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十篇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1

欧罗巴星人代表着个人金融行为互联网化程度最低的一个星际民族。在八维度的测试中，得分为0，即没有任何一种金融互联网化行为。在e金融宇宙中，欧罗巴星人目前居住在木卫二上，存活在冰层底下的深海温水区，这里到处是海水，在深海处暂时还没有互联网的存在。

火星人代表了e金融宇宙中个人金融行为互联网化的启蒙部落。在八维度的测试中，得分为1至3，即有1至3种金融互联网化行为。火星人作为类地行星上的生物，已经处在金融互联网化的初级阶段了。

土星人代表着蒸蒸日上的现代民族，在八维度的测试中，得分为4至6，即有4至6种金融互联网化行为。土星是一颗气态行星，居民们以吸收闪电的能量为生，能迅速地接受到各界信息，快速应用各种互联网技术进行交易。

星际游牧民族代表最潮的宇宙民族，在e金融宇宙里，进化程度排在最前端，在八维度的测试中，得分为7至8，即在金融行为的各个维度几乎全部实现了互联网化，互联网金融在这里早就像灰尘一样融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通过对e存、e贷、e支付、e理财、e保险、e众筹、e货币、e信用八项e金融行为进行调查，发现e金融宇宙居民的金融互联网化行为特征如下：

e金融行为中，e支付独领，共264人参加了本次e金融宇宙居民调查，有249人（94.32%）使用过e支付，支付工具的日渐普及让e支付在一众e金融行为中脱颖而出。

e理财、e货币和e存的使用率也比较高，分别为58.33%、56.82%和52.65%，均达到了半数以上。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2

一、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征信服务场景应用现状

（一）应用模式

互联网金融企业征信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传统金融机构借力互联网技术拓展基础金融业务，如江苏银行个人税e融、卡易贷、享e融，邮储银行的白领贷等网贷；二是以电商购物平台为应用场景的消费信贷产品，如蚂蚁金服的“花呗”、京东金融的“京东白条”、微众银行在微信钱包上线的“微粒贷”等；三是P2P网络借贷平台推出的借贷项目，如陆金所、人人贷、开鑫贷等。

（二）模式分析

模式一是线下业务的线上迁移和拓展，借助央行征信系统风险可控性强。模式二是在网购场景中依托消费金融大数据为满足信用评分的用户提供消费借贷金融服务。模式三是网贷平台采用线下征信或借助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等第三方数据以信用中介身份提供借贷信息服务。后两种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典型业务形式，市场前景广阔，但风险较难掌控。三种应用模式本质均是信贷消费金融，难点和关键是风控。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商业征信、民间征信、大数据征信均未发展成熟，征信服务需求机构无法获取高质量信用报告用于风险管理和控制。央行征信中心数据仍是最权威、最全面的，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获得征信牌照后积极申请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三）接入现状

截至2016年底，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7家消费金融公司，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新型网络银行以及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都已成功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为用户提供基于场景应用的征信借贷业务。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逐渐改变，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主体能力差异，使公众在享受快捷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自身的信息安全。近日，“微粒贷”偷查个人信用报告事件，引发了业界对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征信服务监管问题的关注。

二、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征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流程设计风险提示不充分

互联网金融借贷产品不同于一般金融产品，流程设计上不能仅考虑互联网服务简洁和便捷，而忽略流程设计本身的合规性。以“微粒贷”事件为例，申请人点击“查看额度”即视为申请开通。这种三步并两步的做法，看似快捷高效，但涉嫌侵害用户合法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等各类信息时，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用户因为好奇或不慎点击“查看额度”，而后台默认“申请开通”，显然涉嫌使用“引人误解”的介绍诱导或诱使用户开通网络贷款业务。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释义》及金融业的行规，涉及到金钱交易和个人隐私时，用户应该能获得“一眼就能看得到”的风险提示和说明。因此“微粒贷”获取征信电子授权具有形式合法性，但操作流程上存在风险提示不充分的问题。

（二）接入机构管理薄弱无完备处置机制

为保护信息主体权益，征信中心加强接入机构监管，如实施接口改造、定点监测、信息安全检查及风险评估等工作，必要时自启熔断机制，确保系统合规使用。但随着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创新和征信数据需求的加大，尤其是征信应用场景多样化，机构接入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对监管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对诸如买卖信用报告获取私利、征信电子授权不规范、数据质量差、异议处理不及时等违规和风险事件，目前仅是以通报或罚款的方式加以惩罚，缺乏更严格的惩戒性处罚。

（三）接入机构异议处理机制不健全

按照《征信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规定，信息主体本人认为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可以向商业银行提出异议。在“微粒贷”网页界面上，没有设置能够引起用户足够注意的征信异议、投诉和处理的功能提示，虽然有在线客服的功能，但服务定位不明确，回复不及时，导致异议处理形同虚设。微信用户通过朋友圈和媒体发文表达对微众银行查询信用报告行为的质疑，而不是申请异议处理，反映出以微众银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在异议受理、核查、数据纠错、网络舆情应急处置等征信异议处理机制方面亟待完善。

（四）循环贷征信上报规则易引起误解

循环贷是一次授信，可多次使用相同贷款额度，具有随借随还、重复使用的优点，可以被认为是无实体介质的信用卡。但目前，循环贷征信数据上报模式遵循的是普通贷款的规则，该种上报接口没有“授信额度”字段，只能用“发放额度”代替“授信额度”，用“余额”表示实际“使用额度”。因此，当微粒贷用户授信额度为5万元借款1万元时，会体现出发放5万及余额1万的信息。此外，循环贷结清状态栏显示为“0”，不是普通贷款结清状态下的“还清贷款”。这种上报方式容易引起误解，受信息主体辨识能力差异限制，部分人会认为负债金额被夸大，特别是在被银行拒贷或者拒办信用卡的情况下易引发争议。

（五）授信接入机构征信宣传不到位

目前，社会公众对信用报告如何查、为何查、怎样用等基础知识并不明确，而是普遍认为只有商业银行才能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忽略了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新型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授信接入机构同样可以查询。由于金融市场混业、交叉经营的快速发展，受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主体能力差异，普通民众不能直接识别哪些在线产品是借贷性质的。目前已知的“京东白条”、支付宝“花呗”和“借呗”以及微信钱包的“微粒贷”等都是借贷类产品，在申请使用时要查个人信用报告，出现逾期时也会被记录征信系统反映在个人信用报告上。此事件反映出征信管理部门应加大对互联网授信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的宣传和征信知识普及教育。

三、监管建议

（一）强化风险提示，确保授权合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先进的科技应该有先进的监管措施作支撑。首先，应制定互联网征信电子授权的操作规范。指导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设计金融产品操作流程时，应能够体现自愿授权的意思表示，不能为了追求更高的贷款用户转化率而故意弱化风险提示。其次，尽快制订出台征信电子授权身份识别技术规范，对现有人脸识别、网银识别、数字证书验证、银行卡验证、私密性问题验证等技术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征信电子授权业务中的技术种类及执行标准，进一步明确信息交叉验证的基本条件。

（二）加强机构管理，引入准退机制

建议实行接入机构分类评级管理制度，对接入机构进行差异化、针对性的管理。分类评级监管指标应涉及合规风险防控、客户权益保护、系统安全性、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若接入机构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数据异常的，应及时对信息提供者实施再审查程序，调整机构分类评级等级并采取相应措施直至退出征信系统。例如，对于处于较低等级的接入机构，可暂停查询权限，限期整改并上报整改报告，并启动再审查程序，淘汰不符合要求的接入机构。

