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十篇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1

1月3日下午，《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正式，方案明确规定了江苏土壤污染防治任务书和时间表。规定五年内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全覆盖和污泥处置设施全覆盖。

江苏版土十条正式 明确土壤防治时间表

1月3日下午，《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土十条)在宁正式。省环保厅给出了江苏土壤污染防治任务书和时间表：到20xx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五年内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全覆盖

土十条中指出，下一步将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实现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统一规划、整合优化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20xx年底前，完成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置;20xx年底前，建立健全我省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此外，20xx年底前，省环保厅、农委牵头将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以耕地为重点，针对已有调查发现的超标点位区域进行详查，进一步摸清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主要污染物及污染程度;在典型区域开展土壤与农产品协同调查。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严控新增土壤污染土十条中明确提出：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增加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并提出防范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各级环保部门要做好相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管理工作。自20xx年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与辖区内重点行业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明确相关措施和责任，责任书向社会公开。省国土资源厅、农委牵头牵头，各地要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五年内实现污泥处置设施全覆盖

据了解，生活垃圾对土壤污染的棘手问题在土十条中也有明确的规范。建立政府、社区、企业和居民协调机制，统筹建设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农贸市场有机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末端处理设施及收运体系，通过分类投放收集、综合循环利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面排查简易垃圾填埋场，全面治理积存垃圾，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应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加快建设区域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或永久性处理处置设施，20xx年底前设区市全部建成污泥综合利用或永久性处理处置设施，20xx年底前县(市)实现污泥综合利用或永久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全覆盖，污泥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100%，省住建厅牵头，鼓励污泥厌氧消化沼气用于发电上网、汽车加气或城市燃气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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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加强土壤环境保护，不仅为未来30多年江苏土壤改善规划了时间表，也完成了国家对大气、河道、土壤三面治理的蓝图。方案中提出了土方污染防治的工作目标，到20xx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对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战略部署。本次江苏省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对这十条细化为40项措施，也体现了我省对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决心和信心。记者了解到，与省内水十条、气十条注重谈污染治理措施不同，江苏土十条更加注重谈管理体系建设。由于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薄弱、家底不明，更加强调全方位、立体式的夯实各项基础工作，强基固本。主要工作内容有：土壤污染详查、推进地方立法、完善标准体系、加强联动监管、强化科技研发等。

开展土壤污染普查建立检测网

记者了解到，去年开始环保、农业、国土资源等部门已经组织开展了土壤相关调查工作。《方案》种明确开展我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时间表。20xx年上半年制定我省详查实施方案，并启动详查工作。针对我省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加工、以及农药、铅蓄电池、钢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等重点行业的在产企业用地、尚未再开发利用的已关闭搬迁企业遗留地块，从20xx年起开展详查工作，20xx年底前掌握土壤污染状况、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20xx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以耕地为重点，针对已有调查发现的超标点位区域进行详查，进一步摸清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主要污染物及污染程度;在典型区域开展土壤与农产品协同调查。 另外《方案》中规划20xx年底前，建立健全我省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突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方案》种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作为重点，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两个领域分别设计食品安全、居住环境安全、社会关注度较高，能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第四、五两条：加强农用地安全利用，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险，两个标题充分说明了我省土壤污染防治分类管理的思路。文件第(十二)、(十三)项提出要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分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核心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实施安全利用措施，对重度污染耕地实施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计划。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2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跃进”以来，环保意识的匮乏、粗犷的发展模式、落后的科技水平，造成全国范围大面积土壤生态遭到破坏，并且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至21世纪初，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毒地”“镉大米”“癌症村”“砷中毒”等突发性土壤生态破坏公共事件不断曝光，才使得土壤污染防治真正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家开始着手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等支撑体系的建设，加大了用于污染调查、风险评估、技术研发及修复工程的资金投入。但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晚了30年。

2014年08月25日，新疆环科院技术人员在乌鲁木齐对原新疆烧碱厂污染土地进行土壤取样。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环保部部长李干杰曾指出，土壤污染防治关乎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安全，相对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难度更大，必须高度重视，下更大的力气、更大的功夫抓紧推动。近年来，从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不断加大土壤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到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呼之欲出，一张土壤污染防治的大网正在逐渐织就。

土壤修复刻不容缓

我国土壤修复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04年的北京。

位于北京南三环外的宋家庄地区，几十年前是一片化学工业扎堆的地方，化工厂、农药厂、油漆厂集聚。随着时代变迁，工厂早已迁走，这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2004年5月，宋家庄地铁5号线工程的三名施工人员在深入地下探井作业时，被污染土壤产生的有毒气体熏倒，三人不同程度中毒并入院治疗……“宋家庄事件”开启了我国污染土壤调查与修复之门。

2005年4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調查，上海在筹备2010年世博会过程中专门成立土壤修复中心，对世博会规划区域内的原工业用地污染土壤进行调查、评估和处理处置。

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首次联合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其中重度污染点位比例为1.1%。全国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土壤污染问题尤为严重。在工矿业废弃场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令人担忧，从国家层面尽快启动全面土壤修复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污染防治路漫漫

与空气污染防治的“立竿见影”不同，土壤污染治理起来更为困难。

相较于欧美40年的发展，我国土壤修复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尚未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介绍说，目前世界上土壤修复技术达到一百多种，常用技术也有十多种。按照处理方式的不同，土壤修复技术大致可分为原位修复技术和异位修复技术。原位修复技术是在需要修复的场地现场进行处理的技术。如可渗透性反应墙，这种屏障埋在地下，可以与下渗的污染物质发生反应，从而达到净化修复的目的。污染农田修复、矿山修复、盐碱地修复以原位修复为主；异位修复技术则要将需要修复的土壤等运至其他地方处理。在我国目前占主流的修复技术是异位修复，但其相对较高的成本、能耗以及清挖、转运、处置中产生二次污染风险，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2004年至今，我国成功完成了多处土壤修复工作，如北京红狮涂料厂、沈阳冶炼厂、唐山焦化厂、重庆天原化工厂、杭州红星化工厂等，这些案例为我国土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北京市宋家庄经济适用房污染场地修复项目是国内首个土壤修复项目工程实践。宋家庄经济适用房项目用地是原北京化工三厂场地，2005年，北京市国土局及市环保局组织业内著名专家及科研机构对场地土壤进行勘查，摸清了受到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情况并提出处置方案。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承担了土壤修复工作，第一阶段是对场地内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污染严重的土壤进行高温焚烧，焚烧剩余固体部分无害化后作为水泥的添加料再次利用。第二阶段是将受有机物污染较轻的黑色土壤送到房山区“生态岛”进行阻隔填埋。填埋坑的四周和底部采取防渗阻隔，随着时间的推移，黑色土壤将会自然降解，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整个项目前后历时三年完成。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展起来的固废拆解业，让浙江台州市路桥区成为国内的“电器废弃物拆解之都”。当地从废旧电器中拆出高额财富，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巨大伤痛，土壤中的重金属、多氯联苯等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2010年，污染土壤修复试点工作在路桥启动，有关方面划拨1000万元专项资金，修复12500平方米被污染的土地。但由于污染情况复杂，修复过程几经周折，前后近4年才达到预期指标，每亩修复成本高达50万元……

农村土地防治问题涉及到民众餐桌安全，更为人关注，也更为复杂。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曾估算，目前，我国受到污染的耕地已达3亿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城市土壤污染主要来自企业行为有所不同，农村土壤污染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城市河道流出的污水，村民过量施用的化肥、农药，过量养殖以及矿山开采造成的污染以及小散乱的乡镇企业等。”每修复一亩污染严重的耕地，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50万至60万元，修复时间需要10年以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卫平认为，目前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是推动土壤环境管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防范的转变。据介绍，近年来，各地、各级政府和部门已陆续采取多种措施从农业、工业和生活污染多方面入手抓管控。在农业方面，各地积极推进化肥、农药持续减量，推广应用肥药减量增效技术与模式，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完善农药废弃包装物和废弃农膜回收体系，加强灌溉水水质管理；在工业方面，各级政府部门重点实施重金属减排，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和利用处置规范化；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各地深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探索垃圾分类处置新机制，完成村庄非正规垃圾填埋（堆放）场整治等。陈卫平呼吁，下一步还应大力促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涉及的重点污染行业企业实现清洁化转型和污染物减排，尽快改变“边污染，边治理”的管理模式。

