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十篇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1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2016年1月28日至3月8日,在密云县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

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

2016年1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市101国道密云段西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密云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101国道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4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密云县公证处见证下,与6名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赤峰市.2016年2月,广源货栈向密云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密云交通大队于同年3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16年3月,广源货栈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38万余元.

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万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西大桥上发生故障,造成101国道西大桥由东向西一带主路和辅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经过

密云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16年5月作出(2016)密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16年2月在101国道密云西大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年5月作出(I2016)密行初字第67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万余元,诉讼费6497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

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4月分别作出(2016)一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交通大队事故科不服,于2016年5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6年6月再次申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裁定再审.同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清理事故现场行为合法.当日,被告对原告遭受的财产损失给予行政补偿人民币19万元.

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

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101国道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800余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101国道,这条路是首都东北部连接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唯一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十一万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四,五千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千辆.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

(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

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

(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2

一、调研目的

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运用课程学习的基本理论知识，研究和探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活动，锻炼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协调沟通能力，通过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提升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知水平，培养学生所需的专业素养，更好服务于自身工作。

二、调研内容

学生根据现有所学理论知识基础，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既可在教师给定的选题范围内开展调研，也可以根据课程学习内容，自行确定调研课题，以便更加有效的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调研课题根据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选题分别如下：

（一）《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1、当代青少年社会责任感调查。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参观纪念场馆、观看陈列展览、瞻仰历史遗址、寻访革命先烈、聆听“五老”讲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一系列方式，调研当代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现状，探讨行之有效地思政教育途径，深入教育和积极引导青少年爱国、爱党、爱社会，肩负时代使命，敢于担当，建设美好中国。

2、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结合自身工作和行业特点，分析生态文明意识与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调研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建议和对策，写出调研报告。

3、所在家乡青少年精神生活状况调查与分析。通过对当地青少年精神生活状况的调研，了解青少年精神生活基本情况，针对调研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正确的“三观”，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的培养，敢于担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4、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模式调研。江西革命老区在国家支持和自身努力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提高，但仍居全国较后水平。通过对生产生活条件、产业结构、教育卫生、地方财力、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入调研，为老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面临挑战调查。对自己所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及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调查，调查中可采取查看文献、走访、谈话、问卷调查等形式展开，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或选择当地一个或两个有的村庄开展相关调查，写出调查报告；亦可对全球化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变化、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开展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还可以选择城乡结合部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如治安问题、征地款项的发放使用、劳动力安置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写出调查报告。

2、以你的家乡为例，从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社会面貌及百姓生活等诸多方面进行建国70周年社会变迁的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

3、城乡居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调查，了解、分析当地居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状况，分析近几年来普法教育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并思考对策。

4、结合所在地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进红色文化的创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5、新时期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调查研究，可以通过走访、谈话、问卷调查等随机形式在你所选乡村或社区了解基层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状况、党内民主发展状况，了解农村和社区党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及存在问题。

三、调研要求

1、所有学生根据教师给定的选题范围，必须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活动。

2、学生根据自己所选定的选题列出调查计划书（包括调查对象、方法、内容及时间安排），作好调查笔记。

3、学生根据调查结果写出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调查对象一般情况、调查内容、调查结果、调查体会。调查报告字数3000字左右。

调查报告要求语言简练、明确；叙述清楚、明白；资料数据真实、可靠；结论有理、有据。

四、组织实施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以5人为宜）进行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每人独立提交调查报告。

五、成绩考核

社会实践成绩采用百分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分为三档，评分标准如下：

A档：80～100:全面完成社会实践各项工作，选题适当，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性和专业性；实践方法正确，实践计划设计合理，实践记录完整；调查报告语言简练准确；叙述清楚明白；资料数据真实可靠；结论有理有据，字数不少于2500字。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3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4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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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6

调查研究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内在要求。高质量、高水平的调查研究成果，可以为常委会正确行使职权提供准确依据。实践证明，调查研究在人大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仅就调查研究成果的评价、推广和应用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人大调查研究成果的评价

