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学论文十篇

保险法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要素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我国《保险法》弟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要素至为明显。保险利益，亦称可保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利益的功能是保障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 ，决定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影响保险合同的内容与效力。保险利益的理论分析：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保险利益的性质，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保险利益的主体为投保人，还应该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保险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因物权而生的利益，因债权而生的利益，因现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和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的利益。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要素，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的基本要素至为明显。一、 保险利益原则的涵义保险利益一词源于英文insurable interest，为英国商法学者首创。我国学者译为保险利益，亦称可保利益。保险利益学说发展初期，旨在区分有经济补偿功能的保险合同与纯投机的行为。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投保人的投保和保险人的承保都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宗荣先生进一步指出，保险利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有利害关系；二是在利害关系的范围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有经济利益。事实上，对保险标的有经济利益是有利害关系的前提，而利害关系则是对保险标的具有经济利益的必然逻辑结论。或者进一步说，经济利益是对保险利益的客观观察，利害关系则是对保险利益从主观角度的观察。从客观上讲，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从主观上讲，则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害关系，即因保险标的安全而获益，因保险标的灭失而受损。但需要指出的是，将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对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可以说明，但难以说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对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和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应当加以区别，适用不同的规则。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功能（一）保障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为保险标的，则实为。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二）决定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保险利益学说发展初期，保险利益之概念在于区分有社会经济作用的保险关系与纯投机的行为，到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其功能转换为区分同一物之上各种不同保险利益，使在一物上可多重保险而并不构成复保险，再到20世纪诞生的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更强调保险的补偿作用，但归根结底，保险利益解决的是投保人的主体资格问题，何人有权投保，何人有资格成为被保险人，只能以保险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现代各国保险立法均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只有对保险标的物有保险利益的人，才具有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资格，否则所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三）影响保险合同的内容与效力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是保险合同的标的是保险利益，就一般合同理论而言，欠缺标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故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不可没有。其次是保险金额不能超过保险利益，超过部分应当无效。再次，在保险期间丧失保险利益，如属于全部丧失，保险合同全部解除，如属于部分丧失，保险合同部分解除。最后，限制保险补偿金额。保险利益是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补偿金额不能越过原有利益，被保险人不可因投保而得到额外利益。三、 保险利益的理论分析现代各国立法及判例无一例外地对保险利益予以肯 定。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5条规定，当一个人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因为可保财产完好无损或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为这些财产的灭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赔偿责任，则此人对该项海上冒险活动就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利益不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一）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保险利益的成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 必须是法律认可的利益保险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保险利益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社会公共秩序要求，为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如果投保人以非法律认可的利益投保，则保险合同无效。2、 必须为经济上的利益 财产保险利益必须是可以用货币、金钱计算和估价的利益，保险不能补偿被保险人遭受的非经济上的损失，如精神损失。《日本商法典》第630条规定：“保险契约的标的，以能用金钱估算的利益为限”。经济上的利益比较广泛，所有权，债权和担保物权都可能产生经济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也可以基于合同的约定而产生。但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是否可以归结为经济利益关系，值得研究。在理论界，学者们一直认为，人身保险利益并不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关系，而是隐藏于这些关系之后的经济利益关系。投保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法定关系的，推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继续生存有法定利益或者合理的期待利益，对于被保险人的死亡将蒙受损失或负担责任。但在实质上来说，由于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自然人，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和信赖关系也不能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因此，将人身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法定关系背后的经济利害关系，是将人身保险利益和财产保险利益进行比较的结果，显得过于牵强。但在英美法中，在成年子女与父母间，以及兄弟姐妹相互间保险利益的存在，仍以是否有金钱上的利益为准。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均未必然以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作为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标准。我们主张，要将人身保险利益从经济利益中解放出来，将其限定为投保人之间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或信赖关系。3、必须是确定的利益保险利益必须是已经确定的利益或能够确定的利益，即该利益应为能够以货币形式估价的事实上或客观上的利益。事实上的利益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期待利益又称预期利益。在过去，法国曾在海事条例中明令禁止期待利益的保险。现在，期待利益的保险已经逐渐为各国所承认。运费保险，利润损失保险均直接以期待利益作为保险标的。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4条规定：“要保人对于财产上之现有利益，或因财产上之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险利益”。（二）保险利益的性质关于保险利益的性质，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1、价值说价值说，又称经济利益说。此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有利益才有损害才需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2、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三）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物紧密联系，保险标的物是保险利益的载体，保险利益因保险标的物而产生，如无保险标的物，保险利益也无从谈起。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在静态下，每存在一种保险利益，即可成立一个保险合同，一个保险标的物可能存在数个保险利益，投保人可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产品的所有人，保管人，承运人均可对其所具有的利益投保。在动态中依传统民法理论，风险随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而转移，动产所有权随交付转移，不动产及重大动产随登记转移。按我国《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依现代民法理论及各国法律规定，风险随标的物交付而转移，而非随所有权转移而转移，标的物转移，风险随之转移。保险标的物是保险事故可能损害的对象，如火灾保险的财产。在人身保险中不直接使用保险标的物这个概念，而称为被保险人，如人寿保险中人的生命或身体。它既包括有形的人与物，也包括无形的责任与权利，在保险合同中必须明确指明保险标的物，以明示保险人所承担的责任对象。数人对于同一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如一辆汽车，所有人，保管人，借用人均可以对自己的保险利益进行投保。然发生保险事故后，他们是否都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呢？显然不是。否则，保险人就将履行多重补偿责任。那么，到底谁享有赔偿请求权呢？首先要分析谁是损失的实际承担者，如果因为所有权人的责任导致保险标的物损坏，保管人，借用人因不承担此一风险的不利后果，当然不能享有补偿请求权。若车辆在保管期间遭受损失，保管人因管理不善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享有向保险公司补偿请求权，同时所有权人既有权请求保管人赔偿，也有权请求保险人补偿。如果向保险公司请求补偿，则向保管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管人因投保而由保险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四、 保险利益的主体何人对保险标的物必须有保险利益，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主体的规定不甚明确，《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依本条规定 ，保险利益的主体为投保人。《保险法》第22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依本条推论，保险利益的主体还应当包括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五、保险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一） 因物权而生之利益1、因自物权即所有权而生的利益，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因他物权而生之利益。他物权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投保人可因对特定所有人的特定财产进行依法利用和用益即有用益物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其中的典权尤其应予以注意，虽《民法通则》无规定而欲以消灭，但实际存在而使出典人对出典之房屋有其保险利益。投保人亦可因担保物权中之抵押权、质权中之动产质押、留置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3、因准物权即占有而生之利益。占有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有其保险利益自不待言，非法占有则应加以分析。它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包括确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即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后者在《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相对无效并非当然无效，如当事人一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仍然有效，对因之取得之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二）因债权而生之利益1、因有效合同而生之利益。2、因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行为而实现之利益；因《民法通则》而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因而具有保险利益。（三）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1、积极之期待利益：指有利于投保人的利益。如有财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生之盈利收入利益；2、消极之期待利益：指期待某项责任不发生而有之利益，但应以现有之利益为寄存，若仅为一个希望或凌空之期待而在法律上不确定者则不得为之，如遗产继 承之期待不得为之。（四）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之利益1、投保人因对特定财产有承揽、运送、保管等责任而生之利益；2、海上保险中从有利于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角度出发规定有可废止利益〔可撤销利益〕和或然利益〔或有利益〕。可废止之利益指对某种财物之权益尚未经法律最后认定之前而的先行之利益，如于战时所获敌船，若经法院判为战利品则利益完整；若判须释放。则利益被废止。或然利益指由于偶发或意外而来之利益，如买方以规格不符或其他理由拒付款同时退货卖方因风险回归而又有之保险利益虽无现有权利或利益、但依法律关系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之灭失，此情况为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担保之抵押物，保证人应合同债权人的合同请求代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义务而对抵押权随之转移的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参 考 文 献1、梁宇贤：《保险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雷兴虎：《商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3、许崇苗、李利：《保险合同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2。4、汤俊湘：《保险学》，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84。

保险法学论文篇2

参考文献：

[1]M.Rothehild，J.Stigiitz.EquilibriumInCompetitiveInsuranceMarkets：TheEconomicsof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76，90（1）：629-650.

[2]Akerlof.JA.Themarketforlemons：qualityuncertaintyandthemarketmechanism[J].QuarterlyJournalofEeonomies，1970，84（l）：488-500.

[3]ArrowK.J.TheroleofsecuritiesintheOptimalallocationofrisk-bearing[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3，31（3）：91-96.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30.

[5]李玉泉.保险欺诈及其对策研究[J].法学杂志，2000，（01）.

[6]刘喜华、吴育华.信息不对称与最优保险契约设计[J].中国软科学，2003，（10）.