（三）贯通异议通道，落实异议处置机制

《条例》赋予信息主体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当信息主体发现信息存在异议，且可确定异议信息的提供者时，可直接向该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申请。各互联网接入机构作为个人信用信息的第一手接触者，对真实情况最为熟悉，理应担负起异议处理的责任。首先，应按照《条例》规定制定异议处理的内控制度，有章可循，才能管理有序。其次，提升客服功能，拓宽沟通渠道。针对互联网企业的特性，应提升客户服务功能，做到及时回复，增加异议处理的效率。再次，可参照提供不良信息告知义务的规定，强制执行短信提醒的功能，告知用户如对征信存有疑问，可以拨打客服电话或者联系当地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等提示性语句等。

（四）规范循环贷的征信上报规则，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一是规范循环贷的数据上报接口程序。循环贷本质类似信用卡，所以征信数据上传时应遵循信用卡的上报规则，即在信用报告上反映为“授信额度”和“已用额度”，结清状态栏显示为“已结清”，利于消除误解。二是完善危机公关及应急处理机制。由于互联网具有传播快的特性，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要有应急处理的能力和引导机制，针对不良舆论事件，可在公司官网做出声明或邀请记者及时做好解释工作，避免对征信行为的不良导向。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3

 

中国的计算机网络互联网金融行业将走向何方?如何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管，防范和打击相关犯罪行为?围绕这些问题，与会代表委员开出自己的“药方”。

 

为互联网金融业悬上“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异军突起。据统计，截至2015年，P2P网贷平台已达到2595家，交易规模9823亿元，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占全部线上支付的比例超过87%，远高于银行在线支付规模。

 

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普惠性，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利用平台进行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特别是去年，知名P2P平台“e租宝”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提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晶莹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审时度势，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e租宝’等实质上都是打着‘互联网金融’幌子进行非法集资、自融、‘旁氏骗局’等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给群众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针对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乱象，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表示。

 

谢卫认为，必须坚决取缔此类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完善法律和监管制度，为公安执法和群众维权提供法律依据，为行业的发展悬上“达摩克利斯之剑”。

 

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频频发生，也让全国人大代表李晴忧心忡忡。作为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支队长，在他看来，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前置的行政执法始终难以到位，使公安机关打击网上金融犯罪成效受到影响。

 

“只有把精力从以往的事后打击，转移到加强事前多部门协同监管上来，才能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李晴说。

 

陈晶莹也持相同意见。她建议，建立一个与央行平级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对于提供产品服务的机构进行监管。她表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主要是机构监管，更多时候交给地方的金融机构。而互联网金融是跨地区跨界金融，很容易产生监管的空白。

 

金融市场稳定发展需有效发挥司法机关作用

 

今年已是“互联网金融”连续第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关注重点已由“促进”转变为“规范”。2016年因此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规范元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今年将开展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秉持公平竞争、穿透式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等原则，识别风险点。

 

对互联网金融加强监管的号角去年已经吹响。日前，中央政法委、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专门会议，明确要求把整治互联网金融作为今年一项重要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郭文圣肯定了司法机关在查办“e租宝”案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司法是保护金融市场主体利益的最后一道关口，金融市场要健康稳定发展，必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许多代表委员表示，行业发展初期，有效监管缺失，不少互联网金融公司钻监管的空子，游离在灰色领域，如果不加以规范就有可能触及法律红线。围绕如何建立适度有效的监管体系、执法体系，受访代表委员各抒己见。全国政协委员、财经学者刘惠好对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关注已久。来京参加两会前，她就准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议。

 

刘惠好强调，应加强法院、检察、公安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综合联动，对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洗钱、诈骗、非法集资和非法证券等各种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近4年三提有关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提案的谢卫建议，对互联网金融公司不规范的地方对照传统金融监管政策逐一梳理，制定出一套既符合互联网金融的特色又契合传统金融风险控制原则的细则，推动行业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

 

规范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健全的法律保障。受访代表委员普遍认为，要用新法规、新机制、新技术来防范金融风险。

 

陈晶莹认为，规范互联网金融，首先要统一立法，因为目前互联网金融只有相关部委发出的意见，不能凭此设立行政许可和进行行政执法。她建议立法、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大力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对于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金融’，应在电子交易合法性、安全性方面加快立法，出台数字签名以及电子凭证有效性的条件和标准。”郭文圣呼吁，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速度，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郭文圣提出，针对网络金融犯罪，尤其是金融中介服务中涉及欺诈的，可考虑由央行、公安部等部门联合组成金融犯罪投诉中心，接受消费者多渠道投诉，掌握市场真实信用风险状况。

 

刘惠好同样认为，应成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处理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投资者投诉，受理咨询并负责协调法律援助，构建专业的权益保护投诉平台。

 

受访代表委员还建议，可考虑设立专门网站和宣传窗口，实时更新诈骗案件，进行警示教育，促进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互联网改变的只是金融的业态，却没改变其底色。说到底，互联网金融在本质上还是金融，安全和信用是其生命线。采访中，许多代表委员呼吁，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并发展互联网金融信用评级服务市场。

 

代表委员表示，随着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通过，以及多部门专项整治互联网金融的开展，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告别野蛮生长，走上规范化、法治化之路。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4

2009年初,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公关公司工作委员会召开了中国公共关系市场发展研讨会,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建议,鼓励业内企业“开源节流”、“服务创新”,同时提出了由“大”变“强”的行业发展战略。2009年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公共关系市场在过去一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哪些亮点?本期“封面文章”将对2009年中国公共关系市场进行扫描,以期真实反映过去一年公关服务市场的运营态势和发展状况。

市场发展增速减缓

2009年,中国公关行业遭受了全球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的《中国公共关系业2009年度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内地公共关系服务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中国公关市场年营业额约为168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度的140亿元人民币增加28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为20%,与去年29.6%的增长率相比,下降了9.6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阴影下,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仍表现一定的增长势头,实属不易。”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公关公司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向阳告诉记者,“2009年上半年形势严峻,业务处于停滞状态,但第二季度后半期起,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信心恢复的双重影响下,公共关系服务市场迅速回暖,各项业务全面展开,绝大多数公司完成了年度的业务指标,维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行各业,尤其是汽车、IT业受影响颇为严重,金融危机对中国内地公关公司的影响因客户群、主营业务和服务领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调查报告》显示,以外资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以活动传播或事件营销为主营业务、以IT、汽车为主要服务领域的公关公司深受危机影响。2008年分别占据中国公关服务市场份额第一、第二位的汽车(15%)和IT业(14%),2009年市场份额减少为13.1%和12.8%,下降至第二、第三位。而快速消费品则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由2008年的13%增加到14.2%,取代汽车行业,跃升中国公关服务市场首位。

《调查报告》显示,医疗保健和金融等行业也表现出很大的发展潜力。其它如通信、互联网、制造业、旅游、文化、体育等共占到51%的市场份额。中国公关服务市场进一步分散,涉及领域更加广泛。在TOP公司中,作为主力阵营的灵思、蓝标、宣亚、奥美四家公司2009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

据陈向阳介绍,传播仍是公关公司的主营业务。网络公关、事件营销、危机管理、CSR等服务是2009年度服务的亮点。此外,2010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使得城市品牌和国家形象传播受到关注,城市品牌营销等非企业传播成为2009年或今后公共关系发力的又一主战场。他表示,在目前经济转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我国将继续加大宏观调控,深化经济转型力度,国内公关需求将更加旺盛,公关服务市场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