就调查研究成果的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查研究自身的研究价值。每一项调查研究活动都有它明确的目的性。自身研究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是一项工作成果，或是成功经验的总结，或是具体问题的调查。因此，工作上是否有新意，认识上是否有新观点，是衡量调查研究价值的主要方面。二是调研成果的两个转化。即向工作实践的转化、向决策和理论方面的转化。向工作实践的转化是指这些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得以推广和运用；向决策和理论方面的转化是指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领导层的决策，为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提供实践依据和实践支持，为人大制度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践基础。

调查研究成果的几种类型：

（一）情况汇总型。是对一般工作现状、动态等基本情况进行调研后，汇总整理的反映基本工作情况类的调查报告。这类调研报告是为了便于常委会或有关领导对全局情况的总体了解、掌握，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二）经验总结型。是工作经验类的调查研究报告。一般是对典型的问题、典型的做法进行调查研究后形成的调研报告，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通过对典型单位的做法进行详细地了解和分析，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或教训，用以推动和指导工作的开展或提供给有关方面参考借鉴。其突出特点是具有示范性。

（三）探讨研究型。这一类调查研究成果是指对人大工作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中，在理论上需要研究、讨论，实践中有待于完善、改进和发展的做法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论证它的可行性，并且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法律的角度提出预见性较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有价值的调查结论。这一类调研报告具有探索性、预见性、论证性和咨询性，相对来说是具有较高价值的调研成果。

二、人大调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途径

调研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应用，是人大进行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再好的调研成果，如果把它束之高阁，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调查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应用是整个调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研成果体现价值的重要阶段。

调研成果推广和应用的主要途径：

（一）报告调研成果。将调研情况和调查当中了解到的一些重要问题整理成调研报告，并向组织调研的部门报告。报告时，一般应先向主任会议报告；常委会要求听取汇报的，要向常委会会议汇报；属于上下级人大联合调研的，要向上级人大汇报。同时要根据情况，请示领导同意后抄报有关部门和方面。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决策时参考，从而被决策机关和决策者所采用。

（二）为本级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提供依据和参考。将详实的数据和可靠的一手资料、有价值的结论、成功的经验等，体现在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工作中。

（三）将调研成果吸收到人大领导讲话中去，用以指导工作。可以以“送阅材料”等形式，向党委、政府领导同志反映。也可以通过起草领导的讲话、报告，推广调研中获得的新理念和成功的经验，用来指导工作。

（四）宣传调研成果。各级人大机关都办有内部刊物，是发表优秀调研报告和开展理论研讨的首选载体，也可以在社科类理论刊物或有关报纸的专栏上发表。

（五）开展理论研讨活动。通过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扩大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影响，使调研成果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得到宣传，产生它应有的影响和作用。还可以通过各级、各地人大之间的横向交流与纵向联系，提升调研报告的应用价值。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7

关键词：法律；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72-02

实践性教学环节是电大培养应用型高等专门人才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它旨在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科研能力，关系到电大毕业生的质量和电大办学声誉。因此，加强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研究，是我们电大教师应尽的责任。

电大法律专业开办以来，在教学环节上一直较偏重于理论教学和应试教育，而忽视了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性。笔者就电大法律专业实践环节谈谈个人看法。

除毕业作业外，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还可以设置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案例教学、庭审旁听、模拟法庭、法律咨询等形式，学校要因地制宜采取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形式。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也叫实例教学法，它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取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法律专业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能将法学理论、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恰当运用案例教学方式，使法律教学具体化、生动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有关法律。

第一，结合典型案例抓好课堂教学。由于法律专业名词、术语及法条规定的教学是枯燥无味的，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只会照本宣科，学生就会感到厌烦，应付了之；反之，如果教师能把典型案例结合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将抽象的法律规定予以具体化、形象化，学生必然对此感到兴趣，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将自然形成。要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地、恰当地运用典型案例，就需要教师平时注意收集各种近期发生的、有影响或有争议的典型案例。

第二，组织学生讨论疑难案例。教师可在课堂上或课后布置一些典型疑难案例，让学生经过一定思考后，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理由，还允许观点相反的两方展开辩论，然后由教师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样，既活跃了学习气氛，提高了学习热情，又克服了满堂灌的弊病，使学生在讨论、辩论中学到知识、掌握知识，增强应用能力。

