职责，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表明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风险意识不够，并且在设备故障后，在信息与沟通环节处理不当，整个控制活动和监控过程都显得无力。

四、 教训与启示

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分析远没有结束，除了吸取教训之外，作为从企业管理或财会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受托经济责任的重要性，只有受托人充分重视并承担受托经济责任，加强内部控制，整个商业结构才能有效运行，而现代经济无处不存在委托与，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才有现代经济的繁荣。

参考文献：

[1]陈汉文,韩洪灵.审计理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COSO,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1992.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3

1现场

据一位村民描述，在寨桥村村口的虹南公路上，这辆超载280%的解放牌自卸车压过钱云会，约是在上午9时45分。从事故图片看，钱云会横躺便道附近，脸向下贴着马路，双手手肘弯曲，颈部刚好被压在了工程车前轮轮胎下，围观村民表示，他们到现场后，钱云会已经死亡。据警方分析，钱云会是想从寨桥村穿越虹南公路，自卸车从钱云会的右侧驶来，逆向行驶撞到想穿越马路又撑着雨伞的钱云会。

大约十分钟后，已经有几十位村民来到这辆肇事车前，一些村民跑回村里找钱家人，一些村民拿出手机拍现场照片，此时他们发现，肇事司机已经不见踪影。在事故现场，村民开始流传钱云会是被四个保安按住手脚后，扔到这辆工程车前轮下活活压死的。数小时后，包括天涯社区等网站陆续出现钱云会惨死的照片，发帖人声称他们苦命的村长遭人谋杀。事发地虹南公路为县级公路，平常车流较密，记者现场丈量，公路宽度为16米，其中施工方占去路面4米，剩余12米为三个车道的正常路面，钱云会在车道外面的便道被逆向行驶的车辆压死。

一些村民认为，卡车逆向冲撞，这很有可能是故意杀人，因此要求封锁现场保留证据。乐清市的两名交警到现场后，协同蒲岐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按照交通肇事处理程序准备清理现场时，遭到村民反对，现场村民认为，这是谋杀现场，他们围起来不让警方进入。下午2时左右，乐清市公安局出动治安大队数十位警察，试图从寨桥村现场带走钱云会尸体，再次遭到村民阻止。两个多小时后，乐清市公安局局长金国平带着警察到达现场，形成梯队阵势后，迅速冲破数百村民包围的现场，将钱云会的尸体带走。

2官方认定是交通肇事

钱云会是一名长期上访的村委会主任，村委会换届期又将至。这一背景，让这个事件变得复杂起来。12月27日，乐清警方召开新闻会，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傅昌扬表示，在处置该起交通事故过程中，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个别人的煽动下，围攻民警、阻挠民警执法，造成5名民警受伤。有村民称他是目击者，钱云会是被四人按住塞到车轮下的。

在当天的新闻会上，有记者质疑事故现场的监控设备为何失效，参与新闻会的乐清市移动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表示，发生事故路段的监控设备是21日安装的，24日下午才进行了设备调试，只能浏览但不能存储。面对涌起的舆情，12月27日深夜，温州市委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专门汇报，研究处理意见。市委决定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当天深夜，温州市公安局局长叶寒冰带领公安局相关技术人员进驻乐清。

两天后，12月29日晚11时，官方再次召开新闻会，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沈强表示，钱云会死亡事件为交通肇事，排除谋杀可能，温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研究所所长陈星际向记者们展示事故技术分析细节，从事故现场痕迹、死者受伤情况等等细节一一进行分析。对于“有目击者说四个保安把钱云会扔到车底”的传言，温州市公安局发言人黄小忠表示，事发后，曾有车辆路过，其中一辆车坐着数位保安去上班，曾有两个保安下车查看现场，现这些保安已经找到，并经过调查排除这些保安作案的嫌疑。

“目击证人”钱成宇因袭警被拘留，据警方通报，他在看守所内并不承认自己说过前述言论，此外，警方还排除另外一名黄迪燕的“目击证人”，警方说，黄是受人怂恿，到现场作证。

至此，警方认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判定，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撑。与警方一样，事发后，多路记者在寨桥村四处寻访，试图还原案发前数天内钱云会活动的蛛丝马迹。

事发当天上午，钱云会7时左右从外面回到家里，吃了一碗面接到一个电话后出门。在钱林家附近，钱林碰到钱云会，也未见钱云会有反常的举动。据钱林讲述，车祸发生后，钱云会的好友王立权赶到现场，将钱云会的一只手表和手机拿走，“手表能够录音的，手机里有通讯记录。”钱林告诉记者。对于钱云会是被谋杀的说法，钱林表示，自己并未看到，也只是听一些周围的村民说。

3地被征尽的担心

村民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多的质疑，与钱云会的特殊身份有莫大的关系。寨桥村是位于乐清市东北部的沿海小村庄，据历史记载，蒲岐镇一带原先是明朝抗倭的著名战场，后战事平息，一些士兵留驻下来，与当地人通婚，形成众多村落。村民们告诉记者，寨桥村有山地500余亩，耕地750亩，滩涂35公顷，是全村赖以生存的全部经济来源。2003年，浙江能源集团控股建设浙能乐清电厂，最后落地于蒲岐镇区域内。据当时媒体报道，该工程动态总投资近108亿元，是浙江省“五大百亿”重点工程和电源建设“三个一千万”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地支撑浙南电网。

村民们提供的材料，这次征用的土地面积占到了全村土地总面积的67.6%，被征用土地、山地、滩涂的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96.78%。寨桥村村民钱成钱、钱大银等人告诉记者，2004年4月，蒲歧镇镇长包建武通知寨桥村双委干部前往镇政府开会，之后把当时的9名村干部全部拉到了雁荡山宾馆，“威逼利诱软禁”之后，他们于4月8日签订了《寨桥村山林地出让协议》，用3800万元流转金一次性补偿寨桥村146公顷集体农用地。

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副主任的张松良，是当时惟一成功脱逃回家的人。张松良对记者说：“我们当时说，征地没有通过全体村民的同意，没有经过22个村民生产队的同意，我们不能签字。可镇干部说：‘不签就把你送去劳改所！’”张松良回来后不久，出走外地。张拒绝签字的理由是，寨桥村一共有958户3700多人，近3000亩地，如果一百多公顷合计2200多亩地被占的话，每人就只剩下1.9分地，“儿孙们吃什么？”

“雁荡协议”签订第二天，有村民自发到镇政府上访，拒绝卖地协议。4月11日，一些村民将村委会围住，不同意把土地出让，钱云会带头据理力争。2004年4月26日，钱云会准备代表村民要出省上访，在乐清市与黄岩县交界处靠近温岭的公路上被截获。这一消息传到村内，数位村民当夜在蒲岐下堡村开会，商讨解救办法，4月28日，200余名寨桥村民于乐清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释放钱云会等人，并与警察发生冲突，72名村民被拘。后来，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04年9月16日，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处钱云会与吴章瑶、钱旭灯、钱文福等四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成立，他第一次入狱，获刑1年6个月。

钱云会等人提出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当年12月做出裁定，认为乐清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5年3月，乐清市法院重审后，对四位村民改判为缓刑。2005年4月，寨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海选阶段，身处缓刑期的钱云会获得2500多张选票中的2200多张票，两天后再次投票，钱云会获2300多张选票。钱云会当上村委会主任。

