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论文范文10篇

保险论文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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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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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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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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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保险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中非真正义务，但告知义务是保险业合理营运的制度基石。我们要对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范围作严格界定，从而才能减少纠纷，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相关的情况向保险人所做的陈述或说明。其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对事实的陈述，对将来事件和行为的陈述，以及对他人陈述的转述。当今世界各国保险立法都规定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将保险标的的有关重要事项如实告知保险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确立了告知义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如何确定告知范围的？立法例上有无限告知主义和询问告知主义之分，无限告知主义要求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必须将有关危险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知保险人;询问告知主义主张告知义务人只需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

目前我国大多数告知义务人对保险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而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精通保险业务，知悉估计危险的各种情况，况且，无限告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及商业秘密，所以，在保险发展初期应以采询问告知主义为宜，对双方当事人也比较公平。否则，如果保险人怠于调查和询问，却要求身为告知义务人作漫无边际的告知，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对此，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有差别。《海商法》第22条规定:“合同签订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采用的是主动告知主义，可能是基于海上风险不可预知性大，危险测定技术落后等作出的考虑，但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的日益发达，人驾御自然的能力已今非昔比，这种考虑的基础被大大削弱，询问告知主义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重要事项的客观性标准

是否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告知义务人都需要如实告知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缔约方有权自行对重要性作判断，询问本身默示着有关问题的重要性，表明保险人心理会受到影响，被保险人应当受到约束，必须如实告知。另一种观点认为，重要性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考虑一切有关因素确定，如果谨慎保险人不认为某一情况是重要的，个别保险人的询问并不能使其变得重要。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保险人询问的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告知义务人作了不实告知，此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对承担风险和估算费率并无影响，即并不破坏对价平衡原则，根据前文所述告知义务之法理，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所以告知范围还须以重要事项来限定。决定一个事实是否重要事项时，各国基本上都采用了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相同的标准，概括而言，即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项所规定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重要事项是保险人进行危险估计的有力事实，如果其知悉真相，就会拒保或不以该条件投保。至于其具体认定，法无明文，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内容或目的客观地以保险技术观点加以评定。只有当告知义务人对这些重要事项隐瞒或未如实告知时，才构成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并且，根据我国合同法，能够导致合同解除的行为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必须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如果被保险人的不实告知不会改变保险人的最终决定，那么依据合同法，该行为的性质未达到根本违约的严重程度，不足令保险人解除合同，否则会让相对方轻易丧失保险合同的保护，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可见，对告知义务的内容加以“重要事项”的限定也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保持一致。所以在询问告知主义下，对保险人未询问事项告知义务人可推定为非重要事项，但相反的推定是不成立的，即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并非必然是重要事项，告知义务人对此等问题的不实告知不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

衡量重要情况的标准是由谨慎保险人作出判断的客观性标准，而非由实际保险人作出判断的主观性标准。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重要事实，即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接受投保单，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进而达成保险合同，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认为它是否重要，不是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通常也不是以某一特定保险人看法为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保险人会怎样做，是接受投保，还是拒绝投保;或者，给予什么样的费率。这种标准也叫做“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objectivereasonableinsurer''''sstandard)，它较为重视客观，以大多数保险人的立场来衡量一个事实的重要性。不过，在美国的一些保险判例中也有使用所谓。“主观个别保险人标准(subjectiveindividualinsurer''''sstandard)，这种标准强调重视保险人作为具体当事人的主观看法。

二、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

告知范围还应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在现行英国法中，保险人因对“重要情况”的误述或未告知而享有的救济则依赖于实际保险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保险人想行使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就必须同时证明误述或未告知在谨慎保险人眼中具有客观上的重要性并且其本人(即实际保险人)的主观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如果保险人仅证明客观上的重要性而未证明主观上的影响，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张便不成立，反之亦然。保险人有权享有的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不仅仅取决于被保险人行为的客观重要性，而且还取决于该行为对实际保险人所产生的主观影响，即实际保险人必须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如果保险人实际上没有因被保险人误述或未告知而受到损害，他就不能利用告知义务改变其已经同意的合同内容，换言之，当保险人没有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并且没有因此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允许保险人逃避责任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有悖于保险合同当中，双方当事人相互负有最大诚实信用义务的精神。在英国法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证明某一情况的重要性，并不能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但是此原则也存在例外，即如果某一情况的重要程度十分的明显，就有理由根据这一事实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实推定也仅仅是初步的，并且可以被推翻的。具体说来，如果某一误述的性质能够影响合理行事的保险人订立合同，那么证明受到误述的实际保险人没有受到影响的举证责任就落在作出误述的被保险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能够证明保险人不知道这一误述或者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的陈述是不真实的仍然决定订立合同，那么就可以证明保险人没有因误述而受到影响。

三、保险人的调查义务

保险论文范文篇3

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讯问所承担的说明或陈述义务。

（一）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

在普通合同中也存在告知义务的问题。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义务是保险法特殊明确规定的，这是在其他种类合同中所没有的。

告知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但该项义务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的约定予以免除，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是法律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义务人不能拒绝履行，更不能阻碍对方履行，双方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该义务的履行。"私以为，告知义务是为实现保险人的技术性要求而设立的义务。在无限告知主义的方式下，如果保险人认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足以计算出保险费率，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询问回答主义的方式下，询问条款以外的内容，视为保险人部分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列询问条款，可视为保险人全部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二）告知义务是附随义务

告知义务尽管为保险法明定的义务，但在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较大差别的，其内容的确定主要依据诚实信用。另外，告知义务不可诉请履行，即为不可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之一种。

（三）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

"告知义务为间接义务（所谓间接义务者，乃当事人对法所规定应为之一定行为而不为时，法律则课以不利益，以收间接强制其行为之效果者也）。"故，告知义务为保险合同之外的义务，是先合同义务的一种，告知义务条款并非是合同条款，而应是保险合同以外的条款。

二、告知义务的制度演进

（一）在告知义务构成要件主观标准问题上，向传统的"客观主义"回归

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告知义务的历史发展，采取了"客观主义"原则，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强调投保人须有主观上故意或过失来作为其构成要件的"主观主义"倾向。但随后，人们又发现，传统的"客观主义"更趋于合理。因此，又出现了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回归。

（二）在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上，由传统的"无限告知主义"向"有限告知主义"演进

在告知主义的范围上，传统的原则是"无限告知义务主义"，又称为"自动申告主义"，其内涵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的向对方充分而准确的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而不论该事实是否为保险人所询问到。而"有限告知义务"主义，也称"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作陈述，询问之外的事实，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在这一问题上，英美法系对告知义务具有最先进、最发达的制度研究，形成了"重要事实（MaterialFact）"、"谨慎保险人（PrudentInsure）"概念，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界定为"重要事实"的误述，以事实的重要性标准和谨慎的保险人标准作为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要素。

（三）在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上，从传统的"无效主义"向"解约主义"演进

"解约主义"是与"无效主义"相对应的，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并不是当然的使保险合同无效，而是赋予了相对人以撤销权。

三、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立法启示

（一）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采取了主观过错标准。

一般认为，将保险合同中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简单的归类为故意或过失两种情况，无法体现保险契约的最大诚信合同的特殊性。在未来我国保险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应借鉴客观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先进之处。我国告知义务构成应采无过错标准，将因故意和过失而未告知或不实告知这些情形，放入合同法中的欺诈、可撤销合同或可变更合同制度中去调整，使得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真正在其特有的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保险法的固有制度。（二）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了我国保险法的告知义务制度。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是询问主义的告知范围制度。

在判断要保人所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的内容或目的，客观的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价。现代保险立法在立法技术与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保险监督机关立于准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由"自动申告主义"向"询问回答主义"演进，以限制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并为避免日后发生争议时举证困难，立法要求以书面方式为必要；更近一步者，投保人的告知说明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制，什么是重大事项，若非是保险专家并不能清楚知悉。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没有英国保险法告知义务的核心内容--"重要事实"的概念。对于重要事实的规定也过于简单化，并未对其具体内容认定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是没有关于法定除外情形的规定，对于任何事实都需要通过抽象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无形中为具体保险纠纷的解决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应当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谨慎的保险人"这一客观判断的标准。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

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即缔结保险合同之际依基本诚信原则而发生的说明、告知、协作等义务。该义务存在于要约生效之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对于其违反者，成立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解约主义"立法模式，即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在解除行使之前，保险合同成立且有效。文章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适用撤销制度比较恰当。违反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影响到保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构成意思表示瑕疵，以可撤销方式给无辜方法律上的救济，撤销合同后，双方回到保险之前的状态。在撤销合同之外，我国应否采用损害赔偿作为救济方式？我们认为，我国现今保险法对于违反告知义务并未有损害赔偿之救济方式，也不应该采纳这样的规定。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合同；告知义务

【论文摘要】：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的核心问题，各国保险立法无不对这一制度关注有加。我国现行《保险法》颁布以来，有关告知义务之争讼不断，文章旨在对告知义务的性质、内容等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参考文献

[1]肖梅花.《保险法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2]陈云中.《保险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保险论文范文篇4

在了解汽车保险之前,先介绍一下保险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引起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机动车保险是保险中最为重要的保险种类,机动车保险是综合性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是运输工具保险的一种,它承保业务、商用和民用的各种机动车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车辆本身以及相关利益损失和采取措施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依法应负有的民事赔偿责任。

2汽车保险的分类

机动车保险按照承保条件分为主险和附加险,见下表。

机动车主险中的机动车损失险承保机动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风险,即对于因车辆本身损失;第三者责任保险承保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风险,即对于因车辆使用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机动车附加险都是针对主险中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而言的,投保这些险种可以使汽车保险更加完善,投保险种更加全面,发生事故后可以解决的更加全面。

3汽车保险的理赔及理赔流程

3.1理赔的定义

理赔是指被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在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时,保险人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履行过程,通常称之为保险理赔处理,简称为理赔。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赔,必须了解索赔和拒赔。

