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博物馆体系建设分析

韩国近代博物馆自20世纪初开始萌芽，至今已经历百余年。截至2018年底，韩国共有博物馆873家，是亚洲博物馆发展较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出于对韩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高度重视，韩国政府一直主导着博物馆事业发展，通过政策引导、立法等方式，推动国立中央博物馆系统建设，形成了独特的博物馆体系。韩国博物馆体系在振兴韩国传统文化、凝聚韩国民族认同、提升韩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对韩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进行梳理，探析韩国博物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总结其体系建设的突出特点，以期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一韩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历程概述

（一）建设萌芽时期（1909-1945）。韩国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出现于1909年。1908年，纯宗皇帝对首尔昌庆宫内的皇家收藏进行整理，并于1909年以帝室博物馆名义向公众开放（图1）。这意味着集藏品收集、保存、研究、展示、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近代博物馆在韩国正式登场。因此，帝室博物馆被公认为韩国近代博物馆的开端[1]。1910年，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开始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大韩帝国皇帝退位后被列入日本皇族，纯宗皇帝改称李王，帝室博物馆也因此改名为李王家博物馆。1915年9月-10月，日本为了加强统治，于景福宫内举办“施政5周年纪念物产共进会”，展示了从全国收集的考古文物和艺术品。共进会结束后，于1915年12月1日就地开设了总督府博物馆[2]。总督府博物馆不仅管理从全国收集的文化遗产，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修复、保存、复原古建筑等工作，其中对“古迹”的地表调查和发掘是他们的中心业务。这样的现场调查显然不是纯粹出于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在掠夺和侵占文物的同时，更好地开展其殖民统治。1913年，首个应民众要求而设立的博物馆—庆州博物馆建成。庆州市民以保护新罗文化遗产为目的结成了“庆州古迹保存会”，将收集到的文物在旧的庆州旅馆展示，是为庆州博物馆的原型[3]。之后，同样出于“地区文化财产保存”这一共同目的，这种由地方民众发起的地方博物馆在扶余（1926年）、公州（1940年）等城市建立，成为韩国民间建立地方博物馆的早期实践[4]。然而，这3座地方博物馆不久便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被收编为总督府博物馆的分馆，韩国独特的国立中央博物馆系统也由此发源。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出于教学和研究的目的开始建立博物馆。1934年，普成专门学校（现高丽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大学博物馆；1941年，京城帝国大学（现首尔大学）开设了具有博物馆雏形的展示馆[5]。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韩国的博物馆体系初见端倪。处在建设萌芽阶段的韩国博物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日本殖民政府开设的中央型博物馆；另一种是出于对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由市民自发设立的地方型博物馆；第三种是由高校建立的大学博物馆。遗憾的是，地方博物馆很快被总督府博物馆纳为分馆，严重削弱了其创办的本来意义，作为地方博物馆的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二）体系初步建立时期（1945-1979）。1945年日本战败后，韩国政府正式接管总督府博物馆，将之改名为国立博物馆，并将庆州、扶余、公州、开城等地方博物馆划为国立博物馆的分馆。由于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和独裁政权时代，使得韩国社会仍处于动荡状态。韩国政府虽于1952年颁布了《文化保护法》，助力战后社会的文化基盘构筑，但效果不佳。尽管政府在此期间疏于对博物馆的管理，博物馆在促进韩国传统文化振兴以及统一民族意识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发了民众的建设热情，由此形成了韩国博物馆短暂的自由发展时期，第一座地方公立博物馆、企业博物馆以及私立博物馆都在这一时期出现[6]，尤以私立博物馆的建设速度最快。1967年文教部在大学设置基准令中规定综合大学需义务设置博物馆，通过政策促成了大学博物馆的蓬勃发展[7]。1972年8月制定的《文化艺术振兴法》可以说是韩国近代以来真正的文化政策的起点。次年，韩国了首个比较系统的文化艺术综合计划—“第一次文艺振兴五年计划”，并成立了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1974年设立了文化振兴基金，文化政策终显雏形[8]。第一次文艺振兴五年计划明确提出“构建以文化艺术振兴为目的的制度体系和设施体系、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与开发”等内容[9]，意味着韩国博物馆体系建设正式进入国家控制阶段，突出表现为国立博物馆系统的新馆建设和国立中央博物馆系统的独立。1975年，国立博物馆庆州分馆新馆建成，更名为国立庆州博物馆（图2）；1976年，国立中央博物馆公州分馆新馆建成，更名为国立公州博物馆；1978年，国立光州博物馆新馆开馆。1979年，国立中央博物馆体制系统正式从文化遗产管理局下属机关变更为独立机构[10]。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时开始，韩国再没有出现由市民的自发活动而设立的地方博物馆，即中国所指的省级博物馆或市级博物馆。