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效率总结十篇

时间:2023-03-23 16:19:07

工作效率总结

工作效率总结篇1

一、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我们成立了效率广电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一把手任组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任副组长,职能部门齐抓共管,一岗双责,完善组织网络,明确管理职责,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营造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印发了《关于开展建设“效率广电”活动的实施意见》,召开了动员大会,与各部门签订了《2010年“效率广电”建设责任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一级管一级、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原则,建立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岗位责任制三位一体的责任制体系,纳入目标管理考核,采取自查和抽查、平时检查和上级检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评先创优实行“一票否决”。

二、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对于广电部门来说,加强效能建设,抓根本搞好新闻宣传、抓重点提升广电实力、抓保障搞好安全播出,是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服从发展大局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具体来说就是,新闻宣传要提升促进力,有线电视要提高入户率,数字电视要提高整转率,安全工作要确保万无一失,为政治稳定做贡献。

2010年是电视新闻改革探索之年,新闻宣传工作围绕中心唱响凯歌,在“把握正确导向,凝心聚力促发展;关注民生民意,促进社会和谐;注重宣传创新,搞好节目改版;重视对外宣传,提高溧阳知名度”四个方面求突破,力争栏目出新,内容丰富,包装美观,变化有目共睹,社会反响较好。事业建设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政策惠民,推进“村村通”工程;精心组织,加快数字化建设,以发展增加实力、增添活力。安全工作是广播电视的生命线。对新闻宣传、广告内容、节目编排、频道运营、机房播控、传输网络、农村站点、行政管理以及政府广场电子显示屏等重点部位逐一排查,不折不扣抓好安全,圆满完成建国60周年安全播出任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三、严格执行制度,提升员工素质。严格执行“五个严禁”和“十条禁令”,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三重一大”事项,坚持集体研究、集体决定。设定工作导向,要求全局上下,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到一线,抓关键,走程序”,端正认识,扑下身子,深入一线发现问题,严格程序会商问题,抓住关键解决问题,做到有权、有责、有数、有忧,不断优化工作环节,管事问事并举,不能“情况不明,思路不清,具体问题不能解决”,营造紧张快干、立说立干、活而有序、和而不同的蓬勃景象。2010年,将择优竞岗、双向选择、定人定岗,全面推行绩效考核。为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绩效考核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将11月16日至12月15日作为启动工作第一阶段,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工作纪律自查自纠。并发动全员参与,开展“我为广电献一计”活动,群策群力,集聚智慧。建制度。对既定的制度,体现其延续性,维护其严肃性,增强执行力和控制力。在此基础上,增加问题会商制度和业务点评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不分家,整体联动,协同会商,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加强印章管理,将分散在各部门的印章统一管理,避免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加强办公用品采购管理,将原先分散的采购行为集中归口,货比三家,定点采购,并与广告经营联动操作,互惠互利,降低采购成本,增加广告收入。

工作效率总结篇2

关键词: 效率;科技工时;统计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4-0173-02

0 引言

从军工研究所的人员结构来看,大部分为科研人员,研究所一般按学科划分了多个专业研究室,故专业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决定了研究所整体效率。“考核是指挥棒”,就作者所在的航天军工系统看,科研工时是研究室考核的核心要素。那么,如何利用科研工时这一考核和薪酬分配工具,以促进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研究室考核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1.1 研究室考核模式介绍 年初,研究室根据全年任

务量向单位申请科研工时预算,单位通过计划部门与研究室多轮沟通,最终审定科研工时数量;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单位全年的任务量确定薪酬总额,其中约60%为固定薪酬,40%为浮动的绩效薪酬,固定薪酬按月固定发放,绩效薪酬按月预发,最终按考核结果补发或扣减;研究室主任的绩效薪酬与整个研究室年度完成的工时总量挂钩。

1.2 存在的问题 ①科研工时对研究室薪酬总额的影响小,如工时占绩效考核的比例为40%,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按6:4的比例推算,则与工时关联的薪酬只占总额的16%,研究室获取科研工时的动力不足。②研究室更加关注任务的完成,愿意用更多的人完成任务,对用人效率关注不足。③研究室更倾向多招人,相当于固定的岗位工资增加,整个薪酬包也增加,即使新招人员的能力不足,也可以将其绩效部分转移给骨干员工。④考核数据利用率不高,研究室主任没有将考核数据作为人员筛选、裁减的重要参考。⑤研究室主任顾及情面,不愿裁掉能力不足的人员,或者过于强调裁人的风险。

2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

经研究分析和实践,要在研究室范围内达到提高研发效率、提高人员整体素质、形成良性竞争研发氛围的目的,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2.1 调整研究室薪酬确定方法,加大绩效工资与科研工时挂钩力度 ①固定工资总额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和发放。②绩效(浮动)工资总额由两部分构成,两部分均与科研工时挂钩,一部分根据研究室承担的实际总工时进行“总量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另一部分根据人均工时进行“效率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③研究室正副主任的绩效工资与研究室平均绩效挂钩,也就是说某一研究室科技人员的平均绩效工资较另一个研究室的高,则研究室主任的工资也较另一个研究室主任的高,反之亦然。

2.2 增加科研工时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 ①应将科研工时(工作量)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确定为不少于60%。②明确每个科研工时对应的绩效额(元/工时),且做到全年相对固定。③日常支出的预算由研究室和财务部门共同控制,超过额度不予报销,不作为考核指标。

2.3 公开考核结果,形成竞争氛围 ①公开各个专业研究室与科研工时挂钩的考核结果,在各研究室间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②合理利用日常积累的考核数据,建立人员优化流程,人员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时强制启动人员调动或裁减流程。

3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实施步骤

以上介绍了提高人员使用效率的方法,接下来介绍下具体的实施步骤。

3.1 确定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 研究所在年初要根据计划任务量(包括预研等)、薪酬增长幅度、型号项目人工成本等预算数据,综合统筹平衡出全年科技人员的薪酬总额。这是进行绩效管理的基础,研究所可以在薪酬总额的高限和低限范围内进行调配,以达到激励和改进绩效的目的。

3.2 确定绩效工资总额 首先,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科技人员的固定工资总额;然后,用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减去科技人员固定工资即计算得出科技人员绩效工资总额。

3.3 确定计划科研总工时及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度 首先,根据本年与上一年任务量的对比情况,参考上年的科研总工时,估算本年总工时(包含必要的预研创新、产品化工时)。然后,确定本年的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科技人员绩效薪酬总额/本年预估科研总工时。

3.4 确定研究室科研人员绩效总额 年初,各个专业研究室通过各项任务计算得出承担的科研工时总量,用科研工时总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得出本室的科研人员绩效工资总额。每个月,用研究室科研工时完成数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计算得出研究室当月绩效工资总额,并按绩效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比如60%)发放当月绩效工资,剩余部分(比如40%)在年终考核后进行发放。

3.5 确定年终绩效工资 由上年介绍的方法可以看出,研究室的绩效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全年实际完成科研工时对应绩效工资的一部分,即总量部分,具体数额为:总量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月发放比例(如60%)。另一部分是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数额为:效率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工时绩效额×每月未发比例(如40%)×考核得分。

由于总量绩效工资每月进行发放,则年终仅需确定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步骤是:首先,建立全所的科研工时绩效池,并将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的未发放部分(比如40%)纳入绩效池。其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科研工时/人数)和计算得出全所平均科研人员效率(=全所科研工时/全所科研人数)。再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效率考核分值(=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全所效率)。最后,计算得出研究室年终应发绩效额度(=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如应发总额度超出过低于绩效池额度,则需进行数额平整。

按这种计算方法,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工作质量)时,科研人员效率高(人均科研工时多)的研究室从绩效池拿回的绩效总额一定比放入绩效池的多。

举一个例子:三个研究室的年度科研总工时分别为540、650、1400,人数分别为30、25和40人,则科研人员效率(工时/人)分别为18、26和35,按每科研工时绩效额30元计算,则放入绩效池的额度(万元)分别为19.44、19.5和67.2。则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出全所科研人员效率为27(=总工时/总人数),各研究室的考核分数为0.66(=18/27)、0.95(=26/27)和1.28(=35/27),应得绩效额度为考核分数与放入绩效池额度的乘积,计算得出为117.70万元,由于此数额超出了绩效池额度106.14万元,故需要将应发额度平整为绩效池额度,平整数值为0.9(=106.14/117.70),则各研究室从绩效池中取得的最终绩效额度分别为11.57、16.77和77.80万元,分别较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增加-7.87、-2.73和10.60万元,可见效率高的研究室取得的绩效额度增加,效率低的研究室额度减少。

3.6 确定研究室主任的绩效工资 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建立绩效池,研究室主任绩效考核分值与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相同,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并发放研究室主任绩效。这样就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与研究室效率绩效工资进行挂钩,促使研究室主人提高本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效率。

4 研究室提高人力资源效率的策略

4.1 科研人员分类 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划分为四类:一般员工(入职2年内)、骨干、设计师、专家。由于能力、职称、职位等原因,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效率相差较大,假定为0.5:1:1.5:2,即一般员工需要4个科研工时完成的任务,骨干人员需2个工时,设计师需要1.3个工时,专家只需要1个工时。

4.2 人员分类与工时、绩效总额的关系 假设有两个研究室,人员总数均是38人,但结构不同,如下表所示,研究室B的骨干人员多,则假设每个人员全年工作时间相同,则研究室B完成的工时多,绩效额度高。

①如表2所示,虽然两个研究室人数相同,但由于人员结构不同,研究室完成的总工时和绩效总额不同,整体能力较强(骨干多)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更多。②同理,整体能力较强的研究室平均效率更高。③按照本文上面介绍的方法,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通过效率考核后获得的效率绩效更高,也就是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薪酬较能力低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高,如同是骨干人员,则效率高的研究室薪酬较效率低的高。④由于研究室主任的薪酬与研究室效率挂钩,则效率高的研究室的主任薪酬也较高。

4.3 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提升人员效率 基于上述情况,这会激励研究室主任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本部门科研人员能力和效率,裁减掉能力不足的人员;同时,如果研究室主任不采取优化人员结构的措施,将会产生能力高人员的流失,因为同样能力人员在效率高的研究室得到的薪酬高,这又会促使研究室积极优化人员结构。

5 结论

本文对科研工时这一考核要素的统计分析,得出了通过加大绩效工资与科研工时挂钩力度、通过“总量考核+效率考核”确定绩效薪酬额度、公开考核结果等措施提高研究室人员使用效率的方法,同时明确了实施的步骤,并通过实例测算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可以促使研究室主任主动地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本研究室内员工素质和能力,从而提升军工研究所的整体效率。

参考文献:

[1]张亚楠,陈志国.对航天企业工时定额管理改进的研究[J].航天工业管理,2013(01):55-57.