4因上访缓刑被撤销

在竞选村长期间，钱云会承诺，一定替村民讨回村民的合法利益，提高赔偿。据村民提供的资料显示，村民要求赔偿的金额近19亿元。当上村委会主任后，钱云会多次带人到乐清市政府上访。2006年7月的一天，钱云会和钱大银等人正在寨桥村委会办公室与乐清市森林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讨论山林方面的事情时，被治安大队带走。据钱林说，钱云会当时跑到一村民设的灵堂内，警察进去将他捉住，钱云会身穿裤衩被抬出。钱从此被撤销缓刑，收监关押，直到2006年12月被释放。

2008年初，钱云会来到北京找律师并坚持上访，为筹集资金，钱云会与村支委成员王立权等人商量后，向村民出售宅基地，总共获得71万元。据钱林介绍，宅基地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卖的，卖掉的钱由王立权保管，其中40万元汇给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以帮助村民打官司。2008年7月20日，钱云会在北京被抓，寨桥村维权小组决定，让王立权带上卖地剩下的16万元，到北京保释钱云会。王立权连夜从乐清坐车到宁波，从宁波取道河北进京，结果在保定被抓。2008年9月，乐清市检察院以钱云会与王立权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提起公诉，两个多月后，法院判决构成犯罪，判钱云会有期徒刑2年，王立权有期徒刑1年半。2009年6月19日，钱云会刑满释放。据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回忆，钱云会出狱后，一改以前的火爆脾气，对妻子王招燕的身体也比较关心，并主动帮妻子烧菜和洗衣服。

钱成旭曾劝说钱云会放弃上访，钱云会告诉他，自己年纪已大，身体也不好，一切都无所谓了。事发后，乐清方面一度说，钱云会并非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而是普通村民。村民钱向永对记者表示，寨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尚未正式启动。据他介绍，因2008年的选举不成功，根据法律规定，钱云会生前仍是寨桥村村委会主任。

5没有批文的工业园

记者了解到，钱云会多年上访直指“乐清电厂和工业园的征地行为”。钱成钱、钱大银、张松良、王立权等村民对记者说，国土资源部核准的浙能乐清电厂总建设用地只有110余公顷，蒲歧镇借浙能乐清电厂为契机，建立将电厂项目算作在内的临港工业园。共占用包括寨桥村在内的4个村近500公顷，约7000多亩地。这些地，有耕地、滩涂、山林、鱼塘。2009年2月，当记者来到临港工业园时，看见该工业园的牌子已经树立起来。沿海滩涂已经在施工填平。寨桥村、华一村、华二村的数十位村民向记者举报，地方政府系违法占地，并多次动用警力应付村民。

对这些工业园占地是否合法，记者曾于2009年2月12日至乐清市国土局采访，用地科科长陈旭海对记者说：“占用耕地要看符合不符合规划，不符合规划的报国务院审批。临港工业园区，现在一分地都没有审批，因为它不符合规划，他们现在用的耕地，一部分是一般农田，一部分是基本农田，因此我们都还没批。”陈旭海告诉记者，浙能乐清电厂的地是2006年单独批的，是国家重点项目，工业园的其他项目，并没有上报。而作为县一级的国土部门，对于没有批文的用地项目，他们根本也没有权力批准。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4

微博传播“7·23”事故公民参政议政政府信息公开

一、事件回顾

2011年7月23日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辖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的双屿路段，与前行的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共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人士）死亡，约200人受伤。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该事故，各级领导亲赴现场，随着事件的处理，一系列问题通过微博传播迅即成为了社会热点。2011年12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认定该事故为一起设计缺陷、把关不严、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光负主要责任。

二、五个事件节点时的微薄传播及政府应对行为

（一）事件发生期

1．事发期的微博传播

2011年7月23日20点30分左右，　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时，与前行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在事故前后，陆续有网友上传信息到微博，具体内容如表一所示：

2．事发期的政府行为

2011年7月24日14时许，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同志主持召开现场会，指示成立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指挥部，由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任总指挥，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任副总指挥。会上宣布成立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由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任组长。

（二）埋车事件

1．微博传播

24日清晨，整个事故现场在蜂拥而至的当地网民和各地记者簇拥下，在3G网络和微博客媒体协助下，处于近乎直播的状态。网民发现铁道部救援团队在7月24日一早，也就是救援尚未结束之前，就匆匆用掘土机挖坑、掩埋列车残骸，相关照片迅即被发到网上时，暴风骤雨般的质疑和阴谋论随后淹没了整个中文网络。

网友第一时间在论坛上发帖称：“震惊：为什么事故还没搞清楚，就要把列车残骸掩埋了！”随后陆续上传多张照片和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出挖掘机将破碎的列车车头和车体推入刚刚挖出的大坑中。有网友质疑有关方面“是不是在掩埋证据？”还有网友对铁道部门急于让铁路恢复通车表示不理解，“难道车内可能还存在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吗？”

2.政府回应

政府对上述情况开展了调查，很快一份调查报告出炉。报告称，上海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王峰在桥下组织指挥救援过程中，“简单按照”以往有关事故现场处置方式，组织挖坑就地掩埋受损车头和散落部件。其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其对此负有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张德江同志在25日11时10分抵达温州事故现场，他明确指示：“残骸不能埋。要做好现场保护和事故车辆的妥善保存，为事故调查分析提供条件。”此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车辆经过近24小时的清理工作，26日深夜已经全部移出事故现场，之前埋下的D301次动车车头被挖出运走。

（三）“小伊伊”获救事件

1．微博传播

2011年7月23日，项炜伊一家三口乘D3115次动车从杭州探亲回福州。当晚8点34分左右事故发生，一家三口所在的16号车厢坠下高架桥。接近一天之后，7月24日下午5点15分左右，项炜伊被从车门的空隙中救出。事故发生21小时后，项炜伊成为在动车事故中最后一个获救的“奇迹女孩”。7月25日上午，2岁的小伊伊苏醒，其父母均已确认遇难。

2.政府处理

7月28日上午，总理到温州市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看望小伊伊。2011年8月14日，小伊伊的家属在网上发出《请保住伊伊的双腿！——致铁道部的一封公开信》，恳请政府部门和医学专家的帮助。铁道部邀请北京专家赴温州对其进行会诊并进行手术。16日，卫生部再派4名专家赴温州会诊。2011年10月18日，小伊伊左腿进行拆线，重新练习走路。

（四）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事件

1．事件经由及网络传播

在“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后，官方新闻会在温州举行。当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在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放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王勇平这两段话，以及新闻会上面带笑容的表情，让广大网友不满。在微博上，大家都用“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来表达对事故发生以及善后的质疑。“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还成为当年热门的网络话语体。

2.政府处理

2011年8月16日，新华网微博消息称，中国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首次新闻会上言辞不当被停职。

（五）赔偿事宜

1.网络反馈

2011年7月26日，首个赔偿协议达成，29岁的遇难者林焱获赔50万。原本以为动车事故赔偿金额会因人而异，而善后工作的负责人称，事故赔偿金每人均为50万，先签协议者还可获奖励费。该消息一出，引起微博上广泛的议论。不少律师在微博上称赔偿过低，也有很多专家表示应该由实际情况出发，金额不应是个死数。

2.政府应对

根据表二，赔偿上限应该是17　.2万。而此次政府给出的赔偿金额突破了该上限。最终，“7？23”事故遇难人员赔偿救助金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合计赔偿救助金额91.5万元。

三、微博的政治效用

（一）微博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工具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社会舆论的生成、存在与传播方式，不断对既有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借助新媒体舆论，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声音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微博迎合了即时网络的发展趋势，缩短了从信息源到信息传播的路径和时间，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的零时间。正是因为即时性保证了瞬时传播，高度的互动性才成为可能。交互性使信息接收者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得以极大提升。网民通过微博真正实现了在任何时间、地点发表感想，其参与热情被极大地被调动起来。网友可就任意感兴趣的事件或话题提供事实素材或发表意见，这些信息通过微博网络扩散，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他人的反馈。这样的机制不仅刺激了发表者的积极性，更赋予了公众更多可以自由选择的议题。

