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发言稿十篇
时间：2023-04-12 02:02:45
离别发言稿篇1
15天前，我们怀着激动与憧憬从这里出发，15天后，我们带着收获与思考返程归来，15天很短，短得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那山、那人、那狗。15天又很长，长成了我们魂牵梦绕、终身无法忘却的记忆。在这里，我把我们15天的体会向各位作个简短的汇报：
一：了解了乡村
对于当下的大学生，甚至于对当下的老师来说，乡村是遥远而陌生的，农业，农民，农村可能是一个符号，是一道风景，甚至是诗和远方。农业真实的现状，农村真实的生态，农民真实的生活我们关注得并不多，了解得也并不深，这次活动，全体师生以最热情的态度，顶热日，冒酷暑，爬高山，越陡坡，走千家，入万户，访民情，鼓民志，宣民策，传民意。田间地头，门前屋内，零距离的与普通百姓面对面亲密接触，和他们同吃同住，真实感受了乡村生活状态，了解到了普通百姓的劳动情况，收入水平以及他们的酸甜苦辣，在乡村，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我们看到在大山深处还有生活艰苦的百姓，他们默默的坚守，执着的付出，坚韧的承受，淳朴的情感有时真是让我们难以面对，让我们深刻感知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在交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渴望脱贫致富，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动力和决心，更不难感知他们对国家扶贫政策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期待，我相信有了这个活动，有了这段经历，乡村在我们心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它不仅触碰着我们的痛感神经，更是一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二：见证了历史
精准扶贫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历史工程，在平江的15天，我们看到了平江百姓在县委、县政府以及扶贫干部的指导和帮助下，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和汗水，满怀热情，积极主动投身到扶贫活动之中。在调研走访的每一天，我们总是被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所感动，被一个个扶贫建设开发的项目所震撼，我们感到县委、县政府领导有力的组织，精心的筹划，扶贫办工作人员的具体指导，驻村干部的认真落实，是整个扶贫工作飞速进展的有力保障。尤其是广大驻村帮扶的干部和村支两委的负责人，他们没日没夜，跑项目，找资金，引技术，寻销路，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的扑在扶贫工作上，为扶贫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党和国家的温暖关怀及时送到百姓，赢得了百姓的好评。现在的山村已建起了光伏发电站，成立了食品加工厂，养蜂合作社，养牛合作社，玄参种植，石蛙养殖，特色水果裁种等多个适合山区的扶贫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在集镇，在乡村，一栋栋高标准的安置房拔地而起，在篮天与青山的掩映下，格外耀眼，入住的乡亲，感到很是满意，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不断涌现，腰鼓队，广场舞让寂静的山村热闹起来了，我们欣喜的看到落后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闭塞的乡村有了现代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幸运的，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也是幸运的，能够参与并见证中国乡村巨变的历史。
离别发言稿篇2
[关键词]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总目》 ；纪晓岚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08―13
Abstract：In 2011 a photocopy was published of the Tianjin Library copy of Ji XiaoLan's manuscript draft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material wa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since it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the methods of editing and revising that text. For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is key to determining its academic value and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tex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Previously， both Professor Liu PuQ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I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issue of dating， arriving at different conclusions since there were some flaws in our original attempts. As a result， there was no consensus and the issue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before it can be resolved.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hose previous studi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ating and therefore the proper position of this manuscript with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manuscript for research.
Key words： Siku Quanshu； Siku Quanshu Zongmu；Ji XiaoLan
一 前 言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以下简称“津图《纪稿》”），是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资料。此一文献的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式与修订重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究竟在何时，是确定本稿本学术价值与判定《总目》编纂过程的重要关键，因此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自然是刻不容缓的要务。此前，笔者与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曾先后，讨论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虽然结论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初步尝试，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有_到原本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讨与论定。
二 “津图《纪稿》”内，另有误羼入的
其他《总目》稿本残卷
由于“津图《纪稿》”并非完本而是残稿，虽说如此，残存的稿本仍有七十卷之多，为《总目》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五，份量相当可观。但通读整部“津图《纪稿》”，会发现影印问世的这部书稿，其实羼入了一些不属于此一稿本的其他《总目》的残卷，在进入主题讨论“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前，有必要先将这些残卷加以剔除，以便就完整的“津图《纪稿》”进行较深入的讨论，这是进行本文论述时应优先处理的部分。
误收入“津图《纪稿》”的其他《总目》残卷，包括影印本的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及卷一五一（集部四），这些残卷的版式与“津图《纪稿》”影印本的其他部分明显不同，差异相当清楚，极易加以区隔。以下就此先行讨论：
1.卷七十七除卷端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小题标“史部三十三”外，未标“地理类存目六”。仅首叶版心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既无边栏、鱼尾，亦未标部类名称，更缺页码，全卷皆如此。又于卷末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与“津图《纪稿》”他卷体例不同。加以所收各书错简极多，排列顺序混乱，常有前后颠倒，排列次序多异于殿本、浙本的现象，如：a.《崇恩志略》七卷下接《晋录》一卷、《长溪琐语》一卷…；b.《增补武林旧事》八卷、《帝京景物略》八卷下接“右地理类古迹之属三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皆附存目。”《豫章今古记》一卷、《西湖繁胜录》一卷…。
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查是书便于翻阅，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原户部尚书曹文埴奏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刷印装潢呈览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m中朱批奏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2374-2375。
可见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已着手刊刻《四库全书总目》，其后因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某些书籍抽出或补入，原有提要必须因应更换；某些提要因有违碍不妥文字，也必须适当校改增删，因而中止未刻。一直到纪昀完成整部书稿的订正校勘工作，才重新恢复《总目》的刊刻作业。这一耽搁，延迟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将这部书刊印完竣，《四库全书总目》的最后定本，也就是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才正式面世，距离高宗皇帝核定编辑此书，已有二十余年。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修改工作，至迟应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之前即已告竣，而“津图《纪稿》”的编纂抄写，其时间理应早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这是“津图《纪稿》”编纂时间的下限。简而言之，“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必然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这一段时间之内，以下即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探讨《津图纪稿》较具体的编纂时间。