工作效率总结篇3

关键词:通径分析;马尾松毛虫;防治方法;相关关系

马尾松毛虫是我市最主要的历史性害虫,发生面积最广,危害最烈。为分析化防、生防等防治方法的利弊,更好地指导综合防治工作的开展,作者对我市1990~1998年马尾松毛虫发生与化防、生防比重、总防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研究材料与方法

1.研究材料来源

本次研究材料来源于我市1990~1998年森林病虫害目标管理年度考核结果。统计每年马尾松毛虫有虫面积各占松林的比重(称之为“发生率”,下同);化防、生防占有虫面积的比重(化防率和生防率);总防治面积(包括人工捕杀、灯光诱杀等)占有虫面积的比重(总防治率)。结果见表1。

2.研究方法

先对上述材料中的化防、生防、总防治率及发生率进行两两之间相关系数的分析,然后采用通径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

表11990~1998年马尾松毛虫发生与防治情况

年度(年)

化防率(%)

生防率(%)

总防治率(%)

发生率(%)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5.04

11.16

38.97

22.30

7.40

6.80

5.18

22.56

14.09

19.30

9.30

19.62

17.09

16.25

47.16

36.10

47.15

70.12

26.92

21.40

60.49

39.39

29.21

70.33

46.91

69.70

84.21

1.50

3.73

3.06

8.32

2.13

1.65

1.26

2.31

0.72

二、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材料中化防、生防、总防治率及发生率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分析,得出表2。

设X1、X2、X3分别为化防率(N1)、生防率(N2)、总防治率(N3)的通径系数,再根据表2建立通径系数的正则方程组:

X1-0.0874X2+0.3221X3=0.2829

-0.0874X1+X2+0.8916X3=-0.6113

0.3221X1+0.8916X2+X3=-0.4666

解方程组:X1=0.361,X2=0.3926,X3=0.322。由此列出通径系数表3。

表2化防、生防、总防治率及有虫率两两之间相关系数

rij

化防率

(N1)

生防率

(N2)

总防治率

(N3)

发生率

(S)

化防率(N1)

生防率(N2)

总防治率(N3)

1.0000

-0.0874

0.3221

-0.0874

1.0000

0.8916

0.3221

0.8916

1.0000

0.2829

-0.6113

-0.4666

表3通径系数表

通径系数

X1(N1)

X2(N2)

X3(N3)

rij

X1

(N1)

1.0000

0.3610

-0.0874

0.0256

0.3221

-0.1037

0.2829

X2

(N2)

-0.0874

-0.0316

1.0000

-0.2926

0.8916

-0.2871

-0.6113

X3

(N3)

0.3221

0.1163

0.8916

-0.2609

1.0000

-0.3220

-0.4666

结果表明,化防率对发生率的效应应为0.361,通过生防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0256,通过总防治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1037,生防率对发生率的综合效应应为0.2829;生防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2926,通过化防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0316,通过总防治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2871,生防率对发生率的综合效应为-0.6113;总防治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322,通过化防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1163,通过生防率对发生率的效应为-0.2609,总防治率对发生率的综合效应为-0.4666。

三、结论与讨论

1.化防率与发生率成正相关,生防率与发生率成负相关,总防治率与发生率成负相关。

工作效率总结篇4

管理内涵和管理流程

首先从工作量效能内涵方面来看,工作量效能管理根本目的是运用各种科学伦理的手段、制度和载体,以增量与增效为两大基本点,坚持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员工的效率和能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保证医院目标计划的实现。考核的内容以工作质量为主,考核内容强调公益性、患者满意度和工作效率,考核导向关注员工个体发展和价值,让员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上来,最终目标是实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其次是工作量效能薪酬管理流程。工作量效能薪酬管理流程包括价值评价、动态定编定岗、薪酬预算管理、工作量积分、绩效考核积分、绩效核算、科室二次分配。以下从四方面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是价值评价。工作量效能薪酬管理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做好科室价值评价、岗位价值评价、医疗项目评价等。科室价值评价因素包括科室风险、科室责任、科室业务性质、病种风险、自身风险、业务量价值(包括门诊人次、占床日、成本率等)、劳动强度等,评价和测算科室价值系数。岗位价值评价主要因素包括岗位责任、岗位知识技能、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岗位风险等,作为岗位价值系数。医疗项目评价主要针对重要医疗技术服务技术风险和劳动当量。

动态定编定岗。按照医院门诊量和住院量,本着精简高效、满足需求为原则,结合医院实际业务量的工作负荷的变化动态定编定岗,为薪酬预算提供参考依据。

薪酬预算管理。工作量效能薪酬管理模式,参考上一年实际薪酬,根据医院计划期工作计划服务能力与服务量、床位情况、人事编制、岗位情况与医院管控阈值以及上级文件确定总额标准,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和地区薪酬水平及行业平均水平确定,合理预测全年工资总额预算。

结合门诊业务量和出院工作量标化,合理划分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预算分配比例。一般情况下薪酬工资总额控制在总支出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医务人员的工资总额可以参照当地人均收入3倍左右为宜,基础工资部分应占薪酬工资总额的50%?60%,绩效工资部分应占薪酬工资总额的40%?50%。

医生科室、护理单元、医技科室、医辅科室、行政科室、工勤科室,薪酬预算分配比例=(问卷调查结果系数×本序列人数×20%+科室价值评价系数×岗位价值评价系数×本序列人数×80%)/2

绩效工资总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占40%,直接体现向临床一线、关键岗位倾斜,实现激励效果;第二部分占60%,作为科室综合考核后二次分配基数。

效能积分法

一是工作量积分。工作量最具代表性的门诊人次、出院患者数、手术例数、实际占用床日数等,按照工作量设置积分,根据上年实际完成工作量指标,确定绩效工资预算分配额度,测算绩效点值。这部分绩效工资向个人倾斜,体现效率优先。

成本控制重点关注以患者费用控制为切入点,在患者费用可控的前提下,强化变动成本的控制,努力降低药占比、卫生耗材比,切断个人收入与业务收系,强化科室成本控制与核算,加强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加收入含金量。 成本控制绩效工资向团队倾斜,体现兼顾公平。

二是绩效考核积分。日常管理缺陷绩效考核,主要体现过程管理,各专业管理部门切实加强日常过程管理,推动管理者下基层,强化走动管理,及时发现缺陷和不足,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纠正管理部门把监督当成服务的错误工作方式,实行奖励和扣分办法,慎用百分制考核。

平衡积分卡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主要体现的是向结果倾斜,与医院战略目标相结合,例如:业务量增长率、次均费用、药占比、检查收入比、平均住院日、抗菌素使用率、基药使用率、患者满意度等医改目标关联。根据不同岗位类别分别设定医疗服务、行政部门以及后勤服务的关键指标,绩效考核结果以积分点数体现,其中应得绩效积分点数是医院根据岗位目标管理给不同的工作内容按照权重赋予相应的点值,即目标点数,是各岗位按照目标要求应达到的预定点数。经过考评,以实得点数占应得点数的百分比作为评价员工绩效优劣和岗位胜任情况的判断标准。

单项奖惩积分,在常规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建立适当的单项奖惩措施,以调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提升工作质量。单项奖惩倡导正向激励为主,负向激励为补。正向激励主要侧重获得表彰、学术科研、新项目开展等采取加分,负激励主要侧重行风投诉、重患满意度、组织纪律、医保超标等采取扣分。

三是绩效工资核算。按照工作量效能计分办法,结合绩效积分点值计算科室绩效工资金额。科室绩效工资=[(工作量积分+成本控制积分)×积分点值×平衡积分卡考核得分率]±[日常缺陷考核积分+单项奖惩积分]×基础工资百分点值。积分点值=绩效工资预算总额/(基础工作量效能积分+增量工作量效能积分)。基础工资百分点值=科室发放基础工资/100。

工作效率总结篇5

1.使学生掌握工程问题的特点和解答方法,并能解答有关的简单实际问题。

2.培养学生的观察、比较以及分析的综合能力。

3.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使学生理解、掌握把工作总量看成单位“1”。用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总量的几分之一表示工作效率。

2.理解工程问题的数量关系,掌握解答方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

1.复习旧知。

张师傅4小时做了200个零件,平均每小时做多少个零件?

(200÷4=50(个))

(1)问:50个表示什么?

生:50个表示每小时做的个数,就是张师傅的工作效率。

(2)张师傅4小时做了20个零件,1小时完成这些零件的几分之几?

同吗?

互相讨论后学生说出自己的理由。

教师小结:

分之几?

2.导入。

准备题一段公路30千米,甲队单独修10天完成,乙队单独修15天完成,甲、乙两队合修,几天可以完成?

(1)分析:

①找学生读题,并理解题意。

②提问:要想求合修几天可以完成,要先求什么?

生:先求两队的工作效率和。

③学生独立完成。

④指名学生边说,教师边板书。

30÷(30÷10+30÷15)=6(天)

⑤运用哪种数量关系?

学生边回答教师边板书:

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

(2)将“30千米”改成“60千米”,怎样解答?

学生独立完成后,教师板书:

60÷(60÷10+60÷15)=6(天)

(3)将“60千米”改成“90千米”,怎样解答?

90÷(90÷10+90÷15)=6(天)

问:同学们在做这3道题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吗?

生:结果都是6天。

师:刚才,我们把工作总量“30千米”改成“60千米”,再改成“90千米”,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工作总量改成“10千米”呢?“120千米”呢?“150千米呢”?(结果都是6天)

师:既然工作总量发生变化而工作时间却不变。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工作总量的具体数量去掉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知识——工程问题。(板书:工程问题。)

(二)学习新课

1.出示例10。

(把黑板上练习题中的“90千米”摘去,前面添上“例10”和“修”字。)

例10修一段公路,甲队单独修10天完成,乙队单独修15天完成,两队合修,几天可以完成?

请同学读题,理解题意。

师:这道题与刚才的练习题(指有具体数量的3道题)有什么区别吗?

生:例10的工作总量没有具体数量。

师:那么,怎么办呢?请同学们看讨论题互相讨论一下。

2.讨论:

(1)工作总量可以怎么表示?

(2)甲、乙的工作效率又可以怎么表示?

(3)甲、乙合修的工作效率和是什么?

给学生充分的讨论时间,使学生真正理解工程问题的特点。

3.学生汇报讨论结果。

(1)工作总量可以用“1”表示。

(学生边说教师边板书)工作总量:“1”。

师提示:甲、乙的工作效率实际就是它们单独完成工作量的时间分之一。

师:好了,我们的问题有了答案,工作总量可以用“1”表示;工

“率”来表示工作总量及工作效率。(板书:特点)

4.解答。

先由学生自己解答,学生做完后,找一个同学汇报,教师写列式、过程。

答:两队合修6天可以完成。

5.例10与准备题比较。

问:例10与刚才做的准备题比有什么共同点、不同点吗?(投影打出准备题。)

学生讨论后,教师归纳总结:

共同点是思路一致,数量关系相同。

表示的,都是用“率”来表示的。

(三)巩固反馈

1.填空。

问: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师:同样也是求工作时间,有什么不同?

小结:工作总量不一定都是“1”,也可以是全部工作量的几分之几。

2.选择:

(1)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需要用18小时,另一辆汽车从乙地开往甲地,需要用15小时。两车同时开出,几小时相遇?

