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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表自我总结十篇

时间：2023-03-19 00:48:32

鉴定表自我总结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1

实习,既是一个知识与实践衔接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完善实践与知识理论差距的机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实习鉴定表自我总结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实习鉴定表自我总结范文1今年三月份，我在济南强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国际贸易的实习工作，毕业生实习鉴定。在实习中，我在公司指导老师的耐心指导下，积极参与公司的模拟国际贸易业务的相关工作，并注意把书本上学到的国际贸易理论知识对照实际工作，用理论知识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用实践证明所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探求国际贸易工作的本质与规律。简短的实习生活，既紧张，又新奇，收获也很多。通过实习，我对国际贸易工作有了深层次的感性和理想认识，同时我认识到：商务工作是挺复杂的，而且在此工作中要有忍心、恒心、信心。

在实习中，我坚持把学过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以出口贸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模拟设定的具体出口商品交易作背景，我模拟和实习了国际贸易的十五个操作程序。主要包括出口贸易前的准备、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草拟、商品价格的核算、交易条件的磋商、买卖合同的签订、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检报关、信用证的审核和修改以及相关贸易文件的制作和审核等。针对这些操作我每天都有不同的心得体会，而且发现不同的问题，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在这次实习中，我真正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多、涉及面广，除了交易双方当事人外，还涉及商检、运输、保险、金融、车站、港口和海关等部门以及各种商和中间商。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整笔交易的正常进行，并有可能引起法律上的纠纷甚至给交易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另外，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的成交量通常比较大，而且交易的商品在运输的途中可能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外来风险。所以国际贸易的风险是比国内贸易大得多。交易双方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经济损失，往往会向保险公司投保。

实习鉴定表自我总结范文2回顾这几年的学习历程，虽然忙但很充实。因此我特写下这篇个人自我鉴定，具体如需下：

经过--年的学习，准备我的毕业之际，为了更好地巩固已有知识，学习技能，我到--有限公司办事处进行实习，在办公室担任助理的工作，在此我对我的实习工作做一个自我鉴定。

在实习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办公用品，如传真机、碎纸机、打印机、扫描仪等，掌握了这些机器的基本操作，了解了公司办公的基本情况。同时在此期间我也学到了许多更有用的东西。

开始实习时，刚进入陌生的环境难免会有些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同事们友善的微笑缓解我的尴尬。大家都很有礼貌，不管大事小事都要说声谢谢。对于我这个很少跟生人打交道的学生来说，是给我上了一堂礼仪课。

做助理，任务比较琐碎繁杂，指导我的老师教我，做事情要分主次、有条理。说着容易，做着难。每天要发传真、收信件、整理废旧纸张在利用等，手头有多件事情需要完成。当然这时候就要将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把所有事情的主次顺序排好。这样就不会乱。正好最近公司要进行培训，需要复印资料。一共17份，每份里又有十余份不同的资料共百余页，这时候就需要有条理，每份资料分别印刷，清点数量，一张都不能错漏。这时候就要慢慢来，一点点完成。保证每份资料的完整和质量。

“分主次，有条理”是做好事情的关键，这次实习让我更加深了对这句话的理解。

我所在的部门是这家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全部资料、文件、电脑软件均是英文，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外籍员工。在这里的工作让我认识的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加强自己的能力。在此期间，我也旁听了几次面试。让我了解了面试官需要了解得东西，和我欠缺的地方，为我以后的面试做好准备。这些就是我实习最宝贵的收获。

实习鉴定表自我总结范文3作为--警官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很庆幸自己能成为实习民警中的一员，初次跨入公安派出所的大门，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与神秘，同时也深感公安机关的威严，但我更明白这里将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开始几天的工作，使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

公安局负有依照国家法律维护社会治安，防范与打击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国家财产安全，保障公民人身权利与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神圣职责。其实警察的工作是很辛苦，他们办案不是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去调查、取证，所以在时间上没有早八晚六的限制。譬如咱们铁道警察，风里来雨里去，吸灰纳尘，工作十分辛苦。还有治安警、刑警等等，是他们的辛苦才换来了我们的安宁，是他们付出的艰辛捍卫了我国法律的尊严。

随着实习的继续，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全面，对警察的工作更加了解与理解，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在这期间形成。学会了客观、全面的看待问题，领悟到实事求是在平常说话做事中的重要意义。

这次实习生活中我时时刻刻谨记学校领导给予的教诲，遇到困难总是是第一个上，记得那是实习的第二天，我正在执行追逃任务时，一个犯罪嫌疑人转身逃出售票大厅，当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只有"抓住他不能让他逃了"这个念头。终于在火车南站广场，我协助一名便衣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擒获。事后我感觉特别自豪，第二天所长鼓励我要保持干劲，努力工作。并告诉我捕获犯罪分子的事情登上了新疆日报，我当时心想我一定要把报纸拿给父母，队长，教导员看，让他们知道，我没有给长辈丢脸，我给咱家争光了。

通过这次几个月的实习，使我收获具大，不仅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而且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就要让我们勇往直前。

实习鉴定表自我总结范文4实习是大学进入社会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好的锻炼机会，也是大学生到从业者一个非常好的过度阶段，更是大学生培养自身工作能力的磨刀石，作为一名应届的毕业生，能否在实习过程中掌握好实习内容，培养好工作能力，显的尤为重要。在思想行动上，努力做到“想实习，会实习，实好习”，把培养工作能力，提高自身素质作为己任。为了加强思想学习，我主动与领导沟通，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在领导的谆谆教导下，我对实习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理解，更明确了我的工作目标，在思想上使我对未来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在行动上使我对未来人生有了新的规划。

20--年-月我就开始参加了实习工作，在这个公司一开始我在营销部，每天的工作就是由培训开始到真正出去开发客户，短短的一周时间我就已经对业务完全熟悉了，并且也能完成部门给个人定的任务。在第二周时还拿到了周冠军，也获得了公司的奖励。然而在这其中也不少碰壁，不过这是工作中存在的正常问题，所以我都是笑着去面对。如果说社会是大海，那我就是一滴水，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滚入滔滔的大海随波逐流。

在营销部门两个月，我已经对业务很熟练，我想学习更多的知识，所以我主动要求调到其他部门。来到了人事部，我的工作就是专职招聘这一块，并负责办公室其他一些工作，及公司网站的后台管理、上传资料、整理文件等。这些虽然是小事，但能真正的反映一个人在处理这些事方面的能力，从这些事中我学习到处理小事方面应该谦虚谨慎一点。

几个月的实习工作不仅是对我实践能力的一次提高，更是对我思想上的一次洗礼。使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自己的强项是什么，在这个公司里我学会了对目标的细致化、明确化，抹除了之前的一切迷茫。无论是学生的身份还是工作者的身份，在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要细心的做好，以一个有责任心的心态去生活、去工作。

实习鉴定表自我总结范文51.这3个月的实习就要结束了，感觉非常有必要总结一下实习的感受。

在领导的悉心培训下，认真学习，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领悟到了社会的现实，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都是要去经历了才会知道。工作必须要积极主动，服从领导的指挥。在这实习期间，我曾有迷茫，也有烦恼，也曾悲伤。有时会很不理智的想要放弃这个实习的机会，但认真思考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考验。反省过来之后，就会清楚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在挫折面前我们应该鼓励自己不要轻易放弃。在挫折中我们也正在逐渐的变得成熟，稳重，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坦然面对之后也就不会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2.大四这学年的学习生活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不满足于现状的我在之前做出的辉煌成绩，而是在已打下的初步基础上不断的挑战自我、充实自己，为实现人生的价值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不懈努力。我个人认为我本人这学年的校园生活主要由二个主要部分组成：校园学习生涯和社会实践生活。一直都认为人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我对知识、对本专业一丝不苟，因而在成绩上一直都得到肯定，每学年都获得奖学金。在不满足于学好理论课的同时也结合我的专业性质注重于对各种应用软件和硬件的研究。因此课余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做起了兼职，也经常就同学和朋友电脑硬件和软件的方面的问题给予以热情的帮助和解答。