[7]王海英.保险业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J].经济师，2005，（01）.

[8]孙树垒、韩伯棠、孙建全.博弈双方逆向选择问题的均衡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12）.

[9]卢彦凤.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风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青岛大学，2008.

[10]钟明.保险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94-98.

[11]张欢.中国社会保险逆向选择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06，（02）.

参考文献

[1]伍云.保险监管法视野中的被保险人权益保护—兼论我国保险监管法的完善[C].硕士论文第3-6页.

[2]李喜梅.保险消费的特点及消费者权益的自我保护[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8（02）.

[3]张兰.新《保险法》实施在即消费者权益保护“回归正途”[J].金融时报，2009.

[4]余龙华.保险消费者保护的深圳模式[J].中国金融，2012（07）.

[5]涂东阳，钱敏.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几点思考[N].中国保险报，2012.2.16.

[6]邓阳.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研究.硕士论文第43、51页.

[7]李世玲.保险消费者六大权益需要保护.金融时报.

[8]2012年一季度保险消费者投诉情况通报.中国保监会

参考文献：

［1］管建云.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适用［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7).

［2］邵胡敏.浅析保险告知义务［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7).

［3］游明.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D］.兰州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11）.

保险法学论文篇3

关键词：档案安全体系；档案保护；灾害管理；风险管理；信息安全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safety syste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rchival cause development strategy. Facing the shortage of systematic induce in archival safety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point out the source of archival security system theory from these aspects： the archival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risk society theory， risk management theory， disaster management theory，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ory and safety culture management theory.

Keywords：Archives safety system； Archives conserv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1 引言

2010年以恚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提出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说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反思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学界多年来对档案安全问题的不断研究。从最初对档案安全保管、档案安全保护的研究到如今从档案安全体系的层面展开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的系统研究，档案界人士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源流，并将其融入档案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时至今日，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当中缺乏对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系统归纳和科学提炼。因此，厘清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源泉，对于促进档案安全体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2 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阐释

2.1 档案保护与档案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档案安全的理论最初就体现在档案保护之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研究逐渐从各个层面展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学界不仅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还将目光转移到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当中。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所形成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方法，是以纸质档案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例如档案修复技术方法、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档案害虫与微生物的防治等，它们在我国传统档案保护工作以及“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档案保护的范围逐渐拓展到电子文件（档案）的安全保护、备份与长期保存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下，档案安全保护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1]。总之，在档案安全体系理论建构当中，档案保护领域的理论方法不可或缺。

档案管理理论是围绕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科学的档案管理对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看，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档案管理理论的指导。首先，要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除了探讨电子文件信息的安全保密技术与方法外，电子文件的归档、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同样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电子邮件、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新型“文件”的出现，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如何鉴定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如何完整捕获文件内容及其结构和元数据信息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和维护，尤其是新型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策略方法也是需要涉足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文件（电子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周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对文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既要防止重要文件由于没有归档或归档信息不完整造成的丢失，也要防止保管当中的篡改、泄密，以及注意防火、防盗等，当然，还有利用过程的原件保护、信息保密、隐私保护甚至销毁阶段的安全等。

2.2 风险社会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此后，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安东尼・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等人对风险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风险社会进行了完整描述，对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作了阐释，是开展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思想源泉。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分析路径。此外，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对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风险社会视角展开的安全问题研究层出不穷。

对于档案界而言，对档案安全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档案的存在形态、固有特性以及档案保管的场所、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内部发现档案安全风险因素；二是从档案安全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外部分析档案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档案安全风险的防范、规避与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总之，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对档案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档案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切入对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进行透视和反思，剖析产生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对于档案界树立风险意识、培育风险文化有导向作用。此外，有利于档案机构明确风险社会中档案安全的责任担当，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展开，树立“大安全观”，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制定安全应对策略与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机制。

2.3 风险管理理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性，它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种因素构成。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便应运而生。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管理主体通常致力于通过风险的识别、评估等一系列流程矸治瞿谕獠看嬖诘姆缦找蛩兀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措施来应对风险，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在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医疗护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极其深入的应用与理论拓展，并逐步运用到政府管理、信息管理、IT项目管理、自然灾害管理等领域中。

2000年，王健等人翻译了戴维・比尔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比尔曼认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应导入风险概念，进行风险管理。之后，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政务系统中文件管理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了电子文件管理风险及其产生原因[2][3]、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等[5][6]，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电子文件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当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7]，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这些风险不仅出现在收集阶段，还出现在整理、利用等各个阶段，尤其是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阶段[8]以及档案数字化项目外包当中[9]。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已成为我国档案安全管理的重要思想。

2.4 灾害管理理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而形成的、发生于自然界的或突发或缓慢发生的能给人类造成各种损害的事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因此，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逐渐成为应对灾害的重要活动，它通过对灾害的研究、预测、减灾措施实施和灾后恢复等活动，以预防灾害的发生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现代灾害管理理论主要有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GCSP 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防治，风险管理理论更侧重于灾害预防，GCSP管理理论则是综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管理方法。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档案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国家档案局对自然灾害的防治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门发文强调汛期档案安全，此外还出台了《档案馆防治灾害工作指南》，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工作者的灾难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为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在制定灾害管理政策和战略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以便进一步增强档案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确保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妥善处置，把各种灾害对档案馆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10]。针对档案以及档案馆所面临的灾害威胁，灾害管理领域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恢复、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灾害分类与等级划分、防灾减灾对策、灾害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灾害危机管理等）对档案安全管理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有学者对档案灾害预警机制[11]、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12]、档案灾害管理体系[13]、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14]、数字档案灾害[15]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对“档案灾害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6][17]。

2.5 信息安全理论。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永恒的需求。可以说信息安全是信息的影子，哪里有信息哪里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敌对势力的破坏、恶意软件的入侵、黑客攻击、利用计算机犯罪等，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信息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4个层面的内容，而信息安全学科就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如何保障这四个层面安全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信息安全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信息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水印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可信计算技术、RFID技术等安全保护技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管理以及保障体系等层面阐述应对策略。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安全研究不能脱离信息安全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的诸如网络安全机制、隐私保护、设备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技术、PKI安全认证体系、可信计算技术等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档案信息安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6 安全文化与管理理论。安全问题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防御灾害、事件和保障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天灾”和“人祸”相关的安全问题。“天灾”包括地震、台风、洪水、旱灾等。“人祸”就包括战争、环境破坏、恐怖活动、网络黑客事件、大面积停电、交通事故、公共安全等。安全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安全现象中的安全规律，安全科学原理就是安全规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原理当中：安全文化原理、安全伦理原理、安全教育原理、安全法律法规原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原理对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以及档案安全观的形成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此外，从安全管理的层面来看，安全生产管理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体制机制以及管理理念、管理策略方法等同样可以作为档案安全管理的参考。

3 结语

2010年，国家档案局提出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并迅速付诸实践。实践工作的快速推进，亟须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梳理已有的相关成果，分析相关的理论思想来源，提炼档案安全体系理论，为指导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文系统梳理了档案安全问题研究当中所涉及的档案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灾害学、信息安全学以及安全科学等6个领域的7大主要理论思想，其中“档案保护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是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余5种理论则为档案安全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思想源流。然，在各学科理论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后面5种学术理论当中，也存在部分交叉的情况。如灾害管理理论、安全管理理论当中同样借鉴了风险管理理论的思想。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档案安全问题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在档案安全体系研究当中各种理论思想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是可以相互借鉴吸收的，其共同目标是应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指导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赵鹏.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角度看档案保护[J].中国档案，2010（6）：27.

[2]冯惠玲，王健.电子政务建设中的文件管理风险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05（4）：62～66.

[3]冯惠玲.论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J].档案学通讯， 2005（3）：8～11.

[4]徐拥军.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 档案学通讯， 2005（6）：51～55.

[5]张宁.电子文件风险管理：识别与应对[J].电子政务， 2010（6）：24～30.

[6]张宁.思维的“逆行”――电子文件风险管理解析[J].中国档案， 2010（7）：59～61.

[7]向立文，欧阳华.论加强档案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档案学通讯， 2015（4）：68～71.

[8]陈国云.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风险管理[J].北京档案，2008（2）：42～43.

[9]黄丽华.引进风险管理方法构建安全管理策略――档案数字化外包潜在风险分析及安全管理措施研究[N].中国档案报，2015-11-23（03）.

[10]王良城. 自然灾害对档案的侵袭与应对策略[J]. 北京档案，2010（7）：72.

[11]于海燕.档案灾害预警机制研究[J].档案学通讯， 2011（4）：81-84.

[12]吴加琪，周林兴.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研究[J].浙江档案， 2012（6）：16～18.

[13]毛惠芳.预警应急抢救――档案灾害管理体系的构建[D].合肥：安徽大学， 2010.