[]

A.1÷(8+15)

学生讨论后说答案,并说明为什么A,C是错的。

(2)车站有一批45吨重的货物,甲车单独运需要10小时,乙车单独运需要15小时。两车合运几小时可以完成?

[]

A.45÷(45÷10+45÷15)

B.1÷(45÷10+45÷15)

3.一项工程,甲队独干15天完成,乙队独干30天完成。

(1)甲、乙合干,几天能完成?

(2)合干3天完成全工程的几分之几?还剩全工程的几分之几?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工程问题,主要学习了工程问题的哪些知识呢?(学生答略)

课堂教学设计说明

这节课的设计,力求突出重点,分散难点。

工作效率总结篇6

关键词: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熵权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综合效率;经济效率;功能效率

中图分类号:F4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3-0072-08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的所有制形式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有助于推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形成优劣互补、不同所有制成分共同l展的多元化市场机制。在当前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比较评价,对于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的相互借鉴发展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特别对于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企业活力,增强工业企业的竞争力,推动非公经济企业发展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文献回顾

通过查看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国内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类学者认为非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如,姚洋、章奇(2001)[1]通过对我国39个行业中的企业样本进行研究认为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刘志迎、张吉坤(2003)[2]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规模效率方面低于三资企业。陆挺、刘小玄(2005)[3],宋来、常亚青(2009)[4]认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私营企业的效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效率最低。贺聪、尤瑞章(2008)[5]使用索洛剩余法和Malmquist指数法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发现,私营工业企业技术效率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工业企业。彭春华(2012)[6]通过以非国有工业企业为参照,从管理效率、经营效率和技术效率三方面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进行分析,结论认为总体上国有企业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杨汝岱(2015)[7]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迁,表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而民营企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另外一类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国有企业。如,范金、严斌剑、梁洁(2008)[8]通过Malmquist指数法分析发现,南京市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中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三资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张铁男、刘爱丽、徐莹莹(2012)[9]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发现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工业经济总量中的地位要优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郑志国(2012)[10]通过对净产值率、成本利税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分析比较,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绩效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张营为、王磊(2013)[11]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效率略高于其他企业,但总体上差异甚微。任毅、丁黄艳(2014)[12]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单就规模效率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规模效率要优于私营工业企业。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率并无显著差别。如,李楠、乔榛(2009)[13]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认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经济绩效虽有差别,但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绩效无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得到改善。张晨、张宇(2011)[14]研究表明,竞争性领域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财务效率、技术效率之间总体上趋同。张少华、张天华(2015)[15]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动态演进效率的角度分析测度,认为国有企业在总量上的效率贡献大于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在增量上的效率贡献大于国有企业。卢俊、彭雪(2015)[16]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经济总效率、创新效率和社会效率方面有优势,而在传统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效率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无显著区别。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方法,采用不同的数据样本对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效率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而对于何种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依旧没有得出被普遍接受的结论。

二、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效率情况仍无定论,因此究竟如何科学有效合理地测度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效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现有的文献看,评价工业企业效率的指标很多,不同学者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行了研究。例如,贺聪、尤瑞章(2008)[5]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利用不同所有制工业增加值、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标对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评价。吴中伦(2011)[17]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长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等指标体系来分析工业企业的经济运行效率。陈波、张益锋(2011)[18]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对国有企业效率综合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伍旭中、冯琴琴(2015)[19]把国有企业的经济功能和公共功能统一起来,将总资产贡献率作为评价国有企业经济效率的基础,将政策效率和社会效率作为评价国有企业的公共的指标。

笔者认同伍旭中、冯琴琴(2015)[19]的观点,认为在评价企业效率时应该既考虑经济效率又考虑其承担的公共功能效率。因此,笔者结合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历史条件、行业技术条件、承担税收水平、市场地位等的差异,选取的指标既要反映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效率差异,还要反映企业的功能效率,并由这两方面构成了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效率评价的综合效率。

由于指标体系构建应该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可比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因此笔者参考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关于改进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的内容及实施方案》中的指标体系,确定经济效率由八项指标构成,功能效率由七项指标构成(详见表1)。经济效率的指标中,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平均占有额)×100%;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存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100%;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主营业务收入净额/[(流动资产年初数+流动资产年末数)/2];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产值利税率=(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工业总产值×100%;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功能效率的人均指标值为各自的指标值除以相应企业类型的总人数。

三、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在对工业企业效率进行评价时,一些研究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方法,这些方法通过专家打分来实现对工业企业效率的评价。但这些方法得出的评价结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结论缺乏稳定性。为了避免这些方法的缺点,笔者选取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这两种更为客观的评价方法来对工业企业效率进行定量评价。具体方法主要参考了冯运卿、李雪梅、李学伟(2014)[20]对铁路安全综合评价熵权法和李国良等(2006)[21]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法。

1. 基于熵权法的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效率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1)熵权法的介绍

申农于1948年把熵引到信息论来表示信息的不确定性。如果某系统有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状态,而每种状态出现概率为pi(i=1,2,…m),则该系统的熵为:Ej=-■pilnpi,其中假设某一系统中有m个被评价单位,n个评价指标,则原始指标的数据矩阵为:R=(rij)m×n,对于指标rj有信息熵:Ej=-■pijlnpij,其中pij=rij/■rij可知,如果Ej越小,则这个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其提供的信息就会越大,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就越大,反之,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就越小。在综合评价中利用评价指标的变异程度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所有评价指标加权计算被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

(2)熵权值的计算步骤

第一,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正指标,标准化为:对于逆指rij=■标,标准化为:rij=■。

第二,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标准化:m个评价对象n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构成隶属评价矩阵R。

第三,对各指标值做归一化处理,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评价对象指标值的比值:pij=rpij/■rij。

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Hj=-K■pijlnpij,(j=1,2,…n)。其中K=1/ln m,(K>0,0≤pij≤1);假定lnpij=0,pijlnpij=0。

第五,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αj=1-Hj。

第六,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αj/■αj。

(3)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在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1-2014年全国四种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与计算。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用熵权法计算得到的工业企业评价指标的指标权重(见表2)。

2.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评价

在熵权法计算的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以2001―2014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评价指标数据为基础,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2001―2014年我国四类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系数,并绘制综合效率系数趋势图(见图1)。

(1)灰色关联分析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邓聚龙教授1982年提出的,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认识。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关联度反应各评价对象对标准对象的接近次序及评价对象的优劣次序,其中,灰色关联度最大的对象为最佳。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的数据量和样本的分布要求低,也可以弥补回归分析的不足,更具有实用性。

(2)灰色关联分析的步骤

灰色关联评价系统模型建模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选择参考序列。假设参考数列表示为:x0={x0(1),x0(2),…,x0(n)},被比较数列表示为Xi={Xi(1),Xi(2),…,Xi(n)},i=1,2,…,m。

第二,指酥档墓娣痘处理。由于评判指标之间通常由不用的量纲和数量级,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三,计算关联系数。把规范后的数列x0={x0(1),x0(2),…,x0(n)}作为参考数列,Xi={Xi(1),Xi(2),…,Xi(n)},i=1,2,…,m作为比较数列。关联数列的计算公式为:ξi(K)=■,i=1,2,…,m,k=1,2,…,n,式中ρ为分辨系数,ρ∈[0,1],通常ρ=0.5,计算得到的关联系数矩阵为E=ζik(i=1,2,…,m,k=1,2,…,n)。

第四,计算关联度。关联度ri=■wjξi(k)。

(3)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效率评价

选取2001―2014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数据,根据评价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效率指标体系的指标构成,选取各指标的最优值构造最优标准序列,对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最优数列为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到评价指标权重,可以得到2001―2014年的灰色关联度,即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系数。

(二)实证结果及原因分析

1.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系数

运用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可以得到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系数,具体如表3所示。

由图1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2001―2014年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表现为: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在不断提高。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这一时期综合效率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在2008―2009年综合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9―2010年以后综合效率处于相对缓慢稳定增长的上升期。股份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呈现出曲折上升波动的趋势,在2008年以前,股份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交替出现的波动趋势,2008―2011年为综合效率快速上升阶段,2011年以后综合效率的增长相对稳定。私营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在2001―2007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持续性上升,在2008―2009年综合效率相对下降,但在2009年以后综合效率又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保持着相对平缓的上升,只是在2008年后出现了轻微的波动。

从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的高低来看,2001―2004年股份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最高,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次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综合效率高于综合效率最低的私营企业。2004―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综合效率明显超越了股份制工业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这一阶段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综合效率最高,而股份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下降为第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综合效率与以前相比相对稳定。但2008年以后,私营工业企业的效率上升迅速,尤其2011年以后私营工业企业的效率上升为第一位,股份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仍保持第二位,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综合效率下降为第三位,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这一阶段的综合效率最低。

2.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和功能效率比较分析

本文将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分为经济效率和功能效率两部分,分别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01―2007年这7年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率较高,2008―2010年经济效率有较大的起伏,2010年以后的经济效率又下降较快。在2001―2003年股份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最高,2003―2007年其经济效率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但高于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经济效率,2008年以后其经济效率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私营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经济效率低于其他类型工业企业,但是2008年以后其经济效率攀升迅速,尤其2011年以后经济效率保持第一位。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虽然在2009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比较平稳。

从图3功能效率趋势图可知,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功能效率差异不大,总体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功能效率呈上涨趋势,2010年以后股份制工业企业的功能效率增速开始显现。与经济效率相比,功能效率的发展趋势比较平稳,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小于经济效率。

3. 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效率趋势图可知,2008年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的运行效率,综合效率整体上升的势头受到较大的冲击,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各类所有制企业迅速调整了综合效率下降的局面,经过短暂的波动后其效率重新进入稳中有升的轨道。私营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股份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表现为在小幅波折中稳定持续增长,在2008年之前的综合效率水平保持持续的增长,出现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的趋势。2008年之前国有企业综合效率呈上涨趋势,2004―2007年高于其他类型的工业企业,这说明随着国企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表现有利地反驳了一些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低”的论调,从功能效率的发展趋势图也说明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能够较好发挥功能效率的作用,其在整体上呈现出较高的综合效率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率造成较大的影响,而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在发挥宏观调控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在危机爆发、经济处于低迷的时期,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通过兼并或接管等方式,积极挽救其他所有制类型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对于增加社会投资、扩大就业、稳定人民生活、平抑物价、克服经济的下行震荡、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起着其他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无法代替的作用。2008年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有所下降,说明国有工业企业现阶段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面临着具有局部性、结构性和阶段性特征的困难,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其中既有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也有自身结构重化、转换迟滞等内部因素,在“去产能,调结构”的形势下要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挑战,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综合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对比其他类型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率值,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有性质工业企业改革和企业自身努力的成效。但也应该考虑到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的差异与企业的行业分布和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大都集中于垄断性行业,面对近乎完全垄断或不完全的市场竞争,这些企业相对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利润,在企业遇到困难时,由于财政的软约束,所有制歧视使国有性质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国家的补贴、金融支持,而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面临明显的准入壁垒,从而维持了国有性质企业的高利润。