微博为社会与民主的进步搭建起更广阔的平台，成为更多人“参政议政”的有效通道。现实中，中国公民比较缺乏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相对于现实中的公众，互联网环境下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对社会事务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以微博为媒介的网民更是可以直接接入信息的生产、传播，更容易通过自由表达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网民对公共议题的话语表达是网民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主要方式。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微博等互联网工具使得公众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中，民意开始发挥作用。

网民的力量在于庞大的群体性集合，在虚拟空间塑造一种群体性心态和舆论，进而成为一种民意的符号。在我国，人们对互联网政治作用的期待主要在其沟通民意方面。当互联网被广泛应用后，它必然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

尽管中国现实中还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及裁判中去的机制，但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微博技术有望推动中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民主制度。公众参与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获取民意的方法，由封闭转为公开透明；由政府和官员主导一切，变为公众能主动参与；由过去的“官控”变为“民动”，从而使决策和治理变得更加科学、客观和反映民意。

（二）微博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以有效的信息为基础。没有充分透明的信息，公众只能是“盲参”，意见也没有意义。因此，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所需要的不是对网络民意不屑一顾，而是如何面对和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发挥的社会机理，并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维下，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和进步。

政府信息公开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政治文明的体现。我国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距今已四年，期间遇到不少问题，专家形象地称：信息公开还没推开“玻璃门”。随着微博传播工具兴起，政府信息公开出现了突破瓶颈的契机。特别是“7·23”温州动车事故等一系列热点事件中，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对相关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形成强大压力。在这些热点事件被聚焦放大、持续关注并推动解决的过程中，微博可谓无“微”不至，“微内容”、“微价值”成为推动信息公开的强大外力。

“7·23”温州动车事故让我们再次见证了微博这个特殊舆论场的影响力。微博是最早的事故信息源，正是微博的传播，迅速点燃了这场灾难救援的生命之光。网民通过微博表达，推动事故调查，追问事故真相。网民和新闻媒体一起，利用微博对铁道部新闻进行质疑和监督，连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语录”也成为网络流行语。在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下，真相逐步披露，最终确定这是一起人为、设备等因素导致的重大责任事故。

微博“围观”成为倒逼政府信息公开的力量，“质疑”则成为公众面对公共事件的直觉思维。相对于过去盲从于权威，这种质疑体现为对权力运用的不信任和监督制约，是公民社会所必需的精神。“围观”则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社会控制模式的改变。具体而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极端透明度”，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彻底颠覆了当今社会“全景监狱”的金字塔控制模式，代之以围观结构的“共景监狱”模式。众人对个体凝视和控制，被围观者进入公众视野之中，承受围观者的质询、娱乐和愤怒，被围观者可能是任何人，特别是承担公共职能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

“共景监狱”的集体围观图景对社会管理控制方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古以来，社会控制的主动权都是掌握在掌权者手里。而现在，微博作为最天然的民主推进工具，成为打破权力平衡的一个有效工具。微博赋予每一个个体以权力，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交流，帮助他们不再受到压制。因此，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和社会信任度日益匮乏的双重挑战之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提高透明度来增强信任度，不能改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运作方式的话，那么在微博上形成的“余众的反抗”力量，终将成为社会稳定的隐忧。

四、结语

诚然，微博传播在促进公民参政议政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相关政策法制的缺失导致对微博传播的管理呈现出空白区域，现存问题十分棘手、兹待解决。同时，因其时效性和碎片化的特点，在对个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和恶意造谣的控制等方面，问题十分严峻。作为法制国家，我国势必要对个人名誉、隐私进行保护，对造谣要予以制裁，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谢新洲，安静，杜智涛，张悦.新媒体舆论法制化建设引导公民正确行使权利.光明日报，2012年03月27日.

[2]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0.

[3]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8.

[4]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2.

[5]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2010-2011年度.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5

2013年6月6日凌晨1时许，正在上夜班的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协警潘世良，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我是陈玉海的母亲王虹，请问警官，我儿子还在你们一大队吗？”

“已经送到交警支队机动大队了。”说完，潘世良便挂了电话。

不一会儿，潘世良桌上的电话再次响起，还是王虹：“警官，我是个单亲母亲，培养儿子很不容易……儿子是公务员，当上副科级干部没多久，醉驾判刑会毁了他的大好前程。”

可怜天下母亲心，潘世良对王虹产生了恻隐之心，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时年33岁的潘世良，家住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2006年，他被保安公司派遣到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担任协警，负责夜间交通类警情的接处警和登记、保管涉案血样等工作。

潘世良知道，陈玉海涉嫌醉酒驾驶，于6月5日晚11时34分驾驶浙C6222R宝马牌小型越野轿车，途经温州市鹿城区锦绣路锦瓯桥时，被设卡执勤的交警当场查获。经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检测，陈玉海的酒精含量为106.5毫克/100毫升，超过80毫克/100毫升这一硬杠杠，属于醉驾。随后，陈玉海被交警带至医院提取血样。当天晚上，潘世良登记好陈玉海的血样后，将该血样保存在备勤室里的冰箱内。

电话中，王虹追问潘世良：“我儿子的血样存放在哪里？会送到哪里鉴定？”

因值班电话有录音，潘世良怕被领导和同事知道，遂挂断王虹的手机，根据来电显示，用自己的手机拨过去，同她聊了起来。

王虹问明潘世良的名字后，称自己感觉到他是个热心肠，然后提出用自己的血换儿子的血。

潘世良没吭声。王虹表示，自己可以喝一两瓶啤酒，然后去医院抽血，请潘世良帮忙，用她的血样跟陈玉海的血样进行调换。

王虹还强调说：“潘警官，我家关系好，上面有人，您尽管放心吧。”

潘世良内心挣扎一番后，默许了。

当天凌晨4时许，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门前，潘世良从王虹手中接过一支装有血液的试管，带回自己的办公室。

早晨7时许，潘世良利用去备勤室拿脸盆、茶杯等洗漱用品的机会，悄悄打开冰箱，取出陈玉海的血样，走进洗手间，倒掉一半，然后从衣袋里掏出王虹给的血样，倒了一些进去，再轻轻摇晃试管，让母子俩的血液完全混合。

备勤室里，两名协警正在熟睡。潘世良担心他俩突然醒来，心里高度紧张，双手微微颤抖。

上午8时许，潘世良在去鞋厂的途中，扔掉那支试管，给王虹发去短信：“事情已办好，等化验结果。”

很快，王虹打来电话：“潘警官，事成之后，我会重谢您。”

血样调包案真相大白，“酒后驾驶”终被打回原形

2013年6月6日下午4时许，温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陈玉海的血样进行检验、鉴定，给出如下意见：“经鉴定，陈玉海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0.7毫克/100毫升，属于酒后驾驶。”

对比陈玉海之前通过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检测出的酒精含量106.5毫克/100毫升，两者数值悬殊，引起温州警方负责人的警觉。于是，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立即启动内部纠错机制，进行相关调查。

当天下午5时许，潘世良刚从鞋厂下班，突然接到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相关负责人电话：“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值班？陈玉海的血样有人动过吗？”他心里的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称自己正在外面办事，电话里说不清楚，等会儿去单位里接受调查。

得知自己按照王虹的要求给陈玉海的血样调包的罪行已经败露，潘世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向相关负责人交代了犯罪事实。