土壤污染防治全面加速

2016年5月“土十条”后，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前景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土十条”明确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安全利用”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思路，提出到2020年，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2014年4月，湖南省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地区的170万亩耕地成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的首批试点。三年多来，专家们构建了一整套稻田重金属污染防控、修复技术及管理体系。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锁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土十条”更加强调风险防控，特别是针对农用地提出“对于轻度及中度污染耕地，采用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于重度污染耕地，采用退耕还林还草或种植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科技人员重点研发了植物修复、作物阻控、化学调控、农艺调控等控制和修复技术并投入应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土壤治理经验，我国土壤修复将从异位修复向原位修复过度。“总之，开展污染场地土壤绿色、可持续修复，维护土地可持续利用将是我国土壤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林玉锁说。

有了时间表和“军令状”，從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在加速推进防治土壤污染的相关工作。2017年8月，环保部会同财政部、国土部、农业部、卫计委联合编制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详查开始密集进行，多个省份围绕耕地保护的农用地修复工作成效显著。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土壤修复行业小散乱的局面近年来已经有所改观，北京建工修复、永清环保、亿利资源集团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涌现出来，并且走向国际。2009年就开始进入土壤修复领域的永清环保集团是国内为数不多在技术上覆盖土壤修复全业务领域的公司，收购了全球领先的土壤修复企业美国IST公司51%的股权，拥有IST公司创始人詹姆斯·雷辛格、韩国土壤修复专家安洪逸以及国内一流专家罗启仕等一批国际顶尖专家团队，具备了承担国际范围修复项目的实力。30年来因有效治理库布其沙漠赢得世界赞誉的亿利资源集团，也已经从库布其走向内蒙古、新疆、甘肃乃至“一带一路”沿线，从单纯治理荒漠化扩展为土壤修复的“全能选手”。不久前，亿利集团与拥有世界领先的土壤原位修复技术的荷兰弗家园公司签署并购协议，并宣布在荷兰设立亿利欧洲生态创新中心。

土壤污染防治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环保部规划财务司负责人尤艳馨曾表示，去年中央财政安排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65亿元，并启动一批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在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方面，中央财政2017年已安排20亿元支持青海祁连山等重点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该资金主要用于矿山修复治理、土地综合整治与修复、自然植被恢复等。

有资金作保障，还要有法律来规范。经过长久酝酿，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历经半年打磨，2017年12月，草案二审稿提交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在一审稿的基础上，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监测土壤污染重点地块、农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防治土壤污染责任等方面作了完善。林玉锁指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意义尤为重大，它将填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空白，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更有利于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以遏制当前土壤环境恶化的趋势。

拉夫运河事件与超级基金法

1978年，家住美国纽约州拉夫运河小区的家庭主妇伊斯·吉布斯偶然从报纸上了解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曾是一个堆满化学废料的大垃圾场。1942年到1953年，胡克化学公司在这里倾倒了2万多吨垃圾，她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患有肝病、癫痫、哮喘和免疫系统紊乱症的儿子病因可能与此有关。她暗中调查发现，社区里流产、死胎、新生儿畸形、成人罹患肿瘤等频发。随后环境监测和调查结果证实了危险性化学物质的存在，当地居民随后获得政府和企业的巨额赔偿……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3

一、中国土壤污染的基本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

中国全国范围内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和毁坏。耕地污染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蔬菜种植基地、大中型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产地和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毒有害物、农药、抗生素等。

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亦不乐观。中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如铅、铜、锌、镉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溶剂、助剂等）的污染。城市工业企业（包括已搬迁或遗弃的工业企业场地）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城市的土壤污染已经对城市地下水质量、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矿区土壤污染面积也已达数百万公顷，其中，受采矿污染的土壤面积占到五分之二。此外，矿产资源的冶炼和加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和土壤污染同样相当严重。

总之，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归纳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且未得到有效控制；

（二）土壤污染类型呈多样化，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

（三）土壤污染负荷加大。由于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中国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增大；

（四）不仅部分农用耕地的土壤受到污染，而且，城市和矿山土壤污染问题呈发展之势。

二、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据初步统计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千万吨，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达千万吨，经济损失极大，达数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有些稻谷不能食用。另外，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引污灌溉，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

（二）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

耕地污染导致中国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一些城市近郊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或者超标，或者接近临界值。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可能祸及几代人。

（三）影响农产品的出口，降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卫生、安全等技术要求愈来愈严格，技术壁垒愈来愈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正常的情况下，本身就承受着国际市场高要求的巨大压力，而土壤污染，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

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受污染的土壤向周围环境输出或释放的物质和能量，又可引起大气和水污染，致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加剧土地资源的短缺，进而最终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国政府关注土壤安全

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明确要求政府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2006年，中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全面展开。其显著标志是，中国政府拨出第一批巨额资金，在全国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以弄清中国当前土壤污染的现状，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其中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提出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的技术要求或技术标准作好准备。

为了搞好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专门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办公室”，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亦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评价工作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四、中国着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关研究

中国进行土壤污染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无疑，立法是其重要对策之一。就在中国全国开展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着手组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聘请了部分外国和中国的法学专家（主要是环境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着手进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亦委托中国高等学校的专门环境法研究机构，同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接受委托的中、外专家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土壤污染的总体状况（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本资料）；

（二）考量中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并对其能力进行评价；

（三）收集、分析和研究国外及国际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文件，以期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分析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基本需求。

至今，中国已经举办了数次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中、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既有中国环境法学界的专家，也有中国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2007年8月，在中国兰州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及中国近30所高等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五、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基本思考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现处于前期专家研究阶段，还未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国家立法规划。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建议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新的立法规划。

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一）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学者们一致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其主要理由有四：

1．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重，且呈发展之势（参阅本文

一、二部分），亟需通过立法予以遏制；

2．中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中国现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客观需要，具体理由为，一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二是中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数十部法律之中，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明显滞后，不能适合现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

3．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以提高国人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4．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提供规则和保障。

（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际可行性。

学者们认为，中国进行专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已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这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极好基础。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或经验的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不可缺少的条件。

2．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面说过，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在现行法律中已有一些规定，只不过这些规定比较分散、不系统、缺乏针对性、不便操作罢了。但它们毕竟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那么，先前立法者在制定这些规定时的思考过程，经验教训，都是现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或借鉴的。

3．有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国外或国际社会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文件的存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进入活跃期。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格鲁吉亚、俄罗斯、韩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均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中国土壤污染立法的重要参考。

4．有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重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本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由其主持制定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这些都是中国着手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支撑条件。

（三）关于土壤污染立法的具体建议方案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修改现行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二，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中国学者建议采第二种方案。

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的主要理由为：

1．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律，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因为，所涉法律、法规太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远水解不了近渴”。

2．仅以适合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而提议对中国现行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客观上难以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支持，不易被列入其立法规划。

3．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缺失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或者主要法律制度，而这一问题是很难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的。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某些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全部需要。

4．从立法成本的角度来看，亦不合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耗时太长。

基于上述主要理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力主中国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具体建议为：

关于法的表现形式，建议以“法律”为其法文件形式。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作为中国的一部一般性法律。

关于该部法律的名称，建议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该部法律的作用，建议将其定位于中国土壤污染领域里的“基本法”或者“牵头法”，意指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

六、中国学者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具体思路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为直接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目的，以追求人与土壤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土壤生态综合管理为基本理念，以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相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规范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为侧重点，以中国国内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国际社会、国外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参考或借鉴，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体需要的专门的法律。

（二）该部法律应当是对中国多年在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和其他管理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措施、办法及有效的经验，将通过制定本法而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领域里的基本行为规则。

（三）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土壤污染的预防；二为已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且以后者为主。不过，少数学者反对这一内容设计，主张主要内容仅规定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至于土壤污染的预防，建议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