3.本人热心自信上进心强，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与较好的个人亲和力;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2

20XX年2月6日，这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今天的我就要踏上社会实践的征途。我们的首站是下沙春天幼儿园，为这里的孩子带去爱，为他们插上爱的翅膀，同时让我们与童心一起飞翔。我们为他们讲解如何去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爱我们可爱的祖国。

社会实践的第一天，我来到了爱我宝宝幼儿园，与老师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熟悉环境。当我迈入幼儿园的大门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孩子们的小作品吸引人眼球的装饰品以及幼儿一天的食谱，然后就是幼儿大型的游乐场地。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感觉顿时回到了童年时光，进入了童话的王国，孩子们的世界。我通过听课初步了解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大致掌握该年龄阶段学生的授课特点。老师们介绍说幼儿园重点培养了学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各个领域相互渗透，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其中我觉得较有特色较为精彩的是在他们在上课前的八点到八点二十分的聊天时间，也就是培养语言方面。

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在运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并有机会说并能拿到积极应答的环境。教师与幼儿的个别交流，幼儿与幼儿之间的自由交谈等对幼儿语言发展具有重要特殊意义。这里，老师首先引出小朋友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然后由小朋友们纷纷举手发言，围绕这个话题说说他们的看法。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举手都极为踊跃，恨不得把手伸到半空好让老师知道他举手了。举手踊跃，上课气氛异常活跃，在大家都发表完自己的意见后，老师再向他们阐释她的看法，这样既及时纠正了有些小朋友的一些不太正确的观点，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语言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不少，可谓是一举多得。

第二天，我协助保育员打扫卫生、整理幼儿寝室。保育员，作为幼儿教师的助手，她辅助教师负责幼儿的保健、养育、并协助教师对幼儿进行教育，是幼儿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天我才真正体会到想要看护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们有多不容易。来到幼儿寝室，看到了一张张小床，床上面还有可爱的卡通图案，想到正在酣睡的孩子们，心里真是羡慕，多幸福的孩子们啊！真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的成长，长大以后成就一番事业。

接下来的五天里，我进入了幼儿园各班级，参与幼儿上课、游戏、活动、看寝等工作。了解了幼儿教师的工作情况，体验到了幼儿教师工作的辛苦和重要。我拿起一本故事书给孩子们讲故事，翻开书，书上竟然一个字也没有，都是简单的图画，天啊！这需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讲好这个故事啊！我一页一页的编着故事，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眼睛，带着浅浅微笑的嘴角甜甜的向上翘着，我仿佛也融入了他们当中，当一个天真的孩子真幸福！故事讲完了，孩子们都抢着要自己再给大家讲一遍，还说一定讲的比我好，这样刚好，就让孩子们来个讲故事比赛，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游戏中锻炼表达能力、丰富想象力。听了他们讲的故事，我心里生起了一种惭愧之感，一个孩子讲的故事竟比我生动百倍！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3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 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 31% 。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二者并重，都占28. 81%。调研组认为，采行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确实会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但这一措施可以使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同一高度的诉讼平台上进行司法较量，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顺应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3．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程序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有限地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对于鉴定过程不合法、检材不合法或者鉴定人不适格等各种非法的鉴定结论是否应当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课题组针对五类司法主体进行了调查。

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受调查主体中，有87.8％的人认为非法的鉴定结论应予排除；9.49%的人认为不一定排除，应当因案而异；2.71％的人反对将其排除。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8名法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9.47%；有6名法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7. 89%；有2名法官直言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2.63%。在填写问卷的87名检察官中，有79名检察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90. 8%；有7名检察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检察官总数的8.05%；有1名检察官选择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1. 15%。在律师群体中，共有61名律师参与该项调查。其中，有56名律师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91.8%；有3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4.92%；有2名律师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总数的3.28%。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中，17人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0.95%；有4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9.05%；没有鉴定人表示反对排除。在50名侦查人员中，有3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人表示因案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占总数的16%；另有3人对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持否定态度，占总数的6%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共有127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9.44%；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2人，比例为8.45%；选择不排除的有3人，比例为2. 11%。在青岛市，有5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5.51%；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0人，比例为14.49%。在呼和浩特市，共有73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6.9%；选择因案而异的有6人，比例为7. 14%；选择不排除的有5人，比例为5.95% 。

上述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对待非法鉴定结论是否排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绝大部分的司法主体倾向于排除非法获取的鉴定结论。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调研城市，还是在职业利益各异的五类司法主体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因此，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调研组认为应当设立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以填补目前鉴定立法的空白，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

4.辩护人鉴定程序知情权的保障措施

通过上文中对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一方在庭审之前对鉴定结论和鉴定程序的知悉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出目前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有接近半数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无法查阅到与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的改革中，要着力改善这一现状。

关于获取控方鉴定结论的最有效方式，呼和浩特市接受调查的28名律师中，有13名律师认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最为有效，6名律师认为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最为有效，还有9名律师认为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最为有效；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2名律师中，有10名律师选择了庭前开示程序，2名律师选择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北京市26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5名律师选择“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有4名律师选择“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有15名律师选择“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有2名律师选择“其他方式”。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三个调研城市的律师对于该问题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青岛市的律师群体绝对多数赞同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其比例高达90%。北京市也有近70％的律师赞同这一主张，其后依次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到法院阅卷和其他方式。呼和浩特市，律师的主张在几个选择之间趋于平衡，没有某项方式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相对而言，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是呼和浩特市律师认为的最佳选择。

综合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直接到检察院阅卷”的比例为30.3%,“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的比例为15．15％，“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的比例为51.52%,“其他”的比例为3.03%。

上述比例数据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律师群体而言，其选择的首要方式是通过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来获取相关的鉴定信息，这一比例超过了通过检察院移送案卷查阅和直接到检察院查阅的总和。可见，律师群体是希望通过建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其司法鉴定程序和结论的知悉权，而不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利益相对或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方面。该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出律师群体对鉴定制度改革措施具体设计思路的选择，即摒弃现行制度下对司法机关的依赖，通过正当诉讼程序来行使和保障自己的诉权。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改革

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但课题组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鉴定的问题。为此，课题组针对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应否有明确的鉴定次数的限制性规定问题，面向五类司法主体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在290名受调查群体中，有165人选择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以内，比例为56.9%；有46人选择不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鉴定，即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1次，比例为15.86%；有40人认为无需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只要案情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重复鉴定，比例为13.79%；有39人认为重复鉴定的次数需要进行限制，但不宜限制得过于严格，只要限制在3次之内即可，其比例为13.45%。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76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法官中，有1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0.27%；有37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8.68%；有14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8.42%；有10名法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3.16%。在83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检察官中，有10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2.05%；有52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2.65%；有13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5.66%；有8名检察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9.64%。在6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7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1.48%；有41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7.21%；有4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6.56%；有9名律师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4.75%。在2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鉴定人中，有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3.81%；有9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2.86%；有2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9.52%；有5名鉴定人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23.81%。在49名填写调查问卷的侦查员中，有9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8.37%；有2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53.06%；有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2.24%；有8名侦查人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6.33%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参与调研的142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有22人，占总数的15.4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76人，比例为53.52%；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23人，比例为16.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21人，比例为14.79%。在青岛市参与调研的66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5人，占总数的7.58%；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6人，比例为69.7%；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12. 1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7人，比例为10.6%。在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81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46%，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3人，比例为53.0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9. 88%；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11人，比例为13.58%。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查人员认为以2次为限进行重复鉴定是较为合理的。其次分别为不得重复鉴定、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和无需限定次数。这一顺序在各调研城市之间也大致相同。可见，从比例变化的趋势而言，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对目前实践中针对同一事项的重复鉴定问题进行明确的次数限制。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对待该问题的总体评价是相似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群体的意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鉴定人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很有特点。一方面，在五类群体中，仅有鉴定人群体选择“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20%，为各群体之中的最高比例。另一方面，其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比例也是五类群体中最高的，其比例与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说明在鉴定人群体中，存在两种司法理念，这两种理念源于其对司法鉴定制度性质理解的差异。一种理念认为，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追求其本真的面目，因此，只要案情需要，就不需要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而是以获得最终结论为目标。与之相对的理念认为，司法鉴定程序是嵌套在刑事诉讼之中的子程序，因此，司法鉴定的诸多原理和理念都要顺应刑事诉讼的原理和理念。“定纷止争”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允许将司法鉴定无限制地重复下去，因此其选择不允许进行重复鉴定。