经过35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总计建设55个博物馆，其中国立博物馆5个、地方公立博物馆2个、私立博物馆22个、大学博物馆26个[11]。这一时期，虽然受到战争和动乱的困扰，韩国博物馆事业仍然因政府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文化振兴及国民统一”等目标而得以发展。虽然从数量上看，私立博物馆和大学博物馆占比近九成，但由于这一时期文化政策浓烈的政治色彩，加之国家通过文化政策确立了对博物馆建设的主导，使得占少数的国立博物馆和公立博物馆系统仍然在国家层面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至此，韩国的博物馆体系初步建成。（三）法律引导建设时期（1980-2000）。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收入大幅增加，文化需求也随之激增。在此期间，韩国政府不仅将文化视为统治政策的手段，也开始将其视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2]。1980年，终身教育被写入《韩国宪法》；1982年《韩国社会教育法》第4章第23款规定“博物馆和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构”，明确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1983年的《第五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首次将“文化发展”纳入其中，由此文化政策作为国家社会发展战略之一得到认可，博物馆作为文化部门的性质也得到确认[13]。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84年正式出台《博物馆法》，不仅从法律层面上增强了制度建设，更让人们意识到“博物馆的存在是国家发展的一个要素，这一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4]。《博物馆法》的颁布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韩国博物馆快速扩张和专门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等国际大赛的举办更促进了韩国国民文化意识的提高，使得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多种文化设施在此期间得以大量建设。在这一系列事件的交织影响下，1988年，负责文化艺术包括体育相关部门政策的文化体育部与负责观光政策的交通部合并，成立了文化观光部。该部门将文化政策定位于国家发展的中心功能，文化政策与观光政策合为一体，文化产业政策也包含其中。然而，《博物馆法》的出台并没有如预期一样促进韩国博物馆的快速发展。该法律所定义的博物馆与国际博物馆协会提出的定义有较大出入，甚至不包括国立博物馆和大学博物馆两个十分重要的分类。虽然前后进行了4次修订，不断明确博物馆的业务范围、登记制度与资质管理，但其注册条件依然较为复杂，限制也很严格，渐成新建博物馆的障碍[15]。鉴于《博物馆法》未能满足韩国博物馆的发展需要，韩国于1991年废除了《博物馆法》，并新出台了《博物馆及美术馆振兴法》（下称《博美法》）。《博美法》明确规定，韩国博物馆分为国立、地方公立、私立、大学四类，并提出“扩大博物馆注册范围”“根据登记时的相关税法规定减免税金”等条款，同时也强化了韩国对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支持，使韩国国立博物馆由政府把控进行管理的形式得到进一步确立，体现了振兴博物馆的国家意志[16]。1994年《地方文化振兴法》的颁布，使地方自治得以开展，通过设置培育地域固有文化的文化设施等方式，地方自治体独有的文化政策得到积极落实，各地在文化事业上的建设热情不断高涨[17]。据相关统计，20世纪末韩国注册博物馆已增至280家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末博物馆数量的4倍以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韩国博物馆体系是在政府对文化政策的高度重视以及博物馆专门法律制定的引导下不断发展的。虽然《博物馆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博物馆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毕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让国家和民众对博物馆的作用和地位加以重视。随着《博美法》的出台，博物馆的注册条件进一步放宽，对博物馆建设的支持制度进一步强化，再加上地方自治政策的实施，真正促进了博物馆体系的快速发展，国立、地方公立、私立、大学博物馆方面都有较快的增长。这样一来，由国家文化政策和法律共同引导的韩国博物馆体系进一步完善，并于21世纪开始进入更为高速的发展阶段。（四）高速发展期（21世纪以来）。1998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文化立国”战略，次年将原属教育部的所有国立博物馆移交给文化体育部管辖，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部门对国立博物馆体系的统一管理。2003年，韩国政府将“自律、参与、分权”的国政方针拓展到文化政策领域，将大部分行政权从中央政府移交给地方政府，并在重新修订的《博美法》中将博物馆管理权下放到市和道一级行政部门。2004年，在首尔召开的国际博协大会为韩国的博物馆事业带来划时代变化。这是国际博协大会举办58年来首次于亚洲召开的大会，是亚洲地区首次举办具有国际规模的博物馆活动。这次会议大大提升了政府对国内博物馆、美术馆的重视，直接促成了政府开始向私立博物馆提供援助。这种援助最初只是在财政方面，进而扩展到人力方面，包括策展人（curator）和讲解员的培养[18]。在这些契机的强力推动下，韩国2008年的博物馆数量增长至511家，5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300家左右是私立博物馆，占比近6成[19]。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将文化观光部改为文化体育观光部，博物馆政策制定业务归属文化休闲政策科。从这一年开始，韩国为进一步发挥国立博物馆的作用，在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试行免费开放政策，并于年底颁布了《振兴博物馆的10大重点推进课题》[20]。