（四）该部法律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中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注意与其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同时，应当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五）该部法律作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的“基本法律”，它规定的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最主要或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的监督管理体制；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和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防止土壤污染和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或修复的原则、基本要求或基本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处理以及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所应当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等。

（六）该部法律在内容结构上，将按拟解决的问题或拟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同类性、相关性作为设章、分节的基础或“标准”。法律责任问题，集中规定，单独设章。

（七）该部法律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一部“宣言式”的法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建议草稿的基本框架

目前的专家建议稿由八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政策宣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第二章，土壤污染防治基本管理制度，即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监测制度、调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基金制度、土地休耕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和控制区制度等。

第三章，土壤污染预防，主要规定土壤污染预防的一般性要求，其中包括预防污泥污染、排污口管理、工业废渣管理、油田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矿产资源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和预防畜禽、电子废物对土壤的污染等。

第四章，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主要规定受污染土壤的认定、受污染土壤的修复原则、修复责任的承担、修复主体、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之污染土壤的修复、修复资质等。

第五章，重要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防治，主要规定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特殊保护制度，其中包括重要农产品产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等。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4

摘要 我国目前土壤形势不容乐观。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等特征、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威胁，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了发达国家治理土壤污染的经验，并提出了深化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 土壤污染；污染防治；国际经验

有土斯有民，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开发、利用、保护好土壤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的数据，全国16%的土壤环境超标，其中，一些地方土壤污染严重，工矿业废弃地和农业耕地土壤污染问题突出，重点区域八大类土地（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地、采油区、采矿区、污水灌溉区和干线公路两侧）均有相当程度的污染，“毒土”“毒地”等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威胁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我国土壤环境污染预防、控制和修复，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本文旨在分析国内土壤污染成因，借鉴国际经验，探求国内土壤污染防治途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土壤环境也迅速恶化，污染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六大特征，表现出由点到片，由城到乡，由单一到复合等发展态势。造成我国土壤环境恶化的原因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土地资源禀赋低。我国土地资源具有绝对数量多、相对数量少且质量不高、环境压力大等特点。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水平的43%，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平原与汉江平原、成都平原外，耕地质量不高，无法耕种的中度、重度污染耕地有5000万亩，全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干旱地区，后备资源开发存在生态难题。

二是土地污染源多面广量大。土壤是各类污染物的最终归属。我国30多年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土地成为了一个“大垃圾箱”。工业“三废”排放，使污染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并积累于土壤。全国有11. 23万座矿山，1.2万座尾矿库，每年60万吨石油跑冒滴漏，固体废物堆放占地面积达200多万亩，有害废水污灌污染耕地3250多万亩，有害废气随雨水沉降到土壤中。农业生产存在“农药、化肥依赖症”，化肥产量和使用量占世界1/3以上，非降解农膜残留量达12万吨． “白色污染”严重，导致土质下降，危害人体健康。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尚无针对土壤污染的专门法。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虽对土壤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仍缺乏细则。虽然不少地方专门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的规范性文件，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法律体系，约束力和系统性不够。

四是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不完善。我国有60类共3246种土壤，不同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降雨量、地下水埋深等影响基准推导的重要参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截至目前，我国已及正在修订的土壤质量标准有60多个，在数量上比较少，管理也不明晰，分属于10多个不同部门。此外，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于1995年实施，2009年开始修订，至今仍在修订过程中，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标准等级全国采用统一的标准值，没有区分土壤背景值的差异。此外，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环境质量，从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够；主要针对农业用地，对工业、商业和居住用地考虑不够。

五是土壤环境监测能力不足。我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起步晚，技术落后，尚未形成全面的监测体系，部分地方能力有限，难以精准掌握各地区土壤污染的状况。

六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薄弱。由于污染土壤面积大，污染程度深浅不一，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对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国内市场上现有的修复技术往往手段单一，科技含量低且修复成本非常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依赖进口。

七是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缺口大。国外的绿地建设中，土壤费占总投入的50%。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中仅有30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用于修复污染土壤，且主要是对城市投入，对农业生态环保投入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需求。

八是土壤管理体制不顺。我国长期以来多部门分散治土，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和权力横向分割的弊端。虽然2013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中提出： “建立由环境保护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参加的部际协调机制，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但仅靠部际协调机制难以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常常会因部门利益影响工作效率。

九是土壤保护意识淡薄。由于土壤污染更具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公众土壤污染防治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往往将土地利用的功利性和经济性摆在第一位，忽略土地本身的生命支撑价值、生态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历史价值。大部分农村居民对环境污染表现淡漠，也缺乏依法维权意识，只要环境污染没有直接影响到自身的生产生活，大多采取漠视的态度，增加了土壤环境保护的成本。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

建立综合防治的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将土壤作为一个独立的环境要素来进行立法保护，形成了从基本法到综合性法律再到专项立法的三层法律体系，用以调整和规范各类生产、生活活动。

美国从危险废物管理着手开展立法，颁布《土壤保护法》《资源保护回收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超级基金法”）和《小企业责任免除和棕地复兴法案》（“棕色地块法”）等法律法规，在建立土壤环境保护区、农田保护、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利用、污染场地修复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加强对水、化学品等污染的控制和立法。德国制定《联邦土壤保护法》《区域规划法案》《建设条例》等，对土壤污染清除和修复、土地开发、限制绿色地带开发作出规定。日本通过《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为农用地以及“城市型”土壤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专门法律保障，而《大气污染防治法》《二?英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法则从不同途径为土壤切断了污染源。法国虽没有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工业法、废物法和民法，规定土壤污染者的相关责任，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目的。

强化土壤污染风险预防

发达国家将土壤环境风险评估贯穿土壤环境管理全过程，指导污染土壤的环境调查与监测，确定土壤污染风险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值得关注。英国认为预防土壤风险与修复污染土壤同等重要，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率先提出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管理框架。德国一方面重点排查了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土壤并进行了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了重点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基于风险评估，划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并制定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美国颁布旨在保护生态受体安全的《土壤生态筛选导则》以及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筛选导则》，此外还制定污染土壤初始修复目标值，许多州据此制订各自的土壤质量标准。英国在考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原则制定土壤指标值。加拿大则以其保护生态土壤质量指导值和保护人体健康土壤质量指导值两者中的最低值作为最终土壤质量指导值。荷兰在《荷兰土壤质量法令》中设立了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干预值及部分污染物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指示值。日本在制订土壤环境标准时，特别设立浸出液标准。

全面准确开展土壤监测

西方国家普遍深入开展土壤调查，尤其是利用高光谱遥感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新技术进行土壤监测与评价，摸清底数，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欧盟实施土壤环境评价监测项目，设计欧盟范围内可比的监测标准和指标体系，建立评价土壤现状的资料参考中心，对部级土壤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统一管理。德国根据土地用途对全国土壤实施监测，了解土壤特性变化，以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共设立监测点800多个，并建立污染土壤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法国建立污染土地的数据库，信息包含现存的污染地和已被修复的污染地。美国相关部门向用户免费提供很多土壤基础信息，例如分辨率低于30米的遥感资料，从而为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分类治理的防治措施

根据土壤的不同功能，西方国家坚持区别对待，积极推动土壤污染分类整治和管理。美国防治土壤污染关注范围从农业用地逐渐扩大到工业用地，通过一系列法律及修正案对“棕色地块”进行有效治理。建立危害分级系统，根据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和土壤4种污染迁移途径来评估场地的污染状况，有针对性地治理。德国通过一套颜色指标体系明确土壤治理要求，分别用绿线、黄线和红线表示应采取预防恶化、发出警告或必须清理的措施。日本和韩国在土壤污染调查、整治责任承担、费用负担、管制方式等具体制度中，对“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镇工矿型”土壤污染区别对待。俄罗斯在《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针对农业生产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制剂的控制与监督管理做出详细规定。