[14]张新.灾害后的行动与反思――从北川档案抢救看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J].四川档案，2010（3）：21～23.

[15]吴晓红，郭莉珠.数字档案灾害初探[J].档案学通讯，2005（3）：80～83.

[16]吴晓红.档案灾害学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7.

保险法学论文篇4

摘要：保险学课程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案例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和前提，保险学案例的选择应当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生动性、时效性和导向性。从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学准备、教学方式、教学讨论、教学总结这一系列重要环节。 

 

关键词：案例教学　保险学　运用 

案例教学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和过程。在案例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各种各样的案例，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拓宽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保险学》是金融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它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相应的实践性教学主要是案例教学。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是保险学讲授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保险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保险学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保险理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以及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内容，其专业术语和基本原理比较繁杂，而且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应用课程。虽然保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保险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仅凭教师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学生往往不能充分理解这些概念，更谈不上能够将保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比如，在讲到近因原则时，如何在众多的原因中判定近因在理论上是非常枯燥的实务问题。笔者在近因原则教学中，有意识地增加了许多案例，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再比如，讲人身保险的有关内容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案例，比如人身意外伤害险案例、健康保险案例等，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得浓厚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 

案例教学法可以促进教与学的双向交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不利于师生的交流，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分析、老师点评的方式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学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另外，教师通过学生提出的观点可以发现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在今后的教学中制订更为细致的授课方案和计划。 

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相关的原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学生有了自己思考和倾听他人意见的机会，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在讲解保险学基本原理或内容时，结合案例分析，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保险学的基本原理，加深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掌握，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保险学教学中应当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以提高教学效果。 

二、保险学教学中的案例选择 

1.案例应当具有针对性。教师首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案例，巧妙设计问题。案例一定要和所要教学的术语、原理或内容紧密相关，有利于学生更直接有效地理解和巩固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保险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案例应当直接与之相联系，并能让学生区分“保险利益”和“保险金”这两个概念。案例的针对性还表现在案例应当直接与所要讲授的知识点相联系，而不宜涉及过多的知识点，否则会扰乱学生的注意力，造成思维上的混乱。 

2.案例应当具有代表性。案例应当能代表某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同类案例的共性；或者对于案例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代表一部分人的观念和看法。一个恰当的案例，不仅应当有利于学生理解课堂教学内容，还应当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分析现实当中的类似问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开放性的，这样能够引发学生在课下做更深刻的思考。 

3.案例应当具有生动性。案例应当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与大学生联系紧密的一些案例，以便开展深入的讨论。比如，在讲解人身保险时，可选择与大学生人身风险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了解人身保险的各个种类；再比如，在讲授保险合同的内容时，引导学生分别从自身和保险公司两种角度展开讨论，有助于学生

编辑整理本文。

全方位学习和理解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以及保险条款等诸多细节内容。 

4.案例应当具有时效性。在保险学教材或案例汇编资料中都给出了保险课程的很多案例，但由于更新速度较慢，很多案例缺乏时效性，甚至得出的结论也存在问题。自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施行修订之后的新《保险法》，相比于原《保险法》，新《保险法》在很多方面都有大的修订。比如，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二者的利益不无冲突。如果受益人谋求个人私利，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原有《保险法》规定，此类情况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显然有失公平。新《保险法》进行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公司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如果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简单地借用以前的案例，又没有根据新《保险法》对原有的分析结论作出解释或补充，很容易误导学生。 

5.案例应当具有导向性。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无序竞争仍然较严重，国民的保险意识也还不强，关于保险的各种纠纷大量存在。在案例教学中，一些老师往往选择反面案例进行分析和讲解。从帮助学生理解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然而，过多地采用反面案例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保险业由于起步较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保险业的诚信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再加上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比较欠缺，很多人对于保险还存在偏见甚至是反感。在案例教学中，反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对保险业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而影响学生对保险业的认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把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帮助学生理解保险学的基本原理，还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正面引导，帮助他们理解保险的本质。 

三、案例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应用心得 

1．教学准备。教师在教学前的充分准备是案例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教学之前，教师应当对于教学案例的内容以及案例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有充分的把握，对保险实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对于信息量丰富或者比较复杂的案例，教师应把选择好的案例在课前发给每一个学生，要求他们熟悉案例内容，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发言要点，为教学讨论做好铺垫。

2．教学方式。对于保险学课程，教师应当强调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强调案例教学，并不意味着放松理论教学。在教学方式上，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案例教学有利于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重在突出教学的目的与应用，而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不掌握理论就无法开展案例教学。保险学课程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才能进行实务性的学习。例如在讲述保险的基本原则时，案例中必然会涉及到保险利益、近因、推定全损等基本概念，如果学生对这些概念都不理解，教师很难组织案例分析。 

3.教学讨论。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学生的高度参与。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教师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学生，讨论主要在学生中进行，但教师绝不是旁观者，教师始终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第一，教师可以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所提的问题要围绕教学内容，做到少而精。问题过于宽泛则学生的讨论比较散乱，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的掌握。考虑到不同的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案例提问还要有层次性，由易到难，逐渐深入。第二，教师和学生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思考，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并结合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在结合一些案例讲解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时，就可以采用角色模拟的形式。第三，教师应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开放式的讨论更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第四，教师应当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讨论，力保讨论沿预期的方向进行。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及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解答学生提出的疑点问题，并对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修正，把讨论引导到正确认识的轨道上来。对于学生争论较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教师也应认真分析，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不回答。第五，教师要把学生从对案例本身的讨论引导到对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并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学总结。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总结要点

编辑整理本文。

。阐明案例分析讨论中所运用的理论知识，总结讨论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在此基础上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还应要求学生完成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通过重新审视案例的讨论过程和解决方案，学生对于课堂的教学内容能够加深理解。教师自身也应当总结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宏庆.保险学案例教学模式初探[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0，(1). 

[2]严继莹.保险学案例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 

[3]杨敏.关于保险学课程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保险法学论文篇5

[关键词] 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适用条件

【中图分类号】 F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092-2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合同格式条款发生争议且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原则始源于罗马法谚“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1537年英国法院通过判例第一次正式确定，后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所采纳、移植，现已成为各国和地区用于解释保险合同的主要原则之一。2009年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30条对其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法律原则的设计必有其客观依据和法理基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自不例外，对此学界多有研究，相关看法也殊途同归，归纳起来有四种学说观点可堪参考：

（一）“附和合同说”

“附和合同，之所以成为‘附和’，是因为弱势力量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希望合同根本成立的话，就只能附和由强势一方当事人支配的合同条款”。该说认为，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内容一般由保险人预先拟定，被保险人只能对已拟定好的保险条款内容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过多商榷的余地。由此可见，在保险合同条款的拟定方面双方当事人所处的地位并不平等，保险人处于绝对主动，而被保险人则相对被动。“法律必须及时反映实质正义，特别是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为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利益，法律要求保险人在拟定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时应尽谨慎勤勉义务，这样的苛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扭转了被保险人相对弱势的地位，也自然地要求如果出现对保险条款内容用语存有疑义时，保险人需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二）“专门技术说”

该说认为：保险行业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行业，其保险合同的条款中常常运用非常专业化的术语，如“本公司赔偿损失后，由本公司出具批单将保险金额从损失发生之日起相应减少，并且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如被保险人要求恢复至原保险金额，应按约定的保险费率加缴恢复部分从损失发生之日起至保险期限终止之日起按日比例计算的保险费。”这样的条款表述可能并不能被一般投保人所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保险人的局面，构筑起其在合同解释中的强势地位。为防止保险人滥用其保险技术优势，故意在保险格式条款中使用一些晦涩难懂或文义模糊的文字，造成对己方有利的条款内容，法律规定在双方对合同条款解释存疑时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这也验证了英美保险法学者对该原则的经典论述：“当保单条款存在疑义时，将采用对被保险人最为有利的解释，这个解释标准既合理又公正，因为保单词句由保险公司选择，而正是保险公司将含混的文字写入保险合同，或者对清楚的语言中加入非常不自然的含义导致合同出现难以避免纠纷的结果”。

（三）“弱者保护说”

该“弱者保护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交易能力不对等，实力悬殊，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人才、经验和雄厚的财力，而一般普通投保往往是个人投保，势单力薄，在现实谈判中并不具有平等的交易地位。其次，从承担风险的能力上看，二者更不具有可比性，保险公司是专门承担风险的机构，而被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才有寻求投保减损的必要性。弱者往往能够得到同情，法律概莫能外，基于公平原则，当保险合同条款发生歧义时，维护弱势方的利益就显得格外重要。

（四）“风险分散说”