（四）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自《决定》颁布至今已逾三年的时间，从上文对鉴定体制实施现状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实践中自侦自鉴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控辩之间难以实现鉴定程序的平衡和对抗。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体制的改革方向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成败。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课题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1．鉴定人的选任方式改革

关于鉴定人的选任方式，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7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0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1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13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10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1名法官认为由检察机关指定较为合适，23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较为合适。综合三地调研的数据，在全部接受调查的法官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的，占56.31%，主张合议庭指定的，占28. 85%，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14. 13%，主张由检察机关指定的，占0.71%。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6名鉴定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最为合适；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司法机关指定最合适，4人认为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最合适；北京市有39名鉴定人选择“合议庭指定”；有8人选择“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人选择“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综合三地调研数据，在鉴定人群体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鉴定人的占55. 18%，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31.67%，主张由合议庭指定的，占31. 67%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和鉴定人群体都支持通过控辩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案件的鉴定人，两个群体对该改革措施的支持比例大致持平。有所差别的是，在控辩双方协商确定之外，法官群体倾向于通过合议庭指定的方式确立鉴定人，而鉴定人群体则希望通过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方式来确定某一案件的鉴定人。

第二，从地域差别进行分析，在法官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法官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首先支持控辩双方的协商确定，其后依次为合议庭指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在鉴定人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鉴定人的主张差别较大。由此可知，绝大部分的北京市和青岛市的鉴定人都倾向于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案件的鉴定人，而呼和浩特市的鉴定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定来确立鉴定人。

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察机关指定的方式确立案件鉴定人的改革主张，在法官群体中，只得到了占总数0.71％的法官的支持；在鉴定人群体中，没有人支持这一主张。这说明，无论是鉴定人群体还是法官群体，都是倾向于在鉴定人选任的程序中保持控辩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并且通过这种控辩力量的平等对抗来保障鉴定的中立性。

2．当事人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现行鉴定体制下，当事人缺少必要的鉴定辅助是导致当事人极少对案件的鉴定问题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事项，如何辅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鉴定问题进行监督和审查，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和律师在案件的过程中会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其辅助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课题组对检察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调查，在检察官群体中，明确希望在诉讼中获得专业鉴定人员帮助的有74人，占填写问卷的检察官总数的86. 59%。认为是否得到鉴定人辅助无关紧要或明确不希望得到帮助的有11人，比例为13.41%。在律师群体中，有59名律师表示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专家的协助，比例为96.72%。持相反意见的律师仅有2人，占填写问卷的律师总数的3.28%。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 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 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 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 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 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的主观意见分析，除律师群体外，其余各司法主体都首选“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这一诉讼角色，律师群体首选“证人”身份。与之相对，鉴定人群体中，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是最低的。课题组认为，这一组对比虽然只是身份上的争论，但能够反映出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态度。对鉴定人而言，由于其在实践中强烈排斥出庭，其必然反对以证人的身份协助当事人参与诉讼。对律师而言，其之所以支持该改革措施，直接的目的即加强辩护力量，以便与公诉方进行对抗，证人的身份最有利于其掌控技术顾问在诉讼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对检察官而言，由于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其自身即扮演了国家的诉讼人角色，其必然否定鉴定人的诉讼人身份。由此可见，对技术顾问的身份定位看似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质上反映出了司法鉴定体制的宏观结构，在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如予采纳，需要明确其身份定位。

3．法官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当面对专业程度极高的鉴定结论时，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1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10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7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6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12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更有效；有1名法官选择了其他方式的选项，并在其后注明其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让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证人进行对质；没有法官选择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北京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3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8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3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

总体而言，选择“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这一方式的法官比例最高，达到了36.96%；其后依次是“允许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33.7%;“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方式，比例为18.48%；“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9.79%；其他方式，比例为1.1%。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分析，呼和浩特市的法官群体中，最倾向的改革方式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为41.67%;“建立技术陪审员”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两种方式所占比例基本持平，约占调研法官总数的26%；赞同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方式的法官仅有1名，比例为4. 17%。在青岛市，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最受欢迎，有58.33％的法官支持这一主张。支持“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比例是相同的，都占总数的16.67%。在北京市，允许法官自行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支持率最高，达到41.07%。其次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达到39.29%。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分占14. 29％和5. 36%。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在法官群体中，针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性的意见。建立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允许法官自行聘请顾问的方式相对而言支持率较高。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技术顾问的方式比例最低，可见，在我国法官群体中，法官更倾向于依据职权主动解决专家协助的问题，而并不赞同英美法系中法官消极居中裁判，完全依靠双方当事人辨明是非的诉讼方式。

第二，各地区法官在该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法官都倾向于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而呼和浩特地区的法官针对该方式的支持率极低，相对而言，呼市的法官对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较为感兴趣，这一地区间的差异，课题组认为其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法院经费的分配有关。

三、几点初步结论

通过对我国现行鉴定制度实施现状和各调研主体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可以看出，《决定》的颁布和实施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问题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次调研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鉴定问题，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嵌套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绊脚石。

课题组认为，根据上文分析的统计数据，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权力配置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合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三个方面：

（一）权力配置不平衡

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权力配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能否在实践中顺利的运行。权力的配置并非鉴定体制内部的独立问题，其与刑事诉讼中诉权与审判权的博弈以及诉权之间的对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权力配置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难以行使权力。法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是通过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来做出最终的判决。鉴定结论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自然也要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由法官对其证据能力进行审查，对其证明力作出综合判断。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是法官行使裁判权的一部分。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赋予了法官依据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但是根据调研的统计数据可知，在实践中，法官极少运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对鉴定结论的审查也几乎是名存实亡。当然，根据上文法官对合议庭权力的主观评价可以看出，法官并非怠于或不屑于行使这些权力，而是难以行使这些权力。鉴定结论多产生于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其封闭性、行政化的特点决定了法官无法触及鉴定的过程；鉴定人不出庭又使得法官无法当庭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而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在实践中也往往没有对鉴定过程、鉴材提取、实验室条件和鉴定标准的记录，使得书面审查鉴定过程无法完成。由此，法官只能望权力而兴叹。

第二，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权力。我国现行鉴定体制下，检察官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根据课题组本次实证调研的数据来看，实践中检察官极少行使这一权力。课题组认为，检察官不行使该权力，并非与法官一样难以行使，而是其根本无需行使这一权力。这是因为，在我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职业利益是趋于一致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做出的，检察官一般说来使用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结论提起公诉即可，其不需要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重新进行鉴定。

