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论文十篇

韩国文化论文篇1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韩国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儒家文化德育高校韩国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

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三、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

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杜成辉.韩国儒教的历史和现状.大理学院学报.2006，11(5).

[2]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

韩国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韩国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韩非；功利主义；法家；文化

一、先秦韩非思想兴起源于百家争鸣的历史大背景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出现的学术流派，孔子亦是诸子中最早出现的思想家，孔子之前，教育是由贵族垄断，孔子兴办私学，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文化教育由贵族普及至平民，壮大了士人阶层，为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民间兴办私学浪潮的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不同的文化与思想百花齐放，战国末期形成显学并立、诸子共存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战国时期，书写工具有了进步，使得民间学者立言著书有了可能性；而在春秋时期有能力制作书籍还仅限于官方政府，书写工具的进步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对此，傅斯年说道：“《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展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 i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统治权，“内其国而外诸夏”，各诸侯国都以正统自居，地方性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形成了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二、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是当时经济形势的折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原因。比如秦、齐两国皆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模式却截然不同，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更是大相径庭，秦国重农抑商，民风剽悍，连荀子都忍不住感慨秦国“其殆无儒”ii；齐国则重渔盐工商之利，开设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英才汇集于齐传播讲学。文化模式的迥异便由生产力模式不同所致，秦国地处西北，气候苦寒，物质匮乏，没有努力耕战，就没有财富；齐国靠近大海，与中原各国贸易往来密切，是当时风气最为开放的商业大国，经济繁荣自然能招揽众多学者云集于此，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曾在此讲学。文化的生长繁荣无可避免的会依托于整个时代，是时代大环境使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难免受到时代变革的激发，摩擦出火花。纵观人类历史，愈是激烈变更的时代，愈是文化“轴心时代”。儒、墨着眼于“道德”、“天命”对各家“发难”，法家作为诸子中较晚成型的后起之秀，便从功利主义思想的角度对儒、墨两家显学进行批判，顺势提出功利文化论的主张。韩非曰：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iii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韩非对儒、墨的思想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韩非认为儒、墨学派内部不仅思想混乱，还缺乏实践的检验，没有依据，是愚昧和虚妄的学术观点，倘若依照如此学说治理国家，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如果用功利标准衡量儒、墨两家的文化，显然是不符合功利目的，因此应该予以禁止。明显韩非也想争夺学术话语权，对多元文化并立的局面深恶痛绝，甚至认为多元文化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会影响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对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的反思

韩非推导出单一文化思想优于多元文化思想的文化功利论，对儒家的仁政思想进行批判，比如韩非认为，不应救济穷人，穷人贫穷除了饥荒、疾病、刑罚等原因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的奢侈和懒惰。既然如此，救济穷人无疑等同于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勤劳致富之人的劳动果实供养奢侈、懒惰之人。长此以往，无疑助长了奢侈懒惰之风，给社会利益造成严重损失。韩非认为建立在公平的资本原始积累之上的贫富分化也是是公平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劫贫济富便是对富人的掠夺。因此，韩非反对儒家的仁政主张，反对儒家提出的对穷人救济的福利政策和德行政治政策。

韩非在《五蠹》篇中总结了五种对国家有害的蠹虫，这实际是种借喻讽刺，五种蠹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学者是指儒家，言谈者是指纵横、名辩学派，带剑者是墨家侠文化的代表，商工之民是齐法家商业文化的代表，患御者是道家贵己重生文化的代表。韩非提出的五蠹害国，实质是为了推行文化“大一统”，具体到功利文化论的实施内容，便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曰：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iv

韩非的功利文化论主张是为其功利政治论思想服务的，韩非提出禁止私学，学在官学，由政府统一兴办教育，不过是为了掌握学术话语权。兴办官学的理念本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韩非对百家争鸣文化状态的禁止却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简言之，功利文化论可以看成“大一统”的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的延伸，虽然一定时期之内确实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功利文化论无异于饮鸩止渴。

注释：

i 参见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ii孔子西行不至秦。秦国的儒学之风是列国中最淡薄的，因此荀子发出“其殆无儒”的感慨。

iii 见《韩非子・显学》，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iv见《韩非子・五蠹》，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韩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媒介自系统；《人民日报》；韩国国家形象

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自建交以来，中韩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韩国的电视剧、歌曲、娱乐节目、饮食、服饰等在中国掀起了“韩流热”，中国的音乐、饮食、图书等也在韩国也在韩国刮起了“汉风”。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对韩国的认知要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其它渠道。恩特曼认为：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①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在其另一个代表作《公众舆论》一书中，他写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小圈子里活动，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泛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因此，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我们对于韩国的认识主要来自媒体。媒体对于韩国的报道和我们自身的理解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心目中的韩国形象。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建构的韩国国家形象在影响公众认知韩国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按照媒介生态学的观点，一方面，媒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要遵循自身的运作规律和职业道德规范，要客观、公正、独立地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媒介系统是存在与一个社会大系统中，它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③《人民日报》建构韩国国家形象，除了受到媒介自身系统、受众系统等因素的影响外，社会文化系统也是影响《人民日报》建构韩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

一、意识形态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两大阵营的划分也已经不是很明显，然而两大阵营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阵仍在持续。韩国虽然不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李明博政府上台后，积极加强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联系，韩国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国，韩国的意识形态也在向美国靠拢。韩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更使得中国和韩国在意识态度方面的对立在无形之中剑拔弩张。对于大众传传媒而言，意识形态体现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在国际关系中，大众传媒不仅扮演者公共解释者的角色，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场域，它的所有行为是国际关系参与者及传媒自身逻辑的一些列文化互动和建构的结果。”④

近5年，中韩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天安”号事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后仍不能平息，韩国要求朝鲜道歉，之后更是联合美国开展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韩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其信奉施压动武，采取强硬政策才能解决问题，强求弱势一方放弃自己的权益和主张。《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韩美举行联合军演等系列强权政策，而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并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和冷静，积极解决天安舰事件，重回六方会谈。《人民日报》对“天安”号事件后中韩两国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报道正是中韩意识形态差异的体现。

二、中韩关系

中韩两国建交于1992年，建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建交以来，中韩的关系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目前，政治上，中韩确立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两国高层交往频繁，经济上，2011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2456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民间交流上，2011年，入境中国的韩国人达418万人次。2007、2012年更是被确定为中韩文化交流年。

然而，有着良好发展趋势的中韩关系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重重阻力。2008年，中韩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2010年，“天安”号事件后，在如何对待朝鲜、推动六方会谈恢复等问题上，中韩两国有着严重的分歧。2011年，韩国拘押中国渔船等事件，使得两国关系在发展中充满了曲折和阻力。《人民日报》对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韩关系友好时，报道以客观正面居多，当中韩关系发展出现挫折时，会呈现负面性质的报道。