第三，在平时作业中适当增加案例题量，以加强实践性操作。从平时作业的一般布置来看，名词解释、填空、问答题占较大比重，而案例题比重较小。客观题过多，学生做作业时只抄一遍就完事，懒得动脑，这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相反，如果加大客观题量，让学生做作业时多开动脑筋思考，由教师批改作业、评定成绩后对作业尤其是案例题进行讲评，就使学生加深印象和理解。

二、庭审旁听法

组织法律专业学生参加法院庭审旁听，是法律专业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极其重要的实践教学形式，它可以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经过旁听，对法律的适用和审判实践，要比课堂讲授感受得更直接、更具体，理解得更深刻，记忆得更扎实。

第一、组织学生参加庭审旁听活动，要密切结合法律专业教学进行。如结合刑法、刑诉法教学可组织学生参加刑事案件的庭审旁听；结合民法、经济法、民诉法教学，组织学生参加民事、经济案件的庭审旁听；结合行政法，行诉法敦学，可缉织学生参加“民告官”案件的庭节旁听。

第二，组织庭审旁听的案件要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组织学生参加庭审旁听，要精选当地发生的、由当地法院公开审理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一定影响的案件。这样学生才会收到良好的旁听效果，提高学生认真学好法律的主动性。

第三，组织庭审旁听，应事先与当地法院取得联系，了解和掌握有较大旁听价值的案件情况，让法院作好旁听安排。同时，要强调旁听纪律和要求。

第四，学生参加庭审旁听后，指导教师要及时组织学生座谈、讨论，让学生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允许学生畅谈自己的见解，引导学生从适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方法，评估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这样，就能使学生对法院审判的严肃性、规范性、合法性、公正性的体会更加具体而深刻。

第五，指导教师要针对所旁听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和焦点问题，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布置思考题，要求学生写出书面意见，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书面意见材料及座谈、讨论时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分。

三、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就是选用真实、典型、有代表性的案例，经过整理后发给学生，让学生分别以检察官、法官、律师、当事人等身份，依照法律的规定和诉讼程序，对刑事、民事、经济或者行政案件进行开庭审理的实践教学活动。学生经过这样的模拟法庭实践，可以加深对法律的理解，熟悉检察、审判、辩护、等各项法律工作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日后参加法律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第一，做好硬件准备。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应准备好法庭的标志，如横幅、国徽、参诉人员标牌、条桌、桌布等，若观摩人员多、场所空间大则还需准备扩音设备，按标准化要求安排好庭审席。有条件的还可以购置检察官服和法官服，使模拟法庭活动更富严肃性和规范性。

第二，精选好用于模拟法庭审判的案卷材料。用于模拟法庭审判的案件，应力求典型、有代表性，且案卷材料较充实，便于学生吃透案情，使模拟法庭活动取得成功。案卷材料可以由指导教师从法院或

律师事务所搜集，也可以由省级电大统一组织提供。

第三，全体学生都必须参加模拟法庭审理实践，按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成公诉人、原告、被告、辩护人、人、审判人员组，各组做好开庭准备，然后派代表出庭。

第四，每个学生都应写出自己参与实践所做的具体工作、涉及的法律文书实践后的心得体会，以此作为评定学生模拟法庭实践成绩的依据。

第五，模拟审判要由有审判或律师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担任指导教师。事先由指导教师对扮演各种角色的学生代表进行开庭之前的指导，事后由指导教师当场进行讲评，总结成功经验，指出不足之处。这样才能使模拟法庭审判水平不断提高。

四、法律咨询法

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义务法律咨询活动，是促使学生走向社会、参加司法实践活动的又一主要形式。学生参加咨询活动，群众向他们提出婚姻家庭、遗产继承、借贷、租赁、房屋拆迁、侵权赔偿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应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合法合理地予以解答。这项活动可以使学生广泛地接触群众，直接了解群众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和意见；可以为群众解决好纠纷提供良好的建议和办法；可以锻炼学生学以致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锻炼学生的口才和胆识。

第一，参加法律咨询的学生要有扎实的法律基本功。群众咨询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千变万化，这就要求学生能针对各种具体问题准确无误地予以解答，为咨询的群众圆满地解决纠纷指点迷津。