（一）就“卷首”体制的差异，可知“津图《纪稿》”的编竣时间，不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此前，在拙撰《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一文中，
夏长朴：《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台大中文学报》，第44期（2014年，3月），页185-222。 笔者曾根据“津图《纪稿》”卷首收有乾隆《御制诗》与《御制文》六卷，论断“津图《纪稿》”的编成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由于新证据的发现，于今看来，这个判断有所误差，必须依据考订后的相关资料，重新加以推定。
“津图《纪稿》”与“武英殿本”（以下简称“殿本”）、“浙江杭州刊本”（以下简称“浙本”）《总目》的最大差异，
本文所谓“武英殿本”，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武英殿刊行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四卷；所谓“浙江杭州刊本”，即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一卷。参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季刊》（2005年1月第1期），页152-159。按：本文所用“武英殿本”，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影印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浙江刊本”，则为1965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在于“卷首”部分。浙本、殿本《总目》的“卷首”虽有一卷、四卷的不同，但其包含的项目其实相同，也就是说二者都有“圣谕”、“进表”、“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凡例”及“门目”等项目
殿本的“门目”，即目次。浙本在“凡例”之后之后各卷的目次，未另恕懊拍俊毕钅俊 。与二者相较，“津图《纪稿》”的“卷首”则差别颇大，明显不同，不仅缺少“进表”，同时亦无“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津图《纪稿》”较诸浙本、殿本《总目》，另多出了六卷“御制诗”、“御制文”。亦即是“圣谕”之后，津图《纪稿》”即接“卷首”之二、三、四、五、六，均为“御制诗”；“卷首”之七，则为“御制文”，然后才是“凡例”。此六卷“御制诗”、“御制文”的存在，为探讨“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线索。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清高宗在看过《四库全书》馆进呈的《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之后，下了一道上谕：
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所办《总目提要》内，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恭载列圣钦定诸书及朕御制、御批各种。所拟殊属纷繁。…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书成之日，篇帙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列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也。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而四库书内朕所题各书诗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开帙了然。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289-1290。
这道谕旨的主要内容，对收入《四库全书》的清代皇帝钦定诸书及各种御制、御批书籍的编排方式，做了明确的指示。其中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编辑内容，高宗颇有意见，他不赞成将自己的六卷御制诗、文编在卷首，认为此一作法违背伦常，有所不妥。因此明文要求将原已编入其中的六卷御制诗、文全部撤出，分别改列入御制诗文集内，不要再列为“卷首”。高宗对这件事极为在意，两天之后，又再度下谕、重申此意，他说：
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总目，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业经降旨，令将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述之前，不必特标名目，并令将“卷首”所录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分列御制诗、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则体例精严，而名义亦秩然不紊，称朕折衷详慎之至意。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
4.“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与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不应同时出现在同一书稿之中。
就常理而言，“津图《纪稿》”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与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书稿之中。此因“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接连两道上谕下令要移除的对象。然而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却是这道上谕颁布并执行后的皇帝谕旨，时间等于或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这部书稿既然正式收入这些上谕，理论上必然已经处理了上述六卷文字，否则即是公然违背皇帝的旨意；在当时的时空环境来说，这种状r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此看来，收有第一卷“圣谕”的书稿，同时也不应保留上述六卷文字。上述论证若是无误，则第一卷“圣谕”与“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二者绝无可能编辑在同一部书稿中，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必然会产生矛盾，也难以自圆其说。
上述现象的合理解释应是：此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稿本，其后整理时因故汇编在“津图《纪稿》”中。可以确定的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是时间较早的书稿，第一卷“圣谕”则属于较晚的书稿，既然同为《总目》稿本，北京故m整理时未加分辨，径自将其合编在一起，因而成为“津图《纪稿》”的一部分，这就是“津图《纪稿》”影印本的目前状态。
5.“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不应纳入“津图《纪稿》”。
既然第一卷“圣谕”与“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这两组资料，不能同属于一部书稿，那么究竟哪一组不属于“津图《纪稿》”呢？就目前“津图《纪稿》”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这一组。原因在于“津图《纪稿》”的“凡例”第二条有如下的记载：
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于列朝皇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道秉大公，义求至当，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独断，义惬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
“津图《纪稿》”，页1-278，“凡例”。
这一段叙述，呼应了上述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先后发出两道要求将乾隆御制诗、文六卷从卷首撤出，“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的上谕。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289-1290。参看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辑（总第109辑），页163-184。 换言之，“津图《纪稿》”的卷首部分，除了保留有关修书的“圣谕”作为御制序之外，理论上已不应再收入高宗御制的诗、文。既然“凡例”有此明文，则上述两组资料中应排除哪一组，已经十分清楚，亦即“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不应保留在“津D《纪稿》”这一书稿之内。
基于上述所举各点，可以确定目前置于“津图《纪稿》”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原本属于另一版本，其编纂时间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津图《纪稿》”并非同一部书稿，不能因北京故m移交给天津图书馆时已编辑在一起，
李国庆：《影印纪晓岚删定本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前言》云：“天津图书馆收藏四库馆臣写本《总目》共计三部，除上举的这部纪晓岚删定《总目》残存稿本之外，另外两部，均无删改批校文字。……这三部《总目》均是残本，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随同其他近百部古籍，由故宫博物院无偿拨给了当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即今天的天津图书馆）。”见“津图《纪稿》”，卷首，页2。 即认定同属于一部书稿。因此，讨论“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时，上述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也应比照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卷一五一（集部四）等卷的处理方式，将其排除在“津图《纪稿》”之外，不列入讨论范围。
就此而言，“津图《纪稿》”卷首“圣谕”部分所收最末一条时间既然已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则“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必然晚于这个时间，也就是说，“津图《纪稿》”应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后的稿本。
（二）由收录李清《诸史同异录》等书，可知“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在审阅四库全书馆进呈的续缮三分书时，清高宗发觉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竟然有世祖顺治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的记载，震怒之下，立即下令撤出此书加以销毁：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今续三分全书，犹复一例缮录，方经朕摘览而得，甚属非是。…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钦此。
《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裁等交部议处》（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991-1992。