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往往会由于彼此间的权利义务问题而引起争议。争议发生后,因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直接或间接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受损方向违约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赔偿要求,以弥补其所受损失,就是索赔。

违约的一方,如果受理遭受损害方所提出的赔偿要求,赔付金额或实物,以及承担有关修理、加工整理等费用,或同意换货等就是理赔。如有足够的理由解释清楚,不接受赔偿要求的就是拒赔。商业交易中的争议和索赔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直接关系到商业交易有关各方的经济权益,所以各方都十分重视索赔和理赔,在合同中订明有关的条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法律观点来说,违约的一方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对方有权提出赔偿的要求直到解除合同。只有当履约中发生不可抗力的事故,致使一方不能履约或如期履约时,才可根据合同规定或法律规定免除责任。

理赔是保险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它的依据是保险合同及保险相关法律同行业规定和国际惯例,其他任何理由或解释均不能作为保险理赔的依据。

3.2理赔流程

4汽车理赔工作的特点和工作原则

4.1理赔工作的特点

4.1.1被保险人的公众性。我国的汽车保险的被保险人曾经是以单位、企业为主,但是,随着个人拥有车辆数量的增加,被保险人中单一车主的比例将逐渐增加。这些被保险人的特点是他们购买保险具有较大的被动色彩,加上文化、知识和修养的局限,他们对保险,交通事故处理,车辆维修等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的驱动,检验和理算人员在理赔过程中与其在交流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障碍。

4.1.2损失率高且损失幅度较小。汽车保险的另一个特征是保险事故虽然损失金额一般不大,但是,事故发生的频率高。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投入的精力和费用较大,有的事故金额不大,但是,仍然涉及对被保险人的服务质量问题,保险公司同样应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个案的角度看赔偿的金额不大,但是,积少成多也将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4.1.3标的流动性大。由于汽车的功能特点,决定了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车辆发生事故的地点和时间不确定,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服务体系来支持理赔服务,主体是一个全天候的报案受理机制和庞大而高效的检验网络。

4.1.4受制于修理厂的程度较大。在汽车保险的理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修理厂,修理厂的修理价格、工期和质量均直接影响汽车保险的服务。因为,大多数被保险人在发生事故之后,均认为由于有了保险,保险公司就必须负责将车辆修复,所以,在车辆交给修理厂之后就很少过问。一旦因车辆修理质量和工期,甚至价格等出现问题均将保险公司和修理厂一并指责。而事实上,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项下承担的仅仅是经济补偿义务,对于事故车辆的修理以及相关的事宜并没有负责义务。

4.1.5道德风险普遍。在财产保险业务中汽车保险是道德风险的“重灾区”。汽车保险具有标的流动性强,户籍管理中存在缺陷,保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以及汽车保险条款不完善,相关的法律环境不健全及汽车保险经营中的特点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漏洞,给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机,汽车保险欺诈案件时有发生。

4.2理赔工作的基本原则

4.2.1树立为保户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当发生汽车保险事故后,保险人要急被保险人所急,千方百计避免扩大损失,尽量减轻因灾害事故造成的影响,及时安排事故车辆修复,并保证基本恢复车辆的原有技术性能,使其尽快投入生产运营。及时处理赔案,支付赔款,以保证运输生产单位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在现场查勘,事故车辆修复定损以及赔案处理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即严格按条款办事,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灵活处理,使各方都比较满意。

4.2.2重合同、守信用,依法办事原则。保险人是否履行合同,就看其是否严格履行经济补偿义务。因此,保险方在处理赔案时,必须加强法制观念,严格按条款办事,该赔得一定要赔,而且要按照赔偿标准及规定赔足;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不滥赔,同时还要向被保险人讲明道理,拒赔部分要讲事实,重证据。要依法办事,坚持重合同,诚实信用,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保险的信誉,扩大保险的积极影响。

4.2.3坚持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八字理赔”原则。“主动、迅速、准确、合理”是保险理赔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保险理赔工作优质服务的最基本要求。

理赔工作的“八字”原则是辩证的统一体,不可偏废。如果片面追求速度,不深入调查了解,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盲目结论,或者计算不准确,草率处理,则可能会发生错案,甚至引起法律诉讼纠纷。当然,如果只追求准确、合理,忽视速度,不讲工作效率,赔案久拖不决,则可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保险公司的形象。总的要求是从实际出发,为保户着想,既要讲速度,又要讲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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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军,焦新龙.汽车保险与理赔[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

[3]祁翠琴.汽车保险与理赔[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保险论文范文篇5

目前我国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出现了一些违背诚信原则的现象。一些保险公司利用信息优势和保险业务专业性强的特点，在个别案件中拒赔不合理；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而不少保险人在利益驱动下，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一味向客户推销保费高却不一定适用的险种；还会出现撕单、埋单、私吞或挪用保费、制造假赔案、误导甚至欺骗投保人等行为。而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在不满足投保条件下为获取保险保障而提供虚假信息；更有甚者，骗保骗赔花样翻新等等。这些违背诚信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对保险业的发展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二、我国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

1.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

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诚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交易和赢利机会；而在一个不守信用的社会中，守信用者却将付出代价。在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信用的保证主要是基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出现了利己主义动机，产生违反诚信原则的道德风险。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

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高速发展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目前，我国对违背诚信的行为惩罚机制不健全，法律上的惩罚规定尚不完善，经济上的惩罚力度不大，约束机制软化，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从人格、伦理上进行谴责，这就难以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比如“回佣”。一方不“回佣”，而另一方“回佣”，客户就会被夺走，从而造成遵纪守法却遭受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

目前，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当员工及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而我国现行的保险人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无法实现对人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导致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各种有损委托人和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

2.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

（1）对于保险人而言

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简便的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但却不能区别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其最终结果是高风险类型消费者把低风险类型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即所谓的逆选择问题。另外，我国《保险法》采取的是询问告知形式，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保险人对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致使保险人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真实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或应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广州保监办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车贷险”骗保之所以能得逞，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各保险公司尚未共享有关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及汽车经销商的信息，保险公司各自为政，给投保人骗贷或一车多贷以可乘之机”。

（2）对于投保人而言

由于保险商品复杂多变，保险服务参差不齐，而人们的保险知识和法律知识又比较欠缺，因此，在保险过程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投保人事实上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以致很难对保险公司作出正确的评价。同时，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是保险公司事先拟订的，投保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之绝大多数保单条款在表述上所含专业词汇过多，致使投保人看不懂合同，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且赔付时，一般由保险公司解释赔付的条件和拒赔的理由，投保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抗辩的余地很小。所以，在保险合同的制定、履行、赔付等一系列过程中，都存在保险人利用其掌握的优势信息损害投保人利益的可能。

（3）对于保险人而言

目前，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实行首期业务佣金和续期业务佣金相结合（首期业务佣金较高，续期佣金则逐年递减）、人的违规成本太低、缺乏长效激励机制等，这极大地诱发了人的道德风险。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使下，保险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甚至误导投保人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基于保险人、保险人以及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三、对策建议

首先应健全诚信法规制度，从法律高度保护诚实守信行为，从保险条款、财务方面加强监管，严厉惩戒毁约失信行为，在保险业内形成“有信者昌，无信者痛”的氛围；其次，在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保险行业内部信息的公开，建立保险从业人员的信息库，以利于社会查询，同时，各保险公司之间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应能共享，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再次，对保险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制约制衡机制，建立规章制度，尤其要在保险监管机构的干预下健全和规范我国保险中介体系；最后，保险人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技术和运营策略，对风险进行精确的分类和测算，设计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从而规避投保人的逆向选择，而且可以通过条款约定等形式，对投保人投保后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激励，从而预防和控制道德风险，以防止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

论文关键词：保险诚信成因

论文摘要：保险公司经营的产品是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承诺，这就决定了保险业较其他行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但目前诚信问题却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桎梏。因此，本文从制度缺陷和信息不对称两方面对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加强诚信建设的建议。

众所周知，负债经营是保险业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诚信，公众就会丧失对保险业的信心，切断涌向保险业的资金链条，动摇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良好的信用是保险业的生命线。但目前诚信问题却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桎梏。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加强诚信建设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R].世界经济发展大会报告.

保险论文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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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而作为旅游业软环境之一的旅游保险却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了旅游业的法制化、规范化,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旅游保险的收入过低。2000年,我国旅游收入超过4000亿元,而旅游保险的收入,以市场份额最高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例,也仅为5888万元。由此推算,中国旅游保险的保费收入不足1亿元,仅占旅游收入的0.025%。2001年,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7.84亿人次,旅游收入5566亿元,按每人购买10元的旅游保险计算,一年就该有70多亿元巨额保费收入,而实际的保费收入却只有这一数字的20%左右。2002年,国内旅游收入为3878亿元,国内旅游人数达8.78亿人次。如果以现行旅游保险较低价格10元推算,国内旅游保险费总收入可达87.8亿元.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旅游业收入近年来每年都以迅猛的势头增长,但是旅游保险的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旅游业的发展不相协调,旅游保险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2、旅游意外保险险种少，产品单一。目前我国的旅游意外险险种主要有四大类: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旅游救助保险。其各自的内容见表1。这实际上是以普通的意外伤害保险来代替旅游保险,旅游保险的自身定位不清。这些险种无法涵盖旅游中遇到的各种风险,比如旅行中行李遗失、证件遗失、因行李及证件遗失而引起的额外的旅行及食宿费用、对他人的伤害及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等。

3、开办旅游意外保险业务的公司较少,且旅游保险业务得不到重视。我国的旅游保险有旅行社责任保险和旅游意外保险两种,分别属于财产险和寿险,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财产险和寿险必须由不同的公司经营,所以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保险公司。目前,国内只有三家比较大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旅游意外保险业务，它们分别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二、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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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投保积极性低，主要是因为游客的保险意识薄弱,侥幸心理强。这导致热旅游、冷保险的重要原因。游客通常认为,外出旅游就几天的时间,根本不会出事,犯不上自己掏腰包买保险,或者认为买保险不吉利。