第二，学生参加法律咨询活动，应当由富有法律教学经验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教师带队，随时指导并把关。

第三，参加法律咨询活动的学生都要有咨询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咨询者的基本情况、讲述的事实和提出的同题、学生的解答情况等，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咨询记录具体内容进行成绩评定。

五、社会调查法

社会调查法是调查人针对社会中的某些热点问题或现象，调查了解事实真相，分析特点和原因，总结经验或不足，提出建议和措施的一项专门工作。

第一，要使学生明确社会调查的目的。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我国当前立法、知法、守法、执法各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改革建议和措施。

第二，社会调查的项目要符合法律专业的要求。调查的问题必须是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且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妨害公务案上升、离婚率上升、国家赔偿法的实施状况、下岗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现状、当前民间纠纷的特点等等。

第三，进行社会调查的学生，每人要写出书面调查报告，其内容包括调查的基本情况、特点和原因的具体分析、建议和措施等，要有自己的见解。一个好的调查报告，具有参考性价值。

第四，指导教师要对学生提交的调查报告进行评价并评定成绩。

六、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是使学生巩固所学理论、获得实践经验、增强工作能力的实践教学环节。

第一，要搞好实习基地建设。实习基地的建设是搞好专业实习的前提和基础。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到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去进行实习，这就需要办学单位要与上述职能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确定相对固定的司法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作为电大法律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

第二，要聘好实习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指导能力是专业实习成败的关键。因此，组织学生实习应聘请有法学理论知识、有丰富实践经验又热心指导学生实习的法官、律师、检察官等为实习指导救师。

第三，要制定实纲。内容包括实习的性质、目的、内容、要求及成绩评定等。

第四，要有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实习纪律约束。学生实习时必须按实习单位的工作制度办事，遵守实习纪律及有关保密规定。

第五，学生要提交书面实习报告，并由实习单位和指导教师作出实习鉴定，予以客观评价，由分校审核。实习报告和实习鉴定是检验专业实习水平和评定实习成绩的重要依据。

总之，要想切实达到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预期目的，我们必须提高认识，上下一致，加强管理，坚持标准，严格把关，抓住重点，突破难点，这样才能把实践性教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促进和提高电大教学质量和育人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国枫.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实施构想[J].中国电大教育.1998，（02）：26-27.

[2]常向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J].现代远距离教育.1997，（04）：49-50.

[3]王建功，王春印.实践性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电大教育.1998，（06）：28-31.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8

一、我国的缓刑制度

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考验期内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缓刑的特点在于，犯罪分子被判处了一定的刑罚，同时宣告暂不予以执行，但又在一定的时间内保留着执行的可能性。缓刑的实质在于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即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遵守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必须遵守的条件，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但是 如果违反了必须遵守的条件，则要执行原判刑罚。作为我国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充分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也体现了我国刑罚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已经证明，正确运用缓刑制度，对于减少罪犯的关押数量，在保证社会治安的前提下将犯罪分子放在社会上进行改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把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缓刑制度在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及刑罚社会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四章第五节对缓刑制度做了相应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一制度也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但缓刑制度在规范上仍呈现原则化较强的特点，有关犯罪人个性的审查也不够深入和具体，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方法和尺度也不尽一致。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考察，我国缓刑制度总体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缓刑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应缓刑。《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一规定作了一定的细化和补充，即需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在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四个条件。但这些细化规定与原规定的具体内容并无二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对法官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撤销缓刑和缓刑宣告终止的程序还不规范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的、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实践中，如果缓刑犯犯新罪或发现漏罪，一般是在新罪或漏罪的裁判文书中宣告撤销缓刑，但对缓刑犯因其他情形需要撤销缓刑或者缓刑终止时，这方面的规定就不够具体，在缓刑和撤销缓刑之间没有过渡性衔接，对缓刑进行撤销或终止时应当经过严格和规范的程序进行，如此方能显现出法律规范的完整性。

（三）缓刑执行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

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践中公安很难抽出人力专门负责考察工作，《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对确定了对缓刑犯进行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但社区矫正工作究竟如何具体开展，对违反矫正的缓刑犯可采取哪些法律救济手段，规定也不够明确。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关于缓刑的适用标准