对比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股份制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产权、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能够更好的保障和提升效率水平。不论从综合效率,还是经济效率和功能效率的角度分析,股份制工业企业的效率总体上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虽然经济效率在2008年左右有较大的波动,但功能效率一直表现为稳中有升的趋势,说明股份制工业企业具有相对畅通的融资渠道,在产业和行业分布上受到的制约也明显小于私营企业等。在产权方面,股份制企业能够实现自由转换;在生产要素方面,能够实现灵活流动;在资源的分配方面,能够实现合理配置。因此,股份制工业企业优势项所带来的效率优势有效弥补了与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相比弱势项目造成的效率劣势。这也证明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合理性。

私营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在2007年之前始终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在2008年以后的经济效率快速提升,功能效率也保持较高的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了长期以来私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曾相对严峻,存在着思想观念落后、人才相对缺乏、资产数量有限、融资渠道受限、与国企相比在多方面遭遇“玻璃门”“天花板”等先天劣势,私营企业的发展效率受到限制。2008年以后,相比其他类型工业企业,私营企业综合效率上升明显,其原因可能是在于私营工业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少,私营工业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机会,能够及时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引进,相对较少的沉淀成本的私营企业容易在市场的变化中快速转型。另外,私营工业企业具有产权的清晰性,运行的灵活性和营销的灵活性,组织的高效性等国有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随着我国对于私营中小企业扶持力度的增强,私营工业企业呈现出了颇为强劲的发展活力,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活力,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都使得其2008年以后的综合效率迅猛增加。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保持了较为缓慢、相对稳定的综合效率增速水平。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相对稳定的综合效率演进趋势说明其技术及管理的相对稳定成熟,综合效率提升的潜力有限。另外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也向其他所有制的工业企业转移其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本土其他所有制企业能够吸收和利用其技术和管理经验,内化为自身的生产力而提高综合效率,实现了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赶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利用我国四类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2001-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同时也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股份制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效率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1. 我国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总体上是逐年增长的,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综合效率有所波动。说明经济景气时,综合效率就较高,而经济衰退时,综合效率就降低,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比较良好。

2.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效率并非是低效率的,说明我国国有企业是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在过去的改革中取得了成效,其综合效率不低于其他类型的工业企业的效率,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能够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3. 虽然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性质工业企业的利润有助于拉高国有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但与其他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相比,尤其是200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没有明显优势,说明国有性质的工业企业的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入,其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有待深入。

4.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在2008年总体上涨,2008―2009年总体有所下降,之后经过短暂调整相对都有所上涨,说明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受总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

5. 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功能效率差异不大,总体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功能效率呈上涨趋势,说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政策建议

我国今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方向应是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依据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特点调整发展布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各类所有制企业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就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国有性质的企业在新形势下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因此应通过学习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竞争中转变经营管理方式,增强自身竞争力,从经济效率和功能效率两方面来提高国有性质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在内部管理以及运营效率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所处行业带有垄断性质的特殊性,可能仍存在内部人员激励机制不足、人员冗杂懒散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以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导向,提高内部激励和管理水平,努力提高其技术及规模效率。由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综合效率的分析可知,改革使得国有性质企业在综合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但在经济效率方面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特别是股份制企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效率差异,效率提升的潜力巨大。因此,国有性质企业应当学习股份制等企业的优秀运营和管理能力,解决内部激励问题,将面向市场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切实提升运行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提升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将综合效率的增长潜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为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另外,国有企业的效率优势仍未完全摆脱对于资源垄断等的依赖,在企业的资本质量和管理水平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今后应着力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及效率提升的相关政策,建立效率督促的常态机制。

2. 积极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整体效率显著提高,各类企业成长迅速,但其效率仍有显著提升空间,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仍然存在。对于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最优构成的探索仍应当继续展开。国有性质的企业在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上,发挥其功能效率,从整体上提高国企综合效率水平,稳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股份制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能够相对有效地解决治理结构不合理等难题,实证也表明股份制工业企业不论从经济运行效率和还是发挥功能效率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从而其综合效率也较高。因此股份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更多吸收非公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济,将国企在规模、技术、实力和竞争力等方面的优势与私营企业在运行机制、市场反应、创新意识等方面的优势相互结合,实现不同资本优势互补,提升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有利于促进我国工业企业整体发展。

3. 引Ш凸睦非公经济健康稳步发展,扫清中小私营企业发展障碍。今后通过完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工业企业经济方式灵活,适应市场能力强大,微观运行效率高,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私营经济具有灵活运行机制、敏捷市场反应及较强创新意识等优势,但也具有发展历史较短,规模相对较小,法律环境以及信用环境方面差,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等劣势,严重制约了私营工业企业综合效率提升。要发挥私营企业的优势,就行业布局而言,鼓励非公有制企业以入股等形式参与到国有企业行业中去,优化不同产业结构和行业布局。在投资信贷方面,国家在政策上改善中小私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创造公平的环境破除此类企业资金不足、融资约束明显的困局。从全局的角度看,国家应该着眼改善私营工业企业在规模不足、行业布局受限、信贷融资方面面临的困境。通过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着力破除体制,采取金融产品创新等方式解决私营企业所需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在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的公平性问题和在融资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小私营企业大力发展,切实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J].经济研究,2001,(10):13-19.

[2]刘志迎,张吉坤.高技术产业不同资本类型企业创新效率分析――基于三阶段DEA模型[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25(3):45-52.

[3]陆挺,刘小玄.企业改制模式和改制绩效――基于企业数据调查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5,(6):94-103.

[4]宋来,常亚青.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的相对效率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4):122-126.

[5]贺聪,尤瑞章.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比较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8):29-42.

[6]彭春华.国有工业企业效率分析[J].岭南学刊,2012,(4):97-101.

[7]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经济研究,2015,(2):61-74.

[8]范金,严斌剑,梁洁.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比较研究――以南京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08,(1):113-121.

[9]张铁男,刘爱丽,徐莹莹.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差异性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3):121-130.

[10]郑志国.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分析――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商榷[J].管理学刊,2012,25(3):5-16.

[11]张营为,王磊.我国2005―2010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效率的度量和比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4):47-52.

[12]任毅,丁黄艳.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规模效率、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14,(1):103-110.

[13]李楠,乔榛.国有企业改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3-21.

[14]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J].经济学家,2011,(2):16-25.

[15]张少华,张天华.中国工业企业动态演化效率研究:所有制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22-39.

[16]卢俊,彭雪.多维度视角全面评价国有企业效率[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6):27-36.

[17]吴中伦.因子分析法在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发展评价中的应用[J].工业技术经济,2011,30(7):38-45.

[18]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38-49.

[19]伍旭中,冯琴琴.新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功能定位、转换困境与对策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4):149-156.

[20]冯运卿,李雪梅,李学伟.基于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分析的铁路安全综合评价[J].安全与环境学报,2014,(2).

[21]李国良,付强,孙勇,等.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及其应用[J].水资源与水工程学,2006,17(6):15-18.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n Different Owner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fficiency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ethod

Huang Sujian1,2, Li Qian1, Wang Ji1

(1.Business School,,Liao 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2.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工作效率总结篇7

关键词 全要素能源效率;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15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6

天津市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近年来,天津市经济迅猛发展,工业企业数、工业增加值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98年的5368个、58615亿元和437%增加到2008年的8 252个、3 5207亿元和524%。工业行业在天津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是天津市能源消耗的主体,其能源消费量从1998年的1 6988万 tce增长到2008年的3 668万tce,年均增长率达到1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工业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占天津全部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7%以上。天津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由1998年的179 tce下降到2008年的089 tce,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从1998年的273 tce下降到2008年的116 tce,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天津市能源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2009年天津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084 tce,是全国平均水平(0901 tce/万元)的928%,相比2008年下降34%,但没有实现天津市“十一五”规划要求年平均值下降44%的目标。根据2010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发现,天津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量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天津市能源效率有很大提升空间。另外,“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天津市节能降耗考核目标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作为能源消耗主体的工业行业在天津市节能降耗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把握影响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及其规律,对天津市制定相应的节能降耗政策和措施,提高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众所周知,总体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技术进步来实现。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能源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是外生性影响,在分析长期能源需求时,需要同时考虑技术进步和相关政策的共同影响[1]。Karen[2]指出企业研发投入和对员工培训能够提高企业生产力,从而将降低企业能源强度。李廉水等[3]认为技术效率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较低,但随着时间推移,技术效率的作用将逐渐减弱,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强。吴巧生[4]、齐志新[5]等指出工业行业的技术改进是影响其能源效率的主导因素。上述研究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因素分解法和DEA等方法分析总体能源效率变化情况,没有考虑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且仅采用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即能源强度)衡量能源投入与产出间的关系,虽然计算方便,但忽略了多种投入要素间的相互替代作用[6]。事实上,能源自身的投入不会带来任何产出。

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Hu[7]引入全要素能源效率(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概念,将其定义为在其它要素保持不变前提下,按照最佳生产实践,一定量的产出所需要的最少能源投入量与实际能源投入量的比值。

TFEE=EtargetEactual=Eactual-ElossEactual=1-ElossEactual (1)

Eadjustment=Eloss=Eactual-Etarget(2)

由于能源实际投入量总是大于或等于能源的目标投入量,故TFEE的值介于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能源效率值越高,需要调整的量越小。据此,Hu运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1995-2002年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此后,魏楚等[8]根据Hu建立的模型计算了1995-2004年我国几大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东北老工业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但地区间能源效率差异随时间逐渐缩小,存在一定趋同性。徐国泉[9]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要素能源效率从东南向西北逐步下降,且与区域发展水平成“U”型关系。师博[10]将知识存量纳入生产函数,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我国各省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市场分割视角检验了各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上述研究主要考虑我国各地区的总体能源效率。

我国不同省市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耗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有关我国不同省市具体行业能源效率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极少。为此,本文选择天津市这个重要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化情况为研究对象,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将全要素能源效率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部分,并通过建立Tobit回归模型检验多种因素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以便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提高工业行业能源效率。这不仅对天津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有指导意义,并且对其它省市的相关问题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 实证分析

21 Malmquist指数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1953年由Malmquist提出。Cave等构造了从t时期到t+1时期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M(xt+1,yt+1,xt,yt)用来度量技术效率变动、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间的关系[11]。

M(xt+1,yt+1,xt,yt)=dt(xt+1,yt+1)dt(xt,yt)×dt+1(xt+1,yt+1)dt+1(xt,yt)1/2(3)

其中,(xt+1,yt+1)和(xt,yt)分别表示t+1时期和t时期的投入和产出向量;dt0和dt+10分别表示以技术Tt为参照的t时期和t+1时期决策单元的距离函数。Caves等将式(3)作为衡量从t时期到t+1时期的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当该指数大于1时,说明从t时期到t+1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

以t时期技术Tt为参照,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表示为:

Mt=(xt+1,yt+1,xt,yt)=dt(xt+1,yt+1)dt(xt,yt)(4)