2、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业务不重视。由于旅游保险本身具有保险期限短、赔付率高而利润低的特点,造成保险公司对开办旅游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在旅游保险的宣传、险种的设计开发、销售方式的开拓创新方面都显得不太重视。此外,就是保险公司对旅游风险的控制技术水平较低。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多数的旅游意外险只针对旅行社团体进行销售,而对于自助游的散客暂不承保。这是因为团体险可以使保险公司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提供保险保障,而自助游旅游者由于身体素质、文化背景、旅行经历、旅游目的地各不相同,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为保险公司选择承保对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由于风险控制水平比较低,难以对旅游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很多保险公司旅游意外险产品都将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滑翔、登山、攀岩、探险、狩猎、蹦极运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搏击、特技表演、赛马、赛车作为责任免除条款,而这些风险系数较大的项目正是随着野外生存游、生态游日益流行的今天,旅游者们最希望得到保障的方面。

3、旅游保险的险种存在问题。在旅行社责任险方面,它的费率是确定的,缴费实行一刀切。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如:旅游期限长短、风险大小、旅行社的经营情况而有所变化。由于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旅行社大打价格战,有些短线游的纯利润平均只有人均5元钱左右,甚至更低。因此,规模较小的旅行社有时一年赚不到钱,甚至会是亏损。而旅行社责任险又是强制性保险,至少2万元的保费对于它们是一个不小的包袱。这就使旅行社陷入了不得不买,可又没钱买的尴尬境地。一些规模较大、收入较高的旅行社就比较愿意购买旅行社责任险,用以转嫁自身的风险。另外,旅行社责任险的条款本身也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游客自由活动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责任,因为这不属于旅行社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是旅行社的责任还是游客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而责任归属不明确,保险公司就可能拒赔。另外在在旅游意外险方面,险种不够完善,覆盖面较窄。

4、旅行社经营不规范。一是因为旅行社的经营还存在着不规范经营的因素。旅行社为了招揽更多的游客,常常会夸大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障范围,当游客发生的事故属于旅行社主观扩大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时,保险公司就会拒赔,这就容易引发法律纠纷,从而损害保险公司和游客的利益。二是旅行社应该在理赔中承担及时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旅行社认识不足,旅行社出了事故后理赔不积极,直接导致了理赔难。

三、发展旅游保险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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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旅游保险宣传力度

旅游者对旅游保险的态度冷淡导致旅游保险市场需求方面的匮乏。针对这种状况,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及媒体要对游客或潜在的游客进行旅游保险的宣传,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民众,加快旅游者消费心理的成熟,强化其保险意识,使其既愿意投保,懂得购买适合出行的保险,又熟悉一旦事故发生后理赔的程序。2、加强保险公司服务功能。这主要指的是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第一、在销售服务上,主要表现为旅游保险产品销售渠道过窄。大力发展旅游保险,保险公司必须改善与拓宽其销售的渠道。可以让旅游保险产品上银行柜台。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与国内银行签订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多为销售保险公司的分红险与投连险。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银行销售相关的旅游保险产品。银行网点众多,银行销售旅游保险产品,既可以有效地节约保险公司的成本,又方便了游客投保,游客可以在银行办理支付款项时,既可办理旅游保险,同时还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实乃“三赢”之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要积极地发展网上投保业务,推进旅游保险产品的销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网上投保可以有效地节省营销和广告成本,减少中介环节和由于利益驱动给保险公司和游客带来的风险。24小时全天候在线作业,可以使游客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投保。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在网上投保方面,如购买了泰康人寿的“旅游救援保障计划”的游客,出游前只需要登录“泰康在线”填写有关出游信息,公司就会根据客户提供的E-mail地址将电子保单及时发送到其信箱中。平安保险公司在2002年9月推出了旅游自助卡,它将保险产品的外在形态设计制作成为配有账号和密码的保险卡,游客在出游前,登录平安“PA18”网站,填写相关的信息。自助保险卡的最大特点是购买与消费相分离,即“平时购买,用时投保”。第二、在售后服务上,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一定要及时。如果保险公司的这些售后服务跟不上,将会对游客造成损失。游客的出游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是在国内投保,而在国外出险。这些都为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个保险公司之间要加强合作,包括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利用各自的网点优势,快速核损、定损,及时理赔。

3.加快旅游保险产品研发。现有的旅游保险险种远不能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和增长的需求,只有产品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应者的尴尬境地,所以保险公司应在产品开发上下大力气。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1)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将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各个环节,深化现有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形成系统的旅游保险链,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2)扩大旅游意外险的承保范围。保险公司要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的群体,设计出不同的保单,尽可能为所有的游客提供合适的保单,并可以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障范围,针对团体、散客以及公务旅游者的不同旅游特点设计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3)针对特定的旅游项目设计单项保障。像过去不提供保险保障的探险旅游、野外生态旅游、漂流、登山、峡谷旅游等,随着人们旅游方式的转变,现在此类项目已日渐流行,旅游者们对此类项目的保险也是翘首期盼,保险公司可设计此类项目的相关保险,将过去不可承保的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

4.发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旅游保险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旅行社办理旅行社责任险的监督与检查,要将旅行社是否开办旅行社责任险作为对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向旅行社办理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在进行旅行社业务年检的时候,要对于没有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旅行社进行必要的惩罚,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办理旅游保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采取措施,依法督促旅行社向游客推荐旅游意外险的责任和义务,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尽快制定出一些关于旅游质量评判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在归属责任时更加明确,节约时间,节省人力物力。

论文关键词：旅游保险；问题；对策

论文摘要：旅游保险是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旅游保险的现状,并分析了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旅游保险的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1]崔连伟．对于发展我国旅游保险业的思考．旅游学刊．

[2]李红雨．对发展我国旅游保险业的思考．经济师．

保险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保险；专利；商业方法专利；保险商业方法专利

【正文】

一伴随经济—社会变迁的大潮，与其他金融业部门类似，我国的保险业也踏入一个机遇[1]与挑战[2]并存的历史时段。一来，国内保险业需要在多维度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步伐，这尤其集中在保险市场主体和保险监管部门两个方面，[3]堪谓任重而道远；二来，向来被视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市场历经对外开放的三个发展阶段，许多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竞争力十足的外国保险公司蜂拥而入，已经对我国保险公司构成了强大的压力。[4]作为配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在宏观上提出了当前急待着手的法律作业，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清理修改现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积极配合国家司法机关，加快推进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工作”。[5]

就保险企业而言，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培育核心竞争力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在我国知识经济升温和法治化高扬的背景下，适时把日益风行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6]融入企业整体的战略决策中，[7]使企业将知识产权资源的创造、运用、保护维系于与其他战略谋划的交互协调、整合之中，进而实现企业的最佳效益及其长远发展，自当是一种理想而尚需探寻的路径。

依循知识产权的内在架构以及实务运作的经验以观，事实上，专利战略与商标战略构成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内容。商标或者商标战略对于保险企业而言，并不陌生，人们的认识也不会有多少偏差，那么专利呢？为了在企业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日本特许厅曾将专利战略看作是企业战略的构成之一，而具体涉及到保险业的专利及专利战略时，我们却能够发现里面大有问题。

众多学者都认为保险与专利“无缘牵手”。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人们众口一词地将“效仿法”[8]当作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的重要方法，据说其中的原因有三，一是“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等成本较低，”二是“简便易行，易被广大保户所理解接受，”三是“由于各类险种均具有基本相同的项目和格式，即保险责任、保外责任、保险期限、费率等，可以在原有险种基础上发展或扩大许多新险种。”[9]可能与上述认识紧相关联，极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由于“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类的产品一样，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比较容易模仿，”[10]一家保险公司着力研发的保险产品或者相关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后，不久便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公共财产，人人皆可仿行甚或照搬。[11]

事有其然故存在，但存在的决非都合理。先不说这对于率先研发新产品的保险公司极为不公平，就是对整个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升级也是一种巨大障碍。试想，如果此模仿之风过甚，以至于新产品投入市场的回报不足以达到企业预定目标时，无法以创造的新产品成就企业应得的持久竞争优势时，还有哪家保险企业“敢为天下先”？于此，专利制度当有其充分作为之空间。通过赋予符合条件的保险企业以专利权的方式，达到防止和排除其他保险公司肆意利用其发明创造的效果，助益于维护专利人权益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两者间的平衡。从其他国家的实况来看，保险业也是存在专利的。按照学者的考察，美国专利第705分类（UPC705）之第4个次分类是针对保险所设立，依其定义“保险商业方法”包括专利商品的创意与服务或销售流程的创新，只是目前保险业为其创新商品或服务点子提出专利申请的趋势并不普遍而已。[12]尽管目前保险业对待专利的态度还不够明朗，且似乎还很难谈到作为专利制度派生物的专利战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至保险业内人士的专利意识觉醒到足以领悟“超一流的企业卖标准”的含义，保险企业真正树立了靠专利立足、以专利取胜的理念，完全可以想见，彼时保险业的专利之争夺战场定然是狼烟四起、剑影刀光。此外尚有疑问的是，在保险企业中，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能否取代专利似乎同样值得思量。两者虽然都能提供相应的保护机制，但是在“保护方式”、“保护法律之要件”、“保护之期间”、“法律保护强度”、“保护标的范围”[13]等方面却判然有别，而欲寻求本已存在“冲突”的两者形成共同保护，自属不易，“一项技术是否在专利保护同时，也能受商业秘密保护，取决于个案情况，主要是专利的保护范围。”[14]再加上激烈竞争中的保险公司为争取更多社会公众的业务认同，本着顾客导向（customers-focused）的意旨，必然有实现其服务项目的公开化、透明化的强烈要求，也便增加了竞争对手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破解企业商业秘密的机会，这就迫使保险公司只得选择专利之路。