此事影响极大，牵连范围甚广，李清的著作当然全都自《四库全书》撤出销毁。全面清查之下，连带的周亮工、吴其贞等人的著作也遭波及，一并自《全书》撤出销毁；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所收各书，只要提要内容涉及上述诸人的文字、书名，也都遭到牵连，必须删除改动。《四库全书》如此，《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一概都要查删处理。换言之，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总目》稿本，理论上不应再收有上述诸人的著作提要，各书提要内容也不容许再出现上述诸人的名字与著作名称。
禁令如此严峻，“津图《纪稿》”的提要与文字却与禁令并不一致。就笔者翻阅所得，“津图《纪稿》”虽是残本，但却保存了不少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著作，以下逐一条列说明：
1.李清《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五十，史部别史类）
“津图《纪稿》”（页3-621）在郝经《续后汉书》、薛虞畿《春秋别典》二书之间，原有此书。卷数原作“一百五卷”，纪昀改为“一百九十一卷”。
纪昀夹签条云：“《南北史合注》已撤去，此提要应删。存查。”
2.周亮工撰《书影》十卷（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六）
“津图《纪稿》”（页5-149）在孙承泽《春明梦馀录》、王士祯《居易录》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纪昀将此条删去。
3.周亮工编《赖古堂藏书》无卷数（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
“津图《纪稿》”（页5-552）在李曰涤《竹裕园笔语》、张潮《昭代丛书》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夹签条云：“《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以归画一。”
4.周亮工撰《赖古堂诗集》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
“津图《纪稿》”（页8-16）在高尔俨《古处堂集》、孙廷铨《b亭文集》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纪昀将此条删去。
上述四书，“津图《纪稿》”原有，其后浙本、殿本均已删除不存。
著作之外，“津图《纪稿》”各书提要中，依然存有不少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的文字，例如：
1.明杨慎撰《丹铅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
“津图《纪稿》”（页4-563）此书提要“慎博览群书，喜为杂著”下，原作：“周亮工尝刊其书目，凡二百馀种”；又“是编出而诸录遂微”下，原作：“然周亮工《书影》称其讹字如落叶”。
纪昀未改动。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丹铅余录》书前提要亦未改。
殿本（页3-582）改为：“计其平生所⒙迹不下二百馀种”；“然书帕之本，校雠草率，伪字如林”。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丹铅余录》书前提要改作：“流传甚多，世行书目，凡二百余种”、“然锓版失于校雠，其讹字如落叶”；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作：“其生平所著之书目，凡二百余种”、“然或者称其讹字如落叶”。按：此处所谓“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指的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提要》（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所谓“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指的是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浙本（页1025）同殿本。
2.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十卷（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四）
“津图《纪稿》”（页4-638）此书提要“元阴时夫《府群玉》实源于此”下，原作：“而周亮工《书影》称真卿取句首字”。
o昀未改动，惟夹签云：“六页前八行 周亮工”。
殿本（3-599）未改，同“津图《纪稿》”。
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封氏闻见记》书前提要均未改。
浙本（页1033）改为：“而后人不察，有称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说为杜撰欺人。”
3.清李滢撰《懿行编》八卷（卷一三三，子部杂家类存目十）
“津图《纪稿》”（页5-460）此书提要，“扬州兴化人”下，原有“李清之从弟也”六字。
纪昀删去：“李清之从弟也”六字。
殿本（页3-820）、浙本（页1130）同纪昀所改，均删除此六字。
4.明祝彦撰《祝氏事偶》十五卷（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
“津图《纪稿》”（页6-159）此书提要“义相仿而例则各殊”下，原作：“后来李清之《诸史同异》、周亮工之《同书》，其体实权舆于此。然彦采摘疏略，不能及李、周书之精密。”
纪昀改为：“大致与周亮工之《同书》，约略相似，而不能及周书之精密。”
殿本（3-913）作：“大致与同时陈禹谟之《骈志》约略相似，而不能及陈书之精密。”
浙本（页1171）则作：“大致与后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
5.明马之骏撰：《妙远堂集》四十卷（卷一八，集部别集类存目七）
“津图《纪稿》”（页7-569）此书提要“文二十六卷”下，原作：“周亮工《书影》引张绿居之言曰……观亮工所记，即之骏之诗可知矣”凡百二十字。
纪昀删去两处“周亮工”字样，内容成为：“张绿居之言曰：“新野马仲良同钟伯敬起家庚戌进士，自造新声，偕吴门王留亦房唱和，其诗抉镂性灵，鲜警秀异，足以移易一世。王、马之名，宜与钟、谭并。乃世惟口钟、谭，不及二子，则为仲良者，不幸而诗不播于天下，为风气所归。抑幸而不列变中，得免世诋诃耶。”观此则之骏之诗可知矣。”
文溯阁抄本（1a-1b）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4-816）、浙本（页1622）此段文字均改为：“万历季年，文体渐变，竟陵钟惺、谭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诗归》一编易天下之耳目。之骏于惺为同年，亦与王W登之子留造作新声，务以鲜警秀异相倡和，均别派也。钟、谭之名最盛，后来受诟亦至深。之骏与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自萎，谈艺者遂不复抨击，此集盖偶尔得存耳”一百十七字，唯浙本作“不久而自萎”，多一“而”字。
6.清张习孔撰《贻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
“津图《纪稿》”（页8-105）此书提要“多直抒胸臆”下，原作：“无明末钩棘纤佻习。施闰章序其诗，而周亮工序其文，盖其趋向于二人为近也。”
纪昀删去“施闰章序其诗，而周亮工序其文，盖其趋向于二人为近也”二十三字，仅存：“无明末钩棘纤佻之习也。”
文溯阁抄本（54a）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页4-863）同纪昀所改。
浙本（页1643）则删去“而周亮工序其文”七字。
7.清高阜撰《三苏谈》五十卷（卷一九四，集部总集类存目四）
“津图《纪稿》”（页9-391）此书提要“祥符人”下，原有：“与周亮工友善，此书以乌丝栏缮写，板心有“赖古堂”字，犹亮工家旧钞本也”二十九字。
纪昀删去此二十九字。
文溯抄本（5a-5b）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5-191）、浙本（页1768）均同纪氏所改。
类似例子，仍有许多，不再一一详举。
如：[明]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二卷（卷七，易类存目一）、[明]张萱撰《疑耀》七卷（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明]陶宗仪编《说郛》一百二十卷（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宋]赵崇绚撰《u肋》一卷（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明]李梦阳撰《空同集》六十六卷（卷一七一，集部别集类二十四）、[清]程正揆撰《青溪遗稿》二十八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清]吴嘉纪撰《陋轩诗》四卷（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明]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明]唐汝询撰《唐诗解》五十卷（卷一九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三）、[清]郑方坤撰《全闽诗话》十二卷（卷一九六，集部诗文评类二）等提要，均有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或其著作的文字，有的遭墨笔删除，有的改为其他文字，也有遗漏未改动的，各种情形都有。 上述所举这些出现于“津图《纪稿》”中的李清、周亮工等人名及其著作，大致上都在纪昀修改时墨笔删除，或加以改写。
有关各本《四库总目》中，李清、周亮工等人著作及姓名遭修订的详细状r，前举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有详细的比对讨论，请参看。 少数未改者，可能是一时疏忽，]有注意到，遂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更改删减修订，都应是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后所为。“津图《纪稿》”既然完整收有这些资料，其上又存有纪昀以墨笔在稿本上修改更动的痕迹，正足以证明“津图《纪稿》”的编纂写定时间，必然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三）从丁炜所著《问山集》的销毁，可以证明“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军机大臣上奏，建议销毁丁炜所著的《问山集》一书，奏折上说：
前蒙发下丁炜所著《问山集》四本，臣等详细阅看，其中字句谬妄之处，谨逐一签出呈览。查是书经两淮采进，现在《四库全书》列入存目。前此该总纂等因存目书内恐有违碍应毁之本，呈请总裁奏明，派员覆阅办理。而是书因该馆提调遗漏送阅，是以未经列入汇奏应毁之数，应请即行撤毁，其存目之处一并扣除。并行文福建巡抚雅德查出板片，解京销毁。至从前遗漏之该提调官，应请交部议处。总纂官未经查出，亦属疏忽，应请一并交部察议。谨奏。
《军机大臣奏列入全书存目之问山集字句谬妄请即撤毁片》（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n案》，页1726-1727。
丁炜所著的《问山集》一书，高宗认为内容有问题，发交军机大臣严加审核。军机审阅结果，认为内容字句颇有“谬妄”，有所不妥，建议从《四库总目》存目中抽出销毁，同时惩处遗漏送阅的失职官员。此事经高宗皇帝同意后，即销毁是书，并对相关官员分别予以惩处。
《谕内阁遗漏销毁问山集之总纂等官著分别罚俸》（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起居注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30-1731）
《问山集》具体内容如何，因原书未见不得而知，该书提要谓：“炜以长短句擅长，诗文亦清切典雅，不涉王、李、钟、谭之派。然酝酿未深，微伤于薄。”