在英美国家的法律规则和理论越来越倾向于视保险业为一个具有公共利益的产业。“保险人通过运用大数法则，将可能遭遇相同类型危险的大量被保险人聚集起来，使其形成一个大的‘危险分散池塘’。池塘中被保险人的数量越多，危险分散就越容易实现。”简言之，保险人将被保险人的保险费用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危险分散池塘”，被保险人如若遭遇危险，“危险分散池塘”中的其他被保险人将合力分摊该风险，最终使个体风险消化于无形。所以，除非风险分散会造成保险人破产或显著不公平时，保险业应当积极承担分散个体风险的功能，如果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对风险分散形成妨害，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就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上述各种学说与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附和合同说”和“专门技术说”主要从保险人的角度出发，前者侧重于保险人合同拟定的优势地位，后者倾向于保险行业的技术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条款拟定时应尽谨慎勤勉义务，坚守诚实信用原则，否则要承担不利后果；而“弱者保护说”从保护被保险人的立场出发，遵循保护弱势的价值取向，为处于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第四种“风险分散说”是从法经济学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风险分散理论阐述了保险行业的社会性、公益性。但是前述四种学说的共性在于始终将解释的视线聚焦在合同的条款上，换言之，其解释的落脚点都是合同条款，归根到底，其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正义的实现。

二、疑义利益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辨析

当前，为区别于传统的解释方法，“满足合理期待说”日渐为学界所重视，该学说在1970年由美国大法官Keeton提出，其观点认为“合理期待原则是指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保障存在客观上合理的期待时，无论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明确地将所期待的保障排除在外，法院都应当保护该种期待的合同解释原则。”换言之，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大众只是凭直觉产生保障风险的合理期待，所以被保险人在对待保险合同条款时常以自身的期待作为其理解、解释条款的立足点，区别与保险人的“专业理解”，如若两者之间存在差距时，法院应“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该种理论创设的实质是对传统理论学术的颠覆，为实质正义的实现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但目前为止“满足合理期待说”并没有成为学界共识，对其分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的层级关系；二是合理期待原则能否被司法实践所适用。

首先，当前多数观点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保险合同解释方式，双方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不存在一方包含另一方的层级关系。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主要适用于保险当事人双方对保险合同条款含义存在争议且模糊不清时作出解释、判断，依赖于传统的解释手段和理念；而合理期待原则是坚持保护被保险人的客观合理期待，其适用的前提并不苛求合同条款是否清晰，实际要求法官以一个外行的被保险人的角度去考察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尽管合同文字已经清晰表明排除了某种赔付，但如果一个理性的人预期保险合同会对某一种损失提供保障，法院就会要求保险人赔付。”当前也有观点坚持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包括了合理期待原则，如孙宏涛博士在《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一文中详细例举了当前的其中学术，认为合理期待说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一种学术；王林清所著《保险法理论与司法适用》一书也持类似观点。通过仔细上述分析可知，鉴于合理期待原则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点，作为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处于相互独立的地位，因为一个所重视的是形式正义，一个所追求的是实质正义，所以不宜将其认定为包含关系。

也有意见认为“满足合理期待说”实质是对传统保险合同条款解释原则的严重背离，在合同条款的语义明确的情形下，不得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首先，若单纯以边际模糊的“合理预期”来否定保险合同中明确的“严格术语”，其极易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在合同条款已经十分清晰时，也难以避免双方的争论冲突。其次，满足合理期待将导致被保险人投保成本的加重。为避免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保险人可能会选择提高相应的保险费率，最终的高额承保费用负担仍会转嫁给被保险人，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再次，极易导致审判权被滥用，法官会村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公然排除或者否定那些语义清楚、明晰的保险条款，而去创设新的合同权利义务，破坏合同自由的契约精神，必然会影响交易秩序的安定性。所以，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适用合理期待原则保持谨慎的态度，鉴于合理期待原则对于法官的要求较高，结合当前我国司法的综合水平，如果立即适用将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应待时机成熟时再行确定。

三、结论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追求的是实质的公平与正义价值的实现，对保险人拟定的保险条款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以求司法上的利益平衡。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的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在保险合同解释方面，合理期待说的日渐兴起，也表明了当前学界意欲突破传统，为寻求保险合同的实质正义而大胆探索，虽然当前的适用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无论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还是合理期待原则，其最终目的都是在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合同主体权利的尊重，其实践意义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参考文献：

[1]张海棠.保险合同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William F. Yong，Jr.，Cases and materials on law of Insurance，4th Edition.[M]The Foundation Press，Inr.，1971，p.82.

[4]孙宏涛.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J].北方法学，2012，（5）.

[5]梁鹏.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5）.

[6]许崇苗，李利.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李利，许崇苗.论合理期待原则与格式合同条款的解释[J].人民司法（案例），2011，（2）.

保险法学论文篇6

Keywords：Archives safety system； Archives conserv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1 引言

2010年以?恚?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提出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说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反思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学界多年来对档案安全问题的不断研究。从最初对档案安全保管、档案安全保护的研究到如今从档案安全体系的层面展开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的系统研究，档案界人士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源流，并将其融入档案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时至今日，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当中缺乏对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系统归纳和科学提炼。因此，厘清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源泉，对于促进档案安全体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2 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阐释

2.1 档案保护与档案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档案安全的理论最初就体现在档案保护之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研究逐渐从各个层面展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学界不仅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还将目光转移到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当中。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所形成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方法，是以纸质档案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例如档案修复技术方法、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档案害虫与微生物的防治等，它们在我国传统档案保护工作以及“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档案保护的范围逐渐拓展到电子文件（档案）的安全保护、备份与长期保存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下，档案安全保护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1]。总之，在档案安全体系理论建构当中，档案保护领域的理论方法不可或缺。

档案管理理论是围绕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科学的档案管理对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看，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档案管理理论的指导。首先，要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除了探讨电子文件信息的安全保密技术与方法外，电子文件的归档、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同样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电子邮件、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新型“文件”的出现，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如何鉴定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如何完整捕获文件内容及其结构和元数据信息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和维护，尤其是新型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策略方法也是需要涉足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文件（电子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周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对文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既要防止重要文件由于没有归档或归档信息不完整造成的丢失，也要防止保管当中的篡改、泄密，以及注意防火、防盗等，当然，还有利用过程的原件保护、信息保密、隐私保护甚至销毁阶段的安全等。

2.2 风险社会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此后，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安东尼?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等人对风险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风险社会进行了完整描述，对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作了阐释，是开展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思想源泉。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分析路径。此外，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对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风险社会视角展开的安全问题研究层出不穷。

对于档案界而言，对档案安全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档案的存在形态、固有特性以及档案保管的场所、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内部发现档案安全风险因素；二是从档案安全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外部分析档案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档案安全风险的防范、规避与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总之，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对档案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档案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切入对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进行透视和反思，剖析产生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对于档案界树立风险意识、培育风险文化有导向作用。此外，有利于档案机构明确风险社会中档案安全的责任担当，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展开，树立“大安全观”，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制定安全应对策略与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机制。

2.3 风险管理理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性，它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种因素构成。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便应运而生。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管理主体通常致力于通过风险的识别、评估等一系列流程?矸治瞿谕獠看嬖诘姆缦找蛩兀?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措施来应对风险，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在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医疗护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极其深入的应用与理论拓展，并逐步运用到政府管理、信息管理、IT项目管理、自然灾害管理等领域中。

2000年，王健等人翻译了戴维?比尔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比尔曼认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应导入风险概念，进行风险管理。之后，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政务系统中文件管理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了电子文件管理风险及其产生原因[2][3]、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等[5][6]，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电子文件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当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7]，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这些风险不仅出现在收集阶段，还出现在整理、利用等各个阶段，尤其是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阶段[8]以及档案数字化项目外包当中[9]。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已成为我国档案安全管理的重要思想。

2.4 灾害管理理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而形成的、发生于自然界的或突发或缓慢发生的能给人类造成各种损害的事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因此，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逐渐成为应对灾害的重要活动，它通过对灾害的研究、预测、减灾措施实施和灾后恢复等活动，以预防灾害的发生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现代灾害管理理论主要有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GCSP 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防治，风险管理理论更侧重于灾害预防，GCSP管理理论则是综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管理方法。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档案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国家档案局对自然灾害的防治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门发文强调汛期档案安全，此外还出台了《档案馆防治灾害工作指南》，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工作者的灾难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为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在制定灾害管理政策和战略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以便进一步增强档案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确保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妥善处置，把各种灾害对档案馆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10]。针对档案以及档案馆所面临的灾害威胁，灾害管理领域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恢复、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灾害分类与等级划分、防灾减灾对策、灾害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灾害危机管理等）对档案安全管理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有学者对档案灾害预警机制[11]、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12]、档案灾害管理体系[13]、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14]、数字档案灾害[15]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对“档案灾害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6][17]。