危机当下公司求变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公关公司都把修炼内功放在首位,纷纷在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团队建设、运营水平等方面下功夫。过去的一年,“变革”成为中国公关行业的主旋律。

业务模式方面。“整合”成为中国公关行业的一个关键词。《调查报告》显示,整合传播业务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在媒体过度细分化和碎片化的今天,整合营销传播成为大势所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客户来说,结果导向成为工作重点,公关、广告、活动等各种传播要素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领域的解决之道成为公关公司面临的核心课题。

在宣亚国际品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新华看来,除了业务模式的整合,还有跨界的整合,即整体的品牌服务与电影、电视等文化传播出现整合。在宣亚,“全传播”成为主要业务模式,团队上培养复合型人才,战略上以客户价值为核心进行结构升级,努力成为客户市场运营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传播的合作伙伴。

团队建设方面。灵思传播机构掀起了一股人才培训的旋风。据了解,2009年6月8日,灵思与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共同启动了“天阶计划”。未来的十年之内,灵思要累计投入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培养智力行业大师级、专家级、经理级和不同领域的专项人才,打造华系传播的品牌力量。

信诺传播集团CEO曹秀华则认为,过去一年信诺的变革涉及思想、文化、管理、资源、市场、团队等方方面面,她更愿意把这种变革称作“提升”。据了解,信诺正着手建立庞大的协同管理系统,在管理和流程上跨进一大步;团队建设上不再仅仅专注于规模的扩大,而是合理、适度调整团队架构;市场规划上进一步加强行业规模化和大客户群的建设;内部知识体系建设启动,成为对内对外知识传播的新平台。

陈向阳告诉记者,年初提出由“做大”向“做强”转变这一新的行业发展战略后,业内很多公司都意识到在追求规模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运营质量的提升。今后公关公司将继续加大转型力度,由大到强、由沿海城市向中心城市、由单一服务向整合服务发展。

网络公关发展迅猛

2008年,网络公关异军突起,成为各类公关业务中增长最快的服务。2009年,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更为迅猛。《调查报告》显示,40家TOP公司与潜力公司中,开展网络公关业务的公司占到了90%,其中有18家公司年营业规模超过500万元,比2008年增加10家;9家公司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比2008年增加3家;2家公司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度增加1家。

记者了解到,除了专门的网络公关公司,其他公关公司也纷纷开展网络营销业务或成立专门的网络营销部门。业内人士认为,网络公关的蒸蒸日上与当下的网络媒体和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首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媒体成为人们沟通和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其次,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各企业削减传统宣传预算,网络公关凭借其高效的传播效能和性价比,成为企业十分注重的传播方式。

《调查报告》显示,快速消费、IT、汽车、通讯和互联网仍是网络公关业务最主要的服务市场。产品推广、事件营销、口碑营销、危机处理和舆情监测是客户市场的主要需求。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5

政策风向

分析人士认为，2016年是个比较特殊的一年，即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转型之年。在政策方向上，互联网金融可能迎来规范发展的一年；从目标上，要为企业提供投融资成本降低的服务；从意义上，要发挥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作用；从政策上，要配合好供给侧结柯l生改革的重要推进。因此，2016年将是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大考的一年。

1.明确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基调。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互联网金融。这是继2014年首次将互联网金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两处提到互联网金融之后，连续第三年提及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所受到的重视前所未有。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扎紧制度笼子，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进一步明确了“有保有压，优扶劣汰，严控风险”的方针。

政府工作报告区别于前两年，将“规范发展”作为互联网金融下一步的工作监管重点，是行业从粗放式、无序、混乱发展走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只有宽松、适度、合理的监管环境，平台方对金融传统保持敬畏，对金融本质及互联网金融创新有着深刻理解，并从用户导向、普惠金融、消费引擎的方向发力，让大众用户成为受益者，如此三管齐下才能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又符合政策设计的路径，进而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而出现这样的政策上的“转向”，并非偶然。从去年开始，互联网金融行业大事频频发生，从大的行业背景看，2015年的P2P借贷平台达到了3657家，正常运营的1924家，较2014年增长了74%，最受关注的P2P领域依然在急剧扩张。同时，过去的2015年还伴随着一些平台的跑路、关张现象，这说明当前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还是一个泥沙俱下、监管缺位的市场。

业内认为，从监管逻辑上来看，监管层已经定下先规范后发展的基调。在监管模式上，则提出分级管理、联合监管，并倡导引入大数据。至于监管原则方面，则提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互联网金融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去年两会，总理在“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中，第一点就提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而今年两会又表示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创新的消费信贷产品。显然，总理对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要求乃是能够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门槛，亦或是刺激用户的消费潜力，以达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而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发展普惠金融，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在这些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的效率和固有优势显然是比不过P2P的。传统银行大多注重于大规模投资项目的支持以及大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对于个人和小微企业则往往覆盖不到。实体经济的需求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的现状，比如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对拉动消费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中小企业带动着当下的供给侧改革，原来大型企业产能过剩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逐渐被改变。互联网金融能为中小企业的困境带来结构上的帮助，使金融更紧密地与实体经济结合。

3.通过地方性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在“两会”演讲中提出的观点颇有新意：“不要靠监管，靠监管成不了气候，靠自己。监管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关键还是靠自律。”实际上除了企业自律，依托行业组织建立自律体制也成为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今年，浙江省政协委员李立新、深圳市人大代表张育彪、上海市人大代表杨定华、中国致公党中央等报送的议案中，均强调了建立P2P行业自律体制的必要性，方式包括建立内控制度、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构建政府主导的多方协同监管体制等等。

4.强化信息披露机制。3月10日，即将挂牌成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北京召开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标准研讨会。会上公布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规范》（初稿）中要求P2P平台执行十分严厉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每天更新违约率、项目逾期率、坏账率、客户投诉情况、借款人经营状况等至少21项平台运营信息。在分析人士看来，这算是行业内最严厉的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多数P2P平台存在资金运作不透明、资产端信息披露不完整、平台运营状况不公开等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出现自融、资金池、虚假标的等问题的P2P平台，大多存在信息披露不透明的情况。据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20家样本P2P平台选取的20个标的中，只有2家披露了要求规定的全部信息，另有4家1项都未披露，其余平台只进行了部分披露。这些P2P平台对融资方信息披露的不完整率高达90%。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规范》（初稿）是去年年底监管办法公布之后，继限制P2P广告宣传，各地限制相关资质注册之后的又一监管细则，虽然只是公布了供内部讨论的初稿，但是关于P2P平台运营信息披露的工作，已经需要提上各家平台发展规划日程上面了，官方承认的P2P平台的门槛无疑又抬高了不少，随着各项监管细则的不断落地，中国P2P行业将会走出过往被质疑的迷雾。

市场风向

互联网金融的机动和灵活性以及高创新等特点，确实有望借政策红利迎来发展新阶段，成为扩大内需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剂。但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行业仍处于参差不齐阶段，随着监管细则进一步明确，行业的格局可能出现深刻的变化。果说2015年是P2P行业回归理性之年，那么2016年将是P2P行业的规范之年，“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P2P行业将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迎来新时代。2016年P2P利率将进入10%以下的新常态，而随着征信环境完善，对经济下行压力适应性提高，P2P行业的资产荒有望缓解，但一场行业大洗牌、不合规小平台大量死亡将不可避免。