“津图《纪稿》”，卷一八四，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一，页8-305，《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 就此来看，此书文学成就虽不算高，却也看不出触犯政治忌讳之处。“津图《纪稿》”卷一八四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一，许尚质《酿川集》、陶季《舟车初集》之间，仍有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两淮马裕家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文溯阁抄本《四库总目》（页3）删除了丁氏原书，在《酿川集》、《舟车初集》之间，补入张锡爵《吾友于斋诗抄》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张锡爵《吾友于斋诗抄》提要云：“国朝张锡爵撰。锡爵字担伯，号中岩，嘉定人，寄居吾将。其诗酷摹王士祯，亦往往得其一体。其斋名“吾友于”者，取杜甫《岳麓寺》诗：“山花山鸟吾友于”语也。”；浙本《四库总目》（页1665），亦删除丁氏原书，另在《酿川集》、《舟车初集》之间，补入尤世求撰《南园诗钞》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尤世求《南园诗钞》提要云：“国朝尤世求撰。世求字念修，长洲人。官南充县知县。是集分《金台草》一卷，《永壶草》二卷，《湛华草》一卷，《怀新草》二卷，《沁雪草》二卷，《逢辰草》一卷，《都历草》一卷。世求为侗之孙，故诗格亦与《西堂杂俎》相近。”。至于殿本《四库总目》（页4-915），则完全删除了丁氏书，未再补入他书。
就“津图《纪稿》”原有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而纪昀修订时将其提要完全删去的现象观察
“津图《纪稿》”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书名下有纪昀墨笔“扣”字。，则“津图《纪稿》”的编纂应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之前即已完成，否则即与上述军机处档案的记载抵触。
（四）由《契丹国志》、《离骚图》二书提要的修订改纂，可以推知“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之前
“津图《纪稿》”中有两部补纂与补绘的书籍，由于各本书前提要著录校上的时间晚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对探讨“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造成障碍，此处拟一并讨论，以确定“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这两部书即宋叶隆礼奉人撰的《契丹国志》与清萧云从所画并注的《离骚图》。前者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著录的校上时间分别为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四十九年十一月；后者补绘后易名《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著录的校上时间同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都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之后，又该如何解释呢？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清高宗下令对南宋叶隆礼奉人撰的《契丹国志》这部书进行修订，在上谕中，他详细说明了对这部书的不满：
其说采摘《通鉴长编》及诸说部书，按年胪载，钞撮成文，中间体例混淆， 书法讹舛，不一而足。如书既名《契丹国志》，自应以辽为主，乃卷首年谱，既标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实内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岂非自乱其例？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茸，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称为胡文定公，实失君臣之体。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又引胡安国论断，以劫迫其父、开门纳晋军之杨承勋，谓变而不失其正。时承勋被围，虑祸及身，乃劫其父，致杀戮，而己受爵赏。夫大义灭亲，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亲，岂有蔑伦背义，尚得谓之变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右逆子而忘天经，诚所谓“胡说”也！
《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17-1419。
高宗指出，此书有“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论断失衡，“蔑伦背义”等弊病，经其详加批览，逐一指驳出来的有数十条之多。馆臣虽请求直接将此书自《全书》撤出，但高宗则强调“《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认为“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不允所请，且严词要求“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
同上注。
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其史部别史类正好收有此条提要，虽仅残存“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以下文字，但提要内容原文明确止于“固可以存备参考焉”。“津图《纪稿》”卷五十史部别史类提要底本（页3-602）则已将末句文字改为“存之亦可备参考”，其下另增添了：
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为书为奉宋孝宗人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今并仰尊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契丹国志》提要，“津图《纪稿》”卷五十史部别史类，页3-602。
从上述一百三十七字中可以看出纪昀禀承上谕大幅修订，并就提要内容斟酌损益，刻意迎合高宗意旨的用心。不仅如此，纪昀又再三考量，在底本文字上复作局部修正，将“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三十二字移至“既自相矛盾”下，并于书眉上墨笔详细说明文字移动调整的处理方式。如此看来，纪昀为了顺应上意，不惮繁琐，一再修正文字与内容的作法，用意无非在贯彻高宗的指示，彰显圣意，这由提要末置入“今并仰尊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一段文字，可以得到具体证明。
就相关档案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契丹国志》的修订，从高宗下谕令纪昀等人改纂修正起，到修订完成进呈御览，中间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17-1419。
2.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奏遵旨将各馆纂修拟定各书完竣日期等清单进呈片》（附清单）
所附清单载：“《契丹国志》，现在赶办，拟于九月内全部进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586。
3.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奏各馆纂办未竣各书分晰开单呈览片》（附清单）
所附清单载：“《契丹国志》，改纂已竣，F在缮写正本进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07。
4.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军机大臣奏遵查契丹国志办竣情形并将正本呈览片》：“遵查《契丹国志》于四十六年奉旨改纂，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谨将四库馆写出正本呈览。谨奏。”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90。
从上述各档案的记载来看，《契丹国志》自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乾隆下谕改纂起，开始进行改订纂修。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尚未完成，至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已办竣进呈，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则将正本呈览。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确定《契丹国志》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即已办竣进呈，至于现存各阁本书前提要所载校上时间较晚，时间有所出入，那是此书办竣进呈后另行抄写的版本，不能直接视为《契丹国志》办竣进呈的时间，二者是两回事，不可混淆为一。
《契丹国志》之外，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高宗亦曾下谕要求将清萧云从所画并注的《离骚图》一书，
关于萧云从与《离骚图》，吴哲夫有专文介绍，请参看吴哲夫：《萧云从的离骚图》，《故宫文物月刊》4卷11期（总47期），1987年2月，页62-68。重行补绘，在《谕内阁离骚图中各图缺略不全著重加订正补画中》，高宗说：
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有萧云从画《离骚图》一册，盖踵李公麟《九歌图》意，而分章摘句，续为全图，博考前经，义存规鉴，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中，所存各图，缺略不全，著南书房翰林重加订正。其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补行绘画，以成完璧。书成即录此旨，冠于简端。
“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49。按：“但今书中”以下文字，文渊阁书前所录上谕较为详明，作：“所存各图，已缺略不全。又如荪荃兰蕙以喻君子，寄意遥深，云从本未为图，自应一并绘入，以彰称物芳。著于《古今图书集成》内采取补入，南书房翰林等逐一考订。将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仿照李公麟《九歌图》笔意，补行绘画，以臻完善。书仍旧贯，新补者各注明，录旨简端，即以当序。钦此。”
圣旨既下，群臣自然不敢怠慢，随即遵命组织人力，开始进行订正补绘的工作。根据上述乾隆谕旨补绘成书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究竟何时完成？现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完全]有此书完竣进呈的记载。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两次所上纂办未竣各书的清单中，也没有关于此书的资料。
虽说如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之外，也不是没有其他线索可资爬梳追索，最具体的资料其实就存在于文渊与文津两部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中。两部《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所收入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其实已提供了解决此书完成进呈时间的重要依据，只是过去无人关注而已。文渊阁本《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的“凡例”前，
按：文津阁本《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的卷前无“凡例”及“目录”，文渊阁本有。除了依惯例“录旨简端，即以当序”的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颁下的《谕内阁离骚图中各图缺略不全著重加订正补画》圣旨之外，次页还收了一首御制诗《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
按：文津阁本《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诗题作：“题补绘离骚全图八韵”。。这首诗在“批怜长卷情”与“共图得百五”之下，各有一段高宗皇帝的自注，与编纂相关较具参考价值的是“共图得百五”下的一段注文。在这段自注中，高宗说：