该政策以“打造有故事有感动的博物馆文化—1000家博物馆时代”为目标，通过提升博物馆事业的品质以应对多样化的国民文化需求以及由全球经济危机而导致的内外部形势变化。其主要内容包括“与国民共同发展进步的博物馆”“有坚实运营基础的博物馆”以及“形成体系化政策的博物馆”，旨在通过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博物馆专职人员能力培养、推进博物馆非营利法人化、扶持私立博物馆的基础相关法律调整等一系列方针，构筑一个全国性博物馆协作体制。2012年5月，文体观光部公布了《博物馆发展基本构想》[21]，在《振兴博物馆的10大重点推进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博物馆人员专业化、博物馆机构系统化、博物馆管理高效化、博物馆展览和活动大众化”4大发展战略方针。2017年9月，文体观光部中负责博物馆与美术馆政策的部门整合，成立博物馆和美术馆管理的综合部门—文化基础科。在此基础上，韩国政府决定从整体角度出发制定实施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长期发展政策。2019年6月，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了《用文化让生活更丰富—博物馆美术馆振兴计划（2019-2023）》[22]。这次五年计划针对目前博物馆建设存在的问题，确立了“强化公共性、深化专业性、确保可持续性”的3大目标，并提出5大战略核心课题，包括强化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地位、推进博物馆和美术馆全民共享、提升专业技能和能力、构建可持续的运营基础以及通过合作强化协同效应。《博物馆美术馆振兴计划（2019-2023）》的提出，为今后5年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上述提及的政策中可以看出，政策的连贯性是这一时期韩国博物馆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公共文化需求”“博物馆专业人员培养”以及“博物馆管理高效”等要素贯穿始终，不仅助推博物馆数量的迅速增加，更使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公众的参与程度显著提高。据《博物馆美术馆振兴计划（2019-2023）》的统计数据，2018年韩国注册博物馆873个，是2004年博物馆总数的3倍（图3）。其中国立博物馆49个（文体观光部下属22个，其他部门下属27个），地方公立博物馆349个，私立博物馆371个，大学博物馆104个。综合2008年数据来判断，21世纪前20年，韩国博物馆体系建设大体呈现出前十年私立博物馆发展，后十年公立博物馆发力的局面。随着后十年地方公立博物馆数量的提升，由国立和地方公立博物馆组成的“国家”体系终于超过私立博物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政府对博物馆体系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

二韩国博物馆体系建设的特点

通过对韩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脉络的梳理，能够看出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韩国博物馆体系建设具有如下特点。（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韩国，博物馆一直是国家发展的一个要素。新公布的《博物馆美术馆振兴计划（2019-2023）》在开篇强调：“承载人类文化遗产和当代文化艺术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是社会文化成果的重要综合体，也是文化国家发展的核心。”“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振兴和高效的管理将成为保存我国文化，并使我国步入文化发达国家行列的部级重要课题。”[23]事实上，自1945年韩国政府接管总督府博物馆及地方博物馆开始，统一民族意识以及振兴民族文化就成了博物馆贯彻至今的职责和使命。如上文所述，由于中央政府对博物馆建设的主导性的加强，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地方博物馆都是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被建设，并归属国立中央博物馆管理，形成了韩国特有的中央—地方国立博物馆系统。这类中央政府主导下设立的博物馆，对于韩国在混乱时期统一管理文化遗产、实现国民意识的统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24]。进入新世纪，韩国开始面临全球化趋势下因东西方交汇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其民族文化特性处于世界文化一元化的包围之中[25]。目前，通过各种途径强化民族文化意识的种种努力成为韩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导韩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文化体育观光部通过颁布《振兴博物馆的10大重点推进课题》《博物馆发展基本构想》以及《博物馆美术馆振兴计划（2019-2023）》等政策，鼓励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虽然自20世纪末期开始，因地方自治、民众文化需求提高等因素，地方公立博物馆和私立博物馆数量大幅提升，但国立博物馆在文化体育观光部等政府部门管理下，地位及作用依然不可撼动。最终形成了以国立博物馆为核心，地方公立博物馆为支撑，私立博物馆、大学博物馆为特色的博物馆体系。可以说，韩国博物馆体系的建设始终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方针。（二）法律与政策有机结合。从韩国博物馆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韩国不断通过修订与博物馆相关的法律以配合国家文化政策和博物馆政策的实施，共同引导韩国博物馆体系的发展方向，提升博物馆发展质量，履行其应有职能。上文提到，1984年韩国颁布《博物馆法》后，因文化政策的快速变化而先后进行了4次修订，但最终仍因有碍博物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被废止。