2.行业格局将出现深刻变化。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的行业发展或将呈现以下嬗变：一是行业结构将有所调整。目前互联网金融企业可大致归纳为银行系、国资系、上市系、民营系，其中，银行系发展可能占据的优势更多一些，但在创新层面局限性又较为明显；而国资系平台的普遍“通病”可能还有机制不够灵活，业务操作较为繁琐；其他类别的网贷平台也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从数据公布的3000多家平台来看，可以预期，在监管要求规范的背景下，一部分民营系网贷平台或率先不复存在，其他背景的网贷平台也会有所转型，行业结构或将有所调整。二是短期业务模式维持单一格局。由于目前监管要求只对已经呈现的业务模式有所明确，其他创新业务模式或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但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一些创新发展正处于徘徊阶段，如何能够破解”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的魔咒，可能是市场参与各方要冷静思考的问题；短期来看，行业业务模式仍会维持目前单一局面。

3.新的财富增长点增长孕育，消费金融、PPP、三农金融及供应链金融将是有待挖掘的新蓝海。

（1）消费金融。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提及消费金融，“在全国开展消费金融公司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以消费金融为代表的服务性行业正在成为解决需求和供给结构不平衡的突破口。市场预计，2019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将超过37万亿。如今，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电商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都在争先布局消费金融，万亿级蓝海市场一触即发。

蚂蚁金服研究院的《2016年中国消费金融趋势报告》指出，在消费金融领域，几个趋势愈加明显：场景入口化、金融嵌入交易，场景与金融的结合，以上因素导致互联网金融更加有温度。另外，上述《报告》也认为，随着互联网时代深入推进，消费者的交易行为和特征都将逐渐数据化，使得未来消费金融服务从客户准入、预授信再到审批和风险控制的全流程都将通过数据驱动。同时，消费金融也将更加聚焦在消费者个性需求的研究，开发出与消费者行为紧密相关的定制化金融产品与服务。

（2）PPP或将成为中国人的财富新模式。在面对资产荒的情况下，时下火热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也通过创新将焦点放在政府类PPP项目资产端上。而国内首家全球化互联网理财平台新联在线似乎看到了这一政策下蕴藏的机会，依据平台运作机制，灵活创新出PPP的另一种模式――P2G模式（个人对政府），主要为政府授权国企直接进行融资、政府或大型国企的供应商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融资、国有担保公司担保的项目融资。这一类投资项目期限主要在1～6个月内，相较于其他融资理财产品，期限适中，收益中上。加上在国家政策鼓励驱动下，这一类P2G政府基建融资模式或许能够重新成为关注的投资项目。分析人士称，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来说，PPP收益高于银行，安全度又较高，将成为中国人的财富新模式。而从投资长远角度来看，国家重视程度愈发明确，PPP项目也在逐年增加，规模体量庞大。

（3）三农金融。虽然总理并没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面提及三农金融，仍然对2016年三农工作的开展作了重要部署。此外，还在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理念在国内已经践行了十年有余，然而三农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重点部分却建树平平，所谓的普惠金融难以惠及农村，三农金融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年年都要摆到两会上进行重点讨论。

好在近两年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或多或少地让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得到了传统银行业之外的补给。来自网贷之家、多赚等平台互联网金融相关消息：2014年年末，京东推出针对农户的低成本贷款；2007年，翼龙贷推出三农融资产品，约有98%的资金能够直接流入三农领域；2014年，阿里启动千县万村计划；2015年，京东农村电商3F战略；2016年，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两会上建议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6

转型，是2017年互联网金融的必选题，而从目前进程看，“转偏”风险也不得不防。

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互联网金融”，这是2014年以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四年被“点名”，相关措辞也从“促进”到“异军突起”再到“规范”，直至今年的“高度警惕风险”，监管风向逐渐变化。 风险整治不仅是阶段性的工作任务同时也为未来进入常态化风险管理奠定基础。

经历前两年野蛮生长以及2016年密集出台政策落地、整治行动开启，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风险正在逐渐缓释。但是，在转型带动下的“创新”业务风险苗头再现，一些以合规为目的的调整与退出也裹挟着风险。

2016年底，招财宝“侨兴债”第一、二期随着浙商保险兑现赔付承诺暂得平息，但随后第三期至第七期债券全部违约，相关赔付工作并未结束。这一产品可谓是将高风险企业债经过层层“洗白”，从地方股权交易中心转到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分散化销售，忽略了风险匹配，也扩大了违约影响面，揭开了某些所谓“创新”转型模式的风控漏洞。

如今，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已从普遍性机构排查逐渐进入重点领域整治阶段，为未来进入常态化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下一步的整治工作，将是发放整改通知书，及时跟进机构整改情况，而互联网金融长效化风险防控机制也在逐渐讨论和形成中。

转型大戏

转型大戏，正在上演。

自监管政策在2016年逐渐落地之后，互金平台转型的大戏就已经拉开帷幕。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将单一业务多元化，常见于网络借贷平台集团化趋势，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二是将复杂业务简单化，多指原本资产端和资金端都有涉猎的机构逐渐转向单一渠道挖掘，消费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火爆就是佐证之一;三是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将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型金融机构的产品、渠道相互打通。

转型之路，迫不得已。一是为应对监管，二是为寻求新的市场空间。

在十部委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关于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的监管陆续落地，再参照目前商讨中的关于众筹的监管思路，互联网金融整体的监管环境趋紧，关于金额、资金监管、混I经营的限制，使得原有的许多互金产品不得不及时进行调整。

当然，除了监管之外，市场竞争逐渐加大，即便是老牌互金平台也要通过丰富产品、追捧概念才能维护客户粘性和吸引投资人，新起步的互金公司更是要从细分、新颖的市场来实现弯道超车。

于是，转型路上一些原本不受青睐的机构或业务成为新宠。比如，原本生意寥寥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成为了香饽饽。

与此同时，高门槛的牌照难求，网络小贷牌照陡然走俏。

自2014年获得广东省金融办批准，广州民间金融界率先在广州开展互联网特色小贷公司试点，试水“互联网+小贷”业务。据盈灿咨询统计，截至2016年12月26日，全国已有78家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含已获地方金融办批复未开业的公司），这表明互联网小贷正成为新风潮。

风险新藏

转型背后，有合规的诉求，亦有规避监管的考量。因此，风险隐患随着转型深入逐渐显现。

今年1月9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称，一些金融资产交易场所将收益权等拆分转让变相突破200人界限，涉嫌非法公开发行。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姻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已引起了监管部门关注。

具体来看，一方面，金融资产交易所通过将收益权拆分发行、降低投资者门槛来变相突破200人界限，或将投资收益权、应收账款收益权拆分转让给投资者，投资者门槛低至几万甚至千元，吸引了大量不具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自然人前来投资。这也正是招财宝“侨兴债”违约引起大范围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部分金融资产交易所的交易品种包括信托产品、信托收益权、保险资产、债券、银行理财产品和商业票据等多种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投资需要具备一定的风控能力，并非普通投资者所能涉猎的范围，也不允许网络借贷平台参与，但却被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层层包装成了简单投资品。

除此之外，新竞争领域的风险逐渐高企。一个典型的代表是消费金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互金机构杀入消费金融市场，各类场景、消费品逐渐被抢占一空，原本只有信用良好的客户才能实现的消费金融，几乎成了人人触手可得的金融产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网贷为金融消费需求提供帮助，作为下一步转型方向是可预期的。但网贷平台做消费金融没有牌照，消费金融领域的不良率又居高不下，网贷平台如果没有相应的风控能力，做到后面也将是一地鸡毛。

并且，这些消费金融产品不仅涉及分期付款，还包括各种现金贷。不同于网贷平台凭借高收益覆盖高风险的历史经验，消费金融的收益被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挤掉了水分。在没有核心风控的情况下，那些号称“一小时放贷”甚至“秒贷”的产品，都蕴藏着坏账风险。