云从踵李公麟《九歌》为《离骚图》，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止存《卜居》、《渔父》，合绘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其余或原本未画，或旧有今阙。因命南书房翰林等逐一考订，令门应兆补绘九十一图，合之原书六十四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俾臻完善。
此处高宗明言：“令门应兆补绘九十一图，合之原书六十四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俾臻完善。”原书所存六十四图，门应兆所补的为九十一图，合计共一百五十五图。数目具体明确，这不可能是事前的预估，而应为事后的统计，亦即是说，这首诗是乾隆亲眼看过四库馆进呈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这部书后，所写下的诗作。可惜的是《四库全书》本所记载的这首诗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甚为遗憾！幸好《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的《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九中收录了这首诗，虽无具体月日，写作时间还是可以经由比较其他诗作推算得出来。《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五（页八后）至卷九十二注明是壬寅年的诗作，壬寅年是乾隆四十七年。《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未注写作时间，但《御制诗四集》的诗作是依照写作先后编纂的，卷八十八最后一首诗（晓起）所系的时间是“三月廿九日”，已为三月底，则卷八十九所收入的诗作，应从四月初开始。《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之下的《彻夜》诗为四月十一日作品，《夜雨》为四月十二日所作，依此比较推算，则写作《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的时间，应可推定为四月十日之前，放宽估算，大概是四月上旬。据此诗推测，《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应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上旬之前即已补绘成书，并已进呈御览，提要的完成应在同时。
《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之外，上述论证还有一个旁证，即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修竣进呈的《四库简明目录》，该书提要有如下的记载：
《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三卷，国朝萧云从原画并注。旧只六十四图，余多阙佚未备。乾隆四十七[六]年特命内廷诸臣考订补绘，自离骚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图，通计一百五十五图，《楚词》景物于是无不赅具矣。 [清]永、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原钞本），页254。又：赵怀玉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卜棠校点），页578亦同。
依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的《质郡王永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所载，改正后的《四库总目》就在此次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一并覆进。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602。《四库简明目录》著录的书名既已改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与“津图《纪稿》”及各阁本书前提要相同，按理“津图《纪稿》”的提要此时应已一并改撰。此外，《简明目录》提要的“自《x骚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图，通计一百五十五图”，与《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凡例”的文字雷同，各项数字亦与津图《纪稿》”该书提要的记载相符。就此而言，此时本书的补绘增订应已完成，否则统计数字不会这么具体精确。
除此之外，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4-5，原书总页495）、文溯阁抄本（9a-10b）、浙本（总页1268）、本（总页2926）、殿本（总页4-5）、“津图《纪稿》”等，书名均作“《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文渊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495）、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662）则作：“《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虽书名微有差异，但仍可见各本所收均为修正后的补绘本。唯一例外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文澜阁抄本《四库总目》，抄写的时间晚于各本，但该书所收的却依然是“《离骚图》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提要，
按：据台北国图所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著录，文汇阁所收亦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同于他本，而异于文澜阁本。原因何在？文献阙如，难以探讨，暂时只好存而不论。
上述诸书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提要所标的进呈时间都是较晚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又应如何解释？鄙意以为，著录书籍的校上时间通常晚于办妥进呈时间，上述所举《契丹国志》的书前提要所署校上时间较办竣进呈时间晚了一年九个月即是一例。书前提要内容即使完全相同，也会因各阁《四库全书》抄成的时间不同，所署进上时间也有所差异，如同一朱熹《四书或问》，文渊、文溯、文津三本提要内容全同，但校上时间却分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四十七年八月与四十九年四月；又如苏辙《古史》提要，文渊、文溯与文津的内容全同，而所署校上时间则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七年四月与四十九年正月的差异，类此之例极多，究竟应以哪一部书为准，就成了一个问题，目前仍找不出系年的通则。此外，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前述丁炜《问山集》的抽问题，档案具在，不能否定。这使得“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不可能晚至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这是决定性的证据，除非有其他文献记载可以将其，否则无法任意弃置不顾。
就此而言，“津图《纪稿》”不可能为乾隆五十一年刊刻时的清稿本。既然如此，“津图《纪稿》”的抄写时间亦不可能晚至乾隆五十一年。
三 附论：“津图《纪稿》”与陈垣
所得《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关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当代史学家陈垣根据他新得的“四库馆精缮底本”，撰写并发表了《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说明四库馆臣如何删改《四库全书总目》中与周亮工有关的违碍文字，举例详尽，结论精辟，颇具参考价值。
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86-394。亦见于陈智超编：《陈垣四库学论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页36-42。可惜的是，陈氏所得的这部残稿其后下落不明，究竟是否尚存于世亦不得而知，令人颇感遗憾。
2011年“津图纪稿”出版后，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在翻检“津图《纪稿》”的过程中，笔者不时发觉陈垣论文中所举的与周亮工有关的资料，在“津图《纪稿》”中都可以找得到，几乎无一例外。这一发现引起笔者颇大兴趣，于是就该文所举的例子逐一与“津图《纪稿》”比对，却因此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陈垣所举出涉及周亮工的书籍提要有如下各条：明杨慎《丹铅余论》（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津图《纪稿》”4-563）、明李贽《疑耀》（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津图《纪稿》”4-576）、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20，子部杂家类四，“津图《纪稿》”4-641）、明陶宗仪《说郛》（卷123，子部杂家类七，“津图《纪稿》”5-208）、宋赵宗绚《鸡肋》（卷135，子部类书类类一，“津图《纪稿》”5-644、明李梦阳《空同集》（卷171，集部别集类二四，“津图《纪稿》”7-412）、明马之骏《妙远堂集》（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七，“津图《纪稿》”7-569）、清程正揆《青溪遗稿》（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津图《纪稿》”8-9）、清张习孔《贻清堂集》（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津图《纪稿》”8-105）、清吴嘉纪《陋轩诗》（卷182，集部别集类存目九，“津图《纪稿》”8-170）、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189，集部总集类四，“津图《纪稿》”8-649）、明唐汝询《唐诗解》（卷193，集部总集类存目三，“津图《纪稿》”9-350）、清高阜《三苏谈》（卷194，集部总集类存目四，“津图《纪稿》”9-393）、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196，集部诗文评类二，“津图《纪稿》”9-642）、明祝彦《祝氏事偶》（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津图《纪稿》”6-160）、清李滢《懿行编》（卷133，子部杂家类存目十，“津图《纪稿》”5-460）、清周亮工《赖古堂藏书》（原在卷134，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竹裕园笔语》后，“津图《纪稿》”5-552）、清周亮工《赖古堂诗集》（原在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古处堂集》后，“津图《纪稿》”8-16）。
上述陈氏所举与周亮工相关的提要，共计十五条，全都见于“津图《纪稿》”中，删除修订更动处亦一一相符，此一现象应该不是巧合，值得注意。
另外，陈垣还举了一条与钱谦益相关的资料，亦与“津图纪稿”有所关连。在明祝允明的《怀星堂集》（卷171，集部别集类二十四）中，提要热葑浴啊兑赵坟囱浴芬云蚨唱莲花落诋之”下，原本有评论钱谦益一段文字，云：
钱谦益《列朝诗集》乃谓其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所录桃花坞歌之类，殆于钉铰打油。朱彝尊《明诗综》凡例，谓谦益无是非之心，是亦一端乎。
翻检殿本、浙本及其他通行本，此六十一字均已删除。透过比对，这段文字目前仅见于“津图纪稿”（7-406），提要原文虽在，但已遭墨笔勾除。
除了上述相同现象之外，陈垣云该底本六十册，亦与“津图《纪稿》”册数相同，由此看来天津图书馆历史古籍部所收藏的这部“津图《纪稿》”，应该即是陈垣民国十年秋天所得的“四库馆精缮底本”。