第三，对于被告人而言，其渴望权利而无法享有权利。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相比，作为辩护一方的被告人在鉴定制度中享有的权利可谓少之又少。其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无法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其只能就鉴定程序的启动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调研数据可知，对于这仅有的权利，还存在相当的比例是法官当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在司法鉴定制度中，辩护人一方是否需要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权利？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调研数据的统计，超过70％的辩护人表示能否在庭前获知鉴定结论对其辩护效果至关重要。超过60％的辩护人认为现行鉴定体制下鉴定人的中立性没有得到保障。从控辩对抗、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而言，我国现行鉴定制度中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已经严重失衡。辩护人一方在鉴定程序上根本无法与控诉方展开对抗。不仅辩护方没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其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也无法正常行使。这是因为，是否允许辩护人在庭审之间接触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由作为对抗一方的检察官自行决定的。由是观之，辩护一方在鉴定程序中所行使的所有权利—重新鉴定的申请、鉴定人回避的申请以及鉴定结论的知悉权—都需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认可或批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即使是仅有的几项权利，辩护人一方也往往难以实现。

（二）资源分配不合理

与其他司法资源相同，一个社会的鉴定资源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确定的。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高科技犯罪在实践中逐渐增多，诉讼对司法鉴定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这就与相对有限的鉴定资源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调研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实践中有限的司法鉴定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和运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决定》的实施，原属于法院和检察院内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被剥离出来，大量进入到社会性的鉴定机构中，增强了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力量。而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由社会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只占所有刑事鉴定结论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性鉴定资源闲置，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由于资源相对较少而又承担了大量的鉴定工作，往往无法保障鉴定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根据课题组对法官判断鉴定结论效力的一般标准，超过70％的法官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和鉴定人的权威性为标准判断鉴定结论的效力。这就导致实践中当事人更倾向于委托鉴定级别较高或具有官方背景的鉴定机构，无疑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内部进行了资源的重新再分配。少数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吸引了相对较多的鉴定案件，大量普通的鉴定机构却只能承接到极少的鉴定案件。

（三）配套措施不到位

配套措施不到位也是本次调研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问题。课题组认为，几乎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与配套措施的缺失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现行鉴定制度中，配套措施不到位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鉴定人出庭问题上，通过对鉴定人群体的调研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鉴定人主观上排斥出庭作证与“无经济补助”、“无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配套措施的缺失有重要的关系。再如，在鉴定人回避问题上，仅仅在立法上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赋予被告人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被告人在开庭之前根本无法获知鉴定结论的内容，更不必说查明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了。

目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权力配置的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三者并非完全隔离，互不影响，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权力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实践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而在权力配置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由于无法决定资源的利用与分配，使得资源的分配实际上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权力配比上的失衡状态。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困扰司法鉴定实践的最大难题。

结合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统计，课题组认为，要切实地解决司法鉴定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仅仅移植外国的相关制度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难以真正打破目前实践中所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标本兼治，就必须要结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主体，以技术层面的改革为补充。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我国的司法鉴定发展模式，同时吸收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因素。一言以蔽之，即将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进行融合。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和近百年的司法传统与法律文化，结合十年来刑事诉讼对抗制改革的成败经验，课题组认为，我国鉴定制度结构层面的改革应以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为主，在技术层面，可以大胆地引进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有益因素，强化鉴定程序中当事人的对抗性。

注释:

{1}参见司法鉴定管理局编写《保障司法公正，服务和谐社会，进一步推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86。

{2}在被调查的法官中，有10人没有说明自己的学历情况，故将该10人排除于该项统计结果之外。

{3}在被调查的法官中，有11人没有说明自己工作年限的情况，故将该11人排除于该项统计结果之外。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我鉴定。

一、自我鉴定特点：

自我鉴定写作时，应该篇幅短小，语言概括、简洁、扼要，具有评语和结论性质。

二、自我鉴定一般可以分为下面几类：

毕业自我鉴定

毕业生毕业时对自己在校期间出作一个自我评价。

实习自我鉴定

实习人员对自己在实习期间的工作表现作出自我评价。

工作自我鉴定

已经工作的朋友在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工作表现作出自我评价。

党员自我鉴定

一定指中国共产党党员对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经过组织生活后对自己工作表现和思想觉悟等情况向党组织汇报。

先进个人自我鉴定

是指在各单位、组织和集体中获得先进称号的个人对自己作出的评价。

三、自我鉴定格式内容

1.标题。可写成自我鉴定。

2.政治表现。

3.学习表现。

4.工作和道德表现。

5.缺点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自我鉴定的结构由标题、正文和落款三部分构成。

标题

自我签定的标题有两种形式：

1、性质内容加文种构成，如《学年教学工作自我鉴定》。

2、用文种自我鉴定作标题。如果是填写自我鉴定表格，不写标题。

正文

正文由前言、优点、缺点、今后打算四部分构成。

1、前言。概括全文，常用本学年个人优缺点如下：本期业务培训结束了，为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以利今后工作学习，特自我鉴定如下：等习惯用语引出正文主要内容。

2、优点。一般习惯按政治思想表现、业务工作、学习等方面的内容逐一写出自己成绩长处。

3、缺点。一般习惯从主要缺点写到次要问题或只写主要的，次要一笔带过。

4、今后打算。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今后的打算，表明态度，如今后我一定，争取进步等。

自我鉴定的正方行文，可用一段式，也可用多段式。要实事求是，条理清晰，用语准确。

落款

在右下方署明鉴定人姓名;并在下面注明年、月、日期。

四、自我鉴定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自我鉴定回答这个问题，要点是：你是你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除非你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在共同点的基础上更强调不同点，否则你绝无可能在众多的应征求职者中夺魁。对于这第一个问题，自我反省越深，自我鉴定就越成功。

你将来要干什么?

如果你申请的是一份举足轻重的工作，雇主肯定很关注你对未来的自我设计。你的回答要具体，合理，并符合你现在的身份，要有一个更别致的风格。

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你的过去当然都在履历上已有反映。你在面试中再度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可忽略之处是：不要抖落一个与你的将来毫不相干的过去。如果你中途彻底改行，更要在描述你的执着、职业目标的一贯性上下些功夫。要做到这一点，又要忠实于事实和本人，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到过去与将来的联系点，收集过去的资料，再按目标主次排列。

五、示例范文：

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在毕业之即，对自已三年的学习和生活做一个作一个总结和鉴定：

在校期间，在学校的指导、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帮助下，通过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和参与社会实践，自觉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专业功底扎实、知识结构完善、适应能力强、具有团体协作精神的青年。

当然，本人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诸如：

一是学习成绩还不是十分优秀，三年来，虽然我的成绩一直在进步，但却始终达不到最理想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基础比较薄弱，加上刚进大学时，学习的环境变宽松了，学习更多需要的是自主性，于是，长期在老师、家长督导下学习的我，一度迷失了方向和动力，幸亏后来在老师、辅导员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从迷失中找回了方向，从而迎头赶上，但因此也落下了一些课程。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5

2004年我们河南省按照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在普通高中开设美术鉴赏课。美术鉴赏作为普通高中阶段美术科目中的一具学习领域，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欣赏评述”学习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多占与延伸。

“鉴赏”与“欣赏”这两个概念，只有一字之差，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通用，连着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事实上，它们是有区别的。“鉴赏”一词的基本含义是“鉴别（或‘鉴定’）”和“欣赏”。“鉴别”是指对美术作品的真伪、创作年代、艺术质量之高低的识别与确定，或者是对各种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的分析与评价。可见，“鉴赏”包括“欣赏”，但不仅仅是欣赏，它的内涵大于“欣赏”。由此可见，美术鉴赏的学习活动，涉及的范围比美术欣赏大，要求也更高。