长效机制

前述种种现象，折射出互金整治工作还要继续走一段路。

全国范围内的互金专项整治从去年4月拉开大幕，根据央行联合十四部委下发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顿工作方案》，具体分为三个时间段。而从整体部署来看，整治行动的长期效果将在2017年加速显现。有专家指出，着眼于推进风险管理、安全管理与合规管理，是行业长效发展的健康保障。

1月23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透露，此次专项整治的前期工作是清理整顿，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下一阶段，央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完成总体报告，并形成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的建议。

与此同时，截至去年底的数据显示，网贷行业仍在正常运营的平台数量为2448家，相比2015年底减少985家。在专项整治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行业势必要有一番优胜劣汰，留下风险可控的业态和机构，让整个行业更加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风险整治不仅是阶段性的工作任务，同时也为未来进入常态化风险管理奠定基础。”北京金融局风险管理处处长刘军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普遍性机构排查，进入重点领域的整治阶段。下一步将发放整改通知书，及时跟进机构的整改情况，并对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验收。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7

一、组织机构

我乡从防控金融风险、维护大局稳定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狠抓贯彻落实。明确职责分工，形成书记乡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落实，各分管行业的领导同时负责排查清理本行业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查清理活动，结合正在开展的各项风险排查活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加强部门联动，推动排查清理工作深入有序开展。我乡以本次非法集资广告资讯排查清理为契机，探索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明确广告资讯排查、移送、甄别、处置等环节操作规程；落实宣传管理、广告监管、通信管理、网络管理等责任；强化对金融服务类广告资讯信息的日常监测和管控；督促各类媒体落实自律责任，落实金融服务类广告审查制度；加强工作督导和检查，确保工作实效。

二、排查清理重点及措施

（一）排查清理重点。

我乡针对传统的信息载体如：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户外广告、传单、手机短信等各类媒介开展了排查清理工作，出动人次40余次、车次20余次，对场镇以及各主要道路沿途张贴的户外广告、传单进行了全方面排查清理，同时联合我乡邮政所对全乡范围内的各类报纸刊物进行排查清理；除了对各类传统信息载体的排查外，同时对新兴媒体载体各类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进行排查。在本次排查清理活动中未发现涉嫌非法集资的广告资讯信息。我乡不涉及未持有金融牌照的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网络借贷平台、第三方支付、众筹平台、私募股权投资、电子商务、租赁、房地产、地方交易场所、涉农互助合作组织、养老机构、民办院校等主体，以及含有或涉及“投资理财”“涉农互助”“虚拟货币”“金融互助”“消费返利”“养老投资”“一元购”等内容的融资类广告资讯信息。

（二）排查清理措施。

1、深入宣传教育引导。要加大宣传警示教育工作力度，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查清理活动，宣讲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曝光典型虚假违法广告，依法公布虚假违法广告的广告经营者、者和广告主黑名单，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律意识和识别能力，有效净化社会舆论环境。

2、结合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排查。加大辖内传播媒介的广告资讯信息监测力度，按照《广告法》、《工商总局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开展互联网金融广告及以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处置非法集资活动中加强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广字〔2007〕190号）和金融、宣传管理部门有关要求，充分整合监管资源，丰富排查方式手段；加强对各类广告经营者、者以及户外广告、张贴物的现场检查和日常巡查；加强对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监测监控，及时发现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确保全覆盖、无死角。

3、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威慑力。对日常监测和市场巡查中发现的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要及时立案查处;对群众投诉、举报的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要认真受理、及时调查核实，严格依法处理。要综合运用约谈、函告、行政指导、行政处罚等手段，严肃追究违法广告主体责任，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排查清理工作中，注意讲究策略，针对不同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的风险区别对待、分类处置，有效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8

一、建立互联网金融洗钱防范机制的背景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逐渐融入了传统金融领域，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兴的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仅仅表现为互联网为金融行业提供了简单的技术支持，即将金融业务转移至互联网上操作。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进入爆发期，2013年也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在这一年，互联网金融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冲击并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业态，打破了固有的金融格局，被喻为划时代的金融变革。此后，互联网金融不减迅猛发展之势，持续发展壮大。据有关调查显示，2014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共发生193起融资事件，超过2013年投资案例数三倍有余，披露金额161起，总投资金额达14.2亿元美元，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均创历年新高。①如今，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中国已初步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

（二）建立互联网金融洗钱防范机制的必要性

互联网金融拓宽了金融服务的通道、优化了资金的配置，降低了交易成本、简化了交易程序，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其惠及大众的积极性作用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业态与手段的创新必然伴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较短，缺乏成熟的交易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这就造成了技术、业务、法律等多方面的特殊潜在风险。其中，网络洗钱行为的猖獗已引起各国反洗钱机构的重点关注。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电子交易业务的近20%与洗钱犯罪有关。②由此可见，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洗钱、实施洗钱上游犯罪已成为新趋势，如不加以遏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开展互联网金融下的反洗钱监管已成为我国反洗钱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洗钱防范机制刻不容缓。

二、互联网金融的洗钱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的行业性洗钱风险

受到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精神的影响，互联网金融的理念在于简洁、高效、以客户为中心。因此，与传统行业金融行业相比，互联网金融行业具有迅捷、便利的特点，更充分地照顾到了客户的使用体验，这就为洗钱风险埋下了隐患。一方面，简洁、高效必然意味着程序的简化，而过于简化的程序必然意味着风险。如开户流程的简化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难以对客户身份进行准确的识别；结算程序的简化加了监测资金流向的难度；因程序简化增加的庞大业务量使得内部管理、风险控制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无法有效识别。另一方面，“以客户为中心”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理念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反洗钱义务存在冲突，反洗钱工作的展开不利于吸引客户、吸收业务，这就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普遍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意识，反洗钱措施难以落实。

（二）互联网支付的业务性洗钱风险

1.客户的匿名性。有别于传统银行业的支付程序，互联网支付通过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在线支付，脱离了各类纸质凭证，客户亦无需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面对面接触。全程在线交易使得客户处于隐匿状态，互联网支付机构难以掌握客户的真实资料。如在电子支付界赫赫有名的自由储备银行就因为其支付系统的匿名性成为洗钱者的天堂。客户在自由储备银行上注册账户仅需提供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如用户选择保密支付，甚至可以隐去转账记录中的账户号码。这意味着交易来源完全“隐身”，对支付方与受益方的追踪极其艰难，也为犯罪分子实施洗钱提供了便利。即使是需要进行身份认证或实名认证的在线支付系统，多数也是通过身份证信息、密钥、数字签名等方式进行身份确认，其认证实质为“认证不认人”，缺乏直接的身份证明，难以确保客户身份的真实性。

2.交易的快捷性与资金流向的隐匿性。互联网支付简单方便的操作与精简的程序克服了交易资金庞大而难以隐匿的困难，使得交易活动更为迅速灵活、难以察觉，大量资金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次转移，极易造成资金流转线索的中断。利用互联网支付交易的快捷与高效，犯罪分子可注册不同区域的多个交易账户，将非法所得在各个账户之间进行多次周转，以混淆监察机构的视线。

与此同时，互联网支付服务往往涉及多个机构，如部分在线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支付无需依赖银行账户，这就切断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直接联系与完整的交易流程。服务的分割与资金交易链条的割裂，使得每一笔交易都如同暗河中涌动着的伏流，难以对资金来源、资金性质进行准确的认定，也大大增加了对资金流向进行有效监管的难度，为反洗钱工作雪上加霜。

