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论文十篇

敦煌艺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中国五千年文明就像是人类的大舞台，一朝一代走着过场，每朝每代都给人类留下丰富的文化。敦煌石窟就像一个小舞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文化，衬托出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无数的能工巧匠，善男信女，无论高低贵贱，共同演奏着一曲赞美神的交响乐，融贯东西，气势磅礴，历经千年，为人类留下神传的文化。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点，南枕祁连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东峙三危山。敦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要地，在河西走廓的西端，为一面积不大的绿洲，四面戈壁、沙漠环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很大。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很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与中原古老的半神文化交汇、融合，产生出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

1建筑艺术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均施彩绘，故称彩塑。颜料取之于天然矿石，色泽艳丽，颜色长久不变。彩塑是洞窟的主体，一般位于正厅中间，主要塑佛像或菩萨像，四壁和顶上才是壁画，早期的洞窟，壁画只是作为装饰和陪衬出现的。壁画一律彩绘，不论是何朝何代，内容大体一致，最为普遍的有佛像画，佛经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天壁画。

早期的洞窟形式(十六国，北朝时期，304-581)主要是禅窟和中心塔柱窟，起源于印度。WWw.133229.CoM禅窟是供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如285窟主室为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修行者观像之用，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供修行者坐禅修行。中心塔柱窟，又称中心柱窟，塔庙窟。窟内中央设立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柱塔，柱的四壁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之后不断融入中国式的建筑风格，至隋唐时期(581-907)，洞窟形式已完全转变成中国传统的殿堂形式，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洞窟的其余三壁均绘有壁画，窟顶为覆斗形或人字披形。殿堂式的洞窟已经成了世俗礼佛的场地。

2雕塑和壁画艺术

从彩塑和壁画的艺术风格发展来看，可以分三个时期。隋唐以前的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隋唐时期的顶盛时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以后的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2.1发展期

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带有印度造像的特点。塑像体格高大，额头宽阔，脸形方正，直鼻，眼窝深，发髻为波浪形，衣纹贴身。印度的造像手法是古希腊式的，这是印度佛教之前的信佛时期留下来的。所以传说敦煌的名字与古希腊人有关，不是不无道理。

公元525年，中原出现“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塑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带，飘逸自得，宁静超脱。

北朝时期的壁画多是佛经故事画。最著名的有尸毗王割肉救鸽的故事，最精彩的当属“尸毗王本生”，还有九色鹿本生故事画，五百强盗(得眼林)故事画等。

北魏时期的的天宫伎乐壁画还带有西域特征，舞者肩披长长巾帛似今印度妇女披的纱丽，舞姿也颇富印度风韵。

从北魏晚期到西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开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迁都洛阳后，更加速了汉族文化的传播。这时的壁画中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西域的绘画风格仍然保存着。

2.2顶盛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塑像造型由北魏秀骨清像转为雍容华贵，色彩丰富。

隋代塑像体壮丰满，鼻低耳大，衣着富丽。姿态也更丰富生动，形象更加中国化了。塑像敦厚恬静的仪容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这是佛教从寺院走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过渡时期。

“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中原文化空前繁荣，佛教在中原大地普及。很多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经卷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敦煌石窟艺术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规模形式、塑像和壁画的内容都发生了变革。

唐代是一个营造巨型大佛的时代。唐代初年，武则天下令僧人造《大云经疏》，该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下世，全国各地兴起塑造弥勒的热潮，莫高窟最大的塑像，北大像高35.5米，气势宏伟，庄重沉稳。开元年间，高26米的南大像也被塑造出来。再加上榆林窟的大像，三座大佛窟，供奉的都是倚坐的弥勒，都是在唐代开凿的。

此外还有中唐释迦牟尼涅槃卧像，长15.8米，右胁而卧，四周配有壁画，以造像与壁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菩萨，弟子，护法，国王，大臣肃穆举哀的大型场面，衬托出人们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唐朝的壁画色调最为丰富多彩，富丽而灿烂，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的局面。壁画内容可分为五类：即佛像画；大型佛经画；佛教历史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

莫高窟的装饰图案，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既是连接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的纽带，同时又是独立存在的图案。以藻井图案为代表的隋唐装饰图案，是莫高窟的装饰图案的高峰。如第329窟窟顶藻井和第159窟西壁窟顶图案，繁缛多样，花纹缜密，这些图案多出现在窟顶中心，寓意苍穹深远莫测，宇宙无限之大。

唐朝“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富裕，佛教家喻户晓，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家家供佛，人们向往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的弥勒世界，相信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苦难皆可解救，倡导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往生西方净土。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在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充分地发挥，他们把人间荣华富贵搬上墙壁，又把天国的富丽堂皇展示人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真是天人合一的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半神文化。

2.3衰落期

隋唐以后，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落期。

公元1036年，西夏统治了敦煌，佛教成为西夏国教，西夏君主从西藏迎来藏传佛，使敦煌石窟艺术融入藏族文化。

122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踏进沙州，在敦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把西藏传来的密宗文化推向高潮。此时期人物形象描绘准确，生动，线描细腻，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为敦煌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又添了几分色彩。

3雕塑与壁画的内容

中国是个信神的民族，包括古时历代的帝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后，很快被华夏民族接受，并发扬光大。佛教中有许多故事都是教人向善，因果报应，生命轮回，做好事，乐善好施会得善果，做坏事会得到惩罚，人们信神会得到神的保护，修道者会升往天堂。这些理念几乎都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中，还有许多赞美神佛的大型雕塑和壁画。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

雕塑造像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及供养菩萨等；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像。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补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艺术技巧最精湛，内容最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古人不同时期的文化生活，表现神及天、地、人、动物、环境的方式，表现友谊与恩的方式。丰富多彩，井然有序。

佛像画，指佛陀、菩萨、护佛神等供奉的各种神灵形象，是壁画的主要部分。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道家神仙的内容题材。经变画，利用连环画的形式，把整个一部佛经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佛传故事，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转生中的各种善行，如“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故事。佛教史迹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敦煌的石窟虽历经千年岁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今人仍可以从石窟的雕塑、壁画内容，寻找到先人们对佛法的虔诚，对佛的无比敬仰。或许这也是先人们留给今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吧。

参考文献

敦煌艺术论文篇2

【关键词】敦煌艺术美学中国美学史

一问题与思考

1.1重写中国美学史

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处于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在此历史的关头，曾经的一切文明成果在给我们以启示的同时，也或隐或显地昭示出某种新的文化症候，那就是——重写！我们更加认同李学勤先生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文中的论断，他说：

在世纪交替之际，总结过去，启示未来，本是学术史发展的一条规律……20世纪的考古发现所引起的学术意义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讨论。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第二，考古学改变了有关中华古文明狭隘认识。wwW.133229.COm……第三，大量简帛佚辑的出现，证明中国学术史必须重写。……多学科相结合、从多角度入手，有利于揭示历史的本相。

中国美学事实上也面临这一挑战。我们试图引入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旨在对中国美学施以尽可能还原，将“历史”与“历史学”书写区分开来，以新的实证眼光，佐以理性分析和审美感悟去重新书写中国美学史。

首先，中国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并非出自一种理性的自觉，它伴随着20世纪初“文化维新”运动从东洋日本被介绍进中国，源自德人鲍姆嘉通的“感性学”被修正为“美学”，并为国人所逐渐认识而广泛接受。嗣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译介和学术建设，中国美学已日渐成熟，几度“美学热”风靡中国大陆。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确立不仅需要借助于外来眼光作参考，更要确立自身品格，而这无疑应当从该文化现象之所从出的发源地去找，那就是——中华文化的本土资源！已故考古学宗师苏秉琦先生曾精要地概括了泱泱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色，“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自成系统的几大悠久文明之一，迄今为止，这一文化体系仍然在历史中前行，未曾出现过中断。如果说,“美学”的定义之所以至今没能统一下来，而不能贸然用西方的固有概念来框定中土学科的话，那么，其间至少有两点是不言自明的：其一，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审美理念，这一理念渗透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与西方的美学观形成一种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人类审美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其二，虽然不同的审美观导致对“美学”的理解歧义，但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间应该有一些共通的特征，譬如说：追求精神境界的创化意识与和谐的美好情感等。因此，宗教和艺术势必成为人们交流的最佳思想武器。

其次，对于日渐走进“地球村”的当代人来说，文化的趋同性愈是明显，人们内心深处追求“文化个性”的焦灼感便愈加强烈。文化的多元碰撞在产生新的文化“宁馨儿”的同时，文化的“返祖现象”也愈加神秘。“趋同”不是为了“同化”，“碰撞”是为了激起新的“火花”。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类的族性差异不会因为彼此的靠近而消失殆尽。中国美学的历史使命正在于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而确立自身的独特品格，而不应该惟他者马首是瞻，在合理汲取异域文化的同时，更新并确立自己的品性。

再次，从文化渊源上看，源自远古时期的“龙飞凤舞”乃至“百兽率舞”的文化因子在一以贯之的文化道统中得到传承，其典型事例莫过于“敦煌学”的兴起与“敦煌艺术”的出场。中国美学将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敦煌艺术——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视野，无疑是中国美学重建（或“重写”）的必然，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之双重意义。学科更新不仅需要新的方法论，更应该具有新的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和战略眼光。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既是理论的认知，亦是实践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是抛弃历史，正是要融入传统之中的“时代性”；“学术创新”不是割断既有的文化脐带，否则即会失血而丧失生命力。

最后，从敦煌学研究总体布局看，缺少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敦煌美学。季羡林先生主编并于上世纪末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是当下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谓体大思精，举凡一个世纪的所有学术成果均一一作出事无俱细的介绍，可惟独少了一条“敦煌美学”。这难道是一种偶然？虽然曾经有学者制订过类似于“敦煌学研究系统”的学科总表，但自觉而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与蔚成风潮的敦煌学研究相比，少得几乎不成比例。难怪季羡林先生几乎无法在其主编的皇皇巨著《敦煌学大辞典》中列一条目，因为可堪介绍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

质言之，一种自觉的﹑介于敦煌学与美学、艺术学之间的分支学科——敦煌美学一直付之阙如，现在是该建立的时候了。从当下场景来讲，过去没有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今天我们呼唤其出场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的理由建立在下述几点基础之上：

第一，一门学科的出现及臻成气候需要相关学科的成熟和学术支撑，而作为敦煌美学的主干学科——敦煌学已经诞生了一个世纪【2】，“敦煌学”一词【3】的正式确立也近八十年之久。借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现在敦煌学已濅假成为世界‘显学’。”【4】

第二，与敦煌美学紧密相关的艺术学学科不仅已经建立，且基本理顺了学科关系，这就为敦煌艺术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学术支撑。

第三，敦煌学的基础性研究（如研究范围、历史分期、洞窟断代定名、文献归类整理等）也基本完成，从而为敦煌美学的顺利开展基本扫清了障碍。

第四，多学科交叉性研究不仅是当下学科建设走向纵深的标志和趋势，而且已经在敦煌学界取得一定的实绩，如考古图像学、考古类型学、音乐与舞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引入即是明证。

第五，在此文化转型的新时期，无论是美学还是艺术学、敦煌学研究都面临着深化和开拓眼光，从而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诸问题。惟其如此，更需要一门敦煌美学来实施互动式发展。

第六，敦煌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解决为敦煌美学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关于敦煌艺术各方面工作也基本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尤其是对于历史上曾经令人困惑的某些难题大体具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评价。此外，随着对中国审美文化专题研究的推进，尤其是针对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的深入思考，敦煌壁画及其乐舞艺术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我们可望通过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来进一步印证此前我们所作的研究论断【5】：

华夏艺术的文明发展使诗歌、音乐、舞蹈走向了独立发展，但以“乐”为本体这一特性并未消散，它仍然体现在诗歌的节奏、动律和音韵上。同理，“乐”仍然出现在舞蹈的造型、旋律与腾越上。不独诗歌、舞蹈如此，华夏文化的其他艺术类型同样体现了“乐”的特性：韵律、节奏与飞动。……这种“乐舞精神”不仅成为华夏文明的生成基因，更在其后历史发展途程中化为华夏艺术的血肉灵脉，从而成为我们解读中华艺术的美学锁钥。