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应当更加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性学习。何况，在美术鉴赏活动中，鉴赏者是主体，没有同学们的主体行为，仅仅靠教师的讲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鉴赏活动。

在这种新的形式下，如何“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效率”已成为各个学科教改研究的总课题。而在实际教学中，决定课堂教学成败的因素之一就是课堂教学方法。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本学期的高中美术鉴赏课设计为“鉴赏激趣、尝试探究、讲解点拨、讨论提炼、点评总结”的五步教学法。

下面结合教学实践，我来谈谈这种教学法的具体运用：

一、鉴赏激趣阶段

在上课开始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审美鉴赏的引导，唤起学生鉴赏美的欲望。教师先利用课件中的优秀美术作品指导学生进行观察，请学生从整幅中找感觉：找画了些什么，表达什么意思等，让学生逐步感受艺术作品的魅力。例如：《米罗斯的维纳斯》许多学生熟悉这尊世界闻名的塑像，这从古代残迹中留下的艺术精品虽不完整，但在艺术上却又被看成是完美的典范，维纳斯究竟美在什么地方？这些知识学生似懂非懂。因此，面对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女神，学生从审美上会产生一种迫切想了解的心理。关于女神的介绍，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从审美角度向学生分析讲述维纳斯女神之美的具体表现。维纳斯脸部呈现的是宁静美，亭亭玉立的身材呈现的是普拉克西特列斯的曲线美，失去双臂而产生的又是一种残缺美。如果维纳斯呈现在我们面产有是完好无损的形象，她仍然拿着一只表示荣誉的苹果（据说发现时有一只苹果的手，后来不知去向），那么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支配着人的精神。在人们眼里，她不再是美的普遍典型，而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女神，即帕里斯裁判中的女主角。女神失右臂，失去了金苹果，等于失去了女神的身份，使她变成了一个抽象身份的女人。她的神话性被减弱了，而审美性和象征性被加强了。在她身上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女性魅力，更表现了一种内在东西——人性的美。《最后的晚餐》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芬奇的名作，学生大多知道犹大出卖耶酥的故事，画面中13个神态各异的形象吸引了学生，谁是叛徒犹大？这是学生最关切的。我从此引导学生观察作品，耶酥处于现面中央光线最亮的位置，犹大则放在人群中，背景灰暗。在这里画家用了三角形的构图，把记薪门徒分成4组，四个三角形平分在耶酥左右，并用12人不同手势与姿态将各组联系起来，最终集中于中央，形成一个对称的有变化的统一体。作品的主题——抨击伪美颂扬善美，通过构图的形式美表现出来。如果我再辅以介绍现家创作过程有趣的情节，定会吸收学生，激起他们欣赏的极大兴趣。接着请学生再进一步观察，从作品中逐步发现构图的方法、色彩的运用、作品的技巧等，逐步体会到美术作品的每一个细节无一不是画家娴熟技巧的体现，无一不凝聚着画家的思想、阅历的精华。通过这一步步地观察，学生们接受了美的熏陶，体会到作品的情趣，也能从中找到一些鉴赏作品的方法。

这样的鉴赏激趣增强了学生鉴赏美术作品的兴趣，在强烈兴趣的趋使下学生们对探究美的欲望油然而生，他们会感到鉴赏美术作品并不难，自己完全可以去试一试。

二、尝试探究阶段

这个阶段是要学生通过自己的尝试探究，找到鉴赏美术作品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学生第一次鉴赏实践活动。学生通过第一步的学习，已初步发现了一些鉴赏美的方法和技巧，并且产生了探究美术作品奥妙的兴趣。这个时候教师可以用五至十分钟时间让学生尝试一下——用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分析一幅新的美术作品，并且发表自己对这种艺术作品的感受。

这部分练习教师是针对全体学生的，要求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鉴赏和分析同一幅作品。与此同时，请几个有代表性的同学讲讲自己鉴赏的方法，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鉴赏能力和水平。

三、讲解点拨阶段

根据学生在第二阶段的鉴赏探究的情况，教师再进行一步步的讲解和点拨，让学生掌握到正确鉴赏美的方法和途径。在讲解过程中可以加入适当的示范分析，对于学生尝试中出现的问题，教材中的重、难点部分教师可以进行深入分析。

例如在上中国绘画分析《韩熙载夜宴图》这幅作品时，我充分利用课件的功能，从各个细节方面逐步对作品进行分析讲解，由背景知识介绍——整体绘画欣赏——局部绘画欣赏——人物表情分析——全画的布局——构图的特点，使学生通过我的分析领会了中国人物画鉴赏的步骤方法，也更深入明白了人物画“传神写照”这个绘画理论。

这样的教学学生看得明白，学得真实，也能较快地掌握鉴赏作品的真谛。同时学习的积极性得以持久，能有充分的信心完成鉴赏美的活动。

四、讨论提炼阶段

这一阶段是让学生再次体会美的真谛，进行美的鉴赏实践活动，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鉴赏能力。

学生经过前三个步骤结构的学习，已经初步掌握了鉴赏美术作品的方法和途径，这时教师可以布置不同的美术作品，让学生再次去完成鉴赏的任务。完成的形式应该多样化，可以让学生自由地与同座或邻座间讨论后完成，也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在学生讨论的同时，教师进行巡回指导，重点帮助学生加深对美术作品的理解，目的在于全面提高每个学生鉴赏美的能力。

五、点评总结阶段

在鉴赏课结束前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点评，是鼓励学生继续拓展和探索美的最好方法。最后的总结还要延伸到他们的生活中去，让他们学会在实践中认识美、鉴赏美、创造美。

这个过程时间虽短，但是教师画龙点晴式的总结，既可使学生对本课时所学知识系统化、理性化，又能使其结晶升华，产生新的飞跃。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6

（1）总结以往思想、工作、学习，展望未来，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指导今后工作。

（2）帮助领导、组织、评委了解自己，作好入党、入团、职称评定、晋升的依据材料准备工作。

（3）重要的自我鉴定将成为个人历史生活中一个阶段的小结，具有史料价值，被收入个人档案。

自我签定的格式与写法

自我鉴定的结构由标题、正文和落款三部分构成。

（1）标题。自我签定的标题有两种形式：

1）性质内容加文种构成，如《学年教学工作自我鉴定》。

2）用文种“自我鉴定”作标题。如果是填写自我鉴定表格，不写标题。

（2）正文。正文由前言、优点、缺点、今后打算四部分构成。

1）前言。概括全文，常用“本学年个人优缺点如下：”“本期业务培训结束了，为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以利今后工作学习，特自我鉴定如下：”等习惯用语引出正文主要内容。

2）优点。一般习惯按政治思想表现、业务工作、学习等方面的内容逐一写出自己成绩长处。

3）缺点。一般习惯从主要缺点写到次要问题或只写主要的，次要一笔带过。

4）今后打算。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今后的打算，表明态度，如“今后我一定xxx，争取进步”等。

自我鉴定的正方行文，可用一段式，也可用多段式。要实事求是，条理清晰，用语准确。

（3）落款。

在右下方署明鉴定人姓名；并在下面注明年、月、日期。

个人自我鉴定例文

自我鉴定

本人近一年以来，能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遵守校纪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钻研业务。勤奋刻苦，成绩优良；班委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同学，热爱集体。有一定奉献精神。

不足是学习成绩需进一步提高。今后我一定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争取更大进步。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7