3.跨境支付的便捷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跨境支付在国内持续升温。为了满足跨境贸易、海外购物等需求，互联网支付公司纷纷开通了跨境支付功能。电子化交易使得资金的跨境转移更为便利，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洗钱风险。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下称FATF）在《新支付方式先前类型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支付提供了匿名资金跨境转移的可能性，当服务提供商所在地为反洗钱监管薄弱的离岸场所时洗钱风险为最高。③然而，目前国际上与我国对于跨境支付洗钱风险的防范显著不足。一方面，鉴于各国间反洗钱法律法规、反洗钱义务的差异性，国际上尚未建立起对跨境支付的协同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我国尚未针对互联网跨境支付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没有对跨境支付的业务范围、业务量等进行约束与限制，致使其发展现状十分混乱。

（三）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业务性洗钱风险

以互联网支付为基础和依托，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业务形态、经营方式上进行创新，开发出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然而，由于发展历程较短，这些金融新产品的业务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同时又无相应法律法规的引导，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洗钱风险。

1.P2P信贷洗钱。P2P信贷是为了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而进行个人与个人间的小额借贷交易。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进行投资，多数P2P平台往往会采取较为宽松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这在方便了客户进行投资与借款的同时也造成了洗钱等金融犯罪泛滥成灾的局面。一般情况下，几乎所有P2P企业都不具备对客户提供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身份信息进行验证与核实的能力。不法分子利用P2P信贷平台这一缺陷，窃取他人身份资料或伪造身份资料注册账号，将非法所得借贷给借款人并收回本金与利息；或者同一人注册多个账号，同为借贷人与借款人，虚构贷款交易，由此达到将黑钱洗白的目的。

除此之外，利用P2P平台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等洗钱上游犯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不仅存在直接的洗钱风险，还可能危害债权人、投资人的利益，易诱发洗钱上游犯罪。

2.电子货币洗钱。电子货币是指可以在互联网上或通过其他电子通信方式进行支付的手段④，具有虚拟性、隐匿性、跨国界性等特点。通过电子货币体系，大额资金可在瞬间完成跨区域或跨国界转移，且不会留下任何踪迹。电子货币的无形化与高效性为犯罪分子实施洗钱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又为电子货币洗钱提供了绝佳的外部环境。如有名的电子货币“比特币”就是洗钱活动的有力帮手，犯罪分子利用比特币的全球流通性与可逆兑换性从事洗钱活动，将非法所得用于线下购买比特币，再通过将比特币兑现或用比特币进行消费完成黑钱的洗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洗钱不仅能够规避金融机构的参与，且不易进行追踪、调查取证十分艰难，大大增加了反洗钱监管的工作难度。

3.互联网保险洗钱。相较于传统的保险行业，互联网保险具有服务便捷、程序简便、理赔轻松等特点，为投保人提供了更良好的用户体验。然而，互联网保险经营模式的不规范与投保程序的过度简化也带来了极大的洗钱风险。传统保险的投保程序较为复杂、完善，需要经过层层审查与核实。而互联网保险的投保过程全程在线上进行，投保人仅需通过网络在线投保并支付保费。支付完成后，保单即可生效，投保人已经享有了退保变现的权利，这为犯罪分子实施洗钱行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使互联网保险成为几种保险洗钱的类型中最便捷、迅速的方式。

4.其他。除了上述几种常见的利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洗钱的方式以外，互联网洗钱、互联网传销洗钱、互联网诈骗洗钱等洗钱方式也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存在业务性缺陷，又缺乏相应的监督与与管理，导致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洗钱活动愈加猖獗。

三、互联网金融洗钱防范机制的建立

互联网金融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支付技术及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正逐步取代传统金融业务，在金融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国要从互联网金融的时代背景出发，并借鉴FATF的反洗钱建议与他国的反洗钱经验，建立符合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与洗钱风险状况的洗钱防范机制。

（一）政府及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反洗钱监管

1.完善反洗钱立法，落实互联网金融企业反洗钱义务。我国目前的反洗钱立法体系存在大量缺漏，适用于新兴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较少。2015年7月前，除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与《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对互联网支付机构的普遍性反洗钱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以外，其余互联网金融企业均未被纳入反洗钱监管的范畴。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互联网金融分别纳入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范畴。但该指导意见仍未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反洗钱义务进行细化的规定，未能建立具体的考量标准。这就导致反洗钱监管机构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因此，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反洗钱义务是建立互联网金融洗钱防范机制的根本与前提。

2.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反洗钱业务指导，培训反洗钱专业人才。洗钱犯罪是一种典型的高智商犯罪，其形态复杂多样、手段日趋智能化、隐蔽性强，而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无疑加剧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与之相对地，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普遍缺少反洗钱的意识与能力，难以建立起完善的洗钱风险控制机制，同时怠于引进反洗钱专业性人才，无法有效展开反洗钱工作。

因此，为有效地防范并打击互联网金融洗钱犯罪，国家反洗钱机构及监管部门应当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持续提供定期反洗钱业务培训，提高系统性反洗钱风险意识和专业技能，并加强反洗钱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专业的反洗钱队伍，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反洗钱工作的展开提供业务指导与人才支持。

3.建立激励惩罚机制，调动互联网企业反洗钱的积极性。互联网金融公司作为商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质属性。而建立完善的洗钱防范体制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却无法带来直接利润，甚至会影响业务总量与营业收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互联网金融公司往往对反洗钱积极性不高，对犯罪分子的洗钱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怠于监管。更有甚者，可能主动配合洗钱活动，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以从中牟取高额的利益。因此，建立相关激励惩罚机制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反洗钱工作的展开至关重要。

对于在反洗钱领域取得明显成效或突出贡献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国家应当给予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通过授予荣誉称号或奖金等方式进行嘉奖；对于违反反洗钱法律法规或怠于履行反洗钱义务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有关监管机构可以视情节轻重实施行政、刑事处罚，如警告、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必要时可以向社会披露其不合法行为，通过社会舆论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施加压力。除此之外，对于违反反洗钱义务的直接负责人员及主管人员，如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同样可以适用惩罚约束机制。

（二）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主体的反洗钱义务

1.建立以“风险控制”原则为核心的内部管理机制。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实施反洗钱活动的行为准则，其中每一个环节与流程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到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反洗钱效果。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是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式，欧盟、英国等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国际上通行的反洗钱监管措施均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因此，借鉴此种监管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建立中也应当贯彻“风险为本”的理念。

所谓风险为本，是指相关主体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组织实施反洗钱工作，将洗钱风险控制在主管风险容量和客观风险容限范围之内，以获得最大的反洗钱成效。⑤在具体实践中，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通过考量客户职业、交易产品、交易性质、交易金额等因素识别与评估风险，并根据风险指标的不同启动相应的风险控制程序。针对高风险的客户群体或交易行为，应当适用更严格的身份识别制度与交易监测程序。随着金融环境与业务结构的变化，企业还应定期对洗钱风险控制机制进行评价，并适当作出调整与完善。

2.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与身份信息保存制度。“了解你的客户”原则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根据反洗钱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对客户的身份及其交易目的进行尽职调查，采用合理的方式获取足以表明客户身份的信息。考虑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当客户提供的信息、电子照片真伪不明时，企业可通过联网核查、视频认证等方式核实客户身份的真实性，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实地走访、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实等方式来确保获得完整准确的身份信息。当完成客户身份的初次识别后，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保存客户身份信息记录并对客户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需要注意的是，对客户身份的识别环节应贯彻于整个业务关系存续期间，以完成后续识别流程中对客户身份的持续识别与重新识别，方便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持续监控。