1.2建构“敦煌美学”

敦煌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介于敦煌学与美学之间。从本质命义上言，它更倾向于列为敦煌学的二级学科，是一门重点研究敦煌文物与艺术之美的人文学科。鉴于其丰富而驳杂的学科特性，经过认真思考，我们认为将其置放于敦煌学中来加以研究比较妥当。一方面，我们可以大量利用现有敦煌学研究成果来拓开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加大研究力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如佛教艺术、建筑史、考古图像学、考古类型学、音乐与舞蹈考古学、艺术人类学等）都能得到有效利用而使其更趋完善；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借助哲学眼光来研究敦煌学中的美学现象、问题与规律等，并以此为契机，丰富敦煌学研究领域和扩大美学研究的观照视野，从而进一步探索其与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美学史的内在联系等。在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利用敦煌艺术来为中国美学作例证，而是将敦煌艺术本身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其中的美学问题，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准确地分析其美学规律，从而丰富我们的美学研究。

当然，学界对于“敦煌学”的认识目前尚缺乏定论。如《中国敦煌学史》一著的作者就认为：“中国的敦煌学、伴随着石窟艺术研究的开始，终于成为一门严整的学科。”【6】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者，则持不同意见，如有学者认为：“‘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7】问题不在于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象本身，而在于可能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从而导致重心的转移。我们的看法是，敦煌学研究不能自我孤立、自我设限、划地为牢从而自我封闭、自行扼杀敦煌学的生命力，而应当利用各专业不同学科及其方法来研究敦煌学资料，用开放的眼光及平和心态去研究与敦煌学相关的材料，以期达到深化敦煌学研究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随意扩大研究范围，从而游离并偏离主题。具体到敦煌美学这一新兴分支交叉学科而言，我们就可以为它找到一个恰当的研究范围，并在敦煌学体系中为其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8】——它应该是与敦煌艺术学与敦煌文学等处于同一层次的二级学科。下面，我们拟从时限、空间和内涵三个方面为其划定一个大致范围。

第一，时限。敦煌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属于敦煌文化的，因此，敦煌文化的起迄期也就是敦煌美学研究对象的大体范围。颜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化》一著中认为：“敦煌文化的历史开始于4世纪而终结于14世纪”【9】。这一观点的上限没有多大疑问，因为这一点已经为敦煌学界普遍认同，至于下限为14世纪（元朝）就值得进一步推敲。

我们之所以不认同有些前贤们将敦煌学研究对象的下限定于元代这一观点，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敦煌文化不仅仅指敦煌石窟，还应当包括汉唐时期沿至清朝末年的诸多非物质文化内容，如音乐、舞蹈、文献等。另一方面，如果说敦煌石窟是敦煌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且自14世纪（元朝）以后，其艺术价值几无可称道是历史的事实，那么，艺术价值的不足难道就可以代替其他学术或文化上的价值研究吗？我们难道仅仅依据其艺术价值就视而不见其他学术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吗？难道就应该一笔抹煞14世纪以后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化吗？这种看法无疑是人为地割断历史，阻断了曾经血脉贯通的敦煌文化和敦煌石窟艺术。历史的问题应该历史地去看待，我们不能苛求历史、超越历史去想问题，以所谓“当代人”的眼光去要求当时的境况。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更不是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我们绝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元代以后基本上没有产生艺术史上的杰作，所以，整个敦煌艺术史就此终止。这是一种未免主观化且不太负责任的举动，不仅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更有悖于我们的治学原则。理由如下：

其一，清代确有一定的造窟与修缮之举，极个别的清塑也自有其时代的特点，虽然同前代相比，其艺术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艺术品自身而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并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风貌和尺度，这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敦煌艺术已经呈现强弩之末的势态，清代作为中华封建王朝的尾声，势属必然。我们当然不能把历史的账算在敦煌艺术身上。

其二，我们认为，敦煌艺术的下限既不是元代，也不是民国时期，而应是清末。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敦煌学，是有特定所指的，即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敦煌文化，而民国时期更多的是维护与研究，而不是创造。我们之所以将其下限定为清末，不仅因为清代有许多维修行为，还有一定的创作，如开凿洞窟，并有一定数量的雕塑、壁画作品（详后）。此外，民国时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封建专制历史阶段。更有甚者，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就进入了学术层面意义上的新时期，其时虽然略有重修、重绘，更多是出于维修而非主动的创作，中间且掺糅进某些不纯粹的非佛的动机因素等。这种情况很显然与前代造窟、画壁之举相矛盾，已经无形中割裂了优秀的敦煌文化传统。

其三，我们不能将敦煌学的下限截止于元代前后，并无形中受其影响。因为，敦煌遗书当时被封存以后，作为敦煌学之主体的敦煌石窟文化仍然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更有甚者，作为敦煌学分支之一的敦煌文史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考量敦煌学的内容及其方法论问题，敦煌学实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三个分支在互相联系的基础上，彼此并不同步。也即是说，敦煌遗书仅止于“藏经洞”中的文物，敦煌石窟的历史则从公元366年建窟伊始直至清代封建王朝的覆灭为止；而敦煌文史则应该从中国历史上敦煌建制开始，即西汉（公元前111年）至敦煌石窟的终止凿造期间所有历史文化内容。因此，从时限上来说，敦煌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自公元4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段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巨大时段。

第二，空间。既然敦煌学应围绕敦煌来做文章，敦煌学亦因地名学，那么，其大体空间范围应以历史上的大敦煌地区为主，兼及周边交往十分密切的地域。具体而言，即是以今天的敦煌市所辖地为中心，包括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安西县以及嘉峪关市、玉门市和酒泉市以及新疆的吐鲁番（旧称“高昌”）等。敦煌美学的研究对象即依据上述这一大体空间范围内所产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中的审美问题来展开的。

第三，内涵。1992年出版的《中国敦煌学史》将敦煌学内容大体分为“敦煌史地”、“敦煌美术”、“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语言文字文献研究”、“敦煌科技文献研究”与“敦煌版本文献研究”九个分支学科。其中，“敦煌石窟美学”属于第二大类（“敦煌美术”）。李正宇先生1993年发表的《敦煌学体系结构》结构庞杂，共有十一大类分支学科，主要为：“敦煌史地学、敦煌考古学、敦煌艺术学、敦煌宗教学、敦煌文学、敦煌民俗学、敦煌语文学、敦煌文献学、敦煌科技学、敦煌文保学、敦煌学学”。其中，“敦煌美学”位列第三大类（“敦煌艺术学”）中第九项。这一构想是李先生十余年前的研究思路，在此之后，敦煌学又有了新的进展。胡同庆先生于1994年发表的《敦煌学系统工程图》将敦煌学总体划分为石窟艺术、藏经洞出土文物与其他遗留文化及相关史料三大版块，共四十五项内容。其中美学与哲学、心理学共列，与艺术学等并行，成为敦煌学系统的方法之一，以达到“解决有关学科的史或其学科的基本原理，以及借鉴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之目的【10】。我们发现，十几年前敦煌学总体设想在逐步变成现实的同时，迄今仍没能给敦煌美学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以至于1998年12月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一集大成之作竟然无形中取消了敦煌美学，连一个简要的词条介绍都吝于留下。

结合前述内容来看，从《中国敦煌学史》一书的作者们将敦煌美学称之为“敦煌石窟美学”【11】，并将其放置于第二部分（“敦煌美术”，如“敦煌艺术与现实之审美关系”【12】）之举来看，无疑说明了这样三个问题：其一，敦煌学界已经认识到敦煌学的美学问题之存在必要性；其二，敦煌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尚未成立，而且对其研究方法与内容等具体问题尚缺乏严谨思考，只粗略地以“敦煌艺术与现实之审美关系”的表述方式匆匆带过，诸多深入而具体的美学现象、美学问题和审美规律等并没能得到明确说明；其三，“敦煌石窟美学”一名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即是敦煌石窟中的美学问题，至于其他则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李正宇先生的《敦煌学体系结构》有了进展，出现了“敦煌美学”一词，遗憾的是，他却将其放置于第三大类“敦煌艺术学”之中与部门具体艺术类型并列，削弱了“敦煌美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误将原理性学科问题与方法手段等作了不恰当的倒置。应该说，作者认识到了敦煌美学主要研究敦煌艺术这一问题，只是没弄清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无形中便剥夺了敦煌艺术之外的美学问题，如敦煌文学、敦煌民俗中的美学问题等等。相对而言，胡同庆比较清醒，他不仅将美学与哲学、心理学并列而将其与艺术学置于平行位置，也明确地从方法论角度来安排其位置。但作者却疏于说明其具体研究对象为何，而且仅作为方法论而不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去考虑，就难以真正从美学角度去展开深入研究，充其量为敦煌学研究增添一些知识信息，并不能切实解决敦煌学中的具体美学问题，从而导致美学学科地位被削弱、消解乃至被其他学科所代替的现象出现。由此，“敦煌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就基本明确了，它主要分为三大领域和两个层次。

三大领域是：敦煌石窟、敦煌遗书与敦煌文史。敦煌石窟为公元366年至清末年间遗存下来的敦煌一脉文化遗室；敦煌遗书则为1900年由“藏经洞”出来的那批近五万件文物；敦煌文史为公元前2世纪敦煌建置开始，敦煌文化产生以后至清末年间产生的各种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及其文献记载下来的全方位内容（无分世俗与宗教）。如果说前两类主要是与敦煌佛教文化为主所产生的历史遗存，那么第三类敦煌文史则是文化的全部内容，是属于敦煌社会文化全景式记录，而并非单纯指宗教艺术。如果尊重历史，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佛教进入彼时的敦煌地区之前，敦煌文化并非空白，而是以汉晋文化传统为底蕴的世俗社会，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等的流布。因此，带有浓重佛教色彩的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都是彼时敦煌文化（乃至敦煌文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即使以佛教为主体的石窟艺术或敦煌遗书，其中也不乏世俗因子，即敦煌佛教与敦煌石窟本身亦存在相关的世俗化内容，这已经为学界所认可。

两个层次是：其一，显层次。敦煌美学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敦煌遗书和敦煌文史中的基本美学问题。其二，隐层次。敦煌美学还要研究敦煌学中各分支学科中所有相关美学问题和带有原理性质的元美学问题。严格说来，这是一种更带有基础性质的原发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敞开学科深层的内应性问题，而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表象上的具体阐释。敦煌美学的建立正是为了通过现象的解释和说明来揭开曾经的“遮蔽”，找出一种富有规律性的机制，进而说明敦煌艺术（或敦煌文化）的血脉；通过研究，揭示其“美”之为美的生成机制；通过敦煌文化的审美分析来找出其与中华民族精神系统的一致性，进而返观母体自身。

二研究与综述

自20世纪敦煌学研究日渐成熟以来，已陆续出现一些针对敦煌艺术审美特性等研究论文。可见，敦煌美学的建立不是历史的延误，而是一种自然进程。总体而言，关于敦煌艺术（包括文学等）美学研究的动态大体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2.1发轫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

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论著不多【13】，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来展开：第一，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哲学方法；第二，关于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特点、价值与地位，并与西方艺术相比较来显出其独特审美风韵。论文大多自觉运用美学视野来进行观照；二是扩大了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领域【15】，如出现了“飞天审美”、“曲子词审美”、“讲唱文学语言审美”、“乐舞审美”、“服饰审美”等等选题。主要特点是出现了量的积累，理论上的成绩不太突出，尤其缺乏原创性理论分析文章。

2.2探索期（20世纪70-80年代）【14】

本阶段，有关敦煌艺术审美特点的探讨文章逐渐增多，同前一阶段相比，论域有所扩大，某些问题触及的深度亦略有增强,但并没有在质的意义上超过宗白华先生的那种理论高度与学术深度，从而显示出某种繁荣背后的寂寥之感。总体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展开：第一，关于敦煌艺术中具体形象能否胜任表达抽象思想概念的问题；第二，敦煌美学的存在形式与学科建构问题；第三、围绕“信仰与审美”主题，分析和阐发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第四，关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2.3推进期（20世纪90年代）