三、国家利益

媒介是通过报道来实现对他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在选择报道时，国家利益是媒介考虑的一个重要标准。国家利益对《人民日报》对韩国的报道起着第一把关人的作用。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为的永恒标准。⑤《人民日报》在选择有关韩国的报道时，也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

当中国和韩国存在一致的利益时，《人民日报》的报道以正面和客观为主。如：中国和韩国一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房价过，消费者维权等问题，《人民日报》报道了《韩国西班牙积极应对老龄化》、《韩国 原产地标识受青睐》等韩国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当中国和韩国存在利益冲突时，《人民日报》会呈现一些负面的报道。如，2010年12月，韩国军方向延坪岛以南海域进行射击训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对此事的看法时用了“强烈呼吁有关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事态恶化升级”的回答。⑥韩国首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所谓“脱北者”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韩国对“脱北者”问题进行了炒作，并呼吁希望韩方冷静对待所谓“脱北者”问题。在涉及国家利益时，《人民日报》报道了中韩之间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四、文化因素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这些文化价值取向作用于人们的认知系统，会影响人们对国家形象的认识。“笼罩在全球化阴影下的国际新闻仍以民族为本位，以国家甚至政府的立场为轴心。由于每一件事都得置于前因后果来理解，媒介总是依据宏大的文化和民族观点来选择事实，建立期间的关系。”⑦

中韩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中韩文化同属“儒家文化”。中国和韩国有着诸多的文化相似性。如，中国和韩国有着很多共同的传统节日，中韩文化都比较注重传统礼仪的继承。如：2009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韩国 祭祖尽孝迎新春》，并配发了韩国家庭祭祖的图片。

图4.1 韩国首尔民俗村的春节祭拜表演。⑧

《人民日报》对韩国春节祭拜的报道是对韩国儒家文化的认同。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中韩之间的文化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汤林森说：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人民日报》对韩国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也是文化竞争的体现。中韩都是儒家文化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然而西方文化对韩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大的消解，功利主义价值观使得韩国和中国在文化追求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的文化中儒家

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仁爱、天人合一，和谐统一的文化境界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韩国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则更强项于采取军事手段和措施。“天安”号事件后，《人民日报》对韩国的系列军演的报道，塑造了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追求功利主义价值倾向的韩国。

[注释]

①Entman， R.M：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3（4）， p.53；转引自谭梦玲.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从框架理论看 Newsweek 的涉华报道[D].暨南大学，2004年。

②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 第65页。

③罗以澄、叶晓华、付玲.《人民日报》（1997―2006）镜像下的美国国家形象建构[J].新闻传播与评论.2007（21）。

④罗以澄、司景新.集体记忆、文化身份与国家利益的多重建构――中国和日本大众传媒有关中日关系报道的文化思考[C].2005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东北亚的文化交流论文或提要集.2005年8月。

⑤[美]汉斯・摩根索等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一12页。

⑥《就韩国军方进行射击训练外交部发言人大记者问》、《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1日第3版。

⑦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M].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4年版，第54页。

⑧200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15版。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2]张昆.国家形象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美]汉斯・摩根索等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4]肖颖.《人民日报》中美国国家形象的构建的内容分析[D].兰州大学，2008。

韩国文化论文篇6

日韩两国拥有相近的习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鲜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韩两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剖析了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 日本/韩国/文化/比较研究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日韩两国的联系都相当密切。然而,日本与韩国却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远”。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韩两国只有一水之隔,虽不是鸡犬相闻,但也可相互收听到对方的国内广播。心理上疏远,指的是日韩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摩擦不断。从文化层面分析,日韩两国虽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有较多的相似点,但又有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

一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从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学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奈良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据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 并效法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户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学(即朱子学)为“官学”,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日本各地建有许多孔子庙,其中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圣庙”,有的称“学校”,有的就叫“孔子庙”。孔子庙是学庙一体,既是庙堂,又是学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学,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现存孔子庙30多座,主要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水户孔子庙等②。日本孔子庙现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以此来增强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比较强。日本的民法规定,夫妻成婚后应统一姓氏,其中多数采用男方的姓氏。这无疑与儒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学习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及团结,同时这样的等级和团结也适用于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③。可以说,家庭观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忽略具体从事的职业,而是强调在哪家企业就职④。进入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日本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企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日本的谚语“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就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单位为家的群体意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或是广义的拟制家庭关系。日本人经常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或孤立于集体的行为,这使日本企业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的三纲五常,尤其是长幼有序和恪尽孝道。韩国从“孝”派生出了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了权威主义。儒家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但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与同甘共苦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级人际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家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学的朝鲜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儒学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被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儒学国家观和权威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韩国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韩国,长期以来民众已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内小孩习惯于服从父亲的决定那样,对于政府的权威地位毫不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民间企业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韩国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⑤。虽然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韩国社会由儒学观念维系的人际关系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动。韩国有学者认为,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可以说,儒学伦理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家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企业体现着儒学“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企业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企业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韩两国文化具有的共性:

第一,日韩两国文化同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

地理相近的原因,自古以来日韩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并将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文化基础。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⑦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认为:“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⑧

第二,日韩两国文化中的家族集团主义相当浓厚。日韩两国文化都将家族关系延伸到社会组织中,并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家族集团主义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 会机制。并且,由于将家族集团主义一直扩大到国家体制中去,从而形成了“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上日本幕府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并提出“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份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的观点。虽然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削弱,开始实行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但由家族集团主义派生出来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仍有一定的基础。韩国人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观念也十分强烈,因此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虽然近年来韩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韩国维护中央集权的基础依旧比较牢固。

第三,日韩两国文化都强调德业双修的思想。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日韩两国文化都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在日韩两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日韩两国民众为各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日韩两国文化在倡导并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也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在日韩社会,人们大多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并奉行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韩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至上”主义的风气,但在日韩社会都遭到了相当的抵制。

第四,日韩两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较为严重。日韩两国文化均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从男性社会的需要出发,重点在于培养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恪守贞淑、顺从的妇德,培养善理家务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贤母。虽然随着日韩两国社会的变迁,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在男女分担家务问题上,由女性独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数,这表明日韩两国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日韩社会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二

虽然日韩两国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

第一,相较而言,韩国文化略欠“兼容性”,而日本文化则呈“多样性”和“复合性”。例如,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大乘佛教。后来,朝鲜时代儒教被奉为国家主导理念后,排斥佛教,排挤儒教中与中国学派相同的部分,朱子学中也只容纳退溪学。此外,在当今韩国正在扩充其势力的基督教,也是基于否定旧思想体系的⑨。而在日本,佛教、儒教等外来的宗教与日本本民族的神道教之间非但没有发生冲突,相反却能够并存且相互影响。而且,各种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密教以及日本特有的带妻僧等,都可以在日本共存。