二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取得飞跃式进展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迅速渗透、蔓延，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改头换面——“电子商务”[15]应运而生。电子商务冲击并革新了传统的商业秩序、竞争规则，也顺路催生、衍化出时代性气息浓重的经济形态。美国网络未来研究院主席马丁先生的见解是，“网络未来是真正的电子商务时代，……而电子商务则涉及到整个价值链的‘网络化’：从产品概念、产品创新到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和最终的消费。”[16]一定程度上，这确也呼应了另一学者的相关看法——种种电子商务活动的“扩展集”将形成一个“单一的电子商务链，一端是最终客户，另一端是原材料的制造商。”[17]

电子商务的基本形式表现为人们日渐熟悉起来的所谓“B2C商业模式”[18]和“B2B商业模式”。[19]前者在实务中陆续涌现出了一系列变种，后者本身规模庞大且继续扩张的势头明显。融技术、商事于一体的商业模式是否授予专利的保护曾一度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因为商业模式的核心之意即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商业方法”，而商业方法的专利问题堪称是一条敏感的神经线。美国联邦巡回法院（CAFC）在备受全球金融行业瞩目的StateStreetBank&TrustCo.v.SignatureFinancialGroup，Inc.一案的判决指出，美国专利法并无明文规定“商业方法”（businessmethod）不具有可专利性，因此商业方法与其他“方法”并无不同，应与其他“方法”专利之申请作相同的处理；并特别申明，“任何方法，包括商业方法，若有实际的功能，并可以产生一种有用的、具体的且有形（useful，concreteandtangible）的结果，就是属于美国专利法保护的标的之一，因此，商业方法应与其他方法作相同的处理，不能仅因为专利申请案系商业方法就驳回其申请。”[20]此后，商业方法专利的大量申请势如狂潮，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统计，该局于1998年接获1300件商业方法专利申请案，而在2000年，则骤然攀升至7800件。[21]面对这种现象，许多专家借影响广泛的的“OneClick”专利一案为例指出，如若商业方法都获得专利核准，电子商务将会遇到极大的法律障碍，本来意在保护创新的专利制度，却极有可能异化为排除竞争伙伴的得力手法。商业方法专利引发的诸多批评与讨论促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限制商业方法专利的法案，但是由于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已开始对商业方法专利采取较严格的审查，[22]尤其是鉴于美国专利法已经对商业方法有所限制，台湾地区学者冯震宇教授断言，商业方法专利在美国继续受到专利商标局（USPTO）和国会支持的立场不会改变。[23]

金融业是信息、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现代金融活动非但须臾不离电子商务，还结合金融业的特点构造出了相宜的商务模式。在探索将金融知识产权问题纳入金融业的整体规划过程中，与银行的主要金融活动对应的商务模式专利化，即人们常说的金融商业方法专利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拿这方面处于领头羊地位的花旗银行来说，截至2001年2月13日，花旗银行在美国一共取得41项商业方法专利，其中与财务金融相关的有21项，与安全交易相关的有17项，与市场分析或市场预估相关的有2项，与电子购物相关的有1项；其中，与网上银行相关的商业方法专利占了2/3。[24]

实际上，美国关于网络商业方法专利的确认和保护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就开始酝酿和实施。例如1996年2月16日公布的《计算机相关发明审查基准》便谕示审查员把商业方法和其他方法同等对待。[25]1997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针对商业方法新设美国专利第705分类（UPC705），标题定义为“资料处理：财务、企业事务、管理或成本与价格之订立”（DataProcessing：Financial，BusinessPractice，ManagementorCost/PriceDetermination）。其范围包含能产生商业之功能，解决关于组织行政、管理或财务交易等问题。而在2000年3月颁布的《自动化商业方法专利白皮书》中，电子商务模式作为“自动化商业或管理数据处理方法”（AutomatedFinancialorManagementDataProcessingMethods）的专利类型已被正式归入第705类专利中成为一个主分类，[26]其下的第4个次分类是特别留给保险商业方法用的——“电脑导入的系统或方法以作为签发保单，处理理赔等”。该保险商业方法的次分类被学者解读为“签单的程序、保险理赔的处理、保险的行销、保险商品的建构与包装以产生有用且新的结果，甚至还包括符合特殊需要的保险，只要能够产生低成本或降低风险界包括在内；”同时还将之引申为：“保险商业方法基本上都是将传统保险的活动与方法体现在网络世界里，以创造出新的网络经济。故在保险的领域中，举凡保险商品的创新、行销方式或技巧的提升、风险选择机制的改善等皆可申请专利以保障其智慧资本。”[27]

台湾地区学者赖奎魁、翁顺裕吸收了美国学者在保险业务活动方面的研究成果，把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分为五大领域：商品设计领域、理赔处理领域、市场行销领域、帐务处理领域与咨询系统领域。[28]之后，又将各个领域细分出操作中实用的具体可专利的商业方法，再到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资料库检索相应的被核准的商业方法专利的名目，从而形成了美国保险商业方法专利的概况。[29]

上述保险商业方法的专利自然是与美国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的“高度计算机化”休戚相关，“从保险申请到理赔处理，很多过程都是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承保工作也高度计算机化。”[30]联系前述美国关于商业方法专利的规定及要求，这也再次申明了保险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现实性及可行性。

三花旗银行的专利申请全球同步进行的策略指向中国后，在国内金融界引起震动与恐慌。于是业内外人士围绕我国银行业的应对策略及出路展开了大规模、深层次的讨论、研究。联系本文的主题，我们颇感诧异的是，同为金融业支柱之一的保险业对之却无动于衷，显得被动而消极。特别是虑及外资银行多是集合银行、保险、证券等于一体的混业经营性金融集团，因此，以“花旗银行抢夺专利”为契机，各个金融部门都应警觉起来的，积极准备以实际行动对抗已经到来的巨大威胁。而外，计算机的资料显示、读取、分析、储存等相关程序，及网络数据传输和通信等高科技手段向来都被视为涵盖保险在内的金融业存在与发展的载体，且随着保险业务引入电子商务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有关保险的商业方法日趋成熟化，如不接受银行业的前车之鉴，尽快组织制定、实施商业方法申请专利的策略，不日便会大量浮出水面的由外国保险公司发起的专利申请抢夺战定会把国内保险企业杀得人仰马翻、难有还手之力。自此观之，我们的保险公司所处的实际境况并不比银行好多少，情势倒可能更是险象环生。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本身具备的高度同质性可导致模仿现象产生，许多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开发中本应认真遵循的“差别性原则”[31]缺乏热情，使得相互间在核心产品、有形产品、延伸产品等方面无法突出差异性、针对性，自是加剧了保险市场竞争局面的混乱，构成近年来国内多家保险公司业绩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相形之下，国内众多保险企业在商业方法专利方面的无所作为的局面愈加显得不合时宜。[32]

事实上，外资保险公司已经悄然有所行动。瑞士再保险公司已于2001年10月1日向我国提交了一项名为“在线再保险容量拍卖系统和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该发明是一种销售再保险的系统和方法，包括确认再保险产品和将要销售的再保险产品容量以及为再保险产品计算公平风险价格。可以肯定，瑞士再保险公司申请的是一项“商业方法专利。”[33]而根据2005年2月一则声称是“国内保险产品首次申请专利的”报道，国内最早的保险类专利申请是一个公民就其发明的一种关于二手商品房交易的信用保险产品提出的。[34]两相对比，也就不难活生生地发现国内外保险企业在对待专利问题上存在的差距。而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激活2005年以来持续低迷的业绩状况，挖空心思想出来并迅速纷纷传抄开去的“抢劫险”、“酒后驾车险”、“富人绑架险”等短期险种集体遭遇大冷门事件更可谓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象化写照——如果个别保险企业将开发的保险产品做好了专利申请，就不会出现类似“荣辱与共，辱胜于荣”的尴尬结果了。[35]

保险专利在实务上的境况与相关的理论探讨不充分有莫大关系。在有限的争论中，一种观点主张，保险产品创新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之一，即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专利《审查指南》还明确指出，组织、生产、商业实施等管理的方法及制度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产品的创新是一种智力成果，就其商业价值而言，规定并指导着一种保险经营方式，表现为一种商业经营专有技术，因而只要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就应授予专利。[37]可见，现有的看法俨然还是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尚待人们将之升至理论层面予以检讨、甄别。

四2005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超提出，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保险产品同质化问题，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监管上看，我国对于保险产品创新成果进行有效保护的手段都极为缺乏，因而建议对保险新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38]虽然这个意见很难说对国内保险公司及保险市场的危机四伏的情况反映地多么透彻、完整，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开始清醒起来的正确发展观，可谓之道出了国内保险企业迈向新时期的先声。笔者以为，我们至少需要在两个面向有所准备并付诸行动：

（一）立足中国特色的保险商业方法专利法律制度。

究其本源，保险专利终是一个以商业方法专利为核心的议题，只不过是在保险领域获得其实现罢了。保险商业方法专利的关键是对所谓的商业方法专利的考量。放眼诸发达国家，尽管态度不是完全相同，但美国、日本、西欧在承认商业方法专利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39]这迫使我们认真考虑我国专利法在商业方法专利问题上的做法。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商业方法专利须得是一项以计算机程序为依托的技术方案，而对于纯粹的商业方法则基于其作为“智力活动的规则与方法”的性质而持怀疑态度。[40]从我国的专利法及对专利申请的审查标准的规定来看，所有的商业方法专利都是按照《专利法》的条件要求，依2001年版的《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问题”进行核准的。[41]这就表明了主管部门把商业方法专利在本质上认定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如果一件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和能够产生技术效果，就不应仅仅因为该发明专利申请涉及计算机程序而否定该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42]