3.完善交易信息保存制度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交易信息的保存是实施反洗钱的必要条件。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交易信息保存制度，并保证记录的内容足以重现每一笔交易的原貌，包括交易的交易方、性质、时间、数额等内容，且需达到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标准。

全面、系统性的交易信息记录有利于可疑交易的识别与报告，为后续反洗钱检测工作的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分析监测系统或可疑交易分析人员发现交易存在异常时，可在借鉴传统金融机构成熟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排查与跟踪监测，并及时向反洗钱监管机构报告。

4.加强互联网安全，遏制洗钱上游犯罪。追根溯源，互联网安全问题已成为互联网金融时代下洗钱活动泛滥的根源之一，是滋生洗钱犯罪与洗钱上游犯罪的温床。因此，保障互联网安全对于遏制洗钱上游犯罪、打击洗钱犯罪具有重大意义。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严格遵守网络安全技术行为规范，加强对客户身份信息与交易信息的安全保护与保存。同时，对于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新业务、新服务、新工具，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并对投资者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充分提示潜在风险，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互联网金融的秩序。

注释：

①清科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研究报告.

②中国人民银行将乐县支行课题组.新兴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洗钱风险及监管[J].福建金融，2015（04）.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9

[关键字]反洗钱　监管模式　启示

一、国际上相对较有影响意义的反洗钱监管模式

由于政治背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法律传统的特点和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现状的不同各国反洗钱监管模式也各有特点。目前国际上相对较有影响意义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有四类。

(一)政府主导为主的美国模式

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美国以1970年《银行保密法》、1986年《洗钱控制法》和2001年《爱国者法案》为基础建立反洗钱监管法律体系，并以金融领域为其重点监管领域；在监管机构构建上，美国反洗钱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司法部、美联储、税务总署、海关总署、联邦调查局、管制局和美国邮政局。其中，反洗钱主管部门为财政部，他依据法律授权制定一系列的反洗钱规则，并勾勒出金融业反洗钱的大致框架。在此框架下，由于美国的不同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各自职责和分工明确，因此，职权清晰配合密切的有效反洗钱监管体制就此形成。首先，就金融层面上看，财政部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统一登记注册管理使其拥有了从源头上监控的渠道；其次，就信息流动层面看上，先进完善的信息网络也促使反洗钱监管有效运作。它能有效避免各个机构职能和权限上的互相重叠和相互隔阂，使其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这就是美国特有的“蛛网”式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在监管方式上，美国贯彻“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并将其概括为相关主体应“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

综观美国反洗钱监管的模式与方式，不难发现其主要特点在于不同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优势分工，形成职权清晰、配合密切的“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体制。

(二)行业自律为主的瑞士模式

与美国“政府主导”模式不同，瑞士反洗钱监管体制更加强调金融机构行业自律。这种自律模式是瑞士反洗钱规范体系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目前瑞士反洗钱规范体系由金融机构的自律规则和政府立法共同构成，但自律规则要早于国家正式的反洗钱立法，是其反洗钱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瑞士反洗钱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现有金融审慎监管部门尤其是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为主，以专门的反洗钱监管机构监管其余机构为辅；二是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三是在监管手段上，以依赖外部审计公司来进行反洗钱监督检查为主，以反洗钱专门监管机构直接检查为辅；四是违反自律协议“客户尽职调查协议”的处罚远远高于违反法规条例规定的处罚。

(三)平衡发展为主的英国模式

英国拥有包括议会通过的《2002年犯罪收益法》、财政部制定的《2003年反洗钱条例》行政规章、英国金融监管局制定的《反洗钱规则手册》、反洗钱联合指导小组制定的《英国金融服务业反洗钱操作指南》等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英国较完整的反洗钱监管的法律体系。在监管体制的设计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是经济自由的发源地，一向信奉微观主体各尽“应尽勤勉”是一切制度得以构建的基石，这使英国的反洗钱监管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行业自律。其次，英国反洗钱监管体制是由多个部门组成的综合管理系统，包括反洗钱政策及协调部门、执法部门、监管机构、情报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官方管理与民间自律、政策制定与实务操作、打击犯罪与防范风险结合起来。而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专设机构则是国家犯罪情报局下设的经济犯罪处(ECB)。它除负责接受、调查、分析可以交易报告、维护金融情报数据库外，还负担内部培训、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反洗钱体系、协助他国金融情报部门的调查工作、承担埃格蒙特集团相关工作等职责。与美国“蛛网”式不同，他只针对接收到的可以交易报告展开调查和分析，并以他为中心形成英国“引流式”的反洗钱监管模式。近些年，英国政府还对这一模式作了进一步调整完善：首先，成立由内政部官员主持的特别行动组，以评判反洗钱执行主体的运作绩效，并对整个反洗钱体系的运作和各行业部门的相互配合进行协调；其次，出台针对提高可疑交易信息报送质量的专门规则，以减少大量提交与洗钱无关的信息给反洗钱工作带来的不必要的工作量；再次，将ECB划分为数据管理、联络及情报研发等三个中心，使其各司其职；最后，在执法机构之间建立起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机制，以提高整体执法力度。

关于反洗钱监管方式，英国同样遵循着“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RA)，并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洗钱制度体系必须能够充分反映与业务和客户相关联的洗钱风险；二是必须充分考虑真正的交易客户不在场时更大的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目前，英国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在以下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明确反洗钱与商业风险控制之间关系，明确两者的目的所在，这是英国金融监管当局推行RA是首先采取的步骤。二是金融监管部门能够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和评估，并按照不同主体的风险类别进行深度调研，因此能够深刻地了解到金融领域存在的反洗钱薄弱环节。三是监管当局区分不同的监管对象，实行有差别监管。英国监管机构将所存在的洗钱风险划分为高风险、中高风险、中等风险、低风险四级，实施不同强度的监管。四是英国风险评估和检查已实现了制度化。

(四)倡导教导、强调合作为主的澳大利亚模式

从目前看澳大利亚反洗钱体系主要包括1987年《金融交易报告法》、《2002年犯罪收益法》、《2002年反恐融资法》等。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C)是向司法部负责的独立的联邦政府部门，具有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监管者和金融情报中心的双重职能，其监管比较松散。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他主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金融交易报告法》的方式，向所有行业提供帮助服务，并积极针对不同现金交易商的特点采取合适的援助措施帮助其更好地履行交易报易义务。AUSTRAC的主要监管手段包括现场教育访问、联合调研和正式合规审计等。

从总体来看，无论是美国模式、瑞士模式、英国模式还是澳大利亚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与各自的金融、经济、法律、社会状况、文化乃至民众观念等相适应。

二、我国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及方式在探索中发展

我国反洗钱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此起彼伏。这些犯罪活动往往与转移和掩饰违法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相互助长、滋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尤其是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跨国洗钱活动也日益猖狂起来，跨国洗钱等资本的非法流出流入也将更加猖獗，从而很有可能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的一大威胁。

2003―2008年，我国主要遵循了“规则为本”的方式构建金融业反洗钱的监管模式。主要是参照国际标准，立足中国国情，确立了中国反洗钱法律、监管组织机构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反洗钱制度。在法律体制方面，首先先后两次修订《刑法》，并于2006年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其次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四个反洗钱规章，将反洗钱监管范围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到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也根据真实国情特点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成立反洗钱局，来专门负责组织协调反洗钱工作，并积极建设反洗钱工作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