第二,日韩两国虽然都推崇儒学,但两者在尊儒方面还是有所差异。在韩国,只有强调内在的判断力和道德的严格主义以及具有强有力的思辨性特征的朱子学才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儒学。而日本的儒学则不仅接受了朱子学,而且也广泛接受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的阳明学。并且,日本的儒学没有像韩国的儒学那样成为统治阶级的绝对的行为方式。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武士阶层在实现官僚化的过程中虽强调过儒学,但武士道的行为方式仍占上风。因此日本从来就没有施行过科举制度,儒生的地位相对也比较低⑩。

第三,日韩两国都实行过中央集权制度,但后来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而韩国仍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公元6世纪, 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日本成立了统一的政府,那时日本仿效中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10世纪后,日本的中央权力逐渐衰弱,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局面。16世纪末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此时日本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完全收回地方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允许地方的既得权和自治权,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协调并存。相反,在韩国的中央集权制下,地方的权力要绝对从属于中央。中央集权制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服务,但也会因为过分严格而使体制趋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统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会受到限制。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发展成封闭的锁国思想,以至于当西欧的革新思潮和科学技术涌来时,韩国社会却因为拒绝开放而延迟了现代化。

第四,日本自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政权都是由一个庞大的武士集团掌握,从而使武士道精神(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等)渗透到了日本整个社会之中,对日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历史上的韩国则多有“尚文轻武”的风气。在长期奉行严格伦理主义的韩国社会里,人们崇尚修身养性、讲究礼义道德的士大夫精神,追求的是抑制贪欲、超越富贵的义理。在“尚文轻武”的风气下,精通文学和经学的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而尚武精神和武人则备受冷落。在古代韩国上流社会的文武两班中,文班地位高于武班,甚至连武职也常由文官担任。令人惊奇的是,历任朝鲜王朝兵曹判书的五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武官(11)。

值得关注的是,尚文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导致了韩国整个社会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同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在韩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几与贱民无异。相比之下,日本的尚武精神并不轻视体力劳动,这就为日本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2)。

第五,韩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侵略,长期被外族欺凌使韩

国既有一种沉重的自卑感,但又有一种自强不息的自尊自傲感,韩国人总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形象,从而使韩国人很自然地形成了特别重视“面子”的心理特征(13)。韩国人典型的处世哲学是“不行,装行;困难,装容易;没有,装作有;干不了,装作干得了。”(14)

相比之下,日本人较为崇尚“实用主义”,他们既不向往来世,也不迷信天堂,惟以现世利益为重,其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明显带有实用主义倾向(15)。只要实用,“拿来”就是,而不顾其内容和形式。“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例如,日本人的信仰是儒教、神道教和佛教的“三位一体”;日本的文字是汉字、假名、外来语各当一面;日本人的饮食也是多种多样,力求实用,通常早餐是面包、咖啡或牛奶等西式食物,中晚餐是生鱼片等和式料理,节假日则上饭馆品尝中华料理。日本经常遭受台风和地震袭击,因而日本人修建的建筑物首要考虑的是要经得起台风和地震的考验,而不是外观。日本人的生活用品大多小巧轻便,以便于移动。日本是个岛国,其自然环境远不及朝鲜半岛,因而日本人要生存,只能是采用实用主义,所有的名分和形式之类的外观现象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

日韩两国文化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的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存在差别。日本的自然环境相对而言较为恶劣,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自古以来频频发生,这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日本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能居安思危,并由此产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16),使日本民族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凝聚力比其他东方民族更为强烈,因为“防止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重建家园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17)。较强的集体观念同时又使日本人普遍有求同和从众的心理,缺乏个人的求异和创新。“集团生活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要达到真正的和谐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这样容易盲从,没有是非。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很容 易受别人和媒体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真正的看法。”(18)。另外,自然环境的恶劣,也使日本人往往希望通过借助“神”等外来力量来保佑自己免遭厄运,因此日本宗教活动盛行。相比之下,在灾害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韩国,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抗争灾害的意识较为薄弱,人们的“危机感”不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互相之间容易产生“不和”。

日本是个岛国,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种独特环境,使日本文化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则由于与亚洲大陆紧密相连,其文化极大地受到了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比如,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每年都有按阴历过“春节”的习俗。而日本人则不过“春节”。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岛国文化”受到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桥梁”作用。韩国着名历史学家全海宗教授指出,“韩国民族一方面吸收了汉文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大陆的技术,另一方面则把这些文化文物传授到日本”(19)。

另外,日本之所以后来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与日本国土由诸多岛屿构成这一特点不无关系。古时日本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利于上令即时下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中央权力的衰退,成为日本逐步实行分权制度的背景。而在国土相对集中的韩国,中央权力能够直接贯彻到地方,从而能够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

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日韩两国在对家族成员的资格认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也能认同其为家族的正式成员;而韩国则除了配偶以外,并不认同无血缘关系者成为其家族成员(20)。日本一方面以血缘为家族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在血缘核心的周围配置无血缘关系的成员,以至不少无血缘关系者也能担任家族分支的户主,甚至由无血缘关系者继承本家户主的情形也很多,例如入赘就是方式之一。同时,在日本家族后继无人时也收养养子,而且养子的来源并不限于父系血缘集团,有时也选自妻方的亲戚,甚至是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者。“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21) 相比之下,韩国的家族则是由“血统”来巩固的。毫无血缘关系者绝不可能成为养子,而女婿也无法成为妻方家族的继承者。在韩国,养子必须是来自父系血缘集团,且世代关系必须正确(例如只有第二十三世才有资格成为第二十二世的养子),同时在经验、年龄上也不能出现颠倒关系。韩国家族对“血统连续性”和世代关系的重视,与其设定结婚关系时禁止族内通婚有关。由于韩国重视“血统连续性”,因此,韩国的婚姻关系都是族外婚,绝不可能出现日本那种表亲婚姻(22)。

韩国社会中的“血缘”观念根深蒂固。在韩国的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被称为“财阀”的世界性大企业,还是一般的中小企业,皆是如此。此外,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有“地缘”(指因生活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学缘”(指因就读于同一学校而形成的同窗关系)和“职缘”(指因就职于同一工作单位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共同构成了韩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当这些关系因素都发挥其效应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往往就被削弱了。“许多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各种社会问题时,在缘情面前是弱者……重情轻理、近亲远疏的处世原则在韩国人看来是极为自然的,也是极为‘合理’的。”(23) 而在日本社会,人们之间虽然也有“血缘”、“地缘”、“学缘”和“职缘”,但未如韩国那样过分强调,因而法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至少日本社会在表面上是用法律代替“人情”,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的。

注释:

①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 沈立新:《孔子影响在国外》,载《史林》1996年第3期,第197页。

③ 吴新兰:《“内”与“外”: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载《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3期,

第72页。

④ [日本]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76年版,第30页。

⑤ [韩国]柳锡春:《东方、西方和马克斯·韦伯》,载《高丽亚那》1998年春季号,第23页。

⑥ 潘畅和:《儒学与当代韩国》,载《当代韩国》1996年第4期。

⑦ Chung-hyun Ro,“The Roles of Ideology, Values, and Ethics in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Korea Observer, Autumn 1994,pp.297—298.