1、开展裁决前调查工作。实践中，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法官准确无误地判断被告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条件是不现实的，而裁决前调查制度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法，通过规定必经的调查程序，规定常规的调查项目，规定量化的、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能够在最终的调查报告中对被告人是否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作一较为准确的判断。因此，我国法律应该明确规定法官在裁决适用缓刑前必须进行充分调查，明确列举调查应涉及的项目，以及采取分项打分的方法对被告人是否应该适用缓刑进行量化评价，最终形成调查报告，并将其作为裁决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

2、开展适用缓刑听证程序。在缓刑裁量阶段设置缓刑听证制度，是近年来学者们比较推崇的建议。设置缓刑听证制度，可以促使法官恪尽职守地调查被告人的情况，能够增强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防止缓刑适用的随意性，使缓刑裁决公正、合理和正确。关于缓刑听证会的参加人员，可以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受害人及其人、被告人所居住的社区人员。法官或合议庭应该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各种情况，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裁决是否适用缓刑。

（二）关于缓刑的执行

1、健全缓刑的考察制度。以当前比较普遍的社区矫正机构作为缓刑考察机构为例，可借鉴西方及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选任具备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的人员充任工作人员，并从医院、学校等机构中选任志愿者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制定考量矫正效果的一系列标准。法院宣告缓刑后，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到法院办理接收手续后接受缓刑犯，并在缓刑犯纳入社区矫正范围后确定专人对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管理。检察机关作为缓刑考察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社区矫正机构缓刑考察情况的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应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缓刑犯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情况。

2、增强有效的社会监督。

面对近年来刑事案件激增，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力量有限等社会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多角度、全方位发动社会力量对缓刑犯进行补充监督，从而营造良好的矫正环境，有利于缓刑犯的彻底改造。事实上，群众必须接受社会矫正的犯人远多于监狱矫正的犯人这一事实，而且理论上几乎所有犯人最终都要回到社区，所以必须团结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尽早在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关于缓刑的终止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9

    未成年人年龄在我国法律中指年满十四周岁,不满18周岁。在少年刑法中,刑罚不再只是报应的手段,更应当是教育的方式,尤其是对待一些身心发育不成熟,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更应当谨慎适用,不得轻易发动。我国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探索少年审判制度,成立了少年审判法庭,根据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采用区别于成年人的审判方式,在坚持依法审理的前提下,把着眼点放在对少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上,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努力矫治失足青少年,使他们改邪归正,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开展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一)社会调查措施

    法国着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实践中我国的社会调查,有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放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调动相关司法部门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多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二)暂缓判决措施

    暂缓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经开庭审理后,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暂不判处刑罚,而是作出延期判决的决定,让其继续到学校企业继续就学就业,对其进行观护帮教,考察期满后,再根据原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被告人在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判决的法律制度。

    (三)非刑罚处置措施

    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以矫治为目的的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非刑罚处置措施是倡导轻刑、非监禁刑、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该举措追求更高层面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要求法官全面理解法律,全面掌握事实,处理案件的立足点要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作出矫治效果好,充分体现法律和社会效果最佳统一的判决。

    (四)圆桌审判措施

    圆桌审判方式就是采用灵活性与严肃性相结合的原则,改法台式审理为圆桌式审理,灵活运用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审判的一种庭审方式。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对以往审判庭形式上的改变,圆桌审判时,公诉人员在讯问被告人时态度温和、神情和蔼、可亲可敬、关爱与严肃并重,消除了被告人的恐惧感。这样更有力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预防重新犯罪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和期望。

    (五)“审判后”回访帮教措施

    为更好的巩固审理效果,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促使失足少年尽快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成为社会建设的有用之材,建立审判后帮教措施是刻不容缓的举措。回访帮教失足少年,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积极为他们提供各种教育,提供就业就学的机会途径。这是人民法院对少年犯宣布判决后的一种向后、向外延伸,是教育、矫治少年犯的继续,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存在的不足