从我国的专利法的明文规定来说，商业方法专利并非直接被排除可专利的对象的范围。就2001年版的《审查指南》来看，鉴于商业方法专利表现为计算机软件的特性，确实也只能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问题”之内来观察。该章第1节通过给出“计算机程序本身”、“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二者定义的办法试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版权法仅仅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创作形式，即计算机程序本身”；“专利法保护赖以编制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方案，即根据计算机流程的按时间先后顺序以自然语言描述的完整发明方案。”[43]第2节明确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是否属于专利法可授予专利权的保护客体的基本判断原则：当一件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和能够产生技术效果时，表明该专利申请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之后列出了四种例子以为明证：用于工业过程控制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涉及计算机内部运行性能改善的发明专利申请、用于测量或测试过程控制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用于外部数据处理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

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中对“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界定如下：“为解决发明提出的问题，全部或部分以计算机程序处理流程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执行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解决方案。”并在随后设定审查基准时强调：“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构成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紧接着又拿九个审查示例进一步廓清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的申请范围。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不惟在定性上完全明晰起来，还增加了更多的示例，有助于人们在实务操作中的掌握、运用。这当可看作是积极回应了现实生活热切需求的有益成果，也是人们理论认识提升的重要表现，流露出了其浓厚的时代特色。

“如果发明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部分，则不能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拒绝授予其专利权。”[44]从前述商业方法专利作为技术方案的性质来看，两个版本的《审查指南》并没有阻隔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道路，其所规定的判断原则及所举的例子让人觉得倒不啻为一种肯定。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花旗银行在我国申请专利的“电子货币系统”于2002年12月18日获得专利号92113147.X似乎就是一个极好的诠释。而有人曾主张的所谓“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允许以计算机程序为特征的计算机可读介质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客体”[45]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保险公司的各项服务涉及到许多经营、商业服务的思想，当其与现有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当这种结合的成果可以轻易受到为他人所用的时候，便顺势引发出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来。从现代化的保险公司的运行过程来看，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始终扮演着基础性地位，并与传统保险活动、经验紧密结合后转换、跃升为计算机软件的形态，构成一种能够以技术手段实施的技术方案，如保险产品设计的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理赔处理机制等。因此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在国内是有法律保障的。无可置疑，商业方法专利的兴起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越地位及其全球战略竞争政策分不开。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走到与之匹敌的地步。故此，发展中国家在相关的法律层面要有所裁量，尽力做到跟进发达国家引领的时代潮流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国情做出妥实的变换安排，顾及本国企业的现实境况及预期前景。就我国在商业方法专利一面的法律规定来说，由于商业方法涵盖范围广泛，能有效地加强业者的竞争能力，笔者的初步想法就是，考虑到商业方法专利对相关行业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处于领先阶段，应设立商业方法专利的专家鉴定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其过于专业，或者申请者刻意复杂化导致的审查疏漏，把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过滤掉；此外，尚有必要缩短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期间，以为我国相关部门的企业创造赶超外资企业的动机和时机。我国的保险公司无论在规模、效益上，还是在市场发育程度、经营决策理念上都无法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比肩，很难指望它们顷刻间成为实力强劲的“后起之秀”，因此上述设计当可为国内保险企业争取更多发展良机，打开适时谋求崛起的制度性管道。

（二）保险企业要在专利战略的策划与部署上加快节奏，培育知识产权的竞争思维。

近年来，保险学的专家学者不断呼吁要以“全面性”、“科学性”、“发展性”为原则，力图在“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险种创新”、“营销渠道创新”等方面贯彻实现保险创新。[46]这种创新实践必然要求保险企业越来越广泛地将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商务引入业务流程，在不懈探索和学习中，结合行业特点和本企业实际，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保险商业方法。然而，假使企业没有为这种创新成果争取到法律保护，那么在创新上的一切努力皆属枉然。

专利战略是由细致而微的制度联结起来构成的体系，本身就严格拒斥空洞无益的泛泛而论。有学者在阐述企业专利战略时就清楚地提醒说：“专利战略不应当是抽象的概括，而应当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制度保障专利战略的实施，这才有取胜的希望。”[47]转回到保险公司来说，笔者认为，保险公司除了在保险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多加思量（如重点关注基础专利和关键专利，留意专利申请书的权利要求范围，专利申请要走国际化的路线等等）外，尚应在专利战略的技术衡量措施方面注重企业专利指标系统的定制与修订，以便于持续地在数量和质量上密切检测和监控本公司的技术能力、创新水平，适时调整投资组合及研发方向，协调部门间合作、配合关系。如台湾地区元勤科技提出一系列量化的专利指标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评价系统就是有意义的尝试，这里面的指标分别是“专利数目”（NumberofPatents，NOP）、“专利成长率”（PatentGrowthRateperQuarter，PGR）、“专利效率”（PropensitytoPatent，PTP）、“引证指标”（CitationIndex，CI）、“技术生命周期”（TechnologyCycleTime，TCT）、“科学关联性”（ScienceLinkage，SL）。[48]

此外，保险企业内部还需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在与之有关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上配置合理的资源。像台湾地区学者建议的“商品开发模式的改变”、“组织结构的调整”、“奖励机制的建立”、“专利监控”[49]等未尝不对我们有所教益。为了增加针对性，并紧跟前沿动态，保险公司可以在确定专利领域以及设计商业方法专利之申请方案时参考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保险商业方法专利。

【注释】

[1]有人认为重大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可以吸收先进经验，提高保鲜技术和管理水平；（二）可以引进竞争机制，加速保险市场发展和完善；（三）可以提高从业人员水平，推动保险业专业化经营；（四）可以依据互惠原则，逐步拓展海外市场。邹平、刘虹：《中国保险改革发展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2]有人认为这具体反映在七个方面：（一）将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中资公司竞争压力增大；（二）将加快市场精细化，中资公司会让出部分市场份额；（三）将实施人才本土化，中资公司会流失一些优秀员工；（四）将推进产品多元化，中资公司产品竞争力被削弱；（五）将实现管理电子化，中资公司管理水平明显落后；（六）将采取保单证券化，中资公司资金运用能力还不强；（七）将要求监管国际化，中资公司适应国际规则有个过程。邹平、刘虹：《中国保险改革发展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3页。

[3]保险业改革是多方面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险市场主体，要继续深化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保险监管部门，要大力推进保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吴定富主编：《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半，第35页。

[4]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3页。

[5]吴定富主编：《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5页。

[6]“知识产权战略可定义为：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与手段。就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而言，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企业为获取与保证市场竞争优势，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与手段。”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7]按照冯晓青教授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特征之分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相对于企业发展战略而言，具有“整体上的非独立性”，因此“在研究和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时，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且作为此一特点之延伸，“与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8]“效仿法，又称模仿法，是指以原有的某险种为模式，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目标市场的发展与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补充，从而研究开发新险种的方法。”关伟、周景林、孔佑杰编著：《现代保险行销：启动客户市场的开发艺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9]关伟、周景林、孔佑杰编著：《现代保险行销：启动客户市场的开发艺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0]张洪涛、时国庆主编：《保险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11]这种盲目照抄照搬的现象在我国相当严重，如某省保监局在一次调查中发现，该省一年中保险公司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有70多个，但其中40多个没有保费收入。中国保监会主席评论时说，这或者是没有充分考虑区域和城乡差距，“一张保单卖全国”；或者是照抄照搬国外产品，不考虑中国国情（原文即为加粗形式——笔者注），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闻西：《“一张保单卖全国”的沉重思考》

[12]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大约只有200多件关于保险的专利，此外根据Best’sReview（2004）报道这些保险专利中有9%是保险商品专利，其余大部分专利则在保险的行政处理程序或服务流程上。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3页。

[13]陈智超：《专利法——理论与实务》（增订二版），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0-11页。

[14][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15]根据权威的定义，“所谓电子商务，是指相关各方利用技术作为中介进行的交易，以及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利用电子技术开展的活动。”并依次表现为四种类型：“企业—企业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伙伴—伙伴电子商务”、“消费者—企业电子商务”。

[16][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孟祥成译，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页。

[17]转引自[美]杰弗里？雷波特、伯纳德？杰沃斯基：《电子商务导论》（第2版），时启亮、杨坚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8][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按该书的页码标示方式，意思是第29章的第8页——笔者注）。

[19][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4页。

[20]冯震宇：《开创电子商务专利的判决：StateStreet判决影响电子商务的未来》，载氏著：《智慧财产权发展趋势与重要问题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99页。

[21]冯震宇：《知识经济时代之智慧财产权问题与挑战》，载台湾法学会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制改造——研讨会专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页。

[22]有人针对Google将其“Click-to-Click”申请专利一事发表评论文章时提到：“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对于核准商业方法型态专利是出了名的严厉，目前核准率是十分之一。尤其最近很多专家正大声疾呼专利改革，这势必将会减少一些技术特征过于简单或范围过大且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专利核准。”余佩珠：《Google期望将用于行动装置的”Click-to-Call”专利化》

[23]冯震宇：《知识经济时代之智慧财产权问题与挑战》，载台湾法学会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制改造——研讨会专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6页。

[24]黄晓东：《试论我国金融产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25]该审查基删除“商业方法”特别处理的章节，并表示：“审查委员曾在处理针对商业方法的权利时遭遇过困难。实不应将该种权利要求归为商业方法，而应将其视同任何其他制程权利要求处理。”刘尚志、陈佳麟：《电子商务与计算机软件之专利保护——发展、分析、创新与策略》，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82页。

[26]美国的专利号的由主分类和次分类组成。

[27]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7-8页。

[28]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13页。

[29]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13-16页。

[30]英勇：《胡桃壳里的保险帝国：华人国际保险分析师谈美国保险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31]张洪涛、时国庆主编：《保险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32]总体来说，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是平安保险公司，该公司将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分三大类：商业秘密、著作权和商标。在专利，尤其是商业方法专利方面似乎动作缓慢，不够积极。万云：《金融业遭遇专利之忧》

[33]马炜：《从“商业方法专利”谈保险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载《上海保险》2005年第6期，第36页。