2.5 信息安全理论。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永恒的需求。可以说信息安全是信息的影子，哪里有信息哪里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敌对势力的破坏、恶意软件的入侵、黑客攻击、利用计算机犯罪等，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信息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4个层面的内容，而信息安全学科就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如何保障这四个层面安全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信息安全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信息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水印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可信计算技术、RFID技术等安全保护技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管理以及保障体系等层面阐述应对策略。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安全研究不能脱离信息安全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的诸如网络安全机制、隐私保护、设备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技术、PKI安全认证体系、可信计算技术等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档案信息安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6 安全文化与管理理论。安全问题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防御灾害、事件和保障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天灾”和“人祸”相关的安全问题。“天灾”包括地震、台风、洪水、旱灾等。“人祸”就包括战争、环境破坏、恐怖活动、网络黑客事件、大面积停电、交通事故、公共安全等。安全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安全现象中的安全规律，安全科学原理就是安全规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原理当中：安全文化原理、安全伦理原理、安全教育原理、安全法律法规原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原理对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以及档案安全观的形成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此外，从安全管理的层面来看，安全生产管理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体制机制以及管理理念、管理策略方法等同样可以作为档案安全管理的参考。

保险法学论文篇7

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三者险），是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员在适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随着三者险普及率的提高，由三者险引发的纠纷也就此不断增加。以笔者供职的基层法院为例，仅2013年上半年就受理了涉及三者险的保险合同纠纷27件，已占半年度受理保险案件总数的77.78%，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5.15%。

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的出台，使得以往在司法实务中较易引发争议的问题，都有了相对明确的裁判标准。但是，随着纷繁复杂的案情变化，三者险案件的争议焦点已不仅仅局限于“第三者”的定位问题。

比如：在笔者审理的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中，原被告双方对于三者险合同中约定的“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的财产”不予理赔的免责条款就发生了争议。原告认为：“虽然，保险公司已对该免责条款履行了说明义务；但在事故发生前，第三者的身份并不确定。因为受害者系被保险人的配偶，就此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是对被保险人主要权利的排除，有失合同的公平性。因此，该免责条款属霸王条款，不应生效。”但被告认为：“保险公司设立该条款的初衷在于免除道德风险，防止骗保情况的发生；且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说明义务。因此，该条款应当然有效。”

因为，原被告双方对于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都已明确；因此，该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实际已转变为“以配偶关系为免责事由”的这一条款内容的合法性问题。

二、审查免责条款合法性的出发点

不可否认的是，在通常情况下，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往往倾向于保护相对弱者的一方即被保险人（投保人），以平衡其与相对强势的保险公司之间的地位差，显示司法的公平性。因而，法院在审查免责条款的合法性时，都较为“严苛”；这也导致一些确实“不法”的免责条款在司法实务中遭到法院的否定。另一方面，被保险人也开始利用这一特殊情势，在庭审中，屡屡以“霸王条款”之名否定双方已定的合约。

但笔者以为：保险追根溯源还是人类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共同行为，因此，作为唇齿相依关系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被保险人都应共同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实现保险的最终目的。

（一）尊重保险合同的约定

从保险制度的特征以及现代社会的经济合理性看，保险合同的格式化条款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法院并不能因为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而当然否定其合法性。因为，保险合同中需要平衡的利益主体已远远超越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范畴，直接将公共利益包括在内。[1]

而三者险作为商业险，其设定的本意就与交强险有着质的区别。作为强制责任保险性质的交强险，其设立的宗旨侧重于对受害者的保护，确保受害者获得保障，“没有理由让受害人从承保人处获取的权利取决于被保险人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的。”[2]基于交强险的强制性与基础性，扩大其保险的覆盖面，交强险的保险范围当然要比商业险宽泛的多。

相较而言，商业险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理当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订立保险合同，以及订立何种保险合同。[3]作为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的商业保险合同，理论上，当事人可以选择投保或不投保，保险公司可以选择承保或不承保，并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设定免除自身风险的条款和繁杂的理赔程序。因为“三者险”设定的本意就是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损失，而不是将所有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完全不受损失。

同时，作为经营性企业的保险公司，其设立带有一定的社会性意义：通过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安定，因而天然的需要承担部分社会责任。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完全否定保险公司作为企业的营利性本质。[4]令其过多的负担社会性责任，压榨其利润空间，反而可能导致其退出保险市场，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

此外，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均经过保监会的审核或备案，对于高度专业化的金融监管行为，司法不宜过度涉入。因此，法院在审查三者险免责条款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尽量尊重保险合同本身的约定，以维护保险市场的稳定与金融自由。

（二）适当保护被保险人（投保人）

正如江朝国先生所说：“绝大多数之共同条款使用人皆未能把持超然之地位，唯以契约自由之美名，利用其丰富之经验及可使用之人力制定出只保护自己之条约。”[5]因此，在尊重合同约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投保人）之间的专业知识差、信息差。知识与信息结构的不完整、不对称，成为了保险公司强势地位的优势所在。因而，法院在不违反保险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比如：条款约定内容模糊或发生歧义时，法院就应适当倾斜于保护被保险人（投保人）的利益，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投保人）一方的解释；借此平衡双方的地位差，尽力克服格式条款的弊端，刺激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三、配偶关系的特殊性

关于“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不予理赔”的条款并非某家保险公司的特别约定，而是以保监会的基本条款为蓝本，通行于整个保险行业的惯例，甚至是国际惯例。该条款的本意是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为了骗取保金，而与其家庭成员相互串通，故意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为了防范一定的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之内。

但在法学界，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意外伤害保险毕竟属于任意险，并非每个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都会投保。如果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三者险之外，而加害人又无力为其医治，这些家属就会面临生命的危险，保险的人文关怀也无从体现。[6]

而笔者的观点是：有必要对家庭成员的构成进一步细化，即配偶关系有着区别于其他亲属关系的特殊性。

（一）赔偿请求权的存在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的规定，配偶之间只有因“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 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在交通事故中，倘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有配偶关系，则受害人是否能以侵权为由起诉加害人，缺乏法律层面的依据。

同时，在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在婚姻关系存续的期间，受害人也不可能向其配偶请求损害赔偿。因此，笔者认为：在侵权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的层面，配偶之间就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财产混同的现实

无论是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还是社会现实中的普遍情形，在我国，配偶之间的财产大多处于混同的状况。因此，即使保险公司能够对配偶中的受害方进行赔付，从而获得向配偶另一方进行追偿的权利，则最终结果就是配偶中的加害方用配偶的共同财产赔偿给了配偶中的受害方。而这显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是从道德风险的防范，还是从法律基础关系及权利实现等方面考虑；在保险公司已尽说明义务的前提下，应尊重保险合同本身的约定，确认在三者险中以配偶关系为免责事由是合法合理的。

注释：

[1]刘振.关于保险条款性质的重新界定及传统审判思维的相应调整——沿着与‘格式条款说’不同的思路展开[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春季号），2004：109.

[2] Clarke，MalcolmA，著.何美欢，吴志攀，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64.

[3]谢文明.第三者责任险中交强险与商业性第三者险关系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2008：4.

[4]张艺馨.保险公司营利性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5]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8.

[6]应倩.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之“第三者”[J].法制与社会，2011（8）：91.

参考文献：

[1]刘振.关于保险条款性质的重新界定及传统审判思维的相应调整——沿着与‘格式条款说’不同的思路展开[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春季号），2004：109.

[2] Clarke，MalcolmA，著.何美欢，吴志攀，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64.

[3]谢文明.第三者责任险中交强险与商业性第三者险关系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2008：4.

[4]张艺馨.保险公司营利性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保险法学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刑法；一般预防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产生与兴起

这种风险与传统的自然风险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险的人为化。与传统的地震、海啸或火山爆发有所不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引起的一系列风险，这种风险更多表现在人为因素层面而非自然因素。第二，风险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特征，不仅体现在诱发风险的原因多种多样，同时也体现在风险所造成的结果多种多样。第三，风险的全球化。风险社会所具有的风险，并非传统社会风险那样，局限于某个地域或者某个国家，而呈现全球化特征，换言之，某种微小风险的发生，经常会导致“蝴蝶效应”般的全球化危害后果。“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以保护法益为核心的刑法理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对于传统的结果无价值的刑法观念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作为在理论层面上的回应，“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在西方诸多国家引发了讨论。这些讨论进一步促使了“风险刑法”的发扬与壮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日益严重，交通事故、工程事故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现实情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反思。而在刑法学领域，有学者顺势引入了“风险刑法”理论，进而引起了我国众多学者的广泛讨论。