当天晚上7时许，醉驾公务员陈玉海血样调包案的幕后主谋王虹落入法网。

王虹60岁，家住温州市瓯海区，为温州市一家银行的退休职工。其子陈玉海出生于1976年，大专毕业后，被分配进瓯海区政府工作，2013年春节前，被提拔为瓯海区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代办中心副主任。

嫌犯王虹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含着眼泪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儿子陈玉海的公务员职位。

随后，温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将陈玉海的血样送进理化室，进行血醇检验，发现其血样由数人的血样混合形成。经过DNA检测，陈玉海的血样系他的血液与母亲王虹的血液混合形成。

这一确凿的证据，验证了嫌犯潘世良和王虹内外勾结，将醉驾公务员陈玉海的血样调了包，上演了一出荒唐的“血样调包计”。

6月7日，嫌犯潘世良和王虹均因涉嫌包庇罪，被温州警方刑事拘留。6月18日，两人被取保候审。

由于醉驾公务员陈玉海的血样被调包，致使其酒醉驾驶一案的关键证据欠缺，定案存疑，后经温州警方多方侦查补证，才得以认定陈玉海涉嫌危险驾驶。6月20日，嫌犯陈玉海被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一周后，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7月9日，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陈玉海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

法庭上，被告陈玉海说：“我清楚地记得，6月5日晚上7点多，我与朋友阿宏等10人在鹿城区将军桥附近的一家精品时尚酒店，饮酒至当晚11时许结束，共消费500毫升装的大瓶百威啤酒70瓶。我用高脚红酒杯喝啤酒，共喝了6个半杯。”

被告陈玉海一口咬定自己酒后驾车，否认构成危险驾驶罪。

其辩护律师认为陈玉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自己通过推算，得出陈玉海当晚酒精含量不超过50毫克/100毫升。陈玉海的血样和其母亲的血样各取一半，混合之后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0.7毫克/100毫升。以此推算，酒精含量应当是20.7毫克/100毫升的一倍，即41.4毫克/100毫升。加上王虹血液中也含有酒精，可以推算出陈玉海当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会超过50毫克/100毫升。因关键证据血样已被他人破坏，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陈玉海存在酒后驾驶，但不能判定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毫克/100毫升这一醉驾的标准值（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毫升，但不足80毫克/毫升，为酒后驾驶）。

法院查明，被告陈玉海涉嫌醉驾被交警查获后，用自己的手机联系朋友阿宏，称自己酒后开车被交警抓住，问他认不认识公安局的领导。阿宏称自己不认识上面的人。陈玉海请其通知自己的家人，并找人帮忙。随后，陈玉海给阿宏发去一条短信：“可能去抽血。”阿宏收到短信后，便打电话给陈玉海的妻子。很快，两人一起赶到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门前等候。

法院认为，被告陈玉海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积极寻求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在主观上具有逃避处罚的概括性故意，在客观上有授意他人想办法逃避处罚的行为，并导致“酒驾血样调包”事件的发生，应认定为具有逃避刑罚处罚的行为。

法院认为，陈玉海的辩护律师以陈玉海和其母亲王虹的血样各取一半为前提，来简单推算陈玉海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超过50毫克/100毫升的意见缺乏科学依据。血液在调换、混合过程中，密封性、冷藏环境均遭到破坏，血液中的酒精已有所挥发，故该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经过审理查明后，法院认为陈玉海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

7月30日上午，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陈玉海拘役两个半月，并处罚金2500元。

听完宣判后，身穿黄色囚服马甲的陈玉海面无表情地在判决书上签了字。被法警带离法庭前，他回头望了一眼旁听席上的妻子和阿宏等亲友，苦笑着挥了一下手。

10月24日，陈玉海被所在单位，11月6日被开除公职。

聪明反被聪明误，内鬼与母爱难逃罪责

陈玉海因醉驾被判刑，并丢了公务员的工作。为了生存，他应聘进了一家商贸公司当业务员，每月只有两三千元收入。他卖掉宝马牌小型越野轿车，改骑电动自行车。每当遇到应酬，他再也不敢喝酒了。

潘世良和王虹作为“醉驾血样调包计”闹剧的主角，自然也难逃罪责。2013年10月29日，潘世良和王虹因涉嫌包庇罪被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4年2月11日上午，身穿黄色囚服马甲、戴着手铐脚镣的潘世良被法警押上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各派出所的50名协警到场旁听，接受法制教育。

法庭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潘世良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却徇情枉法，明知陈玉海是有罪的醉驾司机，却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审查阶段，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进行相互印证后，将潘世良的罪名由包庇罪变更为徇私枉法罪）。潘世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公诉机关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至两年。

庭审中，被告潘世良大多数时间低着头。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潘世良供认不讳，就指控的罪名，他表示认罪。

宣读完书后，公诉机关对被告潘世良进行发问：“你知不知道，陈玉海呼气酒精测试为106.5毫克/100毫升意味着什么？”

“会被判刑的。”

“你明知陈玉海要被判刑，为什么还答应他的母亲帮助调换血样？”

“因为当时陈玉海的母亲王虹打了好几个电话，说她儿子刚刚当上副科级干部，被判刑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听后，我出于同情，觉得王虹挺可怜的，自己没考虑到调换血样的严重后果，就稀里糊涂地做了错事。”

“你现在对做这个事有什么认识？”

“我现在后悔死了，肠子都悔青了，心里想的就是对不起家人。” 说完，潘世良把头埋得更深了。

接着，主审法官问被告潘世良：“你和王虹，是谁先提议调换陈玉海的血样？”

潘世良回答道：“是王虹提出来的，一开始我没同意，也没不同意，后来她把装有自己血液的试管拿到交警支队一大队门口，我就出来拿了。”

王虹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却是另一种版本：“去年6月5日晚，我接到儿媳电话，得知儿子酒驾被查，我就到处托关系、找门路，结果是一无所获。我赶到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门前，与儿媳见了面，儿媳将尾号为‘111’的交警支队一中队值班电话告诉了我。她试着拨通联系，与当晚值班的协警潘世良接上了头，我请求潘世良帮忙。潘世良声称我儿子的血样在他那儿，他有办法通过调换血样的方法‘搞定’此事。随后，我按照潘世良的吩咐，喝了一瓶半的啤酒，由女儿开车到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室的验血窗口抽了血，再到交警支队一大队门口将装有自己血样的试管交给潘世良。”

主审法官又问被告潘世良：“王虹有没有说给你什么报酬？”

“没有。”被告潘世良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表示，自己帮助“换血”不为“求财”，也不为其他目的，纯粹是因为出于好心、出于同情而做“好事”。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潘世良案发时，身为司法工作人员，故意包庇明知是有罪的人让其免受追诉，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应予以惩处。鉴于潘世良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

3月12日下午，鹿城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潘世良犯徇私枉法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冰凉的铁窗下，潘世良悔恨成河。他痛恨自己在电话里既没同意，也没否定的态度，让王虹觉得“保住”儿子前途的事情有戏。他更痛恨自己答应王虹的要求，将陈玉海的血样与她的血样进行勾兑，试图瞒天过海，保住陈玉海的公务员职位。

潘世良有个11岁的女儿，他被取保候审出去时，一直不敢告诉她。他想到的是，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哪有脸面见到宝贝女儿？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6

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谢再兴涉嫌杀害一名叫邵颂乔的女子，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谢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近年来，中国官员杀死情人如同一场接龙游戏，继安徽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人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企业分局局长梁冠中雇凶杀人碎尸案、山西阳泉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长王俊平雇凶杀人焚尸、云南昌宁县委书记杨国瞿杀人、山东济南市人大主任指使人当街爆炸杀人等案后，2010年3月，48岁的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杀人事件浮出水面。