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

国外土壤修复主要采用两大方法（原位及异位）和五类技术（工程措施、物理修复、化学／物化修复、农业生态修复和生物修复）。1982-2005年，美国超级基金一共进行了997个土壤修复项目，采用异位修复的项目约占53%，固化／稳定化及焚烧占异位修复项目的69%，土壤蒸汽抽提占原位修复项目的53%。欧洲各国因工业历史和污染类型不同，污染场地特征不同，土壤修复技术也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采用原位及异位修复技术的比例相当。目前，绿色修复技术既可降低修复行动的环境足迹及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又使修复行为的净环境收益最大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污染者付费”基础上的市场运作

在政府提供专项治理资金的同时，激励社会资本加大土壤治理投入。美国通过征收专业税，建立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由其兜底全国范围内污染场地的修复。英国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最初向土地排污的企业、个人或知情并容许排污发生的人为第一级；当前土地所有者、业主为第二级；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由第一级承担，但无法找出原始污染者时由第二级承担。日本采用“原因者负担”和“受益者分担”双原则并设立专项基金治理污染土地。具体方式是：先对污染土地展开调查并制定治理方案，然后对该土地进行收购和治理，在治理完成后将土地卖给企业，最后按基金出资比例对获利的5%进行分配。对于无主土地的治理，德国采取政府先垫钱修复，后调查确定最终谁付费的治理方式；而对历史遗留的污染场地治理，政府给予补贴。

综合防治土壤污染的建议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土壤环境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的成本可以发现，三项成本的基本比例为1：10：100。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必须重视预防，并坚持防、控、治一体化，分类施策、分区防控，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路子。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联合机制

土壤污染情况复杂，涉及部门多，治理和协调难度大，需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中央部门的责任及中央相关部门的职责。环保部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牵头部门，应加强综合协调，完善法规标准，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与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耕地面源和农村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农业部承担；与工信部、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城镇和工业用地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住建部、环保部共同承担。协调跨区域水土协同治理，统筹土壤、重金属和化学品、固废、危废污染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法规和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加快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修订、完善与土壤污染相关的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关于土壤保护的内容，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严格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涉重金属企业废水、废气、废渣等处理情况的监督检查，规范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和处理处置活动，严控农药、化肥、农膜的乱用滥用问题，加大对造成污染后果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源头控制

坚持绿色化发展，大力推进清洁生产。严格项目准人，关闭、淘汰和搬迁小冶炼、小化工等企业。健全排污许可制度，改造环保设施，严格控制排污量和浓度。打击非法采矿，促进矿山集约化开采和废水、废渣集中排放和处理。划定生态红线，严格监管农田和重要农产品基地，严格控制污水灌溉，加强对农药、化肥及其包装物以及农膜的环境管理，提高农业补贴标准。实行保护性耕作和轮休耕作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土壤环保考核指标。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制，明确地方党委及其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加强土壤监测

联合多部门共同建立长效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机制，开放监测市场。制定统一的监测规范，构建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预警监测、应急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建立全国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库系统，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可靠数据。

实施分类防治

对工业、农业和住宅用地分类施策；划定优先保护区域进行分区防控；按照受污染程度开展分级防治。启动“土壤环境保护工程”，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完善“以奖促治”“以奖促保”政策。建立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

加强科技支撑

搭建土壤环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搭建土壤污染治理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平台，自主研发关键技术、设备。

健全资金投入机制

借鉴重庆污染土壤治理模式，加快以土地经营、批租为支撑的财税、金融模式改革。继续探索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污染责任险等经济措施。对严重污染的耕地，要调整种植结构，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并进行生态补偿；定点收购被污染粮食并补偿费用。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基金。对积极开展土壤污染保护和治理的地区，加大资金奖励支持力度。发展土壤修复相关产业，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开展PPP模式，推进第三方监测、治理。

加强土壤保护宣传教育

提高企业和公众土壤环境安全意识和土壤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课堂宣传土壤环境保护知识，并为一线生产者提供专业培训。

国际合作和履约工作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5

为进一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根据《XX市净土保卫战2020年工作方案》(政办发〔2020〕40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2%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土壤环境质量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2%;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1%。

二、重点任务

(一)深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1.配合省上、XX市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补充设置土壤环境质量省控监测点位。(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住建局配合)

2配合省上、XX市深入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0年底前基本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配合)

(二)加强农用地分类管理。

3.完成耕地分类划定，实施耕地分类管理，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分别负责)

4.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和农产品超标情况，通过农艺调控、种植业结构调整、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措施确保耕地安全利用，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加快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2020年底前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2%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自然资源局配合)

5.严格控制林地、草地、园地的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完善生物农药、引诱剂管理制度，加大使用推广力度。加强对重度污染林地、园地产出食用农(林)产品的质量检测，发现超标的，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市林业局负责，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配合)

(三)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6.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并及时上传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动态更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并向社会公开。严格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腾退用地的土壤环境监管。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地块的土壤污染环境调查;确定有污染的，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要求。(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配合)

7.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以及转让、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管，充分利用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提升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生态环境局配合)

8.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重度污染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由所在镇(街道)负责组织开展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结果向市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门备案。(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生态环境局、住建局配合，各镇、街道负责落实)

(四)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

9.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录并向社会公布。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督促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按年度开展自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超标排放造成土壤污染的企业挂牌督办，限期治理，对治理后仍不能达标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报市生态环境局和工信局备案并实施。(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应急管理局配合)

10.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的区域严格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配合)

11.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量控制指标，加大对涉重金属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业或关闭，并将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布。完成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完成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指标任务。(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配合)

12.加强固体废物监管，持续开展“清废”行动，巩固2019“清废”成果。加大对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严防工业污染“上山下乡”。(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信局、自然资源局配合)

13.推进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巩固较大规模农村生活垃圾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成效，防止出现反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推进“垃圾围堰”整治;加快农业生产废弃物非正规堆放点整治。(市住建局、城管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分别负责)。

14. 控制化肥农药污染，推广应用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渗控等措施，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试点示范。推进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积极推广高效施药器械。农药使用量保持零增长，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推广化肥减量增效，积极推广配方施肥技术，化肥使用量保持零增长，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生态环境局配合)

15.优先在设施栽培面积较大、农膜使用较多的区域推进降解农膜应用示范和废弃农膜回收处理试点。结合农业项目实施，示范推广0.01毫米厚度农膜，提高残膜回收率。创新农膜回收机制，推进农膜回收处理试点，积极落实农膜生产经营者回收处理责任。(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16.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饲料、兽药等监管，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使用饲料添加剂和抗菌药物行为。深入开展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培训，继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全市推进项目和健康养殖项目。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0%。(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生态环境局配合)

17.开展灌溉水水质定期监测和评价。灌溉用水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对使用污水灌溉导致污染严重、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土地，要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市水利局负责，农业农村局配合)

18.减少生活污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及餐厨垃圾处理。(市城管局、各镇、街道分别负责)

(五)有序开展土壤污染治理。

19.开展化工行业等典型污染源周边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自然资源局、水利局配合)

20.加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监管，依法依规落实相关管理要求，工程实施中要防止土壤挖掘、堆存造成二次污染，转运污染土壤前要提前报告,工程完工后开展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估并向社会公开等。(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分别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道)、相关部门(单位)要制定本行业、本领域年度专项工作方案，强化组织领导，确定专人负责，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完善政策措施，抓好工作落实。每月5日前报送上月工作进展情况;2020年12月10日前将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及佐证资料报市生态环境局。

(二)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途径普及土壤环境保护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培训，努力营造保护土壤环境良好氛围。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6

“不能说的秘密”

今天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从水污染扩大到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领域。其理由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污染所导致的严重环境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并呈逐步上升趋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在2012年世界环境日时强调：土壤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已成环保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中国，重金属污染土壤导致的严重环境和健康危害事件，时见媒体报道。例如湖南等地的“镉大米”，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河流和饮用水水源地等。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6月5日，中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受矿区污染耕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耕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近1000万公顷，污灌农田达330多万公顷。这个2000万公顷被污染耕地的土壤，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危害源。会导致这些耕地上出产物成为污染的农产品，对食用这些农业品的公众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会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严重的土壤污染，会引发土壤污染灾害。