1991年《博美法》出台后更是配合着国家文化政策、博物馆政策频繁修订[26]，其中尤以2008年、2009年、2013年、2016年以及2018年的修订力度较大，这与政府出台重要博物馆政策的时间有所对应。例如在2008年，《博美法》重点针对国立博物馆与美术馆的相关权属和职能进行了修订，包括明确国立中央博物馆和国立现代美术馆为代表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归属文体观光部；为均衡提高文化遗产的收集、保存、调查、研究、展览及文化享受，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可在必要的地方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或国立现代美术馆的地方分馆；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如果想就所管业务设立国立博物馆或国立美术馆，必须事先与文化体育观光部长进行协商等等[27]。这些条款不仅确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国家属性和管理部门，更以立法的形式将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馆地方分馆的权力赋予文体观光部，这与2008年文体观光部重组后加强对国立博物馆统一管理的政策相吻合。又如2008年底颁布《振兴博物馆的10大重点推进课题》后，《博美法》于2009年相应进行了10余处修订，涉及博物馆定义、类别、注册登记、经费补贴、监管、注销等诸多方面[28]。可见，这种根据政策实时变化而进行法律修订的方式已形成了韩国博物馆事业管理的突出特点，可以有效保证政策的实施。（三）行业协会发挥专业作用。曾任韩国博物馆协会会长的裴基同指出：“第一个成立的韩国博物馆相关团体是大学博物馆协会[29]。不过在今天，不仅有韩国博物馆协会，按成立主体分，还有私立博物馆协会、私立美术馆协会等；按活动领域分，还有韩国科学馆协会。从2006年起，韩国开始正式设立地域性团体，分别按市或者道构建了地域协议会。现在有14个地域协议会，各自的地方政府成为讨论其支援和振兴方针的主体。其他还有学术团体中历史最长的博物馆学会，另外博物馆教育学会、博物馆市场经营学会、展示设计学会、文化空间建筑学会、保存科学会、文化教育学会等很多学会都在开展活动。”[30]可以看出，韩国在百年间发展出了由不同类别和层级组成的博物馆协会体系，为韩国博物馆发展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撑。以韩国博物馆协会为例，该协会以使博物馆能够成为文化的推手和重要的教育组织为宗旨，通过为博物馆提供资金支持，提供博物馆间联络，发行博物馆专业刊物，举办研讨会、培训及提供奖学金等，做博物馆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博物馆协会还通过积极参与博物馆制度革新以促使博物馆的发展。例如1984年《博物馆法》的颁布，就是在韩国博物馆协会的极力推动下实现的[31]。2000年，协会特地为推动博物馆改革而成立委员会。委员会在文化观光部修订博物馆相关法规时发挥了较大影响，由此在修正案中增添建立地方博物馆、成立博物馆专业资格鉴定考试委员会等规定，提升了博物馆管理效率，并加强了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支持力度[32]。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举办国际博协大会之后，韩国博物馆协会的工作重点落在与国外机构建立合作网络和加强宣扬博物馆的公共活动上。不仅邀请国外知名博物馆专家参与学术研讨会和演讲，还邀约国际博协和亚洲博物馆联盟的会员访韩，更为韩国博物馆专业人士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可见，韩国的各博物馆协会不仅为行业提供了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更能够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专业咨询，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四）国立中央博物馆系统地位特殊。如上文所述，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是韩国政府组织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唯一由中央与地方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系统（图4）。该系统自1945年韩国政府从日本殖民政府接管原朝鲜总督府时便一直存在，经过7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13个分馆，并仍然有进一步扩大的计划[33]。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馆长由文化体育观光部任命，职务级别为副部长级，分馆馆长及正式职员由总馆聘任。各地方分馆的建立与运营管理均受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中央政府对博物馆的管理权限较大。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从管理体制上看，各地区分馆接受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统一垂直管理，中央馆对所辖13个地方国立博物馆具有行政管理权，对各分馆工作进行直接管理和指导。同时，各个分馆在实际工作如藏品管理、展览展示、社会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涉及诸如基础建设、文物征集、重大项目等则需要及时向中央馆报告，并取得反馈和指导意见。人事方面，中央馆负责定员编制，服务于中央馆和地方馆的员工分为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正式职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由中央馆负责统一招聘；非正式职员由当地负责录取，可以直接向地方馆申请应聘。中央馆和地方馆业务人员每三年定期轮岗，进行人事调动，由中央馆统一安排。根据人事规定，除个别特殊岗位外，包括地方馆长在内的一般业务人员必须轮岗交流。业务人员轮岗后必须为部门工作三年，方能进行下一次轮岗。财务方面，预算由中央馆负责管理，各分馆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归国立中央博物馆统一进行管理[34]。