类似地,以t+1时期技术Tt+1为参照,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表示为:

Mt+1=(xt+1,yt+1,xt,yt)=dt+1(xt+1,yt+1)dt+1(xt,yt)

(5)

Fare在VRS的假设下,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成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技术变化(techch),其中技术效率变化又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变化。因此,式(3)可表示为:

M(xt+1,yt+1,xt,yt)=dt+1(xt+1,yt+1|VRS)dt(xt,yt|VRS)×

dt+1(xt+1,yt+1|CRS)dt+1(xt+1,yt+1|VRS)・dt(xt,yt|VRS)dt(xt,yt|CRS)×

dt(xt+1,yt+1)dt(xt,yt)×dt+1(xt+1,yt+1)dt+1(xt,yt)1/2

=pech×sech×techch (6)

其中,M(xt+1,yt+1,xt,yt)>1表示生产率水平提高,反之下降,techch表示从t时期到t+1时期的“生产前沿面”移动程度,即技术变动指数,若techch>1表示技术进步,反之相反[12]。effch为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表示从t时期到t+1时期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程度,effch>1表示决策单元在t+1时期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相对于t时期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较近,相对效率提高,反之相反。pech>1表示管理的改善使效率改进;sech>1表示从长期来看决策单元正在向最优规模靠近,反之相反。

2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按照天津市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其工业行业共37个。根据天津市实际情况,剔除煤炭开采洗涤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另外由于受统计资料限制,剔除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废弃资源及废旧物资回收加工业,本研究共涉及33个工业行业,时间跨度为1998-2008年。

产出数据。本文采用的产出指标为扣除消耗或转移的投入资源的价值,即工业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基础数据来源于天津市统计信息网和《天津市统计年鉴》。并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的“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1998年的不变价格。

资本投入数据。由于工业行业的共同特征是固定资本投入较高,且对流动资本的需求差异较大,若仅以固定资产作为资本的投入变量,会造成那些固定资本依赖性强的行业产出率下降。故本文选取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总和作为资本投入变量,同时折算成1998年的不变价格。

劳动投入数据。由于无法获得既能体现劳动者劳动时间又能体现劳动者劳动效率的统计指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选取历年工业行业平均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数据。

能源投入数据。本文以历年各工业行业煤炭消耗量和电力消耗量作为能源投入的基础数据。按照不同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参考系数,将电力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的消耗量,与煤炭的消耗量进行汇总作为能源投入量。

23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Malmquist指数分解

本文采用利用DEAP21软件对1998-2008年天津市33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科技进步指数(techch)、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规模效率指数(sech)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FP)。其中,TFP=techch×effch,effch= pech×sech。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天津市1998-2008年工业行业历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从总体上看,该时期天津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增减上下波动趋势,不够稳定。从平均水平看:该时期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12%,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1998-2008年天津市科技进步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为149%,而同期技术效率却呈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30%,其中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9%,规模效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2%。从最终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技术效率下降部分抵消了科技进步对生产率的提高,但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表现为较高的正向增长,这源于科技进步对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对生产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开发,说明天津市工业行业在这一时期内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重视程度和投资力度较大。技术效率主要涉及工业行业所处地区的经济结构、市场秩序、制度安排、行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可见天津市工业行业要在以上方面加大改善力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依靠产品、工艺的进步,更需要制度的调整、人的进步、知识的进步、机器设备与技术的整体进步。

表1 天津市工业行业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及其分解

Tab.1 Industrial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of Tianjin

表2为天津市33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的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各类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并不显著,其中8类工业行业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为科技进步表现为正向增长,而技术效率变化表现为负向增长。

8类工业行业中,大于全要素平均增长率的有:石油、冶金、食品、化学和机械工业。在技术效率增长率为负的行业中,纯技术效率增长为正的行业有:食品和机械工业,说明技术进步对这两类工业行业的产出作用已十分显现,但规模收益尚未形成,如果按目前的产出计算,其投入已不能再减少。其余工业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长率均为负,技术进步对所有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石油工业和冶金工业的推动作用最大,增长率达到了20%以上。

8类工业行业中,小于全要素平均增长率的有:纺织、森林和造纸工业,这些行业技术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科技进步的增长。纺织、服装、家具等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行业,这些行业本身进行技术改造的实力就比较弱,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更是看中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相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比较小,所以这些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小于行业总体的全要素平均增

表2 天津市各工业行业1998-2008年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Tab.2 Averag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of each industry during 1998-2008 in Tianjin

长率。虽然这3类工业行业的技术效率指数处于负向增长,但纺织工业和造纸工业却达到了规模效率的正向增长,说明这两大行业在资源投入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粗放”,其产出的增长过多的依赖于资源的较高投入。但这种方式从长期来看是不可取的,应寻找更加合理的发展模式,从提高技术投入的角度来提高经济产出。

3 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通过测算得到的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其实不仅是由预先设定的投入―产出指标生成的,还会受到指标以外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两步法”是探寻能源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的一种重要方法。该方法第一步运用DEA测算出决策单元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值;第二步是以第一步中得出的能源效率值为因变量,以其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由于在测定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值时,其值为受限值(0,1],数据被截断,若采用传统的线性方法对模型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得到负的拟合值。因此本文采用处理限值因变量的Tobit模型。

Y*i=X′iβ+εi i=1,2,Λ,n (7)

当给出解释变量一个数量指标界限值C时,就会有截断数据存在,则式(7)可改写为:

Y=Y*t Y*i0C Y*iC (8)

假设模型误差项εi服从正态分布N(0,δ2),则Tobit模型可表示为:

Y=X′iβ+εi 当X′iβ+εi>0C其它

(9)

对模型(9)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参数β。

影响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较多,本文主要考虑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产权结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力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变量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选用工业行业总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工业化水平IL;工业内部结构IS以历年工业行业中重工业的比重来表示;技术进步TP是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各地区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加快技术进步,因此选取历年天津市直接利用外资额占签约额的比例来衡量;产权结构PRS用历年工业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影响力GI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L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费结构选用煤炭和电力两个指标衡量,用CCS表示工业行业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用ECS代表电力消费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构建模型如下:

TFEE*i,t=C+β1ILi,t+β2Si,t+β3TPi,t+β4PRSi,t

+β5GIi,t+β6OLi,t+β7CCSi,t+β8ECSi,t+εi,t

TFEEi,t=Max(0,TFEE*i,t)

其中,TFEE*i,t为潜变量,具有线性条件均值的正态同方差。TFEEi,t为本文计算的1998-2008年的天津市33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值,β1为相关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且εi,j~N(0,δ2)。

利用Eviews6.0计算可得如表3所示的天津市1998-2008年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

表3 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

Tab.3 Tob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influence factors in Tianjin

注:以上回归结果均实现了10%以上的显著水平。

模型Ⅰ主要考察工业化水平IL、工业内部结构IS、产权结构PRS和技术进步TP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呈高度正相关,说明实际利用利用外资额占签约额的比重每增加1%,会使得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上升0.396%,可见技术进步对工业能源效率提高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能源效率提升的技术溢出和管理溢出效益;工业化水平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源效率,但效果并不显著,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使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企业设备潜能的发挥及能源的集约化,因而会带来相应的效率的提高;而工业内部结构和产权结构均与能源效率成负相关,重工业行业大部分属于高耗能行业,由于其在生产中能源投入要素不容易与其他要素进行替代,从而其比重的增加会使得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降低;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也会使得能源效率下降,这说明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可以激励企业自发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资源。

模型Ⅱ在模型I基础上引入对外开放水平OL,结果发现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有工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具体来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每提高1%,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将提高0.2%以上。因此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高工业行业能源效率。

模型Ⅲ在模型Ⅱ基础上加入政府影响因素GI,结果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与工业能源效率成负相关,政府财政支出所占比重每增加1%,能源效率将下降0.1%左右。这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影响越大,经济效率越低,因此政府部门在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升资金的配置效率。

模型Ⅳ和模型Ⅴ主要考察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分别加入工业行业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CCS和电力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ECS变量,结果表明,CCS变量与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成负相关,煤炭消费比重每增加1%将会使能源效率下降0.05左右;而电力消费与能源消费成正相关,其回归系数达到0.312。可见改善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行清洁、高效、环保类能源不但可以大大改善能源效率,缓解能源紧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更能削减有害气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实施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4 结 论

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角度分析可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增减上下波动趋势,比较不稳定,但平均增长率达到11.2%,这一较高的增长率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的拉动作用,其平均增长率达到18.9%,但由于技术效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科技进步给生产率带来的增长。8类工业行业中的石油工业、冶金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全部工业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指数,而纺织工业、森林工业、造纸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全部工业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指数,所以天津市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低的行业加大科技投入、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市场秩序、完善制度安排、努力提高行业管理人员水平和企业员工素质。

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分析表明,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和电力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的增加会在不同程度上提高能源效率,而工业内部结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的比重、政府影响力和煤炭消费比重均与能源效率成负相关。因此,工业行业应大力开发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进外资和节能设备促进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高;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开发利用清洁、高效、环保型能源,逐步调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enrik KJ. Energy Demand, Structural Change and Trade: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Dan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000, 12(3): 319-334.

[2]Karen F V, Gary H J, Liu Hongmei, et al. What Is Driving China’s Decline in Energy Intensity [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4, 26(1): 77-97.

[3]李廉水,周勇. 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2006,25(10):82-89. [Li Lianshui, Zhou Yong. Can Technical Progress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Industrial Sector in China [J]. Management World, 2006, 25(10): 82-89.][4]吴巧生,成金华. 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因素分解:1980-2004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8(10):34-40. [Wu Qiaosheng, Cheng Jinhua. Changes and Factors Decomposition of Chinese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1980-2004 [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06, 8(10): 34-40.]

[5]齐志新,陈文颖. 结构调整还是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因素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6,10(6):8-16. [Qi Zhiqin, Chen Weny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or Technology Progress :Analyses on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in China[J]. Shanghai Economic Research, 2006, 10(6): 8-16 ]

[6]Wilson B, Trieu L H, Bowen B. Energy Efficiency Trends in Australia [J]. Energy Policy, 1994, 22( 4): 287-295.

[7]Hu J L, Wang S C.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06, 34(17): 3206-3217.

[8]魏楚,沈满洪. 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6(8):66-76. [Wei Chu, Shen Manho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EA[J]. Management World, 2007, 26(8): 66-76.]

[9]徐国泉,刘则渊. 1998-2005年中国经济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2007,7(7):68-72. [Xu Guoquan, Liu Zeyua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a’s Eight Big Economic Regions in 1998-2005: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07, 7(7): 68-72.]

[10]师博,沈坤荣. 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超效率DEA方法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8,9(9):49-59. [Shi Bo, Shen Kunrong. Total Factor Fnergy Ffficiency under Market Segmentation:the Experien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per Efficiency DEA [J]. The Journal of Economy, 2008, 9(9): 49-59.]