所谓土壤污染灾害，是因为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农药使用、化肥使用等导致的农业生产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壤结构被污染物填充，而导致的土壤结构被破坏并释放污染物及其衍生物，危害土壤出产物、土地建筑物和使用者人身健康和安全等情形的灾害。这种灾害，在灾害学上，属于人为灾害、人为自然灾害等情形，人为的因素占据重要部分。按照中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对于土壤污染问题，应当是谁污染谁治理。但是，事实上这在许多土壤污染灾害严重的地区，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治理能力的要求，比污染的能力要求要高多了，加上，相关法律责任的设计，在民事责任体系化方面的缺陷，导致治理成本与能力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只污染不治理的现实情况严重存在，继而形成严重的土壤污染灾害。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失灵

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对于土壤污染的立法原则和防范措施，是非常明确的。即：（1）三同时原则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2）防止土壤耕作污染。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10条规定，因地制宜地合理使用土地，改良土壤，增加植被，防止土壤侵蚀、板结、盐碱化、沙漠化和水土流失。（3）防止土壤农药污染。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21条规定，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合理利用污水灌溉，防止土壤和作物的污染。

但是，这些规定中，没有提到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等土壤污染形式。可见，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行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立法者对于土壤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发展是硬道理”带来的土壤污染的巨大压力的估计是非常不足的。应当说，这也正是从中国1979年9月13日颁行《环境保护法（试行）》到2012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时，33年间，各级人民政府的经济发展冲动和巨大压力，将土壤污染放到一边，各种土壤污染的因素共同作用，必然导致土壤污染的数量和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呈正相关关系。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与“水污染”的危害性相比，对土壤污染认识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导致到现在中国耕地当中，有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的土壤污染耕地存在，其数额和严重程度是触目惊心的。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环境保护法》，于同日公布施行。对于土壤污染的立法态度，依然是没有更多改进型规定，当时，其具体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却是比较明晰的，即在中国《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但是，中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的防止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等污染的防治措施。也就是说，土壤污染的预防、治理和违法惩处问题，依然是《环境保护法》立法的弱项。所以，当土壤污染占到中国耕地的1/5时，问题的严重性便立即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发生，以及土壤污染形成一种新型的灾害―土壤污染灾害。

土壤污染成为一种灾害的原因，在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即：污染介质改变土壤结构后的“不易清理性”；污染危害的长期性；污染治理的“技术性”；土壤污染与治理的分离性。这种土壤污染与治理的分离性，导致的可能性之一是：政府土壤污染治理的财力、技术能力和责任心不足时，往往会以“寻找污染者”的借口，而延迟治理或者懈怠治理责任。

可见，土壤污染有时比水污染更容易，而其治理却比水污染治理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因为土壤缺乏水体那样因为水的流动而带来的很强的自净能力。因此，2012年5月31日在“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说，“毒地”已严重制约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对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治理土壤污染已经刻不容缓。但是，鉴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导致“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不好用，加上污染者的不好寻找，以及污染者治理能力的不足，必然导致谁污染谁治理为先要被政府治理为先所取代。

由谁承担治理责任？

那么，治理污染这个任务谁来承担呢？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的是，各级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地方各级政府是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承担者。按照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确定的“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应当是土壤污染的污染者，但是，当这种污染者明确、确定或者确切无疑时，让土壤污染者承担污染责任，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即土壤污染者承担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不但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环境保护规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当土壤污染者不明，或者土壤污染者已经搬迁、破产或者注销等，而无法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或者土壤污染者明确，但是已经没有或者不具备土壤污染治理能力时，当地政府是否就能承担土壤污染治理的责任呢？

作者认为，当地政府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政府统一治理规划。第二，土壤污染修复的技术已经有了保障。第三，土壤污染治理的财力合法性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土壤污染从其发生原因上说，是相关资源利用层面上的成本制约―为了低成本地利用土地，根本没有考虑到土壤污染治理的成本，或者采取相应的防止土壤污染的措施，以相应的成本支付来控制和防范土壤污染。政府的行政事业支出，都有其项目和决议上的合法性前提，即通过人大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通过的支持，那么，如果地方各级政府不将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纳入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其投入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土壤污染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不足，不仅仅是污染者本身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替代的土壤污染治理者，也有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当地政府一般而言，不可能是土壤污染者，而只是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替代承担者，大笔投入土壤污染治理费用，让其轻松愉快地替土壤污染者埋单，大把投入财政资金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不能说人民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分青红皂白，不问理由地拿政府财政资金，随随便便地投入到替土壤污染者埋单的“民生工程”。应当说，这种土壤污染治理的埋单理由、埋单主体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合法性控制，也是土壤污染治理的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土壤污染治理费用的处理，固然可以通过地方各级政府大笔一挥，非常大度地列入财政预算来解决。然而，对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或者仅仅依赖卖地维持财政收入的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要想将土壤污染治理经费列入当地的财政预算并不困难，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少，没有相应的资金收入保障，也是难以实现地方政府对于污染土壤的治理目标的。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土地管理法》第七章当中，并没有土壤污染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倒是中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1条明确规定，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利用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进行灌溉，应当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应当说，这些预防性措施的立法，是值得肯定并加以借鉴的。

在作者看来，污染源控制责任的立法，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即：

（1）确立区分土壤污染原因分别处罚，对恶意者给予惩罚性处罚的原则。也就是说，应当针对土壤污染的具体原因，将其区分为：生产型污染与生活型污染、过失型污染与恶意型污染、偶然性污染与长期性污染、单一原因污染与复合原因污染等等。

（2）民事责任体系化问题。只有这样，体系化的民事责任才能构成土壤污染强有力的成本约束，从而在政府环境责任的普世观念之外，形成成本约束和经济利益约束，这样一来，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良性运行机制。

（3）确立污染者追及甚至于追及个人责任的原则。这主要是强调，在能够追溯土壤污染的污染源或者污染介质和污染责任人时，应当采用类似于“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对于因为污染土壤后停业、破产或者注销的企业以及其他责任人，只要能够追溯，都应当追溯，最终的责任承担人是当地政府。不过，政府环境责任的过于抽象，也是导致出现“集体负责”与“无人负责”最后由纳税人埋单的悲剧。

毒地挑战何时休

根据《焦点房地产网》报道，中国城市中，大量土壤污染的有毒土地即“毒地”被开发建设成住宅，让开发商赚足了银子，也让当地政府得到了GDP。那么，“毒地”开发成住宅时，当地政府是否知情呢？回答是，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情。其结果，只能是因为中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不敷使用而导致毒地上的居民“慢慢自己消毒”了。

事实上，从2005年起，国家已经启动了农村土地的“沃土工程”项目，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广大农村耕地的土壤状况有了不少改善。据资料介绍，中国测土配方施肥以改良土壤，控制土壤污染活动实施7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57亿元，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2亿亩以上，惠及了全国近2/3的农户。这使作者看到了中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希望，至少在化肥、农药污染和污水灌溉治理方面，已经迈开了坚实步伐。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7