九年畸恋

今年33岁的邵颂乔是浙江省三门县人，但绝大多数认识她的人并不知道她还有这么个名字，只知道她叫邵慧灵。大学毕业后，邵进入三门县团委工作。在同事的描述中，邵身材苗条，大眼，鹅蛋脸，做事干练、有条理，勤奋。2001年，邵当上了县团委副书记。

同年，谢再兴从台州市天台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一职调任三门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在此期间，谢曾挂职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不久就转正县长。谢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妻儿均在台州临海老家。

现在无法得知两人如何相识，但两人开始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不伦之恋。

2005年，邵当上了县团委书记。2006年，在谢的帮助下，邵调任浙江省团省委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部长助理，后又正式调入浙江省委老干部局，在该局下属的园区管理中心任正科级干部。此后，邵也将户口从台州三门县迁至杭州市西湖区，并将名字改成邵颂乔。

浙江省委老干部局多年没有进人，年轻的邵的出现显得格外突兀，她满身名牌的打扮，还开着一辆“mini cooper”。同事纷纷猜测邵是台州的“富二代”或者家庭背景深厚。

2006年7月下旬，浙江省委研究确定全省19名干部将跨市交流担任县（市、区）党政正职。这批跨市交流的大部分是1960年代出生的40岁左右的干部，多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正是这次干部交流中，持中央党校研究生文凭的谢调任温州市瓯海区区委书记。

瓯海区是温州三大城区之一，也是制造业最为集中之地。

谢去温州后，仍和邵保持畸恋。时常在双休日，谢奔波400余公里，到杭州和邵幽会。为遮人耳目，谢决定帮助邵再造一个身份。

2009年3月，谢找到瓯海区委组织部一负责人，称浙江省委老干部局邵颂乔同志要到瓯海任职，并出示了省委老干部局一份关于邵颂乔挂职的传真文件。组织部很快下文对邵作出任职。

区组织部负责人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邵颂乔，但他们无法拒绝谢的指示――这名书记的霸气和独断专行是出名的。广为人知的是：2006年7月，谢从三门县调到瓯海区才一个来月，就提出要购置新车。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考虑到谢的配车才购置两年，配置先进，再加上瓯海区系半级财政，购买新车须经省市两级控办审批，该局没有立即照办谢的指示。

一个月后，谢在区委常委会上发飙，称自己离开三门前给新任县长买好了新车，“怎么到了瓯海区办这么一件小事都这么难呢？”谢还怒斥，不换车子，他的安全怎么保障？出了事故谁负责？

谢很快得到了一辆新车，却又不满原来的车牌浙C00062，要求办公室到市车管所换得一张浙CA0001新牌照。

2009年4月7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下发一份题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关于邵颂乔同志任职的通知》的文件，称“区人民政府决定：邵颂乔同志任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

该文件还特别注明，“该同志系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挂职干部”。

省委老干局相关负责人说，省委老干部局从来没有向瓯海区发过挂职传真，也从来没有派干部到瓯海挂职。而瓯海区政府驻杭州办事处负责人称，邵颂乔副主任没有来办事处上过一天班。

事实是，温州的纳税人花钱帮助谢再兴在杭州养了个情妇。

骑虎难下

双休日的长途奔波令谢身心疲惫，谢在温州仍单身一人住在宾馆里，开始传出和其他女人的绯闻。

和谢保持9年畸恋的邵心态渐变，她开始以一个妻子的角度和立场来处理和谢的关系，对谢的任何出轨迹象表现极其敏感和暴怒。2009年，邵听说温州一女企业家和谢在广州交易会暧昧纠缠，就直接飞到广州，赶到会场对该女劈头盖脸一顿打。

有消息称，邵听说瓯海区某街道办一女工作人员和谢交好，也曾找到该女警告。

2009年11月，邵向老干局提出辞职，要求到温州和谢厮守，谢只得应允。多名温州官员称，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宴席上看到了谢身边的邵颂乔，谢介绍说是他的朋友，但所有的人都知道邵是书记的情人。

为了安抚邵，谢主动给她买了一台更好的宝马车。但邵的心思不只是物质，她开始需要名分和以后更为可靠的生活。事实上，邵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邵的父母是当地普通的农民，一心想要儿子却一连生了5个女儿，邵慧灵就是最小的一个，而就是她为全家人在村里挣足了面子。在没有家庭背景的情况下，邵在工作短短几年后，就到了省城做官，并买车买房，被艳羡的邻居们描述成为“村里飞出的金凤凰”。

随着4个姐姐相继出嫁，邵的迟迟未出嫁自然成为父母的一块心病。父母多次催促她尽快结婚生子，好了却他们一生最后的心愿。

邵的姐姐知晓妹妹和谢的不伦之恋，也开始催促她尽快决断――毕竟跟了谢9年，该有个说法了，女人越往后拖，越吃亏。

邵不止一次向谢再兴摊牌，要求谢离婚娶她，使谢陷入困境。

在谢看来，他可以利用权力轻易满足邵的任何物质要求，但妻子带着儿子在临海多年，无法启齿离婚。事实上，谢妻也听闻一些事情，曾来到温州找他吵闹――激怒原配无疑充斥着危险，最新的一个个案是：2010年初，安徽砀山县房产局局长刘某被前妻和17岁的儿子举报有“贪污受贿、”等行为，母子住进了局长办公室，守着3个保险柜长达8天，激烈的妻子甚至用绳子把自己和保险柜捆绑保全罪证，然后叫来检察院和纪委的人开柜验赃，直接把刘送进看守所。

见过邵的官员称，邵姿色平平，敏感易怒，似乎难以上位转正。但邵对谢的压力巨大――接近谢的官员们分析，邵掌握了谢的一些把柄，令谢不得不妥协。

谢应该对自己廉洁与否心知肚明。

2010年2月初，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一封《关于谢再兴在三门县违规审批千亩土地》的帖子。三门县海游镇统建村、亭旁镇杨家村多位农民在该帖里举报，谢再兴在三门县任县长期间，绕开省政府审批，非法向一些企业出让海游镇17个行政村2万余人的生活与生产用地近5000亩，其中4000亩是基本良田。举报人坚称谢在非法出让农民口粮田的过程中牟取暴利，有显而易见的行为。

谢再兴被抓之后，三门县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县政府对举报信非常重视，并进行过深入调查，认定举报信所述内容部分属实，且省、市两级早已为此进行过处理，也对相关人员给予了处罚。

而瓯海区官员称，2007年，谢将其父亲去世的消息通过身边工作人员通知区机关和乡镇，导致瓯海区前往台州临海吊唁的车子排成绵延长龙，场面蔚为壮观，谢收取巨额礼金。此事部举报后，谢被纪委调查，他辩解说，临海风俗做白喜事不收礼金不吉利，收了礼金两年之内退还给送礼者也不礼貌。

迫于纪委的压力，谢再兴退出了几十万元礼金，报称全部退回。但有官员透露，礼金退给谁不退给谁，谢也是有讲究的：礼金退回去的，基本上是关系疏远、提拔无望的。

瓯海区一位副区长说，谢任瓯海区区委书记期司，喜欢结交企业老板，号称有“四大徒弟”，喜欢过问重点工程建设等经济事务。

谢被发现是一个奋力维护家族利益的人。在谢任职三门县期间，随兄从临海北上三门县的弟弟谢再友以“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名义，非法占用将该县亭旁镇杨家村212亩基本农田，又在海游镇上叶片统建村租用17亩耕地栽种梨树，因梨质不好造成积压。谢指令各乡镇领导帮忙完成销售任务，结果这些梨被戏称“县长梨”高价售出。