⑧ [韩国]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⑨ [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⑩ [韩国]同上,第169页。

(11) [韩国]扈英珍:《乌纱帽共和国》,东亚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2) 朴昌根:《论韩国人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3) 陈龙山:《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中非经济制约因素探源》,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4期,第9页。

(14) 《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载[韩国]《东亚日报》1994年2月15日。

(15) 郭洁敏:《“和魂”——日本人的独特性之根源》,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6) 邓凌志:《中日企业合作中的文化摩擦现象分析》,载《东北亚学刊》2004年第3期,第50页。

(17) [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第162页。

(18) 何德功:《从生死观历史观看中日文化差异》,载《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

(19) [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20) [日本]服部民夫:《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21) 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4期,第88页。

韩国文化论文篇7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电影、电视剧、歌曲等全面进入中国并产生极大影响。吉林省拥有朝鲜族人数较多，因此“韩流”对于吉林省的影响较之其他省份更为直接、深远。省会长春市更是“韩流”受众主体大学生的主要集聚地，“韩流”文化已经对这一群体在思想、生活、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韩流”在长春市大学生中流行的现状及外在形成条件和内在驱动原因，用调研数据、采访实况阐述“韩流”对长春市大学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析长春市各高校针对这一现状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韩流”文化；文化嫁接；文化消费；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99-02

近期全智贤、金秀贤主演的韩国浪漫爱情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地区网络播放量超过了40亿，成为史上第一部百度指数破400万的电视剧，被认为是“中国拥有社交媒体以来最被热议的韩剧”。“啤酒和炸鸡”成了人们口中的热门词汇，“千颂伊”同款服装热销，400岁高龄的外星生物“都教授”被热捧，韩剧再次征服中国观众。但它征服的不仅仅是市场与观众，“韩流”文化在吉林的强势姿态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它对大学生群体的深远影响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命题。

一、“韩流”的产生及文化内涵

“韩流”这一术语并非舶来品，它是中国媒体对于当下社会文化现象一次合理总结后的话语发明，被韩国等多国媒体认可并引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通用语。对于“韩流”的界定有很多种，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指韩国的流行艺术（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等）、明星、商品及生活方式等，以集中、量贩的方式进入某一国家或地区引起巨大影响，并形成一种嫁接文化潮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各国文化也纷纷涌入国内，一时出现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众声喧哗的局面。日剧、韩剧、美剧等大众文化也相继占领了中国市场，这其中“韩流”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是超越了同时在中国的所有境外文化，中国成为“韩流”文化的主要受众市场[1]。而在所有“韩流”文化形态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爱在哈佛》、《来自星星的你》等，它们不仅带动了韩国影视商品的出口，同时也拉动了韩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和旅游业发展。最终韩剧不再是单一的影视产品，而是成为在政府支持、推动下形成的完善的产业化机制和成功的产业化运作。可以说韩流正是借助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成为韩国的全民族意识，而其充分的市场化运作及在技术层面与世界全方位的接轨也有力地保障了它的巨大成功[2]。

“韩流”文化的传播必然要承载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很容易迎合当下青少年的文化需求。于是更多的青年人开始学习韩语，2007年我国就已经有70所高校开设韩语专业课程。近几年韩语课程更是日益火爆，在长春的韩国文化院韩国语班更是每期爆满。参与韩语学习的青年人大部分年龄是在20-30岁之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接触了韩国电视剧或流行音乐才想到要学韩语。目前韩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突破6万人，中国留学生以4.4746万人占其中的70%。这种全方位的文化影响使中国高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穿着、言语乃至饮食等方面日益向韩国靠近。

二、“韩流”对长春市大学生行为方式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流”正式袭卷长春，其中韩国著名女歌手李贞贤是把“韩流”引入长春的重要人物，对李贞贤的崇拜与模仿一时成风，“韩语热”就这样在长春兴起。

2003年《大长今》又将韩国的饮食文化、传统服饰正式引进中国，韩式烤肉、韩国泡菜等渐渐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长春市部分大学生受其影响甚至自己动起手来制作简单的韩国料理，开办韩国服饰代购店等。2005年《我叫金三顺》在长春市热播，主人公金三顺虽然平凡，但是凭着勇敢、坚强的个性直面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这类韩剧所倡导的的乐观向上的精神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长春市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追求。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中的“哈韩”一族越来越多。由他们独自或者合作创立的“韩国音乐流”、“韩星粉丝俱乐部”、“韩剧排行榜”这类流行网站层出不穷。

（一）“韩流”对长春市大学生行为的积极影响

韩国电视剧在主题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与保守性，比如他们更多地喜欢涉猎尊老爱幼、父慈子爱、谦恭礼让、诚信交友、朴实节俭、含蓄隐忍、积极进取等传统美德与社会伦理，这在今天情感商业化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这种带有怀旧色彩的道德再现令当下大学生倍感亲切，令那些被日常学习、生活所累的大学生在韩剧演绎的“拟态生活空间”中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

此外，韩剧追求一种真的庸常与无奈，追求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的“世俗之美”，这种“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生活，所以易于被大学生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冬日恋歌》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大学生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

2014年5月本研究小组制作了题为《韩剧是否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的调查问卷，并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工程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等长春市多个高校进行了调研。调查问卷中有“你会模仿韩剧主角的穿着打扮吗？”64%的长春市大学生选择了“偶尔尝试，但不会经常”这一选项，东北师范大学张姓同学表示很多韩剧中的服饰将时尚元素和传统风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现代剧中新奇的服装还是宫廷剧里传统的服装，都能满足长春市大学生对时尚的追求。有一些同学在模仿韩剧主角穿着打扮之后，受到了关注，自信心显著提升，做起事来也事半功倍。

“韩流”在长春市的流行还强化了中韩两国大学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中韩两国大学之间的围棋对抗赛、足球友谊赛等深受长春市大学生棋迷、球迷的喜爱。两国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交流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体育、环保等诸多领域，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

（二）“韩流”文化对长春市大学生行为方式的消极影响

“韩流”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带有明显的营利目的，因此其着力点往往是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例如韩剧演员在剧中的造型力求“酷炫”，这可能对长春市大学生审美观念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只是对韩国服饰、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韩国文化表象层次上的模仿，而精神的升华和情操的陶冶却被忽略。这种盲目的“哈韩”有可能导致一些学生为了参加韩国明星的演唱会、见面会而逃课甚至荒废学业。更严重的是可能导致长春市大学生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遗忘甚至抵制。