铬化合物会产生毒性作用，其中具有强氧化和透过体膜能力的Cr6＋毒性最强，是Cr3＋的100倍，对人体、生物和植被造成极大的毒害，导致皮癌、腺癌等疾病和生物、植被大量死亡，为彻底消除重大污染源，西宁市加快对其的治理速度，从而达到彻底消除对人类、动植物危害的目的。针对西宁市区内七一路延长段、付家寨和杨沟湾三处含铬土壤的特殊性采取物理、化学、生物和种植植被的方法。对污染土壤进行分类，上层土壤中六价铬采取水溶方法将六价铬从中淬取分离出来，达到土壤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的污染控制指标限值，送入填埋场处理。解毒母液进行综合利用，用于生产铬黄和金属铬原料。对下层轻度污染的土壤采取生物修复后，种植适宜当地环境的草、树木等进行生态恢复，彻底消除其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降低对土壤、大气、水环境污染程度，彻底消除污染隐患，修复受污染土壤和植被，改善生态环境，保证人、动植物、农牧及人居安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1技术方案 因西宁市各受六价铬污染的特殊性，采取单一的处理方法达不到国家要求和预期治理效果，经技术方案比选，本项目对含有六价铬的土壤解毒处理采用水溶生物综合解毒技术和种植植被、解毒后土壤用于烧砖，不可利用的上层土壤全部进行填埋处理。解毒饱和母液作为铬产品原料进行综合利用，防止运输过程污染隐患。在西宁市城东区付家寨铬渣场褚家营山，就地建设解毒装置，解毒液体循环使用，生活污水与解毒场地收集的其它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不外排。水溶法解毒工艺流程可以保证土壤中六价铬的充分溶出和稳定化处理，在水溶液中将易溶于水的Cr6＋浸出，并用还原剂将其还原，对于稍溶于水和难溶于水的C6＋r，用Ba2＋进行置换，生成更稳定的铬盐得以稳定处理。水溶解法主要采用湿磨法破坏结块，可达到同样的溶出效果。通过选择4~6种球磨机的小球，从而提高粉碎效率。采用湿磨方法将铬渣粉碎到300目，用水浸溶大于10小时将六价铬溶出。全流程在常温、常压条件下运行。水溶法在含铬土壤解毒工艺过程和反应原理见参考文献。湿法解毒工艺技术解毒彻底，解毒后土壤中六价铬为0.004ppm。检测结果表明：湿法解毒工艺技术彻底，无二次污染，完全符合国家要求。 1.1解毒原理 将使固体物相中的Cr6＋转移到液相中，并在液体中加入硫酸亚铁使土中的Cr6＋尽可能的溶解沉淀于水。浆液在沉淀池中的停留时间为2~4小时（根据土壤中Cr6＋的含量确定）。土壤浆自然分层，上层清液从沉淀池上部排出；下层浓渣从沉淀池下部排出。六价铬含量0.5mg/l以下，去除率达99.99%，PH值6~8。 1.2过程中的主要化学反应如下： 大量金属氧化物的中和：MO(金属氧化物)+H2SO4→MSO4+H2O酸溶性铬的溶解：2CaCrO4+2H2SO4→2CaSO4↓+H2Cr3O7+H2O六价铬的还原解毒：CrO42-＋3Fe2＋＋8H＋→3Fe3+＋Cr3＋＋4H2O4CrO42-+3S2O52-＋14H＋→4Cr3＋+6SO42-+7H2O水溶性三价铬的沉淀：Cr3＋＋3OH-→Cr(OH)3↓水溶性三价铁的沉淀:Fe3＋＋3OH-→Fe(OH)3↓过量硫酸盐的沉淀:SO42-＋Ca2＋→CaSO4↓ 2生产工艺及工艺流程图 2.1生产工艺流程本项目主要包括污染土挖掘及预处理、解毒、水处理等部分组成。土壤湿法解毒主要包括旋流分离、水浸还原解毒、真空脱水等几个工序。解毒后的土壤先暂时堆存，经监测合格后送入安全填埋场进行填埋。 2.1.1来自土壤解毒车间的铬酸钠溶液经计量加入反应池中，并按一定的比例加入混合盐，经反应生成铬黄沉淀物。 2.1.2将沉淀物放入离心机，经离心脱水，回收清液送入解毒车间作为系统补加水，滤饼进干燥机再次脱水，回收液体一并送土壤解毒车间作为系统补充水，干燥后固体送入堆放场。 2.2生产工艺流程图（见下图） 2.3受六价铬污染土壤修复及综合治理 2.3.1修复场地的基本情况及规模 西宁市受六价铬污染土壤共有三处，分别是：①七一路面积7425m2，呈漏斗型和倒三角型，需治理土壤量约为50000多吨；②付家寨面积21675m2，呈漏斗型和倒三角型，需治理土壤量约为200000多吨；③杨沟湾面积9000m2，呈漏斗型和倒三角型，需治理土壤量约为180000多吨。 2.3.2主要解毒工序污染物需治理土壤量及去除率： ①七一路土壤中Cr6＋含量3120.3~5874.1ml/kg；去除率96.60%；②付家寨土壤中Cr6＋含量15.0~29120.0ml/kg；去除率98.97%；③杨沟湾土壤中Cr6＋含量3.0~430.0ml/kg；去除率30.72%。以上各场点经治理土壤中PH值和Cr6＋含量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见表1）。 2.3.3场地周边情况 ①七一路铬渣堆放点位于七一路延长段公路南侧，属Ⅰ级阶地后缘~Ⅱ级阶地前缘，位于居民住宅楼及四周，离湟水干流200米。②付家寨铬渣堆放场位于西宁市城东区韵家口付家寨石头沟中上段，属Ⅰ级支沟，离湟水干流500米。③原青海铬盐厂中转渣场位于原厂址公路边，离公路2米处，离黄水干流210米，离自然水沟2米。 2.3.4受六价铬污染土壤修复及综合利用 七一路延长段和杨沟湾铬渣堆放场二处受铬渣严重污染的土壤统一运至付家寨，经铬渣解毒后综合利用，对不可利用土壤经解毒后堆放于填埋场进行永久性封存。经过挖掘、筛分后，受污染土壤暴露出来，在大风或雨雪天气容易引发大面积的二次污染。因此，必须将上层受污染严重土壤集中进行解毒处理后送入贮存场堆放，对下层受污染较小，六价铬低含量的土壤，选用植物与微生物综合修复方法对受污染土壤进行修复，生物修复法泛指应用植物和微生物根茎、原土壤中的土著微生物或向污染环境补充经过驯化的高效微生物修复技术治理铬，轻度污染土壤相比于化学还原和化学清洗，优势在于不破坏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环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对中度污染修复后的土壤可先种植蒿草、柠条、红柳、苜蓿等乔灌木，这样在对修复后土壤表层起到覆盖保护的同时，这些植物根茎对六价铬有吸附去除作用，防治水土流失、扬尘现象，对修复后的土壤植被恢复，提高绿地面积，逐步恢复生态平衡，改善周边生态环境，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2.3.5渗透含铬废水防治措施 ①为防止含铬废水通过土壤再次渗入湟水干流及地下水，在付家寨解毒后土壤贮存场周围及沿生产区域道路设置止水帷幕，帷幕总长度为721米。帷幕灌浆水平孔距1.4米，灌浆钻孔深度3.5米。灌浆总进尺16480米左右。②解毒后的土壤进入贮存场执行标准见表2。 3结论与讨论 3.1本项目的实施提高了环境质量，避免了因六价铬对周边环境（土壤、大气、水）所造成的二次污染，彻底消除对当地水环境及生态环境的影响，防止危害农田，损害人、畜和其它生物健康。 3.2结果：该项目实施后，使二场一点受污染土壤达到无害化、资源化，恢复生态平衡，提高周边环境质量，确保人畜、农牧业、土壤、大气及水环境安全。 3.3环境、经济、社会效益方面 该项目的实施，受污染土壤得到修复；在环境方面，主要是自然生态得以恢复，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在经济方面，解毒后的部分土壤用于生产免烧砖等建筑材料，达到资源化及综合利用的效果；在社会效益方面，受污染土壤达到无害化、资源化，恢复其生态平衡，提高周边环境质量，防止因六价铬所造成二次污染事故的发生，降低对湟水干流的污染，提高该河段水环境质量，保证下游水质安全。最终达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三统一协调发展。 3.4讨论：项目实施后，如果管理和操作不当，会造成二次污染和人员伤残，因此要加强整体人员的综合素质，选择好的防治方案和措施至关重要。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8

    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管理在中国尚属新的领域,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亟待加快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污染场地管理体系。中央和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控制土地污染的行动。沈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采取的措施证明了中国已经开展了污染场地管理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进展。例如沈阳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城市中心地带工业企业实施关闭或搬迁,2006年以来,已有30个污染场地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工作,沈阳冶炼厂、沈阳炼焦煤气厂等企业完成了企业搬迁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