[34]赵媛：《国内保险产品首次申请专利》

[35]有关人士认为，近期保险公司的短期险受挫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与市场需求合拍，反应市场的敏感度和快捷度不够，因而不能快速占领市场。但在笔者看来，如果相关保险企业就其开发的产品申请专利后，即便是市场反应不良，借助专利制度的阻隔，其他原本想行模仿一途的保险企业便会免受损失，从而避免了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36]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7]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8]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9]冯震宇：《企业e化？电子商务与法律风险》，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页。

[40]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4页。

[41]张晔：《商业方法专利对电子商务环境下金融机构技术创新的启示》

[42]张小都：《专利实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4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主编：《审查指南修改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44]田力普主编：《发明专利审查基础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45]沙海涛：《电子商务商业方法软件的专利保护（上）》，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2期，第51页。

[46]刘子操：《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47]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保险论文范文篇8

本文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作为文献检索库，检索时间段为2009年1月－2013年12月，以“医疗保险谈判”和“医保谈判”作为检索词，匹配方式为精确匹配，共检索到56篇文献，其中学术论文30篇，专题报道21篇，硕士学位论文4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

2结果

2.1文献发表时间分布从文献的发表时间方面来看2009年4篇(7.14%)，2010年8篇(14.29%)，2011年17篇(30.35%)，2012年19篇(33.93%)，2013年8篇(14.29%)。关于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文献研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9年的4篇文献全部为专题报道。2010年，相关领域的学者王琬、张晓和李秀君等开始关注医疗保险谈判机制这一新生事物，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5－7］。2011年，关于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文献显著增多，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涉及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博弈视角下的谈判模型以及谈判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2012年，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较之前增加了国外先进经验以及镇江和成都模式分析等多个方面的研究。

2.2文章所提观点的论述方法情况根据文章所提观点的论述方法，可将文献分为定性论述、定性中引用少量数字、定性定量结合论述(定量数据没有经过规范统计处理)、定性定量结合论述(定量数据经过规范统计处理)四种。其中，定性论述最多，共36篇(64.29%)，定性中引用少量数字的有9篇(16.07%);定性定量结合论述(定量数据经过规范统计处理)的有11篇(19.64%)，见表1;纳入分析的4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和1篇博士学位论文全部都为定性定量结合论述(定量数据经过规范的统计处理)。

2.3研究者所属单位情况从研究者所属单位情况来看，研究者来源广泛，涉及到政府部门(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等)、高校、药企、媒体和医院等。来自高校的最多，有26篇(46.43%);其次为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文献有21篇(37.50%);来自政府部门与高校和社会合作的有6篇(10.71%);来自药企、媒体和医院的最少，有3篇(5.36%)，见表2。由此可看出政府部门对于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非常重视，社会各界也关注到医疗保险谈判机制。

2.4研究内容情况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目前关于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7个方面。第一，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内涵、发展及应用。到目前为止，对于医疗保险谈判机制尚无明确的定义。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如牡丹江市医疗保险局的潘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琬、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胡大洋等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从所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对于医疗保险谈判的定义主要着重于谈判的主体、谈判的内容和谈判的方法等方面。第二，医疗保险谈判的模式。目前我国的多个地区已经着手建立适合当地的医疗保险谈判机制，例如成都、镇江、淮安、靖江、牡丹江、上海、鄂州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成都、镇江和淮安的医疗保险谈判模式。第三，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基本框架。对于基本框架所包含的内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琬认为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基本框架包括谈判主体、谈判程序、谈判规则和谈判内容四个方面。潍坊医学院的邢杰等认为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谈判主体、谈判程序、谈判内容、谈判原则和谈判结果五个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的王宗凡认为基本框架包括谈判主体的定位和谈判层次、谈判原则、谈判内容、谈判规则和程序、谈判结果的应用以及谈判的争议处理共六个方面。以上观点几乎涵盖了关于医疗保险谈判基本框架的所有内容。第四，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分为预付制和后付制两类。预付制主要有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和按诊断分类定额预付制(DRGs)，后付制主要有按服务项目付费和按服务单元付费。第五，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预付制能够有效的抑制医疗服务中供方的诱导行为，防范医疗过程中道德风险的发生，控制医疗费用。后付制容易滋生医疗供方的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的道德风险。我国多数地区采用以总额预算为基础，其他支付方式为辅的支付方式。第六，医疗保险谈判的个案分析。部分学者对成都等地的医疗保险谈判模式进行了个案分析，总结了这些地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功的经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成都模式的研究，张延平总结出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构建规律，并提出了一套符合实际的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成都模式的个案进行分析。第七，国外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经验借鉴。主要包括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相关经验。

3讨论

关于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研究时间较短，文献的数量较少，研究的方法较单一，理论运用还不够全面。在过去的5年里发表的56篇文章中，大多数只是对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内涵、发展和应用进行了研究，对谈判主体间关系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谈判方式、谈判内容、谈判机制的制约因素及政策建议等方面所做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表面，有待进一步阐述。对我国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的主要方法为定性研究，而定量研究、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文章的描述方法也不够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研究者来源广泛，但是专业研究学者较少，相关专业知识储备不够丰富，导致文章理论深度不够，大部分文献仅停留在对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概述层面上。大多数研究只运用了管理学的知识，有关的卫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谈判学、医疗保险学、卫生统计学、行政学等学科的方法理论运用得较少。然而，这些学科的综合运用在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才能构建一套合理高效的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的内容应进一步拓展，例如谈判技巧，对医疗保险谈判专业人才的培养，管理学和谈判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在谈判机制中的运用等。通过对过去5年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研究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大致推测出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在未来几年将呈现出如下趋势。

3.1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随着医疗保险谈判机制在我国各地的实践，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构建框架将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会大大增加，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才会逐步增多，研究内容会更加丰富，研究方法会更加多样，研究的水平与质量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将医疗保险谈判机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会是以后的研究重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研究逐步趋向于成熟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医疗保险谈判机制在我国各地的实践。

保险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保险责任期间,追溯生效,合同解除,终止,要物契约

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的主合同义务，但因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契约，故其责任承担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在约定期间发生了约定事故时方须承担赔偿或给付之责。因此，保险责任期间的确定，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障、风险的分配与负担，意义至关重要。保险法律关系依其性质可分为二类：1、有关保险公司、保险业监管之规定，具有强制法的色彩；2、有关保险契约之规定，授予当事人意思自治权限较大，此处当有民法基本原理的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行为有效是当事人负担义务的前提，在法律无特别规定及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存续期间应是相同的。如，通常，法律行为成立并生效之时当事人即负有履行之义务（除附停止条件与附始期的法律行为之外，成立之时即生效之时）；特殊情况下，有所谓追溯生效，即在双方达成合意并符合法定生效要件之后，将契约之效力提前至某一时点。鉴于此，本文对于保险责任期间的探讨将主要围绕保险合同的效力展开。

一、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合同的订立通常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要约人向特定之人发出具体而明确之要约（就合同主要之点已有表示），表明其订约意图，即要约一经承诺便受拘束之意；承诺于要约有效期内到达要约人，并就合同主要之点未予变更，合同即成立，否则构成反要约。在双方所订之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时，即可在一定时期发生法律效力。当然要式合同尚须具备一定形式，实践性合同则需一定之交付。具体至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则有如下问题须明确：

1、一定之形式是否保险合同生效之要件？国外不少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一定形式，在法律上才能有效，故属要式合同。如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等，其所记载的事项原则上不能任意变动。投保人对于保单内记载的事项，要么同意，要么走开。因此保险合同是一种附合合同。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持此种观点，我们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1]

（1）、观诸现行立法，§12—1前项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即只要求当事人达成实质上的意思合致即可。同时，§12—1后项将及时交付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作为保险人的一项义务。§12—2规定：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此处显然是将书面形式作为保险合同订立中的一个必经环节，这与保险合同的不要式性是否矛盾？对此应解释为，当事人就保险条件（标的、费率、危险）相互意思表示一致者，契约于焉成立，保险单之作成与交付，仅为完成保险契约之最后手续及书面证据。而保险单纵已签发，当事人仍得以意思表示尚未合致而主张保险契约未成立，或证明保险契约所附之停止条件尚未成就以阻止保险契约发生效力。

另外，亦有人认为，此处的不要式不仅指承诺不须作成保险单形式，还包括不必要投保人填具投保单，保险人签章承保的程序形式。[2]这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的修改之处即可看出。但笔者认为，鉴于实践中的投保程序及做法，此点无特别强调之必要。

（2）、从实务上讲，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人于收受要保申请与保险费后常采行一种观望政策，迟迟不为保险单之签发：在观望期间，若保险标的平安无事，保险人乃将保险契约溯及保险费交付时发生效力，得以收受保险费而不负任何风险；若保险事故发生，即坚持在保险单作成之前，保险契约尚未成立，将保险费退还，以推卸其赔付义务。[3]故而，从公平及预防保险人投机、注重真意的角度讲，保险契约都应为不要式契约。

2、保险费之交付是否影响保险合同的生效？也即保险合同是诺成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实践中保险人总是在承诺之前或同时收取保险费的，或将保险费的交付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这是因为保险费是保险公司集结资金的重要来源，是其支付赔款的基础，是其承担保险责任的源泉，法律之生命源自实际生活之经验，于是许多学者及基于此将保险契约定性为实践性合同。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于法理。

（1）、通常要物契约在成立之前或同时，存在一个要物合同的预约，如寄托合同的预约中，受寄人一方负有受寄之义务，而对于寄托人，转移寄托物则非其义务，违之，不必负违约之责，至多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因为寄托标的之转移是寄托合同得以履行，也即双方义务履行之前提。以之考于保险合同，保险人以一定标准测算出风险律，确定出保险费率，在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基础上，才有履行其赔付义务之可能，此点与要物契约颇为相似。但衡量一种合同是诺成性的还是实践性的，与该种合同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联系，而主要取决于国家立法如何规定。而根据我国《保险法》§13：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任期内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显然是将交付保险费作为要保人的主合同义务来规定的；同时，在合同成立之前，这种关于保险费的约定是不可能存在的，更谈不上交付保险费。因而，从立法精神上讲，是将其定性为诺成性合同的。