[11]刘秉镰,林坦,刘玉海. 规模和所有权视角下的中国钢铁企业动态效率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J]. 中国软科学,2010,12(1): 150-157. [Liu Binglian, Lin Tan, Liu Yuhai. Study on Dynamic Efficiency of Steel and Iron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Scale and Ownership Perspectives:Based on Malmquist TFP Index [J]. China Soft Science, 2010, 12(1): 150-157.]

[12]Jamaluddim M Y, David H. The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Electricity Board in Malaysia: An intercountry Comparison using DEA [J]. Energy Economics, 1997,19(2): 255-269.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Sector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Changes in Tianjin

LI Chunfa TAN Hongling WANG Lanying SUN Tingt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工作效率总结篇8

关键词:圆形环流A2/O;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去除率;对比分析

拱北污水处理厂是珠海市排水公司采用BOT模式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目前污水处理能力13.5万吨/日,包括三期工程(8万吨/日)和改扩一期(5.5万吨/日)。三期和改扩一期出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文章研究着重比较拱北污水处理厂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和改良A2/O处理工艺对城市污水中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生物需氧量、悬浮物等污染物去除效果,以期对后期以及同类型污水厂的升级改造和管理策略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1 工艺流程

拱北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项目采用较为先进的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项目于2002年9月建成并投入运行。改扩一期项目采用改良A2/O处理工艺,于2009年12月正式投入运行,其具体工艺流程图如图1所示。

2 设计进出水水质状况

拱北污水处理厂三期以及改扩一期工程出水排放标准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执行。

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本实验主要对进出水中的化学需氧量、生物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等污染物进行比较,两独立样本T检验在SPSS 18.0中进行,数据作图均在Origin 8.0中完成。

4 实验结果

4.1 总氮和氨氮去除状况

拱北污水处理厂在氨氮的去除效果上,三期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总体好于改扩一期的改良A2/O处理工艺;而改良A2/O处理工艺对总氮的去除百分率和稳定性更优于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三期处理工艺对污水中氨氮的去除率较稳定,在95.0%左右波动,而改扩一期处理工艺的氨氮去除率在88.3%~94.6%左右。改良A2/O处理工艺对总氮去除率在70.0%左右,全年各个月份的去除率比较稳定。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对总氮的去除率在48.5%~69.7%之间,全年各个月份之间波动较大,而且单个月份内对总氮的最高去除率和最低去除率相差超过30%。

4.2 总磷去除率比较

改扩一期改良A2/O处理工艺对总磷的处理效果明显优于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其对总磷的去除率比较稳定。改良A2/O处理工艺对总磷的去除率约为95.0%,全年基本上在91.7%~97.2%之间,而且去除效果非常稳定。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对总磷的去除率则在68.5%~90.0%之间,月度之间以及每月内波动较大。

4.3 化学需氧量和生物需氧量去除率

改扩一期的改良A2/O处理工艺在化学需氧量和生物需氧量的去除率上优于三期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两种处理工艺对生物需氧量的处理效果较好,去除百分率均在97.0%以上,而且处理效果比较稳定,改良A2/O处理工艺的去除率高于形环流A2/O处理工艺。两种处理工艺对化学需氧量的去除率分别在83.1%~90.0%和86.8%~92.6%之间。

5 结束语

目前,A2/O污水处理工艺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是处理系统最简单、效果最为稳定的同步脱氮除磷工艺之一。采用A2/O处理工艺的拱北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全年出水各指标均能达到一级B标准。三期A2/O污水处理工艺对总磷的去除率达到80.0%以上,对氨氮和生物需氧量的去除率达到94.0%以上,对总氮和化学需氧量的去除率分别在59.4%和87.0%。

改扩一期改良A2/O工艺对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生物需氧量以及悬浮物的去除效果更好,污染物的去除率也更为稳定。统计结果表明改良A2/O工艺对除氨氮以外几种污染的去除率显著高于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对氮的处理效率更高,这需要针对氮循环的机制进一步研究。

由于A2/O处理工艺特点及其设计、运行参数、处理深度以及污水性质等多方面因素对污水的处理效果均有较大影响,本研究对圆形环流A2/O处理工艺和改良的A2/O工艺做了初步的探讨,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管理策略提供一定的借鉴,在深入脱氮除磷研究上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樊杰,张碧波,陶涛,等.安庆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改良型A2/O工艺的设计与运行,2008.

[2]给水排水.

工作效率总结篇9

1.存在财务指标权重过大、非财务指标权重偏小的评价倾向。例如国有企业效绩评价模型中财务指标占80%的权重;而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与《中国证券报》合作提出的上市公司业绩综合评分模型,选取的指标则全部为财务指标。由于财务指标具有综合性和数据易收集等特点,必然成为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财务指标权重过大所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财务指标权重过大,导致企业过分重视短期财务结果,助长管理者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行为,使得企业不愿意进行可能会降低当前盈利水平的资本投资,从而影响了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次,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特殊性,企业只有投资和关注于顾客、供应商、员工和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才能完成创造未来价值的行为,但财务指标评价体系显然不能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指导,它评价和描述的是过去的事情,用来指导和评价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显得捉襟见肘。而且,现行的会计制度对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做出了很严格的限制,企业的很多无形资产不能在企业的财务报告中体现,使得财务指标在评价企业无形资产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而这恰恰是评价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绩效评价体系中财务指标权重过大,易导致企业重短期业绩评价,轻长期业绩评价,重过去财务成果,轻未来价值创造;重有形资产业绩,轻无形资产业绩等倾向。

2.存在评价内容不具全面性的缺陷。由于财务指标权重过大,上述评价模型涉及企业战略性发展的指标较少,对顾客、员工和内部流程方面的指标涉及较少或几乎没有涉及,不利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例如财政部的绩效评价模型中,其定量分析指标全部是财务指标,没有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等其他方面指标进行设计。此外,上述评价模型大多是从企业经济利益出发进行评价,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较少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取得的社会效益,对企业社会贡献未作评价。现代社会的企业追求的不仅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还要考虑其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将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价值导向。但在上述评价模型中,未涉及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评价。

3.评价结果不够准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由于设计不合理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够准确的现象。在财政部的绩效评价模型中,整套财务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有些是正指标(如存货周转率),有些是逆指标(如不良资产比率),但却同时进行加权平均,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例如基本指标中的资产负债率,修正指标中的不良资产比率、资产损失率等都是适度指标或逆指标。模型对适度指标资产负债率进行了特殊规定,但对逆指标不良资产比率等未做说明,而是与资产负债率一道直接与其他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使计算结果缺乏科学性。此外,在中国证券报和亚商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1999年和2000年“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排行榜”上,东方电子连续两年位列排行榜首位,评价结果显示该公司在财务状况、核心业务、经营能力、企业制度、管理层素质和行业环境等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现,公司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能力,但随着东方电子财务造假曝光,评价结果和公司真实情况之间的差异使得该评价体系也开始受到市场的质疑。

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模型的价值取向及设计原则

一、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模型的价值取向

企业的价值取向是指其经营目标的基本取向。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单元,企业经营目标的基本取向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也离不开此。但随着市场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经营目标和价值取向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历了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三个阶段。

1.利润最大化。传统的财务理论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说明企业的财富增长得越多,越接近企业的目标。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利润取得的时间,承担风险的大小,也没有考虑所获利润和投入资本额的关系,因此,利润最大化不应该是中国上市公司在经营决策时的价值取向。

2.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利润最大化观点存在的种种弊端,企业经营目标和价值导向开始发展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认为,股东创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财富,由于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价值最大化就是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对于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而言,其在公开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代表了企业的价值。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股价的高低,代表了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体现了投资者对企业过去和未来收益、时间性和风险性、股利政策等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但这种股价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一个依赖的基本前提,即证券市场要达到强式或半强式有效,股价的波动才能衡量企业价值的变化。这也就是说,利用股价来评价公司经营业绩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从属的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而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股价受到诸多正常和非正常因素制约,并不能完全代表企业的真实价值,因此,在中国利用股票价格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价值往往会出现较大偏差。此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将企业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看待,没有考虑其与所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的问题,容易导致企业过分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3.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企业开始进入战略经营时期,这一时期的企业经营目标和价值导向开始演变为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一概念包括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其他相关利益者,诸如员工利益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大化、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等等。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企业对于它下设的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来讲,是一个大系统,而对于它所属的城市、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讲,又仅仅是一个子系统。为此,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从企业本身来考察,还必须从企业所从属的更大社会系统所定的规范和目标来考察。企业要在激励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必须与其周围的环境取得和谐,这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与员工的关系和与社区的关系等,因此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解决社会就业、讲求诚信、保护消费者、支持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和搞好社区建设等。“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就是要求企业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与其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形成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是现代企业追求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兼容了时间性、风险性、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因素,体现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也是本文所采纳的企业价值取向观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中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控股性质的国情下,中国上市公司更应将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并贯彻到经营决策过程中。

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根据知识经济时期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特殊经营环境、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可执行性,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守以下原则:

1.一般原则

(1)可操作原则。可操作性主要是指指标体系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指标项目有关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如指标体系过于详细则会导致繁琐,同时如果某项评价指标虽然有用,但为获取该指标数据所花费的成本大于其所能带来的利益时,一般应放弃该项指标转而选取其他可替代的指标。

(2)系统性原则。在确定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时,一要注意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协调,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协调。财务指标主要反映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非财务指标体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态势和竞争力;定量指标主要以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和统计资料为依据,定性指标则从其他方面反映企业的运作状态,因此需要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进行有机结合。二是要注意评价内容的协调。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是一套综合的绩效评价体系,对能够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各个方面要全面考虑,关键性指标要互相衔接,并赋予适当的权重。

(3)重要性原则。这里重要性原则是指全面性和重要性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因为它有助于从不同侧面显示企业的经营业绩。但过于面面俱到的评价指标会使整个评价体系变得模糊不清,不利于围绕核心问题来展开评论。因此在选取指标时,应按照重要性原则的要求,选择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每个方面。

2.特殊原则

(1)社会效益原则。根据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公司,因此在评价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时,必须考虑其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即社会效益原则。例如上市公司在提供就业岗位、上缴国家税收、诚信程度、环境保护、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等方面,都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整体绩效的重要因素。

(2)激励性原则。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中国上市公司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奠定基础,因此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应将评价范围限制在管理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非可控指标要尽量避免出现,否则会引起管理者的抵触。此外,指标水平应是平均先进水平,这对管理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可以激发其工作潜能。

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

根据系统管理理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内外部一系列因素,因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既要考虑上市公司内部各种影响战略经营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更要考虑外部环境对上市公司经营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特别是要考虑中国上市公司所处国情特点和环境的特殊性。在设计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要体现以下几个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结合、过去业绩评价和未来发展能力评价的结合、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的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只有实现以上几个结合,才能很好地避免中国现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缺陷。具体来说,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定量指标(评价指标)和定性指标(评议指标),其中定量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包括五方面:财务层面评价指标、顾客层面评价指标、内部流程层面指标、创新与学习层面指标、社会责任层面指标;定性指标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基本素质、产品市场占有能力(服务满意度)、发展创新能力、经营发展战略、基础管理水平、社会综合贡献、信用操守情况等八方面。整个体系完整反映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避免评价内容不全的弊病。我们在对财政部颁布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详见表1。