关键词：古诗鉴赏，表达训练研读例文，课堂实践，准确表达

在进行了读懂诗歌的训练后，我进行了一次测验。随即我又作了一次学情调查。结果令人深思。现举一个例子。阅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回答问题⑴一、二两句主要写了“静”，请简析作者写“静”的手法。⑵简析三、四句的表现手法。本来，这首诗学生很熟悉，小学就已经学过。论文大全。我想，这个题学生答起来不会有多大问题。可试卷结果却令人意外，这个题学生得分并不高，许多学生只能得一半分。原因多是表达不准和答非所问。通过调查，学生说，他们对诗很熟悉，可要说出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来，更谈不上简析了。至于手法，那更不知该答什么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学生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对诗歌的阅读还处于最初的感知层次，要让他们对诗歌作出理性的评价，还需进一步训练准确表达的能力。论文大全。

如何进行有效的训练呢，讲理论，枯燥；再说，时间也不允许；况且，诗歌确实需要学生自己的领悟，别人是很难帮上忙的。因此，我们要架起作者、作品和读者的桥梁，帮助学生学会鉴赏。忽然想起书法课上的做法。学习书法，首先要临帖。这里就有一个读帖的过程，所谓“读”，主要是研究范例的运笔轻重、字的结构、前后呼应、风格等。那么对于一个初学诗歌的学生来说，也应该有一个“读帖”的过程。所以，训练的第一步：研读例文。论文大全。

例文分两类，一类是有关的浅显易懂的理论文章，如谢冕的《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林庚的《说“木叶”》袁行霈的《中国文学的欣赏》《感受·联想·修养——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等。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初步懂得了诗歌鉴赏的一般规律，如欣赏要“泡”“找”“猜”“补”要充分进行联想和想象，仔细咀嚼等要求。一类是关于具体诗篇的鉴赏文字。从感性入手，从学生熟悉的诗作入手，先阅读一定量的古诗鉴赏文章，初步感知鉴赏的一般规律，掌握古诗鉴赏常识。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阅读了大量的古诗词，但是他们对古诗的理解和鉴赏，还建立在听老师讲解的层次，自己很难独立鉴赏，更谈不上准确表达了。所以，教学古诗时，我们先给学生印发了100首古诗鉴赏的文章，并提出阅读要求，让学生初步感知鉴赏诗歌的角度，掌握古诗鉴赏常识。如阅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的鉴赏文字。阅读时提出几点要求：鉴赏文字共几段，每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文章分别从哪些角度对诗作做出了评价，文中用到了哪些术语等。通过本篇文字的阅读，学生明白了本文主要是从诗作的思想内容，诗句的具体含义和表现手法，前人的评价，意境的特点等角度对诗作作出了评价。积累了诸如以动衬静，烘托，境情结合等鉴赏常识。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对诗歌鉴赏就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归纳出了古诗鉴赏的一般常识。当然，这只是鉴赏的第一步，要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还需要课堂上的具体学习。

记得我的一位书法老师曾说：“谁能把《九成宫》帖练习10遍，我就拜他为师。”书法学习的关键在实践。要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水平，同样需要不断的实践。第二步，课堂实践。

㈠课堂讲解重在帮助学生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理解诗句内容，并帮助学生进一步辨识古诗的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体会评价鉴赏古诗的角度和方法。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安排了两个古诗鉴赏的单元，从《诗经》到宋词的内容，第五册安排了李白杜甫的专题鉴赏，教学时，结合课本内容，我们着重从诗句的理解，古诗的语言特点、表现手法的辨识、诗歌的意象和意境等方面予以讲解。如乐府诗的赋、比、兴的手法，反复咏叹，回环往复的抒情手法；杜甫《登高》诗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的多层理解；柳永《雨霖铃》中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手法；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壮阔的意境等。这样，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进一步认识了古诗鉴赏的规律和方法，从而为准确表达打下基础。

㈡课堂学习多角度练习学生的评价表达能力，使学生充分学习体会古诗鉴赏的要求。

课堂上除了让学生体会诗歌鉴赏的规律外，我们还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评价表达能力。常常采取简析诗作某个特点，评价作者的思想，改写诗句的意境，回述精彩片断，搜集评价其他观点等方式，力求学生准确表达。如学习完杜甫的《登高》一诗，提问：杜甫的诗以沉郁顿挫的风格著称，试以《登高》为例，从情景交融的角度简析之。要点：诗人当时的心境，首联景物的特点和表现的情感，颔联景物的特点和引发的感想，颈联表现的感情，尾联的诗意，总结意境特点——雄浑高阔，情感特点——忧国伤时，突出沉郁顿挫。又如同是用典，同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的事迹，杜甫的《蜀相》和陆游的《书愤》分别表现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古人用典有哪些作用？另外，学完一首或几首诗后，你印象最深的或你认为最精彩的一点是什么，试作分析。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帮助学生深入体会诗歌妙处，而且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㈢课后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题，教会学生抓住评论要点，根据要求踩点答题。

课后，结合试题特点和高考要求，我们设计了不同层次的训练题。先从客观选择题入手。客观题难度相对较低，各个选项也给学生提供了鉴赏的格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答题的准确性。所以我们在讲解试题时，先引导学生观察试题角度，然后研究表达选词，最后找出答案。

例如2004年北京12题

红梅

苏轼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①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②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①题主要告诉我们诗句的含义，也给了我们分析诗句意思时应注意的东西，即表面意思和深层感情。②题主要是对诗歌的表达手法，诗作的主旨，梅花的形象以及描述的意境等作的评价。同时，也告诉我们，诸如拟人手法，红梅的品格的的叙述要准确无误。这样，学生在自己表达时就开始斟酌怎样用词了。

接着，又选择了一些填空题，从课本到课外。填空题已经给出了表达的格式，只是空出了关键的部分，练习这类题，有助于学生把握表达的关键，从而知道答题要点。如阅读刘禹锡的《石头城》完成1~2题。1、诗人写沉寂的群山，写潮打空城，写朦胧的月色，都是为了烘托———。2、诗中的景物都染上了浓重的——色彩，暗藏着深沉的感情潜流，抒发了—————的感慨。第一题考查了烘托的对象，实际上告诉我们怎样表达诗作的表现手法。第二题考查了景与情的关系，也告诉我们对诗歌主旨的回答要注意说明，诗作写了什么景，抒发了什么情。答案：1、今日的没落荒凉 2、凄凉对金陵昔盛今衰又如2003年春季上海四：（17）题这两首诗所咏对象相同，但写法不同：甲诗是通过描述—————，讽刺了—————；乙诗是通过描绘华清宫凄清的景色，抒发了作者对历代王朝的感慨。研究这类题，学生很容易就体会到了表达的内容和格式，并且重视了关键词的选择。答案：送荔枝一事唐玄宗、杨贵妃的淫逸误国兴衰（兴废、更替）

最后，选择主观表达题，通过对题型的归纳，进一步提高学生答题的准确率。

面对主观表达题，首先应当引导学生审清题目方向，看看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然后确定答题要点，最后才是准确表达。就此，我们引导学生对赏析体的问答模式作了归纳，如分析意境型，分析技巧型，分析语言型，分析炼字型，一词领全诗型，观点评价型等，并且一一对答题要点作了总结，如分析炼字型，要点包括解释该字在句中的意思；展开联想把该字放入原句中描述形象；点出该字烘托了怎样的意境，或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这样，学生在答题时就不会盲目了。答题的准确率逐渐提高。

书法最终是融他人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鉴赏最终是形成能力。所以，第三步，准确表达。

通过一段集中学习后，我让学生归纳总结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常见的表现手法，并形成文字，写一些诗歌短评，规律总结等内容的文章，最终形成较高的对古诗鉴赏的能力。