谢在调离三门县时，指使谢再友在2006年7月9日将该17亩耕地非法建成厂房，再带他南下温州瓯海，承包旧村改建工程。

留在家乡的另一弟弟谢再明也被指责仗势欺――2007年，谢再明将临海市邵家渡街道底川村（原为前庄村）20余亩基本农田，以18-20万元1亩，非法买卖建成厂房。这些农田均属于本村村民种植草莓大棚的基本农田。

杀人抛尸

在很多官员看来，谢再兴工作能力较强，思路清晰，在温州这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平台上，很容易产生政绩，求得更大升迁。何况，谢一直是组织部门的重点培养对象，被公认是浙江政坛明日之星。

近年来，温州这座城市奇闻迭出，广为社会瞩目――2003年4月20日，前温州市副市长、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嫌贪污2.532亿元，携女儿、女婿和外孙出逃美国。2008年10月，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深恐纪委调查，趁出国考察到了巴黎拒不回国，令高层震怒。后又曝出“温州官员低价购房门”，所涉楼盘正是出自谢再兴所在的瓯海区。如果再出一个“情妇门”，将令谢前功尽弃。

邵颂乔显然没有掌握谢再兴的心思，她倔强地向“正室夫人’的目标挺进。知情人士称，2010年年后，邵可能怀上身孕，并加紧了对谢的紧逼，最终令谢崩溃，触动杀机。

在中国，一名公权力官员偷腥败露将导致该官员声败名裂，前途尽毁。对代价的恐惧令一些官员对他们的情人采取了非常手段――消灭其肉体，一举消除所有威胁。例如2007年7月g日，山东济南市原人大主任一手策划并派侄女婿在市区建设路对情人的轿车实施爆炸，令情人身首异处。

浙江警方对谢再兴杀人一案守口如瓶，但散落各处的零碎信息拼凑起来，可以呈现如下――3月10日后的某一天，谢在邵的房子里用被子将邵闷死，再将邵的尸身藏匿汽车里，带回温州海边抛尸。

在浙江省公安厅的统一协调下，杭州和温州两地警方正在联手打捞尸体，但至今一无所获。

杭州距离温州400多公里，开车需要4小时，情人的尸身在车厢里蜷成一团，冰冷僵硬，无法猜度谢再兴当时的心情。

《法制日报》记者描述说，不久前，谢和他一起吃饭，谢谈笑风生。案发后，该记者大为感叹，称谢的冷静和定力异于常人。

案发

3月10日之后，邵就和家人失去联系，手机是开着的，但一直没人接听。情急之下，家人到杭州住处找邵，不得，转而联系谢再兴询问邵的下落，但谢坚称很久也没有邵的消息了，邵家开始隐约感觉不妙。

邵的家人开始向浙江省纪委控告，称谢极可能杀死了邵。纪委开始表示难以置信，但在邵家属的强烈坚持下，开始采取技侦手段调查邵的去向。

令人震惊的是，邵的手机竟然在谢的房间――谢由此无法辩解他和邵的失踪无关。

事实上，谢曾经考虑过手机的问题，并一度处心积虑试图逃避侦查。杀人后，他将邵的手机交给一名亲属四处漫游，试图制造邵在全国各地旅游、散心的假象。 谢再兴

3月27日晚，谢再兴在温州为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儿子摆了宴席，并与前来道贺的宾客举杯畅饮。

3月28日半夜，浙江省纪委工作人员在温州带走谢，谢面如死灰，曾试图自杀，被制止后很快交代杀人行为。

谢坚称是他一个人杀死了邵，绝无他人协助。但内部人士分析，杀人抛尸之事似非谢一人可以完成，跟随多年的弟弟谢再友也被要求接受调查。

区委书记杀人细节将在某日公开。

29日上午，浙江省委组织部来到区委宣布人事变动。随后，谢被罢免区、市人大代表职务，被浙江省纪委、省监察厅、开除公职。

事后发现，谢再兴已经完成了退路，他抵押所有在温州的房子，获得银行贷款500多万元，并在3月中旬，通过瓯海区政府向上级相关部门打报告，要求由谢带队为团长，于4月到南非、埃及、阿联酋等国公务考察，考察名目是“经贸项目洽谈”。

因为杨湘洪不归事件，温州市有关部门收紧了该市领导干部出国审批。他们发现谢再兴一行5人出国考察的内容较虚，“理由是一大堆大道理，没有实质性的考察内容”，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符合考察条件。

谢通过瓯海区外事办不停催促，希望尽快批复。温州市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决定拒批退回，要求谢再兴补充考察内容。结果谢再兴一直没补充上来，直到今年3月底，他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带走。

谢案爆发后，温州倍感庆幸一所幸有关部门把关严，卡住没批谢再兴出国，如果他成为第二个杨湘洪，负面影响就更大了。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7

关于能动司法的法社会学思考

民事速裁程序机理探析

论澳门民事诉讼之基本原则

论刑事鉴定启动程序的完善

疑难案件中法律确定性之建构

香港司法改革中的调解立法问题

民事案件诉讼标的争点变动之评析

荷兰环保团体如何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同安法院诉调对接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司法解读与思考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调解中的问题

关于先行调解机制运行的调研报告

关于终结本次执行制度的调研报告

关于涉农案件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温州地区非法集资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困境及制度完善

关于涉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调研报告

厦门两级法院委托拍卖工作调研报告

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

晋江法院促进和谐司法的实践与探索

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形成

未成年人民事审判机制的探究及展望

论检察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审查机制

从刑法解释学角度看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执行听证程序运用及相关法律问题调研报告

关于温州市民间借贷纠纷检察抗诉的调研报告

关于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澳门社会保障法制若干问题之探讨

民事诉讼中胎儿的当事人能力问题探析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的回顾与前瞻

和谐司法机制的建立与民意表达的实现

能动主义司法模式在社会管理中的实践

思明区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实践与探索

法院对公众舆论建构之能动作用探究

关于信用卡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破产重整案件审判实务问题调研报告

厦门法院创建“无讼社区”活动的探索与思考

我国传统诉讼观念反思及其现代性改造

从程序法角度看正当化事由的出罪机制

闲置土地处置行政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房产新政下房屋买卖纠纷的审判实务研究

关于未成年刑事审判工作问题与对策的调研报告

运用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婚姻家庭纠纷调研报告

厦门市同安区交通事故诉调对接机制的调查报告

跨越审级的鸿沟:一、二审法官裁判思维探究

关于翔安法院司法救助制度运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认定与处理的调研报告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8

【关键词】平面推送 调车勾数 作业安全

1．前言。温州西站作为金温铁路最大的货运站，涉及三台固定调机，采取平面推送作业，日均调车勾数达到500多勾，调车作业具有偶然性大、随机性大、监控难度大等特点。由此，保证调车安全的难度很大。刚开站的一段时期，由于站场线路长，作业区域广，线路坡度大，望条件差，调车作业繁忙，人员分散，监控人员少，时常存在联系不上，联系不彻底，联系脱节等现象，造成了调车惯性事故频发的危险镜头。调车惯性事故主要是指调车作业的“挤、脱、撞”，即车辆冲突、车辆脱线、挤坏道岔。调车惯性事故也是长期影响运输安全生产主要困扰。温州西站针对上述问题，通过详细的梳理分析，研究和制定了相关的安全管理办法，确保了调车作业安全的持续稳定。