（2）、如果一概主张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以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为条件，那么是以投保人交付所有保险费为条件，还是以交付第一期（或部分）保险费为条件？倘前者，则在保险费未全部交齐之前，保险合同未成立，保险人对保险事故之发生不论在哪一期间皆不承担保险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倘为后者，则一部分保险费之交付同时还是契约的生效要件，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3）、延欠保险费之问题：保险法未规定保险费之交付期限，各保险公司均以先交保险单，后收保费互相竞争。且延欠之保费无须另付利息，因此，保费愈大之保户，均以拖欠保费视为当然。日本火灾保险单，于保险单中明定：“本公司之保险责任，自本契约保险单所载期间之始日零时起至终日午夜十二时止。前项保险责任之始日，以要保人交付保险费之翌日为准。”于此情形，保险人纵已将保单交付，但对于保险费交付前所发生之损失，要不负赔偿之责任，借以迫使要保人尽速交付保费。惟在通常情形，保险单之出给即构成保险人承担危险之允诺，保险契约已有效成立。此种以保费尚未交付已剥夺要保人依约应享权利之规定，不仅对要保人处罚过严，亦属有违一般债务不履行之常规。此何以除日本外，他国鲜有类似之规定。[4]

（4）、如何理解交付保险费的法律意义？一种观点将其作为合同生效的停止条件；有将其作为保险责任开始之停止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缴纳保险费，则保险公司可行使后履行抗辩权，而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如果投保人只交付部分保险费，则保险公司可行使部分履行抗辩权，拒绝部分履行义务。[5]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一种独特的利益保护方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人不交付保险费是违反了其合同义务，保险人依法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6]但此方法之不妥在于对保险人过惠，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其可行使解除权；否则，则可将保险费作为既得债权请求交付。而且，我国保险法中并未将不及时付费作为法定解除权产生的情形之一，而在美国财产保险惯例上，财产保险契约成立后，保险费即成为既得债权。产物保险人均容许其人延欠保费60天至90天；人亦因而容许要保人延交保费30至60天。保险人如认为要保人信誉良好，自得容许其严欠或收受期票，如到期不获清付或兑现，保险人得一面终止契约（而非解除，即不具有溯及力），他方面诉请给付保费。如保险事故业已发生，保险人得自赔偿额中先行扣减应得之保费。若保险人认为要保人之信誉不佳，自得一手收费，一手交单，并于承诺时明定以交付保险费之交付为契约生效之停止条件。而在人身保险中，第一期保费的交付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停止条件，因为人身保险中保费通常具有不可诉性。（分期付款的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一般终身人寿保险单，其保费经规定按年交付，是否应视为按年交付之保险契约，并附有以要保人按年付费为契约更新之停止条件之合意？亦应视为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均有效之单纯契约，而附有若不按期交费，契约失效之解除条件？通说认其为不可分契约。因为，照理，按年承保之价值应因被保险人之年轻力壮或年老体衰而不同，但在分期付款得人寿保险中，全部保费乃为整个保险契约之对价。[7]

保险主管机关如认为保险费之延欠足以成为业者恶性竞争之手段或严重影响业者之清偿能力，不妨对保费之延欠设一最长时限。如超过此一时限，业者尚未收取保费，似可仿照美国立法例，将之列为不认许资产，责令保险公司负责人垫付。

3、《保险法》将“保险责任的开始与保险责任期间”作为保险合同的应具备事项，是否意味着倘要保人与保险人未就之达成合意，保险合同之成立与效力即受影响？一般在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都印有此项，而此项是不会漏填的，只是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所以，当投保人未在投保单中填入此项时，就涉及效力问题。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与保险责任期间是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但并非主要条款，应认为当事人双方就保险标的、保险事故、保险费达成一致保险合同即可有效成立；关于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如无约定，则同于保险合同的生效；关于保险责任期间则同于以保险费计算出的期间。

4、倘约定以保险费之交付为保险契约之效力要件，则保险费如在保单所载之责任开始时日之后交付，则保险契约究应自保单所载之日起生效？抑应自保费及保单交付之日起生效？

A说：保险契约得将其生效日提前，以包括保险人未承担危险之期间。保险契约为当事人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之契约，在法律上自无理由何以当事人不能协议将保单日期倒填，并使保险契约自协议之日起生效。任何约定，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上之禁止规定，均得以载入保单。对于保单上所载之条款被保险人接受与否，悉由其自便。[8]

B说：保险人将保险单之生效日载为与要保申请之同一日，该日亦成为其后各期保费之到期日；保单同时又规定保险契约于保单送交前不生效力。其结果，在保单之条款间形成矛盾。按照“含义不清之用语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之原则，若以保单所载之日为生效日，则保险人得主张保险契约在保单及保费交付等条件成就前对其不生拘束力；反之，在同一期间，则完全拘束被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甚为不公。

所以，具体做法应为：

（1）、为求当事人间之公平与合理，保险契约之生效日应以实质上提供保险之日为准，并以之为保险期间之起算日。保费如在保单所载之生效日后交付者，保险期间自保单所载期间届满后继续宽限，其宽限之日与于生效日后延迟交付保费之日数相等，使被保险人所交第一年之保费，能获得十足一年之保护。

（2）、但若被保险人生前曾以其行为显示其已有接受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费到期日，或以该日为准给付其后陆续到期之保费，或因未于该日付费而曾提出复效申请等，在美国惯例上均被视为双方已同意以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费到期日之充分证据，其后不得再以保单条款含义不清相抗争。

（3）、保险人经被保险人之请求而将保单之生效日倒填，或被保险人明知保单之生效日倒填，但因而获得相当之利益者，例如，因投保年龄之降低而按较低之费率交付保费，则在当事人间既无不公平之情势，亦不发生含义不清之问题，保单所载之日期应拘束双方。但若保单日期系因保险人之欺诈，或未经被保险人之同意而倒填者，自应适用不同之法则。于此场合，应以保单之作成日或保单之交付日为保费之到期日。美国各州保险法中，有明文禁止将保单日期倒填者，例如，纽约州保险法第156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为减少被保险人按其实际提出要保申请时所应交付之保费，故意签发保单，使其生效日提至要保申请日前6个月以上。违背该条规定，并不使契约生效，仅使契约自保单签发日或交付日起发生效力。[9]

「小结」：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与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通常是一致的，但二者在以下情况是不一致的：第一，追溯保险，即保险责任期间追溯到保险期间开始前的某一时点，也就是保险人对于合同成立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也要承担保险责任，此种情形多适用于海上保险合同，及一部分人寿险。第二，观察期间的规定，一般是在合同生效若干日后，保险人才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此种情形多适用于健康保险合同及以交付保费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停止条件的合同。

解决了以上问题之后，再来研究一下实务中的具体做法。现代保险业扩张即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了展业之方便，保险公司多事前印就大量标准文本的投保单、保险单，投保人填就投保单，交付与保险人，是为要约；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审阅投保单，符合承保范围的，即签章承保，并同时收取保险费，出具保险收据，此之为承诺（若保险人对投保单中所填事项有所变更，构成反要约，需要投保人做出承诺，但此时通常可以具体之行为表明其意思）。保险合同即于双方意思表示合致时成立，保险人由此负有及时出给保险单之义务。实践中常有各家保险公司相互竞争角逐，因而允许投保人迟延交付保险费以扩展保险业务的，此时保险人已同意承保，甚至可能已经签发了收据，但投保人实际上并未交付保险费，此时，如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台湾财产保险中，保险人保险责任的开始，通常为保险单送达于投保人之时，但如果此前已有收受投保人保险费的事实，则自保险费交付之时，其责任开始。依之，保险人自不必负责。人身保险较之财产保险更为复杂，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及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并无最终的签约权，最后的决定权在总公司，所以人将投保单转交总公司，总公司进行核保、生调、体检，然后确定保险费率，制作签发保险单，送达投保人之后保险合同即成立。而其效力溯及投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险费时承诺需再要约有效期内做出，方为有效，倘保险人将核保期限拖长，迟迟不为承诺，是否得视为默示承诺？有人认为保险业为特许营业，故其在无特别原因的情况下，有承诺的义务；但普遍的看法是，保险人于相当期间内不为承诺之表示，即为拒绝。但也有例外，即保险人的行为使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之成立产生了合理信赖与期待时，如人已预收第一期保险费，而在相当期间内既未为承诺也未为拒绝之表示，同时也未退还保险费，倘于此时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则在投保人的投保要求符合保险人的保险范围时，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此之为因“意思表示迟延”而发生拟制之效果。台湾将此期间规定为5天，这在一些大额人身保险中对保险中有所不利，所以有学者认为期间不应一概而论，我国尚无这些方面的规定。人身保险中之所以需要经过核保手续，乃是因为，被保险人的身体强健与否，直接关涉保险费率的厘定。但在意外伤害及死亡险中，则不涉及这个问题，故其于保险人收取第一期保险费时发生效力。

5、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保险责任期间与投保人的申请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填单，保险人承诺，合同即成立，如保单中的项目与投保申请中的不一致，是为保险人请求变更保险合同，此时，如投保人受领保险单并于一定期限内并无异议的，则应认为默视同意变更；德国保险法中规定：保险机构有责任向被保险人出具一正式签署的文件（保单）。如保单内容与原始投保申请的内容不同，但如果被保险人在收到保单后的四个星期内未以书面形式要求根据投保申请书予以更正，则这些不同的部分被视为被保险人接受，如果保险人根据投保单已经向被保险人提供了所有保险条件有关的消费者信息，则修改期限仅为2周。[10]人寿保险中保险人签发保单是为承诺，此时双方就合同的非主要之点尚未达成一致，其处理方法与产险同。明白此点，可以应付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推卸责任，而将保险责任始日推后。