本阶段是敦煌艺术研究的上升时期，成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表的论文大多自觉运用美学视野来进行观照；二是扩大了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领域【15】，如出现了“飞天审美”、“曲子词审美”、“讲唱文学语言审美”、“乐舞审美”、“服饰审美”等等选题。主要特点是出现了量的积累，理论上的成绩不太突出，尤其缺乏原创性理论分析文章。

2.4深化期（21世纪初期）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关于敦煌艺术的美学研究也出现了回顾过去、总结提高的阶段。成绩主要反映在，有关学者通过整理过去曾经发表的相关论文，在原来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订和充实，从而显出新的认识深度。虽然至今还为时稍短，但出现这一好的势头显示出敦煌美学研究开始步入理性思考。主要论著有：修订再版的张锡厚先生《敦煌文学源流》，以及胡同庆、胡朝阳合作的《敦煌壁画艺术的美学特征》、《论敦煌壁画艺术中的节奏感与韵律》（见《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与《试论敦煌壁画中的夸张变形特征》（见《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三思路与方法

3.1学术转向

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当代艺术学、美学研究再也不是相对纯粹的人文学科了，而是与多种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工程技术等学科相交叉而互动共生为一门综合性研究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它们要与考古学联袂登场，从而宣告自己的新生与成长。因此，当下的艺术学、美学研究就暴露出一些不足，如：传统艺术理论的“延宕性”、西方美学阐释的“先在性”、当代考古科学的“即时性”，以及构建人文学科的“迫切性”等。这几点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目前正从事的工作的尴尬。因为，作为一门系统理解和建构人类艺术史（或美学史）的既有理论现在看起来并非那么完善，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新的解说路径，以尽可能避免一些随时充填和重写的“滞后感”，在材料与释读、客观与主观、个别与整体、主题与时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夹缝中走出来，去达到一个新的整合，建立一种新的释读方式。

我们在此尝试引入图像志和图像学方式来拾回“左图右史”的中华文化传统，不过分依赖于曾经书写的文字，以免使得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记忆显得残缺不全。正如唐兰先生所言，我们应该重视不断发现的新的历史文物，从而避免“我们的历史学家将必须不断地改写我们的古代历史”【16】这一尴尬的被动局面。也诚如岑家梧先生书中所言，“文献无证，必须利用考古学的资料来补足，假使不懂得考古学就不能谈古代艺术。”【17】我们认为，潘诺夫斯基关于考古学与美学研究关系的精辟论述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他说：

直觉的审美再创造跟考古式研究互为关联，从而又一次形成我们所谓的“有机情境”。认为艺术史家首先经过再创造的综合形成其对象，然后着手考古式研究——就像先买火车票后上车一样，这不符合实情。其实，这两个过程并非鱼贯而行，而是互相渗透。不仅再创造的综合可以成为考古式研究的基础，反过来，考古式研究也可以成为再创造过程的基础；二者互相限定，互相修正。【18】

潘氏一席话击中了当前学界（尤其是艺术学、美学）的软肋。以前我们的美学研究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应该加强这方面认识，并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实际上，美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拼接，也不是以某一方为主导的依附性关系，更不是以现在的审美意识去印证历史，而是以一种客观求实的实证精神去复原历史真貌，并以这种分析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去研究艺术品中本然具备的不同艺术风格之美，从中发掘其科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价值等。就宗教艺术而言，世界上其实再没有任何其他一门学科是如此地具有亲和力，它拉近了人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跨越了精神与物质的鸿沟，因为艺术就是对人类生命珍重的意识载体，诚如克莱夫·贝尔所说：

虽然没有任何宗教能逃脱教理的缠身的外衣，但是有一种宗教可以比其他任何宗教更容易和更漫不经心地把这些缠身的外衣脱掉，这种宗教即是艺术，因为艺术即宗教。它是思想的表现和表现思想的手段，它和人们能够经历的任何思想同样神圣。现代的思想不仅是为了追求最直觉的感情的完美表现，而且是为了追求生活的灵感才转向艺术的。【19】

艺术既然同属于人类精神之场的灵物，那么，艺术与宗教之间就不会出现本质上的对立，因为艺术总是在不断地改变其形式以适应精神的宗教。贝尔说得好：“再没有别的表现情感的方式和引起心醉神迷的手段像艺术这样好的为人类服务了。任何一种精神的洪流都可以在艺术中找到一条疏泄的渠道。当艺术不成功时，那是由于缺少情感，而不是由于缺少与之适应的形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宗教能像艺术这样有适应性和普遍性。”【20】

从宗教学角度看，自佛教输入中土以来，举凡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涂染上了佛学色彩。有意思的是，恰恰在敦煌这个最早濡染佛教文化因子的地方，却显得是那么风格独具——它游刃有余于宗教与世俗之间，不即不离，而又若即若离，恰到好处地融出世与入世于一体，合宗教与世俗于一炉，锻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艺术奇葩——敦煌艺术！

我们认为，敦煌艺术作为宗教的艺术已随宗教的远遁而衰落，而艺术本身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却犹如人类的终极关怀一样长存。例如，我们将敦煌莫高窟初唐时期的第205窟佛坛上南侧的坐式菩萨与盛唐时期第45窟西龛内南北侧的两尊菩萨雕像誉为“东方维纳斯”、或“中国的美神”。观音菩萨的宗教性法衣虽然仍在，但其作为佛教教义上的那个菩萨早已荡然无存了，产生之初的宗教之场早已不复存在，而且观音菩萨在中土早已超出了宗教信仰的阈限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打上了浓重的生活烙印。观音还是那个观音，菩萨还是那个菩萨，但早已剥离了宗教的情绪，与中华子民融会在一起了。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经中国人改造而华化了，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仍然是一种乐生的爱美情操占据了上风，由于缺乏宗教那真正的终极依托，从而以一种替代性方式将精神追求寄托于华化的佛教文化，将内心深处对爱与美的追求在艺术化场景中去达成。而且，中国人的实践理性与礼教决定了现实宗教的阙如，而只能求助于外置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就不期然地与“以美育代宗教”的信念合拍。既然现实中崇尚美的终极观念，不妨将对宗教的渴望与现实的追求结合起来，于是最终诞生了中国式“美神”——观音，从而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美育代宗教”既是一个合理命题，亦是对中华文化真实场景的高度提炼。从这一意义上说，“以美育代宗教”不啻为中华审美文化的准确表述，也是我们进行学术转向的合法依据。

3．2主题确定

敦煌美学主要以敦煌艺术为研究主要对象，其中敦煌石窟艺术是主体。此外，还有敦煌遗书中的有关内容以及历史上的敦煌史地与民俗文化审美等。“敦煌美学”有两个基本特性不可忽视：其一，浸淫于佛教文化氛围之中的艺术造像首重其佛性因素，而艺术的审美性是潜涵因素；其二，敦煌地处多种文化之要津，因此其不同文化杂糅的综合性质远大于审美特性。

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可以解决一个困扰美术史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国美术史研究历年存在着四种倾向，即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以文人为中心，忽视了民间美术和宗教艺术；以绘画为中心，忽视了其他美术。这四种倾向积弊太深，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扭曲了我们艺术史的整体风貌，用张道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其结果造成了肢体不全，不能形成大美术事业的良性循环。即使有所成就，也只能是某方面的，局部的、个体的。如果整体而论，便缺少全面的思考和完整的结构。”【21】当我们选择敦煌艺术作为美学研究的重点时，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憾。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正是远居边陲的敦煌地区，由一批批不知名的画家和民间画工、塑工、打窟匠人创造出来的灿烂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宗教，并为宗教目的服务的；而敦煌地区本就是处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前哨和中转站，西域古道上各种文化系统在此汇流，数十国的人们曾在此友好往来、生息繁衍等。

总之，敦煌艺术作为一种宗教艺术、综合艺术、多民族艺术和民间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大美术研究”的理想范本，从而能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同时也为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实例。

3.3研究方法

我们在遵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和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等原则基础上，力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由艺术学上升到文化学、美学和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从艺术文化－审美文化－中国文化等展开一种双向展望，并充分考虑到中国艺术的母系统与敦煌艺术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把握敦煌艺术之美的内在理路。其策略与宗旨是实现：

第一，实证考察与文献遗书之间的互证；

第二，文献考辨与图像资料之间的互动；

第三，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之间的结合；

第四，问题意识与原则方法之间的统一；

第五，部门学科与总体线索之间的联系；

第六，传统盲区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

第七，国学积淀与西学眼光之间的互补；

第八，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通。

我们深信，走出传统美学的固有程式将是中国美学史获得重建的必由之路。

注释：

[1]《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第176页。）

注释：

[2]一般以为，敦煌学的成立以正式展开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研究开端为标志。更有人以为，“敦煌学作为一门定型学科在中国诞生于40年代前期”（见《中国敦煌学史·绪论》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王冀青，《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第110页。）

《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方广錩，《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第91页。）

[4]见《敦煌学大辞典·序》。

[5]见拙著：《乐神舞韵：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研究》之“理论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06、357页。）

[6]见《中国敦煌学史·绪论》（林家平、宁强、罗华庆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页。）

[7]见《敦煌学十八讲·绪论》（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页。）

[8]参见拙编《敦煌学体系结构》。

[9]《敦煌文化·导论》（颜廷亮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页。）

[10]《敦煌学研究胡同庆论文集》（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页。）

[11]《中国敦煌学史·绪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页。）

[12]见前揭，第5页。

[13]本阶段相关论著主要有：

a.《敦煌艺术论略》（傅振伦，《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4期，1945年）

b.《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宗白华，《观察》周刊第5卷第4期，1948年）

c.《敦煌艺术概论》（向达，《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4期）

d.《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常书鸿，同上）

e.《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徐悲鸿，同上）

f.《敦煌在中国考古艺术史上的重要性》（陈梦家，同上）

g.《谈敦煌艺术》（吴作人，同上）

h.《丰富的想像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金维诺，《美术》1955年11期）

i.《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谈莫高窟的彩塑》（金维诺，《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卷2期）

[14]本阶段相关论著主要有：

a.《敦煌艺术》（郭宗纾，中华书局1973年第2版、1982年第3版）

b.《敦煌莫高窟艺术》（常书鸿，《文物》1978年第12期）

c.《神的世间风貌》（李泽厚，《文物》1978年第12期）

d.《形象的历史》（段文杰，《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e.《美的历程》（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新1版）

f.《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向达，《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期）

g.《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段文杰，《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2年第6期）

h.《早期敦煌壁画的美学性格》（郎绍君，《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i.《敦煌美学谈》（1-3）（陈骁，《阳关》1983第2、4、5期，1984年第5期）

j.《莫高窟艺术之美》（杨学芹，《西部美术》1985年第3期）

k.《信仰与审美——石窟艺术研究随笔之一》（史苇湘，《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l.《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史苇湘，《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m.《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史苇湘，《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n.《从晚唐石窟论敦煌佛教艺术的审美特征》（史苇湘，《敦煌研究》1987年10期）

o.《意象激荡的浪花——试论敦煌美学》（孙宜生，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p.《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待探讨的美学艺术学的几个问题》（洪毅然，《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q.《儒家思想及其美学观点对敦煌艺术的作用》（李浴，《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15]本阶段相关论著主要有：

a.《敦煌壁画飞天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陈允吉，《复旦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b.《敦煌艺术美学巡礼》（谢成水，《美术研究》1991年第2期）

c.《试论敦煌曲子词的审美特征》（张仲仪，《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d.《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汪泛舟，《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e.《初探敦煌壁画中美的规定性》（胡同庆，《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f.《敦煌乐舞中的对称美学思想》（高德祥，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提要）

g.《敦煌舞谱的当代审美意识》（陈曰国，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h.《封建专制下的人性精神——敦煌说唱文学的美学意义初探》（傅小凡，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i.《宗白华与敦煌艺术研究——兼谈敦煌艺术研究的哲学方法》（穆纪光，《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j.《“艺术、艺术哲学、敦煌艺术哲学”散论》（穆纪光，《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k.《敦煌壁画服饰审美文化透视》（乔志军，《益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l.《敦煌石窟艺术的美学特征》（方健荣，《丝绸之路》1997年第6期）

m.《试探敦煌俗赋的体制和审美价值》（伏俊琏，《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n.《试论敦煌壁画音乐艺术的美学观》（庄壮，《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o.《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日]高梨隆雄，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