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一文，在检讨现存的几种《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时，也曾提到“今以陈文所引该稿本与天图稿本相比勘，知其所见即为此残稿，且称该稿本六十册，亦与天图稿本相吻合。”这是探讨“津图《纪稿》”编纂过程中意外的收获。
四 结 语
“津图《纪稿》”是现存各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中，最早影印出版的书稿。2011年此书之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提供了极为方便的研究资料，配合稍早整理出版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使得过去难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史有了具体可循的方向，这是《四库》学研究的一大福音，其有功士林自不在话下。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部书稿究竟完成于何时？它与现存的各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相较，其编纂时间是早或是晚？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若能有合适的答案，对《四库》学的研究帮助极大，也是文献学界关心的问题。
离别发言稿篇3
从照稿念话与即兴讲话的效果比较来看，即兴讲话有这样几个好的效应：
人格魅力效应。即兴讲话是领导者最起码的基本功，是公众评价领导者能力水平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标尺。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领导的机会比较少，他们把领导临场发言水平，作为判定领导者能力和水平的主要标准。领导干部在面对群众作即兴演讲时，关键是即要说真话，动真情，又要言之有物。“万丈高楼平地起”，领导者要想练就高超的讲话艺术，增强人格力量，在群众中塑造良好的形象，一方面要扎实学习，刻苦训练，广览博书，增强文化底蕴和素养；另一方面在每一次讲话前，要针地听众对象，精心准备，及时熟悉与讲话主题相关的业务和工作，列好提纲，打好腹稿，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目光亲和效应。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心理学家研究证明，目光交流是人情感交流的最佳方式。青年人谈恋爱时，眉目能传情。同样即兴讲话脱离了文稿，讲话者由一直注视文稿到游离桌面而目视听众，环视会场，听众有一种被领导者“放在眼里”的感觉，从心理上拉近了讲话者与听众的距离，听众便对领导者有了一份注意。这种目光与目光的注视，实际上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与沟通，给听众一种亲和感，增强了讲话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一名照稿念话的领导，稿子大部分都是秘书班子。念的大部分又是套话、空话，大条小条、一是二是、一点两点，就像毛主席讲的：“甲乙丙丁，就象开个中药铺，”念来念去让听众难以分清哪是领导强调的重点，听不出哪些是领导自己要讲的东西，使听众听得一头雾水，更谈不上语言风格。
姿态感染效应。照稿念话者，动作姿态单一。一般以有坐姿、拿稿为主，很难配以必要的手势。而即兴讲话者由于脱稿而讲，身体可坐可立，手势可招可挥，大有挥斥方遒之势。良好的手势动作、言谈举止，是语言的必要补充，增添了讲话的风采，会极大地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一个协调、合体、大方的讲演动作，能够为观众留下美好乃至永生不灭的印象。比如，毛主席生前从延安赴重庆谈判登机“挥手之间”，以及在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湖南语言风格与挥手致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蒋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心和勇气。
离别发言稿篇4
讲话稿也称“发言稿”，是在某种特殊场合要讲话前所拟定的书面稿子。其作用是节省时间，集中、有效地围绕议题把话讲好，不至于走题或把话讲错。
讲话稿的用途
讲话稿的使用范围很广，多用于各种大小会议、广播录音、电视录像等口头表达；也可以登报印发成“书面发言”。
讲话稿和发言稿的区别
“讲话”和“发言”本是同义语，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现在多数是把领导和主持人的发言称为“讲话”，其他个人或与会人员所说的，统称为“发言”。
讲话稿一般应由讲话人自己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经过授意由别人，或由秘书、干事等代劳。讲话稿有详稿、略稿和腹稿之分。详稿准备较充分，只消拿到会议上去念就行了；略稿是个提纲、要点，在发言时要再作发挥；腹稿，仅仅在头脑里酝酿一下，考虑个大概，到时即席发言，然后根据别人的记录整理成书面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讨论第三种。
“讲话稿”除“发言稿”这个别名外，还有演讲稿、演说稿、谈话稿、会议报告稿等。其性质与特点，都大同小异。
讲话稿的特点
文章是给人看的，讲话则是给人听的。看起来顺眼的文章，听起来不一定顺耳；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句子，说给人听，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文章可以反复看几遍，哪句看不懂，就看哪句；听别人在会议上讲话，就不可能让别人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老重复一个内容。讲话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弄不清前句的意思，后一句就难于理解了。结果，话讲得越多，别人越不听。因此，写讲话稿，就是要抓住讲话的通俗化和日语化两个特点。
讲话要通俗，就是要适合人的听觉的需要，适合听众的接受水平，容易叫别人理解和接受。
我们知道，听报告时，听众只能发挥其听觉的作用，他们看不到实物与环境，难以知道具体的形象，只有靠讲话人的描述或讲解，才能使听众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或逻辑上的说服力量。所以，通俗的讲话，可以补充视觉之不足。另外，通俗，不能理解为庸俗。它要求语言朴素、自然，不堆砌概念，不装腔作势。
讲话要口语化，就是写的稿子，别人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它的语言简短精练，形象、生动、具体，别人不仅听得明，而且印象深，记得牢。
讲话稿的注意事项
1。要看听众。讲稿的效果好不好，不是撰稿人个人或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评定的，而是要由广大的听众来打分，因此讲稿首先要考虑听讲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说服他们；同时，事先要尽可能估计到，可能有人产生什么样的怀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不同的议论，以便能够及时予以回答。这就要求演讲者把想和讲有机地统一起来。
2。要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撰稿人吃透两头。一是了解上面的方针政策，二是了解听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两头吃透了，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哪些多讲，哪些少讲心中就有数了。这样讲起来，有针对性，听众也会觉得受益匪浅，听得全神贯注。
3。态度明朗、观点正确。讲话人，对所讲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表扬还是批评，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举例要恰当，引用材料要准确，对于有些材料要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不能拿来就用。看问题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曲从附和，不任意上纲。
4。主题要单一。一次会议总有一个主题，讲话者也往往不止一个。所以讲话，首先要围绕会议主题讲，不能离开会议主题，信口开河。
现在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因此，要尽量把话写得简明扼要、干净利索。话讲长了，不仅会影响讲话的效果，而且会引起人们的厌烦，不得人心。因为人持久或过度地听讲，会因听觉器官的疲劳而造成全身不舒服，必然精力分散。俗话说“话多如水”。因此，讲话要克服一种坏习惯，即一讲就长篇大论，胡拉乱扯，重复罗嗦，没完没了。
讲话稿的要合乎口语
写讲话稿，要像说话一样简短亲切。绝不要乱抄文章上的一些洁屈聱牙的句子。具体来说，写讲话稿要从下列几方面做到口语化：
1。用句要短，修饰语要少；文言句子和倒装句要尽量避免使用，以免造成听众的错觉或分散注意力。
2。一些书面语言的词汇，要改用口语词汇。如“迅速”可改成 “很快就”；“立即”可写成“马上”；“从而”可改成“这样就”；“连日来” 可写成“这些天来”；“地处”可改成“位置在”；“备定”可写成“准备好了”等等。
3。一个意思有几个词都可以表达的，要尽量选择其中一听就懂的词，如“对垒”、“交锋” 就不如“比赛”通俗易懂。
4。不该省的字不要省。如“同期”最好写成“同一时期”，以免发生误会。
5。要分清同音的字和词。比如“全部”容易错听为“全不”；“喉头”跟“猴头”分不清，应写成“喉咙头” 就好。
6。方言土语要少用。听众一般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用方言土语多了，有些人听不懂，或者窃窃私语，也会影响会场秩序。如“假茶叶”是贵阳的土话，外地人很难知道它是指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东西。
7。用引号表示相反意思的词，在其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以表示否定。用括号作注释的，要改为直接叙述。
离别发言稿篇5
用途
讲话稿的使用范围很广，多用于各种大小会议、广播录音、电视录像等口头表达;也可以登报印发成“书面发言”。
讲话稿和发言稿的区别
“讲话”和“发言”本是同义语，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现在多数是把领导和主持人的发言称为“讲话”，其他个人或与会人员所说的，统称为“发言”。
讲话稿一般应由讲话人自己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经过授意由别人，或由秘书、干事等代劳。讲话稿有详稿、略稿和腹稿之分。详稿准备较充分，只消拿到会议上去念就行了;略稿是个提纲、要点，在发言时要再作发挥;腹稿，仅仅在头脑里酝酿一下，考虑个大概，到时即席发言，然后根据别人的记录整理成书面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讨论第三种。
“讲话稿”除“发言稿”这个别名外，还有演讲稿、演说稿、谈话稿、会议报告稿等。其性质与特点，都大同小异。
特点
文章是给人看的，讲话则是给人听的。看起来顺眼的文章，听起来不一定顺耳;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句子，说给人听，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文章可以反复看几遍，哪句看不懂，就看哪句;听别人在会议上讲话，就不可能让别人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老重复一个内容。讲话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弄不清前句的意思，后一句就难于理解了。结果，话讲得越多，别人越不听。因此，写讲话稿，就是要抓住讲话的通俗化和日语化两个特点。
讲话要通俗，就是要适合人的听觉的需要，适合听众的接受水平，容易叫别人理解和接受。
我们知道，听报告时，听众只能发挥其听觉的作用，他们看不到实物与环境，难以知道具体的形象，只有靠讲话人的描述或讲解，才能使听众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或逻辑上的说服力量。所以，通俗的讲话，可以补充视觉之不足。另外，通俗，不能理解为庸俗。它要求语言朴素、自然，不堆砌概念，不装腔作势。