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系统在韩国博物馆体系中地位特殊、作用特殊，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资源集中管理，便于合理配置。在政府支持下，中央及各地方馆均享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政治资源、人力资源和文物资源等，其他政府部门也可以为博物馆发展提供相关支持，如情报通信部可以提供博物馆行业发展信息，教育部可以提供相关人才培养和提拔的支持，财务经济部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方面的支持等[35]。二是政府统筹规划，层层负责。以文化体育观光部为主导，国立中央博物馆为支柱，脉络延伸至各地方国立博物馆，建立起国立博物馆的体系与网络，由上而下层层监督，保证规范化和统一化的管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始终扮演着行业标杆的角色，甚至曾在2004年-2008年期间短暂负责过全国博物馆政策制定的工作。在《博物馆美术馆振兴计划（2019-2023）》中明确提出，要将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文化遗产标准管理系统”推广到公立、私立以及大学博物馆中，致力于构建全国性的国家文物网上标准数据库，就是其发挥头雁作用的鲜活事例[36]。三是博物馆在国民中知名度提高，公共教育得以加强。韩国中央政府通过在国立博物馆实施免费参观，每月实施一次（第4个星期六）“去博物馆日”，举办针对不同年龄和层次观众的活动、讲座等方式，强化了国立博物馆的国民性，使其网络体系与公众教育紧密结合。又如，2014年中央政府试行“文化通行证”政策，针对贫困家庭青年提供国立及公立博物馆的票价打折或减免优惠等。

三结语

与欧美近代博物馆建设的起源不同，中国、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的近代博物馆建设从开端就伴随着统一民族意识、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等社会使命与职能。从韩国博物馆体系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自韩国光复开始，政府就将博物馆建设作为摆脱殖民影响、提升民族自尊、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而随着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政府对博物馆建设的主导性也不断增强，并通过具体政策的、法律的修订而不断调整，深刻影响着博物馆体系的发展重心、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诚然，以政府为主导的博物馆体系建设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博物馆分布不均衡，首都圈（首尔、京畿、仁川）的博物馆数量占总数的34%[37]。再如，由于国立中央博物馆系统在地方的绝对影响力，导致地方博物馆在反映地方特色、回应地方呼声等方面始终显得力不从心。又如，出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国民意识统一以及民族文化振兴的目的，韩国博物馆建设的主流是历史类博物馆，科技类博物馆并不在《博美法》的管理范畴内，而是由科技部单独管理，另适用专门的法律，致使原本数量就不多的科学类博物馆发展状况堪忧。不过，韩国博物馆体系建设的经验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一是加强国家对博物馆体系建设的宏观把控。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大幅提升。但也由于体系庞大，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导致在博物馆建设上存在缺乏特色、“千馆一面”的情形，甚至出现“建馆容易运营难”的情况，博物馆的公共教化导向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借鉴韩国经验，建议加强国家对博物馆体系建设的宏观把控，通过成立更高层级的博物馆管理部门、推行更具明确建设目标和方针的专门政策来引导全国博物馆体系的高质量发展。要从战略上重视博物馆的教化导向作用，将博物馆建设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其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民文化自信等方面的作用，既承认其文化机构属性，更要强调其意识形态阵地的属性。二是加强制度建设，适时推行《博物馆法》。在法规政策制定层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其他机构共同制定博物馆相关法律，促成了博物馆社会教育政策、博物馆工作专业标准、博物馆注册登记与评估制度等出台，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韩国的《博美法》和《教育法》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而中国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并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细化。借鉴韩国经验，建议中国文化行政部门和教育、民政等部门通力合作，适时推动《博物馆法》的制定，推动博物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三是建设中国博物馆总分馆体制。中国博物馆体系庞大，可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博物馆共同组成的国家博物馆系统，坚持统分结合、分合有度、抓大放小的原则，优先把部分优质地方馆和行业馆纳入国家博物馆系统之内，充分发挥国家博物馆的示范带动作用，最终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全国的效果，为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统一的中华文化物化话语表达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刘书正 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