2．从车站管理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2．1 管理职能发挥不强。干部管理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三个主义”（好人主义、形式主义、）是安全生产管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由于“三个主义”的存在，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五多五少：看表面性问题多，看实质性问题少；布置原则性问题多，解决实际性问题少；客观问题多，主观问题少；站内问题多，专用线问题少；白天发现问题多，夜间发现问题少。而惯性事故恰恰就发生在这五少上。

2．2 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严密的管理制度是强化职工两纪的重要保证，无章可循，行为就无法规范，标准化就无法落到实处。制度建立要严细、要实用，要经过反复的推敲、分析，制定结合本站实际的制度；建立后，要宣传落实，要有定期、不定期的检查，体现公平、公开的原则，发现违章的坚决予以考核。

2．3 没有深刻吸取教训，没有突出思想政治工作。事故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发生了事故而不吸取教训，对事故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教育，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处罚仅对于几个人，而教育则对于一大片，处罚是针对过去的，而教育是针对未来的，所有教育比处罚更重要。使职工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防范措施，从安全预想、措施保证入手，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同时，安全生产管理中，往往注重现场的控制，而忽略思想政治工作。一些惯性事故、违章事苗屡屡发生在同一个落后的班组或落后的人员身上，就说明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到位，给惯性事故以可乘之机，因此要充分认识当前新形势下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注意员工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形成良好的机制，确保思想的稳定。

3．从现场作业情况分析主要为三方面因素。

3．1 连结员之间联系脱节，可称之为横向因素。

3．2 车站值班员或调车区长与调车长、连结员之间，调车长与连结员之间联系不及时、不彻底，可称之为纵向因素。

3．3 连结员对调车长、连结员和调车长对车站值班员或调车区长联系不及时、不彻底，可称之为对向因素。

根据上述的分类，从横向看，由于互不通气，联系脱节等情况，可能造成掉活、漏活、盲目作业、无效作业、防溜措施漏施、漏撤等不安全问题。从纵向看，由于计划传达不清、接发车时不通知等情况，可造成挂错车、影响接发车、危及行车、人身等不安全问题。从对向看，由于计划与现场不符时不提醒，防溜措施不汇报等情况，可造成摘挂车错误，漏设、漏撤防溜，拉鞋开车等不安全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横向联锁、纵向贯通、对向提醒”的“交叉安全管理法”。“横向联锁”就是横向各工种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纵向贯通”就是从高工种到低工种，正确执行计划、命令，准确无误；“对向提醒”就是低工种及时向高工种汇报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4．车站在“交叉安全管理法”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4．1 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一是坚持传达安全文电与本站实际相结合。针对兄弟单位所发生的事故，结合本站的设备和作业实际，制订有效的防范措施。二是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除了日常的安全教育外，还把以往车站曾发生的事故，定为“劳动安全警示日”。每到这一天，该站就组织调车组全体人员到事故现场召开“劳动安全警示会”，每次百日安全后开展安全大反思活动，以此提高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并将以往的事故案例编制成书，做到人手一册。

4．2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一是建立严格的联系制度。如对于防溜措施，车站规定了“三必须”：即对防溜措施使用和撤除情况，连结员之间必须互相通知；连结员对防溜措施情况必须及时向调车长汇报；调车长在动车前，必须得到连结员防溜措施使用及撤除情况的报告后方可动车，对于防溜器具规定了“五号”管理制度。对于第一钩调车进路，车站值班员必须进行头钩联控制度。以此从制度上保证“交叉安全管理法”的落实。二是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对于认真执行“交叉安全管理法”，发现和防止问题的人员，及时进行奖励；对于违反者，也是从严分析，从严处理，做到“三不放过”。三是认真开展安全示范班组评比活动。将班组的互控、联控、联劳协作等情况，作为安全示范班组评比的重要内容，认真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9

一份网上流传的火车“调度记录”详细描述了事故发生前这一段复杂惊险且令专业人士费解的调度作业过程。《南方周末》记者分别向多位专家及温州南站相关负责人求证，基本认可这份记录的真实性。

根据这份调度记录，可以还原两车的行驶状态。在此之前，温州南站发现永嘉方向下行来车三接近(临近车站的三个闭塞分区，5～6公里)电路出现红光带(无理由全部显示为红灯的故障)。因此调度布置温州南站与永嘉站均转入非常站控。

提了解，事故线路使用CTCS-2列控设备，正常情况下列控设备会将铁路隔成若干区间，一个区间理论上只能放入一辆列车，列车进入后，区间尾部信号灯将显示红光。同时，铁道信号设计采取的是“故障导向安全原则”，即假如出现故障问题，则自动导向安全一方的技术原则。假如地面信号系统损坏，无法发现列车信息，则该区间永远显示红灯。

D3115与D301此时都已被调度呼叫转入非常站控模式运行――非常站控意昧着区间信号故障，但出于效率需要，要维持一部分行车。通俗地说，两车都将以调度授权、人工结合信号的方式行驶。

事后分析，极有可能是由于调度与信号结合过程中出现的双重错误导致追尾。

当晚为雷雨天气，来自铁道方面较早的说法，D3115停车是因为遭受雷击。“动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

“雷击说”甫一出笼，即引起广泛质疑――即使因雷击导致前面动车失去动力停车，由于动车有自动防护系统(ATP)，后面的车也不应该撞上，而是在距其一定距离时自动刹车。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郭进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由于动车的速度很快，所以不能靠人来进行车速的控制，而是ATP设备自动控制车速保障安全。”

事实上，在京沪高铁刚开通的三起事故中，虽然有一起事故因雷雨天气导致，但据专家分析，影响的其实是风而并非雷电。

而对D3115的行驶状态进行分析，在停车之前，D3115从永嘉站出发，8分钟内行驶12公里，平均时速近100公里，最高时速接近200公里。雷击丧失动力一说显然不能成立。

寿达山是“七二三”动车追尾事故当地若干目击者之一。按照他的描述，前面的动车(D3115)缓缓驶上高架桥而后停止。尽管每天有数十辆动车从头上飞驰，但停车的情况此前却从未发生。

20：25，D31 15再度缓缓开行。按照调度授权，司机以目视模式闯红灯行驶，按规定时速20公里。在6分钟之内，列车向前行驶了2公里。

几乎在D3115重新启动的同时，后方停靠永嘉站的D301也接到调度指令重新开车。但和给D3115的指令不同，调度并未授权D301目视闯红灯，而是接触红光带后按信号行驶，也就是说，当信号显示红灯，D301必须停车等待。

调度的设想是，让D3115先目视闯红灯驶过红光带，D301则在红光带前停车，待确认D3115已经进站，再授权D301目视驶过红光带。

这里的关键在于，D3115车后区间的信号必须是红灯，这样D301才会按信号停车。

在调度的计划中，那盏红灯理所当然地会出现――整个信号系统正在检修之中，修复之前一定显示红灯。那盏红灯也必须出现，它实际已经成为D3115和D301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最后的屏障。

调度“潜规则”

20D8年建成的甬温铁路于2009年10月开通动车组。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其开通的动车车次由7对增加到30对，不少动车相互间隔时间在10分钟以内。业内人士清楚，车次越多，间隔时间越短，铁路调度的难度和压力也就越大。

D301的乘客们还对在永嘉站停车不解。实际上，它在永嘉并不需要停靠。

D3115在D301之前开走，这一事实在后来曾引起广泛质疑――按照列车时刻表，它本应在D301后面。

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火车司机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此行车安排应由位于上海铁路局的列车调度员决定，它也符合铁路系统的“潜规则”：D301晚点起自济南局而非上海局，而统计列车晚点的指标是按趟数而非晚点程度来计算，由于D301已经晚点，调度员索性让它再晚一点，给D3115让路，以尽力保证后者不晚点。这样虽然D301会晚点更多时间，但在统计上，晚点趟数却只有一趟。