通过上面的训练，学生对诗歌鉴赏有了较深的认识，为了加深印象，巩固所学，我们还借助写作训练，对所学现象进行总结。诗歌鉴赏重点训练了一段后，我们随即作了一次写作专题练习。以“我心中的诗歌”为话题，要求学生总结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并对这些意象的含义做出分类；或者归纳古诗词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并对这些手法的表达效果做出评价；或者归纳诗歌语言上的特点；或者归纳表现同一思想或者同一主旨的诗歌等。总之，针对诗歌某一方面的特点，或总结，或归纳，或评价，写成短小的评论文章，并在全体学生中交流。这种做法，激起了学生学习诗歌的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对诗作的理解、分析和鉴赏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下面是我们学生的部分题目：《李白和月的缘分》《古诗中的落日》《也说衬托》《诗词中的情和景》《王维和空山》《怎一个“愁”字了得》《怀古诗中的悲情》《梅花的赞歌》《陶潜和他的酒》《千古流芳——爱情诗》《一片冰心在玉壶》《割不断的乡愁》《古诗中的蝉》《杨花点点》《同一首歌》《婉约和豪放》等。

通过一系列由浅入深的训练，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课题结束时，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测验和调查，这回，学生的得分大大提高，60分的试卷，得48分以上的占过一半。学情调查时，学生们说，现在我们知道怎样答题了，原来，诗歌鉴赏并不神秘，只要用心体会，诗句的妙处是可以意会也可以言传的。

当然，诗歌鉴赏是重点也是难点，仅仅通过这样的集中训练还是远远不够的。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还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熏陶，所以，我们的教学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以上，只是我们的一点探索，还很不完备，现在拿出来，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参考资料：

1、人教版中学语文二、三、五册教材

2、人教版教材第三册教学参考

3、《唐诗鉴赏辞典》

4、《高考总复习轻松1﹢1》

5、《十年高考题解析》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8

关键词：豌豆；种质资源；白粉病；抗性鉴定

中图分类号： S 54.03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500（2012）04-0035-04

豌豆白粉病是我国豌豆产区的主要病害之一[1]，从豌豆幼苗期至成株期各生育阶段均可受白粉病菌的侵染，主要为害叶片、茎蔓和种荚，常常造成结荚率低，籽粒皱瘪，成为影响豌豆产量和品质的突出问题[2，3]。在豌豆白粉病综合防治过程中，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为经济有效的简便措施[4-6]。由于豌豆白粉病是经由气流传播、专化性很强的病害，且孢子繁殖快、潜育期短[7-9]，因此，采用抗病育种措施来进行防治是有效措施之一。

鉴于此，于2009～2011年连续3年对来自国内外的535份豌豆材料白粉病田间自然发病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初步筛选出的抗病材料进一步进行室内人工接种鉴定，以期为豌豆抗白粉病育种提供抗源材料，并为今后豌豆抗病品种的选育及其推广利用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秦王川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秦川镇，平均海拔2 100 m，受地形和大气环流影响，气候具有明显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四季分明，气候干燥，温差较大，日照充足，年降水量250～300 mm，年最高气温38 ℃、最低气温零下20 ℃，年均气温6.5 ℃，无霜期123 d。供试豌豆材料于每年3月种植。

1.2 供试材料

供试材料535份，为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多年来从全国各地引进和选育材料，其中国内材料394份，国外材料141份。

1.3 试验方法

1.3.1 田间抗病性鉴定每年3月播种，各材料随机排列，3次重复。每材料3行，行长1.5 m，行距0.6 m。试验田的土壤条件、肥水管理等均较一致。于每年豌豆白粉病发病期（7～10月）采取5点取样法，定点、定株调查田间豌豆白粉病发生流行情况，每点调查40片叶，每周调查1次，用网格法测菌体面积占总叶面积的比例。计算病情指数，并根据病情指数的大小划分材料的抗病类型。对初筛中表现中抗以上的材料在相同条件下进行重复鉴定，确定其抗性的稳定性。

1.3.2 室内接种鉴定幼苗接种鉴定在恒温室中进行，将筛选出的豌豆材料种子0.1%升汞消毒3 min，然后无菌水冲洗4次，放入消毒培养皿的滤纸上，加适量灭菌水以保持种子吸水膨胀，放入25 ℃生长箱，发芽2 d，待幼根长到1 cm长时，移植到装有蛭石和草炭（比例为 1∶2）的育苗盘（60 cm×30 cm×5 cm）。将豌豆种子接种根瘤菌后，放入温室，温度控制在15～25 ℃，待幼苗长至三叶一心期时进行病原菌接种。取田间感染白粉病的植株叶片，吹去老孢子，用毛刷将新鲜孢子刷入蒸馏水中，加少量葡萄糖、两滴分散剂―土温20，混匀后用血球计数板进行计数，配成浓度为1.0×106个/mL的孢子悬浮液进行喷雾接种，以雾滴均匀布满叶片但不流失为宜。接种后置于人工气候箱内，保持28 ℃/20 ℃（昼温/夜温），空气相对湿度80%～85%，16 h/8 h（光照/黑暗）交替。7 d后调查发病子叶数及其严重度，计算病情指数并划分抗病类型。

1.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4.1 病害严重度及病情指数病害严重度：根据菌体覆盖单叶面积的比例，对病害的严重度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如下：

0级：叶片上无可见侵染

1级：菌体覆盖面积为单叶面积的0.1%～10%

2级：菌体覆盖面积为单叶面积的11%～35%

3级：菌体覆盖面积为单叶面积的36%～65%

4级：菌体覆盖面积为单叶面积的66%～90%

5级：菌体覆盖面积为单叶面积的91%～100%

根据病害严重度调查数据，计算各材料的病情指数，病情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各级代表值）调查总叶数×最高一级代表值×100[10]

1.4.2 抗病性评价通过病情指数评价材料的抗病程度，抗白粉病类型划分为：病情指数0～2.0为高抗（HR），病情指数2～15为抗（R），病情指数15～40为中抗（MR），病情指数40～60为中感（MS），病情指数60～80为感病（S），病情指数80～100为高感（HS）[11]。

2 结果与分析

2.1 豌豆白粉病发生流行规律

兰州地区豌豆白粉病发病始期一般为7月中下旬；8月上中旬雨水较多、空气湿度较大时，病情迅速上升，进入发病高峰期，从发病始期到高峰期病情指数增长很快，几天之内就能迅速扩展，病情指数最高可达到80%；8月下旬至9月中下旬，温度偏高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病情指数相对稳定；9月下旬至10月随着气温的下降病情逐渐减弱（图1）。

2009年和2010年，豌豆白粉病于7月中下旬始现，至9月上旬便达到发病高峰期，10月后随着温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弱。2011年，由于雨季推迟且雨量较少，8月下旬病害才有零星发生，且整体发病较轻，发病高峰期病情指数约为往年的1/2（图1）。

2.2 豌豆种质资源田间白粉病抗性分析

以田间实际调查的535份豌豆材料3年来平均病情指数为依据对其种质资源进行抗病性评价，结果表明：表现出高抗的只有1个材料，占鉴定总数的0.19%；抗病材料2个，占总数的0.37%；中抗材料17个，占总数的3.18%（表1）；中感材料60个，占总数的11.12%；感病材料最多，达434个，占总数的81.12%；高感材料21个，占总数的3.93%。总体看来，在所有调查的材料中，感病材料远多于抗病材料，达到了鉴定总数的96.26%，而抗病材料只有总数的3.74%。

3 讨论

（1）豌豆白粉病在豌豆的整个生育期内都会发生，当环境条件适宜时，该病害发生过程相当明显，数量增长幅度也较大，几天之内便能迅速发展并造成大面积流行[12-15]。兰州地区降水通常集中在7～9月，7月开始进入雨季，8月下旬至9月入秋后昼暖夜凉、田间开始出现结露，此阶段是豌豆白粉病极易发生和流行期。9月末至10月初气温开始下降。因此，7月下旬至8月初为兰州地区豌豆白粉病防治的关键时期。