二、我国刑法对于“风险刑法”理论的回应

“风险刑法”，也可以称之为“安全刑法”，实质上，就是以社会保护取代法益保护而作为刑法理念的基石，从全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与实施刑法。与传统的刑法观念相比，“风险刑法”更加侧重于积极的一般预防作用，强调刑法作为社会保障手段介入的前置性与主动性。就“风险刑法”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征：第一，刑法规制范围的广泛性。在传统刑法领域，特别强调刑法的保障性与谦抑性，而“风险刑法”更加重视刑法对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因而其打击面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将许多行政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进行惩治。第二，刑法介入的前置性。该特点实际上与前项特点是一体两面，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说明，“风险刑法”打击面的广泛性必然导致刑法介入社会治理的前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刑法”的广泛性与前置性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而已。改革开以来，我国国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提升。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普及，国民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较于从前也所有增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且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对生活中所存在的这种风险，民众普遍的呼声是加大对于此类风险行为的打击力度，以保障国民生活的安稳。作为对于这种呼声的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中增设了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对于醉酒驾车以及追逐竞驶的行为进行规制，将原来由行政法规处理的一般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层面进行打击。不久后，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中对于该条文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从事校车业务人员严重超载超速与违规运送化学品两种行为方式。面对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面对交通事故的频发，立法机关为了有效的控制与降低该种风险，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予以重点打击，前置性的动用刑法手段惩治此类行为，与其说这种立法意图与“风险刑法”理论不谋而合，倒不如说，这是我国刑法领域对于“风险刑法”理论的一次回应。

三、我国视角下“风险刑法”的评述

实际上，自“风险刑法”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就产生过很大的争议。就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而言，“风险刑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降低风险，具有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过分的依赖“风险刑法”解决上述问题，即不科学，也不可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风险刑法”体现了重刑主义的残余，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诚如所言，“风险刑法”侧重于刑法的积极一般预防作用，这种倾向使得“风险刑法”在实现对国民安全予以保障的同时，对于一些生活中所允许的风险行为进行了过度的规制。我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不乏优秀的法律思想，但由于我国封建专制的历史过于漫长，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等特质决定了我国法律文化中重刑主义思潮十分浓厚。当“风险刑法”的理念与我国重刑主义思潮相互交织，所产生的不良化学反应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反应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体现在刑法层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落实，该原则最基本的要求即“无法无罪、无法无刑”。然而“风险刑法”对于行为规制的出发点却是所谓“国民的安全”，而非“法益保障”，这种理论本身就蕴含了重刑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强调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

(二)“风险刑法”忽视其他法律规范作用，不利于我国法治体系的建设

法治体系，是一整套规则治理的集合产物。一个国家法治体系的建设，仅仅依靠刑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还必须动用诸如行政法、民法等其他法律规范。刑法作为保障法、补充法，在一个国家法治体系中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只有在其他的法律规范对于社会调整失灵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动用刑法。法治体系的建设，其本质就是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规范，在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各种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规则治理。而在这一整套的法治体系当中，每一部门法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彼此之间不可相互取代。刑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法律规范，如适用不当，危害性难以估量，因此，对于刑法的适用，就要特别强调谦抑性的作用。而谦抑性就意味着刑法的适用要自我控制。要达到这种自我控制的目的，就要求必须穷尽其他法律规范的作用，换言之，在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优先选择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而非刑法规范；只有在前述法律规范失效的情况下，刑法才可以作为保障法、补充法的角色出现在国民生活领域。综上所述，“风险刑法”理论的产生与兴起，具有一定的现实因素，而该理论引入我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但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对于“风险刑法”理论所蕴含的“风险”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并始终保持清醒与审慎的态度。

作者:李永齐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黎宏.对风险刑法关的反思[J].人民检察,2011(3):16—20.

保险法学论文篇9

一、保险利益学说的历史演进

对于保险利益在保险法中的核心地位，大家并无争议，但究竟何为保险利益，学者众说纷纭。在评述各家学说，探讨保险利益精义之前，我们不妨称回顾其历史发展的背景。

（一）大陆法系的保险利益学说

大陆法系的保险利益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三个阶段。

1、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

保险利益这一概念产生发源于14世纪末北意利的海上保险，据资料记载，至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保险单是1347年10月23日，一名叫乔治。勒克雄伦的意大利热那亚人为一艘名叫圣？克勒拉的船只所作的保险，承担从热那亚至马乔卡的风险。[①]就其内容而言，当时的保险是变相的买卖或借贷，其价款或贷款数额相当于今天的保险金额，且依当时学者的观念，可获得赔偿的“损害”仅指标的物本身的毁损或灭失，并未就此探讨更深的涵义。

直到16世纪，两位学者的一场争论才为保险利益学说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背景。引发这场争论的是一个假想案例：某商人为某物投保，其对该物并无所有权或仅有部分所有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能否以该商人不是所有权人或只有部分所有权为由抗辩其提出的按保险约定金额赔偿的请求？学者Santerna认为：保险人必须支付全部保险金额，而不能对投保人欠缺所有权提出抗辩。另一学者Straccha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该商人只能就属于他的所有权部分请求理赔。同时，他还首次指出，被保险人在申请保险金时，应当证明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学者Carsaregis对这一思想进行发扬，并初步创立了保险利益学说。

Casargis赞成Straccha而反对Santerna的观点，并首次区分了保险行为和行为。他认为，如果前述例子属于保险行为，则保险人可抗辩被保险人无所有权而拒绝理赔；如果为行为，则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按约定金额负赔付责任。由此可见，至Casaregis方明确确立决定赔偿金额的标准是保险利益，而且只有在被保险人能证明他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情况下，才具有请求权。但对何为保险利益，Casaregis采取了简单的认定方法，他将保险利益等同于所有权，即凡是对保险标的具有所有权者必然具备保险利益，反之则无。

2、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

对16世纪的保险法学者而言，所谓保险主要是指海上保险而言，所以，Casaregis的保险利益学说尤其和船舶及海上保险密切相关，且其所强调的保险利益仅指所有权而已，因而享有保险利益的人无不是船舶或货物的所有权人。但到了学者Benecke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保险关系在事实上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了运费保险、信用保险、第三人利益保险等新兴的保险类型。至此，Casaregis的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已无法跟上保险业发展的步伐。于是，Benecke突破视保险利益为所有权的狭隘观念，指出保险标的上不仅存在直接保险利益??所有权利益，还存在间接保险利益??非所有权人对保险标的所享有的某些利害关系。Benecke曾这样说明：并不是只有物的所有权人在物遇到损害时才遭受损失，除此之外，动产质权人、不动产抵押人、物的借用或保管人等对于物的完好无损，也有相当的保险利益。因此，上述人如所有权人一样，也可以为防止这种权利受到侵害而投保。[②]这种就物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以分析，以法的技术性在同一物上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保险利益的学说，被称之为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

3、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

在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看来，保险利益的关系连接对象除了所有权之外，另有请求权，期待利益等，这些显然都建立在法律地位之上，换言之，上述几种权利都是民法、海商法或其他实定法上的权利，而保险利益学说将它们取来成为保险标的。如果保险利益的范围果真只限于实定法上的权利，则保险制度无非是法律上损害赔偿的代替品而已。

据此，则保险的补偿范围也应该以他法所定的赔偿范围为限。但设立保险主要是为了减少损失、分担危险，只要投保人对某一关系的存在具有经济利益，即可以支付保险费为对价，以该关系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合同，通过保险制度分散损失于危险共同体内的人。由此可知，保险法上保险利益的所谓的关系连接对象，并不须只有其他法律上的他位，事实上只要其依保险法的真谛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即可。因此，有学者指出：保险法上的保险利益概念，并不是以其他法律为依据而产生的法的概念，而是一种经济性的概念。基于经济上的本质，如果对某一客体具有事实上的关系，虽无法律上的依据，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假设这种关系持有人会因该关系受损而遭损，则视为他对该客体具有保险利益，可予投保。是为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

（二）英美法系的保险利益学说

最早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可保利益的是《174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但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之前，保险法并未对什么是合乎法律要求的保险利益做出书面的定义。为衡量合乎法律要求的保险利益制定标准，就成了法庭和法官们的工作。根据早期英国的保险判例，对于什么是保险利益的法理基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理论：1、法定关系理论（Legal interest theory），该理论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权利，体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某种法定权利关系。2、实际利益理论（Factual expectancy theory），该理论认为保险利益是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到的实际物质损失，以及正常情况下可期待利益的损失。3、存在合法关系的实际利益理论（Factual expectancy with Legal basis theory），该理论看起来像是前两种理论的折衷，它认为保险利益应该是“法定关系”和“实际利益”的统一，即保险利益的存在既需要有对经济利益的预期，也需要有合法的利益关系，二者缺一不可。[③]

（三）我国的保险利益学说

在我国，对于究竟什么是保险利益，解释上说法甚多。有学者认为，保险利益一词来自英文“insurable 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意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上因具有各种利益关系而享有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投保人因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因保险事故不发生而继续享有。[④]有学者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⑤]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利益是一种合法的经济利益，它反映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和保险标的及承保危险之间的一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⑥]我国学者对保险利益所为上述定义，大抵是受英美法系保险利益学说的影响，将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