    1 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现状

    1.1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相关政策现状

    1.1.1 国家法律、法规现状

    目前,我国虽有十余部法律提及到污染土壤,但污染场地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文中,如《宪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宪法》只是规定了合理利用土地和防止土壤污染的粗放原则。《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规定固体废弃物是指一般固体废物、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而并没有具体指出污染土地。

    近年来,针对污染土地的管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文件及规定:环境保护部2004年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8年了《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1.2 技术标准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在土壤污染监测监控、环境风险评价及土壤修复技术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技术指南及标准,一系列暂行管理标准和技术指导方针还在试用或起草过程中。比如:《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上海世博会暂行)(HJ-2207);《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目前还未。

    1.1.3 地方法规、规章现状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一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工作,分别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了《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沈环保[2007]87号),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当地污染场地的再开发奠定了基础。

    1.2 政府主管部门对场地污染实施管理现状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所以污染场地管理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以沈阳市为例,在2005年以前对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的管理是空白。2005年原沈阳冶炼厂搬迁后的场地受到环保部门的关注,在各级政府及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对场地开展了监测、风险评估以及治理修复工作,历时3年全面完成治理修复了工作。

    1.2.1 搬迁企业场地污染的认定办法

    目前在实际中,对场地污染实施管理的主要部门是区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部门通过本级政府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了解掌握工业企业搬迁信息,确认后对于搬迁企业下达书面通知,要求企业对搬迁后场地开展调查、污染评估、有风险的,开展修复方案设计、工程实施、过程管理与监理、验收监测和验收评估。

    1.2.2 搬迁企业场地污染环境管理的程序

    环境管理主要是过程监管和审核验收。区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以场地再开发利用项目、特别是重大市政工程建设场地和大型居住区建设场地的环评审批为切入点,重点关注污染场地的环境和健康危害风险,实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过程监管和防治二次污染,引入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验收监测,执行场地修复的专家论证、评审和验收制度。

    2 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土地污染管理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有关污染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的法律体系,以明确土地污染修复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为污染土地的再开发提供简明清晰的指导。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已成为当务之急。环保部正在力争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中去。

    2.2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环境标准不完善

    我国现有与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环境质量评价有关的标准有四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时间较早,是从土壤应有功能、保护目标和土壤主要性质,对土壤中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浓度指标及相应的监测方法进行的规定,仅适用于农田、林地、自然保护区等土壤;《展览会用地土壤质量评价标准》规定了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项目、限值、监测方法和实施监督;《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是按照一般风险评价方法对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基准限值所做的规定,适用于工业企业选址阶段;《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主要针对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调查与评价,但其推荐居住用地土壤修复临界值所针对的污染物只有镉、铬、DDT 等16 钟,其污染物种类远不能满足向化工、农药等企业的需求。

    2.3 适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管理体系不明晰

    目前我国用于搬迁场地环境管理办法,只有《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该办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在具体实践中,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监测能力和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影响,对污染场地的监督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中国土地产权和企业产权结构复杂,很难清楚界定环境污染的责任方,最终可能还是要政府买单。最后往往是形成政府各部门之间自己相互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督管理的力度。

    3 工业企业污染场地管理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国家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有关污染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的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对污染场地管理、修复、再开发相关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明确各级政府在污染场地管理中的权限和责任。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府在污染场地环境管理领域的主导地位。

    3.2 完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场地修复的基础和前提,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环境管理、污染评价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尽快完善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快制定国家土壤环境污染评价和修复标准,这是加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前提和重要法律依据。

    3.3 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法规

    制定相应管理政策和法规,将污染场地纳入日常的环境管理之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三同时”制度等。尽快建立起土地使用档案,特别是污染场地档案,明确污染场地责任主体。对于历史遗留的一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污染场地,经风险评估确需修复的,可以借鉴美国联邦环保署的作法:为尽快降低风险,先由政府垫付修复费用进行修复,再由政府明确责任主体,由责任主体承担相应修复费用,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场地修复由政府埋单。

    3.4 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中国在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加强相关学科的协作和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污染场地修复理论与技术研究,在土壤污染控制和治理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实用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扶持污染场地修复环保产业发展,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撑。

    3.5 建立可持续的资金筹措机制

    根据污染场地管理过程中相关方的责权划分,构建政府、场地业主、开发商多方投入的资金筹措机制。将污染场地修复费用纳入环境税、资源税等税收制度。落实污染者付费、开发商付费的原则和制度,建立统一的污染场地资金管理体系。同时,探索污染场地的环境保险、污染治理费用预提留等制度,防止因资金不足造成对企业搬迁后污染土地的不能及时治理与修复。

    3.6 提高管理者管理水平

    污染场地修复涉及生态学、土壤学、生态毒理学、工程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是当前整个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前沿。为与之相应的环境监督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要求管理者、特别是区县基层环保管理者,必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需要。

    3.7 加强宣传和信息公开

    加强科普宣传,普及土壤污染的概念、监测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对区域内污染土地信息要公开化,强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科普宣传、参与环境执法、参与环保决策等工作的全过程,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及全民参与等方式,提高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力度。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修复和再开发是各大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对污染场地的监督管理就成为环保部门一个重要的职责。为保障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场地的环境安全,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采样监测、风险评估的程序和方法,尽快建立符合国情的企业污染场地管理体系,推动污染场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9

关键词：环境污染；土地资源；农业发展

土地资源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生活之中极为珍贵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不仅是建筑物施工建设的基础，更是农业工作者进行农业种植生产的基础。但在现阶段的社会之中，由于社会在工业化进程方面发展的较为迅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土壤环境受到了工业废水以及废气的污染，而这些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气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也就会直接造成土壤之中的肥力有所下降，并使得土壤之中的肥力无法满足农作物的正常生长，致使农业生产方面的产量受到影响。而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无论是对于国民生活还是国家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能够具有良好的效果，促进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就需对目前存在的突然污染问题进行全面的治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农业生产的效果。

1 当前阶段土壤污染治理方案分析

1.1 重金属类型污染的防治分析

在我国目前的土地污染之中，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土地污染，而在这些种类较多的污染之中，重金属类型的土地污染是现阶段土壤污染之中的主要类型。经过调查显示，重金属类型的污染主要成因是工业生产之中所产生的废水，在目前的工业生产中往往会含有数量比较巨大的金属离子，虽然目前我国已经积极的开展污染治理行动，但是在一些地区还是存在乱排污的情况，这些未经过科学处理的废水直接流入到土壤之中，在积年累月的污染之下，就会给土壤之中的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进而使得土壤失去原有的肥力。为了能够全面的处理好重金属类型的土地污染，现阶段治理人员主要通过化学方式对土壤进行处理，在保证不破坏土壤生态结构的基础上，使用能够和土壤之中重金属物质发生反应的化学元素，让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在和化学元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被氧化或者还原，从而达到治理重金属污染的目标。

1.2 化学类型污染的防治分析

除了重金属类型的污染之外，化学类型的污染对于土壤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并且相对于说其他污染来讲，化学污染的情况略显复杂，导致化学污染出现的成因也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化工行业产品种类上具有多样化，并且相应的生产工艺也在升级，这也就导致了其生产过程之中需要使用更多的化学原料，而这些原料在往往也就会使得废水对于土壤的污染更加的严重；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农业生产过程之中，为了能够达到良好的产量，农业工作者一般会使用相应的化肥以及杀虫剂，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土壤出现污染的情况。化学元素对于土壤产生污染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当这些化学元素进入到土壤之中的时候，会对土壤之中的酸碱性造成影响，使得土壤酸碱性失衡，最终造成土壤之中的肥力下降。面对这样的污染情况，目前的措施主要有2种，一种是通过分析土壤中的元素含量进行能够吸收或者是反应的元素利用，使土壤中的有害元素减少或者消失；另外一种就是通过改变土壤的酸碱性降低化学元素引起的土壤污染。