此外，铁道论坛上一位参与讨论的资深版主徐先生称。2006年京九线发生追尾事故后，铁道部曾作出规定，如发生信号故障，一律按站间闭塞办理，就是说两站之间仅容一辆车通过。具体到事况。也就是在让D3115从永嘉站开出后，D301在其抵达温州南站前绝不发车。然而，事实相反，后车在前车未到站前即出发。

徐先生认为，调度员之所以违规将D301放行，除了可能想让整个过程省时间外。也可能因过于迷信ATP，以为有了这个系统，两车就不可能追尾。

灾难的因素似乎正是从此次行车顺序调整萌发，这导致其后两车都必须以复杂的非常规的方式通过温州南站前的区间。D3115于当晚20：15从永嘉站开出。9分钟后，20：24，D301从永嘉站沿同样线路开出。从这时起，两车的每一次停止与启动，都将关系到一场灾难是否发生。

最关键的环节都出事了

对于任何铁路专业人士而言，动车组相撞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动车组装有自动防护系统(ATP)，如果后车迫近前车，系统将会自动导致后车停车，司机“就是想撞也撞不上“。据《东方早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铁路建设高级顾问王梦恕表示，中国高铁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方面很成功，能保证后面不追尾、前面不撞车。

《南方周末》记者从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了解到，事故原因已经基本查明，其中调度方面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而信号系统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出现了最致命的错误。

据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信号系统专家郭进分析，非常站控后，授权列车遇到红灯改为目视模式是正常情况，虽然地面信号系统出现问题也属信号故障，但这种情况也在铁路列控系统的设计框架内，所以D3115与调度员联系后以限速20公里行驶没有问题。

但D301却为何从D3115车后驶来?那盏“必须出现的红灯”为什么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消失了?

根据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所透露的事故初步原因，在两车同时前进时，雷电把甬温线一处铁路信号系统地面设备保险打断。按照要求，地面设备出现故障后应“导向安全”，即“发出红灯信号”，但由于地面设备电路设计本身存在问题，结果造成故障升级，迂回电路错误发码，红码发成绿码，即“发出绿灯信号”，原本出现故障后应自动亮出的停车红灯变成了行车绿灯。

据铁道系统内部消息，负责该事故路段地面设备电路设计的公司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通号”是铁路信号领域的大鳄。

目前全路都在紧急更改电路设计，铁道部估计一两天内全线电路能够修改完毕。但该人士担心，由于是设计不成熟导致的问题，所以不确定除了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设计纰漏。

另外，除此技术原因外，铁道系统内部认为应还有其他人为因索叠加造成“七二三”动车悲剧，尤其是已经遭到广泛质疑的调度问题。

D301得到的调度指令是按照信号行驶，此时前方一路绿灯。司机应该据此认为D3115已经进入温州南站，前方区间畅通，因此正常高速行驶。从永嘉站到出事地点约14公里，D301只跑了约7分钟，平均时速120公里，最高时速接近200公里。

在D301这个飞速行驶的庞然大物之前，最后一道技术屏障消失了。挽救两车乘客性命的，此时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调度控制室内本应可以看到逐渐靠拢的两车，还可以通过无线电呼叫停车。

但无线电呼叫为何没有发生?目前对于调度室内所发生的问题仍在调查之中。一种分析认为，为了让D3115目视通过红光带，调度命令司机关闭信号系统前进，而关闭后不再报告列车位置，D3115在调度控制室内就此消失。

再没有任何可以阻挡悲剧发生的可能了。从23号20：25开始，一系列似乎合理的复杂调度实际上把两辆动车放到了致命的悬崖边上，而信号设备的故障则把两车最终推下了悬崖。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10

――温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浙山钢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明如此评价温州资金断裂现象。

“O2O是传统互联网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线下数据的收集、整合是一件苦事，但正因如此，也给了新兴创业公司一些机会。”

――在近日举办的一次互联网开发者大会上，易观国际公司总裁于扬表示。

“中国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光伏组件企业是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

“要围绕饮用水、空气、土壤、重金属污染等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研究对策，采取有力措施，集中进行整治。”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日前强调。

“南水北调一千一百多公里都能解决，那么曹妃甸到北京两百公里调水就更不是问题了。所以管网铺设主要问题不在技术上。”

――10月10日，在曹妃甸北控阿科凌5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竣工仪式上，中国脱盐协会秘书长郭有智说。

“浮动汇率是导致金融动荡的原因，建议建立一个欧美元体系，将欧美元汇率固定在1.2至1.4之间，在此基础上，将人民币纳入进来，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10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上表示。

“中国不能凭一己之力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是会密切关注其他国家提供的金额。”

――中国政府官方智库学者、央行前决策顾问余永定就中国会否援助欧洲表示。

“我们并不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我希望能够像家族企业一样传承，这就是我们进行股权结构改变的原因。因为，企业传承需要有一定的机制保证。”

――近日，在谈及联想发展时柳传志说。

“由于多数人过分重视快速盈利，使得硅谷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泥淖。如果回溯到Facebook创立初期，再给我一次机会选择的话，将留在波士顿。”

――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日前作为嘉宾出席Y Combinator风险投资公司的创业学院的活动时表示。

“比亚迪是一家好公司：但即使是好公司也会犯错。”

――针对近日关于比亚迪在走下坡路的指责，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复星国际(Fosun)的创始人、董事长郭广昌表示。

“过去几千年中国人获取信息是不平等的，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搜索引擎出现为止。大家在信息面前变成平等了，是最大的一个社会责任。”

――10月26日，百度CEO李彦宏在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说。

“帮助欧洲符合中国的长期根本利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政府的主要关切是如何向国内人民解释这个决定，中国可不想挥霍国家的财富，到头来还只被视为一个傻钱来源。”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黄毅

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进入到攻坚阶段

10月25日，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进入到攻坚阶段，已经掌握了大量认定事故责任的相关证据。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 黄毅承诺，这起事故的调查始终是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的，调查中一旦有了结论性的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我们会给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但对于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形成大致日期仍未透露。据黄毅介绍，动车事故调查尚未结束，目前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调查已进入攻坚阶段。“调查组的同志们非常辛苦，节假日、双休日没有休息过一天，而且往往每天工作到深夜。”

巫英坚

国家高新区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独特模式

原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巫英坚，日前表示“科技部火炬中心成为南北合作、东西交流的纽带，在促进高新区管理创新与交流合作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他认为高新区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将科技力量与企业家的力量结合起来，打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高新区吸引了大量科技人才，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周生贤

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72.4%

受国务院委托，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周生贤说，到2010年，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72.4%。比“十五”末提高20个百分点。我国集中整治重金属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了5个重点防控行业和138个重点防控区。同时，中央财政增设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2010年下达资金15亿元，支持重点防控区综合防治、新技术示范和推广。

罗锡文

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

“在一些蔬菜和水果里面，农药残留高达13%、重金属超标达24%、硝酸盐过量12%……食品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食品生产的主要问题！”10月10日举行的广东科协论坛第45期专题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广东省未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仅有11%左右。他呼吁，广东率先建成食品安全物联网体系，用高科技扭转食品安全现状。

李开复

移动互联网正爆发式成长

第四次创业浪潮将会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中国互联网用户达4亿，潜在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将达8、9亿。李开复说，创业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抓住爆发式成长的机会，并投资到爆发式成长的领域。无论是从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互联网创业最好的时代。“过去互联网就创造了几千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比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而现在移动互联网可以有八九亿的用户，每天随时携带随时可以上网，这个商机肯定会是过去互联网的10倍以上”。

罗仲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