[16］《陕西、江苏、热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唐兰，文物出版社1958年第1版。）

敦煌艺术论文篇3

[关键词]敦煌壁画；乐舞艺术；敦煌舞

[中图分类号]J7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65-02

敦煌莫高窟艺术从造窟之时算起到今天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纵观这1000多年的时代变迁，敦煌艺术的文化精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敦煌艺术凭借其坚定的文化自信心与印度、古希腊艺术实现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与渗透；另一方面，敦煌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在上世纪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敦煌艺术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莫高窟洞窟中的雕塑、壁画艺术，它还成功地完成了向其他艺术门类的延伸，从曾经被历史遗忘过的洞窟走向了世界舞台。1976年，在甘肃歌舞团的编导和表演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大型敦煌舞剧《丝路花雨》问世。这部舞剧一经问世就在舞蹈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强烈轰动，先后在国际国内巡演达到1500多场次，创下中国舞剧演出之最。1995年，《丝路花雨》被评选为20世纪中国舞蹈经典作品。此外，在敦煌壁画乐舞艺术的启发下获得巨大成功的敦煌舞台艺术还有大型舞剧《大梦敦煌》，舞蹈《千手观音》、乐舞《敦煌韵》，京剧《丝路花雨》，杂技乐舞《敦煌神女》等。正如季羡林所评价的，他们用舞蹈实践“复活了敦煌壁画”，①王建疆先生也曾将敦煌舞这一崭新的古典舞流派的诞生称作为艺术的再生。②

一、文化内涵方面

将敦煌艺术与西方艺术、中国本土艺术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莫高窟壁画艺术所遵循的美学精神是有别于西方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之美学精神的，超脱飘逸、自由灵动的艺术境界、宗教氛围中的理性精神是为敦煌艺术所遵循和珍视的主旋律，这里还隐匿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即儒、释、道三种文化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敦煌艺术具有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

时至今日，敦煌石窟艺术从静止的壁画艺术而再生为鲜活的舞蹈艺术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并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古典舞流派——敦煌舞。可以说敦煌舞是对莫高窟近500个洞窟的艺术奇观千百年后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奇迹。“它使尘封的敦煌壁画艺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墙壁走向了舞台，获得了新生，充分彰显了民族艺术的文化张力，同时还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价值增值。”③但当尘封的敦煌壁画艺术从墙壁走向舞台，从而获得新生时，我们不禁思索，敦煌原生艺术，即敦煌壁画中所体现出的美学精神是否为脱胎于敦煌壁画的敦煌舞所继承和延续？儒、释、道文化在敦煌舞中的体现是否依然？

首先，敦煌飞天可谓凝聚了敦煌数百年来无数艺术家无比深厚的艺术热情和智慧，直到今天艺术家们依然在这一特殊的艺术形象身上倾注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精力。原因就在于，在敦煌艺术中，其艺术表现的要素不在于机械地写实，而在于创造意象与意境，在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以意象为主，注重写意的文化积淀。敦煌舞不刻意追求形似，而追求以形写神，从而彰显意境的特点，恰恰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的体现。敦煌舞创作者们根据敦煌壁画创作了区别于其他舞蹈流派的舞蹈语汇，编排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舞剧和舞蹈小品。这些舞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姿、每一个服装、每一个布景都凝聚着佛教艺术与敦煌乐舞迷人的风采。但这些形象与场景并不是对生活的刻板描绘，而是对超脱飘逸的境界与道家文化传统的精神意蕴的诉求，追求其内在的舞蹈律动。

其次，敦煌舞舞姿最突出的美学特征是被称作“三道弯”的“S”形舞姿。这种舞姿来自于敦煌壁画上具有较多西域舞蹈风格的舞蹈形象，所不同的是，壁画中的“S”形舞姿多为直线的，带有棱角的几何形态，而敦煌舞则主要以西凉乐为基础，吸收借鉴壁画中各民族舞蹈舞姿，把壁画中棱角分明的“S”形舞姿改造为曲中求圆、柔中带刚的“S”形舞姿。这种曲中求圆、柔中带刚的审美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与敦煌壁画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氛围中的理性精神相一致，敦煌舞中曲中求圆、柔中带刚的“S”形舞姿也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中庸观念，强调中和、和谐，反对尖锐的冲突与决然的对立，认为“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④所以“礼之用，和为贵”。⑤于是，壁画中那多棱多角的“S”形风貌被删去了棱角而形成了敦煌舞具有平和之气的曲中带圆、柔中带刚的“S”形舞姿。它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又吸收借鉴了西域各民族舞蹈的舞姿，体现了其他民族的审美习惯。因此敦煌舞独特的“三道弯”，它既不同于“顺势”、“协调”的古典舞，又不同于地域风情浓厚的西域舞风，敦煌舞注重的是在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所塑造的具有中国特色古典韵味的审美意境。

二、艺术形式方面

仔细观察敦煌壁画这悠悠千年的乐舞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它始终没有脱离一个轨迹，即外来乐舞随着佛教文化、商贸交流沿丝绸之路进入敦煌转而进入中原时，中原汉民族在自己审美观念的指导下，对外来乐舞进行了同化和改造，它既不照搬外来乐舞，又不摒弃外来乐舞，而是将外来乐舞与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种西域式的中国传统乐舞。这一融合过程，我们从敦煌丰富多彩的乐舞形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壁画中早期的乐舞形象身材短壮，上身，高鼻深目，体态多呈直角曲线，富有浓郁的西域风情。中期的乐舞形象面目清秀、褒衣博带、体态柔美、情感含蓄，带有明显的中原传统舞蹈的艺术风格。而时至盛唐，中原传统乐舞的特点日趋明朗，尤其是壁画中出现了画艺精美、场面宏大、富丽堂皇的经变画，表现出了唐代宫廷乐舞的艺术风格。从这个流变过程，我们看到了敦煌壁画乐舞艺术在不断地吸收兼容外来乐舞，创造具有中国传统的乐舞形象。不管是从笔触的刚健粗犷到温婉流畅，还是从体态的简约豪放、上身半裸（还有的）到体态娴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就连在舞蹈中最具显著地位与核心作用的“动作”，也从早期的棱角分明的几何图形转向曲与圆的婉转。由此，我们从壁画乐舞的体态、衣着、动作背后，也鲜明地感知到了中国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痕迹。

敦煌舞是挖掘、复活敦煌壁画乐舞舞姿而创建的古典舞蹈流派，它主要选择了具有延伸性的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作为其艺术支撑与基础，打破时代界线，异中求同，形成了具有西域风格的中国传统舞蹈，确立了“S”形的舞蹈体态，曲中求圆，并从壁画乐舞形象中选取“顺风旗”、“提襟”、“端腿”、“托掌”、“按掌”等具有中国传统至今仍常常出现在古典戏曲舞之中的舞蹈动作，融入敦煌舞的舞蹈语汇之中，使敦煌舞具有了浓郁的中国传统舞的审美意蕴。如《丝路花雨》第一场英娘卖艺的独舞，舞蹈一开始就选用了敦煌莫高窟第12窟中的一个舞姿，展示敦煌舞的“S”形曲线特点，在舞段全部展开部分，把中国古典舞的圆场、翻身等身段技巧糅合其中，使人感到既新颖别致，又亲切熟悉。

可以这样认为，敦煌舞的产生也是中外乐舞交流的结果，惟其如此，它才这样的光彩夺目。陈维亚在谈到其艺术创作经验时说： “我觉得如果说当年的 《丝路花雨》轰动了全国，如今的《大梦敦煌》也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的话，应该归功于敦煌本身这个东方艺术的瑰宝给予了这两部舞剧的创作者以无限的创作想象力！当我走进敦煌，在壁画洞窟中拿着手电筒照着窟中壁画的时刻，完全被那种艺术震撼住了！所以说，《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这两部舞剧不管怎样轰动，都来自于敦煌给予我们的灵感。”⑥高金荣女士的《敦煌舞基本训练教材》就紧紧抓住这一中心环节，对敦煌舞的姿态、风格进行定位：“（敦煌舞）兼有西域舞蹈、中原舞蹈、民间舞蹈（指敦煌当地民间舞）三种成分为主要风格。”她认为只有抓住这关键一环，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敦煌舞乐和它的历史地位。因此，敦煌舞无论手姿、手位、脚位，还是呼吸、步法、跳转等以及舞姿之间的起承转合，连接变化，无不从这个原则出发。

总之，敦煌壁画中多种艺术样式、多元文化并存且渐近汉化的现象以及敦煌舞系列品种所体现出的浓郁的中国传统舞蹈的审美内蕴，都生动地说明在敦煌艺术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日益深入，汉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对外来文化与外来艺术的融合与兼容。从敦煌艺术发展与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敦煌艺术是中古时代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相互交融的一个缩影，这同时也深刻地彰显出敦煌艺术在其发展历程中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注 释]

①季羡林：《敦煌舞发展前途无量》，见董锡玖《敦煌舞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②③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第17页。

④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9页。

敦煌艺术论文篇4

【关键词】敦煌；艺术；陈寅恪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244-01

近代的敦煌历经劫难，在百年沉浮之后，最终成为沙漠里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与陈寅恪、张大千、朱家骅、于右任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等学者和团体的努力关系极为密切。

一、陈寅恪与敦煌学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义宁客家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陈寅恪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极高，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因为对敦煌的关注和对敦煌文献学的研究，最终成就了享誉世界的“敦煌学”，因为他的关注，敦煌艺术研究院得以成立，敦煌最终迎来了新生。

1900年，在道士王圆发现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第17窟）后，敦煌莫高窟震惊了世界，敦煌瞬间成了考古界、文物界、艺术界、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同时，国外的文化强盗也盯上了敦煌。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斯坦因尤以“唐僧之徒”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的信任，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的写本、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盗运至英国。此后，法国人伯希和，沙俄的奥布罗切夫、鄂凳堡、日本人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等人接踵而至，他们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段，把藏经洞的珍贵文物窃掠而去，使敦煌文物散落全球。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得知敦煌现状后，曾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感慨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核其内容，学者有所致力，而凭籍未由也。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①

如此有分量的大学者对敦煌的感慨是敦煌在学界的最早呼声，这样的星星之火最终燎原出了敦煌艺术研究院。

陈寅恪先生虽然并没有毕生致力于敦煌学的学术研究，但他却在学术资料、艺术文物的整理、保护抢救以及为敦煌学研究步入正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陈寅恪对当时北京图书馆藏的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分别是：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这样的学术论断，为后来敦煌学的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并使得“敦煌学”被国人所认识，最终是其成为二十世纪的“显学”。敦煌开始走出国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敦煌学。

二、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

在陈寅恪、于右任、张大千以及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共同努力下，1943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此，敦煌莫高窟开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43年1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正式成立保护机构，其名称确定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此，敦煌艺术研究院开始正式走入了成立阶段。同年，常书鸿来到莫高窟，随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敦煌艺术的研究之中。在一年多的紧张筹备之后，1944年1月1日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成立。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在原有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改扩建，成立了敦煌研究院。

注释：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参考文献：

[1]刘进宝.丝绸之路敦煌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徐伟.西北艺术文物始末考证[J].兰台世界，2014（13）.

[4]徐伟.探析王子云与我国美术史学的发展轨迹[J].西北美术，2015（04）.