“韩流”中包含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糟粕。部分长春市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选择缺乏理性思考，往往不加以选择地吸收，对“韩流”全盘接纳，盲目韩化。同时，舆论的过度自由、缺乏引导致使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意识出现偏差。韩剧、电影、音乐，包括其中的饮食、服饰都是以娱乐为目的、以技术为手段、以文化商品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商业产品，因此它的本质特征是世俗性和功利性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长春市大学生消费观产生消极影响，会造成一些大学生消费跟着流行“跑”，为了面子而盲目消费，情节严重的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资料表明，长春市大学生日常花销的主要来源是父母，他们没有尝过赚钱的辛苦，却享受着金钱带来的满足感，什么流行就买什么，甚至媲美于白领阶层的消费水准。

韩国电视剧特别是都市偶像剧用高贵时尚遮蔽和掩盖了严酷的现实，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情境，这在长春市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的时候，容易使得他们脱离现实，在虚构和想象中确立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在长春市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多的大学生把个人收入、社会地位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在毕业择业时，只注重工资高低，不考虑是否热爱这份职业，相信金钱和权力的威力，这种功利意识及其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利益驱动性，集中体现了大学生“物质主义”的精神特征。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物质的满足，追求世俗的幸福。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生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匮乏、理性价值淡化。

三、高校应对“韩流文化”泛滥的措施与策略

“韩流”文化的盛行无可避免地对国人的思维、行为方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应如何应对“韩流文化”的来袭？该采取何种措施来正确地引导高校学生的思想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又该怎样肩负好培养青年的重要任务呢？

在今天，文化交融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持有坚决抵制的心理，更不能抱有完全拥护的态度，对于“韩流文化”也应如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主旨和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为国人所用的优秀文化。

首先，结合高校具体情况认真分析、周密计划地开展校内工作。针对“韩流”问题，高校要做出积极回应，将其作为高校学生培养重要课题进行认真、深入研究，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引导大学生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有选择地将那些健康向上的、适宜青少年身心特点的文化知识引入课堂，进而逐渐培养大学生选择精品文化的能力。青年大学生是受“韩流”文化影响最大、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各高校要针对“韩流”文化吸纳相关专业教师和拥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建立讨论小组。对在校学生进行大规模调查，结合自身院校的学生特点系统分析“韩流”文化对在校学生的影响，自觉地引导学生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对“韩流文化”进行筛选的吸收和摒弃。这样便可以缩小研究范围，找准切入点，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分析并解决问题。

其次，在充分掌握本院校学生思想特点的基础上，各高校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以“韩流”文化作为主题的专项活动。一方面，通过活动的聚焦和引领，使学生们积极参与到专项活动中，在思维的碰撞中从根本上激发学生们对当前“韩流热”问题的重视。同时，积极开展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探讨，教师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性态度更能从根本上改变“韩流”的不良影响，从而引导学生对“韩流文化”形成正确认知。另一方面，在讨论组充分掌握在校学生的思想倾向，发挥教育部门的引领作用，各高校可以开展相关讲座、论坛，将“韩流文化”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部分加以介绍和推广，努力做好青年大学生思想领导的工作。

第三，高校信息资源丰富，拥有庞大规模的文化领头人。相关人士可利用其专业性和前瞻性优势对“韩流文化”这一现象进行科学地认识、辨别。将其正确的认识辐射到全社会，为更广阔的社会群体提供思想引领和借鉴，这样能够更高效地引领国人对“韩流文化”的正确认识，从而避免盲目性，更有效地借鉴“韩流文化”。

参考文献：

〔1〕彭琳.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渗透——论“韩流”现象对中国大众的影响[G].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4.46.

韩国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语言与文化；韩语教学；文化参与

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依附。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了解到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认同以及社会传统等。因此，人文性和教育性知识的输入在语言教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里。在中国，韩语教学应注重对韩国文化的导入，增加教学中的文化参与意识，避免由本族语言所带来的干扰，以实现语言学习的真正意义。

一、韩国文化的主要特点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可以理解为非物质领域，即“精神世界”领域。简单的说，文化是在漫长时间中形成、发展，并追求情趣涵养和精神愉悦的行为领域。韩国和中国是地理上毗邻的两个国家，两国在五千年来的历史进程和持续的交流过程中互相给予了巨大的影响。韩国从两千年以前开始，从中国传入了文字和书籍，并引进了思想、文化和技术。所以韩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了相互共同的文化意识，这是两国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产物，这一产物是经过独特和悠久的岁月形成发展的。

（一）韩服:

韩国传统服装-“韩服”融合了直线和柔和曲线的特点。女装由短上衣和宽松裙子组成，显得十分优雅，男装由上衣和裤子组成，大褂和帽子更加衬托其服装美。作为白衣民族，韩服基本色为白色。根据不同季节，不同身份其着装的穿法、布料、色彩不同。如遇到结婚等特别日，平民也穿贵族们穿的华丽颜色的韩服和装饰品，婚礼服由粉红上衣加深红色裙子组成，上面再加披肩，披肩是由五种颜色组成的华丽的服装，这是参照了东方的阴阳五行色，最近国内出现了融合韩服优点并添加了实用性的改良韩服。

（二）韩国文字：

大概550年前韩国开始拥有自己的文字-韩文。世界上大 多数其它的文字是通过修改仿制他国的文字而形成的，虽然韩文的历史很短暂，但它具有自己的独创性。由于韩文的出现,韩国的文盲率不到百分之十，其文化教育水平很高。1443年，世宗大王为了让大众更容易掌握和记录文字，开发出了一套简单的文字，这就是韩文的由来。当初韩文被称为（训民正音），正如这个词组所包含的意思那样，韩文的构成非常简单，很容易学会使用。该文字的24个记号（14个子音，10个母音）能表示出所有的发音。韩语文字的独创性及其科学的构成，在当今高科技时代更显示出其优越性。

（三）泡菜：

韩国人是一天三顿离不开泡菜的民族。吃辣泡菜历史是自从1700年代引进了辣椒之后开始的。泡菜种类大致分为辣白菜、萝卜泡菜、小萝卜泡菜、黄瓜泡菜等。根据不同的季节，其种类也很多。泡菜是一种发酵食品，需要腌一段时间，才会有真正的味道。最近又发现其有抗癌效果，震惊世人。味道较熟的泡菜含丰富的酵母菌，所以促进增长效果，还有丰富的纤维，能较好的预防便秘和成人病。此外，泡菜的主要调料辣椒含维他命C， 其含量为苹果的50倍，橘子的2倍，所以在韩国自古以来,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可以吸取丰富的维他命C。在日本，自从泡菜认定为健康食品开始，55%家庭主妇把韩国泡菜摆上了其饭菜。

二、韩语教学中韩文化参与的方法

  （一）开发新教材，注重对辅助资料的利用。目前，国内各大学使用的教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行开发的，另一种是韩国原版教材的译本。国内自行开发的教材较注重语言和文学方面知识的介绍，其中韩国文化的比例并不充足。而在教材中添加形象的、具体的插图来介绍韩国文化的书籍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新教材的开发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灵活地运用图片、影像资料以及韩国文化产品来介绍韩国文化，对提高教学效果也会大有裨益。