二、对各家保险利益学说的评说

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中，Casaregis首创保险利益这一概念，并将保险利益等同于所有权，使保险与的区别非常直观，对于推动保险业和保险法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必须指出，将保险利益视为所有权，仅仅是保险法发展初期对保险利益的朴素认识，伴随着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其狭隘性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必然为新的保险利益学说所取代。

Benecke的技术性保险利益理论虽然也以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为出发点，但已具有特殊法学上的目的。其特殊性在于通过法的技术性将保险利益的概念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并将之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区别了同一物上各种不同却可同时投保而不存在重复保险和超额保险的利益，扩大了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对整个保险利益学说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遗憾的是Benecke仅简单地区分了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且未对间接保险利益的种类进一步加以阐释，故尽管其学说的确能将物的所有权保险利益从其他也连接在物上的保险利益分离，但并不足以从财产保险范围内构成以各种保险利益为标的的保险制度。因为对Benecke而言，直接保险利益（所有权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非所有权保险利益）依旧附着于物的本身，而忽视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某些利害关系，这就导致其将不同性质的保险利益混淆起来，而把责任保险利益、信用保险利益都归于物的保险利益之列，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妥的。

大陆法系的经济性保险利益说、英美法系的实际利益理论以及我国学者中有代表性的保险利益学说皆将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或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对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固然可以说明，但却难以用之解释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基于“人身无价”的理念，对人身造成的损害根本不能以金钱衡量，即使能用金钱衡量，也无法为每个被保险人的人身价值确立一条客观的、统一的估算标准。在实际的保险业务操作中，可领取的人身保险金是随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率而定的。通常情况下，保险费率越高则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金额越高。

如果在这时我们还坚持认为保险金是受益人可获得的代表被保险人人身价值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可以推导出一条荒谬的结论：人身价值是脱离人本身的价值而由保险费率决定的，投保人选择支付的保险费率越高，则被保险人的人身价值越大。这不啻于是以金钱为标准，把人分为三流九等，显然有悖于道德伦理观念。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用于评价保险人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依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受益人应当是保险金的受领人。在英国学者约翰。多比看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由保险人处取得保险金，并非其因为被保险人的死伤受到了损失（事实上，投保人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可以指定一个与被保险人无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受益人），故保险利益对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并不具有估价损害的意义。[⑦]

保险利益对于人身保险的评价目的，在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亲属关系和信赖关系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排除投保人可能进行的或者投机乃至谋财害命的行为，以肯定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可见，人身保险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投保人利用人身保险进行以获取不当利益，防范投保人谋财害命而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所以，把保险利益定义为经济利益的观点，仅看到了保险所具有的分散损失的功能，而忽视了在人身保险中其所注重的防范道德风险的立法本意。

英美法系中的法定关系理论将保险利益视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定权利，其缺限如同经济性保险利益说，仅可用之说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而难适用于人身保险利益，原因在于该理论滥用了权利这一概念。法律上的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自主决定为或不为，要求他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能力或资格。[⑧]如果具体分析法律权利的结构，其内容应当包括：（1）权利人可以自主决定作出一定行为的权利；（2）权利人要求他人履行一定法定义务的权利；（3）权利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保护的权利。

这三个要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⑨]如果说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那么当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为其年将垂暮的父母投人身保险时，他（她）应当对其父母的寿命或身体机能享有某种合法权利，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权利的内容是什么（即投保人能对其父母的寿命或身体机能为或不为何种行为）？权利的义务主体又是谁？假设我们牵强地把这种权利定义为一种亲属权（实质上亲属权是因特定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对亲属的肉体、生命本身享有权利），其内容是子女有权保护父母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权利的义务主体是不得侵害其父母生命安全和身体机能的任意第三人。那么，当其父母是基于自然规律而生老病死或不小心自己致伤时，权利的义务主体是谁？难道是客观存在的生命规律或是其父母本人吗？这种因父母的死伤而受损的权利能请求国家机关予以保护吗？对此，法定关系理论亦或是法定权利理论难以自圆其说。至于当债权人为其债务人的人身投保时，就更难解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人身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了。

三、对我国现行立法中保险利益定义的反思

为了克服上述保险利益学说的缺限，有学者认为保险利益是指当事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为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⑩]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和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应当加以区别，对财产上的保险利益的认识不能完全适用于人身上的保险利益，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和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11]财产上的保险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的相互关系。[12]我国法律基于此一观念，对保险利益给出了一个可以涵盖财产和人身保险利益的概括定义。我国《保险法》第11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同时，该条还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粗粗看来，对保险利益为此定义避免了陷入经济利益说和法定权利说的困境，既可适用于解释财产保险利益，也可解释人身保险利益，可谓左右逢源，但经仔细推敲，笔者犹对其存有以下几点疑虑：

（一）保险利益究竟应存在于何人

如对我国《保险法》第11条进行文义解释，保险利益应存且仅存在于投保人，不但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而且在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投保人也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确实可以有效地防止投保人利用保险进行，防范道德风险。但是，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合同并不为投保人的利益而存在，真正有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可以约定受益人）而非投保人。[13]而依保险利益的本义而言，只有享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有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到损害，也才因此有权获得保险的补偿。既然规定投保人享有保险利益，那就应该由投保人领取保险金才对，但这种结果明显不能与第21条第2款的定义相符，实际上投保人也并无任何损失，如由其领取保险金不啻于容许其获取不当利益。反之，若被险人为保险利益的享有者，其必然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由其领取保险金不会产生不当得利的顾虑，更能符合我国《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即是须领取保险金者的立法定义。

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利益的定义中，把投保人视为保险利益的唯一享有主体，其缺限不仅在于和被保险人的定义有逻辑上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将影响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定。依《保险法》第11条规定，投保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是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的，如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存续期间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将归于无效。如此规定，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时是适合的，但是，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投保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利益承受者，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失去保险利益的情形众多。

如果因为投保人丧失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而认定保险合同失去效力，致使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能申领保险金以弥补损失，这无疑有悖于设立保险制度的初衷，对被保险人有失公允，难以为保险业界理解和接受。所以，在保险合同有效成立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继续享有保险利益，不应当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倒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维持是至关重要的。理由在于，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对保险标的失去保险利益（如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于第三人而未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在发生损害时，被保险人本身并无损害可言，而依立法规定，此时被保险人仍然享有受领保险金给付的权利，是为不当得利，与“无损害即无保险”的固有保险理念相悖。可见，保险合同成立后，无论何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丧失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应当失效。对此，我国法律恰好没有加以区分。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保险利益不仅应存在于投保人，而且亦应存在于被保险人，即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如此定义还有不妥之处，将在下文讨论）。同时，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似乎也有修正的余地：“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失去效力。”

（二）“非法”的利益能否成为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定义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但是，对什么是“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无具体说明。我国学者大多将之解释为保险利益应当具有适法性，即保险利益应当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并为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14]合法的保险利益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可因当事人的约定而发生，凡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取得的利益，不能成为保险标的。[15]保险利益必须是法律上能够主张或承认的利益。[16]不可否认，强调保险利益的合法性确实有利于淳化民俗，防范道德风险。但在现阶段，法律不十分健全，产权界定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武断地以“合乎法律规定”作为衡量保险利益是否适格的标准，在现实中会产生一些实际问题。

例如，对于违章建筑，其所有权人或居住使用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虽然从产权这一法律角度来讲，他并不具有法定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依法拆除违章建筑之前，由于建造和使用，他对该建筑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若允许其以该建筑为保险标的投保，并不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道德风险。

又如，对于被盗汽车，其善意购买者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依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车辆、船舶、航空器等部分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就意味着被盗汽车的善意购买者对该被盗汽车（赃物）不具有合法产权，而仅仅具有权源不合法的占有权，且这种占有权将随真正的所有权人收回车辆而消失。由于这种占有权会完全消失，那么就不能说占有权人对该财产具有合法的重大经济利益。于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常常会以购车人对承保标的不具有合法保险利益为由而拒绝理赔。如在此情形下，不能将盗车贼缉拿归案，则只能由无辜的善意购车人来独自承担车辆损坏的经济损失了，这岂非有违保险制度设立的本意？类似情形又如善意第三人购买无权处分人让与的房屋，未进行产权过户规定，投保后发生火灾，房屋被烧毁，而无权处分人不知所踪，保险人同样会以善意第三人未依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公示方法予以公示，缺乏合法的物权为由抗辩其索赔请求。

再比如，我国法律规定了诉讼时效，却未规定占有取得时效，那么在众多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因诉讼时效的消灭，会出现大量的介于非法与合法之间的自然权利，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债务人对可不归还的债务标的之“权利”亦得不到法律的明确承认。如此一来，将无人对该债权标的享有保险利益，形成保险制度难以触及的死角。