作者简介：

敦煌艺术论文篇5

[关键词]敦煌艺术；敦煌文化；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0-0021-02

敦煌，是中国古代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东端的一处咽喉重镇；敦煌艺术，是世界文明灿若星河的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敦煌研究院，是中国设立的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等保护、管理和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的专门机构。追忆敦煌艺术近1700年来的文化传承，回味敦煌艺术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上的成功亮相，展望敦煌艺术与现代科技高度融合而正在崛起的数字传播，作为博物馆人无不感到崇敬和喜悦。

一、敦煌艺术的文化传承

敦煌艺术源于西方佛教而又开启了东方佛教艺术的先河，其秉承了古代印度佛教思想的传统基因，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过程中进行了汉化、重组和创新的长足发展，从前秦建元二年（366）莫高窟鸣金开窟到元代敦煌营造息鼓（1368）长达1000多年的时空经纬间，成为推动世界佛教艺术蓬勃向前的一个巨大引擎。18世纪后，被掩埋了数世纪的敦煌莫高窟终于重见天日，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导致了敦煌学的崛起，70年前敦煌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成立赋予敦煌艺术全新的生命力。纵观敦煌艺术的缘起、敦煌艺术的内涵和敦煌艺术的影响，可以感受敦煌艺术的文化脉络的传承，可以感悟敦煌艺术的文化力量。

敦煌艺术的载体主要是石窟建筑和其中的彩塑、壁画，其次是纸、麻、布帛等画，被称为敦煌遗画，还有一些雕版印刷品等。按照造型艺术门类可以分类成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从壁画的内容和敦煌文献中包含的曲谱、舞谱等写本中又可分为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敦煌文献中的变文、词、曲、调等可构成文学艺术。这些艺术作品是由古代各类艺术家历经千余年时间呕心沥血、逐步积累创作的，尤其是彩塑和壁画的艺术精妙绝伦，堪称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和世界文化遗产，它们以丰富的内容、变化多样的构图、独特的艺术风格、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非凡艺术魅力。

敦煌莫高窟已经历了近1700余年的历史长河。其中492个保存较为完整的洞窟内留下了壁画4.5万多平方米，如果以2米的高度把它们拼接起来则可长达25公里，可以变成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艺术画廊。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主体。就其壁画的内容来说，都是佛教经典的图解，属于佛教文化艺术范畴，但它也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壁画中呈现的古代人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场景有耕获、狩猎、捕鱼、拉纤、撑船、修建、制陶、驾驭车马等，为研究古代人类的劳动生产、交通运输、音乐舞蹈、衣冠装饰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壁画中还有大量的极富装饰性的图案花纹，千变万化，内容丰富，反映了古代人类纺织印染工艺发展的高度水平。一些壁画表现统治阶层穷奢极欲的日常生活，有乘舆、驭马、宴饮、出行、宫廷娱乐等等，以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友好交流、商贸往来的生动形象。

敦煌文化和艺术是多种文明相互交融、促进和共存的多民族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佛教文化或儒家文化。它显示出兼容、宽容、求索、和平、进步、发展的时代精神。它体现了人类保护和积累文明财富、传承人类文明的美好愿望。这些特点保证了敦煌文化和艺术在1000多年的生成、繁荣和传承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最终成为中国的文明，也成为世界的文明。

二、敦煌艺术的世博演绎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邀世界各国聚集上海浦江之畔，共同举办了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上海博物馆承接了世博会课题，率队营建了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令上海博物馆非常感激的是城市足迹馆得到了以樊锦诗为院长的敦煌研究院的鼎力支持，一走进城市足迹馆序厅，首先映入世人眼帘的文物就是“理想幻觉”展项中的“东方理想幻城――莫高窟”的洞窟壁画场景、经卷和彩塑，充分演绎了敦煌壁画中大唐城市的盛世恢弘与开放胸怀。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的序厅之中，敦煌研究院以数字影像技术提供的素材为基础，复原了榆林25窟和莫高窟220窟洞窟样式及其壁画。神圣的佛国净土――敦煌，守候着东方的理想，谱写了城市的华章。敦煌石窟中运用写实手法创作的虚幻景象的“净土变”壁画，描绘了唐人理想中的世界，其中所展现的唐代城市风貌，勾勒出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愿景。唐代的城市还对东亚其他地区城市规划产生了影响，至今日本京都、奈良等地仍然保留有许多唐代风格建筑与规划格局。

在敦煌研究院复原的榆林25窟和莫高窟220窟洞窟一侧的文物精品陈列室中，人们可以一睹来自敦煌研究院的十件唐代稀世遗珍：第一件，《张君义旄妗肪卷，敦煌莫高窟出土，唐，27.×155.1厘米，白麻纸；第二件，《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经卷，敦煌莫高窟出土，唐，25.1×158.4厘米；第三件，《说苑反质篇》经卷，敦煌莫高窟出土，唐，24.7×540.3厘米；第四件，《妙法莲花经序品》经卷，敦煌莫高窟出土，唐，22.8×845.3厘米；第五件，《妙法莲花经普贤劝发品》经卷，敦煌莫高窟出土，唐，25.5×195厘米；第六件，木雕六臂观音像，敦煌莫高窟出土，唐―五代，124×36×28厘米；第七件，彩塑供养菩萨像，敦煌莫高窟出土，唐，51×18.5厘米；第八件，供养菩萨，敦煌莫高窟出土，唐，64×29×20厘米；第九件，天王立像，敦煌莫高窟出土，唐，79.5×24×21厘米；第十件，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出土，唐，71×21厘米。无首菩萨，左臂自然下垂，右臂屈肘，惜双手毁。上身半裸，披彩带天衣，下着贴体彩色长裙，腰束裙带立于泥台上。

敦煌艺术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甘肃馆内同样复原和展示了莫高窟第45窟。敦煌研究院请专家按照1：1的比例复制了莫高窟第45窟。第45窟破坏较少，保存得较为完整，雕塑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亦堪称经典。敦煌第45窟的原窟营建时间为盛唐时期，据介绍该窟正壁开一平顶敝口龛，塑像七身，体态各异，个性明朗。栩栩如生的塑像和壁画中刻画精细的各种人物形象，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风貌。

三、敦煌艺术的数字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敦煌的彩塑和壁画无可避免地在缓慢退化，如何能够让后代仍然能够领略莫高窟的神韵？面对窟内众多的参观者，又怎样破解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对敦煌艺术本身的研究，又该如何推陈出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技术手段。在敦煌研究院的主导下，由大学、研究机构、科技企业各方联手推进的敦煌数字化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推进的。

敦煌学数字化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了突出成果：第一，在石窟艺术文物本体的数字化方面。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图像处理、辅助临摹、复原、修复及演变模拟、虚拟展示（虚拟展示及漫游是数字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形式）、信息检索灯等。而采用大量的三维技术来进行这项工作又是其中的突出特点。第二，在文献的数字化方面。文献数字化在这里除了指敦煌文献的数字化之外， 还包括文物档案这一特殊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包括敦煌文献数字化和文物档案数字化。第三，在综合信息数字化方面。敦煌学数字化问题的理论探索，为敦煌学的数字化道路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所谓综合信息的数字化，是指基于石窟艺术文物、敦煌文献、文物档案、研究成果， 以及相关人物、机构乃至旅游信息等敦煌学学术资料信息中的多种乃至所有信息的数字化。

敦煌艺术论文篇6

[关键词]敦煌饮食文化；敦煌烹饪学；敦煌餐饮学院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0-0036-04

一、绪论

1984年11月，全国铁路系统首届烹饪大赛在新落成的铁道部机关食堂举行，原铁道部部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在接见获奖选手时，问到兰州局获得“最佳厨师”选手的我时，提到1964年陪同中央领导视察敦煌时的情形，并说出敦煌莫高窟有道“神仙粥”，他风趣地说：“这‘神仙粥’，旧社会是神仙吃的，新社会了可以研究一下为铁路的职工家属服务嘛。”

1985年3月，我从天水乘火车西行，第一天上车，第二天到玉门，再乘一天一班的长途班车到敦煌县，开启了对敦煌饮食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1993年5月，由铁路部组团代表国家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节暨国际青年厨艺大赛”，以敦煌的色彩与造形艺术，我们夺得团体比赛铜牌，我在个人项目（主菜项）夺得金牌。

1993年7月，第三届中国烹饪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首次提出“敦煌菜”这个概念，在外延上它涵盖了丝绸之路及以敦煌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从内涵方面，我《敦煌菜构思与创作》，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自此敦煌菜理论体系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表达。

1994～1995年，我撰写的《敦煌菜构思与创作》获兰州市自然科学类论文三等奖。

1996年1月，在筹建兰铁综合服务大楼时，提出用敦煌文化艺术装饰餐厅的构想。

1998年5月，新落成的金轮宾馆美食城中有可以对外的餐厅“飞天厅”。

2001年11月，第二届中国美食节在杭州举办，“长安餐饮”代表甘肃参赛，敦煌菜荣获新菜展示金奖，入选“中国新菜系”，结束了甘肃无菜系的历史，填补了敦煌菜烹饪研究的空白。

2001年11月，甘肃对外贸易合作厅、甘肃烹饪协会，在“长安餐饮”挂牌，敦煌菜研究中心成立。

2001年12月，在甘肃敦煌学学会的年举会上，提出关于建立“敦煌烹饪学”学科体系的构想。

2002年1月，甘肃敦煌学学会在“长安餐饮”设立分支机构，饮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2002年8月，我的专著《敦煌烹饪》《敦煌菜典》和《长安餐饮创新管理》出版；同时，应香港京华国际酒店的邀请，我赴香港举办“敦煌菜美食节”，引起轰动，被誉为大陆最具文化口味的文化菜，亚洲卫视黄金时间播出专题专访。

2003年3月，甘肃省对外宣传办公室与兰铁合拍摄《感悟敦煌菜》。

2003年6月，甘肃敦煌学学会组织多位专家学者，对“敦煌菜”、“敦煌宴”、“敦煌烹饪”等多项敦煌饮食文化研发成果进行鉴定。

2004年12月，甘肃敦煌学学会通过“敦煌烹饪学”学科体系认证，并授予“长安餐饮”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杰出贡献奖。

2004年，研发“敦煌宴”及其“六大名宴”。“大梦敦煌宴”、“汉武大帝宴”、“炀帝万国宴”、“藏王盛典宴”、“丝路花雨宴”、“金城全牛宴”荣获中国名宴、敦煌文化名宴。

2005年3月，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再次举办“敦煌美食之旅”，敦煌美食二度走进香港。

2006年2月，我作为敦煌菜创立者应邀做客CCTV-2“财富故事会”，讲述了敦煌菜的故事。

2007年9月，我被CCTV-10“人物”栏目选中，拍摄《西部奇人赵长安》。

2008年7月，应香港赛马会邀请，我第三次赴香港举办“敦煌菜美食周”，受到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赞扬。

2011年元月，敦煌学会与兰州市主办首届丝绸之路之敦煌饮食文化论坛。

2012年7月，举办第二届丝绸之路敦煌饮食文化论坛，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连辑同志题词：味觉敦煌艺术。同时，举办“味觉敦煌艺术周”。

2015年4月，举办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饮食文化论坛，同时，举办“敦煌菜民间美食节”。

2015年7月，应中国名厨委邀请，我作为国际中餐领军人物赴法国巴黎出席2015年巴黎杯“中国美食国际文化节”，现场烹制敦煌菜经典佳肴“昭武古法羊肋”，获得本届美食节最高奖“五星钻石金奖”。

2015年9月，应香港中华厨艺学院邀请并为我举办敦煌盛宴厨艺示范及主题晚宴，敦煌菜在香港备受推崇。

2015年10月，敦煌盛宴参加“亚洲国际厨神（宜兴）挑战赛，”荣获“展台特金奖”、“团体赛金奖”、“团队五星奖”。

2015年11月29日，甘肃省委宣传部及文博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总体方案将敦煌饮食文化论坛列为七个主要论坛之一。

2016年1月，在兰州组工大厦举办第四届丝绸之路饮食文化论坛暨2016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饮食文化论坛预备会，取得圆满成功。

2016年4月23日，甘肃敦煌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在兰州敦煌盛宴举办。敦煌学会罗华庆会长在工作报告中，对敦煌饮食文化研究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二、敦煌烹饪学