    (一)人才资源缺失

    第一,专业人才缺失。目前的少年司法实务当中,许多少年法官除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之外,还要办理其它刑事案件,使得少年法庭名不符实;第二,专业知识缺失。对少年进行庭审教育和延伸教育,需要相关教育人员具备必要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职业精神。少年司法人员欠缺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美学、口才学等专业知识,往往使法庭教育过于肤浅,流于形式,达不到惩罚、教育、感化的目的。

    (二)相关程序流于形式

    第一,社会调查报告流于形式。不少案件起诉到法院时,没有社会调查报告,或者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不充分,这使得庭审教育缺乏针对性,庭前延伸教育时断时续,没有规划性;第二,庭审程序形式化,少年案件大幅度上升,为了完成审判任务,少年法庭的庭审程序加快,庭审教育虽然保留,却也只是流于形式。

    (三)回访帮教不到位

    我国少年帮教制度倡导两条龙体系,一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的政法一条 龙,二是妇联、学校、社区等社会团体一条龙。但是,在实践当中,由于各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套改革不完全协调一致,有工作关系不顺畅、各自为阵、力量不均的现象。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少年法庭的普遍设置

    以笔者所在的抚州市法院系统,整个抚州市法院系统里没有设置少年审判法庭,而抚州市法院系统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占所有刑事案件的10%左右,可谓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审判资源。应该在每个基层法院设置少年审判庭,并在向已设有少年审判法庭的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再进行综合改进,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才能更有针对性的,更地域性的对失足少年上好审判这堂课,让这些失足少年在审判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官对他的关心,社会对他们的不离不弃,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少年法庭的普遍设置,也可以使少年法庭不仅限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审刑事案件的审理,今后少年法庭还可以进一步将案源扩大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经济等案件的审理,让审判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少年法官的素质提升

    未成年犯罪案件多为一些传统单一的普通刑事案件,如盗窃、抢劫、故伤等,法律关系简单,少年这一特殊群众具有身心尚不成熟、人格尚未成型、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对自身的控制能力差,但可塑性非常强。而且庭审调查、法庭教育、庭后帮教的工作繁杂,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在过程中需要各种才能的综合运用,所以,一是在少年法官的遴选上,应该突破变通的法官选择条件,可以针对少年审判这一块来遴选一些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来担任少年法官;二是提高在职法官的素质,少年法官要熟悉青少年身心特点,本身具有高尚、慈爱、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些品质,同时,在加强业务能力的同时,应该定期组织少年法官参加如心理学、口才学等知识的培训。只有全面提升少年法官队伍本身的素质,才能更好的为失足少年进行教育感化。

    (三)上好“审判前”的预备课

    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经过长期实践,少年庭已经形成一整套特色工作制度,如社会调查、法定人出庭、寓教于审等制度。”在我国,是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作为未成年人犯的量刑参考,但并没有准确的立法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因此,必须有专门的关于社会调查的立法,规范社会调查制度,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内容以及适用的案件范围等内容,在赋予社会调查法律依据的同时,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严格庭前的社会调查,法官积极参与到社会调查当中,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也能全方位的了解当事人的生活环境与脾气性格,为将来的庭后审判职能延伸,回访帮教失足少年作好铺垫。

    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要做好“审判前”的预备课,从以下几点完善现有的相关社会调查制度。一是有无私奉献的少年审判人员,只有具备此种品质有这样的耐心的审判人员,才能走入失足少年的内心,为审判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立法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内容;立法规定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并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人民陪审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志愿者等组成。调查者一般不少于两人,并且应当全部出庭。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从而分析出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帮教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三是有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的能动性;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和邻里关系、单位表现、社会交往等情况。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公众关于被告人的评价意见的记载,是公众参与司法的新途径,体现了司法民主。要切实掌握未成年犯的全面资料,只有法官一方的积极主动也远远不够,必须依托其它各方的力量,通过走访到未成年人所在的家庭、社区、学校、单位,并与相关人谈话的形式,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这样的调查报告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评价,也使社会调查报告不居于一方,不流于形式,使报告内容更客观真实。

    (四)上好“审判中”的综合课

    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既要注重保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又要注重保护失足少年,把保护社会与保护少年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要将此理念落实到整个审判过程中来。目前根据我国《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中,少年法庭开庭审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进行,对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被告人,一般不公开审理。