    （二）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都是以老师的讲解为中心的。我们应该改进这种教学方法，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的教学方法。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学习韩语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课堂教学应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鼓励其就自己习得的内容在课堂进行讨论。

    （三）为学生提供体验韩国文化的机会。现阶段，韩语专业的学生很少有体验韩国文化的机会。他们接触和了解到的韩国文化大部分来自课外书籍和在各个电视合播放的韩剧。对韩国文化的体验可分为校内体验、校外体验和国外留学。各个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设置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课程。如教授韩国传统乐器、带领学生学唱韩国歌谣、练习韩文字书法、过韩国传统节日等。值得注意的是，实施这些课程的过程中需要韩国政府和韩国有关民间组织的支持与帮助。校外体验即通过见习、参观国内的韩国民俗村、韩国饭店以及到韩资企业实习来了解韩国的企业文化。国外留学则会使学生亲身体验真正的韩国文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曾说:“语言有一个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鉴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韩语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参与的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韩语语言教学应将语言知识教学与文化知识的导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深化对语言技能的掌握，帮助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真正的有效沟通。

参考文献:

[1]邢锡范.如何在外语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导入[J].辽宁教育研究，2004, (4 ).

[2]石英.外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1).

[3]周瑞珍.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J].教育探索，2007,(12).

[4]哈红光，向晓萍.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教学模式的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07,(16).

[5]满江红，马玉梅.试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职业时空，2007(9)

韩国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国家形象 中国 韩国《朝鲜日报》

序言

中韩两国于1992年建交后,无论在政治、经贸还是文化关系上都有了很大发展。2003年,两国关系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中韩两国大众媒体如何报道各自的国家形象,引导本国民众正确看待中韩关系,对于中韩双方都显得至关重要。研究韩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增进相互了解,更有助于两国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传播。

2007年是中韩两国“交流年”,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两年韩国媒体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体现得更为广泛深入。本文以韩国的《朝鲜日报》为个案,对该报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两个时间段内,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内容的626篇文章进行分析,研究《朝鲜日报》如何向其国民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

研究方法

选择《朝鲜日报》是因为目前它是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大,覆盖范围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韩交流年”和中国“奥运年”都是标志性的事件,因此,韩国报纸中涉及中国的报道比重大幅增加。在《朝鲜日报》的网络版(省略)中,以“中国”为关键词,检索了2007年和2008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涉华文章,共917篇,通过人工分析,删除与中国报道主题相关性低的文章,最后确定为626篇文章。本文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内容分类,取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报道倾向进行量化和定性分析。区分报道倾向的主要依据是看新闻报道的用词和内容,赞扬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与做法的报道属于正面报道;批评中国政府或可能对受众在中国形象的认识上造成明显障碍、曲解或误解的,以及有可能对中国形象引起反向联想的报道,归入负面报道范畴;其他客观且略带褒贬色彩的事实陈述均被列入中性报道。

结果分析

(一)整体报道特点

对中国报道远高于发达国家。本文就《朝鲜日报》在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同期对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6个国家的报道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报道量来看,《朝鲜日报》对中国的整体报道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在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也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这两个国家都与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朝鲜日报》涉华文章的数量却最多,这从一个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韩关系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两国民间的友好交流。

涉及社会和经济类的报道最多。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朝鲜日报》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报道主题如表2所示。在这期间,《朝鲜日报》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文章,社会类报道最多,占对中国报道文章总数的35.6%;其次是经济类报道,占32.4%;文化类报道相对较少,只占13.6%。从数量上来讲,在这个时间段内,《朝鲜日报》对中国的报道主要以社会和经济类为主,对政治和文化类的报道数量相对较少。

以中性报道为主,正负面报道比较均衡。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朝鲜日报》关于中国的报道倾向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报道以中性报道为主,占报道总数的59.4%;其次是正面报道,占20.5%,负面报道与此相差不大。整体而言,媒体对中国的印象比较友好,中性及正面报道占79.9%,这与近年来中韩关系的改善和加强是分不开的。

政治类评论性文章最多,文化类消息最多。将报道主题与报道形式进行交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报道主题与报道形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联系的,即不同报道主题的文章在形式的分布上有显著的差异。

《朝鲜日报》对中国报道的评论性文章共192篇,政治类的评论性文章在整个主题中占的比例最高,占36.5%,其他主题的比例相差不多。而文化类消息最多,占43.5%。从报道数量上看虽然不如经济和社会类,但是评论性文章和消息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大,说明韩国对中国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动态十分关注。总体来说,韩国媒体对中国在各个方面的报道比较全面,客观性的报道占主流。

(二)“中韩交流年”与“奥运年”的比较

2008年为“奥运年”,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文章有319篇,2007年为“中韩交流年”,以此为报道内容的文章有307篇,虽然《朝鲜日报》在同一时间段对中国的报道数量变化不大,但在报道内容上却有所变化。

政治文化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类报道相对减少。从表5中可以看出,相对于“中韩交流年”,韩国媒体在“奥运年”对报道中国的主题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类报道比例相对降低,而文化和政治类报道明显增加,社会类报道所占的比例没有显著变化。文化方面报道力度的加大,是由于迎接“奥运”,中韩双方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进而媒体加大了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政治类报道的增加是因为李明博政府与中国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媒体对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负面报道比例增加。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朝鲜日报》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报道倾向结构变化如表6所示。

韩国媒体在“奥运年”对中国的报道倾向有一定变化,正面报道比例略有升高,中性报道比例略有降低,而负面报道的比例有些增加。笔者认为,负面报道的增加可以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来解释,国内主要是事件和自然灾害,国外主要是围绕奥运火炬传递世界各国对中国进行的负面报道。比例没有明显的变化,应该说对中国形象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必须指出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对中国国家的干涉。比如对和新疆等领土的报道中出现“原来是独立国家,中国政府1950年占领了”、“为了防止新疆的独立示威,中国政府以恐怖活动的名义镇压”等描述。其结果是,韩国公众不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中韩两国共同利益增多、交流频繁,但韩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标准没有变化。这与因两国政治体制不同而决定的韩国媒体(以《朝鲜日报》为例)本身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关系。

经济和文化类呈正面倾向,社会和政治类呈负面倾向。将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报道主题与报道倾向交互分析后进行比较,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中可以看出,2007年4个报道主题中,经济类(占主题的25.7%)呈正面倾向,社会类呈负面倾向(占28.8%);而2008年文化类(占主题的33.3%)呈正面倾向,社会和政治类(占主题的26.8%和26.2%)呈负面倾向。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股票市场空前繁荣,世界对中国经济市场的期待感倍增。中国与韩国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韩国期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韩国国内不安的经济市场带来一些活力,这些因素也反映在2007年《朝鲜日报》的报道上。而步入2008年,中国经济的不安状况使《朝鲜日报》的正面报道不再一味眷顾经济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各国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了宣传奥运会,《朝鲜日报》不惜版面和篇幅大量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旅游胜地以及处于领先地位的体育项目等。文化类正面报道的增多也说明,韩国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圈的国家,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认同感。