敦煌烹饪学是敦煌学的分支学科――敦煌文化学中敦煌饮食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要研究探讨的是千百年来敦煌菜肴的结构组合、原料处理、制作方法、口味特点以及餐饮习惯等方面的实践、规律及其演进发展的学科。从本质属性来说，属于一般烹饪学。但敦煌烹饪学的任务却并不研究一般的烹饪学，它仅研究敦煌这一特定地域居民的饮食烹饪，这就使它区别于一般烹饪学及其他区域烹饪学而独具特性、独树一帜。

什么是敦煌烹饪，它的性质如何，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须从敦煌说起。敦煌位处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早在战国时期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之前，这里就有月支、乌孙、匈奴、羌戎等古代民族居住。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领有敦煌以后，陆续从内地征发一批批将士到敦煌戍边，又从关东、江淮及燕赵等地迁来一批批中原移民到敦煌屯恳。这些来自中原各地的将士和移民，先是带来了各地的饮食、口味及烹饪技巧，随后互相吸收、取长弃短，逐渐融合成新的饮食口味和烹饪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敦煌境内同时还散居有乌孙、匈奴及羌戎居民，周边又同匈奴、楼兰、羌戎、突厥、回纥、吐蕃等兄弟民族地境连接，多有往来，加上敦煌地当“西域三道”交汇的枢纽咽喉，与西域诸民族邦国及印度、波斯等国多有往来，这些远远近近的民族及外国居民也将他们的饮食、口味、烹调手法带到敦煌。敦煌居民加以吸收消化，不断增添新的食点菜肴，丰富提高烹制技巧和烹调手法，使敦煌烹饪发展成为以本地为主，兼取西北诸名族及印度、波斯之长，消化改造，融入自我，大约从魏晋以来便形成了敦煌特有的饮食谱系。南方的米饭、茶茗，北方的粟米饭、馓子，游牧民族的炸油饼、烤肉、奶酪、酥油，西域的胡饼、烤饼、饽手揪面片（今西北地区名曰“揪片子”）、葡萄酒、葱、蒜，波斯的烤包子、荜拨，印度的糖，以及烹、炒、炸、烤、蒸、焙、煨、烩、煎、沃、榨、拌等，这些敦煌常见的食、饮、佐料及烹制手法，充分反映着敦煌饮食四方福辏、中西兼融的特点。

敦煌饮食烹饪融合东西南北、兼收外国成分，这既是敦煌饮食烹饪的特点，也是敦煌饮食烹饪的优点。敦煌饮食烹饪的这个特点，使其自始至终不断破局限，趋向开放，从而造就了敦煌饮食烹饪的博大宏容、丰富多彩，足以使他区别于我国其它地区饮食烹饪体系而独秀一枝。另一方面，又为今日之敦煌饮食烹饪研究、开发、改进、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空间。

那么，什么是敦煌烹饪学？敦煌烹饪学赖以成立的依据和研究材料是什么？顾名思义，敦煌烹饪学是探讨研究敦煌饮食烹饪的学问。其赖以成立的依据和所研究的基本材料，乃是从汉代到北宋千百年间在敦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烹饪实践和敦煌地区保存下来的记录、反映这种实践和与这种实践相关联的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和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遗存。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郡，即唐、五代、宋的瓜、沙二州，其地域范围包括今甘肃省玉门市玉门镇以西到罗布泊以东，马鬃山以南、祁连山以北的地区，大致包括今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及玉门市的玉门镇以西的地带。在这一区域之内，散布着多处古代佛教艺术石窟群，最著名和较著名的有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碱泉子、下洞子及旱峡石窟，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及一个庙石窟等，在上述石窟群数以千计的动洞窟内，保存有近7万平方米的佛教艺术壁画。其中多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画面，同饮食烹饪有关的，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商旅往来、衣食住行、农耕种获、园圃林果、酒店肉铺、歌筵饮宴、食品餐具、炊事炊具等种种画面，内容丰富，情景生动，形象逼真，为我们研究敦煌饮食烹饪提供了大批图形资料。又在古敦煌郡境内及周边地区多次出土古代遗书、汉晋简牍，其中有相当丰富的有关饮食烹饪的文字资料。敦煌烽燧、坞堡、城障及墓葬遗址内还出土不少饮食烹饪或与饮食烹饪有关的实物遗存，如粮食、食点、瓜果、灶具以及宴设账单、食余残留等，上述种种，或为文字之著录，或为图像之显现，或系实物之遗存，都对当地饮食烹饪作了相当全面的反映，为敦煌烹饪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上近年来敦煌学者关于敦煌饮食文化研究的成果及我近十多年来在敦煌烹饪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又有今时敦煌饮食、烹饪的实践与经验为参考，为我们从事敦煌烹饪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这样一个基础上，我才得以提出“敦煌烹饪”的命题并撰成此书，一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窥视敦煌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美味追求；一则继承、研究和弘扬博大宏富的敦煌烹饪遗产，让曾经耀彩千载的敦煌烹饪继续为当今人们的生活服务，给当今人们的餐桌增添一簇敦煌美食。

敦煌烹饪本来是古今敦煌一直存在、与古今敦煌居民终身相伴的切身事物。然而作为继承、研究、弘扬敦煌烹饪遗产的“敦煌烹饪”，则是我们今时才提出的命题。

“敦煌烹饪”是以敦煌的历史存在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及饮食烹饪为基础和前提才得以建立的。这个基础与前提，对于“敦煌烹饪”无疑至关重要。但是，仅有这个基础和前提，“敦煌烹饪”还只是有了建立的可能，并不必然会成为现实。要把可能变成现实，还须有相应的促成条件，这就是对古代敦煌的研究，尤其是敦煌历史、地理、居民生活、文化状况等方面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敦煌饮食文化资料的发掘、研究及敦煌烹饪的分析、把握、复原、创新取得相当成果的情况下，“敦煌烹饪”才被催生出世。

目前，“敦煌烹饪”这一学科刚刚建立，甚至还正处在建立过程中，无疑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然而它毕竟已经孕育出世。作为我国烹饪学园中一枝古老而重生的旧蒂薪葩，我们期望而且相信它能在敦煌学家、烹饪学家和美食家携手打造之下，日趋完善，日益精进；我们期望而且相信它能为当今生活很好的服务；我们期望而且相信它能为我国丰富多彩的饮食烹饪科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我们期望而且相信它会被当今人们所接受，所欢迎。如今，15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完成了学术上的积淀和论证，在实际经营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应变能力。

三、敦煌餐饮学院

在打造“生态敦煌”、“人文敦煌”总目标的指导下，关于“人文敦煌”的构想，是在充分分析甘肃实际和诸多因素，打出“敦煌菜”之品牌在甘肃应该是最有条件的。甘肃若从餐饮着手，并着力打造敦煌美食文化，把敦煌菜、敦煌宴做强做大，就一定能成为甘肃的亮点和经济增长点。兰州大学应扛起这杆大旗，把“餐饮强省”列入甘肃经济发展目标。

其一，中国曾有“烹饪王国”之美誉。2015年7月，应中国名厨委的邀请，我以中餐领军人物和敦煌菜掌门人的身份赴法国为总理访法进行厨艺展示和交流。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从美食的话题开始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世界上只有三种菜，一是以中国菜为代表的东方菜，二是以法国菜为代表的西方菜（西餐），三是以土耳其菜为代表的伊斯兰菜（清真菜）。”李总理也盛赞法国美食渊源流长，因此，此次李总理访法也被誉为“美食外交”。兰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学研条件，若能把餐饮列入高校发展规划，则为捍卫“烹饪王国”之地位做出贡献，也势必成为兰大教育的新亮点，继而形成甘肃经济增长点，把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

其二，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乃至世界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之历史无一是饮食文化的发展史和饮食文化的进步史。吃成为了人类繁衍生息中最大的事、最大的专业。甘肃已创立敦煌菜、敦煌宴，在此基础和条件下，兰大据天时、占地利，若有识，则人和俱来，所以重新规划和规范人类最大的餐饮工程不仅有现实意义，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三，饮食是大文化。文人雅士都说饮食是文化，大文豪陆文夫有“饮食是大文化”之著名论断。即使是这样，旧社会做饭的人被称为“火夫”和列为“上九流”之备。而唱戏的当时还被列为“下九流”。然而，在新中国“唱戏的”被纳入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上九流”的做饭行业，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餐饮发展，烹饪专业也开始在中专、大专院校设立，但终未纳入文化体系。有识之士和大专院校必须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和由此而引起的后果。

其四，餐饮是产业而非专业。烹饪其实有着丰富的内涵，而现代它只是一个技术代名词，而“餐饮”也非专业，建立餐饮学院就是把专业上升为产业，设置不同的课程与不同的模式相适应。“烹饪”可能只是餐饮学院中的一个技术或技能的形态。那么，“餐饮”的内涵和外延将会被大大地丰富，这是在大学里设置餐饮学院的意义之所在。新东方烹饪学校风糜全国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若不能将餐饮做全面乃至于纳入产业进行规划，烹饪的繁华也会昙花一现。所以，餐饮产业观的形成，须有大学新体系方能实现。兰大若有此担当，必能实现餐饮产业报国的宏伟蓝图，那么中国的软实力（餐饮），就有了硬基础。

敦煌艺术论文篇7

关键词：敦煌舞；唐代宫廷乐舞

中国古典舞传承至今已有多种流派。敦煌舞作为其中之一是相对成熟，具有完整的舞蹈语言体系的一个流派。虽然不同的舞蹈家，由于性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文化素养的不同所创作的敦煌舞的舞蹈形象也不尽相同，但是敦煌舞作为一个拥有完整舞蹈语言体系的流派，在敦煌舞的创作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其流派舞蹈语言的规范。在这个原则下，敦煌舞趋向于一贯，规范的方向发展，使得敦煌舞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

1.象中变形

无论任何舞蹈都是通过人体动作的外表形态来表达其内在的艺术内涵，而外部舞蹈则包括形和象。所谓形是指人外部的形态形象，形又分自然形态和审美形态，宣泄了人物的真是感情属于自然形态，不过这种形态是人心意所谓的动作，在美感上有一定的欠缺，而审美形态是通过舞蹈家张弛有度的舞蹈动作，各种情感的流露来表现的。通过对形的升华和凝炼则是象，它是运动和姿态造型组合有序的动态形象，能够准确的刻画出人物个性的特征，是包含人物内心情感的外部形态。所以舞蹈艺术形象的特点，始终都是和人体动作造型的具象性是分步开的，而在敦煌舞中能够影响象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造型、动作、风格、节奏、服装、道具等，但是象的最关键因素是技巧和风格，技巧和风格对象的优劣起这决定性的作用。在敦煌舞中是十分注重对象的运用的，例如，敦煌舞的创作者们通过敦煌壁画创作出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舞蹈，这舞蹈的动作，服装，舞姿，以及对舞台的布景和道具的运用，都能让观赏这领略到大唐盛世和大唐歌舞的妖娆迷人。敦煌舞对象的运用，并不是对生活的刻板临摹，而是遵循着我国的传统审美习惯，追求内在的舞蹈动率。例如在《丝路花雨》中的第二场，神笔张为了能构思出惟妙惟肖的壁画形象，而冥思苦想，英娘为了安慰父亲故而跳起了琵琶舞。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段舞蹈是以跳跃轻快的步法，流动这弹拨的舞姿，多变的弹舞造型，在感情上比较饱满，在节奏上活泼俏皮，在调度上自由欢畅，从而塑造出了一个年轻、善良、机灵淳朴的女儿形象。这段舞蹈的创作者意在突出英娘的善解人意、活泼淳朴的性格，她的一颦一蹙，一动一静，一转身，以凝眉，讲究神似，富有变化，把弹琵琶的普通动作变化为侧，反，横，背卧，等造型，别致新颖，不拘一格，自然顺畅，给观赏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由于敦煌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其运用在艺术上的表现便是，强调意象，写意的表现性。敦煌舞表现生活，但不会去模拟真实，而是力求以形写神，不刻意去追求形似，形变而神不变，追求突出表现生活本质和主要生活特征的特点，这以特性恰恰是对传统审美的具体体现。