为避免上述例子中所出现的尴尬形，我认为现行立法不必苛求保险利益的合法性。在评价保险利益是否适格时，重要的不是看该利益是否具有为法律所认可的形式要件，而在于它是否能够防范、投机等道德风险，是否能够弥补某些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所实际受到的损失。在不违背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承认与保险标的具有实际利害关系（包括合法关系）的人对其享有保险利益，从微观上说有利于权利主体摒弃风险，积极创造财富；从宏观上说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由静态保护向动态利用转变，实现物尽其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保险利益是否为一种利益

如果对我国《保险法》中就保险利益所为的定义舍枝去蔓，可得中心语“保险利益是利益”，这在逻辑上似乎有循环定义、同语反复之嫌。当然，在此行文的重点不是为了研究该定义是否有语法上的错误，而是试图探讨视保险利益为“利益”的妥当性。

通俗的讲法，利益就是好处，或者说就是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17]简单而言，利益是客体对主体需要或欲求的满足，如将之置换到保险利益的定义中去，则保险利益是保险标的（客体）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体）的某些需要或欲求的满足。对保险利益作如此解释，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尚无不可，但在说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时又难免陷入困境。因为当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不是被保险人时，实质上能满足投保人的需要或欲求的，不是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肉体本身，或者说前者不能直接从后者的生命或肉体上得到某种好处（利益）。

虽然说投保人或许会因被保险人的继续生存或身体健康获益，因被保险人的死伤或患病而受损，但其受到的损益（不仅仅指经济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并非直接源自被保险人的人身，最根本的原因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某种人身利害关系（如亲属关系、抚养关系、信赖关系等），正是基于这种利害关系，使投保人随被保险人生存状态的好坏，或得或失，或喜或悲，被保险人的人身只是这种关系的载体而已。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利益与利害关系之间的联系：利害关系是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利益的前提，而有利益是对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的逻辑结论。

所以，笔者窃以为，如果把保险利益归结为利害关系似乎更佳，这样既可避免同语反复，又能兼用于人身保险利益和财产保险利益（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会因保险标的完好无损而受益或免遭损失，或因保险标的的毁损而遭受损失，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亦是一种利害关系），且比“利益”二字显得更为直观。至于保险利益之称谓至今已约定成俗，不仅为学者广泛使用，且为中国保险法所明定，殊无再将其所含“利益”二字予以改变的必要。

四、保险利益概念的再界定

通过对各家保险利益学说的评述和对我国有关保险立法的反思，笔者斗胆试图为保险利益重新下一个定义：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非违法性利害关系。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发生以致保险标的遭损而受到损失，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免受损害的利害关系。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自己的寿命或者身体所具有的所属关系以及投保人与他人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利害关系（请如亲属关系、抚养关系、信赖关系等）。至于如此定义的理由，在上文已穿插论及，在此不再赘述。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理解保险利益概念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保障利益应具非违法性。

作为保险合同客体的保险利益，其功能在于防范风险，消散损失，故在判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有保险利益时，不应拘泥于法律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而宜采取“法无明文禁止即为允许”的评价方法。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在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对保险标的享有实际的利害关系即可以之投保。对此，以后立法应当说明。强调保险利益的非违法性而不是合法性，不是为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将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的实存利害关系纳入保险利益的范围，扩大保险制度的适用领域，更好地发挥保险的功能。

2、保险利益应具确定性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已经确定的或者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确定的，方能构成保险利益。已经确定的利害关系（如对财产的所有、使用、占有）为现有利益；尚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利害关系（如将来能取得的权利）为期待利益。但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必须为现有利益，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确切存在某种利害关系，例如亲属关系、抚养关系、信赖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等，这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保证被保险人生命安全的需要。

3、保险利益应具计算性

为了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能迅速理赔，保险利益应可予结算，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应具金钱价值并可以进行准确计算。但保险利益的计算性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可完全适用，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只能部分适用。[18]因为在人身无价的理念下，能够计算的不是人身所具有的经济利益，而是由投保时选择的保险费率所确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申领的保险金额。

注释：

[①] 汤俊湘：《保险学》，台北三民书局，P33.

[②]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4页。

[③] 参见陈欣著：《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35.

[④] 参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P65.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109.

[⑤] 庄咏文主编：《保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P61.

[⑥] 陈欣著：《保险法》，北大出版社2000年版，P38.

[⑦] John.F.Dobbby， Insurance Law， west publishing co， 1981， P64.

[⑧]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48.

[⑨]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417.

[⑩] 王卫耻：《实用保险法》，文笙书局1981年版，P111.

[11] John F.Dobby， Insurance Law， West Publishing co， 1981， P43.

[12] 桂裕：《保险法论》，1981年版，P62.

[13] 《保险法》第21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

[14] 郭明瑞主编：《商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675.

[15] 邹海林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P94.

[16] 孙积禄著：《保险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P66.

保险法学论文篇10

关键词：保险法；保险利益；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40-03

保险利益规则是保险法的核心，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关注的核心内容，对保险合同具有基础性评价作用，所谓“无保险利益无保险”，保险利益原则历来被认为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建立，我国保险业迅速发展，这样的繁荣景象也加快了保险立法的进程，保险利益立法也在不断改变完善，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保险利益立法还有很多欠缺，这种欠缺对如火如荼的行业发展形势必将带来不利影响，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以期对我国保险立法有所裨益。

一、保险利益性质及我国立法现状

“保险利益”一词，译自英文“insurable interest”，由英国海商法学者首创。我国学者译为保险利益，亦称可保利益［1］(P65)。在学术界，关于保险利益的含义，公认两种权威说法：一派认为，“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侓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2］(P75)；另一派认为,“构成保险合同有效条件之一的可保利益，待合同确立便全部或部分成为保险利益，保险责任事故发生时，保险利益额度是赔偿与给付的限定条件之一”［3］(P196)。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之所以如此差别显然是因为对保险利益性质认识不同。前者被学者概括为“价值论”：即保险利益的本质在于补偿损失，即用来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的物上之价值，因而有利益损害才需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的标的为保险利益；后者被学者概括为“关系论”：即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4］(P96)包括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和精神上的利害关系两种。在保险制度诞生之初，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为其财物进行保险，故学说上多采用“价值论”，认为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的价值，突出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随着后来保险形式扩展到人身保险以后，由于保险对象以人的生命身体等人格权为内容，用金钱衡量难以确切，于是“关系论”成为必然， “关系论”为后说，更适应保险实际，故现代保险法以后者为通说，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大都持此观点。［5］(P117)

保险利益的立法规定可以追溯于1746年的英国海上保险法，该法规定:任何个人或者公司组织均不能对英国船舶及其装载的货物以有或没有利益, 或者, 保单即证明利益, 或者, 以的方式, 或者, 对保险人无任何利益的方式进行保险, 这种保险无效并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此规定的意图在于禁止海事欺诈。其后英国分别于1774年、1788年、1845年、1906年、1909年对该规定进行补充和修改。源自英国的这一原则在后来各国的保险立法中都有规定。［6］

我国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显然，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利益概念上采用了“关系论”的观点并包括了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而且对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进行了明确区分，同时《保险法》第31条对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作了较为详尽的列举并加之有条件的概括兜底，下文对此有详细解析。

二、保险利益立法缺陷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新保险利益立法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保险利益的立法定义依旧保守

《保险法》第12条对保险利益做了一个总括性的定义，即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由此可见，我国保险利益的界定就必须以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为准，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法律承认说”。言外之意，只要没有得到法律承认的利益，一律不得成为保险合同上的保险利益，这种规定妥当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利益穷尽为起码三种：第一，法律上的利益，也就是上文所说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当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第二，被法律断然拒绝的利益（例如法律明文禁止的利益、违反公序良俗的利益等），我们通常把此称之为非法利益；第三，法律没有涉及但也没有明确反对的利益。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这“第三类利益”，我们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穷尽市民生活中、市场经济中形形的各种利益种类，更不会将其一一规定在法律中，要不何来“法无禁止即合法”这一现代法治基本观念！此类利益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既然不能被“法律”荣幸关照到，为何不能通过投保来分散风险？显然“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的定义很难满足保险实际的需要。

实际上大多发达国家的保险立法早已废除可保利益上的“法律承认说”，转而采取更为广泛的“合法利害说”［7］，例如：1966年美国纽约州保险法第158条规定：“可保利益应当包括对财产的安全或保留或损毁或金钱损失，所存有的任何合法及实质性利益。”英国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7条规定，如果普通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财产已经受到损害或破坏而遭受到金钱或经济上的损失时，则保险人不能仅依据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时对财产没有法律上或衡平法上的利害关系而免除保险合同项下的责任。可见，英国对于保险利益的修改已采用经济利害关系标准，保险利益不再必须是严格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