2007年的负面报道中社会类比例最高,占整个主题的28.8%。数据表明韩国对中国社会的固有“偏见”还是存在的,这与西方媒体报道的影响和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不无关系。2008年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负面报道还是主要集中在社会类和政治类主题上。2007年12月李明博作为大国家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并于2008年开始执政,大国家党是倾向保守,强调与美国的关系,主张加强韩美同盟关系的党派。可以说该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韩国言论对中国报道的倾向性。

(三)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印象

经济上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报道中,《朝鲜日报》大篇幅关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共626篇的报道中203篇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占总报道比重的32.4%。其中,中国股市行情、房地产、国内经济走势以及汽车行业等领域备受关注。《朝鲜日报》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饱含热情和信心。“增长”、“经济强国”和“又大又强”成为定义中国经济的中心词,“最大的”、“强大的”等修饰词经常见诸报端。报道题目上更是出现了《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大大超过美国》、《中国,给美国讲授经济》、《再生能量大国的梦》,还有“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孤立,中国已经走向经济强国的地位,经济迅猛增长”等句子。中国被热情洋溢地描绘为一个快速增长、前景广阔的经济强国。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大国。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朝鲜日报》对中国的主要报道议题集中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韩关系、海南博鳌论坛、事件、世界反中示威、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等方面。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两会盛况、政府和领导人的形象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政府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出现了“中国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等词语。此外,对中韩两国之间的交往也给予了积极评价,报道中频繁出现中韩之间“达到全新的互信水平”、“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等正面说法;同时,中国在推动解决北朝鲜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也得到了正面的评价。负面报道则主要集中在事件以及围绕奥运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外交礼节等方面,出现了“傲慢的中国人”等词语。

《朝鲜日报》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关于中国的政治类报道勾画出了一个政治大国形象,对内打击腐败、倾听民众心声,对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解决朝核问题、重视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在国际关系上,中韩关系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内政外交上,均展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形象。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大国。2007年上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朝鲜日报》有关中国文化类主题的文章非常多样,涉及美术、体育、饮食、电影、出版等各领域。进一步分析文化类报道的内容发现:议题主要集中在奥运及相关活动、中国的国宝展、中国足球的恐韩症、中韩文化交流等。其中对中国美术、中国乒乓球水平、饮食文化以及出版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给予了正面报道,出现了“出版大国中国”、“世界乒乓球――又是中国的盛会”等赞誉之词。整体而言,韩国媒介对中国文化类报道较多,报道围绕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动态、文化产业动态、中韩文化交流等方面,体育动态也有一定的报道量。总体勾画出了一个注重开展文化交流、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积极发展各种文化产业、尊重本国文化遗产的文化大国形象。

社会发展不均匀的国家。《朝鲜日报》关于中国的社会类新闻报道最多,共223篇,占到总报道比重的35.6%,报道以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为主(为节约篇幅,此处数据略)。整体而言,《朝鲜日报》的社会类报道数量较多,报道角度比较宽,主题涉及犯罪、灾难、服务行业行情等。在灾难事件上,报道语调比较平和,大部分为中性报道,尽管如此,韩国媒介展示出的中国仍然是社会治安较差、言论控制严、灾难较多、伪造状况较多(证件、药等)的国家形象。《造假的天国――中国》、《脏乱的中国》、《狠抓言论控制的中国》、《奥运会和人权――过度的集体主义导致人权问题》频繁出现在《朝鲜日报》对中国报道的标题中。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带有一定的负面倾向,必然会造成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负面影响。

结论及建议

中韩建交后两国一直努力增进相互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双方相互了解,是两国持续增进友谊的首要因素。各自的国家形象在促进双方关系中是很重要的参考因素。本研究围绕2007年“中韩交流年”和2008年“奥运年”,韩国媒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分析。基本结论简要综合如下:

《朝鲜日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关注集中。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社会的各种变化引起各国媒体的关注。《朝鲜日报》所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主要是:经济上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大国、以古老的文化历史及文化交流为主的文化大国、社会秩序还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等。从报道倾向来看,以中性报道为主,正面和负面报道比较均衡。对负面消息,总体来说韩国媒体处理得比较低调。可以说,韩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比较全面的。

“奥运年”对韩国(以《朝鲜日报》为例)媒体的报道有明显影响,整体报道量增加,文化类、政治类报道比例上升。2007年4个报道主题中,经济类呈正面倾向,社会类呈负面倾向;而2008年文化类呈正面倾向,社会和政治类呈负面倾向。结果说明:虽然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增加了,但是评价褒贬不一。从2007年和2008年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报道量虽然增加了,然而负面报道也增加了。这些负面报道中部分涉及有关中国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内容,媒体以此为卖点,吸引受众,造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某种歪曲。所以,近年来虽然中韩共同利益增多、交流频繁,但是韩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标准没有变化。

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大众媒体,传播过程就是在公众心目中“投影”国家形象的过程;另一方面,公众舆论是映照国家形象的一面镜子,一个求健康、积极向上的国家,善于透过这面镜子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瑕疵,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修正自己的形象。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增进和全球的影响,媒体对双方国家的关注程度会持续增加,但是要时刻注意大众媒体负面报道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要有意识系统地管理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朴相俊等:《韩国航空经营学会》,第6卷,2008年3月。

2.柯惠新、郑春丽、吴彦:《中国媒体中的俄罗斯国家形象――以对〈中国青年报〉的内容分析为例》,《现代传播》,2007(5)。

3.省略

韩国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韩国；社会文化；道德教育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教育全球化的一个时代。而这种教育全球化集中反映到了对人才素质的培养方面，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振兴都系于高质量的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道德品质教育。韩国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发展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同时，韩国的崛起同其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通过对韩国社会文化的进行介绍与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借鉴韩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有效地推动中国德育工作的改进。

一、 儒家文化是韩国当代道德教育发展的摇篮

（一）儒家伦理在韩国当代道德教育中的发展

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入韩国已有漫长的历史，在韩国的文化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德育教育中，自从儒家文化传入韩国以来，便开始生根发芽。其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时期。1. 光复时期（1945～1961年）；韩国光复后，教育从原来的奴化教育、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中摆脱出来， 树立了民主、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当时把“弘益人间”作为韩国德育教育的理念，即“ 教育的宗旨是在弘益人间的理念下，协助所有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公民应具有的资格，使其为民主国家的建设服务并努力实现全人类繁荣的理想。”而这一教育理念确立的理由就是：弘益人间既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又与儒家文化中强调仁义，博爱的思想相通[1]。这一理念一直沿用至今。2. 经济腾飞时期（1962～1978年）；二战以后，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大量涌入，韩国的道德传统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许多社会问题随之而生。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更加强调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于是韩国教育部于1968年公布了“国民教育宪章”[2]，强化了青少年和整个社会的“国民精神”教育，提高了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存意识。3. 经济转轨时期（1979～现在）；进入80年代后社会教育有了新的飞跃，1982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思想贯穿其中。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终身教育还是主体、创造性教育都与儒家的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儒家文化在韩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