2.曲中求圆

在敦煌舞中舞姿的审美标准是S形，这种S形也被称作三道弯，比较讲究肩、头、胸、跨、膝、踝的异向扭动。敦煌舞中，出肋、出跨、扭腰的舞姿起源于敦煌壁画上的印度舞蹈和希腊舞蹈，但敦煌舞的S形又和这两种舞蹈有所不同，希腊和印度的S形舞姿是有棱角的几何形态，而敦煌舞是在唐代宫廷乐舞为基础，吸收融合了西凉乐和西域个名族舞蹈后，形成了曲中求圆的审美特征。敦煌舞曲中求圆的审美特征受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审美习惯所影响，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孔孟之道已深深的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在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中和，孔子提出的中庸思想，就是以道德为准则，思想为方法，强调中和和谐，反对过犹不及，中庸思想在战国后期，被孔子的门徒所发扬光大，而在汉朝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封建政权和儒家思想象结合，以及科举制度的确立，更是将儒家思想推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新高度，自此以后儒家著作便是广大学子的必读书目，其对以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以及道德标准和思维方法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而道家思想则推崇自然，无为之义。老子提出，知足而富，无为而治，不敢为天下先，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体现在为人做事上就是韬光养晦，就是忍，而在哲学上庄子所提倡的逍遥自得。道家的中道观试图超脱道德的价值判断而直指自然，儒家的中道观则要受道德的约束规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强调中，就是指不走极端的原则。中国文化发展至今所体现出中庸的性格，是由儒家和道家的中道观互补所形成的。尽管各家之间的思想不尽相同，但各家都重视于内在的精神修养，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精神。受中庸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讲究和气生财，温文尔雅，家和万事兴，而和就需要去除掉棱角，就需要圆。舞蹈是通过人的肢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一门艺术，圆之美，则主要在舞蹈动作结构的舞蹈语汇中体现出来。无论何种流派的舞蹈，仔细观察其流派舞者的舞蹈动作，都能够发现其舞蹈动作都是有规律性的，其中使用最广泛、形式最活跃以及审美价值最高的就是圆和弧线。中国舞蹈的动作原理，用现代的舞蹈于哪里大都无从解释，但仔细观察研究中国舞蹈的动作原理都暗合太极的理论，太极图为一圆形，而圆又有阴阳之分，一般在舞蹈动作中臂、手、腰、腿、大都做圆形运动，左手和右手也分为阴阳而后归于一元，在脚步上也多为一虚一实，男性属阳，女性属阴，这都说明了中过舞蹈受中道思想所影响。敦煌舞起源于敦煌壁画，而在其后近千年的发展中，不同时代的敦煌舞特点和风格都不尽相同，但各个时代的敦煌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整体的S形，就是要求手臂的多弯、多棱、多角、而这却和古典舞中要求臂圆的特点相悖，尽管如此中国观众为何还是能够认可敦煌舞，是因为在敦煌舞创作中，贯穿了儒道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人体的动作始终都保持这S形的形态，将身体的棱角转变为软、柔、弧、在外观上体现出软绵松弛，而力、气为骨梗，行云流水都隐于势、韵之中的平和之气。敦煌舞在创作过程中巧妙的将圆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圆和曲之间的变换和组合，使得敦煌舞形成可极富变化之美的S曲线，由此，圆和曲相得益彰，以曲为主，辅以弧线，在以一合掌、以抱拳、一端腿、一飞旋中尽显敦煌舞清新脱俗，委婉飘逸，绚丽多姿的美感。我们在敦煌舞的曲线运动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圆，看到了中和道气。

3.虚实相生

在舞蹈表演中要想表达人们的思想，则必须利用情感作为媒介，就是说你想要让观众明白你想要表达的思想，就必须在舞蹈者和观众之间架起共同的审美桥梁的意境，意境就舞蹈艺术家们所追求的富有感染力的象外之象，而能够表现深邃隽永的意境则是所有舞蹈艺术家们所追求的目标。所谓象外之象，就是指舞蹈意境不但要和情景象交融，而且要能够引发观众的回味和联想。虚境和实境组成意境，而虚实相生乃成意境。实境就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舞蹈造型，虚境是指通过舞蹈动作传递给观众的思想感情，并且能够引发观众的想象的意境，只有虚实结合才能呈现给观众完美的舞蹈。以霓裳羽衣舞为例，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舞蹈者头戴霞冠，面贴金花、身着霓虹、舞蹈者呈圆形造型，随着优雅的音乐翩翩起舞，在飘渺如仙，曼妙多姿的舞蹈中能够让人们产生无限遐想，仿佛走进了唐代宫殿，仿佛看到了唐代伎乐，精彩绝伦的表演。再如在《丝路花雨》中，英娘哭爹的那一段舞蹈，英娘通过对顿足，捶胸、跪哭、抽搐等动作进行一系列有节奏感和艺术化的处理，生动的刻画出了英娘失去父亲后的悲痛欲绝的艺术形象，在这段舞蹈中，英娘的掀身探路，退步旋转等舞蹈动作是实境，而英娘哭爹所传达出的悲痛心情是虚境，能够使观众感同身受，对人的心灵产生强大的震撼。利用这中虚实结合的方法，以有限的形象，唤起观众无限的遐想。

4.浪漫注意色彩

通过仔研究我们发现敦煌壁画与佛教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这句使得通过敦煌壁画而创作的敦煌舞也明显具有了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为数不多站在世界巅峰的朝代之一，那时唐朝国力昌盛，经济发达，人民的生活比较富足，从而使文化艺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唐王朝的昌盛，唐代的统治者有着强大的自信，允许各种思想流传并存，既尊崇儒家思想，又信奉道教，而且佛教也在唐代的到了急速的发展，使唐代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状况。在这背景之下，唐朝的乐舞以着君临天下之势，海纳百川之心，将各个种族的舞蹈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基础，整合成具有汉族审美标准的唐代舞蹈，这些乐舞在佛教的影响下，带有典型的佛舞蹈特征，又有中国传统美学中形式多样，积极向上，轻盈飘逸、舞姿华美的浪漫情调特征。敦煌舞继承了唐代舞蹈的舞姿飘逸、变化万千，服饰的多彩妖娆、长纱飞舞，布景的福利堂皇处处给人步入仙境之感。敦煌舞之所以能让人感觉到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因为有三殊手法的运用，第一是运用幻觉，第二是直接描述，第三是拟人手法，这三者在敦煌舞中交错使用，不分你我，是敦煌舞在舞台上流动这浪漫的艺术魅力，给人登临仙境的非凡意境。

结语：敦煌舞作为古典舞流派之一，却另辟蹊径的从敦煌壁画舞中提炼出具有创新意义的舞蹈动作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从而推动了敦煌舞的进步。敦煌舞是充分的开发人体的艺术之美利用人的律动、线条、节奏，以灵活多变，形变神真，曲中求圆，以舞传情，以情感人，意境优美的风格使敦煌舞给人强烈的曲线美感以及勃勃的生机。新时代下的敦煌舞蹈结合了传统的舞蹈形式与现代化生活的元素，具备了更多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敦煌舞蹈发展的必然趋势。民间艺术走向市场走向国际化让敦煌舞蹈逐渐蜕变着发展着。敦煌舞蹈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艺术。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是古代舞蹈与现代舞蹈相结合下的艺术综合体，是人民真实生活的体现，深受人民喜爱。在本文中笔者着重从敦煌舞蹈的风格特点进行研究分析，结合近年来对舞蹈的学习和体会，意识到对于舞蹈艺术的学习不仅但但是一些教材教程上的内容，更多的还需要向许多舞蹈艺人进行学习，同时要融入到自己对舞蹈的体味。笔者通过本文对敦煌舞蹈进行的简单介绍希望可以对敦煌舞蹈的推广出一份力。

参考文献：

[1] 程狄.试论敦煌的密教形象[J].书画世界.2012（03）

[2] 吴迪.论敦煌壁画工笔重彩画与西域凹凸晕染法的关系[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06）

[3] 胡莉莉.浅谈呼吸与眼神在敦煌舞人物性格塑造中的运用[J].艺术教育.2011（02）

敦煌艺术论文篇8

佛教自汉代引入中国后不断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和特色，在信众、教义和理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改进，一些经典的佛教题材故事和传说给佛教题材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莫高窟中囊括了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时期的佛教题材绘画，涵盖了各种佛教故事、佛像人物、花卉山水、风俗民情等主题的场景。这种绘画艺术形式将佛教在中国发展和融合的过程清晰客观地记录下来，使得绘画艺术语言对于特定领域的发展起到历史留声机的作用。但是敦煌壁画是为了客观的记录佛教的发展历程和弘扬佛教教义为出发点。从壁画艺术的创作者来看，他们多为佛教的僧侣教徒和具有优秀技艺的画师，因为其出发点和立意比较粗浅，艺术创作的功利性较强。同时为了迎合普通教众的审美需求，敦煌壁画也呈现出大众化创作的特点。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今天的敦煌壁画已然超越了大众化的特点。不仅在绘画史研究方面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在佛教发展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敦煌的壁画艺术蕴含着浓厚的生活化气息。敦煌佛教题材的壁画艺术主要展现的是和谐美好的“天国”场景，在这一体系中，佛、菩萨、金刚、飞天等有序而和谐的分布和排列，画面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迷人的盛景、精美的建筑无不寄托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希冀和向往。也表明敦煌壁画艺术作为一种绘画艺术语言承载人们现实寄托的功能和特定的审美价值。除此以外，敦煌壁画中还有表现当时劳动人民劳作和生产的场景。一系列的朴素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的再现不仅还原了历史而且寄寓着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些也都体现了绘画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特点。

2从飞天形象的塑造和线条艺术的运用看敦煌壁画的造型论

每种造型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敦煌壁画的形象亦然。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这一典型形象来看，其体态轻盈圆融、姿态美丽优雅的造型已成为东方古典元素的代表之一。几乎所有的飞天形象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展示过程中，这些元素的运用使得整个壁画具有流动的美感，这与佛教的哲学价值不无关系。飞天的形象将整个壁画的图景从空间上勾连了起来，给人一种视觉上的连续感和心理上和谐圆融的独特审美景致。而飞天的这些艺术特色与魏晋时期“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和洒脱俊逸的民间艺术风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圆融丰满的造型形象与盛唐时期雍容华贵、兼容并包的气度也难以割舍。从这一点来看，壁画艺术作为绘画艺术语言的一种形式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线条是绘画语言的基础，敦煌壁画中线条艺术的运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对于形象的美感和表现力起到重要的作用。男性的形象整体呈现高大舒展的特点，女性的形象比较圆融华贵、艳丽多姿。在处理男性和女性的形象时，线条语言的运用细节也各不相同。简化的勾勒间描绘出和谐的流动感，笔笔转去，转就有方圆，圆转就遒劲。流畅遒劲，顿挫转折的变化产生节奏和韵律。波则起伏，起伏则生动，则变化。犹如中国诗歌艺术的“起承转合”，从形式美过渡到意向美。［1］从线条之上的佛像情态上来看，佛、菩萨、金刚、飞天等表情各异，有的文静端庄、有的和蔼慈祥、有的平易近人，展现出创作者从容平静的艺术心态。壁画中“S”型曲线的广泛运用，使得画面灵动而富有生命气息，也更具朦胧的艺术美。敦煌壁画的线条构成就如人体的骨骼一样撑起了敦煌壁画艺整体框架。