2 土壤污染防治的科学原则

2.1 整体优化原则

目前的土壤防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t就是整体优化的原则，整体优化的原则注重的是土壤防治的整体性效果，因此在利用此原则进行土壤污染防治时，主要进行3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污染效应要最小化，也就是在整个治污的过程中，要保证整体效应的最大化，将污染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其次是要进行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因为要考虑到整体最优，因此一方面进行治污，一方面进行清洁生产，投入和产出两不耽误。最后就是要做到整体环境效益的最佳。通过整体优化，实现土壤对环境的最小化污染或者是零污染，将土壤污染的影响降到最低。

2.2 生态恢复原则

之所以要进行土壤污染的治理，其根本原因就是要恢复土壤的生态作用，使其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土壤污染治理时要本着恢复生态的原则来进行。在此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土壤生态作用的恢复，首先就是要协调这种因素对土壤的影响，做到元素的综合利用，通过综合效益实现土壤的生态型特征。其次就是要积极利用农家肥料进行对土壤的肥力改造。农家肥料的生态效益比较高，利用农家肥可以使得土壤快速恢复原始属性，具备良好的生态效益。

3 土壤污染防治研究展望

3.1 农业非点源污染问题

一般来说，工业点源污染由于具有固定的污染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只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适当的技术投入，就较容易得到治理。相反，农业非点源污染由于没有固定的污染源，往往具有潜在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因而是不容易得到有效地控制的。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发达国家最近几年来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我国因农业生产的发展及肥料和农药的广泛使用，农业非点源污染日益严重，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研究也将受到应有的重视。

3.2 环境生物技术与土壤生物多样性

生物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已成为目前十分活跃的领域。然而，这些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应十分注意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安全的问题，并进行生态风险分析。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生物技术副产物的合理处置。在处置之前，应评价其潜在危害性，包括对土壤生物多样性、作物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3.3 土壤污染修复技术

近年来，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和有机污染等）修复技术的研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内容涉及固化修复、玻璃化修复、热处理修复、冲洗修复、泵出处理修复、动电修复和植物修复等。在植物修复技术中，植物抽提作用、根际过滤作用和植物固定作用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野生超积累植物的筛选和有目的的应用比较引人注目。可以预料，随着1997年全球土壤修复工作网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分中心在南京的成立和正式启动，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的研究将成为中国今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结束语

生态农业发展是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生态农业无论是在经济效益还是生态效益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优势，为了更好地发展生态农业，对农业土壤进行科学的污染分析和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一定要在土壤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加深认识，利用现代化的生态技术做好土壤污染的防治。

参考文献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篇10

中图分类号:S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土壤污染问题

国土污染现状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对土地资源开发的速度迅速加快，人们在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大量排放工业废水、施用化肥农药、遗留矿渣废弃物，造成了土壤的污染，使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恶化，影响植物正常生长，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环境损害以致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频繁发生，研究土壤污染防治已经刻不容缓

（二）土壤污染的相关概念

要想有效地防治土壤污染，首先必须明确土壤污染的相关概念。

土壤一词在世界各民族语文字中都可以找到，在我国的历史中更是源远流长。早在周朝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认识了“土壤”的实质，《周礼》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以人耕而树艺焉则曰壤”。现代土壤学将其定义为：土壤是发育于地球陆地表面的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多孔结构表层。②土壤污染（soil pollution）是一个产生较晚的概念，许多专家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学者认为，土壤污染就是指人为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将对人类本身和其他生命体有害的物质施加到土壤中，使其某种成分的含量明显高于原有含量，并引起现存的或潜在的土壤环境质量恶化的现象。③亦有学者认为，土壤污染是指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得资源和能量，最后再以“三废”形式排入环境，进入土壤的污染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影响或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引起土壤质量恶化的现象。④上述几位学者都是从土壤学的角度来分析土壤污染，然而这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问题，理应从土壤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综合性思考和定义。

基于该问题的复杂性，英国环境污染皇家委员会(RCEP)指出，土壤污染是指人类活动引起的物质和能量输入土壤，并引起土壤结构或“和谐”受到损害，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受到影响。土壤一旦被污染，就会通过食物链和生态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危害人体生活健康、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安全，因此，土壤污染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环境污染现象，它应该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危害性的社会现象而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限制和规范，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及其缺陷 目前，我国尽管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是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已经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比如《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化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农药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农药防毒规程，正确配药、施药，做好废弃物处理和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土地复垦规定》第2条规定：“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用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此外，《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土壤质量标准》、《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也涉及到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然而，上述法律规范中对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范都比较零散且不系统，导致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执法方面，都存在许多缺陷，缺乏可操作性，效果欠佳，远达不到安全、有效防治土壤污染的目的。归结起来，我国目前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存在以下问题：

（一）立法目的模糊

针对土壤污染问题，现有的立法显得目的很模糊，缺乏明确的目标。较之水体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农药污染防治，我国环境保护部门与立法机构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和深入，缺乏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忽视了土壤污染防治对我国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甚至国家稳定的巨大危害性，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行为和后果的规范和限制。如《环境保护法》⑥只是笼统地提出了防治土壤污染的要求，在整部法律中并没有相关章节或条文对其进行具体、详细的规制。此外，在众多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一部能够专门用于调整土壤污染防治现象。《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⑦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水土保持法》⑧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农药管理条例》⑨为了加强对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维护人畜安全。不难想象，据此对土壤污染防治进行规制，保障土壤不受污染、维护其生态平衡的目的势必难以实现。

（二）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狭窄

纵观上述立法，就其调整对象和范围而言，其调整的范围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农药化肥、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没有考虑到其它可能污染土壤的物质和行为，如城市建筑垃圾、飘尘、酸雨、不合理生产行为等，更进一步分析，立法者没有考虑到土壤污染防治引起的生态失衡及其严重后果。土壤受到污染后，又会通过物质媒介和食物链将污染传入整个生态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因此，对土壤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也必须进行立法调整。此外，当前立法主要是针对已产生的污染进行调整，然而一些潜在污染物虽然眼前没有造成污染，但是在将来可能会爆发污染的后果，现有法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潜在的危害。因此，根据上述立法来防治土壤污染必然会存在漏洞，不足以应对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问题。

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

（一）确立科学的立法目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都关系到其国家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走向和未来前景，⑩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的前提和基础，而立法目的作为整个法的内在精神与灵魂，统帅和制约着法的具体内容。当前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立法观，已将立法倾向转移到“预防优先”上来，要求立法应具有超前意识，应重视科学预测，突出预防原则，着眼于后代和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以环境生态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对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功效。 研究表明，土壤污染的危害是复杂多样的，它不仅破坏经济生产，危害人体健康，加速物种灭绝，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为了安全、有效、迅速地预防和控制土壤污染，把土壤污染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必须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谐观为指导，立足于保护整体生态环境的高度，从维持土壤生态系统平衡、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目的。笔者建议，进行《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时，可以将“保证土壤环境质量、维持土壤生态平衡、保障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立法目的，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顺应环境法的立法趋势。

（二）建立统一、明确的监督管理机构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实行分部门、分级别的管理体制，并建立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但这种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特殊要求，例如，土地管理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土地使用审批管理与土壤污染防治分离的体制，土地管理行政部门负责土地审批，环保行政部门负责治理，这势必会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和权力横向分割的弊端。所以客观情况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级别较高的专项机构，负责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从而打破区域、部门的界限，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三）贯彻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制度

环境质量评价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构建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过程中可引入该制度，制定具体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制度，通过调查、评价，搞清楚区域土壤的质量状况和污染程度，了解土壤质量的变化趋势，为开展土壤污染预警、制订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我国曾于1995年颁布了《土壤质量环境标准》，诚然该制度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效果不佳。一方面，标准滞后于现实情况。该标准颁布于1995年，经过十多年的变化，我国的土壤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且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对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标准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评估对象范围狭窄。该标准仅针对农业及自然保护区土壤，城市及工业、矿山土壤环境质量目前是参照农业及自然保护区 = 2 \* ROMAN II级标准进行衡量，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多样化的特点。

四、结语

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土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物质保证，土壤污染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成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防治土壤污染、保护有限的土壤资源也成为我国当前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土壤污染日趋严峻的新情况，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以规范相关法律行为；同时要立足于国内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防治工作，在危机中寻求解决之道，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骆世明：《农业生态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2001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