讲话要口语化，就是写的稿子，别人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它的语言简短精练，形象、生动、具体，别人不仅听得明，而且印象深，记得牢。
注意事项
1。要看听众。讲稿的效果好不好，不是撰稿人个人或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评定的，而是要由广大的听众来打分，因此讲稿首先要考虑听讲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说服他们;同时，事先要尽可能估计到，可能有人产生什么样的怀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不同的议论，以便能够及时予以回答。这就要求演讲者把想和讲有机地统一起来。
2。要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撰稿人吃透两头。一是了解上面的方针政策，二是了解听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两头吃透了，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哪些多讲，哪些少讲心中就有数了。这样讲起来，有针对性，听众也会觉得受益匪浅，听得全神贯注。
3。态度明朗、观点正确。讲话人，对所讲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表扬还是批评，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举例要恰当，引用材料要准确，对于有些材料要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不能拿来就用。看问题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曲从附和，不任意上纲。
4。主题要单一。一次会议总有一个主题，讲话者也往往不止一个。所以讲话，首先要围绕会议主题讲，不能离开会议主题，信口开河。
现在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因此，要尽量把话写得简明扼要、干净利索。话讲长了，不仅会影响讲话的效果，而且会引起人们的厌烦，不得人心。因为人持久或过度地听讲，会因听觉器官的疲劳而造成全身不舒服，必然精力分散。俗话说“话多如水”。因此，讲话要克服一种坏习惯，即一讲就长篇大论，胡拉乱扯，重复罗嗦，没完没了。
要合乎口语
写讲话稿，要像说话一样简短亲切。绝不要乱抄文章上的一些洁屈聱牙的句子。具体来说，写讲话稿要从下列几方面做到口语化：
1。用句要短，修饰语要少;文言句子和倒装句要尽量避免使用，以免造成听众的错觉或分散注意力。
2。一些书面语言的词汇，要改用口语词汇。如“迅速”可改成 “很快就”;“立即”可写成“马上”;“从而”可改成“这样就”;“连日来” 可写成“这些天来”;“地处”可改成“位置在”;“备定”可写成“准备好了”等等。
3。一个意思有几个词都可以表达的，要尽量选择其中一听就懂的词，如“对垒”、“交锋” 就不如“比赛”通俗易懂。
4。不该省的字不要省。如“同期”最好写成“同一时期”，以免发生误会。
5。要分清同音的字和词。比如“全部”容易错听为“全不”;“喉头”跟“猴头”分不清，应写成“喉咙头” 就好。
6。方言土语要少用。听众一般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用方言土语多了，有些人听不懂，或者窃窃私语，也会影响会场秩序。如“假茶叶”是贵阳的土话，外地人很难知道它是指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东西。
7。用引号表示相反意思的词，在其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以表示否定。用括号作注释的，要改为直接叙述。
离别发言稿篇6
播音员、主持人的即兴口语．是指离开稿件的即席发挥、新闻事件现场触发的口头报道、即兴点评或直播的临场应变以及采访或谈话节目中的非事先设计的问答。它具有临场发挥、灵活多变等特点．在表达上占有反应快捷、生动自然的优势。由于表达必须一次性完成。这给播音主持工作增加了难度，同时也是对播音员、主持人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一种挑战。
有稿播音主持。即有文字依据的播音、主持。这看似一个简单过程，但做好并不容易。有些播音员主持人接过稿件后，不假思索，随口把稿件快速说出来．照本宣科．相当于“传声筒”的角色。这不可能感动和感染受众。完全失去和受众交流的机会。作为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语言表达的好坏与他们本身素质有很大关系。在进入播音主持前必须对文字稿件进行二度创作．不能仅仅局限于稿件本身，应从稿件出发去联想、想象，从文字表面去辨析语义、分析背景，同时又不同于稿件，更深刻地认识稿件内容的真实性，促进表达的生动性。只要进入播音状态，就应该比自己单纯看那些文字作品稿件，更容易被打动、被感染，真正做到锦上添花。
无稿播音也叫即兴播音．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无稿播音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结合当下语境的口语创作，是一种话筒前的口语活动，是播音员、主持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表达形式。
主持人节目是一种典型的无稿播音形式，经常采用互动式的话语方式．如谈话节目、热线直播、网友的介入、受众直接参与的节目等等。主持人的语言活动处在真切的交流之中．处在不断变化的某些具有不可预测因素的语境当中，这些不能靠幕后导演来处理。只能靠主持人在现场第一时间的瞬间机智来巧妙化解。主持人的即兴口语及应变语言成为主持人语言基本功的重要内容。
现场报道，对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来说，是较高水准的报道形式，要求主持人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即席发挥的口语表达能力。一般来说，主持人走进现场。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的现场。情绪是很容易被调动的，因为他们看到现场的情形，听到现场的声音，比文字稿件来得更直接，也更容易让人激动。主持人的任务是控制情绪并以更恰当的方式、更贴切的语言告诉受众发生了什么及现场进展情况。比如，“5・12”四川汶川地震灾情发生后，央视直播室抗震救灾节目主持人赵普、文静、徐俐、耿萨等全天候现场直播《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节目。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播音员、主持人、记者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尽管他们内心悲伤。无法忘记那些忧伤的画面、那些英雄，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调整心态。坚持不让自己泪流满面．因为他们有着更重要的任务，要把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想表达的，用真挚的话语、真实的画面与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分享”。这也全面体现了播音员、主持人对“即兴”的综合运用。
离别发言稿篇7
这是他们四兄弟在家乡与亲人们离别的一顿饭了，因为等下他们就要出海了，能否带着那条小命回来都不知道！在这个混乱的世界谁知道呢？
：“上船了！西多检查一下你的发言稿！”“我的发言稿呢？这个不是我的呢！”“你自己临时拟个吧，没时间了！”“肯定是这个巴奇，看我等下怎么收拾他！”：“大家安静”现在有请副船长西多发言！：“兄弟们，你们是为什么上的比克号”“为了奔向大海！”“你准备了什么？”“我们准备了实力与生命！”“那我们怕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船队最严厉的纪律是什么？！”“内乱！”“内乱者，由船长亲自 ，杀！”“出发吧！”
四兄弟怀着自己的梦想奔向了大海！
离别发言稿篇8
一、演讲稿的概念
演讲稿，从对演讲者的关系来说，是演讲者用于传播信息的依据、规范和提示，它属于应用文中一种独立的文体。
说演讲稿是依据、规范和提示，就是说演讲稿是可变的，是不定之稿。这是因为，尽管你在撰稿时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不可能全部写进去，而在演讲的具体时境中，这些未写进去的却可能是更有意义的，这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发挥。而这种发挥必须在演讲稿这个依据上进行，在它规范的演讲的中心、方向、范围内进行，这才不至于漫无边际，偏离中心。说演讲稿是一种提示，是指演讲稿应把演讲时应采取的情感处理，语势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手势的动作幅度等的示意，以给演讲者的提示。这里强调一下，演讲稿和演讲辞不是一回事。演讲辞是根据演讲实况记录下来的，或者是在原演讲稿的基础上加工整理的固定文稿。而演讲稿则不是固定的，是比较粗糙、原始的。 二、演讲稿的范围
演讲稿的范围从广义和狭意两种角度看是有一定区别的。广义的演讲稿包括了凡是符合基本传播模式和过程要求的文字稿。比如：讲话稿、报告稿、谈话稿、教案演讲稿等。而狭义的演讲稿是指专用于演讲的、只作为演讲依据、规范和提示的文字稿。两者的区别有以下几点。其一，狭义的演讲即演讲者根据听众反馈可以随时调整语言传播内容，而广义的演讲如报告则不能;其二，广义的演讲一般都是由具有特定身份(职务、职称)的人承担。如讲课，主要是由教师、学者担任;讲话、报告主要由领导担任。而狭义的演讲则无此限，三教九流中的人谁都可以去讲;其三，广义演讲的内容大都是专指的，如报告都是就某个问题的阐述;讲课，内容是教科书上规定的。而狭义的演讲即使是命题演讲，也只规定题目不限定具体内容;其四，从传播媒介上看，广义演讲和狭义演讲都以有声语言为主，但狭义演讲更讲究运用无声语言，力求有讲有演，生动活泼。而广义演讲却不宜多用无声语言和演的手段，以免喧宾夺主。 三、演讲稿的分类
根据演讲稿的某一种属性划分演讲稿的类别是唯一科学的标准。目前划分演讲稿类别的标准(角度)主要从演讲的目的趋向、演讲的专业内容和演讲的方式限定三方面入手。 从演讲方式限定上看，可把演讲稿分为命题演讲稿、即兴演讲稿和论辩演讲稿三种。这样分类主要在于演讲稿的传播形式即怎样的讲法，其实演讲稿的内容和另两种的分类属下的演讲稿是一样的、重合交差的，故这里不多说。
从演讲的专业内容上看，可以把演讲稿分为政治演讲稿、生活演讲稿、法律演讲稿、学术演讲稿、教育演讲稿、军事演讲稿、商业演讲稿等等。这种分类法属下的各种演讲稿，我们将在后面详细逐类介绍，这里也不赘述了。下面我们侧重谈谈从演讲目的趋向上怎样划分演讲稿： (一)立论性演讲稿。这类演讲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某种观点，用论证的方法使听众了解、赞同和接受，并进而使听众产生一定的行动。如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马寅初的《北大之精神》、朱自清的《论气节》、彭德怀的《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等。
离别发言稿篇9
关键词 广播电视；广播编辑；编辑修养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7-0014-02
广播编辑的任务是经办节目，他们把记者和各方的来稿以及自己编写的稿件，制作的节目组编成各种节目，如新闻节目，各种专题节目，对象性节目和服务性节目，广播编辑要通过举办各种节目，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生动、具体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形象通俗地传播理论知识，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及时、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积极、热情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新经验。
那么，作为一名广播编辑，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政治修养
广播编辑在业务实践中要努力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成为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观察家和批评家。