二、复效

保险契约为有偿契约，保险人对于危险之承担，以保险费为其对价；故保险费若未给付者，契约效力不发生；保险费所包括之时间届满时，契约亦当然失其效力。分期付费之人寿保险，迟误一次保险费之交付时，保险人得终止契约；在终止前，效力停止。[11]此为一般保险契约之通则。我国保险法57、58条规定了60日的宽限期，在此期限内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又规定了2年的中止期，在此期间内投保人有权要求复效，经保险人同意并补交保费后，保险合同即复效；逾2年则保险人享有解除权。

人寿保险因有储蓄性质，于保险费到期时，要保人是否继续交付，悉由要保人自由。要保人如不为交付，保险契约于期限届满后效力停止，保险人对于第一期以后各期之保险费，不得为诉讼上之请求，仅得于契约效力停止后，终止契约。但鉴于被保险人之身体随年龄衰退，另觅新保不易，各国皆有复效期间的规定，允许要保人于一定期间内缴清欠缴之费用，提出申请以复效。在实务上保险人对于要保人之申请复效，均加以相当之限制，例如美国寿险业要求被保险人于申请复效当时，其健康状况合乎可保条件，台湾保险业要求更苛，规定要保人须出具被保险人健康声明书或复验体检，其手续与签定新契约无异，此等复效条件，除保险费之交付外，应视为保险人为其本身利益所作之规定，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效力停止后，若仍无条件收受保险费之交付或于获知要保人未履行其他复效条件后，未即将保险费退还要保人者，应视为迟延复费利益或复效条件已为保险人抛弃，而使保险契约之效力继续。

1、立法例：台湾《保险法》第116条第1项规定：“人寿保险之保险费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约另有订定外，经催告到达后逾30日仍不交付时，保险契约之效力停止。”同条第三项规定：“第一项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于保险费及其他费用清偿后，翌日上午零时，开始恢复其效力。”

评价：不足之处在于，（1）、宽限期间之起算以“催告到达后”为准，如保险人未为催告，则保险契约之效力将继续无间，对于保险人未免过苛；（2）、由于催告究竟于何时到达，常因保险人所采之传送方式不同而影响其到达之时日，从而影响宽限期间之起算，保险契约效力期间亦因而不确定。

英美则多规定保险人须于保费到期前一定期间为付费通知，违者，保险契约效力于一定期间内不停止。至于宽限期间，则一律自保险费到期之翌日起算。

比较而言，我国保险法规定了到期效力自动停止，不须催告不须通知，此于保险人过惠。我认为英美的做法比较可采，可资借鉴。

2、保险合同复效后，宽限期是从首期交纳保险费之日还是从复效时缴纳保险费之日起算。两种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复效性质的理解，复效是恢复原有合同的效力还是导致一个新的合同。虽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需要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保险实务中复效的程序也与新投保程序并无二致，需要投保人提出复效申请，缴纳保险费及其利息，并且还应当提交被保险人健康申明书或者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以证实被保险人的健康符合投保条件，投保人提出的复效申请还必须经过保险人的同意，双方才有可能达成复效的协议。但是复效后的保险合同是复效前的保险合同的继续，并非是重新签定一个新的合同。况且中止的保险合同复效后，中止的期间仍记入保险期间，保险期间视为从未中断，合同复效后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以保险合同成立时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因此宽限期的起算应从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之日开始计算，而不能从复效时缴纳保费之日计算。

也即“合同复效是对原有合同效力的恢复而非重新签定合同”的原则。

3、两年自杀期间是从复效之日起从新计算还是从合同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我国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台湾和意大利为保护保险人利益起见从复效之日起从新计算，美国则与其他险种的人寿险做法保持一致。我国实务当中多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2年内故意自杀的属于除外责任。”是与台湾的做法一致。

4、关于宽限期间之计算，应注意下列三点：

（1）、保险费之到期日如适为星期假日，仍应自该日午夜十二时终了时起算，而非自星期一起算。

（2）、保费如不在宽限期内交付，保险契约应溯及保费到期日自动终止，被保险人于保单下所得享之权利，应按到期日，而非宽限期间之届满日，决定之。

（3）、宽限期间之届满日如适为星期假日，应宽限至次日。在次日终了前发生之死亡、伤害或疾病，保险人仍应付给付之义务。[12]

三、保险合同的终止

我国合同法中将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协定解除与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解除，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的行使将产生追溯力，即使当事人间法律关系恢复至订约前之状态；协定解除则一般只发生终止之效力，不产生溯及既往之效力。具体至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是自始消灭还还是进项将来发生效力，也就是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这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一般来说在单方违约解除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在双方协议解除的情况下，财产保险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要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否开始而定。如果保险责任尚未开始，保险公司应退还保险费，保险合同的解除产生溯及力；如果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则保险合同的解除一般不产生溯及力。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所以，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

1、对于协议解除来说，保险合同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解除，应该符合什么条件，并且在什么时间产生解除的效力？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办理退保手续之前，保险人与投保人口头协议之后，那么合同视为解除还是没有解除？保险公司赔是不赔？这就涉及到保险合同解除的判定标准问题。因其是以新合同解除原合同，则新合同成立时即双方经要约承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就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解除生效的日期，则一概日期定位合同解除之日。就保险合同来说，一般投保人办理完推保手续，合同才解除。因此，（1）、在保险实务中均要由投保人持解除合同申请书等到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续。投保人的申请视为要约，而保险人给其办理退保手续视为承诺，办完手续合同解除。（2）、即使双方在办理手续之前已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因为需要办理手续，所以办完手续视为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生效的时间。

2、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台湾保宪法第64、68条对于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做出了规定：保险人基于投保人隐匿遗漏、不实说明或违背特约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得自知有解除原因后，经过一个月或自定约后经过两年不行事而消灭。

我国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尚须通知对方。如《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7：“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21条—第26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

参考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卞耀武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保险与保险法》：关浣非著，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保险合同及文本格式》：杨文开遍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月版。

《保险法》：桂裕著，三民书局1989年版。

《保险法论》：郑玉波著，三民书局1988年第10版。

《保险法总论》：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90年第9版。

《保险法论文（第一集）》：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7版。

《保险法论文（第二集）》：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7版。

[1]李玉泉：《保险法》，第106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张淑珍：“论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上海保险》，1996年第1期第55页。

[3]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第315页，三民书局。

[4]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73页三民书局。

[5]史学瀛、郭宏彬：《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第3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8版。

[6]张淑珍：“论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上海保险》，1996年第1期第57页。

[7]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70页，三民书局。

[8]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96页，三民书局。

[9]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100页，三民书局。

[10]《各国保险法规定制毒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3月首版。

保险论文范文篇10

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都要求以被保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为准填写一般项目。在理赔时这是最基本项目,为避免错误赔付,保险公司要求被保患者病历的一般项目与保单及身份证一致,如出现一项不符合,都会拒绝赔付。所以在病历书写时要求绝对准确。姓名错误多是由于书写时使用别字,常于入院时发生。如姓名由别人,而患者本人由于病痛很少去核对,住院治疗期间如仍未发现,出院后病案归档就无法更改。因此建议在挂号时尽量由患者自己书写姓名,入院后医务人员在得知其商业保险被保人身份后,再次提醒患者核实;年龄错误通常因为虚岁的原故。书写病历时要求详细询问,填写实足年龄;与年龄相比,出生日期更为重要,但很多患者,尤其老年人,有时不能提供准确出生日期,而由医务人员随手填写,造成与身份证不一致。避免上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要求患者在住院期间提供身份证或户口簿。

2提醒患者及时报案

保险公司规定被保人在因病住院后的三天内要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称为报案。理赔部门在收到报案后核实情况,并告知被保人注意事项。这样在患者出院后才能及时得到赔付。所以医务人员有必要在患者住院时提醒其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以保证将来能够顺利理赔。

3要求患者提供准确病史

商业保险一般规定自投保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被保人在已获知病情后的临时投保,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有个别投保患者为了获得赔付,在医务人员询问病史时,部分隐瞒病史、作虚假陈述,故意提前或推迟发病时间,这就会误导医生临床思维,导致错误的诊治结果,给医疗工作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医务人员在得知其保险背景后,更要仔细询问病史,并告知患者隐瞒或虚假陈述病史可能会严重影响疾病的诊治,给自己造成不良后果。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医患纠纷或保险纠纷。

4注意合理用药

在临床工作中,对商业医疗保险投保患者,一般都按照自费处理。其实在治疗用药方面,保险公司也是有规定的。通常规定在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内赔付。患者在出院后办理理赔时,都被要求复印医嘱单,保险公司一旦发现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自费类药品,一概不予赔付。

5进口材料使用告知

外科病人在治疗中可能使用一些进口材料,很多保险公司规定,有国产材料的情况下,如患者选用进口材料,保险公司不予赔付。因此患者住院期间如需用进口材料,医生应提醒患者就此征询保险公司意见,减少理赔纠纷。

6住院时间合理

如果被保人投保了住院安心附加险,保险公司会在其住院期间按住院天数每天给予金额不等的补助。因此患者在住院时会要求延长住院时间,医院往往也乐意这样做。但是对于明显违反医疗常规的住院,保险公司往往也不予赔付。因此,医生一定要根据患者治疗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常规控制患者的住院时间,而不能一味迁就病人。

7及时提供病历

现在保险公司已更改以往抽查住院病历的做法,而要求每位被保人在理赔时首先提供自己住院病历的复印件及出院录。因此患者在出院时医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其书写出院录,还应按照病历书写规范及病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及时完成住院病历的书写,尽早送至病案室,供患者复印。

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利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在老百姓医疗保障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被保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纠纷及由此产生的医患矛盾也逐日增多。作为临床工作人员,有必要熟悉商业医疗保险有关知识,减少医疗纠纷,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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