    据此,本人认为,对少年刑事案件应依法“一律不公开审理”,同时不宜公开宣判,即实行“绝对不公开原则”。但是,如果少年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教师等人到庭更有利于审判工作的教育,经少年审判庭庭长批准或邀请到庭,但应告知他们不得向外界传播或提供案件审理情况,注重做好保密工作。

    (五)上好“审判后”的帮教课

法律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10

因此,《历史与社会》课程在实施的资源方面应该力求改变过分依赖教科书的局面,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个人生活,使知识不再局限于教科书,而是在解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进行概念系统和具体技能的教学。《历史与社会》课程中的综合实践课就为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认为,综合实践课只要学生动起来,学会查找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展示出来,就达到了教学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固然利用了一些社会资源,也学会去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利用自己的所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根据我的理解,如果学生无法体会到他们所找出的方法是否切实可行,一切只是“纸上谈兵”。换句话讲,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综合实践课最为关键的环节――“反馈”被忽视了!

在我看来,在进行《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时候,应该力求课程的开放,让学生在体验中真正理解知识、消化知识、运用知识。本学年,我承担的是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我进行了一些尝试。

人教版《历史与社会》上册第五单元的综合探究题目为――我是社会小主人,教学目标要求学生学会履行自己的监督权利,关心社会、爱护社会。课堂教学中,我向学生介绍了如何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并选择出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之后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我的课程设计,我又向学生介绍了如何合法行使监督权。例如,向媒体反映、向人大代表反映、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等。同时我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求学生利用一周时间调查身边存在的社会问题,完成一份调查报告。我将学生的调查报告回收并整理,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求学生认真修改交回。接下来,我建议学生们将自己的调查报告,通过合法的方式反映出去。很多学生跃跃欲试,但是也有一些带着担心和疑惑。看到这一切,我进一步鼓励学生说:“我们知道了如何做社会的小主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成为社会真正的小主人!我相信,以大家的能力,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情,为社会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在学生反映出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后,我让他们继续跟踪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做出调查报告。个别同学的调查报告不久就有了回复,更多的是没有任何音讯。不过,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学生对于社会问题会更加敏感,会更加关心和爱护我们的社会,对于社会他们增加了一份责任感!并且我发现,很多学生对《历史与社会》课的兴趣更高了,这门课程内容不再只是课本上艰深难懂的知识,而是孩子们时时刻刻都在接触的生活。

《历史与社会》教材中的综合探究课为我们进行“开放式”教学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不过,这并不是“华山一条路”,教师还应该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掘综合实践课程的资源,真正将“社会教育”纳入现行的教育制度之中。

深圳市博物馆08~09之交举办了“国宝展览”――四羊方尊、秦始皇陵兵马俑、汉代金缕玉衣等部级文物首次在深圳展出,同时展馆还有关于深圳历史的展览。我发现了这个教育契机,在学校和深圳市博物馆的大力配合下,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参观活动。学生们对于“国宝”惊叹不已,惊叹于我们祖国的辉煌与伟大;对于深圳,学生们更是多了一份了解与自豪。教育活动并未草草结束,参观后,我们进一步举办了有关“博物馆参观感想”的手抄报比赛,在学生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次活动,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学生的情感教育,直接将社会资源引入校园,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感受知识、感悟历史,实现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所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近年来,社会犯罪有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青少年缺乏对法律威严性、强制性的真实理解,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也就是说他们缺乏对法律的切身感受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很多青少年对于法律的认识是很模糊的。根据这种情况,我建议学校利用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邻的地理优势,申请学生旁听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和裁决过程,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法律,深刻认识到法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规则,从而使得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地以法律为准绳。我相信,此类活动的举行,一定能对学生产生极大地震动,将学生对于法律常识的认识由表及里,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约束力!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开放式课程。对于综合实践课的认识,教师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学生“动起来”不是综合实践课程的终结,而应该是综合实践课的开始。教师应该在综合实践课中,利用大量的社会资源,或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或让学生去获得真实感受,或让学生亲身体验。总之,教师应该将综合实践课真正地与社会资源、社会教育结合在一起,真正将综合实践课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