广播编辑工作要把电台的宣传方向，要代表编辑部发言，要把住一切关口防止发生差错，要对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要自己采写一部分稿件，这一切工作都必须有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作指导。
为此，广播编辑必须努力学习和贯彻党的政策，一定要学深、学透，理解要准确，才能有正确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才能掌握时代的要求，才能发现社会前进中的新事物，新动向，新问题，新经验。
同时广播编辑还要一定时期深入群众了解实际，通过研究实际加深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磨练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2）文字修养
广播编辑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要求较强的工作，编辑处理和编写的稿件，制作的节目，在宣传业务，文字修养，声学艺术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编辑有丰富的知识，有较好的文字修养，有多方面的写作能力。
广播编辑在文字上的加工是大量的，语言不规范，要修改，逻辑性不强，可以把一些词句调换一个位置，概括性的语言写的不理想，可以根据稿件提供的材料重新概括，总之，凡是稿件中文理文法不通，词句不准确，不理想的地方，都要改过来，使广播稿明白通顺，合乎逻辑，合乎语法，做到准确、鲜明、生动。
广播编辑还要特别注意从听的角度考虑上一句和下一句，上一句短评和下一句短评，上一个词和下一个词的连接会不会使听众理解成完全相反的意思。
广播编辑把好文字关，还要注意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有的同志认为广播稿的标点符号马虎一点无关紧要，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广播稿的标点符号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播音员对稿件内容的理解和表达。
书面语言里使用的各种标点符号，广播稿里都应当正确使用，但是，广播稿使用标点符号时要兼顾到说起来顺当，听起来清楚这两个方面。从播音的角度考虑，有的标点符号在口语里没有相应的标志，播音就很难表达。比如，句号和逗号可以用停顿长短不同来表达，问号和感叹号可以用不同语调来区别。可是，括号、引号、破折号和省略号播音时就不好表达，听众也很难听出来这类标点符号，写稿人和编辑都不能机械照办，要根据广播的特点灵活运用。
3）知识修养
新闻工作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应当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有人提倡广播编辑当“杂家”，在“杂家”的基础上当“专家”。
有人认为，做新闻工作，写新闻报道，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如实写来就是，不像作家、学者著书立说，需要丰富的知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编辑工作，接触面广，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编辑工作要敏锐地分析情况，抓住问题，特别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知识有助于编辑不把大事当小事，不把一件普通的事当成重要的事来报道，知识还有助于编辑堵住记者的差错，弥补记者的重大遗漏。
提倡编辑当“杂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在“杂家”的基础上当“专家”，编辑在宣传业务上有分工。广播编辑要花更多的精力掌握自己分工负责宣传的那些部门的专业知识，比如，工业编辑，对国家发展工业的方针政策，历史的，现在的，要了解，工业生产的一般知识要了解，有关的自然科学要了解，外国工业发展的情况要了解等等，有的情况要熟记，而有的情况要熟悉。
提倡编辑在当“杂家”的基础上当“专家”，不是要求广播编辑成为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文艺理论家或某一方面的科学专家，而是要求广播编辑在积累知识方面，要在广和博的基础上求精求专，无论宣传哪一个具体行业，都不能说外行话，广播编辑应当成为“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成为能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各种问题的宣传报道家。
4）文艺修养
对话，是广播特点比较鲜明的一种体裁，适用于知识性、教育性、对象性、新闻性、服务性和文艺性等各种节目。
广播编辑写对话可以缩短编辑和听众的距离，编辑必须不断琢磨听众对所讲的事和问题有什么想法？听到什么地方有可能想些什么？从酝酿、写作到成稿的整个过程中，编辑都在不断分析听众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这就有利于缩短编辑和听众的距离。
配乐广播是由语言和音乐组成的节目，配乐节目是个综合体，它不是音乐加文字，而是音乐配文字。
好的配乐节目，文字和音乐是水融，融合在一起进入听众耳朵的，听众决不会在听文字内容时被音乐分了神，忘记了文字，也不会感到音乐在干扰，影响收听内容。
为了编写和制作好配乐节目，广播编辑要读一点儿有关音乐知识的书，提高音乐方面的修养。
5）专业技能的修养
广播需要掌握的专业技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听众心理学
广播编辑必须研究听众心理学，要研究广大听众的共同的普遍的心理规律，要研究各类听众的特殊的心理规律和特殊的心理状况。
第二，广播语言学
广播编辑要能熟练地掌握现代汉语用词造句的基本规则，恰当地使用汉语的丰富词汇，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
在修改和编写稿件的时候，要在口语、通俗、形象、生动、有趣等方面下功夫。
第三，加强口播锻炼
在广播业务的改革和创新中，编采播合一的作法得到了发展，以编辑出面担任节目主持人，自编自播的节目相继出现，编辑在广播中直接和听众见面的做法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因此，广播编辑除了改稿、编稿、写稿以外，还要锻炼口播。编辑的口播只要口齿清楚，讲的亲切、自然，有自己的风格，就可以上广播。
第四，懂得录音，复制的技术知识
离别发言稿篇10
一、适合现场表达 演讲语言是经过精心锤炼和构筑的口语，是生活化的语言，它的语汇、句式和语气都有浓厚的口语色彩，通俗晓畅，自然流动，没有雕凿的痕迹，没有公文的程式化，没有诗歌式的跳跃和剪辑．因此，它很适合自如的口头表达．演讲语言又为演讲人运用语气、停顿、语调等语音手段和感情、手势等体态语言提供了充分的表现余地．总之演讲语言既要能“讲”又要能“演”，便于现场表达．在起草演讲稿时，要摆脱其他文体的负面影响，在语言体裁的抒情上以适合现场表达为尺度．请看秋瑾的著名演讲《敬告二万万女同胞》：
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
这段文字既是精妙的语句组合，又是晓畅通脱的口语；既有催人猛醒的连珠炮式反问，又有冷静剖析的精到陈述；既有信手拈来的散句，又有回环复沓的顶针式排比，且整中有散，不拘一格；既有变化多端的语气语态，又在造句上恣意而为；短句为主，长短参差，如同信口而说，但又富于韵律；既是逻辑严密的议论，又是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既是高屋建瓴的精辟之言，又像拉家常一样平易；既有愤懑之问，又有幽默之语．只是阅读，就觉得演讲人的声口、神情、态度呼之欲出．这样的文字无疑是适合亦“讲”亦“演”的现场表达的．
二、适合于现场调控 写作演讲稿的运思阶段就要顾及针对听众的现场调控．要适当地预设或埋伏一连串能够触发听众的想象、情感、意志、经验等等的兴奋点，以便张弛有度、擒纵自如地驾驭现场，调控听众，促使听众参与，更好地进行现场交流．在成文过程中，要围绕演讲目的和内容，在开头、过渡、展开、收束等各个环节上有意识地运用调控技巧．比如，在行文上，设置悬念以引人入胜，运用蓄势的手法导向情绪的爆发点，形成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涡旋．还可以点缀“闲话”，以调节心理、活跃气氛，化隔膜为亲密，化挑剔为欣赏，及时喷洒防止精神疲劳的清醒剂．其实调控手段远不止这些．此外，写作演讲稿时，对风云变幻的“现场”要有所准备，必要时还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所设想．鲁迅的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有这么一段：
北京有一派人骂新文学家，说：“你们不应该拿社会上的穷人和人力车夫做材料．你们做诗做小说应该用才子佳人的做材料，才算是美，才算是雅，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但他们现在也都跑到南方来了，因为北京的象牙之塔已经倒塌，没有人送饭给他们吃，不能不跑了．……为人生的文学家，平时就很危险，到了革命的时候，死的死，流落的流落，因为他们的感觉比普通一般人敏捷，他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平常的人都不了然，他们的境遇往往是困苦的，所以能够看见别的困苦．
作者一方面成功地表达了演讲内容，一方面顾及了现场调控．北京的“一派人”的话中有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作者引用过来自然引起听众对演讲人如何作答拭目以待，然而只用一个“但”字转到他们不“美”不“雅”地逃到南方混饭吃，以其行驳其言，俏皮机智，令人哑然失笑，接着又用为人生的文学家的艰难处境与之对比，含蓄地予以赞扬．如果说这是一个不露形迹的情绪热点的话，那么前面的冷嘲就是有力的反衬式铺垫和蓄势．这段演讲看似漫不经心，但对材料的选择和组合对先谈什么后谈什么以及怎样说，都有精心的考虑，以求得更好地调控和驾驭听众．
三、适合于现场听众 听众的性别、年龄、种族等自然特点和情感、意志、趣味等心理特点以及文化、教养、境遇等社会特点，都要纳入演讲稿的构思之中，切忌目中无“人”．撰搞时的感觉，应是面对听众，说出他们乐于倾听的话．即便是一个说法一个称呼语也是值得再三斟酌的．曲啸在向劳教人员演讲之前就苦思冥想了这样的“提法”：“触犯了刑律的朋友们”，结果使这些特殊的听众万分感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在答谢宴会上的祝词中说：
昨天，我们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之一——中国的长城．当我在城墙上漫步时，我想到了为了建筑这座城墙而付出的牺牲；我想到它所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上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决心；我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
面对在座的中国官员，作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热情赞扬了中国人引以自豪的长城，是很能博得好感的，也淡化了两国政府的原则分歧所造成的阴影．演讲还围绕“长城”借题发挥又说了几段话，使“拆除我们之间的这座城墙”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显得轻松．敏感的听众意识使演讲人选择了“长城”这个自然、得体、巧妙的角度．
四、适合于现场环境 演讲是发生在某个特定时空的行为，将要在哪里演讲，以及“此时此地”的情景，也是在准备演讲稿时应当考虑的，是北疆还是南国，是故地还是异乡，是城市的广场还是乡村的田头，是轻松的场合，还是庄重的典礼，是相聚于一室还是于行旅之中，这些环境因素完全可以作为演讲的构成要素，有时甚至可以作为构思的重要基础，构成演讲的框架，以调动思想、感情和生活的积累，形成独特的情绪基调和语言特色．沈吉奎在为从台湾回来探亲的“七爷”夫妇举行的欢送会上有一段动人的话：
今天夜晚，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在亲人即将离别的时刻，一家老小，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没有见过面的远在台湾的四位叔叔姑姑们，他们没能和七爷爷七奶奶一同归来，我只能在照片上看到他们，假如他们也能同路归来，也能参加今天的盛会，假如他们也能回来让我们看上一眼，也能端起家乡的酒杯，那该多好啊！我盼望他们早日归来，抚一抚家乡的土地，喝一口家乡的米酒，诉一诉离别的衷肠．回来吧，我亲爱的叔叔姑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