3色彩构成和空间构成基础上的敦煌壁画构成论

敦煌壁画以其独特的色彩构成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形成明显的反差，首先壁画的颜料大多取材自矿物和植物中，依照民间画师的经验和探索，每个时期都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盛唐时期的壁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既显朴实厚重又飘逸清雅，既富丽堂皇又沉稳淡定。［2］黑、白、灰和对比色的搭配使得壁画中的形象既能沉得下去又不显得呆板。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敦煌壁画具有用色鲜艳却不艳俗，淡雅却不轻薄，浓烈却不失沉着的风格。因其讲究搭配、均衡、节奏等因素，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也呈现出明显的装饰性。在空间构成上，在以表现主题需要为基础的人物形象构成上呈现出显著的大小差异。壁画的构图主体突出，画面中所有的形象都为主体服务，结构比较紧凑。此外，由于佛教中森严的等级制约，在宗教等级框架下的人物形象大小也呈现出依次序按等级分布和排列的特点。在宗教主题的壁窟中，佛、菩萨、天王、力士、飞天、伎乐等皆按等级突出程度而大小差异悬殊，一系列的形象构成了神秘的佛教乐土。在构图形式上，遵循了佛教经典叙事结构中的画面构成，在此基础上讲究主体的对称与平衡。

4社会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基础上的绘画思维论

敦煌艺术论文篇9

关键词：敦煌艺术；艺术设计；内在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226-01

敦煌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代表，它是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而孕育的文化产物，它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和多变的风格吸引了无数的艺术爱好者，实现了无数美术创作者的艺术梦想。本文主要探讨敦煌艺术在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一、敦煌艺术简介

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艺术，被称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莫高窟的彩绘泥塑、壁画和石窟艺术是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的艺术。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它是画在石窟和寺院墙壁上的宗教宣传画，起到了辅助塑像表达佛经内容的作用，其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敦煌石窟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敦煌艺术”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从上世纪初西方设计理念传入中国后，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经历由最初被动的接受 “舶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动提倡向外来艺术，包括西方的设计艺术学习，再到结合外来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的中西结合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设计艺术发展过程中始终出现盲目学习国外标志性设计理念，弱化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性的问题。在中国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们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之时，尤其是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发展态度的普遍认同，加之如火如荼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敦煌艺术开始被人们提及，而这种由古代无名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其内涵直到今天仍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许多富有远见的艺术家们到敦煌进行临摹、研究和学习，他们把敦煌艺术推向世界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艺术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和重视。因此，对敦煌艺术精髓的理解和应用，是现代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敦煌艺术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敦煌壁画线描的特点“以线塑形，以线传神”在动画设计中的应用。大约从北魏晚期开始，莫高窟内就出现了主要以线描手法来表现的人物形象，它们一般都用粗壮有力的土红线勾出头部和肢体轮廓，然后再上色，最后描墨线完成。敦煌佛画线条之劲秀绝伦直如铁划银钩一般，无论菩萨面部还是鬼怪肢体造型，其线条无不流畅生动，精炼有力，这些特征也是动画设计用线的宗旨所在，对动画设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动画设计中要求人物要有鲜明的个性，动态生动，而不同的线条在塑造人物性格和动态方面的作用是不同的，以线塑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用线形式多样，技法丰富。2、注重疏密、轻重。主次对比。3、注重曲线造型。中国绘画重视眼睛的传神作用，这也是敦煌艺术矗立千年而魅力依旧的原因之一。“传神”是敦煌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敦煌壁画以线传神，壁画里的形象像现实中的活人一样，佛像有“慈悲之目”“如说之唇”，面部生动，眼睛传神，这样的佳作在敦煌艺术中比比皆是。人物角色的传神在动画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动画角色的面部表情、姿态动作的高度统一、协调、流畅，才能使人物栩栩如生。就像敦煌壁画中通过线条勾勒的伎乐人物，或舞蹈、或奏乐、或散花等，形象优美，动作千变万化，极富神韵。同时，在动画设计中，经常要表现和处理不同形象之间的关系，而如果想要画面吸引人，赋有神采，不仅单个形象的把握很重要，正确处理各形之间的关系，注重各形象在画面中的呼应，运用线条的走势、曲直处理好画面整体精神状态同样重要。

第二，敦煌图案色彩与现代艺术设计。不同历史时期敦煌图案的色彩特征主要为，早期鲜明淳厚，用色单纯但效果丰富，对比强烈又协调统一，所用颜色种类不过十余种，主要有土红、石青、石绿、深褐、浅赭、米黄等构成色系，色彩鲜明醒目，质朴浑厚；中期色彩典雅富丽，整体色调冷色的比例大幅增加，石青、石绿为图案主色调，土红、土黄为点缀颜色。同时，色阶变化上更加细腻丰富；晚期色彩清淡素净，但装饰图案呈现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民族特点。敦煌色彩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在色彩运用方面登峰造极的成就，笔者建议在艺术设计（织物设计、陶瓷设计、工艺品设计等）教学中，应先让学生了解敦煌艺术的背景，分析历代敦煌图案的造型、色彩特征、配色规律、审美情趣，让学生在临摹过程中构思创意、获得灵感，将敦煌装饰图案的造型与色彩元素以现代装饰设计的形式进行重新组合，创作出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形式美感的作品。

第三，敦煌石窟的研究与探索及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运用。敦煌石窟是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早期佛教石窟一般以印度阿旃陀、加利等石窟为蓝本来模仿建造。因缘际会，敦煌恰是由内地步上沙漠、西出阳关的最后一个市镇，同时也是由西域“丝绸之路”来往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城市，于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佛教石窟寺――敦煌石窟，便由此而凿造起来，作为石窟形式的佛寺便具有很多不同于此后内地佛寺建筑的特点。首先，由印度而来的石窟寺形式，具有了外来文化特色，既然不是木构而是石制，也就自然会受到材料上的制约，它不像日常生活居室建筑类型的群体形式，而直接受限于山体的要求，往往是单体开凿。其次，木构建筑的一般建筑要求在这里并不适用，石窟仅达到一个要求，即提供空间。所以，举凡布局、装饰、色彩等基本派不上用场，也即是说，建筑的三要素（适用、坚固、美观）对石窟寺来说，就显得有别于一般的佛寺建筑。实用与审美、技术与艺术的统一是建筑的主要特征。就这一特性而言，石窟寺建筑作为人类宗教文明的载体，同样要承载起宣传与满足外在佛理和内在天性这两个要求，如此便决定了石窟寺之传达佛理与审美的双重功能。石窟建筑、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三者虽相辅相成，但各司其职，各有偏重；以佛、菩萨雕塑为意义的中心；壁画在烘托整体气氛条件下具有相对独立性。就佛教文化的功能性意义而言，敦煌壁画艺术当居第一，而从审美效果上看，壁画艺术与雕塑艺术二者并驾齐驱，相互补充。我们应该将其应用在环境艺术设计上，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和大美应该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回到人类共同的体验――天人合一，让人的总体感觉是“真善美”。

敦煌艺术论文篇10

20世纪的中国画历史上，张大千先生是一位具有杰出贡献的中国画大师。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学习纺织印染艺术，二十岁回国后师从上海书法名家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艺术，从此，张大千先生走上了绘画艺术的道路。他在敦煌面壁三年，忍受了常人所没有过的艰苦与寂寞，他曾经游历于巴西、阿根廷等世界很多地方，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绘画艺术有着广泛的了解。张大千先生能够成为中国画的一代大师，创作出气势逼人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完全是因为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艺术经历与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

一、佛教与中国画的渊源

佛教产生于印度，汉代时传入我国，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历史上佛教的流派众多，但是最为兴盛的、最能代表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是禅宗。禅宗又分为“南宗”与“北宗”，在历史上“南宗”最为兴盛，影响深远，“北宗”则逐渐衰微。传统的中国画在思想观念上深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禅机画理相互渗透，出现了王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坡、米芾、“元四家”以及、石涛等一大批文人画大师，他们追求“平淡天真”“虚静空灵”“萧散简远”“我师我心”“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禅画观念，从此，以黑白水墨画为主的传统文人画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受到佛教禅宗的分宗思想的影响，明代的董其昌、陈继儒、莫士龙等人提出了“南北宗论”，他们把中国传统山水画划分为南北二宗，提出了南宗高于北宗的理论。董其昌说：“行年五十，方知此派（北宗）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宝，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也。”南宗之祖的王维就好佛道，“每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晚年成为南宗禅的信徒。可见佛教与中国文人画有着紧密的关系。潘天寿先生对佛教禅宗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两千年以来，佛教与吾国的绘画，极是相依而生活，相携而发展，与佛教的变迁程途中，有什么地方找不到两者相关系的痕迹？”

二、张大千的敦煌情缘

20世纪的中国画坛上出现了几位成就很高的山水画大师，如：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从这些大师的艺术经历和绘画作品来看，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艺术经历，对艺术有着强烈的爱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张大千先生能在山水画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其重要的原因—— 一是他的山水画植根于传统；二是他曾经在敦煌面壁三年，对北魏至元代的敦煌壁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临摹了大量壁画。他在谈到敦煌壁画时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张大千先生的这些言谈中充分地表现出他对敦煌壁画艺术价值的肯定与崇拜之情。敦煌壁画对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与绘画风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说：“在敦煌，生活是艰苦些，住在哪个古老沙漠的洞子里，真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但对我的绘画风格，确乎学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又感慨地说：“要学点中国艺术，还是到敦煌去，去学习数年，必有大收获。”这充分表明敦煌壁画对他绘画风格的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张大千先生临摹的壁画虽然是以佛教人物为主，但壁画的艺术内涵影响到他绘画的各个方面，包括其绘画思想。

张大千先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从此以后，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晚年创作出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大师地位。

三、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绘画思想的影响

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是在石涛、等大师的绘画思想影响下，结合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他在敦煌三年的面壁经历，在三年的时间里，敦煌

壁画不仅从技法方面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敦煌壁画的佛教禅宗文化对他的绘画思想影响巨大。

张大千先生早年受到石涛的艺术思想的影响最深，而石涛对于禅宗与中国绘画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的画论充满禅机。石涛说：“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他又说：“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从于心者也。”石涛的画论是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佛教《法华经》有“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这两者中所说的“一”都是指“心”，因为南宗禅被称为“心宗”，讲求“顿悟”。由此可见，中国的文人画从王维开始就与佛教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张大千先生信奉佛教，早年就曾经一度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并且一生以大千之名行世。敦煌壁画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这必定会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张大千先生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他在《谈敦煌石室》时说：“我于去年（1943）冬十二月始返成都，去敦煌勾留了两年又七个月，做长时期之研究，并将敦煌石室现存之北魏及隋唐壁画，率门人子侄及番僧数辈，择优临摹，依其尺度色彩不加丝毫己意逐一摹抚，得画一百二十余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大千先生对敦煌佛教的信仰和对壁画艺术的崇拜之情。这些壁画大都表现了佛教禅宗的思想观念，张大千先生在对壁画进行临摹的同时，也必定对禅宗思想进行过更加深入的研究。

敦煌壁画的禅宗思想对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后期的绘画作品充满了禅意，禅机画理相互交融。从张大千先生的绘画作品看，张大千先生从以临摹石涛等人的技法为基础，并对唐宋以来的名家作品进行过深入地学习研究，而且他还直通六朝的绘画，他的绘画集“南北二宗”的技法为一家，被徐悲鸿先生称赞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从张大千先生艺术生涯看，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敦煌，一方面是他从敦煌壁画中学到了很多绘画技法；另一方面是敦煌壁画的禅宗思想对他的绘画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在他后来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后期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代表了张大千先生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在山水画作品中的集中体现。张大千先生虽然精通南北二宗的画法，但他的绘画作品的风格特点应该归入南宗柔美的一路，具有中国南宗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这一艺术特色主要是因为敦煌壁画的禅宗思想对张大千先生绘画思想的重大影响，从对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的分析中能够更好地理解禅宗思想对他的影响。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作品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艺术特色，佛教禅宗的思想观念与他的绘画思想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从而创作出意境深远、具有禅意的山水画作品。例如：他的泼墨山水画作品《瀑布》《阿里山晓望》等，这些作品用水墨自然泼出，不刻意经营，画面平淡天真、不求形似，萧散简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从而可见张大千先生的泼墨山水画具有很强的禅宗意味。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作品同样具有传统文人画的艺术特色，他的泼彩法受敦煌禅宗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画面的石青、石碌等色彩与墨色相辉映，色彩沉着稳定，画面形态自然写成，虚静空灵，充满禅意，令人遐想。例如：《慈湖图》《题松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