从我国实践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制度有效地指导了反洗钱监管起步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展开。2005年、2006年、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3351家、3378家、4533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反洗钱现场检查。其中2007年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3909家，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96家，保险业金融机构528家。对于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进行了处理，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2007年全年被处罚金融机构共计350家，罚款金额为2652.42万元。

然而，从上文归纳的具有代表性国际模式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是以“风险为本”的模式。我国也在反洗钱监管模式初步建成后，进行了探索性的转变，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防为主、打防结合、密切协作、高效务实”的反洗钱机制。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法，注重新形势下监管新标准，以兼顾针对性、有效性和均衡性为制定实施原则，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反洗钱模式。

从实践上看，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执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调整反洗钱监管政策，确定了以风险为本、客户为中心、以流程控制为手段的金融业反洗钱工作基本思路对3364家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对其中282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金融机构处以罚款，罚款总额达2703.6亿。

三、国际反洗钱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继续推广风险为本原则

国际实践证明，风险为本原则无论是金融机构对其客户、产品的反洗钱监管，还是反洗钱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管都是比较有效的，我国应继续坚持推广这一原则。当然由于我国正处于推广的起步阶段，法律环境和公众意识等方面较发达国家与地区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推广“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转变监管思路，强化非现场监管

从上文所引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03年人民银行开始履行反洗钱监管职责以来，主要采用了现场监管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迅速将反洗钱工作推广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极大地促进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但应一方面，片面强调现场监管和处罚的方式也导致部分银行过于片面化、表面化进行反洗钱工作，致使反洗钱监管效率低下。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检查只是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协调和督促工作同样重要，人民银行应是进一步强化关于督促金融机构建立适合其组织体系的反洗钱工作机制的职责。

(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金融机构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和主力，没有金融机构的主动参与和支持，反洗钱工作无法取得实效。因此，应积极构建金融机构反洗钱自我评估框架，鼓励金融机构发现不足并及时纠正，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积极推进反洗钱国际合作

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跨国洗钱活动还将日益猖獗。在国内反洗钱体系尚待转变完善的条件下，对境内的洗钱活动未必能够实现十分有效的预防和围堵，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境外追截机制，使黑钱即便能够成功洗出国境，也仍逃不出法律的制裁。

参考文献

[1]屈文洲．许文彬反洗钱监管：模式比较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7(1)：72-79．

[2]边维刚．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75-76．

[3]童文俊．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管理观察．2009(2)：39-43．

[4]国家外汇管理局赴英国、瑞典反洗钱考察团．英国、瑞典：反洗钱博弈．中国外汇．2006(3)：32-34．

[5]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摘要)．

[6]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反洗钱战略．

[7]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中国反洗钱报告．

作者简介：张思(1984-)，女，汉族，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侯合心(1958-)，男，汉族，经济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货币策理论。

注释

[1]如果将反洗钱信息比做一条条的蛛丝，则居于蛛网中心的Fin-CEN(金融交易数据库)便是编织整个蛛网的蜘蛛；FinCEN的运作使得反洗钱信息得以形成一个互为补充、交叉配合的系统网络。

[2]“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即反洗钱规制范围内的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3]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范三级立法并存，体系完整。第一级立法是国会通过的反洗钱法律，对反洗钱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作出规定；第二级立法是政府制定的反洗钱法规。它们以法律为基础，或细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或将相关原则具体化为某一或某些领域适用的具体制度；第三级立法是行业性监管部门或行业性组织制定的行业性反洗钱规范。

[4]埃格蒙特组织(The Egmont Group)是1995年由一些金融情报机构发起并组建的，是各国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

[5]英国反洗钱监管的这一独特的引流式结构设置是与其基于真实怀疑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欧洲模式)密切相关的。欧洲模式把交易是否可疑的判断权下放给了各行业的具体从业人员，让他们，根据各自的行业特点、相关的行规及反洗钱法手册等进行独立判断，并及时向ECB报告，ECB只针对接收到的可疑交易报告展开调查和分析，因此是英国反洗钱监管分散结构体系中的“引流”。

[6]2006年新通过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取代了原《金融交易报告法》，赋予了AUSTILAC制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规则、检查和执法的监管权力。

互联网金融调查报告篇10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互联网金融再次成为讨论热点。作为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互联网金融不仅能调动小散资金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有助于将民间借贷部分阳光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影子银行”监管难度。在报告中，总理特别提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由以前的“促进”到这次的“规范发展”，表述的变化代表着决策层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位与监管思路正在发生转变。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金融属性将进一步凸显，合规发展、强化风控将成为今年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创新风控理念再获殊荣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与深化，阵痛仍将持续。中国宏观经济呈现“L型”前行态势，实体经济整体疲软，发展驱动力严重不足，进而导致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企业面临巨大挑战。以往掩盖于泡沫之中的违规从业机构在去年末纷纷倒下，对投资者权益和信心均造成了极大影响。

凛冬之际，犹有寒梅。3月15日，由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组委会、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支持，消费日报社主办的以“企业发展与线上线下营销”为研讨主题的2016年“3・15中国消费市场行业影响力品牌”推荐研讨活动暨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状元理财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凭借先进的风控理念和完备的产品设计，荣获大会“互联网金融十大创新平台”奖。新华社等30 余家媒体对大会及获奖企业做了报道。

状元理财COO邓建平表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核心是风控。合规化发展、立体式风控是未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唯一出路。“随着行业去芜存菁，未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积极，行业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细分领域的风控能力和产品设计。”他说道。据了解，状元理财隶属于海子金融集团旗下，凭借严格的风险把控创造了稳健业绩，曾获得金融界颁发的“2015杰出互联网金融平台奖”、《投资者报》评选的“2015互联网金融公司投资者保护杰出贡献奖”，以及第五届中国公益节“2015年互联网金融责任品牌”奖等诸多业内大奖，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

小额分散类资产成为首选

邓建平认为，从风控角度来说，现阶段无论哪家互联网金融平台，风控的强度都无法超越银行，其唯一的出路是在资产端通过场景化与分散化，进而实现差异化。

“我们与校园消费分期类机构合作，覆盖了全国30多个城市几百所高校，积极扩充消费金融类债权项目。”邓建平说。据调查，现在的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在1200到1500元，主要消费方向是电子产品。一个最高5000元左右的电子产品给予12-18个月的分期贷款，每月偿还不超过400元左右的贷款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相对压力并不大。校园分期合作机构与大学周围的门店合作，在大学生购买电子产品时，向他推荐分期业务。“现在这个业务只针对指定区域、指定学校、指定年级的学生，同时设立线下审核、催贷机制，确保能在毕业前还清贷款，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邓建平说。

状元理财的另外一个资产端方向是汽车消费贷款。“我们按车辆评估价值的较低成数向借款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借款人完成购车梦想。同时，车辆抵押在平台名下并具有良好的车辆快速处置通道，确保覆盖违约风险。借款人每月定期还款，还清后再将车解除抵押，这样的债权项目风险还是很低的。”邓建平解释说。

最后一个方向是“圈子”，也是比较特殊的资产端。“圈子借贷”模式，是通过商圈等熟人圈子充分了解情况，由圈子中的会长、副会长等权威人士作为担保人，借款人录制宣誓视频，全部符合条件后方可在平台上申请借贷。这种形式的好处是，除了常规的风控手段外，还具备软风控手段，即借款人一旦失信将失去商圈的各种资源，且造成个人信用破产，失信成本非常高。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对借款人起到了良好的约束作用。

完善合作机制保障资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