（2）从图1中可以看出，兰州地区2011年豌豆白粉病发病始期较之前两年明显推迟，直至9月初田间才有零星病害发生，且整体发病较轻，发病高峰期病情指数为30，较之前两年高峰期病情指数在70～80有了明显的下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2011年雨季推迟，前期气候干燥炎热，不适于白粉病孢子的萌发和传播，后期虽然雨量增加，但随温度下降，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所以2011年全年白粉病发病较轻。

（3）部分材料在苗期室内接种鉴定试验中表现出了与田间自然发病不同的抗性，田间表现为中抗的几个材料在室内接种试验中表现为中感或者感病，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成株期鉴定抗病性是利用田间自然发病，而室内苗期鉴定采用人工接种，菌种的生理小种可能会影响到品系的鉴定结果[16-19]；田间与室内种植的环境、气候、土壤、耕作措施等因素的不同，也会对材料的抗病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各材料苗期和成株期体内自身的生理生化特征结构（如体内所含糖类、蛋白质等物质的含量）不同，也可能导致成株期与苗期的抗病性不一致[20，21]，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4 结论

于2009～2011年连续3年对来自国内外的535份豌豆材料资源进行白粉病田间自然鉴定。结果表明，田间表现高抗的有1个材料，占鉴定总数的0.19%；抗病材料2个，占总数的0.37%；中抗材料17个，占总数的3.18%；中感材料60个，占总数的11.12%；感病材料434个，占总数的81.12%；高感材料21个，占总数的3.93%。通过对田间表现出抗性的20个材料进行室内苗期接种再鉴定表明，除了4个中抗材料的抗性发生了变化外，其余均与田间抗性表现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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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resistance of peas resources to powdery mildew

ZENG Liang1，LI Min-quan1，2，YANG Xiao-ming2

（1. （College of Pratacultural Science，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Ecosystem，Ministry of Education/Pratacultur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Gansu Province/Sino-U.S. Centers for Grazingland Ecosystem Sustainability Lanzhou 730070，China； 2. Academy of Gansu Agriculture Science，Lanzhou，730070）

鉴定表自我总结篇9

关键词: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时限

作者简介:张炎阳、陈川,宁海县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081-02

一、2011年上半年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收结案情况

2011年上半年,我院司法行政科共受理对外委托鉴定案件263件,2010年同时期收案206件,同比增长27.7%。已结176件,已结案件中平均办理时间为46.1天,详见下表:

二、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案件办理时间较长原因分析

根据《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拍卖工作手册》中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流程的规定,在鉴定材料齐全且对鉴定结论无异议的前提下,一般鉴定案件的审限为52个工作日,加上7天交费时间,折算成自然天数是81天;疑难案件的审限为82个工作日,加上7天交费时间,折算自然天数为121天。

我院司法行政科在办理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案件过程中,严格按照《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拍卖工作手册》中的相关规定,按时开展选择鉴定机构、对外委托鉴定、移交业务庭鉴定意见书等工作。2011年上半年已结案中平均办理时间为46.1天,其中办理时间超过80天的有9件,均未超过120天。但据部分业务庭反映,我院对外委托鉴定工作效率偏低,历时偏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部分疑难案件,因其涉及专业领域,我院司法行政科在立案审批过程中,难以确认鉴定材料是否齐全。鉴定机构提出补充鉴定材料后,业务庭未能及时补充而延长了办理时间。如(2011)年宁法鉴委95号原告徐明娥诉被告童源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系法医学鉴定,由于鉴定材料不齐全,我院司法行政科要求业务庭补充鉴定材料,后因业务庭未能提供补充材料而更改鉴定要求,历时1个月,总共办理时间为83天。

2.部分案件在对外委托鉴定过程中,业务庭继续进行调解工作并要求暂缓鉴定,或者对鉴定意见书所给结论存在异议而延长了结案时间。如(2011)年宁法鉴委31号原告海盐美捷测试仪器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蓝宝石仪表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系产品质量鉴定,在鉴定过程中,业务庭继续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并要求我院司法行政科暂缓鉴定,最终以当事人和解,业务庭撤回鉴定而结案,办理时间为83天(包括暂缓鉴定期间)。

3.部分案件我院司法行政科在通知当事人预交鉴定费后,当事人逾期未交,而对外委托鉴定人员也未能及时将案件退回业务庭。一方面因为对外委托鉴定人员未能掌控好案件进度,另一方面因为业务庭要求做当事人思想工作或当事人承诺付款,为避免重复鉴定程序而延长了退回时间。如(2011)年宁法鉴委26号原告叶静芝与被告胡远国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系文检鉴定,案件办理过程包含春假放假时间,并且当事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交鉴定费,而我院对外委托鉴定人员也未能掌握好案件进度,一个月后通知鉴定所撤回鉴定,总共历时88天。

4.上半年,委托评估类案件数量激增,在某些时期,业务庭因人手紧张,无法及时派遣人员观看现场,导致案件耽搁,从而延长整个案件的办理时间。

5.文检案件由于鉴定材料系原件,必须由机要送达,送达时间较长。如我院与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的机要来回需8个工作日。

6.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工程设计等鉴定案件系疑难案件,鉴定机构所需鉴定时间普遍较长(60个工作日)。如(2011)年宁法鉴委15号原告杭州萧山立信彩印包装厂与被告宁波草湖食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系产品质量鉴定,由于案件复杂,鉴定机构从收到鉴定费到出具鉴定意见书,历时3个月,总共办理时间为114天。

三、进一步提高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效率思路

(一)打破常规,细化流程

我院司法行政科严格按照《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拍卖工作手册》中的相关规定,按时开展选择鉴定机构、对外委托鉴定、移交业务庭鉴定意见书等工作。在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的同时,积极探索能提高效率的工作方法。2011年,司法行政科突破原有对外委托拍卖、鉴定的工作方式,形成了一套专人收案-部门负责人审批-分案办理-专人案卷处理的工作模式。第一步,对外委托拍卖、鉴定由专人收案,负责审核案件材料是否齐全,严把收案关;第二步,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拍卖、鉴定案件分别确定督办人办理,各司其职;第三步,拍卖、鉴定案件结案后,案卷交由专人装订、编号,做好收尾工作。形成这一流水线式工作模式后,我院对外委托工作管理更为有序、程序更为明晰,有效提高了办案效率。

(二)强化沟通,形成合力

一是委托前实行重点提示。对于新委托的案件,提示受委托的相关机构鉴定、拍卖工作的办理期限,避免超期现象发生;二是办理中强化实时监控。对于即将超审限的委托案件,及时通知受委托机构,要求其按期完成委托工作;三是过程中加大协调力度。加强与上级法院主管部门的联系,将委托鉴定、拍卖工作中发现的影响审判质效问题,向上级法院请示,争取更大的工作支持。加强与本院各业务庭及其审判工作人员的沟通,及时反馈与鉴定、拍卖工作有关的信息,更好地服务审执工作。

(三)加强监督,促进公开

我院司法行政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将司法鉴定的所有程序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打造让群众信服的“阳光鉴定”工程,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开促效率。一是公开接受当事人监督。我院根据《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拍卖工作手册》将对外委托工作流程进行规范,及时通知当事人案件办理进展情况,如通知参加选取鉴定机构、通知选定鉴定机构结果、通知缴费事项等;二是公开接受业务庭监督。我院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在院内网站、电子屏上每周公开选取对外委托机构的时间、地点;每月公开所有未结案办理进度;三是保证对外委托机构选取公正。我院采取申请人、被申请人、监察室督察人员多方监督,同时使用摇号机随机选取委托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