（二）儒家伦理对韩国当代基础德育的作用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今天的儒家伦理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的教育主体，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伦理已成为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第二，儒家伦理是韩国国民教育的基础思想。儒家认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 才能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良好风尚[3]。第三，儒家伦理是家庭德育的重要体现。儒家的“忠孝一体化”思想使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都贯彻着这种原则。但是，韩国也正在批判地弘扬儒家文化，努力地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所以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世界上儒家伦理保存得最多、最好的国家应是韩国。

二、美、日德育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的创新条件

20世纪是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世纪，东方国家在吸收西方优秀科技文化的同时，也导入了西方文明，如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道德基准等等。对于韩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其影响极其深远。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与美、日的矛盾不是很大。但韩国毕竟也是一个有着本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在对美、日文化大量吸收的同时，并结合自己的国情予以改造和利用。

（一）美国德育思想对韩国当代德育的影响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以来，朝鲜半岛又经历了三年的美国军政统治。于1948年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朝鲜和韩国。在朝鲜战争过后，由于韩国一直处于朝鲜的军事威胁下，所以韩国政府毫无选择地采取了“仿美政策”[3]，这不光体现在政治上，更体现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德育目标上，美国教育家强调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2）在德育内容上，美国一直以来被称为是“自由乐土”和“民族熔炉”的多民族国家，因此特别主张道德教育的民族统一功能[4]。（3）在德育方法上，美国一般不赞成采用直接方法，他们大多强调道德教育应该是间接的，综合的。他们注重启发、引导；注重实际生活中的锻炼；重视渗透性教育。因此，韩国人巧妙地利用美国道德教育方式中的优点，注重道德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渗透， 侧重于通过道德教育实践、大众传媒和社会公共环境强化道德教育的效果。

（二）日本德育思想对韩国当代德育的影响

日本的德育思想对韩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工业大国、金融大国、贸易大国和科技大国，作为近邻的韩国，虽然在道德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日本一些优秀的德育理念还是对韩国有一定的影响。（1）日本注重社会公德教育的理念给韩国提供了借鉴价值。（2）日本在道德教育上吸收外来文化与保持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理念也给韩国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日本的历次教育改革都是以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改进、模仿、吸收和创新为主旨的，但无论哪一次改革又都保持了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日本的这一特色同样也引起了韩国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对儒家伦理的继承上。同时，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过度冲击和侵蚀，以维护传统美德习俗，学校把学习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并对学校道德课进行改革。总之，始终注意在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也已经成为韩国道德教育的一个特色，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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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特的家庭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的突出体现

家庭作为人类代际间道德灌输、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重要场所，对人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影响很深。韩国人素来重视家庭传统、家庭文化对孩子人格成长的作用。

（一）尊敬长辈、重孝道

尊敬长辈，孝敬老人是整个东方人的美德。韩国的家庭文化一直受着这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当代演绎得更透彻、更具体。走进韩国家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看到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行为。另外，当孩子对家中的长辈，老人或父母不尊重和不礼貌时父母会给予一定的惩罚，严肃地指出孩子的错误之处。让孩子学会懂得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到现在为止，韩国家庭文化中提倡的“尊老”不仅限于传统“孝”的范畴，而是上升到了一种道德规范的程度。学校、职场或者其他的社会环境中，也都受到这种道德规范的约束。

（二）崇尚文明，重礼仪

自古以来，韩国家庭文化中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注重对子女文明礼仪的熏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用餐前，一般餐桌上的餐具都会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家人就座时长幼有序，讲话彬彬有礼，一起说笑从不大声喧哗。另外，母亲做好了饭如果没告诉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饭前，必先说一句“您辛苦了”；在用餐时，年幼的总要把最好的饭菜放在长者的面前，以表示对长者的尊敬。长者开始用餐后，大家才可以吃饭。同时韩国的父母会告诉孩子，不要浪费，粮食宝贵等等；在公共场合时，父母会教导孩子注意穿戴和文明用语，坐要有坐姿，站要有站姿，要时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待人接物时，韩国父母会主动让孩子参与接待接客，要让孩子锻炼交际能力，体会到主人和客人的地位不同，对待客人要有责任感；在个人方面时，韩国父母会告诉孩子未经别人允许，贸然介入别人的活动是不礼貌的，和别人谈话时，应多说说自己的朋友，少说自己。谈话不可长篇大论等等。

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文化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也是独具特色的；同样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成功的突出体现。韩国教育学家认为：良好的品行是孩子一生的资本，道德教育的好坏是决定孩子是否成才的保证。同时良好、和谐的家庭文化教育也促进了社会各方面道德教育的发展，为孩子将来的做人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与启示

综观韩国的社会文化，我们不难看出韩国的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韩国人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更多地关注受教育主体，注重从生活实践的不同侧面入手，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然而，韩国今天的德育成果也是在艰难创业中得到的时代财富，是经历火与血陶冶的历史精华。目前，中国正处于道德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像韩国学习和借鉴其优点也是必要和现实的。

（一）借鉴韩国在开展德育教育中处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

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但儒家文化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与韩国一样，中国也应该批判的弘扬儒家文化，吸收儒家伦理的精华，结合当今时展的特点，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德育教育。

（二）吸纳西方德育文化的优秀成果，处理好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充分发扬其对德育的影响

韩国在面临西方德育文化时，打破了封闭式的道德教育，把东方注重系统道德规范教育和西方注重道德思维判断能力结合起来，即把现在社会文化与人的培养结合起来，促进了当代德育的发展。虽然中国和韩国的国情大相径庭，但是中国在面对不断涌进的西方文化时，也应大量吸收现代西方伦理道德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的现代德育建设的需要，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于有利的一面，应该借鉴，并发扬光大，对于不利的一面，要摒弃或者是去粗取精，使之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三）坚持社会文化与道德教育相互融合，加强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韩国注重社会大环境的德育功能，不断地加强社会文化的渗透性。中国也要克服学校德育注入式的弊端，要增强社会文化对开展德育教育的影响和渗透，要促使德育与现实社会接轨。从而增强了德育的实用功能。另外，加强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例如，在公民素质教育中，要着重加大社会文化中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文化的渗透；逐渐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使其具有现代人应具有的现在性，从而促进了德育中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发展。再如，在国民精神教育中，要着重加大社会文化中爱国精神的渗透；逐渐加深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从而培养强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对中韩当代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断地促进和正确的利用社会文化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丰富德育内容，加强德育建设。 参考文献

[1]索丰．儒家文化对现代韩国基础教育的影响[J]．外国教育研究，2002，(9)．

[2]顾明远．亚洲“四小龙”学校德育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3]田以麟．今日韩国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