表1: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评价指标

评议指标

指标分类

权数

基本指标

权数

修正指标

权数

评议指标

权数

财务60

财务效益状况

28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

18

10

主营业务利润率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每股收益

每股股利

每股净资产

6

6

9

5

2

公司治理结构

管理者基本素质

产品市场占有能

力(服务满意度)

发展创新能力

经营发展战略

基础管理水平

社会综合贡献

信用操守情况

18

16

14

12

12

10

10

8

偿债能力状况

15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9

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速动比率

8

7

发展能力状况

17

主营业务增长率

资本扩张率

9

8

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

三年资本扩张平均增长率

9

8

顾客15

市场占有状况

15

主营业务市场份额

15

顾客满意比率

15

内部流程10

资产管理状况

10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5

5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优良资产比率

产品合格率

3

3

2

2

创新与学习10

技术领先状况

10

人均利润

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

5

5

研发投入比率

培训支出比率

员工稳定率

员工人均收入

4

2

2

2

社会责任5

社会效益状况

5

就业岗位比率

上缴税收比率

3

2

社会公益捐赠比率

5

80%

20%

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基本指标体系

基本指标是对企业绩效的主要计量指标,是整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通过基本指标评价,可以反映出企业的基本效益水平。基本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主营业务增长率、资本扩张率、主营业务市场份额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人均利润率、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就业岗位比率和上缴税收比率。其中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主营业务增长率、资本扩张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8个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与财政部《国有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规定相同,其余指标含义及计算公式如下:

1.主营业务市场份额。主营业务市场份额是企业本年营业收入净额占国内该行业营业收入总额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主营业务市场份额=本年营业收入净额/该行业营业收入总额。该指标是衡量企业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表明了其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

2.人均利润。人均利润是指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同员工平均人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人均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员工平均人数。它从企业人均创造价值的角度,反映了企业的技术领先状况和生产效率状况。

3.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是指企业经营用固定资产总额同车间生产工人平均总数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企业经营用固定资产总额/车间生产工人平均总数。该指标从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的技术领先状况。

4.就业岗位比率。就业岗位比率是指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与平均资产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岗位比率=企业平均人数/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了企业每单位资产提供的就业岗位,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贡献。

5.上缴税收比率。上缴税收比率是指企业上缴的国家税收总额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上缴税收比率=企业上缴的国家税收总额/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上缴国家税收的情况,从税收角度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贡献。

三、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修正指标体系

修正指标的基本功能是对基本指标评价中的不正确和不全面的情况根据客观情况进行修正。通过修正指标评价,可以使企业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准确。本指标体系中部分修正指标含义及计算公式如下,其余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与财政部《国有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规定相同。

1.顾客满意比率。顾客满意比率是无顾客投诉营业收入与营业收入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顾客满意比率=无顾客投诉营业收入/营业收入总额。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顾客对企业提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

2.优良资产比率。优良资产比率是企业年末优良资产总额占年末资产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优良资产比率=1-(年末不良资产总额/年末总资产额)*100%。其中企业不良资产包括3年以上应收款项、积压存货、不良投资、待处理资产损失、费用性资产等。该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现有资产的营运状况,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可以参加正常生产经营的资产越多,资产利用率越高。

3.产品合格率。产品合格率指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出合格产品与全部产品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产品合格率=合格产品产量/全部产品产量。该指标体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控制质量的能力。

4.培训支出比率。培训支出比率是指企业当年员工培训支出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培训支出比率=员工培训支出/主营业务收入*100%。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企业在未来的竞争能力。

5.员工稳定比率。员工稳定比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稳定员工与员工平均总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员工稳定比率=1-(年内流动员工比率/员工平均总数*100%)。该指标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一般来说,该指标过低反映企业人心涣散,员工士气不足。

6.员工人均收入。员工人均收入是指企业工资性支出与员工平均总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员工人均收入=企业工资性支出/员工平均总数。该指标体现了企业员工的平均报酬水平,是衡量企业保障员工利益的重要指标。

7.社会公益捐赠比率。社会公益捐赠比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社会公益捐赠总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社会公益捐赠比率=社会公益捐赠总额/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指标。

四、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评议指标体系

评议指标概括了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社会综合贡献等方面的非计量因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基本素质、产品市场占有能力(服务满意度)、发展创新能力、经营发展战略、基础管理水平、社会综合贡献和信用操守情况等指标。

1.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设置是否符合监管部门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要求,运作是否规范,是否体现了“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原则,是否保障了全体股东的权益。

2.管理者基本素质。经营者基本素质是指公司现任领导班子的治理素质、品德素质和能力素质等,具体包括知识结构、道德品质、敬业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等因素。

3.产品市场占有能力(服务满意度)。产品市场占有能力主要用于工业企业,指企业主导产品由于技术含量、质量水平、品牌优势和营销策略等因素而拥有的占有市场的能力。服务满意度是用于服务行业的评议指标,指消费者或服务的质量、种类、速度和方便程度等的心理满足程度。

工作效率总结篇10

关键词:工业用地;工业经济增长;要素投入;空间溢出效应;资源配置效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1(02)-0123-12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独特的土地制度和工业用地配置方式实现了高速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土地在中国过去的工业化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也广泛认可土地对工业经济的促进作用[2-4],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土地作为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下降[5]、土地寻租行为增加[6]、用地结构错配[7]、生态环境质量下降[8]等问题。赵崔莉等[9]根据不同阶段工业化特征认为,当前中国处于创新型工业化时期,土地肩负着调控和引导工业化科学发展的双重责任,过去依靠工业用地的宽供应和制度扭曲带来的低成本供应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工业经济现状。刘守英等[10-11]认为,土地对经济的作用可能出现阶段性变化,上一轮进程中土地是促增长的,但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后,土地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阻碍作用;实证分析也證明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后,“以地谋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和工业化的拉动作用已经衰竭,部分地区由于风险增加,过度投放土地反而抑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周咏馨等[12]研究发现,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存在区域差异,工业用地投入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产出有推动作用,而对珠三角地区则产生了负面效应。

上一阶段土地投入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其副作用也正影响着下一阶段的工业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土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2006年,为抑制地方政府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引起恶性竞争,进而造成土地闲置或浪费,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规定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此后全国工业用地供应比例逐年降低(见图1),从2006年的50.4%降至2017年的20.19%①。同时,这一政策的出台也成为中国工业用地出让市场化发展的关键节点,此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工业用地供应比例逐渐下降,但目前中国工业用地比重仍显著高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当期水平,而且也高于这些国家在高速工业化阶段的工业用地水平[13]。

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下,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转型期土地要素投入是否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土地要素对工业经济的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近年来中国降低工业用地供应比重的策略是否正确?现有研究分析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缺乏足够的时间序列,且采用普通面板模型[3-4],假定各城市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存在相互竞争和模仿行为[14],不同地区工业用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15],忽略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造成有偏估计。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全国286个地级市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包含工业用地的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转型期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也可为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财富之母”,他们也强调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供给总量固定的土地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索洛和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土地可以为资本所替代,且技术进步足以抵消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16-17]。Rhee等[18-19]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在平衡增长路径下是动态无效率的,不过他们的研究将土地要素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量。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土地要素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作用明显下降,这与土地要素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诞生的时代环境是契合的。一方面,从以土地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土地要素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诞生时,西方国家大部分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社会结构稳定,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小,土地供给总量基本固定。近年来,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土地和空间要素被置于较高位置,以Romer[20]和Lucas[21]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将土地要素重新纳入内生模型,克鲁格曼则重新审视了空间因素,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Harvey等[22]也提出土地与劳动一样是国民经济增长的要素,认为土地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多诞生在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国情差别的存在,导致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主要体现在:

(1)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还在进行,土地供给总量并不固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和工业用地面积分别由2007年的36351.65km2和7446.02km2增长到2018年的56075.9km2和11026.77km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02%和3.63%;

(2)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导致土地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往往对土地市场进行干预,比如低价出让土地招商引资,此外,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土地进入市场的时机和规模,实现土地宏观调控[3],这些都增强了土地要素的重要性;

(3)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加之土地特有的区位特性难以被技术进步所代替,使得土地要素能够主导区域间要素流动,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增长问题时,有必要将土地与资本和劳动一起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工业用地增长对工业经济发展可能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要素投入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非完全竞争(垄断竞争)条件下,产品销量与价格成反比,在需求弹性大于1,即销量增加的百分比快于价格下降的百分比时,边际收益为正,工业用地的增长会带来工业产出的增加,总收益随销量的增加而增加,此时,工业用地增长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正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当需求弹性小于1,即价格下降的百分比快于销量增加的百分比时,边际收益为负,总收益随销量的增加而减少,此时增加工业用地投入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负效应。结合中国实际来看,一方面,过去40年,中国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中国国情。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投资,结合开放政策和人口红利,促进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同向增长,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了正效应。另一方面,政府对工业用地出让的干预阻碍了土地市场化发展,多年低价工业用地的大规模出让,导致重复性落后产能堆积和大量工业用地闲置,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负效应。

本文借助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土地要素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影响,根据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原理及上述理论分析,假设:(1)土地与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相互独立;(2)土地与资本、劳动一样是可变且外生的

下文将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来验证上述假设的合理性。。引入土地要素后的擴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三)空间权重的设定

空间权重矩阵用于反映各地区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设置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计量分析中的关键环节。本文首先根据各城市中心之间的地理距离构造地理距离矩阵[WTHX]wij,各城市中心距离根据经纬度计算得到,[WTHX]wij为城市i和城市j中心之间距离平方的倒数。由于空间模型对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较为敏感,且通常情况下,距离并不是决定地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唯一因素,考虑到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采用各城市经济水平对地理距离矩阵进行加权,构建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WTHX]Wij,从而得出稳健结论。具体做法是先利用各城市历年GDP的平均值占全国GDP总平均值的比重构建对角矩阵,则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可以表示为地理距离矩阵[WTHX]wij与该对角矩阵的乘积。为了简化模型,通常将空间权重矩阵“行标准化”,行标准化后的矩阵分别记为[WTHX]w′[KG-*3]ij和[WTHX]W′[KG-*3]ij。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的定义如下: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上文分析,国务院2006年《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规定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剔除政策当年影响后,采用全国286个地级市2007—2018年共12年YCHcfwavuyIm3Ens6BwfucF6bbNeEDrEQScO6K6ptRI=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变量工业经济选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output)、应缴增值税(vat)和利润总额(profit)来衡量。工业总产值、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重要经济指标,工业总产值反映企业生产能力大小和水平高低,主要与产量和价格有关;应缴增值税反映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商品附加值大小,在抵扣税额和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与销售收入有关,与产量和利润无直接关系;利润总额反映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盈利能力,主要与企业产品的成本、质量和销量有关。自变量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包括工业用地、工业资本和工业劳动力,其中,工业用地(area)用地区工业用地总面积衡量,工业资本(cap)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衡量,工业劳动力(labor)用工业从业人数衡量。为增加模型的有效性,考虑数据可获取性并借鉴相关研究[4],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包括:

(1)人口规模(pop):用年末总人口衡量,人口规模越大,市场消费能力越强,也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对工业经济产生正效应;

(2)用地规模(build):用建设用地面积衡量,用地规模也可以表征市场大小,一定程度上,用地规模越大,容纳的工业企业越多,有利于产生规模效应,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3)科技投入(tech):用科技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增加科技投入有利于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助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4)工业水平(sec):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衡量,地区工业化水平越高,成本越低,劳动生产率越高,对企业的吸引力越强,更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2007—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个别缺失值进行了线性处理。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为减少面板数据中价格指数变动的影响,以2007年为基期,采用相应平减指数予以修正。除利润总额因包含负值而采用水平

值外,其余数值型变量均取对数进入模型。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2017年开始不再提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数据,因此,以工业总产值为因变量的面板数据时间序列为2007—2016年,以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为因变量的面板数据时间序列为2007—2018年。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分析

首先检验各主要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图2为2007—2018年主要变量的全局

Moran’sI变化情况。利润总额采用水平值,因而相比其他变量

Moran’sI较高且波动较大,不同年份在0.504~0.908之间变动,其他变量的

Moran’sI在0.296~0.487之间变动,不同年份变化比较平稳。所有变量的

Moran’sI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中国各城市工业总产值、应缴增值税、利润总额和工业用地面积均存在极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需要将地区空间特性引入模型,才能在工业用地对工业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其次需要区分空间相关性的形式,Anselin[23]认为空间相关性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通过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和空间滞后自变量的系数来反映,不同的空间相关性形式对应不同的空间回归模型。本文用拉格朗日乘数(LMlag、LMerr)及其稳健形式(R-LMlag、R-LMerr)检验空间相关性,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

该检验是针对截面模型提出的,需改进后运用于面板模型的检验。本文借鉴何江等[24]的做法,构建分块对角矩阵

[WTHX]C=[WTHX]It[WTHX]W(其中It为t×t的单位矩阵)代替原空间权重矩阵[WTHX]W,即可进行面板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此外,通过

Hausman检验确定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2是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

LM检验与

Hausman检验结果,LMerr和LMlag统计量均显著,除地理距离矩阵下应缴增值税R-LMerr检验不显著外,其他情况下R-LMerr统计量均显著,考虑到两种空间相关性可能同时存在,根据

LeSage等[25]的观点,在不能忽略空间滞后因变量的情况下,空间杜宾模型将是更好的选择,故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Hausman检验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二)基准回归结果

在回归之前检验模型中的变量是否满足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各变量独立的假设条件,同时为确保模型估计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需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4.36,低于5,可以进行估计

因变量为工业总产值时,各变量VIF最大值为4.36,平均值为2.99;因变量为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时,各变量VIF最大值为4.31,平均值为2.91。。首先采用地理距离矩阵进行估计,表3同时列出了三种模型估计结果,一定程度上可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可以看出,不同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比较接近,区别仅在于第(5)列,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时,工业用地面积对应缴增值税影响不显著而其他模型显著。所有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ρ/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间工业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将空间效应纳入模型是必要的。

具体来看,工業用地面积对工业经济三个衡量指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其中,对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影响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工业用地增长对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这一结论从工业用地角度证明了靠土地发动经济的效力在减退[10],也表明现阶段通过土地招商引资、低成本供地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拉动工业经济增长,应该加快产业升级,注重“内涵式发展”[12]。此外,土地是工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但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用地投入却不一定成正比。一方面,企业只有在同时投入资本、劳动力等其他要素时才能发挥生产效益,闲置土地并不能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甚至因为土地资源的浪费而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阻碍效应。以开发区的发展为例来看,设立开发区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发展政策之一,已有研究已经证明了设立开发区对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26-27],但也导致了大量的低效用地和闲置用地。原国土资源部2003年调查发现,全国6866个开发区中大约70%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28]。另一方面,激烈的引资竞争和过量的低价工业用地出让导致落后产能集聚、产能过剩和产业雷同等问题,土地低效利用也会抑制工业经济的增长[11]。中国工业用地比重居高不下,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经济增速却显著下行[12],反映出地区竞争背景下,各地区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不够重视。

工业资本对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利润总额影响不显著。中国制造业还存在大量落后产能,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利润增加,利润驱动可能来自资本投入,但如果资本投入是粗放式的,利润效率可能越来越低。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主要对应企业生产和销售环节,价格稳定和正常销售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无疑会带来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增长。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提高资本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还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工业劳动力对工业总产值、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均有极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当前工业经济整体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仍然不高,劳动力对工业经济发展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城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科技投入和工业发展水平对工业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预期。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是构成市场的主要因素,市场越大要素集聚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规模化。增加科技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工业水平决定了地区市场发达程度,工业化水平越高越能发挥企业规模效应。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对空间模型至关重要,本文进一步采用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检验研究结果稳健性,同样列出了三种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既考虑了空间上的地理距离,又通过GDP加权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地区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相比地理距离矩阵而言更为合理。一方面,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无差别地衡量两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之间的辐射带动作用并不对等,比如北京对保定的辐射作用和保定对北京的辐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GDP加权将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把城市间经济水平差距考虑在内,也更加符合实际,比如上海对常州的辐射作用和南京对常州的辐射作用也不相同。加权后的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只是系数大小略有变化,表明本文研究结果比较稳健,研究结论可信。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做了两方面工作来对上文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工业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上期的工业产出和利润可能会影响当期产出和利润,此外,尽管本文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工业经济的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而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因此将滞后一期因变量引入模型,构建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以控制动态时滞和遗漏变量对模型的影响,并以此检验估计结果是否稳定,估计结果见表5第(1)(2)(4)(5)(7)(8)列。其次,工业用地和工业经济可能互为因果,并由此导致模型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矩估计(System-GMM)对模型重新估计,结果见表5第(3)(6)(9)列。AB(1)检验的P值均小于0.1,拒绝残差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AB(2)检验的P值均大于0.1,不能拒绝残差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同时,Hansen检验的P值均不显著,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与上文估计结果相比,动态空间回归和系统矩估计结果的主要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稳健

稳健性检验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满足土地与资本、劳动均外生的模型假设。。

(四)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杜宾模型包含了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模型的回归系数不能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具体影响程度,LeSage等[25]根据空间效应作用范围和对象的不同,将空间计量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直接效应反映自变量x对本区域y的平均影响,间接效应反映x对其它区域y的平均影响,也即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反映x对全部区域y的平均影响。空间杜宾模型提供了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分解,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工业用地对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负效应,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利润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这可能是因为相邻地区的工业发展模式往往具有相似性,地区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同时,城市之间存在引资竞争,有扩大工业用地面积的动机,“低门槛”出让工业用地,导致利用粗放,效率不高。工业用地对应缴增值税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负但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工业用地增加导致本地产品供大于求,销量下降。工业资本对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

[FL(18,22K1]

而对利润总额的三种效应均不显著。工业资本能显著提高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而对利润总额影响不显著,说明当前工业产品附加值还不高,科技驱动技术进步有待提高。工业劳動力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不显著,而对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则三种效应均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普通劳动力多选择当地就业,而高质量的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会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对应缴增值税和利润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五)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分析中国不同区域各要素投入对工业经济影响的差异性,按照中国经济区域分类标准,将各城市根据所属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

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省份包括广西、四川、重庆、内蒙古、贵州、云南、陕西、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行区域回归分析。上文分析表明,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相比地理距离矩阵更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区域回归均采用相应的经济-地理综合权重矩阵,同时,根据表7的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合适的空间模型。

表8为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用地对工业总产值影响不显著,表明当前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用地对工业总产值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西部地区工业用地对工业总产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西部地区市场发育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前期投入要素完备率低等都会导致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有较高的工业用地闲置率。第二,资源错配使得稀缺的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29]。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低,仿效东部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建设以吸引投资,却引资效果不佳,反而造成资源浪费和土地利用效率下降。第三,工业用地价格会基于选择效应影响工业用地效率[30],西部地区以相对更低的工业用地价格承接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的产业,会带来更高的低效率企业进入比例和更低的低效率企业淘汰风险。三大区域工业用地对应缴增值税影响均不显著,表明工业用地面积的增加也不能带来企业应缴增值税的增长。从利润来看,东部地区工业用地面积增加对利润总额带来了显著的负效应,中西部地区效应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用地成本增加,另外,随着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也会导致东部地区企业利润下降。

三大区域工业资本对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工业资本对中部地区利润总额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工业资本增长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可以带来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增长,但企业利润增长更依赖科技进步,现阶段中部地区承接大量东部地区转移产业,短期内利润有所增长,但长期来看仍应重视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东部地区工业劳动力对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利润总额影响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企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较高,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中西部地区工业劳动力对工业经济三项指标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对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量和质的提高均有促进作用。整体来看,现阶段工业资本和工业劳动力对工业经济的发展仍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企业科技含量不足,制约了资本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应根据地区发展特征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口规模对东部地区利润总额影响显著为正,对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影响显著为正,对西部地区三个指标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口红利对当前工业经济发展仍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自西向东递减。用地规模对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和中部地区应缴增值税影响显著为正,其余情况影响不显著。科技投入对东部地区三个指标影响均显著为正,对中部地区利润总额影响显著为正,对西部地区影响均不显著,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竞争激烈,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科技含量,以技術进步带动企业生产效率的增长,这也反映出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较低,科技投入对生产效率的拉动作用不足。工业化水平对三大区域工业经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全国层面结果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空间相关性分析,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全国286个地级市2007—2018年面板数据,分析了转型期工业用地和其他要素投入对工业经济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工业经济要素投入和产出指标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是合理且必要的。

(2)全国层面,工业用地增长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土地发动工业经济的效力在减退,现阶段“以地谋发展”模式难以拉动工业经济增长。引资竞争导致的“低门槛”工业用地出让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工业经济产生负作用,这一结论证明了近年来降低工业用地供应比重的策略是正确的。工业资本对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利润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显著,企业科技水平不高是制约当前资本利用率和工业利润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工业劳动力对工业总产值、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还会带来邻近地区应缴增值税和利润总额的增长。

(3)区域层面,三大区域工业用地增加均不能拉动工业经济增长,工业用地对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有显著的负效应,对东部地区利润总额有显著的负效应。工业资本和工业劳动力对三大区域工业总产值和应缴增值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资本对中部地区利润总额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企业科技含量不高的制约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加明显。工业劳动力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利润总额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体现出劳动力对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质的提升作用弱化。

根据以上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1)继续降低工业用地供应比例,鼓励节地挖潜。多年的工业用地宽供应和低成本供应保障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但也造成了工业用地的低效利用。当前增加工业用地已不能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应当盘活存量工业用地,重视要素协同发展和内涵式发展。西部地区存在引资效果不佳、土地投机、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应限制西部地区工业园区大规模扩张,对西部地区工业园区建设进行科学评估,整改甚至关闭一些效益低下的工业园区。